时间：2022-10-31 15:19:13
导语：在时事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能够将学生的知识面拓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所谓的时事热点问题是当前社会上最近发生的，能够引起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中结合相应的时事政治问题，能够使得学生对知识有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能够使得学生自身的知识面得到进一步的拓宽，使得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以及主动性得到有效地激发和提升，继而能够营造良好的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与学习氛围。
(二)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对学生的分析能力加以培养
对于初中思想品德教学，对当前社会上的时事政治热点问题进行分析，能够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教师应当将学生的思维积极调动起来，通过对时事政治信息的搜集以及分析等多过程，使得学生对整个时事政治背景以及过程有更为深入的了解，继而使得学生自身的综合分析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三)能够有效培养学生自身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世界观
教师将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和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结合，通过对这样一些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在掌握相关的思想品德教学目标的同时，还应当对学生进行及时的引导，使得学生能够逐步培养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
二、将初中思想品德教育与时事政治进行有机结合的策略
总得来说，时事政治热点问题是学生进行思想品德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重要组成部分，应当通过对时事政治热点的分析以及结合，使得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效果以及目的得到有效的实现，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应当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要专门设置时事热点教学专题
由于当前我国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所涉及的时事热点内容比较少，还不够完善，因此应当在以后的初中思想品德教学的过程中，专门设置相关的时事热点问题，进行专题性的教学，通过这样的专门性的学习能够使得学生对当前的时事热点问题的分析方式以及思考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培养，使得学生对问题综合分析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以后的学习以及生活的过程中能够对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和解读。另外，对于学校而言，还应当积极成立专门性的时事热点问题的小组进行研究，要由专门的教师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选取以及做出具体的教学安排，因为这样的一种研究工作是当前时事热点问题教学得以实现的一大前提。
(二)依据教材的要求以及学生自身兴趣选取时事热点问题
如果要让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与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地结合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就应当在实施热点问题的选择上应当要注意合理和科学，应当依据当前我国初中思想品德教学教材的内容要求，以及我国初中学生自身的学习状况尤其是学习兴趣进行选择，比如说在苏教版七年级下册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如何更好地意识到追星现象的时候，教师应当选择当前社会上某些明星现象，哪些明星在做一些慈善的公益事业，哪些明星召开演唱会，有些歌迷竟然为了买一张票去卖肾等，通过这样鲜活的话题，能够将学生的兴趣调动起来，能够依据当前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内容，有效教育学生的思想，对学生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使得学生能够培养起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
(三)要进一步增强学生自身的自主能动性以及参与性
教师在将思想品德教学和时事政治问题进行有效结合的时候，应当注意将学生自身的积极主动性以及参与性加以提升，要将学生和教师之间的互动性调动起来，积极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将学生自身的思考能力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进行充分的发挥，要对当前社会上时事政治问题进行及时的分析以及解读，比如说在苏教版七年级上册的思想品德教学中，关于集体的团结以及合作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在对时事政治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应当注意选择全国人民团结一心的例子，比如说一起抗击地震或者是非典等典型的案例或者是话题，教师应当在教学的过程中将学生自身的参与性积极调动起来，教师可以积极引导学生对资料进行收集，并制作成幻灯片，并表达自己的看法，教师还应当和学生之间加强互动和交流，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使得学生自身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得学生对合作以及团结的概念有更好的理解和掌握，另外还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自身的荣誉感以及自身的爱国主义情操。
(四)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对教学的效果做进一步强化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课堂教学改革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有效改善，教师在结合时事热点问题进行思想品德教学的时候，可以将互联网以及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技术加入到课堂教学中来，使得教学内容得到进一步的丰富，使得教学手段更加具有多元化，比如说在八年级下册的思想品德教育中，关于科教兴国以及人才强国知识传授的时候，应当结合我国神九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的例子，教师通过现代化的媒体对我国的航天事业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展示，使得学生能够对我国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历程有更好的了解，能够真正认识到科教兴国以及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继而鼓励学生要奋发图强。
(五)引导学生进行日常生活的积累
对于初中思想品德的教学来说，与日常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教师应当对学生自身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在日常的生活中要对时事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以及累积，继而对自身的学习效果进行有效的巩固，对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进行培养，其实这样的一种方式与思想品德教学中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教学内容也是一致的。
三、结束语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
辩护并不需要争论。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任何问题的争论，往往缘于争论双方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当双方真正意识到这一前提性的差异时，争论也就自行消失了——要么达成妥协，要么各持已见罢了，哪里有争论的“焦点”呢?这里的问题也很清楚，杨、王有杨、王的“诗史”，我们有我们的“诗史”——我们这些以“诗史”称誉杜甫的大多数人，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清晰地阐明我们的“诗史”含义，并因此显示其如此使用的合法性所在。
于是，从语义分析的角度人手为“诗史”辩，就是很自然的了。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著名观点——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则我们可以问：当人们用“诗史”一词称誉杜甫的《石壕吏》、《潼关吏》、《悲陈陶》、《哀江头》……等等时，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应该说，它是一种行为，一种赞叹行为。仔细体会，这种赞叹行为实际上可改写成两个可能的句子(“诗史”虽然是一个词，但在使用中，其实是省略的句子，因为只有句子才能表达人们行为中的意图)。
句，“真是好诗!这是用诗写成的史啊!”B句，“真是好诗!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两句共有“真是好诗”语，这是无疑的，因为“诗史”是褒意，总含着对杜甫诗作的肯定。同时，我们也可看出，称“好”的理由，主要来源于后半句的“史”字，因“史”誉诗，因而以“史”誉诗——诗史。这并非否认杜甫诗艺的高明，如公认的沉郁顿挫的风格，律对精切的造诣，众体兼备的优势等等，但在“诗史”一词中，其实也是对杜甫部分诗作的赞誉中，人们最为看重的，的确是一个“史”字。因此，理解“史”义，是理解“诗史”之义的关键。本文基本上就是围绕“史”字，分析“诗史”之义。两句后半部分的不同，表明的是“诗史”一词可能具有的不同意味。我们比较这不同意味。先看A句部分，“这是用诗写成的史”，此处“史”字，着眼于“文字记载”，但既是“用诗写成的史”，就不等于“一般史书”，即使我们将A句省略为“真是好诗!这是史啊!”，凭直觉也可断定，该处“史”字，绝非“一般史书”，因为无论多么推尊“诗史”二字的人，也不会真的以为杜诗可以并列于二十四史序列。再看B句部分，“这是对史的反映(或表现)啊!”这里“史”字，显然不属“文字记载”，它指向的是“历史本身”——可定义其为“曾经发生的一切(事)”。对此“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更不必然是“一般史书”，完全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在这里，就是诗的方式。如此就很清楚，A、B句的划分，并不是任意的，它们正分别对应于通常对“史”字的两种直觉理解：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由此显示出“诗史”一词所具有的不同意味，但并不是说，此两种意味是各自独立的。毕竟，它们统一于“诗史”这单一的称号中，这是其一。其二，两者本身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历史本身”落实为“文字记载”，“文字记载”溯源到“历史本身”。这样的分析，目的仅在于显示，即使把“史”字单纯理解为“文字记载”，“诗史”之“史”也不等于就是“一般史书”，“诗史”之誉也并非在宣扬以诗代史(或以史代诗)；更进一步，我们并不应该单纯从“文字记载”方面理解“史”字，“历史本身”才是第一位的，对其的“文字记载”已属第二义。当我们以“诗史”称誉杜甫，亦即赞叹其“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时”，有何不可呢?又有什么理由能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呢?
也许有人立即要说，杨、王之论并不是要限制诗歌的表现范围，他们不满的是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不符合“含蓄蕴藉”的艺术标准。这的确是他们的明显意图，而且我们一开始就说了，这属各人的审美爱好，不值得争论。杜甫的诗艺，即使限制在最能代表其“诗史”名号的那一类诗作中，其固有的沉雄博丽，造语精切等也为世人所公认，“直陈”也不必然“无味”(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语)。因此，本文不为杜甫的诗艺辩护，不为审美兴趣争论，只为“诗史”二字正名。杨、王固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由此进一步贬斥“诗史”之誉，就有点限制诗歌表现范围的嫌疑了，这是我们不妨指出的。
嫌疑还只是嫌疑，杨、王之论的明显误区在于单纯地认“史”为“文字记载”，进而为“一般史书”。举前引杨慎语“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为例可知，他们的“史”，就是《尚书》、《春秋》那样的“一般史书”。这是一种直觉，是他们看到“诗史”二字时的直觉。杨、王由此出发，认定“诗史”的名号，抹煞了诗、史两种文类的界线，是宋人乃至世人糊涂、鄙陋的表现。
当然，诗如果写成“一般史书”，或宣扬诗与“一般史书”没有区别，那肯定是诗的不幸，他们的不满有道理。但问题是，如上分析，“诗史”之誉，并不包含这样的意味。因此可以说，杨、王之指责“诗史”，有点无的放矢。
不过，我们还应该设身处地地代杨、王立言。他们可能会反驳：即使考虑到“史”字有两个范畴义——“文字记载”和“历史本身”，仍可以从此两方面追问，为什么“诗史”之“史”不是“一般史书”以及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也必须给予明确的答复理由，否则就是满足于我们自己的直觉。先探讨第一个问题。它是在追究“诗史”之“史”的特定意味。关于这个“特定”，首先有一个诱人的界定思路：“这是用诗写成的”，或“以诗的方式反映或表现”。但我们不打算采纳这条追“诗”的道路。
理由有四：一，对于“诗史”名号而言，这是一个明显事实，我们不再饶舌。二，同时，此思路也隐含着陷阱。循此思路，极易堕入对诗的本质、定义的争论，这早已是无休止的老生常谈。这又导致理由三，如此“争论”往往又演变为对兴趣、爱好、品味的注解，这是本文力图避免的。实际上，杨、王当然知道“诗史”之“史”包含有这种“特定”，但出于对“含蓄蕴藉”的偏爱，恰恰认为如此写“诗”，“诗”就不是诗了，这“特定”。循此思路，最终就是对杨、王的审美爱好纠偏，而这是王土贞、朱庭珍早已做过的工作。还有最重要的理由四，“诗史”之誉中，“史”字为意味的重心。
所以，我们不以“诗”字修饰，去界定“诗史”之“史”的“特定”，那样的话，是在讨论“诗”，而不是“诗史”。我们仍然追问“史”字自身：这个“文字记载”的“史”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本身”落实而来的?这需要我们回到“诗史”一词诞生的历史事实，亦即它的最初的历史使用中去寻找。
并非是宋人“撰出诗史二字”，这是当今学界常识。晚唐孟柴《本事诗》“高逸”中记载：“杜逢安史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此处“当时”云云，似乎说杜在天宝末年即以“诗史”成名，这是不确的，因为这不符合关于杜甫生平的一些基本事实(如杜甫《南征》就自云“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而且也无任何其他文献佐证，故只可存疑。唯一可确证的，至迟在晚唐时杜甫开始享有“诗史”称号，《本事诗》本身即证明这点。
对此事实，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杜甫而不是白居易享有此名?至少乍一看，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杜甫以“三吏三别”、《哀江头》、《兵车行》……等诗赢得“诗史”之誉，白居易也最为看重这些诗，并且认为杜甫写得还不够多：“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显然是对杜甫“即事名篇”之作的发扬光大，数量上并不输于杜甫。那么，质量上呢?拿白居易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同杜甫的《兵车行》，《石壕吏》等诗相比，如果我们掩上作者的姓名，悬置杜甫的“伟大”，不考虑时代背景等等，纯粹进行一种文本的比较，恐怕面对这些同样令人耳熟能详之作，区分质量高下是很困难的。像现代——比如说在一些常见的文学史教材中，比较出杜甫的“现实主义艺术手法”比白居易的更高明，往往是事先认定杜甫伟大的追认说明，并非真正文本上的诗艺高低。因为，根本就没有绝对好的“手法”，再好的“手法”也不能保证写出哪怕是像样之作。我们当然知道，杜甫的“伟大”地位是在北宋中期才真正奠定，现在我们谈得是晚唐的杜甫，把“伟大”暂时悬置是有理由的。
也就是说，单纯从文本上看，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是有可能取代杜甫“即事名篇”之作而易当时的名气，有迹象显示在老杜之上。尽管从中唐开始，杜甫已获得很高名声，如韩愈《调张籍》曾宣称的：“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从中唐至晚唐乃至北宋初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可以说杜甫又渐渐被人淡忘了，因为在此期间的文献材料上很难找到杜甫的名字。对于白居易，则至少可举三点以说明其名声很大。其一是元白诗派的形成，这当然意味着白居易受到了其他诗人的追捧。其二，白诗的广泛流行，不局限于文人圈子。《与元九书》中白氏就自云：“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师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其三，直至北宋初年，学白仍是诗坛一大流派。
从中唐到晚唐，白居易的名声很大，并且“以韵语纪时事”之作并不输于(至少不明显输于)杜甫，但偏偏是杜甫最终享有“诗史”称号，最简单也是最合理的解释：杜甫生在“安史之乱”的时代。
这是富有意味的，我们太习惯于“时代造就杜甫”之类的说法而往往放过这个意味：安史之乱是史，白居易身处的“和平时代”不是史——不是“诗史”所指的“史”。白居易无论怎样“纪时事”——假设比他现在的作品更加贴切、细腻、深刻、动人……，恐怕都难以获得“诗史”的称号。
“诗史”所指的是什么“史”?这个问题就变得迫切了，因为这也意味着，我们上文指出的“历史本身”，只是笼统的说法，需要更加细致地确定其意义。是否可以说，“诗史”之“史”乃指“重大事件”?固然可以这么说，但“重大”含义有点模糊。安史之乱当然是“重大事件”，但白居易时代的丞相被刺算不算“重大事件”?唐末的朱温代唐算不算“重大事件”?恐怕很难说“不”，但似乎又非安史之乱那样“重大”，不足以成为“诗史”所要求的“重大事件”。
那么重大的标准如何确立?
仔细观察安史之乱的特征，由此可给“重大事件”下一个这样的定义：急剧地改变几乎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的事件。以此衡量“刺杀丞相”与“朱温代唐”这两件事，就可以把它们(以及类似它们的历史事件)排除在“重大”范围以外了。因为前者与天下百姓并无直接联系，尤其在一个地域广大的传统的农业社会，恐怕大部分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而这件事也不会对他们产生值得重视的影响。后者属改朝换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影响了天下人的生存，但这个转变是晚唐以来社会长期动荡酿成的结果，对“小民”而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性质，并非急剧地改变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样，“诗史”之“史”的特定含义就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了，而且可以说，将其定义为能“急剧地变几乎所有人生存状态的重大事件”并非我们的主观任意，相反，它是在反思“诗史”这一名号诞生的初期，在它的历史使用中，通过杜甫、自居易同类诗歌不同命运的比较而自行显现出来的，是客观的。
这一定义也非“深刻”之见，它很表面，人人都知道的安史之乱本身就直接显示着这个特征。但是熟知并不等于真知，杨慎、王夫之贬低“诗史”称号，除了硬性认定“诗史”之“史”为“一般史书”外，也不自觉地将其当作笼统的历史。再举前引杨慎讥讽杜甫“直陈时事，类于讪讦”句为例，且不论“直陈”如何理解，对杜甫诗艺的评介是否公允，单就“时事”而言，就暴露出杨慎无意识的对“史”的一种笼统认定。事实上，“诗史”这一名誉称号并不接纳“直陈时事”——自居易就是例子，它需要的是特定时事。正是“特定”的存在，使得以“诗史”誉杜甫和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贬斥成了两不相干的事。杨、王严格辨析诗、史两个文类的界线，鼓吹诗的独立价值，自有其意义，但这不妨碍人们赞扬杜甫以诗歌的形式去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正是“特定”的客观性的存在，使得人们即使对其没有理性上的自觉，也直觉到其褒义性，决非王夫之断言的“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赏”。“客观的特定”最终使得杨、王从“一般史书”、“笼统历史”的“史”之理解出发的攻击，变得无效了。
至此，我们通过回答第一个问题，一方面为“诗史”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另一方面也做好了准备，可以直接回答第二个问题了。“为什么对历史本身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此问题现在即可代换成“为什么对重大事件的反映或表现就是好诗”?对此的回答也是从正面为“诗史”名号的以史誉诗提供合法性理由。
“好诗”之“好”当然离不开杜甫诗艺的高超，但正如我们前文已指出的，“诗史”的称誉中，“好”很程度上来源于“史”。我们撇开人所共知的杜甫诗艺，只关注这个“史”。
初看之下，这似乎不可能，单独的“史”或“重事件”怎会产生诗之“好”?“一般史书”照样记载、从而“反映或表现重大事件”，可它们连“诗”都不是，更别说是“好诗”。
可是，我们都知道，最好的史书——《史记》，无可争议地置身于中国古代最好的文学作品行列，更享有众所周知的鲁迅美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在这里是以诗誉史，诗也可以构成史之“好”。
这提醒我们，在某种最高的程度上，而不是从一般的文类着眼，诗、史是相通的。正是这种“相通”，使得诗、史通过互喻而互誉，指示着那种最高程度。这就是以史誉诗、以诗誉诗的合法性所在。
哪种最高程度?我认为可借用海德格尔的“存在”一词说明。
语文复习要兼顾知识、能力、方法三个层面。字音、字形以及文学常识、名句等的掌握属于知识层面，是较松散的、零碎的，它是形成能力的基础；能力的训练，正是高考的终极指向，因此它应成为我们语文复习的最大目标；而方法属于一种技能，技能不等同于能力，但它如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它帮助我们获取知识，获得能力。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为什么学不好语文，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怎样才能复习好语文。下面笔者就一轮复习备考谈几点看法：
一、见缝插针，识记基本知识
字音和字形较琐碎些，所以应给学生印发一些归纳起来的知识，以便学生方便记忆，并让学生把一些易错的再整理在自己的纠错本上，看起来就更容易了。默写背诵的复习尤为重要，笔者让学生利用早读等小块时间进行背诵，在课前三分钟考查默写，再每月组织学生进行一次背诵与默写的较量，尤其是每到第三个环节，学生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异常兴奋，于是，名句默写这个专题也就在潜移默化中被消化掉了。成语历来是记得快，忘得也快，笔者在高二的时候就让学生坚持在做作业时积累三五个成语，日积月累，慢慢地也就为高三的一轮复习打下了基础。
二、抓好课本材料，用活课外材料
曾经有其他学科老师开玩笑地说：“你们教的考试又不考！”这些话语刺激着笔者不断思考如何用好课文中的这些例子。
课文就是最好的例子，教给我们阅读方法、思维方法和情感思想，这些都不容忽视；课文也是作文材料的宝库，是我们随手可拈的写作素材。善用课本：1.可以用课文的名人轶事作为佐证，这些名人或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或正道直行，保持高洁人格；或胸怀大志，执著追求理想；或历经坎坷，饱尝人间艰辛。凡与作者相关的事例，都是写作的好素材；2.选用课本事件做议论文的论据；3.灵活借用课本材料，并加以创造性引用，即从旧材料中提取新观点。如诸葛亮、苏武、杜甫、李清照等人的经历在课本中都能找到，只要善于编织，课本材料也会熠熠生辉，这一点从历年的高考满分作文中就可以得到证实。
根据教学需要，在使用教本的同时，笔者经常印发、介绍一些优秀文章作为补充教材，供学生阅读、体会、揣摩，增加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赏析能力，也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笔者还向学生推荐一些杂志，如《读者》、《青年文摘》、《思维与智慧》等，其中一些美文都对学生有启发。笔者自己也每天坚持利用课前三分钟给学生讲一则小故事，涉及道德、哲思、做人、时事等各个方面，让学生能充分地积累写作素材，不至于每到写作文就是做“无米之炊”，内容空洞。
三、专项复习，强化阅读能力
第一轮复习以专题为主，根据《考纲》的要求，可以分为基础知识和语言表达、文学常识和名句名篇、文言文阅读、古典诗词阅读、现代文阅读和作文等几个大的专题。这一阶段的重点是古典诗歌鉴赏、文言文阅读、现代文阅读中的文学作品阅读和作文。对文言文常用实词，老师要将重点实词给同学指出来，实词的复习要注意古今异义词语，不提倡一个一个地去背，要结合文段，一次重点解决几个，重点词义是古今异义词语常见的一两个义项。例如，“过”的“拜访、责备”义，“易”的“轻视、更改”义。虚词18个，要一个一个过关。加强现代文（文学作品）阅读：梳理“表达技巧”知识，结合文本理解文句意蕴，分析把握层次结构。诗歌鉴赏，则要做到知题型、析解法、精训练、答规范这四个步骤，有序进行。
四、学抓“两头” ，上好“两课”
学抓“两头”即分层教学、培优补差。到了高三，有少数学生“吃不饱”，有的学生又“吃不了”，必须分层教学，培优补差。笔者采取的措施是“优秀学生重在服务、教学瞄准中层学生、辅导着眼下层学生”。对于尖子生，额外给这些学生“开小灶”利用业余时间对其进行辅导加大做题的难度；对于差生要进行双重辅导，即心理辅导和文化课辅导，分析差的原因，从心里上打消他们的顾虑，使其树立自信心，在文化课辅导上，多一些耐心和爱心，逐步进行转差。复习中对“两课”要十分重视，把复习课的重点放在帮助学生整合知识、构造知识网络上。试卷评讲课则定位于拓宽加深、培养能力、查漏补缺。
五、研究学生心理，优化训练方法
选择一种方案，只要师生能够合理付出时间和精力，在相应条件下，这个方案就能保证教学、教育和学生发展三项任务的完成，获得可能取得的最大效果。高三复习也不能搞成“训练――讲知识点――再训练”的模式。所以笔者依然注重导语、板书和教法，如成语复习中，适当地模仿“开心辞典”的方式让学生进行词语转换练习；在徽标类转换时，让学生试着给我们学校设计一个标识；在扩展语段时模仿青歌大赛让考生即兴组织语言，使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挑战中提高。
例如，上作文的拟题专题时，笔者没有列举很多好的题目，而是从上一次学生的习作中找出不同的作文题目，一一写在黑板上，问学生认为哪些更好些？学生一下子就找出来了原因：因为这些命题或运用修辞，或化用歌词，或一语中的。那么，接下来的讲习就顺理成章了。
当然，一轮复习也绝不是仅仅局限在一本复习书上，笔者也组织学生看“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视频，也看一些有利于学习的电影，像《东京审判》、《鸿门宴》、《上学路上》等。
(一)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贸易流向的概念
贸易流向是指贸易的地区分布和结构，通常表示为某地区贸易量在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石油贸易流向就是某地区石油贸易量占石油贸易总量的份额，因我国是以石油进口为主的国家，研究石油贸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区石油进口量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比重。另外，贸易流向包括两个不可分的因素：贸易的方向以及贸易的规模，在讨论石油贸易流向问题时，必须兼顾量的差别。
2.石油贸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价较高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的贸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并有各自的特点。战略导向型，即国家根据自己长期发展战略的需要来选择贸易伙伴、地区及贸易量；经济导向型，即出于经济考虑，如考虑能源运输成本或本国产业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选择贸易方式；地缘导向型，即在扩大贸易伙伴时，更多考虑地理位置临近或者有着地理运输优势的国家作为潜在或现实的贸易伙伴。
(二)国际石油贸易整体环境
宏观环境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作为石油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石油贸易流向必须结合当前国际石油贸易的整体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全球经济的区域结构变化助推国际石油贸易；(2)石油金融市场对现货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3)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4)替代能源引发石油贸易格局演变。
(三)世界石油贸易流向未来趋势
当前，世界石油贸易流向在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多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整体看来，欧佩克的统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世界石油贸易逐渐向俄罗斯、非洲等非欧佩克国家偏移，正确分析世界石油贸易流向趋势可以避免无谓竞争，有利于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主要表现在：(1)欧佩克石油贸易份额将有所降低，但总份额及发展潜力仍很大；(2)俄罗斯是未来石油贸易流向的重点地区；(3)里海地区贸易量增长潜力与障碍并存；(4)拉美国家石油贸易前景广阔；(5)非洲是各国实现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的重点地区。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现状分析
(一)世界石油储量分布及发展趋势
1.现有储量分布
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除在陆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来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增长很快，现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储量已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资源大都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其分布规律为西半球多于东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亚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极不均衡，仅中东地区就占55.58％的可采储量，美洲、非洲、东欧及前苏联、亚太地区，分别占24.78％、8.72％、7.45％、2.53％。
2.能源发展趋势及未来油气生产预测
从未来世界经济、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角度，从能源发展的资源基础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出发，预测油气生产和其他能源的发展结构，可以比较科学地反映客观规律。石油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气则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将成为21世纪的主力能源。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状况分析
1.贸易来源。中国近年来虽努力分散原油进口来源，大力实施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战略，但进口来源单一的状况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体到国家来讲，2007年我国主要从沙特、俄罗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国进口原油，自每个国家进口的原油量，均超过了1000，合计为9069万吨，占当年原油进口总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别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贸易方式。当前，参与国际石油贸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即现货、期货、长期合约及获取份额油等，我国的石油贸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现货，期货很少参与，长约及份额油的获取都非常少：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石油贸易中，份额油只占进口石油的不足20%，现货采购达50%，长约油仅为50%（日本高达90%）；我国缺乏充足的储运设施，期货市场刚刚开设燃料油期货，原油期货仍未启动。国际油价的定价权在期货，我国虽然是国际石油市场的“战略买家”，但仍无定价权。
3.运输状况。相较而言，海运石油的成本较低，管道运输相对可靠，铁路运输虽然运量有限，但是陆地线路对于国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我国目前的石油进口方式，主要以海运为主，采用管道运输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亚，而来自俄罗斯的石油基本是通过铁路运输。
4.小结。综合以上分析，整体看来，我国非洲、南美地区的石油贸易份额逐渐增大，石油贸易流向进一步多元化，但进口来源仍较为集中，主要是中东和非洲，而与我国有着良好地缘关系的俄罗斯中亚地区的贸易份额则相对不足，甚至呈现缩减趋势。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石油贸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风险：(1)运输风险。(2)中东作为贸易主流向有一定风险。(3)与美国可能产生较大冲突。
三、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策略
1.石油贸易来源多元化。从地理位置上看，我国北依俄罗斯，西临中亚，与我国接壤的东南亚地区也有很丰富的油气资源，我国获得充足的油气供应，有很强的地缘保证。同时，随着我国进一步健全运输管线建设，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输送安全性也将大大提高，我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合作也将进一步加强。
2.石油贸易方式多元化。国际石油贸易主要有三种方式，即分成油、长期供货合同和现货期货贸易。为了提高我国石油贸易方式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为了保证中国对石油资源获得的稳定性，进口原油的贸易方式应以长期合同为主，应占60％以上。(2)国家间贸易多样化。(3)大力发展石油期货贸易，参与石油金融市场，规避石油进口和价格风险，争夺石油的定价权。我国可在借鉴国际石油贸易市场多层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多元性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国内实货交易市场，有步骤地推进期货市场的建设，形成现货、远期、期货为重点的多层次、开放性的市场体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构建“蜘蛛网”式战略运输线路。海运作为我国的主要石油运输方式，其运输能力和风险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满足国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结合我国的地缘特征和世界石油储量分布，我国要保障石油运输线路安全，应以石油管线为主，大力构建“蛛网式”战略线路，有效解决我国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分依赖和我国周边陆路运输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具体讲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获得印度洋的入海口；(2)构建俄罗斯、中南亚陆地运输体系。
(二)我国石油贸易流向优化保障措施
1.提高国内供给能力，适当控制国内需求和适度进口。提高国内石油供给能力是未来解决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议我国优先加强国内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备储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给率；鼓励中国海上合资原油销往国内。在控制国内需求方面，应适当控制一次能源消费中石油比例增长的速度，大力发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税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费。适度进口应是实现油气资源进口尽可能地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充分利用当前经济危机，提高石油贸易主动性。经济危机下，很多国家需要资金救市，我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找到了有效的投资渠道。一是可以对政治友好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为石油贸易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二是可以用外汇与油气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油气资产交换，比如我近期实现的中俄“贷款换石油”交易，为保证本国能够拥有长期稳定的油源供应奠定了基础，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国际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3.和谐发展国际关系，保障石油供应稳定性。发达国家与我国的石油竞争，最终要通过石油输出国来实现。我国应该继续发挥能源外交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将石油合作纳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积极参与地区性、国际性的各种对话和交流，特别是与国际能源机构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交流，深化原油资源合作，提高对资源的获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规体制，推进石油产业市场化。欧美等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立法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企业商业化运作等途径，形成了普遍认同的石油管理体制，实现了规范的能源产业市场化运作，也为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在市场化建设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取消上下游领域和南北海陆地域的限制，形成统一开放、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石油企业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结论
我国的石油贸易流向关系到我国能源安全，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过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石油进口来源地，也应包括石油贸易方式和运输方式，石油贸易流向的优化也必须从这几方面展开。(2)石油贸易流向的研究必须紧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观念。(3)“石油衍生品”市场地位空前提高。(4)我国石油贸易流向多元化应是贸易来源、贸易方式及运输路径的系统多元化，相关策略制定应该充分结合地缘特征，构建以俄罗斯—里海及东南亚地区为主的贸易多元化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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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论文.
[3]熊韶辉.论中国实现石油安全的贸易战略和策略[D].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文心雕龙;陶渊明;缺席
《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而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最高成就的陶渊明，其诗歌注重写意的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启示性，诗风自然浑融。然而，就在这样一部文艺巨著中却独独缺少了对陶渊明的评判，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人论证刘勰编著《文心雕龙》时并没有见过陶渊明的诗，但有考证陶渊明生于352或365年，卒于427年，而《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501至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这说明，在刘勰生活的时代是完全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作的，所以，只能从其他方面来论证刘勰不关注陶渊明的原因。
一、当时社会风尚并不重视陶诗
在当时的年代，陶诗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刘勰也没有看到陶诗的过人之处。因为对陶渊明的作品表示肯定的萧统编选的《文选》，成书于刘勰的《文心雕龙》之后，以及在刘勰稍后的钟嵘所著的《诗品》中有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也只是将其的诗作列为中品。在徐公持先生编著的《魏晋文学史》中提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历数‘晋世群才’及于‘宋初文咏’，包括‘张、潘、左、陆’，郭璞、张协，以及‘袁（宏）、孙（绰） 以下’，终不言陶;其《时序》篇亦详称‘王、袁’，‘颜、谢’，‘何、范、张、沈之徒’，而无视渊明，与沈约眼光，几同一辙。”这表明在南朝时期，重“文”的时代风气，使当时的人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陶渊明作品中自然浑成、融理于趣的美感，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二、刘勰着眼点主要集中于贵族范围
刘勰在《时序》篇中，对近世的一般文人只列举了“王袁”、“颜谢”、“何范张沈”等数家，且都把数人合为一句评语，极其简单。而且这几家均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刘勰在其后补充说明“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这句话的潜在含义是指，文中所列举的几位代表文人是闻名于世的，这是世人之所见，而非其个人的看法，故略举大较，而陶渊明在当时并没有闻于世，便没有列出了。
三、刘勰文中有其他诗人作为例证
对近世人物不作定论性评价似乎是古今一般学者的共同做法，因为一个作家被世人完全认识往往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纵观刘勰《文心雕龙》全篇，所论及的作家大体是宋以前的，而陶以后的作家仅寥寥数十位，且未作具体的评价，仅是一笔带过，这与其论述和评价陶之前的作家的态度是有明显不同的。本文论的主旨是论证“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所列举的必然是这一时代主流的文学发展现象所代表的文人，来论证文学和时代密切的关系，所以所列的都是代表其时代主要创作潮流的文人，而对于疏离于时代文风的陶渊明，也便没有列出来了。
四、刘勰与陶渊明为文原则不同
《文心雕龙》中的各个篇章，都离不开“为文之用心”这个宗旨：首先，“文之枢纽”阐明了为文的指导思想，即主张以儒家之道为根本，师法圣人之作文，以经书为体制，酌情汲取纬书的精华，变化于骚体来为文;接着，“论文叙笔”遵循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的原则，具体论述了三十余种文章如何为文的要求、原则和方法;然后，“剖情析采”又在“论文叙笔”的基础上阐明只有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才可能实现成功地作文。而且刘勰极为重视语言形式的“丽”，这是刘勰对于文学作品形式主要包括辞藻、对偶、声律、用典等方面总的美学要求。
而陶渊明的诗向来以平和冲淡为总的艺术特征，语言清雅脱俗、富有哲理。而虽然刘勰反对过分修饰和浮夸的文风，但在《情采篇》中却否定了近乎口语般的文字。他讲究“衔华佩实”，并在《熔裁篇》中论述注重词句斟酌的重要性，认为文章如果太平淡那便不叫文章了，因此，刘勰与陶渊明在为文原则方面是有差异的。
五、刘勰对于玄言诗的偏见影响了对于陶渊明的评价
“淡”是玄言诗人的审美理想，是玄言诗的主要风格特点，玄言诗人将理想贯彻在诗歌里，便形成了玄言诗简约清淡的美学境界。而生活在东晋中后期的陶渊明，将田园风光和个人情感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寄托心灵而又能揭示客观事物内在美的艺术境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纯自然的态度，决定了陶渊明自然平淡的诗学风格。而田园所具有的这个审美本质，决定了人必须与它平等交流而非凌驾其上的审美态度，要人须有与它相一致的本质力量，从而结合出陶诗的完美境界。陶渊明的诗与玄言诗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陶诗源于玄言诗，而又超越其上。
而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提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涂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所以，刘勰对玄言诗批评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的诗歌原则，他继承了先秦汉魏以来的诗言志的传统，是从“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出发来反映现实的，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玄言诗也是一种反映晋人心灵的现实诗作。因此，刘勰在作品中才没有列举出与玄言诗有渊源的陶渊明。
六、刘勰与陶渊明截然相反的政治观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大部分是对自然景物、田园生活的欣赏和赞美，也有一部分是讥讽时事，抒发不满，反映诗人质性自然、玄远放达的适性之作。而刘勰的政治观及处世态度完全是另一种类型。刘勰有着明显的儒家入世思想，强调“君子处世， 树德建言”，“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这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他写《文心雕龙》的动机不仅是要纠正当时的“讹滥”文风，但也不无把它当作走上仕途的敲门砖的意图，书成之后他以此拜谒权贵沈约就是明证。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作出的规定性，就是“雅”。刘勰深受儒家传统影响，这一传统在文学上的突出特点就是政治功利性， 它要求文学必须为统治阶级服务，这已经成为儒家长期以来文学批评的首要标准，刘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正是运用了这一标准。这种把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政治功用统一起来的要求，实际是刘勰积极出世思想在文学方面的反映。从《文心雕龙》全书来看，尽管刘勰并未要求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来写作，但至少对“达于政事”、有益时用的文学作品从内容上是极力褒扬的。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没有提及陶渊明的现象，从古至今都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考证，有从外部因素，有从内部因素进行论证，综观全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全面完整的看待这种现象。（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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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令钊， 丁宏武. 《文心雕龙・明诗》篇对陶渊明五言诗的偏见[J].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0， 10（5）： 106-109
1．理想目标弱化。理想是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是个体所向往的或所要模仿的事物或人的主观形象。不同的理想目标在教学工作中会产生不同的动力。当前，在我国的高等学校虽然有相对独立的环境，但并不是完全脱离于社会。社会上不少职业道德的严重失范现象，诸如干部队伍中的钱权交易、执法队伍中的贪赃枉法、新闻传媒的有偿新闻、医务工作者收受红包等，对高校教师队伍的冲击甚大。在许多高校教师的心目中，“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弘扬“蜡烛精神”、做“春蚕”、当“人梯”，已不再是响亮的职业口号，也很难化为工作的动力。在个别老师看来，自己能够干好本职工作，又不违法乱纪，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那份工资就不错了，什么崇高理想、无私奉献、“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等等都过时了。一些高校教师的自我设计很简单：搞好专业，保住饭碗。因而，他们只重视业务学习，轻视思想道德修养，认为自己业务学习和能力的培养是大礼，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是小节，大礼不可不讲，小节则可以不拘。长此以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自然发生偏移。不少人以有高额存款、私家车、宽大的住宅、高额的“出场费”为荣，信奉“理想理想，有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给多少钱讲多少话，做多少事，“按酬付劳”，甚至在对学生进行考评的过程中，也错误地运用等价交换原则，大搞“钱分交易”，使“礼物分”、“人情分”、“关系分”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状况都使人民教师的形象大打折扣。
2．育人意识淡化。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高素质的人才，大学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做事能力，更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但在当前的高校教师的教育实践中，部分教师片面地理解教师的职责，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教给学生专业技术知识，帮助他们掌握将来就业的一技之长；至于学生的道德素质的教育，是学校领导、政工干部和辅导员的事，与己无关。正因为有这样的观念，有的教师平时与学生接触交流很少，也不愿意花力气去研究和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缺点、错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能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还有的教师自由主义思想泛滥，讲课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动不动就发牢骚，讲怪话，有的还以宣泄自己消极颓废的思想为诚实坦然，靠奇谈怪论来彰显个性，用传播小道消息来吸引学生；更有个别教师衣着不整，举止粗俗，脏话连篇，有的甚至沉湎于社会上的一些“低俗之风”而不能自拔。凡此种种，完全有悖“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的古训，不仅损害了教师的群体形象，也毒化了高校的育人环境。
3．敬业精神欠缺。所谓敬业，是人们基于对一项工作、一种职业的热爱而产生的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和勤勉努力的行为倾向。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忠于职守”的优良传统，但这些被视为“国粹”的优良传统在当今高校校园内却受到了挑战。有的教师不热爱教师职业，没有职业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只是苦于“没有别的地方好去”，暂时滞留在教师岗位上，因而他们不思进取，“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工作上懒懒散散，出勤不出力，人到心不到，备课敷衍了事，上课照本宣科，对于自己的教学效果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也有一些教师到是看好这个职业，但也不过是把教师工作当作一只“稳定”的“旱涝保收”的金饭碗而已。他们爱吃这碗饭，但又不满足，因而热衷于第二职业，常常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教学胡乱应付，而主要精力则花在别的营生上。这种精力投入上的隐性流失现象在高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还有的教师则是不具备基本的职业素质，工作随意性强，自由散漫，上课迟到、早退，随意调课、停课，对学校的纪律置若罔闻等等，这些都严重的违背了高校师德建设的宗旨。
4．学术浮躁功利。自古以来，教师的职责就没有离开过“传道、授业和解惑”。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在“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思路和“科研先导”的口号影响下，今天的高等学府，已不再以传道、授业、解惑为荣，而是以学术成果的多少论英雄了。原因很简单，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在教师评价中权重太大，可以说真正决定教师的奖励、升职、待遇、地位的已不再是书教得怎么样，而是所谓的科研成果多不多了。正因如此，教师们对自己的本职——“教书育人”并不那么关注，而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了关注“有没有文章、”“发了几篇文章、”以及“发在了哪个刊物”上。然而，并不是每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都必须搞科研的，更不是每个教师搞搞科研每年都能发几篇文章的，但是，情势所逼，为了评职称是鸭子也得上架。于是乎，校园开始躁动，学术也更加功利了。有的教师缺乏严谨治学的态度，热衷于“短、平、快”，为达到一定的数量，形成“气候”，常常脱离实际，粗制滥造，甚至篡改、伪造数据；有的教师甚至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做出一些违反基本道德的事情，如抄袭剽窃、请人、署名不实等等。而且，即便千辛万苦炮制出大作，往往还要托人情，找门子，化钱买版面，真是苦不堪言，面子失尽。
二、师德失范的主要成因
1．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冲击，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某些领域片面追求物质利益、社会分配不公平以及多种经济成分和多元利益格局，使个人主义观念、拜金主义思想有所抬头等等，这一切都使得整个社会的道德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学校不是世外桃源，也会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导致金钱物欲的上升，理想情操的失落和道德水准的下降等师德滑坡现象。再加上目前各高校扩招，教师教学科研工作量的增加，教学科研经费的不足，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学术论著发表困难，缺少国内外进修机会，教师待遇改善缓慢等实际困难，也使得一部分教师的奉献和敬业精神大打折扣。
2．对师德建设重视不够。教学与科研是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中心工作，具备深厚的知识底蕴和丰富的教研技能，是高校教师的一致共识，至于师德修养如何却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正因如此，对高校教师而言，只要学历符合要求，教学过得硬，论文发得多，就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优秀的教师，甚至在教师比较“敏感”的问题如职称、中青年学科带头人等评审中，一般也只注重其科研、学历，很少把个人的政治素质、师德、师风方面的内容列入考核范畴。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教师重业务重科研、轻师德轻修养的倾向，这是其一。其二，长期以来，我国的师德教育工作经常被视为政治教育，师德的“德”字常被归结为教师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其主要内容是让教师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而不是对师德观念、师德情感、师德理想、师德态度、师德法纪、师德作风、师德技能、师德良心、师德行为等一系列的师德规范建设工作的培养。同时，在师德教育的方法上，大多数也是以开会和学习有关文件的形式来代替师德教育，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形式主义，这就使很多教师对师德教育难以产生好感，也不可能重视。正是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师德失范现象的滋生和蔓延。
3．教育评价制度不健全。当前，我国高校相对宽松的教学环境，有利于教师教学思路的拓展，但也给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评价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由于没有一个统一、全面的衡量教育教学效果的标准，在评价一个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具体操作中常常出现不规范、不科学、不公平的现象，甚至教学努力的人得不到奖励，投机取巧的人反而得到肯定。而且，由于教育教学没有量化标准，而科研容易量化，因此科研指标在各高校几乎成了唯一的标准。当然，除了科研指标好掌握之外，学校重视科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这一指标决定着学校的排名、声誉和地位，事关学校的前途命运(比如能否纳入重点院校建设、能否得到经费支持等等)，所以，科研指标现在是指挥高校运转的一支魔棒。为达到科研指标所规定的数值，各高校对科学研究给予名目繁多、“令人心动”的倾斜政策，如科研编制、项目经费、科研成果奖励以及在评职称、核定岗位时科研成果数量的“一锤定音”等等，在这种抓教学默默无闻，搞科研名利双收的情势下，还有谁愿意去精心备课，用心教学，辛勤育人呢?
4．教师收入状况未改善。一方面，大部分教师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希望以更好的姿态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工作负担重，强度大，收入低，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不少教师对职业产生倦怠心理。在国际上，我国教师工资收入指数只是同档次发展中国家的1／4。不到印度的1／2。尽管近10年来，这种局面有了较大改善，教师工资收入连年增长，然而教师收入偏低的现实仍未扭转。这种收入的低下的状况，不仅让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而且还导致大量高素质人才不愿从事教育工作。据北京商情咨询公司和北京工业大学的一项调查，四十五岁以下的教师想跳槽的比率高达41．％，而他们跳槽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偏低。由于做教师工资偏低，许多优秀人才宁可到企业上班，留在学校的也大多满腔热情地投身于第二、第三职业。
三、改变师德现状的对策思考
1．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高校教师使命感。同志在第三次全教会上指出“在当今世界上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三力)的竞争。无论就其中的哪一方面实力的增强来说，教育都具有基础性质的地位。”“我们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我们的全体教育工作者对增强包括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承担着庄严的职责”。高校是高级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是国家先进科技的发源地。高校教师在参与社会生产的实践中，通过大量的科技学术文化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每一个角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其思想素质修养的程度，职业道德水准的高低，对整个社会风气、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水准都有着明显或潜在的影响。同时，高校教师的教育对象是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的大学生。如果说以前高校教师认真执教，“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良心”已无可厚非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的责任更加重大，对师德素质的要求也更高。对当代大学教师来说，师德的要求也具有“先进性”：它要求教师不仅要向大学生展示人生的最高境界，还要做大学生高尚的人格榜样，不仅要把具体的道德规范践行同最崇高的人生追求相结合，还要引导大学生确立人生的最高理想和高尚的人格追求，达到塑造完美的人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说高校教师的师德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直接联系着整个社会。正因如此，我们说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必须提出更高的标准，这样才能满足其“既重塑自己，又塑造他人”的崇高职业要求。
2．制定规范，明确师德内容。要提高高校教师的师德水平，光有认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健全高校师德规范。自建国以来，我国师德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时事政治，涉及阶级斗争，往往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专业思想教育则强调教师应该树立献身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的思想，努力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道德品质教育强调教师要热爱学生，为人师表等。而总的说来前两者重于后者，特别是在特定时期，师德教育就是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有了改变，1997年颁布实施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就反映了这种转变，《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颁布实施，对于改善和提高中小学教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要提高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水平，也必须尽快颁布一个既具引导作用又有较强约束力的《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至于规范的内容，要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把《纲要》的普遍要求与高校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纲要》提出的“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要求，制定高校自己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必须突出高校特点，突出教师教书育人。通过制定、完善、落实师德规范，进一步规范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教育引导教师自觉履行《教师法》、《高教法》规定的职责和义务，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学识学风上，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3．完善机制，加强保障监督。高校师德建设是一项全局性的、长期性的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就必须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作保证。第一，要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激励机制是加强师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应对教书育人成绩突出者予以表彰和奖励，并在教师职务评聘晋升、出国进修和学术梯队选拔等方面优先考虑。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设立国家级、省级、校级奖项，对在教书育人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给予特殊津贴，以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第二，要建立和完善考核机制。要把师德建设作为教育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在考核的过程中应将考核指标量化，重点考核教师的职业道德状况、教学态度、育人效果，形成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考核结束后公开公布考核结果，奖优罚劣。对师德考核为优秀的教师应给予必要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师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应进行必要的批评教育，情节特别严重的或连续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应撤销其教师资格，调离教学岗位；第三，要建立和完善宣传机制。要大力弘扬师德先进典型，特别要注意挖掘带有普遍意义的好思想、好作风、好经验、好做法，并运用多种形式加以宣传推广。在宣传先进典型过程中，一定要避免人为地拔高，要实事求是地挖掘师德模范的真人、真事、真心、真情，使先进人物贴近教师、感染教师、引导教师，让师德标兵可亲可敬可学。
4．诚信治学，共创良好学风。学术研究本是为追求真理，容不得半点虚假，其最基本的科学态度是诚实。高校教师是传播先进文化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学术道德素质直接影响着学生乃至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所以高校教师特别需要培养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诚实可信的学术美德。古语说得好，“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在培养优良学术道德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把学术成果等同于金钱，要引导高校教师自觉担负起学术道德建设的责任和使命；第二，不片面强调科研成果的数量，防止“科学的”和“学术泡沫”状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创新的精神和作风；第三，制订学术规范，倡导“先进分子”的高尚人格；第四、“德治”和“法治”并举，提高高校教师的法律意识，严惩学术道德失范者。总之，要发扬同志在考察人民大学时所提出的“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努力做到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勃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
新闻评论为何要拒绝“娱乐化”
根据丁法章先生在2002年出版的《新闻评论教程》中给出的定义，新闻评论，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述评等的总称，属于论说文的范畴。①而新闻评论的主要特点就是：鲜明的政治性、强烈的新闻性、广泛的群众性和严格的科学性。②
关于娱乐化的问题，近几年来学者的表述并不统一，笔者以为，所谓新闻评论的娱乐化，是指对新闻进行评论的时候，忽视理性思辨，过于夸大新闻中软性的部分，过于讲求趣味性、刺激性，甚至通过文字游戏的方式来获得受众眼球。
虽然说，新闻评论不应该排斥多元化的表达，特别是轻松、自然、诙谐的表述方式更加容易为观众所接受。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新闻评论是以理性思考社会问题为生命的，对于新闻评论边缘性、变异性的探索或尝试，不能突破这一点。新闻评论从业者（主要是指作者与编辑）倘若利用市民文化批评能力较弱，利用当下浮躁的社会文化心态，以“贴近民众”为借口而哗众取宠，将娱乐化“化”得越来越离谱，置刚刚重新起步的新闻评论发展方向于不顾，则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之举。
新闻评论因何难以拒绝“娱乐化”
凡是写过或者做过评论的人，都会感慨做评论之“难”：既要最大程度发挥评论以思考、分析、批评等方式，通过思想“干预”社会的功能，又要考虑到转型时期复杂敏感的社会环境，还要琢磨受众是否乐于阅读，是否能够接受。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一些媒体无法做到每天都有新观点、新视角，为了避免可能引发的诸多麻烦，便主动地逃避监督批评，开始以趣味性、刺激性作为取向，并在撰写形式上强调“五花八门”，越来越多地开始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也就不是十分难以理解了。此为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由于转型社会必然存在的现实问题，不正常、不公平甚至令人愤恨的事情的确很多，于是，一些文章空以一腔道德义愤，夸张地放纵嘲讽。没有观察、没有思考、没有分析、没有追问，只有简单的言语霸道。这似乎很“解气”，也在短时间里能够与读者形成很好的情绪情感的共鸣，却因为没有思辨而弥漫着浮躁的情绪，造成了评论娱乐化取向的扭曲。比如，在今年争论较多的打破水、电等行业垄断的问题上，业内人士提出“行业内也有差异、要区别对待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问题”的说法，这原本没有错，但说这话的官员却被套上了个人道德有问题的大帽子，甚至有的评论文章对其做出了人格上的污辱，迎合了一些读者的不满情绪，但就实质而言，却是在毫无建设性的基础上，放大了社会对立情绪。
原因之三，新闻评论理论支撑的缺乏。坦率地讲，新闻评论的娱乐化倾向，作为一种相对性的理念和操作方式，是客观存在的，在某些时候，也有一定的探索空间，稍有尝试、谨慎探索未尝不可。但坚守的底线在哪里？“化”的最低限度在哪里？怎样的探索才不会背离评论的本质？在这些问题上，都缺乏业务理论研究的成果作为支撑。
原因之四，新闻评论的娱乐化有强烈的社会背景，因为当前我们整个社会都在泛起一股强劲的娱乐化倾向。反映到媒体上，文娱娱乐化、体育娱乐化、社会新闻娱乐化、国际新闻娱乐化，甚至时政新闻也有了这种倾向。这些表象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闻评论的操作思维。
新闻评论娱乐化倾向的社会对策
1、 首先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这股“娱乐化”潮流发展的终极方向
对于这个社会的娱乐化倾向，很多人的态度是悲观的，认为这股势头将“不可逆转”，笔者倒不这样认为。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民众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受众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总是以庸俗化、肤浅化来迎合受众，最终也会被受众所唾弃，这是必然的走向。
很多人以为，今天的读者不喜欢严肃的东西，看不进去理性的思考，这是严重的偏见。以《华商报》的“华商时评”栏目为例，自从开办以来，不少人曾提出疑问，“没有视觉冲击的大图片，“没有醒目的大标题，干巴巴的全是紧凑的文字，你们再不迎合读者情绪，经常跳出来‘骂一骂’，会有读者吗？”尽管没有固定的版位安排、没有固定的版面大小，版面忽大忽小，忽前忽后，但操作一段时间以后，报社的各项数据调查表明，阅读率、精度率都“出人意料”地高，读者的反馈、来电来稿来信也很多。这让很多人意外，却也表明读者并非都是爱看娱乐化的东西，随着思辨能力的提高，他们具有强烈的“消费观点”的需求。整天对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搞一些不痛不痒的小议论，读者是会厌倦、逆反的。这也是这股来势凶猛的“评论娱乐化”之风最终必将归于沉寂的群众基础――用葛优的台词来说，“要相信群众”。
2、必须从观念上无条件地坚持四大基本规律
近来的新闻评论有一些非常错误的倾向：对于没有明确的新闻作义正言辞的批评，当新闻明确了之后却又沉默不语；评论文章常常建构在“假想观点”的批驳之上，以某个网民某句及其特例的话为靶子；只要有人爱听，不讲逻辑起点、推理方式……这些都是损害新闻评论生命的行为。
新闻评论从本质上说是新闻传播的一种，所以必须无条件坚持新闻的传播规律：真实性、准确性、权威性、可信性。在泛滥的新闻娱乐化大潮中，无论哪一种类型的新闻方式，哪一种类型的娱乐化取向，最低限度都不能忽视这四大基本规律。
3、加强新闻评论理论的实务研究
对于新闻评论的理论问题，学院派研究过多地注重评论的结构、写作的方式等表象化的东西，常常缺乏对现实操作的个案研究。廓清必要的概念界限，为评论的整体操作设置好“沦落”的底线，这是新闻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
从一名新闻评论实际操作者的角度来看，笔者以为下面这些议题似乎需要做出明确的理论回答：新闻评论的娱乐化倾向有哪些分类？哪些是可以做的探讨、哪些是绝对的误区？最近兴起的电视读报对于报纸的评论文章有哪些引导与误导？电视评论与报纸评论无法做到的同质化有哪些？时事评论与杂文的相通之处与最大界限又在哪里？等等问题都有待理论界作出更加明确的应答。
4、传媒工作者需要做好自律
面对新闻娱乐化与评论娱乐化，在新闻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对其作出规范之前，作为新闻把关人的新闻从业者，需要先给自己的价值取向“把好关”，对自己这艘航船找好准确的方向。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以娱乐的笔法游走时，不能忘记道义的重担。
注释：
由学生到教师——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想想去年的这段日子,我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着,矛盾着,斗争着……
2002年的6月份,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由那有"寒装素裹"之称的北国来到了秀美的江南水乡;从那一刻起,我真正领略到了江南风光:"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碧如蓝,谁不忆江南?"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这风景,而是这里的人!!!他们的热情好客,他们的团结进取,他们的精明强干,他们的年轻有为……无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8月,我带着一颗赤诚的心踏上了工作岗位,来到了这美丽的万红小学,在这个全新的环境里,又一次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们身上那独有的特点!正是因为他们的热情,让我感受到了家的温馨;正是因为他们的团结,让我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正是因为他们的精明强干,年轻有为,让我有了一股向上的冲劲!
在这里,我的收获很大,我不但很快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而且还结识了新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接受了一个全新的教育!
在这个上下一心,团结向上,共同进取的集体里,学校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提高业务水平,迅速成长起来,制定了培养计划和实施方案,各教研组组织了"结对子"活动,以老带新,有经验的老师发挥传,帮,带的作用,积极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子.听过一节节的师傅示范课以及优秀教师的公开课后,我收益匪浅:他们的课让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合作",什么叫"个性",什么叫"创新"……是啊,作为教师,把课上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对我们青年教师而言,要想取得令人满意的教学效果,那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但正是因为有了师傅的带领,有了优秀教师的示范,才让我们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俗话说: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它们就象一对孪生兄弟,密不可分.的确,在这里,不但我的头脑充实了许多,而且我的心灵也得到了进一步净化:老师们的那种兢兢业业,勤于奉献的精神更为让我感动!我们都知道,教师不是伟人,不能象伟人一样成为偶像,受人景仰;教师不是英雄,不能象英雄一样树碑立传,流芳千古;我们更知道,教师不是明星,不能象明星一样妇孺皆知……相比之下,教师所做的一切,是那么普通,那么平凡,那么琐碎!但是他们又是怎样做的呢?每天晚上4:30是老师的下班时间,但是当那下班的零声敲响时,却无一人准时走出办公室,好象那就是正常的下课零声一样,老师们皆扶在案上,各自忙着自己的工作,批作业的批作业,辅导学生的辅导学生……有的老师甚至加班到9点,10点!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如此敬业呢?那就是教师对事业的这份执着的追求!是啊!青年就该有青年的干劲!正是因为我们年轻,所以我们要有所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一直相信初中的班主任对我的寄语:"勤奋,进取,不断地追求,总有成功的一天!"
【中图分类号】I29
七世纪下半叶印度作者檀丁所著的集诗身、庄严、诗病等为一体的《诗镜》在十二世纪下半叶时首先由萨迦班智达将其有选择性地翻译到了所著的《智者入门》中，他的著作中将《诗镜》中对所提到的诗德、风格和及个别的庄严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在书中重点介绍了味，为十三世纪进一步将《诗镜》完全翻译到藏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八思巴执政时期藏族文人逐步认识了《诗镜》的重要性。并在尼泊尔的班智达勒金噶热的协助下最初由藏族译者雄顿多吉坚参翻译，其后由邦洛追单巴对译本作了简单的注释，并取名为《邦旨》（即：“帮”为作者姓氏，“旨”在古梵文中指注释的意思。）之后在各教派中主要以《邦旨》为教材兴起一场学习印度《诗镜》的，且由各教派的知识分子以此为基础依照自己对《诗镜》的不同理解各自作了不同的注释。1526年由仁蚌巴阿旺吉扎著的《无畏狮孔》、1647年由五世达赖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曲》、1770年由康珠旦增曲吉尼玛著的《诗镜注妙音戏海》、1909年由米旁朗杰加措著的《诗镜注妙音戏说》等著名的《诗镜注》在文学史上相继问世。在近四百余年《诗镜注》的历史上产生了以萨班为代表的“庄严派”。他们认为《诗镜》里主要讲述的是诗的庄严而由此得名。另外是以仁蚌巴为代表的“诗理派”。他们认为《诗镜》主要讲述的是诗的相关理论而由此得名。此外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诗镜》里讲述的既有庄严也有诗学理论的，但主要有两大派的代表居多。和平解放之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界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文学”和“文学理论”、“写作”等概念被现代藏文学界的学者所接纳，并结合这些相关知识对《诗镜》作了新的注释。《诗镜》也有从前简单的“庄严派”和“诗学派”的理解上升到了“文学理论”和“写作”等不同层次上的理解。从十二世纪末至今近八百余年的藏族文学历史长河中《诗镜》以不同层次的理解一直被不同时代的学者、文人所重视和学习着。东噶洛桑赤来的《诗学明鉴》和次旦晓忡的《诗学通论》斯沧洛桑班单的《诗镜注》多识的《诗学要义通俗解说》桑达多吉的《诗学闻思智囊》等近一百多部对《诗镜》的不同解释。重点针对《诗镜》第一章进行阐述的由周毛吉的《诗学探析》和关却加的《诗学概论》洛追坚才的《诗学新光》贡嘎的《藏族文学理论注疏》等。
本文中本人对上述几个不同理解为依据主要以《诗镜》及整个古印度梵语诗学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内外专家对《诗镜》的研究成果为参考资料，研究《诗镜》在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地位。
本文中首先以七世纪《诗镜》先后的古代印度诗学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梵语文学的系统理论总结是从戏剧学开始的，婆落多的《舞论》是印度现存最早的戏剧学著作。《舞论》重视戏剧艺术实践的具体经验，这是优点，美中不足的是，它对具体经验的总结偏重于形式主义的繁琐分析和归类，带有比较浓厚的经验注意色彩。在梵语文学理论发展史上，《舞论》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味。后来的梵语文学批评家加以发展，运用与一切文学形式，使味论成为最重要和最有特色的梵语文学批评原则之一。同时，《舞论》中对梵语诗歌理论的初步总结，也为后来梵语诗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舞论》中，诗歌被视为戏剧的辅助因素，归在“语言表演”类中论述。脱离戏剧学而独立的第一部梵语诗学著作是七世纪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庄严指诗歌修辞。可分“音庄严”和“义庄严”两类，庄严论是一种探讨诗歌形式美中的修辞手法。这是一种很不很备的诗歌理论。但它作为最早出现的梵语诗歌理论，在自觉地探索诗歌艺术魅力方面起到了先驱作用。与婆摩诃同代的檀丁，在庄严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论。他的诗学著作《诗镜》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文学的分类、风格和诗德，第二章论述“义庄严”，第三章论述“音庄严”和诗病。九世纪和十世纪是梵语诗学发展的鼎盛期，产生了两位杰出的梵语诗学家欢增和新护。欢增著有《韵光》，新护著有《韵光注》和《舞论注》。他们两人的诗学以韵论和味论为核心。与庄严论相比，欢增和新护的韵论和味论显然触及诗歌审美因素的更深层次。它们代表了梵语诗学所取得的最高理论成就。直至十六世纪古代印度诗学家对诗的各种理论加以注释和补充，整个诗学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世主的《味海》的出现，标志着梵语诗学的终结。梵语诗学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形成了世界上别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体系，它有自己的一套批评概念或术语，如味、情、庄严、诗德、诗病、风格、韵等。就梵语诗学达到的最终成就而言，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可以说是以韵和味为核心，以庄严、风格、诗德为。它对文学本身的特殊规律作了全面细致的探讨。综归上述，我们可以得知檀丁的《诗镜》总结了七世纪前的诗学理论知识，论述了“诗德、风格”等重要的诗学理论概念，为七世纪以后的诗学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性的铺垫。
《诗镜》被介绍到藏族社会后，藏族上层社会的学者随之而学习运用，形成了作家诗中的又一流派。历代学者注释《诗镜》时所写的例诗，实际是新的诗歌创作，只是限于为原文定义服务，难免有些刻板效颦之嫌，且其内容多涉宗教。因此，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兼优者，为数不多。长篇巨著而出之以《诗镜》之指导这，则以五世达赖之《王臣史》和次仁旺杰的《青年达美》、《青颈鸟的故事》为最著名的代表。这种文体，注意修辞技巧的运用和词藻的雕篆，讲究形式，提倡“雅语”，鄙弃所谓的“粗俗俚语”，即群众语言，发展了唯美主义的文风，与民间创作的朴素自然，充满劳动生活气息者，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当然，作为理论性的著作，《诗镜》丰富了藏族的文艺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增添了文学艺术领域中新的学科，对藏族作家文学的一个方面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当然对于早在七世纪的一部理论性著作，我们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去看的话，还会有许多缺陷与不足，任何智者想创建完整的藏族文学理论体系，必须以《诗镜》作为基础加以论述，所以说，《诗镜》是藏族文学理论中的处于基础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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