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4: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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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信息在传达人们对其所称谓事物的理性认识外，往往还会因人们的主观性而表达出对该事物的评价及在情态、格调、形象方面等作出的补充描写。汉语量词的理据，在它具有描绘性和比喻性时，就给人以具体的形象感。这种形象感包含着人的主观意味。量词所负载的这种形象意味，也就是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
汉语量词的形象色彩具体有三种形式：
1、量词本身具有的形象色彩
这类量词一般是表示事物的物量词(包括个体量词和集体量词)，如：串、座、朵、缕、株、丛、片、颗、团……本身具有形象性，它们和中心词搭配在一起，能引起人的联想和想象，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例如：
(1)他迫使自己打了一串外交式的哈哈。(沙汀《沙汀选集》)
(2)金达莱一大片一大片的。鲜红娇艳。一朵花，一朵青春，每朵花都展开眉眼，用笑脸迎着春天。(杨朔《三千里江山》)
(3)听后，她的脸上闪过一缕木木的，淡淡的哀愁。(柯如《长夜星光》)
(4)不但是得慢走，还须极小心地慢走，骆驼怕滑：一汪儿水，一片儿泥，都可以教它们劈了腿，或折扭了膝。(老舍《骆驼祥子》)
(5)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1)中用“串”来写“打的哈哈”很有创意，既有声音又有视觉上的形象感。例(2)中的“一朵花”，“朵”是用来描写“花”的量词，既表量同时可供人想象，在“一朵青春”里，运用了拈连的修辞手法，把本来表示“花”的量词用来表示“青春”的量，使得抽象名词“青春”变得生动、形象，增加了诗韵。例(3)用“缕”同样把抽象的“哀愁”写得逼真、可见。例(4)用“汪”来写“水”。把到处都是水的情景写得很逼真。例(5)用了个量词“团”来写许多党员把那个问题没搞清楚的情况，具体形象。
2、借用来的量词具有的形象色彩
这一类量词主要是借用名词和动词。而且中心词和量词间属于超常搭配。例如：瓣、粒、方、泓、树、点、圆、角、堆、带、钩、星、条、根、柱、丝、道、圈等。
(6)看见岸上歪过来一株柳树，一瓣黄月朦胧。(贾平凹《浮躁》)
(7)忽在那万里波涛的汹涌处，溅起一粒浑圆湿润的清露似的月，滚向蓝丝绒般的天空，给你披上一身洁净清爽的光。(崔合美《海火》)
(8)难得如今好气候，才钓得一方和平，才钓得一泓宁静。(管用和《山行》)
(9)奈何闲人仍继续用一身感慨唱一树凋零，宛如一叶落下就升上一枝愁，为愁而忙……(许达然《也看萧瑟》)
这四个例子中的量词和中心词间都属于超常搭配。超常搭配指把原来修饰甲事物的词语用来修饰乙事物。这种“超脱寻常文字、寻常文法以至寻常逻辑形式，而使语辞呈现一种动人的魅力。”量词这种不寻常的搭配，能创造出浓郁的修辞色彩，给人以形象、鲜明的审美享受。例(6)把本来用在“花”上的量词“瓣”用来修饰“黄月”，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想象，使得月的形象更鲜明，而且创造出了深邃的意境。例(7)把本来用于表示颗粒状东西的“粒”用来修饰“清露似的月”，反衬了天海的浩瀚。例(6)(7)用量词“瓣、粒”修饰“月”，这种超常搭配营造了一种冷寂、幽静的意境。例(8)(9)是通过量词和名词的超常搭配，把抽象的“和平、宁静、愁苦”用具有形象感的量词构成数量短语：“一方”、“一泓”、“一枝”去修饰，使之变得具体化、形象化。人们似乎可以感到“一方的和平”、“一泓宁静”，可以体味“一枝的愁苦”。
汉语中量词和名词超常搭配形成的短语很多，例如：“一轮圆月”、“一道山”、“一叶小舟”、“一柱烟云”、“一带吊桥”、“一堆白雪”等。
3、量词重叠后具有的形象色彩
有些量词本身具有形象色彩，重叠后形象色彩更浓厚。如；滴滴、簇簇、点点、道道、片片、丝丝、重重、朵朵等。
(10)右边是幢幢米色的宅地，左边是一座高走的宫殿。(郭小川《塔什干诗抄》)
(11)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吴敬梓《儒林外史》)
(12)如果不是亲见，你真不敢相信这是在他们的房间里，地上、墙上、窗前甚至床边都是绿枝簇簇、鲜花朵朵。(何杰《亚纳斯节》)
(13)刚到四月时分，便下起丝丝的凉雨。(晓河《异国风情》)
例(10)中用“幢幢”把宅地一大片的情景描写得很形象。例(11)用“滴滴”把苞子上的清水写得极其逼真。例(12)用“簇簇”写“绿枝”、用“朵朵”写鲜花，主要突出绿枝、花朵的茂盛。例(13)用“丝丝”写凉雨，写出了雨的凉爽和给人的惬意。
二、量词的感彩
量词除了表示对客观事物计量外，还表达了人们对该事物的爱憎意味和褒贬评价。这种主观的意味就是量词的感彩。量词的感彩有的是静止的。有的感情是由人的主观性在具体语境中i临时产生出来的。
量词的感彩有两种形式：
1、在具体的语境中，量词产生的感彩
这一类主要指量词的感彩活用：即褒义贬用；贬义褒用；中性褒用；中性贬用。例如：
(14)我留上海就做一匹文盲，都比现在好得多。(郭沫若《骑士》)
(15)在证券交易所内，他也算得上一条好汉。(茅盾《赵先生想不通》)
(16)我们的总理不仅堪称是一位战略家，而且堪称是一位哲学家!
(彭子强《筑向太空的长城》)
(17)他就是那位大字不识一个的教书先生。(罗明《山村小屋》)
例(14)中的“匹”本来是用来表示“马”的量词。属于中性词，在这里用来写人，显然有贬义。例(15)中将“条”用于“好汉”，是褒义，虽然将人拟物化了，但它给“好汉”、“汉子”赋予了骠悍、勇猛的气质和特点。“条”本来也是个中性词，在这里是中性褒用。例(16)和例(17)中都有个量词“位”，但在例(16)中的两个“位”用于人，表示敬意，具有赞扬的褒义色彩。“教书先生”是指有知识、有教养的人，一般都用“位”表示量，表达人们对“教书先生”的敬意。但例(17)中的“教书先生”前加了个“大字不识”的修饰语，明显有了讽刺、嘲弄的含义，这里的“位”具有了贬义色彩。
“位”虽然在语境中可以改变色彩，但也并不是随便就能改变的。例如：“一个小偷”就不能说“一位小偷”；“一个酒鬼”就不能说成“一位酒鬼”。因为“小偷”、“酒鬼”这些词反映的对象是现实生活中不受欢迎的。可见，量词的感彩和其后的中心词的意义关系密切。一般情况下，量词的色彩意义要从属于后边中心语的词的词汇意义。如“一个小偷”。量词的感彩脱离不了社会。必须符合该社会的全体成员的习俗，即使它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以超常使用，但还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如“一位小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认为也不能接受。
2、有些量词重叠后就带上了感彩
表示微小量的量词，如：寸寸、颗颗粒粒、针针线线等。例如：
(18)他现在知道他的宝贝儿的确死了……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鲁迅《明天》)
(19)“你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你就看看碗里的饭，颗颗粒粒都是农民种出来的。‘汗滴禾下土’啊f”父亲声音哽咽了。(柯如《溪流长》)
例(18)中的“寸寸”明显带有喜欢、喜爱的感彩。例(19)中的“颗颗粒粒”有珍惜的感彩。
三、量词的语体色彩
“词的构词理据、寓意背景、所在语体等等因素不同，从而形成词特定的意趣和风格，这种意趣和风格，就是格调风格。”量词的格调是由于人们出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在不同的交际场合。通过选用不同格调的词语来表情达意形成的。量词的格调就是量词的语体色彩。
量词的语体色彩具体表现为两种：一是书面语色彩：二是口语色彩。
1、量词的书面语色彩
有些量词典雅、严肃，经常用在书面语中，具有书面语色彩。具体又可以分为4类：
A、具有文学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簇、抹、幢、缕、幅、掬、丝、泓、盏、钩、丛”等。
B、具有政论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任、所、具、等、步、部、宗、起、项、户、军”等。
C、具有古代文体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调羹、巡、钧、乘、樽、吊、贯、阕、仞、斛”等。
D、具有科技色彩的书面语量词。例如：“微米、千瓦、码、磅、加仑、人次、公里、公升”等。
2、量词的口语色彩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研究和探索，我们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课堂上，我们能看到对外汉语教师使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法来进行教学，他们在课堂上能够注重不同文化学生所带来的教学差异，他们的身后，是越来越丰富的对外汉语教材的诞生。我们还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走进我们HSK的考场，走进我们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但是，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到今天，由于过度产业化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一)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取得的成绩
1.更加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
语言教学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复杂程度远非走路能够相比拟的，因此，我国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追求了教学法的多样性。主要采取了听说法、视听法、认知法、功能法、暗示教学法、全身反应法和任务型教学法等方法教学。最近不少教学工作者，吸取对外汉语教学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博采众长，吸收了外语教学各个流派、方法的优点为我所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综合教学法”。这种对外汉语教学方法是十分成功的，它代替了以往的单一教学法，改革了原有的课堂单调乏味的讲解局面，取得了极大的教学效果。
2.更加注重文化差异及个体性
由于对外汉语教学受者广泛，有不同文化背景，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差异，针对如此情况，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形成了差异化教学的方法。如在备课差异性方面，对外汉语教师在备课时针对了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设计，在充分了解学生，准确把握学生的情况，包括了解学生的入门水平、学生的已有知识、学生的能力水平以及学生的特点(如学习目标、学习动机、文化背景、学习方法等方面的特点)的基础上，把着眼点放在全班大多数学生身上，统一要求，而且在强调统一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因材施教”，考虑了两端学生的情况，多准备了一些问题，多设计了一些活动，多布置了一些任务，让不同的学生都有收获，有进步，感到愉快。在科学的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指导下，这种在教学过程中很重视教学对象的文化差异及个体性的方法，使教学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下去。
3.汉语水平考试体系不断发展
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它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包括外国人、华侨和中国国内少数民族人员)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考查考生在各种语言交际环境中运用汉语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包括HSK(基础)、HSK(初中等)和HSK(高等)三个部分。目前HSK考试已达到较高的科学化水平，实现了命题、施测、阅卷评分和分数解释的标准化。实现了预测统计分析、试题等值、考试报名、评分和成绩报告等的计算机化。并在此基础上，将推出计算机化自适应性HSK考试，这种考试将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个性化，从而可以达到更高的可靠性(信度)和更高的有效性(效度)。由于随着汉语水平考试(HSK)作为为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测试等级得到全球的普遍认可，HSK考试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已得到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的高度重视，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已把它作为对外汉语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4.对外汉语教学教材更加丰富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对外汉语教材也越来越丰富，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已有近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外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近几年来，教材种类迅速增长，其中亦不乏有特色和有所创新的教材，少数还成为国内外广为使用的优秀教材。对外汉语教材的日渐丰富，教材内容的实用性、趣味性的增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学习者学习汉语的热情和兴趣。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提高，由于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材起着纽带的重要作用，没有好的教材，就好比是无米之炊，再好的教师也不能上出好的课来，因此教材也可以看作对外汉语教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前沿阵地和突破口，对外汉语教材的发展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一大重要表现。
(二)对外汉语教学存在的问题
1.对个体性重视还不够
虽然目前很多对外汉语教师在处理课堂教学时都注意到了学生的个体差异，但是对其个体性的重视程度还不够，从而对对外汉语教学带来不良影响。
2.HSK日渐突出的应试问题
随着参加HSK考试的人数逐年增加，HSK考试也越来越引起对外汉语教学相关人员的重视。有的城市还专门设立了HSK成绩攻关补习班，有些教学单位甚至还出现了“教学为HSK服务”的教学局面。这不免会给人一种应试教育的感觉。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多方面引起的，最深层次的原因是各个高校或者教学机构为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对外汉语教学本身，这样虽然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经济利益，但是从长远来看，必然使众多留学生丧失学习汉语的兴趣，受到损失的也必将是对外汉语教学这门学科。
3.由于过于产业化带来的课堂管理松散
随着汉语热的升温，对外汉语教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汉语桥”工程的确立、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的建立以及中国本土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都让我们看到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广阔发展前景。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着重盈利而轻理论总结和研究的问题，如部分学校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争取更多的外国留学生生源，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这样做只能使对外汉语教学越来越产业化，对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帮助甚微。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部分院校显然没有把重心放在真正学生的语言水平提升上，过度商业化的运营模式和短时间内大量灌输技巧方法的填鸭式教学方式都普遍存在于各种各类对外汉语教育中，这种畸形的汉语教学方法对于在世界范围内正处于上升期的汉语语言教学来说伤害尤其巨大。
4.教材需要更有针对性
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材已有近千种，基本上能够满足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特别是近几年来，教材种类迅速增长，其中不乏有特色和有所创新的教材，少数还成为国内外广为使用的优秀教材。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关于对外汉语的教材问题，在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界和海外的汉语教学中都存在十分严峻的情况，大家普遍感受到选不到各方面都比较合适的教材。当前市面上常见的对外汉语教材出版商主要是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从事一线对外汉语教学的高校出版社，几乎每年各出版社都有新的教材推出。市场上大部分的教材只是对一些经典教材进行低水平的重复，缺乏对教材思想和体例的改进。另外，一些教材缺乏综合性和弹性，不能满足短期教学和自学的需要。
5.教师水平需再提高
对外汉语教师的数量与质量在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需求高增长的现状使得教师队伍的扩大和提高成了这项工作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据有关国际统计机构提供的资料，目前在国外使用和学习汉语的人数已有1亿人以上，有约100个国家在各级各类的教学机构内教授中文课程。相对于国外汉语教学的快速发展和学习汉语人数的急剧增加，各国汉语教师严重匮乏，许多国家纷纷向我国提出了派遣汉语教师的强烈要求。尽管国内教育部门努力做了许多相关工作，但师资缺口仍然很大。而与此同时，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的缺乏仍然是影响对外汉语教育学事业健康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水平不一，个别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不顾自己的实力，一再扩大招生，使得对外汉语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对外汉语教学状况呈现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状况。
二、解决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问题的对策
(一)把语言考试(HSK)同日常教学结合
HSK虽然是检验汉语水平的考试，但它自身仍有一些不足，不能完全反映汉语水平。一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汉语水平考试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还远未达到完善的程度。难度较大的口语测试和高级汉语水平考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口语能力的测试基本上被排除在HSK考试之外。限于诸多原因，HSK考试测试并不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课程不能为了HSK考试而设立，而应该着眼于学生的汉语实际应用。这就要求那些与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人员应该正确把握HSK与对外汉语教学课程之间的关系，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为目标，合理安排课程设置，不能让教学成为应试的手段。同时，我们也不能轻视HSK考试，同样要借助考试检验我们的教学成果，HSK与教学之间应该相辅相成。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要考虑的是如何把对外汉语教学与HSK考试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与进步。我们可以从听力课、口语课、阅读课和综合课这四种课型的改善来看一下如何把对外汉语教学与HSK考试结合起来。
1.听力课
要改变听力教材与汉语课教材同步的唯一局面，促进听力教材的多样化，在听力课中增加内容，加大专题的训练量，例如当学生学完数字和年月日后，可以在听力上对其进行强化，加快他们的反应速度，还可以在教学中渗透关于地点、人物关系的词语，为他们以后的考试打下基础。对于学习汉语半年以上的留学生来说，可以在教学中增加新闻听力和惯用语听力，由易到难，为学生介绍新新闻体裁、新闻术语，同时可以在每节课上为学生介绍几个常用的惯用语，既不让学生感觉听力课就是单纯的听，枯燥乏味，又能同HSK考试联系起来。此外，还可以讲授一些考试时的基本要点和技巧。由于把听力课与HSK考试结合起来，又增加了生活的内容，学生对听力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热情高涨，这正是迎合他们的需要所取得的效果。
2.口语课
通常在系统学习半年的汉语后，留学生对口语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如起步阶段了，一方面他们认为自己的口语进步太慢，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要参加的HSK考试中没有口语考试，因此他们对口语课的重视程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适当调整口语课内容，在平时依据教材的条件下，适当穿插一些惯用语的讲解。在考试前几周可以围绕考试经常出现的新闻、通讯类或评论类短文进行话题式口语教学，还可以集中给学生讲一些在考试的听力和阅读的第一部分常出现的口语惯用语，这样，学生上课的积极性也就提高了。
3.阅读课
与综合课配套的阅读教材通常文章较长，对于仅学习半年汉语的留学生而言显得有些陈旧。我们应该使用一些新颖的阅读教材，涉及科学、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这样才更有利于学生水平的提高。而HSK考试规定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为：考试应能综合运用汉语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来理解汉语书面材料，能阅读各种题材(社会生活、人物传记、科普、史地、政治、经济等)和体裁(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等)的文字材料，考生应能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了解用以阐述主旨的事实和有关细节；既理解单句的意义，也理解上下句之间的逻辑；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判断、推理和引申；领会作者的观点和态度等等，这样，这类教材就能很好地同HSK考试的阅读接轨。
4.综合课
综合课的教学任务主要有语言知识教学、语言技能教学的训练、言语交际技能训练和文化因素教学。留学生系统学习半年汉语之后，已经由语音阶段过渡到语法阶段，这时他们有了参加HSK考试的要求，但他们的语法知识点还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综合课教师应该在考试的前两周系统复习学过的语法知识点，同时有选择地讲解一些没有学到的考试常见的语法点。在讲解过程中可以举一些HSK考试的例题，来加深学生的理解。
(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教师的指导是关键。虽然新教学理念要求体现主体教育，它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对外汉语教师要一改以前的统治对外汉语课堂的局面，创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但这并不等于要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的发挥。其实，教师适时、适度、恰到好处的指导，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是十分重要、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对外汉语课堂要想取得进展，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提高和加强：
1.提高素质，更新观念。
对外汉语教学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就需要全方位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教师不仅要了解、熟悉、掌握教学内容，明确课堂标准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而且要置身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前沿，密切关注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新动向，及时更新教学观念，不断给课堂教学内容注入新观点、新方法，这样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2.目标明确，全面具体。
明确、具体、全面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对外汉语课堂教学质量重中之中。在制订教学目标时，要将教学内容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目标，首先做到完成每课的小目标，然后完成好单元目标，从而达到最终完成总体目标。在教学中要做到教有目标，学有目标，从而在课堂上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
3.把握方法，新旧互补。
课堂教学方法的选择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关键，采用适当、合理、有效的对外汉语教学方法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学方法的选择不仅要服从多样性的原则，也要具有创新性，这样才能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方法的不断改进。
4.优化时间，加快节奏。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另一个关键是合理地安排课堂教学中单位时间的使用率，有效地处理好课堂教学节奏。这就要求对外汉语教师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教学环节，不必要的说明解释，争取以最少的教学时间和精力，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
5.结构严谨，环节紧凑。
保证教学结构的严谨性和教学环节的紧凑性是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教学结构严谨才能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教学环节的连接要符合教学规律，教学活动与活动之间的切换要恰当合理。在转换之间，教师的指令要清楚、明确。课堂教学过程要充满变化，教学环节层层紧扣，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引起他们不断的期待。如果教学中各个环节的处理缺少有效的方法，尤其是难点的处理缺少层次，就会直接影响课堂教学的效果。
6.巧设活动，落到实处。
巧设教学活动，精心设计每项任务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保障。教师既要考虑到教学活动的趣味性，又要考虑到教学效果。教学活动要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来制订，要遵循教学规律，本着从易到难，从简到繁，难易渐近，激发兴趣的原则，使设置的活动目标明确，形式多样，形成梯度，这样才能激发不同个体性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的吸引力。
(三)提高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逐渐完善，不论从教学的角度还是从学习的角度，都对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为数众多的教材不能满足需要的现实，尤其是缺乏适应时代需求的、符合外国学生学习规律的、全新的对外汉语教材的局面，我们更应当把汉语教材的编写和推广当作对外汉语教学在21世纪发展的一个最重要任务来对待。
1.准确把握教材编制特点。
新一代对外汉语教材必须建立在体现新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即基于网络和网络概念的对外汉语教材，这种总体创新的教材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由专家系统控制的网络智能环境；(2)基于网络信息资源数据库的筛选与编写方案；(3)适合教师引导课程(teacher-ledcourse)编写原则；(4)突出个体化教学的特点；(5)基于网络的训练方案。
2.加强教材编制突破创新。
要提高对外汉语教材实用性，关键是要不断突破与创新，一方面要更新观念，不断吸收汉语理论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另一方面，要遵循汉语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和规律，把握对外汉语教材发展的方向，不能随心所欲地“出新招”“出怪招”。可以从下面几项工作入手：(1)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与教材发展史的研究；(2)对现行教材进行科学的调查与评估；(3)针对构成教材的各种要素进行严密的科学试验，为教材编写提供可靠的数据；(4)更新观念，引进汉语理论研究、教学法理论研究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3.明确教材编制发展趋势。
为了使对外汉语教材发展之路走得更好更稳，我们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出发：(1)选择作者群体。国家在资金、政策投入的同时，也要制订统一的编写、出版计划，组织一批结构合理的编写队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实施，做好国内外市场的调研工作，积极开发国际市场。(2)选择教材内容。对外汉语教材的内容要新颖、科学、规范和实用。同时要紧密针对学习者的学习目的和要求选择课文内容，要根据读者不同的地理环境、不同心理、不同习俗、不同年龄等方面的因素，仔细推敲，切实编写出多层次、多元化的应用型教材。(3)选择编辑。编辑要有语言文字的专业知识、对外汉语教学的经历，以及较强的编辑能力，如此才能使教材具有吸引力和应用能力。(4)作者、专家、编辑相结合。教材的编写、出版和研究要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障教材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教材制作是一个团体合作的过程，无论哪一方出现问题，都可能影响教材的出版质量。
(四)提高对外汉语教师水平
提高对外汉语教师水平，加快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汉语最主要的学习渠道是教师的传授，教师肩负着在短时间内把语言知识传授给学生，并使之能把语言知识转变为语言技能从而运用于日常交际的重任。要搞好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先抓好教师，建立一支素质高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而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的状况远不能适应新世纪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这给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从而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不断开拓、发展对外汉语事业。具体措施如下：
1.加强对对外汉语教师的培养和培训，使对外汉语教师队伍逐渐壮大，从而满足国内外对对外汉语教师的需求。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教师的素质，促进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共同发展。可以说，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对对外汉语教师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过程。
2.改变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中以定性研究为主的局面，增加更多的量化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研究更加科学化，更有说服力。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资格证书考试或能力证书考试的结果，来了解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工作的实际需求，进而研究考试大纲和培训大纲的制订。
3.在当今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工作也要向国际化发展
加强面向汉语教学志愿者的培训、面向海外中小学汉语教师的培训、基于互联网的汉语教师培训，同时，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水平、不同国别的汉语教师，要制订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同时又切实可行的培训方案。
琼州学院是中国最南端的公办应用型本科院校，定位是国际化、开放型、特色鲜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正好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以及办学特色。从对外汉语到汉语国际教育都离不开实践，而实践教学最中心的环节是毕业实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的主要内容是留学生汉语教学。
一、对当前学生毕业实习情况的调查
我们分别对2010级、2011级、2012级、2013级对外汉语专业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放调查问卷240份，收回239份，有效问卷有202份。其中向2010级大四学生发放调查问卷108份，收回107份，有效问卷70份；向2011级大三学生发放调查问卷44份，收回44份，有效问卷44份；向2012级发放调查问卷35份，收回35份，有效问卷35份；向2013级发放调查问卷53份，收回53份，有效问卷53份。对以上数据进行归纳统计对比，如下表。
调查发现，对实习的认识比较清晰的是大一和大四的学生。其中认为实习是教留学生汉语的是13级大一的学生，其次是10级大四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76%，认为该去中小学实习的是11级大三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43%，认为该去企业实习的是12级大二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29%。不了解实习内容和实习方向的主要是13级大一的学生，占调查人数的11%。以上数据表明，大一与大四学生大部分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习是教留学生汉语。学生对专业实习的认识从最初的清晰到大二、大三的不清晰，再到大四的清晰，经历了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
表2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习选择的方向从表2可以看出，学生的实习意愿，选择实习方向与专业相关的主要是12级大二及13级大一的学生，而选择与就业方向相关的10级大四的学生最多，占调查人数的66%，11级大三的61%，12级大二与13级大一的分别为43%。由此可见，随着年级的增加选择与就业方向相关的单位实习的学生增多，而选择与专业相关单位实习的则少了。这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的就业率有关。
在有无留学生汉语教学经验上，大一学生没有经验的占调查人数的91%，10级大四的没有经验的占71%，11级没有经验的占36%，12级没有经验的占63%，可以发现学校在发展，学生接触留学生的机会是在增多的。以上数据表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对实习的认识反映了对实习的希望，有留学生汉语教学经验的学生比较少，在有留学生汉语教学经验的学生中，大部分是以一对一、一对多的形式教本校的留学生，以班级形式授课的很少，没有到国外进行汉语教学的机会。大多沿袭以前对外汉语专业的实习形式，而“走出去”到国外进行实习实训才是汉语国际教育实习的目标。
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毕业实习形式探讨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不仅是专业发展、学校发展的需要，更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调查发现，学生毕业时的意愿不再是单纯地选择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单位，而是选择跟自己就业方向相关的单位实习。尽管如此，学校也应该从开办专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尽量使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实习内容与所学专业对口，在此基础上实现实习形式多元化。
（一）遵循的原则
1．实习内容尽量与所学专业对口。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更多的是面向全球的汉语教育，但是许多地方院校都面临着实习瓶颈。要尽量为学生创造机会，开辟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的渠道和基地，特别是与国外学校的合作，尽量让学生把所学用于所用。
2．实习形式尽量多元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实习，除了沿袭对外汉语专业特有的在国内对留学生的汉语教学外，也可以根据学生的意愿，使实习形式尽量多元化。实习形式对口化与多元化不是对立的，对口化主要是学校发展和专业建设的层面，而多元化是学生层面。要做到学生实习实训的内容对口化，然后留一部分时间满足学生自身实习的需求，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具体的做法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二）具体形式
可以根据地域优势，结合专业与地方特色，尽量以留学生汉语教学为主，同时可以进行涉外文秘、涉外导游以及企业实习等。
1．留学生汉语教学。一是学校内部的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实习，这是最主要的实习场所和实习形式，应该保留和发展。还可以丰富实习形式，不仅是留学生的汉语课堂的听课、讲课以及课外辅导，还可以增加调查留学生汉语学习的动机、策略以及需求等，把学生的毕业论文和实习结合起来，有的放矢。二是学校以外的对外汉语培训机构实习。社会上有许多对外汉语培训机构，我们可以与之合作，派遣学生去实习。三是海外的合作单位实习。可以借鉴国内许多高校的对外汉语教育实习模式，跟海外的中小学合作。四是网络汉语远程教育。远程教育模式主要以口语课为主，实行“异地，同步，实时”教学，但是对计算机技术要求比较高。还有一些网络孔子学院，也可以作为学生的实习选择。更多的实习模式，其实是为实习开辟更为广阔的空间。
在满足学校发展、专业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满足部分学生的需求。因为面对就业现实，很多学生有自己的需求，在控制一定比例的前提下，可以让有需要的学生选择中小学语文教学实习、涉外文秘实习、涉外导游实习等。
2．中小学语文教学实习。可以跟本地中小学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让一些毕业生到中小学去进行语文教学实习。汉语国际教育毕业生有许多改行做了中小学语文教师，据调查，有这方面需要的学生不在少数。
3．涉外文秘实习。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可以让他们到国际交流合作处实习，拓宽实习的渠道。
4．涉外导游实习。国际旅游岛每年会吸引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来岛旅游，可以利用这种地域优势，跟旅行社合作，把有意愿的学生送去实习。
5．企业实习。有的学生可能根据自己以后的就业愿望选择实习单位，学校应该积极配合，与相关单位建立合作关系。
6．其他。根据学生自己的就业意愿选择实习方向。
【英文摘要】Thesourceofpoemandmusicisoralphrase,butthematerialofpoemislanguage,whichiscomposedofsoundandmeaning.Itisinevitablethatpoemlanguageseparatesfrommusic.Theactionofnotepoem（采诗）fuifilledbyYuefu（乐府）isoneofturningpointsoftheseparation.Thediscoveryofwenqi（文气）andinductionoffourtones（四声）,makelanguagediscovertherhythmofitself.Soitispossibleforthepoetictexttobecomeindependent.Thepursuitofperpetuitymakespoemspermanentbymeansofsilence.
【关键词】诗乐共生/乐府/文气/四声
originofpoemandmusic/Yuefu/Wenqi/Fourtones
一、诗歌的原生态——诗乐短语。词语在被诗歌挑选的开始，就进入了一个先于诗歌而存在的音乐结构，诗歌语音结构模式是先于诗歌语言，乃至于先于具体诗歌和音乐而存在的音乐模式
诗和音乐最初都是以“歌”这一形式出现的：“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刘勰在其所著的《文心雕龙·声律》中也指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也。”诗乐共生，这是对于中国诗歌和音乐起源的描述。上古时代没有记乐谱的方法，也没有严格划分的音阶，在传播过程中，语言作为声音的载体，使得歌曲得以发生与传递：“《音初》讲四方之‘音’，此‘音’就指的民歌，其概念是包括了曲调和语言在内的。”[1](p.85)《燕燕歌》及《候人歌》作为汉语诗歌的发生神话，说明音乐形式在其发生之始，是以简约的口头语言为其载体，并且由此而得以显现。这一时期的音乐与语言同在，没有抽象的节奏和旋律，节奏在诗歌对于停顿以及韵律等等语言现象的运用中得以实现，旋律则通过诗歌语言音调的曲折实现；反之，诗歌语言生来就处于音乐形式之中，其每一个音节都有赖于音乐化组合与连接。因而，在诗歌语言中，句逗产生于音乐节奏，音乐和诗歌的共在也自觉强调了诗歌语言中的声之曲折，诗歌和音乐实为一体。
汉语诗歌的发生不是一音节一音节的堆砌，对于诗歌的具体发生状况，C.H.王在《钟鼓》一书中进行了具体考察，指出早期诗歌和音乐的基本形式是对于几个词语的反复吟咏：“口头诗歌的形式特征之一，便是诗歌语言由一些短语组合而成的，类似于马赛克结构。”[2](p.9)这一现象被作者称为“马赛克”，并以此分析中国早期口语诗歌《诗经》，指出：“我为《诗经》形式下如下定义：诗歌套语(phrase)是不少于三个词的结合体，它们同时组成语义单位，通过重复或者由于处于同一个或多个诗歌韵律中，被用来表达诗歌的主题。”[2](p.43)如果说《诗经》作为口头文学是语义单位的连缀，那么作为“北音之始”的《燕燕歌》和“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则体现了诗—乐套语的原生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诗歌作品最初形态是口头存在，并以动—宾或主—谓为其基本结构的。如C.H.王所说，“马赛克”是最早的诗歌结构方式，那么组合前的马赛克材料就是日后诗歌的基本声音单位——诗行。从诗歌单位短语的诞生到它们的组合、连缀，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过程。在音乐性声音的重复之中，词语也随同音乐一起重复，反之，在词语重复的过程中，由语调所衍生的乐曲也一同回环往复，音乐存在于词语之中，节奏就是词语音节本身，这些音节的延长和重复就形成朴素的旋律。诗歌短语的最初连缀方式，就是对于这一种或几种诗歌短语的不断重复与组合，成熟时期的音乐只不过是将这种声调与节奏的重复进行抽象、变形而已。我们在《诗经》中的很多作品里，都可以看到这一痕迹，一唱三叹作为《诗经》的主要结构方式，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套语在音乐结构中的连缀方式提供了有力的例证。因而，《诗经》所收录的全是乐歌，以致于有的学者认为《乐经》没有佚失，《诗经》就是《乐经》（注：现代学者朱谦之先生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中以很大篇幅论证“《诗经》全为乐歌”，如果说这这理论仅仅是作者为证明中国文学皆为音乐文学寻找理论根据的话，那么顾颉刚对于“《诗经》皆为乐歌”也有专文论述。）。这一点是否确凿，本文存而不论，但是仅仅这一观点的提出就说明，《诗经》不仅仅是一个诗歌事实，同时它也是个音乐事实。
首先，我们可以从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诗歌结构中看出，一唱三叹是其典型的结构方式。李纯一先生在《先秦音乐史》中，以《诗经》的诗歌语言结构方式来界定当时的音乐形式，将它们形式概括为“单一部曲式”和“单二部曲式”。[5](p.11)前者是对于一个段落成一个诗句的不断重复，形成AAA结构。例如：《王风·采葛》：
A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A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A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在这种重复中，绝大多数词语以及句子结构不变，个别词语产生变化。单二部曲式是两个诗歌段落在交错中重复，也就是两个诗歌段落的交替出现。例如《秦风·黄鸟》：
A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何赎兮，人百其身。
A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何赎兮，人百其身。
A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针虎。维此针虎，百夫之御。
B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整个诗歌过程采取了AAA或ABABAB的结构，也就是重叠和变化，如果把AB作为一个声音过程A’来看的话，单二部式可以简化为A’A’A’，本质上和前者同构。声音的特征就是瞬间生灭，对于远古的声音无法追究，但仅仅就《诗经》文本也可以窥见它和音乐的共生，以及由于诗乐共生所带来的诗乐的共同结构。二、诗歌与音乐共生的一刻，同时注定了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其根源在于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语言本身就是声音形象与概念的二元组合
《诗经》以及其它口头存在的诗歌作品，含有大量的虚字，它们不仅是语气助词，同时也是音乐化的节奏助词，声词一体，这是诗乐合一的另一个重要痕迹。但是在诗歌与音乐共生的一刻，就注定了诗歌和音乐的分离，其根源在于诗歌是语言艺术，而语言本身就是声音形象与概念的二元组合。这种二元存在导致了对于《诗经》的“声用”与“意用”[4]，简单地说，就是《诗经》作为“歌”以及作为外交辞令的功能二元化，而对于诗歌语言“声”和“意”的自觉，使得音乐和语言不可避免地各自呈现自身。诗歌语言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脱离声意同时反复的连缀方式，在保留抽象的音乐数目以及声音单位的同时，词语以及词语的变化、丰富显得越来越重要。诗歌语言的内在能动性在诗歌形式变迁中的不断自我生发，原有简单的重复式连缀方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仅仅发生在诗歌语言内部，但是它直接导致了诗歌和音乐关系的变化。诗歌语言从《诗经》式的简单重复方式中渐渐解脱出来，形成具有连续意义的结合体，诗歌的音乐性由外在语音的音乐化联系向语义渗透，在词语与词语、诗行与诗行之间逐步形成意义的有机横向联系。从以后的乐府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已经超越了《诗经》诗—乐套语的拼凑方式。乐府诗在句与句之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重复了，虽然乐府诗本身也朗朗上口，具有很强的音乐性，但这种音乐性来源于其词语在音节数量和句逗方式上的音乐化组合，这事实上是具体诗歌文本和具体音乐分离的第一步。在诗歌语义不断丰富的同时，对于语言声音形象处理也不断更新与复杂化。诗歌语言声音形象和概念，或者说音与意的二元发展，最终导致了对于“声”与“辞”的分别记载，《诗经》中声辞合一的存在方式，一变而为“辞”与“歌声曲折”（《汉书·艺文志》）的二元并立，“辞”就是诗歌语言，“声曲折”就是与“辞”相配的乐谱，而这一变化的具体促成者便是作为政府音乐机构的乐府。
文人对于民歌的参与，诗歌的口头存在向案头存在的转化，则是诗乐共生状态解体的重要契机。“采诗”这一过程，便潜在地存在着文字和曲调的分离。据《汉书·食货志》载：“盂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而“采诗”的过程，就是由文人参与，诗歌语言从诗乐一体的口头传播中被分化出来的过程，或者说是“歌”的文字化过程，这已经暗含了诗乐分离的端倪。随着诗歌存在方式从口头向案头的转化，诗歌的音乐性也发生了从声音层面向意义层面的转换，这一点将在下文有详细论述。最初诗歌声音层面的高度音乐化，无疑和当时诗歌的发生方式以及传播方式密切相关。英加登指出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这种作品是一个纯粹的语音学构成。但是，一旦它以手抄本以及后来的印刷形式记录下来，从而主要是供阅读而不是听的，这种纯粹的语音学性质就改变了。印刷品（被印刷的本文）不属于文学的艺术作品本身的要素（例如尼古拉·哈特曼曾认为它是一个新层次），而仅仅构成它的物理基础。但是印刷的板式的确在阅读中起着一种限定作用，所以语词声音和印刷的词语建立起密切联系，尽管它们并不构成一个统一体。印刷符号不是在它们个别的物理形式中把握，而是像语词声音一样作为观念的标志而被把握的，它们在这种形式中同语词声音联系在一起。这对文学艺术作品整体形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它比口头流传更忠实地保持了作品的统一性。”[5](p.13)说文本存在方式的转变对于作品整体“造成一定损害”是不准确的，但是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的改变，对于艺术作品本身所带来的改变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以“采诗”为主要存在目的政府音乐机构——乐府，对于汉语诗歌形式的改变，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这里，我们便不能不对“乐府”进行一个简要的考察。
在汉语诗歌发展史中，“乐府”是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诗歌术语，但是正由于这一术语的频频出现，使得其内涵十分模糊。首先，乐府是一个收集歌曲的政府机构，同时也被用来称呼这一机构所收集的歌曲，并且用来称呼沿袭乐府某曲调模式所创作的诗歌。乐府作为一种诗歌体裁一直延续到明清。尤其是唐代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创作活动，又赋予它以新的内涵。这一时期的“乐府”几乎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代称，这就使这一本来不甚明了的概念变得更加模糊。乐府诗歌从其来源划分，是乐府作为一个音乐机构所收集的民间歌曲以及歌词；从其曲目以及声音类型划分，就是按照一定曲目或一定声音模式所创作的诗歌；从其内容划分，就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是《诗经》讽喻传统的延续。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更是华夏本土与异域曲辞兼收，列出大小条目十二类，且从汉一直收集到唐，体兼合乐与不合乐两类，形式上横跨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绝然不同的诗歌形式。所幸编者是宋人，自然收集不到明清作品，否则将会更加汗漫无端涯。近代有诗歌研究者提出：“大概归纳下来，乐府中的诗歌，凡是在近体诗未成立以前的诗都叫做‘古诗’，继续古诗的便是近体诗，所以乐府诗之与古诗，实在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在诗体上来说是古诗，在合乐方面来说是乐府，乐府并不是特殊的诗体。”[6](p.20)而自古以来，对于乐府是什么，似乎也只是给出经验性的界定，王渔洋在其《师友诗传录》中指出：“如《白头吟》、《日出东南隅》、《孔雀东南飞》等篇是乐府，非古诗：如《十九首》、《苏李录别》，是古诗，非乐府，可以例推。”乐府和古诗的具体划分原则是什么，王渔洋并没有交代，仅仅列举了一系列作品名称以供“例推”。但无论“乐府”作为音乐机构这一实体而存在，还是以与诗歌语言相分离的单纯的音乐曲目而存在，它在客观上是促使诗乐解体的重要契机。乐府事实上促使了诗乐共生状态下诗—乐形态文字化并案头化，诗歌语言内部潜在的“音”、“意”二元存在被明朗化了。歌的声音系统被加工为独立存在的乐曲，诗歌的写作程序由诗乐共生变为依声填词，“感于物而后动”的放歌，一变而成为在某种具体音乐形式限制下的文字活动了。
如同音乐之瞬间的消失是一种宿命，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也是一种宿命。乐府的采诗过程所造成的诗歌传播与存在方式的改变，为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作出准备：诗歌从口头向案头的转换为诗歌内在音乐系统——“文气”，以及外在声音系统“平仄”创造了条件，“文气”以及“平仄”系统的产生都是案头创作的结果，是对于声音和意义的精心构造，它们的出现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沉默的歌唱。
此外，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诗乐一体的主要基础是伴随诗歌语言，并为之提供基本节奏的古乐器——钟鼓：“原始音乐本来是很简拙的，看它和集体劳动和舞蹈结合得那样紧密，可以推知节奏应是它的基本因素。古人说原始歌曲‘乐而无转’应是可信的。”[3](p.11)而丝竹管弦的出现，以及它对于金石钟鼓的势不可当的冲击，使得在诗歌和音乐的合作中，旋律不断代替节奏，旋律的出现为音乐从诗乐一体的组合体中独立出来，提供了可能性。与节奏相比，旋律以其相对复杂化和个性化，自觉形成了“声曲折”。这种逐步脱离语言的“声曲折”和节奏相比，首先是需要记载的，同时也容易佚失。在诗歌语言本身的进化过程中，音乐也逐步独立，形成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门类，“从西周到春秋中叶，诗与乐是合一的。春秋末叶，新声起了，新声是有独立性的音乐，可以不必附歌词”[7](p.366)。但是音乐具有独立的可能，并不意味着诗歌和音乐的不相容，即使在诗歌和音乐完全独立以后，语言和音乐的共同产物——声乐还是有它存在的理由。只不过，诗乐各自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后，音乐与语言的不断分分合合，都是以音乐和语言形式各自作出相应改变为前提的。三、由寂静抵达永恒——诗歌文本的独立。对于永恒的追求，进一步成为诗歌摆脱音乐瞬间生灭这一宿命的契机，促使诗歌超越声音趋于永恒
对于诗歌和音乐的分离，人们给出的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语言四种声调的发现，四声以及对于四声的二元化——平仄的发现与归纳，导致了语言诗歌内部音乐性的觉醒，使得诗歌独立于外在曲调以及乐器而存在。四声对于诗歌音乐性的独立的确是一个重要契机，并且四声的发现对于“合乐”的诗歌，也可以称作诗歌语言自身的音乐要素的发现，但诗歌作为一个整体而言，声音层面的因素虽然极其重要，相比之下还是外在要素，属于传统中国美学中的“形”这一层面。因而，仅仅是四声的发现，似乎还不足以使得传统诗乐一体的存在方式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艺术外在要素“形”极度蔑视的中国传统审美思维而言。笔者认为，在四声对于诗歌声音规则进行彻底革命之前，汉语诗歌语言已经具备了使其独立存在的灵魂——文气（注：关于“文气”以及“文”与“气”的内涵，王运熙先生在其《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给出了较为详细的界定。魏晋时代的“文”当包含诗歌，在后来“文”“笔”之争中，“文”进一步被界定为“有韵为文”。“气”则不但是一个更广义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音乐概念，王先生在书中指出：“它既包含了声音的宫商节奏，也还可以包含诗歌在内。因此‘乐气’与诗文之‘气’不是毫无关系的。”以上论述详见《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20-38页，另参《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只不过是经曹丕之口明确提出而已。“文气”的完备，为诗歌的独立在语言内部或者说在语义层面提供了可能性；为诗歌在“神”这一层面，成为超越声音的永恒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对于“文气”，曹丕的确是用音乐来比喻的，甚至可以说是用音乐来界定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典论·论文》）
对于“文气”的自觉，使得汉语诗歌经历了一次创造行转型。原始诗歌和音乐以一种马赛克的镶嵌结构存在，那么其特点之一就是拼凑。诗歌语言作为一个文本碎片，在语义层面没有一个完整的内在发展线索。在反复吟咏中，语言与直观的音乐形式同在，或者说借助于对于本源性时间的直观呈现成为诗歌，而语言一旦和音乐相分离，就显得相对单调。并且，回顾先秦两汉对于诗歌的界定，就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从或者主要是从声音角度出发的：“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不足故咏歌之……”，或者将诗歌作为音乐的一部分提出来：“诗为乐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等不一而足。在诗歌语言不足以表达歌唱主体的情感的时候，人们仅仅着眼于对语言音调进行再加工，也就是求助于外在的音乐以及乐器的配合，而不是挖掘文字本身的表达能力。虽然，早在孔子时代就提出“文质彬彬”，“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关于“文”的命题，其中的“文”并不仅仅是指文字而言，而主要是立足于“声成文”来谈论文字的，并且“文”和“辞”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这可以从孔子在《论语》中对“文”的用法中得出结论，他在提出“周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同时，提出“辞达而已”。但其中“文”是针对周代的“礼乐”而言的，而不仅仅是文字。先秦时代的“文”常常被用来指整个人类文明，甚至是天地万物本身，“天文”、“人文”等便是。总之，在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诗歌一唱三叹的歌唱方式之下，使诗歌语言得以贯通并成为一体的是“声气”，而不是文字本身内在气脉的流动；使得诗歌短语有机连接的是音乐，而不是诗歌语言本身。在乐府的采诗以及依声填词的过程中，诗歌作为一种相对单纯的语言活动显得无所依傍，并且只能求助于语言自身。“文以气为主”这一命题的提出，明确地将诗歌的重心放在诗歌语言内部，其宗旨就是使得诗歌语言本身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曹丕为了更清晰地说明“文气”，反复使用了音乐或者音乐术语，例如“气”不仅仅和作者的个性相联系，甚至具有地方特性：“徐干时有齐气”，这同样是音乐话语的运用，从音乐发生之日起，中国音乐美学就以地域——“南音”、“北音”为音乐命名。需要说明的一点就是，“文以气为主”中的“文”也不仅仅是文字的语义层面，而是将语义和语音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声气”的绵延与语义的绵延密不可分。
对于“文气”的分析，古今都不乏其人和其文，本文仅从一侧面，分析这一命题对于诗歌内在音乐性的建立所起的划时代作用。“气”是“乐”的根本因素，乐之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文气”的自觉，使得文字与文字之间不仅仅是语义上简单的横向联系，或者是语音本身的重复，而是一种特殊的体现个性的联系，这种个性化的横向联系就是我们诗歌的内在旋律。如果说，以《诗经》为范本的上古诗歌只是一种诗乐短语的连缀的话，那么，“文气”的完备，则标志着这种拼凑痕迹的消失，使得诗歌不但在声音形式上是一个有机整体，同时在内在语义层面也“一气贯通”为有机的音乐化整体。“文气”有两方面的属性，首先是创作主体的气质与天性，其次是这种气质和天性在诗歌中的反映，“文气”来源于主体对于“道”的独特分享以及“道”在文字中的映现。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并不是曹丕提出“文气”这一概念以后它才存在于诗歌语言中，他仅仅是陈述一个事实而已。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曲和辞分离的宿命，由于文人对于诗歌创作活动的参与，诗歌的内在“文气”已经具备了，不过经曹丕之口明确提出，正式从理论上宣告了诗歌内在音乐性的独立，同时，“文气”进一步成为诗歌创作自觉的美学追求，这是诗歌作为音乐化文本独立于外在曲调的前提。
“文气”作为语义层面的音乐，为诗歌的独立提供了内在的可能性，但是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诗歌的真正独立，还需要语音层面的自觉，毕竟，内在的文气是通过外在的声音形式显现出来的。“气”是诗之神，只有形神兼备，神才有所依附，而对于汉语声调的发现以及声音功能的探讨，为“文气”的显现和依附提供了物质条件。朱光潜指出：“中国诗在齐梁时代走上‘律’的路，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乐府衰亡以后，诗转入有词而无调的时期，在词调并立以前，诗的音乐在调上见出；词既离调以后，诗的音乐要在词的文字本身见出。”[8](p.200)在四声发现以前，诗歌语言是通过对语音的音乐化处理，如延长、重复、曲折化等等以获取其音乐效果；而四声发现以后，音乐音响则是在对于单个语音有选择的运用与组合中自然获得。作者开始从个别词语的音调入手，考虑诗歌整体的音乐效果，于是在汉语诗歌的发展过程中，音乐形式从与诗歌语言的共生状态下抽象出来，为诗歌语言提供规定性。[9](p.167)虽然平仄系统并不是音乐结构本身，而仅仅是它的一个相对固定的外在表现形式。但外在形式的变化，一方面揭示了先于具体诗歌而存在的音乐形式由隐而显的历程，同时也揭示了主体对于世界的观照方式。平仄系统对于诗歌语言的规范，揭示出更深层的主体对于世界的观照方式的改变：“我甚至认为，律诗的形式体现着中古以来中国文人一种对宇宙人生的至深的，潜意识中的信念”[10](p.136)；“中国诗歌之律化过程是魏晋时期以王弼易学所代表的新的宇宙观念，以及向视为‘天地之和’的音乐观念之输入文学所共同催生的概念下的结果”[10](p.137)。笔者认为，律诗是律化宇宙的自觉而直观的表现，它反映出宇宙与生命的音乐化关联。四声不仅仅是对于诗歌语音的技术性处理，有人甚至指出：“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包。”（刘善经《四声论》毫无疑问，这是对于四声功能的夸大其词，而对于四声功能的无限扩大化，使得四声已经超越了功能性存在，一变而为对于世界的观念性存在了。如此，语言是存在之家，而四声则成为语言之家，它的发现最终使人们意识到，语言是一个自足的体系，诗歌是一个可以和律化大宇宙同构的小宇宙。平仄系统对于诗律的制定，事实上就是为诗歌这一完整的艺术形式“制礼作乐”的过程，使得诗歌语言本身就具备了和谐的声音，而无需通过对于语音的外在音乐化处理，更无需通过外在的曲调或乐器使得诗歌与“乐”同在。四声的发现以及对于平仄系统的不断严格化，使得诗歌语言在内部建立了自己的规范。于是，“文气”以及“四声”从内外两个方面宣告了诗歌的独立，使得诗歌内部以四声为物质基础的“形”与以“文气”为筋骨的“神”完全齐备，诗歌通过语言本身，已经形成一个形神兼备的律化世界。以上一切为汉语诗歌最辉煌的声音——唐诗的出现作好了一切准备，同时也为诗歌以“词”、“曲”等不同形式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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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一）文字教学中古汉字形体的利用
合体字必须掌握偏旁的特征，从而理解以此偏旁组成的一系列汉字。如“月”作偏旁在字的左边或下边，古形体是“”，形象地表示出大块的肉，这样再来理解其偏旁义“人或动物的身体部位或器官”，就容易了，而借助形体知识同时可以联系一组字，至于理解“腰、背、脚、腿、肝、肾、脸”等就没问题了。不同的部件具有相同的语义类属，也可借助部件的古形体找到彼此的关联。如“拿、打、看、采、教、有、弄”都与“手”有关，从字形看，学生能明白“拿、打”，其余几个就不好理解了，如果画出这些汉字中与“手”相关的部件的古形体“”，就一目了然。汉字造字之初体现了一定的文化义。通过汉字古形体可以理解汉字的文化义，反过来能促进对汉字的理解。比如，“逐”、“采”是原始渔猎生活和采摘生活的体现。“册”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书籍材料是竹木简。在区分形近字的时候，适当地运用古字形，也能起到好的作用。如休与体“，休息”经常会写成“体息”，那么直接给出古形体“”，解释其构成为“人靠在树上”，即为休息，这样加深理解就不会弄错了。
（二）词汇教学中古义的探究
对于直接使用的文言词语毋庸置疑是要对该词做出解释。有些词语因为语素还保留古义，这时应当先对该语素进行说明，再分析整体词义，就更好理解了。先看直接含有文言字词的句子，例如：（1）人们在用电话进行交际活动时，究竟是打电话者先说话还是接电话者先说话，是个挺有趣的问题。学生在朗读时断句为“究竟是打电话/者先说话还是接电话/者先说话”，这是因为不理解“者”的意思。这时需要解释“者”是文言用法，意为“……的人”，并说明“者”用在动词形容词或动词性短语后，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如“乐观者”、“想参加者”等。又如：（2）绿色消费品以其健康、节能、无污染等特点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留学生首先想到的是“其他”、“其余”，没有想到该词的文言义“它的”。文言字词在现代汉语中只有极少数，不少文言字词作为构词语素组成新词，其古义仍保留在构词语素之中，在理解词语的时候，先要了解语素的具体古义，如：“大快人心”、“久闻大名”两个成语，其中的“快”和“闻”都是古义，意思分别为“高兴”与“听”，与现代的常用义“速度快”“、嗅”相差甚远。
（三）句子教学中的古代语法的简要说明
在句子中，虚词的作用很重要，留学生对虚词的理解往往影响他们对句法结构的理解，尤其是在一些句子中还保留了个别文言虚词，这些文言虚词体现了一定的文言语法现象，所以要使学生了解虚词的使用问题，在让学生了解一些文言语法知识的同时，还要与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整个汉语语法体系的了解，提高汉语理解和运用能力。古代汉语中的介词结构“于+名词/动词性短语”，常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做补语，表示引进行为的时间、处所；引进行为的对象；引进比较的对象；引进行为的主动者。例如：（3）忠诚于国家是“义”，忠实于朋友也是“义”。其实，在中国人心里，还有个高于“才”和“貌”的“义”字，它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4）中国人常说：是你的总归是你的，不是你的，怎样努力也不会成为你的，一切取决于有没有缘分。（5）倒贴“福”字的习惯起源于明朝。以上例句，例（3）“（忠诚）于国家”中的“于”引进行为的对象；“（高）于‘才’和‘貌’”中的“于”引进比较的对象；例（4）“（取决）于有没有缘分”中的“于”引进行为的对象，例（5）“起源于明朝”中的“于”引进行为的时间。在古代汉语中，“数词+量词”用在名词后表示物量，而在现代汉语中“数词+量词”放在名词前，修饰名词。例如：（6）（银子）埋好以后还不放心，他又在旁边竖了一个牌子，上边写了七个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句中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数量短语“三百两”放在名词“银”的后面，表示“银”的数量。现代汉语则应表述为“这个地方没有三百两银子”。
二、运用古代汉语知识应把握的原则
现代汉语从古代汉语发展而来。我们应注意，运用古代汉语知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汉语，因此，必须准确找出古今汉语中的某种联系点，恰到好处地运用古代汉语知识。在运用过程中，我们应该把握一定的原则。
（一）要有针对性，解决主要问题
首先，要针对对外汉语教材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古代汉语知识，通过疏解疑点排除留学生理解汉语的障碍。其次，为了巩固这些内容，可以适当设置一些现代汉语练习，这些练习也应有针对性。比如上文第二部分“于”的古代汉语用法，我们可以找出现代汉语中几个相关的例句，例如：（7）鲁迅生于绍兴。鲁迅生于1881年。（8）他做的事有益于群众。（9）今年的物价高于去年。（10）他受聘于一家外企。（他被一家外企聘用）以上例句针对性强，前三句分别对应古代汉语介词“于”的三种用法：引进行为的时间、处所；引进行为的间接对象；引进比较的对象。第四句“于”的用法表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可能还没有学习到，那么可以通过括号中的同义句式理解“于”，让学生明白“于”是引出动作的发出者。这样，通过讲解的针对性和练习的针对性，“于”的四种用法就容易掌握。
（二）力求简单且明白易懂
尽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出现的少量古汉语知识影响留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借题发挥，深入展开，大讲特讲古代汉语知识，毕竟我们面对的是外国留学生，最好的做法是结合具体的例句，将其中的汉语本体知识钻研透彻，深入浅出以最简单的话语和明白晓畅的形式表述出来。上文展示汉字的古文字形体，本身就是利用汉字象形的特征使留学生从形体上识别意义，增强可懂性。词义的讲解应做到简单明了，以“者”为例，先看以下例句：（11）电影明星有很多的崇拜者。（12）在这次事故中，他是唯一的幸存者。以上例句中的“者”都指人。同时，为了使学生明白，可以说明汉语双音节词中有不少是“V+者”形式构成的词，都用来表示一类人，如记者、作者、读者、编者等。
（三）注重实用价值
这样先进的理念与教师在课堂上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教学行为之间还有一段艰难的路，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实践。下面是我听的一些拼音课的思考，这些实践中的例子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好拼音教学的特点，拓展汉语拼音教学的新视野。
第一节语文课
听了2节一年级的拼音课，执教者都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师范生。上的内容都是aoe。先不说老师上课怎样，只说学生的表现。这是学生上的第一节语文课，从上课的情况来看是老师讲老师的，学生玩自己的，认真听讲的没几个。老师也想了很多方法组织教学，但收获不大。其中有一个班学生有几分钟的时间都很专注，那是老师拿着小汽车带他们玩声调游戏，这时，每个孩子的眼睛都盯着黑板，闪着一丝光亮。仅此而已。
aoe可以说是孩子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这一节课也许在他今后十几年的学生生活中的无数语文课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认为这第一节语文课至关重要。如果第一节语文课我们的老师就能用语文的魅力深深吸引孩子，让孩子觉得语文很好玩，很有趣，那么对他今后对语文知识的获得，语文能力的提高，以及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的养成都是有积极的影响。孩子是怀着美好的向往和憧憬来到学校的。如果第一节语文课就让孩子觉得枯燥乏味，不想学，以后花几倍的努力都很难弥补。
孩子们对这一课不感兴趣，原因是多方面的。刚入学还不适应学校生活；有的孩子早已学过，会了，再听，觉得没意思；没有拼音基础的孩子又觉得跟不上等等。面对这样复杂的状况，怎样想办法让这第一节语文课有趣一点，能吸引学生呢？
孩子们的第一节语文课，教师在心理上应该重视，把它作为孩子们学习语文的重要的起点。在这一节课上，要让孩子们感受到我们的语文课有趣，语文有用，语文老师可亲。让他听得津津有味，学得兴趣盎然。盼着下一节语文课快快到来。要做到这一点是有难度的，我想能否从下面几方面做点努力。
1、开学前了解全班孩子拼音掌握情况。学前有的孩子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拼音知识，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再陌生。也有的孩子没有接触过拼音。如果教师不做到心中有数，改变教学方法，针对性开展教学，必将使新入学孩子对学习的的兴趣断送在萌芽状态。因此教师要给学过的孩子以展示的机会，让他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到乐趣。成功的感受可以更好调动学习的积极性。而对没有基础的孩子多一份耐心，给他信心，让他觉得经过努力自己也能学好。
2、教师语言要有儿童情趣。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师的语言修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生动形象的教学语言往往会像磁石一样吸引住儿童的注意力。
3、教学形式要多样活泼。在活动中，游戏中不知不觉学会了，让学生始终不知下一步老师会安排什么好玩的活动等着他，让他始终有美好的期待。
由两节课想到的几个问题
今天听了两节拼音课，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1、对一年级学生要求过高。如，一位老师贴出wuyu的四声，一口气提了三个要求：先按顺序读；再跳者读；然后组词。结果学生茫然了，教师只好又重复第一个要要求，学生才开始读，但后面2个要求都落空了。又如，另一位教师复习时问：“上周的学习你掌握了哪些知识？太抽象了。孩子们想了好一会，终于有孩子说“学会拼音了，会用拼音认字了。”其实最后老师的用意是问学了哪些单韵母，复习学过的单韵母。绕了一个圈子，回到最基本的上来了。
2、要顾及每一个孩子。老师在抽卡片读书时喜欢走到孩子跟前，这样读卡片的孩子感到了受重视，但是其他的孩子被忽略了，个别学生可以偶尔走到跟前读，一般应在前面大家都看的见的地方，别人读，其他孩子要养成认真听的习惯。
3、充分利用好课本上的情景图，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教材色彩鲜艳，图文并茂，直观形象。有利于对学生进行观察能力，思维能力，表达能力的训练。教学时，可借助图画学拼音，先看图认识事物，用自己的话把图画的内容说出来，再学字母和音节，即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思维能力，更有助于学好字母和音节。
4、开课和表扬语用英语，听着真别扭，要纯洁我们的语文课。
5、yu是难点，老师想了一个好办法，用讲故事的形式引起学生的注意。但是没有强化最主要的脱帽敬礼，学生只是觉得好玩，如果故事讲完编个儿歌强化难点就好了。
少一点限制多一点发现
汉语拼音第2课的编排很有创意，把声母yw和整体认读音节yuwu跟韵母iuú一起学。可以让孩子们利用迁移和规律学好这2个声母和整体认读音节，及早拼读。书上有意识地安排了一个方块，把这些字母按颜色分类排列。
老师们教学时也都领会编者的意图，在黑板上画出3块地方，写上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孩子们也都很乖巧，几个班都准确无误地按老师的要求区分开来。有一个班的老师没有画方块，拿来三个篮子，让学生把这些字母分别送回家。没有明确说按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分类，但老师是希望孩子们按书上的颜色提示分类的，让老师意想不到的是有个孩子按读音把这些字母放到了三个篮子里。机灵的老师马上肯定这个孩子的放法也是对的。再引导孩子们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放法。幸亏是个有经验的老师，否则会扼杀了孩子多么可贵的独特的思维啊，这个孩子没有受书上颜色的影响，有自己独特的发现，这是很可贵的。
这种现象在其他班却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老师和编者都用自己大眼光和思维给孩子们过多的限制。抛去这些限制，给孩子思维的空间，孩子们会有许多令我们欣喜的发现。这些都是动态的，可贵的课程资源。
9．12
1．教师的文化课教学情况教师的角色定位不准。教师在汉语语言生的中国文化课课堂教学中存在两种错误倾向:要么在授课过程中过分侧重讲解语言知识，忽略了文化知识的传授，使文化课沦为语言课;要么虽然讲的是文化知识，但全部用汉语讲解，不利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导致学生听不懂，失去了文化课教学的意义。文化课教师必须弄清楚自己的角色定位，必须明白中国文化课教学不同于纯语言教学，是要以语言为工具来实现传授文化知识的学习目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师能力不足。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课教学的课时少，分量不足，问题的原因在于专业的文化课教师师资力量不足。已有教师的中国文化底蕴不足，文化驾驭能力缺乏。有的教师由于专业原因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化，在讲授文化知识时只注重中国文化知识的灌输，很少考虑到教学对象的母语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际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它在第二语言的学习过程中同样会产生强烈的负迁移效应。”在教学中，教师不能主动引导学生进行跨文化现象的对比教学，导致留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知识，从而削弱了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由此可见，文化课的课程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教学手段单一。教师大多采用讲授法在封闭的教室内进行教学，没有或很少有实践活动，在利用现代化多媒体信息技术、营造中国文化环境等方面做得也不够。
2．教学模式问题目前，在汉语语言生中开设中国文化课主要有三种模式:专题讲座模式。这种方式适合汉语程度较高的留学生，在汉语言本科专业的留学生中开设还是比较适合的，而在汉语程度较低的语言生中采用此种模式是非常不合适的。传统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师常常运用演绎的方法来概括中国文化的特点，这样很容易形成过度概括，使学生对中国文化产生某种刻板印象。”文化教学的实践活动过少，留学生缺少实践的机会。实践课模式。有的高校认为汉语语言生对汉语的掌握程度不够，只采用实践课的模式，学习一些诸如中国武术、太极拳、剪纸、书法和中国画这类的实践课程，而没有开设文化知识课。
3．课程设置及教材建设方面文化课课时少，设置的内容不够丰富。以长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为例:汉语语言生的文化知识课每周仅有2学时的中国文化专题讲座及20学时的语言文化实践活动。目前适合文化课教学使用的教材相对缺乏，大部分高校为汉语言本科生开设的文化课采用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中国概况》及韩鉴堂编写的《中国文化》，而来华汉语语言生的文化课却没有合适的专门的教材，只有教师自己准备的资料或自编教材。
二、来华汉语语言生中国文化课教学改革的具体对策
1．要帮助留学生端正文化学习态度，实行分级分层次教学明确文化学习是更高层次的汉语学习，要想学好汉语一定要了解中国的文化、理解中国的文化、走进中国的文化中去。在学生汉语程度低的情况下，依托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根据学生的实际和个体差异分级分层次教学，制定低、中、高三层次的教学目标以及相应的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初级程度的学生以文化实践课或者观看图片、录像、电影等多种方式来学习中国文化知识，文化教学要始终结合语言技能的操练和交际能力的培养来进行。中高级程度的学生可以采取CBI理论下的主题模式:可以就每个主题进行讨论，对中外文化现象进行比较，培养留学生的文化判断能力和鉴别能力，促进他们具备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更得体地运用语言的必备要素，而不仅仅是将中国文化的相关知识传授给他们。
2．补充师资力量，加强已有汉语教师中国文化知识方面的培训壮大对外汉语文化课教师队伍。在教师的选择上不能只招收中文专业的教师，相关历史专业、教育专业也可以胜任对外汉语教师的工作。中文专业的教师教授汉语语法上占优势，而在教授中国文化方面，历史、教育专业的教师则更胜一筹。当然，既能教授汉语言又能教授文化的双料教师才是最符合标准的对外汉语教师。
3．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法中国文化课教学不能只局限于教师的单纯讲授，要将语言和文化很好地契合，要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教学。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特殊语言，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是汉语语言研究中的一个特殊研究对象。
1．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界定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使用的特殊语言，是教学语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课堂教学语言；二是个别教学语言。课堂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也反应出课堂教学语言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主要表现形式。个别教学语言是在教师与学生一对一的教学过程中使用的教学语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中的主要形式之一。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作为教学语言之一，也包括了口语、书面语和体态语等形式。在实际教学中，对外汉语教师为了达到教学目标会将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融人到教学活动当中，以便于学生的更好理解和学习。
1．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分类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从使用目的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目的语教学语言和媒介语教学语言。目的语教学语言是最受推崇的教学语言，在我国大多数高校的汉语教学中都使用的是汉语教学，社会培训机构大多数也使用汉语教学，因此，目的语教学时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主要形式；媒介语教学语言也是非常普遍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适应于大多数汉语的初学者，有利于汉语初学者对汉语的学习。
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的意义
2．1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语言作为教师传道授业的主要手段，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教学语言不仅具有组织功能和负载功能，也承担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功能。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具备了以上教学语言的功能，而且还承担了学生可理解语言输入的重要功能。对外汉语的学了学生自身因素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对外汉教学中的主要手段，它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实现教学计划，更关系到学生是否能掌握汉语，实现教学目标。
2．2理论意义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体现了对外汉语教学的过程，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近几年随着“汉语热”而出现的一个新语言，对其研究不但可以进一步加强汉语变体理论的建设，而且有助于强化我们对汉语本体的认识。
2．3现实意义
就目前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来看，仍存在了诸多不利于对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导致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接受，教学效果不佳。由于教学语言在教学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对对外汉语教学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研究，可以增强对外汉语教师的语言意识，提高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应用能力，增强教师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
3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和功能类型
3．1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双重性、受限性和阶段性。
(1)双重性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汉语，是教师的教学目标，也是学生的学习目标。把汉语作为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不但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手段，也是师生的共同目标，因此，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具有双重性。
(2)受限性
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必须要考虑到学生的汉语基础和接受能力，使用的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必须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对外汉语教师要制定一套科学的教学语言，既要符合学生的实际语言水平，又要高于学生现有的语言水平，才能让学生在理解的同时学习新的知识。由于汉语学习者大都是成年人，而且汉语基础较差，因此，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编制时受到较大的限制，具有受限性特点。
(3)阶段性
对外汉语教学有明显的阶段性，对外汉语教学语言也具有阶段性。对于不同阶段的教学语言在语言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对于零起点、初级阶段和中级阶段的学生，教学语言有明显的阶段性。随着学生汉语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外汉语教师也在随之调整对外汉语教学语言，因此，对外汉语教学具有阶段性特点。
3．2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
对外汉语教学语言的功能类型有：课堂语言、教学用语和交流语言。
(1)课堂语言
课堂语言是老师在教学活动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是用的语言。课堂语言的主要组成有：导入语、指令语、说明语和结束语。
(2)教学用语
教学用语是是对外汉语教师在传授学生词汇、语法等教学内容的语言。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新的知识，对外汉语教师要对其进行示范和解释。通过教师的示范和解释，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示范主要是领读，解释则是对生字词的发音、语句、语法等进行剖析。
(3)交流语言
交流语言就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语言，包括谈话、问答以及讨论等。交流语言主要包括教学过程中的提问和反馈语言。
关键词：外来词；音译；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世界经济及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大量英语词汇涌入汉语，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了引入这些新词又能尽量保持外来词的原貌，汉语中往往采用音译的方法。本文拟从语用的视角，谈一谈外来词的音译特点及发展趋势：直接使用、音译与意译逐渐融合、以及音译词翻译逐渐“人性化”等。
一、汉语外来词的音译特点
起初的音译词，多是因为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在他国语有一些词在本族语中找不到相对应的词，而以本族语中同音的文字代替而形成的。它使用汉字来译写外语词的读音，其内部的音节往往没有意义，所以这类音译词似乎没有更多的理据性。这些音译词除了大量的人名、地名外，还存在许多这样的一类词：纳米（nanometer）、基因（gene）、荷尔蒙（hormone）、雷达（radar）、幽默（humor）、香格里拉（shangrila）等。随着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融合，异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将会缩小，这类音译词新出现的数量将会越来越少。
在音译词中，还有一类就是在汉语可以找到对应意思的汉语词汇，但仍音译，如：引擎（engine发动机）、麦克风(microphone扩音机)、拷贝（copy复制）、克隆（clone细胞无性繁殖）等。随着不同民族间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具有多元化背景的人越来越多。
在外来词领域还存在另一种情形，即对借用的外来词既不意译也音译，而是直接在行文中援引该外来词，如email、windows、XP、.com、http等。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全新的语言现象，阿拉伯数字、罗马数字等就属于直接引用的情况，只不过是人们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在传统的自然科学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如：数学中的正弦、余弦、对数；化学中的各种化学元素及各种化学方程式；生物科学中的DNA技术；医学中的CT和电子产品中的CD、DVD等等。这或许是双语教学为什么在理工科中更容易推广的主要原因吧。在社会科学中，这种现象其实也并不陌生，如WTO、UN、APEC、NATO、EU、MBA、MPA、VIP、EQ、IT等。艾滋病的肆虐让人们熟悉了AIDS，爱好篮球的人不会对NBA陌生。《现代汉语词典》2006年增补本，专门在词典正文的后面，附上英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共收录了182个这样的词语，其中只有RMB、NHK两个词是汉语拼音的缩略语，其他的都是英文直接引用的词以及缩略词2。这种只有在英文词典中才可以见到的现象出现在汉语词典中，说明这种词语已经发展到了不应被人忽视的地步。语言的这种发展趋势，会使一些词语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国际语言，减少了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障碍，加快了文化的传播。这种情形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中也普遍存在。如同日本语中有1450个常用汉字一样，强势语言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出现在他族语言中，实际上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这种趋势还将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到来而得到进一步的彰显。
二、音译与意译逐渐融合
音译词，不管其原借词在本族语中有没有相对应的词汇，它在使用的时候注重的是音相近似；而意译词则是根据原借词的本来意思译为本族语。尽管音译词是引入汉语中无对应词与外来词汇的最简便的方法，但其功能重在表音，表意功能较弱。而汉语是讲究音、形、义结合的一种语言，因此，在外来词的借用上就出现了音译词与意译词逐渐融合的趋势，而不是界限分明，形如泾渭，从而使外借词更具生命力。目前，除了专有名词以纯音方式进入汉语还保留着较为鲜明的外来色彩外，大多数音译词在借用过程中注重汉语意思的表达，只要运用得当，因一次也能拟音又能达意，达到音意兼译的效果。如“黑客”（hacker）一词既模拟了hacker的语音，意义上又与其神合，也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可谓神来之笔。此外，俱乐部（club）、维他命(vitamin)等外来音译词都译得非常巧妙，体现了汉语非凡的表现力。
词汇是一切语言中最敏感、最活跃的因素，其发展变化不会如自然科学那么有规律，但是我们可以预言，未来的音译词会逐渐融入到汉语体系中而且能通过其形表达一定的意义。这种音译词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具有外族语的血缘，在形式上以及部分内容上含有外来因子；另一方面在形式和内容上又或多或少被汉化了。这样就可能在不同语言间形成音相近意相通的诸如“秀”、“酷”、“吧”等词汇，它们既散发着“洋”而“新”的现代气息，同时又蕴含着中华文化的积淀。
三、音译词逐渐“人性化”
早期的音译词，基本上只能表音，而不能达意，甚至有些字，好像是专门为外来词造的，如费尔泼赖（fairplay公平竞争），哀的美敦书（ultimatum最后通牒），梵婀玲（violin小提琴），苦跌打（coupd''''etat），盘尼西林（penicillin青霉素），德谟克拉西（democracy民主），德律风（telephone电话），烘焙鸡(homepage主页)。这些旧的音译词令人费解，易产生歧义；有的冗长拗口，不易记忆。
有一些音译词翻译，大多附加了符合汉民族审美心理的词义选择，如：来自日本美发店的“chic”，原来是“漂亮”、“时髦”的意思，汉译时改为“秀客”。“客”是原词中所没有的意思；据说与世界驰名的澳门葡京赌场同在一座建筑物内有一家“PizzaHut”比萨饼店，经营快餐的店主抓住赌客进赌场渴望赢钱的心理，特意把“PizzaHut”译成“必胜客”，取个好彩头，以吸引赌客就餐。这样的例子很多，特别是在商标及产品名称的译名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如：万宝路（marlboro）香烟，舒肤佳(safeguard)香皂，可口可乐(coke)饮料等都鲜明地体现了音译词力图汉化的倾向。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据资料记载，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中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interlanguage）借入大量的词汇，由于词语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其进行汉语化改造，如“佛”借自梵语buddha，音译为佛陀，佛驮，浮屠等等。汉语化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门、佛法，佛像，佛身，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词语，使之消除了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的重要方法。汉语音译词在运用作为音译符号角色的汉字时，尽量运用那些接近外借词所制成事物或概念的形象之字眼，从而使我们由作为音译符号的几个汉字字面意思上迅速把原借词指称事物或概念的形象特点，进而联想而知原借词所指称的要领内容。实际上，这种翻译方法已经使音译词的意思内化到了本族语当中，成为本族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因素。这些音译词匠心独具，颇具艺术的表现力，已使外来词的翻译不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活了，而成为一门艺术，应该成为汉语借用外来词的一个努力方向。
港台地区，由于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地理位置，在这些地区中使用的外来词，都远比大陆所使用的外来词要多得多。但像波霸（bra，胸罩）、波波（boob，胸部）等不符合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音译词，不一定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该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音译词的生存要经过民族传统文化的“检疫”，只有那些符合汉民族语言习惯的音译词才更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当然，前述第二特点，既现代音译在拟音的同时，又注意语义的表达，实际上也是音译词追求汉化的一种表现。
另外，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我们还经常把英语中如“euthanasia”（安乐死）这样的词译成“亚洲青年”。比起“安乐死”，外籍教师把它巧妙地转化为“youthofAsia”，后者听起来似乎更加婉转一些，更加“人性化”，更为重要的是，学习者一下子也就记住了这个词。
汉语惊人的包容性和表现力是外来词得以大量进入并成功汉化的内在原因。今天，当人们身穿“T恤”（T-shirt），喝着“可乐”(coke)，吃着“肯德基”（Kentucky），开着“宝马”(Beemer)，逛着“网吧”(bar)，唱着“卡拉OK”(karaoke)，着实是“炫”（showy）了一把。
四、结语
由于民族文化存在差异，他族语在本族中找不到对应词的客观情况永远存在，但人们在引进该外来词的时候，不会一律将其完全按音译出，而会力求汉语化，使之符合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需求；另外，在一些领域内还会出现直接使用外来词而不予翻译，进而形成一批在不同语言间的语词共同体，加速了汉语的国际化，使汉语更具包容性。随着词汇的互借使用，一方面会是一国语言变得更为丰富，另一方面也会使各种语言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大大扩展了汉语与国际主要语言在词义系统的一致性，使汉语更加严密`精确，有利于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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