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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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之一。但是，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却是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行政程序价值理念的失落，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序滞后。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行政程序如何“法典化”，我们需要若干基本共识加以引领。这若干的基本共识应当是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而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并存则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模式。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是制定具有通则意义的行政法典。
一、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
虽然我们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由程序性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构成的行政程序制度却并不少见，如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虽然我们宪法和法律上还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字眼，但是现有成文法条文背后却不缺乏这种法治理念，即使在一直被视为相对保守的法院也在其判决书中表达了对正当法律程序理念的认同，尽管是个别法院的作为，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晨曦的点点霞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现状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一）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
近20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行政法制建设，尽管我们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行政程序的法治观念却并没有较好地与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意识相结合。许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仍停留在“法律管的是老百姓”、“穿制服是高人一等”的认识水平上。在执法上只看结果的合法性，不重视过程的正当性，虽然执法效率较高，但执法的实效却很低。没有行政程序法治观念，必然导致行政程序中“人治”观念占主导地位，法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行政机关是依法行政还是随意行政，关键是看它是否遵守行政程序，但是，实践中的随意行政、恣意行政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我认为，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理论上是流行于我们法学理论上的“法律工具论”和“治国运动论”。“法律工具论”是将法律当成可以随意取舍的工具，只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方式、手段和步骤等程序是可以忽略的，行政权可以不受其制约。而“治国运动论”则表现在各种“执法运动”中抛弃法律程序，从而助长整个社会民众普遍蔑视法律的心理，使普法在社会民众中树立起来的法律信任感、亲近感荡然无。近几年各行政机关掀起一个又一个的专项整治运动，虽然对整合社会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对建构行政法治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实际情况看，要行政机关转变执法方式，还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涉及到更深层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但无论是“法律工具论”还是“治国运动论”，归根到底都是行政程序法治观淡薄的集中表现。
（二）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失落
我们诉求的不应当是行政程序法的形式意义，即制定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典，而应当是其内涵的科学价值理念，即正当的行政程序，也就是说仅有行政程序是不够的，该行政程序必须具有正当性。
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对行政机关委任立法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程序法的正当性理念有时无法得到张扬，由行政机关自己设计的“行政程序”经常是以维护行政权的为己任，它表现在为行政相对人设置各种较为困难的行政程序，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难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种“刁难”程序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是以开明的专制形式出现的。目前一些行政机关建立的“两公开一监督”的办事制度，似乎是一种公开、民主的行政程序制度，其实不然，因为它对违反者并不追究法律责任，公民对于违反者的投诉也无法律保障，况且它公开的内容以及公开的程度都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不公开的内容也无需说明理由，公开的程度不能超过行政机关自我承受的最低线，否则行政机关随时可以收回这一办事制度。这种行政程序是否被遵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律能力。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仍是以维护行政权为核心的一项制度，是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开明的专制表征。
（三）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度滞后
行政程序法律化作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已为步入或者将要步入法治社会的人们所共识。作为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志，行政程序法律化──进而发展成为法典化──已成为现代国家政策性选择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成为测试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高低的刚性指标。80年代我们的立法基本上侧重于行政实体法，忽视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法发展在内容上极不平衡，其原因是那个时期的行政法仍未完全脱去行政管理法的痕迹，行政程序法也不可获得其应有的地位。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的制定，使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目前仍有大量的行政行为缺乏应有的行政程序加以规范。与依法行政的要求相比，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尽管行政机关内部制定了不少内部行政程序，以弥补外部行政程序的不足，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这种内部行政程序本质上仍是维护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工具，因为这种内部行政程序中根本看不到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规定。再如现行的“行政首长接待日”、“现场办公制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现实的需要。为什么老百姓平时到政府机关不能办成的事，到了“行政首长接待日”或者“现场办公制度”时却能顺利办成？这不正是说明我们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缺少起码的程序规范，为具体经办的“小吏”欺压百姓提供了机遇。如果受欺的百姓只能在以“青天”形象出现在“接待日”或者“现场办公”的行政首长“面前，才能获得个来自不易的伸冤机会，那么我们所诉求的法治将永远不可实现。因此，就本质而言，”行政首长接待日“、”现场办公制度“仍是一种人治制度，是对行政程序欠缺的一种补救机制。对于这种制度我们不必过分的称赞的，更不能将这种制度当成解决问题的法宝。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面对这种令社会民众不解的制度，我们不是用心地、真诚地去反思这种制度的缺陷，却常常津津乐道地通过新闻媒介张扬着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可预期的“个别正义”，而对老百姓通过正常途径不能办事的原因却讳莫如深，惧怕说出来影响政府的“形象”。“行政首长接待日”和“现场办公”是我们政府中某些人给上级领导的一种做秀，如不加以彻底废除，必然阻碍着现代行政程序法治精神的宏扬，也不利推进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基本共识
时至今日，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是业界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如何做成这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各方的见解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在这些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条文设计、章节编排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在各方之间形成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几个基本共识还是有思想基础的。对以下几个围绕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事业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幸事：
（一）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
要确定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对中国实际情况在一个较为公允的认识。依我的观察，当下中国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的基本状况是应该强大的不强大，不应该强大的却是大而无边。前者如环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矿山整治、医药食品安全等方面，即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有时也不能正常行使，有些地区的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权力显得过于疲软，失去了管理社会秩序的基本能力，从而导致了这些行政领域的秩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后者如行政裁量中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尤其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有的行政机关为了私利、局部利益而曲解法律，导致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背离了立法目的。如此怪象形成的原因，与行政权力缺乏行政程序规范具有直接的关联性。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不能正常行使，与没有行政程序保障有关；而行政裁量的滥用，又因欠缺行政程序规范之故。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几乎都与行政和法律之间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关。
行政应当服从法律，这个理念在我国法律文化中过去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淡薄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是一种治国者赏罚的工具。费正清说：“中国的法律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它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理（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而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一致。统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以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所以认为通晓事理的文明人会受这种榜样和高尚行为规范的指引，而毋需绳以法规。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对那些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慑服。明正赏罚，在于表明每个人按其身分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乎体统的行为。但在理论上，赏罚总被认为是保证人们循规蹈矩的次要手段，其目的是‘以罚止罚’。”[1]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形成权力产生法律并使之成为权力的工具之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我们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确立的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今天关于法律为何而生、为何而存的认识的依然是中世纪的；即使在措辞表达上用了一些法治的言辞，但内涵上并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
在这样的法律文化背景下，行政机关对于其行使的权力，有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源于法律，更没有对法律产生一种敬畏。所以，行政机关随意行政就难以避免。如依这样的认识来引领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我以为是难以满足法治行政的需求的。因为，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制定法律的目的往往会转向满足权力的要求，而不是对权力的控制。当下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价值取向究竟如何界定，应该说它是行政程序立法最为首要的问题。我们知道，行政实体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机关有哪些权力？即法律通过授权确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行政实体法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力并确定其范围之后，在要求其正当地行使权力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行政权是一种相当大的国家权力，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且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裁量权，更具有侵权的可能性。而行政程序法通过预设的法定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行政权力正当行使。因此，作为解决行政机关如何行使权力的行政程序法，其立法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应当是“控制行政权”。行政程序有助于行政机关在实现目的时采取更善的手段，从而使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真心接受。失去了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支持，行政程序也可以被设计成为行政机关作“恶”提供合法性的保障和便利性的籍口。
当然，通过行政程序法控制行政权并不意味着以法律消极地限制行政权，而应当在坚持限制行政权的基础上，积极地提升行政权行使效率。传统行政法过度强调消极控权，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一个受到法律限制的行政权力，也同样需要一个能够积极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行政权。有限制地且有效率地的行政权力，是行政程序法立法价值的全部内容。正如有学者所说：“建立一套公正而富有效率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2]我国行政程序法在设计上应当体现公正兼顾效率的法律价值，任何走极端的立法都无助于控制行政权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固守传统行政法的“控权论”，也要防止为了回应社会需求而放纵行政机关“无法行政”。所以，在行政程序的设计上，既要有为确保基本公正的一般行政程序，同时也应当有为了适应行政效率需要的行政简易程序，还需要有应对行政紧急情况的行政紧急程序。
（二）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
现代行政程序法源于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许多西方法治国家都在20世纪制定了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典。80年代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西方法治观念逐渐导入我国，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影响日益加重。有关中译本的行政程序法典的陆续出版，[3]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西方法治国家的一些好的制度也开始逐渐为我国立法所接受，如听证、说明理由等。这些程序性的行政制度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因此，要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典化方面成功的经验以免走我们可以避开的弯路，这是一个应当认真对待的基本方法。
但是，在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过程中，重视法律本土资源开发与利用也是应当坚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基本方法。“虽然不能说人类的各项制度都是由地理决定的，但也不能否认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自然划定的。”[4]这也说明了一国法制建设过程中重视法律本土资源的重要性。以日本为例，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它接受了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影响，但它能很好地结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并有所创新，在行政程序立法上创造的行政指导、公听会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现代行政程序法进行制度创新我们也具有自身充分的条件，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传统法制思想，建国后形成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等，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行政程序法律本土资源。所以，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收集、挖掘上述法律本土资源，在经过法理的锤炼之后生成一个个具有中国特征的法律制度。
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程序已经正式启动。这是中国行政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行政程序法的灵魂是正当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个异域的法律思想如何溶入本国的法律规范，进而成为充满生命力量的法观念，或许更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我国自近代以来发生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法制建设与法律移植一直形影不离。然而，法律思想的移植速度远远不如法律规范，其实际效果似乎可以证明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的分离，足以窒息法律规范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我们仍然不能避免这样的失误。比如，虽然我们的法官穿上法袍、敲起法锤，但似乎并没有让人们对法院更加敬畏，对法院不公的诟语仍然不绝于耳。虽然“听证”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用语，但“走过场”的听证依然屡见不鲜。这多少说明了本土对异域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排斥力量是一时难以消解的。
法学界在接受法治思想方面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的行政法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行政管理法”转向“管理行政法”，这与80年代的开放国门，进而吸纳西方法治思想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行政法学界相对成熟的思想理论的影响下，90年代之后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有关行政权的立法，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不仅加重行政程序规范在法律条文中比重，而且在法律上确立了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诸如告知、说明理由等相关制度。这些法律规范虽然其实效不尽人意，但是通过学者的宣扬、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通过这种制度产生的互动，虽然可能需要消磨我们并不坚固的耐心，但是这一过程必将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支撑法治思想的基本共识。其实，从现有的体制内生成、发展出一套法律制度可能比从体制外强加另一套法律制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比如，从座谈会中发出展出相对利益多元的听证制度，或许比简单地引用外国听证制度更具有可行性。
更应让给予关注的是，系统地受过现代法治思想熏陶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已经默默地在做着这一项工作。比如，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授予行政争议案”和“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退学处理决定案”的行政判决书中，西方国家法治思想中的程序正义的思想赫然可见。[5]尤其要指出的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在行政判决书所表达出的这种法治思想，已为最高法院所接受，并通过其公报公开表达了最高法院的态度。[6]虽然这一无成文法律规范依据的行政判决书在具有浓厚成文法传统的中国法制环境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无论是圈内圈外鲜有人公开指责这样的行政判决。如此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程序正义”的法治思想正在渐渐地为我们所接受。这种通过判决引入法治思想的具体个案虽然是点点滴滴的，但这正是一个国家法治形成的基本路径。
失去法律思想支撑的法律规范即使表达得很准确，无异于没有生命的木乃伊。因此，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法律思想的引入、诠释与宣扬，以及保证现有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合法运作，使程序正义或者正当法律程序中蕴含的法治理念、价值为越来越多人所认同，从而成为未来“行政程序法”运作的法治思想基础。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在准备行政程序立法时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
三、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单行法律与统一法典
立法模式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它可以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两种。单一式是将法的基本内容集于同一法典，而复合式是将法的基本内容用单行法规定，从而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法典。单一式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法典内部分子结构之间的协调，从而形成一个内容统一、结构完整的法典。但是这种立法模式需要较高的立法技术，否则不容易制定出一部较为科学的法典。复合式虽然不需要较高的立法技术，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如重复相关条文的立法现象。以比较法的视野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需要根据一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权衡。因为一个法制背景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立法模式的选定。
我国传统上是成文法典的国家，所以法典以治理社会的做法是可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自1978年恢复法制建设以来，我们在20多年的立法工作中制定了大量的法典，并积累了许多的立法技术与经验，立法质量的逐年提升基本上回应了行政法制的需求。这几年来，我们制定了不少单行的、仅适用于某一行政领域的行政程序规章、法规，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一部比较典型的行政程序规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虽然我们在立法上不乏成功之作，但是驾驭重大、复杂的法律制定工程之能力仍然是不够的。几部重要法律在制定实施之后的短时期不断地被修改的事实多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回避这样的问题来讨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可能会误导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所以，在行政程序需要法典化已成为一句肯定句的今天，讨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模式仍然是具有重在意义的。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学者叶俊荣曾经把行政程序法典化模式分为四种：（1）最完全的法典化，它是针对所有行政权行使，不论是程序或实体事项，都通过法律内部结构的安排，统一规定于一部法律。但这在目前仍是一个理想，也仍必须通过许多理论上的考验。（2）除去实体的法典化，仅对程序作出统一规定，但在行政程序上。则作完全法典化，所有的行政事项都适用于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他法律都不必有程序的规定。（3）抛弃全部立法的排他意图，仅就各种行政管制事项的共通适用部分纳入行政程序法，但内容上包括程序与实体在内。此种立法形式是针对行政共通事项所作的总则立法。此种总则性质的法典化，相当可行，但在那些是“共通事项”的判断上必须相当讲究，才不致落入失之空泛或巨细无遗两个极端之中。（4）只对几种重要行政类型规定其适用程序，对于实体问题留待其他法律作具体规定，这是最低限度的法典化。此种立法可称得上网架立法，在立法的可行性上最禁得起考验，可行性也最高。[7]从叶俊荣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确定“共通事项”的范围，那么，第三种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可能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行政程序法典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从行政法治发达西方国家看，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先后都经历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准备期。这可能与行政程序法典所涉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鉴于我国的立法技术和行政法学理论发展的状况，近期可先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除已制定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还有“行政强制法”、“行政调查法”等。通过切实有效实施上述法律，将行政程序法所内涵的价值与观念为社会基本接受，等条件成熟后再编纂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当然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不排斥单行立法的同时进行，在行政程序法实施若干年之后再进行一次法典编纂，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四、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法不能法典化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鲜有人提出质疑。虽然荷兰制定了《基本行政法典》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但许多章节的部分段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8]这也多少说明了行政法法典化的困难。“所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在行政法法典之立法工作上，所作的努力，皆表现于行政手续法之制定。因而一方面，由于行政手续法立法之成功，以及行政实体法法典化之枉然，行政手续之概念，已日见扩张；过去被归类于行政实体法之事项，逐渐有被纳入行政手续法条文内之趋势；欲藉此，增加行政法法典化之功能。他方面法学者主张：行政实体法之重心，在于行政法分则；至于行政手续法则构成行政法总则之核心，因为行政法总则，实系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手续法，在概念上密切牵连，进一步造成行政法法典化与行政手续法之吻合，所以今日法学者所谓行政法法典化之问题，大致即指行政手续法制定之问题。”[9]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20世纪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发展历史。国内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内容应严格限制在程序方面，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不是行政法的法典化。”[10]
但我以为，从当下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内容看，纯粹的“行政程序法”并不存在，倒是大量的行政实体规范冲淡了名为“行政程序法”的意义，使之名不符实。其实，随着行政法学总论部分的理论成熟度不断提升，行政实体法的法典化也不是不可能，如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台湾、澳门等行政程序法都已经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所以，以程序规范兼容实体规范，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不是纯粹的、有关“行政程序”的法，而应当是一部“行政法通则”。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典，至少蕴含如下意义：
（一）无论是实体规范还是程序规范，只要可以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的，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定。仅仅适用于某一具体行政领域的规则，可以在为该领域制定相关法律时加以规定，从而构成作为一般法的行政程序法与作为特别法的专门法律之间关系。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中有不少共同的规范，这是因为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所产生的立法资源浪费，等到《行政程序法》出台之后，这些法律应当进行修改，消除它们之间的规范重叠现象，从而确保行政程序法基本规则统一。
（二）行政程序法就内容而言，它实质是行政法的通则，即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规范加以法律化，并以通则统帅各个行政领域中的分则。比如，无论是公安行政行为还是工商行政行为，它们的合法要件适用于通则的规定，同样有关行政听证的程序也是如此。因此，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它的法律效力应当是涉及所有的分则调整的行政领域。同时，通过立法构建适用于个别领域的特别行政程序也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立法任务，通过特别行政程序填补一般行政程序所产生的漏洞，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律体系。
（三）具有通则地位的行政程序法仅仅是确立一种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如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遵守的最起码的程序。只要行政效率允许，法律不反对行政主体为自己增加程序义务。但是，由于正当法律程序本身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能会以它自己的理解来向行政机关提出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所以，正当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规则，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一种法律精神。
总之，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这不仅符合世界范围内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而且也适应现代社会法治行政的需要。
注释：
[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2]张春生：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与展望，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1998.上海）提交论文。
[3]如应松年主编的《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4][法]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参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
[6]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公布“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退学处理决定案”中说道：“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7]叶俊荣：《转型时期的程序立法：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设计与立法影响评估》，载《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第387-388页。
[8]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关键词：行政规划；行政行为；程序控制；法律救济
常言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即凡事必须有个规划或计划。个人如此，行政主体亦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张、可供使用的资源和资金的短缺、以及多元社会中不同利益的发展，客观上要求行政主体采取措施以统一步调、有的放矢。行政规划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手段，它不仅可以确定各行政主体的共同目标，使行政资源作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可以在其拟定过程中广纳各方意见，集思广益，从而有利于现存问题的解决。但目前我国法学界对行政规划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加以认真对待和深入研究。
一、行政规划的界定
对于何为行政规划，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并形成了以下几种主要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规划与行政计划相同，并在借鉴日本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对行政规划作了如下界定：“行政规划，也称行政计划，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公共事业及其他活动之前，首先综合地提出有关行政目标，事先制定出规划蓝图，以作为具体的行政目标，并进一步制定为实现该综合性目标所必需的各种政策性大纲的活动”。[1]（P208）
第二观点重点强调了行政规划的目的，认为行政规划“系指行政机关为将来一定期限内达成特定之目的或实现一定之构想，事前就达成该目的或实现该构想有关之方法，步骤或措施等所为之设计与规划”。[2]（P800）
第三种观点则在考察行政规划过程的基础上，认为“行政规划行为”是指“为了以最好的方式实现根据现有条件确定的目标而进行系统准备和理性设计的过程，是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设计而协调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过程。”[3]（P180）
以上几种界说虽然都有其合理成分，有助于人们认识行政规划的一些特征，但由于它们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行政规划的本质属性及其相关界限，因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我们认为，在对界定行政规划时，需要遵循科学界定的一般规律，应该考虑这如下几个方面的客观因素：
1.规划作为日常用语的涵义。就日常用语而言，计划与规划是近义词，人们甚至常常在同等意义上使用它们。计划，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目的，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可分为各种类型，如经济计划、军事计划、各部门计划、地方计划和企业计划等。”[4]（P1089）规划，“亦作‘规画''''，谋划；筹划。《宋史亚·张泊传》：”泊捷给善持论，多为準（寇準）规画，準心伏，乃兄事之，极口淡泊于上''''，后亦指较全面或长远的计划，如科研规划、十年发展规划。“[4]（P4089）可见，规划与计划相比，更强调部署与安排的全面性和长期性。我们在法律术语中应用这两个概念，不能脱离这两个词的基本涵义。
2.专业术语与日常用语之间的区别。作为法律术语的“行政规划”与日常用语意义上的“计划”或“规划”也可以有所不同，没有必要将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全部“计划”或“规划”都纳入“行政规划”的范畴，而可以只选择其中需要法律予以控制的那一部分作为“行政规划”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行政规划”的范围可以有其特指的部分，其范围可以小于日常用语中的“计划”的范围。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规划”不应包括那些没有必要通过法律予以规范的“计划”或“规划”。
3.行政规划作为一种规范的法律术语，还应该同其他相关的一些法律术语区分开来。如在实践中，有些指导性的计划，目的在于起指导作用，仅仅是规定人们努力的一种方向。虽然在日常用语上是“计划”或“规划”，但实质上是“行政指导”。因此，我们界定“行政规划”时，有必要将这类“指导性的规划”排除在行政规划的内涵之外，否则容易导致“行政规划”与“行政指导”这两个概念的部分重合。还有就是，许多抽象行政行为也是关于“对未来时期的活动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如某城市为了保证城市的良性发展，规定新建的楼房不得高于18层等。我们在界定行政规划时，也没有必要将以抽象行政行为方式制定的规划纳入其中，以免概念的混淆。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行政规划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而作出的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予以实现的、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部署与安排。按照这个定义，行政规划具有如下几层涵义：第一，行政规划的主体是行政主体。立法机关以立法的形式所通过的关于某一领域事务的“计划”或“规划”不是行政规划。第二，行政规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特定的行政目标。如加快城市的公共实施建设、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城市的布局更加合理等。第三，行政规划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任何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对行政主体具有约束力，非因法定理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违反和变更。第四，行政规划的对象具有执行性和总体性。行政规划作为一种部署与安排，不同于一般的计划和安排，它不仅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予以实现即具有执行力，而且还是关于某一地区或某一行业之事务的总体规划。
在日常生活中，行政主体可以作出很多种类的规划，但这些规划并非都有通过法律予以规制的必要。从性质上，行政规划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此类行政规划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具有要求行政相对人必须遵守的效力，且往往是行政主体采取其他行为的依据和前提条件，如根据城区改造规划而作出对某居民小区予以拆迁的决定等。对于此类行政规划，从性质上分析，一般并不直接针对行政相对人，而是针对规划对象作出一种部署与安排，因此，应属于“对物行政行为”的范畴。另一种是不具有外部约束力的行政规划。这种类型的行政规划主要是各种关于公共设施建设、公有投资方面的行政规划，如关于三峡工程的行政规划、某市投资开发旅游区的行政规划等。此类行政规划并不直接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对行政相对人也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对行政主体还是具有拘束力，此类行政规划一经确定，就要求行政主体采取积极的措施予以实施。由于这类行政规划不具有外部约束力，而是通过行政主体自己实施该行政规划而对行政相对人产生事实上的影响，因此应属于行政事实行为。
无论是对外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规划还是对外不具有约束力的行政规划，事实上都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如果运用不当，则势必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侵害。因此，行政规划作为现代行政一种重要手段，既可以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同样也可以成为侵害人民权利的利器。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不合理的行政规划的侵害，有必要对其予以法律控制，使其再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同时，行政规划必然涉及到公共资源的利用，合理、科学的行政规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资源的效用，而不合理的行政规划只能造成公共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通过对行政规划予以法律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科学、不合理的行政规划的出现，从而达到合理利用公共资源的目的。而对于行政规划的法律控制，可以有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两种方式。但由于行政规划是根据具体情况架构和作为行政目标的发展蓝图，要想事前用法律条文对规划内容加以实体法上的制约，也只不过是提示抽象的方向性或判断要素等，对行政提示裁量准则而已，所以，对规划制定权加以实体法的制约有一定的限度。[5]（P564）基于实体法控制的局限性，在现代各国，一般主要通过法律、法规制定行政规划所必经的程序来对行政规划予以法律控制。如德国、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都在《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规划应该遵守的程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行政程序在控制权力的滥用、增强规划的科学性方面有着实体控制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对行政规划予以程序控制更具有可行性。
二、行政规划的拟定
对行政规划的程序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行政规划在实施前必经的程序规则来进行的，即要求行政规划必须严格遵守其拟定程序和确定程序。行政规划的拟定程序具体包括如下内容：
1.行政规划目标的确定。行政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标而作的一种部署和安排。无目标即无规划，因此，确定目标是行政规划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比较关键的一步。在确定行政规划的具体目标时，必须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本地区或本部门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合理的目标。行政规划的目标最终需要由行政主体来确定，但行政目标的提出却可以有多种途径。在我国，既可以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由行政主体的内部人员提出，还可由社会公众提出。
2.行政规划方案的草拟。在明确了行政规划的目标以后，即进入行政规划方案的草拟阶段。草拟方案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行政规划最后是否成功。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必须对行政规划方案草拟者的素质提出严格的要求。这除了可以通过提高行政主体内部规划拟定机构的人员素质来实现外，还有一个途径就是实现行政事务的社会化，通过“课题委托”的方式由非行政机构来拟定行政规划方案。虽然我国行政机构的人员素质在逐步提高，但很难在短时间内将行政机构的人员素质提高到相当的高度，很难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更妄谈使其拟定的方案成为最好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质量，笔者建议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而由具备条件的非行政机构来拟定行政规划方案。对于许多非官方的研究机构以及大专院校而言，与行政主体内部的规划拟定机构相比，它们人才储备充足、素质较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具备了拟定科学、合理的行政规划的能力。因此，行政主体通过招标、竞标的方式将行政规划拟定方案的任务交给它们，可以充分发挥这些机构在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只要明确各自的权责利关系，完全可以制定出理想的行政规划方案。此外，与行政主体的内部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相比，由非行政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所需的成本更低。由非行政机构拟定行政规划方案，可以减少行政人员的编制、节约更多的财政资金。因此，这种作法是值得借鉴与提倡的。而且我国的上海与深圳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作法，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3.行政规划方案的论证。行政规划是一项重大、复杂的行政事务，因此，为了使行政规划更科学、更合理，有必要在保留我国现行的“个人负责制”的基础上，更多地引入集团决策的思想。而充分考虑、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是应用集团决策思想、增强行政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重要手段。行政规划的论证可分为两种，一是行政规划方案的非正式论证。作为社会参与管理行政事务的一种方式，各种非正式论证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些种类的论证在集思广益、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赢得公众的支持等方面都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因此，作为我国的一种优良传统，应该通过程序法的规定而将其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保留下来，以充分的发挥其作用。其中，各派的民主协商和各方面专家的论证是非正式论证的两种最主要的方式。二是行政规划方案的正式论证，即由独立的机构进行可行性评估。拟定行政规划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实施该方案，因此，可行性应是行政主体在选择行政规划方案时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而保证行政规划方案可行性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可行性评估。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总结多年管理的经验，充分认识到可行性问题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措施。[6]（P174）。因此，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方案的可行性，笔者认为，应在我国建立由独立的第三机构进行可行性评估的制度，而评估的内容应包括行政规划方案是否具备政治上的可行性、经济上的可行性、技术上的可行性、行政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可行性等。
三、行政规划的确定
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是当代各国行政程序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籍程序之参与及进行，使计划能集思广益，考虑更为周详，而使最终确定之计划内容合理妥善，俾于具体实施计划内容时顺利进行，而达预定之目标。”[2]（P805）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我国未来的行政程序法也应当将这一内容纳入其中，并在借鉴西方各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构建我国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规划确定程序应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行政规划确定的申请。行政规划的方案拟定后，需由方案的拟定主体交给其直接的上级机关，从而启动行政规划的确定程序。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性和所确定的行政规划的合理性，行政规划的确定不应由规划的拟定主体自己进行，而应由其上级机关来作出确定裁决。若行政规划的拟定涉及其他行政主体职权的，则拟定方案应交由他们的共同上级机关，由其进行确定裁决。
2.行政规划的公告。公布行政规划方案，是为了让公众在听证会举行前对行政规划方案有足够的了解，是保证行政相对人参与权的需要。因此，应该在听证会举行前的一定时间内将行政规划的初步方案登载于政府公报或其他的媒介上，并应当允许公众查询，从而保证公众能够通过正常的途径获悉行政规划方案的具体内容。如《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97）第73条第2款规定：“听证机关可以决定将规划展示于预计受规划影响的乡镇1个月，以供人查阅。如当事人的范围明确，且在一适当期限内已将规划供其查阅的，可拒绝展示规划。”[7]（P192）对规划方案的公布，还应同时公布以下内容：第一，需要展示行政规划方案的，告知展示行政规划方案的时间和地点。第二，告知利益受影响的行政相对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给听证机关。此措施是为了便于行政听证机关掌握争议的焦点，从而使行政听证能够有的放矢，节约时间与金钱。第三，告知愿意参加行政规划听证的公众应在一定的时间内到听证部门进行登记。但行政听证机关也可依职权主动通知行政相对人参加听证会。
3.行政规划的听证。行政听证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是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通过向行政机关陈述意见，并将之体现在行政决定中，行政相对人能动参与了行政程序，进而参与了影响自己权利义务的决定的作出，体现了行政的公正和民主。行政规划确定前的听证对于保证行政规划的合理性、公正性、避免其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行政规划听证应由行政规划的确定主体主持，即其拟定规划主体的直接上级行政机关主持。从各国的规定来看，行政主持人的选任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而采用后一种做法的国家和地区占绝大多数。[8]（P217）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我国应采用由行政主体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的做法。但为了使行政相对人在听证会中的意见能被行政规划的确定主体真正的听取，应对听证主持人的资格作出一定的限制：第一，主持人必须能够参与行政规划方案的最终确定，最好是由行政规划确定机关的首长担任。这样可以使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能够直接传递给行政规划方案的最终确定者，使行政相对人的意见被充分听取，也更能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规划听证的积极性。第二，行政规划听证的主持人没有参与行政规划方案的拟定。这项限制主要是为了避免听证主持人“先入为主”、不能充分听取行政相对人的意见，从而使行政听证流于形式。
此外，为了扩大公民对行政程序的参与，行政规划的听证应允许尽可能多的利害关系人参加，即凡在行政规划影响范围内的个人和组织均应有资格参加行政规划的听证。当然，由于行政规划涉及的范围较广，符合听证条件的参与人的人数一般而言也较多，所以，对听证参与人的数目也有必要予以合理的控制。笔者认为，在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受到行政规划直接影响的人，应尽可能地优先安排其参加听证。而在因条件所限，确实不能使利益直接受到规划影响的所有行政相对人参加听证、需要由他人代表时，听证主持人应合理安排代表各种不同利益、不同意见的代表，避免出现部分行政相对人利益受到直接影响、不能参加听证而意见又无人代为表达的情况。
4.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是行政规划的确定机关在进行听证后针对行政规划方案所进行的裁决。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是行政规划产生法律效果的前提条件，没有经过确定程序的行政规划不具有法律效果，不能被实施，否则就构成违法。为使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在听证的基础上作出，应规定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必须遵守“案卷排他性原则”。[9]行政规划方案合法、合理，且行政规划方案的拟定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提出的异议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或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的，行政规划的确定机关应裁决该行政规划方案合法有效，否则应裁决不予通过该行政规划方案。
行政规划除必须按以上的程序进行外，其变更、废止等也必须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以最大限度的从程序上保证行政规划的合法、合理。
四、行政规划的救济
通过程序限制行政规划权的滥用无疑是有效的，但仅仅依靠程序控制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因为行政规划在法律性质上并不能单纯的归入某一类传统的行政领域，因此，必须根据行政规划的自身特点建立相应的法律救济机制。笔者认为，对行政规划的法律救济，应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
1.针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的诉讼救济。行政规划在确定裁决前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在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前不能对其进行法律救济。而在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作出后，可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提讼。这是因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法律关系因该确定裁决而确定，且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一般被认为是由裁决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定计划裁决在法律性质上为行政机关就特定具体事件（即具体行政计划）所为之单方行政行为（即核准之决定），其行政相对人为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多数人，且对外直接发生法律之效果，因此，属于一种具有设定法律关系为内容的形成性质之行政处分。”[2]（P809）而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能够提讼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国也应该规定对行政规划的确定裁决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2.针对行政规划的变更或中止而提起的信赖保护救济。行政规划是对未来的预期行为，虽然行政规划应当尽量避免变更或中止，但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式的变化，在某些情况下变更甚至中止某些行政规划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变更或者中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产生违法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根据相应的行政规划所提出的内容而行动的私人来说，有时会由于变更、中止造成其到目前为止的投资都是徒劳的，导致对私人不利的现状。[10]（P156）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行政主体中止、变更行政规划的行为导致了行政相对人信赖利益的损失，因此，行政主体应当承担补偿责任，如果行政主体没有给予相应的补偿，那么行政相对人可以针对该不予补偿的行为申请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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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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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参考文献
[1[台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0.
[2马怀德,吴华."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和重构"《政法论坛》，2001,5.
[3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王彦译.2002.
[4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
【关键词】管制；管制灵活性；管制影响分析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管制的“灵活性”与公平
行政管制强调管制政策及其实施的统一性。从行政法视角看，这也是平等对待、公平行政的要求。但是，对行政过程的观察表明：同一个管制性的规章、政策、标准等，对受其影响的不同对象，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换言之，管制所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对象间呈现出非均衡的分布。一般来说，大企业、组织和实体具有更强的承受管制成本的能力和资源，而较小的实体则很难承受高昂的管制成本。正因为如此，在有些情况下，大型实体甚至可能利用管制政策，排斥和打击潜在的较小的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管制政策应当对较小的实体和组织予以必要的“灵活性”，这不仅是实质性公平的要求，而且也是现代行政管制过程精细化和人性化的体现。
《美国管制灵活性法》[1]（RegulatoryFlexibilityAct）正是对管制的统一性和灵活性要求的回应。该法于1980年9月19日颁布，它要求联邦管制机构在管制活动中要特别考虑“管制规则”[2]对小企业等其他小实体（smallentity）的影响，尽可能地减少行政管制政策给他们造成的不适当的、不成比例的负担。这里的“小实体”包括三类主体：小企业（smallbusiness）[3]、小的非营利组织（smallorganization）[4]和小的政府机构（smallgovernmentaljurisdiction）[5]。如果一项管制规则的草案可能会对小实体造成具有实质意义的重大影响，管制机构必须就此进行“管制灵活性分析”并相关报告，以确保管制机构考虑了所有的合理替代方案后，尽可能采取可以减少“小实体”负担或增加其收益的管制措施，以全面、公平地实现管制目标。
《管制灵活性法》所要求的“管制灵活性分析”（RegulatoryFlexibilityAnalysis,RFA），是行政机关制定管制政策和规章时过程中应遵循的一项程序要求。在功能上，RFA类似于“管制影响分析”（RIA）[6]，但RFA更集中于要求管制机构考虑管制将对小企业所产生的影响。这里考虑了管制行政领域可能涉及的“管制俘获”问题，体现出行政的“统一性”和“灵活性”、平等对待和差别对待的平衡诉求，也体现了现代公共行政“精细化”和“人性化”理念。
《管制灵活性法》要求在规章、政策制定过程中，制定机关必须制作并公布RFA报告，其中应描述规则草案的目标，阐明其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解释拟议中管制措施的必要性和相关替代方案。[7]1996年，国会通过《小企业公平管制实施法》（SmallBusinessRegulatoryEnforcementFairnessAct），对《管制灵活性法》做出了修改，扩展了其适用范围，特别是加入了司法审查的内容。
二、《管制灵活性法》的目标诉求
根据美国国会对立法目的表述，该法立法目标在于平衡管制的必要性、统一性与灵活性和公平之间的平衡。[8]
在政府管制活动中，许多引起政府管制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大企业和组织而引起的，并非由小实体造成。但是管制规则和相关法律一旦出台，却以统一标准适用于这些小实体，这对资源非常有限的小实体来说，无疑承受了繁重的、不成比例、甚至不必要的负担。例如，对会计、核算和咨询方面管制标准的实施成本，小企业往往难以承受。问题还远不止这样简单。这种不区分管制对象规模、资源与实力的做法，轻则严重伤害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阻碍创新和限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很多行业的准入门槛，限制很多先进技术和工序的引进；重则使很多小实体无法生存，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或造成管制政策实施中的困境，降低管制资源的效率。而这些都导致实际的管制活动与立法在健康、安全、环保、经济等公共利益方面的初衷相违背。
基于此，改革管制规章和政策的制定程序以考虑小实体的灵活性需求，成为客观而紧迫的需要。其核心是要求管制机构在规则制定过程中考虑小实体的特殊情况，征求小实体的意见，并具体分析管制规则对小实体造成的影响，从而努力做到不给小实体造成不必要和不成比例的负担，以尽可能全面而有效地达成管制目标。同时，对于正在实施的法案，也有必要审查其是否给小实体带来不必要或不成比例的负担，从而决定其是否应继续适用，或者修改、废除。
国会要求将以上的立法目的作为政府管制的原则加以考虑和适用。管制活动也应当与管制规则和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努力将恰当的管制要求与标准适用于不同规模的企业、组织和政府机构。
《管制灵活性法》适用于依《行政程序法》（APA）或其他法律要求应通过“公告——评论”程序进行的规则制定活动。1996年的修正案将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由美国国税局IRS（InternalRevenueService）出台的解释性规则，因为其规则制定过程中涉及到要求小实体提供信息的要求。但是，对于大量非立法性行政活动，不论是行政裁决还是涉及面广的非正式行政活动，该法并不适用。同时，对于无需经过公告——评论程序而制定的规章（比如解释性规则和其他依据APA第553条而免除公告-评议程序的规章）也不适用该法案。但如前所述，由IRS制定的解释性规则应适用该法案，[9]因为它的制定过程中有信息收集程序的要求。
三、保障管制灵活性的基本制度
根据《管制灵活性法》的规定，管制机构必须每半年公布一次管制议程，公布影响到小实体利益的当前或即将制定的管制规则，并对这些规则和其管制领域的情况做出介绍。其后，在公布管制规则草案的同时，要同时公布一个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对规则的必要性、目标、基本规定、以及规则对小实体的影响和为减小这种影响而准备的替代性方案等予以描述。这些方案应进入公告评论程序，尤其要听取小实体的意见。根据公众和小实体的意见，在公布最终管制规则时，要同时公布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其中要总结和概括公众和小实体的重要评议意见，以及管制机构的回应意见，并说明据此对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做出的修改。除此，还要对管制机构为达到管制目标而采取的、尽可能减小对小实体经济影响的措施，以及对最终管制规则中选择目前替代性方案的理由做出说明。这是管制灵活性分析的一般程序。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省略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阶段或评议阶段，而直接做出最终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也可因特殊情况而延迟或放弃管制灵活性分析。此外，对环保署（EPA）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署（OSHA）的规则制定，还有一些附加的程序要求。
对于上述程序性要求，任何受不利影响或伤害的小实体都可以提起司法审查请求。另外，该法案要求管制机构将管制灵活性分析用于他们已经颁布的规则，并且每10年对这些规则进行重新评估和定期审查。以下对各程序要求扼要介绍。
1.管制议程的公布和通告
每年的四月和十月，所有管制机构应当在联邦登记簿上公布管制灵活性分析的议程，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介绍管制领域情况。对于管制机构将要制定的管制规则，如果该规则将对数目众多的小企业构成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影响[10]，管制机构应该对该规则涉及的管制领域的情况进行简要介绍，并公布该管制机构的名称和电话号码。二是介绍管制规则。要结合该管制规则涉及的领域、该立法目标和依据，以及规则草案中规定的对该管制活动的大体安排等，对管制规则的概况和实质内容做简要介绍。[11]
上述管制议程应专门送交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theOfficeofAdvocacyofthe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的首席顾问，听取其评议意见。并且，每一个管制灵活性分析议程都应当尽力提供给小实体及其代表。可通过直接送达或在公共出版物上公开出版方式，以尽可能保障小实体获得告知，并邀请他们就议程上每一个议题发表评论。但是，法案并不禁止管制机构考虑和做出未在管制灵活性分析议程中列入的事项，也不要求管制机构必须考虑和做出该议程中已经列入的事项，这为管制机构流出了必要的灵活性。
2.公布RFA草案
当一个管制机构按照行政程序法或其他法律的要求公布管制规则（或关于国内税收法律的解释性规则）草案时，管制机构应同时提供一个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RFA）并就此征求公众意见。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用来阐述拟议中规则草案对小实体可能造成的影响，报告草案或其摘要应当与规则草案同时公布在联邦登记上。除此以外，管制机构还应当专门将报告复件送交小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的首席顾问。[12]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内容包括：（1）说明管制机构做出管制活动的理由；（2）简明陈述该项管制规则的目标和法律依据；（3）如果可行，描述该管制规则的适用将影响到的小实体数量和种类；（4）对管制规则草案基本内容作出描述，[13]对遵守管制规则所需的专业技能进行说明。（5）如果可行，应找出所有相关的联邦规章中可能与该管制规则重复的、重叠的或相冲突的规章。
除上述五项内容外，更为重要的是，该分析报告草案还应当做出一个对规制草案“有意义的替代性方案”的介绍，该方案应在可实现管制目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减小对小实体的经济影响。例如对小实体作出不同的要求、规则实施的不同时间表、对小实体强化或简化一般性要求、对小实体免除某些管制要求的适用，或选择其中的一部分予以适用等。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替代性方案的阐述是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中的关键部分，因为正是这些替代性方案体现了管制灵活性的实践意义。
3.通告和评论
如果管制规则的颁布将给一定数量小实体带来较大经济影响，管制机构应给予小实体充分的机会参与规则制定过程。可采取的参与途径包括：（1）在规则草案公布中做出陈述，说明该规则草案会给一定数量的小实体造成较大经济影响；（2）公共出版物上公告规则草案及其制定过程，且使该出版物容易为小实体所获得；（3）对利益相关的小实体进行直接通知；（4）针对小实体举行开放会议（openmeeting）和公共听证会，包括通过网络征求和收集评议；(5)降低小实体参与规则制定过程的成本和复杂性。
4.最终RFA的确定
根据《行政程序法》的规定，管制规则草案和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草案公告后，经过公众评议和回应，管制机构最终管制规则。此时，管制机构还应同时公布最终版本的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该报告最主要的内容有两点：一是要总结和概述公众对“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提出的重要评议，并概述管制机构对这些评议的看法，并说明据此对管制规则草案做出的修改。二是对管制机构为达到管制目标而采取的、尽可能减小对小实体经济影响的措施进行说明和描述。说明应涉及最终管制规则选择目前方案的理由，包括事实上、政策上和法律上的理由，对未采用其他重要替代性方案的理由作出说明。管制机构应当在联邦登记簿上公布该分析报告或其摘要，方便公众所获取。
5.特殊情况下的放弃与延迟
在特殊情况下，管制机构可放弃或延迟对上述关于RFA草案规定的程序，但必须在最终管制规则公布前，在联邦登记上公布一个附有理由的书面决定，说明为应付紧急状况而直接颁布最终管制规则的理由。紧急状况，通常指因特殊情况而使得遵守或按时遵守以上要求变得不可行的情形。[14]
适用管制灵活性法的所有管制规则的制定，都必须一个最终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迟该报告。如果需要延迟，延迟的决定必须于规则公布之日前在联邦登记上，说明为应付紧急状况而延迟的理由。管制机构应在最终管制规则后180内公布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否则该管制规则将自始不具有法律效力，且在公布最终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前不得再次颁布该规则。
6．排除适用的情形
如果管制机构能够证明一项管制规则不会对小实体造成实质意义上的经济影响，可以不适用《管制灵活性法》。管制机构的上述证明应当在联邦登记簿上公布，并与管制规则草案或最终管制规则同时公布，并阐明证明的事实依据。此外，管制机构还应当将该证明发送给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首席顾问。[15]
7.定期审查清理制度
定期审查清理要求管制机构对其制定或颁布的规则进行审查。《管制灵活性法》生效后180天内，所有管制机构应当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其定期审查计划，对那些已经存在的影响小实体经济利益的规章进行审查。定期审查计划可以随时修改，但所有的修改必须在联邦登记簿。[16]定期审查的目标诉求，在于评估管制目标管制规则对小实体的经济影响，以此来决定管制规则是否应继续适用、修改、还是废除。对于该法生效时已经存在的管制规则，应当在该法生效日起十年内定期审查。对于该法生效后制定的管制规则，应当在管制规则颁布之日起十年内定期审查。但是，如果管制机构认为对规则的审查难以在所要求的日期前完成审查，可以在联邦登记簿上一个延迟声明，说明延迟的理由。每次延长的期限是一年，但是延长时间总共不得超过5年。
对规则审查的基本原则是“影响最小化”原则。在此原则下，定期审查的内容涉及到以下方面：管制规则对小实体造成的经济影响是否最小化？管制手段与现行有效的法律所设定的管制目标是否一致？是否认真考虑了公众对规则的评议？规则是否与联邦、州或地方政府的其他管制规则重叠、重复或冲突？随着科技、经济条件或其他因素的变化，现行管制规则是否应做出修改或废除？
8.司法审查制度
《管制灵活性法》在最初颁布时，排除了法院对行政机构行为的司法审查。在实践中，多数法院也尊重国会的立法意图，对相关行为的司法审查采取非常克制的态度。[17]1996年，考虑到法案的要求经常被漠视，国会修改了法案，规定如果小实体认为管制活动对其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伤害，可以获得司法审查，申请司法审查的时效期间为一年，在管制规则生效之日起或延迟最终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后一年内，可以诉诸司法审查。法案的修正案准许根据法案的特定条款对管制机构遵循法案的情况予以司法审查，法院救济手段包括裁定对小实体采取宽限措施、将管制规则发回管制机构、延迟管制规则对小实体的适用等，但并不限于这些。[18]
根据司法审查条款，审查标准主要是APA规定“合理标准”。许多法院已经提出了对管制活动合理性标准的理解，即管制机构必须做出合理、适当的、善意的努力去实施法案的要求。[19]合理性标准要求管制机构在做出最终的RFA时，只需要将“有意义的替代性方案”与管制规则相衡量，而无需穷尽所有的方案和可能性。同样地，法院主张管制机构应当尽适当的努力提醒小实体参与到规则制定过程中，但是参与的途径和方法由管制机构合理裁量。实践中已经有多个案例对管制机构合理性证明的充分性以及最终的RFA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管制机构也被质疑没有考虑规则草案对个别组织的影响。但是，法院似乎也达成一些共识，即：管制机构仅仅需要考虑规则对被管制实体造成的直接影响，而非间接影响。[20]司法审查试图尽可能平衡管制有效性与小实体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
当法院对管制规则进行司法审查时，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的首席顾问可以作为“法官顾问”参与庭审。审查过程中，首席顾问可以陈述其对该法案规定的遵守、规则制定记录中小实体参与的充分性、以及规则对小实体的影响的看法和观点。[21]
四、EPA和OSHA规则制定中的附加程序
对美国环保署（EPA）和职业安全与健康署（OSHA）来说，有关管制灵活性的要求还有一些额外的程序规定。这些额外程序要求EPA和OSHA在公布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之前，应当通知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的首席顾问，告知他管制规则草案对小实体的潜在影响，以及何种类型的小实体将受到影响等相关信息。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的首席顾问在收到上述信息的15日以内，应选出受影响小实体的代表，从他们那里获取有关该管制规则草案的建议和意见。同时，管制机构还应当就管制规则召集一个“审查小组”（areviewpanel），由全职的联邦雇员构成，包括管制机构中负责实管制规则实施、管理和预算局（OMB）中负责情报和管制事务的人员，以及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的首席顾问。审查小组应认真审查管制机构依照法案的一切应准备的相关材料，包括规则草案的草稿，收集各小实体代表的建议和意见，审议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中的内容。[22]经过审议，若存在应改变的情况，管制机构应当适时修改规则草案和管制灵活性分析报告草案。若审议小组认为管制灵活性分析并无必要，则可不制作该分析报告。审查小组审查完毕后60天内，应将小实体代表的评议和管制灵活性分析草案向公众报告，从而与本文前面所描述的程序相衔接。
如果小型企业管理署支持办公室首席顾问、小实体的代表以及管理和预算局（OMB）部门中负责情报和管制事务的办事处咨询协商一致，也可以放弃上述审查小组的审查程序。但是，在规则制定记录中要加入一个附有理由的书面决定，对放弃的理由进行具体陈述。
五、走向“精细化”的行政管制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从经济学视角看，政府管制是对市场调节的限制，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因此，对于行政管制活动的法律调整，不仅需要考虑定性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形式公正等价值，还需考虑定量意义上的管制影响分析。《管制灵活性法》所表达的对不同受管制对象予以灵活对待，对“弱小”实体利益的特别关怀等诉求，体现了现代行政的“精细化”需求。这种“精细化”的行政管制，关注到了社会资源更为均衡有效的配置，同时也体现了公共行政活动的“人性化”。
行政管制的“精细化”和“人性化”理念，对当代中国行政管制技术水平的提升、管制目标的合理化、管制行为的理性化等，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一方面，在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环境中，数目众多的小企业和小实体处于明显不利的态势。政府管制性政策，例如出口管制、标准管制、金融管制等，对小企业和实体所带来的成本和影响，往往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准入门槛的抬升和管制成本高昂，使市场竞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从而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在中国，大型企业和实体往往与管制机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甚至利益关系，这可能导致大企业通过政府管制而打击、排斥竞争者的情形，而小企业则称为直接的受害者。因此，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在政府管制过程中引入对弱小企业和实体的法律保护，具有现实而紧迫的必要性。
【注释】
[1]《管制灵活性法》于1980年制定。1996年制定的《小企业管制实施公平法》对《管制灵活性法》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正。See5U．S．C．601–612.
[2]“管制规则”（regulatoryrule）是指根据《行政程序法》553（b）制定的任何具有普遍适用力的规章、通知、政策等，但不包括有关税率、工资、公司和财务结构、关于服务、设备等的定价，以及有关上述事项的成本核算的规章。5U．S．C．，section601(2),RegulatoryFlexibilityAct。
[3]《管制灵活性法》中的“小企业”与《小企业法》中的“小企业利益”具有相同的立法含义。5U．S．C，section601(3),RegulatoryFlexibilityAct。
[4]“小组织”指任何独立运营的、在其领域内非垄断性的非营利组织。Section601(4)，同上。
[5]“小政府机构”指辖区人口在5万以下的市、县、镇、村、学区或特区政府。同上，601(5)。
[6]“管制影响分析”（RegulatoryImpactAnalysis,RIA）指对管制政策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进行分析，不仅包括成本——收益分析，而且包括管制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如竞争环境、产业调整等方面的影响。
[7]PaulVerkuil,ACriticalGuidetotheRegulatoryFlexibilityAct,ReporttotheAdministrativeConferenceoftheU．S．,1981ACUS203,reprintedin1982DukeL．J．213.
[8]See“TheCongressionalFindingsandDeclarationofPurpose”,RegulatoryFlexibilityAct,chapter6,5U．S．C.
[9]SeeWilliamF．Funk,JeffreyS．Lubbers,CharlesPou.Jr,Feder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Sourcebook,ThirdEdition2000,AmericanBarAssociation,SectionofAdministrativeLawandRegulatoryPractice,964.
[10]“Anyrulewhichtheagencyexpectstoproposeorpromulgatewhichislikelytohaveasignificanteconomicimpactonasubstantialnumberofsmallentities.”section602．(a)．(2),RegulatoryFlexibilityAct,5U．S．C.
[11]Seesection602(a)．(2)．RegulatoryFlexibilityAct,5U．S．C.
[12]如果一个解释性规则涉及到美国税法，那么，该解释性规章必须在《联邦登记》上公布并编入《联邦法规汇编》。但这一要求仅限于解释性规章对小企业施加了信息提供义务的情形。See603(a)．RegulatoryFlexibilityAct,5．U．S．C.
[13]See601(8),RegulatoryFlexibilityAct,5U．S．C.
[14]Seesection608,RegulatoryFlexibilityAct,5U．S．C.
[15]同上，section605.
[16]同上，section610。
[17]SeeStateofMichiganv．Thomas,805F.2d176(6thCir.1986);Thompsonv．Clark,741F.2d401(D．C．Cir.1984).
[18]SeeWilliamF．Funk,JeffreyS．Lubbers,CharlesPou．Jr,Feder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Sourcebook,ThirdEdition2000,AmericanBarAssociation,SectionofAdministrativeLawandRegulatoryPractice,pp．964-965
[19]AssociateFishermenofMaine,Inc．v．Daley,127F．3d104,114(1stCir．1997);seealsoSouthernOffshoreFishingAssociationv．Daley,995F．Supp．1411(M.D．FI．1998).
[20]SeeMid-TexElectricCooperative,Inc．v．FERC,773F．2d327(D．C.．Cir．1985).SeeWilliamF．Funk,JeffreyS．Lubbers,CharlesPou．Jr,FederalAdministrativeProcedureSourcebook,ThirdEdition2000,AmericanBarAssociation,SectionofAdministrativeLawandRegulatoryPractice,965.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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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蔡志方.行政救济法新论.元照出版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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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作为绘画艺术立足于今日画坛，与中国画、油画的要求并无二致，共性是都存在着“大美”的绘画价值。漆画的创作题材也是广泛的，壮丽河山、花鸟鱼虫、人物、静物、历史神话、现实生活，无一不是漆画表现的天地。在一切材质与技法都从属于现代艺术精神的前提下，现代漆画有着独特的美学品格，独特的质料价值。在创作实践中，技艺体现着时代性、开放性、自由性，尊重质料价值并合理运用技艺以求达到纯粹的艺术境界是画者的追求。画漆画感觉会比画其他画种更加直接，因为漆画有很多硬质材料可用。从物性上讲，其它画种的色彩可以说是模拟性的，如表现金色用的是黄色。
而漆画本身是物态的，是直接的表现，如表现金色可以用金箔；白色可以用蛋壳、银色、银箔；透明色可以在银浆上着色从而得到利用金属质地的直接光线反射的颜色等等。漆画表现美学感受的直接性与意志结合得更紧密，所谓意志指的是自然的意志，比如花的香味，这与人工仿造的香精的香味是截然不同的。相对于其它画种而言，漆画本身语言的物的直接到场更具说服力，更深刻。可见漆画是借物料的本体性，而不借助其他人工的拟物性。漆画的精彩正基于此。
漆画创造的画面是透气的，整个气息是由内到外的，犹如自然本体的内在价值展现。漆画的优势在于回到物性上，更尊重物性本身的美。在历史的积淀中，现代漆画发展的任务确实艰巨。在当下“大美”的引领下，质料应该在现代漆画中扮演配角，为纯粹的绘画情境服务，即是现代漆画表现中艺术精神的全面自由自在。我们更要尊重材料的物性特征，不仅因为物性是最古老、最原始、最新进的价值和生发可能的价值，更因为这些硬质材料与漆画内在绘画性相结合能碰撞出更炫目多彩的火花。漆画独特的材质技法作为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语言形式，它呈现着艺术独特的风貌和特征，这种独特性为艺术的存在确立了重要价值和意义，并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即物我两忘的艺术表现、艺术精神的彰显。
现代漆画的偶发性是掌控画面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偶发性因素会对画面整体产生作用，所以，要在宏观的意境基本得到预期实现的同时把握画面的整体效果。在创作过程中随处都隐藏着偶发的美学价值，天人合一的状态是漆画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蛋壳可以砸出偶然的弦外之音，研磨时可以磨出言外之意。尊重偶然产生的艺术效果，对作品来言无疑是上天最好的赏赐。比如说：打磨时磨多磨少、研磨部位不同，最终所产生的画面效果绝非一样。漆画创作需要更高的美学能力指引，这与国画的写意和水彩画有些相似，现代漆画的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行性
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传统法律制度采取的是单轨制保护模式，即由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来维护环境公益。然而，对于没有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公共权力，其权力本身的扩张性和腐蚀性，是每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仅仅依靠道德力量所无法改变的。环境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其利益的保护同样受到制约。尽快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充分发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的巨大潜力，是促进我国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趋势。
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概念的界定
环境公益诉讼指致使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时，法律允许公民、环保组织或特定国家机关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讼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于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之外的一种独立的诉讼类型，它只是一种与诉讼目的及原告资格有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
1.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为特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及个人。此处所指的特定国家机关为人民检察院，它最有权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社会组织及个人可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讼。
2.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为管理环境的政府部门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也包括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3.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对象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
4.环境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而非提讼当事人自己的私利。
二、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依据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将成为鼓励公民参与环境管理，加强对破坏环境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减少因环境纠纷导致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建立，主要理论依据体现在以下两点：
1.环境法中的环境权理论认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拥有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具体而言，就是有在良好，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有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权利，有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督、检举、控告和诉讼的权利等。因此，公民的环境权利遭到行政行为侵犯的时候，不管是否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均有权提讼，要求相关部门追究法律责任。环境权理论的兴起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
2.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作为人类生活所必需的要素来说，乃全体公民的共享资源和公共财产，任何人不能对其任意支配、占有和损害；国家是基于全体共有人的委托而行使管理权的，因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责任管理好这些财产。
当行政机关只注重本地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对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现象漠然视之，行政机关在防治污染方面不依法履行职责时，任何公民、组织或国家特定机关均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监督政府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依法履行其职责或管理环境的义务。
环境作为一种社会公共利益，与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环境法是一种社会法，从社会法理的观点而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以社会法思想为底蕴，具有社会法理基础。
三、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且可行的。
(一)必要性
在我国，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环境问题的危机不仅使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生活遭受到严重侵害，而且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环境公益问题，我国实行的是政府行政管理的单轨制保护体制。这种体制下，不可避免的存在行政体制紊乱和软弱、行政监督缺位与低效、环境行政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另外，政府环境管理行政部门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可能存在政策的片面性，甚至行政权利本身对环境公益构成侵害，不能实施保护环境的行政行为。可见，这种单轨制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寻求解决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积极吸纳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以期改变环境保护不力的状况。
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式是预防为主，在立法上，法律有必要在环境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时就容许公民采用诉讼等司法手段加以解决，阻止环境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侵害。由于政府的力量不足以保护环境，民众必须参与环境行政行为和环境司法过程。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是公众参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需求。
因此，基于我国单轨保护体制下，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不力以及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需求，我国有必要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在政府行政行为上，进行监督制约，在立法上，肯定公民参与保护和监督环境公益的程序，在渠道上，畅通环境公益诉讼，以便更好地保护我国的环境。
(二)可行性
我国已经存在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基础，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可行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有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基础
《宪法》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这些在法律上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这就体现了公民有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这些规定体现了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公益诉讼的精神，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精神依据。由此可见，人民可以通过诉讼等法律程序对政府机构行为和权力形成强制性约束，参与环境保护和监督管理。
2.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
随着我国公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空前提高。另外，社会的各种民间环保组织和非政府环保组织将一定范围内个人的的力量聚合在一起，对政府决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对政府环境行政权力具有一定的监督性。民众法律和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民众基础。
3.国外经验可以借鉴
国外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为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例如，在美国，环境法中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称作公民诉讼，即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排放污染者或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保局提出诉讼。这种诉讼方式完全废除了原告适格理论，原告没有必要证明自己受到违法行为的直接侵害。在英国，检察长是唯一在法庭上代表公众的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私人不能直接提起组织公共性不正当行为的诉讼，只能请求检察长的同意，以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德国、法国的“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实际上也是类似于美国集团诉讼的模式。
实践证明，国外的公共诉讼对于维护公民的环境权、提高环境质量、实行法治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在具体的操作实践中也积累了经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精华，并与我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法。
另外，我国已有公益诉讼的案例，这些案例从程序上、实体上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提供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建立奠定案例基础。
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政府单轨保护环境不力的状况以及民众要求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的社会现实，有必要尽快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而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软环境，具有可行性。从保护公民环境权和环境公共利益出发，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绿中美.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张明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刍议[J].法学论坛，2002；(6)
[3]赵慧.国外公益诉讼制度比较与启示[J].政法论丛，2002；(5)
[关键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别
一、关于区域性差异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问题，财政政策通过国债资金、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体现对区域差异的关注。货币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而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要以总量调节为主，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国家可以从总量上对社会总供求进行调控并促成二者的基本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传导途径等方面的差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势必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应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这一因素。
目前国内很多理论研究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央行高度统一、具有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非一致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的货币支持力度。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运用多国家---多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对整个欧元区及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并着重研究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各个国家传导途径的差异。美国在区域性差别的存在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有代表性。国内已有相关文章讨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的矛盾，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化问题。但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在各地的差别性，还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因此，在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理解货币政策各项措施的内涵，深入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别原因，从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当前金融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N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发达省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对比，找出差别。具体来说，这种差别性可通过一系列经济、金融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通过总量指标（包括GDP、工农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各种物价指数等）、人均指标（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速度指标（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物价波动速度等）、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指标、所有制结构的指标、开放度的指标等）来反映；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可通过金融业务量（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余额及增长率、各项存贷余额及增长率等）、金融机构发展情况（包括金融机构数量、业务量及所占的市场份额等）、金融市场状况（包括金融资产质量、交易价格、企业融资渠道中之间融资和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等）、资金流量情况（包括本省与其他省及国外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数量等）等指标反映。以上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十分重要，本课题研究过程将尽量充分反映，有些不能完全通过数据反映的，也要尽可能作定性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基础。
二、区域经济金融差异性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异性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差异。
1、从总量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438.9亿元，上升到769.4亿元，每年以9.3%的速度发展，比全国平均增长快0.8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末，N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9.4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56%，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通过回归分析，N省经济周期与全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5，我国整体经济对海南经济的影响因素为0.312。
2、从人均指标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6022元，上升到9420亿元，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29，比全国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495元，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
3、从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程度上比较。N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统计显示，全国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在上升。而海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4年仍高达36.8%，与1998年的占比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
4、从开放程度上比较。1998—2004年，N省外贸依存度依次为：3.9％、2.6％、2.5％、3.2％，3.1%，3.4%，4.4%，平均徘徊在3%左右，只相当于全国(除港、澳、台外，以下同)平均水平的0.0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最后。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从1998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70%。由此可见，N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5、从财力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N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7.7%，7.7%，7.6%，8.0%，7.7%，7.6%，7.4%。说明近7年来，N省的财政综合实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下降的势头。从横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12.6%，13.9%，15%，16.8%，18%，18.5%，19.3%。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是近7年来全国的财政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N省反而在下降；二是N省财政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发展的差异。
1、从金融主体上比较。N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很难想象目前竟然没有一家外资银行、没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没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少。金融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再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等严重缺位，担保公司、评估机构也只有几家，保险公估行还处于空白，金融市场主体边缘化特征十分明显。
2、从金融服务上比较。目前由于N省金融机构种类单一,体制僵化,因而导致金融服务功能不断缺失现象相当明显。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县域金融服务网点的萎缩，造成了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和贷款审批权限的上收限制了新增贷款的发放。二是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淡出，造成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局面，金融支农的效应降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受阻。三是邮政储蓄金融服务功能的异化。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这一“抽血机”完全脱离了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失血”过多。
3、从金融资源上比较。一方面从1998-2004年N省存款占GDP比值与贷款占GDP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存款占GDP比值逐步加大而贷款占GDP比值在下降。这说明海南地方汲取金融能力在逐步增强，而本地实际掌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下降。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就是本地银行大量汲取本地资金，通过上拆借总行，从而使资金流向富裕地区。另一方面，N省金融机构存差在持续扩大。1995年末，全省贷存比为100.1％；到2005年6月末，全省贷存比降到74.2％，比1995年低26个百分点。另外，2005年1-6月全省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之比仅为19.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N省金融资源在不断流失。
4、从金融功能上比较。当前N省金融功能逐步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来
面：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不适当，2004年全省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比例高达95%以上；二是金融资源在地域上占有不均衡，A、B两中心城市占有的金融资源高达85%以上，各市县特别是广大农村占有金融资源甚少；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差距大，“二元金融”现象客观存在。三是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从1998-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贷款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说明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四是金融产业贡献度逐年递减。近几年来，N省金融产业贡献率呈下降的趋势：从纵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3.5%和5.2%，比1996年分别下降10.1和4.5个百分点；另外，N省金融保险业上缴的营业税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都说明了N省金融业的产业地位在走下坡路。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偏低的，比全国平均低3个百分点。
（三）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
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最终反映在物价与产出上。在分析过程中，要从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考虑。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信贷传导途径、利率传导途径、汇率传导途径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必将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N省的具体情况，分析本省货币政策主要的传导途径，并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对投资、消费、进出口、居民收入与储蓄、产业结构、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最终考虑对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本部分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对本地物价与产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利率调整的影响，再贴现率与再贴现额度调整的影响，再贷款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汇率变化的影响以及一些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等。本文着重对1998－2004年的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层面的传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政策工具调整较为频繁的1998－2000年进行重点剖析。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货币政策工具选样：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运用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考虑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不能量化，因而，我们货币政策工具选样忽略了信贷政策工具。
存款准备金样本区间从1998年1月至2000年12月，共36个样本。贷款利率样本区间从1998年4月至2000年12月，共33个样本，最大滞后时段为36个月。
再贷款率、再贷款额、再贴现率、再贴现额的本区间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
中介目标选样：我们选取贷款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贷款总量数据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以及往后第1，2，…，33个月的贷款余额。
最终目标选样：我们选取GDP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最终目标，GDP选样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物价指数选样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
分析方法：采用spss软件计算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指标与中介目标（当期贷款余额或若干个月后的贷款余额），以及中介目标（贷款余额）与当期的GDP，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对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的分析来评价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注：Pearson相关系数是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相关系数前面的符号表征相关关系的方向，其绝对值的大小表示相关程度，相关系数越大，则相关性越强。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Significance(2-tailed):双侧显著性检验概率。）对货币政策工具变量A(包括1、一年期贷款率，2、一年期再贷款率，3、一年期再贴现率，4、法定准备金率)单向量变动对贷款总量B的影响以及贷款总量B对最终目标向量C(GDP)与向量D（物价）指标水平的影响等进行分析。
（二）研究假设
根据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具体包括以下假设
假设1：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理论上讲，贷款利率下调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刺激投资，拉动消费，进而增加企业贷款意愿。因此，贷款利率水平越低，银行贷款总量将会越多。
假设2：再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贷款利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贷款的意愿，因而再贷款总额增加，相应地增加了商业银行资金的供给总量，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意愿。
假设3：再贴现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贴现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意愿，因而再贴现量增加，相应增加了商业银行对企业增加贴现意愿，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总量。
假设4：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增大货币乘数，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社会信用总量，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
假设5：贷款总量与GDP正相关。贷款总量增加直接刺激投资增长和支出的增加，导致经济的快速扩张。
假设6：贷款总量与物价指数正相关。贷款总量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和产出的增加，收入也将随之增加，并进而导致物价的上涨。
（三）实证检验
检验显示
1、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46，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9、-0.860、-0.869、-0.881、-0.893、-0.885、-0.882、-0.886、-0.904、-0.924、-0.929、-0.917、-0.909、-0.917、-0.925、-0.931、-0.942、-0.921、-0.901、-0.886、-0.881、-0.867、-0.853、-0.823、-0.791、-0.767、-0.732、-0.688、--0.644、-0.601、-0.589、-0.589、-0.606、-0.626、0.619、0.624。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42，在第二十四个月回落到-0.823。结果表明：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1。对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一)，得线性模型：y=-56.097x+1284.465y，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贷款利率。
2、再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39，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3、-0.854、-0.861、-0.872、-0.888、-0.880、-0.877、-0.881、-0.899、-0.920、-0.922、-0.912、-0.904、-0.910、-0.917、-0.921、-0.930、-0.899、-0.874、-0.856、-0.854、-0.847、-0.843、-0.824、-0.800、-0.781、-0.748、-0.704、-0.656、-0.608、-0.595、-0.593、-0.610、-0.630、0.624、0.609，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30，在第二十三个月回落到-0.843。结果表明：再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2。对再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二)，得线性模型y=-28.363x+1063.999，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再贷款利率。
3、对再贷款额，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作相关分析：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1年2月共38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32个月的贷款余额。
经分析发现再贷款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2420.2690.3010.2990.2810.2690.2570.2440.2660.2870.2740.2760.2850.2990.3290.3450.3700.3960.4170.4110.4040.3920.3520.3170.2760.2500.2460.2380.2200.2100.2100.2100.2030.175。其中在划线有月份下有显著相关关系。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19个月（0.417）。对再贷款额与第19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4.136x+917.589
再贴现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为强相关，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30个月（0.815）。对再贴现额与第30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63.826x+921.252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24，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47。都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共4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090，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36。前者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后者具有强负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9年6月至2002年5月共36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13，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684，都为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的样本区间，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很不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再贷款额，再贴现额这两个变量与贷款额这期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4、存款准备金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734。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746、-0.764、-0.771、-0.780、-0.798、-0.803、-0.812、-0.827、-0.827、-0.828、-0.828、-0.840、-0.848、-0.830、-0.799、-0.774、-0.771、-0.782、-0.797、-0.821、-0.801、-0.784、-0.777、-0.782、-0.793、-0.798、-0.794、-0.768、-0.728、-0.678、-0.642、-0.619、-0.603、-0.607。其中在第十三个月达到最高：-0.848，在第二十九个月回落到-0.728。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4。对存款准备金率与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四)，得线性模型:y=-2275.577x+1077.086，y表示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存款准备金率。
5、GDP—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GDP样本为对应的当季GDP值。结果表明：相关系数在当季为0.78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强正相关，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5。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GDP作线性回归(见图五)，得线性模型：y=0.212-60.548，y表示当季度的GDP，x表示贷款余额。
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样本为对应的当季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相关系数为0.447，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进而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6。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作线性回归(见图六)，得线性模型：y=0.008x+91.960，y表示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x表示贷款余额。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对中介目标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负相关性，而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和中介目标没有相关性；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GDP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正相关性，对物价指数在0.0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认为，在新兴市场的国家中，由于利率尚未市场化，因而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信贷总量在分析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再贷款率、再贴现率对票据市场比较落后的N省来看，作用不大。
2、在考虑单变量自我影响的前提下,存款准备金率在当期就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3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并持续16个月后效用开始减小；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都是在当期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7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持续期分别为24个月；中介目标与最终政策目标GDP的强相关则出现在当季,对物价指数显著相关也出现在当季。毫无疑问，我国货币政策在N省实施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
3、在不考虑交互影响的前提下，在向中间目标传导的过程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滞最短（13个月），比全国（8个月）滞后4个月，贷款利率（17个月），比全国分别）滞后3个月；从持续期看则相反，贷款利率为24个月，与全国相比持续期短4个月，法定准备金率为29个月，与全国一样（29个月）。为什么N省货币政策工具与全国相比会出现滞后期长，持续期短的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N省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资本市场发育比较落后造成的。
4、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在N省实施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N省的货币化程度低，特别是票据市场相对落后，导致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两大政策工具失灵。因而考虑我国经济金融地区差别明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了使货币政策更符合区域经济金融的实际情况，适当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区域性货币政策，进而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在全国统一性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地区性差异性。实行全国分层次的货币政策，或差别货币政策，或区域性货币政策。如何划分，一是按地域划分，如东部、西部、或东、中、西部划分。二是或者按人均经济指标划分，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乡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等划分。三是或者按经济指标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如GDP占全国平均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
第二，建议利用分层次货币政策去调节资金、项目和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一是调高西部地区存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调节发达地区的资金向贫困地区流动；二是调低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项目和技术向西部转移；三是存款准备金同样可以按上述方法进行变动，从而达到区别对待，抑富扶贫的目的；四是还可利用信贷政策的调节功能进行合理调节。
第三，建议协调发展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增强两市场间的互动性，对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传导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我国现行和应用的大多数行政管理制度与方法都是学习与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与理念，很少是本土化的理论。泰罗开创了科学管理时代以来，莱芬韦尔和库克加以发展，并加以英语与行政管理方面，这此时他们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使行政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使良好的形象得以展现，至此，科学管理的理论便被普遍应用与推广，逐渐的被行政管理所吸收与借鉴，在行政管理方面，科学管理也日益展现其优势，受到一致好评并备受关注。
二、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主要方式
1.在行政工作方面，工作上坚持科学化。提倡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使工作人员真正理解和了解科学的方法与意义，将工作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分工，与此同时，权利与利益实现双向的均衡，科学的承担责任与义务，实现权责分明与统一。做到上述种种，才能够使行政管理具有良好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行政组织稳固，关系良好。
2.对于行政人员要采用选拔、培训与考评的方法。对行政人员实现科学的开发培训与考核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与体现。要对行政人员进行公正的选拨与定期的培训开发，才能保证队伍的科学化与先进性。相关的行政管理人员要负责，对行政人员的人格特征以及性格特点，特别是工作能力与表现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与分析，针对人员的不同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使行政人员不断的得到提升与进步。通过对行政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在精神上、思想上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引导，督促其树立促进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念，同时，需要培养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使其能够有效的掌握相应的制度规章，并运用规章制度独立行使执行权。
3.将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在西方的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中，威尔逊时期便对行政监督的思想做了论述与阐述，其中，指出行政管理首先要对公众的任何舆论做出正确的、敏锐的反应，但是，在我国的实际行政管理操作中，行政的管理裁决力逐步扩大，在具体的执行阶段，已经显现出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对权利滥用，违纪违法行为此起彼伏，公民的权利不被重视和保障，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下等等不良的现象突出。虽然，行政人员有专门的行政规范与执行标准要求，但是在执行上仍然很大的弹性空间，有些行政人员完全不顾及国家利益，在行政管理中谋其私利，一些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存在，这都对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有一定的损害，同时还影响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行政机构立法规制的缺失与有效行政监督机制尚待完善，行政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行政管理科学化路程受阻。因此，在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中，必须具备监督管理的机制与制度，才能够起到监督与督导的作用。所以亟待建立以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为一体的相对健全的行政监督机制与系统，各个层次环节都要进行强化的监督与管理，将各个被监督的对象加以细化，保证行政工作的高质高效。对于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的化解必须对其实施经常性、反复性的监督，避免不些潜在因素、突变因素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乱性。所以，在行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执行中，要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并且，作为政府机构必须注重自我管理与监督，内部监督管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将行政弹力过大导致的一些问题与现象扼杀在萌芽状态。
三、行政管理科学化手段的应用
1.利用科学化手段实施行政内部绩效化管理。利用科学化手段加强行政内部得绩效化管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落实：首先，要对现有的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与调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相应的制度也要有新的内容与创新，原有的一些制度内容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行政管理的要求。所以，必须对不符合时代需求的部分进行删节与修改。其次，将行政弹性做有效的控制以致逐步消除，对行政管理加强控制。不断的协调行政行为过程，并加强沟通与反馈的作用和力度，将监督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能够有效地预防与控制行政弹性，加大整改力度，提高行政执行力。最后，要逐步建立与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将考评管理的制度与方法不断改进与创新，使其成为行政管理绩效化的重要途径。在行政管理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展绩效评估，以达到行政内部绩效化的效果。
2.利用科学化手段实施行政管理专业化进行分工。“文、事、人、财、物”五个方面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环节，对其进行专业化分工对实现科学化手段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骑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文”，主要是指从事行政决策管理各环节各种材料的整理与记录工作。这就包括会议讲话材料、会议纪录、政务信息与调研稿件、纸质与电子公文、文件档案资料与会计档案资料等的记录与整理；“事”是决策过程的管理，“人”是行政管理决策机构的主体和决策过程的主体；“财”是决策实施的资金保障，“物”是包括办公场所与环境、办公设备等其他各类物质的行政管理中决策实施的物质支撑。因此，必须结合行政管理工作实际需要，对它的规律进行探索，针对管理等方面，把内部行政管理工作细化分解，确定岗位职责。
3.利用科学化手段实现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在推行科学化手段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过程中，科学化管理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是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利用文化建设引导行政机构干部形成效率最高化、服务最大化和管理标准化的行政管理理念，与此同时，还应促使行政人员形成雷厉风行和严谨细致等行政管理核心价值观，把行政管理科学化融入到生活中去，并把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应用当作一种工作要求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积极的投身行政工作实践。
4.利益科学的方法将行政管理的流程加以精简，提高工作效率。行政管理科学化管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环节便是精简机构，这对于优化管理流程至关重要。在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优化与精简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程序简化、权责明确的标准与要求，保证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与流程能够有专门的责任人与负责部门，实现流程中各部门资源的信息共享，从而呈现相互协助、促进与制约的局面，保证行政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并且，在新的行政管理形势下，要对行政人员的相关管理规章与制度加以调整，充分利用新的科学化的理论、手段在行政管理上的应用。
5.利用科学化手段建立行政信息化系统。目前，我国行政机构正在整合资源，争取实现网上办公应用系统的早日实用，行政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系统的建立可以灵活运用信息网络传递行政决策、制度变更等重要行政信息，加强各行政部门信息沟通的及时性，使行政管理过程的事中、事后管理者随时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提高决策的的准确性。在管理中要注重行政管理消息的反馈，通过行政中出现的情况以便随时调整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方式，达到科学化管理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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