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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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必然要求之一。但是，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却是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行政程序价值理念的失落，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序滞后。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行政程序如何“法典化”，我们需要若干基本共识加以引领。这若干的基本共识应当是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而单一立法与统一立法的并存则是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模式。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应当是制定具有通则意义的行政法典。
一、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对的现状
虽然我们还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是由程序性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构成的行政程序制度却并不少见，如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虽然我们宪法和法律上还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字眼，但是现有成文法条文背后却不缺乏这种法治理念，即使在一直被视为相对保守的法院也在其判决书中表达了对正当法律程序理念的认同，尽管是个别法院的作为，但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晨曦的点点霞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所面临的现状仍然是相当严峻的。
（一）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缺失
近20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行政法制建设，尽管我们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行政程序的法治观念却并没有较好地与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意识相结合。许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仍停留在“法律管的是老百姓”、“穿制服是高人一等”的认识水平上。在执法上只看结果的合法性，不重视过程的正当性，虽然执法效率较高，但执法的实效却很低。没有行政程序法治观念，必然导致行政程序中“人治”观念占主导地位，法律实用主义大行其道。
行政机关是依法行政还是随意行政，关键是看它是否遵守行政程序，但是，实践中的随意行政、恣意行政的现象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我认为，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理论上是流行于我们法学理论上的“法律工具论”和“治国运动论”。“法律工具论”是将法律当成可以随意取舍的工具，只要达到预期的目的，方式、手段和步骤等程序是可以忽略的，行政权可以不受其制约。而“治国运动论”则表现在各种“执法运动”中抛弃法律程序，从而助长整个社会民众普遍蔑视法律的心理，使普法在社会民众中树立起来的法律信任感、亲近感荡然无。近几年各行政机关掀起一个又一个的专项整治运动，虽然对整合社会秩序有一定的作用，但对建构行政法治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从实际情况看，要行政机关转变执法方式，还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涉及到更深层的行政管理体制问题。但无论是“法律工具论”还是“治国运动论”，归根到底都是行政程序法治观淡薄的集中表现。
（二）行政程序价值理念失落
我们诉求的不应当是行政程序法的形式意义，即制定一部形式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典，而应当是其内涵的科学价值理念，即正当的行政程序，也就是说仅有行政程序是不够的，该行政程序必须具有正当性。
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导致对行政机关委任立法不能进行有效的监督，行政程序法的正当性理念有时无法得到张扬，由行政机关自己设计的“行政程序”经常是以维护行政权的为己任，它表现在为行政相对人设置各种较为困难的行政程序，从而导致行政相对人难以实现自己的权利。这种“刁难”程序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是以开明的专制形式出现的。目前一些行政机关建立的“两公开一监督”的办事制度，似乎是一种公开、民主的行政程序制度，其实不然，因为它对违反者并不追究法律责任，公民对于违反者的投诉也无法律保障，况且它公开的内容以及公开的程度都是由行政机关自己说了算，不公开的内容也无需说明理由，公开的程度不能超过行政机关自我承受的最低线，否则行政机关随时可以收回这一办事制度。这种行政程序是否被遵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律能力。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仍是以维护行政权为核心的一项制度，是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是开明的专制表征。
（三）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度滞后
行政程序法律化作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已为步入或者将要步入法治社会的人们所共识。作为法治社会的一个标志，行政程序法律化──进而发展成为法典化──已成为现代国家政策性选择的一个目标，同时也成为测试一个社会法治化程度高低的刚性指标。80年代我们的立法基本上侧重于行政实体法，忽视行政程序法，导致行政法发展在内容上极不平衡，其原因是那个时期的行政法仍未完全脱去行政管理法的痕迹，行政程序法也不可获得其应有的地位。90年代以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的制定，使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目前仍有大量的行政行为缺乏应有的行政程序加以规范。与依法行政的要求相比，行政程序法律化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尽管行政机关内部制定了不少内部行政程序，以弥补外部行政程序的不足，但由于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这种内部行政程序本质上仍是维护行政权有效行使的工具，因为这种内部行政程序中根本看不到行政相对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规定。再如现行的“行政首长接待日”、“现场办公制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现实的需要。为什么老百姓平时到政府机关不能办成的事，到了“行政首长接待日”或者“现场办公制度”时却能顺利办成？这不正是说明我们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缺少起码的程序规范，为具体经办的“小吏”欺压百姓提供了机遇。如果受欺的百姓只能在以“青天”形象出现在“接待日”或者“现场办公”的行政首长“面前，才能获得个来自不易的伸冤机会，那么我们所诉求的法治将永远不可实现。因此，就本质而言，”行政首长接待日“、”现场办公制度“仍是一种人治制度，是对行政程序欠缺的一种补救机制。对于这种制度我们不必过分的称赞的，更不能将这种制度当成解决问题的法宝。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面对这种令社会民众不解的制度，我们不是用心地、真诚地去反思这种制度的缺陷，却常常津津乐道地通过新闻媒介张扬着这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可预期的“个别正义”，而对老百姓通过正常途径不能办事的原因却讳莫如深，惧怕说出来影响政府的“形象”。“行政首长接待日”和“现场办公”是我们政府中某些人给上级领导的一种做秀，如不加以彻底废除，必然阻碍着现代行政程序法治精神的宏扬，也不利推进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
二、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基本共识
时至今日，中国需要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是业界绝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如何做成这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各方的见解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好在这些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条文设计、章节编排等方面的内容，所以，在各方之间形成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几个基本共识还是有思想基础的。对以下几个围绕行政程序法典化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方法问题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基本共识的话，那么它对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事业来说肯定是一件令人高兴的幸事：
（一）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有限制的且有效率的行政权
要确定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对中国实际情况在一个较为公允的认识。依我的观察，当下中国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的基本状况是应该强大的不强大，不应该强大的却是大而无边。前者如环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矿山整治、医药食品安全等方面，即使法律授予的权力有时也不能正常行使，有些地区的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权力显得过于疲软，失去了管理社会秩序的基本能力，从而导致了这些行政领域的秩序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后者如行政裁量中所表现出来的随意性，尤其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解释，有的行政机关为了私利、局部利益而曲解法律，导致法律授予的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背离了立法目的。如此怪象形成的原因，与行政权力缺乏行政程序规范具有直接的关联性。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不能正常行使，与没有行政程序保障有关；而行政裁量的滥用，又因欠缺行政程序规范之故。而所有的这些问题几乎都与行政和法律之间应当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关。
行政应当服从法律，这个理念在我国法律文化中过去是不存在的，即使在今天也是很淡薄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是一种治国者赏罚的工具。费正清说：“中国的法律概念根本不同于西方。它起源于古代中国人对天理（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人的行动必须合乎天理，而统治者的职责是维护这种协调一致。统治者是以懿行美德而不以法律来影响百姓的，所以认为通晓事理的文明人会受这种榜样和高尚行为规范的指引，而毋需绳以法规。按照这一理论，只有对那些野蛮的、未开化的人，即那些不遵圣贤教导和皇帝榜样的人，才需要实行惩罚而使其慑服。明正赏罚，在于表明每个人按其身分应采取什么样的合乎体统的行为。但在理论上，赏罚总被认为是保证人们循规蹈矩的次要手段，其目的是‘以罚止罚’。”[1]在这样的传统文化中，形成权力产生法律并使之成为权力的工具之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我们新的社会制度已经确立的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发现今天关于法律为何而生、为何而存的认识的依然是中世纪的；即使在措辞表达上用了一些法治的言辞，但内涵上并没有达到脱胎换骨的程度。
在这样的法律文化背景下，行政机关对于其行使的权力，有时并没有意识到它源于法律，更没有对法律产生一种敬畏。所以，行政机关随意行政就难以避免。如依这样的认识来引领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进程，我以为是难以满足法治行政的需求的。因为，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制定法律的目的往往会转向满足权力的要求，而不是对权力的控制。当下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价值取向究竟如何界定，应该说它是行政程序立法最为首要的问题。我们知道，行政实体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机关有哪些权力？即法律通过授权确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行政实体法在授予行政机关权力并确定其范围之后，在要求其正当地行使权力方面几乎是无所作为。由于现代社会中行政权是一种相当大的国家权力，具有强大的支配力，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密切相关，且行政权的核心是行政裁量权，更具有侵权的可能性。而行政程序法通过预设的法定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行政权力正当行使。因此，作为解决行政机关如何行使权力的行政程序法，其立法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应当是“控制行政权”。行政程序有助于行政机关在实现目的时采取更善的手段，从而使行政行为为行政相对人真心接受。失去了正当行政程序的理念支持，行政程序也可以被设计成为行政机关作“恶”提供合法性的保障和便利性的籍口。
当然，通过行政程序法控制行政权并不意味着以法律消极地限制行政权，而应当在坚持限制行政权的基础上，积极地提升行政权行使效率。传统行政法过度强调消极控权，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现代社会不仅需要一个受到法律限制的行政权力，也同样需要一个能够积极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行政权。有限制地且有效率地的行政权力，是行政程序法立法价值的全部内容。正如有学者所说：“建立一套公正而富有效率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2]我国行政程序法在设计上应当体现公正兼顾效率的法律价值，任何走极端的立法都无助于控制行政权的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固守传统行政法的“控权论”，也要防止为了回应社会需求而放纵行政机关“无法行政”。所以，在行政程序的设计上，既要有为确保基本公正的一般行政程序，同时也应当有为了适应行政效率需要的行政简易程序，还需要有应对行政紧急情况的行政紧急程序。
（二）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法：借鉴他国经验且重视法律本土资源
现代行政程序法源于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许多西方法治国家都在20世纪制定了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典。80年代伴随着对外开放和法制建设的发展，西方法治观念逐渐导入我国，对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影响日益加重。有关中译本的行政程序法典的陆续出版，[3]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西方法治国家的一些好的制度也开始逐渐为我国立法所接受，如听证、说明理由等。这些程序性的行政制度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较好的作用。因此，要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在行政程序法典化方面成功的经验以免走我们可以避开的弯路，这是一个应当认真对待的基本方法。
但是，在制定我国行政程序法过程中，重视法律本土资源开发与利用也是应当坚持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基本方法。“虽然不能说人类的各项制度都是由地理决定的，但也不能否认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大自然划定的。”[4]这也说明了一国法制建设过程中重视法律本土资源的重要性。以日本为例，自明治维新以来，尽管它接受了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律影响，但它能很好地结合了本国的实际情况，并有所创新，在行政程序立法上创造的行政指导、公听会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对现代行政程序法进行制度创新我们也具有自身充分的条件，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传统法制思想，建国后形成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等，都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行政程序法律本土资源。所以，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收集、挖掘上述法律本土资源，在经过法理的锤炼之后生成一个个具有中国特征的法律制度。
当下，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程序已经正式启动。这是中国行政法（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然而，行政程序法的灵魂是正当法律程序，正当法律程序作为一个异域的法律思想如何溶入本国的法律规范，进而成为充满生命力量的法观念，或许更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我国自近代以来发生的“西学东渐”过程中，法制建设与法律移植一直形影不离。然而，法律思想的移植速度远远不如法律规范，其实际效果似乎可以证明法律思想和法律规范的分离，足以窒息法律规范鲜活的生命。即使今天我们仍然不能避免这样的失误。比如，虽然我们的法官穿上法袍、敲起法锤，但似乎并没有让人们对法院更加敬畏，对法院不公的诟语仍然不绝于耳。虽然“听证”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用语，但“走过场”的听证依然屡见不鲜。这多少说明了本土对异域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排斥力量是一时难以消解的。
法学界在接受法治思想方面始终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中国的行政法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从“行政管理法”转向“管理行政法”，这与80年代的开放国门，进而吸纳西方法治思想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行政法学界相对成熟的思想理论的影响下，90年代之后最高国家立法机关有关行政权的立法，如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不仅加重行政程序规范在法律条文中比重，而且在法律上确立了作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的行政听证，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诸如告知、说明理由等相关制度。这些法律规范虽然其实效不尽人意，但是通过学者的宣扬、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通过这种制度产生的互动，虽然可能需要消磨我们并不坚固的耐心，但是这一过程必将有助于我们获得一种支撑法治思想的基本共识。其实，从现有的体制内生成、发展出一套法律制度可能比从体制外强加另一套法律制度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比如，从座谈会中发出展出相对利益多元的听证制度，或许比简单地引用外国听证制度更具有可行性。
更应让给予关注的是，系统地受过现代法治思想熏陶的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已经默默地在做着这一项工作。比如，在“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学位授予行政争议案”和“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退学处理决定案”的行政判决书中，西方国家法治思想中的程序正义的思想赫然可见。[5]尤其要指出的是，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在行政判决书所表达出的这种法治思想，已为最高法院所接受，并通过其公报公开表达了最高法院的态度。[6]虽然这一无成文法律规范依据的行政判决书在具有浓厚成文法传统的中国法制环境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但是无论是圈内圈外鲜有人公开指责这样的行政判决。如此的“集体无意识”状态至少可以表达这样一个事实：“程序正义”的法治思想正在渐渐地为我们所接受。这种通过判决引入法治思想的具体个案虽然是点点滴滴的，但这正是一个国家法治形成的基本路径。
失去法律思想支撑的法律规范即使表达得很准确，无异于没有生命的木乃伊。因此，在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法律思想的引入、诠释与宣扬，以及保证现有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地合法运作，使程序正义或者正当法律程序中蕴含的法治理念、价值为越来越多人所认同，从而成为未来“行政程序法”运作的法治思想基础。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在准备行政程序立法时必须认真对待的首要问题。
三、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单行法律与统一法典
立法模式是指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它可以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两种。单一式是将法的基本内容集于同一法典，而复合式是将法的基本内容用单行法规定，从而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法典。单一式的立法模式有利于法典内部分子结构之间的协调，从而形成一个内容统一、结构完整的法典。但是这种立法模式需要较高的立法技术，否则不容易制定出一部较为科学的法典。复合式虽然不需要较高的立法技术，但是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诸如重复相关条文的立法现象。以比较法的视野看，这两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需要根据一国的具体国情加以权衡。因为一个法制背景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立法模式的选定。
我国传统上是成文法典的国家，所以法典以治理社会的做法是可以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自1978年恢复法制建设以来，我们在20多年的立法工作中制定了大量的法典，并积累了许多的立法技术与经验，立法质量的逐年提升基本上回应了行政法制的需求。这几年来，我们制定了不少单行的、仅适用于某一行政领域的行政程序规章、法规，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是一部比较典型的行政程序规章。但是，我们也应当看，虽然我们在立法上不乏成功之作，但是驾驭重大、复杂的法律制定工程之能力仍然是不够的。几部重要法律在制定实施之后的短时期不断地被修改的事实多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的存在，回避这样的问题来讨论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模式可能会误导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所以，在行政程序需要法典化已成为一句肯定句的今天，讨论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模式仍然是具有重在意义的。
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学者叶俊荣曾经把行政程序法典化模式分为四种：（1）最完全的法典化，它是针对所有行政权行使，不论是程序或实体事项，都通过法律内部结构的安排，统一规定于一部法律。但这在目前仍是一个理想，也仍必须通过许多理论上的考验。（2）除去实体的法典化，仅对程序作出统一规定，但在行政程序上。则作完全法典化，所有的行政事项都适用于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他法律都不必有程序的规定。（3）抛弃全部立法的排他意图，仅就各种行政管制事项的共通适用部分纳入行政程序法，但内容上包括程序与实体在内。此种立法形式是针对行政共通事项所作的总则立法。此种总则性质的法典化，相当可行，但在那些是“共通事项”的判断上必须相当讲究，才不致落入失之空泛或巨细无遗两个极端之中。（4）只对几种重要行政类型规定其适用程序，对于实体问题留待其他法律作具体规定，这是最低限度的法典化。此种立法可称得上网架立法，在立法的可行性上最禁得起考验，可行性也最高。[7]从叶俊荣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确定“共通事项”的范围，那么，第三种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可能是我们最佳的选择。
行政程序法典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这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从行政法治发达西方国家看，其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先后都经历了一个长达几十年的准备期。这可能与行政程序法典所涉及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有关。鉴于我国的立法技术和行政法学理论发展的状况，近期可先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除已制定的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还有“行政强制法”、“行政调查法”等。通过切实有效实施上述法律，将行政程序法所内涵的价值与观念为社会基本接受，等条件成熟后再编纂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当然我们现在就开始起草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不排斥单行立法的同时进行，在行政程序法实施若干年之后再进行一次法典编纂，也不失为一条可行之路。
四、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典
行政法不能法典化已经成为学界的一种共识，鲜有人提出质疑。虽然荷兰制定了《基本行政法典》并于1994年正式生效，但许多章节的部分段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8]这也多少说明了行政法法典化的困难。“所以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在行政法法典之立法工作上，所作的努力，皆表现于行政手续法之制定。因而一方面，由于行政手续法立法之成功，以及行政实体法法典化之枉然，行政手续之概念，已日见扩张；过去被归类于行政实体法之事项，逐渐有被纳入行政手续法条文内之趋势；欲藉此，增加行政法法典化之功能。他方面法学者主张：行政实体法之重心，在于行政法分则；至于行政手续法则构成行政法总则之核心，因为行政法总则，实系行政法总则与行政手续法，在概念上密切牵连，进一步造成行政法法典化与行政手续法之吻合，所以今日法学者所谓行政法法典化之问题，大致即指行政手续法制定之问题。”[9]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20世纪行政程序法典化的发展历史。国内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内容应严格限制在程序方面，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不是行政法的法典化。”[10]
但我以为，从当下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内容看，纯粹的“行政程序法”并不存在，倒是大量的行政实体规范冲淡了名为“行政程序法”的意义，使之名不符实。其实，随着行政法学总论部分的理论成熟度不断提升，行政实体法的法典化也不是不可能，如德国、西班牙、葡萄牙、中国台湾、澳门等行政程序法都已经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所以，以程序规范兼容实体规范，以正当法律程序为核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不是纯粹的、有关“行政程序”的法，而应当是一部“行政法通则”。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典，至少蕴含如下意义：
（一）无论是实体规范还是程序规范，只要可以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的，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规定。仅仅适用于某一具体行政领域的规则，可以在为该领域制定相关法律时加以规定，从而构成作为一般法的行政程序法与作为特别法的专门法律之间关系。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中有不少共同的规范，这是因为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所产生的立法资源浪费，等到《行政程序法》出台之后，这些法律应当进行修改，消除它们之间的规范重叠现象，从而确保行政程序法基本规则统一。
（二）行政程序法就内容而言，它实质是行政法的通则，即在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中抽象出一般的法律规范加以法律化，并以通则统帅各个行政领域中的分则。比如，无论是公安行政行为还是工商行政行为，它们的合法要件适用于通则的规定，同样有关行政听证的程序也是如此。因此，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它的法律效力应当是涉及所有的分则调整的行政领域。同时，通过立法构建适用于个别领域的特别行政程序也是今后一个重要的立法任务，通过特别行政程序填补一般行政程序所产生的漏洞，从而形成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行政程序法律体系。
（三）具有通则地位的行政程序法仅仅是确立一种最低限度的正当法律程序。也就是说，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如影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时，应当遵守的最起码的程序。只要行政效率允许，法律不反对行政主体为自己增加程序义务。但是，由于正当法律程序本身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法律概念，法院在司法审查中可能会以它自己的理解来向行政机关提出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所以，正当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规则，倒不如说它是一种理念，一种法律精神。
总之，作为“通则”的行政程序法是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这不仅符合世界范围内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方向，而且也适应现代社会法治行政的需要。
注释：
[1][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2]张春生：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发展与展望，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1998.上海）提交论文。
[3]如应松年主编的《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4][法]罗迪埃：《比较法导论》，徐百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5]参见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海行初字第103号）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8]海行初字第142号）。
[6]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公布“田勇诉北京科技大学退学处理决定案”中说道：“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受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作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处理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原则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不具有合法性。”
[7]叶俊荣：《转型时期的程序立法：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设计与立法影响评估》，载《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第387-388页。
[8]应松年主编：《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就我国行政法发展历程而言，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初到1978年，这一阶段法律界一般称为行政法建设的初级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从1978年到1989年，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行政法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第三个阶段是指1989年至今，在此阶段中，我国行政法得到全面的发展。在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中，虽然发展的侧重点有所区别，但是目的非常明确，也就是行政法的权威开始有所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法律体系更加的完备。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行政法的完善与建设不断进步，阶段性的效果与特征越来越明显。
二、现阶段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法没有全面反映行政的发展方面
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公民社会才是崛起，在公共管理中主张采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公民作为顾客来看待，通过企业管理的相关方法运用于政府管理过程中，并且将企业管理的竞争理念、成本分析等运用于政府管理中，借此扩大了地方自治的权限，行政法的变革也变得尤为迫切。我国行政法建设的近几年中，服务政府、行政问责、绩效管理等成为重要的内容，各地也制定了相关的定量的指标性的评价方法，推行行政问责、目标管理等相关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各级政府间的联系，上级对下级的指导、管理也更加频繁，下级对上级政策执行越来越明晰。然而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中，对于公民的诸多利益诉求是很难得到回应，政府的回应性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我国行政法建设过程中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行政权力行使，以及行政权市场化的配置手段较为缺乏，因此导致行政效率难以显著提高。
（二）部分行政法制度设计不合理
通过行政法建设以及司法实践我们发现，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处分、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在制度设计上还有许多的不足，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毕竟我国的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差别。发达国家在行政法建设制定过程中，大多是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一系列的规定，然而我国在行政处罚法建设中，主要是对行政处罚设置进行规范，这样不但降低了行政处罚法律的效率，而且无法形成对违法行为的约束作用。与此同时，在具体制度设计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公安交通领域行政执法中规定，当对公民处罚超过50元时，不可以使用现场处罚的方式，然而，《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当罚款不超过200元时，却可以现场处罚，如此一来这将大大的造成人们对法律的困惑，而且也使得行政法的适用性带来辨识性的困难。
（三）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行政法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行政法的建设同样如此，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行政法律体系必须要进一步的完善。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法律体系研究，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大多数都是通过对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才进一步的推动司法审查制度和行政程序法的建设，而我国对于行政组织法的重视还远远不够，在行政组织方面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行政组织的不完善必然会给其他法律的建设完善带来诸多不好的影响。（四）传统行政文化的影响行政作为与政治相关联的因素，与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我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统治的历史，在这个封建统治过程中“，官本位”“，学而仕则优”等封建文化深深影响着传统的政治行为。在“官本位”等思想主导下的政治行为、活动虽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给政府行政管理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传统的行政管理的随意性很大，法治思维极具欠缺，长官意识浓烈，管理的方式方法粗暴，执行程序混乱等，这些诸多不利的影响必然会造成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不利于政府与公众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因此建立更具科学化、理性化、合法化的现代化行政模式势在必行。此外在观念层面上,行政法治的障碍主要包括心理障碍和文化障碍。心理障碍又包括以下几种:(1)社会意识中的障碍。众所周知，我国的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儒家文化在我国的文化体系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样的历史以及文化导致人们对于传统以及权威的认同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对于法律的认同是相对冷漠的。(2)行政意识的缺陷。行政法所体现的是被法律化了的社会意志和公共意志,然而权力目的意识所关注的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公众意志,而是权力行使者的个人意志,其必然是行政法治的障碍。
三、进一步建设和完善行政法的现代化
虽然我国行政法建设在这么多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通过目前的一些司法实践可知，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在行政法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只对行政法的发展方向进行探究其实是不够的，如何推动和发展行政法现代化、进一步完善行政法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
在现代民主制国家,政府行政管理主要是靠一整套健全的制度来维护的。要想实现行政现代化，首先务必要建立一整套的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相匹配。通过现代化的行政管理制度的建设，行政人员以及在公共事务的处理过程中只能按照规章、制度来进行，这不仅仅摆脱了传统行政管理模式随意性强、自由裁量权过大，行为约束和监督困难等特性，而且更加有利于行政人员、政府机关依法行政，从而能够有效促进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发展。
（二）明确行政法发展的重点
通过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以及近年来行政法的司法实践可以慢慢发现，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完善的空间也很足。当然全面进行发展也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国情，因此明确发展的重点，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不断推动和完善行政法是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推动行政法现代化的必然之路。现阶段，我国对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法律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进行了规范，但是权力寻租、权力滥用的现象仍然时常发生，大大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因此，行政组织法的建设和完善将是我国行政法发展的重点，当然也是难点，需要加强行政组织法建设工作，从而推动行政法的完善和发展。
（三）规范行政法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关系
如果行政组织法得以完善，那么行政主体的行为必定受到制约与规范，借此行政程序也就更加的完善，这样才能真正的发挥行政法的功能。行政组织法和行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改革的动力需要地方政府的探索、管理，但是行政组织法缺乏相应的支持，不利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制定行政组织法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必须依赖于科学、合理的行政体制。因此，加强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与互动，通过行政组织法的建设与完善，推动行政体制改革的进行是非常重要的。
四、结语
一、有关行政诉讼类型化的理论界定
根据太湾学者蔡志方先生的界定，所谓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意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行政诉讼请求救济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裁判的诉讼形态。"私以为，蔡先生的表述恰当的反映了类型化的主旨，基本上能够揭示类型化的实质，可以为大陆学界所沿用。鉴于行政诉讼体现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因而行政诉讼类型化相比较民事诉讼类型化而言，自然具有其非凡的一面。但是，行政诉讼究竟脱胎于民事诉讼，因而两者之间仍存在许多关联，尤其是民事诉讼类型的划分标准和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划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来，各国行政诉讼类型划分的简约化即体现出其和民事诉讼的渊源。对行政诉讼类型和受案范围、诉讼请求、判决类型、诉讼模式等概念的区分，则有助于提升我国行政诉讼法学探究的范畴意识，在范畴提炼乃至体系化的基础上，重构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体系。私以为，应当尽快结束对受案范围的"聚焦"，将探究重点转向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比较上。
二、有关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的划分
（一）法国
法国没有有关行政诉讼类型的法律规定，但学术界的讨论比较激烈，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摘要：第一种是以法官判决案件权力的大小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解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以及处罚之诉；第二种新的分类方法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分为客观之诉和主观之诉。传统分类方法的优点在于标准的明确性和易于执行，而新的分类方法存在于不能穷尽行政诉讼类型、标准较模糊而不易把握等缺点。因此，传统分类一直是法国实务界的主要依据。
（二）日本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当事人诉讼、民众诉讼、机关诉讼，而抗告诉讼又分为撤销诉讼，无效确认诉讼、不作为的违法确认和无名抗告诉讼。在日本，抗告诉讼具有重要的地位，大多数的行政案件都是通过其解决的。日本的这一划分包含着两个层次摘要：第一是以诉讼标的的性质为标准将行政诉讼划分为抗告诉讼和其他三种诉讼；第二是主要以行政判决的内容为依据将抗告诉讼分为四类。
（三）英国
英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和令状制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依据诉讼程序的性质，划分为普通救济诉讼和非凡救济诉讼。普通救济诉讼是一种私法救济，完全是以民事诉讼发展而来的；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禁制令之诉、宣告令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而非凡救济诉讼是一种公法救济，强调依法行政和法律秩序的维护；以诉讼请求为标准分为人身保护装之诉、调卷令之诉、禁止令之诉和强制令之诉。
（四）美国
美国没有典型意义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她的司法审查就类似于行政诉讼制度。按照诉讼的性质和功能，美国的行政诉讼划分为个人救济诉讼、纳税人诉讼（或监督诉讼）、执行诉讼、和程序诉讼四类。美国的司法审查实现了比行政诉讼更为广泛的功能。
（五）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三条摘要："前所称之行政诉讼，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第七条规定了提前行政诉讼时可以合并请求损害赔偿；第九条规定了公益诉讼；第十条规定了选举罢免争议诉讼。现台湾学界主要讨论行政诉讼类型的诉讼要件、各诉讼类型之间的关系、原告对类型的选取、行政诉讼类型和行政行为的关系、对一种诉讼类型的具体探究等。可见，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类型理论探究较深入，受大陆法系影响较深。比较以上几个国家和地区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摘要：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诉讼类型有逐渐扩大的趋向；第二摘要：在分类标注上，划分标注呈现多样化。这一方面表明了标准的开放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行政诉讼类型的具体划分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情况，如诉讼价值取向、法律传统、原有的法律体系以及包括在内的政治制度等。英美法系主要从程序角度考虑划分标准，而大陆法系主要从实体角度考虑，这和两大法系的法律传统和大陆体系是一致的。
三、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构建设想
针对我国行政权历来膨胀且极为强大，及我国公民法律意识淡薄的目前状况，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应侧重保障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权的合法行使。为更好的实现这一目的，行政诉讼的类型就应当规定的全面。
（一）撤销诉讼
撤销诉讼属于形成诉讼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法院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方法，原则上溯及既往地消灭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使原告因该具体行政行为被侵害的权利得以恢复。提起撤销诉讼的条件，主要是因撤销之诉的诉讼标的违法，导致侵害原告之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在公益诉讼时侵害的是公共利益，这和原告的诉权或适格有关。因而法院在对这类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就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审查，对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判决撤销。
（二）课以义务诉讼
课以义务的诉讼目的是原告向被告行政主体依法提出的申请，被行政主体违法拒绝或不予答复，使其权利收到损害，因此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行政主体做出原告依法请求的具体行政行为。课以义务之诉，主要适用于干涉行政领域。
（三）给付诉讼
给付诉讼的目的是原告欲借助法院的判决，使被告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假如行政主体再次拒绝，则可予以强制执行。提起条件是行政主体应当履行金钱或财产的给付义务而没有履行，其形式可能是安置、补助、抚恤、优待、救灾扶贫等，由于该诉讼标的未履行或未做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四）确认诉讼
确认诉讼的目的在于借助法院的"确认判决"，确认具有争议状态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无效、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相对于其他积极的诉讼种类，确认诉讼仅具有补充性质，即只有在其他诉讼种类不得提起时，才可提起确认诉讼，因此具有补偿性、从属性、次要性和后备性。
（五）公益诉讼
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应当是某法律主体的作为或不作为使公众的公共利益收到损害。有关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例如由谁来提起公益诉讼、对于哪些情况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应如何审理及判决等等。目前，呼声较高的是建立行政公诉制度，由检察院作为提起公诉的主体。
（六）当事人诉讼
当事人诉讼是行政诉讼的一种非凡类型，他是指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导致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从而引发民事当事人之间或者和行政机关之间的争议，法院审理此类争议的活动称之为当事人诉讼。
结语
借鉴诉讼制度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验，行政诉讼类型化有了不同的设想。例如马怀德教授认为，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我国的判决形式，将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类型划分为撤销诉讼、确认诉讼、赔偿诉讼、履行诉讼等五种类型。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逐步实现，这些构想将变为更为适应现实的律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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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闻喜；花馍艺术；造型语言；色彩语言；象征性
0 引言
山西闻喜花馍作为山西民间面塑艺术的代表，以其浓郁的乡土气息、丰富的品类、质朴精细的造型、绚丽的色彩、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深深地感染着人们。闻喜花馍的艺术形式及其用途都与当地民间习俗活动密切相连，贯穿于祭祀、岁时节令、人生礼仪等各个方面。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山西闻喜花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闻喜县志》中提到：“男子聘女，喜饼、布帛之外，必有花馍六十枚，俗名‘花儿馍’。用重罗之面，唤亲邻巧妇制之。枚重不及斤，上饰面捏花鸟人物，竞奇斗异，白逾求白。女家回礼，有花馒头十余枚，枚重二、三斤，亦饰以花，间有无花者。”一直以来，面花艺术的传承没有图样，单靠妇女们口传心授，代代相传。时至今日，面花艺术不但没有衰退，反而在生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任何民俗事项都是一定心理态势与心里信仰的外在表现，花馍艺术是民间装饰艺术中的一朵奇葩，蕴含着深厚的民俗吉祥文化，体现着人们对生活的激情和对美好的向往。花馍艺人通过灵巧的双手，使用简单常见的材料、工具，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和对艺术独特的理解表现得淋漓尽致，随心所欲地自由创作。民间花馍艺术表现的主要思想情感和意愿追求，具有独到的象征意义。象征性是暗示多于解释，含蓄多于畅尽的发挥。以抒写个人感情为重点。不满足于描绘事物的明确的线条和固定的轮廓，它所追求的艺术效果，使人们似懂非懂，恍惚若有所悟；从而体会此中有深意。象征性不追求单纯的明朗，也不故意追求晦涩；它所追求的是半明半暗，明暗配合，扑朔迷离。象征文化是中国艺术中最普遍、最有内涵的一种表达方式，充分表达了人类的内心活动，展现了中国艺术所受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反映了人类最初的精神诉求。象征文化借助具体的实物表达出人类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抽象思维和思想情感。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与内向性，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民间面塑是象征文化的一个载体，它通过民间习俗，以一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流传古今。民间面塑的色彩特征和造型，饱含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精髓。突出了某种礼仪活动的主题，并为活动渲染和营造了一种喜庆热烈的气氛，使人们情绪上得到了感染，烘托了活动的气氛。
1 花馍造型的象征性
山西闻喜花馍在不断的发展和传承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的艺术类别和丰富的题材，每当节日和在各种习俗活动中都要制作精美的花馍，成为民间历久不衰的传统手工艺术。按造型分类有糕类、馍类、吉祥物类和盘顶类。糕类中题材多为动物、神话传说、戏曲故事，如龙凤糕、十二生肖糕、九狮（世）同菊（居）糕、招财进宝糕、双喜临门糕、状元游街糕等。花馍有对对馍、枣花馍、馄饨馍、石榴馍等。吉祥物类花馍以龙、凤、老虎、狮子等动物为主，寄托祈福辟邪的美好愿望。盘顶类的花馍是不能吃的，是祭祀中的专用品，有人物、动物两种类，动物有虎、狮，寄托了人们对逝去亲人的思念。
在闻喜经常制作的花糕当数“上头糕”了，这是在婚嫁时，新郎家要给新娘家必备的花馍，“上头糕”形体一般为直径5基座的上面一层以云纹夹上红枣叠成厚度20cm左右，寓意早生贵子。然后用莲花造型的面塑覆盖在上面，中间放置一个体形硕大、色彩G丽的石榴，左右各插制彩龙、彩凤，寓意吉祥，石榴前放置五彩线（几种颜色的棉线）。石榴在送到娘家时要拔下来，意味着早生贵子，围绕龙凤四周插制各种小巧玲珑的花鸟面花。“上头”在当地是婚礼那天新娘清晨梳洗打扮、开脸的意思。结婚当日新娘见到“上头糕”才能开始打扮。民间习俗视“上头糕”为聘娶的证据，新娘“上头”就认定为婆家的人了。
每当幼小的生命降生时，闻喜花馍即被赋予了呵护生命的意义。满月来临时，姥姥要把精心准备的虎馍送给孩子，虎馍的造型以老虎为追摹形象，整体形态简洁，为半卧姿势，头部较大并高高昂起，将老虎的眼睛、鼻子、耳朵、嘴巴、眉毛进行夸张。硕大而突起的黑色眼睛、大张的粉色嘴巴，上面塑以尖锐的牙齿，形态简洁却不失威风凛凛的王者风范。并在其身上点缀色泽鲜艳的莲花、小龙、青蛙等，不仅充童趣也包含了辟邪护佑的心愿。“老虎火喜馍”是闻喜花馍的代表作品，“火喜”是闻喜的方言，“护携”的意思。造型为直径 40 多厘米的白馍，白馍的中间插制色泽鲜艳的吉祥花卉或者是童子。十几头神态既威武又可爱的小老虎成环状面朝外地围绕在四周，表达了亲人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祝福和期望。当地还流传一句谚语：“火焰添虎子，虎虎添生气，岁朝得岁喜，岁岁得平安。”
闻喜花馍作为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的艺术载体，已不仅仅限于食用的范畴，而是随着各种民间习俗活动的出现逐渐成为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可谓过啥节蒸啥馍，办啥事送啥馍。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百姓为了祈祷神灵、祖先的庇护和保佑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合家平安，而把面食塑成各种以动物、花鸟、瓜果为形进行供奉。山西闻喜县在春节时要准备布篮糕、节节糕等象征年景一年好比一年好。蒸三个圆圆的白色的馄饨馍，馄饨与“混沌”谐音，传达人们内心对天、地、人相互依存的愿望。清明时节在闻喜上坟的时候有滚馍的习俗，当地人说，“在坟头滚馍是给逝去的亲人挠痒痒”，希望得到祖先庇护。
饱含淳朴乡土气息的闻喜花馍都蕴含了一定的象征性，主要有祝福、辟邪、求子、纳吉几方面。祝福 ：龙凤馍。龙是一种虚幻的动物，在民间象征着男子，是尊贵和权威的象征。凤是传说中集百鸟之美的祥瑞鸟，象征着女子，寓意龙凤呈祥，夫妻幸福美满。民间也称龙凤配，有龙有凤，成双成对。桃馍寓意富贵长寿。辟邪 ：火喜馍。火喜谐音“护携”，寓意为保护幼子之意，老虎在民间被视为镇宅辟邪，护佑人平安之物。求子：莲花馍。取“莲”的谐音“连”，寓意连生贵子，石榴馍通常在一对新人洞房当晚摆放在床上，籽与“子”谐音，寓意为榴开百籽，多子多福。麒麟送子：麒麟又被称为瑞兽，是一种民间传说中的神兽，与龙、凤、龟合称为四灵，象征吉祥，传说能给人带来子嗣。造型是童子手持莲花、如意，骑在麒麟上。纳吉：鱼馍。寓意吉庆有余，鱼与“余”谐音。
2 花馍色彩的象征性
捏好的花馍蒸熟以后，要趁热上色，因为这样不易脱色。俗话说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山西的闻喜花馍、新绛花馍都讲究上色，色彩以红色、黄色、绿色为基本对比色，喜用大红、粉红、藤黄、嫩绿等色彩，以紫色、粉色、蓝色为补色，再以黑色和白色樾调。色彩明度高，对比强烈，给人以热烈明快之感，喜庆气氛浓郁。而霍州一带则不讲究上色，较朴素。忻州、定襄的花馍则以塑为主，着色为辅。凝视这些造型各异的花馍时，不禁感叹这些充满想象、童趣的花馍竟出自乡土山村之间，无不包含了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美的质朴追求闻喜花馍不仅在节令礼仪风俗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且在人一生的各个重大仪式中都贯穿了对生命无限的守护和深情的寄望。
中国民间美术中任何艺术品中的色彩都不是空穴来风的臆造，而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社会活动中传承下来的传统观念和心理暗示。华夏儿女对色彩赋予了浓烈而又独特的情感和传统吉祥的象征意味。在面塑创作中，色彩不仅仅是单纯的颜色，还是一种深刻的寓意和心理暗示。人们为了满足吉祥如意、一路平安、顺风顺水、幸福安康的民众心理，就会在面塑的制作中通过面塑的色彩和特定的形式还有故事情节来达到自己的内心意愿。这就是很明确的色彩心理暗示。色彩基调主要由所用的场合环境来决定，不一样的环境影响会决定着色彩象征性的变化。例如，在喜庆的婚宴上，我们会看到龙凤呈祥的花馍，因为玫瑰花在西方向往着爱情，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玫瑰花样式的花馍，还有男女核核馍，画有大红肿趾透W值幕ㄢ傻鹊龋我们会感觉到浓浓的幸福美满与甜蜜，还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祝福，这就使得艺人们在制作花馍的时候要选对主色调。说到婚礼上的主色调，不用想，那肯定是大红色，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大红色，因为人们都会觉得大红色是最喜庆的颜色，也是婚庆上所用颜色的首选。红色系可以充分地体现热闹的婚礼情景，也会让到来的亲戚朋友深刻体会到主人的热情和结婚所带来的喜庆气氛。因为在人们心理，红色带给人们的内心感受就是喜庆、美好、吉祥和幸福，它所留给人的心理暗示就是如此，所以，人们在婚宴上，为了能更好地象征心婚宴美满、幸福，夫妻甜蜜，就在花馍上大量的点燃红色以渲染气氛。相反的，在办白事的主人家里，我们就不会看到颜色十分艳丽的花馍，反而我们看到的是以面色或白色为主的花馍，比如说，在亲人去世后，我们都会听到伤心的哭泣声，不愿家人就这样离开的悲痛心情，所以人们也是为了能够通过花馍来寄托自己的痛苦感情，就象征性地准备像老虎、门神等类似的以白色为主基调的花馍，也是希望死去的人可以有所保护，走的放心。很显然，这样的花馍呈现的气氛就十分的悲凉，这也能体现出整个白事肃静、悲凉的气氛，也使得人们的内心情感随着哀乐而感到悲伤，如此种种。花馍的颜色是人内心情感的向往，更是颜色象征性的丰富体现和精确的表现形式。
面塑色彩关联的特殊的含义有很多种，并且具有它们独特的释义。面塑色彩的象征意义和赋予人们的心理暗示作用都与中国古老的哲学观念，道德理念，价值取向，宗教意识等互为依托，相互渗透，所表现的内涵也变得丰富饱满。
3 结语
山西闻喜花馍作为生长和扎根于民间的一项古老艺术，在这片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热土上，始终与当地民俗生活联系在一起。其造型与色彩的象征性产生于深厚的民俗事象中，在农村巧妇的揉捏中、一笔笔的彩绘中表达着对生殖、生命的真情向往和对吉祥、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艺术大师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也可以说，美就是感情。美随情萌生，情借美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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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界定是一切研究和实践的基础。笔者认为,应从行政诉讼法控制行政权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之目的出发：(1)行政诉讼类型的定义首先应当让相对人十分清晰的知道自己所享有的诉权以及诉权能够行使的范围。(2)除了诉权,行政相对人最关注的,也是与诉讼的目的最为相关的就是行政诉讼的判决。要保持判决的公正性,不同的诉讼类型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的裁判方法裁判。(3)行政诉讼是一项由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参与的活动。笔者较为认同行政诉讼类型是根据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相对人的诉讼请求而对行政诉讼进行归类,并由法院依据不同种类的行政诉讼所适用的法定的裁判方法进行裁判的诉讼形态。
二、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作用
1.行政诉讼类型化,可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起实施。当时处于对我国法制水平偏低，行政资源有限等多方面因素考虑，该法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限制了行政诉讼原告的诉权，致使行政实体法中规定的当事人部分权利，在诉讼领域的得不到相应的救济。因此，行政诉讼类型化意味着国家在确保行政法治方面，在保护当事人权益等方面，承担更多的司法保障义务。
2.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对立。在整个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准确定位是有效解决行政争议的关键。一方面，司法权应当理直气壮的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而通过纠正违法行政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有限权力的行政审判权又必须对行政权的正当运用给予应有的尊重，避免造成审判权对行政权的侵蚀。
3.行政诉讼类型化，有利于人民法院有效行使审判权，节约司法资源。行政诉讼非类型化，使法院不能按照行政案件的不同性质做出不同的处理。法律规定的非此即被的判决权限常常使法院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的法院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违法判决或违法调解。这不仅使司法资源浪费，还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影响司法尊严和人们对司法公正的信念。同时，行政诉讼的非类型化也影响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分。
三、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构想
我国应当在充分汲取域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模式的基础上，周密设计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具体如下。
1.立法模式的选择
因为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对诉讼类型的多少以及是否具有可扩展性有直接的影响。从行政诉讼类型的规范模式上看，尽管“默示主义”更能赋予法院较大的诉讼种类形成空间，使民众寻求法律救济的机会更多。但基于诉讼类型明确化和程序规则定型化的考虑，大陆法系国家更多地选择了“明定主义”，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类型应当是开放的，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修订时，我们应当采取概括主义与例举主义相结合的模式，在确立基本诉讼类型之后，在基本类型下又划分出一些亚类型，并没定某些特殊的诉讼类型，或承认法定诉讼种类之外的其他“无名诉讼类型”。
2.类型构造的基本标准
对概念进行划分时，必须按照分类的规则来进行，即划分时必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并且各子项外延必须互不相容。只有建立在科学、明确的标准基础上的分类才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类型化的价值。鉴于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理论基础在于公民诉权的有效保障，因而类型区分的标准也应当着眼于当事人对其诉权的具体行使，亦即当事人诉讼请求的内容，只有尊重当事人的诉权和诉讼请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才能显现，审判权才能真正受到诉权的约束。综观各国行政法治的实践，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内容的不同作为区分行政诉讼类型的核心标准业已成为城外行政诉讼类型构造的重要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独立的区分标准，其本身应具有高度的涵盖性，能够揭示行政诉讼的本质属性，因此，我国应当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为行政诉讼类型构造最基本的标准。本文由收集整理。
3.我国应确立的行政诉讼类型
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主导性区分标准，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应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这三类诉讼几乎涵盖了当事人的所有情形，因此应作为我国未来行政诉讼的最重要的基本类型。在基本类型下根据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与维护客观社会秩序的需要，可根据诉讼标的的不同，进一步区分出若干亚类型。撤销诉讼可以再分为原行政行为撤销之诉和行政复议行为撤销之诉；行政给付之诉可以分为课予义务之诉与一般给付之诉，其中课予义务之诉又包括纯粹行政不作为之诉和行政拒绝作为之诉两种子类型。现在学界探讨比较多的行政诉讼形式，如公益诉讼、当事人诉讼、机关诉讼等，这些诉讼类型充其量也只是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政争议的属性发生某些变化而已。诉讼请求无非是撤销、变更车责令行政机关履行义务，其仍需借助于“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四、结语
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在我国大陆的兴起，既是司法审判实践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界的自觉行动。虽然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构造做出明确规定，但这种非类型化的诉讼格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体察。结合我国现有的制度资源，建立科学、统一而独立的行政诉讼类型化划分标准，设计出我国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所迫切需要的诉讼类型已成为学界共识。当然，诉讼类型化的研究也一定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科学完整、严谨务实的诉讼类型体系必将载入我国未来的行政诉讼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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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画作为绘画艺术立足于今日画坛，与中国画、油画的要求并无二致，共性是都存在着“大美”的绘画价值。漆画的创作题材也是广泛的，壮丽河山、花鸟鱼虫、人物、静物、历史神话、现实生活，无一不是漆画表现的天地。在一切材质与技法都从属于现代艺术精神的前提下，现代漆画有着独特的美学品格，独特的质料价值。在创作实践中，技艺体现着时代性、开放性、自由性，尊重质料价值并合理运用技艺以求达到纯粹的艺术境界是画者的追求。画漆画感觉会比画其他画种更加直接，因为漆画有很多硬质材料可用。从物性上讲，其它画种的色彩可以说是模拟性的，如表现金色用的是黄色。
而漆画本身是物态的，是直接的表现，如表现金色可以用金箔；白色可以用蛋壳、银色、银箔；透明色可以在银浆上着色从而得到利用金属质地的直接光线反射的颜色等等。漆画表现美学感受的直接性与意志结合得更紧密，所谓意志指的是自然的意志，比如花的香味，这与人工仿造的香精的香味是截然不同的。相对于其它画种而言，漆画本身语言的物的直接到场更具说服力，更深刻。可见漆画是借物料的本体性，而不借助其他人工的拟物性。漆画的精彩正基于此。
漆画创造的画面是透气的，整个气息是由内到外的，犹如自然本体的内在价值展现。漆画的优势在于回到物性上，更尊重物性本身的美。在历史的积淀中，现代漆画发展的任务确实艰巨。在当下“大美”的引领下，质料应该在现代漆画中扮演配角，为纯粹的绘画情境服务，即是现代漆画表现中艺术精神的全面自由自在。我们更要尊重材料的物性特征，不仅因为物性是最古老、最原始、最新进的价值和生发可能的价值，更因为这些硬质材料与漆画内在绘画性相结合能碰撞出更炫目多彩的火花。漆画独特的材质技法作为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语言形式，它呈现着艺术独特的风貌和特征，这种独特性为艺术的存在确立了重要价值和意义，并为艺术的终极目标——即物我两忘的艺术表现、艺术精神的彰显。
现代漆画的偶发性是掌控画面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偶发性因素会对画面整体产生作用，所以，要在宏观的意境基本得到预期实现的同时把握画面的整体效果。在创作过程中随处都隐藏着偶发的美学价值，天人合一的状态是漆画美学追求的最高境界，蛋壳可以砸出偶然的弦外之音，研磨时可以磨出言外之意。尊重偶然产生的艺术效果，对作品来言无疑是上天最好的赏赐。比如说：打磨时磨多磨少、研磨部位不同，最终所产生的画面效果绝非一样。漆画创作需要更高的美学能力指引，这与国画的写意和水彩画有些相似，现代漆画的创作过程中充满了变数。
论文摘要：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非良好状态经营的，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难以收回本金的银行资产。目前国际上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方式有：折价出售、不良资产剥离、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其中最为主要的是资产证券化。积极实施我国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这种低成本的融资手段，对于加快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链接与融合，拓宽金融调控空间、扩大投资者选择范围、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是指处于非良好经营状态的银行资产，在此主要指不良贷款资产，包括逾期未能收回的贷款、呆滞贷款和呆帐贷款等不能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或者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的利息收入或连本金都未能及时收回的贷款等银行资产。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统计资料表明，截至2007年3月末，中国主要商业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五级分类不良贷余额为11614.2亿元，不良贷款率为7.02%。
一、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概念
所谓资产证券化，通常是指以证券进行融资，包括债务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其实质是金融资产以证券形式转让的过程。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就是将处于非良好状态的，不能及时给银行带来正常利息收入甚至难以收回本金的银行资产以证券形式转让的过程。
二、我国银行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一）不良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流动性。通过证券化，可以将流动性较差的不良资产转化为在市场上交易的证券，在不增加负债的前提下，商业银行可以获得一定资金来源。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看，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加快银行资产的周转，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借助资产证券化，国际先进商业银行有效解决了借短贷长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问题，大大增强了资产负债管理的主动性和灵活性，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二）有利于改善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结构。按照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银行的核心资本和全部资本比例应该分别达到4%和8%。这一监管要求银行为了提高和维持资本充足率，要么增加资本金，要么降低持有的风险资产。通过资产证券化，一方面银行大量的风险资产，诸如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应收款、商业抵押贷款等从资产负债表中移出，使银行的风险资产减少，从而达到了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不会增加银行的负债，是一种不显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方法，即发行人可不通过增加负债获得融资。
（三）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分散风险。从我国现实情况看，资本约束、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已经从如何有效配置风险层面对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要求。但是，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以贷款为主，而贷款中蕴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在一个金融市场不太发达的市场环境中，信用衍生工具使用较少，银行信贷资产很难像证券那样进行及时的价格评估，更不能转移给第三方。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主动的风险管理手段和风险管理工具。鉴于资产证券化是一种将银行静态的、难以分割交易的资产，以标准化合约的方式，分散成小额的可交易资产，然后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发售的活动，它为我国商业银行有效解决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增强风险管理能力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三、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探索实践先于理论。早期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可以追溯到1992年三亚地产投资券。在此以后，资产证券化的离岸产品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国内已经有多家企业进行了资产证券化的尝试，其中涉及基础设施资产支持证券、地产开发收入支持证券、出口应收账款支持证券以及不良资产的证券化等方面。
已发行的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和建设银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已发行的企业资产证券化则品种较多：如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中国网通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浦东建设BT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南京城建污水处理收费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
四、我国商业银行实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需要完善的资产证券化法律环境体系比较而言，我国现行的与证券化相关的法律很不完善，物权法刚刚出台，住房制度改革正在进行中，房地产登记政出多门，破产法及证券法也无法满足证券化需要，证券化本身特有的会计、税收、评估方面的法律法规更是空白，证券化涉及的一些法理问题也需进一步梳理，这些都是我国资产证券化面临的法律障碍。我国于2005年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其中初步体现出了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宗旨，涉及管理模式的规范、机构的资格认定、业务流程的设置等一系列机制。但是，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建设应该具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法律，而且一个完善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应包含：发行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评级制度、证券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制约，这些都需要建立起适应资产证券化发展的法律环境体系。（二）注重资产证券化过程控制，防范各类风险由于资产证券化流程的复杂性、资产证券化交易的多样性，因此需要加强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控制，防范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
1、切实做好信用提升。信用提升是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者得到投资收益的信用保障，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要顺利发行资产化证券，就要求提高企业资产的信用级别。信用提升有内部信用提升和外部信用提升两种。内部信用提升是指特定的交易机构（SPV）保留当担保资产的债务人违约时有直接追索的权利、SPV作超额储备担保、SPV发行优先和从属证券；企业的外部信用提升主要有信誉良好的保险公司出具保单、更高信用级别的商业银行出具信用证、第三方购买从属类证券。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要切实做好信用提升，它是吸引投资者，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必要环节。
2、证券评级严把关。资产证券化评级的核心因素是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同时要求被评级的资产需与发起人的信用风险相分离，即证券化资产必须真正实现真实销售以实施破产隔离。评级机构对评级的证券要保持经常性的信用监督并制度化，定期公告证券的信用等级的变化，使投资者及时了解所持证券资产的状况。
3、完善资产证券化市场的信息公告制度。作为资产证券化市场，其信息公开是基本原则之一，它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监管机构行政公开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等。
（三）调整资产结构，加快金融创新加快经营战略转型，对我国商业银行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现有的融资制度和社会融资需求条件下，在商业银行传统的业务领域，仍存在大量获利机会。信贷资产证券化出现以后，商业银行需要重新思考资产结构的调整策略和资本配置策略。最理想的状态是，在转型过程中，既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中间业务，又不放松许多传统业务的发展机遇，在更高层次上，充分实现资本充足率、业务发展、风险和盈利之间的综合平衡。
（四）鼓励创新，推动资产证券化品种的多样性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与产品的多样性不无关系，产品的多样性增加了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在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有巨大的需求和供给潜力。鼓励创新，推动各项资产证券化，增加市场上资产证券化的品种，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发展。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鼓励创新，增加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品种。
参考文献：
王晓珉，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模式探讨，苏州大学，2007年4月
林治海，银行资产证券化：借鉴与创新，东北财经大学，2004年12月
[关键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别
一、关于区域性差异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理论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问题，财政政策通过国债资金、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体现对区域差异的关注。货币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而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要以总量调节为主，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国家可以从总量上对社会总供求进行调控并促成二者的基本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传导途径等方面的差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势必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应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这一因素。
目前国内很多理论研究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央行高度统一、具有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非一致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的货币支持力度。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运用多国家---多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对整个欧元区及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并着重研究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各个国家传导途径的差异。美国在区域性差别的存在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有代表性。国内已有相关文章讨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的矛盾，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化问题。但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在各地的差别性，还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因此，在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理解货币政策各项措施的内涵，深入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别原因，从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当前金融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N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发达省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对比，找出差别。具体来说，这种差别性可通过一系列经济、金融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通过总量指标（包括GDP、工农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各种物价指数等）、人均指标（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速度指标（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物价波动速度等）、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指标、所有制结构的指标、开放度的指标等）来反映；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可通过金融业务量（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余额及增长率、各项存贷余额及增长率等）、金融机构发展情况（包括金融机构数量、业务量及所占的市场份额等）、金融市场状况（包括金融资产质量、交易价格、企业融资渠道中之间融资和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等）、资金流量情况（包括本省与其他省及国外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数量等）等指标反映。以上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十分重要，本课题研究过程将尽量充分反映，有些不能完全通过数据反映的，也要尽可能作定性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基础。
二、区域经济金融差异性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异性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差异。
1、从总量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438.9亿元，上升到769.4亿元，每年以9.3%的速度发展，比全国平均增长快0.8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末，N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9.4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56%，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通过回归分析，N省经济周期与全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5，我国整体经济对海南经济的影响因素为0.312。
2、从人均指标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6022元，上升到9420亿元，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29，比全国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495元，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
3、从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程度上比较。N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统计显示，全国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在上升。而海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4年仍高达36.8%，与1998年的占比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
4、从开放程度上比较。1998—2004年，N省外贸依存度依次为：3.9％、2.6％、2.5％、3.2％，3.1%，3.4%，4.4%，平均徘徊在3%左右，只相当于全国(除港、澳、台外，以下同)平均水平的0.0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最后。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从1998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70%。由此可见，N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5、从财力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N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7.7%，7.7%，7.6%，8.0%，7.7%，7.6%，7.4%。说明近7年来，N省的财政综合实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下降的势头。从横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12.6%，13.9%，15%，16.8%，18%，18.5%，19.3%。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是近7年来全国的财政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N省反而在下降；二是N省财政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发展的差异。
1、从金融主体上比较。N省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很难想象目前竟然没有一家外资银行、没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没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少。金融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再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等严重缺位，担保公司、评估机构也只有几家，保险公估行还处于空白，金融市场主体边缘化特征十分明显。
2、从金融服务上比较。目前由于N省金融机构种类单一,体制僵化,因而导致金融服务功能不断缺失现象相当明显。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县域金融服务网点的萎缩，造成了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和贷款审批权限的上收限制了新增贷款的发放。二是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淡出，造成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局面，金融支农的效应降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受阻。三是邮政储蓄金融服务功能的异化。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这一“抽血机”完全脱离了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失血”过多。
3、从金融资源上比较。一方面从1998-2004年N省存款占GDP比值与贷款占GDP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存款占GDP比值逐步加大而贷款占GDP比值在下降。这说明海南地方汲取金融能力在逐步增强，而本地实际掌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下降。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就是本地银行大量汲取本地资金，通过上拆借总行，从而使资金流向富裕地区。另一方面，N省金融机构存差在持续扩大。1995年末，全省贷存比为100.1％；到2005年6月末，全省贷存比降到74.2％，比1995年低26个百分点。另外，2005年1-6月全省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之比仅为19.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N省金融资源在不断流失。
4、从金融功能上比较。当前N省金融功能逐步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来
面：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不适当，2004年全省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比例高达95%以上；二是金融资源在地域上占有不均衡，A、B两中心城市占有的金融资源高达85%以上，各市县特别是广大农村占有金融资源甚少；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差距大，“二元金融”现象客观存在。三是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从1998-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贷款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说明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四是金融产业贡献度逐年递减。近几年来，N省金融产业贡献率呈下降的趋势：从纵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3.5%和5.2%，比1996年分别下降10.1和4.5个百分点；另外，N省金融保险业上缴的营业税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都说明了N省金融业的产业地位在走下坡路。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偏低的，比全国平均低3个百分点。
（三）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
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最终反映在物价与产出上。在分析过程中，要从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考虑。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信贷传导途径、利率传导途径、汇率传导途径等。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必将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一定的影响，结合N省的具体情况，分析本省货币政策主要的传导途径，并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对投资、消费、进出口、居民收入与储蓄、产业结构、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最终考虑对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本部分分析的目的，是要研究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对本地物价与产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利率调整的影响，再贴现率与再贴现额度调整的影响，再贷款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汇率变化的影响以及一些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等。本文着重对1998－2004年的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层面的传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政策工具调整较为频繁的1998－2000年进行重点剖析。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方法
货币政策工具选样：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运用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考虑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不能量化，因而，我们货币政策工具选样忽略了信贷政策工具。
存款准备金样本区间从1998年1月至2000年12月，共36个样本。贷款利率样本区间从1998年4月至2000年12月，共33个样本，最大滞后时段为36个月。
再贷款率、再贷款额、再贴现率、再贴现额的本区间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
中介目标选样：我们选取贷款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贷款总量数据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以及往后第1，2，…，33个月的贷款余额。
最终目标选样：我们选取GDP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作为最终目标，GDP选样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物价指数选样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04年第四季度，以季度为单位共28个样本。
分析方法：采用spss软件计算各项货币政策工具指标与中介目标（当期贷款余额或若干个月后的贷款余额），以及中介目标（贷款余额）与当期的GDP，以及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对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的分析来评价各项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注：Pearson相关系数是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的线性相关程度。相关系数前面的符号表征相关关系的方向，其绝对值的大小表示相关程度，相关系数越大，则相关性越强。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可用下式进行计算：
Significance(2-tailed):双侧显著性检验概率。）对货币政策工具变量A(包括1、一年期贷款率，2、一年期再贷款率，3、一年期再贴现率，4、法定准备金率)单向量变动对贷款总量B的影响以及贷款总量B对最终目标向量C(GDP)与向量D（物价）指标水平的影响等进行分析。
（二）研究假设
根据货币政策有效性理论，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具体包括以下假设
假设1：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理论上讲，贷款利率下调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刺激投资，拉动消费，进而增加企业贷款意愿。因此，贷款利率水平越低，银行贷款总量将会越多。
假设2：再贷款利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贷款利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贷款的意愿，因而再贷款总额增加，相应地增加了商业银行资金的供给总量，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意愿。
假设3：再贴现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再贴现率下调地增加了商业银行到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意愿，因而再贴现量增加，相应增加了商业银行对企业增加贴现意愿，进而将增加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总量。
假设4：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会增大货币乘数，进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社会信用总量，因此，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总量负相关。
假设5：贷款总量与GDP正相关。贷款总量增加直接刺激投资增长和支出的增加，导致经济的快速扩张。
假设6：贷款总量与物价指数正相关。贷款总量的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和产出的增加，收入也将随之增加，并进而导致物价的上涨。
（三）实证检验
检验显示
1、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46，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9、-0.860、-0.869、-0.881、-0.893、-0.885、-0.882、-0.886、-0.904、-0.924、-0.929、-0.917、-0.909、-0.917、-0.925、-0.931、-0.942、-0.921、-0.901、-0.886、-0.881、-0.867、-0.853、-0.823、-0.791、-0.767、-0.732、-0.688、--0.644、-0.601、-0.589、-0.589、-0.606、-0.626、0.619、0.624。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42，在第二十四个月回落到-0.823。结果表明：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1。对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一)，得线性模型：y=-56.097x+1284.465y，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贷款利率。
2、再贷款利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839，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843、-0.854、-0.861、-0.872、-0.888、-0.880、-0.877、-0.881、-0.899、-0.920、-0.922、-0.912、-0.904、-0.910、-0.917、-0.921、-0.930、-0.899、-0.874、-0.856、-0.854、-0.847、-0.843、-0.824、-0.800、-0.781、-0.748、-0.704、-0.656、-0.608、-0.595、-0.593、-0.610、-0.630、0.624、0.609，其中在第十七个月达到最高：-0.930，在第二十三个月回落到-0.843。结果表明：再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2。对再贷款利率与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二)，得线性模型y=-28.363x+1063.999，y表示第十七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再贷款利率。
3、对再贷款额，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作相关分析：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1年2月共38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32个月的贷款余额。
经分析发现再贷款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2420.2690.3010.2990.2810.2690.2570.2440.2660.2870.2740.2760.2850.2990.3290.3450.3700.3960.4170.4110.4040.3920.3520.3170.2760.2500.2460.2380.2200.2100.2100.2100.2030.175。其中在划线有月份下有显著相关关系。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19个月（0.417）。对再贷款额与第19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4.136x+917.589
再贴现额与当月贷款余额及往后各月贷款余额之间的相关系数都为强相关，最大相关系数出现在第30个月（0.815）。对再贴现额与第30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得线性模型：y=163.826x+921.252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24，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147。都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共42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090，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36。前者没有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后者具有强负相关关系。
如果再贷款额，再贴现额的样本区间为从1999年6月至2002年5月共36个样本，贷款余额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对他们作相关分析，则发现再贷款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513，再贴现额与贷款余额的相关系数为：0.684，都为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发现，对于不同的样本区间，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很不一致，所以笔者认为再贷款额，再贴现额这两个变量与贷款额这期间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4、存款准备金率对贷款额的相关系数在当月就达到-0.734。往后各月的相关系数依次是：-0.746、-0.764、-0.771、-0.780、-0.798、-0.803、-0.812、-0.827、-0.827、-0.828、-0.828、-0.840、-0.848、-0.830、-0.799、-0.774、-0.771、-0.782、-0.797、-0.821、-0.801、-0.784、-0.777、-0.782、-0.793、-0.798、-0.794、-0.768、-0.728、-0.678、-0.642、-0.619、-0.603、-0.607。其中在第十三个月达到最高：-0.848，在第二十九个月回落到-0.728。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额在0.01水平下显著,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4。对存款准备金率与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作线性回归(见图四)，得线性模型:y=-2275.577x+1077.086，y表示第十三个月的贷款余额，x表示存款准备金率。
5、GDP—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GDP样本为对应的当季GDP值。结果表明：相关系数在当季为0.784，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强正相关，从而强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5。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GDP作线性回归(见图五)，得线性模型：y=0.212-60.548，y表示当季度的GDP，x表示贷款余额。
6、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各项贷款余额相关分析：贷款余额样本区间为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4年第四季度，共28个样本。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样本为对应的当季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相关系数为0.447，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进而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假设6。对贷款余额与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作线性回归(见图六)，得线性模型：y=0.008x+91.960，y表示当季度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x表示贷款余额。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分析结果表明，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与存款准备金率对中介目标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负相关性，而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和中介目标没有相关性；中介目标对最终目标GDP在0.01的水平下具有强的正相关性，对物价指数在0.0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据此我们认为，在新兴市场的国家中，由于利率尚未市场化，因而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信贷总量在分析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再贷款率、再贴现率对票据市场比较落后的N省来看，作用不大。
2、在考虑单变量自我影响的前提下,存款准备金率在当期就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3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并持续16个月后效用开始减小；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具有很强的相似性，都是在当期具有强负相关性，在第17个月相关系数达到最大，持续期分别为24个月；中介目标与最终政策目标GDP的强相关则出现在当季,对物价指数显著相关也出现在当季。毫无疑问，我国货币政策在N省实施的效果比较显著，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
3、在不考虑交互影响的前提下，在向中间目标传导的过程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时滞最短（13个月），比全国（8个月）滞后4个月，贷款利率（17个月），比全国分别）滞后3个月；从持续期看则相反，贷款利率为24个月，与全国相比持续期短4个月，法定准备金率为29个月，与全国一样（29个月）。为什么N省货币政策工具与全国相比会出现滞后期长，持续期短的现象呢？主要原因在于N省经济货币化程度相对较低，资本市场发育比较落后造成的。
4、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在N省实施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N省的货币化程度低，特别是票据市场相对落后，导致再贷款率与再贴现率两大政策工具失灵。因而考虑我国经济金融地区差别明显、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为了使货币政策更符合区域经济金融的实际情况，适当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区域性货币政策，进而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
（二）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在全国统一性的货币政策的基础上，适当考虑地区性差异性。实行全国分层次的货币政策，或差别货币政策，或区域性货币政策。如何划分，一是按地域划分，如东部、西部、或东、中、西部划分。二是或者按人均经济指标划分，如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城乡人均可支配纯收入等划分。三是或者按经济指标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如GDP占全国平均的比重，财政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全国平均的比重划分。
第二，建议利用分层次货币政策去调节资金、项目和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一是调高西部地区存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调节发达地区的资金向贫困地区流动；二是调低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而东部地区不变，从而鼓励东部地区的企业项目和技术向西部转移；三是存款准备金同样可以按上述方法进行变动，从而达到区别对待，抑富扶贫的目的；四是还可利用信贷政策的调节功能进行合理调节。
第三，建议协调发展货币市场和资金市场，增强两市场间的互动性，对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传导效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要进一步加大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共同发展，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我国现行和应用的大多数行政管理制度与方法都是学习与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与理念，很少是本土化的理论。泰罗开创了科学管理时代以来，莱芬韦尔和库克加以发展，并加以英语与行政管理方面，这此时他们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使行政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使良好的形象得以展现，至此，科学管理的理论便被普遍应用与推广，逐渐的被行政管理所吸收与借鉴，在行政管理方面，科学管理也日益展现其优势，受到一致好评并备受关注。
二、行政管理科学化的主要方式
1.在行政工作方面，工作上坚持科学化。提倡在行政管理工作中应用科学的管理方法。使工作人员真正理解和了解科学的方法与意义，将工作进行科学的合理的分工，与此同时，权利与利益实现双向的均衡，科学的承担责任与义务，实现权责分明与统一。做到上述种种，才能够使行政管理具有良好的组织性与纪律性，是行政组织稳固，关系良好。
2.对于行政人员要采用选拔、培训与考评的方法。对行政人员实现科学的开发培训与考核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与体现。要对行政人员进行公正的选拨与定期的培训开发，才能保证队伍的科学化与先进性。相关的行政管理人员要负责，对行政人员的人格特征以及性格特点，特别是工作能力与表现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与分析，针对人员的不同对其进行针对性的教育与培训，使行政人员不断的得到提升与进步。通过对行政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在精神上、思想上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引导，督促其树立促进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念，同时，需要培养行政人员的独立人格，使其能够有效的掌握相应的制度规章，并运用规章制度独立行使执行权。
3.将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在西方的行政管理科学化的理论中，威尔逊时期便对行政监督的思想做了论述与阐述，其中，指出行政管理首先要对公众的任何舆论做出正确的、敏锐的反应，但是，在我国的实际行政管理操作中，行政的管理裁决力逐步扩大，在具体的执行阶段，已经显现出诸多问题与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行政管理中，有些行政人员对权利滥用，违纪违法行为此起彼伏，公民的权利不被重视和保障，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下等等不良的现象突出。虽然，行政人员有专门的行政规范与执行标准要求，但是在执行上仍然很大的弹性空间，有些行政人员完全不顾及国家利益，在行政管理中谋其私利，一些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存在，这都对行政管理的科学性有一定的损害，同时还影响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行政机构立法规制的缺失与有效行政监督机制尚待完善，行政监督力度不够，导致行政管理科学化路程受阻。因此，在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中，必须具备监督管理的机制与制度，才能够起到监督与督导的作用。所以亟待建立以立法、司法、行政三位为一体的相对健全的行政监督机制与系统，各个层次环节都要进行强化的监督与管理，将各个被监督的对象加以细化，保证行政工作的高质高效。对于行政管理相对薄弱的化解必须对其实施经常性、反复性的监督，避免不些潜在因素、突变因素造成行政管理的混乱性。所以，在行政管理的实际操作执行中，要重视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并且，作为政府机构必须注重自我管理与监督，内部监督管理与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将行政弹力过大导致的一些问题与现象扼杀在萌芽状态。
三、行政管理科学化手段的应用
1.利用科学化手段实施行政内部绩效化管理。利用科学化手段加强行政内部得绩效化管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落实：首先，要对现有的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与调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相应的制度也要有新的内容与创新，原有的一些制度内容已经不能够满足当下行政管理的要求。所以，必须对不符合时代需求的部分进行删节与修改。其次，将行政弹性做有效的控制以致逐步消除，对行政管理加强控制。不断的协调行政行为过程，并加强沟通与反馈的作用和力度，将监督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能够有效地预防与控制行政弹性，加大整改力度，提高行政执行力。最后，要逐步建立与健全绩效管理制度。将考评管理的制度与方法不断改进与创新，使其成为行政管理绩效化的重要途径。在行政管理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展绩效评估，以达到行政内部绩效化的效果。
2.利用科学化手段实施行政管理专业化进行分工。“文、事、人、财、物”五个方面作为行政管理工作的主要环节，对其进行专业化分工对实现科学化手段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骑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文”，主要是指从事行政决策管理各环节各种材料的整理与记录工作。这就包括会议讲话材料、会议纪录、政务信息与调研稿件、纸质与电子公文、文件档案资料与会计档案资料等的记录与整理；“事”是决策过程的管理，“人”是行政管理决策机构的主体和决策过程的主体；“财”是决策实施的资金保障，“物”是包括办公场所与环境、办公设备等其他各类物质的行政管理中决策实施的物质支撑。因此，必须结合行政管理工作实际需要，对它的规律进行探索，针对管理等方面，把内部行政管理工作细化分解，确定岗位职责。
3.利用科学化手段实现文化在行政管理中的应用。在推行科学化手段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过程中，科学化管理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是行政管理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利用文化建设引导行政机构干部形成效率最高化、服务最大化和管理标准化的行政管理理念，与此同时，还应促使行政人员形成雷厉风行和严谨细致等行政管理核心价值观，把行政管理科学化融入到生活中去，并把实现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应用当作一种工作要求和文化素养，不断提高自身的行政管理能力，积极的投身行政工作实践。
4.利益科学的方法将行政管理的流程加以精简，提高工作效率。行政管理科学化管理一个关键且重要的环节便是精简机构，这对于优化管理流程至关重要。在对行政管理工作进行优化与精简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程序简化、权责明确的标准与要求，保证行政管理的各个环节与流程能够有专门的责任人与负责部门，实现流程中各部门资源的信息共享，从而呈现相互协助、促进与制约的局面，保证行政管理的质量与效率。并且，在新的行政管理形势下，要对行政人员的相关管理规章与制度加以调整，充分利用新的科学化的理论、手段在行政管理上的应用。
5.利用科学化手段建立行政信息化系统。目前，我国行政机构正在整合资源，争取实现网上办公应用系统的早日实用，行政管理信息化、网络化系统的建立可以灵活运用信息网络传递行政决策、制度变更等重要行政信息，加强各行政部门信息沟通的及时性，使行政管理过程的事中、事后管理者随时得到确切、全面的信息反馈，提高决策的的准确性。在管理中要注重行政管理消息的反馈，通过行政中出现的情况以便随时调整行政管理的目标与方式，达到科学化管理的最终目的。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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