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0:18
导语：在社会科学方法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当人文科学和文学意义处于僵化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伦理遮蔽之中时，人们开始重新询问艺术本体存在的意义，而要抵达艺术本体意义的深层，则必须具有全新的方法。新的科学方法论不仅可以通过科学的名义使僵化意识和保守心态无可责难，而且可以追踪世界最新的思维方法--尽管是自然科学方法。这样，中国学术史上就前所未有地出现了用自然科学方法全面而整体性地进入人文研究领域的现象，并持续了相当的时间。这一学术史的新现象值得学界认真审理。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在我看来，哲学一逻辑方法更具有形而上学的气质，能在总体把握中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是容易空通话而脱离文艺的具体时间，出现作品阐释的失效。一般批评模式能够产生"片面的深刻"的效果，发现对象的独特性和另类型，但是逃不脱"深刻的片面"的窠臼；特殊研究法是微观研究法，其当代运用能体现文学研究不同侧重点、不同维度的批评个性。应该说，文学研究方法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演变的有机体，是探索文学艺术奥秘的中介形式，只有文艺本体论真正出场，才代表了当代中国文艺研究精神的自觉。
[关键词] 系统工程；毕业论文写作；霍尔三维模型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3?0042?04
一、毕业论文与系统工程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是锻炼大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也是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毕业论文的撰写，使学生能够以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来汇集知识以解决问题，把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结合。毕业论文写作是我国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对于社会应用型人才、科技型人才的创新意识和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毕业论文也是对大学生所掌握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其解决问题的水平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1]。教育部高度重视高校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实践环节，强调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反映高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考评环节。从国外的情况看，国外大学生毕业论文成果常常是对一个学生全部大学生涯的一次终结性体现，对于学业成绩的等级划分、学位的授予，以至劳动就业市场上雇主的决定和研究生导师的选择均是至关重要的显性成果[2]。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整体下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探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现有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乃至学生培养模式，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当前急需研究和加以解决的课题。
在大学教学研究中，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水平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CNKI中国知网搜索“本科毕业论文”，2000年以来有700条文献在讨论和研究有关毕业论文的问题，并且呈现研究数量逐年增加、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的现象。对于目前大学教育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毕业论文是一种大学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学习阶段检验，对于教学主导型大学来说尤为重要。
作为特定实践范畴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集成的实践体系或行动体系。它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将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工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系统”，进而针对系统的目标，高效地综合集成各学科、各领域的成果及资源(如法律、制度、标准、人才、技术、设备、信息、文化、艺术、资金等等)，认识目标系统的规律，并努力使特定的目标系统变得最好、最佳或最优。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等，都是具体的大规模系统工程。毕业论文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而探寻规律及解决办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 缺乏研究问题的辨识与界定能力
选题是确定实践问题的内容选择，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个研究的科学问题，那么后面环节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在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选题环节，目前通常由专业教师依据制定的培养目标，根据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来拟订，或者由大学生与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共同商定，很少有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由选择题目的。学生不直接参与选题，不是自己去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导致大学生缺乏科学问题的辨识能力。表现在选题时常常是选择的问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明实质，找到一些伪问题来研究，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好的成果和创新观点。如《某产业市场营销战略分析》，学生往往集中于市场竞争战术的分析，对营销手段、广告方式等的分析耗费了大量篇幅，到了“战略”研究，却一笔带过，忽略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以及产品创新等竞争战略问题，从而缺乏对问题的辨识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注重理论学习，以学习的知识为中心去找问题，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知识集合，这也是我们常讨论的系统工程，是把社会系统由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集合。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我们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我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我们大学生目前恰恰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辨识和以问题为中心来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2. 缺乏论文的谋篇布局能力
论文结构和问题功能分析是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缺乏研究问题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论文，很多学生对论文整体模糊不清。缺乏毕业论文问题的实际认识与分析能力。选题意义是什么？问题的结构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何定？对这些问题没有“成竹在胸”，所以就不知解决问题从哪里开始。找不到专业知识和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更难形成自己应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知识体系。同时，系统分析问题和科学表达问题能力下降，突出表现在论文谋篇布局上，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清楚问题的逻辑结构，无能力进行问题的系统分析，写出来的论文令人无法判断其问题的系统结构，论点与论据偏离，归纳演绎等混乱，立论、本论和结论无法统一等。
3. 缺乏对所研究问题的系统思考
大学教育在理论学习阶段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试教育造成大学生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点为中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不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定势，使学生缺乏针对实际问题来综合集成知识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发现问题，更不会以问题为中心来综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表现在虽然学生已经获取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但常常无法发现现实问题，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能够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课堂教学侧重于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没有主观能动性。
4. 缺乏研究问题的建模能力
建模是指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简化，确定变量和参数，建立起变量、参数之间确定的关系，求解该数学问题，解释、验证所得到的解，从而确定能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多次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建模是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共同提高的最佳结合点，是启迪创新意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成为大学生应用能力水平的重要体现，是理论课和实践课之间的桥梁。目前，大学生对建模的兴趣和热情较高，但由于缺乏建模相关系统理论的指导，集成知识和理论的能力欠缺，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研究问题的模型[4]。
5. 缺乏搜集资料的方法与手段，不会搞调查研究
对于选题的资料收集是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由于大学生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仅仅是通过查阅期刊、借阅图书或查询网络资源等手段获得第二手资料，不注重实地调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撑，无法形成对选题准确定位，导致论文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形成切实的论证，毕业论文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无实践意义。直接观察法是指对所发生的事或人的行为的直接观察和记录，是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例如，在进行商场调查时，调研人员并不访问任何人，只是观察现场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备案，一般调研的内容有某段时间的客流量、顾客在各柜台的停留时间、各组的销售状况、顾客的基本特征、售货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石，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文献资料收集是写好毕业论文的重要一环[5]。
三、用系统工程理论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1. 系统方法论是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论是研究现实系统或者可能系统的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理论。系统概念已普遍运用于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不仅应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系统上。系统论的整体性、系统与环境、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分析、系统建模、系统决策等对于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破思维瓶颈，提高科研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系统工程概念与毕业论文选题的辨识能力
顾名思义，“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是科学地认识和运用特定事物或问题(即“原型系统”)的规律，使特定事物(即“原型系统”)达到满意状态或特定问题(即“原型系统”)得到满意解决的工程实践，当然也包括这个工程实践全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往往善于抓住问题的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把局部研究的结论等同于总体问题的结论。其实不然，因为局部因素的特征和规律无法替代和代表整体。
在质量管理中，常常用鱼刺图来分析解决问题，产品质量是由人、机器、材料、方法、环境、测量六大因素组成。当分析机器对产品质量所产生影响时，我们会把研究中心专注于机器去解决问题，而忽视了产品质量整体因素，机器与人、材料、方法、环境、测量都是相关联的变量，它们的整体才是产品质量的整体。毋庸质疑，整体性的思考才是思考的科学方法，系统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工程概念的运用将是我们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3. 系统逻辑思维能力与毕业论文研究问题逻辑
逻辑关系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之一，逻辑结构也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之一。思维的逻辑性，是思维的品质之一，指的是善于在思考问题时遵循逻辑规律，如因果逻辑、并列逻辑、时间逻辑等。在人的各项素质中，逻辑思维素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系统工程的这一法则要求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把握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逻辑结构。培养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使写作论文时的思维更加缜密、更加流畅。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使表达者思维清晰，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具有逻辑性。强化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业论文将是一个培养系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
系统分析的目的，就是构建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模型。根据系统的关联性，系统内部与外部间在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任何单个关联要素的变化可能引起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在整体上影响系统的特性与功能。发现关联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重要手段。数据挖掘、预测科学、系统动力学等方法与技术的关键，就是探寻系统内外各要素(包括数据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对任何事物、问题或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显化并理清其关联性。
4. 系统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和毕业论文研究问题结构与层次
马克思提到：“系统的结构表示的各要素之间组成的形式。结构是系统的构成形式，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毕业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对象系统，它有不同的结构，毕业论文问题界定的系统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系统本质的变化，在研究中如果想要系统功能优化，必须注重系统的结构分析。
任何系统组成都有着自己的不同层次性。任何一个系统都可以成为包括该系统在内的更庞大系统的要素，同样，作为系统的要素也具有内部结构，相对于下一层次它又是一个系统。企业的公司系统包含了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生产系统等。人力资源系统包含了招聘系统、考核系统、培训系统等。毕业论文的问题层次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划分问题的层次，并能够根据问题的层次性来构造和研究问题[6]。
5. 系统工程定量方法的应用
任何事物或任何系统，既具有质的规定性，也具有量的规定性。17世纪，数学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人类创造出了变量(变数)概念，得以研究事物变化中的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图形间的相互变换，从而使数学成为描述运动规律和辩证规律的工具。数学理论和方法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但正是这种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通过构造和运用各种数学模型，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先进手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把握事物或系统，自然比单纯定量地把握系统，更进了一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定量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方法后出现的新术语，是指将原先只用定性方式描述的问题，也用数学的定量方式来描述。定量化的成果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完整，也是人类科学(尤其是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的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常用的数量化方法有指数法、累积分数法、统计分析法、综合判断法等。定量化革命是在原先定性描述、定性研究基础上质的飞跃。它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程度，提炼一些普适性的规律。研究问题只进行定性分析不能准确描述一个系统，只有运用定量化分析方法后，人类对事物或系统的认识才能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
6. 霍尔三维模型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式（Hall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又称硬系统方法论（Hard System Methodology，HSM），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D?Hall）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它的出现，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霍尔三维结构是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由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所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这为我们系统思考毕业论文的写作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我们系统思考学科培养计划和培养过程，分析存在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问题。逻辑维是指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内所要进行的培养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优化、决策、实施7个逻辑步骤，也是我们论文研究选题的逻辑。知识维表明我们研究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管理、商业、法律、社会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和技能，以问题为对象，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7]。三维结构体系形象地描述了系统工程研究的框架，对其中任一阶段和每一个步骤，又可进一步展开，形成了分层次的树状体系，这给我们思考各层次的论文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范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系统工程理论应该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因此，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阶段应加强《系统工程》理论的学习和系统工程方法的训练，这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和知识的能力将是一个提升，能为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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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平，贾伟.建立毕业设计(论文)四阶段三层次全程质量监控体系[J].高等理科教育，2007(01)：31-35.
[3] 高艳阳，郭艳丽.强化质量监控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02)：88-90.
[4] 曹成茂，李玉洁.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05)：113-118.
[5] 江腊生.地方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管理的跟踪模式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78(02)：18-20.
关键词：图书情报学 研究方法 假设检验 实证研究 规范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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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关键词〕 新制度主义，流派演进，发展反思，政治科学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3-0090-06
新制度主义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在制度分析方面的突破性成果，并于80年代经过政治科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奠基性文献的梳理界定而形成身份自觉意识。政治科学的新制度主义经历了传统制度研究的推陈出新并从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迈进，在研究领域扩展和内容深化方面取得可观成就，其各流派在累积现实解释力的同时致力于提升理论建构水平，由此逐渐成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
一、社会科学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
按照通行观点，马奇与欧森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的组织因素》，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霍尔与泰勒发表于1996年的论文《政治科学与新制度主义三个流派》，则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三分法赋予权威依据。这两篇论文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设定了核心研究领域，提出了受到普遍认可的解释逻辑，但是基于政治科学角度审视新制度主义的确立及演进，仍面临亟待澄清或深入阐释的一系列问题。某种意义上，政治学者特别是早期历史制度主义者倾向于从政治科学自身把握制度研究路径的做法，很可能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演进发展设置了障碍，这具体表现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自身起源、新旧分野、流派划分问题上引发了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质疑及批判。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往往强调新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决裂，但行为主义虽然反对非理论化取向的经验研究和历史取向的宏大叙事，并重视一般化的系统理论和应用性的{查方法，却并未将历史分析排除在政治科学领域之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同样批评行为主义由于忽视社会结构而落入原子论的窠臼，并通过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优势和不足进行比较并借鉴社会学的嵌入性观点，指出忽略制度分析的做法也存在于理性选择理论之中。以此作为契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制度分析关注嵌入社会情境的选择活动，创造性地论证了结构诱致均衡的含义及机理。社会学制度主义作为政治科学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指称的对象，该流派的形成和发展较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而言存在更多歧见。历史制度主义承认社会学制度主义主要源自社会学组织理论，但是多侧重从规范和认知的双重文化向度以及工具逻辑同适宜逻辑的对立视角，对社会学制度主义的丰富内涵进行裁剪。相比之下，组织社会学认为新制度主义源自伯格与拉克曼的社会建构论，他们对共享知识和信念结构的阐释揭示了认知框架比规范系统承载更多功能，从而为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赋予新的属性。〔1 〕16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新旧分野问题上，历史制度主义宣称其复兴了政治科学重视制度的传统，但同其他流派相比却更多强调新旧两种制度主义的分歧。历史制度主义批评旧制度主义太过关注正式结构和法律体系，对政治体系予以描述性说明，从静态稳定而非演进发展的角度看待制度，偏重历史分析而非理论研究，道德哲学色彩浓厚而较少涉及实证科学方法。〔2 〕3-6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内核来自经济学，研究议题和方法工具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设和均衡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和历史分析、社会学的嵌入性理论以及政治科学的公共选择理论。由于无法在理性选择理论的早期阶段找到制度分析的踪迹，所以很难从新旧嬗变的角度认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属于新的制度研究路径。对于社会学制度主义来说，新旧之别的问题显得更为复杂。社会学对组织趋同性的研究揭示了制度环境和文化机制的突出作用，因此相对于青睐技术环境和行动效率的传统制度学派而言具有更新意义。但是主张社会学同经济学交汇融合的研究者认为，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新颖之处应体现为接纳个体主义方法论，并对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做出深入探索。〔3 〕12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划分问题上，彼得斯以及霍尔与泰勒的观点最具影响力。彼得斯区分了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流派，之后又增添了话语制度主义和建构制度主义。但如此繁琐的划分方式可能反映出界定标准的错综复杂，比如马奇与欧森被彼得斯视为规范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被霍尔与泰勒归入社会学制度主义流派，还被社会学组织理论者贴上历史制度主义先驱的标签。霍尔与泰勒的三分法受到不少制度研究者质疑，比如海伊与文科特指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各自坚持的算计路径与文化路径，实际上基于两种相异的社会本体论并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历史制度主义由于在两种社会本体论之间游移不定，不仅使它缺少坚定的分析立场，还会因接受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而失去作为独立流派的资格。〔4 〕在传统的三分法以外，政治科学受社会理论、分析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影响，愈发重视观念、认知、利益的社会建构性质，由此孕育产生了建构制度主义这一最新流派。〔5 〕82同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相比，建构制度主义更主动地从社会科学各学科当中汲取养料，也进一步表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实际上并不限于政治科学。
其次，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对不同流派及路径开展综合分析的同时，围绕内生制度变迁、观念分析及话语分析、修辞制度研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释。其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早期阶段具有明显的结构约束性色彩，多从制度外部探寻变迁的源头，但对制度在其形成以后的演变却较少说明，一些制度研究者于是从理论角度思考行动者的阐释活动对意义发挥的作用。具体而言，行动者关于自身处境的看法，同背景结构向行动者策略施加的影响相比，两者在重要程度上往往差别甚微。行动者的动机及偏好在根本上具有观念性和规范性特征，因而并不只是简单反映社会背景和物质环境。政治生活中的行动者除了关切物质利益，还通过对利益予以识别和加工而使自身看法转化为行动方案，并随时对动机和手段加以权衡。这意味着人们无法从制度环境中推导出行动者的偏好集合和行为逻辑，所以利益可被视为社会的建构物，观念则构成了制度的基石并在制度形成以后继续施加影响从而产生路径依赖效用，这也为内生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解释逻辑。〔6 〕63-64其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容纳建构主义路径的过程中着重对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作出理论阐释。观念分析基于结构性和观念性双重维度而把观念区分为典范、公众情绪、程式、框架四种类型，它们不仅限定了决策者的认知范围和规范情境，还为政策方案获得合法性而建构出众多符号和概念。观念由于会受到政策领域当中斗争的影响而发生变迁，利益、资源和权力的复杂关系于此时显现出来并不断发展。话语分析将观念c话语划分为认知性观念和规范性观念、协调性话语和沟通性话语两种类型。对行动者而言，制度兼具外在结构和内在建构的双重属性。行动者的自觉意识、自知之明及自我表达能力对应着算计逻辑、历史逻辑和适宜逻辑，同时还基于沟通逻辑而运用话语活动来维持或变革制度。其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修辞制度研究路径受组织社会学和语言学影响，认为能动性内嵌于制度结构当中，应从修辞学角度审视语言对能动性的影响。修辞制度分析倾向于从内生性角度解释制度变迁，但不承认能动者有能力依据意图摆脱内嵌约束并变革制度，因此在人如何运用语词的问题上强调说服活动能够影响意义并塑造行动，同时在语词作用于人本身的问题上强调说服活动的沟通性质，从而揭示了语言对思维活动和选择活动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修辞制度研究路径为制度理论提供了语言分析工具，从叙事分析、话语分析、比喻分析角度论述认知局限以及说服活动如何让语言发挥相应效果。
最后，政治科学的制度研究综合运用了数学模型、博弈论、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但其作为社会科学分支学科的属性以及政治制度研究取向的特点使其兼重科学化和人文化，特别在建构机制和时序分析的方法论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一，社会科学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因果论证和建构论证之间难以调和的张力以及解释和理解之间的分歧对立。建构制度主义主张，基于解释的因果论证关注某些条件为何动态地导致另一些条件出现，而基于理解的建构论证则关注规范、文化、观念、认同因素同适宜情境的配合如何导致另一些因素产生。这促使政治学者在制度研究中更加关注观念对政治行动发挥的建构作用，进而运用方法工具考察政治争论中的说服性权力和协商审议，如何向民主合法性的核心功能、政治利益及价值的建构和重构以及历史和文化变迁这三个领域提供关键动力。具体而言，建构制度主义认为在规范化过程与制度嵌入过程中现有观念被编码为认知滤镜，行动者藉此能够解释环境中的信号，而且在某种条件下还能够对这些认知滤镜予以质疑、发起挑战并进行替代。其二，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是社会科学及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内容，也是擅长时序分析的历史制度主义自身发展并向其他制度研究途径输出影响力的重要优势。历史制度主义重视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路径依赖与意外后果，使用层叠、转化、漂移等分析工具对渐进制度变迁进行阐释，但关键节点因其倾向于导出路径依赖这一结果而具有强烈的历史决定论意味，故而难以为制度变迁提供内生性解释逻辑。〔13 〕针对该问题，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考察制度中所涉文化因素对变迁的影响以及不同制度在此方面的能力差异，并从权力的自我强化角度探讨官员在何种制度条件下最有可能维持稳定或延滞变革。还有学者致力于消解路径依赖中的历史决定论倾向，重点考察制度变迁中由偶然性转折点引发的大量联系紧密的反馈活动，以及对此类活动造成干扰的一些因素。就这些反馈活动的先后次序而言，由于源自偶发事件中的反馈活动或干扰因素能够轻而易举改变甚至扭转先前步骤的方向，因此路径依赖并不意味着先前步骤对随后步骤方向的导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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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问题当中，关于方法论的反思。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跟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论的研究严重脱节，因为在国内没有人关注这些比较虚的主题，而且在方法论的研讨当中非常少，史论流于形式。
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探讨过程当中，传播学几乎“失语”，史论比较留于形式，就传播学谈传播学。谈适用于满足从来不谈功能主义，谈解码编码，不谈主客体关系。解释学谈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关注解释学的鼻祖，像狄尔泰、韦伯。谈拉扎斯菲尔德，很少谈默顿。同样，对现代思想家，吉登斯、布迪厄的很少，同样我们引用文献的时候，引用国内学者的论述远远多于国外学者。学界出现所谓的“引用圈”，同校、同门引用。传播学杂志圈子化，这时候怎么能做到百家争鸣。杂志、核心期刊要求的字数很少。
大家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传播学学会没有方法分会，使得整个方法的研究受很大的影响。
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技术的反思。从方法上来讲，实际上最大的问题是研究方法梳理不全，绝大部分老师都不知道有多少研究方法，怎么可能让传播学的学生学好。我们先看一下研究方法树，案头研究、统计、实地研究、专项技术。文献法，我们不缺的是文本分析，怎么做好内容分析，必须要应用一个研究方法。深访，深访跟采访的差异有多少？深访的分析方式是什么？论文当中90%的用深访的方法跟写作文没有什么区别。焦点小组有十几种方法，有人说这是国外的方法，其实不是。学界在研究方法这块已经严重落后于产业界。
观察法，方法梳理不全，实际去做的少，没有体会地分析。观察法有多少种？十多种，所有这些方法在传播学当中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作为主流的传播学方法教育，在这块是非常弱的。
隐喻技术的主要类型，结构式隐喻技术：品牌画廊等等。统计分析，这里面忽视了数据和分析的差异，忽视了初级和高级的差异。我们在分析方法和技术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很多的研究不定量也不定性，空想和遐想的很多。定性几乎等同于作文例证式的引证，而没有分析的推导过程。定量等同于量化，量化等同于数字，数字等同于百分比，如果都是这么研究下去，那还了得。
传播学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的反思。第一、数据与分析。不要民意测验化的简单描述，要对研究有效的分析。当你把这些看明白的时候，你会发现数字本身给你带来的陷井是非常惊人的。结论：不要被数字迷惑，数字仅仅是对规律的描述。第二、模型的简单与复杂。简单是不是就好？列联表的错误率。逐步回归有对的吗？案例：谁会对广告有较好的容忍度。如果我们用逐步回归的方式做，结果非常简单，哪个显著，哪个不显著，但是有用吗？实际的结果是这样的(PPT)，如果我们把它变成图是这样的(PPT)，这是简单与复杂的关系吗？不是，它是对与错的关系。复杂的模型真的是很漂亮，这是关于每周读书时间的研究，它的结论一张表得不出来，我们快速看它的结论，能看到人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发展的趋势，小学、初中、高中、大专、本科、研究生，当我们找到这个趋势的时候，能够发现原来它是这种规律性，这种规律靠我们用数字去表述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我们只能用模型去分析。实际上，简单与复杂不是量的差异，是质的差别，简单的模型可以简单的处理，但是复杂的，如果你没有对问题的真正思考是出不来的。
第三、追求数学的形而上学与解读。在传播学里面最经常说到的就是SEM和HLM。数学的形而上学确实很漂亮，但它不一定是社会的现实，解读强于技术，技术模型之后的解读是追求。
第四，大趋势与小趋势。大趋势用于把握规律性。
中国互联网创新扩散的历程。罗杰斯创新扩散研究的弊病。我们看互联网，CNC拿出来的结果是罗杰斯创新扩散的前版，2000年之前上网的特征是这样的，基本上是说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人上网，但是到了2001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的创新扩散发生的本质的变化，原来是以年龄为基础，以年龄为基础意味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当中，出现的是娱乐化倾向。但是，到了2001年变了，文化程度这个变量开始在创新扩散历程当中搅动整个格局，2001年研究生以上的群体大面积普及互联网，到了2002年，年轻人全面普及互联网，文化程度高的社会忙碌群体全面普及互联网。到2003年开始对互联网创新扩散发展的一个结束的态势显现，到2004年全面结束中国互联网在城市的重新扩散。这四年的历程是以文化程度为核心递进的创新扩散，中国的互联网还在发展，城市已经结束了，那就是第三个变量——城乡。
如果以年龄为变量进行创新扩散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出现的特点是娱乐高速路，那时候出现的词汇是：“80后”、代沟、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重组。但是到了第二个变量发展历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阶层的价值观，尤其是白领的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成为社会主流的讨论内容，这个时候是一个价值高速路的展现。但是到了第三变量，城乡变量开始搅动的时候，基层社会问题暴露、成为社会的安全阀。
比如3G门户网站，它的形态非常清晰，年轻人使用3G，男女两性略有差异。现在手机上网当中的手机淘宝已经进入中期的模型。再看开心网，开心网也正处于中期的创新扩散形态，大家知道，不仅仅我们可以看到它发展的规律，可以解决每一个问题，无论是淘宝还是开心。
大趋势的特点：刘爽说：微博是个屁。但是，每个人都要放屁，所以就是大趋势，人在手术后必须排气，所以微博的在特殊时候是异常重要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明白，小趋势不能忽略，而且小趋势可能是未来我们研究搅动社会发展的最最重要的点。
我们不能再以原来大众传播的概念来看待互联网时代下的媒体，意义不同了，所以，坚决地要去看小趋势，小趋势稳定思想信息，大趋势模模糊糊，它虽然大，但是它并没有那么重要。而任何一个小的趋势，可能带来大的事情。
总的结论，解读强于技术，但是千万别把分析和数据当成一样的东西，有分析的模型解读是最好的分析。
关键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教育研究
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不断深入，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仍亟待完善和发展。有的学者对近20年我国教育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研究，郑日昌、崔丽霞选择较有代表性的5种教育类杂志，即《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电视大学》、《课程、教材、教法》、《湖南教育》。然后从每种杂志1981至1998年每年刊登文章中，随机抽取24篇（这24篇文章平均分配在每期里）共检索文章2160篇。结果表明，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总结经验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一大特点。教育经验的总结虽然是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但不是惟一的方法，教育科学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需要大量进行实证研究；思辨也必须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缺乏事实的乱发议论是科学的大忌。另一项研究是对16种教育科学核心期刊1999年的2098篇论文的调查结果，其结论是，目前我国教育科研的主要方法，有92.6％是传统的定性思辨方法。有7.4％的论文用量化方法，其中6.3％论文使用表格、百分比的一般量化方法。有少量论文应用方差分析、假设检验、回归分析、一般函数等传统定量方法。其他如差分方程和微分方程模型方法，以及系统科学方法，模糊数学方法和灰色数学方法，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至今极少有人使用。另外，研究者还指出，计算机技术虽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计算机似乎大多用于文字输入和排版、用专用计算机软件作数据处理、建模、分析的寥若晨星。
重视定性研究是我国教育研究的传统，可是教育科学如果只停留在定性分析上，很难实现对教育规律的科学认识。因为定性认识，只是判定研究对象实体是否存在、结构如何、各要素之间具有何种联结等。它往往是认识事物的开始，具有某些相对性与局限性。首先，它缺乏定量化的严格的观察、测量、统计、计算和表述，不能对特定事件给出严格的描述、说明、解释和阐述。所以，它仅仅是给出某种研究的大致方向或趋势，具有不确定性。其次，它不具有严格的操作规则或实践规则的约束，因此，研究结构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主题、对象、时间、空间和条件等各个因素之间均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从而强化了研究者的背景知识对分析结果的“污染”，具有不精确性。再次，定性分析是以经验描述为基础、以归纳逻辑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它的推理缺乏严格的公理化系统的逻辑约束，因此，在它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可能不存在逻辑的必然性，即其结论往往具有或然性。
由于定性认识具有上述局限性和相对性，故在定性认识的基础上，应该对事物进行定量认识，也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清晰、准确、普遍的认识。定量分析的目的在于测定对象目标的数值，求出其与各相关要素间的精确的经验公式。它是一种具有确定逻辑结构的认识，这些逻辑结构的不断展开就是定量研究方法的实现。任何事物都同时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因此，事物的认识既需要定性认识，又需要定量认识。对于任何科学研究领域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可以说是两种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它们也是两种互相补充的分析方法。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研究领域和研究项目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各自所占的比例也不相同。问题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重复性的定性分析有余，定量分析则明显不足，当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相比时，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笔者认为，由于我们过分地依赖定性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教育科学研究处于一种理论薄弱或缺乏科学理论的状态。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一种理论应该包括一系列基本的前提假设，在此前提假设下，进行一定的逻辑推理，得到可以用事实或实验来证明或证伪的结论。在理论研究中，“要杜绝无谓的推测，就需要我们最终把理论考察拿出来与真实现象进行比较。”这种验证或许依赖于直接事实，或许依赖于该理论所附带的逻辑结果。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作为一种天体理论，其正确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在于，人们曾经根据它成功地预测了太阳系中未知行星的存在，并正确地预测出它们的运行轨道。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现实提供一种合理和更强有力的解释，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有关事实和现象，并在需要的时候预测事物和过程的发展变化，以提高我们的判断和决策的质量。然而，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理论是能够被事实证明或证伪的，我们见到的大多数教育理论，只是一些不精确的分类法、众说纷纭的界定、对事实的罗列和对原因与影响的分析和猜测。教育科学刊物上的理论文章，基本上是对个案和某个问题的“就事论事”的分析描述为主，经验和感性判断在其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其实，我们在教育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一些文章，它们的可取之处并不在于其思想与研究方法上，而在于其文字风格上的成熟。这种状况不仅仅局限在教育科学，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些表述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有些刻薄，但是所陈述的事实和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需要有两个基本的前提，一个是对基本事实和基本数据的准确了解，即事实与数据的前提；另一个是根据分析的目的采用和选择的分析方法与分析手段，即逻辑与技术手段的前提。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我们面对的问题是，经验事实与材料比较丰富，而逻辑分析与技术手段相对不足。特别是，有许多教育现象的比较研究，只是材料与事实的堆砌和对可能的原因与影响因素的主观罗列。它们与其被称作是对教育问题的比较研究，不如说是对基本文献资料进行收集与整理的结果。
二
1971年2月，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和两个同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列举了从1900年到1965年的62项“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在他们的研究中，引人注意的是：早期的成就全部都是理论性的和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或者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分析推导出来的理论。可见，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破性成就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定量研究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接合。数量化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趋势，特别是统计学和模型方法的发展及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加速了这种趋势。对于这种趋势，教育研究领域也不能例外。采用数量化的手段，能够加深我们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理解，使模糊的认识清晰化，并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和描述许多教育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趋势。从其社会作用看，定量研究有助于促进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提高决策质量。对每一个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程度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发展数量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是使教育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常常可以消除一些无谓的争论，或者使人们对问题的讨论具有共同的基础。在教育科学研究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它得到更准确和更有效的定性结论，以深化人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优化教育决策。教育科学研究的定量化是教育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论思想。它在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是因为：
（1）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教育科学成其为科学的重要标志。数学是研究数量与形式的工具，而成熟的科学都致力于揭示研究对象之间的数量的或形式的关系。只有在一门科学能对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基本规律做出数学的（定量的或形式化的）描述之后，它才能算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并不能否定它的研究对象的某些内在规律也必然通过量的关系存在，考虑到人的思维的特点，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教育现象的高度复杂性，教育科学可能更需要定量分析方法。至于采用哪一种数学形式则是具体的技术问题，它由具体教育现象本身的性质和研究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
定量关系或形式关系的分析，司以使教育科学改变以往对教育的表层现象进行描述，而很少揭示教育现象的内在深层结构的习惯。教育科学家们力图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采用经验的研究程序，通过对可观察的教育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解释，建立可以接受实际检验的理论，这就往往意味着将各种解释事物因果关系的命题做出定量的或形式的表示，然后在数学系统的框架下对它们进行检验。
（2）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科学科学性的迫切需要。这种需要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社会的全面发展，教育组织复杂程度的增加而加强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越深刻和微妙，教育组织越复杂，我们对教育规律的认识、判断和决策就越依赖于对基本情况的准确了解和对未来变化的可靠性更高的预测，这也需要教育科学理论更加实用化和精密化。这种客观需要的存在迫使教育科学工作者尽量采用更好的定量研究方法来帮助提高教育理论的准确程度和实用程度。
转贴于 （3）教育科学数量化分析是多学科综合研究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各学科都在融合，向综合化迈进。由于数学方法在物理学中表现出卓有成效的作用，于是，它的成功唤起并鼓舞了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领域做出各种尝试，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由于各种原因，自然科学家与数学家也经常涉足于教育科学领域，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科学工作者越来越关心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如教育投资、教育成本、教育预测、教育规划、教育决策、教育发展战略等等。他们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教育科学工作者与他们分享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和研究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这些思想方法的介入，使教育科学的许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最近几十年来，科学研究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的新理论一旦形成，包括其创始人在内的科学家们竞相把新理论推广应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中，所谓交叉研究已经蔚然成风。特别是，在这一潮流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非线性科学”中出现的一些新理论，如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浑沌科学和分形理论等等。很多自然科学研究人员认为，把这些理论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是对它们的普适性和深刻程度的证明。由于当代自然科学（包括系统科学等）在相当程度上是数学化的，它们不但对“数”，而且对于关系、结构、次序、演化的研究也发展了很好的定量研究手段，所以，当许多新理论把教育现象作为它们的应用对象时，自然科学也就把定量研究的一些新手段带入了教育科学研究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对定量研究的强调，并不是说定量研究能够代替定性分析，而且基本上不会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在基础、形式、结构和功能方面是存在差别的。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以方法论的形式展开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纲领和两种不同的认识论框架。从技术上讲，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采取了不同的解题方式。即使在自然科学中，对力、电场和磁场的某些性质的认识和对原子结构的认识也都是定性问题，只不过对这些性质的结论要经受严格的实验检验，在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中，定性研究也是很重要的。要有效地运用数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就必须对研究对象在质上的特点有一定的理解。没有高水平的定性理论，定量研究只不过是盲目的数字游戏，即是在自然科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也只有在与良好的定性分析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事实上，有效的理论大多是能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合理地结合起来的理论，而要使定量分析研究与定性分析研究很好地结合，根本的出路是让研究人员对两种方法都有一定了解。
三
在科学发展历程中，教育科学在数量化研究的发展方面远远落在自然科学后面。甚至落在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其它社会科学后面。这种现象主要是有以下原因造成的：（1）教育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使得数量化研究所面临的困难较大。（2）担心某些人为数字而数字、片面追求高深数学技术的倾向会使一般人难以判断各个计算步骤的有效性，他们认为即使是简单地用数学关系来表示各种教育现象，也可能使人忘记被数字掩盖起来的实质发现内容。
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相比，教育科学研究中的量化确实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I）对软指标量化的可行性。例如一所中学的教学质量、学生的学习动机、农村小学教师的苦恼、大学生所关心的问题等等。很多教育科学的研究人员因此而否定量化在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否定对这些因素进行量化的可能性，这种观点无疑是片面的。应该说，要使这些因素量化的准确程度达到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所达到的水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具体应用来说足够有效的量化是可能的。例如，我们知道，“学生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是一个很难把握和衡量的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仍然通过考试的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而且，量化的结果也被社会较为普遍地接受，并被作为很多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体操比赛时的动作评分，音乐、美术学院对学生作品的分值和等级评价等等。
（2）数据的不可重复性。由于教育现象在时间上具有不可逆性，使得我们对于获得的很多数据，不能够再回过头去作严格的检验，也不能够通过可控实验，来发现数据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在物理学中，当我们测量某一物体的长度时，常常可以通过测量多次，取测量数据的平均值等方法来减少和控制测量误差。在教育科学的测量中，许多类似的成熟方法难以借用。教育现象的这一性质要求我们在使用有关数据时，需要加倍小心。
（3）定义的不确切性。自然科学中量化的主要是一些有确切规定性，并具有客观基准的量，如长度、温度、时间、速度等等。而教育科学中的许多量，在界定上是含糊的。有些量即使在界定上是清晰的，在具体统计时也难以掌握。严格地讲，在教育科学中，要杜绝在分类与测度真实现象时产生不确切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我们的实物测度技术不够精确，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因为我们对所使用的测度方法给不出确切的描述的缘故。对此我们可以举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假设我们要测量我国大学毕业生的质量，我们立刻碰到的困难是“大学生的质量”这个概念不是准确的概念，不同大学相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并不相同，同一大学不同专业的毕业生质量也不相同，这样对它们的数量尺度的内容就会产生争议。我们最终即使给出了一个量化值，这一量化值在精确程度上也成问题，因此，在具体使用各种量值的时候，我们应该了解这些值是如何测定的。
（4）其统计口径的不一致性。对于自然科学中的大多数问题，在统计口径上基本是一致的，在统计标准上的争议也少得多。对于教育研究中的很多指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教育部以及各个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统计数据，具体选用哪一个数据，由采用这些数据的人来选择。
（5）统计过程中的时差性。例如，对于大学生在校人数的统计来说，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某一时点的数据，但是，实际的统计过程的周期很长，各所学校呈报数据的时间是不一致的，而由于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又处于不停的变动过程中，因此，实际的数据并不能够真正说是某一较短时间段的数据。这也对教育科学中的许多基础数据的准确性造成了不利影响。
虽然对教育现象进行量化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是，对于进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学术界还是存在着比较普遍的共识。事实上，进行量化的困难与是否量化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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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关键词】研究性教学 应用型人才 培养 个案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35-0001-02
一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界定
“人才培养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建立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能力本位的人才教育过程。历史上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1）专才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前苏联为代表，其宗旨在于培养高级专家。（2）通识型人才培养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它始于1917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的“人文经典课”，其宗旨在于培养具有广阔学术视野和科学思维的人才。
北京大学前校长周培源曾指出：“大学任务是培养人才，这里有两点必须考虑。其一，是社会需要；其二是必须按照受教育者的特点去培养，做到‘人尽其才’‘因材施教’。一所好的大学，就是要使这两方面得到统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是对专才型和通识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理念和实践的整合，其主要内涵是在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以社会需求为主导，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持续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使学生能迅速适应未来的社会环境和职业要求。
具体到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我们结合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地域、专业及人才培养的特点，确立了本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为：通过科学系统的学习，使学生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科学文化素质、专业素质和身心素质，掌握现代管理理论、技术与方法，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胜任公共事业领域的管理工作。专业培养特色为：面向黑龙江省、服务黑龙江垦区和农村，以方法论和通识教育为基础，以研究训练为核心，以实训为提升路径，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素质高、能力强的应用型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具体目标包括素质目标、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等。
为进一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多年教学实践和社会反馈的基础上，形成了“方法论训练+研究性教学+专业技能测试”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以社会需求为主导，因材施教为要求，研究性教学为手段，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的质量，保证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 研究性教学视角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操作
1.基本思路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我们认为，研究性教学是充分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方式，为此我们设计了“方法论训练+研究性教学+专业技能测试”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研究性教学”，“方法论训练”和“专业技能测试”为两翼。其中，课程体系设计以方法论为指导展开相关专业课程。教学组织方面，主干课程采取“研究性教学”或“研究性学习”的方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在此基础上，进行“专业技能测试”，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强化应用型技能。三个环节在人才的培养过程中相互结合，最终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2.具体操作
第一，方法论训练。方法论训练主要体现在课程体系的设计上，我们借鉴了刘道玉先生的设计理念，即以“方法论”为指导，建立四个板块。第一板块是科学方法论类课程，目的在于使学生首先掌握科学思维方法，建立科学思维模式；第二板块是人文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基础（专业高数），总体来讲第二板块是以通识教育为主；第三板块是主修专业课程（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选修课）；第四板块是实践教育课（实习实践课程）。此课程体系主要特点为：方法论指引，方法论的学习为学生建立科学观念、形成科学思维，为后期在具体工作领域中的再学习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二，研究性教学。（1）教学内容方面，结合主干课程内容，设计若干议题（一部分由教师提出，一部分由学生研讨后提出），涉及各类专业主干课程的专业问题。有的案例是给定问题要求回答，有的案例需要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点自主确定具体问题开展研究。（2）教学组织方面，教学班分成5人左右的若干研讨小组，每个组需要完成个人研究、小组研讨、小组陈述（包括现场问答、总结、组间互评等）、小组案例分析报告、个人总结等内容。个人研究需要阅读规定数量的文献，小组研究要形成小组文献分析（综述）及案例分析报告等。（3）教学方法方面，探究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和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等教学方法综合使用。教师在课堂上主要起辅助引导作用，具体过程主要由学生自主完成。（4）教学评价。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评价内容，包括学生个人工作评价和研究小组评价。学生个人工作主要包括个人笔记、课堂表现、考勤、个人总结四项；研究小组工作主要包括小组研讨记录、小组文献综述及案例分析报告、小组陈述、小组总结等。另一方面是评价方法，一是打分，包括教师打分和学生打分；二是学生课程反馈，主要采取结业问卷的形式，按人才培养目标内容设计问题，总结学生反馈，以进一步修订完善课程学习方式。
第三，专业技能测试。专业技能测试设计的初衷是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测试和强化学生的应用型能力。具体操作流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准备阶段。要求学生按测试要求搜集相关素材，素材中有数字、文本、图表和图片资料，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完成。（2）指导阶段。由专业课教师进行业务指导，可结合相关课程教学过程完成相关内容，如课程结业设计、课程论文等形式。（3）实测阶段。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对一些基础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分组进行，具体测试内容抽签确定。另外，专业技能训练以专业实践实训基地为依托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3.效果评价
“研究性教学+方法论训练+专业技能测试”培养模式，意在培养学生的自主性、探索性、批判性和责任感，其特点契合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具体地讲，该模式在以下几个方面促进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一，理念方面。该模式注重对思维和发展的训练能力，特别是以发展学生的研究与创新能力为核心。教师在教学中引入研究过程，学生在掌握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自主探索、合作研究，培养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内容设计方面。该模式能够在学生掌握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把各类有社会意义的科学问题作为学生开展研究的对象，有些问题已经有前期研究，需要学生进一步探讨，有些是未有前期研究的新问题，需要学生开拓性地开展研究工作。这些激发了学生获取知识、开展探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第三，方法方面。该模式是整合了多种方法的方法体系。在实践中，教师通过引导、启发，运用问题教学、对话教学、研讨教学、参与教学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与研究能力。而具体教学过程的设计模拟了科学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如通过专题研讨、课题研究、方案设计、情景模拟、实践操作和体验、社会调查等多种形式，研究、探索并解决学科或课程内容中理论前沿问题以及相关社会生活中现实问题，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探索能力、研究能力、协作能力和环境适应力。
第四，师生关系方面。改变传统的师传生学的被动局面，建立教师学生平等互动，学生为中心，教师引导的分工合作关系。该模式的教学中，教师通过与学生建立合作关系，引导学生自主获取知识研究问题，在引导中育人，有效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第五，从学生角度看。整个过程中，学生在课堂中投入的精力约占30%～40%，课外约占60%～70%，需要在课外阅读大量的文献并组织多次研究活动，有效地督促了学生开展自主学习。学生普遍反映学习虽然更紧张、更累了，但收获更多、更全面了，觉得很有意思。
综上所述，整个教学过程较完整地实现了最初设计的教学理念，学生在研究性教学和专业技能测试中发挥了较好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变了被动、灌输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学习激情被点燃，并在学生过程中主动思考提出了很多改进教学的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三 进一步思考
该模式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反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1）研究性教学主导的人才培养模式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对课程进行文献、研讨等方面的更加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对学生研究的正确引导；（2）学生研究小组的引导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生已习惯了教师主导的传统方式，突然放开，有些学生会进入“放羊”的状态，需要一定的管理和监督；（3）专业技能测试的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结合专业实习基地进一步开展相关工作；（4）课堂组织需要更灵活，教师需要及时总结并增强控场能力。
“方法论训练+研究性教学+专业技能测试”模式的开展，有针对性地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在后期的调研问卷中，学生对这种培养模式表现出极大的认可，认为对自己的综合素质提高、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提升社会适应力和职业适应力，起到了极好的促进作用。从长期看，研究性教学+专业技能测试模式将会进一步拓展应用的范围，把更多的专业课程和教学内容结合进来，以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该体系，最终达成人才培养目标要求，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刘道玉.论大学本科培养人才的模式[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14）
[2]何云峰、冯敏星、郭晓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能力体系构建及教改路向选择——基于能力本位理念的启示[J].中国农业教育，2012（3）
[3]邱梦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以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为例[J].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育研究，2012（2）
论文关键词：霍姆斯；问题解决法；方法论
方法论的研究历来是学科研究的关注重点，这主要是由其功能决定的。方法论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学功能，前者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场，以便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和进行辩护，后者则是指学科获得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正因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它历来为比较教育学者所关注，甚至倾尽一生建立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霍姆斯就在其不懈的努力中建立了自己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问题解决法。
一、霍姆斯问题解决法的认识论依据
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上主要有三种认识论依据：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
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与实证主义结下不解之缘。这一点从比较教育鼻祖朱利安提出建立“近乎实证的教育科学”的主张就可以看出，而之后的库森、阿诺德的方法论亦都是以描述外国的教育制度为主，显现出描述性的特征，由此可见，实证主义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影响之深。由于实证主义的种种缺陷，相对主义开始占据研究者的视野。
相对主义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经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批判二元论开始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得以发展。相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否定科学中的绝对“客观性”与“理性”，认为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 不同的范式具有相同的权利。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下的教育影响因素，以此来分析教育而不是追求普适法则，是相对主义在教育中的最大应用。
霍姆斯认为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差异的关键在于理解规范定律和社会学定律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波普尔的提出的，他认为规范定律指的是社会行为规范、戒律或禁忌，而社会学定律指的是与社会制度运作功能有关的定律，并且这种社会学法则是描述自然规律的法则， 是不能随意违背的（除非能证明它是错误的）。
二、问题解决法之要义
霍姆斯对比较教育的教育决策功能相当重视，认为比较教育的任务就是探讨解决教育问题的各种方法，通过对一定变量的分析和控制，来预测教育改革的相应结构。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提出了问题解决法。问题解决法主要是从某一主题或世界教育的某一共同问题出发，进行调查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问题解决法的基本逻辑——五步法
霍姆斯在1981年发表的《比较教育：对方法的一些思考》一书中，论述了比较教育的问题解决法。他的问题解决法是建立在杜威的反省思维法和波普尔的假设演绎法基础之上的。
杜威认为反省思维的功能就是为了使模糊不清的形势明朗化，也就是说，为了解决问题。整个反省思维的过程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1）假设或解决办法的形成；（2）问题理智化或分析；（3）背景分析和详述；（4）结果的逻辑演绎；（5）实践验证。杜威的反省思维是属于实用主义范式的，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如何提出问题和验证假设。在提出问题方面，杜威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对于一个复杂形势的理智化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清晰的。在验证假设方面，杜威认为，检验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相关背景下，根据假说，进行逻辑推演；其二是预测结果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之间的比较。然后根据反省思维的五个阶段，重新进行分析，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乏》一书中宣称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使用同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便是假设演绎法。在验证假设上，波普尔于杜威存在明显的差异，杜威强调证实假设性的解决办法，而波普尔强调证伪假设性的解决办法。
霍姆斯认为，在缺乏实验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假设性的解决方案应该通过批判性的比较研究来检验，从而解决特定问题。为此，霍姆斯提出了问题解决的五步法。1、问题分析或理智化。主要是选择和分析那些多数国家共同存在而又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2、提出假设或政策方法。霍姆斯认为，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中不要像决定论者那样企图找到普遍适用的法则，应当根据问题的背景和对问题特定的研究，去分析哪些政策和方法更适合于特定地区和环境；3、识别及验证相关因素。霍尔姆斯指出，要选择科学的政策或解决方法，关键是识别同问题相关的所有因素，并用这些因素去识别、验证有待研究的教育问题的基础结构，如哪些变量是关键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变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等；4、逻辑地预测可能有的结果。问题解决法的目的在于在综合分析各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上，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办法，并产生对教育行为的相应预测；5、比较和验证预测的结果。霍姆斯认为通过对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发展的比较研究，可以有一个修改的机会，从而使研究模式更完善。从以上五个步骤可以看出，霍姆斯的问题解决法实际上是对杜威的反省思维法和波普尔假设演绎法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演绎法。
（二）问题解决法的基本原则——四模式
霍姆斯的四模式论是在对其五步骤中的第三步进行解释时提出的，是一种比较教育研究的资料分类体系，它使因素分析有法可依，并且使研究结果尽量具有可重复性。它主要包括规范模式、体制模式、精神状态模式、自然环境模式四个模式。
波普尔对规范法则和社会学法则进行区分的批判二元论观点为霍姆斯的“四模式”提供了依据。波普尔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两种法则，规范法则和社会学法则。规范法则是由人制定的，也可由人改变的关于一定社会的行为规范和规则。社会学法则指的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无法更改和选择的一些自然法则。批判二元论认为，社会学法则对人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就像自然法则对人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样。因此，波普尔把它称之为“社会生活的自然法则”，并且认为，根据社会性法则产生的变化很难被人们直接控制。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毫无疑问成为霍姆斯理论体系形成的依据。由此，霍姆斯建立了自己的资料分类体系的四模式论。
四模式的具体内容如下：规范模式包括关于某一个国家的男女公民都了解并都准备接受或反对的规范和规范法则的陈述。主要指社会规范和规范性法则， 它包括影响教育问题的信仰、宗教、哲学、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经济理论、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规范和规范法则的陈述。精神状态模式与规范模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能从态度测验或国家法规中得到，它主要包括传统观念、民族意识和特征等方面的资料。制度模式包括两大方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制度进行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对教育制度内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制度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描述。由此可见关注的重点在于制度本身和影响制度的背景因素。自然环境模式包括自然资源的知识和开发资源的知识和技术。四模式论是霍姆斯对五步法中第三步识别和验证相关因素的一个具体解说，是其创建的一种资料分析体系。相对于之前因素分析所关注的寻找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探索其形成的原因，以便真正地了解外国教育，这种问题解决法注重一种前瞻性的分析，注重教育的预测功能和服务于教育决策的功能。
三、问题解决法之评价
有学者称“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发展，必须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方法论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方法论中涉及的方法不是个别具体的方法，与方法论对应的是方法的立体体系，他关注的是研究对象与方法整体的适切性，其核心是“思维方式”。霍姆斯的问题解决法以教育决策服务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方法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方面，问题解决法以假说为核心，将假说引入教育决策领域，强调比较教育研究要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做出贡献。对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有效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有着实践意义。而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以此为依据敢于为政策进行辩护，促进其合法化，更要有批判精神，敢于证伪，对于国外的理论、经验，敢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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