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01:41
导语：在检察院汇报材料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去年以来，我院在区委和上级检察机关的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在区政府、区政协及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自觉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紧紧围绕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大工作力度，各项刑事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现将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一、抓稳定，着力打击各类刑事案件
20*年以来，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20件819人，批准逮捕338件644人，构罪不捕32件68人，不构罪不捕20件49人，存疑不捕30件58人；受理移送审查案件385件626人，提起公诉349件593人，不诉23件23人，报送市院审查10件13人，有罪判决率达100%。其中今年1至7月共受理审查逮捕案件186件38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30%和55%，批准逮捕153件30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44%和51%。共受理审查案件134件210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8%和17%，提起公诉和移送市院审查137件295人，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6%和62%。
（一）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刑事犯罪
我们始终把严重暴力犯罪、黑恶势力犯罪、“两抢一盗”和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作为打击重点，坚持“从重从快”的严打方针，适时介入，快捕快诉。
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去年来共批捕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57件101人，提起公诉49件64人。今年“7•2”爆炸案发生后，我院派员在第一时间介入侦查程序。7月5日（星期六）下午，该案提请审查批捕后，我院干警加班加点，及时办理。次日（星期天），我院就该案召开了两次检委会，并对二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捕决定。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犯罪。去年来，我院积极参加全市开展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特别是对李维党等23人恶势力团伙、胡贻望等8人寻衅滋事犯罪团伙的批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办理李维党一案中，我院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往来于多个区、县看守所提审犯罪嫌疑人，仅用3天时间便对团伙所有成员作出了批捕决定。同时，不断加大对涉毒犯罪的打击力度，共批捕犯罪案件15件16人，22件24人，全部获得有罪判决。
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去年来，我院共批捕“两抢一盗”案件179件364人，184件313人，其中今年1至7月批捕82件169人，占同期批捕总案件数的54%，68件122人，占同期总案件数的50%。批捕和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53%和22%，平均每案审查批捕、审查分别仅用4天和12天。我院今年办理“两抢一盗”案件采用的“倾、分、快、紧、简、严”六字方针得到了市院推介。
（二）服务大局，把打击影响全区经济发展的犯罪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院始终把地下“”、非法开采镍钼矿等影响全区经济发展大局的犯罪作为打击的重中之重。去年以来，共批捕地下“”等涉赌案件6件7人，9件11人。其中今年1至7月批捕4件5人，3件3人。对地下“”等赌博犯罪，刑事检察部门采取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的“四定”措施，并对所有涉赌案件，一律批捕。
去年来，共批捕各类涉矿案件13件45人，今年批捕11件41人，其中涉嫌非法采矿罪4件18人，涉嫌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5件14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1件5人，涉嫌妨害公务罪1件4人。已3件8人。办案中，我院进一步增强服务大局意识，坚持“两个基本”，快捕快诉。一是落实层级责任制度，所有涉矿案件，均由检察长和分管领导亲自把关。二是涉矿类案件拟不予批捕的，必须经检委会讨论决定。三是启用风险决策机制。对证据有所欠缺，但已基本构成犯罪的，认为进一步侦查能够取到定罪所必需的证据，确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批捕。四是加大追捕力度，依法追捕了一名涉矿犯罪嫌疑人。五是认真研究涉矿类犯罪法条，努力从法律中寻找打击犯罪的依据。如在审查批捕胡绍进等8人非法采矿案件中，因涉案金额不大，责任难以分清，对其中6人难以以非法采矿罪批捕，后经与法院、公安协商，对该6人以重大责任事故罪予以批捕。六是坚持涉矿案件一案一汇报制度。每办一起涉矿案件，立即以《专报》形式向市、区主要领导汇报，使领导及时掌握动态。
（三）协调配合，依法打击职务犯罪
在审查批捕、职务犯罪案件中，我院刑事检察部门与自侦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打击合力。如我院办理xx区公安分局崇文派出所副科级侦查员陈某徇私枉法一案中，侦监部门提前介入，参与了该案重大问题的讨论，对证据及时审查，适时提出建议，为案件的重大突破和快速批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去年来，共受理自侦部门移送审查逮捕案件5件5人，均依法决定逮捕。受理自侦部门移送审查案件7件7人，6件6人，全部获有罪判决。
（四）息诉息访，全力维护社会稳定
为确保不出现非正常涉检上访，我院认真落实稳控措施，刑事检察部门充分发挥批捕、职能，对中政委和省政法委督办的胡某、周某、唐某、周某4件重复上访案采取有效措施。目前，引起胡某连续12年上访的故意伤害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逮捕、并获有罪判决；引发周某上访的嫌疑人被追诉后，已经法院审结调解结案；造成唐某上访的犯罪嫌疑人肖某已被批捕。以上三件上访案已完全解决，上访人已彻底息访。周某上访案正在稳控之中。
（五）加强宣传，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
一是开展“检察进社区”、“检察进矿区”活动。我院于今年3月26日和8月1日，与区法院在邢家巷村和三岔乡分别进行了对盗窃电缆案件、非法采矿案件的公开审判，起到了较好的法制宣传和震慑作用。二是开展法制宣传。我院通过开展“举报宣传周”等活动，在市城区和各乡镇、办事处共发放法制资料5000余份，下乡开展法制讲座6次，举行电视讲话1次，提高了群众的法制意识。三是加强新闻宣传。去年以来，我院共在检察日报、张家界日报、*红网、张家界新闻网等新闻媒体发表与刑事案例相关的稿件30余篇，稿件多为以案释法，促使读者的法制观念得到增强。
二、抓和谐，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在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我院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初犯、偶犯、过失犯，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依法必须的也向人民法院提出从轻处理的建议。共对68名涉嫌犯罪但情节轻微、无逮捕必要的犯罪嫌疑人不批准逮捕，对23名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小的犯罪嫌疑人依法不，努力减少社会对抗面，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今年来，我院将交通肇事和因邻里纠纷引起的轻伤等犯罪作为推行刑事和解的重点，加大调解力度，今年来我院共成功调解上述案件12件12人，对其中8件10人依法不予批捕，12件12人依法作相对不诉处理。
三、抓公正，着力提高监督质量和监督效果
一是加大追捕追诉力度。今年来，我院共追捕犯罪嫌疑人3人，均已进入公诉程序。追诉犯罪嫌疑人3人，均已获得有罪判决，打破了去年追捕、追诉的“零纪录”。二是加大对刑事审判的抗诉力度。去年以来，我院共对4件案件提起抗诉。其中今年提起抗诉的2件案件，一案已经开庭重审。三是加大对违法侦查行为的纠正力度。今年，我院共向公安机关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2份，实现了去年以来“零”的突破。如在审查逮捕侯世文涉嫌抢劫一案时，发现侯世文有精神病史，并得知其父曾将该情况向xx区公安分局反映，并提交了病历，但公安机关未将该病历附卷。我院立即向区公安分局发出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及时纠正了此种隐瞒重要证据的违法行为。同时，自去年来，我院还向公安机关共发出书面检察建议7份，其中今年发出6份，均被采纳。四是强化刑罚执行监督。去年来，继续巩固了无超期羁押的成果，继续保持“违法留所服刑”零纪录。共纠正监外罪犯脱管、漏管37名，特别是在今年核查纠正监外执行罪犯脱管、漏管专项行动中，共到12个乡镇、8个派出所进行监督，纠正监外罪犯脱管、漏管31名。共对看守所提出书面和口头检察建议38条，纠正意见20条，全部得到了采纳。
四、抓规范，着力提高案件质量
(一)建立健全案件管理制度，确保“五个到位”
我们始终把案件质量视为检察工作的“生命线”，狠抓了“五个到位”。一是确保制度到位。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办案工作流程》、《执法质量考评办法》、《“一案三卡”责任制实施细则》等案件质量管理和考评制度，真正做到“有章可依”。二是确保严查到位。对于办结的案件按照“承办人自查、科室干警互查、部门负责人核查、评查小组集中评查”的程序逐件评查，评查结果记入干警个人执法档案。三是确保评析到位。我院每月讲评一次执法监管和案件质量情况，查摆问题，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四是确保整改到位。院执法考评小组将查出的问题通报相关人员，责令一周内将问题整改到位。五是确保奖惩到位。实行量化考核、逐月考核、奖惩兑现，考核结果与干警的福利待遇、职级晋升、岗位调整、评先评优挂钩。
（二）加强与公安、法院的协调，形成打击合力。
一是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我院与公安、法院之间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经常沟通协调相关问题。特别是今年，对涉矿案件启动风险决策时，经常与公安、法院进行协调，确保案子捕得了，诉得出，判得下。二是建立重、特大案件介入侦查制度。去年来，共对30余件案件做到了提前介入。对李维党涉恶团伙犯罪、“7.2”西溪坪爆炸案等多件重、特大案件和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坚持及时介入侦查活动。三是建立退补商议制度。我院定期或不定期就有关复杂案件与公安机关交换意见。对需要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承办人制作详细补充侦查提纲，协商、指导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三）加强证据审核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
进一步加强证据审核和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做到每案必提审，每证必复核。如许某涉嫌盗窃一案，通过提审嫌疑人，发现被盗物品的鉴定价值存在疑点，经调查发现，其鉴定价值是根据同案嫌疑人供述作出的结论，无失主实际损失的数量。我院据此作出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予批准逮捕的决定，有效地防止了错案的发生。
五、抓队伍，进一步强化刑事检察力量
（一）充实刑事检察力量
今年，我院共为侦监室、公诉室补充干警5名，并为侦监室、公诉室各增配一名副职。此外，今年侦监室、公诉室改为两名院领导分管，强化了领导力量，加强了案件流程监督。
（二）加大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力度
今年来，我院共组织刑事检察部门干警参加各类业务培训13人次。另外，今年初举办了一系列由院领导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讲授、全院干警参加的业务知识讲座，其中刑事检察部门开展讲座4次。同时，今年我院以市院开展的“检察业务标兵”、“业务尖子”选拔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强化岗位练兵活动，目前我院刑事检察部门有1人被评为全市“检察业务尖子”。
（三）多措并举促司考，切实解决人才断档危机
当前，我院有20名年轻干警无检察官资格，提高司法资格考试通过率成了我院队伍建设的当务之急。对此我们采取了三点措施：一是将新进干警安排到刑事检察部门，使之工作中学业务、长知识。二是为报考干警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和一定的物质奖励。三是以破格用人机制激励年轻干警的学习劲头。今年我院将刚通过司法资格考试，且各方面素质较为优秀的两名年轻干警分别破格提拔为侦监室、公诉室副主任。目前，我院共有11名干警报名参加今年的司法考试，其中刑事检察部门就有5人。
（四）开展“三看、三走访”活动，查摆整改问题
一、基层民行检察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存在很多困难。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但是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审判卷宗或进行调卷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的调查取证的职权，就使得现行法律规定的民事抗诉的力度受限，抗诉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延安市院向中院提出抗诉的一件案件，中院裁定由黄陵法院再审，该案在县院发了检察建议的情况下才审结。
人民法院将抗诉案件发回重审，弱化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降低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司法实践中，绝大部分抗诉案件被发回重审，由原审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而原审法院却向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即其对等人民检察院的上级检察院)通知派员出席法庭。这种做法实际违背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对等原则，同时也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裁判。
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不利于抗诉活动的健康发展。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基层人民检察院无抗诉权。实际上，基层检察院是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联系最直接的检察机关，由于基层检察院大量接触实际工作，熟悉情况，对于同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情况较清楚，也便于调查取证，最易对民事诉讼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在实践中，大量的民事申诉案件当事人直接到基层人民检察院去申诉。而对此基层人民检察却无抗诉权，只能建议或提请上级人民检察提出抗诉。这无疑加大了抗诉活动的成本。可见，我国关于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法律规定是原则的、有限的，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法律监督职能受到了限制。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法理充足，法规缺位。
现行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但缺乏民事公诉的具体明确规定。近几年来，全国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对提起公益诉讼工作作了有益的尝试，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总体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立法不明确，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与法院认识不一，法学界对此仍存在分歧，因此开展此项工作目前仍举步维艰。
人民法院的单方司法解释及内部规定对检察权进行限制的现象日趋增多。
如最高人民法院于底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审理的案件;以调解方式审结的案件;涉及婚姻关系和收养关系的案件;执行和解的案件;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两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同一检察院提出过抗诉的案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明确不适用抗诉程序处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是违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188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之规定的，是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限制甚至剥夺。再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由抗诉机关出席法庭的人员按照再审案件的审判程序宣读抗诉书，不参与庭审的其它诉讼活动…”等一些最高法院的规定也是对检察权的限制，可以说是严重违法，缺乏法理基础。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所在
客观地讲，破解民行检察长期以来路障重重的原因时，首先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与现行立法上的局限性一样，都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备不足。
究其原因：一是民行工作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民事诉讼法实行以后，民事检察工作才被重视起来。各级检察机关先后在检察业务中增加设立了民事检察部门，专门从事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加之这项工作与其它检察业务的关联性不大，与各业务部门横向联系较少，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工作业绩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监督职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大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从而监督意识不强，观念上难更新，思想保守，对新的监督方式探索研究的少，没有开拓进取精神，使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缓慢。二是随着机构改革，以延安检察机关为例，13个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机构均被撤销，民行人员被充实到控申部门，名义上配备一名民行专干，实际上除宝塔区院外，其他十二个县院无一名真正从事民行专干。领导班子对民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弱化，使民行检察工作走入低谷。出现有些县院民行工作几乎不能正常开展，全年工作为空白。三是由于民行队伍力量严重不足，民行检察人员综合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极度不适应民行检察工作发展的需要。临时凑数思想严重，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年龄偏大，工作没有积极性，执法意识不强。现有的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着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
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
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致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收效甚微;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也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同样，现行的《民法通则》第5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进行了规定，但是，实践中，对一方当事人不愿履行合同义务，以权利义务明显不对等为由请求撤销合同的案件，或者合同的签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案件，法院都是以合同的签订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作出合法有效的判决，如有一方不服判决、裁定来检察机关申诉，检察机关却无法进入监督程序，因为，此类情形并未纳入《民事诉讼法》第179条之中。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实践中，法院主张民事调解工作，近几年，就我市两级法院每年民事案件调解率占40%左右，占的比例相当大，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例如，今年一个基层院受理了一件当事人不服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作出的民事裁定，该裁定明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但检察机关就是无法进入监督程序。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立法，改变民行检察监督的被动局面。
在民事诉讼法分则中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程监督;通过立法途径赋予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权，把调解和执行纳入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将民事审判活动检察监督的范围进行拓宽和完善;赋予检察机关实施民事检察监督相应的权利，特别是对再审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权、纠正违法权、检察建议权。
加大措施，狠抓办案，提高民事行政检察案件质量。
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也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落脚点和归宿，更是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得以生存发展的生命线。因此，首先要从增强民行监督意识入手，充分认识民事行政检察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对错误裁判进行抗诉，平息民怨，对正确裁判进行息诉，化解矛盾，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职责。其次在审查案件中，要坚持“敢抗、抗准”和“公开、公正、合法”的办案原则，紧紧抓住办案质量、办案效果、办案效率三个环节。坚持正确的审查方法，在办案中积极推行公开审查制度，制作了《民行申诉案件受案、立案告知书》，维护当事人的及时告知权利和义务，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全面了解、查清案情，保证案件的正确办理。坚持把握好抗诉标准。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在决定是否抗诉时，严格按照抗诉条件审查把关。应尽量减少周转环节，提高诉讼效率，提升案件质量，人民群众也才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检察工作，检察机关也才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第三，理顺办案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要明确办案质量是民行监督的前提，办案数量是保证民行监督效果的基础，要把办理民行抗诉案件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民行检察工作量化指标，规定立办案件数量，以促进全市民行检察工作向前发展。
一、认真开展建筑节能设计及采暖节能工作
为进一步加强我县建筑节能管理工作，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我县居民室内热环境，我局在接自治区及地区有关建筑节能设计和采暖节能的文件后，认真组织各相关部门学习《民用建筑节能管理细则规定》（国家建设部第76号令）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细则》（自治区建设厅新建法[20__]1号）文件精神和相关行政法规，并组织各建筑单位的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细则》和《规定》有关精神，及时解决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确保节能工作的顺利实施。
建筑节能和城市配套设施建设相辅相成、互为制约，在过去虽有建筑节能设计和采暖节能设计方面的规范，但由于城建开发市场的现状及我县经济水平的制约，造成建筑节能新材料、新技术的研究和实践进展缓慢。随着国家在节能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我局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重视建设节能设计及采暖节能设计的应用。同时积极宣传和学习《细则》和《规定》，今年上半年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和建筑设计、施工、监理、质量监督、物业管理、供暖、房地产等单位的管理人员及工程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细则》和《规定》有关精神，并通过新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普及建筑节能知识，增强全民建筑节能意识。在建筑节能管理方面也采取有力措施，加强了民用建筑节能设计、审图、监理、施工验收等各环节的管理工作，要求工程建设各方必须严格执行民用建筑节能规定，积极开展民用建筑节能工作。在实施中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采用的新技术：
1、实施外墙保温技术。保温体系选用专威特外墙外保温与装饰系统，有效地解决了保温隔热等问题。专威特外墙保温系统施工工艺简单，保温效果好，而且保温房屋负荷减轻，基础断面缩小，节约了土地资源及工程造价。这项新技术在我县刚刚开始使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过几个冻融循环，聚苯板与墙体收缩、膨胀系数的不同，可能会产生抹面的大量龟裂，影响建筑外观，而且对聚苯板的寿命也有影响；维修也比较麻烦。另外，外墙砌筑灰缝饱满度不够或窗户四周处理不当，容易形成冷桥现象，造成聚苯板生霉，局部甚至大面积保温失效。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会使这项新技术的推广受阻，但我们会不断总结经验，主动与施工单位讨论、交流，采取有有效措施，尽量避免类似现象出现。
2、推广使用陶粒空心砖和KP1多孔砖。为节约国土资源，建设部出台了禁止使用粘土砖的政策，由于受新疆地区实际情况和经济水平制约，粘土砖仍在大量实用，我县也不例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县在大部分公共建筑中推广使用陶粒空心砖和KP1多孔砖做护墙，室内隔断结构体系使用超轻硅镁隔墙板和GRC板材，这些材料的使用有效地解决了保温隔热等问题，降低了楼体结构重量，保障了结构承载要求。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要逐步推广这些轻型材料，逐步陶汰粘土砖，以合理地利用国土资源，降低能耗。
3、积极推广新材料，新工艺。所有设计项目窗户框用材选用隔热性好的塑钢和铝合金材料；窗户采用优质型材密封条；玻璃全部采用双层中空玻璃，传热系数均符合国家节能标准及规范。屋面保温材料淘汰了炉渣，采用由陶粒混凝土和聚苯板组成的复合保温隔热层，防水层均采用改性防水卷材及欧文斯克宁瓦（别墅），防水使用寿命达到10年以上。这些材料的使用，使室内传热系数达到国家节能建筑传热系数的要求，大大减少室内能耗的损失。
4、严格淘汰国家明令禁用的建筑材料。采用集中管井设置，将压力管线集中布设，对外有维修口；供水管线由冷镀锌钢管转为使用热镀锌钢管，并逐步转为使用新型铝塑复合管R管等管材；排水管材也由翻砂铸铁管改为UPVC螺旋消音管；抽水马桶改为节水型9升系列，并推广6升两档型；在公用建筑中积极应用节水自闭式冲洗阀，感应冲洗式小便器，在水嘴上改用新型的陶瓷芯片水嘴；积极推广新型钟罩式地漏和洗衣机专用地漏。
5、积极推广采暖节能设计。一是积极推广“热表到户，计量收费”，单户锁闭入户，分户循环，每组散热器加装恒温三通阀，户入口加装热计量表等新的采暖设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促进建筑节能应用。通过采暖节能应用，调动用热和供热双方的积极性，逐步实现供、需热双方按计量公平合理交易，减少居民用热费负担，增加供热企业效益，提高企业设备技术管理水平，从而保证城市供热质量，促进节能。二是采用地板辐射供暖方式，该供暖方式节省房间面积，便于装修，节能性和舒适性尤为突出。较普通散热器节能50标。三是在旧锅炉供暖系统改造方面大力推广《锅炉供(文秘站:)暖节能技术措施》。
6、在用电设计中推广节能技术。为使用户安全经济用电，我县在用电设计中采取一系列节能措施。比如：住宅楼居室内均采用节能灯，楼道均采用声光控延时灯。公共建筑中的楼道和卫生间的照明采用声光控延时灯。在以后的工程建设中，进一步提高节能措施，将采用人体感应灯等技术。
（二）、民用建筑节能推广面临的困难
1、我县虽在建设工程项目中推广应用了一些新技术和新材料，但在实践及施工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使用外墙保温材料造成工程造价提高，经估算，仅采用民用建筑外墙保温节能设计，比不采用节能设计的每平方米造价提高大约6-8，造成房地产开发商在采用新工艺、新材料时极积性不高；且房屋造价高，也影响了用户购买节能保温建筑的极积性，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使我县建筑节能推广应用受阻。
2、建筑节能外保温工艺施工较传统施工工艺复杂，难度大，质量不宜控制，而且工期延长。
3、建筑设计中维护结构的保温目前的带强制性的规定也只是针 对外维护结构的，但要达到分户计量，从业主和供暖公司的方面考虑，就必须做到上下楼板，户与户分割维护墙的保温问题，同时，分割维护墙造成对住户使用面积占用及户内摆设要求提高；提高了房地产开发成本，增加了供暖公司管网改造的成本。对于这些问题目前各方尚未有一个国家相应的措施出台，造成对建筑采暖节能的积极性不高。
二、认真开展节水工作
我县认真贯彻上级有关节水工作精神，并制定了《__县节约用水管理暂行规定》，以文件形式下发执行。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上，认真开展资源论证，我县供水改扩建项目__*河引潜流工程自20__年4月开始进行勘测设计。在施工前，多次邀请自治区建设厅、水利厅专家到水源地察看，邀请__县水利局和兵团地勘设计院专家对__*河水资源进行论证。论证结果__*河水资源丰富，年径流量3.11亿立方米，可以满足__县城及周边地区50年生产、生活、绿化用水。__*河引潜流工程设计近期日供水规模3.5万立方米，远期日供水规模6万立方米，取水计划按日供水3.5万立方米考虑，取水定额按每人每月3立方水执行。
__县城污水处理采用一级处理结合四级串联氧化塘的工艺，县城内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经过处理后，可达到浇灌农田的标准，进行污水再利用。
一、加强议题审查，严把程序关口
议题审查是办事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责。《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下称《组织条例》）第17条规定了办事机构对提交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或事项材料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核。虽然议题审查属于受理环节的程序性审查范畴，但作为一种前置程序，既能够滤除不属于或不需要检委会讨论的案件或事项，使检委会能够集中精力审议重大议题，又能够确保提交的议题达到主题明确、内容清楚、材料齐备的要求。
一般来说，办事机构可从以下方面加强对议题材料的审查：
一是审查议题内容是否符合检委会的议事范围。高检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下称《议事和工作规则》）第3条详细规定了检委会审议议题的范围，办事机构应严格按照范围要求审查议题，认为不属于议题范围的，要及时向检察长报告。
二是审查议题的提请及审批程序是否符合规定。承办部门提请检委会审议事项或案件，应当实行“三级审批制”，即承办人提出办理意见，承办部门负责人签署明确意见，分管检察长审核。办事机构受理审查认为议题符合议事范围及报批程序的，应当填写《安排检委会会议申请表》，报检察长决定是否提请检委会审议。如议题系检委会委员提出的，也应报检察长同意方可提请。
三是审查议题材料是否符合议题标准。办事机构应当严格执行高检院《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题标准（试行）》（下称《议题标准》），认真审核承办部门提交的议题材料，并根据议题的具体类型审查是否符合相应的议题报告格式和主要内容、附件及议题制作要求等技术性规范。对于不符合标准的议题要及时向承办部门提出修改补充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要加强与承办部门、承办人的沟通，加强引导和帮助，共同做好议题准备等基础性工作。
二、规范文书制作，确保议事质量
检察文书是实现检察职能的重要工具，也是检验检察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尺。检委会在审议决定案件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工作文书，大致可分为表格式和叙述式两大类，其中：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反馈表属于表格式文书，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即可；议题报告和会议纪要则属于叙述式文书，不仅其格式与要素必须符合既定的形式要件，而且需要精心制作确保其实体质量。办事机构是起草检委会工作文书的责任主体之一，规范制作检委会工作文书，应当作为办事机构规范化建设中的工作重点。
一是突出案件类议题报告的针对性。案件类议题报告，实践中也称为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报告，是由承办人根据高检院议题标准要求，围绕提请检委会讨论案件的请示问题，客观全面反映相关事实证据、背景情况和审查意见等内容而制作的请示性报告，经承办部门负责人审核、分管检察长签署意见，供检委会委员审案议案所用。议题报告是检委会据以审议案件的基础，办事机构负有审核的重要职责。由于检委会议事决策的非亲历性特征，使检委会委员对议题报告的依赖性较大。但实践中，议题报告直接照搬照抄案件审结报告的现象较为普遍，换个标题、加个封面，“案件审结报告”就变身为“议题报告”，既使议题报告篇幅冗长，也使议题报告重点不明，严重影响检委会决策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当前议题报告首先要强调突出重点，案件审结报告是议题报告的重要基础但不是全部。议题报告要紧紧围绕请示问题展开阐述，可以借鉴案件审结报告中的相关内容进行取舍和重组。与议题有关的事实要全面客观表述，无关的内容则可删减；对其他犯罪情节、案件背景等情况也不需要面面俱到，只要叙述与请示问题有关的内容即可。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高检院《议题标准》规定，提请检委会审议的案件，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符合规定的条件，议题材料齐备。检委会审议案件时大多讨论法律适用问题，一般不讨论事实证据认定问题。基于承办人、承办部门对案件事实、证据认定负责的原则，对于检委会讨论不涉及认定事实争议的案件，证据部分表述可概括简写甚至省略；对于检委会讨论认定事实争议如抗诉事实认定错误、下级院请示事实认定疑难的案件，则也要紧紧围绕争议焦点开展事实、证据的分析论证。需要补充的是，为使检委会委员能够全面客观了解掌握案件事实全貌，可以在会前将案件审结报告作为附件通过办案内网或书面形式，与议题报告一并发给委员审阅，供决策时参考。
二是增强检委会会议纪要的说理性。检委会会议纪要[4]是由办事机构负责制作的用于记载和传达检委会会议情况及议定事项的工作文书。过去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检委会决定事项文书普遍使用“检委会决定”，在高检院下发《议题标准》后，统一以“检委会会议纪要”取代“检委会决定”。检委会决定是“一案一决定”，即会议审议几个议题，就有相应的几份决定文书。而检委会会议纪要则是“一会一纪要”，即一份会议纪要记载本次会议上所有议题的审议决定事项。从高检院《议题标准》对会议纪要的制作要求来看，无论是文件类议题还是案件类议题，涵盖的内容均非常全面。但目前实践中大多数检委会会议纪要制作中都存在“只写结论性意见和决定，不写决定依据或理由”的倾向，而承办部门或下级检察院根据检委会决定事项制作法律文书时，往往无法直接引用或说明检委会决定的理由和依据，且将检委会一次会议讨论的不同案件和不同事项综合在一起的会议纪要，也不宜在办案过程中随案移送。我们认为，这种“条目化、捆绑式”相对简单的文书制作方法，既不符合高检院《议题标准》的规范要求，也不具备法律文书的功能作用，更不能适应执法办案需要。为此，首先，建议分类撰写会议纪要。根据所决定的案件、事项是否而分别制作会议纪要，凡需要全院或下级检察院统一遵照执行的执法办案规范性文件，应当公开会议纪要；凡需要诉讼阶段保密的在办案件，则可以单独制作会议纪要并随案移送。其次，增强会议纪要的法律属性。会议纪要表述案件决定事项的，应当突出办案法律文书的基本特征和制作重点，具备办案文书的基本内容和要素，如包括简要案情、诉讼经过及会议决定理由等。再次，强化会议纪要的说理性。会议纪要要在明确检委会审查意见的基础上，针对争议焦点重点阐明相关事实、法律、法理依据，便于承办部门或者下级检察院能够全面准确理解和执行检委会决定。
三是提升汇报案件的质量。目前，检委会审议议题的主要方式还是看材料、听汇报。因此，除了要确保议题报告的制作质量外，承办人的汇报方式和汇报质量也非常重要。实践中，承办人在会上往往照本宣科通读一遍议题报告，由于议题报告已在会前分送检委会委员审阅，上会再宣读一遍，尤其是对一些案情疑难复杂且议题报告篇幅较长的案件，既占用会议较长时间又无必要，汇报效果也不佳。为此，我们建议采用书面报告与口头汇报相结合的方式。检委会委员会前侧重于审查议题报告，会上侧重于听取承办人口头汇报案件。具体而言，承办人在会前准备一份汇报提纲，列明汇报的重点，并预测检委会委员可能提问的相关问题。开会时，先由承办人汇报请示问题、基本案情、争议焦点，以及承办人的意见或观点，力求做到叙述事实到位、列举证据到位、论述分歧到位、阐明观点到位、分析法理到位。之后，可由检委会委员针对案件提问或质询、承办人答辩，这样有助于检委会委员深入了解掌握案件情况和议题内容，为检委会科学、高效地作出决策奠定基础。
三、强化督办落实，维护检委会权威
根据高检院《议事和工作规则》规定，办事机构还承担着督办落实检委会决定的职责。检委会审议议题作出决定后，先由办事机构起草检委会会议纪要和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其中会议纪要报检察长或者受委托主持会议的副检察长审批，并印发各委员及报备上一级办事机构。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则以本院名义印发本院承办部门和有关下级检察院。检委会作出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承办部门和有关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为保证检委会决定得到及时全面正确地执行，切实维护检委会的权威，办事机构应当对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一是实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情况二次反馈机制。办事机构应向本院承办部门一并送达检委会决定事项通知书和检委会决定事项执行反馈表（下称反馈表）。承办部门在决定事项执行完毕后五日内填写反馈表，连同反映执行情况的相关材料（包括印发的相关文件原件或者诉讼、工作文书复印件等）送办事机构。如果议题所涉事项或者案件系由下级检察院具体承办的，下级检察院有关部门应将执行情况层报上级检察院议题提请部门，再由议题提请部门填写反馈表送办事机构。这就是决定事项执行情况的第一次反馈，其中不或撤销案件、不支持抗诉、不提请抗诉等案件，一般只需一次反馈即可。而对于提起公诉、提出抗诉、支持抗诉、提请抗诉等案件，办事机构应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办理期限，适时向承办部门或督促其向相关办案单位了解案件的进展阶段。当案件有了最终处理结果后，承办部门应再次填写反馈表，连同反映案件最终处理结果的相关材料送办事机构。设置执行检委会决定情况二次反馈机制，不仅保证了检委会决定得到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也通过全面了解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进一步检验和提高检委会决策的科学性。
一、实行检察长列席制度的意义
一是可以更直接更有效地进行法律监督。一方面可以防止和纠正法院承办人对案件事实的曲解或汇报案情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另一方面对有意见分歧的案件可以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虽然列席会议人员没有表决权，但可以通过发言来影响或说服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接受检察机关的意见，至少也可以给审判委员会最终决定提供参考。
二是有利于节约诉讼资源，提高诉讼效率。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要充分发挥作用，从被动列席的角色中转换出来，做到对案件、对法律负责。要把列席审委会的讨论过程当成一个“事中”监督的过程。
三是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工作部署和安排。一旦检察机关的意见和观点没有被法院审判委员会采纳，法院最终审判结果与检察机关的期望相距甚远，存在定性上或认定事实上的错误、量刑畸重畸轻，那么则可尽快研究对策，采用其它途径进行监督，如果审委会讨论研究的是有关其它审判工作，检察机关则也可尽快从中了解法院有关审判工作思路和部署，并以此为借鉴相应部署检察工作。
四是有利于查明案情。针对审判委员会的委员在会前并不了解案情，受办案人执法水平、认识能力、工作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有时汇报材料不能完全反映案情，委员们往往不能详尽地了解案情，以至在事实上影响了决策意见，导致案件的错判。如果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就能够及时对遗漏的案情、检察机关用以指控犯罪的证据进行补充说明、阐明案件定罪、定性、适用法律依据，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
二、实行检察长列席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规定不完备。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最早是在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原文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如果对审判委员会不同意，有权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人常务委员会处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有权列席本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在此后的1979年和1983年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再未提及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制度，反而是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由院长主持，本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列席”。在这里，不但没有规定检察长应列席哪些、哪类案件，而且只是说检察长“可以”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并不是“应当”或“必须”列席。
2、列席监督的范围不明确。相关法条没有明确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监督的范围和具体职责，难免使得法院以此而消极应付。
3、缺乏列席的必要程序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检法两院必须密切配合，而相关法律并未规定具体的操作程序，从而在客观上影响了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如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由谁决定，法院何时通知检察院、检察长在审委会上发言的内容及次序安排。
4、列席的地位、作用不明确。检察长在列席审判委员会过程中，法律监督职能如何发挥、发言的地位和作用怎样，对案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法院应如何采纳，产生的分歧怎样处理等等都不明确，使由此产生的审判监督效果具有不确定性。就目前而言，检察机关列席审委会大多还停留在就案论案上，对如何充分利用该项制度，及时了解法院处理有关案件思路和观点，及时发现和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办案和工作中乃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切实提高业务水平和办案质量的研究总结不够，从而使执行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效果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5、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情况偏少。一是检、法两院配合不够，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权利的行使必须以法院的密切配合为条件，由于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缺乏程序上的保障，法院一般不愿意主动要求检察长列席。二是检察机关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这一权利的行使重视不够，缺乏主动性。检察长可能并不了解审委会讨论的时间安排，虽然希望列席但因缺少沟通而错过时机。三是检察机关只注重列席审委会对公诉案件的讨论，而对民事、行政、经济等其他类型案件很少列席，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列席的案件范围。
实践中，为加强两院工作交流、确保人民法院依法公正审理案件、促进检察机关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不少地区的法检两院已达成共识，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如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了《关于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的暂行规定》，对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作了硬性规定。该规定适用于刑事案件、民商事案件和行政案件，明确了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必须通知检察长列席的五类案件，以及可以通知检察长列席的六类案件，同时，还就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具体程序等方面作了规定。
三、完善和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思考
1、立法完善
完善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增强法律监督权威性。建议在对现有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必要的修订与完善的基础上，明确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案件范围、列席的任务和列席的具体程序，并就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会议时的发言权和建议权等问题，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从法律制度上予以保障，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以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作用。从实践上看，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范围有以下几种：（1）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疑难的案件；（2）是合议庭与检察机关在案件定性定量上有重大分歧的案件；（3）是审判委员会或检察长认为需要列席的其他案件。
2、司法实践完善
强化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依法行使审判监督权。检察机关要变被动为主动，凡是法律规定和检察机关认为有必要列席的案件，检察机关要主动提出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要求。以便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作用。首先，在日常执法工作中，检察院要设专职人员经常保持与法院审判业务工作的密切联系，适时掌握法院的审判活动，善于及时发现和预测有必要列席的案件，迅速向检察长反馈情况，以便提前作好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准备工作。其次，要灵活运用审委会的“列席权”，当检察长因故不能列席审委会时，检察长可以委托一名副检察长代表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使“列席权”落到实处。第三，在列席审委会时，检察长应代表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审判监督权。检察长可以充分了解案件决议过程，对案件事实和证据问题作必要的补充。会后，对审委会的错误决定应当提出监督意见，加以纠正。第四，针对目前审判委员会启动程序不规范，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过多，一般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审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的制度，区别重大疑难案件和普通案件，规范审判委员会的启动程序。
对检察长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应当根据案件性质依法作出不同的规定。审判权由人民法院所独享，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性质属于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活动，根据《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的精神，在审理过程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应当是程序问题，而非实体问题。而对于检察长监督的方式，应当在审委会结束后，以检察机关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出监督的意见。但作为例外，对于检察机关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民事、行政案件，应当允许列席的检察长发表对案件的处理意见。这主要是因为，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生效的民事、行政案件的判决和裁定可以提出抗诉，是我国的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检察长发表处理的意见，有利于审判委员会全面、充分了解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作出公正的裁判。检察长发表意见的时间，应当在各委员发表意见后，主持人总结审委会意见前。主要是考虑检察长的意见不应当对委员发表意见产生不当影响，这与院长应当最后发表意见的理由是一致的，也是平等的。
审委会对刑事案件的讨论时，应由刑事案件的公诉人或者民事行政案件的检察机关的承办人汇报案件事实、证据情况以及法律依据，防止案件的主审法官在汇报时，汇报不实或者避重就轻，造成审委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除此之外，在行使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检察长还应对案件管辖、送达期限、提交程序、审判委员会的组成、到会人数、审理和表决程序、回避制度的执行等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监督的意见应记录在审判委员会记录中。
再次是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产生的法律效力：
虽然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检察长或受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是人民检察院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必须引起审判机关的充分重视。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不能只流于形式，要切实起到应有的作用，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产生分歧时，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所发表的意见，虽然不能直接否定合议庭或法院承办人的意见，但可以促使各审判委员会委员对该案件有全面的认识，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依法做出公正的判决，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的意见，还应当记录到审判委员会的记录里。如果检、法两院意见分歧较大，主持会议的人民法院院长应暂时中止审理争议案件，在法定期限内，由相关部门完善证据、收集法理依据，然后再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作者通讯地址：广西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广西南丹5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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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断完善监督制约机制，拓宽监督渠道，不断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用制度来约束各级干部，规范履职行为。加强管理监督，主要是上下级和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实行监督责任制，对因监督缺失造成职务犯罪发生的要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连带责任，完善举报监督机制，鼓励群众对林业部门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
被告席上，邝新泽、钟建武、彭发亮、彭利明四人面面相觑，接受了法院的判决：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追缴非法所得财物，没收作案工具。
2011年5月以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辖区内，办结了不少打击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案子。“群众生命无小案，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有一起查处一起。”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公诉二处处长汪维良说。
大战前夜
2010年冬至，冷空气浸了整座梁平县城。
阴冷，并没有降低人们舌尖的温度。“冬至到，狗肉香”，梁平县城的不少狗肉店冒着香喷喷的热气。
饭桌上，醉醺醺的吃客不曾想到，他们嘴里正嚼着的狗肉来得并不一定光彩，有的甚至会严重威胁他们的健康。
2010年10月，四川省、重庆市一些偏远农村流传着“狗盗”的故事。
四川省大竹县农民汤小松和孙文均便是传说中的“狗盗”。
他们循着狗吠声，钻进人烟稀少的村落，把含有氰化钠的“三步倒”混入食物，抛给狂吠的狗吃。
将狗毒倒后，他们便把狗打死，弄走，卖给城镇的餐馆。
氰化钠有剧毒，人一旦服食，严重的会造成猝死。
所幸的是，梁平县公安局及时掌握了线索，侦破了案件，并移送县检察院审查。
依照规定，梁平县检察院把“毒狗肉”案上报到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翻看着“毒狗肉”案的卷宗材料，汪维良倒吸一口冷气：“犯罪分子越发嚣张了。”这些天来，二分院接到辖区内一些区县检察院的反映，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有抬头趋势。
汪维良随即向院领导汇报了这一情况。
敲山震虎
骄阳似火，村里的老人围坐在一棵黄葛树下，摇着蒲扇，摆着龙门阵。
无业游民彭发亮走到树荫底下，面露诡异之色：“要野蜂蜜么？”
彭发亮自称是检修光缆线的工人，上山偶遇野蜂窝，采了不少野蜂蜜。
“卖给我吧。”
“我也要！”
一听说是野蜂蜜，村里的老乡纷纷掏出钞票。
2011年6月至7月，这样的场景在巫溪、开县、城口等县的乡村频频上演。
老乡买到的野蜂蜜，只是彭发亮及其团伙用明矾、白糖等制成的假蜂蜜。而明矾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黑名单的有害食品添加剂。
此时，邝新泽、钟建武、彭发亮、彭利明四人还不知道，渝东北九个区县开始了一场针对食品药品安全犯罪的战役。
“毒狗肉”案被提起公诉，成为这场战役打响的标志。
2011年2月22日，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指导下，梁平县检察院对“毒狗肉”案中的主角汤小松、孙文均进行。4月2日，汤小松、孙文均锒铛入狱。
“毒狗肉”一案尘埃落定后，二分院继续重拳出击。
一案一报
“你卖了多少假酱油？”老检察官吴明权面色严肃。
“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楚了。”犯罪嫌疑人柯学争耍起了滑头。
“都卖到哪些地方了？”吴明权继续发问。
“我记性越来越差了，只卖了五万元。”随后，无论吴明权如何讯问，柯学争都如此狡辩。
吴明权是奉节县人民检察院的老检察官，他感到案子有点棘手。
随后，吴明权把柯学争一案的法律文书、工作信息、相关数据，向二分院公诉二处报送。
就在此前不久，二分院要求辖区内的基层检察院建立“一案一报”制度。同时执行“五立即”制度：对督促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在收到公安机关立案决定书后立即报送；提前介入的案件，在提前介入之后立即报送；审查逮捕的案件，在批捕后立即报送；审查的案件，在受理后立即报送；相关职务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后立即报送。
拿到吴明权上报的卷宗材料后，汪维良及时予以指导。
“只有采取表格核实法了。”汪维良给吴明权出了一招。
随后，吴明权根据柯学争的作案时间、制假地点、制假方法、销售情况、涉案金额等，列出表格逐一核实，将柯学争的犯罪事实一笔一笔地核对清楚。
“你非法生产的酱油、醋、白酒等，销售到了31个地方，金额达到96000余元。”吴明权拿出了详细的表格。
“你们太神了！”看着详尽的表格，柯学争不得不交代了犯罪事实。
2011年9月28日，奉节县检察院对柯学争提起公诉。
2011年12月20日，柯学争因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被奉节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
专案通道
2011年12月26日，万州区人民检察院接到一宗大案。
“这个文礼华是两个月前投案自首的。”公安干警对检察院公诉科的检察官说。
2007年6月19日，文礼华等人生产了946件假冒某品牌的白酒，在万州销售时，被警方当场查获。
“当时却让这个文礼华逃脱了。”公安干警介绍说。
2011年10月31日，文礼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此案的其他犯罪人员早已归案了。”公安干警说，“所以，这个案子办起来有点费时。”
“那我们走专案通道。”万州区检察院随即指派资深检察官廖熔负责该案。
廖熔很快就找到四年前的档案。由于资料齐全，仅用了一天时间，廖熔便完成了案件的审查工作。
此前，个别检察院曾出现一些食品药品犯罪案件因为时间久远而被搁置的情况。“有的案件因为承办人员的变更而被迫中断。”汪维良说。
为此，二分院及其辖区内各基层检察院建立了食品药品案件档案，设立《犯罪嫌疑人信息表》，实行“一案一档、一人一表”。
案件档案的建立，为办案提供了极大便利，提高了办案效率。
记者昨天（8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已联合发出通知，决定自4月15日起，在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和广西等地的工程建设领域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
报道指出，四部门联合推出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这一新措施，就是通常所说的行贿人犯罪“黑名单”。根据四部门的要求，今后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资金拨付、材料物资设备采购、竣工验收等过程或环节中发生的单位或个人行贿犯罪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裁定后，由试点地区的检察机关将行贿犯罪主体情况、犯罪基本事实和处理结果等基本情况及时录入，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供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项目法人进行查询。
在开展行贿犯罪档案查询试点工作的地方，从实施之日起，建设、交通、水利建设项目的项目法人在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勘察、设计、施工、监理、材料物资设备采购等过程中，应当向参与上述承发包活动的从业单位或个人住所地的检察机关查询有关工程建设从业单位或个人有无行贿犯罪记录，并向建设、交通、水利行政监督部门汇报相关情况。
对经查询有行贿犯罪记录的单位或个人，有关职能部门将依照法律规定和管理职权，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限制其在一定时期或者永久不得进入本地区或者本行业建筑市场；取消其投标资格或者扣除一定的信誉分；情节严重的，依法降低其资质等级或者吊销其资质证书。
关键词：民事执行 检察监督 工作机制
基于目前立法、司法等方面的因素，对民事执行进行检察监督的规范、有效的制度和程序远未建立，尚不能真正发挥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功效，需要根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基本理论和民事执行的运行规律加以分析思考，逐步加以完善。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原则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是在民事诉讼制度背景中运行的，民事检察制度理应遵循民事诉讼原则。与此同时，民事检察制度也是检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诉讼监督的本质属性，民事检察制度有其自身特有的制度运行规律，因此，民事检察制度除了遵守民事诉讼原则外，还应遵循自身所特有的原则。
（一）全面监督原则
民事检察监督应为全方位的监督，监督的对象包括法院和诉讼当事人，监督的方式包括提诉监督、参诉监督、抗诉监督、执行监督。设立民事检察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司法公正。法院及诉讼当事人有违司法公正的行为可能存在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而不只限于裁判发生效力后。因此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该对民事诉讼进行全方位的监督，进而维护司法公正。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目前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监督方式，并进一步将之完善；另一方面应结合我国国情，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与抗诉方式相互配合，建立起全方位的民事检察监督体系。
（二）有限监督原则
由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运行环境的限制，检察机关的监督应有合理的边界范围。检察机关所进行的民事检察监督在理论上涉及案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监督两个方而，但在司法实践中，应把监督重点放在案件合法性监督上。从法院的角度来看，如果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合理性进行监督，将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发生冲突，有干涉审判独立之嫌。从当事人的角度而言，检察机关过多关注案件合理性问题将与当事人处分权发生冲突，有违私法自治。此外，民事检察制度的启动，必然要进行相应司法资源的投入，在我国现有司法资源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检察机关的民事监督应放在对案件的合法性监督上。
（三）依当事人申诉原则
为了避免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当干预以及妨碍民事执行程序的高效运行，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检察机关不应主动启动监督程序。检察机关的监督应当视为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应遵循民事诉讼的意思自治原则。因此，检察机关启动民事执行监督程序应当以当事人提出申请为前提。
（四）事后监督原则
检察监督是执行程序结束或某一法律文书（如中止执行、变更被执行人裁定等）作出之后，而不应是程序进行之中。程序结束是指某一阶段程序，如受理、准备程序之后，而不是全部执行完毕。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
（一）民事执行监督的审查范围
现阶段应重点对以下几类情况进行审查监督：
1、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所作出的生效的裁定、决定违反法律规定。
2、强制执行行为违法。
3、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方式
1、纠正意见。对象为确有错误的裁定。执行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法院在执行中所作出的裁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纠正意见。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法院在执行中所作的裁定确有错误，指令执行法院的同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2、检察建议。检察建议的对象可以有以下几类情形：（1）在执行程序中所作出的通知（包括协助执行通知）、决定有瑕疵的；（2）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的，准备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可以建议法院暂缓执行；（3）对执行人员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的，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4）对于执行管理中需要改进的问题，建议法院完善。
3、纠正违法通知书。对执行人员有严重违法的，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法院纠正违法行为，并追究当事人的纪律责任。
4、刑事调查。发现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索贿受贿、截留侵占执行款物或执行费、、等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涉嫌犯罪的行为，可以进行初查和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机制
（一）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
民事执行申诉案件的受理审查机制包括了申诉案件的管辖、审查及审查终结等机制。
1、申诉案件的受理。可以由民检部门行使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权。从案件的来源看主要是检察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发现提出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或案外人认为执行中作出的裁定、决定错误、以及法院的执行侵害其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控告的，检察机关应当受理。另外，对于民事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利益以及执行人员徇私枉法的行为，检察机关发现后应当一起查处。
2、案件管辖。对于民事执行活动通过同级检察院的监督从时间上更为及时。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工作已开展多年，已形成一支高素质的民事检察队伍，办案质量已得到保证。因此，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级别管辖上应采取同级检察院对同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如上级检察院认为必要，可主动对下级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下级检察院认为需要的，也可提请上级检察院进行监督。
在地域管辖上，采取执行法院所在地检察院管辖原则。民事执行活动主要就在执行法院所在地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所在地的检察院进行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外，执行法院和当地的同级检察院因为地域关系，开展工作时能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协调，监督效果更为明显。
3、案件的审查。民检部门受理民事执行案件的申诉之后，应当及时进行审查。首先是从程序上进行审查，包括申诉主体的适格、申诉的材料等。其次是从实体上审查执行行为是否错误有且属于检察机关监督范围之内的。提起申诉的民事主体必须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和实质上的要件：
可以提起申诉的主体为执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及案外人。执行当事人包括了申请执行的当事人和被执行人，原则上是依照民事判决书判决的内容来确定，即为生效法律文书所记载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另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债权债务主体的变更，即由执行当事人以外的人继受判决书中所确认的债权债务，此时，继受了债权债务的人就成为执行当事人，这种当事人称为继受人。
执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也可以作为申诉的主体。这里的第三人是指主张其合法权益受执行行为侵害的案外人。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且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除了符合形式上的要件外，提起申诉的主体还需具备实质上的要件。其一，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侵害的人。如果认为执行行为侵害的是他人的权益，则无权提起。其二，提起申诉的主体必须是与执行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也就是说其合法权益受到执行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直接影响的人。
申诉的材料。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应当提交申诉书、人民法院的执行文书，以及证明其申诉主张的证据材料。
4、审查终结后的处理。办案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期间内进行审查，需要延长审查期限的，按规定的手续办理。审查终结后，区分情况及时作出决定。民事执行行为没有错误的或虽有瑕疵但并不影响申诉人实体上的权益的，应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法院的执行确有错误的，根据具体情况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检察建议、纠正通知书等。
比照在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案件办案期间，执行监督案件宜在3个月内审查终结。如果需要刑事调查的，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的相关规定。
（二）监督保障机制
1、必要的调查权。为了取得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效果，应该赋予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相应的调查权。
（1）调查执行文书的权力。执行人员在从事执行活动时必须依照相关程序进行，执行文书是执行人员活动轨迹的书面记载。执行文书包括法院在执行中做出的裁定、决定、通知等。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审查首先应是对执行文书进行审查。
对于已经终结执行程序的案件，执行人员已将案卷归还档案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可以直接调阅案卷。对于执行程序尚未终结，申诉人提出申诉的,相关资料未装订成案卷,或执行程序虽终结但执行人员在规定的期限内未归档的,检察人员可以直接向执行人员借阅案卷或复制相关材料,法院执行人员不得拒绝。
（2）调查执行中相关事项的权力。申诉人在提出申诉时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张，申诉人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并阐明理由的，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进行调查。
检察机关认为确有需要进行调查的，也可依职权主动调查。对于一些执行申诉案件中，申诉人并没有向检察机关提出调查申请的，检察机关认为确需调查的，也可调查。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违法对当事人采取拘留、罚款的强制措施或其他滥用强制措施的，该行为对当事人的财产和人身都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影响较大，检察机关都可依职权主动进行调查监督。
（3）刑事调查权力。对于执行人员严重违法或者涉嫌犯罪的，检察机关可以直接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调查、侦查等。
一、我院对外宣传工作的困境
（一）认识不到位，对外宣传意识不强。今年以来，虽然党组书记、检察长刘文武同志逢会必讲对外宣传工作，多次在党组会、院务会、干警大会上强调对外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多次要求政治处加强督促指导，认真抓好落实。分管副检察长张君同志也多次组织召开对外宣传工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对外宣传工作。但是一些部门特别是业务部门的领导和同志在对待业务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的态度上有区别，认识上有偏差，片面认为宣传工作就是政治处的事，业务部门就应当首先把业务工作作为重点，放在其他工作的前面来思考、来谋划、来推进才是本份，才是“正事”，其他工作就应当为业务工作让路。久而久之，在部分领导干部和干警的心里渐渐地形成了业务工作重要、对外宣传工作次要，甚至可以不要的错误思想，潜意识里就会专注于业务而疏于对外宣传工作，对典型案件、工作业绩、经验做法、先进人物等也没有意识去宣传报道，最终导致对外宣传数量跟不上，质量上不去。
（二）队伍不精干，对外宣传力量薄弱。在我院，对外宣传工作主要由政治处负责。今年初，我院开展竞争上岗后，政治处人员发生较大变化，除1名即将退休的老同志外，目前政治处只有2名同志，一个是从未接触过对外宣传工作的“新手”，一个是刚进院不久的“新兵”，他们都缺乏抓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和撰写对外宣传稿件的功底。加之政治处既要担负全院干警职级评定、检察官等级评定、劳动工资、教育培训、干部管理等工作，还要负责组织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上报资料多，牵扯了很大部分精力。由于政治处人员少、任务重、宣传人员宣传报道功底薄等因素，他们也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暇顾及对外宣传工作。近年来，我院先后招录了40余名学习法律专业的大学生，他们虽然法律知识扎实，也具有对外宣传的热情，但由于文字功底相对薄弱和缺乏对外宣传工作的经验，屡投不中也就失去了撰稿的积极性。在我院，没有专职的对外宣传人员，几个稍微能写点稿件的同志分布在几个部门，他们从未受过系统的学习和培训，自身的写作水平也还有待提高，当遇到大型宣传报道及调研任务时，也往往是力不从心。
（三）内容不新颖，对外宣传稿件质量不高。就目前我院的对外宣传稿件内容来看，时代性、针对性、时效性不强，稿件内容古板、简单，文字结构不严谨，套话多，撰稿人对所做工作的提炼、总结未到位、未抓住关键，对稿件中的文字、用语、结构等未进行认真斟酌推敲，内容就事论事，站位不高，切入点不准，导致稿件质量低、采用率不高。
（四）沟通不顺畅，对外宣传协作不力。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基层检察院的对外宣传素材大多来源于一线、来源于业务部门。由于政治处与反贪、反渎、公诉、侦监、预防、控申等业务部门没有建立定期联系机制，部门间联系少、沟通不畅，有的科室召开重要会议、安排工作、上级领导视察工作时未邀请政治处同志参加，工作亮点、取得的成绩、好的经验做法未向政治处通报。加之撰稿人主动性不强，疏于动腿，懒于动口，造成信息堵塞，使一些好的宣传素材白白浪费。
二、加强基层检察院对外宣传工作的对策建议
要突破基层检察院对外宣传工作中的困境和瓶颈，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原因，找准症结，采取应对之策。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对外宣传工作的认识。基层检察院党组要切实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把对外宣传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成立以党组书记、检察长任组长、分管政治处工作的院领导任副组长、其他党组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对外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和成立以分管政治处工作的院领导为组长、政治处主任为副组长、对外宣传骨干为成员的“报道组”，着力营造“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政治处工作的院领导主要负责、政治处主任具体负责，宣传人员抓落实，全院干警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党组在人员配备、经费保障等方面要给予充分支持，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警，都要从思想上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从行动上支持对外宣传工作，增强对对外宣传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对业务工作和对外宣传工作要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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