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3 15:55:06
导语：在财税法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水彩画；融合；发展；创新；文化品格；审美
一、融合
1 中国水彩画的发展与文化品格
从十九世纪末水彩画在上海广泛传播，到现在也已有一百余年。中国水彩事业经由水彩画家如李铁夫、关广志、李剑晨、潘思同、王肇民等前辈的不懈努力。形成了中国水彩画的独特面貌。中国传统文化对水彩画艺术的发展影响甚远，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内核和美学思想从意境、气韵、语言和造型等方面与中国水彩艺术的发展相映成辉。我们只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精神，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水彩画的审美属性和审美品格。我们应当在艺术实践当中不断把握心灵世界，沉淀情感，升华境界，崇简尚意。这种品格恰似一根红线贯穿水彩艺术发展之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水彩画审美意识，并泛化成中国水彩艺术的文化审美品格。
2 水彩画本体语言的构成因素
水彩画本体语言由工具材料、表现技法和审美理念三个层面构成。
(1)从媒材方砸来看水彩厕的本体语言
画种的界定首先在于其所使用的工具材料，不同的工具材料、不同的技巧创造出不同的效果，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艺术面貌。水彩画作为独立之画种，不同的材质美感，加上水的流动性、色的透明性、水色交融的偶然性，由此而产生的透明、流畅、轻快、滋润等艺术情趣，既是水彩画独特魅力之所在，也是水彩画本体语言的首要因素。
(2)从表现技法方面来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如果我们仅从媒材特点来看待一个画种的本体语言，显然是不够的。十八世纪以前的水彩画。多数是在毛笔或钢笔的素描稿上，用淡彩渲染而成，后来才逐渐发展到用色彩直接描绘，而真正使水彩画发展成为独立画种是通过英国水彩画家们的努力来完成的。在照相机发明之前，由于用水彩作画时间迅速而且工具轻便，于是利用它来作收集素材的速写，或绘制油画的草图，例如丢勒、荷尔拜因和鲁本斯经常使用此方法。这一时期，水彩画技法几乎等同于油画技法，是油画的附属品。然而，水彩画最终得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种，就在于其与油画技法的分道扬镳。十八世纪时，被称为“英国水彩画之父”的保罗，桑德比(PaulSandby。1725--1809)突破了水彩材料之局限，运用干湿不同之笔法，以多种色彩进行点染、薄涂和重叠，赋予水彩画以新的表现力和生命力。
在艺术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如何看待水彩画的本体语言，怎样重新认识水彩画的自身语言，对水彩画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黑格尔曾经说过：“颜色，色彩――这就是使画家成为画家的东西”。吴冠中先生亦言：“水彩，其特点就在于水和彩的结合，不发挥水的长处，它比不上油画和粉画的表现力强；不发挥彩的特点。比之水墨画的神韵又见逊色。但它妙在水与彩的结合”。水分、色彩靠笔的带动而留存在纸上，如果说水分赋予色彩以生机，那么也可以说笔触给予它们以性格，由此所产生的笔触其表现力也是无穷无尽的。不仅形体靠用笔来塑造，而且运动感、节奏感、气氛和情绪的表达都和运笔有关。如徐青先生强调“要通过水彩画的特殊表现技法，充分体现水彩画轻快、透明的特色。作画首先要对对象进行观察研究，表达审美情调，用什么方法，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他的水彩画功力深厚，用色鲜明、沉着而不艳俗，笔触凝重而不凝滞。
(3)从审美理念的角度来看水彩画的本体语言
感觉，情感，感受力在水彩画中所呈现出的抽象形式与风格，从审美理念的角度来看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感染力，它们丰富了水彩语言的表现力，使水彩本体语言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更大的拓展。如果说西方水彩画崇尚“实境”的话，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中国水彩画常常处于一种物与境不断转化的状态之中。如李铁夫先生把中国书画用笔的方法融入水彩，气魄雄浑，洋溢着中国民族的艺术风度，从其代表作《瓶菊》可以感受到他的作品“有着印象派绘画那样明亮的阳光和流动的大气，并且是以痛快淋漓的笔触表现出宏大的气概”。
二、发展与创新
1 当代中国水彩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及出现的问题
中国水彩艺术根植于中国千年文化中，并经历了百余年的沿革与发展，时至今日，已经形成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中国水彩画家充分借鉴中国画中大量的技法和文化内涵来丰富水彩画的语言，例如泼色、转印及飞白等方法都是在继承西洋水彩画的基本特质的同时而又使其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很好见证。对水彩画来讲，独特的工具使之具有得天独厚的肌理创造本领，这是其它画种不可比拟的。我国著名水彩画家王肇民在作画时先在画纸上打上一层粉底，这样一来使画面呈现出一种厚重的视觉效果。也正因为受他的影响，后来广东的许多画家也十分注重这种技法和效果。当代水彩画整体水平不断提高，表现力得以增强，形式也日趋多样，早已不是当初那种“小画种”的印象了。但当代中国水彩画的发展现状之中亦出现诸多问题。其中主要问题是题材雷同、语言匮乏、精神缺失，这些问题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艺术家远离现实生活，以及水彩画体系本身也不够完善。著名水彩画家关维兴指出要加强水彩的分量感，就是要加强其内涵。内涵包括主题、画法、色彩、情趣、制作、构图、材料等因素的总和，但首推情趣。“很多人误将趣味当情趣，重趣而轻情。这些人以极大的热情去追求水的趣味、笔墨趣味、肌理趣味，有时被偶现的漂亮的肌理效果所统治”。所以肌理技法等表现手段最终都是为主题、为内容服务的，根据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情感选择不同的表现手段，也是作品构思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相互交融的背景之下，当今水彩画的发展有了更广阔的领域。我们正以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哲学观念、生活体验。来审视当代水彩画发展的新方向。
2 当代中国水彩语言内涵的延伸
绘画艺术以创新求变，是一个万古永恒的主题，当今水彩画艺术也面临着发展与演变的许多问题。水彩画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其材料、技法与艺术性的表现性都已经有了较成熟的发展。目前一些水彩画家为了探寻水彩画新的发展领域，对材料和技法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从纸材料来说，卡纸、有色纸、高丽纸、宣纸、工业用纸，甚至在木板及各类画布上，都可能允许进行尝试。由于这些材料对颜色的附着力和吸水性能各异，以及质 地的粗细不同，别开生面。其次在颜料的使用方面，水彩画采用一些有利于画面效果的辅助材料表达到某种特定的艺术效果，例如前面所提到的油画棒、色粉笔、马克笔等等。再次，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水彩画的操作方式借鉴了大量其它画种的表现手法，使得水彩画结合更加丰富多彩。随着各画种之间相互渗透和借鉴，艺术的发展已逐渐趋于多元化。这也使水彩画有了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在创新的基础上需更加注重审美品格的表达
潘天寿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谈到：“画事须有高尚之品德，宏远之抱负，超越之见识，厚重渊博之学问，广阔深入之生活，然后能登峰造极。”而科技发展的今天，照相机的发明，确实给画界带来极大的方便，但是把拍照当写生、临摹照片当创作，使画家在舒适方便的同时逐渐削弱乃至完全丧失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使自己与描绘对象在感情上拉开了距离。若不从根本上注重内在审美品格的表达，画面就会缺少美感，缺乏自身特色，主题和立意空洞、肤浅、贫乏，缺乏思想深度和真情实感。这就要求画家必须从“源”(具有时代感的人民生活)和“流”(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上认真地下功夫，也要求画家要建立作品的精神信念，并注重学养水平和理解认知水平的积累。
三、融合、发展与创新对中国水彩画发展的实践价值及现实意义
从水彩画的本体语言以及水彩画发展的历史来看，过多地强凋本体语言将成为水彩画发展的桎梏。当代水彩画的多元化趋势非但不会导致水彩画丧失其本体语言，恰恰相反，这正是中国当代水彩画的进步。就形式而言，媒介、材料、技法等的变通和不断创新，是水彩画长久发展的必由之路。尊重长期以来形成的材料、技法、审美等方面的恒定性，是水彩画独特审美品格能为我所用的条件。是水彩画独特审美价值得以不断延续的需要。另外，一个画家要提升水彩画的文化品格，除了勤于创作外，还要多读书，以加强自身的文化修养。作画，既要靠灵感，又要靠学问，深入生活是提升水彩画的文化品格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唯心中有“活水”，唯有在艺术实践中不断地升华做人的品性才能使作品富有韵味和情趣，富有意境和格调，才能创造出鲜活生动的不朽之作!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收入分配改革 垄断性国有企业 财政税收
经济法作为一个立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法部门,其核心是社会本位,这来源于经济法对实质正义、社会效率、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追求。因此,基于经济法的目的、价值观念、理念和特性,它理应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初次分配排除垄断和再次分配促进公平方面,发挥经济法中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业政策法和财税法的系统作用,本文也着意从这一方面来展开。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曾对分配和生产的关系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豍.从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收入分配公正、合理的实现首先需要所有制问题的解决,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会随着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而消失。但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现实状况不同,居民收入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领域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据北师大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李实课题组测算认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0的水平。而按照国际上普遍认同的基尼系数等级线,0.40是警戒线,0.50是危机线,0.60是动乱线,这说明我国已经濒临危机线甚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危机线竖.由此可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关系到了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
所谓“顶层设计”,原本是来自网络工程学的一种说法,英文原文是top—downdesign,它是说在进行一个大系统的建设前,要从顶层开始,由上到下的进行设计豏.因此根据此理论,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就是以怎样的理念和原则来指引和设计合理、有效地收入分配改革实践。
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是否合理关系到收入分配改革的成败。基于经济法的视角,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我们认为对待收入分配改革,应该形成这样的共识:以制度推进为手段,以有效落实“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为基础,以垄断行业改革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改革、财政税收改革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如何有效落实我们的分配制度
落实好收入分配制度的目的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来源主要有两类:一是劳动报酬;二是财产性收入。因此如何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和财产性收入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一)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在当前我国“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格局之下,劳动报酬即工资仍是人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靠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建立和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来实现的。(1)近几年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一直得不到完善和有效运作,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这是无法靠政府一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的,还要靠工会等社会自治团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经济法主体角色的特定性以及劳动者力量的薄弱,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及其他NGO等自治组织成为协调政府与企业、个人利益,建立完善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有效途径。当然在培育工会等自治组织时,应避免“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提高其自治性和自愿性,使其能够真正代表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诉求。(2)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是建立和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基础所在,对于保障底层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保障底限性公平的体现。在这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形成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度。
(二)下大气力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提出了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决策。但目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还是很不乐观的,仅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小部分,迫切需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大力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尤其是在拆迁、征地和征用公民财产的过程中,要确保公民的财产权利和财富增加值权利不受侵害;(2)进一步明晰产权,使之能够在抵押、转让、出租等交易流动中广泛运用,这主要涉及的是居民的不动产方面;(3)在动产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主要考验的是居民的理财能力。因此要靠金融机构的努力,拓宽居民金融理财渠道,让百姓拥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理财工具和产品,同时加强对交易行为的规范,确保居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侵犯。
四、垄断性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在收入分配领域,垄断性国企高收入群体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成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乃至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典型缩影豑.据国家统计局5月3日的数据显示,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足见两者差距较大。因此,收入分配领域的国企改革对收入分配改革具有战略性的全局意义。但是对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并不能笼统的一刀切,我们主要应是针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收入分配进行改革,这是改革的关键所在。而且单纯采取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和国企管理人员的减收政策是行不通的,笔者认为应坚持扩大体制内竞争和“结构性减薪”并举的总体策略。具体如下:
(1)通过扩大体制内竞争来改革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法和反垄断法的作用。首先通过产业政策立法,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中来,尤其是在我们的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性行业。让民营企业参与到体制内的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私营企业利润的增长从而使其职工工资增长,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化程度的提高,使国有企业面对充分的竞争而焕发活力,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其次,加强反垄断法和公司法的有效实施,使垄断性国有企业向着政企分开的现代化公司经营管理模式发展,尽最大限度减少某些垄断性国有企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并存的现状,以优化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竞争水平。(2)主张对国企职工采取“结构性减薪”的做法,即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职业和特定岗位的人群实行减薪。首先在国有企业职工群体中,收入较高的是国企管理人员,原因有二,一是这些人员多由行政指派,没有在其任命上发挥市场的作用,二是这些高管的工资与企业绩效关联不大,且信息披露不全面。对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严格规范国企高管人员的薪酬管理,原则上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坚持市场才是企业家最好的定价者豓,并把管理因素对于企业的贡献作为其薪酬的重要衡量因素。其次,对于国企职工并非一味的控制或降低其收入水平,对于国企非正式职工,退休、下岗职工而言,要提高他们的工资福利水平。
五、财政税收改革
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是基础,那么在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则是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合理的关键所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而对于再分配领域来说,则是经济法特别是财税法发挥其作用的最好舞台。财税法范围较广,以下着力从预算法和税法两个方面谈一下我们再分配领域的改革。
(一)预算法与再分配预算法是指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和取得、使用和分配以及监督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本质是对政府收支活动的控制。近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年增长,有的地方增长率甚至已经超过了15%,大大超过了同期的GDP增速和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如何花好这些钱,如何让政府把钱花的更合理,则需要预算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使我们的国家预算更好地服务于收入分配改革,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1)促使合理财政支出结构的形成。加大对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扶持力度,将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保民生、促增长上,使社会发展惠及人民大众。(2)减少行政权对预算权的干预。按照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各级人大行使预算审批权,其他机关不得干预。但在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尤为严重,尤其是在各级地方。因此必须切断行政权对人大预算审批权的干预,使政府在制度框架的束缚下合理分配财政支出。
(二)税法与再分配根据社会契约论,税是公民从国家获得的利益的对价,黑格尔也曾说过税是个人对国家作出的牺牲。从其本质来看,税收是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的二次分配,理应对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发挥应有的作用。税法与再分配应着力处理好两点:(1)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即有增有减、结构性调整,减轻一部分群体和税种的税负水平。尤其是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要合理制定个税起征点,实行综合所得制,即对收入总额实行累进制,多收多交,少收少交。(2)收入不公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财产的不公,因此要开征财产税,即以纳税人的某些特定财产数量或价值额为征税对象的类税,包括房产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等。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许多学者也做过很多可行性研究,立法应尽快做出回应,出台相关法律,我们认为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开征,有助于解决社会成员发展不公的问题。
论文摘要:电子商务作为全新的贸易形式,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点。电子商务活动虽然使现行税法中的某些规定不能适用或不能完全适用,但是,其并未对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应遵循税法的基本原则,即税收法定原则、税收中性原则、税收公平原则、税收效率原则和税收社会政策原则。
税法基本原则是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抽象和概括,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在税收法制建设中的反映,也是对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其核心是使税收法律关系适应生产关系的要求。电子商务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运而生的网络经济的组成部分,具有交易虚拟化、全球化、隐蔽化和成本低廉等特点。虽然电子商务的出现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使现行税法的某些规定难以适用,并形成了一些税收征管中的盲点,但其并未对生产关系和税收法律关系本身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完善电子商务时代的税收法律制度,仍然不能背离以下几项税法的基本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国家征税应有法律依据,要依法征税和依法纳税。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要素法定而且明确,征税必须合法。诸如,纳税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减免优惠等税收要素必须由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规定,其具体内容也必须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漏洞和歧义,为权利的滥用留下空间。而征税机关也必须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征收税款,无权变动法定的税收要素和法定的征管程序,依法征税既是其职权,也是其职责。
(一)不宜开征新税
在电子商务条件下,贯彻税收法定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是否开征新税。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以美国为代表的免税派主张对网上形成的有形交易以外的电子商务永久免税,认为对其征税将会阻碍这种贸易形式的发展,有悖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与此相对的是加拿大税收专家阿瑟·科德尔于1994年提出“比特税”构想,即对网络信息按其流量征税。“比特税”方案一经提出,即遭致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原因是他们认为“比特税”不能区分信息流的性质而一律按流量征税,而且无法划分税收管辖权,并将导致价值高而传输信息少的交易税负轻,价值低而传输信息多的交易税负重,从而无法实现税负公平。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是税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开征新税的前提应是经济基础发生实质性的变革,例如,在以农业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国家,农业税便是主要税种;进入了以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后,以商品流转额和财产收益额为课税对象的流转税和所得税取代了农业税成为主要税种。电子商务也属于商品经济范畴,与传统贸易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因此,我国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政策时,仍应以现行的税收制度为基础,对现行税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使之适应电子商务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财政税收的风险,也不会对现行税制产生太大的影响和冲击。例如,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便值得借鉴,其并未出台专门的电子商务税法,只是要求纳税人在年度报税表内加入电子贸易一栏,申报电子贸易资料。
(二)明确各税收要素的内容
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税收要素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电子商务对税收要素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征税对象和纳税地点的确定上。以流转税为例,网上交易的许多商品或劳务是以数字化的形式来传递并实现转化的,使得现行税制中作为计税依据的征税对象变得模糊不清,对此既可以视为有形商品的销售征收增值税,也可以归属为应缴营业税的播映或服务性劳务。这就需要改革增值税、营业税等税收实体法,制定电子商务条件下数字化信息交易的征税对象类别的判定标准,从而消除对应税税种、适用税率的歧义。就纳税地点而言,现行增值税法律制度主要实行经营地原则,即以经营地为纳税地点,然而高度的流动性使得电子商务能够通过设于任何地点的服务器来履行劳务,难以贯彻经营地课税原则。由于间接税最终由消费者负担,以消费地为纳税地不仅符合国际征税原则的趋势,而且有利于保护我国的税收利益,为此,应逐步修改我国现行增值税的经营地原则并过渡为以消费地为纳税地点的规定,从而有效解决税收管辖权归属上产生的困惑。
二、税收公平原则
税收公平原则是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又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是国际公认的税法基本原则。根据税收公平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所有纳税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税收公平原则在经历了亚当·斯密的“自然正义的公平”①和瓦格纳的“社会政策公平”②理论之后,近代学者马斯格雷夫进一步将公平划分为两类,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税收横向公平要求相同经济情况和纳税能力的主体应承担相同的税负;税收纵向公平则要求不同经济情况的单位和个人承担不相等的税负。
纳税人地位应当平等、税收负担在纳税人之间公平分配是税收公平原则的内容和要求。电子商务是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有别于传统贸易的虚拟的贸易形式,它具有无纸化、无址化以及高流动性的特点。高流动性使得企业的迁移成本不再昂贵,企业由于从事电子商务的企业不必像传统企业那样大量重置不动产和转移劳动力,若想要在低税或免税地区建立公司以达到避税的目的,往往只要在避税地安装服务器等必要的设备、建立网站并配备少量设备维护人员即可。其他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互联网在世界各地为企业服务,从而可以使纳税人通过避税地的企业避免或减少纳税义务。而电子商务的无形性和隐蔽性则让
税务部门难以准确掌握交易信息并实施征管,使得网络空间成了纳税人轻而易举地逃避纳税义务的港湾。上述种种都导致了从事电子商务的纳税主体与从事传统商务的纳税主体间的税负不公。但是税收公平原则却要求电子商务活动不能因此而享受比传统商务活动更多的优惠,也不能比传统商务更易避税或逃税。因此,为贯彻税收公平原则应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改变对电子商务税收缺位的现状,避免造成电子商务主体和传统贸易主体之间的税负不公平。税法对任何纳税人都应一视同仁,排除对不同社会组织或个人实行差别待遇,并保证国家税收管辖权范围内的一切组织或个人无论其收入取得于本国还是外国,都要尽纳税义务。
第二,贯彻税收公平原则还要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建立符合电子商务要求的税收征管制度,首先应制定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制度。纳税人在办理了上网交易手续之后,应该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电子商务税务登记。在税务登记表中填写网址、服务器所在地、EDI代码、应用软件、支付方式等内容,并提供电子商务计算机超级密码的钥匙备份。税务机关应对纳税人的申报事项进行严格审核,并为纳税人做好保密工作。其二,应建立电子发票申报制度,即以电子记录的方式完成纸质发票的功能。启用电子发票不仅可以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为税收征管提供了崭新的手段。纳税人可以在线领购、开具并传递发票,实现网上纳税申报。其三,逐步实现税收征管的电子化、信息化,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拓展税收征管的领域和触角,开发电子商务自动征税软件和税控装置,建立网络稽查制度,不断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和质量,构建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税收公平原则。
三、税收中性原则
税收中性原则是指税收制度的设计和制定要以不干预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为基本出发点,即税收不应影响投资者在经济决策上对于市场组织及商业活动的选择,以确保市场的运作仅依靠市场竞争规则进行。
电子商务与传统交易在交易的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的税负也应该是一致的,从而使税收中性化。税收制度的实施不应对网络贸易产生延缓或阻碍作用,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才刚刚起步,而电子商务代表了未来贸易方式的发展方向,与传统贸易相比,其优势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其税收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严重阻碍或扭曲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宜采用中性的、非歧视性的税收政策,通过完善现行税制来规制并引导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
不开征新税不仅是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也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许多国家在制定电子商务税收制度时,也都认为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例如,美国于1996年发表的《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中便指出:“建议在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及税务管理措施时,应遵循税收中性原则,以免阻碍电子商务的正常发展。为此,对类似的经济收入在税收上应平等地对待,而不去考虑这项所得是通过网络交易还是通过传统交易取得的。”文件认为,最好的中性是不开征新税或附加税,而是通过对一些概念、范畴的重新界定和对现有税制的修补来处理电子商务引发的税收问题。而经合发组织1998年通过的关于电子商务税收问题框架性意见的《渥太华宣言》中也强调,现行的税收原则将继续适用于电子商务课税,对于电子商务课税而言,不能采取任何新的非中性税收形式。欧盟对待电子商务税收问题的观点是,除致力于推行现行的增值税外,不再对电子商务开征新税或附加税。
根据税收中性原则,我国对电子商务不应开征新税,也不宜实行永久免税,而应该以现行税制为基础,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不断改革和完善现行税法,使之适用于电子商务,保证税收法律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发展继承,并能够降低改革的财政风险,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稳步发展。
四、税收效率原则
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要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机制的有效运行,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收效率原则要求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税收的行政效率是通过一定时期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税金之间的比率来衡量,表现为征税收益与征税成本之比。这一比率越大,税收行政效率越高。税收的经济效率是指征税对纳税人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征税必须使社会承受的超额负担为最小,即以较小的税收成本换取较大的收益。简言之,就是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应尽可能确定、便利、简化和节约,以达到稽征成本最小化的目标。
虽然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单位或个人可以直接将产品或服务提供给消费者,免去了批发、零售等中间环节,使得税收征管相对复杂,但是为了应对这一崭新的交易形式,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将会运用到税收工作的实践中,使税务部门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都得到提高;凭借电子化、信息化的税收稽征工具,税务机关的管理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为提高税收效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五、社会政策原则
国家通过税法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税收杠杆介入社会经济生活,税收不仅是国家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而且成为国家推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手段,于是税收的经济职能便体现为税法的基本原则。
目前,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税收的社会政策原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财政收入原则
贯彻这一原则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实施网络贸易,现行税基日益受到侵蚀,这就需要不断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保证对应税交易充分课税,使得财政收入稳定无虞;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我国企业信息化程度普遍较低,电子商务刚刚起步的现状,为了使我国网络经济的发展跟上世界的脚步,应当对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财政收入原则的确立,不可避免地冲击和影响了税收的公平原则,但是为了从全局和整体利益出发,它又是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并且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正如前任财政部长项怀诚在“世界经济论坛2000中国企业峰会”上所表示的:“不想放弃征税权,但又想让我国的电子商务发展更快点。”
(二)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原则
就目前而言,我国还是电子商务的进口国,无法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我国的电子商务税收法律制度,而是应该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有利于维护我国税收的税制模式。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为国际经济贸易建立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和更加规范的秩序。国际税收利益的分配格局,将会影响各国家对货物和劳务进出口贸易、知识 产权保护以及跨国投资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只有合理分配税收利益,才能为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在维护国家税收的前提下,尊重国际税收惯例,制定互惠互利的税收政策,从而实现对国际税收利益的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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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税收优惠税式支出税收管理
现代所得税大致由两个因素构成，第一个因素包括了征收一项常规所得税所必需的结构性条款。即基准税制。第二个因素则包括每种所得税中所规定的特殊优惠。这些条款通常被称作税收激励或税收补贴，是为特定行业、活动或阶层所设计的偏离常规税制结构的条款。它们形式多样，例如某些收入不予计列、税前扣除、延期纳税、税收抵免或者优惠税率。无论何种形式，这些对常规税收结构的偏离都体现了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而非其他形式对特定组织或活动的支出。这种支出．因为与税制联系密切而又不同于一般财政支出，被称为税式支出(TaxExpenditure)。
税式支出理论由于其理财的科学性，自提出后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各国财税实践。目前，税式支出预算被绝大多数预算专家视为管理政府预算规模与范围的有效工具。我国的税式支出研究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目前看来．被国内外学者所广泛倡导的税式支出管理制度之所以在我国没能得到实施，主要是因为科学的税式支出理念尚未形成气候，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传统的粗放型的税收管理意识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建立我国税式支出预算管理制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确立税式支出理念。其次才是考虑如何建立税式支出管理制度问题。本文将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阐述。
一、抛弃粗放的税收管理模式．树立科学的税式支出理念
应该看到的是，从税收优惠到税式支出，不只是概念上的简单变换，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确立和税收制度的创新。传统的财税理论一直把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作为两个不同的财税范畴、财政活动的两个不同阶段加以研究，对两者的联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总量平衡上。由于缺乏税式支出理念，政府的税收优惠安排仍然属于税收收入的范畴．而非财政支出的范畴。与之相适应。在税收优惠政策的管理上也不象政府财政支出那样受到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没有按照管理财政支出的方式予以量化和监督。这种粗放型的税收优惠管理模式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税收优惠的范围缺乏统一规范的标准．导致税收优惠项目范围过于宽泛，规模过于庞大。我国现行税收优惠几乎涉及各个不同的税种、行业和地区．优惠项目多、内容杂、规模大。从理论上说，税收优惠制度属于非基准税收制度，应处于从属地位，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税收优惠的具体规定几乎渗透到了基准税制的所有要素。优惠的规模甚至已经超过基准税制下的税收收入规模。这不仅损害了税收制度的完整性，同时也为强化税收管理制造了障碍。
2．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并无总体规划和设计．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现行的优惠政策是在94税制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经过长达十年不断以部门规章和条例的方式进行补充、修改而形成的，政策条文零散、割裂．在政策内涵上没有总体和长远规划，相互问缺乏协调和配合。没有形成有机整体，导致税收优惠不同程度存在交叉、重复甚至冲突．制度漏洞很大。
3．缺乏科学规范的税式支出分析制度，无法形成对税式支出总量、方向、效益和风险上的控制．导致税收优惠的大量无效投入。现行的税收优惠主要以单项管理模式为主．属临时性专项分析，没有纳入预算和政府的有效控制中。从其管理过程看，无固定的审批、检查和评估方法．没有形成统一的、系统的和规范的制度，没有严格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属粗放型管理。这种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必然导致税收优惠效益欠佳。
4．税收优惠管理主体多，对管理权缺乏必要的责任和约束机制．导致税收优惠管理混乱。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优惠大战问题。虽然在名义上税收优惠的管理权高度集中于中央，但从实践上看．几乎各个层级的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制定了部分税收优惠项目。各地为了地方利益，常开展税收优惠大战，税收优惠政策被滥用。削弱了税收法律的权威。
5．税收优惠手段以直接优惠为主，并且对政府让渡的税款使用方向缺乏限定条款，导致税收优惠的政策效应不明显。我国常见的税收优惠手段主要是减免税、退税等直接方式．而采用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等间接方式很少。直接优惠方式虽然简单明了。但在激励效应上明显低于间接优惠。这必然会带来效率上的损失。
由此可见．缺乏税式支出理念的粗放型税收管理模式一方面导致了税收优惠的无效投入．另一方面税收管理的混乱给不法纳税人提供了寻租机会，加之监督和处罚机制不健全，在实践中产生了拿税收优惠做交易的种种垢病。
税式支出理念的提出．正是针对传统优惠政策的粗放特征及其问题而来的。根据税式支出理论，税收优惠不再被视为政府在税收收入方面对纳税人的一种让渡．而是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将其列入国家预算并赋予其同直接预算支出一样的评估和控制程序．以制度创新的方式实现税收优惠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因此，从税收优惠到税式支出，并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简单变换，而是一种新的管理理念的确立。这种税收优惠管理制度的创新，必将使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建立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制度
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制度。就是将非基准税制性质的税收优惠采取类似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形式，要求任何税收优惠必须经过国家预算控制程序方可实施。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是税式支出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围绕这一核心，还必须对税式支出如何界定、税式支出政策手段、税式支出金额的统计及效果的评估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的总和，即构成了税式支出管理制度。
建立我国的税式支出预算控制制度，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
第一．我国税式支出预算控制方式的选择
综观世界各国实践．税式支出的预算控制方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即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建造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以及临时性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控制方法。非制度化的临时监督与控制是政府在实施某项政策过程中，只是在解决某一特殊问题时．才利用税式支出并对此加以管理，这种监督与控制是临时的，没有形成制度；而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则相反，它对全部税式支出项目按年编制成定期报表(通常按年度编报)，连同主要的税式支出成本的估价，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在加拿大和美国．这些账目实际上被合并于国家预算分析过程之中。构成整个国家预算分析的一部分；临时性与制度化相结合的控制方法．则只对那些比较重要的税收减免项目规定编制定期报表，纳入国家预算程序，但并不把那些被认为是税式支出的项目与基准税制结构区分开来，亦即并不建立起独立的税式支出体系(陈共，2000)。
从各国实践经验来看。建造统一的税式支出账户，采取全面预算管理是税式支出管理的最有效途径。但结合我国的预算管理水平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并没有一套系统的税收优惠管理制度，税式支出的预算管理还有一系列基础性的工作有待完成，所以，建立全面的预算管理只能设定为远期目标。从近期来看。应从对现行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梳理、分析和归类等基础工作人手，先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比如某一部门或某一具体税式支出项目)开始进行税式支出成本预算分析，编制简单的税式支出预算表，然后再逐渐扩大到主要的税式支出形式，形成正规的、系统的税式支出预算表，并附在年度预算表之后，报权力机构审批。在此基础上，通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摸索，不断补充完善。实现税式支出预算与直接预算的有机结合．并从预算法的高度实行对税收优惠效果及支出规模的控制。(隋政文，2003)这样一个由易到难，分步推进的策略，应该是比较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
第二．税式支出的范围的界定
在税式支出管理的国际实践中，基于不同的政府在不同时期宏观政策目标和宏观调控任务的定位上的差异。各国对基准税制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样，一项税收优惠规定究竟是属于基准税制还是对基准税制的偏离，在各国的税式支出管理中呈现很大差异。我们目前要做的。首先要对现行税法进行认真梳理和分析，将那些出于优惠目的而制定的可能减少税收收入的法令条款开列出来，在此基础上。划分确定出基准税制结构，进而确定税式支出的范围和内容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势固定下来。基准税制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宏观调控目标并针对现阶段税收优惠管理中出现的不合法、不规范和低效益等问题，对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清理。(1)根据国家宏观调控目标，考虑预算支出的方向和重点，分析各项税式支出是否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是否与预算支出相协调，确认其规范性。当前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如农业、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等)、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和社会政策(如社会保障、收入调节)作为判定税式支出项目规范性的主要准则，据此清理各种不符合政策规范的税收优惠。(2)根据WTO规则和国际税收规范，分析各项税式支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据此清理各种不符合国际税收规范的税收优惠政策。(3)根据成本效益原则，对进入成本预算的各项税式支出进行对比分析，判断某项税式支出是否具有比较成本和比较效益优势，据此清理一些低效益的税收优惠政策。(4)根据相关法律文本，分析各项税式支出的合法性，据此清理不合法的地方越权税收优惠。
第三．税式支出政策手段的选择
在各国的税式支出手段中。普遍地既有直接优惠的手段，也有问接优惠手段。但在总体上呈现出以间接优惠为主的趋向。直接的税率、税额式优惠虽然操作简单、明了。但直接缩小了税基．给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大．而且对政府让渡的税款在使用方向和效果上难以控制，甚至如果纳税人的境外所得不能获得税收饶让时，直接优惠并不能使纳税人受益。而间接的税基式优惠一方面对政府带来的税收收入损失小，另一方面对政府让渡的税款使用方向有控制、诱导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构建我国的税式支出制度时，应考虑增加对直接优惠手段的运用。并综合运用好多种优惠手段。以更好地发挥税式支出的政策功能。
第四．税式支出项目的效益分析
将税式支出纳入预算管理。有一个同直接预算支出一样的评估和控制程序。评估和控制的核心，是对税式支出所造成的收入损失进行准确的数量分析，对税式支出的政策效果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此加强对税式支出成本控制与效益考核的管理，优选税式支出项目。从理论上说。应当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评估项目在两种财政支出方式下的成本与效益。通过对比各方案的净效益来优选税式支出项目。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税式支出的成本分析相对比较容易。至少可以通过统计、估算得到税式支出的直接成本。而效益分析的难点则在于，由于享受税收优惠的某个项目往往同时有多项国家政策的支持。那么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与税式支出的相关性则很难测算得出。因而在技术操作层面上，成本分析较之效益分析更可行(霍军，2003)。因此，国际上一般采用成本分析法进行税式支出项目的评估，即只统计估算税式支出的成本。比较评估项目在直接财政支出和税式支出两种不同方式下的成本，从而做出保留、取消或扩大、缩减税式支出项目的决定．以提高税式支出项目效率。
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的粗放型特征有一个很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这种科学规范的预算分析制度．很少对税收优惠的效果进行分析和考核。在构建税式支出预算控制制度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借鉴国际经验，在每一个预算年度都要组织相关专家对列入预算的税式支出项目进行效益分析，并将这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成为预算工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税式支出管理的法制化
[论文摘要]网络交易本质上是销售行为，应该依法纳税，研究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征管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在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的基础上，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的税收难题。
[论文关键词]网络交易税收征管税收监控
一、我国网络交易的现状
网络交易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网络中推销商品并进行货款结算。这种交易快捷、方便的营销手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企业网络交易对于传统商务而言是一次质的飞跃，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据IT市场研究公司(IDC)的调研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网民人数首次超越位居全球第一的美国：预计到2012年将增至3.75亿。根据iResearch艾瑞咨询最新推出的《2007－2008中国B2B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通过B2B电子商务完成的交易额达到21239亿元，较上年增长65.g％：据2008年3月我国商务部编写出版的《中国电子商务报(2006－2007年)》描述，“2006年我国19267家大中型企业的电子商务采购金额达到5928.6亿元，电子商务销售金额达到7210.5亿元。据此估算，2006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5000亿元。2009年全球的企业网络交易总额有望突破900亿美元”。随着我国企业网络交易的不断发展，虚拟企业、虚拟银行、网络营销、网上购物、网上支付、网络广告等网络交易正在迅猛发展。其实，网络交易的电子形式并不改变其贸易的特性，其迅猛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税源空间，无疑能为国家带来可观的税收。但税务部门的征管及其信息化建设还跟不上电子商务的进展，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还存在着很多的漏洞，而目前法律规章尚未对企业网络交易这个新兴事物如何计税、纳税作出明确规定，网上交易成了税收的真空地带，网上交易的税收损失逐年扩大，企业网络交易的税收流失问题严重。
网络交易本质上仍然是销售行为，如果它没有相关的免税政策，那么网络交易就应该依法缴税。如何针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税收问题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及税收办法，已成为国内外税收中讨论的热点问题。2007年8月7日，我国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一场影响着全国4000万网络贸易用户的研讨会，会议的议题为是否应向进行网络交易的群体进行征税，大多数专家认为不能因为税收问题把电子商务行业毁掉。在2008年“两会”上，民建中央委员联名提出了“关于完善电子商务税收制度”的提案：电子商务是一种交易方式，按我国现行税法规定，无论是线上线下，只要达成了交易就应纳税，否则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避税，而资本通过网络进行国际流动，也将导致大量税收流失或转移。网络经济引发的税收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研究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原则、政策、法规、征管和企业如何在网络贸易条件下合法、高效纳税等问题已经势在必行。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我国企业网络交易所产生的税收问题，从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出发，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以解决网络交易税收难题。
二、企业网络交易存在的税收问题及影响
(一)网络交易税收征管不到位
我国商业贸易的快速发展给税收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对传统税收征管提出了挑战。企业网络交易的纳税人、适用税种、适用税率等难以界定。使税收征管从一开始就陷入无从着手的窘境。
企业网络交易的销售往往既无合同又无协议，双方均通过电子商务(网络)的形式形成交易，网上的价格可以随时被修改、删除或变更，销售计量难以得到真实、合法的保证，且随时有收不到或收不足价款的可能。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是企业进行税务管理的基础。传统企业的“收入”概念非常清晰和明确。然而在企业网络交易行为中，通常买卖双方的网上交易往往被虚拟化、无形化、随意化、隐匿化，实物形态存在的商品以数字在网络上进行传输。对于企业网络交易的销售收入，无论是在线实现商品销售收入，或是在线实现服务收入，都面临着确认问题。如何对网上交易进行监管以确保税收收入及时、足额地入库是税收征管的一大难题。
在网络交易时代，网络经济的虚拟性，无纸化的交易没有有形载体，许多交易对象都被转换为数字化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交易双方在网络中以加密的电子数据形式填制。随着计算机加密技术的成熟，纳税人可以使用加密、授权等多种方式掩藏交易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增加了税务机关掌握纳税人身份或交易信息的难度，不易查清买方和卖方的身份，收入难以确定，征收税款无从下手，从而造成税款大量流失。无纸化的网络交易却不能适应传统的货币交易的税收征管制度，为我国现行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务稽查等环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二)税务机关稽查难度大
在电子商务的环境下，企业网络交易具有无形性、隐匿性、虚拟性、全球性、快捷性等特点，供求双方在网上直接见面，网上看样品、谈价签合同、支付货款，通过电子数据交换系统生成各种电子凭证，无纸化的网络交易程度越来越高，企业网络交易对象均被化威“数字化信息”在网上传送，税务机关很难确定其交易对象的性质和数量。电子凭证可轻易地修改而不留下任何痕迹，税收审计稽查失去了最直接的纸质凭据，无法追踪。据2007年10月18日河南财经报道，网上交易通过无纸化操作达成，交易数据、账簿、凭证以数字形式存在，可以随便修改而不留痕迹，且纳税人可以运用加密技术隐藏相关信息。而目前的税务管理、税务稽查以财务账册、财务报表等书面凭证为主，对网上交易相关资料的收集十分困难，使得传统征管和稽查方法陷入窘境。而且，网上交易规模大、对象多，我国没有设立专门的网上交易税务管理机构，普通税务人员日常管理难度大。
(三)我国目前的税收法律制度不完善
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网络交易的税收归属于增值税当中。纳税人应该主动到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对网络交易的征税对象、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等没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主要表现在：纳税主体不清晰、征税对象不明确、纳税地点难确定、纳税环节将改变、法律责任难定性。企业网络交易税务登记制度不完善，尚未建立网上身份认证制度，税务机关没有掌握每一公司的网址、电子邮箱号码、电子银行账号等上网资料，对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号、交易的情况、申报纳税情况不清楚，无法在线核查和监控。随着企业网络交易的发展，商业交易已不存在任何地理界限，也就是说，企业网络交易利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已无法依靠任何一个国家的税收法律制度来规范网上交易行为的课税。
三、完善我国网络交易税收的对策
(一)完善现行税法，补充有关针对网络贸易的税收条款
目前我国尚没有与企业网络交易相配套的税收方面的法律规定，使得网络税收问题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借鉴国际经验，以现行税法为基础，对企业网络交易中的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纳税环节、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等税制的各要素给予明确的界定，以确保建立公平的税收法制环境。
建立专门的企业网络交易登记制度，使用企业网络交易专用发票，确立电子申报纳税方式，明确电子申报数据的法律效力；确立电子票据和电子账册的法律地位，明确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例如，我国可以立法规定网上交易者应经工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注册批准，因为如果没有相关登记，税务部门根本无从查起。同时我国应加快制定鼓励电子商务发展的财税政策，加快研究制定电子商务税费优惠政策，加强电子商务的税费管理。
针对网络贸易的特征，重新界定居民、所得来源地、商品、劳务、特许权转让等互联网税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重点修改与网络贸易关系重大的流转税、所得税法。流转税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首先，增值税法中要增加有形贸易(离线交易)的征税规定，明确货物销售，包括一切有形动产，不论这种有形动产通过什么方式实现，都征收增值税；其次，营业税法的修订，把网上服务归结于营业税范围，计入服务业，按服务业征税，而将在线交易明确为“特许权”，按“转让无形资产”的税目征税；再次，相应的所得税也应适当调整，如因网络贸易引起的所得税税基在国家之间任意发生转移，造成国际避税，给国家之间的税收利益分配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网络贸易在所得税法中的完善成为税法修订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企业网络交易税收制度能够规范网络交易市场，促进良性的竞争市场，使其健康地发展起来。
(二)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
为适应网络经济的“无纸化”，必须尽快建立电子纳税申报制度。征税机构必须首先实现电子化、网络化，并使自己的网络和银行、海关、工商、网络营销者的私人网络甚至国外税务机构的网络连通，建立完善的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实现征税自动化。全国从国税总局到省、地市、县四级建立一个统一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和该系统实现税务机关对企业网络交易及电子商务经营状况的严密监视。计征和稽核网路系统可以减少征税成本和工作量，增强税务部门的征税效率和监管力度。而纳税人则不出门就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报税和缴纳税款。同时，税务局与银行实现了税银联网，保证了税款能及时上缴国库。
税务部门应当加大税收征管科研投入力度，从硬件、软件和人才上改善监控条件，提高硬件的先进程度和软件的智能程度，建立备案、核算、代扣代缴等税收征管制度，开发自动征税软件等专业软件，利用高科技技术来鉴定网上交易，审计追踪电子商务活动流程，简化纳税登记、申报和纳税程序，对电子商务实行有效税收征管。
(三)在互联网上设立税收监控中心
税务部门可以在互联网上设立一个税收监控中心。要求企业提供有关的合法身份证明和银行账户信息、税务登记证等资料，与提供网上支付手段的银行、交易双方的认证机构等部门联网。当买方企业登录到卖方企业主页的网站，选购商品，通过卖方主页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要求每一笔交易都被实时地传送到税收监控中心。通过该中心，反馈信息给买方，保障买方合法的权益，同时也能令卖方(网络交易企业)顺利完成电子票据的生成，以此无纸凭证进行缴税。税务部门通过在互联网上的税收监控中心，提供统一的计算机发票管理系统，将发票系统与企业的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行对接，掌握网络交易卖方进货渠道、进货量、进货价格等信息。这样，税务部门联合物流公司、仓库、银行等各个环节通过交易平台的税控装置，获得了纳税人真实的网上交易数据，就可以监控网络交易的应纳税额，实现网上交易数据共享机制，加强了网络交易平台的征税管理。
(四)完善征纳双方共享的网络交易税务管理平台
由于企业网络交易能在世界各地瞬间完成传递与计算机自动处理，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需求与销售、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及纳税申报等过程无需人员干预，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它要求税务、财务管理从管理方式上，能够实现业务协同、远程处理、在线管理、集中式管理模式。
论文摘要：上市公司要建立健全以财务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体系 ,选择合适企业发展的财务政策，有利于改善和提高工作效率及经济效益。从企业财务政策概念及内涵出发，分析财务政策选择的外部影响因素。
1 企业财务政策概念及内涵
财务政策一般指财务主体利用一定的办法有意识地改变财务对象，以达到企业理财目标的指针。
就国家主体而言，财务政策是国家以财务规则、制度等形式对企业财务方面所作的规范，它是一种强制执行性的财务政策。其基本目标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配合，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从财务政策的内容上看，主要包括资本金的来源形式和管理的规定、现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固定资产折旧办法的规定、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规定、利润及其分配政策的规定等；从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上看，主要是《企业财务规则》和各行业的财务制度。
就企业主体而言，财务政策是企业在国家财务政策的指导下，根据企业的总体目标和现实要求所制定或选择的一套自主的理财行动指南，它是一种自主选择性的财务政策。其基本目标是配合企业经营政策，调整企业财务活动和协调企业财务关系，力求提高企业财务效率。从财务政策的内容上看，主要包括风险管理政策、信用管理政策、融资管理政策、营支资金管理政策、投资管理政策和股利管理政策等；从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上看，它是一套自主的、灵活的内部财务制度。
2 财务政策选择的外部影响因素
（1）经济周期因素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作为市场经济主题的公司被推向市场，不仅要自主经营，同时要承担盈亏责任。市场经济不同于以往计划经济，她有着一定的周期性，即必然要经历复苏、繁荣、衰退、萧条这四个阶段的循环。与此相对应，上市公司在不同阶段所选择的财务政策也不同。一般来说，在繁荣期，市场需求旺盛，市场供给也成上升趋势，投资政策选择上应增加投资以扩大生产，同时要在短期内筹集资金来满足投资需要；在萧条期，由于整个宏观环境不景气，市场需求减少，可能给上市公司造成大量产品库存，企业现金流不畅，并且难以找到新的可行性投资项目，促使企业采取紧缩的财务政策。
（2）产业政策因素的影响。
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关于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发展方针和策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上市公司要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这就加快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一些受政府保护的传统产业受到冲击，而依靠新技术优势发展起来的高新企业日益壮大，这种产业结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资源的转移，毫无疑问，不同的上市公司面对这些政策性导向，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财务政策。一般来说，对于受政府保护的传统行业，它们积聚了大量国有资本，在政府逐步放开管制的背景下，上市公司的融资、投资、资金营运都应采取较为谨慎的财务政策，以便成功适应转轨时期，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减少经营风险；而对于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优质企业，应顺应国际形势，充分利用政府的政策，寻找最佳突破点，合理选择各项财务政策。
（3）金融环境因素的影响。
随着政府行为的减少，外资金融机构准入限制的逐步开放，上市公司融资渠道、方式呈现多样化，金融市场，金融货币政策、金融体制等金融环境的变化，制约着企业投融资政策的选择。如作为企业投融资场所的金融市场，其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的逐步完善，为企业投融资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组合方式，上市公司不仅可以在国内市场上融资，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融资，融资工具的日益丰富，既可以单独选择股权融资或负债融资，也可两种融资方式并用。相应的，这就加大了金融风险，如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等。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在选择融资方式时，应对不同的融资方式所产生的资金成本进行比较，选择资金成本较低的渠道来融资。当然。除了资金成本外，还应考虑融资渠道的资金潜力、约束条件、风险率的大小以及公司本身的资金结构、投资方向，不要从事高风险的投融资事宜，以免公司资不低债，甚至破产。
（4）财税政策的影响。
财税政策作为收入分配政策，对上市公司资金供应和税收负担以及生产经营和财务效益有着重要影响，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税赋增加，其利润必然减少，因此财务政策的选择离不开财税政策的影响。一般来说，当国家紧张时，有可能会增加税收，公司就应当采取适当的投资方式和规模，由于无论投资什么形式的公司或是何种项目及业务，都不可避免的要面临不同的税收政策，这时上市公司可以选择投资国债，因为购买国债的利息可以免税，在融资政策上，可以采取负债融资，因为负债融资的利息费用可以税前扣除，在股利分配政策上，应处理好积累和分配的关系，既要满足再生产的需要，又能保障股东的基本利益；而当国家财政宽松时，税收的减少使公司财务政策选择更为灵活。此外，应根据国家财税作好纳税筹划，这有利于选择出最佳的融资方案、投资方案、资金营运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5）法律环境因素的影响。
法律环境主要是指影响企业理财的各种法律因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的思想逐步形成，国家对企业的干预由原来的行政手段转变为经济、法律手段，特别是法律手段正不断增强。如今，我国已制定了很多经济法规，从各个方面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了规范，同时也为企业正常的理财活动提供保证。因此，在这样一个法制环境中生存的上市公司，其财务政策的选择必然受到影响。一般来说，只有充分认识法律环境，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从事理财活动，避免一些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才能使上市公司持续发展。比如税法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公司地处不同的地区，经营不同的产品，属于不同行业，其承担税赋各不相同，如何通过各项融资、投资、利润分配组合以达到企业税赋最轻，是进行财务政策选择时需要研究的。此外，还应不断增强财务政策选择过程中法律、法规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手段来维护其利益。
（6）外部利益相关者因素的影响。
①政府。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公共规划、提供优化信息指导、改善生态环境、建立公共设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支持，这就要从企业的剩余中获得税收。不可否认，政府是影响企业财务政策选择的最重要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一般来说，企业在选择财务政策时，除了要实现企业自身的经营目标，还应关注企业的社会效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税收本质；制度分析；公共财政
一、税收与产权间的本质联系：新制度经济学的启示
在以交易费用概念为发端的新制度经济学体系中，产权理论一直居于核心地位。作为产权理论奠基石的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费用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初始产权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也表明，排他性产权的明晰界定和有效保护是实现市场交易进而增进效率的前提。由此使得以效率为主题的经济学将视角由单纯的资源配置层面深入到产权制度层面。在科斯奠基性论文之后，德姆塞茨、张五常、阿尔钦等进一步发展了产权理论。使得产权学派的研究更趋于精细化，在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诺思教授则独辟蹊径，不仅在长期经济史考察基础上突出了产权结构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把产权与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进一步地将经济学对产权制度的关注引人到对国家及其财政制度关注上。
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交易不是物的交易而是附着在物上的产权的交易，但产权本质上作为一项排他性权利，需要强制力来予以保证实施。由于国家在强制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应，能比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以更低成本实现产权的界定、保护与实施。因此从效率角度看，国家就天然合理地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并使得国家与产权之间具有了内在联系：一方面，离开国家我们无法理解产权，毕竟如果没有国家法律的界定与强制力的保护，产权就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离开产权，我们也无法理解国家，毕竟国家的法律和权力就是旨在社会范围内界定和实施一套权利规则。因此，诺思认为，由于国家与产权的内在联系，国家可视为“为获取收入而以一组被称之为保护与公正的服务作交换”的组织，简而言之就是国家界定、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笔者认为，虽然新制度经济学从未对税收本质予以明确概括过，但这一论述鲜明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税收本质观，即从规范意义上来说，税收本质上应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税收本质观既表明了税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又划定了其合法性范围。由于国家凭其暴力潜能的优势介入产权时能有效降低产权保护和实施的成本，因而国家征税有其合理性基础，而税收则来源于政府——这一人与人交易所产生的合作剩余。考特和尤伦从无国家的自然状态到市民社会下国家这一思想实验即证明了这点。反之。如果国家获取收入时不是基于保护产权而是剥夺侵犯产权，那这样名义上的税收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如公共选择学派布坎南所认为的“只要承认，法律——政府的管理结构——具有生产力，那么就得承认国家有权从经济中取得部分有价值的产出。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来保护所有权并使契约付诸实施，那么国家也就无权来分享总收入”。由此来看，税收关系着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间的界限，其与产权问的本质联系体现在：一方面，征税作为一个资源由私人产权转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只有税收明确了产权才能明确。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所以也只有产权明确了，税收才能明确。
二、现有税收本质观之不足：制度视角的重新审视
对于税收本质，长期以来在财税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我国传统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二是建立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基础上公共财政理论的税收本质观。但从制度视角来考察，两种税收本质观都尚存不足。
我国传统财政理论沿袭了国家分配论关于财政本质观的分析思路，明确表达了其税收本质观“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间具有本质联系，而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则是税收本质属性的具体表现。但笔者认为，从制度视角来看，长期以来我国传统财政学将税收本质定义为“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取得的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缺陷，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缺陷就更为明显了。我认为，税收与政治权力之间并无本质联系。国家征税固然要靠政治权力，但靠政治权力而获得的收入并不都是税收，诸如没收财产、通货膨胀等都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强制无偿地获取的收入。即使对其属性再加上固定性的限制，也尚无法与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的罚款收入相区别，因为后者在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同时也另具有依据法律的固定性特征。所以，单方面强调政治权力仅能将税收与公债、收费等财政收入形式相区别，但却并不足以真正认识税收本质。我认为，如果离开私人产权是很难真正认识税收本质及其契约关系的，因为在私人产权不能确立或受侵犯下税收的合法性基础便难以确立。若单纯强调政治权力性，则可能导致并非保护而是侵犯产权的国家行为，并由此带来国家依政治权力而攫取的租金而并非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
公共财政理论则承袭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以资源配置为主题的分析视角，建立了以公共产品论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近十几年来，经过我国学者的不断阐释和倡导，公共财政理论作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理论，其税收本质观的理论逻辑日益清晰。即“税收是公共产品的价格”。应当承认，从资源配置视角看，把税收定义为公共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特别在市场经济下更具有其积极意义。但从制度视角来看，这一对税收本质的概括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从制度视角看，并不存在公共产品和直接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尽管公共财政论列举了路灯、治安等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所谓“公共产品”，但从公共选择的制度过程来看，任何一项支出议案都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在多数票规则下就必然产生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强制甚至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由此带来相应的受益方和受损方。部分人不仅被迫强制消费某种所谓的公共产品甚至还要为此而纳税。产生私人产品市场交易所不可能存在的消费和付费上的强制性问题。(2)按公共财政论的税收本质分析，公共产品税收价格在实质上形成了类似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我认为，政府作为事实上的垄断组织，其垄断定价总是在竞争价格和边际成本之上的，公共产品价格定义未能揭示出国家租金天然存在的事实，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类似于竞争性市场的等价交换关系。(3)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按传统公共财政论对公共产品的分析，由于搭便车的存在使得市场无法提供公共产品而应通过政府征税来提供。但随着公共产品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早在1974年，科斯通过调查就表明了完全符合公共产品概念的灯塔在英国早期主要由私人供给。而近年来对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特别是实验经济学的大量研究更是显示，除了政府之外，社区、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等都可能提供公共产品。由此表明，政府税收与公共产品间并无本质联系，将税收本质界定为公共产品的价格也有失偏颇。
三、新型税收本质观的历史实证
上述分析表明，国家税收与政治权力、公共产品间均不存在本质联系，而与私人产权间具有本质联系，税收在实质上是国家界定和保护产权的价格。制度分析视角得出的这一新型税收本质观，其理论结论是能得到历史实证支持的。
考察西方发展史可以发现，凡在私人产权能得以确立的历史阶段就存在税收关系，反之则不存在税收关系，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十分明显。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产权一税收关系初始萌芽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商品货币经济自发萌芽生成的这一阶段，城邦国家财政制度和私人产权制度间内在联系已开始萌芽生成。特别是古希腊时期的梭伦改革以及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标志着城邦国家(或共和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并予以保护实施。这一时期，就同时产生了对商人、自由民征收的市场税和财产税，而奴隶因既没有自身劳动力产权更没有财产权，故没有被征税的资格。㈣(2)不存在产权一税收关系的中世纪时期。在中世纪的欧洲，封建庄园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组织和最基础的制度结构，此时既不存在排他性的土地所有权也不存在排他性的劳动力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是农奴与其庄园领主间围绕土地使用而形成的依附关系。由于产权的不存在性且此时国家并不介入私人产权安排，所以这一期间并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国家税收。国王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其自身领地收入，其不仅不对农民直接征税，而且对其诸侯领主也只依封君封臣关系而享受一些贡纳。(3)产权一税收关系扩展的市场经济初期。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贸易发展与庄园制瓦解的基础上，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间的内在关系越来越明显。这一时期商品和要素的排他性产权逐渐形成，而这离不开国家的努力，各新兴民族国家则致力于扩张市场和提权保护。其目的是向以商业资本为代表的新兴财富征税。在此期间确立了包括商品税、财产税在内的现代税收制度，甚至随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新型产权形式的出现而开征了所得税。(4)产权一税收关系稳固的市场经济成熟期。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国家和产权间的关系是单方面控制关系，即国家既可能出于长期税收利益而有效地保护和实施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租金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尤其当国家面临即时财政压力时更倾向于后者。但近代后期，西方各国在历经道路不同的财政立宪变革之后，在较为有效地保护产权基础上限制住了国家攫取租金的行为并同时赋予了税收合法性基础，从而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性制度结构。
虽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异，但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史同样可以发现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凡在排他性私人产权难以确立的时期，也就难以存在明确清晰的税收关系，反之则反是。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来看：(1)自然经济时期的古代社会。在我国古代社会，国家及其法制从未承担起私人产权界定和实施的角色，有效率的私人产权也从未出现。㈣如作为中国古代最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对其所有制性质虽存在学术争议，但一般认为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排他性产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环境下国家仍然是终极土地所有者，而在秦以前更是典型的土地国有制。在没有私人产权及国家不介入产权界定的基础上，就没有真正规范意义上的税收，其表现在现实中就是租税难分。我在中国财税史中能找到这么几句啼笑皆非的话“《广雅》：赋，税也”、“《说文》：税，租也”、“《说文》：租，田赋也”、“《广雅》：租，税也”。(2)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确立了全面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在排他性要素产权不存在的情况下，也不存在明确的税收关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国家主要靠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而获取收入，税制曾高度简化至名义上只存在工商税这一税种，但这一税种在实质上也并无存在意义。因为此时作为国有产权主体的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你我界限，采取利润上缴还是税收只具管理上的意义，此时税利之分在本质上是根本分不清且没必要区分的。(3)转轨与市场经济时期。自1978年市场化改革开始，在以国家主动放权让利为起点下，市场化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排他性产权日益形成的过程，也同时是一个国家越来越需要并越来越多地从私人产权而非国有经济中获取收入的过程。税收与产权间的内在联系已日益明显，尤其是2004年的私产人宪，在立宪层面上明确了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
四、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的现实意义
我认为，明确从产权界定和保护出发来确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具有如下积极意义：
(一)有利于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
经过长期的理论争鸣，目前我国财政理论界对市场经济与公共财政间的内在联系已基本取得共识，实践中也早已确立构建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改革目标，但在公共财政及其公共性内涵的理解上尚存分歧。囿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视角，主流观点是从为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弥补市场失效的角度来定位公共财政。但从制度视角来看，市场交易不是表面上的资源配置而是其背后的权利配置，排他性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与基础。而国家则在其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都表明，政府既可能有效地保护产权，也可能出于短期财政需要而随意侵犯产权，而只有产权通过立宪层面对政府权力施以硬性约束时才能予以有效克服。因此，基于产权与税收间的内在联系，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有利于在制度层面明确我国公共财政的立宪实质。没有私人领域就没有公共领域，没有私人产权保护就不能形成真正合法性的征税权力。公共财政以市场经济为基点，而市场经济以产权为基石，产权则系于财政立宪，这应是我国公共财政构建的实质内涵之所在。
(二)有利于阐释我国税收法治的根本内涵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公共财政是法治财政，这些都已是基本共识。但对于税收法治的理解，通常都只停留在税收征纳关系法治的功能层面上，而树立新型税收本质观则能从立宪层面上阐释税收法治的深层内涵，即要从个人权利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上来阐释税收法治问题。我认为，从产权一税收本质联系出发，征税的过程就是一个私人产权变为公共收入的过程。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在征纳关系上与国家间形成委托关系，其之所以同意将私人产权让渡为公共收入，是为了换取国家的保护和公正。按照现念，这种保护包括财产权、生命和自由，从而产生一个建立在个人产权(权利)交易基础上的公共权力。因此，在征税权力关系上体现的是立宪层面的社会契约关系，并在此契约下形成征纳双方平等的权利义务法律关系，由此构成了税收法治的元规则，而各项税收法治的具体规则则奠基于其上，涵盖了税收法定主义和受公众规范约束的预算全过程，也由此才能对国家权力和国家单方面获取租金的行为作出约束和限制，从而奠定财税法治的基点。
(三)有利于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更是当前时期税务行政工作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并已在尊重和保障纳税人权利等问题上得到了较多讨论。而我认为。新型税收本质观从公民权利本位出发有利于在理论源头上进一步明确以人为本的治税理念。当我们明确从私人产权界定、保护和实施角度来看待税收本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方面个人权利(包括产权)需要国家权力的界定和保障，否则就没有产权也不存在市场交易；而另一方面，国家权力来源于税收并从属于个人权利，私人产权开辟了私人领域进而在立宪层面上界定了公共领域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范围。由此可以认为，包括产权在内的公民个人权利具有本源性的终极意义，而国家权力及其征税权在立宪层面上受限于私人产权，其不仅不能侵犯和危害公民产权，而且必须以公民产权的保护为前提和基础，以实现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为目的和方向。正是这种以人为本的公民权利观构成了国家理财治税的权力基础和合法性范围。
论文摘要：产权市场为国有资产存量提供了进退通道，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优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为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资产重组架起了桥梁。加强产权市场管理，需要制定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规划，改进对产权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管，科学确定产权交易价格，规范企业产权出让收入的处置工作，完善产权交易的社会保障体系。加速产权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必须明晰企业产权界定，规范产权交易经纪主体及其法律关系，依法规范资产评估程序，加强对产权交易的法律监督，构造完整的企业产权交易法律体系。
伴随着国内外资本并购重组热潮的兴起，我国产权市场开始加速发展。然而，其发展状况与现实需要却有很大差距，既不能适应国有经济加快实施战略性重组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非公有经济广泛参与国民经济各领域发展的需要。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是缺乏法制化管理。
由于政府改革仍未完成，政府权力及利益的“条块分割”直接决定了产权市场的相对割据和封闭性（银纯泉，2003）。即使在同一地区，有些政府部门也只承认本系统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以致企业整体评估时，设备、流动资产以及房地产要有多个中介机构分别评估，造成价值难以准确判断；同一企业的产权，由不同中介机构评估，结果相差悬殊，随意高估或低估的情况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产权市场的发展和产权市场竞争秩序的规范。尤其是国有企业产权的交易，往往涉及到企业资产、债权债务、职工安置、企业后续发展、价格确定、土地处理、金融债权安全、税务等多方面问题，而政府多个部门（如国资监管、土地管理、劳动保障、税务、银行等）之间的相对割据，也严重影响到操作的规范和交易的成功（苏颖宏，2000）。
在西方产权理论中，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权力（阿尔钦，1991）。产权不是物品，而是人与人之间由于稀缺物品的存在而引起的与其使用相关的关系（平乔维克，1995）。产权有诸多属性，而任何人或组织都不可能完全拥有产权的所有属性，因为拥有某些属性会得不偿失（巴泽尔，1997）。产权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德姆塞茨，1991）。产权交易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界定，而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产权交易有可能进入“锁定状态”，从而影响经济资源配置和资源效率的提高。而产权交易中心则可担负起节省交易费用的重任，从而为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做出贡献曾小春，2001）。
学术界对产权市场的重要地位（程红，1996；林凌，2001）、运行机制（郭国庆，2004）、价格发现、规范监管（刘笑萍2001；岳士侠，2002；任凤珍，2003）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指出，在市场经济自我调节功能难以充分发挥的现阶段，各级政府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在产权交易过程中的特殊角色不可替代。要确保产权交易的正常进行和产权市场的竞争有序，就必须科学界定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实施法制化管理（陈永忠，2003；浦再明，2003）。
本文拟在论述产权市场功能的基础上，对加强产权市场管理尤其是产权市场的法制化管理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这一问题，对于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规范产权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有资产增值保值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产权市场的功能
所谓产权市场，从广义上说，它是指全部产权交易关系的总和，是指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围绕产权这一特殊商品的交易行为而形成的特殊的经济关系，这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产权市场。从狭义上说，它是指人们从事产权交易活动的具体场所，包括证券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国有资产经营机构等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买卖或有偿转让为内容的交易场所，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产权交易所。产权市场是多种生产要素整体集合运动的载体，是要素配置市场化的最重要形态，在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功能。
1产权市场为国有资产存量提供了进退通道
国有资产存量就是国有企业占有并支配进行生产经营的财产。目前我国国有资产存量占有格局的最大问题就是资产的“凝滞性”。一方面，许多部门的资产大量闲置或低效率运行，而另一些企业则特别需要这些整体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存量资产的凝滞性，造成了低效资产无法“退”，高效资产无法“进”，严重损害了整个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益。所以，国有资产存量迫切需要能够自由流动，以提高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
产权市场的产生，为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提供了运行载体，成为国有资产存量进退的通道。发展产权市场，使存量资产自由流动，可实现国有资产“进”和“退”的双向功效：一方面，那些经营管理好、创新能力强、有发展前途的企业，通过购买经营差的企业，实现生产规模的发展；另一方面，那些经营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则通过转让产权收回资金，使闲置的生产资料得以有效利用，而且收回的货币资金还可用于搞活其他更有效的企业。因此，存量资产的一“进”一“退”带动了两类企业，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了国有资产的经营效率。
2产权市场有利于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优化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国有资产存量在部门、行业、地区以及企业组织等结构状态上严重失衡，致使我国的资源配置很不合理，市场作用难以发挥。存量资产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①资产存量条块分割严重；②资产存量在部门和行业之间的配置失衡；③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雷同；④企业组织结构“大而全、小而全”。这种失调的存量结构给整个国有资产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利影响：其一，大量闲置的设备和连年亏损的企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生产资料，而且加重了政府的负担；其二，那些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企业则无法通过产权交易迅速扩大企业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因此，需要一个产权交易的平台来打破存量资产的失衡状态，推动存量资产的结构优化。
产权市场能够实现资产的流动，引导资源重组，让那些闲置的、效益低下的和竞争力弱的资产流向急需的部门；让效益好、竞争力强的企业兼并效益低、竞争力弱的企业，促进社会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企业之间进行流动，以实现国有资产存量的结构优化。而且，产权市场还是各种产权信息的集散地，它的这种信息优势也有利于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进行产权交易。
3产权市场为民营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资产重组架起了桥梁
据统计，2001年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大企业亏损面高达89.9%。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国有企业自身的资金实力来进行资产重组很难达到目的。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迫切需要多元化的投资主体，需要用非公有制形式来改造公有制。产权市场为非公经济参与国有资产的改制、重组架起了桥梁，使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实现了多元化。通过产权市场，民营资本可以涉猎更多的发展领域，参与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做大做强。
深圳产权交易中心的统计显示，自2002年开始，民营资本购买国有企业股份的案例同比增长50%，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增强。民营资本的活跃为产权市场的整体发展制造了“鲶鱼效应”，让整个市场显得生机勃勃。产权市场还是一个吸引外资的平台，是一个资本联合的“婚姻介绍所”。产权交易所可以进行经常性的招商活动，进行“产权引资”。总之，产权市场为非公经济参与国有资产的改制、重组提供了运作平台，是民资的入口，外资的桥梁。
4产权市场能够提高产权交易的透明度，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过去进行国有产权转让，大多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由转让方寻找、选择受让方，通过一对一的谈判确定转让价格。实践证明，场外交易存在不透明、不公开的弊端，缺乏有效监管，容易产生不规范、不公正的现象，难免出现暗箱操作、私相授受、低估贱卖等问题，极易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产权市场实行集中交易，引进竞价机制，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由市场供求关系自主决定成交价格。这种做法不仅增加了交易的透明度，而且由于成交价格是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价格，所以一般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资产的价值，减少了行政手段干预所造成的价格扭曲，有助于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广州产权交易所1999-2002年间，通过市场机制直接为国家和企业挽回损失达3亿多元，所有项目市场成交价比评估价平均升值41%左右。由此可见，国有资产进场交易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效措施。
二、加强产权市场管理的若干问题
如上所述，产权市场是市场经济国家促进企业竞争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保证社会资源高效利用的一种有效机制。然而，在我国，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如产权交易问题上，始终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企业产权主体缺位和虚化，产权转让的动力和压力不足；体改不配套所造成的外部约束等使产权市场交易步履维艰，产权市场迟迟不能迅速发展，没有对社会经济起到应有的高效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因此，探寻加强产权市场管理的有效途径就显得十分必要。
1制定中国产权市场的发展规划
产权交易需要理论指导，产权市场的建立同样需要清晰的发展战略规划。在产权交易成功的国家中，都已经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关于产权发展规划的框架。这个包括：普通法则、经济观点、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发展规划的框架，可以帮助一个新市场构成基础的建立。但目前，我国产权交易理论还不成熟，市场的发展仍处于无序状态，需要产权市场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做进一步探讨。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根据目前产权交易发展状况尽快制定全国产权市场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2创办全国性产权交易中心和区域性产权市场
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健全产权市场网络体系，逐步形成全局统一、纵横结合的格局。首先，要建立全国产权交易中心，形成一体化格局。贯彻落实国家对产权交易所实现规范运作，并负责组织开展全国性的大型产权交易活动。其次，在纵向层次上，可以在市场便利、工业发达的地区建立几个大型的区域性产权市场，负责组织一定区域范围内产权交易的运作。再次，在实现纵向层次化的同时，还要根据产权交易对象的性质建立各种不同类别的专业易市场，以实现交易市场的横向专业化。如企业兼并市场、资产拍卖市场、闲置资产调剂市场、租赁市场等。
3充分发挥政府在产权交易中的引导、规范和协调作用
政府应加强对企业并购的政策引导，使产权重组与企业并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长远发展规划，引导企业兼并向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方向发展。政府要严格规范产权交易主体的行为，国有资产产权的出售，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禁将国有企业产权低价折股、低价出售，甚至无偿分给个人。针对并购中的职工安置、银行债务处理以及跨地区兼并中的财税处理等问题，政府应该在税收、银行贷款等方面给予一些优惠鼓励政策。此外，政府要注意在发挥组织作用的同时，一是不能直接干预具体的交易活动；二要杜绝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防止官员幕后交易。
4加强对产权交易中介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我国目前的产权交易机构明确地隶属于国家资产管理局一类的政府单位，官办色彩浓厚。全国有200多家交易所，这样分散不仅成本高，而且引起市场的混乱和无序竞争。因此，需要对已经成立的交易所进行清理、重组、整合。可以探索交易所兼并形式，被合并的交易所作为新组建的交易所的会员单位，经纪公司或股东；也可以探索分所形式；还可以探索跨省区的区域联盟体形式。产权交易中介机构应该受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严禁通过自营和炒买炒卖企业，从中牟取暴利；对其弄虚作假，，，损害交易双方的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5科学确定产权交易价格
加强资产评估工作，产权交易时的价格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产权交易双方的地位，产权市场的供求状况等。但其底价应是特定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后的结果。必须严格规范资产评估机构的行为，对于违法乱纪者要严厉制裁。产权评估工作，应严格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对资产的价值，特别是无形资产的价值要得出合乎实际的结果，从而使资产产权的价格切实反映其真实价值。同时我们要切实保证资产评估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国家行政机关不应对其工作进行过多的干预，以保证其评估结果的真实性。
6规范企业产权出让收入的处置工作
产权出让收入应按产权主体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分别处理。一种是母公司卖子公司，国有企业的产权出让方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直接拥有该企业出资权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产权出让净收入应该由该机构或该企事业单位收取，按国家有关财务规定处理，另一种是政府卖企业!其产权转让净收入应纳入国有资产经营的预算管理。方法有两种：①由同级政府统一安排!将净收入转向用于支持国有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技术改造或增补国有企业的资本金。②国家授权的部门出让国有企业产权，由该部门提出再投资方案，经同级政府同意后，用于再投资项目，在预算上列收列支。
7完善产权交易的社会保障体系
产权转让中职工的妥善安排有赖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因此国家应着手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办社会”，职工精简或离退休后各得其所，避免造成社会震荡。在我国社会失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兼并企业应该尽量安置被兼并企业的人员。目前一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探索了一些有效安置职工的措施，例如：①实行一次性买断工龄，作为自谋职业的费用；②实行待业培训制度；③鼓励出让产权的企业多方安排职工；④对离退休职工实行综合保险，社会管理。
8积极开辟通向产权市场的渠道
首先，应该容许集体企业转为职工持股企业，发展股份合作制经营；变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为控股式管理；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可以实行债券化，对这类企业国家逐步由所有权主体转变为债权主体，对应的债务主体可以是金融性投资公司，也可以是个体或私营业主。其次，应积极推进交易市场的国际化。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本市场，扩大产权交易规模，增加交易品种。但向外商出售国有企业产权需要规范。最后，通过建立产权信息网络为基础扩宽产权市场的服务功能。建立规范的交易信息网络，可以提高产权转让的成交率，降低产权交易成本，促进产权转让竞争机制的形成。同时，也可以为政府监管提供信息服务，从而有效地防止产权转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流失。
三、加速产权交易的法制化建设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产权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都必须以法律手段为保障。产权交易必须规范进行，既要解决因产权转让不规范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又要解决因产权市场发育不良造成的存量资产流不动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国广义的产权交易法律、法规体系已初具雏形，但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现行产权交易的法规政策还不够完善，有关产权交易规定的法律效力层次较低，至今未出台一部产权交易的行政法规。在产权交易的具体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违法行为，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产权交易的发展与完善。因此，加强产权市场的法制化建设已成为当务之急。
1明晰企业产权界定
《国有资产产权界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产权界定是指国家依法划分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使用权等产权归属，明确各类产权主体行使权力的财产范围及管理权限的一种法律行为。产权界定有助于培育企业经营者的意识并为实施产权交易创造了前提条件。
产权界定是一种法律行为，即企业财产所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归属是否明确。明晰的产权，划定了人们活动的界限，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性，减少资源浪费和市场摩擦，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很多国有或集体企业产权模糊，给改革深化和产权交易留下了很多隐患。因此，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下，必须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产权的归属，明确产权主体的权力和义务。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避免出现“产权残缺”，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2规范产权交易经纪主体及其法律关系
产权交易经纪主体为从事产权交易经纪活动的经纪机构。目前，产权交易机构的法律定位大多不够准确，主业不突出，资格条件较低，设立过滥。为了确保企业产权交易的健康进行，依法规范产权交易经纪机构的主体地位及其权责法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产权经纪机构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依照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设定的、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并取得营业执照的产权经纪公司；另一种是由国资授权控股公司设立的非独立核算、以从事系统内部资产交易为主的产权经纪部。两者设立的条件和程序是不同的。从事产权交易经纪活动必须具备主体资格条件，这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是指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必须拥有经纪资格；第二是指产权经纪机构活动必须取得国有资产管理机构颁发的产权经纪资质证。
产权交易经纪法律关系是指产权经纪公司为产权交易主体就产权交易提供居间、服务形成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产权交易经纪公司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3深化对产权交易法律关系客体的认识
产权交易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产权交易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企业产权。产权交易主体参与交易的目的就是为了转让或受让其有权支配的产权，都是为了企业财产的占有、使用、经营管理、处置等目的。传统上我们对产权交易客体的定义过于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用于自由交易的资源的自由进出市场，从而影响市场分配资源的效率。随着观念的更新和市场改革的深化，我们应当认识到包括企业不动产、合约、退休金权等各种各样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权利都可以作为产权交易关系的客体用来交易。这就要求法律的规定要顺应和符合这种发展趋势，对产权交易的客体范围的限制具有更大的包容性。这样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和资源的最优化组合。
4依法规范资产评估程序
资产评估是一项政策性强，技术要求高，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和综合性工作。资产评估工作要达到优质、高效、客观、公正，必须制定和遵循严格的评估程序，这是做好资产评估的关键。要为标准规范的资产评估程序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使评估程序受到严格的监控和规范，保证评估过程的有效和公正。评估人员在进行资产评估时，也要本着客观、公正、独立、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受行政机关、经济当事人、政府的干预，如实反映资产评估的全过程，包括评估依据的条件、资料的来源、评估即价标准、评估途径方法以及评估结论。评估机构必须树立独立意识和法律意识，严格按章办事，不受外部条件的干扰和影响，做到言之有理，言必有据。
5加强对产权交易的法律监督
完善的外部监督机制对于规范产权交易行为和提高交易效率也同样重要。我国目前对于产权交易的外部监督主要集中于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和政府授权的某些公司。这些监督机制在实质上都属于行政监督机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中的违规操作。一方面，在共有财产私有化，即公共管理部门和国有企业在向已经登记注册或运营的私有企业投资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公共产权和资金流失到私人企业或其关联成员中；另一方面，在私有产权社会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欺诈违规的操作，损害了社会和民众的利益，阻碍了产权市场的健康有序的发展。因此，应该转换监督方式。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一样具有保护国家财产的职责，必须依靠法律对产权交易过程进行监管，借鉴其他国家的市场法治经验，加强对交易双方的审核，严格规范和监控产权交易的各类市场和平台，促进产权交易的规范化和公开化。
社会财富分配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收入差距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断扩大，使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日益凸显。为推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革发展成果分享法律机制研究》的深入开展，由西南政法大学主办、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经济法制创新研究中心承办的“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问题”国际研讨会于2006年10月20日至21日在重庆君豪大饭店隆重召开。会议收到中外论文40篇。来自世界银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以及重庆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陕西省高院等实务部门，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12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科学报》等学术报刊的共6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针对政府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的责任理论、相关法律制度创新进行广泛深入地交流和讨论。
一、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法理基础。李昌麒教授提出，公平分配是社会财富分享的现念。通过法律机制的作用使“公平分配”目标得以实现，就是着眼于以法律措施来解决目前存在的改革发展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即从引起这些分配不公问题的原因——即起点公平、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入手。周伟教授提出，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即分配正义问题，在宪法意义上即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宪法所赋予人们和社会的各项平等权利的具体实现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卢代富教授提出，和谐社会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目标诉求。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核心。达致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要从两个层面解决问题：在宏观层面上，处理各种关系、理顺各种机制、构建各种制度；在微观层面上，要对和谐社会的利益进行法律的规整，进而通过法律进行利益控制。岳彩申教授提出，以人为本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权利依据。在解决社会财富分配时，应当以关注并改善民生状况作为基本方向，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福利国家；以宪法为基础的制度化是实现社会财富合理分配的保障。应飞虎教授提出，公权机构只有在考虑到交易双方特定情形下的利益关联度、利益受损者的对策行为、受益人及潜在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对特定行业的影响、干预者的能力限度与干预困境等因素时，才能作出正确的权利倾斜性配置决策。周林军博士提出，政府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义务不应仅限于物质或财务的“施舍”或援助，还有必要强化其权利的堤坝，杜绝社会成本的恶意转嫁，防止对其残缺权利的肆意侵犯，以及化解对不正当的利益挤压。孟庆瑜教授提出，合理界定分配主体，科学阐释分配客体的内容范围，树立正确的分配理念，构建有效的分配机制等，是建立社会财富的分配法律机制首先解决的基础性问题。
二、政府承担社会财富公平分配责任的法律机制。李昌麒教授提出，在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要在公共产品供给、自然资源使用、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就业促进、社会保障、公共投资和融资以及税收等方面的利益分配方面。王先林教授提出，市场分配机制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上的局限性，使得政府干预经济、充分发挥其作为分配主体之一、调整本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有了最充分的理由。王全兴教授提出，在第一次分配中强调市场分配，但是不能排除政府的干预。第二次分配就是政府分配，仍然需要市场手段。主要的问题是引入市场机制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第三次分配即社会私人的力量来弥补市场分配和政府分配的不足。符启林教授认为，对拥有强大力量和极高权威的政府而言，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是责无旁贷的，这也是各国建立、发展并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宗旨所在。刘水林副教授提出，为了使公平分配的原则得以贯彻国家作为社会的代表，不仅要作为公平原则的维护者，还要作为社会财富的经管者，把属于社会的财富充分利用，并公平分配给整个社会成员，这就是国家的职能所在。岳彩申教授提出，在重视正式制度安排的同时，也应当重视民间制度创新的意义和作用，从而构建社会财富分配的完善的制度体系。王先林教授提出，在承担保证收入公平分配的责任方面，政府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一是取消政策歧视，创造平等的竞争起点；二是完善市场体制，确保竞争过程公平；三是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实现结果公平。薛克鹏副教授提出，应当采取不平等分配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一定要在公平的原则指导下采取不平等的手段、方式进行分配，否则难以解决；实践中也是通过这种不平等的手段分配财富。郑少华教授认为应该对政府责任进行限制：一是选举制对政府责任要求。二是现代预算制度对政府责任要求。三是公共参与对政府责任要求。四是信息公开制度对政府责任的形成。周林军博士提出，社会财富分配的实质是一个经济资源配置问题。配置结果出现不均衡时进行政府干预毋庸质疑。但究竟是定位于“资源配置性干预”，还是着眼于“制度变迁性干预”却值得深入探讨。
三、政府责任与我国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的制度创新。在土地利益分配方面，李开国教授认为，只有在变革现行的土地所有权双轨制的基础上，即全国土地不分城乡一律归国家所有的基础上，或者全国土地不分城乡既可以归国家所有又可以归城乡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所有的基础上，才能抛弃先征后用原则。刘云生教授提出，为有效解决现行农村土地问题，主张在土地立法模式上打破地方公有制，选择农村土地国有化模式并对农村土地国有化。他还提出，允许农村土地使用权自由设定抵押，不仅可以增进土地效益，还能发挥土地融资、劳动力转化、规模化经营等复合功能。在自然资源利益分配方面，周林军博士提出，自然资源的开发和调配应该在尽量满足属地省区的合理需求下予以调配；其输出和输入应当遵循市场价值规律，即输出方享有合理收费权利及输入方履行合理付费义务；政府也应在“资源有限”、“资源有偿”、“权利有别”、“调配有方”四原则下合理行使国家权利并兼顾各方利益需求。刘云生教授认为，公共自然资源特别是风景名胜区之经营业已从传统的国有化企业经营转化为市场化的特许经营，但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需要明晰产权；使公共自然资源市场化；强化监督机制。在环境利益分配方面，曹明德教授提出，改进及完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的措施包括：设立权利金制度，取消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采用探矿权、采矿权合一制度，促进其流转；重视政府在环境损害和矿业城市生态补偿领域的作用。在产业利益分配方面，曹兴权副教授提出，从法律政策上看，更多的是考虑用什么政策去说服管理者的问题。法政策问题主要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政策应该体现法律对管理者的约束。二是法政策应体现平等精神，提升私营经营者的地位。黄河教授提出，我国法定的农业补贴项目主要有直接补贴，只要是农产品都要补贴；环保补贴；不发达地区补贴及其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同时，还应该建立农业补贴中公法主体相关责任的追究机制。在劳动者利益保护方面，刘俊教授提出，就业本身是国家所肩负的对于每一个人承担的根本性保障责任，为城里的人创办工厂，制造就业机会。而在农村只是分给农民土地，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来承担国家应该负担的责任，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当前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卢炯星教授提出，必须用法律手段，加强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对社会分配进行规制，使财富得到公平分配，包括：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加缩小地区收入差别；减少行业收入差别等。王全兴教授提出，应完善中国现有最低工资法律制度即明确最低工资制度的适用范围；加强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力度；尽量统一最低工资标准；明确计件工资制、提成工资制等特殊工资形式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科学界定最低工资构成；扩张基本生活费用的支出项目。在社会保障利益分配方面，赵万一教授提出，实现弱势群体的保障目标就是要逐步实现保障体制的一元化、城市和农村的趋同化。现在的弱势群体保障，更多谈的是城市弱势群体保障，而农村弱势群体的保障我们关注的还比较少。在制度层面上，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对待，分别立法。符启林教授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在改革当中，现实中政府面临着重重的责任困境。为达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目的,需要努力推进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厘清并重构政府责任。在公共投资利益分配方面，江帆副教授提出，对于住房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其资源配置和有效供给。政府有责任建立和完善住房供给体系，当市场不能满足社会中低收入人群的基本住房需求时，应当为他们提供基本的住房保障。刘群提出，“惠民中国医疗行动”通过思维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再造医疗行业价值链条，理顺流通渠道，规范竞争秩序，有效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杜仕林提出，医疗服务市场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市场与服务市场，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针对其特点进行合理界定，既否决单纯的市场主导，也否决一味的市场化，而是二者的理性结合。胡元聪提出，我们目前必须对公共投资准入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其目标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法律体系的健全、准入主体的多元、准入领域的扩展、准入程序的规范。在投融资利益分配方面，胡光志教授提出，虚拟经济给和谐社会建设提出了诸多的挑战，应当考虑制度创新：尊重虚拟经济运行规律，以制度促进我国虚拟经济的大力发展。王后春提出，我国融资体制改革的滞后造成融资结构失衡，要解决必须：依法厘清政府监管融资市场界限是优化融资结构的前提；融资市场化变革是优化融资结构的关键；依法规范民间融资市场使民间融资成为新的融资渠道。在财税利益分配方面，陈国文提出，我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和直接税为主的体系，但实际上直接税由于税制简陋、税种单一，并未发挥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有的作用，财产税的缺失即为明证。制定财产税法，完善财产税制是新一轮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政府责任与社会财富公平分配法律制度的国外经验及启示。中德经济发展联合基金会高级顾问JoachimKarlWilhelmBohme先生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认为市场与政府存在着很强的纽带关系，政府同样也干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市场的方式很多，如法规、禁令等，以保障商贸自由和安全。德国政府的改革举措有几个原则：一是人人对自己负起责任；二是充分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三是充分重视公共利益。德国目前正在建立新的政府治理体制，其框架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府部门间的协作、电子政务、税务改革、将市民当作主人看待等。英国文化协会副主席GerardLemos提出，对于中国一些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往往破产、被兼并或重组，工人大量下岗。根据英国的经验，最有效地社会保障是让他们再次参加劳动力市场。对于日益加速的城镇化进程，很多劳动力正在从一个乡村向另一乡村地区或者城市中迁移。其中一部分人找到了他们所要的，一部分没有，因此需要政府承担责任，提供社会保障。世界银行社会政策资深专家Daniel.Gibson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中的应当重视的征地和移民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政府在征地和移民中应该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透明度问题，公众参与问题，政府官员责任问题等。英国约克大学家庭政治研究中心主任SuzannFitzpatrick尤其关注无家可归者及对于无家可归人群所提供住房的措施，提出了对于不同的贫困人群制定不同法规，重点赋予穷人一定的权利的观点。法国巴黎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博士Dr.DanielPHO提出，中国如何给大学毕业生的提供实践经验的具体措施还不够完善。中国应该借鉴西方的相关立法依据与程序，通过立法强制、鼓励企业对大学毕业生的职前教育与培训进行投资，制定有关政策，允许企业把这方面的投资纳入到经营成本中，最终改善青年人就业困难现状。吴越教授提出，德国《经济稳定法》给予我们的启示有以下几点。一是明确其宪法上的地位，有利于联邦与州之间换言之中央与地方之间明确各自在宏观调控中的职责；二是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换言之“宏观调控法”）要在实践中真正得到落实，还必须建立一种违宪审查制度或者类似的制度；三是德国《经济稳定法》所确立的“四大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重庆工商大学外籍教授DavidVandevelde认为中国在公平分配需要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目前法律实施问题。他认为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必须有法律上的规定。二是市民社会财富公平分配问题。中国立法者应该制定相应法律保障民间社团在社会财富分配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立法上规定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鼓励其投资。陈兆霞以德国经验为基础，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农民基本情况的农民医疗保险体系：以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保障为原则，根据地区间经济情况的不同采取地区性差异，根据医疗费用高低的不同和农民经济收入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报销机制，同时应该注重保护特困农户基本生存权利，注重农村医疗单位条件的改善和农村医疗人员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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