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2 06: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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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要素空间集聚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编号：08XJY008）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妇女是一个内部存在巨大阶级差异的性别群体，但又可以在整体上被视作一个受压迫的阶级。这不仅是依据有关阶级定义以及阶级划分基本原则进行逻辑推理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同时也是基于对妇女所受压迫展开唯物史观阶级—性别经济、政治分析之后而形成的事实判断。在当代，由于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的长期影响，妇女所受的压迫仍然既具有阶级压迫的典型特征，同时又被披上了性别压迫的浓厚色彩。当然，毫无疑问的是，作为对封建社会等级制和专制政治的革命性否定，资本主义对于瓦解传统的父权力量同样发挥着马克思所讲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资本增值运动必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市场交换原则为基础。而市场交换，如果说它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确立了主体之间（包括不同性别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由此，在资本主义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妇女无论是作为交换主体的平等，抑或作为交换客体的自由，必将得到确认与尊重。并且，由于资本的运动具有克服和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释放、阻碍生产多样化扩大的自然或精神力量的能力，因而它能克服与摧毁排除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父权制自然经济格局。而为了确保“平等、自由”的市场交换能够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需要以一种更接近人的“自由、民主”本性的新的政治关系代替专制政治中的权威主义和人对人的直接依赖、臣服关系。在这种新的政治关系中，妇女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劣势无法与男性平等地划分权力，两性在政治权力和政治地位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民利的差异由来很大，但披上了“平等、自由、民主、人权”等“物治”面纱的资本主义政治毕竟瓦解了专制父权政治中性别之间的直接依赖与臣服，使公共事务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事务，使政治职能成为包括妇女在内的每个人的普遍职能，使两性之间的生活差别仅仅是社会差别而不是政治差别，从而也使得妇女在父权制的国家中首次获得了解放，即妇女的政治解放。与此同时，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资本逻辑在经济上所确立起来的“平等、自由”不仅通过政治得到了社会领域内的放大与扩展，同时这种放大与扩展伴随着资本的扩张与发展又进一步地影响着包括妇女在内的人类整体精神生活，促使着她们产生出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社会参与意识乃至女权意识等等。她们作为人所拥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尊严牢牢地建立在了资本的世俗生活基础之上，她们在传统父权社会中长期被轻视、压抑的主体性得到了一场以“平等、自由”为特征的大解放。因此，对于破除那种导致了性别之间直接压迫与对抗的传统父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发挥的历史进步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现代西方社会中表现出的对抗父权制的物质与意识形态压力也是十分强大的。它们迫使或促进男人变得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以及接受女人在公共领域中愈加重要的角色。它们不断瓦解着关于什么是‘自然的’，以及男人与女人适合于做什么的传统观念。生产关系不断革命的力量与迈向理性化的进程吹响了反对性别差异的号角；性别的坚冰随着‘由古老而令人尊敬的偏见而来的冷硬关系’一起融化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获得了平等或类似的东西，也不意味着这些过程是不可抗拒或不可逆转的。”
因此，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具有反父权的本质。事实上，父权制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表面上削弱了传统父权的统治，但却从未真正挑战过作为父权制之核心内容的等级制劳动性别分工。相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常需要维系这种分工，因为它需要通过妇女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创造基础。并且，家务劳动以无偿的形式由妇女承担，这意味着资本家所付出的一份工资可以购买到双份的劳动力———一个为他劳动的工人和一个为工人劳动的妻子，意味着他可以毫不费力地降低工资的价值而增加剩余价值的占有。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具有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即巩固家庭父权制的利益与动机。而从这一利益与动机出发，通过公私领域的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使大部分妇女被限定在家庭之中专事家务劳动，并在工业革命所造成的家庭生产功能日益弱化乃至彻底丧失的条件下将她们置于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属地位之上；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奉行“自有其名言的和不言自明的双重标准，这里的双重标准决定着谁应成为首要的、受雇佣的劳动力，谁将充当次要的、失业的劳动力。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完全不是因为界限已然清楚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资本主义就派定男人为‘主要’的劳动力资源，而派定女人为‘次要’的劳动力资源。因为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如此、或者说父权制认为不需要男人如此”，从而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模式成功推广至社会生产领域。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就业的边缘化、底层化与性别之间的同工不同酬，导致了妇女在经济上广泛依赖于男子的现实。男人占据着那些相对重要的行业部门，并明显地影响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妇女则被视作流动工、季节工与劳动后备军的最佳人选，更多地从事着那些技术相对没落、薪酬福利相对较差的从属性工作。这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在社会的公共领域，性别之间直接而公开的压迫虽然较为少见，但隐性的间接歧视无处不在。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结果并不是消灭了父权制，而只是推动了它由家庭私人领域向社会公共领域的扩展与升级。
面对着这种被扩展与升级了的父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妇女不仅没有获得相应的解放，同时还承受着双重负担、遭遇着双重剥削———她们既是家庭内无偿使用价值的生产者，同时又是社会经济中交换价值的低报酬生产者。这样，在所谓“理性”的权衡与“效率”的谋算下，许多拥有参与社会生产形式权利与现实机会的妇女最终选择了退居家庭。据此，由于“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互相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说，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不是有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它们之间已经超越了那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而彼此渗透、扭结交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给妇女带来的是一种混沌难别的阶级—性别连锁压迫，从而构成了促使妇女超越内部阶级差异实现“阶级式”联合反抗行动的外部压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确实改变了传统父权制的具体统治形式，但使父权制实现了从家庭向社会的扩展与升级。父权制历来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妇女所受到的性别压迫也历来就是阶级压迫在性别之间的特殊表现。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妇女特殊的“异化”体验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曾对法国小农阶级的存在状态展开评述：“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之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在此，马克思实际指明的是，经济条件只是阶级“自在”存在的客观前提，社会阶级只有当它具有自我意识，即具有属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时才会真正成为“自为”的存在。因此，“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动态形成的范畴，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与此同时，构成阶级的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个人建构于特殊阶级身份上的共同“经历”，是他们在行动过程中形成阶级的关键。可以说，阶级意识的形成是阶级形成的标志，是阶级由“自在”转为“自为”状态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然而，对于妇女来说，历史中的她们长期被作为社会基本经济单位的父权制家庭牢固铆定，彼此之间难以发生多种多样的联系。与社会生产基本隔绝的生存方式以及在父权意识操控下经常产生的“虚假意识”使她们就像一个一个甚至都没有被装进袋中的马铃薯，很难形成为实现自身利益而组织和行动起来的整体自觉意识，即很难突破自在的状态而上升为真正“自为”的阶级。这就是说，基于性别压迫与阶级压迫的互通本质，妇女虽然作为认识论的对象可以被整体视为一个阶级，但要在本体论的实践层面推动她们以阶级联合的形式展开反抗性别压迫的统一行动，则必须以形成真正属于她们的“妇女阶级意识”为前提。这种“妇女阶级意识”在内容上不仅包括对妇女利益的理性认识，也包括对男性利益不合理性的认识与有意识的反对，同时还包括对运用集体政治的手段以达到性别压迫、实现妇女利益的政治目的的认识和随时行动的准备。而在结构上，“妇女阶级意识”则是由以“认识压迫”为特点的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与以“实现解放”为特点的较高层次的政治意识共同组成。其中，较低层次的经验意识作为主观与客观双向互动的结果，产生于妇女独特的受压迫“经历”，特别是她们对于这种经历的理解和感受之中。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经历集中表现为妇女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中所普遍感受到的特殊“异化”体验。“异化”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自己的活动而生产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与人对立，即进一步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马克思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劳动异化的理论，将“异化”概念改造成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进行彻底批判的重要范畴。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的产生使原本作为人的类本质的劳动逐渐丧失了原初的自由自觉性质而不断发生着异化，即“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种异化劳动发展到了极端，使“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由于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工人彻底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仅作为“工具性的存在”，即成为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机器，他们不仅与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着异化，同劳动本身发生着异化，同时也与其作为人类的本质发生着异化，与周围其他一切人发生着异化。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包括两性关系，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也必然呈现出异化的本质，即“当个体与他人彼此分离时，他或她只能感受到自我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际关系给妇女带来了更为不利的处境。这是因为：“男人能在家庭生存，也同样能在工商业的社会生活领域生存，因此他能够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中表达自己。但是对女人来说，她的活动余地仅限于家庭内部。在工业生产内，男人的劳动产品被剥夺，由此产生的把男人对象化，它表现为异化形式。男人通过对女人的关系来缓解异化，女人的异化却无法缓解。因为这些亲密关系正是压迫她的制度结构中最重要的关系”。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整体上的父权本质，异化对于妇女来说还是一种居于性别之间的体验，“不仅不赚工资的妇女也同样经历异化，而且挣工资的女人所体验的异化不同于挣工资的男人。”劳动的异化性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甚至已经渗透到那些原本能由妇女完全掌控的劳动/活动，如身体修饰、履行母职与个人精神智力活动等。妇女对自己的身体加以修饰，就像工人生产那样，最后的结果都是劳动产品（对于妇女来说，是她的身体）与他/她本人相疏离。也许“一个女人会强调，她节食、锻炼和装扮的目的是愉悦自己，但事实上她可能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塑型和修饰自己的肉体”，以至于“最后她的身体也都变成了男人与她的对象”。作为拥有特殊生理机能的女性，生育对于妇女来说已经变成不可控制的人类自身再生产劳动。妇女个人的生育意愿并不能决定最终的生育结果，“在对童工劳力的需求和对成人劳力的需求同样多的社会，妇女被迫在身体限度内尽可能多生育。在视儿童为经济负担的社会，妇女想要多生孩子则得不到鼓励；许多女人迫不得已，只能堕胎或绝育。”与此同时，各种泛滥使用的现代精密生育技术操纵着妇女妊娠、分娩甚至受精的全过程，使许多妇女与她们的生育过程也产生了疏离。更为糟糕的是，如出一辙的异化同样发生在妇女履行母职的过程中。“育幼”不再是母亲的自然本能，而是她们异化的体验，“母亲们的压力是巨大的，在几乎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被认为必须执行专家们的每一项命令……她得按专家的方式、而不是她自己的方式抚养孩子。”而这种异化了的育儿方式，最终又导致了母子关系的疏离———“母亲和孩子间极度的相互依赖，鼓励母亲在界定孩子的意义时首先考虑到她自己对生活意义、爱和社会认可的需要。她把孩子视为她的作品，以为这作品能改善她的生活，结果常常事与愿违；孩子是她的无价之宝，社会却对之不屑一顾。当代母职的社会关系使她不可能把孩子看作一个完整的人，看作母子双方所属的更大社区的一部分。”这样，不仅母亲“没有能力把孩子当作人来看待，同样的情况是，孩子们也没有能力把她当作人来看待”。更为可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普遍发生着的异化还侵蚀着许多妇女的精神智力活动。她们通常被培养得很不自信，以致“根本不敢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害怕自己的思想不值得表达，即使已经跻身于神圣的学术殿堂，她都会经常害怕被人指责为学术骗子，而不是专家教授”。
三、总结
【关键词】资本主义萌芽 原因 特点
十六世纪中叶至十七世纪初叶 （明万历年间），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在江南一些地区零星地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由于封建制度日趋腐朽，封建帝制处于风雨中飘摇欲坠，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从诞生之日起一直处于“萌芽”状态，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尚未定型，也没有形成气候，没有能够成长壮大起来。探究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对于解读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有着别样的意义。
于1930年在其《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提出了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但发展的程度尚未有质的变化。吕振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也提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工场（资本主义性质）出现”的字眼。通过研究和讨论，人们在两个结论达成了初步共识，即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我国江南地区在一些手工业中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而且这种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演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些研究表明，资本主义在中国确实有“短暂”的存在。那它究竟起于何时？发展如何？为何又迅速没落，过早“夭折”？
一、明清时期影响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新的生产关系。从时间上看，明朝中后期（嘉靖到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17世纪初，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趋势上看，明清时期处于衰落阶段。明朝中后期，农业、手工业的新发展，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刺激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创造了条件。从当时的经济发展状态看，明清封建统治者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农业生产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手工业规模发展，边疆地区获得开发，商业空前繁荣，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使生产规模更大，分工更细，加上生产工具的革新，生产技术的提高，产品种类的丰富使得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产量大幅度提高。全国出现了30多座较大的城市，产品有了更多的销售市场。反映在手工业发展上，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手工业者不断分化，少数关于经营者富裕起来，多数手工业者贫困破产，丧失生产资料，不得不去当雇佣工人，于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用与被雇用的关系。富有的机户依靠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带有雇佣性质的生产出现，早期的资本家开始涌现。其它如社会基础的改变，的诱导，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利润的刺激的都促使激中国资本主义出现萌芽。
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特点
但受到封建社会制度的阻碍，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和西方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于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经济中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农民极端贫困、购买力极其低下。加上在限制经营、强制摊派、低价征购、苛税盘剥等在重压之下，商人和工场主无法通过资本集聚扩大再生产。加上长期的闭关锁国，阻碍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稍显稚嫩的，影响范围小，带有明显的封建烙印，有着自身的特点。（一）地区性和不平衡性。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素只是在沿海、沿江和江南地区比较显著。主要在江南的苏州、杭州和松江、温州丝织业和棉纺织业比较发达（后期扩展至广东、陕西、云南等地区）的地区，就以吴江而论，仅盛泽等少数乡镇较为发达，同县其他广大地区仍是十分闭锁。而且中国的资本主义只出现在一部分手工业的生产部门（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制瓷业、矿冶业、采煤业）。（二）不够成熟和不大完备。家庭手工业完全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的生产形态没有得到改善，这意味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在封建压力下，它的发展不够成熟。（三）出现“夭折”或“中断”的状态。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财富的积累困难，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难以为继。（四）长期性和缓慢性。中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史中始终处于支配地位，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水平低，发展缓慢，后期虽有发展，但是缺乏重大突破。综上所述，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是具有自己的特点的。
三、“萌芽”中的中国的资本主义为何发展缓慢
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仅仅是封建经济大海中的几处孤岛，其存在与发展还难以撼动中国封建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同样是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欧洲发展成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始终徘徊不前？ 这样解释：“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倡导的等级制度导致大量社会财富大量消耗而无法积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就失去了发展到成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中国古代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的制度结构与文明精神使得资本主义萌芽根本无法在明清城镇的发展中诞生。欧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萌芽、发展到成熟的典型地区，而中国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走的却是一条畸形的路。细分开来说，如国内市场小，农民手工业品购买力极低；商人剥削所得钱财极少用于扩大再生产；封建国家重农抑商的思想长期存在；闭关政策导致海外贸易几乎停滞；手工业生产的规模得不到扩大；科学技术的落伍；人口压力而导致的“过密化”使得新的生产方式不能产生；中央集权制妨碍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江南地区落后的工业格局；中国能源生产问题未能解决等都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走向成熟的主要原因。
综上，资本主义萌芽历经百年，但依然是柔嫩的幼芽，依靠它自然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可能了。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只能走从西方“引进”和“嫁接”的路，由此导致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特别艰难而曲折。
参考文献：
[1]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关键词：异化消费 劳动-闲暇二元论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66-02
一、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本・阿格尔在建立他的生态学危机理论时，强调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思想的重要性，指出这一危机理论还植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整个生态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矛盾。由于生态系统本身的条件制约，生态危机才会频繁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此激励人们去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和价值观，早日从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解放出来，走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为什么资本主义会发生生态危机和如何来解决这一状况，形成了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本・阿格尔对生态学下的生态危机理论的构建主要就是通过建设他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思想来实现的。对于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的。首先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需求的满足主要就是通过生产者源源不断地提供商品来实现的。在利润的驱使下，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使得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越发强烈。资本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积累巨大财富，通过广告和大众传媒对人们施加影响，改变他们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此间接控制人们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选择，最终还是为资本追求利润的向度而服务。在此生产方式和消费导向下，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出现太多的生态问题。
（二）需要、消费和商品的关系
造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一个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是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商品的疯狂追求所导致的自身空虚的满足，没有真正的从劳动中获取最原真的幸福，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一种观点――劳动-闲暇二元论，即劳动和闲暇之间的悖论，劳动过程是无法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只有在闲暇时间消费才能收获自由和幸福。资本主义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存在着劳动异化的现象，原本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感受到的存在感和幸福，已经无法实现，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只有压榨和剥削。在这种异化劳动的背景下，人们只能把幸福和自由寄托在闲暇时间的商品消费上，而这种消费并不是人们的真正需求，而是被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告所支配的，只是逃避异化劳动产生的一种异化消费。本・阿格尔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人们把异化消费当做获取幸福的唯一源泉，同时也对劳动I域产生了不满和反抗。本・阿格尔认为这样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不仅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对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们也是有害的，这也就是不同于生产领域中危机的另一种危机――消费领域的危机。
人们对商品的需要和消费会不断地助长资本主义的生产，这样的生产会直接对有限的生态系统造成损害，以此而言，需要、消费和商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可以演化成需要、消费和生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生态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主要来源于异化消费，资本在社会中宣传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念，控制人们整体的消费方向，把对幸福的需求转移到对商品的消费上，为资本追求利润而服务。异化消费的实现是依赖于大规模的技术应用和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规模，加上生态系统本身的限制，势必造成生产和生态的矛盾，使得生态形势更加严峻。需要和消费的矛盾是因为在异化消费下的需要不是人的真正需要，只不过是被广告所支配和操纵下的假需要而已，因而决定了在这样的需要基础上的消费是没有意义的，只会助长资本的生产和生态的威胁。
在资本主义制度趋利和异化消费下，使得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的生态问题，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遭遇极大的挑战，本・阿格尔认为只有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挽救生态环境的颓势，在那之前，我们还需要设定好前提，才能更好地落实和实现生态社会主义。
二、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前提条件
在真正的社会变革之前，本・阿格尔强调了一个前提准备工作，要求人们在重新思考需要和商品关系的前提下，限制广告所引导的异化消费，重新阐述和思索真正的劳动观和幸福观，认识到人的满足能从生产活动中获得而不是资本下的消费活动，为实现社会变革奠定前提条件。
本・阿格尔认为社会变革的准备工作需要从三个阶段来展开，第一是有限的生态系统与资本无限扩张之间是矛盾的，必须缩减那些为人们消费所提供的商品的生产规模，这是最重要的。从源头来制止，会更有效果，只要生产减少了，才能降低人们对于从消费方面来满足幸福需求的行动，一步步地引导人们只有从生产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实现幸福。第二阶段是针对生态系统的自身的制约条件和诸多限制，人们必须有意识地减少自己的需求，并思考满足需求的其他方式，最终改变那种因为资本主义下广告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下的虚假需求和消费。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背景下，人们已经越来越失去自我，变成生产的机械工具而已，原本是人类本性的劳动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榨，需要人们理性思考，认识自身的异化，明确幸福和自由的真正来源。第一个阶段是从生产方面来说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人们的需求方面来强调的。只有生产和需求都减少了，即供与求都少了，消费过程才无法实现。除了这两个阶段之外，我们还需要从观念的层面上来加以干预，本・阿格尔认为第三个阶段是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把劳动――闲暇二元论的消费观念转变成为理性的消费观，让人们意识到被广告刺激下的异化消费是不正确的，这只是弥补在异化劳动下所缺失的幸福和存在感。只要坚持在劳动中收获成就和幸福才是人最本真的意义。本・阿格尔强调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有着重要的意义。阐述完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之后，本・阿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他的几点建议。
三、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本・阿格尔看来，一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不顾及生态成本的加速生产和资本积累，导致生态环境的一步步恶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下，产生了在异化生产之外的异化消费，这一消费需求的产生，加速了生产的速度，从而引起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两点下，本・阿格尔和其他的生态学者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真正地解决生态问题的，必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问题才有可能逐渐地得到改善，建设美好家园。就在这一前提下，本・阿格尔提出了几条建议，帮助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一）分散化
在资本主义不断的技术运用和技术升级的背景下，产生了官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以此建立庞大的工业体系，加速追逐利润和异化消费，生态危机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本・阿格尔提出了他的分散化战略，他认为分散化是应对规模生产的绝好措施，它强调小规模技术的应用，通过把工业生产分散化，来缓解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分散化可以使得生产规模缩小，降低统治和垄断程度，避免大规模生产和商品的剩余积累。缓解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界所施加的巨大压力，从而缓解生态危机的演化。
（二）非官僚化
对官僚化的生产和集权式的权力关系，本・阿格尔提出分散化之后，还提出了一个非官僚化。他指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而提出来的，采取工人民主的管理方式，让工人参与到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来，真正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真正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深刻体会劳动所带来的快乐，摆脱异化劳动和闲暇二元论思想，进一步摆脱异化消费。本・阿格尔强调这种单纯的小规模的技术生产是不可能实现一场激进的社会变革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帮助工人们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的解放，缓解生态危机的状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发展。
（三）“稳态”经济模式
本・阿格尔认为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的前提，但是仅仅有这两个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必须坚持生态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改变之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实施“稳健”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就是一切为了利润，不断扩大生产，而毫不顾忌在这发展背后所付出的生态代价。实现“稳健”的经济模式是生态学的共同主张，这一主张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和生态系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也基于生态制约下对人的需要和需求的合理性满足评价的结果。
（四）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的结合
对于如何使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同激进阶级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场生态社会主义运用，并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呢？本・阿格尔提出了只有走和美国民粹主义文化结合的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民粹主义是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企业的高度分工与集中统治下的管理方式的一种思潮，这一点正好坚持工人民主管理和生产的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强调和民粹主义的结合，单单宣扬有可能会引起反对之声，和民粹主义的结合，便于更好地宣传和美国民众的接受和认可。没有这两者思想的综合，美国的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而且单纯的民粹主义也是无法实现激进的变革，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解决上述的问题，方便社会变革的运作。本・阿格尔认为生态的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对资本主义官僚化的批判，会把民粹主义美国实行高压统治的政府和企业之间根本的不信任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加速社会变革。
本・阿格尔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是他的生B学思想中的重要理论。他主要关注的就是生态制约下资本宣传的异化消费现象，并以此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通过剖析来解决这一危机，关注处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中的个人的解放问题，这种解放确认为可以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除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最终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
参考文献：
集体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虽然人是以个体存在和发展为价值取向，但个体人必需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和发展，必需把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共同存在和发展就成为集体主义思想的核心。共同存在是类存在的先决条件。原始社会是一种形式上典型的集体主义社会，因为自然环境的险恶，生产能力低下，生活资料的短缺，迫使他们要过集体生活，否则就会葬送自己，葬送群体。世界各民族的政治思想蒙昧时期，其集体主义思想都是相当浓烈的。
社会属性是人的二重性的一个方面，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政治思想中任何人的政治观点或政治主张都不可能回避集体主义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思想生命力强大之所在。
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在西方可以上述到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的《理想国》，在中国可以上述到《礼记·礼运》。对社会主义思想最明确的描述在中国是《礼记·礼运》，在西方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年）的《乌托邦》。不过中国的“大同思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而是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社会构思。我们现在通常所讲的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对立物的社会主义，它从工业革命开始，是西方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一种集体主义的政治思想。这种社会主义是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经过法国的圣西门（1760-1825年）、傅立叶（1772-1837年）、英国的欧文（1771-1858年）等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区分的各种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如果说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国的《礼记·礼运》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最高社会道德理想，那么，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一个最大特点是它是作为资本主义初期剥削、压迫、贫困、不平等现象的对立物对未来社会的最高道德构想。
所有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集体主义思想的衍生，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同形式、不同时期的反映。社会主义思想在农业社会具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只是作为资本主义对立物的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才具有浓厚的夺取权力的政治色彩。思想是时代的反映。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初期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批判，它反映实行社会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弊端的愿望。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家都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痛苦以及作为这种生产方式基础的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它们设想将来民众会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方式从资本家手中夺得支配生产资料和管理政府的权力。托马斯·莫尔、意大利的康帕内拉（1568-1639年）、法国的梅叶（1664-1729年）、法国的摩莱里（1720-1780年）、马布利（1709-1785年）等等与农业社会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大都希望社会温情脉脉，保持农业社会，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与工业文明相联系的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仍然主张社会温情脉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
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可以表述为：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派生物，是人类共同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在人和社会的关系上，它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强调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从属于社会集体。作为集体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表述得最为充分和全面。马克思讲的人是抽象的人，群体的人，而非具体的个人。马克思是从社会关系来论证人的本质、人性，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的社会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思想只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种流派，我们没有理由把社会主义思想等同于集体主义思想。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否认集体主义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属性。与集体主义思想对立的是个人主义思想，而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对立的是集体主义思想，而不是社会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属于个人主义思想，但是资本主义思想是近代才产生的一种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十五、十六世纪西欧社会的产物。十五、十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的伟大时代。这一时期是欧洲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是农奴解放、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取代封建行会制度、中央集权制的民族国家逐渐取代中世纪封建割据局面的时期。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西欧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日益重要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作为思想与中世纪相对立，它要求自由，反对控制，推祟理性，反对盲从。它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探索超自然的事物转到研究自然事物，从天上转到人间，从神祗转向人。它使真理不再与权威结缘，而成为个人理性和独立探索的结果。人们用自然原因来解释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解释社会、人类和宗教本身。历史不再是上帝救人的历史，而成为人们自身的历史。人成为一切思考的中心。资本主义作为经济制度主张个人主义原则，生产资料私有制，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制度主张民主制度。近现代社会主义思想是工业革命开始，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时期与资本主义思想相对立的一种政治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是农业社会瓦解时期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社会主义以集体主义为核心。
【关键词】两个必然 两个绝不会 辩证统一
一 两个必然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由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再到新的基本适合的辩证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被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使得以生产资料使用社会化、劳动过程社会化和劳动产品社会化为主要内容的生产社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化生产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发生了对抗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集中表现。这种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第一，在阶级关系上，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第二，在生产上，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经济危机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法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因此，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占有，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二 两个绝不会
在提出“两个必然”的基础上，马克思又进一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思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两个决不会”强调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是由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的，而不是凭人们主观的意志、愿望实现的。当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会灭亡的；当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时候，这种生产关系就必然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而且这种取代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它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
三 “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是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哲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马克思的“两个必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前进性，“两个绝不会”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曲折性，二者共同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
社会主义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交织着和低潮、顺利和挫折。这一方面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科学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这些致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困惑和疑虑。不能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在本质上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因而，这些变化也就不能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四 “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意义
“两个必然”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以阐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而成为科学。如果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不能成立，整个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也就没有意义；动摇了“两个必然”理论，也就动摇了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大厦。不能否认，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重大变化。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因而，这些变化也就不能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两个绝不会”是对“两个必然”的补充、深化和发展，“两个绝不会”既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两个必然”论断的运用和体现。
第一，深刻认识“两个绝不会”，有助于我们实际把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两个绝不会”的思想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任何社会形态的更替都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期。社会主义要从根本上消灭剥削关系和私有制度，就要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要建立高度繁荣、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新社会。
关键词：资本；资本属性；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012－03
资本主义精神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的生产方式、运营方式、产品的分配方式及相应制度决定下的资本经营者的精神状况及表现，它是资本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动机、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的抽象表达。
一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主体间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
较早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概念的是马克斯・韦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诚实、守时、勤奋、节俭的理性精神和生活态度，是资本家的“节欲”精神，这种精神是宗教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1]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促使了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和发展。
在韦伯从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高度对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以后，西方学者纷纷对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研究，并赋予不同的内涵。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由企业家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的统一体。例如，他认为17世纪荷兰的崛起不是起因于新教，而是因为有宽容等其他的精神动因[2]。美国学者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对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进行分析后认为，现代化的、以增长为导向的经济背后的动因或者“精神”，并不是对“理性经济行为人”的解放，而是民族主义[3]。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们分别代表了冒险、投机和革新等精神，其理想特点是企业家和领导者具有“感召力、想象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6]。
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和反映是经济伦理和道德。当代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和著名学者梅原猛在其合著的《回归哲学》一书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他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以追求利润为主题而获得了发展，现在，道德、伦理和资本主义明显分离了，剩下的只是赚钱，一些经营者缺少社会责任感。他主张超级大企业必须自我抑制，公正经营，不能和政治权力串通一气危害民众的利益[4]。另一位被认为是儒教资本主义之父的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提出了“经济道德合一”的思想，则从另一方面阐述了日本资本主义精神[5]。
与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不同，国内学者、尤其是经济学界主要是从促进企业发展的角度进行借鉴研究，推崇资本主义所谓企业家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是企业家所具有的独特的个人素质，是个人内在的经营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如创新、冒险、敬业、合作等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财富的重要源泉。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假设，可以看出，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对资本主义精神正是从理性“经济人”的道德伦理角度分析的。第一，“经济人”是“自利的”，就是说追求自身利益是驱使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的根本目的和动机就是追逐利润，无论是理性的“节欲”精神、奢侈的消费精神，还是企业家个人的冒险和创业精神、经营意识、理念以及个人魅力，都是“经济人”围绕这一目的的精神表现。从“经济人”角度分析，容易将资本主义精神归结为自利精神。第二，在斯密看来，交易是出于“把我所需要的给我，你就会得到你所需要的”动机，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不得不考虑他人的私利，否则就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因此，“经济人”必须强调道德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必须“理性”交易，这就掩盖了“经济人”理的本质。第三，夸大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利他性”。“经济人”在逐利的同时，无意识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这被认为是经济人假设中最有意义的命题。然而，正是这一“‘经济人’的灵魂”的命题最具有蒙蔽性，它把资本主体的动机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精神，把它局限在一定的道德伦理等思想范围内，这和较早前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有着本质区别，它看不到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社会的道德人”，只能把人看做是单向度的“经济的道德人”。这样的分析，也使人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所导致的经济与道德的冲突，主观的道德价值和客观的经济价值分裂的本质。
我们应该看到，在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其内涵、表现形式、组成要素等随着不同主体、社会文化背景、历史条件不断变化，但其背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事实，它只能是资本及其生产方式的反映。资本及其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形式，而且是它发展演化的动力。而要说明这一点，就必须从资本范畴及其属性出发，对资本属性与主体精神表现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二
资本精神是由资本主体表现出来的。从个体层面上看，它表现为资本主体运用资本追逐价值增殖的动机、行为、道德表现等，如经营中的诚实守信、社会责任感、生活的理性节俭、个人的贪婪、自私等。通过个体层面和社会层面反映到主体的精神意识领域和行为上。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的逻辑展开和必然反映。
首先，资本的一般属性决定着资本主义精神的一般性表现。资本的一般性是指资本具有增殖性、运动性、价值性、竞争性、权力性。“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性。”[7]资本一般性是商品经济共有的范畴，它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任何阶段，任何领域。一方面，资本冲破民族、地域、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传统的束缚，使贸易、投资、金融、生产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这种一般性，资本对不同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行为动机等产生了冲击。资本与宗教作用，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宗教变革的产物，与文化、道德作用，就是义利统一、理性节俭的意识。资本精神反映在经济观念方面，就是竞争、公平、效益意识，反映在政治观念方面，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意识等。尽管资本主体的这些精神表现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资本生产、运营等活动方式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以资本运营为典型特征的社会，因而，它的资本主体具有资本一般属性决定的精神表现。
其次，资本的特殊性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第一，资本增殖或者说发挥作用，必须有一定的“作用场”或者经济环境，这个“作用场”就是市场机制。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行为动机、目的意图、道德表现、不同企业主体的理念和行为都以市场为中心，以盈利为目的展开，从而形成了既丰富多元又目的单一的充满悖论的精神现象。第二，资本在运动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资本的形式尽管不同，形态不断变化，资本主体的动机却是相同的，但由于资本主体在资本运动中的参与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等地位的不同，相应的形成了主体的不同精神。第三，资本归属不同的主体，资本主体精神表现不同。从主体角度看，资本主体精神有个体（包括企业家）、企业组织（包括跨国企业）、社会（包括经济共同体）等不同类型的精神表现；从资本运动过程看，有不同部门、行业、企业组织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等；从资本体现的生产关系看，它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和精神；第四，资本必须结合一定的社会形态，资本的增殖属性使得它不断冲破束缚自己的各种藩篱，动员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一切力量为自己服务。它不仅和不同的民族、国家、宗教、文化相结合，而且作用于社会结构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习俗、心理等不同层面，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社会不同层面的综合精神表现。
再次，资本主义精神对资本属性的反映表现在发达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一方面，它使得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人们站在了市场经济的同一个平台，从而使经济全球化进程能够迅速发展，资本运营所需的精神能够得以共享认同。另一方面，在世界市场中，经济主体一般都带有强烈的国家与民族的色彩，由于受国家与民族的利益、经济基础与经济能力，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的影响，资本主体精神必然面临着冲突与竞争，各经济主体总是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经济精神，培育自身的核心价值观，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是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演化发展的三种力量。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垄断资本、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投资、金融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资本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组，这就要求资本主体突破传统思想和特征，具有全球眼光和思维。在经济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要求资本主体更加注重商业伦理、重新定位实现自己动机的手段。所有这些，都使资本主义精神具有同以往不同的表现。但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未变，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未变。资本主义理性的逐利精神带来了什么呢？人们除了拼命的、单调的、运用一切手段赚钱外，更多的人感到生存状况日益艰难，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人的道德沦丧等，资本不仅把文明带到了全世界，也把危机与灾难带给全世界。
三
可见，从资本逻辑上讲，资本属性、资本主体精神的内在表现是一致的，从本质上不存在“善”，也不存在“恶”。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属性在资本主义特定社会的必然逻辑展开和主体精神表现。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却在生产着矛盾。资本主义始终要面临和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自身表现与生产方式的矛盾。
第一，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8]“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8]资本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8]。然而，正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资本，却是靠剥夺起家的，“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9]“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9]资本同样带着血和火书写着其发展史。而且，这种文明的悖谬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绝不罢休”[9]。可以看出，资本主义一方面创造出物质文明，另一方面表现出这一创造过程主体精神上的虚伪、欺诈和野蛮性的一面。资本自身发展与其主体精神表现之间存在着文明的悖谬。
第二，包括资本主义精神在内的资本主义文明自身的矛盾不断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虽然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看，其文明自身的矛盾却不断深化。其表现主要有四个方面[10]：首先，由单一性矛盾和危机向综合性矛盾和危机发展。资本主义由早期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文明危机”，引向现在的社会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在内的综合性、普遍性的危机。其次，社会主体自身的“文明矛盾”更加凸显。出现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体自身特有的“文明矛盾”或“文明悖论”。再次，由民族―国家范围的矛盾转化为全球性的矛盾。最后，由损害当下文明的矛盾向危及人类文明根基的“生态文明危机”演进。
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9]“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9]资本主义精神及其与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文明的矛盾深化和合规律性的演进，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资本主义精神表现的狭隘性、矛盾性、扭曲性，也预示了它的消亡和终将被更高的精神文明形式所取代。人类文明由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的转型成为必然。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资本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普遍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坚持这一分析方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对于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如何赚钱，而是探索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灵魂。没有精神追求和使命感的企业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构建资本精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11]。其次，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精神、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中，要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发，对资本加以道德伦理限制，始终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目的，企业及其经营者要从“社会的道德人”角度，实现最广大人的利益，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最后，对待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不仅是认识问题，如何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坚持的分析方法而不是西方学者的方法，建构与培育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承接，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既包容多样又形成核心价值体系等适合本民族、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精神的问题，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和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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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这一变化的集中表现。金融全球化的实质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关系所作的调节，其目的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一、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发展的结果。信息革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关系并没有改变，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统治关系也没有改变，但是资本的增殖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货币资本是资本价值的主要形式，它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起着决定性的、支配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是利润的实现和货币的增殖。在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进步。资本的价值形式演变成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二元结构。金融资本的发展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金融产品是最抽象的商品，它不同于其他商品，其区别在于它只有价格而没有价值。因此，金融产品是虚拟产品，金融资本是虚拟资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最深刻的变化发生在金融领域。由于金融资本的发展，直接金融取代了中介金融，成为资本价值的最主要形式。金融及其衍生产品的发展使金融资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对资本使用价值的生产实现了全面的、不间断的、有效的控制，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增殖，即资本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生产的最高统治，它把生产的社会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因是：
（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信息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第三产业：服务、信息业的发展，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
（二）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调整的需要。在私有化浪潮中，大量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以及股权分散化等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发展。
（三）资本对外扩张的需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2000年，全世界直接投资超过1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5倍，1982年的17倍。到2001年6月为止，国际贷款已达7万5千亿美元，是1990年的10倍。1998年，十大外汇交易市场日均外汇交易额已超过1万9千亿美元，是1989年的3倍。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量从1989年的5700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19000亿美元。在资本扩张中，跨国公司的发展十分引人注目。1980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为3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1999年，跨国公司的营业额则达到14万亿美元，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为世界出口贸易总额的2倍。在金融资本的推动下，资本集中和积聚规模和速度达到空前的高度，企业甚至跨国公司本身成为商品，并购势头凶猛，10年时间，增加近10倍：???
国际范围内的公共干预对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二战后，这样的干预共有两次：一是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废除，黄金非货币化，美元自由浮动；二是20世纪80年代初，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实行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国际范围内的公共干预证明，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国际垄断资本。而国际垄断资本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国际垄断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
金融资本具有双重性质。金融资本不是经典意义上的食利资本。不能把金融资本与经济发展简单对立起来，资本的增殖过程需要金融资本的介入，它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金融资本并非置身于生产变革过程之外，它是发展信息和服务业的载体，甚至可以说，金融产品本身就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金融资本的发展促使信息和服务产品转化为商品，并通过高新技术的开发，实现资本的增殖。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发展为促进新技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金融垄断资本又建立了金融专制统治，成为加强和扩大国内和国际剥削的工具。今天，金融已发展成相对独立的领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现象日趋严重。金融投机造成了金融和经济的不稳定并频频引发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垄断资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破坏作用。应该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看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即将崩溃。但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又包含了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它将沿着克服矛盾和危机并产生新的矛盾和危机的辩证过程前进。
二、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金融全球化发生的背景是，发达国家遭遇70年代初二次能源危机的冲击，战后“黄金30年”结束，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入“滞胀”时期，生产过剩，特别是制造业生产过剩，资本利润率下降，资本贬值，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出现了资本积累过剩和流动性相对过剩的情况。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危机，拓展生存空间，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则是资本全球化的枢纽和杠杆。法国学者比埃尔·勒·马森指出：“金融全球化不过是为医治利润率下降而使用的镇痛剂”。②另一位法国学者、《金融全球化》一书的作者弗朗索瓦·沙奈则阐明了金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关系，他认为：“脱离调节学派所说的‘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危机’以及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被长期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殖，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殖困难中得到解释。”③资本的过剩积累促使大量资本从生产领域流入金融领域，成为推动金融全球化的强大动力。由此可见，金融全球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是生产和资本社会化发展的产物。它优化了资本资源的配置，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西方学者所说的，从福特主义的增长方式向金融资产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它缓和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和危机，扩大了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在金融全球化发展时期，美国保持了长达10年之久的经济增长，其股市盈利率创下历史最高水平。1989—1995年，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从2508.9点上升到5117.1点。1997年又飚升到7908.3点，1999年3月25日突破1万点大关，达到10006.8点。1990—1997年，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股市投资回报率为13.1％。某些基金，例如对冲基金的资金回报率竟高达30％。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繁荣④。
三、金融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影响
在金融全球化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它们是金融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金融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它们在金融全球化中发挥了推动、引导和控制的作用。这种主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业结构和金融业优势。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主要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均达到75％以上。信息业和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发展迅速，目前金融业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产业，8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均来源于以金融投资为主的服务贸易。近20年来，发达国家金融业内部结构也作了调整，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直接金融所占比重加大，融资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金融资本的社会资本基础扩大，加快了金融资本的积聚和集中。投资公司、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等共同基金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最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金融业占绝对优势。金融产品是特殊的信息产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出。此外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都有比较完善的金融法规、严密的避险机制和监管体系。
（二）发达国家政府直接参与推进金融全球化。发达国家政府除了实行特别有利于金融资本发展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外，还通过发展公共信用和国际信用，直接参与支持金融资本的活动。例如,经合组织国家政府把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可观的部分，即预算开支的20％或国内生产总值的3%—5％，转移到持有国债的金融资本所有者手中，从而使金融资本成为永久性实际正利率的受益者。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资料，仅美国国债就占了经合组织国家国债总和的39％。国债市场成为国际债券市场的支柱。这一市场掌握了世界金融市场30％的金融资产。这些资产不断寻求稳定的、流动的收益，其流动性是由二级市场来提供保证的，它们在二级市场中不断进行交易以实现增殖。这就是西方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幅度增发国债的原因。目前，除外汇市场外，国债市场已成为最大的金融市场。1980年，美国国债日交易量为140亿美元，而1993年则达到1200亿美元。1999年底美国国债累计发行余额5.77万亿美元⑦。
关键词：专题教学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原始积累批判性
《基本原理概论》是随着05方案实施形成的崭新课程，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基础性课程，内容全面而丰富，相对于其他的思政课程，它又具有理论性强的特点。在教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系统性的章节、学理性强而全面的内容与课时不足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在教学中如何处理好课程教学中各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把握其理论的精髓，圆满的完成教学任务，达到“着重讲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大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的教学目标，确实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能力和素质方面的要求，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经过近两年的教学实践，笔者尝试采用专题教学法，增强了教学的实效性。本文选取《原理》课第四章资本主义的形成及本质中关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例，探讨专题教学在《原理》课教学中的现实可行性及意义。
一、《原理》课教学过程中必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
(一)把握和体现理论的整体性和思想性
作为科学的理论，不只是一门知识体系，具有知识性，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具有整体性和思想性。如果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去教学，造成一种严重的后果：把它当成一门知识去传播，大大降低了其思想性，弱化了其批判性，使原理课成为教条僵化、空洞说教等的代名词，极大的影响了其教学效果。
基本原理的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帮助学生掌握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辨别政治是非的能力。以专题的形式对基本原理进行教学，既可以实现三个组成部分在知识层面上的相互渗透，又可以体现理论的整体性和思想性。我们在教学中注重揭示理论本身的逻辑性，并力求展现其逻辑力量。这就要求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充分的借助理论本身具备强烈的逻辑性与批判现实的精神，在教学中，注重分析基本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以第四章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的教学为例，教材在关于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的论述已相当完整，内容有：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时间、主要途径。2、资本原始积累的方式，及其在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的历史意义。这些较完整的知识和系统的思路无疑在教学中给予学生和老师重要的思路指向，然而如果教师只是将这些知识点讲明，而没有尝试深入，那么这样的教学就同中学政治课无异了，只是将这些知识灌输给学生，也就没有办法达到启发学生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教师要真正做到对理论的深入的挖掘，知识面上的展开，就必需选取教学内容中的重点内容，以专题的形式，结合相关的具有现实意义的前沿问题展开，就会有利于将理论本身的思想性得到彰显。
在对教材的分析过程中发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论述，注重从历史上时间层面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关的各个因素的产生的时间及途径，如资产阶级的产生是由封建行会内部的分化产生的，由商业资本家演化而成的，而代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另外一个因素：自由劳动力的产生，由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演变而来。针对这个问题，要采用对于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综合探讨其历史背景，也就是探讨封建社会的末期的历史条件，在社会的各经济因素中，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有紧密联系的生产因素，如封建社会所有制关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区别，如封建社会的地方割据如何形成及影响，人身的依附的关系，等重点探讨，生产过程中，封建社会的资本的面貌，以及它运行的方式与资本主义存在的根本的区别。通过这个过程，引导同学综合运用自己的历史知识和马克思唯物史观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主动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条件。
(二)把握理论深入与前沿问题的结合，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批判性不只是理论批判，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批判。批判的目的在于改造现实，使现实朝着更加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状况发展。离开批判性，一味迎合现实不是的立场，也就不能说服学生，更不能使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思想政治理论课注重培养学生在生活中盲目接受各种流行观念和价值信仰，而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进一步追问其合理性，进而做出判断和选择。
理论是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产生的，它立足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发展，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性。在教学的过程中，应善于引导学生回溯历史，考察理论的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探讨马克思提出科学的理论的现实意义。这反映在主题式的教学中，要求同学要针对某一理论，要具备历史的视角，对理论本身形成与当时社会面临的问题有深入的了解，最终，了解理论提出的历史价值。在主题式教学过程中，要达到此目的应选取结合前沿性的问题综合探讨，充分调动学生探讨问题的愿望，特别是选取正处在争论当中的，对此没有形成定性认识的问题，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生必需要对选取的问题进行信息的搜集，达到对问题争论的实质的认识，之后根据自身的立场和判断，形成观点，并探讨支持此观点的根据。课堂的完成，由于引入历史的视角，不仅使得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入，而且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比较分析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
以“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例，可以提前布置学生搜集近期关于“中国是否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争论进行课堂上进行讨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回答问题，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否属于资本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的意义和内涵是什么，如果不是，那么，中国曾经经历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吗？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进行。
对此问题的讨论，必然要求学生在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观点的基础上，深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考察东西方特别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找出两者之间的特点和区别。课堂教学中，教师有意引导学生运用唯物史观探讨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特点，综合联系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更替的基本规律及特殊性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使学生形成认识：资本的原始积累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形成的推动因素之一，是工业化进程的前提条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特殊，发展缓慢，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是以政府推动为特点，如，推动资本积累，建立了清末的工业基础。对于现今讨论“民营资本原始积累”的问题，是不是资本原始积累，要考虑我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对应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是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因此，经过讨论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关于“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分析现实的问题的能力。
二、《原理》课实施专题教学法的要求
专题教学法通过把学科知识的理论性、系统性、思想性、现实性相结合，以提高教学实效。基本原理的专题教学，就是要把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及其组成部分按照内在逻辑组成一个专题体系，并结合相应的方法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法。
笔者选取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问题的专题教学，方法论的依据在于运用基本原理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改革实践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学生中出现的一些模糊认识，进行辩证分析，使学生掌握的正确原则、立场、观点和思维方法。
本专题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以的基本原理为依据，分析现今我国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由于社会的改革的推动而出现的在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民营企业家个人财富增长迅猛的现象原因及意义。强调这个过程与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关于“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意义体现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历史意义。引导学生应用关于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的认识，论证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实践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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