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6 15: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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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2007年7月17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牛古吐乡敖吉村农民工赵某来到吉林省某电信公司工作，被公司派往长岭地区安装铁塔，2007年8月5日赵某在工作过程中被绞磨砸伤双腿。伤后公司派人将其从长岭送到长春市中医院救治，医院诊断为：失血性休克、急性肾功能衰竭、右胫腓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据此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在家属强烈要求下，三天后转院到长春市中心医院治疗。电信公司支付了800元转院费用，借给赵某7000元住院治疗费，并派人护理了12天。在长春市中心医院治疗47天后，因医院要为赵某截肢，赵某在没有与电信公司联系的情况下于2007年9月19日转院到内蒙古赤峰市医院，住院7天后，又于9月26日转院到敖汉旗光达骨科医院治疗，于12月2日出院。由于电信公司只负担了部分医疗费后便不再支付任何费用，赵某为治病早已负债累累，家庭经济状况陷入了极度的困难之中。赵某无奈之下，只能向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申请工伤认定，2008年2月27日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认定赵某所受伤害为工伤。赵某依据工伤认定决定，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吉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请求长春市宽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裁决电信公司支付医疗费81，159.72元；支付交通费19，965元；支付陪护费34，557.6元；支付住院伙食补助费16，500元；支付工资报酬14，300元；支付工资赔偿金14，300元；支付营养费6，600元。并对上述7项费用先于执行。
【承办过程】
由于赵某家庭生活困难，法律知识欠缺，也无力支付律师费用，2008年8月15日，赵某来到吉林华港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吉林华港律师事务所受理并批准了他的法律援助申请，指派黄业律师承办该案。
黄业律师接受该案后，认真了解了案件的基本情况，及时查阅了相关的证据材料，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吉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制作了劳动仲裁申请书，请求长春市宽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电信公司支付上述7项相关费用，并制作了词。
长春市宽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8年9月28日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电信公司辩称：赵某是工程承包人陈某招来的工人，当初公司与陈某订有委托协议书，施工现场中出现任何安全问题均与公司无关。当时给赵某的工资是700元每月。赵某受伤是因其在工作中麻痹大意造成的。在赵某受伤后，公司派人从长岭将其送到长春市中医院救治，三天后转到长春市中心医院治疗。在长春市中医院的所有费用均由公司承担，总计16，114元。转往长春市中心医院，公司借给赵某医疗费用7，000元，借给护理人员400元，并去医院探视时花费1，800元。后来在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赵某转院到别处，2008年5月公司为赵某支付了劳动鉴定费用180元，但没有收到鉴定结果。因为公司与陈某有协议，所以赵某的医疗费用不应由公司承担。并且赵某转院并没有通知公司，公司不承认其从长春市中心医院转院后的医疗费用。
根据电信公司的答辩，律师黄业发表了如下意见：
赵某与电信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虽然赵某是承包人陈某所招用的人员，但陈某是不具备用工主体的自然人，根据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四条：“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规定，应确认赵某与电信公司具有劳动关系。现赵某由于工作原因而受伤，已被长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根据《吉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吉劳社工字【2006】319号）第七条规定：“用人单位工程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者自然人，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农民工工伤保险责任，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单位承担。”因此，电信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按照《吉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十条规定享受相关工伤保险待遇。
长春市宽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庭审中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外出就医需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因赵某转院时没有医院转院证明，也没有告知电信公司，其转到赤峰及敖汉旗光达骨科医院的医疗费用及交通、食宿费待证据齐备时再行确认。因此电信公司先行承担赵某在长春市中心医院治疗费用28，930.49元。赵某在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应按电信公司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给付，因电信公司没有标准，因此伙食补助费按每日10.5元计算，为10.5×47天=493.5元。赵某在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根据《吉林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试行）》《吉林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暂行）》之规定，赵某停工留薪期为8个月，如果达到规定的停工留薪期需要继续治疗的，工伤职工或用人单位应在停工留薪期满前5个工作日内向设区的市级劳动鉴定委员会提出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确认申请。但赵某没有提出延期的申请，因此确认其停工留薪期为8个月，电信公司应支付工资福利待遇。关于赵某的工资标准，按照劳动争议案件证据规则，有关工资支付方面的证据，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在赵某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仲裁庭对赵某的三位工友于某、李某、刘某提供的证人证言予以采信。确定赵某的工资为1，300元，因此电信公司应支付赵某停工留薪期工资共计10，400元。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之规定，生活不能自理的工伤职工在停工留薪期需要护理的，由所在单位负责。现单位没有安排人员护理，赵某的护理费应由电信公司承担，金额为5，200元（每月按最低工资标准650元计算）。赵某治疗期间的交通费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出差补助标准进行报销。赵某及相关人员出行，应当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并尽量减少出行人数和次数。只有在公共交通工具无法到达或时间不允许的情况下，方可采用其他交通工具。从赵某出具的交通费票据来看，存在无必要包车和乘出租车等问题，根据合情合理的原则，仲裁委确认赵某的交通费用为3，267元。同时，仲裁委认为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报酬的，应按应支付金额的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但本案中赵某虽然没有支付赵某工资，但赵某自受伤之日起至今没有上岗工作，没有取得劳动报酬，单位应为其发放停工留薪期待遇，所以不符合加付赔偿金的情形，工资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因为营养费的请求没有相关规定，故不予支持。关于其他工伤保险待遇，应待长春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对赵某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后，按其鉴定结论，再享受相关待遇。仲裁委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四条“仲裁庭对追索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赔偿金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决先予执行，移送人民法院执行。仲裁庭裁决先予执行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二）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劳动者申请先予执行的，可以不提供担保。”仲裁委对赵某提出的先予执行的合理部分给予支持。即：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对赵某在长春市中心医院的治疗费用、赵某陪护费用及赵某在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赵某亲属护理期间的交通费用及赵某停工留薪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
【承办结果】
长春市宽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吉林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七条、第十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第二十九条第四款、第三十一条，《吉林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试行）》第三条，《吉林省工伤职工停工留薪期分类目录（暂行）》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作出如下裁决：1.电信公司给付赵某住院治疗期间的医疗费28，930.49元；2.电信公司给付赵某停工留薪期的护理费5，200元；3.电信公司给付赵某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493.5元；4.电信公司给付赵某停工留薪期的工资10，400元；5.电信公司给付赵某治疗期间的交通费用3，267元；6.赵某的其它仲裁请求，仲裁委不予支持。上述费用共48，290.99元，扣除电信公司借给赵某的医疗费用7，000元，所余41，290.99元由电信公司在裁决生效后15日内付清。电信公司收到裁决后，没有向法院提讼，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电信公司给付了赵某41，290.99元。
一、劳动争议仲裁与劳动争议诉讼的关系
（一）劳动争议诉讼应当严格执行仲裁前置制度。
根据劳动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以下简称仲裁）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必经前置程序，即劳动争议案件必须经过仲裁程序，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否则未经仲裁而直接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在这里，“劳动争议案件经过仲裁前置程序”包括以下两种情形：一是确实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实体上作出仲裁裁决；二是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即仲裁委员会在程序上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结论，包括裁决、决定、通知书三种形式。其中，第二种情形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劳动争议解释》）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而“视为”经过仲裁前置程序的。
在审判实务中，劳动争议仲裁前置制度已为广大司法工作者普遍理解和接受，但是仍有个别人员在严格执行该规定上还存有疑意。例如：对劳动争议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而仲裁委员会又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有人认为如确实属于仲裁委员会怠于履行职责，而长期不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也可视为争议已经经过仲裁前置程序，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笔者认为，劳动争议仲裁是诉讼的法定前置程序，凡当事人已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但仲裁委员会未作出仲裁裁决或者不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结论的，都属于未经仲裁前置程序的情形，人民法院均不应受理。
（二）仲裁与诉讼的衔接问题。
1、劳动争议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劳动争议诉讼虽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的规范体系，但是其与民事诉讼有一定区别。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以及劳动争议案件在人民法院内部分工管辖上由民事审判业务庭审理，此等情形或制度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在性质上就是民事诉讼。劳动争议诉讼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际上是“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这与当初行政诉讼“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定的情形相类似。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从仲裁到诉讼，是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程序过程，有其自身的规范体系和特征性，不能因其在诉讼阶段“借用”民事诉讼程序，而完全以民事诉讼的规范和理念来排斥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本身的规范和特征。相反，人民法院在运用民事诉讼程序规范处理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在某些环节上，更应当以劳动争议程序规范在诉讼阶段的特殊规定，来影响和改变某些民事诉讼程序原有的规范及理念之适用。
2、“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的特殊体现。
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的审理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体现在“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这点上，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不服而在十五日内起诉的，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而由人民法院对该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不服劳动争议仲裁裁决而诉至法院的当事人往往都是仲裁程序中败诉的一方，这里所称“败诉方”一般有两类：一是在仲裁程序中实体权利未得到保护或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当事人一方；二是在仲裁程序中被裁决承担责任的当事人一方。对于以前述第一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诉讼请求的核心就是保护实体权利，其起诉的目的与诉讼请求之间具有一致性。对于以第二类“败诉方”作为原告起诉的，其起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具体的诉讼请求，其起诉之目的就是不服仲裁裁决而通过起诉使其不生效，进而将劳动争议交由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判决。对于后一种情况，依照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不得不处理原告未请求的事项，对此有人认为违背了“不告不理”的司法原则。其实，这种情形并不能说明劳动争议诉讼违背“不告不理”原则，相反说明了劳动争议诉讼的特殊性影响和改变了“不告不理”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不告不理”原则的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诉争请求可经由仲裁程序向诉讼程序“移植”而形成。劳动争议诉讼是以仲裁为前置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对于后续进行的诉讼程序而言不能将其与前置的仲裁程序截然相分离，也即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因素对诉讼程序来说仍然具有某种程序价值意义。比如，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提出的请求和主张对诉讼而言仍然可以有效，换言之，“不告不理”原则在劳动争议诉讼中，应当从仲裁与诉讼两个程序的结合中才能得到完整体现。但是，同时应当看到，仲裁与诉讼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程序，而诉讼所要解决的仍然是原有的争议，由此产生一个如何将仲裁程序中的争议事项“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的问题。对该问题，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解决：一是人民法院及法官必须充分行使释明权，明确告知双方当事人“仲裁裁决因一方当事人起诉而不生效”、“当事人应针对原劳动争议提出诉讼请求或者进行反驳，并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等重要事项，促使当事人将其在仲裁程序中已呈请的诉争请求以及提交的证据“移植”到诉讼程序中来，从而达到“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进行全面审理”的诉讼要求。二是人民法院与仲裁机关应当加强协作配合，建立起仲裁程序材料（包括仲裁申请书、仲裁审庭记录等）向人民法院移送或复印的制度，为当事人向诉讼程序“移植”相关诉争请求及证据材料提供物质载体形式。
第二、在诉讼中当事人可提出与仲裁诉争内容“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中“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是指相对于原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而在诉讼程序中新增加的诉讼请求。因而，对“经由仲裁前置程序后，人民法院对劳动争议应当进行全面审理”制度中的“全面审理”应作如下理解：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所要解决的争议内容，从程序发展过程来看，既包括已经进行的仲裁程序中反映出来的诉争，也包括仲裁程序中未出现但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争，也即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诉讼案件，不完全受制于已经经过的仲裁程序中的诉争内容的限制，可以适当超过该劳动争议在仲裁程序中所诉争内容的范围。
第三、当事人的诉争请求应当在诉讼程序中另行提出。不管是在仲裁程序中已提出的诉争请求，还是在诉讼程序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都必须有待于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明确提出来，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人民法院“全面审理”的对象，否则确实有违“不告不理”诉讼原则。但是，由于劳动争议诉讼具有特殊性，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诉讼请求的形式可与一般的民事诉讼有所区别，表现在劳动争议诉讼的起诉与诉讼请求的提出两者可以相分离。根据前述“人民法院应当对劳动争议案件进行全面审理”的制度规定可见，对于劳动争议来说，只要当事人任意一方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人民法院就应当对争议进行全面审理，其他没有起诉或者没有反诉的当事人，如果仍然坚持其在仲裁程序中的诉争请求或者另行提出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的诉讼请求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该具体的诉讼请求，而不必另行起诉或者提起反诉，并且人民法院应当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判决。而对于一般的民事诉讼而言，人民法院只能针对起诉或者反诉的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这就是劳动争议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在起诉与诉讼请求的关系问题上的区别。
3、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应不存在反诉问题。
对于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仲裁裁决而起诉的情形，《劳动争议解释》第九条规定“先起诉的一方为原告，后起诉的一方为被告，但人民法院应对双方的诉讼请求一并作出裁决”，由此可见，劳动争议诉讼从程序规范上已排除了反诉制度的存在。同时，根据反诉的原理，反诉得以成立应当具有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的；2、反诉是独立的诉；3、反诉与本诉有一定关联性。因此，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中，反诉要得以成立也必须满足上述三个条件。但是，一般而言，那些在劳动争议诉讼中被认为是提出反诉的，其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反驳本诉，而不是为了抵销本诉。而且，前已述及《劳动争议解释》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后，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的，如诉讼请求与诉争的劳动争议具有不可分性，应当合并审理；如属独立的劳动争议，应当告知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可见相对于起诉一方当事人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其提出独立于原劳动争议之诉讼请求，则人民法院应告知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另行申请仲裁，这也从根本上排除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存在反诉的可能。综上，由劳动争议诉讼程序规范的特殊性规定，使得劳动争议诉讼在反诉的构成要件上缺乏“反诉是用来抵销本诉”和“反诉是独立的诉”两个要件，从而决定了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可以容纳反诉制度的存在。
4、起诉与原仲裁裁决效力的关系。
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如当事人在收到裁决之日起十五日未起诉，则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如当事人在此期间内提起诉讼，则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在审判实务中，时常可见劳动争议案件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内容并无不当的情形，对此有的法院按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理念处理，即驳回不服仲裁裁决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且认为在其作出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生效后原仲裁裁决即视为生效。这种对案件的处理方法及其认识，与前述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的规定相予盾，显然是错误的。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对经过全面审理认为原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仲裁裁决中具有执行内容的部分吸收到判决主文中来。不过应当看到，虽然仲裁裁决因起诉而不生效，但是也存在仲裁裁决在当事人起诉后经由特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特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经劳动仲裁裁决的纠纷准予撤诉或驳回起诉后劳动仲裁裁决从何时生效的解释》明确规定，仲裁裁决在起诉后经一定的程序事项又生效的情形只有两种：一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经人民法院审查准予撤诉的；二是当事人因超过诉讼期间而被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除此以外，仲裁裁决不存在起诉后经由一定的程序事项而生效的其他情形。因而，那种认为对劳动争议诉讼案件经过审理认为仲裁裁决的内容并无不当而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后，原仲裁裁决即生效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关系
（一）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程序关系。
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劳动争议案件中，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居于突出地位，而在人民法院审理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含有雇佣关系因素的纠纷又占有一定比例。虽然雇佣关系不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而属于民法直接调整的范围，但是由于雇佣关系也包含一定的劳动因素，因而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在某些外在特征上具有相似性的一面，尤其是在劳动关系中发生的工伤保险赔偿纠纷与在雇佣关系中发生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两者在某些方面更具有相似性。因此，正确区分这两类案件是审理好两类案件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
依照我国劳动法所反映的价值倾向，对凡具有劳动因素的用工关系或雇佣关系，都应纳入劳动法调整的范围和劳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的范围，并且对工伤赔偿实行的无责任补偿的原则（有的称为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制及理念体现了国家立法及行政管理对劳动者及雇工的特殊保护，符合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的社会正义。因而，对那些在养老、工伤保险等制度较为健全的用人单位工作，订有规范劳动合同的固定工，在其工作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按工伤纠纷以劳动争议程序处理，对此争议不大。但是，在审判实务中，工伤赔偿案件或者与劳动因素有关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较多发生在那些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身上。对这类案件，如果依照前述劳动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自然可按劳动争议的工伤赔偿案件处理。但是，对这类案件，如果是以民事法律规范来考量，又具有雇用关系的法律特征，从而可以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来进行处理。对同一类案件，分别适用工伤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不同的法律制度处理，对当事权利保护的程度影响较大。虽然，当事人选择工伤赔偿制度求偿，可因工伤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及随之而来的受害人举证责任的减少，从而使一些如果选择人身赔偿制度，将得不到赔偿或者赔偿较少的工人或雇员，从工伤赔偿制度中获得某种实体或程序上的利益。但是，工伤保险赔偿纠纷处理机制及程序具有繁琐、复杂、冗长的特点，其在劳动争议诉讼程序之处，还要经历仲裁前置程序，工伤认定程序（对劳动行政机关作出的工伤认定不服的，当事人可申请行政复议，并且还可提起行政诉讼）。对于那些在法律特征上可归为雇佣关系的农民工、临时工、雇工等人员而言，他们较少有时间、精力和现实条件来承受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繁琐、复杂、冗长的程序过程，工伤保险赔偿争议处理机制对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特殊保护的价值意义，反而成为一种负担和羁绊。因而，应当允许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是按工伤赔偿制度求偿，还是按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求偿。
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的几个典型劳动争议案件来看，如“刘明诉铁道部第二十工程处第八工程公司、罗友敏工伤赔偿纠纷案”、“龙建康诉中洲建筑工程公司、姜建国、永胜县交通局损害赔偿纠纷案”、“张连起、张国莉诉张学珍损害赔偿纠纷案”等，均是把那些依照劳动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劳动法调整的、未订立劳动合同的用工关系，作为雇佣关系而以民事法律规范处理其中发生的伤亡赔偿问题。这种司法处理方式，在实务操作上落实了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而不是在外在形式上、观念上表达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一条“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明确规定了雇佣关系中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制度，这体现了对审理前述案件审判经验的司法总结。但是，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该规定的内容与我国劳动法将那些虽具有劳动因素但实为雇佣的关系也纳入劳动法进行调整和保护的政策相一致。但是，如果严格执行该规定，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前述案件就应当按劳动争议处理，即应当经仲裁前置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而不能作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对该规定可以理解为，是为与我国劳动保护政策保持一致的一种政策性宣示，在审判实务中应当灵活掌握。
（二）工伤认定问题。
我国对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责任补偿原则，并建立工伤保险基金，实行社会统筹，用人单位承担全部保险费，职工个人不交费。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工伤保险待遇不仅体现为工伤保险赔偿金的支付，而且还包括其他一系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待遇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的特别保护，但是劳动者要享受工伤待遇，必须经由特殊的工伤认定程序。无论是过去的《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还是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均规定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部门的职权行为。同时，有关劳动法及司法解释规定，当事人对工伤认定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复议以及行政诉讼。以上说明，工伤概念及工伤认定的规定，渊源来自于劳动法，在民法中不存在有关工伤的规定，即“工伤”概念及其相关制度是劳动法背境下的特定事物。因而，对工伤认定问题必须依从劳动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不得违背相关规定而对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迳行作出自己的认定。
在审理工伤赔偿案件中，时常发现未经工伤认定的情形，其中有的案件完全缺乏工伤认定材料，有的案件则是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工伤×级”的鉴定结论，而当事人将此结论错误地作为工伤认定的结论，甚至有的审判人员也作如是认识。笔者认为，对于未经工伤认定，且当事人是对否构成工伤有争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不能迳行作出工伤赔偿的判决，对这类案件的处理，可有两种方法：一是按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止对案件的审理，告知当事人向劳动行政机关申请工伤认定；二是以工伤认定是劳动行政机关的职权为由，驳回当事人的起诉。
有观点认为，对于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构成工伤无异议的案件，可不必经由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可由人民法院直接作出已构成工伤的认识判断，从而判决工伤赔偿。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第一、是否构成工伤的问题与是否按工伤赔偿标准进行赔偿的问题是两回事，对于虽未经工伤认定但当事人协商同意按工伤标准进行赔偿的，当然可从其自愿，但是人民法院不宜因当事人认可构成工伤而作出是已构成工伤的确认判断；第二、对于已参加工伤保险的，工伤保险赔偿金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二是由用人单位支付的部分，对其中应由用人单位支付的赔偿金部分自然可以依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应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的部分，则必须依赖于劳动行政机关的工伤认定才能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民法院自行作出是否构成工伤的确认，则有可能与劳动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工伤认定结论相矛盾。
（三）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
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的竞合，主要有两种情形：第一、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第二、用人单位构成人身损害赔偿侵权致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又构成工伤的。对于前者，已失效的《企业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不久前生效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二款，均明确规定劳动者可向第三人请求赔偿；对于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只能按工伤赔偿程序处理。
在递上一只敦实厚重的白色信封三分钟后，刘嘉从财务手中接过一张狭长、单薄的收据。
和在中关村买鼠标、键盘时得到的收据没有太大区别，纸条左侧印着红色的“收据”两个字，字周围装饰着印刷模糊的花边，只是在“交来”一栏中没有填写电子配件的名称，取而代之的是“违约金”三个字。
刘嘉仔细地看了看人民币小写那一栏：一个“3”后面跟着四个“0”。确认无误，他用力签下自己的名字。
这是刘嘉27年人生中买的最贵的商品。他买下了他的自由。
触手可及的辞职
自由是奢侈品，刘嘉只有在打折的时候才买得起。半年前这个价格是8万，相当于刘嘉一年收入的1.5倍，存款的3倍。
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刘嘉来到北京某研究院工作，该研究院主要研制安全设备，这与刘嘉大学学习的化学工程专业没太多联系。
“总体而言，还不坏。事业单位，税前收入8万左右，解决北京户口。”刘嘉算是中等行情，班上同学从大国企、著名外企到小民企都有分布。
研究院主要是为矿山研究安全和预警设备，避免各种矿难的发生。刘嘉只是完成分内工作，并不多投精力。“避免矿难，重点是在管理方面，如果严格执行安全管理规定，基本的安全设备就可以杜绝矿难了。投入这么大精力研究安全设备，是舍本逐末。”
上班朝九晚五，工作任务不多，同事们大多上网打发时间。院里为此发文件，鼓励大家就自己感兴趣的项目申请科研基金。
刘嘉一直酝酿着化工方面的设计，他立刻拟了一个化工项目科研的申请书，但院里的领导以资金等原因婉拒了这次申请。当他再次提交申请书时，领导告诉他：“不要做和本院主业相距太远的研究，这样不合适。”
这时是2007年6月间，刘嘉一下子觉得办公室酷热难耐。同班同学中，已经有四个跳槽了。消息仿佛是约好的，同时传到刘嘉这里。一个同部门的同事，此时也辞职去香港念书，留下了空荡荡的桌子。刘嘉决定辞职，换回本专业。
因为这一年多的工作经历和本专业无关，找化工专业方面的工作没有半点优势，“和应届生比起来。我只是更老一点。”刘嘉在网上海投简历，终于在6个月后，迎来了唯一的offer，一家美国企业要一个化工项目工程师，薪水比研究院要高。
刘嘉兴奋地在新单位附近租了套一居的房子，并把这个消息告诉关系要好的同事，一周之内，全院都知道他要另谋高就了。在走廊上遇到他，同事都会问一句“什么时候走啊?”他微笑点头：“快了。”
违约金：辞职路上的障碍
刘嘉很快就后悔说“快了”。他迟迟没能离开。
离职的手续并不复杂，因为是事业单位，人事档案由单位人事部门保存。离职的时候只需把档案转到人才服务中心保管，并顺便把户口卡也寄存过去就大功告成。因为刘嘉已经找到新东家，他可以直接把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直接转到新单位。最后再开一个离职证明，研究院就会成为刘嘉的前供职单位。
但是办这一切手续之前，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违约金。在与研究院签署的合同上，刘嘉浏览过违约金那一项：服务期5年，未满5年辞职者须缴纳违约金8万元。
违约金，亦称违约罚款，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在一方不履行合同时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货币。这种民事责任形式只有在合同当事人有约定或法律有直接规定时才能适用，当事人一方不能自行规定所谓违约金。
“但多少钱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打算好好干一番事业呢。”当年刘嘉花了不到一分钟翻了翻合同，就在最后一页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年半后，他明白了这次签字意味着什么。
真正直面违约金的是2007年12月15日在院长办公室，在确定了刘嘉要辞职后，院长重申了8万这个数字。
在来找院长之前，刘嘉并不认为单位真的会要8万。半年前去香港读书的同事只交了3万。刘嘉觉得这个数可以接受，“5万是我的心里底线。”
刘嘉认为院长应该参考这个同事的违约金数额，但院长对此的解释是：工作的时间久，拿的工资多，自然应该多交。
刘嘉曾在网上看了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的报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取消违约金的规定。刘嘉拍着桌子大声责问：“新劳动合同法还有十几天就实行了，新法里规定取消违约金，你们收取违约金的行为是违法的。”
院长听到这句话猛地拍桌子站了起来：“我一直给别人上课，这二十多年来还第一次有别人给我上课!我倒是问问你，我跟你签的是劳动合同吗?”
聘用合同，非劳动合同
刘嘉这才意识到，他回到了问题的原点：他和单位签署的到底是什么合同，适用什么法律。
2002年35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规定事业单位与职工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政策和本意见的要求，在平等自愿、协商～致的基础上，签订聘用合同。
据35号文件，诚如院长所言，刘嘉与研究院签署的是聘用合同，而非劳动合同。
刘嘉所在的研究院是国务院某部委下属的事业单位，从2002年开始，事业单位逐步试行人员聘用制度。到2006年底，事业单位实行聘用合同的人员1700多万，约占总人数的51％。签订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员工，与所在单位因录用聘用、辞职、辞退、考核等人事管理事项引发的争议，被称为人事争议。
企业与员工签订的是劳动合同，二者之间的劳动争议，适用于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合同法》与《劳动法》。凡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身份均为“工人”。劳动争议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的可以向法院提讼。
但从合同范本来看，聘用合同与劳动合同有许多相似的规定，但二者适用的范围、适用的法律、监管部门都不相同。
目前，事业单位普遍为新来的员工设定了违约金。成都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委员何宁湘律师说，国家对事业单位实行编制管理，按照编制核算拨款的数额。前事业单位编制都是多年前核定的，基数多年不变。员工与事业单位签订聘用合同时，需要占用编制这一“稀缺资源”，同时事业单位一般都会为员工办理户口等手续。事业单位聘用一名员工的经济成本要高于普通的企业，因此事业单位往往通过设定高额、带有惩罚性的违约金，阻拦员工的离开。
某部委下属杂志社人事处工作人员林安平说，事业单位一般都参照《公务员法》，设置3～5年的服务期限。北京的事业单位以5年的服务期限居多，违约金以5～8万居多。
林安平大概是对违约金感情最复杂的人。入职三年来，他一次次向要离职的同事解释，事业单位工资较低，但是通过落户口给予补偿。如果大家落了户口就走人的话，单位难以正常
运作，违约金也是无奈之举。但今年，他决定跳槽，面对他的是3万元违约金。
但更多想离开的年轻人当初选择事业单位并非单纯为了户口。刘嘉曾想过在单位“干一番事业”，但签约时他并不了解单位的运作方式。商务部某下属事业单位的张超，拒绝了渣打银行的offer，“最终选择了这个工作证上带着国徽的单位”。但入职后他才发现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上网，金融专业知识变得生疏。“看看单位门口的那个老头，会不会是自己若干年后的背影呢?”但5万元的违约金令他的天平迟迟难以倒向辞职这一边。
“市场经济要求资源优化配置，其实，人才也应优化配置，而违约金正是人才正常流动、优化配置的最大障碍。”劳动法专家姚增坤律师说，“如果真的想留住员工，创造留人环境，远比设置高额的违约金更有效。”
《劳动合同法》适用的两难选择
某出版社的职员杨拓曾一直苦苦等待2008年1月1日的到来，这一天《劳动合同法》生效。
《劳动合同法》第96条规定：事业单位与实行聘用制的工作人员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未作规定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
在杨拓看来，这一条规定是她免除4万元违约金的尚方宝剑。她仔细曾查找了人事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但没有发现任何法律、法规和国务院文件对事业单位员工因提前解约须缴纳违约金进行规定。
这种情况下，关于违约金的规定理所当然适用《劳动合同法》废除违约金的规定(除两种特殊情况，解决违约金这种简单的人事争议可以通过单位内部的协商、调解，也可以通过人事仲裁和诉讼。有了法律支持，无论申请人事仲裁还是走司法程序，都有了保票。
但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在京直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张月明律师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听起来符合逻辑，但实践中并非如此。”张月明律师说：“尽管《劳动合同法》将聘用合同的部分内容纳入其的适用范围，但人事仲裁的处理特征更类似行政仲裁，仍然很难适用《劳动合同法》。在‘无法可依’的境地下，仲裁一般会依照合同约定。”这就意味着，“只要是没有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数额过于不合理，员工都要按照合同支付违约金。”
杨拓已经快把她从当当上花1.8元买的《劳动合同法》翻烂了。她曾坚信这将是她收益最大的投资，1.8元可以赢得4万元，但很显然，这1.8元还是打了水漂。
何宁湘律师在多年的人事仲裁实践中也一直面临这个难题：国家虽然成立了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但人事争议在法律适用上一片空白，没有任何专门的法律法规对此进行调整。人事争议仲裁在实体上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35号文件。虽然这只是一个行政文件，但却是关于人事争议所有处理规定的“老祖宗”。何宁湘律师对这位“老祖宗”十分无奈，“太老迈了，规定十分粗糙，缺少细则，给实际操作带来很大困难。还有很多没有涉及的方面，员工提前解约的违约金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进入诉讼程序，人事争议在适用法律方面会更困难。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只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只能是参考。而人事规定在形式上多为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及一些政策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不统一。“法官也不知该用什么裁判案件，有的法院适用劳动法，有的则适用地方政府人事规定和政策文件，有的还依据事业单位的内部文件。”何宁湘律师说。
解决目前《劳动合同法》适用左右为难的情况，张月明律师认为最直接的办法是完善人事争议方面的立法。虽然国家制定统一法律规范还没有时间表，但通过司法解释来调整人事争议，法学界都认为较为可行。
不久前，人事部和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合并传递了另一个信号：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其人事争议最终也将适用《劳动合同法》。何宁湘律师认为：如果事业单位最终通过民营化、股份制改造得以企业化，并逐步参加了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加之目前正全面推行养老保险的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人事争议与劳动争议案件一样统一适用《劳动合同法》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人事仲裁的尴尬境地
虽然人事争议在适用《劳动合同法》上摇摆不定，但对于拿不出违约金又希望带走档案和户口的刘嘉来说，人事仲裁和诉讼仍然是最后一条可以尝试的道路。
但是还没开始申请仲裁，刘嘉就遇到了麻烦，他找不到中央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地址。在网上搜索了半天，他在原人事部网站的一角，找到了关于这个单位的三行业务介绍和一个电话。
电话里，工作人员告诉他，仲裁委员会在和平里西区石油与化学工业研究院的113房间。这栋大楼的房间被不同的公司租下做办公室。113房间只有十几平米，被半堵墙隔成两个开间，外间只放得下一只两人座沙发，里间放着三张办公桌。一位李姓的工作人员对刘嘉居然在网上找到他们的电话十分惊讶，“网上届然有我们的电话。”
这里的工作人员只负责接收材料，确定是否立案，关于法律方面的咨询，则一概表示不了解相关法律。北京市海淀区的仲裁委员会工作人员在提供咨询时，也说不清楚相关的实体法律和规定：“不要问我，我不知道。”
“人事仲裁委员会在人事部门里是个很小的衙门，仲裁员都是律师兼职的，一般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相关法律，你能指望他们做什么呢?”何宁湘律师说。
在向仲裁委员会咨询未果后，刘嘉开始找肯的律师。有两三位律师一听说他要申请人事仲裁，立刻就拒绝了，他们不“这么麻烦”的案子。还有一位律师在收下他几百元咨询费后，劝他“算了吧”。
姚增坤律师过一些人事争议案件，他分析：“人事争议涉及法律适用复杂，熟悉相关内容的律师非常少：而且人事争议案件的报酬一般都不高，愿意的律师自然难找。”
北京是事业单位集中的城市，人事争议要比地方城市多很多。杨拓在辞职后曾在水木社区论坛上发帖子讲述自己的辞职经过，帖子发了之后，她收到了80多封邮件，其中有20多封是向她询问违约金到底该如何处理的。大多数想辞职的事业单位员工，找不到提供咨询的对象。
律师在人事仲裁中的作用也很有限，地方的人事仲裁委员会多为人事部门下属的行政机关，需要完全执行上级的指示。何宁湘律师就遇到类似案例，成都市某区人事仲裁委员会曾裁决一位中学教师因提前解约须向学校支付3万元违约金，在四川这笔违约金是少有的高。仲裁员告诉何宁湘，地方教委通过人事部门领导干预了这一仲裁，作为下级他们只得执行。
“行政干预人事仲裁的比例大约在60％～80％，”何宁湘说：“人事仲裁是政策性的、行政性的，不公平的，它的存在本身就很尴尬。”
违约金的私力救济
兜了几个圈子后，刘嘉的第一次辞职以失败告终。同事们在走廊上见到他都尴尬的一笑，他调换了部门，搬出了宿舍。
2008年6月，他在网上偶然看到一家设计院招聘化工设计师的消息，忍不住又投了简历。设计院很快给了他答复，8月就可以来上班。刘嘉再次面临违约金难题。
他仔细计算了自己的存款和证券，离8万元还是差了3万元，股市依旧低迷，他的心情也成了惨绿色。他开始去水木社区的“职业生涯”版溜达，各种各样工作上失意的人在这里倾诉，看到这些帖子，他觉得自己的孤单会减轻一些。
7月初，他在版上看到杨拓连载的“辞职手记”。此时的杨拓已经从事业单位辞职，正不无得意地在版上指导大家如何处理违约金以及档案等事项。
杨拓的违约金是4万元，但最终只缴纳了4000元。杨拓在网上总结描述自己谈违约金的场景，“在大boss面前我声泪俱下，他人很不错。最后我电话和他协商，又降低了几k。其实应该最早和他谈，这样我估计3k可以打住。”
刘嘉立刻给杨拓发信，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虽然对少交违约金并不乐观，但他打定主意要走“我就不信我堂堂七尺男儿不值这8万元钱。”在信的末尾刘嘉请杨拓帮忙出出主意。
杨拓立刻给他出了几个方案，都是经过她“精心研究”的。
方案一：直接走人，遗弃档案和保险、公积金。适用于要投靠对档案没要求的外企和国企的人。但先把户口卡找借口拿到手里，以防不测。这一方案刘嘉也考虑过，可以作为底线方案。
方案二：提起劳动仲裁。这一方案刘嘉尝试过，不现实。
方案三：向单位打欠条，然后领走档案户口。要求偿还欠款的诉讼时效是两年，两年之后单位就无法通过诉讼要求还款了。这一方案的可操作性太小，基本没有哪个单位愿意打欠条，但刘嘉觉得值得一试。
方案四：违约金谈不拢就磨，平时不积极工作，让领导无奈退让。这个方案太耗时间，刘嘉耗不起。
方案五：找有决定权的大领导谈，多说自己的困难，请对方怜悯自己，适当时候可以送东西和钱表示感谢，最好能找和领导熟的人替自己说好话。辞职理由以学习深造为佳。刘嘉豁然开朗，“我此前装孙子装得不够，没让领导感觉到对权力的掌控感”，他决定立刻实施第五个方案。
刘嘉首先从院长秘书那里得到了重要信息――每天下午5点到6点，是一天中院长心情最好的时候。此时院长不工作，也没人打扰，最适合提辞职。饭局结束时，秘书答应，哪天院长心情格外好，他就打电话通知刘嘉上去。
接着，刘嘉找到也在研究院工作的院长夫人，向她诉说了自己的困境，请院长夫人帮忙说好话。院长夫人是个温和、善解人意的知识女性。她安慰刘嘉不要着急。刘嘉没有送礼，因为院长一向不吃这一套。
刘嘉对违约金底线的希望仍然是5万，他手上刚好有这么多钱。“就当被打劫了，破财消灾。”
7月22日，下班时候，院长秘书打来电话，“今天心情不错。”刘嘉上楼时正碰上匆匆离开的秘书，“等我走远了你再去谈。我怕院长拍完桌子出来见到我骂我。”
这次刘嘉没打算争吵。杨拓建议他“声泪俱下，这样感人”。但刘嘉做不出来，不是女生，哪能说哭就哭。“我要是周星星就好了，上前扑通跪地抱住大腿就哭：英雄，放过我吧!”
但一进门，刘嘉就知道自己多虑了。院长一脸严肃，没等他开口就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你可以走了，我会给你一个你能接受的答复。”第二天，人事部门告诉刘嘉，违约金是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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