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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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费水平消费需求农村经济
农民消费是我国消费市场最重要的部分，只有农民消费水平的到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摆脱出口依赖型。目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低，严重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由此必须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使其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增长点，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
一、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
消费水平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水平一般是狭义的消费水平，它是指按人口平均的消费品(包括服务)的数量，反映人们物质文化需要实际满意程度。消费水平的提高，不仅要求增加消费品数量，而且要求不断增加提高消费质量。因此，消费水平是一个综合指标，最终会表现为人们的健康水平、科学文化水平和生活享受水平、消费环境的质量等等，反映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意程度。
1.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有利于形成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经济增长依靠的是社会需求的拉动，必须通过调节社会需求以调节社会生产而达到发展社会经济的要求。现在政府正不断的出台种种方案来刺激内需增长，其中有一点就是要扩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农民消费成为拉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
2.提高农民消费水平，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变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通过消费品生产结构和相关产业链上附属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
3.提高农民消费水平，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农村，农民消费的提高势必带来消费质量的提高，促使文化教育消费的增加，带动经济增长。提高消费中的科技和知识文化中的比重，提高消费质量，就能从根本上提高消费力，从而可以促进消费力和生产力之间、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农民消费水平较低的原因分析
1.农民的可支配收入较低，消费水平差距持续扩大
弗里德曼认为，居民的持久性收入是决定其消费的重要因素，没有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水平就不可能提高。我国现在还只是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要，消费水平还没有升级、消费结构没有优化，消费水平还未得到真正的提高。
2.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抑制消费水平提高
目前我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公共配套尚处在低级水平，农民购物难、用点难、行路难、上网难等问题突出，影响了农民的购买积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电力供应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较高;二是电视、通讯、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三是交通道路建设有待完善。
3.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农民储蓄倾向较强。现在农村的医疗成本居高不下，农村医疗保健型消费出现被迫的大幅增长，医疗保健费用已成为农民消费支出中增幅最大的一项。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大大增加，进一步降低了农民的现时消费，抑制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4.农村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商品流通渠道不畅
当前，农村市场体系尚未建成，商品的流通渠道也不畅，农民买、卖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方面，许多商品在城市处于过剩状态，而在农村却难买到;另一方面，农民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由于距中心城市相对较远，交易成本大，农产品难以适时卖出，不能转化为农民的实际收入，制约了消费水平的提高。
5.消费环境不佳，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
当前的消费环境不乐观，制约了居民需求扩大，造成了居民消费不安全和对消费环境的缺乏诚信，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和购买勇气，抑制居民的消费欲望，影响居民消费力的提高。
三、提高农民消费水平的方法
1.增加农民收入，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我国必须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消费力。扩大农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的有效购买力;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建设，扩展农民的消费能力;建立完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可以及时有效地掌握市场的信息，把握市场动向，推进农村产业化进程。
2.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要加大农村的电力、交通、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设的力度;还要加大力度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为广大农民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消费环境。同时在农村增加消费者投诉网点，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农民的消费权益，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民消费信心
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首先要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保障农民群众的健康安全;其次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农民消除后顾之忧，敢大胆消费;第三是要加大农村救助帮困力度，加快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贫困农民基本生活有所保障。
4.健全流通体制，加强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必须加大农村市场体系建设力度，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多层次的流通格局，搞活农村市场，支持城市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从而全面提升农村的综合流通能力;以小城镇建设为依托，鼓励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农村商业设施建设，大力发展与农村消费直接相关的零售业。
5.大力发展农村消费服务业，增加消费热点
农村消费服务业是带动农村消费提高的重要领域，是促进农村消费水平升级的重要方式。首先鼓励支持企业面向农村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和设计适合农民消费需求特点以及消费环境的产品系列;二是把向农民提供商品和提供服务结合起来，鼓励生产流通企业在农村设立售后服务网点，优化农村消费环境;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休闲旅游，拓宽农村消费领域，刺激农村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参考文献:
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现象，无论是最初以物与物的形式，还是进化到目前的资金量与农业国模化生产的模式，都存有一定的风险因素。而此时，金融机构的出现弥补了农村体制上的空白，令投资、生产、交易等过程转变成规范的流程，便于资金的有效流转与应用，且保证资金周转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
2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整体增长有着极强的正比例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步伐的加快，关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探索在学术界掀起了极其激烈的浪潮，相关的讨论声音此消彼长，但大多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比例的关系，即一个固定区域的经济增长越迅速，其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越良好，反之亦然。经研究，也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保持正相关。
2.1农村储蓄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早期国外的经济学者就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对二者做以明确的论证，采用了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度与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储蓄—收入关系的变量，从而得出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发展间正比例关系的结论。并且，基于这一点，对国家经济环境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农村储蓄量增长了，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将其资本投入到农村生产过程当中，促进农村相关基础建设行业的发展，令农村资本得到有效利用。
2.2农村金融机构利率的调整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方法，从农业、种植业、农民收入3方面，对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笔者在研究中利用统计数据，采用人均生产函数，做回归分析，如下表所示。通过对计量模型进行的线性回归分析，能够清楚的发现：我国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在农业经济增长中带来的影响较小。从表中不难看出，在金融机构进行的农业贷款，对农林牧副渔产值的影响值为正值,对农业总产值影响为负值，给农村人均纯收入带来的影响也表现为负值。另外，农村乡镇企业贷款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增长影响较大。这些结果从侧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贷款对农业经济增长以及人均收入的促进作用不大。
2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业经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机制。农村金融发展会对金融系统效率进行有效的提升，增强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性，从而能提高资本边际生产率，达到促进农业经济增长的效果。农村金融发展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繁荣，使得金融行业的各项基础设施变得更完备，金融工具的种类逐渐增多，金融功能更加齐全。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金融行业的繁荣，会吸引外界储蓄的不断流入，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有效开发农村金融资源，能够促进农村储蓄率的提升，加大农村储蓄份额，无形拉动了农村的投资。但农村金融的发展同样可能导致储蓄率的下降。金融的发展减轻了流动性的约束，促使金融风险得到分散，储蓄户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随时从金融中介机构获取资金。流动性的减轻，使储蓄户没有较多预防性储蓄的存入，从而导致了储蓄率的降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也很重要。利率水平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通常会随之提高，利率的提高会带来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同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会影响利率，从而影响储蓄率，所以储蓄率的上升还是下降是不确定的。虽然是不确定的，但金融发展的确会给储蓄率带来不小的影响，同时给经济的增长也带来影响。
农村金融发展通过“转化率”来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转化率”是指金融储蓄向金融投资方向的转化。通常情况下，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使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也提高。在金融体系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过程中，金融体系要对一部分资源进行吸收，主要体现在：交易成本的发生，主要是金融机构从分散的储蓄户那里吸收储蓄时带来的；信息成本的发生，金融机构为了能够让储蓄户放弃积蓄控制权时会付出信息成本；金融中介机构必然会从中获取利润。因此，金融体系对部分资源的吸收，会使部分资源不能形成投资。它们会以存贷差的方式流入金融机构以及以佣金的方式向交易商与证券经纪商处流入。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完善，会极大提高金融运作效率，使交易成本与信息成本得到降低。例如，良好的农村金融体系会使手续费用或者佣金费用等发生的交易成本得到降低；降低对农村金融的行政干预，会让农村金融市场走向市场化的道路，促进经济的提高。
3结束语
农村金融形成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使农民手中的资金保值增值，将资金自然流动到收益率较高的市场当中。在农村的民间资本流动过程中，我们很明显能看到“民间借贷”现象，即所谓的“抬钱”，并且出资方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固定利息，以便达到资金的有效利用。农村储蓄资本是农村投资的关键来源，它是农村经济的物质保障，只有当农村金融体系完成构建，才能够令农村资本与投资农村联系起来，从而达到降低农村外流资金量的作用。农村的经济环境也急需一个正规、有效的农村金融平台，有效提升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率，并以此来支撑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在农村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交易现象，无论是最初以物与物的形式，还是进化到目前的资金量与农业国模化生产的模式，都存有一定的风险因素。而此时，金融机构的出现弥补了农村体制上的空白，令投资、生产、交易等过程转变成规范的流程，便于资金的有效流转与应用，且保证资金周转的安全性与可靠性，进而促进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
2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整体增长有着极强的正比例关系
随着我国经济与金融发展步伐的加快，关于金融深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探索在学术界掀起了极其激烈的浪潮，相关的讨论声音此消彼长，但大多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正比例的关系，即一个固定区域的经济增长越迅速，其金融市场的发展环境越良好，反之亦然。经研究，也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的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保持正相关。
2.1农村储蓄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早期国外的经济学者就通过科学的理论分析对二者做以明确的论证，采用了农村居民人均储蓄额度与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村居民储蓄—收入关系的变量，从而得出农村储蓄与农村经济发展间正比例关系的结论。并且，基于这一点，对国家经济环境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政策建议。农村储蓄量增长了，金融机构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将其资本投入到农村生产过程当中，促进农村相关基础建设行业的发展，令农村资本得到有效利用。
2.2农村金融机构利率的调整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
利率与我国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比例关系。农村金融机构利率的变化能够改变农村投资总量，使得农村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或者加快。以来安县为例:当县里的信用合作社受到了国家利率调整指示的影响时，对县里的经济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当降低贷款利率时，县里当地的某些私人企业为求快速发展，积极进行融资，将其投入到企业的基础建设中去，进而令企业的生产效益得到提升，促进县里的经济发展。
2.3农村借贷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最初时，我国正处在资金短缺时期，农村生产效率停滞不前，传统农业生产遇到了瓶颈。与此同时，农村环境内部呈现出了部分资本流动的趋势，一方面，可以令农村手中限制的本金得到有效的利用;另一方面，正好为当时农业生产资金短缺的状况做以解围，农村经济对于资本金的需求极大，农村借贷的出现弥补了农村经济发展中对于资本流动性控制的缺失。经一段时期的验证表明，农村借贷频率的加快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令农村资本全面投入到农业的生产进程中。
2.4农村金融环境的转好使得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向好
金融市场具有降低经济波动幅度的能效。一般情况下，采用合理的金融机制可以平滑经济波动幅度，从而减免经济周期性的波动效应，对农村经济环境十分有益。一个稳定的金融市场环境可以令农村经济的发展稳步提升，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干扰减弱，这对于农村经济体制这一本就不强势的体系来说，就减少了经济振荡与危机的可能性。
3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经济学家与相关学者一直未停止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作用机理，并且将很多经典论断应用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上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收益。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经济增长效率是影响金融发展步伐节奏快慢的重要条件，二者间的影响已经渗透到农村环境中的极其细微之处。相反，如果农村经济增长止步不前，就会对农村金融发展极其不利。近年来，在我国农村，整体的金融环境日趋成熟，经济发展也在国家支持“三农”问题后有着质的飞跃，今日农村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同时，农村的各行业及经济的发展势头也为金融业务的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这对于农村金融来讲，无疑是一种挑战和机遇。意味着在未来农村的金融环境与经济环境之间，有着极其微妙的关联，令二者互相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进步与发展。而且，这与我国农村经济与金融相关政策的导向性密不可分。
4结论
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既面临“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重大机遇，又面临资源、市场约束增强和体制、机制性矛盾凸现的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下，要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和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就必须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全局，特别是要实现农业发展观的与时俱进，着力更新发展理念，拓展发展思路，优化发展格局，创新发展模式，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发展措施，不断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新局面。在实际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六个坚持”。
坚持以人为本理念，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农民是农村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就是要一心一意为农民谋利益，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使之分享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努力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
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是以人为本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中最根本的体现。要认真贯彻落实“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广开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既要从“三农”本身考虑问题，寻求出路，又要跳出“三农”，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思考问题，研究对策；既要大力挖掘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增收潜力，又要在农业和农村外部开辟新的增收途径；既要立足当前采取尽快见效的增收措施，又要着眼长远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治本之策，为农民增收提供新的动力。
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要使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体现在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过程。尊重农民的创造和选择，维护农民的经营自，切实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利。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推进乡镇政务公开、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维护农民对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和管理参与权。加强对农民负担的监管，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业和农村法制建设，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来管理农业、开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面推进依法治农。当前特别要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培育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
全面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这是提升农业、振兴农村的希望所在，是减少农民、使农民富裕起来的关键所在。要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摆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围绕增强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力加强科学知识普及、先进实用技术培训和思想道德教育。适应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和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扩大“阳光工程”的实施规模，加强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外出务工就业的能力。
坚持统筹协调理念，优化发展环境，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关键。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完善支农政策体系，强化农业发展基础，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要深刻领会“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着力消除影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城乡之间资源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体制，完善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的环境。要为农民提供平等的教育、医疗机会和待遇。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和公平化。引导各类资源与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完善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要全面落实“多予、少取、放活”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不断增强农业政策的反哺性和普惠性。调整和优化支持“三农”发展的财政支出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信贷资金投放结构。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机制，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扩大农业补贴规模。探索建立农业投入的补贴机制，积极推动农业的政策性保险试点，尽快形成完整的国家支持保护农业的政策体系。
加大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在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下功夫。要加强农业生产设施和农村生活设施，特别是农田水利、乡村道路、改水改厕和社会公共设施的建设，加快实施农村“六小工程”，大力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重点搞好农业“七大体系”建设，完善农业发展综合服务体系。按照项目构建工程、工程支撑体系、体系保障发展的原则，实施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等重点工程，着力提升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围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探索农业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有效途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实现农业生产、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的有机结合。
深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各地资源优势，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产品结构和农村产业结构，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设施农业和高效经济作物，加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提高优势农产品的集中度和优质专用农产品的比重。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加快发展现代畜牧业，同时大力发展高产优质水产养殖。推动乡镇企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集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特别是粮食加工业，延长粮食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强化农产品市场营销工作，促进农产品流通业健康发展。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农业资源。人增、地减、水缺，是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农业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保地节水。要加大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实施沃土工程，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改进栽培和饲养方式，推行间作套种、水旱轮作、立体种养模式，发展保护性耕作。引导农民科学施肥，努力培肥和提高地力。合理利用水资源，大力发展旱作节水型农业。
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理论，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基本原则，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的循环、永续利用和非再生资源的节约利用。发展生物质经济，支持农业副产品循环利用。大力推进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农村沼气发展步伐。发挥农作物秸秆资源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秸秆产业。推动农产品初加工后的附产品及其有机废弃物的系列开发、深度加工，实现增值增效。
切实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创造优美环境为目标，利用人、生物和环境之间能量转化及生物循环的规律，构建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促进农业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环境优良化。按照“提高认识、依法监管、加大投入、防治并举”的要求，加大农业污染的防治力度，减少土壤中的化肥、农药残留量。全面实施以清洁家园、清洁水源、清洁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进以沼气建设为重点的生态富民家园计划，加快规模养殖场粪便净化和生活污水净化处理设施建设，努力控制和减轻农业面源污染。扩大退牧还草工程规模，加强鼠虫害防治，不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逐步建立草原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坚持科技进步理念，强化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重大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是农业发展的战略基点。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必须把科技进步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提升农业科技基础创新、集成技术创新及应用转化的能力，加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
加快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和高新技术研究，力争在新品种培育、病虫害防治、生态环境建设、资源高效利用等方面取得新突破。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要实现由注重增加产量向提高产量、质量和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研究向研究、应用、推广和普及并重转变，由注重常规技术向常规技术集成和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并重转变。大力发展降低成本与节约资源的技术、标准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设施农业技术，建立农业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促进农业增产增效，关键要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核心是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要扩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优先扶持优质高产、节本增效的组装集成与配套技术开发。重点推广一批先进实用的农业科学技术，扩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应用范围。
坚持改革创新理念，消除制约农业发展的体制，增强农业发展活力和动力。深化农村改革是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全局的内在要求，是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农村改革面临的任务仍很艰巨，需要我们下大力气积极推进，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动摇。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全面落实二轮土地承包政策，建立健全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机制。要加快土地承包纠纷仲裁立法工作，完善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补偿费，推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国有农场农业用地保护和占用的监督管理。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增强集体经济组织对农民的服务能力。
探索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形式。鼓励和扶持农民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组建多种形式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村经纪人、专业大户和其他中介组织。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进程，保护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通过建立新型农村经济组织，建立起农民与市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积极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加快免征农业税步伐，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推动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体制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各项改革试点，探索解决乡村债务的有效途径。加快国有农场农业税费改革。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搞好兽医管理体制、农垦管理体制、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改革。
坚持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用现代工业理念谋划农业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大任务。要把工业经济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经营思想、管理方法、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等，导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大力改造提升传统农业，推进现代农业建设。
运用现代工业成果改造传统农业。要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逐步运用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为建设现代农业提供有力的物质技术支持。推进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与现代农业技术的结合，拓宽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增强和发挥农业的多种功能。积极采用工程、生物、农艺等技术措施，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大力发展农用工业，提升农业装备水平。
优化农业组织形式与生产方式。借鉴现代工业组织形式，大力推进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积极发展农业产业集群，不断提高农业的规模化、组织化、集约化水平，积极探索各种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引入工业融资方法，强化项目推进意识，开展农业资本运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格局。
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变化，以2002年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从总量看，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2001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703美元。由于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国GDP超过英国（大约为21，800亿美元左右），低于德国（估算低于27，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预期，即便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也会超过德国；即便汇率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不变，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也会提前实现。从结构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明显优化。与2004年普查数据相比较，200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有-0.7、＋1.1、-0.4个百分点的变动，显示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结构变动的主导方向；第一产业比重出现符合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下降趋势，不过，由于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全国粮食连续两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比2003年增长12.38%；在工业快速增长中，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变到30.99：69.01，显示重型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但在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28.4%的同时，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2%，说明一部分重工业的增长是通过国际市场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所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平稳，交通、通信、旅游、科学、教育等都有新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是易于引发社会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通常有两类表现：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社会各方能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种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突出，各类矛盾与冲突加大。越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转第二种格局，保持第一种城乡发展态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差距扩大的城乡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推广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动中变化发展。从粮食增产、乡镇企业扩张、农民工进城、粮食涨价、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以来许多年份经济的顺利增长，都与农民的参与和贡献有关。在广大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是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78年至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63亿增长到13.08亿，净增长3.45亿，但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从1.72亿增长到5.62亿，净增长3.9亿，人口增量扩大的压力通过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以释放。三是农民融入城镇的过程，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江浙一带许多著名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但其起家于农村；珠江三角洲数量庞大的外资企业中，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明显优化。199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0.2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66.45%，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4%，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9.45%。其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47.61%，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11.81%。农林牧渔业是农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标，说明越来越多的收入依赖于受雇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少的收入依赖于土地。
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格局依然维持，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之中，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日益明显。从1980年到2005年，与我国城镇化水平单向提高相对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升有降，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波折中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一直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3年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余13个年份的增长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各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乡统计方面口径差别既定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PI）与偏离度（PIP）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将城乡居民数量与人均收系起来加以考虑，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百分比，由这一数值来观察农村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而农民居民收入偏离度则是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比重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观察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于人口数量比重的变化趋势。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变化与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化保持同一变化速度，则偏离度指标会保持不变。偏离度指标上升，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离度指标下降，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农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缓。计算显示，除了少数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离度的指标（PIP）显示，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从0.219上升到0.489，显示出相对于农村人口比重减少来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数几个年度，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略有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通过产出、消费和储蓄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1989年-2005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4%，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54.7%下降到不及全国的1/3。农户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从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类消费支出指标看，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消费支出比在2.26：1-4.57：1之间。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甚至有研究者称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在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一系列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出来。与城市广泛发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约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而且电压不稳，电费又高于城镇。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因为校舍短缺不能入学。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政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政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政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个国家占全国人口6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在对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18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政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1960年-1985年，18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30%，而在1960年-1980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农业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Todaro）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政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政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20世纪50年代的，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还林政策外，诸多区域政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政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种援政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网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政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政策和规则，并促使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政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Chenery）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75%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75%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65%，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15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5亿多人。这5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政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政策实施的轨迹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随着政府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逐渐弥补公共设施缺口，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会转移到增强产业竞争力上。世界上的现代农业有两种方式：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采取机械化模式，发展规模化农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更多地采用高产良种和化肥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量，以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0%－8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技术创新与优化结构相结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根据我国各地的不同特点，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能够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群。沿海地区农业应该把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调整和优化种植和养殖结构；土地相对密集型区域应该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粮油等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具有气候和土壤特色的区域，应该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具有资本优势的区域，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以特色加工工业为基础的专业镇和专业村；人口密集区域，应该注重面向城镇市场变化，发展劳务输出。
“以人为本”回答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究竟要建设什么的问题，使农民获得“幸福感”、“认同感”、“舒适感”是农村改革的最终目标。
目前，政府依然是农村经济建设最主要的主体，由于农民在农业经济建设中的出资比例较低，无法形成利益制衡的机制，而面对经济利益和农民利益发生冲突时，基层政府往往会选择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决定而牺牲农民的合法权益。比如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一些项目虽经济效益好但会破坏农村的生态环境，甚或严重影响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现实中这种现象屡屡发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基层政府没有搞清“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的关系，没有弄清农村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无法通过利益来制衡各主体的经济行为，那么基层政府在观念上能够清楚的认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项目建设至少包括“政府牵头、招商引资；专家论证、评估；农民评议、选择”的三项基本工作，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农村经济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
越是离农村越近的政府机构其行政性就越强，因为他们是中央政府政策的执行者。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如何解决好获得资金和使用资金的问题，是解决农村建设中利益协调的关键。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规划科学、对可持续发展有利、外溢效应大的公共项目给予补助，中央政府根据公共品的预期成本、外溢效应、价格弹性制定匹配率。中央政府应该给予基层政府发展农村经济更大的灵活性，越是基层的政府越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越了解当地农民的需要，通过限定目标而不限定使用用途的转移支付资金可以实现这一政策目标。
经济开发在项目上包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开垦荒地、植树造林、装备机械、改进生产技术、发展多种经营等；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建设，生物能源建设，信息化服务建设，改善生产、居住环境，信息化建设等等。这么多的项目的实施必然需要排序，顺次开发，那么基层的政府最了解当地农民的需求以及当地自身政府的资金情况，在不存在寻租的假设条件下，再通过当地群众的民主评议来确定最终的经济开发项目工程，至此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多源利益制衡机制得以形成。再通过政府出资、银行融资、私人投资三方面资金的注入，用资金的形式将利益主体转化成农村经济项目的行为主体，使各方各尽其责，相互监督。
三、农村经济开发中各种资金的效果比较
以经济开发为例，分析财政资金、银行借款、私人投资对经济开发项目的影响。包括相关性和显著性两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国家自1988年起开始立项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农业综合开发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和确定的区域内，为全面开发利用农业资源，发展地区农业经济而进行的综合性生产建设活动）。
从资金来源上看，从1988—2005年，政府财政资金占50%以上，个人出资占32%，银行贷款占13%左右；从投资规模上，中央资金占历年转移支付的1%左右；从增长速度上看，自2000以来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的增加速度也是最快的，平均值是14%，私人投资和银行借款的增速是9%；从各项资金的线性关系来看，财政资金和前一期的私人投资有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也就是说，私人投资的加大引起政府不断的投入财政资金进行农业经济开发。
农业综合开发的最终目标是合理配置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通过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形式上的改进提高农业的产出水平，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资金投向上看分为两大类，即土地治理项目和产业化经营项目。具体包括，改造中低产田、生态综合治理、草原（场）、建设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开垦宜农荒地等。
引用如下模型：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
那么不同来源的K可以将方程引申成
Y=AK1αK2βK3χK4δ
方程同时取对数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模型可以引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
logY=αlogK1+βlogK2+χlogK3+δlogK4
其中K1为中央财政资金：指中央财政用于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属于专项转移支付的范畴；K2为地方财政配套资金：指地方各级财政按照一定比例与中央财政资金配套投入农业综合开发的资金。其中前两者还包括，世行贷款项目的资金；K3为银行贷款：指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银行贷款及其他信贷资金投入数；K4为自筹资金：指项目区农村集体、农民群众、项目建设单位（包括企业、农牧场、地方有关部门等）筹集用于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的现金和以物折资数；Y的选择：两个同他们存在较高线性关系的项目值，其一是“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服务项目数”另外是“经济林蔬菜的总值面积”两个指标。
回归结果如下表：
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方程，得到两个回归方程中各资金来源的幂指数。如果指数大于1而小于0那么函数方程就是一个递减的函数。在“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服务项目中”只有自筹资金和产出有明显的线性关系，而且是递增函数。说明随着私人投资的增加其数量不断增加。也就是对于农产品的加工该项目，影响其数量的主要因素是私人资本。政府的出资并不能明显改善“农产品”的产业化经营水平，这样就得到了如果要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应该更广泛的吸引民间的资本注入的结论，政府能做的是宣传动员以及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税收减免和便利的服务两方面，而无须进行直接的投资及参与经营。
另一个模型反映在“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上来，只有中央的财政资金和地方配套的财政资金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存在明显的关系，中央财政资金对于产出的效应是递减的，地方财政资金对于产出是递增的，而两者综合起来看“β-α”是正数，表示综合来看财政资金对产出的效应是递增的。解释这方面的原因可以是从两方面来看，中央对于粮食作物是给予补贴的，主要用意是保证粮食供给的安全性，而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地方农民的收入增加，进而经济作物更受地方政府的青睐。
四、结语
面对世界经济的强烈的冲击，无论是“粮食危机”还是“金融危机”，中国经济俨然成为了世界经济平稳的主要支撑，这和中国强有力的政府形象不无关系。中国政府的经济职能是一大特色。基层政府面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尤其是在农业经济建设中，往往忽视项目本身的质量，盲目的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忽视、侵犯相对弱势的农民的合理合法权益，在项目的出资上政府占绝大部分，无法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得到这样一个设想，在农业经济建设领域，将项目的发展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评判，就是确定该项目是否符合科学发展标准，那些落后的、损害环境的、低效的经济项目坚决不引进。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更能够统筹全局，保证“粮食安全”，对粮食作物给予补助，对区域外溢效应的公共基础设施给予补贴。省级政较为了解当地的基本情况，对于“经济作物”的种植加以指导，提高种植中的科技含量，将高校人才引入到基层农村中去，通过服务和补贴两种方式参与农业经济建设。以上我们通过模型分析可以证明我们的结论，即对于经济作物的产出促进，地方政府的出资最为有效。而对于产业化经营，私人资本的投入最有效，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增强地方服务质量来吸引自筹资本的增加。
[关键词]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优先序
一、引言
有关金融支持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方面,戈德史密斯最早提出了金融相关比率总结出各国金融发展与现代经济增长方面带有的规律性的趋势。其后麦金农与肖分别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深化论”和“金融抑制论”阐述了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赫尔曼等人提出了“金融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有选择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农村经济的特性、“金融抑制”、资本的“趋利性”和国家金融政策的调整,使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等金融机构大批退出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弱化趋势。因此,如何通过适当的政策设计让金融机构为农村经济服务,使其切实解决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的需求发挥配置金融资源的功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宁波农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试图在制度上对当前的农村金融支持提供发展的优先序依据。
二、宁波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
1.宁波农村经济的特点
宁波经济一种外向型经济,有天然的深水港,贸易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宁波的农村经济也是一种外向型经济。与传统的农村经济不一样,在宁波X县Y村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村1000余户农民,仍然经营传统农业即农林牧渔业的不足40%,而这40%经营传统农业的农户中有87%主要经济收入为规模养殖水产所得,剩下的13%虽然也经营传统农业,但是规模小、数量少,农业收入平均只占总收入的10%左右。该村中另外60%的农户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制造业的工作,其中80%的人靠办厂生活,不在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多是生产汽车零部件或纽扣之类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但销量好、订单多的产品。从以上数据我们看出,宁波贸易及物流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其实现了转型。尽管还是粗放式的增长方式,但是基本上农村经济已经不是我们传统的农村经济,实现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变。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是从事传统农业如水产养殖业的农户,其中一部分人也有自己的原产品初加工流程。宁波农村经济的这种特点对金融支持的要求和其他地区农村是不一样的,在有限的金融资源约束下,怎样更加有效的配置资金,让其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产生了金融产业发展的优先序问题。
2.宁波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
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形式有很多,从产业的角度可以分为: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再加上财政支农方面的金融支持,基本上包括了金融支持的各个方面,另外还有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但是由于民间金融是农村内部自发性的是内生的经济活动我们暂且不考虑政策上对其的影响。宁波农村经济现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即农户的生产活动基本上分为农业生产性经营和制造业生产性经营。这两种生产经营方式有其各自的特征,所以对金融支持的需求也是有差别的。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投资期限长、风险大,但是资金的回报率也高。在我们的调查中了解到,2009年受海洋气候影响,该村养殖虾的农户基本上都亏本,而2010年养殖的虾蟹产量和销路都很好,初步测算其资金回报率都在200%以上。在从事传统农业的农户中,60%的人需要资金来扩大规模或需要资金引进新的养殖技术或设备,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曾取得过银行或信用社贷款。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现阶段商业银行基本上都撤出了乡级营业点甚至某些比较落后的县级营业点。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正规金融机构只要农村信用合作社,但是相对于资金需求量庞大的农村经济体,有限的信用合作社显然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其次农村房屋及土地产权的不完全、不清晰使得农户无法通过抵押或质押来取得贷款,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户们反映很多时候的贷款要靠村里或镇里的干部或有经济实力的人的担保,这样无疑会加大农户的贷款成本,形成了一种新的租金,同时也无法保证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人的手中。最后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制为事业单位后,其绩效考核和职工工资待遇都同营业利润有关,因此作为一个理性人,信用社更多的是将农户的储蓄存款拿到工商企业处发放贷款,尽量避开风险较大的传统农业领域,不仅没有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反而是从农村“抽血”供应其他产业。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传统农业产业的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难从银行产业取得,也不具备发展证券业的条件。所以只能依靠财政在农业方面的投入,财政支农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可以直接通过项目投入到农业产业,比如养殖基地的建设投入或农户的免费技术培训等;也可以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补贴来激励其加大对传统农业的金融支持。另外要大力发展保险业,鉴于农业风险大的特性,发展保险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有保险的支撑会消除农户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激励农户自身对农业产业的投资。但是低的保费收入赔付比使得保险公司对此并不热衷,这也同时需要政策上对保险业进入农业领域给予支持,如税收减免等,也可以由财政出资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公司。财政支农和保险业的发展对于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但要有所侧重,前期已财政直接投入为主,以此来增加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和赢利能力;后期通过保险业的介入来激励农户的自发投资,同时减少财政直接投入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
农村的非农业经营生产领域对金融的支持需求又有所不同。调查数据显示从事非农产业经营即制造业的农户中,其中90%曾取得过信用社或农业银行的贷款,而大部分人认为金融机构无法满足自己的贷款需求,但是该村中的民间金融很发达,亲戚朋友甚至是钱会、合会等的资金拆借活动很频繁。宁波农村的制造业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分工程度特别高,多数家庭的工厂产品单一,只做一道工序,正是这种生产单一产品的模式使得他们的产品专业化程度高。但是资金的短缺使得他们无法扩大生产,形成规模经济。当产品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时,显然仅仅依靠农村经济自身的投资再生产无法满足对资金的需求,这就需要城市反哺农村。如果通过财政支农来解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显然这样发展起来的制造企业不具备自生能力,迟早会被淘汰掉。只有通过政策上对银行业倾斜,诱导银行重返农村扎根,在现阶段农村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情况下其资金回报率必然高于城市里其他资金密集型产业,在激活农村经济后,将会有更多的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直到城市与农村的资金回报率大致相同。另外也要发展证券业,规范民间资金流转。
三、简要结论及对策建议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对金融支持的形式有所侧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宁波农村的传统农业领域要优先发展财政支农和保险业;在非农产业要优先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
1.前期要加强财政支农力度,通过加大对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补助激励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但是要做到补助或其他形式的投入要以其对农业领域的金融支持力度为考核标准,做到专款专用;同时免费或资助农户引进农业技术以及收集相关信息。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体系,完善农业保险机制,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保险公司进入农业领域或直接由政府组建保险公司专门为农业保险。
3.在非农生产领域要大力引导商业银行的进入,在政策上为银行在农村设置网点或提供贷款提供方便,吸引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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