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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外，美国最关注的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了。
中美知识产权领域的纠纷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中国与美国签订贸易关系协定时，尽管当时中国还没有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但美国就坚持其中必须包括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定，否则就拒绝签字。那么，美国为什么这么关注知识产权问题？中美为什么会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其前景又会怎样？
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主要发生在1992年、1995年和1996年，但实际上，自1979年以来，美国就一直很重视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所做所为。为了维护美国产业界的利益，美国不断地要求中国建立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严格执行。从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的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79年～1994年，可称为“有法可依”阶段，美国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进展以及法律的完备性；1995年～2001年，可称为“有法必依”阶段，美国重点关注的是中国是否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强调执法制度的建立和执法机构的完善。
美国要求中国“严格执法”
2001年底，中国加入了WTO，开始履行《TRIPS协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有关义务，这也标志着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严格执法”阶段。《TRIPS协定》不仅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一些方面要高于已有的国际公约，而且把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联系起来，并特别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同时适用WTO的基本规则，如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透明度等，还拥有其他国际公约所不具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此，中国入世，不仅意味着要修改和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而且意味着更为严格的执行。通过一年一度的过渡性审议机制，美国可以在多边体制下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横加指责。不仅如此，美国在国内还设了专门的机构监督中国履行入世协议的情况。尽管入世两年来，中国已经按照入世协定修改或重新颁布了有关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关于集成电路、计算机软件、医药品等方面），但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仍有升级的危险，美国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了要求中国“严格执法”的阶段，以便为美国企业开辟更大的市场。在美国贸易代表提交的《中国履行WTO协议》2003年报告中，强调了“美国把解决中国对知识产权方面的执行问题置于第一要务”，要求中国加强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罚的力度，使这些措施有足够威慑力以制止侵权行为的蔓延。2003年，在中美经贸关系上，除人民币汇率问题外，美国最关注的就是知识产权问题了。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财长斯诺、贸易代表佐立克等高级官员来中国访问时，都把知识产权问题列为了重点议题。埃文斯曾指出，“中国在生产、使用和出口大批伪造产品……中国的软件盗版率在90％以上。有理由推测，中国绝大多数政府部门在使用盗版软件”。
美国对中国有三方面不满
在当前美国强调中国要“严格执法”的阶段，美国对中国的指责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认为阻碍知识产权保护有效实施的因素主要在于中国政府机构间缺乏透明度与协调、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刑事的门槛较高、缺乏训练有素的人才和惩罚力度不够等，要求中国继续进行持续透明的努力来处罚并制止盗版、仿冒商标以及销售盗版和仿冒产品；分配更多资源来执行，更为经常性地突击性地搜捕侵权者；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协调。
2．三种处罚措施都不具有威慑力。
关于行政处罚。认为行政处罚罚金太低，而且很少向公安部门提起刑事犯罪调查，即使是出于商业销售目的的盗版和仿冒。
关于刑事处罚。首先，对于少数已经的案子，由于缺乏透明度，也不知道最后是否被确认有罪；如果有罪，也不知道其处罚结果是什么。因此，美国要求中国修改相关的法律和规章，加大刑事的比例，尤其是对商业性的盗版和仿冒以及惯犯。其次，刑事的门槛过高。目前按照规定，够得上刑事的侵权者，如果是企业，必须有证据表明其销售额达到2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个人，则必须是5万元人民币。对此，美国要求中国降低这一门槛，认为，仿冒或盗版产品的销售数量是与处罚力度有关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决定是否调查、或定罪的必要条件。第三，中国应该扩大刑事处罚的范围，不能只局限于销售领域，还应该扩大到有意制造、储存、分销和使用仿冒和盗版产品的范围。第四，刑期太短。此外，还特别提到，按照中国法律，如果仿冒和盗版产品的出口没有达到一定的商业规模，就不应该被刑事。然而，进入美国市场的侵权产品50％来自中国，美国认为不严加惩处是不合理的。美国认为，实际上很少使用刑法来惩治商业盗版和仿冒商标的国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而中国是其中之一。
关于民事处罚。美国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缺乏一致和公平的处罚。
3．在商标保护领域，就驰名商标而言，外国商标所有者没有获得国民待遇。中国仅确认了200个驰名商标，其中无一项是外国商标。
从上可以看出，美国重点强调的是中国“执法不严”，部分地还要求中国的法律更“严”。
纠纷的演变，有其内在根源和逻辑
中美知识产权纠纷的演变，是有其内在根源和逻辑的。
关键词:美国国债;外汇储备;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美国增发国债的原因
第一,美联储增发国债的经济背景。融危机对美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创伤,主要经济指标显示美国经济明显下滑。2003-2006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3.4%,2007年GDP增长2.0%,2008年GDP增长1.1%,美国商务部公布2009年美国第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下降6.1%,从2009年三季度下降0.5%至今累计下降12.9个百分点,已经刷新了大萧条以来连续下降幅度的纪录(此前最高纪录为1953年三季度至1954年一季度的累计下降10.6个百分点)。美国劳工部2010年7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的失业率从5月份的9.4%-9.5%达到26年来的最高点。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失业率2010年底将达到10%。而战后美国失业率最高点是1982年底的10.8%。
第二,美联储增发国债的原因分析。对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造成的严重衰退,继布什政府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后,奥巴马政府推行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美联储又向资本市场注入1.15万亿美元的流动性,如此巨额救市资金的来源之一就是大量发行美国国债。
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税收收入不断下降,为应对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必然会使财政赤字更加严重。美国国会预算局发表报告预测:2009年财政年度的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1.2万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最高纪录,财政赤字占整体经济比例也将升至8%上。为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缺口,筹集巨额救市资金,大量增发美国国债成为美国政府实行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资金来源。我国增持美国国债对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稳定金融市场的计划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帮助,我国外汇储备很大比重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我国目前持有美国国债约8000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我国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见图1)。
二、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分析
截至2009年4月底,在前美国国债持有国和组织中,有7个总体减持美国国债。其中我国减持44亿美元,日本减持8亿美元,加勒比海沿岸国家减持89亿美元,石油出口国减持25亿美元,俄罗斯减持14亿美元,巴西减持6亿美元,只有英国增持246亿美元。“金砖四国”除印度所持美国国债略有增加(3亿美元)外,其他三国共减持64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6月份我国减持了25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减持幅度超过3%,创下了自2000年以来单月减持美国国债的最高纪录。减持后,我国所持美国国债总量从5月的8015亿美元陡然回落至7764亿美元,但仍居各国之首。这已是我国2010年继4月之后的第二次减持。各国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分析如下:
第一,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美元贬值和美元资产的缩水是各国央行减持美国国债的主要原因。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是指央行直接向市场注资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将向市场注入1.1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购买3000亿美元的2-10年期的美国国债、7500亿美元的MBS债券以及1000亿美元的机构债券。美国通过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刺激美国经济复苏的同时也会加大美元贬值的压力。因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巨额美元流动性将会充斥全球金融市场,这将可能会引发美元大幅度贬值和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美元贬值将降低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对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使得各国纷纷减持美国国债。
第二,美联储的国债回购计划对于美债市场价值的影响。美联储将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措施包括:一是大规模直接购买国债和由政府资助企业所发行的证券,以便影响收益率水平,从而起到刺激总需求的作用。二是进一步购入其他证券,如非政府资助企业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商业房产抵押贷款证券等。三是向金融市场的特定领域注入流动性。
美联储通过发行国债筹集救市资金,其购买者为外国投资者和本国投资者,然而无论外国还是本国投资者目前很难继续扩大国债的投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和需求萎缩,出口增速下降使得各国外汇储备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严重影响到各国央行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另一方面,经济的衰退导致美国投资者收入下降,即使储蓄率由2008年底的1.8%提高到历史平均水平8%,储蓄的增加也十分有限。为了弥补政府的融资缺口,避免国债收益率的迅速上升以及存量国债市场价值的大幅下降,美联储不得不推行美国国债巨额回购计划。
美联储回购巨额美国国债,短期内有助于美国国债市场的供求平衡的恢复,实际上却增加了美元长期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作为美联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一种手段,其本质是财政赤字货币化,美联储回购美国国债相当于向市场注入基础货币。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当利率极低时,由于流动偏好的存在,投资者风险偏好和投资欲望很低,造成货币创造乘数也偏低,因此,美联储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然而一旦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触底反弹,投资者将重新开始配置风险资产,货币创造乘数将会放大,如果美联储不能及时抽回流动性,通货紧缩很可能短期转化为通货膨胀。通胀则意味着美元实际汇率的下降和美元实际贬值,致使美国国债实际市场价值下降。
三、我国对美国国债的策略选择
第一,减持美国国债的原因分析。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实施了极为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埋下美国国债市场价值缩水和美元大幅贬值的种子。我国目前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大约2/3是美元资产,其中美国国债占34%。大量持有美国国债、有价证券等美元资产,已经威胁到我国外汇储备和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因此,中国央行应按照合理的规模逐步减持美国国债,以保障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首先,持美国国债是基于外汇储备资产的实际收益性的考虑。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与名义收益率和美元汇率有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元贬值,实际收益将减少。考虑到美国政府巨额财政赤字以及刺激经济复苏的救市计划,美元汇率将有长期下降的趋势。美联储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回购美国国债,这将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的下降。美元汇率和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双重下降将严重影响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基于这点的考虑,我们应该减持美国国债,调整外汇储备的投资结构,降低外汇储备资产中美国国债的比例。其次,我国作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国债无疑会增加我国在中美经贸谈判中的发言权和主动性。而美国国债这一谈判砝码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中国央行是否敢于减持的基础上。如果美国认定中国央行由于考虑到国债减持行为会降低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而不敢减,这一砝码实际上就失去作用了。我国适当减持美国国债,恰好有助于提高这一谈判砝码的有效性,增强我国在中美经贸关系中的谈判力度。
第二,美国国债减持规模的分析。由于美国国债蕴藏着巨大风险,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减持美国国债已是我国央行的必然选择,但是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必须按照合理的规模进行减持,不应在短期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减持。首先,出于对外汇储备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考虑。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美国国债成为全球金融市场上最具流动性的资产。为保障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充分的流动性,需要保证美国国债在外汇储备中占有合理的比例。其次,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人,如果我国短期巨额减持美国国债,这一行为可能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上各国竞相抛售美国国债的羊群行为,反而会加剧我国尚未减持的存量美国国债的价值下降,造成我国外汇储备的巨额损失。然而如果我国的美债减持行为能按照合理的适当的规模逐步进行,其产生的示范效应和美国国债市场价格的下降将会得到缓冲,这有利于美国国债的市场价值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再次,如果我国过大规模减持美国国债,这将可能使美国政府正在酝酿的巨大国债发行计划以及数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遭受阻碍,抑制美国经济的复苏。作为我国第一大出口国和重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经济的衰退和消费的萎缩将对我国的外需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尚未向内需型转变的情况下,外需市场仍然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综合以上分析,在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减持美国国债是我国为保障外汇储备资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必然选择,然而对于美国国债的减持需要按照适当的规模进行,我国持有的美国国债需要经历是一个长期的逐步减持的过程。另外,减持美国国债需要寻找适当的时机,应在美国国债需求情况尚且良好的时候减持,否则将会使美国国债价格和我国现有的美国国债市场价值大幅度下降。
第三,我国现有美国国债安全性和收益性的保障措施。除逐步合理的减持美国国债之外,我国作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者,有权利要求美国政府保证我国现有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实际收益性,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补偿和监督机制。首先,考虑到通胀预期的存在,我国政府可以要求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与通货膨胀系数挂钩,以保障我国投资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性。其次,在此之前我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只是一种债权性质的投资,对美国国债所筹资金的具体使用并没有决定权,如此就无法保障资金使用的合理性和收益性。我国政府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确保将美国国债资金有效运用于拯救经济,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往来,而不是对美国如何运用我国资金不进行任何的监督。再次,美国国债资金一部分流到了通用、花旗和AIG这些美国公司里面,我国政府可以要求获得一部分这些公司的股权作为抵押物,以补偿美元贬值给我国外汇资产带来的损失。
如果美国政府不能采取切实可行的机制保障我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收益性,那么我国继续持有如此大规模的美国国债对中美来说就不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局面,对此我们可以将美国国债问题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其它问题联系起来,要求美国在其他方面让利。如美国要承认我国市场经济的地位,对我国开放高科技出口,对我国公民开放这个旅游市场,对我国的银行业、金融业开放金融市场,这些会刺激我国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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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设计
美国的反倾销对于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极为不利，如何保护中国的企业不受美国的歧视和限制，促进中美贸易的健康发展是文章的研究主题，希望通过笔者的思索能够对现实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WTO 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权力的保护不仅与国内具有较大意义，对国际也具有重大影响，而与美国争端的解决，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一、WTO 框架下的中美贸易争端
1、贸易争端的主要表现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美贸易争端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从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逐渐扩展至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保护以多样化的形式进行，同类产品引发争端的方式变化，在农产品和纺织产品方面，由于保护本国市场和开辟海外市场，以及保护本国利益，中美两国的贸易争端不断，美国对中国农产品进行反倾销，对本国纺织业实行贸易保护。而美国的科技发达，尤其是高新技术领域，但是中国盗版盛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不健全，在WTO下引起美国的极度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贸易的摩擦愈演愈烈，而缺乏有效的解决机制使得这些争端的处理费时、费力，且往往影响大、牵涉关系多，导致中美贸易争端成为影响中美贸易外交、中美各自的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解决两国贸易上的分歧，解决例如贸易壁垒等诸多影响中美贸易和谐的因素，是文章的研究重点。
2、产生贸易争端的原因分析
贸易市场拓展，美国遏制。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生产力快速提升，产品市场也不断扩大，中国的技术产品在美国市场份额不断增大，使得美国相关行业受到冲击，中美之间产品的竞争日益激烈，中美贸易争端于是增多。在此情境下，美国为保护其国内产业，抢占市场，防止美国产品受到市场的淘汰，阻止中国在美国市场上获利，对中国产品实行反倾销、设置贸易壁垒、反补贴等一系列限制和压榨措施，阻止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中美贸易争端加剧。中国贸易市场拓展至国际，在美国市场上，中国产品的份额占比大，中美竞争剧烈，而美国的系列限制措施，则进一步加重了两国贸易摩擦的程度。
入世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相对于美、英等发达国家，仍处于发展阶段，中国的出口贸易还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出口产品存在种类单一且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情况，产品结构畸形，发展不协调。二是中国贸易出口的相关法律法规深受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与国际普遍规则存在适用上的矛盾，中国的相关法能否有效解决争端仍需实践的验证。三是，中国的产品优势来源于国内原料的丰富和劳动力的廉价，其在价格与质量上都存在着相对明显的优势。四是中美的社会制度差异，不仅使得经济受到政治的影响，而且美国强调私人利益，而中国注重国家和人民利益，这就导致中美贸易在目的上存在着根本分歧，这也是两国贸易争端不断出现且存在升级现象的原因。
二、中美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
1、WTO通用的争端解决机制
DSB机制是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由135个成员方参加，实际运行中，与理事会属于同一班子，但主席通常不为同一人。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为了促进其司法体系的完善并鼓励各成员国积极运用，引入了反向协商一致以及授权报复原则，改善了由于少数缔约方的干涉、不配合，使得专家组报告无法通过的情形，且败诉方若不执行裁决，胜诉方可以申请贸易制裁，在理论上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解决机制，WTO通过较为公正的方式组成了解决争议的专门部门，尽量排除干扰，做出较为合理的专家组报告，不过，实际操作中，裁决未得到执行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
2、必须要加强国内立法技术，保护我国产业的利益
美国宪法将管理权交到了国会手中，通过法律制定、条约批准、税收、开支等行使。美国对外贸易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现象，例如337条对于其本土知识产权的保护扰乱世界贸易体系，损害他国利益，且程序上限制外国救济途径。美国的替代国制度使得我国企业屡遭败诉，这是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不利于中美平等发展贸易。中国的对外贸易法能够将国内外争端解决机制相联系，维护对外贸易秩序，但是由于我国立法技术的局限和贸易技巧的欠缺，在解决对美贸易争端时处于弱势，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加强国内立法技术，保护我国产业的利益，维护我国企业的正当利益和交易要求。
3、完善中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加快培育我国的专业律师团队
WTOV讼实质上是律师的对决，因此，要完善解决机制，首要的是发挥律师的专业作用，加强政府和律师的合作，努力培养国内律师在WTO诉讼方面的专业知识和辩论技巧，提升其外语水平、增加实战经历。从国际争端解决来看，律师水平对于诉讼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加快培育我国的专业律师团队，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内的解决机制作用，也有利于国内机制与国际的接轨，使中国的对外贸易走向国际化。WTO的裁决得不到执行，则其权威无法体现，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的对外贸易相关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此，中美贸易争端解决必须要尽可能发挥WTO的作用，避免少数缔约国的干涉和操纵。
在WTO框架下，世界经济是一个统一体，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世贸既是挑战亦是机遇，如何直面挑战，把握机遇，发展我国对外贸易是经济发展的重点，中美贸易是中美双方对外贸易的重要成分，研究科学的争端解决机制于中美均有益处。也希望笔者的浅层次见解能够引起更多人重视中美贸易问题，并能够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使我国对外贸易能够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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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只是一国央行的国内政策调整，但其影响力不容低估，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强势地位使得全球经济都晃了三晃。中国对外经贸是否会受到冲击？又应该如何应对？
进亦忧，退亦忧
量化宽松政策最初为日本在2001年采用，多年来并未进入美欧主要国家政策工具的选项。金融危机后，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随即引发全球各国的强烈反应。本质上，量化宽松政策在信息传导机制健全的美国市场，美联储主席的表态即会对市场形成重要影响，更何况真金白银的大规模购债行为。
事实上，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只需开动印刷机就可以满足高负债企业和家庭的流动性需求。而且，在经济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进程中，美联储基本无需担心这种纯货币操作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
但是，美联储政策的外溢性十分明显，美债收益率下降、美元贬值趋势明显，释放的流动性中有相当部分通过贸易或投资，从美国经济中“漏出”。尽管其他国家也纷纷跟进，量化宽松政策接连出台，但美元以其强势的地位，被更为广泛的群体接受，美元贬值成为QE推出以来的基本走势。
2013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复苏态势逐渐稳定，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逐渐强烈。12月，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美联储明确提出将从2014年1月逐步缩减购债规模。尽管每月的购债规模只是从750亿美元降至650亿美元，逆向操作对市场带来的信心和预期影响却十分巨大。市场反应与指责甚至超过了美联储当初推出QE时受到的批评。
由于QE的退出，美国长期利率上升，资本会从其他国家回流美国。新兴经济体既难以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情况下贸然提高利率留住资金，又不可能通过增发本国货币增强国际市场购买力，无论国内经济还是对外贸易都受到较大影响。
毋庸置疑，无论推出QE还是退出QE，美联储的政策考量首先都是围绕其自身形势和发展目标的判断，美元的强势地位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和冲击却是实实在在的。
投资热度不减，中美贸易不受限
2014年2月1日，美联储历史上首位女掌门人耶伦首次明确表示，在市场通胀未超过2%目标时，即便就业市场并未复苏，美联储也不会突然改变美国货币政策，仍将继续削减刺激举措，并将按计划于2014年晚些时候完全退出刺激。
牵一发而动全身，资金配置平衡的移动对实体经济作用强烈，美联储QE的退出将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首先，美国本土市场购买力复苏加快。QE的退出将引起美元的升值或升值预期。而美元升值将提高美国消费者和企业的购买能力，增加美国的进口。这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言，有利于其对美出口的增长。
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消费者实施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进程，遏制数年的消费需求释放后对外部商品需求快速增长，有利于中国等向美国出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制成品国家贸易出口的增长，以及印度、爱尔兰等服务外包重要接包国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其次，资金抽离减弱出口国出口能力。QE的退出，会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政策共同作用，把在世界其他国家地区避险的资金抽离并流向美国。此类资金既可能位于其他国家出口为主的行业，也可能是通过资本市场间接支撑实体企业，私募等资金也会根据其投资策略重新调整全球布局。
资金的抽离会导致企业出口能力的下降，也会影响资本市场表现并产生融资困难，影响正常经营。一般而言，私募等投资基金都有着自身的投资信条和准则，QE退出的影响因行业领域而有着很大不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对环境影响较低的制造业投资以“内包”方式重新回到美国的行业，所受影响最为直接。
最后，美元资产升值有利于外储保值。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截至2013年12月，外汇储备额已经达到3.8万亿美元，其中持有美国国债就达到1.3万亿美元，占到总额的34.2%。QE的逐步退出会推高美国国债的长期收益率，减少中国持有国债价值被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侵蚀的程度。中国对外贸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继续保持顺差，外汇使用的渠道相对不多，美国国债的风险相对较低，作为投资渠道依旧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
QE退出影响全球市场分布和资本流向，投资风险较高的国家所受负面影响更甚。综合来看，中国受美联储刺激政策负面影响相对不高。
究其原因，中国企业长期以来积累的经验使其在危机中可能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具备更强优势，在各方角力中得以趁势扩大市场份额。而美国本土市场的复苏和美元升值带来的购买力提升也有利于扩大需求，提升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美双边经贸联系很难被简单割裂，QE退出对外资撤离中国的影响也不大。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3年的调查，96%的受访公司把中国列于其公司战略投资规划的五大重点市场之一，是5年来统计数据的最高值。在过去一年削减或暂停计划中在华投资的也只有15%。同时，纽约咨询机构Rhodium Group报告称，2013年中国对美投资翻番，在美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机会。
由此可见，多数美国对华投资企业依然并未改变布局计划，稳定的美国在华投资和快速增长的中国对美投资，将促使双向贸易额的持续增长。
提早预热，发现出口新需求
2014年是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重要一年，国内金融管理体制、涉外金融管理方式都可能发生重要调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使用范围的拓宽更反映了其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地位的提升。尽管短期内为支撑经济发展需要还不会取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但向实体经济注入的流动性已经大幅减少。
为尽量降低美国QE退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外部性”，应充分把握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关系，探索多项政策的协同配合。
短期内，对外贸易仍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美国市场需求的扩大和人民币的相对贬值正是中国扩大贸易出口的重要机遇。企业可把握双方资源与需求，积极拓展对美贸易。既要在遵守国际惯例规则和美国相关法律法规的条件下扩大对美出口，避免各类贸易摩擦可能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又要寻找从美国进口的新亮点，比如页岩油气进口。
也应看到，美国鼓励制造业回流、服务内包，对外国投资相对并不排斥，中国企业开展对美投资的数量也呈现了较快增长态势。投资企业多通过投资提高了技术水平，扩大了品牌影响力，拓展了业务范围，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即便一些投资由于所在地从中国迁至美国会导致贸易流失，从长远看也符合企业自身和行业整体的利益。
中美两国建立了多个对话和磋商平台，为双方提出各自关切、寻求解决方案创造了良好条件。对于因QE政策退出而遭受负面影响和损失的行业，中国应在各种对话机制中向美方提出，补偿因其政策干预引起市场环境改变而导致的中国企业损失。
奥巴马政府积极推动多项国际经贸协定，力争重新掌握全球经贸规则的制订权和经贸活动的主导权，把WTO多哈回合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在内的一系列谈判，作为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重点。TPP的目标谈判已然进入最后阶段，提出的规则和标准对非成员可能形成技术壁垒。中国企业需要通过投资提前布局，在TPP谈判成员国建立生产基地和经营网络。
必须注意到，尽管美国是当前为数不多启动扩张性政策退出的国家之一，但量化宽松政策刺激通货膨胀的货币效应十分明显。随着全球经济再平衡逐渐完成，包括欧洲在内的更多地区和国家的央行可能都会考虑相关政策的调整。金融与贸易虽然位于两个层面，但通过各种机制相互作用和联系，资金面的变化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要影响。
“这个协议是辛勤劳作的美国纺织工人的胜利。”11月8日，当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达成协议的消息传来，作为美国纺织业界代言人，美国纺织组织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xtile Organization）主席吉姆切内特（Jim Chesnutt）满足之情溢于言表。
当天上午，英国伦敦，中国商务部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波特曼（Rob Portman）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下称《备忘录》）。由此，前后耗时五个月、历经七轮谈判的中美纺织品贸易磋商，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也意味着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重新回到了美国业界期盼的配额时代。
截至记者发稿，据中国商务部公开的协议信息显示，《备忘录》将于2006年1月1日起生效，直至2008年12月31日，为期三年整。中美双方将在协议期内对中国输美的棉制裤子等21类产品实施数量管理，其中包括11类的服装产品和10类纺织产品。此外，21类产品中，16类为2005年一体化产品，5类为2002年以前的一体化产品。
在业界最为关心的基数确定问题上，商务部披露，“协议产品2006年的基数基本上是2005年有关产品美国从中国的实际进口量，2007年和2008年基数均为上一年度全年协议量”；增长率则为“协议产品2006年增长率为10％－15％，2007年增长率为12.5％－16％，2008年增长率在15％－17％”。商务部称，对协议外产品，美方将克制使用242条款。
《备忘录》对卡关货物问题亦有解决方案，即美国对协议签署日之前因242条款设限个案造成的卡关货物立即放行，但不计入协议量。
“从增加双方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而言，有协议更胜于无。”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曾任中美知识产权谈判代表、中国入关谈判法律总顾问的张月姣表示：“协议相对中国对WTO承诺的242条款条件优越，而任何相对原来承诺进步的协议，都应被看做是积极的。”
相对于美国业界的欣喜，中国似更多地感到几分沉重。在纺织品出口危机暂告一段落之际，国内需要直面的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威胁与遏制”还远没有结束。
利益权衡
目前，中美双方都没有正式的《备忘录》文本，而针对双方已披露的协议的主要条款，各自的利益得失已轮廓初显。对于国内纺织品业而言，因美国不断采取“特保”带来的极大的不确定性排除，未来三年的贸易环境变得可以预见。
在中美纺织品谈判中，受限产品的覆盖面、基数、增长率以及有效期，始终是谈判的核心内容，也是双方分歧毕现的争执点。根据商务部披露的《备忘录》要点，虽然中国在设限期限上做出了让步――较中欧纺织品协议长一年，由一直坚守的2007年延至2008年，但10％－17％的增长幅度显然较此前的预计要乐观――在中欧纺织品协议中，增长上限确定在12.5％。
尽管21类的设限范围较之中欧范围扩大许多，但中国在争取基数上仍获得了一定成果。此前，美方坚持以一体化之前即2004年全年作为基准期。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纺织与质量处副处长曹学军对《财经》表示，如果没有其他限制条件，目前基数的选取甚至可以说是中方“多赢”的结果。据发改委数据，纺织品配额取消的2005年，截至目前，纺织品出口额总体上较去年增长了约两倍。在此基础上设定配额，仍能带给中国纺织品一个“不错的增长空间”。
宁波缘美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峻认为，尽管今年还有50余天，但美国是以封关时的数据，即视2005年的基数全部用完（封关时进入美国的纺织品总量）为“2005年的实际进口量”。
此外，美国将立即放行协议签署日之前因242条款设限以及企业抢运造成的卡关货物，并不计入协议量。据中国海关的《受限纺织品出口监测日报》，截至今年11月9日，六类出口美国的受限产品清关率都已远超过100％，其中棉针织衬衫、棉制裤子和内衣的清关率高于200％，化纤针织衫的清关率高达324.29％。对于美国方面是否会让这些卡关货物无条件进入美国，目前尚不确知。
业界曾有担忧，距中美《备忘录》的实施还有50多天，这与6月中欧纺织品协议达成时面临的状况相似――其时，中欧协议的实施是在达成的40天后；而在期间，商务部所称的“管理真空期”出现，并旋即演变为一场“压港危机”――8000多万件纺织品和服装滞留欧盟各国海关。
原任国家纺织工业局行业管理处处长的世之维集团总裁樊敏指出，中欧纺织品协议的生效日期是6月11日，即协议达成后的次日，而协议的正式实施是在40天后，由此带来所谓“空档期”――在缺少中欧“双向核查”的情况下，双方企业开始争相出口，以期抢占已经生效的配额。
此次中美协议的生效期与开始实施的时间是一致的。另外，中欧协议签订时，很多中国纺织企业手握今年的订单，急于在配额耗尽以前成功输欧；中美协议的达成则接近年底，此时即使有新的订单进来，交货时间也通常在来年，因此不太可能出现所谓“抢关”。
得失之间
《备忘录》签署后，美国业界欣喜万分，这当然不仅由于他们获得了比欧洲人更长的协议期。
实际上，在协议内容的表述上，中美双方出现了罕见的口径差异――相对商务部公布的21类设限产品，美国方面公布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数字，指协议涉及34个种类。据商务部最新公布的“2006年－2008年中国输美21类纺织品出口安排”，这些设限产品下细分种类为34种，其中19种为目前已设限产品，其余15种为正在申请设限及最新增加的品种。
这对美国纺织业而言，无疑是一个颇大的收获。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波特曼在《备忘录》签署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34类产品将占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总数的46％。
这正是美国纺织组织协会感到兴奋的重要因素。协会主席吉姆切内特明确指出，这个协议，将原本不在美国纺织业界拟采用“特保”措施或者难以实施“特保”的20种的纺织服装产品纳入三年的配额控制，可谓是美国纺织业的“意外之喜”。
而据美方计算，包括棉制裤子、棉针织衬衫、内衣等在内的14种美国认为“最敏感的商品”，其2006年的协议量甚至低于实施“特保”下的配额2.5个百分点。而在三年的协议期内，这些产品的总增长幅度也将只比实施特保多出3.8个百分点。
事实上，中国商务部部长在伦敦会见记者时也坦陈，尽管美方在谈判后期表现出了相当的灵活性，但协议成果依然与中方的初衷有较大的差距。与波特曼侃侃而谈协议成果不同，更强调了此次协议达成的社会意义。
原外经贸部条法司司长、中国入关谈判法律总顾问张月姣认为，美国业界一直指责中国的纺织品冲击了美国97万纺织工人的生计，但纺织品业在中国涉及的是近2000万人的直接就业，且其中多为低收入职工，纺织业在中国无疑是更加高度敏感的行业；持续不断的贸易摩擦将使一些纺织企业难以为继，从而导致数以万计的工人下岗。张月姣强调，协议的签订有助解决就业和扶贫等社会问题，也是其首要意义所在。
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双方在最后的谈判中均有让步，力促协议达成，一方面是为美国总统布什11月19日访华营造和谐气氛，另一方面亦在为双方的其他外交和经贸事务谈判做铺垫，其中就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人民币汇率等。实际上，中美纺织品协议达成次日，美中经济与安全检讨委员会即向美国国会提交年度报告，同时还有一份包含57项内容的建议书。该建议书指，人民币至少应升值25％。
近忧远虑
尽管协议的达成使得未来三年中美纺织品贸易关系可以预见，但潜在的威胁并没有消失。
就在对美国政府表现深感满意的同时，美国纺织组织协会仍不忘强调“协议并没有消除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只是推迟了。”他们指责中国操纵汇率和采取多种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来提高产品竞争力，要求美国政府继续在汇率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据发改委经济运行局纺织与质量处副处长曹学军介绍，中国纺织行业在相当长时间里始终受到苛刻的配额限制。国际市场的恐慌，来源于今年限制放开后中国企业的自然增长。据悉，中国纺织业今年的出口额将达到1100亿美元。美国纺织组织协会则称，中国的出口纺织品成本比世界其他地区平均低58％，“巨量和低价”正是欧美等国对“中国制造”感到恐慌的原因所在。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除欧盟与美国，中国纺织品还面临着来自土耳其、哥伦比亚、南非、加拿大等国的“特保”限制、“特保”威胁以及反倾销调查。
“特保体制的建立是出于政治原因。”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NRF）国际贸易委员会副会长埃里克奥托（Erik Autor）在对中美协议达成发表看法时称，“它无视美国零售商和消费者利益所受到的损害，也无助于提高美国纺织工人的就业。”
宁波缘美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峻则指，由于配额总量远低于进口国实际的需求及出口的潜力，所有配额时代存在的“曲线出口”将仍然延续。这将造成新的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麻烦，为争端埋下隐忧。
此外，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对于中国制造的纺织产品保持“威胁与遏制”的思维，将很可能在2008年过渡期后导致同样严重的后果。曹学军认为，以今天中国纺织业的发展形态，很难面对反倾销等手段的制裁；而一旦被认定为倾销，中国纺织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将无法进入某个市场，这对中国纺织业无疑是很大的打击。
“只有积极应对、提高出口档次、优化产品结构才是解决办法。”樊敏表示，“政府须引导出口企业优化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加强对行业的研究，制定相应的行业自律和规则等。”
11月10日，即中美纺织品协议达成后的第三天，商务部在官方网站上公布了2006年输美纺织品管理的具体方案――2006年度的协议产品数量将采取业绩分配和公开招标两种方式进行。其中，业绩分配数量占协议数量的70％，具体按《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执行；公开招标数量占协议数量的30％，具体按《纺织品出口许可数量招标实施细则》执行。
关键词：美日贸易；美中贸易；贸易摩擦。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
2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2.1贸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决，其中数额限制，关税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主。贸易摩擦的手段比较单一。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倾销、技术性壁垒、特保条款、法律法规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更为隐蔽并且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更强。为什么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打击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来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尚不坚实，美元汇价可能会继续下跌，恐怖威胁仍会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的态势并不十分明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走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较弱，反之，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呼声较高。世界经济的低迷致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新贸易保护措施花样层出不穷，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反倾销、反补贴、特保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还有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也被广泛应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中美贸易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新贸易保护措施也频繁地发生在中美贸易中。而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低且保护措施单一，因此日美贸易中贸易保护措市场纵横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施的滥用较少。
2.2中美贸易摩擦比日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更大。
日本是美国的受托管国，日美贸易摩擦是发达国家之间围绕工业品展开的，是经济格局变动造成的，而中美贸易摩擦则更多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一直在推行它的单极霸权主义。因此对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美国视其为潜在的敌人，认为中国发展和强大之后会成为其经济和军事的竞争对手。因此美国当局提出了“遏止中国论”，并长期对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华出口进行严格限制。但是美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就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创汇，这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7年，美国为了缩小贸易逆差，推出了旨在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的新规定，但为了保持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内拥有30年的领先地位，规定只有不被列入“限制列表”的高科技产品才可以无限量地向中国出口，这使得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数量和质量大打折扣。美国商务部下属的专门负责出口管制政策的产业和安全局（bis）于2007年6月15日宣布，将对出口中国的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科技产品进行更加严格的限制，同时推出了一个涵盖20个产品大类的限制出口名单和一份“合法终端用户”计划。按照“合法终端用户计划”的规定，只有那些“被信任的用户”才可以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购买“限制列表”中的产品。 “限制列表”中的产品包括：飞机发动机、贫化铀、航空电子系统和惯性导航系统、激光、水下摄影机和推进系统、某些复合材料、一些电信设备、空间通信和防空设备等。这一新规定与以往多设限的高科技产品的类别相比看似略有放宽，但实际上可能会使出口和审查的程序更为复杂，从而使限制更加严格了。美国试图限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的出口，以保护美国在这些领域的垄断地位。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和先进技术的大量出口，以弥合两国间长期存在并逐步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二届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中也再次表达了中方的意愿。她说：“美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比例已从2001年的18％滑落到了2006年的9％。这种强化管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对华2 300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逆差。 ”也就是说，美国新推出的规定很有可能不但不会使贸易逆差缩减，反而会使现已存在的贸易逆差进一步加大。可见，中美贸易摩擦受政治的影响较大。
3日美贸易摩擦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启示。
3.1应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
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摩擦中，发达国家的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已经处于新的利益共同体中。要有效地应对及预防国外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壁垒引起的出口贸易摩擦以及外国对我国进行倾销可能引起的进口贸易摩擦，需要多方协同合作，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的“铁三角”关系和多层次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只有信息互动、集体作战，共同应对国际市场上形形的技术壁垒和倾销、反倾销、反补贴措施才能奏效。
3.2应坚决抵制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的压力。
应该防止美国以贸易逆差为由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导致中国经济衰退。入世后由于关税下降和市场准入的扩大，进口会进一步增加，在中国没有竞争力较强的产品出口，利率下调的空间有限，财政赤字扩大的条件下，应该抵制贸易逆差国对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开放资本市场的压力，吸取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训，防止人民币升值对通货紧缩的压力，抑制中国经济的增长。
3.3积极扩大内需，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投资。
扩大内需是解决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应该改善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流向西部，培育和做大国内市场，增加国内市场对国内外企业产品的吸收能力，这样不仅能降低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还能缩小东西部的地区差距，从而实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3.4在吸引海外投资时要有选择性。
在贸易与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发展重要动因的条件下，吸取日本资本自由化政策的教训，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迅猛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国在考虑到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应该继续积极吸引海外直接投资，但外资也不是越多越好，正如前文所述中美贸易顺差的很多都是由在华外资企业创造的，导致中美贸易顺差被夸大，引发中美贸易摩擦，并且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资金已不是瓶颈。因此，引资时要有选择性，应该尽量吸引外资流向资金比较匮乏的西部地区，吸引外资流向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产业，通过贸易结构升级有效地转移贸易摩擦，真正使引资能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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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日贸易;美中贸易;贸易摩擦。
随着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整个世界的贸易得到了协调有序的发展。但是随着各国经济往来的增多,作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从本国利益出发,双方在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和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日美贸易摩擦和中美贸易摩擦。日本自1965年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对美持续保持贸易顺差,顺差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至1987年已达到598亿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10年的经济萧条,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中美经济摩擦不断加剧,中美贸易失衡取代日美贸易失衡成为全球经济失衡的焦点,人民币升值和资本市场开放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此外,中美与日美贸易摩擦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在这个基础上深刻认识和分析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吸取日本处理日美贸易摩擦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应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采取正确的对外贸易策略,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相同点。
1.1贸易摩擦产生的直接原因都是对美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
20世纪70~80年代的贸易中,日本对美国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见表1),在20世纪70年代日美的贸易顺差为几十亿美元,在20世纪80年代进而上升为几百亿美元,在1987年时达到了567.67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峰值。国际收支出现巨额的贸易赤字,日本成了美国最大的债主。这造成了美国极大的恐慌,担心日本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屈服于美国,因此美国政府不惜采取政治施压的方式限制日本的出口,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中国近年来对美贸易顺差逐年增加,并替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已经取代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攻方向。从图1、图2可以看出,虽然由于中方与美方统计口径的不同,双方统计的结果存在较大差距,但近年来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事实,且连年呈增长趋势,2001年以后更是出现巨幅增长。按照中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已达到1 633亿美元,是1993年的26倍;按照美方统计,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达到2 562.7亿美元,是1993年的11.25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下对单一国家贸易逆差水平之最,这招致美国国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不满,因此这些人开始对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政府对华采取更强硬的贸易政策。美国于2006年在WTO对中国发起木材、钢材和信息技术产品的反补贴的申诉仅仅是一个开始,目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
1.2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以及日美、中美服务贸易的不断扩大,制度性因素越来越成为导致和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关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美贸易摩擦开始由宏观经济摩擦转向了制度摩擦(制度摩擦:是由贸易双方制度不协调引起的。这种制度的不协调既有因社会变迁所产生的工业化社会规制和信息化社会放松管制的摩擦,也有因放松管制或制度改革速度快慢引起的摩擦),摩擦的解决方式也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转向结构调整,直至规制缓和(经济学家通常把规制缓和界定为去除政府对价格、产品供给或服务的规制)。从1989年开始,日美双方签署了三大协议:1989年《日美结构问题协议》、1993年《日美综合经济协议》、1997年《日美规制缓和协议》。从三大协议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解决日美经济摩擦方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国的贸易协议已经超越了纺织品协议、汽车协议等这种针对单一商品,从涉及商品进出口数量的内容,开始进入针对住宅、电讯业、金融服务、流通等服务业领域,涉及到竞争政策、法律服务、透明度及其他政府惯例、促进规制缓和的组织建设等国内制度,甚至是日本的经济结构。
由于中国处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时期,同时,处于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不仅会与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上的WTO发生制度上的摩擦,而且会与处于由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进行制度调整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出现制度上的摩擦。如美国贸易代表年度报告《中国贸易壁垒》指出:“限制性投资法律,管理程序缺乏透明度和任意使用规章和法律等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和对服务部门的投资,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通信、听觉视觉产品、商品流通、职业服务和旅游及旅行部门”。并且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条件下,以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E)为代表的跨国公司已经率先进行了战略调整和管理改革,将公司经营的重点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并精简人员,减少管理层次。而大多数中国的企业还未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上仍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从而经常容易与跨国公司在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摩擦。
1.3中、日对美贸易依存度高,在处理贸易摩擦时较为被动。
美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二战后又成为科技领先的强国,这使美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减少了对外依赖因素。20世纪60~80年代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出口国,日本对美出口的贸易依存度很高。以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贸易为例,日本的汽车在当时占美国汽车进口贸易份额的四分之一,高峰时出口350万辆占美国市场的30%。研究表明,日本商品对美国的出口在美国进口中达到50%以上的比重,其市场占有率在15%~20%的时候,日美贸易摩擦就会激化和升级。高度的贸易依存度使美国掌握了日美贸易摩擦的主动权,使日本在贸易摩擦的争端解决中处于被动地位。中美经贸关系也是严重不对称的,这加大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使中国在一些问题上容易被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的风吹草动置于被动地位。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较高,而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较低。中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很大,如中国对美出口的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受到美国的出口额度限制的时候,中国出口总额度就会锐减。同时在双边经济总量上,中美贸易的份额也是不对称的。中国对美出口额占中国全部出口的20%以上,而美国对中国出口仅占其出口总额的2%;中国从美国进口的比重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0%,而美国自中国进口仅占其进口总额的2.5%。正是由于这种不对称性使得美国在贸易摩擦中对中国有着较大的经济约束力,而中国对美国却没有相应的约束能力。
2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不同点。
2.1贸易摩擦的手段不同。
20世纪70~80年代的日美贸易摩擦是在GATT框架下解决,其中数额限制,关税为主要限制手段,并且以美国的单边主义为主。贸易摩擦的手段比较单一。与日美贸易摩擦相比,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所援用的手段日益呈现多样化的特征,主要以反倾销、技术性壁垒、特保条款、法律法规限制等非关税壁垒为主。相对于关税来说,非关税壁垒更为隐蔽并且对于贸易的限制作用更强。为什么日美贸易摩擦与中美贸易摩擦的手段会出现这样的不同呢?这主要是由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引起的。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9·11”事件打击以来,全球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2000年以来,占世界经济70%的美、日、欧经济同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衰退或增长迟缓,这是1975年来的首次下滑。其中,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急剧降温,2001年3月正式陷入衰退。虽然200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开始缓慢复苏,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尚不坚实,美元汇价可能会继续下跌,恐怖威胁仍会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全球经济彻底走出低谷的态势并不十分明朗。而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经济走强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较弱,反之,世界经济衰退的时候,贸易保护呼声较高。世界经济的低迷致使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以保障人类健康、安全、卫生和保护环境为借口大量采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本国市场。新贸易保护措施花样层出不穷,安全标准、质量标准等技术壁垒激增;反倾销、反补贴、特保以及动植物卫生检疫等非关税壁垒也呈不断上升趋势,还有新的道德标准、社会责任、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也被广泛应用。贸易保护措施的滥用导致全球贸易摩擦频发。中美贸易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因此新贸易保护措施也频繁地发生在中美贸易中。而日美贸易摩擦激烈的时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全球经济处于快速增长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呼声较低且保护措施单一,因此日美贸易中贸易保护措市场纵横美日、美中贸易摩擦的比较研究施的滥用较少。
一、 美韩FTA的主要内容
韩美FTA是一个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蓝本的具有广泛内容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内容涉及农产品、纺织品、原产地、海关清关制度、卫生检疫制度、技术壁垒、投资、服务、金融、电子商务、竞争性政策、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制度、劳工问题、环境和透明度问题等19个领域。韩美FTA是美国15年来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与亚洲国家签署的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协定。韩美FTA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产物,是不完整的、均衡的协定。依双方谈判代表所述,双方都实现了自身的目标,但却都没有实现自己的全部要求。在多轮谈判中，农业、汽车、纺织品等领域的开放问题一直是谈判的焦点。美韩两国在协议生效后将取消贸易中85%的工业品关税,其余15%的关税将在3～15年内逐步取消 。
二、美韩FTA 对中国外贸的影响
（一）韩国市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
据韩国海关统计，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韩双边贸易额为1409.5亿美元，较之2008年的1683.2亿美元,下降16.3%。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867亿美元，下降5.1%；自中国进口542.5亿美元，下降29.5%。韩方贸易顺差324.6亿美元，增长124.5%。中国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地。
（二）美韩FTA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1、主要工业品贸易将发生贸易转移
2010年，中国对韩国前十大出口产品是：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化工产品；矿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陶瓷、玻璃；运输设备；家具、玩具、杂项制品；塑料、橡胶。与2009年相比，中国对韩前十大出口产品均为工业品，而往年占出口重要比重的农产品，特别是植物类产品的出口下降幅度较大。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了全线下跌。农产品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频发、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依照韩-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加大了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等东盟国家零关税进口农产品的数量，加大了中国农产品出口的压力。
2009年韩国自中国进口的十大类商品及中美对韩出口排名
表(1)
数据来源：国别数据网《国别贸易报告》韩国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是韩国的主要进口对象，并且中美对韩出口的商品具有很强的相互替代性。随着韩美FTA的生效，贸易转移效应将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从图表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与美国出口到韩国市场的主要产品替代性较强,特别是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等。由于韩国对美国产品关税降低甚至取消,相应地提高了美国产品竞争力,中国这部分产品的出口市场可能被美国挤占。根据韩国贸易研究所对韩国公司的调查，46%的公司愿意在韩美FTA协议签订后把进口来源转向美国。而36%的美国对华采购商表示将其购买方向由中国转向韩国，或者扩大从韩国进口。贸易转移效应将使中国出口到韩美两国的数量下降。
2、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将面临更大挑战
在美韩FTA 的达成过程中,农业的特殊性再次得到体现,美韩在此问题上的分歧也最大,因为它“打开了韩国农民坚守的防线 ”。尽管双方最终在农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较美国的预期大大缩水,但从两国达成的共识看,美韩FTA 影响的不仅是美韩农产品贸易格局和韩国国内农业的发展,对同为韩国农产品重要进口伙伴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也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响。
在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中,农产品占重要地位。2007年,韩国从中国进口农产品近36亿美元,2008年虽有下降，但韩国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的作用仍然不可小视。
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比重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8年从上一年的36.07亿美元下降到29.10亿美元，出口比重同比下降19.3%，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8%，较上年下降了2.0个百分点。中国对欧盟、美国、东盟农产品出口同比分别增长了16.0%、 16.1%和16.0%，所占比重分别为15.5%、12.7%和11.3%，较上年分别提高了0.9、0.7和0.6个百分点。而美国对韩的农产品出口比重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已经占到对韩出口总额的15.97% 。
随着韩美FTA的实施，美国对韩农产品出口增加会进一步引致的中国对韩农产品出口下降。美韩FTA中除去没有开放的10种稻谷、大米产品和95种受配额保护的产品外,韩美FTA农产品的关税减让覆盖面为94.18 % 。这样,中国对韩出口的产品除了105 种外,其他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影响程度很大。24年后受配额保护的95种产品也完全免税进口 ，到时中国对韩出口的农产品只有10种不受韩美FTA的影响；从韩国的关税保护水平看,目前韩国农产品整体进口关税水平高达47.8% ,根据贸易转移的基本规律和中美农产品生产成本的实际情况,中国对韩的农产品出口将会有明显下降；从中美农产品在韩市场的竞争程度看,中美农产品在韩市场的竞争程度较高,这将会加剧贸易转移,从而影响中国农产品对韩出口。
美对韩主要的农产品出口中，活动物；动物产品从2007年超过中国，植物产品从2006年开始超过中国。在主要农产品出口总额中，美国已于2006年超过中国，并于2008年拉大了二者之间的差距,2009年差距有所缩小,但美国在对韩农产品出口中仍占有绝对优势。随着美韩FTA的生效，美韩之间农产品进出口关税逐步取消，美韩间的农产品贸易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在韩国农产品市场的份额由于受关税以及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会进一步被美国的农产品取代。可以看出，美韩FTA的实施，会对中韩农产品贸易产生不利影响。
韩美FTA的实施，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协定给韩国提供优惠待遇使我国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的出口在韩国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我国的机电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品及原料；矿产品；化工产品；光学、钟表、医疗设备；家具、玩具、杂项制品；陶瓷、玻璃；运输设备；塑料、橡胶及农产品与美国产品处于竞争状态。由于区内资金的自由流动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关税的减免和运输的便捷化，将使美韩产品的成本明显降低。我国同类出口商品低成本的优势加速递减，要保任这类商品在韩国市场上已占有的份额将有相当大的困难。此外，以制约区外国家为目的的原产地规则对我国产品进入设置了新的障碍。
三、政策建议
（一）加快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当前，中国已经成为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对中国的投资作为相互贸易的补充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两国在资源、劳动力、产业结构、商品市场、资金、技术及企业管理等方面互补性很强，既是以往经贸合作的条件，也成为未来达成双边自贸协定的坚实基础。
（二）加强中美对话合作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是中美双方根据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建立起来的一套机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方面，目的是把经济和金融以外的战略性议题，也提升到部长级定期对话的层次上来，形成“战略对话”与“经济对话”两条高层定期对话的轨道。通过该机制,可以提升双方对话的层次,并且将对话范围扩大到非经济领域，进行所谓的“全面对话”。双方通过对话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和交往, 更加密切地协调各自职责范围内所涉及的中美经贸关系,妥善处理好朝鲜半岛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三）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产业还处在整个东亚产业结构链的中低端。中国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推动与处于“雁行模式”前部的日本、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关系，吸收他们的先进技术、管理模式等，从而提高中国的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在国际产业结构链中的位置。
自特朗普参选以来，“汇率操纵国”就一直是外界关注的重点。而4月中旬的财政部报告，成为判定特朗普政府相关立场的重要参考。按照美国财政部的标准，汇率操纵国的认定应满足三个标准，即：该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该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超过3%；该国在过去12个月内通过反复买入外汇干预汇率且购买量超过GDP的2%。中国海关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562.2亿美元；中国GDP为744127亿元人民币，约折合11.2万亿美元，顺差占GDP比重为2.29%。比对美财政部的三条标准，中国只满足第一条。但此次美国财政部报告新增了一条标准――如果美国对一个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体贸易逆差的比例较大，它也会被美国财政部列入名单进行监测。2016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为5002.25亿美元，中国对美顺差占比达到51.2%，预计中国在短时间内仍无法摆脱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的指责。
应该说，汇率的变动由多种因素所决定，反过来又对各类国际经贸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与商品交易类似，汇率反映的是货币之间的价格，受货币的供需关系所决定。但与商品交易不同的是，货币本身的价值要受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诸多方面影响，也与各国的汇率制度相关，很多情况下反映的并非两种货币间的直接交易供需关系。不必讳言，在全球化不断发展的阶段，一国货币的管理模式与其经济贸易发展阶段有着密切关系，更受国际市场巨大影响。在2016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货币篮子后，市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对汇率的影响和干预所需的资源更多，产生的成本也更大。
那么，人民呕懵视朊骋姿巢钪间的关系到底如何？从2005年6月至2017年2月的数据中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确实出现了中国保持顺差的状态，且顺差呈现较为明显的以半年为周期的波动。但是，同期汇率波动并不明显，且在2015年中期开始呈现波动上行态势。汇率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上述141个月中的相关系数为-0.6，说明人民币的贬值与中国对美顺差减小同时发生，且相关性并不强。因此，数据显示中国并未从人民币贬值中获得对美贸易顺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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