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8:07
导语：在语文知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高职语文；素质教育；实施
近年来，各高职院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对素质教育开展了相应的研究。语文作为高职学生学习的公共基础课之一，在语文教学中开展素质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长远发展，注重对学生学习潜能的开发，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通过对学生实施素质教育，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学会劳动、学会审美，为新时代培养出合格的人才。
一、提高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学生素质的高低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提高语文教师的综合素养是实施高职语文素质教育的基础和前提。当今世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世界，知识的更新日新月异，学生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而当前的大部分语文教师都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他们都处于应试教育的层面，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他们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素质教育的模式，在教学的过程中，难免会沿袭应试教育的教学方法。从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看，他们不能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没有合格的教师，要想提高高职学生的语文素质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学校就要大力提高语文教师的语文素质，让教师充分的理解到现代教育的深刻内涵，培养语文教师的业务素质，提高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进一步促进教师的全面发展。学校要尽可能的为教师创造培训的条件，制定好相应的培训计划，并适时的开展相关培训。同时，语文教师也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意识，要及时的更新自己的知识，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和机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思想文化水平，提高个人魅力对学生的影响，树立高尚的情操，树立高尚的人格。对于学生的语文素质教育，教师要深刻地理解现代教育理论，研究语文教学的规律，了解高职学生的心理特征，深刻地理解到语文的内在美，利用好现代先进的多媒体技术教学，学会运用语文的思维来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善于建立语文和各个学科之间关系，实施综合性教学。只有高职语文教师提高了自己的综合素质，才能在教学的过程中，更好的指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语文素质。
二、明确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
高职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是以人才培养为总原则和总方向的，要明确高职语文素质教育的教学目标，就要做好以下三点：首先要加强对教学计划的管理。教学计划是学校教学中心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学校每一年都要制定自己的学校工作计划和教学计划，学校的工作计划要为达标创造条件，做好服务的工作；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要为达标做好有序的安排，起到主导的作用。学校的各种计划明确以后，就要求各个部门和班级结合实际，按照计划的内容一步步地实施，一个一个的实现目标，为最终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其次，学校要完善教学制度管理。学校要想各个计划有序的开展，制定和完善制度管理是相当必要的。因此，学校就要针对制定的计划，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制度管理，规范学校教职工和学生的行为，让教职工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树立起对工作的责任意识。最后是要建立起有效的评价机制。评教是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学校在对教学常规和教学目标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质量评价和最终的综合评价，可以提高评价机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对教师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并且还可以发挥激励的作用。
因此，学校要想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实施语文素质教育，就要建立起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估以及教学认证机制，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校为了激励教师和学生，每一年或者每一学期设立教学创新优秀奖、优秀课程奖、优秀教学成果奖等，充分的调动学校教师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学校还要运用教学评价、教案评价、单元教学评价等，对语文教师的教学进行综合性的考评。评价工作的开展，是对学校计划和教学计划的最终考核，在检查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各个教职工是否有对自己的工作负责，有没有按照计划进行，这对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激励全体教职工全面竞争具有促进作用。总的来说，高职学校要建立起现代教学管理制度，就要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其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结合当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提高学生在语文中的听、说、读、写能力，提高学生的阅读质量和文言文理解能力。充分激发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观察力以及记忆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教学计划的制定，有利于这些目标的逐步实施。
三、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
语文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学生通过对语文的学习，可以阅读到大量的文学作品，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学习，可以了解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语文作为文学的载体，可以培养学生的民族情结、了解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高职语文教师要利用好这一点，以阅读为教学切入点，让学生通过对语文课文的阅读，结合自己的感受，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能力和自身的审美能力，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提高对文学语言的运用能力。高职语文中的教材，都是经过教育部门精挑细选出来的，里边的文章内容，透露出来的都是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因此，学生通过对文章的阅读，也会受到文章中作者健康向上思想的影响，树立起健康的积极的人生价值观，树立崇高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从而促进高职学生自身素质的全面发展。
四、注重教学方法
新课改下，要求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实施自主、开放、探究式的教学。因此，高职语文教师也要响应新课改的要求，在教学的过程中，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教师在实施语文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开展合作式教学，把学生分为几个组，让学生分工合作、互相帮助，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学生与人沟通的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还可以结合现代的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总而言之，高职语文素质教育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提高高职教师的综合素质，明确语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实施开放式的教学，可以有效的提高高职学生的语文素质。
参考文献：
［1］李蓉.试论高职语文课堂教学与学生职业素质教育的培养和提升［J］.科技信息，2013，14:30.
［2］刘赤符.高师中文专业教育与中学语文素质教育的对接［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2:98-101.
［3］邹戈奔.论高职学生语文素养的缺失与提升［D］.湖南师范大学，2013.
第一处是“对此欲倒东南倾”。
查全国恢复高考后的历年高中语文版本，均注为：“对着（天姥山）这座山，（天台山）就好像要向东南面倒下去似的。意思是天台山和天姥山相比，就显得低了。”注释的“意译”部分，是无可非议的，但前半部分的“直译”部分，就令人费解了。
首先，让我们联系上下文来剖析。诗人写“五岳”，写“赤城”，写“天台”，无疑都是用来衬托天姥山的雄奇高峻的。天台山位于天姥山的东南面，说“对着（天姥山）这座山，（天台山）就好像要向东南面倒下去似的”，着实让人费解。其一，既说天台山是对着天姥山的，那怎么会一下子向它的左侧后（东南面）倒下去了呢？尽管注者加了“好像”、“似的”等词语，但这种朝着离天姥山越来越远，大有“弃我去者”之嫌的倒法，又如何来衬托天姥山呢？其二，诗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仅着一“倾”字，就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天姥山的雄奇高峻。如果天台山“好像要朝着东南面倒下去似的”，既是向后“倾”，又怎么来衬托天姥山，表达其叹服呢？诗人这里既然采用了拟人化手法，我们不妨用常见礼数来作个类比：甲要向乙表露钦佩、仰慕之意，就应面对乙打躬作揖，甚至稽首，绝无后仰倒下去行礼之说。
故笔者认为：天台山不是向东南面倒下去，而是向西北面倒下去，症结就在对“东南倾”的解释上。《梦游天姥吟留别》虽是一首七言古诗，可诗人在用韵上仍是十分讲究的：“……横……城……倾”，一气贯通，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正是为了押韵上的需要，诗人把“倾东南”倒装过来，成了“东南倾”。这在古今诗歌创作中是不乏其例的。而且，“倾”在这里只有劝钦佩、仰慕”之意，才富有拟人的浪漫手法。所以，“对此欲倒东南倾”的“直译”应该是：“对着（天姥山）这座山，（天台山）就好像要在东南面（朝着天姥山）下拜似的。”这就入情入理了。
第二处是“深林兮惊层巅”。
一、具有爱岗敬业的精神，具有高度的责任心
时间的不可复制决定了教育的不可复制。因而作为教师，应以高度负责精神，给予教育对象全面而充分的关注，诸如思想的成长、思维的开拓、知识的掌握与运用、思维方式的习惯性选择和突破性建设等等。应该说教师具有爱岗敬业精神是对教育客体、对国家、对民族的负责行为，应是首要具备的素质。
二、具有认知能力
语文能力强调的是对社会生活的剖析，对人们的道德情操、价值标准的建设。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语文教师就需要认知社会现象，掌握正确的观念，确定符合时代社会需要的价值标准，尊重学生在语文方面表现出的个性光辉。
三、具有及时更新知识、终身学习的精神和能力
要想使语文真正服务于当代、未来，面对当今社会的瞬息万变的风貌，教师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知识，不至于抱残守缺。
四、不仅有组织教学的能力，更强调综合能力
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初中化学教学中的片面追求考试分数、题海战术，无原则地赶进度延长复习时间等等违反教学常规的现象大量存在。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能正常发挥，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教师不能完成教育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改变这个局面，实行向素质教育转轨，初中化学教育应从课堂教学，实验教学，习题教学，活动课教学，育人环境等方面按照不同的教学目标进行。
一、优化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
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应是教会学生对化学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的真正掌握，发展学生的基本素质，而不应全部以解题的技能训练来代替它，防止淹没在题海中。
教学中要注意不能简单地从化学原理及概念入手来讲授，可以从化学的实际应用或者化学的发展史或是化学知识研究的途径出发，再深入至化学原理及概念，以致再分类，解释，做练习，从而使学生在接受化学新知识时学得实际些，理解得深刻些。只有针对不同的概念和知识，将化学的发展史、方法论和人类生活、社会实践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才会激发起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人类与自然、偶然与必然、机遇与创新、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深层次的认识，从而使学生能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作出积极的响应。也只有把“由旧知识发展成新知识的方法”交给学生，才能促使学生由“学会”变得“会学”，从而适应当前科学技术知识的迅猛发展。
其次，课堂教学中必须对化学概念和知识予以适度的“强化”，此处的“强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应促使学生树立知识是发展的、进化的观点，任何化学概念和知识都不是静止的和僵化的，而应是发展进化的。现代科学的高度发展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例如C60的发明说明碳元素不仅仅只是组成金刚石和石墨。其二是应促使学生树立实践的观点，懂得任何概念、知识都不是干巴巴的定义，相反应是有理论联系实际的广阔天地，煤气中毒事件的屡屡发生、化学污染屡禁不止、亚硝酸钠误为食盐的多次中毒事件的发生、山西甲醇兑酒中毒事件的出现等等，不能不说是化学教育的悲哀!
另外，课堂教学中我们应不时地将化学家的远大理想、爱国事迹、顽强拼搏精神等穿插到教学过程之中，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
二、化学教育靠实验育人
化学实验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对学生的观察能力、规范操作能力和实验设计能力的训练上。
实验能力，包括按实验步骤进行实验的能力；基本操作能力；实验设计能力（包括方法的选择、组合和修改）；观察、测量、分析和判断能力；选择仪器、试剂、技术和条件的能力。通过实验教学，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在实验中，要求学生有目的、有计划、有顺序地观察。例如，在碳酸氢铵的分解实验中，观察（1）变化前的颜色、状态；（2）加热过程中的气味、石灰水的变化、试管内壁的现象、量的变化；（3）反应后有什么现象。认真记录，分析实验现象，写出实验报告。在每一步骤、每一环节上严格要求学生，使学生形成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勤奋求实的科学的实验态度。逐步训练学生自己观察问题、自己提出问题。通过自己的分析和科学实验，自己独立解决问题。
三、习题教学的目的应放在对学生全面的能力训练上，着重应是自学能力以及对知识、信息的分析、综合和归纳能力的培养
习题教学应通过学生自学和开展典型习题的课堂讨论，加强和检查学生的自学效果，活跃课堂教学的气氛，形成自学能力和思维能力，适应信息迁移式试题。
在习题教学上，“精讲多练”长时间流行，还有不少教师仍只采用“多练”的形式。而素质教育中的习题教学，作为教师来讲，应有“精品意识”，精讲精练，适应教学的改革。因此，选择的练习题应编些问答、分析推断和一些综合题，注意概念异同的比较、理论的交叉、综合等。这样才能更好地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接受新的信息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四、化学活动课教学是化学教学工作的另一种形式，是培养人才、促进人才成长的基本途径之一
化学活动课教学的重点应放在对学生科学素质的培养，以及学生动手、动脑能力的训练上。
化学活动课要紧扣教材，使活动课联系教材内容、扩大知识面，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1）让学生亲手操作、熟练掌握常用仪器的安装、使用。（2）结合课堂学过的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如实验室做过用石灰石和稀盐酸制取二氧化碳的实验，为什么不用浓盐酸?为什么不用硫酸?可以让学生通过活动课亲手实验，得出结论。（3）利用活动课组织学生参观，加深对化学知识的理解。例如在学习氧气的制取、性质时，可参观氧气厂，亲眼看到制氧的全过程，目睹液氧和固态氧都是蓝色的。（4）掌握某些生产原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如讲化肥的制取可利用活动课到工厂参观，讲到化肥的施用，可到农村亲自操作。（5）组织学生写小论文，开展化学竞赛活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6）进行化学专题讲座、专题报告，通过课外兴趣小组，家庭小实验，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
【关键词】经史、文史、史学、魏晋南北朝
较之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不论是史学著作的种类还是数量都大大增加了。《隋书·经籍志》史部所列史书共计十三类,即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每一门类除开头一种或少数几种为三国以前著述外,几乎全部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1]史学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它与同一时期的经学、文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以下将围绕着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这两条线索展开讨论,以期把握史学发展的脉络。
（一）
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莫过于史学学科的独立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勗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实质并无变化。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2]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42《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明有别的。《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3]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4]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88《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93《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勗、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生活在梁代,他没有考虑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事实,那就是,史学确实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在这方面,东汉的王充可谓思想上的先行者。《论衡·谢短篇》:
夫儒生之业,五经也。南面为师,旦夕讲授章句,滑习义理,究备于五经,可也。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
王充责难儒生只懂五经而不了解古今历史,这当然是对史学的强调。不过,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叙述方式,他把历史分为"五经之前"与"五经之后",言外之意,"五经"只是这之间的一段历史的记载而已,儒生所了解的历史仅至于此。这实际上已是视经为史了。所以,他又说:"儒者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经亦史,史亦经,这种大胆的思想使我们在经学泛滥的时代看到了史学振兴的可能。余英时先生称王充为"晚汉思想界之陈涉",[5]其比喻极为恰当。王充的思想在他生活的年代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41《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42《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64《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6]吴末,右国史华覈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7]《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54《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並当塗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59《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quot;,"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经学作为意识形态,因其繁琐、迷信、荒诞已经丧失生命力。孙权说"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正反映了经学的无用。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8]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应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原因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9]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魏晋以后史学脱离了经学而独立,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不过,我们不得不注意另一方面,这就是,经学对史学也还有很大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史书语言的使用上。《三国志》卷1《武帝纪》载曹操语曰:
夫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
注引孙盛《魏氏春秋》云:
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
裴松之就孙盛改易文字评论道:
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
当时采用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者不止孙盛一人。刘知几在《史通·模拟篇》中列举了这方面的大量例证。比如:"谯周撰《古史考》,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其大夫李斯。''''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干宝撰《晋纪》,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时无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又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刘知几对貌同心异的模拟极为反感,但对得其神似的模拟却也不反对:"如《左传》上言芈斟,则下曰叔牂;前称子产,则次见国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除去对经传的模拟外,篇中还举出了对《史》、《汉》的模拟,如令狐德棻《周书》模拟《汉书》。最后,刘知几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他的概括是不准确的,对三史的模拟文中只举出了《周书》一例,而其作者令狐德棻是唐人,与"自魏已前"之说自相矛盾;历史著作对经传的模拟也不是"从晋已降"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
经学对史学的影响除语言之外,还表现在史书的名称与体裁上。这一时期,史书书名常常模仿经书,如袁晔著《献帝春秋》,孔衍著《魏尚书》、《汉魏春秋》,孙盛著《魏氏春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王琰著《宋春秋》,吴均著《齐春秋》,裴子野著《梁春秋》。除《魏尚书》外,这些以"春秋"命名的史书均属编年体,显然是对《春秋》经的模仿,至于《魏尚书》,大约是对《尚书》的模仿,模仿《春秋》远多于模仿《尚书》,这或许是因为《春秋》原本就是史书,而《尚书》为古代文献汇编,体裁不适宜模仿。除以春秋为名者外,如上引刘知几所提到的干宝《晋纪》、裴子野《宋略》等也均属编年体。语言模拟现象基本上都是出自这些编年体史书。史学著作在语言、体裁、名称上都模拟经书,经学对史学的影响不可谓不深。
对于这一时期《春秋》体史书的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解释道:
自史官放绝,作者相承,皆以班、马为准。起汉献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命颍川荀悦作《春秋左传》之体,为《汉纪》三十篇。言约而事详,辩论多美,大行于世。至晋太康元年,汲郡人发魏襄王冢,得古竹简书,字皆科斗,……盖魏国之史记也。其著书皆编年相次,文意大似《春秋经》。诸所记事,多与《春秋》、《左氏》扶同。学者因之,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
按此,模拟《春秋左传》的编年体史书起自汉末的荀悦,不过,《隋志》的作者似乎比较强调西晋竹书出土以后所带来的影响。这与刘知几所说史书在文字上"从晋已降,喜学五经"不谋而合。经学在汉代盛于晋代,何以模拟之作从晋代始？这是须要加以解释的。
如果不局限于《春秋》体裁,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模拟,则模拟还可以推得更早。《续汉书·百官志》:
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学汉官篇》。案:胡广注隆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越骑校尉刘千秋校书东观,好事者樊长孙与书曰:''''汉家礼仪,叔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理官,藏于几阁,无记录者,久令二代之业,闇而不彰。诚宜撰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愚智,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刘君甚然其言,与邑子通人郎中张子平参议未定,而刘君迁为宗正、卫尉,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未暇恤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周官解说》,乃欲以渐次述汉事,会复迁河间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感斯言,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略道公卿内外之职,旁及四夷,博物条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仪品。盖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为作诂解,各随其下,缀续后事,令世施行,庶明阙旨,广前后愤盈之念,增助来哲多闻之览焉。"[10]
胡广曾作《汉官解诂》,此段议论,是就此作的说明。文中提到"刘千秋",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惠栋说:"刘千秋即刘珍也。《文苑传》云珍字秋孙,疑《传》误。……珍与子平(即张衡)皆南阳人,故云邑子。"检索《文苑传》所载刘珍事迹,知惠栋说不误。胡广此段叙述十分重要,它说明有意模拟《周礼》撰述汉制已在东汉人的自觉意识之中。由此可以推论,东汉出现的《汉官》、《汉官仪》一类书名正是由模拟《周官》而来。这与前述晋代众多的模拟《春秋》之作并无区别。因此,应该说,模拟是从东汉开始的。
此外,在史书的注释与传授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模拟的痕迹。自东汉后期开始,对史书的注释渐多,如延笃有《史记音义》,胡广有《汉书解诂》,蔡邕有《汉书音义》,服虔有《汉书音训》,应劭有《汉书集解音义》。周一良先生说:"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11]应该说,这也是一种模拟,是注释方法上的模拟。前引《孙登传》中称张昭读《汉书》"有师法",《隋书·经籍志》称:"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我们知道,汉儒读经最重师法相传,而读史居然也要有师法,这又是在传授方法上对经学的模拟。
由此可知,模拟之风并非始自晋代,从东汉起,在史书的名称、体例、注释、传授诸方面均已有模拟出现,在这个阶段,因为还没有形成著史的风气,所以西晋以后的那种在语言、体裁、书名上全面模拟经传的众多史书自然难以见到。
东汉以来,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仔细分析这一时期的经史关系,可以看到,对史学的影响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古文经学。我们知道,《周官》、《左氏春秋》都是古文经,因此,严格地说,《汉官解诂》、《汉纪》一类书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史书的音义注解,其实也只是对古文经的模拟,因为今文家只讲微言大义,并不重训诂名物,重视训诂名物乃是古文家的特点。注释《史》、《汉》的学者如服虔、延笃等,本人都是古文学家,他们以注释经书的方法来注释史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关于史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东观汉记》的作者来进一步探讨。《东观汉记》的修撰是从东汉明帝时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献帝时,参与者较多。《四库提要》主要根据刘知几《史通》并参诸《后汉书》,列出的作者有:班固、陈宗、尹敏、孟异、刘珍、李尤、刘騊马余、伏无忌、黄景、边韶、崔寔、朱穆、曹寿、延笃、马日磾、蔡邕、杨彪、卢植、韩说、刘洪。这个名单并不完备。余嘉锡广为搜求,又补充刘复、贾逵、马严、杜抚、刘毅、王逸、邓嗣、张华数人。[12]以上作者中,可以肯定是古文经学家的人相当多。《后汉书》卷64《卢植传》载植上书称:
臣从通儒故南郡太守马融受古学。……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中兴以来,通儒达士班固、贾逵、郑兴父子,并敦悦之。今《毛诗》、《左氏》、《周礼》各有传记,其与《春秋》相表里,宜置博士,为立学官,以助后来,以广圣意。
《后汉书》卷24《马援传附马严传》:
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因览百家群言。
注引《东观记》曰:
从司徒祭酒陈元受《春秋左氏》。
《后汉书》卷79上《尹敏传》:
少为诸生,初习《欧阳尚书》,后受《古文》,兼善《毛诗》、《谷梁》、《左氏春秋》。
《后汉书》卷64《延笃传》:
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又从马融受业,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
以上诸人都是古文学家。还有一些人,史传中未明言所属经学派别,但是可以从旁考证。如马日磾,《三国志》卷6《袁术传》注引《三辅决录》曰:"日磾字翁叔,马融之族子。少传融业,以才学进。"按马融为古文大家,日磾传融业,自然也是古文一派。又如蔡邕,实际上也应是古文家。从《月令问答》中可以看出他的经学倾向:
问者曰:"子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假无《周官》、《左氏传》,《月令》为无说乎？"曰:"夫根柢植则枝叶必相从也。《月令》与《周官》并为时王政令之记。异文而同体,官名百职,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谓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属,《左传》造义立说,生名者同,是以用之。"……问者曰:"令曰:七驺咸驾。今曰六驺,何也？"曰:"本官职者,莫正于《周官》。《周官》天子马六种。六种别有驺,故知六驺。《左氏传》:''''晋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无言七者,知当为六也。"
《隋书·经籍志》载蔡邕著《月令章句》十二卷,严可均《全后汉文》卷80以为《月令问答》即出自《月令章句》。蔡邕说《月令》,多类《周官》、《左氏》,由此可知,他确实属古文家。
东观作者中,可以明确为今文家的只有杜抚、伏无忌、杨彪、。杜抚,"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13]杨彪系杨震之后,"少传家学。"[14]杨氏家族世世传习欧阳《尚书》。伏无忌为伏湛之后,"亦传家学"[15]伏氏所传为韩《诗》。杜、杨、伏三家所传均属今文经。虽然如此,我们认为这些今文学家及其他学术不明的作者很可能也通古文经学。《通典》卷26职官8:
汉之兰台及后汉东观,皆藏书之室,亦著述之所。多当时文学之士,使讐校于其中,故有校书之职。后于兰台置令史十八人,又选他官入东观,皆令典校秘书,或撰述传记。
东汉皇家图书,章、和以前在兰台,章、和以后移至南宫东观。按杜佑所说,兰台令史及以他官入东观者除撰述传记外,还有典校书籍的任务。考诸史传,知杜佑此说不误。如贾逵:"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应对左右。"班固:"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撰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刘珍:"永初中,为谒者仆射。邓太后诏使与校书刘騊马余、马融及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永宁元年,太后又诏珍与陶马余作建武已来名臣传。"王逸:"元初中,举上计吏,为校书郎。"崔寔:"迁大将军冀司马,与边韶、延笃等著作东观。……复与诸儒博士共杂定五经。"卢植:"复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纪传,补续《汉记》。"[16]按校书,即是所谓"整齐脱误,是正文字"。《通典》卷22职官4引《汉官仪》称:"能通《仓颉》、《史籀篇》补兰台令史"。兰台令史必须通小学,这是因为令史有"是正文字"的任务。图书移至东观后,这种要求应该依然存在。《说文解字》序载许冲上言:"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许慎也曾入东观校书,这应该是因为他精通小学的缘故。兰台、东观校书者通小学,这为我们探寻其经学背景提供了路径。王国维曾发现,两汉小学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他说:"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17]按此,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而于兰台、东观校书者又必须通小学,是知兼校书、撰史于一任的东观诸文士必定通晓古文经学。
东观作者还有一个特点,即不少人好为文章。如班固"能属文诵诗赋",刘珍"著诔、颂、连珠凡七篇。"李尤"少以文章显,和帝时,侍中贾逵荐尤有相如、扬雄之风,召诣东观,受诏作赋,拜兰台令史。"刘毅"少有文辩称,元初元年,上《汉德论》并《宪论》十二篇。时刘珍、邓耽、尹兑、马融共上书称其美。"边韶"以文章知名……著诗、颂、碑、铭、书、策凡十五篇?quot;刘复"好学,能文章。"延笃"能著文章,有名京师。"蔡邕所著诗赋等"凡百四篇"[18]据《隋书·经籍志》载,东观学者中,班固、贾逵、刘騊駼、刘珍、李尤、王逸、边韶、延笃、崔寔、卢植、蔡邕等皆有文集传世。文章与小学一样,也与古文经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桓谭即是"能文章,尤好古学"。[19]何休《春秋公羊传》序为此提供了最确切的证据: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为《公羊》可夺,《左氏》可兴。"
何休为今文学家,他将"治古学"与"贵文章"者视为一体。由此反推,上述以文章著名的东观学者应属古文学家。
东观撰史者通小学、能文章,这都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而反之东汉一流的今文学家如范升、桓荣、欧阳歙、何休等人完全不具备这些学术特徵。由此可知,史学确实是与古文经学联系在一起的。
古文经学与史学能够联系起来,是由其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古文经学反对微言大义,强调对事实的考订、补充,这与史学本来就是相通的,也可以说,古文家对古文经的研究本来就是一种初步的历史研究。二者所不同的是,古文经学只研究经书所限定的时代范围内的历史,而史学的研究则要延伸到当代。由考订古代历史到撰写当代历史,其间只差一步,我们看到,东观作者终于迈出了这合乎逻辑的一步。
在描述经史分离的进程时,前文曾着意指出,经学的衰落是史学兴起的原因。至此,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所谓经学的衰落,主要是指作为意识形态的今文经学而言,就古文经学而言,东汉时期,它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是蒸蒸日上。正是古文经学的繁荣才为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就经史关系而论,今文经学的衰落与古文经学的发达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才共同构成史学发展的前提。
前文还曾指出,"经史"一词的出现意味着经史的分离,至此,还要补充的是,"经史"一词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经史仍有密切的关系,史学对经学、尤其是对古文经学的模拟正可说明此点。
总之,史学虽然从经学中独立了出来,但这一转变过程不可能脱离原有的学术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学。史学对经学的模拟,正是史学刚刚脱离经学后不可避免的特徵。
(二)
荀悦在《汉纪》卷1《高祖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在政治方面,除此之外,自司马迁以来,著史者往往还另有目的。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20]这一点在魏晋以后得到了继承。《晋书》卷82《王隐传》:
建兴中,过江,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雅相知重。纳好博弈,每谏止之。纳曰:"聊用忘忧耳。"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故否泰不穷也。当今晋未有书,天下大乱,旧事荡灭,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夷成败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当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称自强不息,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奕而后忘忧哉！"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强调著史以求"没而不朽"。在王隐看来,这是第一位的,而"明乎得失之跡"的政治目的反而居于次要位置。这种认识并不仅仅是王隐个人的看法。陆机撰《吴书》,陆云致陆机信中称之为"大业"、"此真不朽事"。[21]一直到南朝,还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南史》卷33《徐广传》: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
"流声于后"与"没而不朽"为同义语。追根寻源,此说实来自曹丕。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託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曹丕极重文章,但这里所谓"文章"却并不能仅仅理解为文学作品。刘邵在《人物志·流业篇》中说:
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学,有口辩,有雄杰。
那么,什么是"文章"呢？他的解释是:"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在文末总结处他又扼要地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刘邵只把"文章"与"国史"相联系,似乎过窄了,但"文章"中包含有史著是可以肯定的。前述东观撰史者多擅长文章已经暗示出了二者的联系。刘勰的看法也是如此,他在《文心雕龙》中将文体分为"明诗"、"乐府"、"诠赋"等二十类,其中第十一类即是"史传"可见,在当时人眼里,史是包括在"文章"中的。六朝人以文求名、以文求不朽,既然史在文中,所以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样的认识下,魏晋以后,文学家著史蔚然成风。如西晋陆机著《晋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南朝范晔著《后汉书》,谢灵运著《晋书》,沈约著《晋书》、《宋书》,萧子显著《晋史草》、《南齐书》等都是如此。《隋书·经籍志》说当时的情形是:"一代之史,至数十家"。文士纷纷著史以求不朽,自然导致史书数量大增。北朝人对此似乎不能理解,李彪说:
近僭晋之世有佐郎王隐,为著作虞预所毁,亡官在家,昼则樵薪供爨,夜则观文属缀,集成《晋书》,存一代之事,司马绍敕尚书唯给笔札而已。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时也。"[22]
北朝文史均不发达,李彪因为不明白"国之大籍,成于私家",是与著史以求不朽的风气有关,所以将其简单地归结为"史官之不遇"。
将史纳入文的范畴及由此产生的文人著史的风气给史学著作以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著史者往往把较多的注意力置于文字一端。袁山松说:
书之为难也有五:繁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23]
周一良先生对此评论说:"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24]《三国志》卷53《薛综传附薛莹传》载华覈上疏推荐薛莹任史职:
……涉学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莹为冠首。今者见吏,虽多经学,记述之才,如莹者少。
薛莹"文章尤妙",有"记述之才",所以应该担当史职。这与刘邵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范晔自称所作《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25]刘知几对这种文风深表不满:《史通·叙事篇》:
自兹(班马)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芜音累句,云蒸泉涌。其为文也,大抵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应以三句成文者,必分为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
同篇又云:
昔夫子有云:"文胜质则史。"故知史之为务,必藉于文。自五经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异于是。其立言也,或虚加练饰,轻事雕彩;或体兼赋颂,词类俳优。文非文,史非史,譬夫龟兹造室,杂以汉仪,而刻鹄不成,反类于鹜者也。"
《序例篇》云:
孔安国有云: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爰洎范晔,始革其流,遗弃史才,矜衔文彩。后来所作,他皆若斯。如是迁、固之道忽诸,微婉之风替矣。
文学对史学的影响如此之大,这使得脱离了经学的史学并未获得完全的独立,史学若要进一步发展,还必须划清与文学的界限。
关于文风改变的时间,刘知几在以上三段中,时而泛泛说在班马以后,时而又强调"三史而往"与"今之所作"不同,只有第三段才明确提出始自范晔。按此,文对于史的影响是日甚一日。但不能不注意到,也正是从范晔生活的南朝开始,文与史开始了分离的过程。以下由"文史"一词的使用开始讨论。《宋书》卷58《王惠传》:
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谈论锋起,文史间发。
《南齐书》卷33《王僧虔传》:
僧虔好文史,解音律。
《梁书》卷25《周捨传》载普通六年诏书称:
周捨"义该玄儒,博穷文史"。
《陈书》卷34《岑之敬传》:
之敬始以经业进,而博涉文史,雅有词笔,不为醇儒。
《魏书》卷45《韦阆传》:
长子荣绪,字子光,颇涉文史。
《颜氏家训·涉务篇》:
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不忘前古;……
"文史"一说,西汉就有,司马迁说"文史星历,近乎卜巫之间",[26]东方朔说"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27]其含义是指文书记事而言,与文学、史学无涉。唐修《晋书》中也有文史一说。《晋书》卷62《祖逖传附祖纳传》:
纳既闲居,但清谈、披阅文史而已。
同书卷69《刘隗传》:
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同书卷90《吴隐之传》:
隐之美姿容,善谈论,博涉文史,以儒雅标明。
按此描述方式,似乎晋代已有文学、史学意义上的"文史"之说。这些记载可能不准确。《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
"祖纳……最治行操,能清言。"
《太平御览》卷249引虞预《晋书》:
"刘隗……学涉有具,为秘书郎。"
《艺文类聚》卷50引王隐《晋书》中有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事迹,未涉学业如何。王隐、虞预为晋人,在他们的描述中未见文史一词。唐修《晋书》是以南朝臧荣绪《晋书》为蓝本,《文选》卷4《三都赋序一首》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曰:"左思字太冲,少博览文史,欲作《三都赋》。"唐修《晋书》所谓"文史"云云,有可能是由臧氏而来。
不管怎样,文史一词被频繁使用是从南北朝开始的,这与晋代使用的经史一词相似,也具有双重含义,既意味着文与史的分离,也意味着文与史还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从发展趋势来看,分离是主要的方面。如第一节所述,南朝宋代,儒、玄、文、史四科并立,文与史如同经与史一样是各自分开的。萧统《文选》中收有"史论"若干篇,他在序中论及选文标准说:
至于记事之史,繫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文与史的区别在此表述得清清楚楚,史书中的赞、论等入选只是因为有文采而已。《颜氏家训·省事篇》:
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
这与前引刘邵《人物志》中把"文章"与史混同的观点已迥然不同,史与"文章"终于区分开来。到唐代,文与史的分离进一步完成,刘知几对"文非文,史非史"的责难、唐修《晋书》卷82史学家集传的出现、《隋书·经籍志》中史部的明确提出都可证明此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专门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问世。至此,自晋代开始的史学独立进程告一段落。
(三)
大致说来,晋代的经史之学与南朝的文史之学可以视之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史学历经两个阶段而走向独立,这是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章。但是,对这一方面似乎不宜估计过高。几百年间学术思潮的演变对史学的发展也有诸多制约,晋代的玄学、南朝的文学对史学的冲击是不能低估的。《晋书》卷50《庾峻传》:
时重《庄》、《老》而轻经史,峻惧雅道陵迟,乃潜心儒典。
同书卷82《庾预传》:
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
据此可知,经史之学与玄学在西晋是处在对立位置上的,这一点在地域上也有反映。唐长孺先生曾指出,魏西晋时期,玄学等新学风是从河南地区兴起的。[28]与之相反,这一时期的史学家却大多出自河南以外。著《魏略》的鱼豢是京兆人,著《帝王世纪》的皇甫谧是安定人,著《古史考》的谯周、著《三国志》的陈寿都是巴蜀之人,著《后汉书》的谢承、著《后汉记》的薛莹、著《晋书》的陆机都是吴人,著《后汉书》的华峤是平原人,著《续汉书》的司马彪是河内人,著《魏书》的王沈是太原人。经史之学在文化最发达的河南地区不受重视,这对史学的发展自然是不利的。
东晋以后,学术发生了变化。《晋书》卷82《孙盛传》:
孙盛……善言名理。于时殷浩擅名一时,与抗论者,惟盛而已。盛尝诣浩谈论,对食,奋掷麈尾,毛悉落饭中,食冷而复暖者数四,至暮忘餐理竟不定。盛又著医卜及《易象妙于见形论》,浩等竟无以难之。由是遂知名。……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
孙盛为一流玄学名士,同时又模拟经传著史。与之类似的还有袁宏。《世说新语·轻诋篇》: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
袁虎即袁宏,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评论道:"然则宏亦祖尚玄虚,服膺夷甫者。"袁宏一方面著《后汉纪》,以为"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29]另一方面,又祖尚玄虚。孙盛、袁宏的事例表明东晋儒与玄逐渐合流,这使得玄学对经史之学的威胁自然解除。
但是,南朝日益发展的文流又对史学构成了新的威胁。当时文史之学转盛,但文史两方面并非势均力敌,实际重点在文而不在史。《梁书》卷14《江淹任昉传》末载陈吏部尚书姚察曰:
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
所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云云,参考下文所说"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可知实质仅是指文学而言,在南朝,史学是不受重视的,"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30]以检验其能力,而到宋初则是:"诸佐郎并名家年少"[31]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32]史官任用不重学术而只重门第,由此可以推知史学的地位。《通典》卷16选举4引裴子野论曰: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繍鞶帨,无取庙堂。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文破典,斐尔为曹,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留恋经史之学的裴子野对南朝文学的迅猛发展持消极态度,而文学之士对他也颇有微辞。萧纲评价裴子野称:"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33]沈约初撰《宋书》,论及子野曾祖裴松之时竟说"松之已后无闻焉。"[34]裴子野逆风而行,固守传统,"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35]但他终究无力改变潮流的发展方向。《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刘知几说"从晋以降,喜学五经",实际上,南朝喜学五经者如裴子野辈毕竟只是少数。
重文轻史的现实,在文史分离的进程中也有反映。文史分离与经史分离不同,在经史分离中,史学是主动的,它是伴随着今文经学的衰落而走向独立。在文史分离中,文学正处于高涨阶段,史学处于被动的地位,当时并不是由于对史学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而将文史分开,实际的情况是,人们因为越来越认识到文学的特性,所以才逐渐把史学从文学中排斥出去。换言之,是文学的进一步独立迫使史学不得不随之独立。如果说,魏晋以来对文章的重视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繁荣,那么,南朝文学的深入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重文轻史的风气则显然对史学不利。
萧子显在《南齐书》卷39传末说:
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
此处所论,意在说明经学的衰落原因,但是据此讨论史学也未尝不可。"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准确地概括了学术思潮的演变,在这之中没有史学的位置。因此之故,史学尽管获得了独立,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毕竟不可能达到两晋之玄学、南朝之文学所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本文对这一时期史学的基本认识。
--------------------------------------------------------------------------------
[1]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载《魏晋南北朝论集续编》。
[2]《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3]分见《晋书》各本传。
[4]《太平御览》卷463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5]余英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载《士与中国文化》
[6]"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7]《三国志》卷53《薛综传》
[8]《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
[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汉时以经义断事"条。
[10]文中"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学为《汉官篇》"一句不通。疑"小学"、"为"二字倒置。联系上文,此句应为:"顾见故新汲令王文山为《小学汉官篇》"。《隋书·经籍志》载:"《汉官解诂》三篇。汉新汲令王隆撰,胡广注。"书名与《续汉书》所载不同,或许是胡广作注后为之改名？
[11]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12]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5《别史类》
[13]《后汉书》卷79下《杜抚传》
[14]《后汉书》卷54《杨彪传附传》
[15]《后汉书》卷26《伏湛传附传》
[16]分见《后汉书》各本传
[17]《观堂集林》卷7《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
[18]分见《后汉书》各本传[19]《后汉书》卷28上《桓谭传》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21]《陆士龙文集》卷8
[22]《魏书》卷62《李彪传》。[23]《史通·模拟篇》
[24]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
[25]《宋书》卷69《范晔传》
[26]《汉书》卷62《司马迁传》
[27]《汉书》卷65《东方朔传》
[28]参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29]《后汉纪》序
[30]《宋书》卷40《百官志》下
[31]《宋书》卷64《何承天传》
[32]《颜氏家训·勉学篇》
[33]《梁书》卷49《庾肩吾传》
论文摘要:高校德育学分制将德育的内容学分化,以此来综合评价学生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在具体实践中,要不断提高师生的认识,强调德育学分的导向作用,坚持奖惩分明、公开公平的原则,实现德育理论教育与实践教学的有效统一。
一、德育学分制的涵义
德育学分制是通过量化的标准,对包括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进行评价,以提高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品德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学校德育工作发展的一种德育管理模式。
德育学分的评价借鉴了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的评价内容和方法,融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德育载体于一体,并以学分的形式加以规范。在德育学分制中,每个学生每学年只有接受一定量的专题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活动才能获得必需的基本分,另外学生还可以通过一些学术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获得一定的附加分;当学生出现一些不应该有的行为时也要有适当的扣分。学生每学年的总评成绩达到合格底线即可获得相应的学分,分数的高低将成为各种评优活动的直接依据。实际上,在德育学分制中,德育成为每个学生每个学期均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其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浑然一体,主要是从思想、道德、心理、行为等层面展开。
二、德育学分的基本内容
实施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的目的,是从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角度,形成有助于鼓励学生主动参与的学校德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机制。为此,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实施,我们是从“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两个方面进行的。
1.关于基本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基本学分是对学生的基本德育要求、德育活动和德育形式,以科目化、活动化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种形式。基本学分是学生参与各种奖励评定的“德育入门线”,是每一位学生在每一学年里必须取得的最基本学分,是学生参加各种奖励评定的基本条件。其内容包括参加政治学习、学术活动、志愿者社会实践活动情况、公益劳动情况和日常行为五个方面。基本学分应着重反映学校培养目标中德育的内容和要求,要以学校培养目标规定的德育规格的具体化为内容,以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大学生的实际状况为依据设定。每一方面都应确立一种或几种导向重点。例如对学生参加政治学习活动,主要是要求学生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动性;在团组织和集体活动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和集体意识;通过参加社会实践,让学生自觉确立正确的成才观念,走正确的成才道路。在具体操作基本学分时,采用明确目标与实施目标相结合的方法,要求每一位学生根据自身参与德育活动的实际情况,登记活动内容与活动效果,同时也要求辅导员根据活动的情况不定期地对学生的《测评手册》进行检查。在机制上确保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检查和督促。
2.关于奖惩学分的内容和操作
奖惩学分包括加分和减分。加分以奖励先进为目的,鼓励学生在校园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创建以及其他校、院、系三级管理机构所极力倡导的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中发挥作用。加分必须对衡定学生的素质状况有价值,必须能够作为学生各种奖励评定的重要依据。
制定的加分主要包括:(1)在担任学生干部期间工作成绩优秀者;(2)在参加党团组织生活和集体活动的过程中成绩优秀者;(3)积极开展社会实践、青年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4)学生公益劳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5)在学院宣传工作中的成绩优秀者;(6)在参加学院以上单位组织的各种竞赛活动中成绩优秀者;(7)宿舍卫生自律方面评比优秀的宿舍长及舍员。
显然,加分能够对学生的日常各种表现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但是适当的减分也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包括:(1)故意破坏公共环境公共卫生者;(2)在教室或宿舍内违章使用电器者;(3)聚众赌博者;(4)集体活动迟到或不到者;(5)无故不打扫宿舍卫生者;(6)打架或偷盗者等。
为了做到奖惩学分的公正、公开与公平,我院奖惩学分的操作原则是:(1)建立德育学分操作小组,组长由辅导员老师担任,成员主要是由班级中推选出来的认真负责的同学。操作小组具体负责指导和落实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工作。(2)制定统一的德育学分操作细则,形成包括基本学分和奖惩学分合一的奖励评定机制。(3)随着年级的不同,德育学分的具体细则会有不同方面的侧重点,具体不同由年级辅导员老师提出,在经过学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的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德育学分设置的原则
1.坚持奖惩分明
大学生身上同时存在着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两方面的因素,因此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存在的优点与不足,肯定其积极因素和先进成分,通过肯定性评价,激励学生正确的思想言行,并在全体学生中起到导向的作用。同时也必须明确指出其身上的不足和缺点。通过否定性评价,使学生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言行,并采取相应的调整行为。坚持奖惩分明的原则,要注意不能以肯定性的评价代替否定性的评价。
2.坚持客观公正
德育学分的建立其实质就是通过可量化的标准和原始的记载,体现大学生在德育学分内容规定范围内的实际表现。由于德育学分直接作为学生评选奖学金、三好学生等评奖活动的依据,因此必须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要改变以往主要凭主观印象对学生进行评价的不足,以原始记载材料讲话,提高评价的精确性和可信性。四、德育学分操作中应重视的问题
1.必须将德育学分的实施与建立奖惩分明的政策导向相结合
对大学生德育学分到底要对大学生形成一种怎样调节与制约机制的问题,我们主张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必须与学生的奖惩措施挂钩,必须对用人单位评定学生素质有用。以此作为发挥大学生德育学分的导向、激励、鉴定、诊断和调节等积极作用的重要机制。同时,考虑到各年级学生的不同特点应该提出不同的要求。在低年级重点考核学生遵守各种校规校纪,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高年级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
2.提高学生与辅导员对实施德育学分的认识
辅导员和学生对于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认识,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只有不断提高辅导员和学生操作与执行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德育学分才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院在具体设计和操作大学生德育学分时,把设计、试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过程与对学生进行动员两项工作结合起来进行。把试点和讨论看作是提高学生对德育学分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此同时,我们也吸纳学生来参与设计和操作,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他们对实施大学生德育学分的意义的认识。由于有学生的参与,我们制定的德育学分实施办法比较贴近学生的学习生活实际,具体实施与操作过程中进展也较为顺利。
通过实践我们认识到对大学生德育学分的设计,必须注重体现德育首位和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的教育理念;必须注重提高广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和品德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必须注重将学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化,做到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结合,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觉性和实效性,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我们也深感,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的状况,已现实地成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学生德育工作的一个“瓶颈”因素。探索和实践切实可行的大学生德育测评体系,是进一步加强高校学生德育工作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的一个突破口。在德育学分的轨道上我们只是刚刚起步,还需要全体学生工作者共同建设,保证我校德育学分工作能够科学化、规范化,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我校学生工作的层次和水平。
参考文献:
[1]楼军江.大学生的德育学分的设计和操作[J].中国高等教育(半月刊),2001,(15).
[2]王静怡.积极构建德育学分的评价与奖惩机制[J].思想·理论·教育,2001,(4).
毕业设计过程中工作态度较好，潜力较强，任务完成状况较好。软件设计贴合工程规范，文档及程序清单比较齐全。推荐毕业设计(论文)评为中等。
2、学习态度比较认真，严格遵守校纪校规。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题设计，并较好地到达了任务书所提出的要求。演示效果良好。
论文书写格式比较标准。界面设计合理，文档齐全。推荐毕业设计评为良好。
3、该生能圆满地完成毕业设计任务，方案合理，方法正确，能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近年来，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建设，湖北省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2011年在全国首创并推行的技能高考，高校招收中职学校毕业生，以技能操作考试为主、文化考试为辅，为中职学校的学生进入高等院校提供了一种新途径；2011年建立“楚天技能名师”制度，吸引了一批企业技术技能专家参与中高职教育；2013年组织开发了6个中高职衔接的专业教学标准，并从2014年秋季开始在全省职业院校一年级新生执行；2014年起开展“3+2”中高职分段培养改革试点，并扩大“五年一贯制”专业试点范围。现有11所本科高校开始向应用技术型普遍高校转型发展。34所本科高校226个学位点招收专业学位研究生。这些举措为推进湖北新时期职教体系构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投入、制度政策等职业教育发展的环境因素的影响，湖北省职业教育现状与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要求相比，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性还不够强
一是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以高职教育为例，湖北省高职院校开设专业基本涵盖了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领域的一线岗位群，已基本形成以财经、电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土建五大类专业为主体的专业结构体系，有力地支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与湖北省“十二五”时期的产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相比，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还存在以下问题：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9%、3.1%、1.7%）明显低于第一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超过13%），导致就业市场上第一产业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面向湖北省“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石化、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面向第三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不平衡，其中财经、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类专业布点数、在校生数过多，而面向文化创意、动漫、软件及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业的专业则显不足；从湖北省要加快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看，面向节能、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还较少，这方面的重点专业还是空白。二是在适应终身教育的要求方面，近年来，虽然政府有倡导，学校有行动，但湖北省职业教育的主体还是全日制学历教育，每年面向社会开展的培训人数远低于在校生人数，未充分展现对劳动者技能提高的功能。
（二）开放性不够，与区域内的行业、企业联系不够紧密
一是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指导较少。以人才需求预测为例，省内基本没有相关的权威数据机制，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也很少牵头组织调研、分析预测和本行业的技能型人才需求。在设置专业之前，一般都是各职业院校自行开展调研，这既造成不同学校的重复劳动和资源浪费，也因人力物力及社会资源的限制，调研很不充分。二是与企业的合作大多仍停留在较浅层次上。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与职业院校的合作实际上是为了追求用人的低成本，愿意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还较少；湖北省虽为国家的重要工业基地，但知名企业在职业学校建立实验室和实训中心的很少。这既有政府政策法规不健全、激励措施不到位的原因，也有企业缺乏战略眼光、社会责任感不强的原因，还有职业院校工作不到位的原因。
（三）职业教育体系自身的系统性还有缺陷
一是职业教育的层次不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只限于专科层次，本科及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虽已启动———2014年4月省教育厅正式组织在省属本科高校开展“应用型”转型发展试点，但其人才培养还未进入实质性探索；一大批示范性高职院校的优质资源还未在高层次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作用。
二是职业教育的阶段不完整。按照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三个阶段的划分，省内基础教育中的职业启蒙教育流于形式。在小学、初中、高中，虽然开设了劳技课、职业生涯规划课等，但是这些课程由于不属于升学考试的考核范围，得不到学校、教师、家长、学生的重视，课程被随意挤占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有些学校没有配备相应的教师。
三是中高职在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等方面衔接不畅。在当前职业教育体系中，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尤其是中高职的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清晰。一些中职学校和高职学院所办的相同专业竟然学习的内容也一样，多数高职院校对学生职业资格证书的要求只是中级工，与中职学校相同，高职的“高等性”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在专业设置上，中职和高职的专业目录是分开制定的，缺乏统筹，中职的专业与高职的专业对应性不强。湖北省2011年实行技能高考以来，进入高职学习的中职毕业生逐年增多，但对于这些学生来讲，还面临着中职、高职课程重复、甚至倒挂的现象。由于中职生源的学生较少，高职院校一般没有对其单独组班教学，而是与来自普高的学生共用一份人才培养方案，中职生源的学生在专业课教学时要重复学习中职已经学过的内容，在基础课学习时又可能跟不上学习进度。
四是非学历职业培训与学历型职业教育之间衔接不畅。非学历职业培训与学历型职业教育处于两种不同的管理体系之中，管理机构不同，运作方式也不同。虽然前些年，湖北省曾开展了双证沟通的试点，但是并没有进行大范围推广。通过非学历职业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者，无法凭借证书进入职业学校接受学历型职业教育。五是横向融通困难。主要表现为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流动困难。中等职业学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进入普通本科院校的比例被严格限制，而且可供选择的学校数量很少。
综上，湖北省作为教育大省，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已形成规模与特色，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已经起步，但与国家的总体要求相比，还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依据自身情况进行整体设计。
二、湖北省现阶段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策略建议
（一）基本思路
按照《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提出的国家现代职教体系建设“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目标要求，根据湖北区域发展情况，在湖北省现代职教体系的建设中应以适应本省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宗旨，以中、高职衔接为切入点，在实现中高职教育协调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终身教育立交桥的构建，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具体思路包括：树立“服务需求”的理念，积极推进产教融合，选择湖北省大力发展的战略支柱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急需的专业进行中、高职贯通的专业建设试点；完善职业教育支持政策，营造发展职业教育的良好环境；按照“系统培养”的理念，科学设计衔接方案，将应用本科转型与国家示范性高职校优秀专业试点相结合，进行中高职协调发展及高职本科实践，探索高职教育的学位制度；坚持“终身教育”的理念，以区域性行业性职业教育集团为载体，系统构建服务学生职业发展、服务社会职前、职后的终身教育体系。
（二）构建路径策略
根据湖北省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可从三个层面来考虑：一是宏观层面，包括编制区域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制定相关政策；创新管理体制，建立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各行业主管等多部门合作的职业（终身）教育管理体制；完善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调整改革招生制度；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验区等。二是中观层面，开展专项试点工作，包括中、高职（专科、本科）衔接试点、本科高职试点及高职学位制度试点、职业技术师范教育试点、集团化办学试点等。三是微观层面，各职业院校、各专业领域的改革，包括建立符合区域经济需要的专业结构及中高职贯通的专业标准体系；统一中高职专业目录；建立以职业标准为基础的中高职课程衔接体系；建立适应灵活升学、选修、培训以及各级各类教育对接的柔性化教学管理制度等。强化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拓展非学历教育、以职业继续教育为重点的继续教育、短期职业培训等。上述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路径如图1所示（其中蓝色区域为宏观层面、红色区域为中观层面、黄色区域为微观层面）。
（三）重点任务策略
1.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是国家层面重要战略，实现这一战略，需要各地区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指导下，根据各自具体情况推进。通过各地区的积极实践，探索其规律，从而推动整个国家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2010年以来，全国许多地区已在不同层面开展了多样化的新时期职教体系的探索。由于各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教育状况不同，因而进行职教体系探索的切入点也不同。湖北省作为教育大省，尤其是职业教育大省，有良好的教育环境与基础，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与教育的互动（相互支持）不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推进。因此，必须加强政府统筹，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规划，系统布局，将职业教育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规划，整合区域资源，优化职业教育整体布局，统筹中职教育和高职教育的协调发展，统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布局，分类指导，整体推进新时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创新，是促进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体系的对接，架设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深度融合桥梁的制度环境保障。目前，职业教育的“行业指导”和“企业参与”要找到切实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要转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实现普教职教协调发展，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要保障职业教育的经费及其他资源的投入，畅通职业教育招生与就业渠道，等等，都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因此，要积极建设制度创新平台，创新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一是健全全省职业教育工作联席机构制度，确保联席机构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合；二是架设教育部门、人力资源、行业主管部门合作的“立交桥”，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通力合作的机制，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三是积极完善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
2.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完善高等职业教育层次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湖北省有非常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尤其是应用性普通高等教育资源，有一大批国家和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有较长时间的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合作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经验，也有合作培养职业教育学硕士的办学经验，2014年起又有一批省属院校启动应用本科转型试点，这都为提升高职教育层次、探索职业教育专业学位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湖北省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实践中，一是要调动现有高职院校（专科）的积极性，在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经验提供及实践探索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尤其是发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引领作用，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中选择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紧密对接的品牌（重点）专业试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二是利用湖北省现有的一大批承担应用性本科人才培养的普通高校的优势，积极探索本科院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这种“转型”可以是院校层面的，也可以是专业层面的，转型的关键在于包括培养目标与模式在内的人才培养机制；探索完善职业教育专业学位制度。
3.促进中高职教育系统衔接。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系统衔接，是中高职协调发展的核心，也是现阶段建设新时期职教体系的核心任务。我们应以中高职（专科）教育衔接为切入点，积极构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各层次间的直通车。要在湖北省已经完成的应用电子技术等六大类专业的中高职衔接教学标准的基础上，全面推进中高职教育系统衔接。其主要任务包括：明确职业教育体系各层次的定位即准确定位中、高职培养目标；建立符合区域经济需要的专业结构，完善并全面实施中高职贯通的专业标准体系；统一中高职专业目录；建立以职业标准为基础的专业课程体系；推进职业学校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标准相衔接；建立中高职贯通的柔性化教学管理制度等。
4.完善职业院校功能。职业院校应突破单一学历教育、关门办学的传统模式，努力实现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以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的互认为重点，促进职业学校教育（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非学历教育）的沟通衔接。加强社会服务，完善学校的功能。因此，可以招收有工作经验的职教毕业生接受较高层次职教学历的为试点，逐步推进职业院校功能的完善。
5.建设现代职教体系综合实验区。新时期职教体系建设是一项区域性、综合性的工程，可以在省级专项建设项目推进的基础上，发挥各地区的作用，组织区域性的试验区，进行综合改革试点。如以区域为基础探索各级教育的科学定位、科学分工、科学布局，加强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体系的对接；实现集团化办学，优先安排职教集团中高职衔接试点；区域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渗透、相互沟通；区域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探索，争取在某个区域取得职业教育体系推进的经验。
现在几乎所有的高职院校都已经装备上了多媒体的教学设施，不少学校利用多媒体的教学设备来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这虽然有效的健全了心理教育的方法，但是在教育模式以及教育理念方面未能够有较为理想的突破，很多的教育形式还是采用已经使用多年的，陈旧的方法。3.心理服务工作没有建立保障，欠缺必要的专业人员。现在不少的高职院校心理服务工作还没有形成制度化，规章化，很多是为了对付各种检查或是评估而成立一个心理咨询室，通常是由某几个老师在哪里兼职，没有专门去设立独立的编制以及工作人员，所需要的经费也是捉襟见肘，有不少的咨询人员虽然具有较高的工作热忱但时未能经过专业方面的培训，也没有职业资质，给人感觉就像是居委会的大妈。
二、对于解决好高职院校心理素质教育工作的建议
1.创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
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环境，不仅指在校园硬件设施建设方面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创造条件，还应当将心理健康教育渗透到校园文化创造、学科建设、学生工作等各个软件建设方面，全校教职工都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者。一切为了学生发展，建立规章制度，共同建立一个尊重、积极、乐观向上的文化氛围，建立互相尊重、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生关系，加强人际环境的建设，为高职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除此之外，还应充分发挥高职院校重视职业技能养成的办学特色，通过培养学生的职业素质要求，开展一系列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使学生在提高个人职业素养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培养积极、健康的心理品质。
2.建立高素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
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是否能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的素质高低。专业心理健康工作者。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高职院校应当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工作者，须经过正规的、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技能操作训练，持证上岗。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心理教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因此校方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辅导课程培训，督促其提高专业水平素质。一方面他们能用专业知识和技巧开展各种心理健康教育活动，为学生提供心理辅导，开展团体咨询活动；另一方面通过他们对班主任、辅导员等学生工作者进行心理健康专业培训，提高学生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队伍。学生工作者。高职院校从事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者不单纯指心理辅导部门工作成员，应该扩大到各院部的辅导员、班主任，他们和学生有着密切接触，最容易掌握、发现学生的各种心理问题和原因，学生也非常乐意和他们接触，他们渴望得到老师的关心和指导，能够在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学生心理素质上发挥出积极的作用。学生工作者定时召开工作会议，互相交流工作经验，以便掌握学生的最新动态。
3.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对象是全校学生，而不单单只针对少数有心理问题或主动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学生。根据不同年级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不同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4.丰富校园文化，创设良好的校园环境。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