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8:26
导语：在意识形态工作安排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今年上半年以来，在市委政府、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把学习宣传贯彻作为长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找准立足点，发挥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的重要作用，深入抓好思想意识形态工作，现将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责任落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成立局意识形态领导小组，党组书记为第一责任人，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带头管阵地、把导向、强队伍，带头批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置。分管领导是直接责任人，协助党组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其他班子成员根据工作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抓好分管股室意识形态工作，对职责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工作负领导责任。对突出问题、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民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的进行引导，作出工作安排。（二）强化理论学习教育，明确意识形态新形势一是推进学习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年初按照市委宣传部部署要求，制定《市应急管理局2020年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安排计划》，坚持每周集中学习1次，将中央、省、市委意识形态工作文件精神作为全局专题学习的重要内容。进一步强化理论宣讲培训工作，始终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武装头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人心，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充分运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市融媒体中心“两大平台”。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作为抓思想引领的权威平台和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平台，组织引领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开展线上学习。依托市融媒体中心，密切关注意识形态领域动态变化，牢牢掌握舆情预警、应急处置的主动权主导权，切实提高重大突发事件网上应急防范处置能力，确保网上舆论平稳健康。（三）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水平。选优配强宣传思想工作力量，明确分管意识心态工作的领导、专职工作人员，确保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队伍坚强有力。同时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培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工作能力。进一步提升党支部书记及党务干部思想教育工作的水平与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思想理论好、综合素质高，具有丰富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的干部队伍。二是强化督查检查。结合党风廉政制度督查工作，组织党务干部进行交流学习，不断提高业务能力主，并通过检查，及时发现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四）整改落实，务求实效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反馈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和省州委专项督查反馈问题清单，党组认真研究分析问题成因，举一反三，结合工作实际，康应急〔2019〕22号《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关于省委第九巡视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专项检查反馈问题情况整改报告》切实将整改工作落到实处。截止目前，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并将继续抓好落实，力求整改取得实效。
二、存在的不足及下步工作
上半年虽取得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理论学习以干代学，以忙挤学，不能持之以恒，理论联系实际有差距；二是工作抓得不到位，工作上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工作安排部署多，督办检查少，工作力度不够；三是缺乏深入调研的精神，对一些难点问题解决办法少，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力度。下一步，主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看齐意识和责任意识，牢牢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工作报告、纪律报告、干部考核；二是强化担当意识和战斗意识，加强正面宣传，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地落实。三是加强短板意识和创新意识，把宣传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标杆作为参照物，补齐短板，做好创新工作。
一、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情况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推进思想建设。持续深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召开班子专题组织生活会1次、党员组织生活会1次，开展谈心谈话20人次，讲党课2次，开展先进典型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活动各1次。二是加强作风建设。认真组织全院职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强化职工对廉政建设和行风建设的认知。三是促进形象建设。深入“党建+服务”，积极开展健康扶贫、免费体检、义诊等工作，引导党员在为民服务、转变作风中创先争优。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系统研究不够深入。面对党建工作新要求，分析支部队伍现状、谋划加强组织建设投入的精力不足，导致对党建工作研究不深入、成效不够明显。二是联系群众不够到位。在深入科室调查研究，了解、倾听职工心声等方面做的不够。三是创新亮点不够突出。对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作研究不深、学习借鉴他人经验研究不够，习惯于按部就班。
（三）下步打算及措施
一是加强学习，提升能力。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提升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围绕中心工作，以需求为导向，提高学习的针对性、科学性。二是进步一密切联系群众。做好全院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激发工作热情，提高医疗业务能力，营造和谐奋进的工作氛围。三是围绕全院中心工作，不断创新。结合医院加强内涵建设的实际，做到党建工作与行政工作同时部署、同时检查，使党建工作在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参与中心工作，动员广大党员与干部职工投身其中，激发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是狠抓学习教育。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通过支部书记上党课、警示教育等方式，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工作力度。二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落实书记“头雁”引领示范。抓好行业作风建设，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三是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建立党务政务公开制度，及时公开“三重一大”信息；建立重大政策及项目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及时搜集、处置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和单位动荡的言论。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是引导舆论的能力需进一步增强。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网络意识形态事件更加易传播、易扩散，要结合单位实际工作，在与职工交流沟通和引导舆论的方法技巧上要寻求自己的一套方法。二是对外宣传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在挖掘、总结、推广我院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上做的还不够。三是满足职工文化需求工作有待加强。在拓展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上做的不够，不能做到吸引职工积极参与，没能起到创造积极向上的职工思想价值观的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投资；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中途分类号：E0-0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同人力资本投资一样，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也面临着投资风险。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可以借助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指导军事人力资本的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及其投资风险
（一）军事人力资本
通过研究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主要划分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等几种形式。但笔者认为，知识、技能、经验、体力等属于军事人力资本的“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包括这些“智力”要素是毫无疑问的，但仅仅包括它们又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还要有“非智力”要素，如军人的价值观、敬业精神等。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这对于我们分析军事人力资本的构成很有启发。军事人力资本中的“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非智力”要素主要解决的是“想不想”的问题。二者的关系是：“非智力”要素是“智力”要素的统帅，决定着“智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强度；“智力”要素是“非智力”要素的支撑，影响着“非智力”要素的作用范围。与“智力”要素相比，“非智力”要素始终是第一位的。如果缺少了“非智力”要素，军事人力资本的价值会大打折扣。
因此，为突出强调“非智力”要素的作用，本文将军事人力资本定义为：军事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训练、医疗保健等形成的，体现在军事人员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体力（健康）以及价值观、敬业精神、心理素质等具有经济含义的精神要素的总和。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风险的研究发现，对风险的定义无非两种视角：（1）强调风险表现为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即风险产生的结果可能带来损失、也可能带来获利，属于广义风险。（2）强调风险表现为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即风险只能表现为损失，没有从风险中获利的可能性，属于狭义风险。笔者认为，惟有损失性才能体现出风险中“险”的内涵，因此，本文采用风险的狭义概念。
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可以界定为：军事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它既可指未来收益不能弥补支出成本的可能性，也可指未来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的可能性。这一概念需要强调四点：首先，时间是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的投入要素。军事人力资本与其载体的不可分离也决定了时间是人力资本投资主体的一种重要投入要素，甚至成为一种主要的投入要素。第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是由不确定因素导致的，所以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具有突发性、多样性和无形性特征，是投资主体无法事先预知的。第三，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不仅体现在“智力”要素方面（即“能不能的问题”），更多地体现在“非智力”要素方面（即“想不想的问题”）。第四，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导致的结果可能有两个：一是无法获得预期收益；二是无法收回投资成本。
二、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成因分析
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权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的角度对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军事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性、军事人力资本投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以及军事人力资本契约双方的契约非完全性等因素都是产生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外在条件，其内因在于军事人力资本承载者的自利行为，即在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不一致的约束情况下，军事人力资本载体可能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以借用日本学者中松义郎在其著作《人际关系方程式》中提出的个人行为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式[1]，来直观、清晰地解释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弄清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发生。假设为军人潜在的最大能力；F为军人实际发挥的能力；为军人目标与军队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则三者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用图型表示如下：
在上图中，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之间的关系存在四种情况：（1）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一致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潜力的最大能力，此时没有道德风险发生。（2）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完全相反时，，，即军人发挥了自身最大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必然发生且损失最大。（3）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略有偏离时，，，即军人虽然发挥了自身潜在能力的一部分，但并没有发挥自身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但危害相对较小。（4）当军人行为与军队目标有较大偏离时，，，即军人不但不能发挥自身潜在的能力，反而还发挥了自身很多的消极能动性，此时道德风险发生，危害相对较大。
作为军事人力资本的载体，军人不是一个被动地“存放”或“保管”军事人力资本的“场所”。军人是否把他掌握的知识、经验、技术和体力应用于国防安全产品的生产过程，以及这种应用的效果如何，至少取决于两个因素：（1）能力，即综合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并加以创造性组合或发挥的本领；（2）意愿，即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军事人力资本存量。“人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其特殊性就表现在人的精神状态和能力发挥是受人本身控制的，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情况迥然不同。”[2]因此，从某种意义说，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就后者而言，军人是否乐意“调用”其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储量，甚至是否乐意学习（即主动增加军事人力资本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心理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的经典实验――“音乐会门票的实验”[3]P5说明，人并不是完全理性的，人的行为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军人个体也不例外，军人的行为选择也会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美国经济学家曼昆的“最后通牒游戏”[4]P501也告诉我们，人们的行为会受到“公正观念”的驱使。这个公正观念，不是绝对的公正，但必须不能太不公正。从这个角度来说，军人追求的不是绝对收益的多少，而是根据“自己心目中的公正”判断出相对收益的多少，从而实现自己的比较利益。
“一个成熟的劳动力市场有两大性质：收入回报公平性和劳动力流动性。”[5]P10从经济人的角度来说，军人付出军事劳动也必然要求取得与之相应的利益回报。军人通过比较来衡量回报。“严格地讲，对军人行为具有最直接影响作用的是军人的‘比较利益’，即在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利益进行比较之后所得到的利益满足程度。此时，军人对从军效用的判断几乎与他们收益的‘绝对值’无关，它更多地取决于军人所获利益的‘相对值’。”[6]当比较利益与预期值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一系列行为效率问题。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大时，大多数人可表现为较为安心地服役或努力工作，服役的质量较高；反之，当他们认为比较利益较小时，便会出现“不安心服役”或“服役质量下降”等现象，即发生“偷懒”或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甚至产生部分优秀军事人才流失等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三、意识形态投资与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防范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团体（社会）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是一个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和道德观念等。它是非正式制度中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诺思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用于克服搭便车、道德风险和偷懒行为的社会工具，是节约制度运作成本、淡化机会主义的一种有效机制。
这里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虽然与社会学、哲学中的意识形态相关，但并不完全相等。哲学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法律”等构件不在这里讨论之列，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我们更倾向于把法律等要素纳入正式制度安排中去讨论。同时，本文也不强调意识形态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更偏向于把它看作是由团体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伦理、道德、习俗、精神状态等所组成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意识形态具有经济功能。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第一，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一致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以“世界观”的形式出现，从而减少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等若干价值判断与行为判断从而达成“一致同意”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第二，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的存量越大，则人对现存制度安排就越认可，个人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的倾向就越小。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直接教化，反复灌输某种价值观念而进入人们行为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之中，影响人们的成本―收益计算，进而影响人们的选择行为。因此，意识形态能够修正个人行为，从而减少或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成功的意识形态教育，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诚实、信赖、忠诚、良心等的效用评价，从而减少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行为。第三，意识形态教育具有动员激励功能。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它能激发起所有成员的信心与热情，坚定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另一方面，它能使团体的长远目标对全体成员更具吸引力、说服力，以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愿意作出短期利益的牺牲。第四，意识形态教育能使人们强化遵纪守法的意识，从而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启发我们：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的含义是，军队投资生成和供给意识形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八荣八耻”教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教育等都可以看作军队对意识形态进行的投资。意识形态投资构成意识形态的成本，它分散地存在于教育费用、宣传费用及其它费用中，是这些项目中相关部分的总和。军队对意识形态投资的产出就是意识形态的产品――虔诚，也即政治忠诚、工作热情和职业道德。这种产出一方面会给个人带来收益，也会给军队带来收益。意识形态投资的个人收益，即军队对个人忠于职守和积极奉献的回报，比如说，提前晋级、获得各类荣誉称号和表彰；意识形态投资的军队收益主要表现在能够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正如同志指出的：“坚持有力的思想政治建设保证了部队建设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7]P129
具体来说，意识形态投资可以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培养军人对军队的认同，减少不公平感。军人对公平的追求或感觉会影响军事人力资本效率的发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公平来自认同，因为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群体，最小的群体是一个家庭，大一点的是一个家族、一个社区、一个企事业单位，再大就是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直到一个国家。你如果认同这个群体，公平感就会产生；不认同，怎么也产生不了公平感”。[8]P94因此，通过意识形态投资，能够使军人增强对军事组织的认同感。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公平感； 有了认同感，就会产生凝聚力；有了公平感和凝聚力，自然就会生成战斗力。
第二，意识形态投资可以减少对军人的激励成本，增强对军人的激励作用的发挥。行为科学认为，科学的方法可以激发人的动机，开发人的潜能，诱导人的行为，调动人的积极性。就激励的手段而言，与军人的效用函数构成相对应，一般可分为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既存在着互补关系，又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替代关系。一般而言，激励的效果如何既取决于激励的手段，更取决于被激励者的效用函数。意识形态教育可以矫正军人的效用函数，优化军人个人效用函数的结构，使军人抛开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决策方式，自动地放弃对自身利益的过分追求和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军人对非物质需求的效用评价。相比物质激励而言，非物质激励成本支出较小，但激励的作用不可小觑。
第三，意识形态投资能够改变军人的行为偏好，减少机会主义行为。意识形态理论告诉我们，军队组织的意识形态，有利于降低军队团体达成一致同意的交易费用，从而实施集体行动。但是这一集体行动是否能够产生出最大的效益取决于军人行为努力的方向。在军事组织中，生产性努力增加，分配性努力会相应减少，生产的国防安全产品就会增加。显然，如果意识形态投资能够强化生产性努力而弱化分配性努力，这种意识形态就会有效地促进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相反，一种意识形态若强化军人的分配性努力而弱化生产性努力，则会降低生产国防安全产品的绩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理想、道德、法纪和人生观等方面的教育，可被视为对军人利益偏好的修正和优化。”[6]因此，意识形态教育能够改变军人的成本―收益计算结果及其行为选择，减少分配性努力等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说，对意识形态进行投资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军事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防范还离不开军人收入分配制度、军事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等正式制度的保障。只有二者的完美结合，才能使军事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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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勇.听厉以宁教授讲故事[M].京华出版社，2005.
[9]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关键词]身体；意识形态；文化
特里・伊格尔顿认为，美学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语言而诞生的，体育电影以人类身体符号的审美构成为自然界面，来表现人类顽强拼搏、超越自我、追求梦想的励志主题，从而描绘个人的命运、文化状态和社会意识形态。体育电影的审美关怀建构在人类身体的运动和文化表征之中，而体育电影的镜头涉及比如田径、拳击、足球、武术等体育运动，必然具备跨越语言障碍、突破种族隔膜并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人文主义性质。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等一系列著作中。将身体与权力话语分析联系在一起，认为身体受到权力的严密规训，它直接卷入某种意识形态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他指出，身体既是权力所塑造的，又被雇佣为维护权力的中心，因此没有什么比权力的运作更加具有物质性和身体性，而权力不过是一系列的体制化话语。因为话语对有关一个对象可以言说的和不可以言说的部分进行区分，并规定谁有权决定言说什么。
随着影像时代的发达，体育电影的现代化媒介构成一种独特的现代文化的话语权力，这是一种新的表征形式，是对人的身体的一种人文主义想象，人类的身体被变成一种现代文化的身体。波德里亚指出，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事实，无论在当今世界的何种文化系统中，身体关系的组织模式都反映了事物关系的组织模式及社会关系的组织模式，美国的理查德，舒斯特曼在《实用主义美学》中也指出，身体不是完全私人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得不留心去阅读和倾听身体，甚至不得不克服受语言束缚的阅读和倾听的隐喻，以便更好地感受身体。现代文化的这种体育电影媒介表征化只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是构成现代社会话语权力的重要力量。
一旦通过媒介，这种体育运动的身体(及构成身体的运动)就具有一种可见性，这在影视媒介没有出现以前是无法想象的，它的传播力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技术媒介的利用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身体，体育电影已经成为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一种主要媒介，它已经成为一种身体表征形式生产与传输的主要媒介，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在日常生活中运作，其影响的确深远。
身体作为现代文化的表征已经影响了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身体已经构成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识形态景观。现代文化中的很多语言证实了身体的意识形态景观。“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冒犯文化习俗特别是性别习俗的或半的身体具有潜在的颠覆性”。这些言论都指出了来自身体的叛逆性。通过身体，不仅可以颠覆轻视感觉、欲望、肉体的哲学传统，重建面向日常生活的哲学，也可以反抗长久的具有偏见的性意识形态。
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现代哲学通过强调身体对于人们关于世界的经验和知识的中枢作用，挑战了传统的精神优于肉体的观念。法国的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明确宣称：“给我一个肉体吧，这是颠覆哲学的方法。肉体不再是思想与思想本身隔绝开来的障碍，不再是只有战胜它才能进行思想的障碍。恰恰相反，思想潜入而且必须潜入肉体才能达到思所未思的境界，也就是达到生命的境界……生命的范畴就是肉体的姿态，肉体的状况。”他认为身体就是一架欲望机器，其哲学理念的重要部分在于颠覆了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继尼采之后，他高榜身体的奉体性地位，力图复兴肉体，使肉体重新“唯物主义化”。根据德勒兹的理论，我发现，体育电影充分展示出人类日常生活行为和工作动作之外的纯身体姿态，以审美表征为选择演员和重现体育运动的创作指归，体现出人类身体的潜能以及可能形塑的身体本质的意识形态景观，从而传达出身体领域带有普遍意义的意识形态内涵。
大多数体育电影的叙事母题可以明确地概括为励志主题，即对事业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滋润生命情感的渴望，体育电影中蕴涵着勇敢、诚实、英雄主义和友谊等文化的特质首先通过身体的形式集中地表现了出来，人们在体育电影包括体育动漫里经常可以看到人的忠诚、爱、温情、正义等品质的描写和赞赏。体育电影正是通过对体育身体表征的文化价值取向的准确把握，从而把人类的美好品质提高到身体以外意识形态的高度，从而加强了人类的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
从这一意义上看，体育电影不完全是体育和类型，背后隐藏的价值是人性、心理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的种种元素和情感交叉表达。媒介时代的影视文化潜移默化的传递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这一切正是在和谐、自然的影视情境下完成对观众的思维改写过程。
体育运动员因为要在各种比赛中力争取得胜利的目标，他们的身体总是遭受各种伤害就成为比较普遍的运动现象，“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运动员的身体在训练里、比赛中为了完成竞技任务而遭遇毁损，让人悲伤和悲悯，这也是悲剧文化价值要传递给观众的信息，使得观众心灵上受到触动，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挑战星期天》(1999，奥利弗・斯通)是一部出色的反映美式橄榄球运动的影片，其中表现橄榄球惊心动魄的赛事镜头中对身体符号的表现达到了极致，与迈阿密鲨鱼队对垒的球队队员被凶猛的击打撞出眼珠，让人触目惊心。
近几年来，随着世界职业体育(Profession Sports)的蓬勃发展，体育电影的生产与传播总是伴随着意识形态对外扩张，体育电影中总是附加了人文主义的因素，展现运动员身体符号拼搏进取的文化价值和其他更加隐蔽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些非体育电影中也增加了许多体育元素，特别是身体元素，电影里不变的只有身体美学和视觉上奔跑的、跃动的符号，构成一幅幅时间与空间交错并运动着的意识形态景观。
兹以《罗拉快跑》分析这一新景观。
汤姆・蒂克威导演的《罗拉，快跑》虽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体育电影，但里面的奔跑镜头的身体叙事表现足以将体育精神和意识形态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带来的影片叙事方式的剧变，凭借创造一个强大的女主人公动摇甚至颠覆了传统的性别特征及力量关系。
从某种程度上看，《罗拉快跑》对时间与空间中运动的表现依赖于我们对身体本性的理解：只有通过其包含的对象和能量，才能想象空间的存在，类似的，只有通过在时间中运动并存在的身体叙事，才能觉察到时间的存在，既不存在绝对的时间，也没有绝对的空间。对时空的这一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将它与影片所呈现的类似但 又不同的三个段落的结构联系在一起时。
影片中伴随罗拉三次奔跑的是快得令人窒息的节奏和从始至终的电子舞曲，观众因此会觉得影片的三个部分具有同一性。背景音乐中跳动的节奏营造出紧张的气氛，将罗拉的三次奔跑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表面上看似乎证明了那位著名的德国足球教练塞普・赫伯格所说的话，“一场游戏的结束意味着另一场游戏的开始”。然而，罗拉第一次与第二次奔跑时音乐的歌词却质疑了足球的隐喻与类似的音乐所暗示的几个部分的同一性。歌词中表达了罗拉的愿望“希望我能……”，后面紧跟着“帮帮我”，说明她渴望在现实的时空中仍然拥有想象中的个性。更加直接传递这一信息的是她第二次奔跑时歌词中的“我要”(“我要跑，我要……”)和“永不”(“永不放弃”“永不说不”“永不放弃希望”)，这些支持了蒂克威对罗拉的看法，即罗拉是现代的皮皮，朗施特鲁姆夫(上个世纪70年代德国电视系列剧中的人物，一个极其叛逆的小女孩)，她的信条是，世界是她的，会为了适应她而做出改变。在传统的男性话语主宰的世界中，这是一种性意识形态的挑战。
在影片的第三段落结尾处，故事结局好像很美满：罗拉赢了钱，准时与曼尼会合；曼尼拿回了最初的那笔钱，躲过了老板的惩罚，从而证明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价值，这样他们从此就可以幸福、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了，但是，正如罗拉第三次到达超市时的背景所暗示的，罗拉不但失去了她超凡女主人公的地位，同时也失去了她对欲望的渴望。伴随她一路充满活力奔跑的背景音乐消失了，救护车带来的压抑的、预示着不幸的音响继续着，这辆车将罗拉扔在超市前面神秘、空旷的大街上。将罗拉衬托成一个后现代女主人公的整个城市此时沉寂下来，罗拉在前两个段落中有力呐喊的“曼尼”在此刻变成了痛苦、忧郁的“曼尼曼尼……”，这是这位难以驯服的、叛逆的女主人公最后的话语，而在影片前75分钟内，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得倒她。她困惑地注视着曼尼表现出的活力以及他与老板之间的亲密关系，而镜头拍摄这一场景的方式暗示着，她将自己置于一个传统的位置上了。她站在空旷的十字路口的中央，镜头以鸟瞰的角度对准她。接着跟随她的眼睛环顾四周，直到发现曼尼的到来以及他与老板的交易。这组镜头给人的深刻印象是罗拉已经失去了她的威力，她第一次对该做什么感到茫然。从这一刻起，观众先前所看到的罗拉身上的那种超常的力量一点儿一点儿消失掉，转移到曼尼身上。有几处线索暗示了这一点：罗拉所处的背景中没有任何活动，而曼尼所处的背景呈现的是充满生机的城市生活。曼尼昂首阔步地朝罗拉走来，毫无疑问这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指挥权，他走到罗拉跟前，说：“出什么事了?你一路跑来的吗?别担心，一切都好。”这番话与罗拉请求父亲给她钱时父亲所说的话(“出什么事了?你看起来这么狼狈!”)如出一辙。如果没有曼尼深情的语调和手势，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宣布，从这一刻起曼尼进入了罗拉的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制体系。
影片结尾，这对恋人牵手走在街上，对于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的特写，我们很难不把它理解成影片的一个注解：影片有意要以经典好莱坞影片对欲望的传统理解方式安排一个美满的结局。它们(经典好莱坞影片)的观点非常鲜明：那些企图成为自己欲望的主体的女性角色将受到惩罚，或者正如这部影片所展示的，被放回原本属于她的位置。
[关键词]意识形态；他者；西方神话；《卢旺达饭店》
《卢旺达饭店》(Hotel Rwanda)是一部以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图西族与胡图族血腥相残为题材的电影，该片推出即得到极大关注。但对该片读解大多止步于种族屠杀的“真实感的还原”、“深刻的反思”等方面，这种解读限于文本表层，并未触及电影深层意义。
一、造恶者与救世主形象的偷换
电影《卢旺达饭店》通过策略的叙事、影像的调度和关键情节的设置，将西方殖民者的殖民行为合法化。影片借助角色之口追溯了卢旺达苦难的根源――殖民者是造成卢旺达惨剧的渊薮――“西方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构建和固化了图西与胡图两族群之间的边界，并以种族化的方式定义了两个族群之间关系的性质。” 但习诡的是影片的人物命运冲突与种族冲突的双重解决却最终得力西方。
“一个暴力的权力机器能够成功的统治或顺利的运转，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供某种令人信服的‘合法化’表述，它不仅说明统治者的统治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说明被统治者接受自己各自的地位和命运，尤其是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位和命运”。《卢旺达饭店》借助于电影语言重述与固化了这一殖民意识形态，电影的形象设计与安排也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延续：在《卢旺达饭店》里，出现于镜头中的白人大多是正面形象：有解救孩子的女医生、有受命阵前、英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上校，有帮助米勒・科林斯饭店难民渡过难关的远在欧洲的饭店老板，有甘冒生命危险护送难民的传教士……他们几乎都是思索的、理智的、富有责任感的――卢旺达的启蒙者与拯救者。电影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也在西方人――面临屠戮的、在米勒・科林斯饭店滞留的难民也借由不知名的西方人们拯救。影片中的黑人形象则与西方白人形象截然相反：从个体到群像，多是眼神呆滞、对命运无能为力、容易受到煽动、懒惰、好战、贪婪、自私的他者形象。用后殖理论来关照，在影片中出现的西方人――主要是白人形象呈现了西方对其他世界的教化与权威，苦难的卢旺达再次成为被西方拯救、并有待于西方启蒙的他者之地。
虽然影片在为数不多的段落里谴责了置卢旺达于不顾的西方政府(主要借维和部队的上校之口)，同时暴露了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屠杀面前无能为力的尴尬等，但这颇值得责问的、应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西方殖民者――都在电影里“在场的缺席”――并没有借由影像来展现。
影片结尾，主人公保罗・卢斯赛伯吉纳和难民借助维和部队被救，又在白人女医生帮助下得以全家团圆，这些情节正隐喻了西方是作为卢旺达不可替代的救星在场。这一隐喻的意义也借助镜头运用得以进一步强化：从处于镜头深景转为镜头的主要表现的对象――片片借助于西方之手而建立的、有秩序、卫生、安宁的难民营正拔地而起，孩子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领取食品，每个人不再惊慌失措，影片的深层意义因而得以最终呈现――西方世界通过惩罚失职的卢旺达将军而把这个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的国家拯救，西方象征性地再次主宰了卢旺达国家的命运。这一意识形态通过电影传达，西方殖民国家的形象由此从历史的造恶者变成现实的救世主，电影的深层意义也因此得到替换，在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对西方殖民者的谴责与指控也被撤销，它们因新意义来临而遭到偷换――西方作为造恶者的负罪因为对卢旺达的拯救而抵消。
二、真正的英雄――暴力性的西方
保罗之所以不同于好莱坞式的传奇英雄，是因为保罗的行动处处受到限制，是一个无力成为“英雄”的“英雄”――真正的“英雄”是西方。保罗的身份代码是西方殖民者赋予的，就像他在饭店里总是以衬衫领带搭配出场。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东方是用来圈定东方的舞台。这一舞台上将出现这样的人物：其作用是表述他们所属更大的整体。”电影里极少触及保罗的民族与本土特征，他的语言、行事方式是完全“西方”化的。他仅能够在西方殖民者的允许下完成想要完成的行动。如同阿尔都塞所说：“只有当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是把具体客体构成主体时，主体范畴才能构成全部意识形态。”在影片的一个重要场景即可窥见一斑：当饭店的西方经营者撤离卢旺达之后，留在饭店里的黑人员工开始怠工，面对这种情形，保罗因为西方统治者撤离而造成的“缺席”一筹莫展，只有当他请示西方老板后，饭店老板以传真方式将经营饭店的权力暂时委托给了保罗，保罗拿着这一纸授权书显示于饭店员工时，他作为主体――作为饭店经营的统治者才得以出现――怠工的黑人员工才在这一西方统治者“在场”的显示下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这一富有内涵的情节不正显示了西方殖民者的强大统治力量?作为殖民者的代言人的保罗在饭店里的地位得以确立，情节的设置在这里凸显了西方的力量――即使在西方形象缺席的情况下，西方作为规约性力量仍然“在场”。
之所以认定保罗是殖民者的代言人，在影片中有诸多证明，比如影片开始的部分就已经标识了保罗作为一个殖民买办的身份，因此不论文化上，还是现实中，保罗与西方殖民者有极深的根源。在影片几个表现卢旺达民俗的段落里，保罗始终保持微笑，并未参与其中，此时镜头一转摄影机替代了他的视线――成为他视线的延伸――一幅旁观者的视线，如同卢旺达作为被观看的他者出现在殖民者眼中那样。
在种族屠杀刚刚开始时保罗是从单纯保全自己与家人的安危为出发点的，并且他显然对这场灾难爆发缺乏心理准备，只有在白人女医生、西方新闻工作者等人共同的“启蒙”之下，他的责任感才被完全唤醒：把自己任职的一家西方人“拥有”的饭店“经营”成一座保护难民的“绿洲”。“绿洲”借助于人物之口在影片中频繁出现，也隐喻了西方在卢旺达的地位――电影正是通过这一“绿洲”也参与了对西方形象的偷换一一造成苦难的殖民者变成了拯救卢旺达的一块“绿洲”。尽管卢旺达已经尸横遍野，保罗经营下的饭店却成为一小块得以幸存的“绿洲”，这一“绿洲”的存在显示了西方“缺席的在场”――对于苦难中的卢旺达，西方暂时在此地缺席却并没有完全把卢旺达遗忘，它的力量借由西方代言人――保罗的“经营”而继续在场。因此影片中对西方的谴责成了虚掷一枪，电影潜在赞同了西方“进步的神话”和西方力量的强大。
保罗经营饭店，几次遇到困境：一次是黑人员工怠工，前已谈到；另一次是执行种族屠杀的军人来到饭店中捉拿难民，保罗无计可施，是远在欧洲的饭店老板一个电话帮助化险为夷；还有影片部分的饭店难民大撤退，也得力于西方白人的维和部队“英勇”护送。
那么，我们在这部西方拍摄的电影中之所以看到了不同于西 方英雄的主人公，是因为在保罗背后站着真正的英雄――西方，所以当保罗加入难民队伍之中奔波于公路之时，他已经被真正的英雄的出场所代替――英勇护送难民的白人上校以及他带领的军人为代表的西方，西方力量由此得以以活生生的西方形象而出现，全副武装的好莱坞式的白人英雄出现在镜头之中――作为秩序的、理性的符号的显现。
被阿尔都塞命名为“压抑性的国家机制”――国家通过军队、刑罚等常设又具有威吓作用的机制进行统治，来抹除差异与抗拒势力，外来政权常常以此机制作为国家宰制的手段。《卢旺达饭店》中的人物困境与国家种族屠杀的双重解决从潜在层面来看，可以看做是对这种“干练”、“暴力性的”、西方的“压抑性国家机制”的赞美与呼唤。卢旺达的苦难被西方作为一个他者文本进行了想象地涂写，电影就被视作一个解决殖民问题的形象寓言――经过西方修饰的暴力寓言。
三、撕衬衫的情节――并非身份之重的难以承受
好莱坞英雄电影中有许多男性主人公撕去衬衫的情节，如超人、蜘蛛侠等，它代表了英雄由凡人进入拥有超自然力量的超人的开始，因此是身份转化的标志，也是扶危助难、拯救他人的开端。
《卢旺达饭店》中也有主人公撕衬衫的情节：购买食品的路上，保罗看到了屠杀后被弃路旁的大量尸体，他意识到自己经营的“绿洲”已经不能幸存很久了，此时西方政府已经接走了所有在饭店中的西方人――西方出现了“缺席”。回到饭店的保罗一人退进卧室，怎么也打不好那条漂亮的领带，于是他一边痛哭一边用力撕扯那件穿在身上的整洁衬衫，衬衫与领带可以看做是西方在场的痕迹，而此时失去西方庇护饭店的稳定仅仅依靠保罗来维系，当西方的“缺席”被保罗意识到之时，特别是来自西方的保护力量迟迟没有来到之时，保罗意识到了自身力量的虚弱，这虚弱来自他身份的赋予者与支撑者――西方。
此情节部分，影片通过近摄和仰角上拍等手法。从整体上凸显了主角保罗的脆弱表情和行动。通过摄影机的“凝视”，以及这种“利用孤立的特写来凸显叙事进行中的特殊场景，使观众深入了解事件，并沉浸在作为一个事件偷窥者的喜悦之中。”保罗成了一个被观看的他者，而摄影机更模拟了西方的目光，这一注视下，这一情节被赋予了意义：西方“缺席”下，主人公保罗无能为力。只有当西方被饭店中难民的求生力量“打动”后，西方援助的到来才能让保罗如释重负，那么白人组成的维和部队的登场、成为主角便顺理成章。
[关键词]《文学理论教程》 修订 完善 启示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2-0033-03
在高校的三大功能中，培养人才是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师资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便成为高校的永恒的课题。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是直接影响高校教学质量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教材编写的质量高低，取决于编写者的学术水平、合作意识，也取决于出版社的组织、协调工作是否到位。
在众多文学概论类教材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学理论教程》（本书初版于1992年，1998年、2004年、2008年先后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该是影响最大、使用人数最多的一部。这部教材问世以后，先后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成为发行量最高、使用学校最多的文学概论教材。这固然同教材主编童庆炳在文学理论界的权威地位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出版界的巨大影响不无关系，但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因素应该是教材编撰者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读者只要对四个版本做一下比较，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因此，分析该书的出版、修订情况，对教材编写和出版工作，应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1 《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修订情况述评
1.1 指导思想日趋完善
作为一部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必修课教材，在文学理论界众语喧哗莫衷一是的学术背景下，怎样才能既吸收学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又能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并能为本科生所接受的完整的教材体系，无疑是个考验编者功力的难题。我们欣喜地看到，教材的编者从指导思想的确立、基本范畴和概念的梳理与阐释、教材结构体系的调整，到全书体例的统一、文字的推敲润色，都做出了可贵的努力。而且每一次修订，都达到了其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毫无疑问，教材是以文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而对文论的基本观点的认识与把握，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日臻完善的。
在第一版中，囿于当时的社会语境与编者自己的认识水平，教材对文论的基本观点的论述属于比较松散的描述：“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学看成是人的活动，即人的生活活动；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学艺术纳入到他的整个的社会结构的理论中，明确指出文学艺术是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上层建筑中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其三，马克思、恩格斯从其实践观念出发，认为文学艺术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反应过程，而且是一个生产过程。”
到1998年的第二版里，教材对文论的归纳就比较条理化了，把“文学艺术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文学艺术是一种艺术生产”作为文论的三块基石。
及至第三版，教材对全书的指导思想进行了重新梳理，明确地把文学理论的基石概括为“五论”：文学活动论、文学反映论、艺术生产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交往论。这样的概括，应该说更简洁、更准确、更全面，显示了教材的鲜明特色，即以审美意识形态论这一“文艺学的第一原理”（童庆炳语）作为全书指导思想的重要一脉。正是在这样的修改中，文论的精髓显现得越来越鲜明，全书的行文脉络越来越清晰。
1.2 基本范畴和概念臻于准确与清晰
一门科学或一门学科得以建构起来，必须依赖它的基本范畴和概念的准确和体系化。作为试图反映文学最一般原理的文论教材，基本范畴的梳理与明确，无疑是教材编写的基础和重中之重。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许多文学概论教材，往往在对一些基本范畴和概念的阐释上失之偏颇，遂使得整部教材建立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影响到教材的质量。而《文学理论教程》在这方面做得却比较好，虽然一些范畴也在不断修订，但却是由最初的相对完善，到日趋缜密。这里举几个例子来看。
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因此，“文学是什么”是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在第一版中，文学是被这样定义的：“文学是显现在话语含蕴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第二版略有改动，“含蕴”改成了“蕴藉”，即“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为了明确这个定义，教材用了两章的篇幅，从文学活动的构成和性质入手，对文学活动发生发展的历史和原因作了梳理和分析；又从对文学概念的几种含义的辨析入手，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并把西方文论中的“话语”和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蕴藉”拈来，构成一个含义丰富的“话语蕴藉”概念，最后水到渠成地提出文学的定义。到第三版，文学的定义更完备和严密：“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加上“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就使得文学的艺术属性和特征一目了然。由此可以看出，一个定义，花费了编者多少心血。
再如“文学典型”一词，在第一版中，是这样被定义的：“文学话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意象”；第二版修订为“典型是文学话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的性格”，因为意象是象征型作品所建构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把它同典型放到一起显然不合适。
又如“文学意境”，第一版中，意境“就是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能诱发和开拓出丰富的审美想象空间的整体意象”，第二版里，意境“是指抒情型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更为准确地揭示出意境的本质，到第三版，把“型”改成了“性”，更为准确、贴切。
1.3 在统一体例、繁简适宜上下工夫
在教材编写中，体例统一、繁简适宜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集体编写的教材，更是应该注意。虽然主编会提出编写大纲，评委们也会集中几次，商讨编辑事宜，但毕竟各自的学术背景、学术观点、行文特点都存在差异，所以教材编写出来以后，体例的不太一致势所难免。这也是集体编撰的教材的一个通病。但《文学理论教程》在这方面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即使第一版，虽然编写人员来自全国不同的高校，但一则由于童庆炳先生的权威地位，二则由于许多编者要么是童先生的学生，要么是他的朋友，大家对他的编辑意图心领神会，所以教材在童先生统稿后，整个结构安排和编写体例，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但即使如此，教材编者也没有固步自封，而是通过召开教材研讨会的形式，不断征求全国各地使用该教材的教师的意见，使教材越来越完善。前面谈到的对指导思想的梳理、完善仅是其中一例。这里以教材第四编为例，再加分析。
第一版教材的第四编为“文学产品”。这一编第九章章目是“文学产品的类型”，主要依据文学对现实的不同反映方式，用三节内容分别介绍现实型文学、理想型文学、象征型文学的不同特征，第四节对这三种文学类型的发展历史和当代新走向作了梳理。第十章章目是“文学产品的样式”，第一节是“各种文学样式的基本特征”，依次介绍了诗、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的特点，又对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分别作了介绍；第二节是“文学样式与文学生产”，以“文学样式规范对文学生产的制约”和“文学生产对文学样式的自由选择与改造创新”为论题展开阐释；第三节是“文学形式与文学发展”，对“文学样式与时代精神、审美意识”和“文学样式的延续与变化”作了较详细的说明。这样的章节安排自有其道理，但有些内容和别的章节有重叠，许多内容超出了学生的接受能力，显得芜杂。因此到了第二版，编目改为“文学作品”，这主要是考虑到学术界和广大教师的习惯，也更容易让学生接受。第九章和第十章合并，章目名改为“文学作品的类型和体裁”，对第一版第九章的内容基本保留，成为第一节“文学作品的类型”。对第十章的内容则做了较大篇幅的缩减，比如，删去了影视文学部分，把剧本（即第一版中的戏剧文学）与诗、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并列，构成第二节“文学作品的体裁”。原先的第二节、第三节悉数删去，使得教材主干突出，结构紧凑。作为一直使用本教材的笔者，对此感触颇深。
再来看第一版的第十一章，由于前面两章合并，到第二版顺理成章地变成第十章。原先的章目名“文学产品的本文层次和内在审美形态”修改为“文学作品的本文层次和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虽然四节内容只是先后顺序有所变化，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但章目名更加准确，“内在审美形态”远不如“文学形象的理想形态”恰如其分。到第三版，章目名里又把“本文”修改为“文本”，虽说这是英文“text”的不同译法，但这样的改动，适应了一般读者的称谓习惯，老师讲、学生讨论也顺口多了。在对文学典型进行介绍时，第二版毅然删去了第一版中对典型理论的发展的繁琐、冗长的说明，而是简略一提，重点放在对典型的美学特征的论述上。相对于第一版，第二版和第三版在论述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时也越来越明晰、条理。
2 《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修订给我们的启示
作为一个教材使用者，我觉得《文学理论教程》的出版、修订，给教材编写和出版提供了多方面有益的启示。概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六点。
首先，教材的主编，应该是某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唯此，他才能够带领起一个教材编写团队，完成教材编撰任务。
其次，参加教材编写的人员，应该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应该有相近的学术立场，应该有合作共事的意识和习惯。只有这样，大家才能一起奋斗，成就事业。
第三，教材编写中，一定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界定好基本范畴和概念，建构起一个相对完善的教材体系。
第四，教材编写和修订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虚心听取和接受教学一线教师的意见，以精益求精的态度，使教材日趋完善。
第五，教材主编或者相关人员，一定要做好统稿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教材质量得以保证的最后一环。
摘要：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需要从制度理论的视野出发，厘清制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源于制度的内在功能和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由于现代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制度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基础。所以，只有立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遭遇，有意识地把社会制度建设纳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去，创新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 G64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2)03027606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科交叉整合，制度理论的转型与发展逐渐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给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一是制度化论。孙其昂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一种社会历史实践，而且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事实”［1］。邱柏生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和发展,必须具有制度化的表征。这种制度表征主要表现为工作体制、组织网络、规章制度、队伍组织的培养和使用等方面。［2］二是制度类型论。丁力把思想政治教育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3］并明确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蒋达勇提出了把思想政治教育区分为内生性制度和外生性制度两大类的观点。［4］三是制度系统论。李俊伟认为制度安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规则体系，要有严密的结构，形成完整的系统。［5］马关生等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可以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它由规则内容、特定对象、内在理念、实现载体等四大要素构成，他们把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划分为领导体制、制度规则和运行机制三大形态。［6］四是制度管理论。宇文利认为，制度管理的质量是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程度、应用信度和实践效度的关键,要着力消除制度建立和制度落实之间的间隙,［7］健全完备的制度，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
可见，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扩展到制度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有益尝试，可以在社会系统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间架起一座制度沟通的桥梁。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既需要对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研究,也需要对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研究。既要有“制度—结构”的分析路径，又要有“制度—行为”的研究思路。既需要进行价值分析,以便提出理想的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也需要进行优化分析,以指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优路径。
一、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内涵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或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层面的意识形态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所谓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社会制度的建构、执行和创新等过程中，有目的、有计划的渗透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一种客观的社会现象，是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上并与社会环境相关联的客观历史过程，又是颇为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
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提出，是把社会制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背景与先决条件，力求考查社会制度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相互关系，它以社会制度的建立、健全、完善和创新为契机，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曾经指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他认为，“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行，还要研究解决制度问题”［8］。社会制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制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环境和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维护和促进社会制度的发展；制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制度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度整合，是社会有序化运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现实中的社会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转型或制度的变迁会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内容、方法等。对现实社会而言，一个制度的“合法性”不仅要经常被确证，而且经常也会被证伪。当思想政治教育离开了被建立时的制度土壤时，或者人们心中的制度价值发生了变化时，或者当初确立的那些制度受到人们的质疑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也会同步发生改变。因此，制度的执行和创新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制度执行和制度创新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起初是指向政治社会权力关系的，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变迁，最终在新的社会制度中产生了新的思想政治教育，如此循环。与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相比较，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发挥作用的机制有所不同。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是显性的、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则，它以是非判断为标准，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则直接影响人们的行为。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即“制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隐性的、非正式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则的组合，是隐含于社会制度形式(如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它借助于制度关系间接地作用于人们的行为。无论制度的还是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是规范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要依赖于有目的、有计划、有规则、有组织的实践活动。可以说，制度的和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体两翼，相互作用，互为补充的。制度思想政治教育主要依靠权力关系的外部制约，通过利益关系起作用，灌输相应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为社会主体提供思想政治教育导向，指导社会主体做出合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的行为选择。就有效性而言，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要大于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它比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更具强制性，因此，就某些方面而言，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比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可能更有效。但是，从符合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考量，制度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的意识形态价值导向，不仅可以从外部规范社会行为，而且可以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创造必要前提，可见，制度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更为深远。
二、制度思想政治教育何以可能？
今年以来，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我作为发改委党组书记，忠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团结带领全体党员干部，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工作主线，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在抓好党建工作中展现发改工作新作为，铁路建设荣获集体三等功，国家级三产融合示范园通过评审，x亿美元亚行贷款国家发改委发文批复，政策性资金争取达xx亿万，通用机场建设项目及国开行生态保护项目取得实质进展，多项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一、履职工作情况
(一)夯实党建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落实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坚持以上率下，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对党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并督促班子成员严格履行“一岗双责”，抓好分管领域党建工作。今年以来，研究部署党建工作x次，召开党建工作专题会议x次，听取党建工作汇报x次。突出思想引领，加强理论武装。按照市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统一部署要求，落细落实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项重点措施，为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我委把主题教育与解决当前工作存在突出问题结合起来，确定“加强项目事中事后监管”、“落实好汉江生态经济带规划实施方案”两项工作为主题教育期间重点推进工作，把上述两项工作贯穿于主题教育始终，取得良好成效。突出政治功能，强化支部建设。始终把支部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作来抓，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和完善“”、“党员组织生活”、“民主评议党员”、“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养”等制度。深入开展机关党建“灯下黑”专项整治，班子及班子成员共排查问题xx条，我本人排查问题x条，目前已全部整改到位。注重服务大局，抓实党建引领。深化抓党建促脱贫，定期听取我委派驻的x位第一书记和“下访解”工作队员汇报，协调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带领党组成员多次到厚桥村开会商议、现场协调，贫困户遗留几十年的危房改造问题得到解决。我委派驻刘集镇陈桥村的第一书记，先后荣获**市优秀第一书记、**市优秀驻村干部等荣誉称号，其先进事迹多次被今日**、**电视台报道，并登上“学习强国”平台。
(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压实主体责任，建立主体责任清单，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督查班子其他成员落实好“一岗双责”。严明政治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规范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凡属“三重一大”事项均召开党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带头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推动转作风树新风。持续改进作风，在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重点环节上加强监督，杜绝吃拿卡要、不作为、慢作为等现象。深入开展以案促改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市“x.xx”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围绕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刻剖析案件发原因，明确整改措施，扎实推进整改。带头廉洁自律，严格执行xx“八项规定”和省、市相关规定，带头勤俭节约，严格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
(三)把牢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了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弘扬主流价值观，利用宣传栏、微信群等平台，积极宣传优秀道德文化、时代精神，推动党员干部做践行核心价值观的表率。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组织机关干部参与卫生整治、交通疏导等公益活动，建立了稳定的发改委志愿者服务队。切实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对委微信群、发改委网站的管理，对在网站的信息实行科室申报、办公室初审、分管领导审核的流程，严格管理。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是抓党建投入精力不足。平时多忙于应付繁杂的事务性工作，对党建工作投入精力不足，工作重部署、轻督促落实。工作缺乏创新，在平时的党建工作中按部就班，上级布置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党建工作与发改委业务工作有效结合不够，以抓党建促工作的方法不多，创新性不强。二是抓党风廉政措施不够硬。干部管理还存在失之于宽的现象。规章制度制定的不少，但由于自己没有及时督促落实，造成制度执行层面落实的不够严格，对党员干部出现的问题批评教育不到位，压力传导不到位。三是为民服务的能力还需提升。下基层调查研究不够，重对上争取，轻对下调研。有时开展调研活动，一天跑好几个点，没能很好地把情况吃准、摸透、搞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做的还不够好，调查之后分析研究不够深入，有深度、有广度、有质量、有新意的调研成果不多，在成果的转化与运用上还存在较多不足。
存在以上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一是对创新党建工作方法的认识不足，没有树立“越是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的思想，认为只有把重大项目跑成，就能体现发改委的重要，在运行机制中党的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不紧密，没有跳出“就党建抓党建”的自我循环。二是责任意识不够，存在好人主义思想，总想着机关同志工作很辛苦，没有必要在一些小问题上过于较真，对纪挺法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三是宗旨意识还不够牢固，片面认为履职尽责就是做好分管范围的工作、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没有很好地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没有自觉地把群众的满意程度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由此造成深入程度不够，方法方式单一等，与****提出的“心中有民”还存在较大差距。
三、下步工作思路和措施
x.切实增强责任意识。认真履行抓党建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带头严守党纪党规，坚决落实党建工作各项制度，党组每季度至少研究x次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坚持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形成“融入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良性循环，
x.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严格执行委党组年度学习计划，每月集中学习不少于x次，注重创新学习形式和载体，健全务实管用的学习制度，采取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研讨交流、实地教育等多种形式，持续加强理论和业务学习。紧密联系发改委工作实际，用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更好地做到学以致用，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x.全力服务群众。确立有解思维，积极服务企业发展。认真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及时向社会公布政策机遇、经济走势预测、重点工作进展、投资导向等信息，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实用性、针对性强的政策信息服务。提升服务项目能力。进一步深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流程、减少材料、压缩时限，积极探索应用新方法、新制度，简化办事程序，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加强民生项目谋划储备。在筛选上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教育、卫生、交通等项目时，进一步加强实地调研，了解项目真实情况和群众最迫切的需求，确保上报的每一个项目都是群众最需要的，**经济社会发展迫切的，最能解决群众现实困难的。
2019年学院总体在校生人数已经突破400人，教职工总数31人。学院累计开展安全工作相关安全教育十余场次，参加师生近1000人次；进行相关排查工作5次，发现问题9项，解决9项；同师生进行谈话交流近50人次，累计解决师生关注密切的问题6件；布置安全工作提示牌、标语、条幅等20块（次）；开展座谈会、安全知识讲座4场次；发放调查问卷、排查表、告知书2000余页；通过网络途径，包括微信群、QQ群、短信等，向学生和学生家长发送安全防范措施、安全提醒及其他警示内容近千条次；特别是针对近年来网络诈骗、电信诈骗、校园套路贷高发，学院开展了专题班团会、教育大会6场次，在《致2019级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将学生的信贷安全列为重点工作。
在工作开展过中广泛发动学生，充分利用学校优质资源，得到了学校各职能部门的大力帮助，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就具体工作汇报如下：
一、学院高度重视
学院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校园安全工作，在工作过程中始终把安全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每名班子成员都承担安全工作的具体内容。特别是对教职员工和学生工作，做到专人负责，全程跟踪，统一步调，力求实效。
1、迅速传达和落实学校安全会议精神
在学校安全管理委员会召开安全工作会议后，学院立即向全体学生和老师传达了学校安全会议精神并做出工作部署。认真学习贯彻国家、省、市和学校有关安全稳定工作的文件和通知要求，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对有安全隐患的重点部位做出了重点的强调和安排，对实验室、学生人身财产安全、网络安全等内容责成有关人员进行落实。
2、成立领导小组，设立安全值班制度
学院迅速成立了领导小组。组长由邵国余院长和史仁民书记担任，副组长由赵振红副书记担任，组员由全体行政人员与教师老师担任。设立每日安全值班制度，做到了人人参与安全工作，全员构筑安全网络。
二、工作全面开展
1、加强网络宣传和实际教育相结合
除了会议传达和要求外，对每名老师和学生都发放了安全手册，内容包括危机处理方案、人身财产安全注意事项、安全工作行为准则等内容。并把此项工作作为常态化，每次班子例会和学院教师例会上，都把安全工作作为一项议程进行宣传和讨论。
2、开展丰富多样的安全管理活动
学院紧紧抓住安全活动的有利形势，以学校建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开展了安全教育、校园贷专项教育、预防电信诈骗专项教育、消防安全常识演练、实验室操作安全、交通安全等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充实，活动形式灵活多样，在师生中引起巨大反响。
3、全面开展自检自查工作，对于难以立行立改的问题制定时间表和最后整改期限。
（1）实验室安全检查
学院领导先后对全院所有实验室进行了多次检查走访，其中两次会同安全保卫处联系教师王成同志共同进行。在所有检查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火灾隐患、废气排放、油品安全等内容做了重点的检查，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对实验室防火、防盗做出了详细的部署。特别是电气焊操作室的气瓶存放使用问题制定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时间表。
（2）学生宿舍安全排查
学院领导班子、辅导员老师、导师先后对学生寝室的安全隐患、违规用电、禁烟禁火、管制刀具及文明卫生等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累计十余人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作出了处理，对违反宿舍规定的行为进行了公开通报并限期整改。力求做到宿舍无用电安全隐患、无火灾安全隐患。并对男生宿舍6号楼因为楼下为女生，上下楼需从8号楼五楼绕行提出了可能存在的发生火灾撤退不及时等问题提出了安全整改意见。
（3）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在2018年学院全面建立安全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种安全制度，在实验室和教室的显著位置进行了张贴，确保每个进入实验室的人，有章可循。对于新建立的实验室和实验场地进行了安全评估和制度建设。
4、意识形态安全与网络安全
学院紧随近年来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政策变化，高度重视师生意识形态安全，以共青团工作为平台，利用团会、班会、政治学习等多种平台，对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进行引导预防。在网络安全方面，通过统计管控网络平台、媒体，统计掌握微信群、QQ群、公共账号等，切实起到监管作用，未出现任何网络安全问题。
5、继续推进“礼让”安全活动
学院为营造和谐融洽文明礼让的师生相处环境，今年将安全“礼让”安全活动进一步推向深入。“礼让”安全活动涵盖师生课堂互动、校园出行、校内行车、校内就餐等多个方面和角度。在广大教职工中得到积极反馈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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