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8:28
导语：在西部金融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分支行系统架构多实体银行角色管理单证中心总分支架构
1引言
在当前银行机构及业务大扩张下,实现银行业务跨区域流水化作业处理,使业务处理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和高效化,不断满足银行各项业务发展需要,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达到实现银行经营综合效益最大化目的。而这些均需要先进的银行系统支持,而这种集中化跨区域的银行系统,首先面对的就是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系统布局。
2银行系统架构案例分析
2.1多实体的基本布局
多实体的概念于系统中的实现,就是针对银行中的层次细分(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进行结构化与逻辑化的关联,而在系统中提供了相应的参数来达成层次关联的实现,这些参数包含:Unit、Role与User。
Unit:
Unit是实现系统多实体化的重要参数,其主要目的是用来设定每个运行实体的所能存取的数据表,与各个数据表的存放位置(数据库与主机),系统中可以定义任意多个Unit,而每个Unit可以同时存取一个到多个数据库,同样的一个数据库可以同时被多个Unit存取,借此系统就可以完成多实体运行环境中的数据分布/布置。
Role:
另一个实现多实体运行的参数就是Role,通过Role来定义各个岗位的职责(授权),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User:
有了Unit(机构)与Role(岗位)的设置,也必须要有人(即用户)去那个他所属的机构报到与任职,而User这个参数除了用来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外,就是巧妙的连串起Unit与Role,而形成了Unit、Role、User的三角关系。
所以可利用这三个参数的巧妙关系,根据行内的实际需要搭建起数据、机构、岗位与用户的多实体分布状态关系,以完成多实体运行机制的目标,并可运用在日后可能的进程的合并或分割的调整。而此类的运用在大银行中就发挥得淋漓尽致,在银行合并的过程,就牵涉太多太多机构的调整:有合并的、有分离的、有升格成外汇指定中心的(即单证中心,根据地区大小辖下有数量不同的分支机构),甚至也存在分离后降格成一般分支机构的,除了多实体运行的分布外,尚存在许许多多的资料重整。
2.2多实体机制的应用
单证中心的定位,组织架构的定位
单证中心是中心、成本中心还是利润中心,在系统建设初始就需要定位,不同的定位对需求的导向会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是中心性质,单证中心就不存在任何账务;如果是成本中心性质,单证中心有自己的账务行,同时也负责表外记帐;如果是利润中心性质,就需要考虑中心与经办行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
业务框架的灵活调整
在单证中心的定位与组织架构确认后,就会对相关业务框架进行可能的调整,图1是以信用证开证为例来说明可能的改变:
2.3多实体、多分支机构的模式转换
一个支持多实体(Unit)、多分行(Branch)运行的系统,透过系统所提供的参数,在多实体、多分行的环境中,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安排集中、分散或部分集中部分分散的运行环境,且由于透过参数的方式,系统也可进行分散向集中的靠近,或是集中向分散的分离。在公司的现有用户中上述情况也都有发生过。
银行组织结构中一般包括了机构、岗位、岗位职责、员工等基本要素,系统通过参数实现了这些要素的建立及变更,以实现组织结构的建立与变动。关系如图2所示:
系统通过Unit参数来建立运行机构的实体如:总行、单证中心及各级分支行,并可设置每个运行机构的承做行代号、记账行代号与该所属运行机构下每个数据表所存放的数据库(同时多数据库支持),可通过Unit参数的设置与调整来实现分支机构的合并、升级、新增、撤销。利用岗位职责参数来定义每个岗位(Role)的授权功能,而再以Role参数来设定每个机构(Unit)的职能(即操作功能)。
通过Role参数来定义各个岗位,并将已经建立好的FUNC(岗位职责)授权给各岗位。岗位职责的变动、岗位的调动、变动均通过参数Role来实现。
通过User参数来确定银行的职员,并将相应的Role(岗位)及职员所在的Unit授权给相应银行职员。银行职员的岗位调动、新进职员、职员离职、职员在总分支行间的调动均可通过User参数来实现,并可设定用户基本信息、密码与安全策略。
经由参数的调整来实现运行模式转换,系统可支持银行所要求:从总分行式的运营模式到集中化处理运营模式(单证中心)的转换,其中包括业务授权与岗位的转换,也可透过Unit参数中对数据存放的设置来完成数据的转换。
账务核算机制的建立
在上述的单证中心定位明确后,与相应的架构调整完毕,接着就是账务核算规则的订立,与新核算规则下所引发的业务口账务调整。在系统的设计上,仅需要对公共流程中的账务模块进行调整。
3结语
本篇主要设计一种多实体、多机构的系统架构模式来说明集中模式下的银行系统作业。由于篇幅的原因未对具体架构进行更深层次的展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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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 劳动力流动 区域差异
引言
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以来传统僵化的人口迁移和流动模式，开启了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历史。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劳动力流动迅猛发展，流动形式丰富多样，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跨地区转移这些原始的流动方式，而展现出多层次、多角度同时流动的生动图景，劳动力要素流动也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
劳动力流动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因此历来相关研究甚多，其中一个主要方向是研究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这些研究多是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要素差异着手，比如工资差距、就业状况差异、工作条件居住条件等。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金融发展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先导力量，具有强大的作用力、渗透力和推动力，近年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国内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金融体系的快速发展和金融部门的持续扩张。金融中介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劳动力流动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和内容，因此，金融发展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在自然禀赋明显差异化，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的条件下，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也影响着劳动力流动呢？如果是，那么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影响的呢？本文以开放的视角，运用省际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深入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相关建议，把金融因素纳入劳动力流动研究中，对我国完善劳动力市场、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协调发展有着参考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开放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时，本文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通过对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特点。然后搜集、整理各地区的历史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相关的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进行了概括。
文献综述
自银行出现以来，人们就在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说金融发展理论是伴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由于金融在当时的附属地位，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对其进行单独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金融业作为经济中一个独立的部门发展起来，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1955年、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的两篇论文《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通过建立一种由初级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渐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证明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不断提高，金融的作用会越来越强的结论，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
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他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9）中将金融发展定义为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则是指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以及其与实体经济基础的关系。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金融结构也会相应发展变化，这种变化就表现为金融发展。他结合了国际比较和历史比较，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了一套基本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在实证方面，通过对35个国家约100年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到了一个基本结论：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正相关。这为此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参考以及分析基础。
1973年，罗纳德・麦金农和E・S・肖两本著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的分别出版，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他们提出的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全面地讨论证明了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被公认是发展经济学及货币金融理论界的重要突破。他们主要的理论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一般情况下政府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加上发展中国家常出现通货膨胀，促使实际利率为负。负的实际利率一方面打击了人们的储蓄积极性，另一方面刺激了借贷人的需求，二者均损害了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为了让利率真实反映供求，恢复金融机构的配置能力，政府应该放松利率管制，降低金融抑制。同时，肖认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良好的金融体制能将储蓄有效地引导到生产上去促进经济，同时繁荣的经济也能通过提高个体收入刺激对金融产品的需求，从而形成二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开创性的工作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放弃了原有金融理论把发展中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方法，试图建立一种把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均能包括进来的一般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研究基础上设计了四个指标测度金融中介质量（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以此表示金融发展水平，这是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他们发现，金融中介规模以及功能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
地区金融发展差异状况的统计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地区发展特点，金融系统作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金融发展也带有突出的差异及不平衡性。特别是1997年后，国有银行开始逐步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大量金融机构、金融活动向大城市聚集；而欠发达的地区则发展迟缓，金融形式相对落后，金融活动数量和规模明显偏低（巴曙松，1998）。
（一）区域金融发展指标
鉴于中国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结构特征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采用金融中介发展相关的三个指标对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即金融中介规模指标，本文选用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来度量。金融中介效率指标，包括信贷转换率（SLR）、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Y）两项指标。其中，信贷转换率=贷款总额/存款总额，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中介体系最基本的功能是促进储蓄逐步向投资的转换，使得剩余资金得以利用，实现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SLR指标能够有效检验金融中介的效率。
在以往金融发展水平的研究中，由于我国直接融资占比较小，企业主要把向金融机构的借款作为获取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学者采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来衡量我国各省市金融发展水平。但在我国相当部分贷款被政府干预借贷给了那些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这一指标具有缺陷。私人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资本边际产出更高，因此如果将资本更多地配置给私人企业，则可以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使用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占GDP比重这一指标能够更好地反映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程度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金融机构对私人企业的贷款数据无法获得，在对PRIVY指标进行计算时，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使用式子PRIV=Loan-0.1993SOE得到指标值。其中Loan表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SOE表示国有企业产出占总产出的份额，基本逻辑是从贷款总额中分离出国有企业贷款。
（二）地区金融发展差异
按照“十一五”四大广域政策覆盖区的划分方法，本文将我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10个省、市、自治区；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省（由于数据不可得性，其中不包括、重庆）。
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同期国内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图1表示几个主要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国内总额比重，东部地区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约占全国存贷款总额一半左右，且所占比重持上升趋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基本持平，东北地区比重最低。
由于不同地区包含的省市数量不同，直接影响存贷款总额，因此通过省市数量对各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额进行平均。如表1所示，四个地区的存贷款平均值均呈上涨趋势，东部地区远高于中部地区，且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在2000年前，平均值接近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2000年后，仍高于中西部地区。
通过对金融机构存贷款额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金融机构规模上，东部地区远高于其他地区，地区差异比较明显。
信贷转换率（SLR）。从图2可以看到，2000年前东部地区信贷转换率高于其他地区，其次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区域间差距比较明显。2000年后，区域间差距逐渐缩小，这有可能与地区经济状况及政策相关，20世纪90年代国家对东部地区大力扶持，贷款增加使信贷转换率变高；而之后，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开发的力度，使得其贷款增加，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存款水平较低，因此增大了信贷转换率。
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图3反映的是衡量金融中介效率的另一指标，从图3中可以看出，各地区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同上面两个指标一样，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不同的是，东北地区的PRIV值最高，且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虽然PRIV指标是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GDP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能够更真实反应金融中介效率情况，但是由于是与GDP做比，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这一指标产生了影响，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及GDP较低，因此拉大了PRIV指标。
通过本文运用三个金融发展指标从金融中介规模、金融中介效率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的衡量，可以看出，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明显，基本上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产生并影响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主要有经济发展水平、资金供需状况、政府的行为以及法律和社会信任状况等，每种因素对其影响的程度是不确定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区域的各方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劳动力的流动概况
（一）劳动力流动规模持续扩大
从表2、图4中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力流动呈持续扩大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3053.3万提高到2009年的2.11亿人，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起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趋势。我国省际流动人口从1990-1995年的2076.9万上升至2000-2005年的4779万，整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二）跨区域劳动力流动的特点
表3显示，在跨省劳动力流动中，由中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1990-1995年的71.52%上升到2000-2005年的90.95%，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的比重从58.29%上升到85.5%，同时，东部地区省份内部流动的比重由63.46%上升到70.54%（东部地区指的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河南、山西、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与金融发展部分划分有所不同，但不影响整体趋势分析）。
图5更直观地表现了省际间的劳动力流动。箭头所指为劳动力流动方向，箭头的宽窄大约代表相应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主要是由内陆省份向沿海省份，并且越来越宽的箭头也显示着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在逐年递增。由此可以概括出我国省际劳动力流动所表现出的特征：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省份向东部地区省份流动，且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各地迁出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计量方程的设定与结果
为验证金融发展因素对省际劳动力流动产生了何种作用，本文设立基本的估计方程如下：
Ln（Mij/Mii）=α0+α1 ln（RWj/RWi）+α2 ln（Disij）+α3ln（Unemj/Unemi）+α4 ln（openj/openi）+α5 ln（Financej/Financei） （1）
其中，ln（Mij/Mii）表示从i地迁移到j地的劳动力人数/从i地迁移到i地的劳动力人数； ln（RWj/RWi）表示迁入地j地的实际工资与迁出地i实际工资的比值。这一变量表示的是预期收入。本文使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除以CPI指数得到各地的实际工资水平；ln（Disij）表示两地之间的距离。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本文一致采用各省省会之间的铁路里程来表示两省之间的距离。ln（Unemj/Unemi）表示迁入地j失业率与迁出地i的失业率之比。这一变量用来表示两地的就业情况差异；ln（Openj/Openi）表示迁入地与迁出地经济开放程度的比值，这个指标主要用来衡量两个地区间对外经济状况的差异。由于本来归纳的金融发展对劳动力流动影响作用机制中包括贸易效应，因此本文采用贸易依存度指标来对地区经济开放度进行度量，即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GDP；ln（Financej/Financei）表示迁入地金融发展水平和迁出地发展水平之比。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本文采用可以表示金融中介规模和金融中介效率的三个指标作为金融发展差异的变量：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占总存贷款额比重（SHCR）：金融机构存贷款额/同期全国总存贷款额ln（SHCRj/SHCRi）；信贷转换率（SLR）：贷款总额/存款总额ln（SLRj/SLRi）；私人企业获得的信用与GDP的比重（PRIV）：ln（PRIVj/PRIVi）。
本文所使用的劳动力流动数据来自全国2000年人口普查以及1995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各省间距离数据来自于《全国铁路主要站间货运里程表》；金融发展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其他宏观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其中对于PRIV指标的计算，本文借鉴了李敬（2007）的研究结论。由于劳动力流动数据来源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抽样调查，因此本文进行实证研究的数据分为三个时间段，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同时本文对每个时间段的实际工资、失业率、开放度等指标进行了平均，进行检验的数据由平均所得。本文所有数据涵盖了全国31个省份，但由于金融发展数据有缺失忽略不计，且重庆1997年才从四川分出，因此共包括29个省，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
金融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区域间流动的促进作用是在地区社会经济具有显著差异基础上发生的，只要这种差异状况不改变，国内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将会持续。对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且迁入人口较多的东部地区，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制定出相应的对策，来解决大量劳动力流入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迁出人口较多的中西部内陆地区，为了解决劳动力资源严重外流的问题，不仅要做到通过各种政策及措施留住人才以支撑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更要提高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从根本上扭转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趋势，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
同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的地位越来越突出，要充分重视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包括其对劳动力流动的促进作用，缩小地区金融差异，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第一，要逐渐调整我国的金融发展战略，在推进东部发达地区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必要重视落后地区的金融经济发展，要给予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倾向于东部地区，使中西部地区金融约束严重，造成区域间金融发展水平差距悬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中西部地区应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要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加强各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建立机制令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进行反哺。第三，在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实施具有区域针对性的有差别的货币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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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发展策略,产业调整
0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在采取刺激政策和救市措施遏制经济大幅度下滑势头并取得一定效果前提下，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寻找新的产业核心技术方向和新的产业增长空间，使本国产业能够在全球化条件下仍保持相对竞争优势是目前各国正在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产业一方面表现出改革开放来显著增强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危机带来的外部需求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等问题也迫使中国继续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以求在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处于有利地位。
1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以及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本文将一国（地区）的产业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即，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阶段、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阶段、品牌创新产业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是依据建立在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理论得出，后一阶段是依据建立在自身组织的核心能力的竞争优势理论得出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现状主要有以下特点：
1.1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仍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实际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优势仍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认为，生产某些特定的产品所拥有的相对低廉的价格优势，表现为在区外市场占有比较大的市场份额。
首先，中国现阶段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现状是由中国资源禀赋所决定的。我国为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劳动力要素的价格相比资本要素价格相对比较便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属必然。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也是由中国所处的国际产业分工所决定的。于我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处于较低的地位，发达国家将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衰退期的产业向中国转移导致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现状。最后，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解决我国劳动人口就业的问题的一个方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十分大，为我国人口的就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
1.2我国内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
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及东部沿海不可比拟的海洋优势，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心所在。就加工贸易来看，到2008年,加工贸易出口在全国的比重超过10%的省(区、市)仍只有广东、江苏和上海(分别为39.03%、21.43%和13.43%)，其他加工贸易出口在全国的比重超过1%的六个省(市)也都在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我国发达地区的代名词。而与东部相比，中部与西部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的发展。同时，由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中西部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东部转移，导致农村出现空巢现象，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发展。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显得迫在眉睫。
2我国经济发展策略
2.1我国总体发展策略
在今后的发展中，总体上，应在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在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的地区进行产业优化升级，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将该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相对稀缺的地区转移。
一方面，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保护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是现阶段的必行之举。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不断发展才能积累足够多的资本和技术条件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中国经济发展质的飞跃。另一方面，遵循产业发展趋势，我们在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同时，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发展也十分必要，即不断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乃至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2.2加速东部产业优化升级
资本密集型产业又称资金密集型产业，即需要较多资本投入的行业部门，如冶金、石油、机械制造等重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本身不存在相互排斥的现象，可以协调发展。金融危机后,应当注重用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达到产业结构优化和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双重目的。同时，还应提高教育、技术水平，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只有大力加强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才能将其转化为自身的竞争优势。
2.3加快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步伐
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促进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加快东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还可以缓解东部地区人口压力，让一部分人就近就业，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中部拥有区位、人才培养的自身优势，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已获批准；中原城市群也已纳入国家战略考量。西部也有成渝改革试验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发展顺利，在接纳产业转移上存在一定有利条件。但是，在承接产业梯度转移时应与发展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有机结合，引进产业的同时注重区域创新能力，才能有利于中西部发展。
3结语
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转机，中国只有把握好这次机会，加快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在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前提下，加快东部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同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发展，才能在危机后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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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方法
金融集聚度是一个具有较高综合性的的概念，在实证研究中，不同学者对金融集聚度概念界定的不同，研究方法、模型选择也不同，其中比较常用的观点方法主要有：王广谦（1997）将金融效率界定为金融机构效率（经营效率、发展效率）、金融市场效率（金融市场运作能力、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力）和宏观金融效率；杨德勇（1999）将金融效率界定为宏观效率、微观效率和市场效率；王振山（2000）从微观、宏观进行金融集聚度的界定，微观即个人、企业、政府和银行部门进行考察，宏观即从社会全局角度进行分析。楼蔚（2011）从金融集聚地区金融产业的技术效率及其分解所衍生出得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金融集聚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丁艺（2010）利用因子分析方法，为全国各省直辖市从银行业、保险业、证劵业三个层次进行排名；楼蔚利用数据包络法，从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分析全国各省和直辖市金融集聚度并排名。秦泰、徐沈（2012）利用空间基尼系数、HI指数测算上海、山东等地区金融集聚度的动态变化。
二、地区经济发展现状比较
经过改革开放和20年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经济保持快速的增长，四川省、重庆市人均GDP比2000年分别增加16226元、21322元，增长了327.4%、339.8%；四川省常住人口大约是重庆常住人口的2.79倍，而四川省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低于重庆市，2000年，四川省金融增加值是重庆市金融业增加值的1.438倍上升到2004年的1.62倍，再下降到2010年的1.3倍（见表1）。
三、金融业发展现状比较
根据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业发展现状，本文将银行、证劵、保险作为金融业的主体进行分析。利用区位熵指数，来测度重庆市和四川省金融集聚状况和趋势。
Ii表示i省份保费收入，Pi表示i省份人口数，P表示全国总人数，I表示全国保费收入总额。
根据公式可得：区位熵值越大，表示该区域该产业具有较好的集聚力，当区位熵等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的集聚能力与全国水平持平；当区位熵小于1时，表示该区域该产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据来源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计算得到以下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重庆市银行业区位熵，保险业区位熵均高于四川省。四川省和重庆市证劵业区位熵波动较大，因为我国证劵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主要是深圳、上海等城市，西部证劵业整体发展滞后，规模小、不稳定，证劵业相比银行业更加趋于金融集聚度高，较发达城市。
四、地区金融集聚实证分析
本文在阅读大量参考文献，结合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发展现状，数据的容易获取性、连续性及有代表性的原则，选取金融业增加值x1、服务业增加值x2、金融机构现金收入x3、金融机构现金支出x4、金融业就业人数x5、金融机构贷款余额x6、保险深度x7、保费收入x8、人均GDPx9、财政收入x10。10个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来综合评价四川省和重庆市的金融集聚水平。
数据的计量单位和数值变化大，因此首先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的可行性进行判断。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其零假设是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阵，经检验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由表4可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累计方差贡献率在99%以上，说明提取出的因子包含了原始数据的绝大多数信息，均提取三个因子。
本部分实证分析的目的主要想得到从1998年到2010年，四川省和重庆市金融集聚综合得分，所以略去研究单个因子的分析研究，重点分析金融集聚的时序数据的变化趋势。在计算各因子得分基础上，可建模金融集聚度综合评价指标：
是旋转后的第i个因子方差贡献率，是第i个因子的得分，经计算可得以下数据。
五、结语
国家明确定位重庆为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重庆建设金融中心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发〔2009〕3号文件提出了促进重庆金融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国务院定位两江新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赋予其比照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优惠政策，两江新区成为重庆金融中心建设核心平台。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给予重庆金融“试验权”，允许各项创新在渝先行先试，为重庆金融业实现加快率先发展提供了重要政策条件。《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12年初步把成都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心、金融市场和交易中心、金融服务中心。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四川省、重庆金融集聚度近几年发展迅速，原因有可能是前几年的结构调整为近几年的金融业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且在最近几年重庆金融集聚度超过四川省，但四川和重庆证劵业发展滞后，通过直接融资比例不高，重庆和四川省均应下大力气发展证劵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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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振山.金融效率论—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楼蔚.金融集聚效率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5]丁艺.金融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务研究[D].湖南大学博士论文，2010.
关键词：金融体系；创新；金融产品；市场监管
一、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历程
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邮政储蓄等正规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非正规金融组织。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基本上经历了三个显着阶段，但特别针对西部的金融改革来的比较晚。
第一阶段：恢复旧的金融机构和建立新的金融机构（1979-1993年）
在1979年之前，我国没有建立起专门为农民、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而服务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分为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
我国农业银行具有商业银行和政策银行的双重性质，不利于其商业化发展和经营管理的改善。且农村信用社在农业银行的直接管理下，也没有独立发挥职能的空间。再加上部分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金融组织非规范经营，加剧了我国农村金融风险。这就导致，农村金融体系的第二轮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
第二阶段：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村金融体系（1994-1996年）
本阶段构建了三位一体的符合农村融资需求的金融体系。但在实际运行中发现，农民的消费性金融需求几乎不可能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满足，农业生产性金融需求也有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发展性金融需求也缺乏来自银行的资金保证。由于金融供给的不足，必然由非正规金融安排来补充，导致民间借贷和各类组织兴起，带来许多金融纠纷。
第三阶段：促进农村金融商业化和多元化（1997-2007年）
在该阶段主要分三个部分：首先，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造；其次，农村邮政储蓄的发展；最后，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
二、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西部农村无论在地理、人文，还是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与中东部不同的明显特征，这些特征使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存在很多不同于中东部的特征。以下是关于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金融机构单一，主要以农村信用社为农村金融主力军
从21世纪初开始，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开始走上以农村信用社为重点，以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所和农业保险等为辅的金融体系。在很多西部偏远农村几乎只有农村信用社、邮政银行和农业银行，没有任何其他商业银行机构，民间金融机构混乱不堪。这使得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二） 金融资金没有发挥取之于当地农民，用之于当地农民的作用
在很多农村有这样一种普片现象，就是大部分金融机构将在农村获得的存款，输送到城市里。同时，商人的趋利性，决定金融机构要做西部农村地区的“吸血鬼”。邮政储蓄银行是一种储蓄机构，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是典型的“吸血鬼”；农业发展银行是一种政策性银行，基本不对民间机构和个人发放贷款；农村信用社吸收大量存款，仅发放少量贷款，其余全部返回城市。
（三）农村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种类单一
我国当前西部农村金融机构主要开展的业务是存贷款，中间业务发展非常缓慢，产品创新不足，西部金融政策实施不到位，信息咨询和信用卡服务基本没有涉及，无法满足西部农村经济活动中个人、个机构等类型经济主体对多元化金融服务的需求。
（四）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不足
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新兴市场，各种制度还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套独立、完整的农村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在农村，信用考核基本上就是天方夜谭，而农村民营企业缺乏规范化的财务信息，同时普遍缺乏抵押担保能力，这都使我国农村贷款更加困难。
（五） 农业保险宣传不足，覆盖面窄
在我国西部农村，农民普遍缺乏对保险的认识、了解，更别提农业保险。这与我国西部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不足、方法不当是密不可分的。城市开展了农业保险改革试点，但对我国西部农村广大农民来说，对于农业保险还是不了解。
三、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
之前有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一些关于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的政策和方法，有些方法是非常可行的，但为什么现今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还是不够发达呢？这主要是一个执行问题，再多的政策、建议，执行不到位也只是纸上谈兵。所以在学者们提出一些创新、改革措施后，各地方政府应本着发展各地区的经济为目标，监督各金融机构按规范操作；加之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以及一些强制性的措施，将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成为一个健康、稳定的金融体系。
（一） 促进农村资本市场健康，有序，活跃地发展
规范和完善储蓄功能，为那些不需要扩大生产，希望把钱存入银行的人，提供方便、快捷，且安全的资金存放方式。建立农业资金回流机制，以保证“三农”对资金的需求。把农村各地区储蓄吸收的存款，通过人民银行或者国家政策全额用于增加农村金融机构贷给“三农”的再贷款。把从农村吸收的吸金用于农产品的加工生产，农业各产业的经营发展，真正做到取之于农民，用之于农民，发展地区经济。
（二） 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方式
促进票据结算业务，同时积极为农村加工、村队、个人私营企业、以及各种农业企业提供优质、全面的会计结算服务，同时还可以积极推行支票、汇票、本票、信用卡等结算工具；还可以为个人、企业等等农村借款人提供全面的财务会计信息。由于农村地区的借贷者普遍缺少借贷方面的专业知识，如：金额、手续、需要的材料等事项，各金融机构需要提高宣传力度，金融机构应该为农村借贷者提供专业的咨询。
（三）积极发展金融工具
在西部，农村主要是以种植玉米、小麦、水稻、养殖家禽为主。基于这些特征，各西部农村金融机构应积极开发与之相适应的金融工具，使农民每年的经济收益稳定，如：在农产品市场上供过于求时，签订期货合约，或者是买入看跌期权来减少损失；在农产品市场上，供小于求时，签订期货合约，或者是买入看涨期权来减少购买成本，还可以制定相应的互换合约等措施。
（四）国家通过制定西部农村金融政策来支持农村借贷者
国家通过改善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信息传导机制，使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的借贷者能及时、准确的获得相关政策信息。在西部地区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全面的信用、财产登记体系，使农村借贷者在借贷时能及时获得资金，同时也能减少农村各金融机构信贷资信考察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国家应出台政策规范农村金融机构的操作，以及一些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利率上下线，使我国西部农村金融体系能健康、快速的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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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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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能够参加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企业战略）为期两周的研讨与学习，心中充满感激之情。首先要感谢的是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因为作为西部普通高校的一名青年教师，能够被工作组录取，我深知机会的来之不易。
就前期准备工作而言，人大商学院显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感谢工作组、班主任赵老师以及廖助理）。担任此次暑期学校的主讲教师可谓大师级、专家级学者：有著名学术杂志（ssci检索）的主编，如ike mathur 教授、ali m. kutan 教授；有国外知名教授，如tufano 教授、 vinod singhal 教授、chatterjee samir ranjan 教授；还有令人敬佩的华人夫妇--李海洋副教授和张燕副教授，以及来自香港著名学府的吕源教授。
关键词2：收获
在十余天的研讨与学习过程中，收获颇多：
（1）领略了国外管理学大师的风采，对前沿知识（如消费者金融、event study）有了感性的认识；
（2）震撼于haiyang li & yan zhang的high productivity、他们历时8年的投稿历程以及一个月3篇smj acceptance的奇迹;
（3）体会了西部普通高校与在京知名学府的差距，惊叹于郭广瑞、苟彦忠等学员的出色表现；
（4）明白了workshop的内涵，感谢沈奇泰松、赵剑波、蔡昊雯、高翔等组员的真诚帮助；
关键词3：方向
XX年留校任教的我，丝毫不敢懈怠，一直努力工作。XX年年拿到南开硕士学位后，更是积极地参与国家社科项目、教育厅项目的研究，并作为最年轻的青年教师主持了若干校级项目。然而，这些在参加完暑期学校学习后，已不值一提。
所幸下学期我即将攻读物流管理专业博士学位，学问之门已向我打开。此次暑期学校的参与，不仅让我彻底明白了什么是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帮助我明确了今后四年的努力方向：
（1） 掌握计量方法，培养数学建模思想；
（2） 阅读国外顶级学术期刊经典论文；
（3） 志当存高远--发表ssci论文。
（4） 争取国内访学或国外留学机会；
对于中国而言，人工智能的发展更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对于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压力、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以及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
那么目前，人工智能在中国的发展条件如何，中国距离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强国还有多远？7月13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
报 告中称，目前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具备非常优越的条件，然而要成为真正的人工智能强国，中国还任重道远。中国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上都排在世界第 一，但中国在人才总量，以及杰出人才占比偏低。在产业上，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在全球第二，不过，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了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
报 告指出，中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优化科研环境，培养和吸引顶尖的人才，在人工智能的新基础领域实现突破，保证人工智能发展的根基稳固。同时，要大力鼓励产 学研合作，让企业成为人工智能创新的主导力量。积极参与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在人工智能未来的技术发展、风险防范、道理伦理规范制定等领域发 挥中国独特的作用。
这份报告由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清华公共管理学院政府文献中心、北京赛时科技有限公司、科睿唯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论文总量世界第一，杰出人才占比偏低
报告中称，在论文产出上，中国人工智能论文总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论文的全球占比从1997年4.26%增长至2017年的27.68%，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高校是人工智能论文产出的绝对主力，在全球论文产出百强机构中，87家为高校。中国顶尖高校的人工智能论文产出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十分出众。
不仅如此，中国的高被引论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并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但在全球企业论文产出排行中，中国只有国家电网公司的排名进入全球20。
从学科分布看，计算机科学、工程和自动控制系统是人工智能论文分布最多的学科。国际合作对人工智能论文产出的影响十分明显，高水平论文中国通过国际合作而发表的占比高达42.64%。
专利申请上中国专利数量略微领先美国和日本。中国已经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专利布局最多的国家，数量略微领先于美国和日本，三国占全球总体专利公开数量的74%。
全球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机器人、以及机器学习等细分方向。中国人工智能专利持有数量前30名的机构中，科研院所与大学和企业的表现相当，技术发明数量分别占比52%和48%。
企业中的主要专利权人表现差异巨大，但中国国家电网近五年的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发展迅速，在国内布局专利技术量远高于其他专利权人，而且在全球企业排名中位列第四。
中国的专利技术领域集中在数据处理系统和数字信息传输等，其中图像处理分析的相关专利占总发明件数的16%。电力工程也已成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布局的重要领域。
虽然在论文总量和高被引用论文数量上中国排名领先，但在人才投入上，中国表现并不突出。
根据该报告，截至2017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拥有量达到18232人，占世界总量8.9%，仅次于美国（13.9%）。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人工智能人才的主要载体，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系统成为全球国际人工智能人才投入量最大的机构。
然而，按高H因子衡量的中国杰出人才只有977人，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排名世界第六。企业人才投入量相对较少，高强度人才投入的企业集中在美国，中国仅有华为">华为一家企业进入全球前20。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但个别西部城市如西安和成都也表现十分突出。国际人工智能人才集中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等领域，而中国的人工智能人才研究领域比较分散。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全球第二，但投融资规模最大
报告称，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从2012年开始迅速增长，截至2018年6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已达到1011家，位列世界第二，但与美国的差距还非常明显（2028家）。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高度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在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最多的20个城市中，北京以395家企业位列第一，上海、深圳和杭州也名列其中。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应用技术分布主要集中在语音、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这三个技术，而基础硬件的占比很小。
风险投资上，从2013到2018年第一季，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融资占到全球的60%，成为全球最“吸金”的国家。但从投融资笔数来看，美国仍是人工智能领域创投最为活跃的国家。
在国内，北京的融资金额和融资笔数都遥遥领先其他地区，上海和广东的人工智能投资也很活跃。从2014年开始，国内人工智能投融资活动的早期投资的占比逐渐下降，投资活动日趋理性，但A轮融资还是占主导地位。
中 国人工智能市场增长迅速，计算机视觉市场规模最大。2017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达到237亿元，同比增长67%。计算机视觉、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的市 场规模分别占34.9%、24.8%、21%，而硬件和算法的市场规模合计不足20%。预计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增速将达到75%。
（1.南昌大学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江西 南昌 330031；2.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摘 要：文章基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与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FDI、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各区域FDI、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均具有长期的影响和显著的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二者的交互效应却没有成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良性机制；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而二者的交互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关键词 ：FDI；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差异；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074－06
收稿日期：2015-06-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转移、专业市场布局与中国特色城镇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11BJY04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地理尺度、技术外部性与产业溢出：金融资源效率的范围视角”（41361102）；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FDI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互动机理和协调发展研究”（YC2014-S029）
作者简介：彭继增，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刘运，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生；戴志敏，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
一、 引言
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相比经济总量的扩张，更决定了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续性。党的十报告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从1978到2012年，我国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下降后波动上升，第三产业比重一直波动上升，总体上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伴随着这一持续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长期大量地流入我国，金融市场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显示，1979至2012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FDI金额达12761.08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FDI流入国；2012年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达1547465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为917555亿元，贷款余额为629910亿元。可见，长期以来FDI与金融发展为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研究FDI、金融发展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对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各区域呈现不同的态势，FDI和金融发展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FDI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影响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文献有：钱纳里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认为引进和利用FDI有助于弥补储蓄和外汇缺口，进而推动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1]。Caves通过研究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1966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发现企业利润与FDI成正比，认为FDI的技术溢出作用促进了两国的产业结构调整[2]。杨新房等研究发现FDI对我国资本的形成产生了挤入效应，FDI 总体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3]。陈继勇和盛杨怿的实证结果表明FDI所带来的资本供给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效化的发展，但FDI引致的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有限[4]。卢晓勇和金艳清认为FDI 独资化倾向促进了服务业内部的产业升级，而对工业内部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不明显[5]。有关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Goldsmith认为金融发展过程促进储蓄与投资的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金融是经济增长中资源优化配置和结构调整的强有力手段[6]。国内研究可从两方面来梳理：一是理论分析，着眼于剖析金融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及传导渠道。如胡自洲认为金融结构升级能为产业结构升级分散风险，提供更多融资渠道，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7]；二是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计量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金融抑制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论[8][9][10]。
从国内外现有文献来看，众多学者对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当前研究集中于全国层面的分析，从区域或更为微观的层面研究FDI与产业结构、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文献较少；二是集中在金融发展、FDI的单独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很少探讨两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在考虑金融发展与FDI交互作用的基础上，从地区（即东、中、西部地区）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金融发展、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为区域间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二、变量、数据选取和实证模型
（一）变量与数据选取
被解释变量方面，产值结构是目前研究中被广泛采用度量产业结构变动的指标。本文采用曾国平和王燕飞的做法[11]，以第二、三产业产值之和/GDP作为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的指标。
解释变量指标上，本文主要考察FDI、金融发展以及二者的结合作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选取各省实际利用外资额作为FDI的度量指标，并对其取自然对数，以LFDI表示。采用金融结构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反映金融发展水平，以FIR表示。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受东道国吸收能力的制约，其中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影响，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健全有利于东道国对FDI的吸收。因此，我们将二者的结合作用LFDI﹒FIR引入，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此外，我们选取以下控制变量CTRL，包括：（1）国内投资DI，用各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扣除用人民币表示的FDI占GDP的比重表示，反映国内实物投资状况；（2）政府投资GOV，用各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表示，表示政府干预行为；（3）贸易开放度OPE，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表示；（4）人力资本LHM，用社会三大产业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的自然对数表示。
本文是基于中国各省份1991~2012年的数据，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1991~2012年相关各期。同时，出于本文研究需要，按照区域经济理论和统计年鉴的划分标准，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并将相应数据进行了大量整理。全国和三大经济区域各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本文使用的软件是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6.0。
（二）实证模型
面板数据模型能够同时反映变量在截面和时间二维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和特征，具有纯时间序列数据和纯截面数据所不可比拟的诸多优点。该模型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控制各体的异质性，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增加自由度从而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等。从理论上讲，一般线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为：
其中yit为被解释变量，xit为解释变量， i＝1，2，3……N，表示N个个体；t＝1，2，3……T，表示已知T个时点。参数αi表示模型的截距项，βi是相对应解释变量的待估计系数。随机误差项μit相互独立，且满足零均值，等方差为σ2的假设。
根据截距项αi和βi系数项的不同，可以将模型分为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变系数模型三种。判定研究的问题适合于哪种模型形式，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检验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其两个原假设如下：
假设1：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但截距不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ISOit= α+αi+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2）
假设2：截距和斜率在不同的横截面样本点和时间上都相同，则该模型形式为不变系数模型：
H2：ISOit= α+β1LFDIit+ β2FIRit +β3LFDIit ·FIRit+β4CTRLit+μit （3）
构建F统计量：
其中，S1为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2为变截距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3为不变系数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是总个体数，T为总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
判定规则为，首先利用F2统计量对H2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不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束。如果拒绝，则再利用F1统计量对H1检验，如果接受，则建立变截距模型；如果拒绝，则建立变系数模型，模型表达式为：
ISOit= α+αi+β1iLFDIit+ β2iFIRit +β3iLFDIit ·FIRit+β4iCTRLit+μit （6）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按照式（4）和式（5）分别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方程进行F检验，相关统计量及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全国产业结构函数模型的估计结果采用模型（6），说明全国30个省市（西藏除外）产业结构调整的差异较大，不能得到全国统一的回归估计方程，因此，我们只估计东、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方程。由于本文样本分别包括三大经济区域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同时Hausman检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选择。最终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均采用变系数的固定效应模型，具体表达式见式（6）。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得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估计结果统一见表3。
表2 全国和东、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估计模型的协方差分析构造的F统计量检验
东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东部地区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有正向影响，这与大多数研究的结论一致。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在东部十一省市之间存在差异。其中，山东FDI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0.2538，排在其后的依次为福建（0.2290）、广东（0.1704）、河北（0.1378）、江苏（0.0774）、浙江（0.0724）、北京（0.0460）、天津（0.0403）、上海（0.0086）、海南（0.0042）。福建FIR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拉动力最大，边际贡献为4.0266，其次是山东（3.4301），排在后面的依次为河北（2.652）、广东（2.2545）、浙江（0.8521）、江苏（0.6767）、北京（0.3086）、天津（0.1261）、上海（0.0762）。辽宁的FDI、FIR系数以及海南的FIR系数为负值，其原因可能是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通过t检验，存在多重共线性。从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看，除辽宁的0.0345和海南的0.0185外，其他省市的系数值均为负，绝对值最大的是福建（-0.2916），最小的是上海（-0.0057）。东部地区范围内，北京、天津和上海的FDI和金融发展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在这些地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非常微弱，这与当地产业结构发展到比较高的层次有关，FDI和金融资源的边际效用非常小。
中部地区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区域内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均为负向影响，表明FDI的引进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没有起到推动区域内产业优化升级的作用。FDI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黑龙江和山西是正值，分别为0.0664、0.0295、0.0270；其次是湖北（-0.0465）、吉林（-0.0608）、河南（-0.0697）、安徽（-0.0738）、湖南（-0.0748）。FIR的影响系数仅在江西（0.3606）和黑龙江（0.2562）为正，其次是山西（-0.0081）、吉林（-0.7364）、安徽（-0.8583）、湖北（-0.9356）、河南（-1.2214）、湖南（-1.4510）。从两变量的交叉项系数看，除江西的-0.0323和黑龙江的-0.018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是正数，其中最大的是湖南（0.1194），最小的是山西（0.0017）。
西部地区的模型回归显示的结果与东部地区的情况相同，即多数省市FDI和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为正向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具有负向作用。FDI对产业结构影响最大的是广西，FDI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指标增加0.3074个百分点；其次是贵州（0.1982）、内蒙古(0.1816)、重庆(0.1592)、新疆(0.1116)、云南（0.0793）、陕西（0.0516）、四川（0.0061）、宁夏（0.0010）。FIR影响系数最大的仍是广西4.1376，其次是贵州（1.7985）、内蒙古（1.5848）、重庆（1.7036）、新疆（1.0732）、云南（0.8188）、陕西（0.5758）、四川（0.1257）。从二者的交叉项系数看，除青海0.0062外，其他省的系数都为负值，其中系数绝对值最大的是广西的-0.3773，最小的是宁夏的-0.0060。西部各省市中，广西产业结构调整对金融发展、FDI因素尤为敏感，说明FDI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其产业结构的拉动力最为显著。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区域的省级数据，运用变系数固定效应模型，控制政府财政支出、国内投资、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变量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的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西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促进作用，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起抑制作用；然而中部地区多数省市FDI与金融发展对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向影响，二者的交叉项对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促进作用。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FDI、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发展策略，东部地区领先发展，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均高于中西部。大量的政策优惠促进其大规模吸引FDI，同时其自身金融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效率不断提高，这些都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较大的拉动力。但是，该地区FDI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仍停留在资本积累层面，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受到金融发展水平的限制，水平还没达到促进FDI产生技术外溢的要求。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自身的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一定的改善，且拥有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对于FDI和金融发展的响应程度较高。另一方面，资金来源不足，金融体制不完善又制约了FDI溢出效应的发挥，同样最终使得FDI和金融发展的交叉项系数为负，即金融发展没有形成显著的促进FDI溢出效应的良性推动机制。中部地区缺乏政策倾斜，受东部繁荣和西部大开放的夹击，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引进FDI重量不重质，且投资行业单一都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抑制矛盾比较突出。然而，在中部地区FDI和金融发展会产生能动配合效果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表现为交叉项系数为正。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结合当前我国的体制改革，为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实现东、中、西部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研究结论表明，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东、中、西部地区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谋求优势互补，建立金融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我国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落后，而且还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同时也潜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为了实现经济金融的互联互动，当前，要进一步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构建东、中、西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机制、投融资机制、市场机制和协调发展机制。
第二，提高引进FDI的质量，均衡引进FDI的区域分布。继续加大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对FDI的引入，并强调对FDI质量的要求，重视引进高端专利、技术投入型FDI。我国引进FDI在区域分布方面存在失衡，需合理引导FDI的区域流向。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实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导向政策，鼓励外资到中西部投资，降低中西部地区引进FDI的准入标准。同时，继续深入改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产业分布和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
第三，制定差异化的引资政策，并加强FDI的投资导向。针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特色，制定和实施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引进来”政策，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技术模仿效应、技术研发效应等来推动我国各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西部地区应对重工业中的基础工业和技术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项目提高占比，而对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期短和投资风险较小的轻工业以及重工业中面向最终消费品的项目应减小占比。东部地区则要引导FDI 更多地进入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产业等。
第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平衡区域金融发展。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不均衡，资本市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具有较充足的资本和金融资源，拥有较多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刺激自身不断优化，从而促进本地金融更加健全发展。中西部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够发达，在各方面都存在劣势，金融资源和资金难以优化配置，较为落后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如同一个恶循环制约其经济运行。打破这个怪圈就要平衡区域间金融发展，深化对落后地区的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
第五，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东西部地区的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制约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King &Levine (1993)强调了金融机构对创新的重要作用，指出金融机构对企业家所进行的风险性创新活动进行评估及提供融资[12]。因此，要重视金融发展对FDI技术溢出吸纳能力的影响，其关键在于加大金融支持以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从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最终提高产业结构的层次。应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化进程，改变长久以来的大银行垄断格局，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只有这样才能增强FDI外溢效应，为民营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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