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8:43
导语：在法治研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成功的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显然，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努力发展到今天，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并不是某些人的突发奇想，而是顺应客观规律发展要求的明智之举。分歧的要点是能否在十年时间内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在这一过程中，正如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中政府起了很大作用一样，法治主体充分发挥能动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全面推进政府法治，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法治政府的目标，也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走过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作为我国行政法治起点的法律-行政诉讼法，由于是一部改官贵民贱为官民平等、民可以告官，从而推进我国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法律，直接触动传统观念，在颁布之初就曾有一些行政官员很明确地要求停止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并以集体辞职相威胁；实践中，有些官员不愿当被告，不出庭应诉，有些在法庭上训斥原告，还有的甚至直接到法庭上将原告抓走，如此等等，反映出我国法治基础何等薄弱。
但时隔不过十余年，这类现象已基本不再存在。现在已经无人怀疑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它对我国行政法发展和依法行政的作用。行政诉讼的法治环境已基本建立，几乎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十余年来，我国在行政法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确实非常惊人。行政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已经普遍确立，依法行政的核心和重点是治官、治权的理念已开始深入行政机关和广大公务员的观念之中，并且正得到不断强化。我国已形成了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和行政监督法相协调的行政法制度结构，虽然发展很不平衡，但每一部分均有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作支撑，这些规范体现了现代行政法治精神。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即是典型例证。
经济学思想在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演进历程中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经济自由主义只能产生警察行政法观，国家干预主义可以产生福利行政法观。而当代行政法是实质的服务行政法，服务与合作是其人文精神，增进社会福利，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全面提高人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其价值追求。
「关键词行政法治理论行政权力政府干预市场机制
西方国家的文化是多元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思想基础也是多元的。时代的发展、行政法的演变需要我们以更广博的视角来审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我们在关注其哲学基础、法理学基础的同时，亦不能忽视经济学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事实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是行政法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共同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经验表明，尽管“市场失灵”和对公平的关注提供了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基础，并由此诞生了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和福利经济学，但市场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等同样导致“政府失灵”，而试图以政府替代市场的做法将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市场失灵置换了市场万能的观念，政府失效拒斥了国家的神话。可见，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促使我们再次思考这样一些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更好地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如何在尊重市场逻辑的前提下建设一个有效的法治政府已成为全世界重新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阐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发展历程，洞察其历史脉络及深层次的发展规律，并窥探其发展趋势。这对于政府角色的重塑，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新世纪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和完善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自由主义与警察行政法观
17～19世纪是资产阶级夺取并巩固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尚未摆脱封建统治阴影的笼罩，深感丧失自由和财产的恐惧。因而，他们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论证并且实现经济自由，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深信“最好的政府，最少的管理”。这使得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各国无不围绕“行政权力”构建本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在素有“行政法母国”之称的法国，19世纪70年代以前，行政法治理论基本上是以拉菲利埃（E.Laferriere）提出的“公共权力说”为主流。按照“公共权力说”，行政行为被区分“权力行为”和“管理行为”，前者是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的授权下执行国家意志的一种行为，受行政法约束，并接受行政审判权的监督；而后者则是行政机关作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和组织者而为的一种行为，属于私法范畴，接受司法审判权的监督。通过这种区分，行政法的主要任务被确定为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失误之间的界限，并对超过这一界限的“越权行为”予以制裁。这样，行政权的作用便被局限于国防、外交、警察和税收等以“权力行政”为特征的狭小范围。“公共权力说”确立后，影响到整个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理论。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的行政法治理论称为“警察行政法观”。
这种行政法治理论不仅是当时生产关系状况的反映，而且也与当时的主流经济学———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相一致。以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将整个经济系统分为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以及国际贸易、政府预算、居民收支等紧密相联的组成部分。“看不见的手”并不是简单地调节其中某一个市场，使其实现供求平衡，而是通过价格信号同时对整个系统发生作用。任何一个外来冲击，如某种商品的价格或数量的变化，某项政府政策的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系统的每一部分。如果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的话，这就是“一般均衡”（GeneralEquilibrium）。如果外来的冲击破坏了初始的均衡状态，那么，“看不见的手”将通过价格调整，使其转向另一个均衡。
新古典学派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很可能会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给经济系统带来扭曲，从而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有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需要政府干预了。但是，新古典学派并不完全排斥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们主张建立一个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把政府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即政府应当保证发展生产、公平贸易和积累财富的外部环境，并且向社会提供那些私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产品（publicgoods）。①于是，政府甘居幕后，扮演“警察”的角色，担当起社会“守夜人”，行政职能集中于“秩序行政”，即保障国家的安定、社会安宁，维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
二、国家干预主义与福利行政法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社会都要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由自由竞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频繁爆发。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关系更趋复杂，社会形势的变化更趋迅速，但个人的生存能力却受到社会的严重制约，就业、教育、卫生、交通以及环境等都已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释经济危机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对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新古典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受到挑战。在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L.Walras）的均衡理论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下，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K.G.Myrdal）和林达尔（E.R.Lindahl）提出了动态均衡理论，以德国经济学家施穆勒（G.V.Schmoller）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T.B.Veblen）为代表的制度学派也相继产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上述理论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它们主张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强调政府在调节和管理经济中的作用。在政治方面，它们宣扬阶段利益调和，迎和了资产阶级加强统治的需要，因而对当时西方各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②于是，在西方国家，行政权的作用范围开始拓展。政府在实施有限的间接调控的同时，也开始少量地直接投资，从事教育、卫生、交通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典型的“权力”特征已经很微弱。但这些活动又是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不同于私人行为，因而不受民法规则支配而适用行政法规则。在这种形势下，法国行政法上传统的“公共权力说”开始动摇，以狄骥（L.Duguit）为代表的波尔多学派提出了“公务说”。“公务说”认为，“行政法是公共服务的法”，行政行为也是“以公共服务为目的的个别。”③按照这一标准，行政主体直接以满足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活动都是公务行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信任关系；政府的服务是一种通过执行法律为公众提供的服务即公务，因而服务与合作关系就是一种公务关系；公务构成了行政法的基础，行政法将随着公务的需要而变化。“公务说”产生后，对大陆法系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的行政法都产生了影响。从此，发生了西方行政法治理论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于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次经济危机的时间之长、程度之深都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按照传统的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无论经济繁荣或衰退，政府都不应当积极干预经济活动，“看不见的手”会自动把经济导向稳定状态。可是，这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把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面对严峻的挑战，政府显得软弱无力。资产阶级理论家们认识到，对这种社会形势，除了政府之外，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能够应付，政府的角色有必要重新塑造。
时代呼唤出来一个全新的经济理论———政府干预主义。凯恩斯（J.Keynes）在1931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凯恩斯认为，完全的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关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往往并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经济行为的外部效应以及交通运输约束等情况的存在，使得市场机制失灵（marketfailure）。凯恩斯认为，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他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来解释这一命题，并指出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中必然会产生有效需求的不足。按照凯恩斯提出的“有效需求原理”，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只要存在着一定量的总需求，就会产生相应数量的总供给。既然“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那么就应当让政府担当起调节供求关系的责任。据此，凯恩斯认为应当放弃主张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国家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扩大政府职能，刺激投资和消费。同时，他认为政府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弥补私人投资的不足，以维持国民收入的应有水平，而且政府每增加一笔净投资，还可以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私人投资和消费，使国民收入量比最初的净投资额有成倍的增长。因此，凯恩斯“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④总之，政府的责任就在于运用各种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保证资源优化配置，抚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创伤，促进经济发展。只有政府为社会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才能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官方经济学”。于是，行政权力开始大举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以及各国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行政权也日益膨胀，行政立法大规模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行政权的作用已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以促进公共福利为目的行政服务功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面对新形势，“福利国家论”应运而生。尽管随着“福利国家”等现象的出现，“公务说”已不能全面界定行政法的外延，出现了行政法理论基础多元论的局面，但行政法理论中服务与合作的基本精神并未改变，即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给相对人以“生存照顾”是行政主体的职责；享受服务、得到“福利”是相对人的权利。在这一时期，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主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因分享公共利益而形成的关系以及因行政事实行为引起的关系也都被纳入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范围。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甚至开始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关系的触角伸向了传统的民法领域。总之，这一时期行政法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只有不断地缩小市场机制作用的领域，扩大行政权力作用的范围，才能为相对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公共福利才能实现最大化。因而，我们可以称之为“福利行政法观”。
三、政府干预主义的困惑、修正及西方行政法治理论的重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风光了几十年。一直到70年代初，普遍奉行政府干预主义的西方各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稳定增长，并没有遭遇到较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是，70年代以后，西方各国的经济却遇到了麻烦———“滞胀”现象，即高失业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尽管各国政府按照凯恩斯的主张采取了各种药方，但是经济衰退仍越来越严重。对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既不能在理论上给以解释，又不能提出有效对策。特别是70年代“雪上加霜”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更是动摇了政府干预主义的基础。于是，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学者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西方各国也相继放弃政府干预主义，而选择经济自由主义为制定政策的指导原则。到80年代末期，过度的放任自由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国家干预主义重新得势。
看起来，似乎新古典学派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凯恩斯学派主张的政府干预主义在经济学舞台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在不断地汲取对方的长处，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P.Samnelson）把自己的学说称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1985年以后又改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又如，克林顿政府强调政府干预，不过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片面地强调增加需求，而是采取既强调需求方面，又强调供给方面的两手政策。克林顿也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既不是新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政府干预主义，而是一条结合两者长处的新道路。⑤总之，两大学派的融合反映了西方宏观经济学正在加深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探寻政府权力作用的最佳范围，整个资本主义也“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演变成保持公私两个方面主动性和控制权的混合经济。”⑥面对宏观经济理论各派林立，争论不休，国家政策频繁变动的新情况，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西方行政法治理论也表现出了应有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行政权作用范围的有限缩小。学者们认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并不是唯一的“公共体”：“公共产品”除了可由行政主体提供外，还可以由其他公共体———社会自治组织提供。这是因为，非政府的社会公共体行使公共权力，可以避免或减少行政国家异化的许多弊端，如腐败、低效率、滥用权力等。而且由于它更贴近公众，公众可更直接地参与其运作和更直接对之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学者们也认为，过分强调为公众提供全方位的“生存照顾”会使人的生存能力和创造能力退化；行政权的过度延伸不仅不会使公共利益进一步扩大，而且还会对其产生抵销作用；应该重新重视市场机制激励作用，“只有在个人无力获得幸福时，才由国家提供服务。”⑦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对行政权重新估价，放松政府管制而加大市场调节的力度。政府也将一些政府垄断项目转到市场竞争领域，或者引入市场机制到公共领域适用。于是，国家行政、社会公共行政的结合和对私人力量的利用便构成了维护、分配和发展公共利益的多元力量结构。⑧第二，行政强制的弱化。西方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既然是一种服务，在相对人能自觉合作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公共利益能够实现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运用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而运用一些非正式、非强制的行政行为来服务。并且，传统上以“公权”和“强制”为特征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及形式，都需要重新界定和概括。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行政法上便反映为：一些新的行政行为形式或者原来在行政法领域中不甚重要的行政行为形式，如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规划、行政给付和行政私法等，已经或者将在行政中发挥新的或者更重要的作用。行政合同和行政规划在法国，行政指导在日本以及行政给付在瑞典等都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行政法制度。这些行政行为形式中既包含了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又体现了相对人的意志，既有行政权力的因素，又有市场自由的精神。它们所具有的应急性、简便性、温和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第三，行政程序法治理念的增强。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行政法治不仅应重视服务的结果或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而且还应强调行政程序，即服务与合作的过程。通过行政程序，扩大行政民主，调动相对人对服务的合作或参与，增进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信任，使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融合相对人的意志，使行政行为具有公正性、效率性、准确性和可接受性，以避免行政权在其作用领域中的滥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因对抗而致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而行政强制的弱化，行政程序法治观念的增强，必然会促使行政效率的提高，公共利益的实现。为此，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行政程序法典化浪潮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仍然方兴未艾。
弘扬团队精神，需要树立一盘棋意识。在一盘棋中，无论是将帅还是兵足，单个棋子的作用总是微弱的。一个棋手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够合理调配这些棋子，充分发挥每一个棋子的“边沿效应”，增强棋子的互动性，以智慧取胜。同样，在治黄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要求干部职工尽职尽责，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扎扎实实地干好本职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求广大干部职工树立一盘棋思想，加强工作的协调与配合、共同提高、共同进步。这就是在强调“单兵作战”能力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立团队精神，发挥团队整体功能。只有大力弘扬团队精神，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奋力开拓才能使各项治黄事业又快又好发展。
弘扬团队精神，就是要追求单位整体利益和效益；就是追求人与人的最佳组合和尽可能大的合力，在单位内部形成人与人的高度凝聚力、向心力，团结共进，众志成城。这就需要全局干部职工都要胸怀全局，时时刻刻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得失，踏踏实实做事；需要每一个干部职工都能在当好本岗位主角的同时，当好其他岗位的配角。一个单位好比是一座城墙，必须使治黄干部职工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雄伟城墙中的一块砖，是不可缺少的一份子。砖与砖之间紧密结合是建立城墙的基础，这种紧密结合就是凝聚力。职工群众凝聚力是治黄事业发展和集体创造力源泉，而只有步调一致，凝聚力的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当团队成员为自己是宏伟城墙中的一份子而感到自豪和欣慰的时候，人的自我价值实现得到了体现的时候，人人都愿意为自身及他人的发展付出。在这个阶段保持和引导团队内的人际关系和谐共处、相互依存，尊重个性、彼此宽容，互敬互重、真诚待人，彼此信任、遵守信诺，相互帮助、互相关怀，能力互补、同舟共济，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团结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每个成员都要从自我做起。而凝聚力的发挥又是团队精神和全局意识的充分体现。同时，弘扬团队精神是实现治黄事业健康发展的思想基础和重要保障。
二、弘扬团队精神需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
弘扬团队精神，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层次之间的“颗粒”效应，增强各层次之间的粘合力，减少排斥力，使每一个人都能与治黄事业发展的脉搏“共振”起来。如何步调一致呢，团队要逐渐形成自身的行为习惯及行事规范才能做到。在这方面起主导作用的关键是团队的领导集体。典范作用是建立领导权威的最主要因素，这就需要党员干部以身作则，领导通过自身的系列言行对规章制度、纪律的执行，逐步建立起领导的威信，从而保证管理中组织、指挥的有效性。所以，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建立简单、和谐、愉悦的人际关系，不搞小帮派，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多和职工群众交朋友，时刻把职工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帮助职工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及时把握职工群众思想脉搏增强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得好，干部职工也会自觉地按照单位的行为规范要求自己，形成团队良好的风气和氛围。三、弘扬团队精神需要强化以人为本
弘扬团队精神，就是要自始至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职工群众与单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治黄事业与治黄经济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弘扬团队精神，就是强调每一个职工都建立共同的价值取向，把心思、精力用在做好治黄工作上。治黄职工是黄河事业的主人，切不可因为自身是单位集体的一分子而忽视了自身修养，要时刻关心治黄事业的健康发展，关注黄河安危，增强忧患意识，积极为治黄事业发展出谋划策，为治黄事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生价值。使治黄团队成员增强对治黄事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乐意积极承担团队的任务，积极主动地干好本职工作，使工作氛围永远处于最佳状态。四、弘扬团队精神需要与时俱进
关键词：前房积血眼外伤眼球损伤临床分析
眼球损伤后，虹膜血管渗透性增加或由于血管破裂出血，血液积聚在前房称外伤性前房积血。外伤性前房积血多见于眼球挫伤，是一种常见的并发症，国内统计约占门诊眼球挫伤病人的11.3%，住院病人的39.8%，轻者可以自愈，多数可在6天左右完全吸收，视力恢复，但大量出血或反复继发性前房积血，继发青光眼及角膜血染者可以致盲。
前房积血为虹膜睫状体血管破裂所致，多见于眼外伤，当积血量大或继发出血可引起继发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严重并发症，损害视力。我院自2005年10月至2009年10月共收治外伤性前房积血40例，总结分析如下。
1临床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40例均为单眼，男30例，女10例，发病年龄为8～68岁，平均年龄为38岁，右眼22例，左眼18例。致伤原因：玩具枪子弹击伤7例(16.6％)，石块、铁块、木棍等击伤16例(39.5％)，拳击伤10例(31.3％)，啤酒瓶盖、鞭炮等伤7例(15.6％)。伤后立即就诊30例，3天内就诊6例，1周就诊3例，2周就诊1例。
1.2分级及分类
I级：前房积血少于前房容量的1/3，Ⅱ级：占1/3至2/3，多于2/3为Ⅲ级。本文32例中Ⅰ级10例(31.2％)，Ⅱ级8例(25.o％)，Ⅲ级14例(43.8％)。原发性出血28例，继发性出血4例。
1.3眼部并发症
眼外伤造成前房积血的同时，还可以引起眼前、后段的其他损害。主要是外伤性瞳孔麻痹20例，占25%；继发性青光眼18例，占22.5%；视网膜震荡12例，占15%；玻璃体积血10例，占12.5%；角膜血染2例，占2.5%；房角后退2例，占2.5%；视网膜脱离1例，其中有的病例未出现并发症，有的病例同时出现数个并发症。
40例病人中，有合并症18例，虹膜根部离断6例，视网膜震荡14例，继发性青光眼I例，视网膜脱离1例。
1.4方法卧床休息，取半卧位，适当应用镇静剂。应用止血剂，可联合应用糖皮质激素。可不扩瞳、不缩瞳。出现虹膜刺激症状时，及时散瞳。注意观测眼压，眼压升高时，应用降眼压药物。每日观察积血的吸收。积血多，吸收慢，伴眼压升高，经药物治疗眼压仍不能控制，应作前房冲洗术。有较大凝血块，可切除。以避免角膜血染。尽快促进前房积血的吸收，防止或控制继发性青光眼、角膜血染等。前房积血3天内使用止血药无活动性出血，3天后立即停药；静点20％甘露醇250ml，每日1次；皮质类固醇眼药水点眼；⑤积血长时间不吸收，眼压升高，作前房穿刺冲洗。
2结果
3天内吸收者19例，占48.8％；4至7天吸收者18例，占45.8％；7至15天吸收者2例，占6.2％，总有效率96.9％；1例20天未见吸收有大量凝血块，行前房穿刺冲洗后，前房积血清除干净。
3讨论
外伤性前房积血是由于角膜组织的伸展,赤道部巩膜扩张,晶状体虹膜隔后移和急性眼压升高,致撕裂前房角的血管组织所致。常见睫状体前面撕裂,虹膜动脉大环分支返回支的脉络膜动脉和睫状静脉破裂所致。眼外伤最常见并发症为前房积血,前房积血的多少与破裂血管大小、多少及血管损伤程度有关。
前房积血是眼球挫伤综合征中的一种，来源主要为虹膜和睫状体血管破裂所致。前房积血本身对视力功能影响是暂时的，可随着血液的吸收而消失，但前房积血的并发症常可导致严重的视力丧失，因此处理原则是在促进积血吸收的同时应特别预防和治疗并发症，制动休息，防止便秘、剧烈咳嗽及避免对眼球施加压力可有效防止继发性出血，对活动性出血尤为重要。止血药不宜长期使用，因为正常人的凝血时间在5rain以内，而大多数患者就诊时间距受伤时间均超过20min，因此我们只是短期使用止血药3天，因为长期使用止血药促进凝血块形成，反而不利于积血吸收。甘露醇为高渗脱水剂，能降低眼内压使房角开放，有利于积血与反应性炎性渗出物的吸收。皮质类固醇的应用可减少炎症反应，消除小梁组织的肿胀.有利于小梁网的引流，促进出血吸收。对前房大量积血，伴较多凝血块，20天以上难以吸收者，采用前房穿刺冲洗。防止角膜血染和继发性青光眼的出现。
此外，前房积血的疗效好坏还取决于就诊时间，因我院地处繁华街区，大部分患者伤后立即就诊，治疗后积血均能全部吸收，仅l例伤后2周就诊且为Ⅲ级出血，只好采用前房穿刺冲洗。因此搞好眼外伤病人伤后早期就诊的宣传工作很有意义。
外伤性前房积血多伴有眼部并发症，积极治疗前房积血促进血液尽早吸收对及时发现眼部其他并发症以便及早治疗保护视功能很有帮助。我院收治32例病人中，1例并发视网膜脱离，l例继发性青光眼，2例病人虽视力有所下降，但因治疗及时，出院时视力(视网膜脱离病人为术后矫正视力)均达到0.5。因此，我们认为对外伤性前房积血的积极治疗对保护视功能极为重要，不能掉以轻心。
参考文献
一、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
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是指发行人在公开发行证券时，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开与证券发行有关的重大事实的材料的一种法律制度。
证券发行中奉行披露哲学，已是当今世界各国证券法的主题之一。美国是最早建立发行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国家。美国证券专家认为“信息披露哲学在于，每个投资者应自己作出决定，这样市场才能自由地发挥其功能，从而有效地分配社会资金。为了使投资者作出决定，相关信息必须提供给他或她”。“从这个角度看，管理者的工作是确定哪些信息应该公开并确保提供恰当的信息，即没有错误、遗漏和延误的信息”。④这一段话道出了证券发行制度披露哲学的精髓。美国的证券法律也是这样做的。“《1933年证券法》规定：发行人发行证券（除依法豁免的政府债券和抵押债券外）应当注册。注册时应向SEC提交登记表和招股说明书。招股说明书主要内容包括发行目的、发行条件、公司近五年的资产、负债总额及其变化，产品销售额及其变化趋势，盈利和分红水平、公司股份总额和结构、公司股东的权益、公司产品介绍、公司债务清偿等情况。这些信息的披露，除了用于注册外，还必须分发给每个认购证券的公司和个人。《1933年证券法》还规定：如果SEC认为注册报告书”在有关实质性事实上有不真实的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报告书不致被误解所必要性的任何重要事实“，SEC可以命令中断该注册报告书的有效性，待修改符合要求后，才能解除终止令。注册报告书经注册生效才能正式出售。尽管SEC对申请发行的公司有很大的权利，但这只是对发行证券形式上的审查。SEC给予注册并不意味着SEC担保该证券的投资价值，也不意味着SEC担保注册说明书和招股所载内容的准确性。证券的优劣和有无投资价值全凭投资者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公开信息进行判断。那么，有些蒙混过关的公司是否就万事大吉，坐看那些倒霉的投资人的笑话了呢？不能。《1933年证券法》第11节规定：”当注册报告书的任何部分在生效时含有对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了规定应报的或漏报了使该报告书不致被误解所必要的重大事实时，任何获得这种证券的人（除非被证明在获取证券时，他已知道这种不真实或漏报情况）都可以根据法律或侵权法在任何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请求发行证券的公司、公司中负有责任的董事和有关人员、承销商和其他有关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发行人在注册报告书中”有意制造对任何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其中应报的或为使该报告书中的陈述不致被误解所必要的重大事实的任何人，一经确认便被罚不超过10000美元的罚金或不超过五年的监禁或二者兼有。“美国的发行信息披露制度充分尊重了投资者的选择权，又没忘记给予投资者以适当的保护。
英国原本是披露哲学的发源源地。《1844年英国公司法》第4节首次提出公司募股筹资时必须向公司注册官提交一份招股章程。可惜的是没有对招股章程的内容作出具体要求。直到《1900年英国公司法》才明确要求公司注册时，提交的招股说明书必须记载13项基本内容，该说明书还须向社会。英国关于证券的法律规范素无制定成文法的传统，证券发行问题均规定在公司法中。所以证券发行的披露制度在立法上英国落在了美国后头。英国1986年发生了“金融大爆炸”，始对金融证券法律大力制定成文法，对证券发行进行了详细规定。1995年又意犹未尽，将《金融服务法》中关于证券发行的内容独立出来，制定了一个《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对证券发行作了全面的规定。规章第4条明确规定：“任何证券在联合王国内首次公开销售时，销售人应当该种证券公开招募说明书，以使公众自销售人首次发出要约至要约期限届满，均能于联合王国内某一地点无偿获得该说明书。”为对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作更具体明确的规定，特制定了一个《招募说明书的格式和内容》的附件，共分9个部分，51个条文，详细规定了招股说明书应具备的各项具体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规章和附件均要求发行人公布发行人业务上的近期发展及前景。包括：“1、自上一年度未以来发行人业务上的重大发展趋势。2、有关发行人本年度的发展前景的信息。”①这类信息属于所谓“软信息”，对此是否应当公布，在美国也是有争议的。美国SEC在70年代以前，对于“软信息”的披露一直采取抵制态度。70年代后才开始转变态度，逐渐从允许披露到鼓励披露，并采纳“安全港原则”，规定发行人披露的公司盈利预测应当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具有合理性，如果实际情况与先期预测不符，发行人只在被证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时才承担责任。但由于这种预测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并容易发生夸大盈利，对投资者造成误导，所以在美国未将这类信息作为法律强制披露的信息。
《日本证券交易法》是以美国证券法为兰本的，吸收了美国信息披露制度的核心内容。《日本证券交易法》专设“企业内容等的披露”一章，其中就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作了详细规定。《日本证券交易法》要求“有价证券的募集或推销，在发行人未向大藏大臣就该证券的募集或推销进行呈报时，不得进行。”（第4条）并规定应包括以下事项：“一、有关该募集或推销的事项；二、该公司的目的、商号及有关资本和出资的事项，该公司的营业及其经营状况及其他有关事业内容的重要事项，该公司的负责人或发起人的有关事项，以及其他依大藏省令规定为公益及保护投资者所必要的事项。”“有价证券的发行人，在募集或推销时，必须制作计划书，”计划书“对提交的呈报书应记载的事项的内容必须加以记载。”（第13条）当发行人
向投资者招揽时，必须预先或同时向对方交付应告知的书面文件。并将有关呈报表和披露的文件备置于大藏省供公众查阅。
在法国，公司的注册登记是以商事法院为管理机关。发行证券特别是股票涉及到公司的设立或增资，首先须得到商事法院的准许。一经法院核准，发行人应就发行在法律公报上公告。证券的发行人被要求进行广泛的披露。首先要做一个关于发行人和发行的法定公告，在认购开始前在官方刊物上，但这还没有完成发行程序。法国的证券交易所委员会（以下简称“交易所委员会”）是证券主管机关，其相当于美国的SEC.1967年9月28日内阁颁布的关于证券交易所委员会的法令①，确立了该委员会广泛的权利。发行人要向交易所委员会提交一份发行说明书，详细披该公司的情况，交易所委员会根据发行说明书决定是否批准发行。该法令还要求，“为发行有价证券向公众募集资金的所有公司事先公布一份旨在向公众提供信息及有关公司的组织、财务状况和公司活动发展情况的文件”。“该文件应当送交给所有被建议认购的人，并应置放于公司所在地所有负责接受认购的机构，供公众阅龋证券上市的还应当将此文件置放于证券经纪人同业公会（证券交易所理事会），供公众阅龋”（1968年关于交易所委员会法令第6条）
这些国家不仅规定了发行人信息披露的义务，还规定了违反该义务的法律责任。美国对于在注册报告书中“有意制造对任何重大事实的不真实陈述或漏报情况其中应报的或为使该报告书中的陈述不至被误解所必要的重大事实上的任何人，一经确认便应被罚以不超过10000美元的罚金或不超过五年的监禁或二者兼有”。（《1933年证券法》第24节）在英国，违反招股说明书义务的被认为“构成犯罪”，对此“经公诉程序判决的，应当单处或并处二年以下监禁，经过简易程序判决的，应当单处或并处三个月以下监禁或不超过第五级标准的罚金”。（《英国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16条）日本对于违反信息披露义务，对有价证券报告书或其订正报告书，提交者在重要事项有虚假记载者，可处三年以下徒刑或30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日本证券交易法》第199条）以上各国还不约而同地规定了因违反披露义务造成认购人损失的民事赔偿责任。
我国证券发行制度奉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三公原则的重要体现，就是在发行中实行信息披露制度。在证券市场开放之初，1993年国务院颁的《股票发行和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就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制作招股说明书，并必须记载16项重要事项。《暂行条例》要求“发行人应当向认购人提供招股说明书，证券承销机构应当将招股说明书备置于营业场所，并有义务认购人阅读招股说明书”。如果说这时对信息披露还只是粗略的规定，那么此后中国证监会依据该条例的规定，了一系列关于信息披露的规章，如《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试行）》，并制定了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至7号），建立了较完整系统的信息披露制度。我国《证券法》更是以证券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我国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详细规定了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如招股说明书计有项，外加8个附件；披露的方式，主要有公告和备置两种方式，公告是指必须在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上刊登，备置，是指将招股说明书或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存放在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违反披露义务的法律责任，有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我国刑法具体规定了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的刑罚，《证券法》关于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原有立法的缺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制度。
我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较完善的证券发行信息披露制度，达到了先进水平，对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证券发行披露制度的许多规定上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一些差异。首先，证券发行披露制度的价值基础不同。在英美国家，对公司情况充分、真实的披露，是投资者的唯一投资价值基矗政府只关心发行人是否将法律规定其必须公开的信息进行了完全的、真实的公开，而不是去判断该证券的“好”与“坏”，只要该证券发行人作到了这一点，政府就可以批准其发行。而在我国，信息披露的意义就不是如此单纯。公司进行信息披露，产生两种价值基础：首先，它是政府对该证券的“好”与“坏”作出判断的基础，以确定这些证券是否有投资价值，从而作出是否批准其发行的决定；然后是投资者根据这些披露的信息，决定自己应投资于这些“好”证券中的哪一只证券。所以，国外的投资者是自己选择“好”证券，而我国的投资者则是选择“最好的”证券。而实际情况往往却不是如此，谁能保证政府的判断一定是对的呢。但在我国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政府也只好充当“先嚼镆的人”。其次，信息披露过于程式化。我国的一些学者指出，我国证监会制定的《招股说明书的内容和格式》对于招股内容的规定全面、详细包括了投资者需要了解的各方面的信息。其本意是促使发行公司全面真实地披露发行信息。但由于在实际上操作中按格式内容打分的办法，使得一些发行公司不是在如何真实全面准确的披露信息上下功夫，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按照规定的格式编制说明书，以顺利通过审查，这恐怕是管理机关始料不及的。
二、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目前，世界上证券发行的审核制度，主要有两种：注册制和核准制。采用哪一种制度与一国的证券管理体制有关。
注册制也称申报制或登记制，是指发行人在公开发行前，按法律的规定向证券发行主管机关提交与发行有关的文件，在一定的期限内，主管机关未提出异议的，其证券发行注册即发生效力的一种证券发行审核制度。其主要特点是：主管机关的审核强调公开原则和形式审查原则，主管机关要求发行人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全面、真实、准确地提供一切与发行有关的资料，对其投资价值不作判断，在申报文件提交的一定期间内，主管机关未提出补充或修订意见或未以停止命令阻止注册生效者视为已依法注册，发行人即可正式进行证券的发行。这种审核制度的优点是：1）可以简化审核程序，
减轻主管机关的负担；2）有利于具有发展潜力和风险性的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募得资金，获取发展机会；3）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判断力，减少对政府的依赖性。当然，这种发行审核制度，对那些不成熟的投资者来说，自然具有较大的投资风险。但这种制度会促使落后的人跟上来，而不是让走在前面的人停下来等待。
实行注册制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其证券发行注册分三个阶段：第一，注册文件送达阶段，即证券发行人依照法律规定提交申报文件。申报文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投资者准备的招股说明书，注册生效生即向广大投资者公布；另一部分是存放于SEC以供投资者查询的文件。前者为公布文件，后者为备置文件。第二，注册生效等待阶段，注册文件交由SEC审核，如果SEC未提异议的，审核自提交申请20日后，或由SEC决定的更早的日子自动生效；SEC认为注册文件有不充分不确切之处，可以向申报人提出补充、修订的要求，申报人应进行补充、修订；如果SEC认为提交的文件有重要事项，有虚假记载等情形时，可以发出生效终止令。当然，申报人如能进行按照要求进行了修订，SEC可以解除终止令。第三，正式发行阶段，注册生效后，发行人需将印刷好的招股说明书散发给广大投资者，证券销售正式开始。①《日本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与美国大同小异，日本证券发行的主管机关是大藏剩《日本证券交易法》第4条规定：“有价证券的募集或推销，在发行人未向大藏大臣就有价证券的募集或推销进行呈报时，不得进行。”第8条规定，“大藏大臣受理提交的呈报书之日15日内产生效力，”生效时间比美国少5日，其效率更高。但是该条还规定，大藏大臣认为呈报书“在形式上不完备或该文件记载的重要事项记载不充分”或“在重要事项上有虚假记载以及应记载的重要事项或为免生误解所必要的事实起记载有缺陷时”，“可以命令呈报人提交订正报告书，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命令呈报人停止提交的呈报书的效力。如果呈报者按照规定提交了修正报告书，且大藏大臣认为适当时，可解除该项规定的停止生效命令。从以上规定看，日本的证券发行制度与美国如出一辙，日本1948年4月13日制定的这部《证券交易法》是日本在二战后，由典型的欧陆法向英美法转变的又一例证。
核准制的特点是，证券主管部门对证券发行既要进行的形式审查，又要进行实质审查，除审查发行所提交的文件的完全性及真实性外，还要审查该证券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实质条件，方可获准发行。实行发行核准制的国家主要是一些欧陆国家，如法国、瑞士等，还有东南亚与菲律宾等新兴证券市场所在国。核准制的优点是：1）对拟发行的证券进行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审查，获准发行的证券投资价值有一定的保障；2）有利于防止不良证券进入市场，损害投资者利益。但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主管机关负荷过重，在证券发行种类和数量增多的情况下，也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不保；二是容易造成投资人的依赖心理，不利于培育成熟的投资人群；三是不利于发展新兴事业，具有潜力和风险性的企业可能因一时不具备较高的发行条件而被排斥在外。
我国《证券法》确立了证券发行的核准制。《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股票，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审批；未经依法核准或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发行证券。”按照《证券法》的规定，发行股票由中国证券会按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进行核准；发行公司债券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公司法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批，但依照《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指引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由中国证监会主管。
原先我国证券发行的核准程序大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额度分配；二是进行预选；三是核准发行。额度分配，是指由证券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和产业政策，确定每年总的发行规模。（1994年是人民币55亿，1996年是150亿，1997年为300亿）并将此总额度分配给各省市及各部委，再由其将额度分配给其所属的企业。获得发行额度的企业依照《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规定，向发行主管机关报送申请文件，经核准后方可发行。由于这种分配额度的办法，使得各省市、部委为平衡利益，照顾更多的企业发行证券，导致企业发行规模太小，不利于实力强、规模大的国有支柱产业的发展，于是在1998年改“额度分配”为“发行家数”，即由证监会确定各部门、各省市发行企业的数额，再由各部门、各省市上报确定的预选企业，由证监会进行预选审核。公司债的发行与此大体相同，不过公司债的发行规模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确定，而是由国务院确定。①预选程序，在发行额度或家数确定后，由地方政府或各部委根据企业的申请，综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初步确定若干企业作为预选企业，并排出顺序，供“证监会”审核。这一程序实质是地方政府和各部委对发行人的初步审查，以筛选出本地区本部门适于发行的企业，具有推荐性质。②核准程序，证监会进行核准分为初审和复审两个阶段。初审，是由证监会发行部工作人员对各地区各部门推荐的发行人进行初步审查，主要是对申请文件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其它方面进行调查、查询和对证，提出反馈意见。发行人根据反馈意见对其申请文件进行补充，修改，再报证监会。复审，由证监会设立的证券发行审核委员会进行。该委员会由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证券发行申请经核准或审批后，发行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证券公开发行前，公告公开发行募集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
以上核准制度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从额度（家数）的确定、分配、发行企业的预选，发行什么证券，发行多少证券，都由国家管理机关根据国家计划决定。第二，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正因为在发行制度上具有强烈的计划性，在操作上是由各级政府机关进行。加之我国缺乏完备的商业银行体系，资本市场不发达，市场的调控机制和反馈机制都很不健全，政府还不善于运用引导市场的的办法，于是在
证券发行上也多使用行政手段，硬性控制，常常使证券发行与经济内在需求脱节，不是发行量过小，导致股标票供不应求，就是扩充过速，市场难以承受。第三，核准程序的公开性不够。《证券法》虽然规定“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但这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措施加以保障。证券发行的核准过程都是由手握审批权的行政机关单独行使，并无有效监督机制，极易形成“暗箱操作”不利于公众、公开、公正原则的实行。应当尽快制定法规或规章，使“核准程序应当公开”的规定程序化、具体化，真正能够实现。第四，实行实质性管理，规定种种发行条件，对提高发行公司的质量有好处，但也不能高枕无忧。有的企业为达到发行目的，不惜采用种种不法手段，制造符合条件的假象。另外，还有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幼小高科技企业，却因达不到发行条件而不能获得发行机会。
针对以上情况，我国《证券法》公布后，对证券发行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一是取消发行额度，证监会不再对各省下达“额度”或“家数”，实行“成熟一个推荐一个”；二是坚持先改制后发行，原来有的企业被选定为发行企业后，仓促找几个发起人，将资产剥离，甚至没有来得及登记注册就进行了发行。现在必须经过改制，挂牌运行一年后，才能申请发行股票。保证了证券发行的规范性；三是改政府审批为券商推荐，发行人申请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后，由主承销商推荐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四是对于高新科技企业，由主承销商向证监会报送推荐材料，证监会委托科技部和中科院进行论证，经确认的高新科技企业，证监会予以优先审核。在以上实践的上，2000年3月16日，中国证监会了《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以下简称＜核准程序＞）、《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工作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和《信誉主承销商考评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评办法＞，对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将《证券法》规定的证券发行核准制具体化。＜核准程序＞规定，股票发行审核程序包括受理申请文件。初审。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核准发行和复议几个步骤。发行人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有关标准格式制作申请文件，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后，由主承销商推荐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中国证监会收到申请文件后五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
为提高股票发行水平，主成承销商在报送申请文件前，因对发行人辅导一年，并出具承诺函。如发行人申请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开发行股票，由主承销商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推荐材料后，在五个工作日内委托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对企业进行论证。科学技术部和中国科学院收到材料后在四十个工作日内将论证结果函告中国证监会，属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证监会可以优先审核。
中国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对发行人申请文件的合规性进行初审，并在三十日内将初审结果函告发行人及主承销商这对于克服原有发行制度的一些弊端，进一步提高证券发行的透明度，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有重要意义。
三、证券发行方式
按照发行对象划分，发行方式可以分为公开发行和非公开发行。非公开发行又称为内部发行，是指发行人将其证券发售给少数特定投资者的行为，在我国主要是指对公司职工的内部发行。公开发行，是指发行人以同一条件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其证券的行为。《证券法》主要规范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的不同阶段公开发行，又可以划分为设立发行和增资发行。设立发行是指公司在设立时，为筹集公司的注册资本进行的发行。增资发行，是指公司设立后，为扩大公司的资本而进行的发行。由于各国公司法资本形成的制度不同，有的实行法定资本制，有的实行授权资本制，在设立发行和增资发行方式上有较大差异。
法定资本制，是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资本确定原则的实现方式。在法定资本制下，股份有限公司在设立时，必须确定公司资本总额，并将其划分为股份，该股份必须由投资者认购完毕。这样，公司设立时，股份的发行只能采取一次发行的方式，而不能分次发行，以实现资本总额的“一次到位”。股份有限公司若要增资或减资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法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法国《商事公司法》第75条规定：“资本必须被全部认购”，至于股款可以分次缴完，但必须一次认购完毕。①
授权资本制，是由英美法系国家创立的资本确定原则的实现方式。在授权资本制下，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应在公司章程中记载公司股份总数，以及公司设立时发行的股份数量。公司发起人和股份认购人只要认足首期发行的股份就可以完成公司设立，以后各期股份由股东授权公司董事会，随时发行。如《英国公司法》规定：公司按照章程规定授权筹集的全部资本，公司对核定资本无需全部发行股份。②在美国，公司注册证书中，注册人必须说明公司有权发行的股票数量，这是公司的“认可股份”，也就是所谓“资本总额”，但公司法对公司有权发行的股份数量没有限制。此外，公司法对“认可股份”中实际发行股的比例也无具体规定。例如：公司注册书中说明公司的认可股份为100股，公司并不一定要发行100股认可股票，实际上仅发行1股即可开始营业。“③美国1969年《典范商业公司法》干脆废除了最低资本额的规定，各州纷纷效仿，授权资本制被推到了极端。在授权资本制下，公司成立时不必将股份一次发行完毕，其后的多次发行，不过是完成股本总额的继续发行，而不是增资发行。这与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设立后的再次发行的含义自然是大不相同的。
折衷资本制，是由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在结合法定资本制和授权资本制优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折衷资本制要求发行人在股份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资本总额和首期发行的股份数额，同时允许股东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业务的实际情况发行其余的股份，但是采取上述方式必须服从法律规定的限制条件。首先，法律限制首期发行的股份在公司拟发行股份总额中的比例。如《日本商法典》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必须发行股份总额1/4以上的股份，
该发行的股份必须由公司发行人和股份认购人认足并缴纳全部股款，其余部分的股份才可以授权董事会发行。其次，限制其余股份的发行期限，
从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来看，很少有对提单作出明确的定义，《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均没有给提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直到《1978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即《汉堡规则》出现，国际上才有了被若干国家共同接受的、统一的提单的明确定义。按照《汉堡规则》，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汉堡规则》已经于1992年11月生效，但海运大国均未加入该规则，目前缔约国拥有的船队总吨位尚不足2％，尚缺乏国际普遍性。
英国法院在1794年LickBarrow诉Mason一案中首次确认提单具有documentoftitle的功能，国内将其译作物权凭证，学术界关于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的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即物权凭证说，所有权凭证说，抵押权凭证说和可转让的权利说。
1物权凭证说是最传统的一种学说，该学说认为为适应国际贸易中单证买卖的正常运转的要求，提单应具有船舶所载货物物权凭证的效力，提单代表着货物，谁持有提单，谁就有权要求承运人交付货物并对该货物享有所有权。
2所有权凭证说将提单所具有的物权效力归结为一种所有权效力。此说依据对提单的所有权效力的强调程度不同而形成绝对所有权凭证说和相对所有权凭证说两种观点。绝对所有权凭证说认为，承运人、船长或者承运人的人签发提单给托运人之后，提单上记载的货物所有权即依附在提单之上，对提单的拥有等于无条件的拥有货物，即使货物已经不在承运人或船长占有之下，提单持有人仍可向实际占有人无条件的主张对货物的所有权，提单的转移或转让，绝对的产生货物所有权的转移；相对所有权凭证说认为，提单不具有绝对的所有权效力，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除提单的转移或转让外，还需要满足民商法中所有权转移的条件。
3抵押权凭证说认为提单物权效力不仅包括所有权效力，而且也体现出抵押权效力，因为提单可以用来抵押以融通资金或为其他债务提供担保。
4可转让的权利（或债权）凭证说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它认为提单是产生于货物运输这一环节中的文件或单证，这就决定了对于提单的定义以及提单到底具有哪些性质的问题，只能到海商法或有关提单运输的法律之中去寻找答案。以此为立足点，该学说认为提单的持有和转让与货物所有权的拥有和转移在许多情况下是完全脱节的，提单的转让只是转让货物的推定占有，并不带来货物的所有权的必然转移；即使在国际贸易的运转程度中，提单也完全没有成为或强化为物权凭证的必要。因此，把提单说成是物权凭证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提单作为海上货物运输单证的一种，除了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以及货物已经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的证明外，它只能是一种可转让的权利（或债权）凭证，即据以向承运人提取货物的凭证。
权威的Benjamin’s<>第五版18－005段写道：“Thereisnoauthoritativedefinitionof“documentoftitletogoods”atcommonlaw,butitissubmittedthatitmeansadocumentrelatingtogoodsthetransferofwhichoperatesasatransferoftheconstructivepossessionofthegoods,andmayoperatetotransferthepropertyinthem.”除了普通法外，英国一项立法（Factor’sAct1889）的第一条也对documentoftitletogoods下了定义，并强调了货物的占有权和控制权，具体如下：”theexpressionofdocumentoftitleshallincludeanybilloflading,dockwarrant,warehouse-keeper’scertificate,andwarrantororderforthedeliveryofgoods,andanyotherdocumentusedintheordinarycourseofbusinessasproofofthepossessionorcontrolofgoods,orauthoringorpurportingtoauthorize,eitherbyendorsementorbydelivery,thepossessorofthedocumenttotransferorreceivegoodstherebyrepresented.”
从上述有关documentoftitle的两个权威性解释中可以看出，提单作为海上货物运输的主要权利凭证，它的转让毫无疑问可以转让货物的实质占有权，卖方或发货人把提单背书（指示提单）或直接交付（不记名提单）给卖方或收货人，从而将货物的实质占有权转让给他，或者把提单背书或交付给银行作为抵押之用。提单的背书或交付会转让实质占有权，也可以转让货物所有权，但不一定转让货物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的转让还要看双方的真正意图，而把提单背书或交付只是转移所有权的表面证据。因为所有权或物权的归属与转移是完全可以与提单的签发与转让相分离的，就承运人与托运人而言，承运人接收货物而签发提单给托运人，意味着对货物的实质占有权从托运人转移至承运人，而托运人成为货物的推定占有人；就提单的出让人与受让人而言，提单的转让只是转移或改变了对货物的推定占有，或只是转移和改变了有权依据提单向承运人提取货物并对货物进行实质占有的人；就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而言，承运人收回提单并向提单承运人交付货物则标志着承运人对货物实质占有的结束和提单持有人对货物的推定占有转化为实质占有。
有关国际货物贸易中所有权的转移，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并未作出规定，而是将这一问题留给国内法或当事人选用的国际惯例去解决。下面以英国法和中国法为例对所有权的转移作一下说明。《1979年英国货物买卖法》以当事人的意图作为判断货物所有权的转移，其条件是货物必须是特定的，如果属于非特定物，该货物必须予以特定，否则所有权不发生转移。中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物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中国《合同法》第133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时除外。第135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的单证，并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义务。而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章卖方的义务第三十条也规定：卖方必须按照合同和本公约的规定，交付货物，移交一切与货物有关的单据并转移货物所有权。从中国合同法以及公约用语“并”字可以看出转移单据与转移所有权是并列的合同义务，可见，单据转让本身并不必然代表所有权的转移。同时，英国法以及中国法均肯认了当事人意图对所有权转移的决定性影响。
通过以上论述得出如下结论：将documentoftitle翻译成物权凭证，并进一步阐释为提单的转让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谁是提单的合法持有人谁就拥有对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诚然，提单在国际货物买卖的各个环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否否定提单物权凭证功能就会使得国际贸易无法正常运行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就国际贸易中的买卖环节而言，法律赋予提单提货凭证的功能（提单的合法持有人有权向承运人主张按照提单所载内容交付货物），并施加于承运人仅凭正本提单放货的义务，这样卖方可以通过持有和转让提单实现对货物的控制与交付，买方支付货款后合法受让提单，相应取得了向承运人主张提货的权利。提单作为提货凭证的运作足以保护了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买卖双方的合法权益并降低交易风险和提高效率。就支付环节而言，在信用证项下，提单作为运输单证，只是应提交的单据之一，只要符合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开证行或保兑银行有绝对的付款义务，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并不会损害提单的合法持有人要求付款的权利。而对于开证行或保兑银行来说，开证申请人依约有付款赎单的义务，在开证申请人违约拒绝赎单的情况下，开证行或保兑银行除有权依据合同主张债权外，还可以依据合法持有的提单处置提单项下的货物，并对该货物的价款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可见，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也不会损害提单的合法受让人或开证行以及保兑银行的合法权益。就保险环节而言，在承保范围内的风险发生时，提单作为申请赔付所要求提供的单据之一，提单的合法持有可以作为风险发生时拥有保险利益的证据，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并不会损害提单的合法持有人要求赔付的权利，只要他同时依法受让了保险单。由此得出结论，提单作为提货凭证足以保护国际贸易各个环节的当事人，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并不会阻碍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也不会损害各个环节中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二提单背书转让的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提单的转让并不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所有权的转移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在英国法中包括明示的和默示的协议两种），当事人没有协议时，依据国内法或国际惯例通常是在标的物交付时转移。通常情况下，在赊销贸易和来料加工合同中，占有权的转移与所有权的转移是相分离的，提单的转让或货物的交付并不代表着所有权的转移。那么提单背书转让或交付转让的法律效力是什么呢？1855年英国提单法，突破原来合同相对性原则，为了保护提单合法受让人，规定：Everyconsigneeofgoodsnamedinabillalading,andeveryendorseeofabillofladingtowhomthepropertyinthegoodsthereinmentionedshallpass,uponorbyreasonofsuchconsignment,（杨良宜在此处加注释写道：“请注意立法是局限在提单的托运/托付或背书必须是为了转让有关的货物给收货人/受让人，否则立法不适用，即提单合约不转让.”因此，立法局限在尽是为了转让有关货物的情形，表示受让人绝大多数只会是买方。如果提单是托运/托付或背书给卖方在卸货港的人，以提取货物，内中不涉及买方，这并不适用1855年提单法，故不会转让提单合约，有争议仍只是承运人与发货人之间的合约纠纷。）shallhavetransferredtoandvestedinhimalltightsofsuit,andbesubjecttothesameliabilitiesinrespectofsuchgoodsasifthecontractcontainedinabillofladinghadbeenmadewithhim.1992年英国海上货物运输法代替了1855年提单法，它对运输合约权利转让的问题是这样规定的：Subjecttothefollowingprovisionsofthissection,apersonwhobecomes(a)thelawfulholderofabilloflading;shallhavetransferredtoandvestedinhimallrightsofsuitunderthecontractofcarriageasifhehadbeenapartytothatcontract.其对合法受让提单合约权利的人的范围规定的比较宽泛，包括提单持有人，海运单下的收货人，船东交货单的收货人。1916年美国提单法Section31:Apersontowhomanorderbillhasbeendulynegotiatedacquiresthereby(a)suchtitletothegoodsasthepersonnegotiationthebilltohimhadorhadabilitytoconveytoapurchaseringoodfaithforvalue,andalsosuchtitletothegoodsastheconsigneeandconsignorhadorhadpowertoconveytoapurchaseringoodfaithforvalue;and(b)thedirectobligationofthecarriertoholdpossessionofthegoodsforhimaccordingtothetermsofthebillasfullyasifthecarrierhadcontracteddirectlywithhim.更明确规定了指示提单受让人善意转让提单或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权利。中国海商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归纳起来，提单的合法受让人从出让人处受让了向承运人提货的权利，依据提单（背面承运人最低限度的义务）向承运人主张提单合约项下的权利，善意转让提单或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权利，凭一整套完整单据，包括提单，当然还包括合法受让的保险单，在承保范围内的风险发生时向保险人索赔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当提单转让给善意的受让人或收货人时，按照有些国家的提单法或海商法的规定，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按提单条款办理，即此时提单就是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而对于托运人和承运人来说，提单只是运输合同的证明，比如租船项下的提单。租船合同的内容可能广于提单内容，所以，提单的转让并不必然使运输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义务转移至提单受让人，例如航次租船合同中有关于预备航次及装卸期间的规定，这些内容一般不包括在提单中，除非租船合同并入提单。因此，有人主张的提单转让的效力是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全部内容均移转于受让人的观点是有漏洞的。
是否所有的背书转让或直接交付均产生上述法律效力呢？法律规定的背书转让或直接交付在其立法本意上是包括所有的情况吗？是否在实践中应当存在变通的情况？下面将通过一个案例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2001年9月20日，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买方与荷兰C公司签订500公吨可可豆销售合同，付款条件为FOB阿比让，信用证付款。2001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出具了涉案货物运输保险单，被保险人为中茶公司2001年11月20日，日本株式会社商船三井签发提单，记载：托运人为S公司，收货人凭指示，通知人为中茶公司和浙江兴光可可制品有限公司。2001年12月21日，涉案货物进口报关，经营单位为中茶公司，收货单位为兴光公司，货物用途为加工返销。货物到港后，经商检机构检验证明，集装箱在海运途中遭海水浸泡导致货物损失共计105，835美元。2002年3月8日，中茶公司出具赔款收据以及权益转让书，证明其已经收到涉案货物保险赔款人民币1，157，824.01元，并同意将已经取得的赔款部分保险标的的一切权益转让给保险人。2001年9月28日，中茶公司与兴光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合同，中茶公司委托兴光公司加工500公吨可可豆，兴光公司负责返还加工成品。涉案提单背面背书人依次为托运人S公司、销售合同卖方C公司、中茶公司和兴光公司，最后由兴光公司持提单向承运人提货。
该案中，中茶公司将提单背书转让给兴光公司的法律后果是什么？是否丧失了提单项下的所有权利，包括向承运人主张索赔的权利？基于案件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茶公司将提单背书转让给兴光公司是为了方便其据以向承运人提货，以履行双方委托加工合同下的义务。在该来料加工合同中，提单的背书转让应不包括所有权的转移，甚至中茶公司转让提单的本意应只是转移给兴光公司据以提货的权利，而不包括运输合同项下向承运人索赔的权利，也就是说中茶公司的本意是转让提单项下的部分权利，而非全部权利。这是从委托加工合同的性质及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能够推定出来的。那么当事人这种主观意图能否得到法律上的支持呢？法律是否肯认转让提单项下的部分权利呢？法律规定的提单的背书转让是否在本意上包括了这种委托加工合同中通过提单背书转让以方便被委托人完成合同义务而赋予其直接提货的权利的情况呢？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法律规定的提单的背书转让本意上原是指买卖提单或提单项下的货物的情况。提单或提单项下的货物的交易双方通过背书方式转让提单，受让提单一方支付价款，作为对价，相应取得运输合同项下的一系列完整权利。这就是国际贸易中广为流行的单证买卖。法律规定提单背书的法律效果是受让人获得运输合同项下的一系列权利，正是为了保护提单交易的受让人，降低交易风险，促进单证买卖的顺利进行。可以说关于提单背书转让法律后果的规定主要是针对买卖单证这种情况的，而不包含委托加工合同中为了便于履行合同义务而转移提货权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背书人和被背书人并无买卖单证的意图。所以，本案中，中茶公司应该并不丧失对承运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自其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后，保险人应当代位取得向承运人追偿的权利。
这种推论是否会影响法律的确定性，从而使国际贸易的当事人处于不稳定的预期中，而对诉讼结果缺乏可预见性呢？我想任何法律总是处于确定性、判决结果一致性和个案公正性的斗争之中，实践总是变幻莫测的，法律不可能穷竭现在和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为了追求个案的公正，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应当对法律的宗旨、本意进行探索，必要时进行灵活的变通。英美法系的衡平法以及判例制度正是一种很好的例证吧。
参考书目及论文：
1、杨良宜著《提单及其付运单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2、李巍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3、胡正良、曹冲著《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的再思考》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6
4、李海著《关于提单是物权凭证的反思――兼论提单的法律性质》载于《中国海商法年刊》1996
5、赵德铭著《提单与货物所有权的转移》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
6、李学兰著《对提单权利凭证的若干法律思考》载于《国际商务研究》2003年第3期
由于过去长时间实行的粗放开发模式，与全国多数地区一样，云南的生态旅游资源也面临着衰落的危机。滇西北迪庆州、丽江地区一带生态环境的恶化都在不断加剧，我省主要旅游点大理、潞西等著名旅游区的森林植被、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尤为突出。
二、云南省生态旅游法律制度现状
云南在开展生态旅游初期，主要受到《我国生态旅游法律制度简介》的规制，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以《云南省环境保护条例》和《云南省旅游条例》为依据来开展我省生态旅游活动。所以，云南省是在全国生态旅游发展尚处于摸索阶段的条件下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必然生态旅游法律保障中会存在一些问题。
（一）生态旅游相关法律的立法缺失
总体来说，在生态旅游方面我国已经有所发展，但是在立法层面还没有形成完善体系，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文物保护法》等并不是为生态旅游而设立的特别法。所以，随着旅游市场发展，法律的缺失就会对行业长远发展产生局限。因此，立足于现实需求和未来的社会发展，出台相关《生态旅游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执法存在缺陷
相关生态旅游执法部门执法不严，又成为生态旅游中违法违纪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的又一主要原因。现实情况时，我国并没有设立专门的生态旅游执法部门和执法机构。而现行相关规定是：建设部门负责管理风景名胜区、世界遗产；而由文物部门承担管理历史文物古迹的责任；园林部门承担起管理风景园林的责任。在这种管理部门职能和利益相互交叉的情况下，执法权力和执法责任呈现出分散的现象，削弱了执法的效力，致使执法混乱。同时，行政执法机构本身还存在执法不健全和执法水平低、执法不严格的问题。由于云南省某些景点位于偏远的生态旅游区内，地理位置比较偏僻，游客量较少，运营资金相对紧缺，存在着甚至没有环境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的情况，所以无人维护生态旅游环境地的环境资源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关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由于环境问题致使调查取证的工作难以实施，很多的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就出现了疏忽调查取证的现象，从而也无法对环境犯罪到真正的惩罚作用。
（三）生态旅游环境保护监督和惩处力度不够
当下，我国在惩处生态旅游违法违规的行为时，惩处法规还比较单一，处罚力度轻微，往往是局限于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恢复原状或限期治理等。这对于生态旅游消费群的违法行不能从根本上给予惩处和教育。长期以往，缺乏健全的惩处机制作为保证，在目前我国旅游者整体素质偏低的情形下，生态旅游将难以持续发展。法律的权威在于法律的强惩罚性，针对性不强的法律制裁会导致“经济有价环境无价”的错误观念，违法成本较低必然会轻易滋生再一次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
三、完善生态旅游法律保障的措施
（一）完善生态旅游法律制度
我国现今并没有颁布《生态旅游法》，立法部门应尽快制定相关法律以规范我国生态旅游活动。同时，云南省现今也没有专门的地方法规对生态旅游资源予以维护。建议对于生态旅游经营和管理重要问题，如环境影响评估，制定和审批生态旅游区制度，生态旅游产品开发，生态旅游资源补偿制度都应在相关法律中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制定生态旅游管理特别立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二）明确各部门的管理权加强执法力度
拥有管理权的政府部门和经营企业之间职能不明确，是致使景区生态环得不到有效的维护主要因素。加强执法的具体措施中第一要务就是要设立专门的生态旅游执法部门，赋予其具体的管辖权来管理生态景观和生态旅游景区，这样才能使生态旅游得到真正有效的管理和生态环境的维护。同时云南省某些偏远的生态旅游区内，应加大运营资金的扶持，避免因为没有环境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而导致生态旅游环境地的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的现象的再次出现。
（三）完善生态旅游的监督机制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并对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与动因，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大批新的直接投资理论纷纷涌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有邓宁(Dunning)的投资发展阶段论、威尔斯(L·T·Wells)的小规模技术理论、坎特威尔(Cantwell)和托兰惕诺(Tolentino)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和拉奥(S·Lall)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
投资发展阶段理论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和延伸，旨在从动态角度解释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不仅取决于其O.I.L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而且其净对外直接投资是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函数。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投资发展阶段理论区分了五个经济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美元以下。处于这一阶段的国家经济发展落后，缺乏足够的区位优势及所有权优势，只有少量的外来直接投资，完全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零或是接近于零的负数。
第二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400-2000美元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内基础设施有了较大的改进，投资环境得到改善，对外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加大。外国对本国的投资量有所增加，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出现，但投资水平仍然很低，净对外直接投资仍呈负数增长。
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后，国内企业凭借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另一方面，国内技术力量的增强以及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使该国的东道国区位优势逐渐丧失。在这一阶段上，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仍大于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明显快于吸收外资的速度，因此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缩小。
第四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5000美元。在此阶段上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持续增长。本国企业的所有权不断加强，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更加熟练运用区位优势。
第五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一步提高。其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然大于零但已呈下降趋势。各国的投资地位趋于平等，这正是目前发达国家所处的阶段。
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中国目前正处于邓宁所划定的发展中的第二阶段，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额呈明显下降趋势，此现象正和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的预测完全一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的科学性。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1977年威尔斯发表了著作《第三世界跨国企业》，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相对比较优势来自低生产成本和反映母国市场规模的特点。这种低生产成本是与其母国的制成品市场需求有限、规模很小紧密相关的。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相对比较优势。
拥有为小市场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需求量有限，大规模生产技术无法从这种小市场需求中获得规模效益，而这个市场空档正好被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所利用，它们以此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颇具优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海外投资主要是为服务于海外某一种团体的需要而建立的。这些民族产品的生产利用母国的当地资源，在生产成本上占有优势。
低价产品营销战略。物美价廉是发展中国家产品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成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力武器。发展中国家企业营销费用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适于中低收入水平的阶层。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英国里丁大学著名专家坎特威尔(Cantwell)教授与他的弟子托兰惕诺(Tolentino)共同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可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与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即技术能力的存在和累计不仅是国内生产活动模式和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国际生产活动的重要结果。因此得出结论：某一特定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变化的，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有规律的：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从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张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技术特征表现在规模小、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这种技术的形成也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正是这些创新活动使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形成了、具有了和不断发展着自己的“特有优势”。
拉奥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特有优势”的形成，是由四个条件促使和决定的：在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发达国家的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发展中国家生产的产品适合于他们自身的经济和需求。换句话说，只要这些企业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一定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需要的话，这种创新活动就会形成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在产品特征上，发展中国家企业仍然能够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国内市场较大、消费品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正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对成熟技术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积极主动地改进、消化和吸收，从而形成了一种适应东道国环境的技术。因此这种技术的形成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而恰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竞争优势。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中国的意义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简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变量。中国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应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由单纯的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与输入相平衡的战略转移。这是克服国内资源矛盾，打破贸易保护的现实需要，也是利用两个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学会两种本领的客观需要。
实际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已基本成熟。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目前，国内家电、纺织、重化工和轻工等行业已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其次，“入世”在给中国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入世”后中国企业面临的义务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国内，所获得的权利和机遇则主要体现在国外，即体现在外国向中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就要尽可能地向海外进军。最后，从企业国际化道路的一般进程来说，首先是发展间接出口，如通过专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进出口商品或服务，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业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进出口部门来处理相应的业务，最终再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6年10月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位列第17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最大的投资流向地亚洲，占有当年投资流量的54.6%。其次是非洲国家。投资行业主要流向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批发和零售业。中国对外投资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
有很大差距。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一般是1:1.2到1:1.4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是在1:0.2到1:0.43之间。中国连这一水平都未达到，因此还远不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
(二)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意义
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如美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他把一些“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专注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有力地解决了资源分配问题，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一、经济立法要注意科技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1.因为高科技发展所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经济问题有赖于科技进步来解决，所以，“经济法制须内蕴以科技优先发展为核心的立法理念”，激励各门类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才经济，人才资源在现代经济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更加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切实保护科技工作者的利益。
2.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重视社会的整体发展。因此，现代经济法制应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要义。立法一方面要着重激励高科技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范高技术发展的副作用。本世纪以来，科技空前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森林面积减少等一系列问题非常严重，还有电脑病毒、因特网上的信息公害问题、网络贸易犯罪问题、驰名商标被抢注等问题日趋严重，经济立法工作者应该注意到这些问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立足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放眼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
二、经济法学研究领域要拓宽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