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4:59:06
导语：在贫困县计划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文化需求 特色文化产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7.8 【文献标识码】A
新时期广大农村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舞台，而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因民族文化绚丽多彩更应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业获得长足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但是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处偏远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得这些地区的村民不仅忍受物质上的贫困，还因文化需求缺乏相应供给，从而面临民族文化流失及农村文化贫乏的问题。
因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在充分了解村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供给模式，同时利用自身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引导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以实现文化产品供需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文化需求的特点
渴望文化产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城市相比，农村落后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落后，更是文化上的落后。当前，农民文化的供给渠道主要有三种：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市场提供的商业性文化产品及服务、社会力量包括农民自己组织的传统文化活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投入和公益性文化惠民活动明显不足。经济落后导致消费水平尤其是文化消费水平低下，进一步抑制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文化消费市场的培育。而农民自办文化的能力又相对缺乏，“私性文化活动”（吴理财等，2007）中上网成为除了看电视之外的主要文化活动（孙政，2013）。其他自办文化生活形式，如扭秧歌、集体健身舞等，为农民群众喜闻乐见，但是活动的次数和范围十分有限，偏远农村地区因为条件受限更是难以开展。因此，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当前我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文化生活都相对贫乏和单调，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广大村民迫切期望改变目前这种农村文化生活的现状。
存在被迫性文化需求。文化需求实质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的各种精神需要而形成的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如同其他商品一样，需求量大小受到价格、收入水平、相关商品价格、消费者偏好、预期价格等因素的影响。对于健全的人和健康的社会生活来说，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不可分割的需求整体，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相互补充共同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因而只有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提高，物质需求逐步得到满足，生活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文化方面的需求才会被激发出来，从而变得紧迫而突出。文化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的这种特殊属性，使得文化需求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之外，还取决于公众文化素质、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闲暇时间等其他因素。
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经济的落后导致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村民的文化素质不高、就业机会不足、劳动的边际效益低下，从而增加了村民的闲暇时间。某种程度上说，农民文化需求主要源于闲暇，农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也即文化需求的增加。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这种闲暇属于缺乏充足就业机会条件下的被迫性的闲暇，由此产生的文化需求是一种被动需求，掩盖了农民对于文化活动的真实需求。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必然会致使许多不良文化信息乘虚而入，从而导致封建迷信盛行，赌博斗殴、偷盗抢劫以及家庭暴力、等社会问题的产生，对农村文化阵地构成严重威胁。正如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所强调的，“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随着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需求中的被迫性部分必将被逐渐挤出，村民对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会随之相应地提升。
文化致富需求强烈。文化需求与经济增长互为影响，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的落后抑制了村民文化需求的提升，而文化的落后对于经济发展无疑又是一种掣肘，文化与经济的双重落后阻碍了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文化建设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相对其他地区来说，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普遍经济落后、产业结构单一，交通不便，教育程度偏低。但也正是这些地区，自然生态保持良好，民族文化资源最为富集。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与优良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较大挖掘潜力的文化资源富矿。
当前，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步认识到相对于城市文化、现代文化而言，类型丰富多样、表现形式异彩纷呈的民族文化是农村和民族群众极具差异性竞争力的资源禀赋，更是农民富裕、民族文化繁荣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当部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凭借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资源和生态文化资源，逐步开展民俗游、农家乐等文化旅游，带动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成为创业致富的新亮点，更进一步刺激了村民文化致富的需求。
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愿望强烈。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积累形成的，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也是本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文化根基所在。各民族通过各自的民族文化来实现身份认同、行为规范以及价值导向等功能，同时，民族文化的这些价值和意义又常常是被符号化、系统化，以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活动等各种象征方式表达出来。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民族文化底蕴深厚，通过长期的浸染，已经内化于广大村民的日常活动中，而且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得以延续。对于民族文化相关活动，村民普遍信得过、学得来、接受快。原汁原味、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的民间文化遗产使文化魅力四射，成为村民所乐于享用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加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与传承，既是国家丰富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强烈愿望。
制约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文化需求满足的因素
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地方政府始终把经济作为衡量农村干部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忽视了文化发展需要经济保障、经济发展需要文化促进的辩证关系。许多乡村地区只抓经济，对文化建设重视不够，经费投入明显不足。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只有0.4%，其中，投入农村文化事业建设的比重不足30%，农村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城市的20%左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政府基本运转都非常困难，能够投入文化建设的经费更是微乎其微，导致一方面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而且由于资金匮乏，下乡演出难，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难，许多贫困乡村常年不开展文化活动，村民文化需求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对既有的文化基础设施利用率偏低，只重“建设”，忽视“运转”和“维护”，致使乡镇综合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形同虚设，无法正常开展工作。
公共文化产品的供需错位。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诉求及其参与程度，决定着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内容和发展方向，是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力度，新建了大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实施了大量的文化惠民工程，对于丰富农民文化生活和满足其文化需求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文化需求表达机制和民主参与机制，一方面无法准确获知村民的文化需求，导致政府公共文化供给针对性不强，采取统一标准“送”文化，提供给农民群众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必然是点少面窄、内容单调、形式单一，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的需要。
另一方面，即使村民能够通过正式渠道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但是由于在制定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相关决策中缺乏相应的话语权，同样导致公共文化产品供需无法实现对接，从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错位或脱节，极大地打击了农民参与文化的热情，使农民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不强，满足文化需求的内生动力不足。
文化的产业化发展程度不够。所谓市场化是指在开放的市场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竞争的优胜劣汰为手段，实现资源充分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机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其历史、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一开始就处于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从而在文化产品的市场化经营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民的收入水平不高，文化消费水平更低，难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文化消费市场，从而需求对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较弱。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突破1000美金是一个重要的拐点，此时不仅文化消费支出的总量会稳步增长，而且文化消费占整个消费的比重会明显提高，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构成有利条件。
其次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交通闭塞，生产方式传统、农业结构单一。现代农业所要求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队伍尚未建立起来，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产业人才更是缺乏。尽管一些农户具有文化艺术专业特长，偶尔会利用农闲时节、茶余饭后、传统节日、村户大事的时机，发挥自己的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给自己和乡亲们带来了快乐，但却因为不懂经营而无法转变为具有市场行为的文化经营活动。
再次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地方政府普遍比较穷，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因而需要具有经营自的企业积极参与，由企业来推动文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但正是在这些贫困地区，有经济实力的企业不多，对于新产业的支撑和培育能力十分有限，这成为贫困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先天弱项，制约着村民文化需求的满足。
满足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文化需求的几点建议
以需求为导向，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实现和维护公民基本文化权利、保障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满足公民的公共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应该以需求为导向，以需求表达机制、民主参与机制为保障，以城乡联动机制为补充。
第一，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不能把民众简单视为消极被动的服务对象，而是要强化其文化参与的主体意识。通过建立相应的渠道，方便村民表达文化诉求。第二，在认真倾听村民的文化诉求的同时，赋予村民更多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切实让村民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和公共文化建设中来。第三，围绕村民的合理需求，设计或者购买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第四，农村公共文化体系构建应有城乡统筹的整体思路，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
总之，只有建立健全村民的文化需求表达和民主参与机制，才能从体制机制上保证公共文化服务不偏离村民的要求和期待，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供需的无缝对接。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多种方式，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实现城乡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农民分享文化发展成果。
引导文化需求，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村民就业机会缺乏，导致存在大量的被迫性闲暇以及被迫性文化需求。当文化的欠缺来自经济的不发达时，经济上的解决之道才是文化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为了消除被迫性文化需求所带来的腐朽文化入侵、不良文化消费等消极文化现象，不断净化农村文化消费环境，有必要结合村民文化需求特点和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优势，引导村民大力挖掘民族特色资源、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增加就业，从而减少村民的被迫性闲暇，还原村民对于文化活动的真实需求。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应该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的原则。由于文化消费水平低，文化消费市场规模小，民族贫困地区迫切需要强劲的外来文化消费市场拉动当地的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在对自身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系统整理之后，“请进来”的主要途径是发展民族文化旅游业，即通过将特色文化资源整合进文化旅游的具体服务和产品之中，展示给观光者或者让观光者进行体验。在坚持“请进来”原则的同时，必须加强民族文化资源、民族文化产品和服务、地区文化形象的营销，才能实现吸引更多的外来消费者进来，拓展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也才能进一步提升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助推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因此，加强民族文化营销与“走出去”战略是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民族文化产业的低门槛使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广大村民有了参与的途径和新的创造财富的机会，从而带动了村民共同发展。
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供给模式。满足村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离不开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协调合作。第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但在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和公共文化具体服务中可以适当引入市场机制，以优化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第二，商业性文化产品的供给则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少数民族地区民族资源丰富以及村民文化致富需求强烈的特点，鼓励企业投资文化产品和服务，让企业来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市场运作，走产业化发展之路。第三，拓宽支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建设的途径。通过建立灵活高效、多元的投融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益性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大力支持农民自己组织的传统文化活动，促进社会文化团体、非营利公益性文化组织发展和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总之，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应积极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现代多元治理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以政府供给为主的单一供给模式，建立政府主导、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复合供给模式。
结语
文化与经济互为影响，经济滞后抑制了文化的发展，文化落后对于经济发展无疑也是一种掣肘。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面临经济滞后与文化落后的双重困扰，唯有将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实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一体化”，在充分了解村民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才能不断满足村民文化需求，实现文化产品供需的良性循环，助推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12年12月12日-15日，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强卫书记批示精神，团青海省委下发《关于开展“温暖寒冬爱心接力青年先为”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团青海省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分赴海东地区互助县第四中学、互助县什巴小学、民和县甘沟乡小学和乐都县雨润镇汉庄小学开展爱心捐赠、学业辅导、亲情陪伴、自护教育、家访等志愿服务活动并为他们赠送了棉衣、手套、口罩等御寒物品、乒乓球、羽毛球等文体用品、暖瓶、牙刷牙膏、护手霜及润肤霜等基本生活用品。志愿者们不畏严寒、不畏劳累为农民工子女们表演了一场场精彩的节目，活动现场还与孩子们互动，做游戏、现场教授舞蹈、同唱一首歌共爱大家等。
河南：提升贫困县志愿者津贴
河南省为进一步改善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志愿者在岗服务期间的生活待遇，更好促进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基层，近日，由团河南省委、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对河南现行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标准进行调整。
通知规定，调整后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标准由专科生原先每人每月800元调整至1500元，本科生、研究生由原先每人每月900元分别调整至1600元和1700元，所需费用由省、市财政各承担50%，在省直管县服务的志愿者生活补贴由省财政全额负担。目前在岗的2011、2012年度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志愿者，自2013年1月起执行调整后的生活补贴标准，2013年以后（含2013年）新招募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志愿者生活补贴标准也将按新标准执行。
据悉，自2004年以来，由团河南省委牵头，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人事厅、河南省农业厅、河南省卫生厅和河南省扶贫办共同组织实施了河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贫困县计划，截至目前，先后选派1800名贫困县计划志愿者赴河南省23个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乡镇，开展为期2年的志愿服务工作。广大志愿者秉承“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立足基层、甘于奉献、勤奋工作，在促进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积极贡献。北京：
红云图书馆大型公益活动圆满结束
“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均GDP已经超过香港，跃居全国第一。”这一消息来自之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联合高和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投资调研报告》。报告称，保守估计，鄂尔多斯拥有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不下7000人。
如果把目光转移到其下辖的旗县，会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也受到了鄂尔多斯的经济辐射影响，十年前这片地区还因落后而被称为“内蒙古的西部”，2010年8月15日在辽宁鞍山举行的《第十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新闻会上，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排名上升到第20位，荣居西部百强县第一；伊金霍洛旗名列西部百强县第三；乌审旗第二十七。
不过，令人惊愕的是这三个西部百强县同时还在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简称“国贫县”）的名单上。在这份名单上，鄂尔多斯下辖的旗县共有5个，分别是准格尔旗、乌审旗、伊金霍洛旗、鄂托克前旗、杭锦旗。“名单还未变动，十年来一直是那5个。”鄂尔多斯市扶贫办秘书杨伟告诉《方圆》记者。
怎么确定国贫县
“目前鄂尔多斯的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在2001年确定的，之后就再也没有变动，所以像准格尔旗，虽然这几年经济发展起来了，仍然保留了国贫县的称号。”杨伟向《方圆》记者表示。
我国扶贫工作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贫县的确定主要有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1986年，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确定了258个国家级贫困县。但当时对于贫困县的确定有很强的政治性，会更多地考虑一些革命老区。此后几年又有一些革命老区县和其他县进入国家级贫困县名单。1993年，国家制定和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开始对国家级贫困县进行调整。1994年，经调整后的贫困县一下子增加到592个。不仅原有的很少从名单中除去，反而增加了很多新的贫困县。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重新认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作为重点帮扶对象，同时也不排除对部分非重点县贫困地区的扶持。这次调整主要是取消了沿海发达地区的所有国定贫困县，同时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数量。
2001年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确定标准，主要考虑了各个县1997年―1999年这三年贫困人口（包括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占全国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这几项指标的加权平均值。其中人均低收入以1300元为标准，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标准为1500元；人均GDP以2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但在实际评定工作中，则是由国家确定各个省的名额，再由各省根据实际情况分别确定具体的县，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适用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
2001年以后的十年，是我国各地差距不断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征愈加显著的十年，而那份国贫县名单却再也没有变化。“自治区扶贫办主任会议提出今年年底前可能会对贫困县名单作出调整，但具体调整方案还不清楚。”杨伟说，“从全自治区盟市、旗县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要调整，我市的几个贫困县有可能全部调整出去。”
富县仍戴穷帽
2001年确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时候，整个鄂尔多斯地区还很贫穷，鄂尔多斯人吃不饱饭，更吃不上肉，被称为“梁外人”。鄂尔多斯下辖的准格尔旗，境内千沟万壑，黄土高原、丘陵区要占全旗土地面积的90%以上。冲击平原只有沿黄河一带的578平方千米，仅占全旗土地面积的7.6%。杨伟向《方圆》记者介绍：“在2003年煤炭价格暴涨以前，该旗财政收入、居民收入一直都排在全市后几位，所以历史欠账比较多。”
如今，已是西部百强县第一的准格尔旗可以用“日进斗金”来形容了，它的财政实力甚至超过某些下辖数个旗县的盟或市。值得称道的是从2007年下半年起，富裕起来的准格尔旗开始实施十二年免费义务教育。这不仅在全区是首例，在全国也走在前列。它的致富，缘于煤炭的开发利用，有的自己当上了煤老板，有的因土地被政府征收而获得大额财政补贴，他们将这些钱投入到煤矿、房地产，或者放贷，从而钱生钱，变得更加富有。地方的财政税收收入也相应增加。
对于这些资源县的一夜暴富，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向《方圆》记者分析，这几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在相当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资源丰富，而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一直在增长，且这种需求是刚性的，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就进一步抬高了它的价格。此外，资源税的改革也有利于地方政府建立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
总体上看，准格尔旗是发展起来了，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典范，但“国贫县”的穷帽一直没有摘掉。“不管它的经济现状如何，只要还在国贫县名单里，就仍然能获得国家对于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受益于一系列优惠政策。”李小云说。对此，鄂尔多斯扶贫办也不否认。杨伟告诉记者：“这几个县这些年一直获得上级财政支持。”
穷帽为什么难摘
穷帽戴了10年还未摘下，不仅是准格尔旗，在各地都很普遍。1993年我国调整贫困县时农村贫困人口较1985年已减少4000万，而调整后的贫困县数目却反增不减。“2001年确定的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十年来未有变化，因为国家对贫困县的认定没有动态明确的退出机制，要摘掉某个县的贫困帽，压力非常大。”李小云表示。
戴着贫困帽意味着什么？
按照我国目前对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政策，国贫重点县可以获得财政扶贫资金的支持，包括以工代赈资金、扶贫发展资金等，每年有三四千万左右。二是可以享受扶贫贴息贷款，最高时有四千万元；三是可得到中央单位、省级单位的对口扶持；四是各部门对贫困县的政策倾斜。除了国家扶贫资金，各垂直管理部门还可以凭着贫困帽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资金。“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持优惠加起来是一大笔钱，地方政府为什么不要这笔钱呢？”李小云说。
杨伟告诉记者，在准格尔旗，这几年上级财政支持的主要项目有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移民扩镇和“雨露计划”（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旨在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能力的一个项目）等。这些项目促进了当地的就业，提高了贫困地区农牧民的收入。从2010年来看，准格尔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8900元，而该市的贫困标准为2500元。
“能够获得这样大笔的资金，地方政府争取贫困帽、保住贫困帽的动力是强大的。”李小云说，“争取贫困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和中央在资金分配方面的博弈。”
富财政，穷农民
全面地看已经号称是“内蒙古第一县”的准格尔旗，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光环下的准格尔旗虽然城市里灯红酒绿，部分农村仍然荒凉。杨伟向《方圆》记者讲述：“有的村虽然地下有煤炭，但由于煤层较薄或暂未开发等原因，农民收入非常低，每年实际是在负债生存，那些地区的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杨伟在表示准格尔旗近年来财政收入明显增加的同时，特别强调了“高平均收入掩盖之下的贫困程度依然很深，属于典型的‘富财政穷农民’现象”。
首先，从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来看，“十五”末是10406元，2010年增大到了17100元。同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旗内各个村镇贫富差距悬殊，资金过于集中在少数富裕户、富裕村、富裕镇。“是这些富裕起来的村镇将全村、全镇或全旗的各项经济指标平均值抬高了，但还是有很多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杨伟表示，“2010年底，全旗仍有贫困人口20410人，约占全旗农业总人口的10%。”
改善准格尔旗整体经济状况的另一个困境是财政收入虽然走在了自治区各个旗县的前列，但真正用于扶贫开发的资金并不多。“2010年准格尔旗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50亿元，财政收入146.5亿元，但是可用于农牧业开发的资金只有4亿元，可用于扶贫开发工作的资金就更少了。”杨伟说。
贫苦农民不能从富财政中摆脱贫困，这是很多资源县面临的共同问题。一方面，我国大多大型天然气、煤炭企业均为国企，其注册地通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根据我国现行税法的相关规定，很多地方税种需到企业注册地纳税，这就使得税收在地区间转移了。再加上上级财政拿走的收益，留在地方的可能仅仅是“吃饭财政”。另一方面，“财政中的多少用来扶贫，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决策权，它可以将其用于市内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用于别处，扶助农村贫困人口的资金可能非常有限。”李小云说。
扶贫要扶到位
国贫县没有明确的退出机制，能够自食其力反哺农村的富县仍戴穷帽，富财政下依然生活着大量贫困人口，这是我国扶贫问题的部分现状。正是这些现状，让人们对部分名单上的国贫县充满质疑。
扶贫要扶到位。李小云建议，取消贫困县，向贫困户瞄准。
关键词 城乡教育一体化 政策输入 监督保障 教育政策执行
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力度的加大，贫困县如何提升教育质量成为关注点。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指出，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加快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意见》为贫困县教育政策的执行带来了新的契机，又带来了挑战。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二元体制使贫困县城乡二元结构表现得更为明显。贫困县作为“薄弱县”，长期依赖国家的支援，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对以往执行惯例的依赖。随着简政放权力度的加大，国家鼓励地方政府采取磋商合作的方式推进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到政策执行中，使执行要素重新配置，促进教育政策执行方式的创新性和开放性。如何让贫困地区在政策执行中有效平衡县域内城乡教育质量，进一步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贫困县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面临的挑战
《意见》要求加快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建设标准的统一，到2020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意见》指出，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中要“优先发展，统筹规划”、“深化改革，创新机制”、“提高质量，公平共享”、“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宏观性的指导意见给贫困县绦谐窍缫逦窠逃一体化政策带来挑战。
1.贫困县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时应更具规范性和特色化
自由裁量权把更多的创新空间留给地方政府的同时也要求执行过程具有更多的规范性。贫困县在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时首先要准确反映出政策意图的各种目标和任务。以政策目标为核心，协调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整合人力资本，利用物力资本、财力资本，对政策执行有个明确的管理计划，使各种要素在政策执行中更好地组合，并及时进行监督，评估。在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中，每个地方都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发展水平，教育政策执行方式须具有特色性，使政策模式与当地环境很好地契合。
2.贫困县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时应更具灵活性和创造性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活动不是抽象的，它是在一定社会发展背景下被重新诠释的。贫困县政府执行者应更深入了解本地教育发展的规律，集合政策执行所需的资源，分析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因素，使一项教育政策执行置于地方的发展背景中，更具灵活性。教育结构性改革给贫困县带来更为复杂多变的环境，教育政策执行的模式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贫困县政府在执行这项教育政策时遇到一定的新问题、新情况，能够根据这些状况灵活、正确甚至创新性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贫困县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的“壁垒”
美国学者卡尔・弗里德里奇将政策界定为“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要想有效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政策，贫困县需要对如何执行政策与完善执行的保障体系做进一步深层次解读。教育政策执行的过程并不是“上传下达”直线式的过程。从教育政策输入到政策结果产出，贫困县政府的政策执行过程与现实需求还有一定的落差，与政策期望值还有一定差距，其主要“壁垒”表现在以下方面。
1.教育政策输入渠道不畅通
教育政策目标在中央政府层面可能相对清晰明确，但是落实到具体区域时会出现一些问题，致使政策输入渠道存在阻塞。尽管每个县域政策执行的组织体制有所不同，但是教育政策输入渠道应以推进地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为载体，规范政策执行的组织管理，以便使政策产生最终期望的效果。由于教育功能自身的滞后性，贫困县没有摆脱“经济优先”发展思路，对教育政策的执行不给予重视，使教育政策不能有效输入。
教育政策输入过程中人力资源渠道不健全。在政策执行前、政策执行中及政策执行后都应有不同的工作人员配置，以此保证每个阶段规划有效完成。但是有的贫困县政府没有制定具体的政策执行规章，致使工作人员安排无序化。执行人员不会“倾听”教育政策中民众的声音，使政策输入氛围缺乏民主。财务信息不透明成为教育政策输入渠道中的另一个障碍。国家大力“精准扶贫”时期，对贫困县的教育经费给予大力倾斜。在获得教育经费后，有的贫困地区政府挪为他用，去补贴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政策执行外部环境的影响力往往被忽略。教育政策下传到地方层面明显被修正，教育政策执行模式受当地经济、政治、文化等外部环境所影响，甚至受当地的风俗习惯、人情世故所牵绊。但是有的贫困地区政府在执行中生搬硬套，出现一些“懒政”不作为现象。
2.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阻滞”政策执行过程
规范性的执行输入渠道是政策执行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执行过程按照逻辑性的规范体系进行就能取得满意效果。规范性的组织结构只是政策执行过程的必要条件。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为贫困县教育政策执行添加新的复杂性。教育政策的实施好坏能够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利益，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政策执行过程才能保障政策的顺利执行。灵活多变的执行环境中，政策执行的不同阶段处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对贫困县而言仍是一个难题。
在贫困县，教育政策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呼声弱。《意见》的出台是为了保护薄弱教育群体的利益。但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大多是从国家层面或政府管理方面进行组织，忽略了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这样导致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具有显著的强势利益导向，直接利益相关者因缺乏影响力，成为利益博弈的弱者。当直接利益者得不到回应会采取非正式手段表达利益诉求，容易激发相关的社会问题。同时不可忽略的是政府利益资源网络结构的不完整。教育政策的顺利进行是贫困地区多个部门进行合作协调、渐进式反馈的结果。财务、编制办、教育等各个部门之间的有效整合才能为教育政策的执行提供完整的元素。每个部门追求的利益是不均衡的，且每个部门对教育政策的主观理解不同，对这项政策的认可和执行力也不同。经济实力强的部门往往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有利于自己部门的政策执行价值理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贫困县各个政府部门的冲突和不合作极易出现“孤岛现象”，使教育政策执行寸步难行。
3.政策执行者的能力欠缺
政策执行者扮演的角色及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掌控能力在执行中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贫困县政策执行者因价值观、世界观以及认知能力的不同在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中成为执行“短板”。
贫困县政策执行者的再认知能力有待提高。贫困县政策执行管理者对宏观政策认识不到位，执行力比较薄弱，执行方式简单粗暴。有些贫困县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中把自己排除在政策之外，认为只是简单布置任务即可。政策执行者的再认知能力是教育政策输入的关键枢纽，如果枢纽不起作用，政策就不会产生期望的成果，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进程就会延缓。政策执行者的变通能力、创新能力是政策执行特色化的根本。创新理念给贫困县教育政策执行提出更高的挑战，使推进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政策执行环境更具灵活性。贫困地区政策执行者欠缺一定的创新能力，依旧按以前的惯例方式进行政策的执行，在信息化时代的执行环境中手忙脚乱。政策者不具备变通能力，那么就影响教育政策执行的各个要素有效协调，使政策执行不能有效完成。
4.教育政策执行监督体制存在缺陷
在信息时代，游离于正式监督体系之外的新传媒力量兴起，网络新闻、手机快报、微信圈等方式能够使教育事件得到及时传播，完善了教育政策执行监督体系。传统的教育督导在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仍然起主导作用，第三社会机构和教育学者、专家等对教育的关注为贫困县教育政策执行过程提供了改革动力。在新型互动和监督关系中，贫困县教育监督体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不能有效为教育政策产生结果提供保障。
首先，新媒体在教育政策执行监督中发展不完善。新媒体要把贫困县教育改革的背景和组织结构有效研磨，才能保证报道效应。但是在实际报道中，对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新媒体并不能深入挖掘原因就加速传播，使政策绦形侍獯递具有虚假性。这样传递的效果并不能真正给贫困县政府教育政策执行提供及时督查，还会增加政府教育政策执行的负担。其次，贫困县教育督导部门的专业化程度不够。一方面，贫困县作为教育质量发展薄弱地区，教育督导专业化程度仍然不能有效通过控制执行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来鼓励不同利益相关者作出合作性的回应。另一方面，教育督导部门只是简单复制上级部门的要求，并不能把对政策执行的督查常规化。这两个方面的冲突导致地方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不完整，成为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的阻碍。
三、贫困县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的路径优化
只有熟悉“游戏规则”，贫困县在执行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中才能使政策执行环节良性循环。
1.规范教育政策的输入渠道
面临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规范性的组织管理能够使贫困县在复杂的政策环境中井然有序地执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执行方式应合理配置资源使之有效嵌入当地环境，找到相应的触发机制来规范组织管理，有效促进贫困县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重视组织管理的动态演变，规范执行过程。贫困县政府应将以前教育政策执行的结果作为起点，通过人们对教育质量的期望和国家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做出适应性调整和改变，使组织管理更具规范性。在人员配置方面，对政策执行的各个阶段进行专业化劳动者的有效分工。在财力资源方面应该把资金透明化，专款专用。应对复杂的政策执行环境，组织管理更加规范化，为教育政策执行打下扎实的基础。应进一步重视教育政策执行模式的外部环境，一方面应依据当地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做出适应地方性的政策执行模式；另一方面应在环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促使地方政府组织管理更具规范性和特色化，处理好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关系，使各个政府部门能为政策执行提供合作。
2.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涉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各个价值主体。不同的主体在政策执行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过程可称为“博弈”。在博弈过程中，执行者和参与者处于平等的地位，按照资源配置的规则组合行事。但是现有政策执行一般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政府方面一直是强势的主导，教师、家长、学生处于博弈过程的边缘地带。政策执行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能够解释这项政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程度。贫困地区政府自由裁量权的增加应进一步促进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共同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鼓励多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政策执行。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政策执行，利用政策执行阶段中不同的资源和力量，最终目标是达到教育政策目标的完成，实现社会对教育质量的期望。在政策执行前，政府应鼓励各个价值主体参与，尤其是直接利益者，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积极主动创造条件去解读不同的声音，根据多元主体的需求制定成本小、效益高的政策执行路径，为政策执行设计好“蓝图”。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应时刻关注直接利益相关者的情感倾向，公开政策执行的动态和进程，清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解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问题与矛盾。
整合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资源，促进相互合作。教育政策利益相关者不应仅仅是指各个价值主体，也应包括地区各个政府部门。教育政策的执行涉及到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一项政策不只是地区教育部门的事情，而且需要编制部门、财政部门等的合作。贫困县应加强政府各个部门的沟通，引入竞争机制以提高工作效益。将政策部分管理面向市场，通过合作、、招标等方式，使一些营利部门等进人参与，以此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和效率。加强贫困县政府部门之间合作机制的培训，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专业交流、支持等。
3.提高教育政策执行者能力，助推政策执行过程
教育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教育政策执行者不仅仅要领会上级政府颁布政策的意图和明确政策目的，其后还要投入具体政策实践中。在政策执行前，执行者的政策认知能力非常重要。在政策执行中，执行者应促使政策在地方扎根，对执行管理者的创新能力和变通能力有更高的要求。政策执行的创新能力能够使政策执行更为“本土化”；变通能力能有效协调、灵活处理在政策执行中出现的问题。对政策再认知能力表现为执行管理者能用一种创造性又符合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发展的方法来认知政策。加强对政策执行者的专业素养培训，加强他们对政策的再认知能力。上级政府创造条件使贫困县的政策执行者相互交流意见，培养管理者对自身政策统筹角色的认知。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政策执行环境面临多变性和复杂性。创新思维方式，减少对以往政策执行路径的依赖，是贫困县政策执行者的必备课。鼓励政策执行者对自己县域教育结构性变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总结问题的原因，探索新的执行方式，进一步培养政策执行者对政策执行的特色化l展。政策执行者只有具备创新理念和解决问题的变通能力，才能使政策执行走出适合自己县域教育发展的路子。
4.完善监督管理.保证教育政策“开花结果”
贫困县政府在政策执行时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使之在权力方面有更多的诱惑，监督管理为县教育部门使用权力提供了必要的制衡。新媒体的盛行为政策执行的监督管理提供了新的挑战，贫困县教育督导日益专业化应为教育政策的执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关键词：贫困县；脱贫管理；信息学院；新疆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143-04
从国家制定反贫困政策以来，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的2005年末的2 36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2.5%；而新疆87个县(市、区)中，贫困人口224万，占新疆总人口2 010.35万的11.14%。新疆贫困县中有26个国家级贫困县，占新疆87个县（市）的31.1%；26个国家级贫困县总人口516.36万，占新疆总人口2 010.35万的25.69%；26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人口433.44万，占全疆农村人口1263.5万的34.3%[1]。随着中国经济的全面增长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现阶段的农村反贫困工作也表现出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明显减慢，返贫现象时有发生。面对新疆地域广大，贫困人口分布广泛，贫困原因复杂多变，如何实时监控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及其状况的发展变化，需要借助于现代信息技术。
管理信息系统综合运用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管理科学等多门学科技术，涉及到开发过程的各个方面，是一项系统工程。管理信息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定量化的科学管理方法，通过预测、计划、优化、跟踪、调节和控制等手段来支持辅助决策。目前，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方法主要有:生命周期法、原型法、结构化设计方法以及面向对象的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等。
生命周期法的主要特点是开发过程阶段清晰，各阶段都有明确的标准化图表、文字说明等组成文档资料，便于在开发过程中管理和控制。在解决社会问题上，尤其是地域广大、情况复杂的阶段性问题方面，生命周期法是最为适合的方法。本文将生命周期法运用于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研究中，不但可实时监控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及其状况变化，还可及时为脱贫情况提出预警及部分对策，该系统的开发将会给贫困地区脱贫管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生命周期法的概念
生命周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管理领域，由Dean[2]和Levit[3]提出，提出的目的是研究产品的市场战略。当时，对产品生命周期的划分是按照产品在市场中的演化过程，分为导入、成长、成熟和衰亡阶段[3]。结构化生命周期法系统开发方法的基本思想是：用系统工程的思想和工程化的方法，按用户至上的原则，结构化，模块化，自顶向下地对系统进行分析与设计。在识别用户最基本需求基础上，将整个信息系统开发过程划分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如系统规划、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运行与维护等[4]。
二、基于生命周期法的脱贫管理信息系统研究
（一）新疆国家级贫困县不同发展阶段分析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即实现了解决温饱问题；到21世纪初，又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步，即实现了初步的小康。新疆国家级贫困县也应实现从贫困型社会―温饱型社会―基本小康型社会―全面小康型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逐步转变（图1）。
图1社会发展阶段图
贫困型社会是建设全面小康型社会的起步点，只有找对起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在新疆，农村是贫困人口的聚集区，贫困阶段的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非常差，人均收入比国家规定贫困县人均收入标准低很多，劳动力文化素质低、家庭人口众多及人均占有耕地少，基础设施不完善，生活条件差，贫困原因复杂多变，抵御灾害的能力较薄弱，反贫率极高，本阶段首要且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温饱问题。
温饱型社会的目标是摆脱贫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向基本小康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没有这一阶段的过渡，贫困地区很难实现摆脱贫困跨向小康社会的进程。这一阶段，国家扶贫政策大力推行与实施，扶贫方式基本以村为单位，扶贫资金使用到位，大力发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自然条件及调整农业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较快，贫困人口数量得到控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有所提高，经济收入有所剩余，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得到良好改善，生活生产有了一定保障。
基本小康型社会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和物质保障，基本小康社会是人民的生活水平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必经阶段，在这一阶段加强巩固温饱社会的成果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加大科技扶贫为主，培育区域性支柱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优化，生态环境改善有所提高，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高，贫困人口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有相当大的提高，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经济发展进入到主要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发展阶段。
全面小康阶段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和加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快，第三产业发展占有很大比重，农村城镇化发展水平加快，交通、通信、水利等设施完善，人均纯收入基本接近国家小康标准，先进的科学技术大量应用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更高层次的进步，普遍实现农村养老保险，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得到丰富，为完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了基础。
不同阶段的不同数据处理要求，使贫困地区脱贫管理信息系统与普通县域管理信息系统有较大的差异，其针对性和专门性需求更为明确。新的信息系统能够超越传统信息系统的数据处理反应极限，根据各阶段数据特点，通过对比分析能够及时动态地处理变化的数据，迅速地对贫困阶段作出反应并起到及时预警与调控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与范围
1．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目的：（1）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基本数据库设计；（2）构建基于生命周期法的新疆国家级贫困县管理信息系统逻辑模型并进行可行性分析。
2．研究范围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审核确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通知》国开发办[2002]4号文件，确定新阶段自治区27个国家级贫困县（市）[1]。
和田地区包括7县:和田县、墨玉县、皮山县、洛浦县、策勒县、于田县、民丰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包括3县1市:阿图什市、阿克陶县、阿合奇县、乌恰县；喀什地区包括8县:疏附县、疏勒县、英吉沙县、莎车县、叶城县、岳普湖县、伽师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阿克苏地区包括:柯坪县、乌什县；阿勒泰地区包括:青河县、吉木乃县；塔城地区包括:托里县；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所辖包括: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尼勒克县；哈密地区1个: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三）指标体系选取
结合小康社会的内涵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并参照国内、外已建立的各种衡量社会进步的指标体系，根据新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和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殊性的实际情况与相关专家意见，本文提出了符合新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及保障、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及生态环境等5个子系统，共18项指标。
为了使信息系统能够较快及方便地分析数据，各个阶段都采用相同的指标来衡量其特点，根据相同指标的不同指标值算出相应的权数并对比分析各阶段的脱贫情况及脱贫进程，提出预警和调控措施。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脱贫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脱贫评价指标体系
（四）数据库分析及建立
由于对有关贫困县脱贫的数据收集较复杂且数据之间的关联性较强，综合性较大，所以数据采集主要以国家规定的能反映脱贫状况的指标为依据。
针对新疆贫困县各阶段的贫困原因和数据特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作为反映贫困县不同阶段脱贫的标准。通过分析评价这些指标，判断脱贫处于哪一阶段并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脱贫情况，发现脱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起到调控和预警的作用。
建立数据库首先应建立各生命周期阶段的数据信息库，其次将各个数据信息库整合为一个综合数据库，通过对比，应用综合指数法和聚类分析法得出各县的贫困脱贫实现程度与贫困层次划分，为决策和实现途径提供依据。
为了达到综合性对比分析和各阶段对比分析简洁直观，研究中各阶段都采用相同的指标评价体系和分析方法，不同的是根据动态变化的数据，计算其权重并综合分析各阶段的脱贫情况及得出相应的结论。
运用统一的指标体系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能力和管理水平，还及时有效地反映了脱贫情况，达到了快速处理、管理数据和预警的目的并为扶贫组织及时采取措施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各个阶段的数据库构建模式和评价方法都采用如下的过程:
图2 数据库建立
根据以上数据库建立过程，分析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数据信息并建立综合数据库，最后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其实现程度，得出国家对贫困县脱贫政策的评估以及制定今后扶贫政策的相关措施和战略。综合数据库图如下：
图3 综合数据库
（五）脱贫信息系统的逻辑模型
基于对研究区的基本情况、分布及数据库的分析和研究，贫困地区脱贫信息系统的组成一般包括会计信息系统、脱贫分析子系统和脱贫情报子系统三个输入子系统及预警子系统、脱贫进度子系统和控制子系统三个输出子系统。与传统的信息系统相比，此系统的结构性更强，系统结合输入输出两大子系统对脱贫信息系统进行信息化管理，脱贫信息系统集研究区内外部资源信息与决策系统为一体，各系统之间相互独立又互为影响，对复杂庞大的数据进行有条理的管理和处理，打破了传统数据处理复杂、管理难的弊端。脱贫信息系统结构示意图（如图4）：
图4脱贫信息系统结构模型
（六）并行开发环境
并行开发环境的建立可以充分考虑系统生命周期中社会各阶段与系统相关的因素，包括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实施、系统运行和系统维护各个阶段的相关因素分析。
通过在建立过程中实施并行开发环境工程，能够最大限度地交流数据信息，避免分析失误以及在系统分析和设计阶段，未考虑系统生命周期在设计过程中相关因素而导致的不能满足决策者需求、系统开发周期过长以及系统运行质量不高的问题，达到压缩系统开发周期、提高系统的质量和功能集成性的目的。并行开发环境信息系统图：
图5并行开发环境信息系统图
三、结论
通过对新疆国家级贫困县及脱贫情况的了解，基于生命周期法的思想建立新疆贫困县脱贫管理信息系统对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如下贡献。
1.针对新疆广袤的地域情况和贫困机制的复杂性，新疆需要建立一个适应社会要求的脱贫管理信息系统。脱贫程度的好与坏、快与慢是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重要环节，由此，为引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好的脱贫效果，建立一个理论充分、切合实际和规范可行的脱贫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一个全面、客观、整体的把握和评价，对国家研究新疆脱贫情况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本研究将生命周期法的思想和方法融于其中，针对新疆地域特点及不同的贫困产生机制，详细分析了不同社会阶段的贫困特点和数据，选取统一的指标评价体系，并构建相应的数据库系统，分析其特征，通过建立综合开发小组并在并行环境下建立了庞大而复杂的动态综合数据库，最后使用综合指数法和聚类分析法，分析了新疆国家级贫困县脱贫的实现程度和贫困层次的划分，对措施和政策的及时提出指引了方向。建立综合数据库使得信息系统的建立更具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对提高管理信息系统的质量、缩短系统开发周期、提高信息交流与使用、加强信息反馈周期的缩短都十分必要，也更有益于政府和相关部门及时了解情况，提高工作效率，制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脱贫措施和政策，对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十分重要。
3.基于生命周期法的贫困县脱贫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将脱贫研究由以往的人工处理数据繁重、响应时间缓慢、政策制定和措施实施信息反馈滞后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变为数据更新快、反应时间短、政策和措施实施反馈迅速的现代管理模式。与传统的脱贫管理模式相比，新模式具有使用方便、分析与处理数据的过程清晰简洁、有益于信息的迅速交流、及时发现问题和响应周期短等特点，因此建立适应社会需求的脱贫信息管理系统有利于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4.基于以上脱贫管理信息系统的特点和优点以及信息化社会的需求，针对新疆地域辽阔、贫困机制复杂、返贫现象多重发生的情况，建立行之有效的脱贫管理信息系统在脱贫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集以上特点与要求建立符合新疆贫困县发展的脱贫管理信息系统，能够帮助政府和相关扶贫组织全面及时准确地动态掌握脱贫情况，适时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达到调控和预警的目的，同时为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建立这样一个适应新疆贫困县脱贫发展的信息系统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宋岭.21世纪新疆贫困地区发展论[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4:21-135.
[2]DEAN J.Pricing Policies for new Product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50，(5):45一53.
[3]LEVIRTT.Exploit the product lifecycle [J].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65，(6):81一94.
[4]彭志忠，MIS开发方法的比较及统一性研究[J].交通与计算机，1999，(6).
[5]张清宇，[加]田伟力，沈旭.环境管理信息系统[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92-123.
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题中的语文、数学(文)、数学(理)、文科综合、理科综合、英语科，以及外语科小语种、汉语均使用全国卷。试卷由省统一印制。考试必须在标准化考点进行。
所有考生在考试前都应按在报名阶段签订《考生报名考试诚信承诺书》的承诺，主动了解省教育考试院在高考前公布的《四川省2018年普通高考考场规则》，并在考试中严格遵守。所有考试工作人员须签订《诚信施考承诺书》。
全省高考(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除外)于6月7、8日统一组织进行。各科目考试时间(北京时间)安排如下：
全国统考和省级统考各科全部实行网上评卷。
考生成绩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到考生本人，不公布。对成绩有疑问需申请成绩复核的考生，于6月25日12∶00前到县(市、区)招考办登记。成绩复核结果由招生考试机构逐级通知考生本人。
普通类录取共5个批次
四川省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批次(不含艺术、体育类专业)设置为本科提前批、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提前批、专科批共5个批次。
国家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在本科提前批结束后、本科一批开始前录取，其中有特殊要求的公安(武警)院校国家专项计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
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普通类专业本科安排在本科一批后、省属院校免费师范生普通类本科录取前进行，专科安排在专科提前批后、专科批前进行。
高职学院面向藏区试办高中起点“1+2”模式高职教育(以下简称藏区“1+2”)志愿设置在专科批志愿之后，符合条件的考生可选择填报。
录取工作按照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不含本科提前批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本科第一批、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普通类本科、省属院校免费师范生普通类本科、本科第二批、专科提前批、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普通类专科、专科批的批次顺序依次进行。
本一本二批次均设置6个平行第一志愿
全省实行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
本科提前批和专科提前批分别设置1个第一志愿和2个平行第二志愿，本科提前批设置一个预科志愿;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对口招生职教师资班和高职班均设置6个平行的第一志愿(按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为A、B、C、D、E、F，以下类推)，专科批设置9个平行的第一志愿(按从前到后的自然顺序为A、B、C、D、E、F、G、H、I)，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专科批均设置6个平行的预科志愿;本科第二批和专科批各设置3个平行的藏文加试、彝文加试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调配志愿。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国家专项计划和在本科提前批后录取的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分别设置6个平行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调配志愿。
深度贫困县免费定向培养计划本科、专科分别设置6个平行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
省属院校免费师范生中的本科层次农村义务教育、特殊教育计划、招收藏文、彝文加试考生的本科、专科层次藏汉、彝汉“双语”计划和招收“一类模式”高考考生的本科、专科层次藏汉、彝汉“双语”计划均设置1个第一志愿、4个平行的第二志愿，专科层次小学教育“一专多能”计划设置1个第一志愿和2个平行第二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
本科提前批和本科第一批分别设置1个高校专项计划志愿、1个自主招生志愿、1个高水平艺术团志愿和1个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仅限只在该批次有招生计划的高校的合格考生填报)，本科第二批设置1个高水平运动队志愿。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调配志愿。
愿意服从学校专业调配的考生，应选择该高校志愿内的专业“调配”栏。未选的，录取时视为不愿专业调配。
艺体类填报志愿6月28日17点以前
艺术类本科专业招生录取分为本科提前批和两个本科批次。体育类本科、专科专业招生录取都为1个批次。
深度贫困县定向培养艺术体育专业本科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后、省属院校免费师范生艺体类本科录取前进行，专科安排在艺术本科二批后、省属院校免费师范生艺体类专科前进行。本、专科均设置6个平行学校志愿(县区)，每个学校志愿内设置6个专业志愿(县区)。
工资性收入
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贫困地区包括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3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人人均2269元，同比增长22.7%；家庭经营纯收人人均2636元，增长11.3%；财产性收人人均79元，增长9.4%；转移性收人人均535元，增长21%。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促进了贫困地区的工业发展，为贫困地区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随着非农就业比重的提高，以及工资水平的较快上涨，2013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实现增长22. 7%，对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到53.3%，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在多项稳定农业生产政策的作用下，贫困地区农产量稳定增加，种植业纯收人人均1597冗，增长9.2%，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5.2个百分点。2013年政府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和财政补贴支出，各地陆续提高了养老、低保等社会保障标准，努力做到“应扶尽扶”和“应保尽保”；中央财政对农民的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出超过1700亿元；699个县开始探索向贫困地区教师发放生活补贴，受益教师达到120万人。这些措施直接促进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2013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6.8个百分点。
“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
增速高于贫困地区平均水平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389元，比上年增加782元，增长1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8%，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4.5个百分点，比贫困地区农村平均水平高0.4个百分点。
这里的“贫困县”是指列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其中的554个县从2001年起即开始扶贫攻坚。经过连续多年的政策扶持，“贫困县”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社会事业水平显著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内生动力。与2002年相比，2013年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所占比重提高近10个百分点，接受技能培训的劳动力比重接近30%。2010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贫困县的扶持力度，其中“雨露计划”累计培训劳动力385万人，投入资金34.1亿冗，对于提高劳动力职业技能、实现劳动力转移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为“贫困县”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储备了人力资本，提供了发展后劲。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农村平均水平
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583元，比上年增加747元，增长1 5.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平高3个百分点。
本刊讯 2016年，根据自治区人民政府“1+20”扶贫攻坚政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脱贫攻坚教育帮扶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我区各级教育部门联同有关部门聚焦贫困地区、贫困学生，全年实施了多项教育扶贫、教育脱贫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一是贫困地区的教学资源明显增加。学前教育方面，我区2016年在54个贫困县投入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82亿元，新建幼儿园78所，认定自治区多元普惠幼儿园600所。义务教育方面，我区下达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建设项目资金28.74亿元，依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小学教学点基本办学标准》的相关指标，大力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学点的办学条件。我区还投入2.54亿元实施贫困地区普通高中改扩建项目63个，统筹资金7 500万元支持15个贫困县建设中等职业学校，同时下达3 000万元支持优质职业院校通过管理、课程、师资、设备“四下乡”方式开展教育扶贫工作。
二是进一步落实贫困地区学生帮扶政策。一方面，我区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实施15年免费教育，投入资金17.73亿元，惠及学生122.24万人次，同时对建档立卡贫困毕业生实施100%就业帮扶，该群体就业率达99.97%。另一方面，我区多措并举增加贫困地区学生的升学机会。2016年，我区多所普通高中开设了“圆梦班”，招收建档立卡贫困户初中毕业生3万多名；区内高校安排贫困专项计划2 950个，其中国贫专项计划750个，区内本科第一批重点高校贫困专项计划200个，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脱贫专计划2 000个，为家庭困难学生升学拓宽了路径。
三是贫困地区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2016年，我区举办了多个贫困地区校长业务能力和学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班，培训贫困地区学校校长1 600余名、学科骨干教师7 000余名，极大地提高了贫困地区学校校长和学科骨干教师的专业能力。同时，我区还支持贫困地区中高职院校建设1-2个自治区级创新创业教学团队，实施农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县级中职学校教师定向培养、特岗教师培养等工作，为农村地区学校输入新鲜血液，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夯实基础。
（责编 蒙秀溪）
面对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扶贫成就，离不开甘肃省在扶贫机制的一直探索与创新。在先后实施双联行动、“1236”扶贫攻坚行动的基础上，甘肃省去年制定出台了“1+17”精准扶贫工作方案。这一方案紧扣对象、目标、内容、方式、考评和保障六个精准，瞄准最贫困的乡村、最困难的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促使扶贫政策向特困片带精准聚集、扶贫资金向贫困村贫困户精准聚焦、帮扶力量向贫困对象精准聚合，走出了一条具有甘肃特色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路子。
精准扶贫首先得把贫困人口挑出来。甘肃省紧紧围绕全省6220个贫困村、101万贫困户、417万贫困人口，着力在找准贫困人口、分析致贫原因和掌握脱贫需求上出实招、下功夫。去年6月开始，甘肃省集中利用2个多月时间，组织6万多名干部在全国率先开展精准核实贫困人口和完善建档立卡工作，为实施精准扶贫奠定了坚实基础。去年，甘肃省被列为全国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建设试点省份。
紧盯贫困地区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甘肃省整合全省优势资源集中投入，重点攻坚。贫困地区的基础瓶颈得以突破，2015年，甘肃省共解决了180.56万农村居民和26.08万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目前达80%；完成建制村通畅工程11025公里，全省82%的建制村通了沥青（水泥）路；争取国家农村危房改造计划21.8万户，是年度目标14万户的1.56倍；安排易地扶贫搬迁3.5万户17.1万人，超出年度目标任务0.4万人。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开工建设2400所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939所行政村幼儿园，从2015年秋季开始，甘肃省还对贫困家庭子女学前教育免除保教费、中职教育免除学费并发放助学金、就读省内高职（专科）院校免除学费及书本费。农村低保一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300元，二类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8元，共使136.9万人实现了“政策性脱贫”。
实施产业扶贫、增强“造血”功能，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治本之策。甘肃省专门制定了培育主导产业、加强技能培训、发展新型经营主体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草食畜、马铃薯、蔬菜、苹果、中药材等富民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壮大。特别是在金融支持方面，甘肃省启动实施总规模达400亿元的精准扶贫专项贷款工程，财政与金融部门联手创新，为有劳动能力、有贷款意愿和一定还款能力的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5万元以下、3年以内的小额信贷支持。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全省累计发放精准扶贫专项贷款174.2亿元，惠及38.4万户、165.1万贫困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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