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4 07: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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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替代；互补；互动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213-01
1 “替代关系”阶段
由于早期从事国际直接投资的企业多为市场导向型,并且其投资行为通常跟随在贸易行为之后发生,因而人们习惯上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对国际贸易的替代,企业之所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来代替出口贸易是为了寻求东道国当地更为理想的市场。对于这些市场导向型企业来说,它们往往是从国内生产和对外出口开始其国际化经营活动,然后逐渐过渡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行为的转换是出于占领和扩大市场的需要。这又分为两种具体情形：追求低成本的市场导向型和绕开贸易壁垒的市场导向型。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企业已丧失对某项产品生产上的技术垄断优势,生产工艺已达到“标准化”程度时,继续在国内生产该产品并出口到国外市场就不如到国外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并销售更能获利,因此企业会提出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来代替先前的出口。尤其是当国外的目标市场上存在众多同类产品竞争者时,为了降低产品生产成本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这种决策转换更显得重要。这时到国外投资生产比出口产品到国外更有利于降低成本,维持市场份额,从而企业行为会从国际贸易转向国际直接投资。
2 “互补关系”阶段
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互补关系,可从日本对东南亚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中求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国家实力雄厚,奠定了在资本、技术方面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其国内劳动力成本较高,自然资源缺乏,所以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处于比较劣势地位。于是日本在定位于发展本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大量向拥有廉价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的东南亚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到东道国当地兴办相应产业如资源开发、纺织品、食品、标准化零部件生产等,产品不仅返销日本,还推向其他国家市场,大大促进了投资东道国与母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增长。
3 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 互动关系”
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已同跨国公司国际化生产的扩张密不可分,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从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的主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着“无国界的生产活动”。作为国际社会中经济联系和交往活动的完全行为能力主体,跨国公司个体利益和国家整体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它实现个体利益的市场规则并不完全服从于国家实现整体利益的博弈规则。因此必须重视跨国公司个体的作用,采用微观分析方法。将它们从国家背景中独立出来研究。对跨国公司而言,贸易和投资决策之间关系的重点不在于实现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而在于如何搭配协调使企业在全球迅速获得最佳资源配置,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于是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体现为在跨国公司全球战略控制下的“并重、互动”关系。
3.1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贸易的主体和组织者
跨国公司与越来越多的世界进口和出口相关,例如,美国在1989年商品贸易近一半是通过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或外国跨国公司的在美子公司。同时,1/3以上的美国贸易表现为外国子公司与其母公司之间的公司内贸易,从而使跨国公司成为当今国际贸易的主体重要组织者。
3.2 扩大了国际贸易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总体上看,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扩大。外国公司在自然资源丰富国家(主要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打破了这些国家在自然资源的投资、技术、生产与营销等方面的“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直接投资明显地导致了国际贸易的增加,即扩大了东道国的出口和母国或其他国家的进口。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收支；外商直接投资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涵义
外商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也叫国际直接投资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它以控制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是与国际间接投资相对应的一种国际投资基本形式。国家统计局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和经济组织或个人（包括华侨、港澳台胞以及我国在境外注册的企业）按我国有关政策、法规，用现汇、实物、技术等在我国境内开办外商独资企业、与我国境内的企业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或合作开发资源的投资（包括外商投资收益的再投资），以及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的项目投资总额内企业从境外借入的资金。一般外商直接投资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合作开发等方式存在。
二、外商直接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外商直接投资是造成货物与服务贸易账户、收益账户逆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管理可以有效地改善经常账户的情况，对我国国际收支的平衡有重要意义。
（1）外资来源单一。我国当前的投资来源比较单一。2009年我国外商投资总额603.25亿美元，其中亚洲地区的投资为357.2亿美元，占50%以上，北美地区为37.3亿美元，欧洲地区为56.4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欧美等国对我国的投资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仍然很小（见表1）。
（2）优惠政策引发负面效应。首先，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相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有着诸多优势，使原本资本和技术实力就落后于外资企业的国内企业在政策方面又处于不利的地位，直接限制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其次，由于外资企业享有的税收政策不同与国内企业，出现了数额巨大的“假合资”，即内资为了享受外资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外资”企业。（3）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分布不平衡。而我国的外资产业分布格局是第二产业比重偏高，占70%以上，其中多以制造业为主，第一产业仅仅占2%左右，第三产业占20%左右。在第三产业中，房地产占了吸收外资的首位，约占了第三业的2/3，而金融、保险、商业、外贸、信息服务业等行业外资流入的数量有限。从地区分布来看，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集中于珠江三角洲及闽南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中西部地区起步较晚。
三、对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保持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是提高质量的前提，对于实现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引发了有关引进外国直接投资适度规模讨论的热潮，提出了其适度规模的概念。适度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具体是指在国家自我经济发展控制权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能为经济发展所消化吸收，并能促进经济。（2）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取向。重点支持先进技术，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于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鼓励外商对我国农业的投资，加快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提高我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有针对性地打击外国直接投资热钱流入行为。首先针对贸易项下存在着进口价格虚报、假借贸易名义融资等行为，在不限制其用汇条件下加强真实性审核，提高监管的效率。其次，严格限制资本项目的借汇，对外资企业外债实行审查备案制度，对其资本项目外汇实行有条件结汇。对资本项目不按规定渠道审批和结汇的各种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最后，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要防止利用境内外母公司和子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财务关系进行资金的投机炒作，严格进行收支凭证的审核和实施法人负责制。
参考文献
[1]王博雅．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对策分析[J]．价值工程.2011（22）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 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 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 ho）和比德·易萨德（Pe- ter Isard）1997年的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 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 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 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open economy， China becomes the emerging power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ontinuesly increase. This paper takes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Haier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as an example， uses western mainstream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and according to developing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 to explain China 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utlooks its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关键词：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海尔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theory；China；direct investment in developed countries；Haier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10-04
0 引言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与在另一国的企业（国外直接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具有长期利益、对其具有经营管理权的投资。
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理论成果有斯蒂芬・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和卡森的内部化理论、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阿・勃利兹诺伊利的过度资本积累理论等。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合理解释顺梯度的国际直接投资，强调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要有东道国企业不具有的专有优势。从表面上看，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无法解释我国在发达国家的投资，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资本没有严重过剩，产业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远不如发达国家，整体上并不具备优势。但是，整体实力的相对孱弱，不代表我国没有优势明显的个别企业可以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因此，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能够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现象，这些取得成功的企业一定具有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阐述的必要特点。本文以中国企业海尔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为例，用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解释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1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解释
约翰・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集大成者，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种优势时，才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它之前的直接投资理论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概括性，形成了综合的理论框架，标志着对外直接投资主流学派的最终形成。随着邓宁对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深入，他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进一步模型化，解释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国际化生产的行为；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动态化，提出了投资发展阶段理论，符合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指出了一条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1.1 所有权优势
所有权优势是指企业在为特定市场或多个市场提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的竞争优势，包括自身拥有的或能得到的其他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资产性所有权优势，如有形资产上的优势，以及生产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创新能力、规模经济、营销手段和渠道、品牌价值、管理和组织技能、融资能力、人力资本经验的储备等无形资产上的优势；也包括交易性所有权优势，如企业在全球跨国经营、有效配置资源、稳妥规避风险过程中全面降低交易成本获得的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必须足以弥补在国外生产经营的附加成本。
1.1.1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
80年代中期，中国家电产业刚刚起步，海尔就将质量视为企业的生命，1985年的“砸冰箱”事件集中体现了海尔在设计、生产、检验等各个环节上的精益求精；1990年，海尔向当时世界制造冰箱水平最高的德国出口冰箱，海尔冰箱和德国名牌冰箱去掉商标后摆在一起，经销商从中选出的最好的冰箱是海尔冰箱；1993年，海尔在德国权威质量检验机构“商品检验基金会”的抽检中，成为获得“+”最多的冰箱。海尔出色的产品质量优势，使其有了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同台竞技的基础。
1.1.2 海尔的技术创新优势
海尔的产品质量优势是其技术优势的体现，技术优势是质量优势的前提。海尔超级节能无氟冰箱，既符合国际市场冷柜全无氟制冷的环保要求，又实现了节能50%的目标，节能技术指标超过了意大利、丹麦等世界制冷王国的水平。法国经销商曾要求海尔提供适合法国人生活习惯、功能最先进、能移动的空调，海尔在5个月内就把符合要求的产品搬到法国经销商面前。海尔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海尔产品完善升级、质量提升的坚实后盾。
1.1.3 海尔的投资路径优势
投资路径的选择体现了企业的战略制定能力。海尔的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从发达国家开始的，而是先在周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尝试。海尔从1996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海尔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菲律宾建立了海尔LKG电器有限公司、在马来西亚建立了海尔工业（亚细安）有限公司。海尔正视自身实力，准确定位，做出了正确的对外投资路径选择，为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有形、无形资产优势。
1.1.4 海尔的规模经济优势
海尔在向发达国家投资以前，已经是中国家电市场的领头雁，国内激烈的竞争和大量市场需求使得海尔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巨大的生产能力，海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也为它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使得海尔有跨区域调配资源的能力，庞大的生产规模使得分摊在产品上的成本大幅降低。
1.1.5 海尔的企业文化优势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并被全体成员普遍接受和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是精神文化，通过企业制度和物质形态表现出来。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统一员工思想，增强企业凝聚力；可以激励员工奋发进取，形成发展动力；可以树立企业形象，提高企业声誉，扩大企业影响力。
企业文化优势也是企业管理技巧优势，企业管理方式是企业文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企业都有独特的企业文化。文化形成的长期性，使得这种优势不能被迅速复制。
海尔独特的企业文化是它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助推器。“真诚到永远”、“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品牌是帆，用户是师”等理念贯穿于海尔经营的始终，“赛马不相马”的人才观让每个员工将自身发展与企业发展紧密相连。此外，海尔始终追求卓越，坚持打造国际品牌，用宽广的国际视野、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满足用户的多样需求。
1.1.6 海尔的产品营销优势
海尔秉承“企业生存的土壤是用户”的服务观，销售的不仅仅是质优的产品，更是精致的服务。海尔建立了完备的服务体系，力求每件产品的完美，甚至进行定制营销，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需求。海尔的员工坚持微笑服务，传递海尔的真诚。
海尔坚持品牌战略，不做贴牌生产。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有很强的品牌意识，在国际市场上，有品牌才有发言权，海尔深谙这一规则，树立优秀品牌形象，重视品牌宣传和推广，使它能在发达国家立足。
海尔本土化的市场调研是它成功的一大法宝。欧美上流人士藏酒、品酒是交际的需要和品位的体现，但是美国市场上大多是与厨具相连的嵌入式酒柜，不能彰显它的独特。海尔从调研中敏锐地察觉到商机，设计生产了可以放在客厅的独立酒柜，实用、时尚，并不断升级换代，受到了美国消费者的喜爱，打开了美国市场。
1.2 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将所有权优势在企业内部配置、转让和有效利用比通过市场化交易能够带来更多收益的优势。通过这种优势的发挥，企业可以避免不完全的市场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绕过外部障碍，让所有权优势有效发挥。企业使中间产品在组织内部转移，可以获取更大利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以知识技术为主的信息产品成为了中间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海尔通过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可以获得和强化的内部化优势主要有：获取战略资源和突破贸易壁垒。
1.2.1 获取战略资源
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可以获得的战略资源是不易直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和通过市场交易不能获得、只能通过内部化获得的资源。前者如知识、技能等资源，其中的核心和精华需要长时间、近距离言传身教才能发生转移，将知识资源内部扩散、吸收、利用后才能获得明显的效益；后者如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等，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转移，只能在对外直接投资后，将它们内部化，并且以较低成本在组织体系内部转移。
海尔在法国里昂、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地的设计中心，在意大利米兰、美国纽约等地的销售中心雇佣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大多来自当地发达国家，他们了解市场偏好和需求，有丰富的产品设计、企业管理经验，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些经验和技术海尔可以不断学习，提升自己的技术、品牌优势，利于高屋建瓴、向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海尔在美国洛杉矶的设计中心就是利用了当地创新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效应，获取技术创新动力和实力。
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不仅仅采取新建投资这一唯一渠道，还采取了并购、合资等方式。2001年6月，海尔在意大利收购了迈尼盖蒂公司下属的一家冰箱厂。通过收购，海尔可以获得该冰箱厂的管理团队、营销网络、企业关系资源等，加快进入欧洲市场的速度，减少进入时间的耗费，同时降低了进入欧洲的资金成本。2002年，海尔与日本三洋公司合资建立了三洋海尔株式会社。通过合资，可以规避日本政府对外国投资者的歧视性待遇，获得大量的政策优惠，借助当地合资伙伴三洋在销售渠道和销售手段方面的资源和优势，更快地占领日本市场。合资方式的直接投资不但投入资本较少，而且共担风险，使投资的安全性提高。上述种种好处，就是通过直接投资获取的重要战略资源。
1.2.2 突破贸易壁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凭借成本低廉的劳动力优势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出口贸易，生产加工的商品因成本领先、价格低廉远销海外，但是经常遇到发达国家关税、配额限制和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使出口企业蒙受巨大损失。随着发达国家地区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原产地证明、产品材料环保标准等非关税壁垒也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能力。
海尔在美国直接投资建设工业园从事生产活动，海尔的产品就是美国制造，它通过巧妙地利用内部化手段避开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市场，获取最大利润。
1.3 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企业在投资区位选择上具有的优势。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前进行区位选择的标准是企业获利程度。企业获利程度的判断不仅仅考虑短期盈利，还应考虑长期总体盈利水平。东道国为企业提供的区位优势是其固有的、不可转移的，如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市场偏好及需求状况、实际消费能力、吸引外资的政策、政治环境、法律制度环境、科技发展水平、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等。
海尔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发达国家能提供给它的区位优势是显著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市场容量大，购买力强，需求多样化程度高，科学技术发达，劳动力素质高，金融市场发达且容易进入，政府干预少、对外资持开放态度，市场竞争公平高效，法制健全，基础设施完善，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大收益。
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是世界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信息产业快速发展，“新经济”成为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海尔抓住了投资的黄金时期。在美国的区位选择，海尔将工业园设在南卡罗来纳州，因为该州政府提供了大量的优惠政策，如雇工工资税抵免、房地产税减免、销售税减免等。此外，南卡罗来纳州的劳资关系比较稳定，是美国工会组织最少的州之一，劳动力成本也相对较低，工人工资低于全美平均水平。再如海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设计中心，该地是欧洲的门户，交通便利，通信网络发达，研发的软硬件条件一流，极大地促进了海尔在欧洲市场的开拓。
此外，从企业长期利润来看，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成功，利于扩大企业的品牌影响力，提高整合利用战略资源的能力，利于稳定和提高企业在母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的行业地位，获得长远收益。
2 竞争优势理论的解释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内部的条件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和表现。产业竞争优势与国家的“钻石”形态有关，即一国国内要素供给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的支持产业和本行业竞争情况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国内要素供给紧张、需求饱和、上下游产业对企业的支持不够或国内市场激烈的竞争等都会驱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国企业要在全球竞争中击败对手，需要依靠国内激烈的竞争，因为激烈竞争可以形成差异化产品和精致化服务，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基于生产线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制造业是中国竞争较充分的产业，20世纪90年代的竞争尤为激烈，要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海尔一方面强化自己生产、服务的优势，一方面积极争取国外市场，开始了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波特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高差异和低成本的企业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收益率，他提出了三种竞争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专一化战略。海尔在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采取了差异化战略。20世纪90年代，惠而浦、GE等全球性跨国公司几乎占领了整个美国冷柜市场，但是它们生产销售的冰箱大多是大型冷柜，一些美国大学生和单身人士喜欢小冰箱，海尔抓住这一市场契机，生产销售小冰箱，并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对小冰箱进行不断改进，先后推出了带活动台面的小冰箱和电脑桌小冰箱，迅速拥有了市场份额，提升了市场地位。
海尔成功地运用差异化战略打开了美国市场，凭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培养了美国人对海尔的品牌认可度和忠诚度，利于直接投资的顺利进行，为拓展生产品类奠定了基础。
3 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的解释
威尔斯的小规模生产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之一是具有为小市场需求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由于开发了满足小市场需求的生产灵活的、适合小批量生产的技术而获得竞争优势。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可以通过对成熟技术的当地化改造，形成和发展自己特有的竞争优势，开展海外投资。利用经过地方化改进的技术，可以生产出更适合东道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的产品，发挥差异化优势，并且这种技术会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
前文提到过的海尔生产新型独立式酒柜和小冰箱，就是发挥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生产技术灵活性、适用性的特点，满足大学生、上流社会人士等细分市场的特定需求，把握住了发达国家的缝隙市场，从而获得竞争优势。
4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的解释
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受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企业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的技术，再通过技术创新为企业发展提供根本动力。投资的地域分布，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道。
上文提到的海尔对外投资路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投资升级的动态过程，先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再转向发达国家投资。
5 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前景展望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认为，企业拥有的优势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关联性，使一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状况呈现阶段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开放型经济达到新水平，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二。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大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十分活跃，涌现了大量具有国际化经营能力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集团、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等大型贸易集团，中国国际信托公司等大型金融保险集团，首钢集团、春兰集团等生产型企业集团和以高科技为后盾的民营企业华为等。
随着开放型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企业的经济实力、生产技术和研发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现代企业制度会不断完善，竞争优势会更加明显，向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数量和质量会显著提高。增加的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会进一步促进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借鉴、整合发达国家先进战略资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强国之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 中国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建议
6.1 宏观层面的建议
我国不是资本过剩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正处于发展初期，大量企业还缺乏对发达国家投资的经验和实力，处于对发达国家投资的摸索阶段。因此，国家除了进一步加大创新型国家建设力度、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外，还应为在发达国家投资的企业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6.1.1 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投资管理部门应当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民营企业，也不能过分限制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机构不仅要对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进行监管，保持货币政策自主，防止企业承担过多的外部风险，还要为企业提供对外投资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支持，督促并协助我国企业增强在发达国家的竞争力。
其次，要完善我国对外投资审批制度，明确划分审批机构各部门权责，杜绝多部门交叉重复审批的情况，提高审批机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降低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体制成本。
此外，要建立与完善我国对外投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普遍拥有健全的法律体系，要保障我国对发达国家投资企业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对外投资法势在必行。与此同时，我国还应加快同发达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保护跨国公司利益协定的步伐，为我国企业走进发达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6.1.2 政策支持
为鼓励我国企业到发达国家直接投资，政府的政策支持是必要的。政府可以采取的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主要有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一般性的出口退税和国外纳税额扣除政策等；信贷支持政策，包括设立支持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专门基金、降低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的贷款利率等；对外投资保险政策，包括设立专门保险险别、设立亏损准备金等。
政府的政策支持利于帮助我国企业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投资风险、提高经营净利润，利于刺激中小企业开展对发达国家的学习型对外投资，从而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技术结构尖端化。
6.2 微观层面的建议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直在强调对外直接投资要具有某些优势才能进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更应遵循这一规律。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首要条件是具有竞争优势，缺乏竞争优势的企业盲目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必然失败。
6.2.1 夯实所有权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夯实自身的所有权优势，要首先在国内的本行业内具有独特所有权优势，尤其是技术、品牌、企业文化等，比竞争对手更好地为目标顾客创造价值，进而获得自己应得的价值，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不可替代性。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反映了企业整合战略资源和创造价值的独特能力。国内的行业龙头企业在向发达国家投资前，可以强强联合，组成大型综合产业集团，共享、强化所有权优势，以强大整体与发达国家企业抗衡。
6.2.2 培养内部化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着重培养自身的内部化优势。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将企业已有的优势运用到发达国家市场，并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区位优势整合资源，形成新优势的过程。因此，我国企业要善于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将人力资本内部化，通过内部化将战略资源转移到企业集团内需要的部门或领域，提高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企业经营效率。
6.2.3 利用区位优势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善于利用东道国提供的区位优势，提高本土化和差异化经营能力，强化品牌意识，争取东道国消费者的支持和认可，甚至是依赖。
6.2.4 理性对外投资
要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应当理性、审慎地制定远期战略规划。我国的一些大型企业资本实力雄厚、技术研发能力强，可以依靠竞争优势获取丰厚回报，但是中小企业不能盲目跟风、一拥而上，应客观评价自身实力，在具备了比较优势、时机成熟时再投资也不迟。此外，企业要选择合适的直接投资形式，提高投资的安全性、收益性，稳健开展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简言之，培育潜在优势、强化已有优势、拓展综合优势，会让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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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直接投资的特征;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环境;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投资者单独或者是共同出资，在除本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建立、扩展或收购企业以进行生产或经营，且拥有有效管理控制权的投资行为。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特征
二战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投资最主要的投资方式，最突出的是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其特征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1.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投资者对企业所拥有的股份权与其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权是符合的，其持股权与其控制权成正比关系。如果一个企业是由一个投资者单独出资创立的，则该企业的所有权都由此出资者所持有，并且此出资者持有该企业的所有管理控制权;如果创立的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出资者共同出资创立的，那么对该企业管理控制权的划分按照出资额的多少来确定。但是由于各个企业的股权结构和组织形式有所不同，因此取得有效的管理控制权所需要的股份比例也是有所不同的。
2.目前国际上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所需要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国际货币资金在其出版的《国际收支手册》中曾指出，在被投资的企业中拥有25%或更多的股权，可以作为控制经营管理权的合理标准。许多国家的法律或有关的法规也规定了构成直接投资所需拥有的最低股权比例，以区别于不同形式的投资，但是各国的具体解释和标准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日本外汇管理法中所指的对外直接投资包括本国投资者对境外企业进行的10%以上所有权投资、对该企业提供的贷款或出资虽不满10%，但同时通过非股权的形式与该企业保持长期持续的关系。
3.国际直接投资与以证券为媒介的国际间接投资有着根本的不同。直接投资是一种经营性投资，无论哪一个行业被投资者投资，取得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一直都被确定为前提条件;而国际间接投资是以取得一定利润为目的的获得境外有价证券的行为，一般不存在对企业经营管理权的取得问题。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是否拥有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所有权。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
1.企业为实现自身的全球发展战略，取得最佳经营效果而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发展战略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扩张的一种经营战略，全球战略动机是国际投资发展到较高层次的体现。
2.为境外石油、矿产品等自然资源和林业水产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对外投资，以取得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一直在国际直接投资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要开发自然资源只能在存在着自然资源的地方进行投资。
3.企业为利用境外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降低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维护或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进行投资。从企业经营战略的角度来看，这类投资大多出于企业防御性竞争的需要，因此，它不属于进攻性的投资动机。在国际化管理中，劳动力的移动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而土地则是不会移动的，于是投资者要利用外国国家这方面的廉价资源，就必须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直接利用低成本的投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果。这一动机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之中。
三、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指能影响国际投资活动的各种外部情况和条件的综合体。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外国投资者面临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各种不同类别和程度的风险中，投资者最关心的是影响投资安全的风险。因此，境外企业对投资环境的认识和分析首先从一般的政治风险开始，然后扩展至可能影响投资和经营活动的各种外在条件。投资环境既包括政治方面、法律方面、经济方面的内容，也包括社会方面、文化方面、自然方面、地理方面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会不同程度的对国际直接投资环境产生影响。
四、国际直接投资对中国对外投资的深远影响
我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在改革开放政策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一项事业，其基本目的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促进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通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有利于充分地发挥我国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优势，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其他各个国家的各种资源，引进其他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商品出口，开拓国际市场。
1.直接利用外资，是指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方式引进的外资，其具体形式有：（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3）外商独资企业;（4）中外合作开发。
2.间接利用外资，主要是指利用境外贷款和国际证券融资，其具体形式有：（1）商业银行贷款;（2）国际证券融资，包括企业境外上市和国际债券融资。
3.灵活利用外资，是在合同的基础上中外双方就一项共同进行生产或服务的事业所做的合理安排，具体的形式有：（1）补偿贸易;（2）对外加工装配，包括来料加工和来件装配。
参考文献：
[1]王昆成，朱建华.国际直接投资理思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3（11）.
[2]董梁.对西方投资实践的认识及中国投资策略的选择[J].当代财经，2002（05）.
关键词:外国直接投资;区域;趋势
一、外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趋势分析
(一)2000-2003年全球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下降,但在2003年底开始走向回升
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FDI)在2001年大幅度下降,2002年再次下降25%,2003年又下降了10%,但2003年全球的FDI投资流出量却比2002年增长了5%。
(二)2004-2007年世界FDI回升,呈现一度增长
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04年开始有了回升,上升幅度为30%,2005年上升幅度为33%,于2007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幅度为30%;而世界直接投资流出量也同样地出现大幅度增长,2004年其流出量较2003年涨幅达64%,2007年增至19965亿美元,增长了52%。
二、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特点
(一)发达国家
1、发达国家在世界直接投资活动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2000-2007年,所占比重虽然不断地下降,但是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世界FDI流量的居前20位的经济体中,发展中国家只占有少许席位。
2、发达国家之间的FDI分布很不均匀,主要是欧盟、美国、联合王国,其中欧盟所占的比例达1/2/以上,2007年流入量增至8043亿美元,流出量增至11422亿美元,分别占发达经济体FDI流入总量的65%、68%。而美国2007年的流入流出量分别占发达经济体总量的17%、19%。
(二)发展中国家
1、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来讲,发展中经济体均呈现增长的趋势,FDI数目可观,但是个地区的增长速度以及所占比例却不尽相同,大量地集中在几个国家。
2、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明显不足,2006年达到最高峰,但也仅占16%,其他均只有10%左右。
3、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呈现的是先升后降的趋势。其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由2001年的25.5%增至到2004年的39.5%,随后开始下降,到2007年占世界FDI的27.3%。而外商直接投资流出量也同样发生此种变化。
4、发展中国家拥有重量级基础设施跨国公司,它们成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显要投资者。虽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在全球基础设施产业中居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明显增加
三、外国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决定因素
(一)基础设施
某地区特定的基础设施水平可能会通过减少交通运输和信息收集等方面的成本,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从而影响投资收益。
(二)产业集聚
企业的聚集不仅可以节省销售成本、运输成本,而且为大规模生产提供了条件。企业聚集大大便利了信息的交换和技术扩散,提高了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对市场的反应能力,有利于新技术的采用,有助于激发技术发明和革新。
(三)科技创新环境和科技人员的可得性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技术创新有较强的依赖,其趋向于接近这些技术创新源。在新的空间分工体系中,产品构思、设计、样本设计、试验性生产,以及产品的关键零部件的生产阶段,其区位往往趋于高质量劳动力集中地区。
(四)国家外资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制度向着有利于投资者的方向改变,往往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外资政策比较开放,而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则经历了从禁止到鼓励,从封闭到开放的过程。另外,市场容量、人力资源或自然资源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地区,地区的某资源越充裕,则其成本会越低,也会吸引外资的投入。
四、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一)站在全球的视角制定长远战略计划,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企业不断实现国际化,一方面,由于外资、内资大量投入,某些行业生产过剩,而且现在贸易保护盛行,因此,走出国门、对外投资是必然出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有限,企业在国内也面临竞争压力,特别是跨国公司不断进军各国。因此,企业必须把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放在全球经济总体发展中去,制订全球化经营战略。
(二)选择合理经营区位,壮大自己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目标市场应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从总体上来看还不高,因此,中国的企业应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相似且需求结构也类似的区域进行投资,便于相对优势的发挥,同时,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梯度转移”。国内中小企业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到发展中国家去创办跨国公司。
(三)确立名牌战略,具备国际视野
品牌与名牌之间还是客观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要保持远高于同业的价格、利润和市场份额,只有大家认可的名牌产品才可以办到。一方面,企业要制定适于自己的完善的名牌战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确立不同阶段的目标规划和可行性的实施步骤。另一方面要把质量创新作为企业始终保持的产品的根基和企业的生命。企业还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快技术改造的步伐。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发会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基础设施的挑战[Z].
2、联合国贸发会议.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与基础设施的挑战[Z].
关键词:直接投资;产品内贸易;发展
一、产品内贸易理论的发展
产品内分工理论成熟于20世纪90年代末,而其理论基础是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琼斯和科尔斯克维斯基(Jones& Kierzkowiski,1990)的研究是这条思路的铺垫,他们把生产过程分离开来并散布到不同空间区位的分工形态称之为“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并得出结论,服务活动对于展开产品内分工十分重要,而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推进生产过程分散化的主要因素。其后,昂特(Arndt,1997)利用国际贸易常规分析技术,对全球外包(Outsourcing)和转包等产品内分工的现象进行了研究。
二、我国产品内贸易发展现状
加工贸易是中国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方式。中国加工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发展,20多年间,加工贸易出口额从1985年的33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5104亿美元,从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不足15%跃升到50%以上。这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在中国进行生产和经营布局;中国积极加快改革开放,致力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逐步降低;加工贸易的投入品进口多采取保税措施,或出口时退还所征进口税。
1.加工贸易增值率与贸易余额
在加工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以及增值率也不断上升。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为1888.83亿美元,而同期一般贸易顺差为831.26亿美元。由此可见,加工贸易在贸易顺差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工贸易对贸易顺差的贡献与加工贸易增值比率的逐步上升有着必然联系。
2.加工贸易的经济效应
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的特点可归结为以下几点:外资企业作为主要主体;商品结构逐渐升级;增值比例逐步提高;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参与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有不足之处。
(1)加工贸易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加工贸易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涉及中国绝大部分产业。
(2)加工贸易拉动出口规模持续扩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1998年,一般贸易出口比1997年下降了5%,而同期加工贸易出口增长了5%,从而使1998年的出口总值不但未降反而增长了0.6%。
(3)加工贸易拉动出口商品结构向高级化发展。2001年至2003年,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89%以上,而一般贸易只占8%以下。可见,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主要靠加工贸易的拉动。
三、国际直接投资背景下我国产品内贸易的发展
对产品内贸易的考察,可以通过两个角度,一是宏观上体现产品内贸易的加工贸易,另外是从微观上反映产品内贸易的中间产品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我国产品内贸易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内贸易实现生产垂直一体化布局
在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的生产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内在联系日益紧密,一种商品的生产过程延伸为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每个国家只在某个连续的特殊阶段进行专业化生产,其结果改变产品最终生产者在市场中进行垂直控制的传统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公司围绕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按照标准在全球范围从事生产,形成标准控制下跨国生产零部件、模块生产与最终组合的新的生产方式。
2.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内贸易获取竞争优势
产品内贸易的载体―中间产品对出口国来说是一种产品出口,对进口国来说则是一种生产要素或生产要素的集合体的进口。因为中间产品经过交易后并不直接进入消费领域而是生产部门继续生产。
然而,在我国加工贸易中中间产品的本地采购率低,意味着我国每年需要从境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可见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绝大部分用于加工贸易。
3.跨国公司通过产品内贸易获取高附加值
跨国公司基于对企业全球化经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把握,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哑铃型”的生产经营方式,一方面,加大对产业上游研发部门的科研投入,不断向市场提供具有差异性的产品,实现其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将业务重点转向产业下游的市场营销和服务部门。因为与整个生产过程相比,下游的销售和服务环节一般投资规模小、收益高,具有更大的利润空间。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已将我国纳为其全球产业链布局之中,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作为其整合全球资源以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之一。由此可见,在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中,附加值相对较高的资本品占有重要比,且高科技产品出口相对于内资企业具有绝对优势,这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技术革新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2.
[2]张二震马野方勇: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战略[M].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是目前国际上该领域最著名的研究者之一，根据他在1996年与其同事Ari Kokko教授对溢出效应的描述，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是指，由于国际企业的进入或参与，东道国本地企业所获得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上，国际上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起步，正是由于这一问题本质地涉及到在一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国家的发展战略，几十年来该领域的研究越来越热烈，并且也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即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以后，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和过程对东道国本地企?I的劳动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的。对这一问题的透彻理解无疑将有助于东道国的政府和企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成溢出效应产生的目的。
认识演进：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和作用
回顾历史，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抵触到审慎开放，进而主动吸引的过程。
50年代后期，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有限，学者们也只是把它当作国家间的资本流动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加以讨论；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学者们开始着力研究它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冲击和影响。主流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由发起国本国市场的寡头垄断特征引起的，研究者们担心外商直接投资会将这种本国市场的不完善性扩散到其他国家。与此同时，对国际企业转移价格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不均衡发展的研究都加强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抵触情绪，因而60年代各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商直接投资都持有拒绝或严格限制的政策。
70年代，国际借贷资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亚洲新兴国家外向型经济以及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型经济的蓬勃发展；然而，80年代以政府借贷为核心融资方式的亚洲新兴国家的发展受到了挫折；而以墨西哥为代表的一些拉美国家又陷入了债务危机；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对以外商直接投资的形式引进国际资本不得不进行重新的思考。与此同时，学者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深入研究也得出了一些积极的结果。多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多方面的溢出效应，特别在国际技术转让方面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关注。由此，东道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无论是被动地吸引国际资本还是主动地创造国际技术转移的机会，多数国家开始倾向于部分开放和有目的的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进入90年代以来，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有了更进一步的积极认识。相对于其他国际技术转移的方式，人们发现，越是最新的技术和最具获利性的技术，国际企业越倾向于通过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在东道国使用。原因在于，从国际企业的角度考虑，采用这种形式会把这类技术法律上的控制权留在国际企业内部。从希望获取先进技术的东道国的角度考虑，由于上述原因，东道国的企业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并不一定总能从市场上购买到。在这种状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本地企业的特殊意义在于，当国际企业在本地投资并采用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本地企业可以就近通过观察、模仿、反向工程以及雇用曾经被国际企业雇用的人员等渠道取得相应的技术与管理的有益信息，从而也可以造成其技术信息的外溢。此外，除了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还发现，如果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垄断性市场，会打破市场中原有的垄断平衡，本地企业则会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提高效率。这也是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一种体现。事实上，90年代各国的外资政策相对80年代来说更加开放，相邻的各国之间吸引甚至争取外资的意图都更加明显。可以认为，开放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述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认识显然是这种政策实施的重要依据。
机制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产生
尽管人们对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上述比较普遍的积极认识，并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确实采取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根据不同国家制造业数据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结果却并不乐观。由哈佛大学的Caves教授、纽约大学的Globerman教授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Magnus Blomstrom教授分别主导的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制造业的研究都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确实在东道国产生了溢出效应；但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Haddad&Harriso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Aitken&.Harri-SOll分别对摩洛哥和委内瑞拉制造业的研究却显示溢出效应并没有产生；而由意大利的研究人员Mariotti主持的研究发现，在专业型行业（Specialist sectors）和规模型行业（Scale intensive sectors）中产生了溢出效应；而在科学型行业（Science-based sectors）和传统行业（Tranditional sectors）中却没有产生溢出效应。基于上述不同的研究结果，国际上的学者们得出了一个共识：即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并不是自动产生的。也就是说，各国的开放政策本身并不能够保证进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本国产生溢出效应，因此，深入探索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和机制，成为了各国在现实中能否有效引导溢出效应产生的关键。
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国际上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归纳为“行业内溢出效应”、“行业间溢出效应”以及“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三种形式。
1.行业内溢出效应。
行业内的溢出效应也被称为“示范与竞争效应（Demonstration and Competition effects）”，这种溢出效应的机制体现为，当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东道国的特定的行业后，一方面，由于外资企业采用的现代的商业模式和先进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为外资企业创造了高额利润的机会，从而为在同一行业中的本地企业产生了示范效应；而本地企业对外资企业的观摩与模仿行为最终使本地企业达到了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结果，获得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和对本地市场的争夺，对在同一行业中运作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压力；为了保持原有市场并且争取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本地企业会竭尽全力地采取各种可能的措施提高经营效率。这种在竞争环境下促成的效率提高也是溢出效应的表现形式。针对这种机制描述，Riedel和Lake曾经分别对欧洲半导体业进行了两项案例研究。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美国跨国公司的进入确实为欧洲该行业带去了新的技术，这种示范效应对欧洲整个行业的崛起作用显著；Langdon在对肯尼亚肥皂业进行的案例研究中发现，由于进入肯尼亚的国际肥皂制造企业将机器制造的肥皂引入了市场，本地企业原有的手工制造的肥皂失去了销路，本地肥皂制造厂商也不得不去引进相应的肥皂制造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在上述案例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Wang&Blomstrom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将这种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模型将外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的决策与本地企业对学习过程进行投资的决策相互联系，探讨了两类企业在相互竞争中的决策机制。他们认为，对于本地企业而言，在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投资于学习过程，而学习过程的投资越大，本地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越能够获取高额的利润，从而表现为本地企业因为外资的进入而获得了溢出效应；与此同时，由此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的缩小，又进而会促使外资企业不得不越多越快地向东道国子公司转移技术，以提高相应的竞争能力和保持原有的利润空间；这就体现为由于内资企业竞争能力的增强导致了对外资企业的溢出效应；而可喜的是，外资企业的提高又反过来为本地企业进一步获取溢出效应拓展了新的空间。于是，我们理解，至此，Wang&Blomstrom把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阐述为了一种可能“螺旋式上升”的拓展机制。Kokko在1994年的一项针对墨西哥制造业的经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Wang&Blomstrom的研究结论。
然而，在取得了上述正面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的意识到，以“示范和竞争效应”为机理的溢出效应并不是唯一的结果。无论研究中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与模仿和竞争相关的反例。例如，巴西纺织业的案例研究发现，一个跨国公司在当地建立了分支机构并带来了新产品——“人造纤维”，使得本地企业生产的棉织物无人问津，最终导致了大批的本地企业破产。因而到目前为止，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是：“示范和竞争效应”确实是溢出效应产生的有效机制；而“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促使积极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效应的产生”仍然是困扰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一个现实问题。
2.行业间溢出效应。
行业间的溢出效应又被称为“上下游关联效应”。这种溢出效应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当地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联系产生的。劳尔1980年选取了两家印度的大型卡车制造商AL（外资占主要股份）和TELCO（合资企业），考察了两家企业以及他们的36家供应商在建立、信息技术、财务、原材料采购以及管理和分销渠道等方面的情况。根据这份案例研究，Lall总结了可能导致“上游”溢出外溢效应的互补行为，他认为跨国公司可能通过下述方式提高当地供应商的生产效率：第一，帮助有潜力的供应商建设生产设施；第二，为提高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提供技术协助或相关信息；第三，提供或帮助供应商购买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第四，为供应商的管理和组织提供培训和帮助；第五，帮助供应商寻找更多的客户。继劳尔之后，Linda&Pang选取新加坡的3家出口导向型电子企业又进行一次案例研究。Linda&Pang选取的3家电子企业都是世界领先的电子企业（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并且3家公司在新加坡都已经经营了8-13年，他们的产品中90%以上出口海外。通过对3家公司的管理层的访问，Lim&Pang发现，这3家企业都很愿意与当地的供应商建立联系，并且从财务、技术、管理等方面为供应商提供帮助。在此基础是Lim&Pang认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销售产品，市场力量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长期的高效率，而本地企业（供应商）的有利条件在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资企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他们提出，东道国政府通过严格的政策限制来增加对于本地产品的购买是没有必要的，政府只需要加强本地企业和那些出口导向型跨国公司的关联，跨过企业就可以通过后向联系对本地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研究相类似，在外资企业与东道国本地企业发生关联的研究中也有不乐观的情况存在。一份针对墨西哥的研究发现，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以后，有大量的美国企业将其产业链中需要利用廉价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到了墨西哥的边界。这一产业的转移确实使美国企业从中获得了降低成本的好处，但并没有起到帮助墨西哥的相关产业提升效率的作用。由此看来，要切实有效地获取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也还需要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
3.由于人员流动造成的溢出效应。
由于人员流动引起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有时也被称为劳动力溢出效应，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对其当地雇员一般都会给予多方面、多层次的培训，一旦这些员工离开跨国企业去其他公司就职或开设自己的公司，他们在跨国公司学习的技术就会受益于本地企业。对这种溢出效应机制的描述是Irving Gershenberg通过对肯尼亚的案例研究得出的。Irving Gershenberg选取了肯尼亚41家制造业企业的72名中、高层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比研究了跨国公司和非跨国公司对于管理人员培训的方式、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类型企业管理人员的流动情况。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管理技术的提高是有贡献的。这种贡献主要体现在：跨国公司十分擅长培养和发展管理人员的管理技能，经过一段时间后，部分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加入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从而将使这种技能得以扩散，体现为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溢出效应。此外，Irving Gershenberg还发现，合资企业对于技术溢出的贡献最大。Irving Gershenberg的案例研究为从事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学者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考察现实：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产生溢出效应的潜力
近5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问题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受行业和企业数据的限制，多数对溢出效应的研究停留在宏观层面。因此，对于在行业及企业层面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1.获取溢出效应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目标。
纵观我国吸引外资几十年的历史，我们也走过了从严格限制到有限度开放，直至加入WTO后逐步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由于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民经济在这十几年中一直保持高速而稳健的增长，从而使我国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国际地位一路显著攀升，目前已无可争议地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外资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与日俱增。在这样的环境下，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量”，即“如何吸引更多外资”的问题了，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质”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外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则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其中，如何利用外资带动我国企业的成长，即如何促使外资在行业和企业层面产生溢出效应成为了目前被各界瞩目的核心问题之一。
2.我国的国际化商务环境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基础条件。
借鉴国际上关于溢出效应的研究，我们认为，我国日前的国际化商务环境已经为溢出效应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经吸引了丰富的外商直接投资。这种：丰富程度不仅仅是从总量上来衡量的，它还显著地体现在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了广泛的行业范围和地域范围；与此同时，从外资来源的角度看，外资不仅仅来源于周边文化与语言相近的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还吸引厂众多的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著名跨国企业少。于是，这就为我国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不同层次和水平的企业都创造了吸收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机会。
其次，从行业内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在我国国内市场上，外资企业与本地企业的竞争是广泛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内需市场的蓬勃发展，进人中国市场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首要目的之一。外资的进入必然地冲击国内企业原有的市场份额，使本地企业切实地感受到面对面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进入，也将先进的科学与管理技术带进了市场，从而为本地企业的就近观摩和模仿提供了条件。
再次，从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机制考虑，由于我国在劳动力成本低廉方面具有显著的全球性竞争优势，于使吸引了大量的以整合全球价值链为目标的外资的进入。这就为我国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前后向的供应链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机会。
最后，由于外资在中国扩大经营的需要，近些年来外资企业培训本土地员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本地员工送到国外培训的机会也不断增加；而受到外资企业内部的上升空间的限制，从外资企业到内资企业的人才流动将是不可避免的。为此，争取由于人才流动而产生的溢出效应也具有很广阔的前景。
3.对溢出效应微观机制的深入研究将更有效地促使溢出效应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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