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00:13
导语：在马克思中国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文学研究
(1)每个人都是疯子——论余华中篇小说《河边的错误》的先锋特质 王学谦
(5)宋濂散文学初论 罗书华
(10)试析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中的景物映像 梅春才 张岩
(13)论托马斯·金在《草长青,水长流》中的颠覆性模拟 陈文益 邹惠玲
(17)乡土道德意识的演绎——东北民间故事中的语义解构现象探析 姜亭亭 李秀云
(20)“乐感精神”视阈下的“迷惘一代”——以杰克·巴恩斯为例 李思瑶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23)吴简中的诸吏 沈刚
(28)论的墨学观 薛柏成 刘兴亮
(33)“中体西用”思想的制约与甲午之败 王双印
(38)世家旧族与唐代家礼修撰 王美华
哲学·心理学研究
(43)试析弗洛姆的社会技术哲学思想 王柏文 赵立
(47)马克思哲学视野中人的本质所呈现的历史逻辑 李春会
(50)大学毕业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就业焦虑的相关性研究 刘春雷 段彩彬
经济学研究
(53)坚持自主创新 发展光电子产业 刘伟江 王淑华
(57)政府信息公开的经济功能分析 徐兴祥 王淑芳 张健楠
(60)我国工业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对策 王玉辉 张骁
(63)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人文精神 郑伟东 毕金星
(67)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 刘艳茹
历史学研究
(70)中国对美国租借援助的回惠政策及战地服务团 王伟 张旭
(73)美国对日本军事大国化的抑制思想及其事例述评 程文明 张冰
(76)朝觐安全与麦加城市危机管理 苏聪 王新中
(79)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杨永亮
政治学研究
(82)中国政府公务员公共权力异化原因分析 黄晶梅
(85)行政权公共性视角下行政自制探究 丁伟峰
(88)中国化的时代内涵——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延续与超越 宋晓敏
传媒论坛
(93)新形势下省级卫视的转型之路 高峰 陈波
(96)流行类杂志的时尚风与消费文化 史春贵
(99)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应对媒体报道的快速反应机制研究 张锴 朱磊
教育教学研究
(102)论文化融通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的双重价值及其实现 王桂波
(105)关于高等师范院校公共心理学课程改革的构想 姜淑梅
(108)“质量工程”背景下高校青年教师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申涤尘 李彬 张鑫
(112)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陈艳秋 李鸣欣
(115)全面推进高师院校汉语言专业教师职业技能培养课程改革——基于新课程改革对语文教学提出的新需求 靳瑞芳 胡兆玮
(118)高等艺术院校学生的职业素养培育路径研究 宋阳
学术短论
(120)高校基建管理人员素质建设的思考 谷桂洁
(122)中英会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比较及思考 徐宏 常龙
(124)“就业指导”的实效性研究与实践探索——以吉林师范大学为例 高玉梅 杨景龙
关键词：大众化，道德教育，新途径
一、借鉴的必要性
（一）理论层面上，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这使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终于“浮出水面”并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学者们对大众化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探讨，也取得了一些可观的研究成果。但是大多数的学者只是肯定了当代中国大众化，而对怎样推进当代大众化的研究在只是停留在推广意识形态的阶段，缺乏具体可行的方法，可操作性更是不强。
（二）实践层面上，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精英化，但大众化却相对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大众化的对象。大众化的对象为广大人民群众、党员、干部和学生等。而在实际的宣传与教育中，对学生、党员、干部的教育很多，但是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却很少。很多人民群众知道有，却不知为何物。
2．大众化的内容。理论只局限于学者们的研究中，而没有生活化和通俗化。没有生活化，理论教育没有结合人们现实生活实际，更不用说将这种理论或价值观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形态中去；没有通俗化，指在介绍和宣传理论时，太过于学术化，不够通俗易懂，没有将理论预言转化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没有生活化，没有通俗化的理论是脱离人民群众的，那么这种理论的大众化就无从谈起。
3．大众化的方法。中国化的对象（即传播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否被其所传播的对象所接受，就取决于能够用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满足其所需要。而如今，在传播的过程中，只注重将理论进行单方面地介绍和宣传，并不考虑对象是否对其了解、熟知或感兴趣，对于被教育者是否对其内化为自己的思想理论和行为准则，是否运用于实践去解决现实问题，满足其需要，这些重要环节被忽视，致使宣传、教育被停留在形式上，内容被架空。大众化的效果也是事半功倍了。
二、借鉴的可行性
（一）理论教育，以理服人
理论教育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灌输原理为理论依据，是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1]直接教育法，也称灌输教育法，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受教育者进行理论体系，或由受教育者系统地学习理论，逐步树立科学世界观的教育方法。所谓灌输，就是就是灌送、输入的意思，包括向人们完整、准确地灌输理论；全面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2]早在上个世纪初，列宁就在《怎么办？》一文中，针对当时俄国社会内存在的崇拜自发论的工联主义倾向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论文参考网。”[3]列宁认为，人民的社会主义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有意识、有计划地向工人阶级传播、灌输理论，以指导革命实践。列宁的时代已时过境迁，但灌输的教育方式仍然适用。因为任何科学理论都不是自发形成的，都是要经过宣传、灌输、教育等途径，让人们熟悉、接受、理解和掌握。如果人们不了解理论的科学性、真理性，就不可能去接受，进而化为自觉的行动。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思想的变化发展和世界观的形成，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各种各样思潮、观点的影响，不是这种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就是那种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进行灌输教育，可以有意识、又计划地让科学理论、先进的思想起主要影响作用。由此可看出，进行理论宣传、灌输教育的重要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外各种思潮不断侵入人们的头脑。为确保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更要加强理论教育。
（二）实践教育，潜移默化
实践教育主要为实践锻炼法，就是指教育者组织、引导受教育者积极参加各种实践活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养成良好思想品德的方法。[4]实践锻炼法以的认识论和实践观为直接理论依据。认识论和实践观认为，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动力，是人的思想认识的目的，也是检验人的思想观念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5]社会实践活动为理论联系实际提供了现实条件，使人们在交往互动过程中，把业已掌握的理论逐渐转化为自己观察和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促进知行转化，使得理论教育的成果得到进一步强化与巩固。
三、探索大众化的新途径
关于探索大众化途径与方法的研究有已经很多，但是涉及到大众化的具体方法的却甚少。而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在思想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文化相互激荡 ,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给的信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对。因此，大众化的任务是刻不容缓的。而道德与生俱来的大众性和普遍性，彰显出道德在传播和教育方面经验的广延性，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性，为大众化提供了新视角。故借鉴道德教育方法探索大众化不仅具有理论价值，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构建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网络，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作，增强基层公民的教育
教育属于全社会的系统工程，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三大部分，教育应该建构以学校为中心，家庭、社会一起努力、相互配合，建立一个教育的网络，从而增强基层公民的教育。
首先，学校是传统的、权威的教育场所，是大众化的核心基地，其能传授系统而全面的及其最新理论成果。然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教育对象，应采取不同的方式。对于尚处于幼年阶段对象，可将经典著作以及理论寓于图画、小故事以及科普读物等载体中，培养其浅层意识。对于儿童，其模仿性高、塑造性强，容易受感染，可将经典理论融入情节波澜壮阔或引人入胜故事和读物中，加深儿童对的感性认识。对于青年，则要注重理性认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通过运用促进青年们对经典理论的内化，同时也能建立青年们对的信仰。
其次，家庭是育人的第一所学校，对于实现大众化至关重要，应加以重视。
家庭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父母的思想、品德、习惯对子女潜移默化的影响。[6]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主要通过日常生活的言谈、举止不知不觉进行的。目前，目前处于父辈阶段的群体大部分都是80年代以前出生，曾受过及其时代精华的洗礼和参加意义深刻的实践运动，对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为家庭的宣传与教育提供了优势条件，应抓住这个积极因素，加以充分地利用。
再次，社会是检验家庭和学校对教育成效的理想场所，是大众化的普及与再普及的场所。具有坚定信仰和协调偏离的思想，引导对信仰的功能。
（二）寓教育于工作生活实践中，进行渗透教育
把教育融入到人们所从事的经济工作、管理工作、文化工作等各方面工作乃至日常生活工作中去，与各项具体工作一起实际进行。人们的一生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工作中度过，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主要通过工作来满足，人们的思想问题往往与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紧密相联。因此，只有渗透到各方面具体工作中，融入到学习和生活中，才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问题，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促进各项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7]实现教育与工作生活等的有机结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途径和方式：
第一，抓住工作生活中带共性的思想问题进行教育。工作生活中带共性的思想问题，就是从事不同的职业、不同学科的人们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必然反映出来的思想问题，如工作和学习目的和态度，工作作风和学风，以及职业责任、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等。[8]（虽然人们从事的工作内容不一样，但是人们的工作态度，作风等形成于工作过程中。论文参考网。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反映在其对待工作的态度、观点上。所以，要善于在工作表现中，发现人们的思想问题，从而能有针对性结合工作进行教育。论文参考网。
第二，在与工作生活结合教育时，要坚持按思想性、知识性、通俗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实施教育。所谓思想性，指在进行教育时，要以中国化的思想为指导；知识性，是指把教育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很好结合起来，形成某种能力；通俗性，是指要进行教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易于被人们所接受。在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若能使思想性、知识性，通俗性三者有机的统一，既能提高人们的工作能力，增长知识，又能强化教育效果。
第三，不断改革和创新教育与工作相结合的方法。把教育渗透到工作中需要一定的手段和方法。没有科学的方法，教育与工作相结合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借鉴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方法，但是其在这方面的经验积累的也不是很多，究竟如何渗透，在具体方式上还要进行探索。
（三）加强当代中国大众化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在德育教育中，教育者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就必须具备良好的素质。一定的素质是教育者承担德育教育职责、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也是影响德育教育效果的重要因素。同理，要推进大众化，也需要素质过硬的专业化队伍，特别是中青年理论专家队伍，他们应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普及形式，特别是将研究和宣传普及工作与群众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联系起来，让群众从内心感到当代中国就在他们身边，感到当代中国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在争取群众信任中宣传当代中国，实现当代中国大众化。
（四）探索并构建长效的宣传教育机制，保障大众化有效实行大众化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在进行大众化的宣传教育中，要保证宣传普及的动力是持续的，关键是要形成一套宣传普及教育的有效机制。中国古代的“三纲”“五常”通过伦理道德的形式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自觉成为他们的生活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些经验就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作为党的理论选创工作者，应努力运用理论解释回答重大现实问题，切实把理论体系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层面，使之耳熟能详、潜移默化的变成人民大众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这样可以说，用思想理论把党和大众武装起来了。
总之，推动当代马克思助于大众化是一项艰巨的、重大的和复杂的任务，期间肯定会出现许多困难和阻碍，但笔者坚信，只要但是只要方法科学、正确，坚持不懈，中国大众化将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1][2]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3] 列宁选集（第1卷）[M].
[4][5][7]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6][8] 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组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但笔者并不否定当前一些文论学者的创新观点，即造成文论危机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受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一个是忽略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优秀传统。所以需将西方文论中国化，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走“以中融西，中西融合”的道路。
这种提法和做法到后来，在操作的过程中，最终仍然需要请教数学。但为何一些学者不肯认同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认识问题。有不少学者认为，文论与数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其实不然！请看加拿大学者弗拉第米尔・塔西奇是如何将文论创新的难题请教数学并取得进展的吧！
塔西奇在新近出版的《后现代思想的数学根源》（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第1版）一书中，用数学眼光，对准长期以来的哲学理论之争的难题，即在理性与非理性、理性与想像的对立甚至敌对中，找到了共同的数学原理。
在塔西奇看来，人的“想像”是无限自由的，这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而理性虽然是对“想像”的限制，但也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对立的两者都是天性。这构成了一个悖论，难分难解。但是这一难题却被塔西奇打开了缺口，终于奇迹般地找到共同点，那么他是如何找到的呢？
塔西奇抓住德里达的“延异”不放，不停地追问着何谓“延异”？德里达本人把“语言的他者”称为“延异”。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声的语言中能传播无声的内容，这个过程叫“延异”。塔西奇认为这有点像布劳威尔的“连续统”。那么何谓连续统呢？连续统是个数学概念，塔西奇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不放。也许是因为他是数学家、文学家两栖学者之故，于是他思考着数学上整数是离散的，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是先有整数后有实数的，实数的出现便有了小数或叫分数，这是人类智慧的一大进步。在整数中或者说在自然数中，每两个相邻的数都是孤立的，“1”就是“1”，“2”就是“2”，……1和2之间，2和3之间……都是有间隔的，没有连接点，所以称整数为“离散”。离散即间隔。但是自从小数（分数）出现以后，整数中的孤立、间隔的离散现象消失了。在1和2之间可以布满着无限多的小数，这样就把1和2通过无限多的小数给连续起来了。同样道理2和3，3和4……都可以连续起来了，所以实数是连续的。数学上把实数的集合称为“连续统”。塔西奇认为，数学上的这种连续统，同人类的想像的连续特征是一致的。人类的想像尽管是无边无际的，丰富多彩的，也不管始点在何处，终点在何方，但是都具有连续性的特征，进而证明了人的想像是有数学原理的。从而塔西奇在非理性的自由想像中找到了理性的数学原理，也为后现代思想找到了数学根源，并进一步地探究了数学不仅是后现代思想的根源，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隐秘根源，是西方文化与历史的制造场所，概括之，西方文化是数学的分泌物。
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念至少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准确地把握科学的结论；一个是深刻地了解其科学原理。即“是什么”和“为什么”。也就是说，面对科学的结论，不但要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要知道为什么。科学观念要求对一切都要问个为什么，因为万事万物原理是第一性的，结论是第二性的，是科学原理决定科学结论，发展科学结论，是“为什么”决定“是什么”而不是“是什么”决定“为什么”。没有科学原理支撑的即使是先进的科学结论，也极容易变异为落后的非科学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促进人类的文化进步，这一点很重要。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阶级，总是依靠当时先进的科学成果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离开先进科学的滋润，即使是先进的意识形态也会慢慢失去先进性！
那么科学，进一步说是数学对文论学者创新文论到底有何价值呢？请看，丹麦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路易斯（Louis Hjem Slev）就明确承认数学对他的理论的建设性影响。他把自己的“语符学”称为“内在的语言代数学”。如此看来，数学的价值就是在于增长智慧、开发智慧。文论危机说到底是文论学者创新能力、创新智慧的危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只有文学智慧，没有“他者”智慧的撞击，必将使文论的创新被自身的理论所“梦魇”。理论物理学家发现，用基本粒子去轰击原子核时，能产生巨大的核能量，这叫做“核反应”。同理，用数学理论去轰击文学理论，也会产生“核反应”。毕达哥拉斯认为“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数隐藏着真理”。笔者认为数学是人类的一切智慧之源。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数学智慧对人的认识事物能力的开发、马克思在《数学手稿》一书“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的“神秘的微分学”一节中，认为神秘的微分学中，有一种神秘的算法：这种算法通过肯定是不正确的数学途径得出了正确的（尤其在几何应用上是惊人的）结果，或者说“这个在数学上正确的结果，是基于在数学上根本错误的假设”。就认识价值来说，马克思由此认为这是“为新事物开拓道路，是‘必然的’”。此外还有一个例子，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在《数学与哲学》一书中所言：“要在计算机上作数值运算，计算机总是有误差的。本来要证明一个式子恒等于0，计算机却只能告诉我们结果是10-12或更小的数。它是不是真的是0呢？这个问题原则上也被洪加威解决了。他证明：用带有误差的计算可以满足我们要求准确结果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计算出的结果绝对值小到某种程度，就一定是0。并由此得出结论：“特殊中包含着一般，误差中包含着准确”(张景中《数学与哲学》第145页)。
以上这两个例子都说明，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不正确”“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应成为令人望而却步的东西，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当然我们不是有意去选择“不正确”甚至错误的东西，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借用之可导出正确的、有用的结果。这无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这就是数学知识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开发。切记！马克思常常从数学中获得智慧，19世纪近代科学的发展，给予了马克思无穷无尽的智慧。
如此说来，要真正实现“中西融合”的文论创新，就要掌握西方文论的数学原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请教数学。所谓请教数学，不是让文论学者成为数学家，像古希腊的美学家，特别是像毕达哥拉斯学派那样的精通数学，那也许是很遥远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应当让文论学者转变观念，认识到数学智慧是文学智慧乃至文论智慧的不可缺少的智慧之源。这正像辩证法一样，恩格斯认为客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是第一性的，主观辩证法（辩证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是客观辩证法决定主观辩证法，同理，是数学智慧决定文论智慧。因此文论学者，应自觉地关注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而不拒绝它、漠视它、回避它、排斥它……数学对文论学者来说，也许是很难的事，然而掌握数学的一些原理的哲学意义，并非难事。
以数学眼光看文论学者，懂数学的与不懂数学的判若两人。不懂数学者常常处于整数思维态，把一切看成是一个整数。懂数学者把一切看成是一个分数态。如上所述，整数思维者，是“离散”的，孤立的思维者，体现在学术上，就是固守概念寸步不离，孤立的重复的思考概念，画地为牢地封闭性思维着。这样的学者大概只会照本宣科。因为思路单一，不会发现新问题，难以创新。与此相反，懂数学的文论学者，是属于实数思维者。善于连续的思维，能化整为零，具有灵活的头脑，体现在学术研究中，能将一个概念（一个结论），从点扩展到线，再由线扩展到面，乃至扩展到无限的空间领域，这就是连续思维。数学的不断发展，人的大脑的连续思维的方式就越来越多，思路就越来越广。这是文论创新的新思维。
然而值得再次提醒的是，至今为止文论界仍然存在着忽略自然科学乃至数学的倾向。这是影响理解西方文化，乃至实行“中西融合”的思想障碍。以康德哲学为例，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其中最主要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的原理之作。专门论述基本概念、科学知识的基本构成等问题，是康德哲学的基础。其它两部批判也都是从这一著作引述出来的，是属于结论。然而为数甚多的文论学者，大概因为陌生数学之故，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的通病，只注重对《判断力批判》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视，应当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习方法，这是典型的非科学观念，只重视追求康德的美学结论而忽略对科学原理的追求。当然，缺乏科学知识，特别是缺乏数学知识，想弄懂康德哲学是一件极难的事。据台湾学者朱高正在《朱高正讲康德》一书中说“康德的书连王国维都看不懂其道理就在于王国维不懂近代科学。”(朱高正《朱高正讲康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所以他无法理解康德。据学者王学海在《王学海的美学文学研究》一书所言，王国维是第一个在中国引进康德哲学，但他后来1911年否定了自己前期的学术成果，甚至要焚烧《静安文集》。确实康德本人就明确地说过，他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有关自然世界的是牛顿，有关人文世界的是卢梭。也就是说康德首先是科学家的康德，其次才是哲学家的康德。朱高正深有感慨地说《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种译本（胡仁源和蓝公武），读起来有如天书，简直不知所云，大概没有人是从头到尾读完的。笔者认为，说到底都是因为缺乏科学（主要是数学）的知识造成。这又进一步地证明，缺乏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数学知识，是融合中西文论的最大学术障碍。
马克思曾预言：“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自然辩证法〉解说》第80页）。现在数学研究领域和文论研究领域正在走向“并轨”的边缘了。随着数学学科的发展，数学研究的对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研究界限了。现在出现的结构数学已成为数学科学的一条红线，它已经使数量关系脱离了具体的数量，使空间形式脱离了具体的空间，成了对纯形式和纯空间的研究，于是漫延到了对事物的研究领域了，具有了哲学的灵气了。即研究的领域已涉及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一个事物与其它事物的关系，几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难道不是文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吗？所以文论与数学应当相伴而行。
从科学眼光出发，笔者认为，造成文论危机还有一个原因尚未引起学界关注。那就是由于文论自身缺少科学元素，导致了明显的当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当今滞后的文论的矛盾态。体现在学者个人身上，就是雄厚的文科（社会科学）知识与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的学术畸形状态。
诚然，中国传统文论是一笔宝贵文化财富，但是任何经典文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的。纵观中国文论，大多属于经验之论的文论。它的优美的论述堪称举世无双，具有散文之美。然而因为缺少科学元素，它的认识论的理性的启蒙之光就显得微弱了。况且这经验论文论并非就能指导出优秀的文学作品，鲁迅从来就不相信“小说作法”之类的话（《答北斗杂志社问》）。当然这并不影响中国传统文论流芳百世的审美价值。只是当今科学时代，人们求知欲远远超过人的审美欲。还是比利时科学家萨顿说得好，科学史是惟一能够说明人类进步的历史。科学，进而说是数学将取代一切人为的审美评论标准。数字化的时代，人，也许不再像哲人、圣人所定义的那样：“人是政治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经济动物”。因为人类总是不断地探索着人的思想或者精神活动的数学轨迹，这是自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哲学家所梦寐以求的事。这是为什么？笔者认为数学语言是人类的共同语言，语言在德里达（Derrida,Jacques,法国当代后现代哲学家、解构主义的奠基人）看来，语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达思想的工具，而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思想。说到底数学语言就是数学思想。数学思想也就是人类的共同思想。这是人类自明的公理。人类的一切文化差异都可以通过数学思想得到沟通，得到融合。
论文关键词：理论；学科建设；理论志气
当前理论教育、教学实践的真实境况究竟如何是一个仁智交锋、论域宽广、寓意深远的问题域，是值得学界多方探讨又从来没有得到较好解答的一个真实性问题。确切地说，这是一个被有意识地回避了的敏感的真实问题。正因其敏感，所以每每论及总是讳莫如深，冠冕堂皇；也正因其真实，所以每有论及，总是避其锋芒，言不及意。如果我们能够坦诚、务实、负责地面对理论教育效益低下、实效性不足的现实，予以反思，不难承认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教育早已面临着两个现实性危机或者是挑战：一是职业倦怠；二是兴趣枯竭。前者是针对广大从业者而言，后者是就普遍的教育对象和受众而论。职业倦怠和兴趣枯竭共同导致了理论教育的双重困境：理论探讨浮光掠影、学术研究缺乏整体战略，学科发展后继乏人、学科建设裹足不前；教育实践对于扭转社会风习、思潮和伦理道德的力度欠佳、实效低迷、备受责难。
对这两个危机的感受，是笔者自己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习者，从学说系统内部和实践领域的生态嬗变的所见所闻得到的。在一些人看来，仿佛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理论和学术的方式，而只是一个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体系，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大可以用其他话语取而代之；表现在社会上，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仍然被当成一个纯粹政治或意识形态的体系，它的话语权仍然过多地与政治和行政权力、与当下的宣教意图联系在一起。随着学术的繁荣，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越来越专门化，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强调政治性了。而理论的基础研究和理论建设因其性质使然，必须与社会政治生活实践和主导价值观始终保持一致，相形之下，也就越来越被“边缘化”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应该看到，种种所谓“边缘化”的压力，其实不过是我们理论内部危机的投影和反射。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走出危机，那么总有一天会深深地感激种种压力所给予的激励。
面对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为了加强理论体系研究、发展史和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国务院学位办新近增设了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新增设的理论一级学科暂设置于法学门类内，下设基本原理、发展史、中国化研究、国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五个二级学科。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调整到理论一级学科下，分别归人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这是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学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学科不断整合的必然趋势。
依据学科发展的基本经验，“一门学科是否形成，科学体系是否完整和严密，主要有三个标志：一是有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二是有没有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则、规律、方法论等形成的理论体系；三是有没有与其理论体系相应的标志性的科研成果。”近二十多年里，学界已经和正在做着奋发有为的努力，并且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两次启动学科教材建设，对传统体系进行自我批判和超越；探索整个体系和众多分支领域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大批以前不曾涉足的学科层面；积极开展与道德教育、心理学、教育学的对话交流，从它们那里学习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注重从现实生活实践及当代社会思潮的发展中汲取新的思想和观念；特别是伴随中国振兴的步伐，时时关注着、感受着、回应着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提出的问题，力求以理论特有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做出回答等。这些努力及其成果尽管并没有产生明显的轰动效应，也无法以形式化定量化的方式进行统计和对比，甚至在学术界内也未必能够得到足够的理解，更不一定为外国学者所了解和承认，但它们的客观意义和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这同时意味着理论一级学科设立以后的学科制度建设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它涉及到如何设立硕士点和博士点、要不要通过招收本科生来培养这个学科的专门人才、高校中要不要设立重点研究基地和重点学科来加强研究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涉及到一些关系这个学科水平能否提升的重大问题，例如，如何加强理论整体性的研究，如何处理理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如何使学科的研究方向和教学的课程内容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如何建立符合学科内在要求的学术团体或学术组织，如何组建创新团队以推动团结协作和集体攻关，如何增强理论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后劲，如何制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层次学生的学科培养计划，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理论一级学科建立起来以后需要面对和认真加以解决的。”我们既然坚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是不可替代的，那么新的历史实践和时代特征面前，我们怎样才能继承创始人的风格，凭借应有的勇气和智慧，用新的、更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语言，上同答更多的现实问题，更敏锐地把握历史脉搏，更切实地代表时代精神。
对于克思主义学科来说，我认为首先要明确自身的定位和使命．处理好学科与学说的关系，增强学科自觉性和理论志气，努力站到学科的前沿，同时着眼于创造自己学说的新形态。
理论是一个学科．具有思想把握上的整体性、问题研究上的综合性、理论教育上的公共性特点，是一套学说。一般说来，学科是由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和人类长期积累的共同知识、方法、规范等构成的。它的根本特点在于体现人类认识的公共性；学说是人们解答或反应学科问题的一定体系，并因人们的立场、条件而具有一定的个性，优劣高下之分不可避免；所以学科只有一个面貌，学说却总有多种形态；学科通过学说的不断竞争、发展和演化而获得生命，学说则通过其对学科的贡献来获得自己的历史地位。总之，学科离不开学说，但并不归结于任何学说，哪怕是学科开拓者的学说。学科的生命在于问题，而一切真实的问题最终都来自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和思考，来自历史本身。所以，一切理论研究说到底都是解读人类的实践、思考、历史本身，包括它们的自我批判和否定。从来的学术大师、思想巨匠都是这种解读的天才和高手，而不是闭门造车、自说白话或鹦鹉学舌者。他们的传世之作都是解读自己时代人类心灵和实践的杰作，而不是对前人或任何人现成文本的简单模仿与重复。因此，敢于和善于批判地解读现实，独立地走向学科的真正前沿，并创造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不朽学说，才是造就大手笔的真正途径。在这方面，具有高度自觉性的传统优势。因为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宣布：“凡是把理论引导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的东西，都能够在实践和对实践的把握中得到解决。”我们应敏锐、勇敢、负责任地捕捉时代问题，思考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教育策略。首先，能够对理论相关题域中基本理论脉络作出基本的把握和介绍；其次，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对理论相关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前沿问题作出自觉和深入的研究；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能够立足中国自己的问题把握理论的理论脉络和建构相关的理论问题。因此，研究理论一定要有自觉的学科意识和坚定的理论志气。
所谓自觉的学科意识，就是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为基础，懂得站在学科的高度上看待自己和别人的学说，赢得一种学术自主性。一般来说，做任何学术研究，就是去论证自己以为具有真确性的命题，同时等待他方的挑战，随时保持开放的态度，不采用任何学理以外的方式强迫人家就范，但最终还是为了做出更加有根据的真假判断。这就是学术的核心部分，有了这个核心，才可能有学术批评、学术竞争和学术发展。这就意味着要有一种健全的心态，自觉地保持科学、严谨、求实、宽容和永不满足的作风，既不盲目追从别人的学说，也不急于将自己的学说强加于人；要以问题回答的水平来衡量学说的优劣得失，尊重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不以仰仗任何权势或谋求话语垄断来维护自己的地位。保持这样一种心态，是相信的科学性和先进性的表现反之，如果仅以宗派式的眼光看待，就只能使自已失去比较的尺度和竞争的活力，降低自己的科学水准。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伦理思想教学在我国获得了蓬勃发展。但随着社会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信念的深刻变化，现有的教学呈现出教材滞后、教法单一等缺点，直接影响着伦理思想学科的独立地位。对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文件等的改革构成了伦理思想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
伦理思想，亦称道德学说、伦理学，指的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关于道德的科学理论，它是无产阶级科学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伦理思想教学，主旨在于使学生系统地掌握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道德理论素质，树立正确的伦理观、人生观。加强伦理思想教学改革，是伦理思想研究本身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
一、伦理思想的教学现状
伦理思想传人我国已有近l00年的历史，但伦理思想教学的蓬勃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79年，中央有关部门决定恢复伦理学学科建设，并积极准备在高校开设伦理思想课程。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伦理学研讨进修班，随后伦理思想教学在部分高校开始教学试点，此后逐步推开。目前，全国开设伦理思想课程的高校有上百所，伦理思想教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拓展和深人，人们的伦理关系、道德观念、价值信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与我们现有的伦理思想教学处于一种不相适应的状况。
一方面，教材滞后于时展。近些年来，各种版本的伦理学教科书相继出版，数量较多，但在章节编排、观点表述、论证思路等方面基本上大同小异，内容上没有大的更新和突破，许多内容学生在高中阶段已接触过。教科书中的理论距离现实较远，存在虚空倾向，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感、强烈的现实感，难以回答目前社会上大多数人所关注的一些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对许多问题的阐析，往往限于一般道德理论上的推演、思辨，忽视了对作为道德主体的人的研究，只剩下空洞的道德说教，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倾向，难以激发学生对伦理思想的学习兴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为伦理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课题，需要我们加以回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们的道德观念正在发生着冲突和变革，善与恶的斗争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以选择，迫切需要有科学的道德理论加以指导。但现有教科书中，或是回避某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或仅仅是引经据典讲干巴巴的大道理，而缺少来自现实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分析与说明，因而不能正确地、客观地回答学生们所面临的各种道德问题而使学生感到不满和失望。因此，伦理思想教学必须进行相应改革。
另一方面，教学方法上以讲授为主，讨论、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处于辅助和弱势地位;以教师为中心，授课方式大多还是采取教师讲课、学生记笔记的“课本+粉笔+黑板”的陈旧教学模式，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讨论和互动，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学生创新潜力的挖掘和创新素质的培养，教学效果欠佳。在课程考核上，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考核指标偏重于定量化分析。课程的教授效果、学生的学习成果，往往通过期末闭卷考试来进行，考试内容就是老师的平时讲解，未讲解的不在考核范围之内，所以，考核实质上仅仅考查的是学生的记忆力。但是，课程教学效果和课程时数不是必然的正比关系，考核结果和课程教学效果的显现也不具有同步性。以考试结果作为课程教授效果、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依据，这有悖于学习的目的。 基于上述问题，对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
二、伦理思想的教学改革
伦理思想教学改革，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提升学生的理论境界。首先，要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既不能靠抽象空洞的说教，也不能靠聪明智巧的卖弄，更不能靠奇闻轶事的罗列，而只能靠教师坚实的理论功底和灵活的教学艺术，在教学中把理论本身讲活、讲深、讲透。其次，要拓宽学生的理论视野。学生的理论兴趣是同学生的理论视野成正比的。应当特别注重五种对话:与伦理学史对话，使讲授的每个问题都具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与现代哲学对话，特别是与影响广泛的科学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思潮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话;与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思维科学对话;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对话，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思当今的时代精神;与当代中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对话，使学生对理论产生应有的亲切感。再次，撞击学生的理论思维，这应当是伦理学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伦理思想，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唯此，伦理思想才能锻炼和提高人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和强化人们的创造性素质。在伦理思想教学中，应当引导学生寻找理论资源，发现理论问题，创新理论思路，把握理论精髓。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撞击理论思维，其目的与结果都是要提升理论境界。讲授伦理思想，不仅要有坚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背景和灵活的教学艺术，而且必须具有融理想、信念、情操和修养于一身的强烈的人格力量。有了这种人格力量，学生才能在教学过程中进人马克思伦理思想的理论境界。
伦理思想教学改革要紧紧围绕上述目标来展开。具体来说，重点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和课程体系的改革。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注重改革创新，充分体现伦理思想历史性与时代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紧密结合、多学科知识相整合的特点。课程包括三大体系:历程篇、人物篇以及理论探讨篇，涵盖了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精髓，极具现实穿透力，纳人并突出伦理教学实践环节，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注重道德理论与个体道德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表里如一、知行统一的道德品格。采取专题讲座、专题讨论、课堂辩论、指导论文撰写、社会调查等教学方式，结合学生存在的道德问题，有的放矢地指导学生运用书本知识，化解道德冲突，提升道德品质。二是注意把学理问题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注重文明礼貌、道德礼仪的教育，提高学生明辨是非、区分善恶、弘扬社会正义的素质和能力。三是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成果。伦理学的教学不应该是封闭式的，而应当注意吸收当代科学技术及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以充实伦理学的教学内容。例如，适当渗透心理学的某些新成果。现代心理学不只是研究人的一般的心理过程和特性，也研究个人的道德知识的构成、道德情感和情绪的表现及形成规律、道德行为的心理分析、个性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等等，在伦理学教学中吸取有关理论成果分析现实问题，有利于更全面深人地考察社会道德现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其他一些学科，如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等，也都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研究道德现象，它们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道德现象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因此，在伦理学教学中，必须有推理性地吸取和采纳相关学科中新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这不但是改进伦理学教学的需要，也是完善和发展伦理学的需要。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伟大实践。德育教育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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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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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本土化；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儒家文化；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6―0040―08
一、引言
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规范性和本土性，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建立在本土行为机理的契合性基础之上；而“所谓‘本土契合性’，就是指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及研究成果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密切或高度符合、吻合及调和的状态”。然而，现代经济学产生、成长并壮大于西方社会，从而是建立在西方个人主义行为心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随着20世纪30年代之后主流经济学在美国最终形成，从而深深地打上了美利坚民族的行为和心理烙印。正是基于这个角度，现代主流经济学也就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学，而且，即使已经为广大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和接受的马克思经济学，它也是“西方”非正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们都是建立在西方人行为心理之上的，并体现了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杨国枢(2004，自序)曾指出，“所谓美国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但在近代史的不同阶段，中国心理学却曾先后将这些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当作‘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甚至将之视为可以照样适用于中国人的心理学。试问，任何单一国家的本土心理学能够放诸天下而皆准吗?能直截了当地成为世界心理学或全人类心理学吗?美、英、德、法大都是属于基督教文化圈的国家。然则，基督教文化圈之人民的本土心理学能代表人类的心理学吗?它能适用于儒家文化圈(中国、日本及韩国)的人民吗?”显然，这里把心理学一词换成“经济学”一词，意思同样存在。正因为当前的经济学根基于基督教文明下的心理及相应的行为机理之上，因此，当前的经济学仅仅是“西方”经济学；这里不仅从地域上是指其源于西方，更主要从文化上是指它适应于西方人的心理和行为机理。
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作出较为显著贡献的大多是西方人或者是具备西方化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英国人就是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基本上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国籍和工作地点之所以会有这种时间和地域上的相对集中，显然，并不仅仅是因为如林毅夫所说的是“由于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相反，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的本土性，而当前的经济学话语权已经被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及其本土学者或具有相通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掌握。事实上，如果仅仅从国籍和工作地点的角度，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华人(甚至是日本、韩国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却一直没有取得较为“令人刮目”的成就，而像以色列、印度乃至拉美、东欧以及来自非洲一些国家的教授却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取得的“非同凡响”的声誉，甚至造就了一批“世界性”的顶级大师(这些地区出生的人都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如果从文化角度，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经济学本身就是建立在微观心理学和宏观社会文化的基础上，而这些国家与美国文化更为接近，更容易基于本身的行为心理发展某些经济学理论。而华裔的学者根本没有这一切身的文化感受为基础，无法把理论推理和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因此，往往只能在与经验事实相对脱节的数理或计量方面有所发展，而对以社会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则力不从心。默顿就提出了一个“内部人原理”：“外部人”不论是多么小心或有学养，原则上都无法接近社会或文化的真理，因为存在一种结构性的限制使他没有能力了解异己的团体、文化和社会。是以本文尝试就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启示作一分析。
二、女性主义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
在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女性所占的比例非常低，有成就的女性经济学大家则更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不在于流行的说辞：女性的逻辑抽象能力较低，因为女性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占的比例要比在数学或自然科学领域所占的比例还要小；相反，根本上在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因为它具有明显的性别结构缺陷。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心理之上，但却并不是反映了所有西方人的共同心理，而主要是建立在具有强烈扩张和征服欲望的男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从而具有非常强的偏见，这严重限制了女性对经济学的贡献。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一般来说，男女双方在心理和行为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女性更为现实，更注重人情，更富同情心，更愿意进行合作而不是争夺，从而行为上也更少破坏性。这也可以通过圣经中的两个故事加以说明：亚伯拉罕为了某种抽象的上帝之命令而情愿牺牲自己的儿子，而所罗门王时的那个妇女在儿子命在旦夕时宁愿放弃真理也不愿目睹儿子被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却逐渐形成了男性主义中心观，以至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概念也按性别呈现出等级形态，其中，男子特质占上层，在主体和方法上被评价较高的东西都与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被评价低的则与女子气联系在一起。究其原因在于，西方世界深受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世界是遵循数学法则和“自然”法则合理地运转的，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并掌握这些法则，因为他们都拥有上帝赋予的理性才能，都可以以同一种机械的方式进行思维，从而得出相似的推论。后来，牛顿更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牛顿模式：整个宇宙决定于几条简单的、永恒的数学规律；由此推演，人类凭借理性就可以认识支配道德领域、政治领域以及美学领域的规律。同时，尽管上帝制造了理性之钟，但还是有一部分被遗漏了，这构成了情感和非理性王国；为此，牛顿模式又将世界分成两个部分：被理性统治的主要部分和统摄非理性的次要部分。正是基于这一学说，所有不遵循理性、不遵循机械论的数学原理的事物都是他者，是不重要的、第二位的、不真实的，它受到理性世界的监管；显然，由于男性往往具有更硬的“理性”，而女性也是第二位的，因而男性就有权把“理性”强加给那些缺乏理性的创造物。
尽管主流经济学提倡的科学化路径以期排除价值和道德因素的干扰，或者将道德问题存而不论；但
是，它并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而是存在强烈的规范色彩。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经济学论文往往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位置等特质，有人甚至说，所谓的客观知识其实不过是那些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拥有更强大势力人的知识。显然，由于经济学领域男性占了比在物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中更大的比例，因而主流经济学实际上也就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譬如，根据纳尔森等人的看法，经济人一词“economic man”本身就是男性经济学家群体的产物，他体现了男性“masculine”的行为方式，而无法涵盖女性“feminine”的行事方式。因此，我们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先天就是有缺陷的，它并不能说明全部人类的一般行为；尽管经济学界热衷于使用“经济人”一词，但却很少对它的真实含义以及起源进行梳理。在某种程度上，“经济人”一词本身就已经成为实用性和政治性的，目前许多人以此来装扮其研究的客观性，只不过是借此来推行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其中就包括男性对女的控制。因此，女性在经济学界之所以数量少、贡献低，这主要与不同性别和文化下的学者对主流经济学的自发认知有关，从而与主流经济学本身的特质以及它与不同类别的人的亲和性有关。
一方面，就男女双方在行为特征上的差异而言。一般地，与行为相联系的个人内在心理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从而表现在学术上也会有所差异；显然，女性与男性在行为特征上往往相差很大，从而也就会对其学术取向产生影响。譬如，女性忍耐性更高，往往会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在人际关系中也更为忍让，以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更愿意采取迂回沟通而不是争夺的方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有研究表明，女性的道德推理显示出“相互冲突的责任”意识，而不是发自“竞争的公理”，这种认知能力决定了“它是一种与周围关联的、叙述性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有条理的、抽象的思维模式”；为此，女性特别注重“关爱的行动”，往往围绕着对“责任和关系的理解”，往往设法建构“联系之网，人际之网，它们通过交流得以维系”。正因如此，女性往往不热衷于抽象规则的研究，而更关注规则带来的社会后果，关注人的应得权利；相应地，她们往往偏好于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经济学、心理经济学、文化经济学以及福利经济学等的研究，而这些方面则属于经济学的边缘分支。
另一方面，就理论本身隐含的修辞特征而言。一般地，如果理论内含的修辞与研究者的行为特征相符，那么就更有利于该研究者在该领域的发展；因为他从事此方面的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其他人则需要经受刻意模仿和学习过程。显然，当前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反映了男性的看法和处事态度，因为它强调人的控制、征服、机会主义等。事实上，与女性的“责任道德”相反，男性明显地表现出“权利道德”的倾向，它立足于“对分离的而非联系的情调”，立足于“对个体而非基本的关系的思考”；并且，男性还使相互冲突的秩序保持一种机械的、量的平衡，而这种秩序又是以等级化的价值观为基础的。正因如此，尽管女性在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取得显著成就，但在主流经济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却要小得多；究其原因，男性从事主流范式的经济学研究是源于内心自发的，而女性则需要刻意地进行模仿和学习。当然，这不是女性的错，而是主流经济学所内在的偏见所导致的，应该归咎于当前经济学的畸形化发展，因为主流经济学包含了太多的男性主义特征。而且，女性在现代主流经济学领域建树不多的现状，并不意味着女性并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研究；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将有助于优化经济学的基本特质，使经济学回到更为合理的研究轨道上来。
其实，男女之间的性格差异主要与早期工作场所(工厂)和生活场所(家庭)的分离有关，而主流经济学源于对市场争夺行为的刻画，“经济人”也是与当时参与激烈市场竞争的男特质相符的。早期社会中，男性从事市场的竞争，从而日益变得好斗；而且，由于在企业组织等工作场所的活动往往都是被规定好的，男性的性格也逐渐被异化：价值理性日益萎缩而工具理性日益偏盛，从而产生了类似经济人的人格。相反，女性则被孤立在家庭之中从事家庭实务，尽管重复性的家务劳动不利于理性思维的发展，却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时间以培养多样化的性格；特别是，在妇女的主导下家庭往往成为置身于残酷争斗的市场之海中的无数个相对平和宁静的栖身岛屿，从而女性的性格更为平和和宽容。而且，盛于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像兴盛于美国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以工具性的经济人为理论基石，也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美洲早期殖民者主要是一批极具扩张冲动的新教徒，他们世俗化功利主义心理更为突出；后来尽管有大量的其他移民进入，但由于缺少了原先共同体的庇护，从而也只能遵守业已树立起来的市场争夺规则，从而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特征。
当然，随着社会物质财富日益充足以及女性越来越从家庭走上社会，社会行为主体成分的这种变化也就会对市场上的行为机理产生影响；与不断变化的实践相适应，经济学的行为假设也应该有一个相应修正过程：应该越来越多地把女机理纳入进来，不能把女视为非理性的而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而是要通过借鉴女性的行为来重新界定理性的内涵。然而，主流经济学却顽固地维持着传统的自然主义思维及其经济人假设，在这种传统下，妇女基于本性的理解当然就与之不相适应；这正如费波尔和纳尔森指出的，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别影响了他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影响了对问题相关性和重要性的评估，从而也就影响了认知原理的解释。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打上了深深的男性沙文主义，它的评价标准有利于男性而不利女性：不仅主流经济学主要体现了男性的话语和思维，而非对女的刻画和世界；而且，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原则也是由男性创造或制定的，这种规则和思维也就支配了学术的发展走向和学术人员的构成。事实上，当今西方学术界已经看到了这种现象，但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西方社会观念却往往把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差异仅仅归因于他们的生理差别，从而确立了经济学研究对女性和女性活动排斥的合理性；只是近年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制，与纯粹生理意义上的性别没有必然联系。
可见，正是由于社会心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男女双方在经济学上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不是因为女性本身的行为有问题，而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和规范本身就是片面的。费波尔和纳尔森就指出，“无论如何，承认经济学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影响，就意味着对主流范式的总体否定和对客观性追求的放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可以提高经济学的客观性”；事实上，“女性主义经济学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太客观了，而是因为它还不够客观，因为太多的假设和方法论思想在没有经过全面的批判性审查之后就开始被主流经济学团体视为普遍而客观的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对数学化、客观化的科学认识论发出了深深的质疑，他们认为，当前这种流行的科学至上主义会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
质世界还是生活世界物化为它者，女性注重协作的互动行为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小，更适应于与自然世界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正因如此，他们强调科学本身就是主观的，应该把人的认识和情感结合起来，要强调科学的整体性、和谐及复杂性而不是简化轮、统治和直线。推而广之，不同的社会文化下的人们的行为机理也是不同的，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也应该存在差异，否则必然是有局限的，这从东方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上可见一斑。
三、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要求和思维
上面的分析表明，女性在经济学领域贡献之所以不足，主要不是因为抽象数理能力的欠缺，而是一种与文化相联系的社会性别属性差异所造成的；显然，如果男女之间这种社会性差别推广到不同特质的文化之间，那么，就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文化适用性进行反思。
其实，尽管一些海归学者将国内经济学水平低归咎于经济学人的数学功底差，但这却不是主要原因；事实上，不少海归经济学者却都曾承认，海外的中国人没有因为数学不好而学不下去的，林毅夫更是认为，“外国的经济学家相比，我国年轻的经济学者通常数学较好，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同样，主要也不在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能力，事实上，中国人在自然科学领域所作出的贡献正越来越大：不仅近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获诺贝尔奖的华人在逐渐增加，而且，在数学领域华人的贡献也有目共睹。相反，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方人士在行为方式和社会气质上的明显差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维、理论和分析工具都以西方人的心理、认知和行为为基础的，从而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走向和人员构成也必然受西方所支配。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男女的社会性征和东西方人的行为机理联系加以分析：从整体上讲，西方人具有明显的男性特征，这表现为侵入性、个体性和占有性；而东方人则更多地表现出女性化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合作性、社会性和共享性。例如，东方人更为强调抑制自己的需求，强调社会和谐与合作，也特别注重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因而中国社会相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历来也要平和得多。正因如此，当前中国人学习和研究体现西方心理的主流经济学也面临着与女性学习和研究那种体现男性认知观的经济学的相同困境。
因此，中国经济学人对经济学贡献不足，不是因为中国人的数学水平不高，不善于使用计量回归等分析工具，更不是中国人的英语水平不好；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对社会的认知思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制度与主流经济学宣扬的存在巨大差距。正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假说与儒家社会的行为机理相差很大，这种学说是外在于中国人自身的生活的；因此，中国人没有西方人那种深入肺腑的感觉，无法把理论与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往往难以产生能够燎原的思想火花。而且，即使深受儒家熏陶的学者花了很大努力去学习现代主流经济学，但对“经济人”的行为特征的刻画以及由此推衍的社会现象的认识依然无法达到西方人那样的深度，从而无法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作出被主流“认可”的贡献。实际上，儒家文化一直强调“知行合一”和“主客同体”以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试想：如果对人类行为的研究不是从自己切身的体认出发，而是可以接受外来的一套假设和学说，怎么可能深入地剖析社会行为的内在机理呢?由此可见，强调普遍适用性的现代主流经济学面临着如何重构其脆弱的文化基础这一问题：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是为了揭示并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偏见，使经济学更好地反映整个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一样；为了消除当前主流经济学中对东方社会文化和行为的歧视，也有待于真正建立在中国人行为机理之上的中国经济学之振兴。
一般地，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它根植于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一元论思维：一方面，它强调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和社会后果中的物竞天择，并通过还原论把人的心理还原为动物心理；另一方面，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但显然，中国人的思维却完全不同于西方人：人一直被视为思维和认知的主体，中国社会本质上也是人本主义的，它首先关心人类社会，儒家文明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因此，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就是由人而物、由内而外、由社会而自然，将从对社会秩序的探究中获得的知性逐渐反思到自然社会中，这是天人感应乃至于天人合一哲学的基础。而且，基于先验的理性主义思维，西方社会对事物的理性认知往往是脱离经验的，也可以游离于实践之外；正因如此，尽管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现实远不相符，但主流经济学依旧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并以此来建立模型探究人的行为。相反，儒家社会往往从社会实践中获得对人类行为的认知，从而特别强调知行合一，理论不能脱离实践；正因如此，它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不合理的假设，使得理论日渐逼近实践，并为实践提供指导。事实上，在盛洪看来，经济学与科学存在着重要区别：经济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民服务，而科学则可能会被部分人用来损害别人；显然，由于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天下主义”的精神，因而如果能够将西方经济学与中国文化有机融合起来，那么就可以使得经济学更像“经济学”，并能够抑制西方科学和工具理性膨胀所潜在的两方面危害：一、利用科学方法通过损害别人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如改进武器)，二、诸如对社会的建构等对科学的不当应用而损害所有人。
但不幸的是，当前经济学的基本研究范式，特别是其基本微观行为基础都是西方的，以致当前的经济学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显然，在没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现象的内在机理，不将理论契合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基础之上，即使出现了本土化的声音，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本土化理论，仅仅是将研究对象本土化而已，而其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维依然是西方的。譬如，林毅夫在《本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一文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如何用规范的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具体的经济问题的看法，但他依然认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研究成果必须国际化，而研究的对象的本土化则是研究成果国际化的一条主要通道。当然，他认为，在对本土现象进行研究时，需要“弄清楚哪些是产生我们所观察到的重要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背后的主要经济、政治、社会变量，然后才能构建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来说明这些重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已经意识到了社会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不同。但是他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人性和行为机理问题，而仅仅是关注约束变量的不同。
杨国枢指出，“美国心理学因能有效探讨美国人之个人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是一种本土心理学――美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这种本土心理学是从美国自己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所以是一种原生性的‘自发心理学’或‘内发心理学’。与此不同，西化的中国人的心理学是一种被美国人本土心理学所扭曲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自然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因此是一种次生j生或衍生性的‘外发心理学’。外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难以有效探讨中国人之
集体主义文化内的心理与行为，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只有内发性的中国人心理学，才能提供有效了解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知识，才能作为发展全人类心理学的良好基础”。显然，在西方的“内发心理学”基础上产生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同样，也只有以中国化的“内发心理学”为基础，才能产生更适用中国的本土化经济学。正因如此，尽管林毅夫…等人都曾预言，“最迟到下个世纪30年代，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国经济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将随之提高，而当我国的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时，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转移到我国来”；但是，笔者却认为，如果不改变当前盲目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风气，不能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社会文化有机契合起来，那么，即使中国经济如目前一般再持续发展20年，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仍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更加不要提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四、简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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