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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确立
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纵向转移支付，主要表现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由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构成。财力性转移支付是指为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及事业发展战略目标，以及对委托地方政府的一些事务或中央地方共同承担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补助资金，需按规定用途使用。专项转移支付重点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支农等公共服务领域。①
2009年起，为了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简化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原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是将补助数额相对稳定、原列入专项转移支付的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改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原一般性转移支付改为均衡性转移支付。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纵向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在平衡各级政府财政能力、弥补地方政府缺口、提供均等化公共产品、优化各地区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亟需解决。
二、我国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弊端
1、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
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灶吃饭"的分税制财政体制以来，对财权的划分还比较明确，而对事权的划分界定不清晰。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直接导致了各级政府之间对事权和财权支出范围的随意和盲目划分，拨付出去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运用随意性很大，产生上下级政府对同一项公共服务重复提供，或对某些地区急需的公共服务因上下级政府推诿责任而无人提供的现象。事权划分的模糊和财政支出范围划分的混乱，导致很难界定政府机关及相关人员责任，影响对其进行问责和绩效考核，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整体效益的低下。
2、效率问题
近些年，中央的财政收入已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中央本级的财政支出不到30%。大部分的中央财政收入都用于了转移支付。以2010年为例，2010年中央本级财政收入42470亿元，而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就达到了32350亿元②，占中央财政收入的76%。大量的资金通过体制收上来,再转移到地方去，这么多的资金,在各级政府间转移,既不安全也不经济。资金的上下流动，也使得资金的使用不能达到高效。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也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工作效率的降低，间接影响到公民所享用的公共服务滞后。
3、公平问题
在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构成中，用于税收返还及补助的数额偏大，而用于缩小地区差距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数额又偏小。2010年，在中央转移支付总额2．73万亿元中，专项转移支付为1．41万亿元，再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明确用途的2622．2亿元，共计有61．7％的转移支付是有规定用途的，这一比例虽然低于2009年的62．54％，但比2008年提高8．3个百分点。③真正的用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则比重较小。东、中、西部的财政收入不平衡，加之财政转移的调节力度不够，地区差异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区域的公平问题仍待解决。
4、监管问题
财政部门对拨款后的资金使用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管。我国较大比例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拨付到各部门之后就进入失控状态。原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就曾说过一句反映现状的话，"中央转移支付从中央部门一直流到村庄，渠道很长，这个水渠是要''渗水''和被''截留''的，有时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没有了"。④资金运作的不透明和监管的不得力，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转移支付资金被滥用、乱用、"截留"，缺乏监督导致"胡作非为"。
三、解决我国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弊端的可能途径
1、明确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的范围
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应当以事权和财权的明确合理划分为基础。从强调"财权与事权相匹配"转到"财力与事权相匹配"上来。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应当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标准，将政府间相互交叉的事权彻底分开，明确各级政府的开支责任。对政府间的共同事务，应当按照支出责任和收益程度的大小确定负担的比例，并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归集到具体事务的承担政府。财力与事权匹配的过程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支出责任细化的过程。
2、成立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构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机构建设可借鉴澳大利亚模式--政府机构加咨询委员会型，一是联邦国库部，二是联邦拨款委员会。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方案的确定和支付资金的拨付，具有一定的行政职能而非纯粹的咨询机构。该机构还可负责对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效果进行调查、追踪、反馈、监督和考评，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可能统一，不断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
3、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规模
鉴于我国专项转移比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大的现状，应该改变以往的"基数法"，而是采取更加科学的"因素法"，综合考虑人均收入、公共服务成本、主体功能区建设等多种因素，完善转移支付因素法计算公式，逐步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在保持分税制框架基本稳定前提下，完善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分成办法，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4、减少财政转移支付中间环节，加强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针对资金可能被"层层截留""级级瓜分"的情况，应当减少财政转移支付中间环节。对于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监督和管理，应加强法律上关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律责任的规定，推行和完善对财政转移支付行为的审计监督，强化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事后监督，特别对专项项目拨付，应当跟进后续的监督。加强对于资金使用情况的信息公开，确立从资金拨付到使用的全过程信息公开机制，以便资金能够在公众的监督下有效使用。
四、结语
在我国目前 "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下，要解决当前纵向财政转移出现的问题,一方面要从法律层次上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另一方面要彻底改革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构建起一种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模式。我国应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转移支付的能力，提高转移支付规模，改善转移支付结构，健全转移支付体系，改进转移支付方法，依法实施转移支付，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效果。
参考文献:
①刘剑文 雄伟.财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②财经网.中国2010年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 增长21.3%.
. 2012年5月4日登录
③凤凰网.审计署：2010年中央财政安排转移支付2.73万亿元. news.省略/gundong/detail_2011_06/27/7282798_0.shtml. 2012年5月4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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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流动，区域经济，聚类分析，面板数据模型
一、引言
河北省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国家及省内政策的支持，经济获得了持续的高速发展。但伴随而来的是省内地区间、城乡之间在经济增长、生产力分布、生活水平等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差距，并且这些差距还有逐步扩大的趋势。而资本作为一种流动最频繁、最基本的货币化的生产要素，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要促进一个区域的发展就必须建立一种有效机制，促进资本的合理流动，提高资本利用效率。而如何从资本流动方面实现河北地区的经济增长就成为当务之急。
资本在地区之间的流动，能够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各地区之间的有效配置，从而更有力地促进区域的经济增长。影响区域资金分布的原因有多方面聚类分析，区域经济基础差异，存贷款的区域配置以及市场发育不平衡等因素使资本在区域间的流动大多体现为向经济活跃、资本收益率高的区域流动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另一方面政府为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通过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积极引导资本由经济发达的区域向经济落后的区域流动。资本流动的区际流动不仅可以给各地区带来效益、加强不同发展条件下的区域的相互联系，而且可以协调区域发展。由此可见，资本作为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无疑是河北省发展和提高自身造血功能的必然选择。
二、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聚类分析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分析，本文侧重于对河北省现状的研究，故在研究过程中选取2009年为当前时间节点，对河北省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横向比较，从而获得当前的河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方法是首先选择能够综合评价河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最终得出各市的因子得分，在此基础上根据因子得分进行聚类分析。
1、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法旨在减少分析指标的同时，尽量减少原指标所包含信息的流失，对所搜集的资料做全面的分析。由第一部分分析可知，固定资产投资额、政府财政补贴、银行存贷款情况均与当地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据此选择的描述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有GDP、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人均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外商实际投资额、城乡居民年末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根据2010年《河北经济年鉴》以上各指标的数据聚类分析，将各变量标准化，然后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出两个公因子，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中可以看出两个公因子可归结为经济规模因子和人均水平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和原始变量的标准化值就可以计算每个观测值的各因子得分，具体得分如表1。
表1河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城市
公因子1得分
公因子2得分
合计
排名
唐山市
1.636
1.551
3.190
1
石家庄
1.790
-0.192
1.600
2
廊坊市
-0.306
0.893
0.590
3
秦皇岛市
-0.929
1.362
0.430
4
邯郸市
0.525
-0.705
-0.180
5
承德市
-1.043
0.596
-0.450
6
张家口市
-0.829
0.353
-0.480
7
沧州市
-0.010
-0.659
-0.670
8
保定市
0.401
-1.280
-0.880
9
邢台市
-0.308
-1.036
-1.340
10
衡水市
-0.926
-0.884
一、国际税收竞争的必然性家之间的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可选择的重要手经济的全球化与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国际税收竞争产生段之一，低税收常常与经济的高增长相伴随。的经济根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两类主体，即以利润最大化为第四，有利于企业选择有利的经营地点。税收竞争会使税负降目标的市场经济主体和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家。在经低，进而减少工资成本的刚性，并形成一个更加有吸引力的经营环境，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市场经济主体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需要在全这对企业非常有利。另外，如果企业愿意以较低水平的公共物品和服球配置资源，写作论文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而各国家对市场主体征收的务为代价，或者政府以更高的效率运作（如减少政府开支等）而采用较税收是重要的成本项目，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国家各低税率的话，那么这些企业有权力自由地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经营地自确定的税收负担不同，市场经济主体会使易于跨国流动的税基向低点。税率国家流动以减轻税负。国家为了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提高
三、国际税收竞争的负效应本国产业的竞争能力，则会选择减轻税收负担以吸引外部资源流入本一旦国际税收竞争演变成过度的、有害的竞争，就会对经济产生国，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本国资源的外流。负效应，主要有：各国政府作为“经济人”，是理性的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其行第一，侵蚀各国税基，影响税收筹集财政资金功能的正常发挥。为的出发点。对他们而言，最佳选择是既不采取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过度的国际税收竞争往往是以大幅度降低税率水平，滥用税收优惠为策，又可以在世界竞争中成为赢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面主要表现形式的，写作职称论文这些措施会把富有流动性的资本从高税负国转移到对着世界范围内的税收竞争，政府的处境如同囚徒困境一样，采取减低税负国，且流动性强的经济活动将会从各国税基中消失，各国的税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便成为其在不削弱税收的情况下见效最快收收入都会减少，世界性税基被侵蚀，减少税收收入的足额取得。另的“次佳选择”。因为如果别国政府采用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而自一方面，税收的首要职能就是筹集财政收入，且目前世界各国财政收己未用，则自己利益受损；若别人未用，而自己采用，则己获利；而若别入的主要来源是税收收入，如果不能保证税收收入及时足额的取得，人采用，自己也采用，至少不会吃亏。但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道必然会影响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筹集，导致财政功能弱化，使各国公共德风险的存在，在未知他人采用这一策略与否的情况下，自己选用减需要得不到满足。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则成了最佳选择。若每个国家政府都作如是想，第二，扭曲税收的作用，不利于公平和就业。因为过度的国际税都采用同一策略，国际税收竞争的兴起就成了一种必然结果。收竞争会影响各国税收收入的足额取得，所以，各国为了确保税收收
二、国际税收竞争的正效应入的相对稳定，就会采取措施弥补财政收入损失，如对国内流动性较国际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下的一种必然现象，其具有以下几个弱的财产、消费等课以重税。写作硕士论文结果却会形成税收负担的不合理转移，方面的经济正效应。主要体现在两方面：是税收负担从流动性强的生产要素上转移到流第一，加速世界性税制改革的步伐。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动性弱的生产要素上；二是税收负担从国外投资者身上转移到国内投国与国之间的税收竞争更加激烈，各国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就会资者身上。因为过度的税收竞争主要争夺的是国外资本，所以对外国竞相对本国现有的税收制度进行改革，而且这种税制改革具有“传递投资者给予了充分的税收优惠，但在减轻其税收负担的同时却加重了效应”，即某一国的税制改革必然会引起许多其他国家类似的税制改国内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产生了新的不公平，违背了税收的公平原则。革。换言之，在国际税收竞争的推动下，各国步调一致地进行税制改第三，不利于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合理优化。过度地国际革，从而加速了世界性税制改革的步伐，使得从世纪年代末开税收竞争还表现在对国际资本等生产要素单纯地给予地区优惠政策、始的世界性税制改革一直延续至今。产业优惠政策，没有很好地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考虑地第二，有利于均衡国际间的税收负担水平，调动投资者投资的积区经济的均衡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结果使得国际资本等生极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国与国之产要素过多地流入到低税率、多优惠的地区，导致这些地区出现大量间纷纷展开减税竞争，以低税率的优惠吸引。例如，德国、加拿FDI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项目，并且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结构相似化、产业大、韩国、新加坡等国都先后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以此来吸引外国规模小型化等问题。而国家急需发展的一些产业却由于缺乏必要的，从而从制度设计上减轻了投资者的税收负担水税收政策导向和扶持而严重滞后。平，调动了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自Lucas(1988)和Rome(1990)等的新增长理论形成以来，经济增长更加强调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作用，于是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一样也被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此后，许多研究借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一桥梁来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在人力资本的新增长模型中，教育投入成为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教育投入量、受教育时间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三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延长受教育时间意味着教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育投资越多，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就越高；反之，受教育时间少则教育投资则相对会减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较低。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可分为政府和非政府两类，其中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一般表现为财政性教育投入，而非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主体则包括企业、社会其他经济组织、学生家庭以及学生本人等。但从新近的文献研究来看，各类研究主要针对养老金制度与政府或者学生家庭对子女人力资本投资而进行，一般不涉及其他非政府主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如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教育的资助)的内容，且研究路径也各有差异。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Kemnitz&Wigger(2000)等则认为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是人力资本积累存在外部性时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它可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促成人力资本积累达到最优水平，而基金模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则与没有社会保障的自由放任经济一样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不足。其原因是，每一代人的人力资本积累总是建立在上一代平均基础之上的。如果每个人都增加学习时间，不仅可以提高其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还可以提高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劳动生产力。在具有基金制社会保障制度的自由经济中，个人并不能获取人力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全部收益，也不可能为了提高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而增加学习时间，因此个人投人学习的时间往往少于最优配置的学习时间。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条件下，养老金的数量往往与个人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收入有关，而工资收入通常是与教育程度正相关的，这相当于将养老金数量直接与年轻时积累的人力资本挂钩，使得延长学习时间的人能够在年老时获得更多养老金，这种更高的回报是来自于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增加而带来的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所以从理论上讲，只有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才能体现出人力资本积累在代际之间的正向溢出效应，刺激各代人为了提高下一代的生产能力而积累更多的自身人力资本。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与理论研究不同的是，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分析并不关注养老保险制度的唯一合理性问题，而是围绕着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些主题，对不同经济体中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与受教育年限、退休年限、社会福利及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在充分考虑了美国劳动者工作期内缴费形成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这些参数的条件下，CruzAEchevarria.AmaiaIza(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由工作期内劳动者缴费的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支付制度会促使人们考虑提前退休，但随着未来社会保障费用负担人口的减少，预期寿命的提高也能够促进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提高。现收现付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养老保险制度能够促使个人延长受教育时间，增加家庭或个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但随着社会保障负担率的提高会带来单位资产GDP增长速度的降低，使政府面临着预算平衡等问题。
我国的养老保险模式是现收现付型还是混合型模式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不过从目前养老保险资金账户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现阶段中国仍然处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针对这种情形，近来国内也有一些关于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研究。例如，于凌云等(2008)针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和人力资本公共支出的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人力资本这一指标来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从公共支出角度来看，政府对养老保险的转移支付与人力资本和长期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公共教育投入对于长期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很明显，而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却不明显。超级秘书网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甘肃省；农业保险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5]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公共产品，亦称公共物品或公共品，是相对于私人产品而言的一种具有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
益的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本农村社区居民共同享有的“社会产品”。它既包含农村广播影视、通讯、交通、电力供应、水利条件等基础性的“硬产品”，也包括农村治安、农村政策、信息提供、技术服务、技能培训等所谓的“软产品”。由于农村社区处于中国行政区划的最低层，地域广大而生产规模较小，农民的生产方式落后和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强烈。然而，农村的边缘性则使农民很难享受到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公共产品；而地方政府由于财力有限，所能为农民提供的公共产品也十分有限，因此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及其原因
（一）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公共品供给主体缺位
根据公共财政理论，全国性的公共品，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计划生育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提供，地方只负责地方性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但收于公共产品收益外溢性的广泛存在，实际上中央地方间的事权实际上存在着众多模糊交叉。特别是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划分上，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国防和医疗卫生等到公共产品职责不清，缺乏具体划分，其结果必然是相互推诿，并最终落到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上。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公共品的提供者是村级政权组织和广大农民自己。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缺位的后果是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严重匮乏。
（二）农村税费改革和转移支付明显不足，公共品供给财力不足
村级政权担负提供农村公共品的义务，而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村提留、乡统筹以及相关农产品特产税等等，农民的负担减轻的同时，乡村两级的财政却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涉及对经济、社会事业的投资与发展方面，出现了比较大的亏空。另外由于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不够规范透明，尽管有专项拨款，到政府级次末端已所剩无几，乡镇财政公共品供给的财力明显不足。
（三）供给决策机制不合理，农村公共品提供结构失衡。
尽管基层政府的财力匮乏，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方面并没有承担主要的投入责任，但是在基础设施供给的决策方面，却起着主导作用。县乡村级行政组织的偏好决定着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的数量和种类。这是一种典型的单中心的公共决策体制。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公共决策机制下，基层政府往往为了政绩热衷于把资金投向“硬”的公共产品，比如，如农村道路、自来水、电网、农田水利设施等，而对于“软”的公共产品，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农技推广、职业培训、信息服务和相应的制度、政策安排，往往不愿提供。由于没有建立公共产品农民需求的表达机制，不能有效反映农村社区多数的需求意愿。因而，农村公共品提供的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的服务职能相对缺乏。
三、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建设的建议
（一）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增强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目前我国中央、省和地方等政府体系内财权和事权的现状是，资金层层向上集中，事权层层下移，大部分的农村事务和公共品提供都集中在县乡两级；在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跟不上的情况下，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高度不对称。在这种背景下，亟需明确各级政府合理职能分工并建立科学有效的转移支持制度，使基层政府的事权、财权能在合理化、法治化的框架下得以协调，在法律上建立县乡政府职责与财权相对称的制度安排。同时通过税收返还、专项补助、各项结算补助等财政政策工具，逐步使县乡财政持续、健康、稳定运转，确保城乡公共服务供给的公平化。
（二）积极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推进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多元化
政府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有责任提供那些市场供给失灵的农村公共物品，对于纯公共品如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国家应义不容辞地无偿提供。但是由于地方财力和单一政府供给的效率所限，还可根据农村公共品的层次和性质充分发挥市场和社区的作用，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多元主体。对于准公共品，政府如果在提供这些公共品的过程中所费的交易成本大于市场，效率也没有私人提供的高，那么就应由私人、企业和社区提供。特别是一些私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完全可以引导、鼓励私人企业提供农村公共物品。政府要制定一些相关的政策鼓励私人或企业投资于农村公共品的建设。比如税收优惠、政府补贴、赋予冠名权等，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此类准公给品的提供。如农村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推广就可以利用各种经济实体来完成。同时政府要维护私人和企业等供给主体的既得利益，提高他们供给农村公共品的积极性。
（三）建立有效的公共决策权配置机制，保证农村公共品供给有效性。
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反映出公共决策不合理而导致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因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重新建立，必须解决决策权的配置问题。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总体上应采取“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过程和“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相结合。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意愿，保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但鉴于农民对公共产品偏好的非全面显示和我国农民的非理性特点，我们还必须强调政府的“自上而下”的主体选择过程。应该是由原来的“政府决策---农民被动接受”的“自上而下”向“民主表达需求意愿---政府集中决策”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论文关键词：财政,体制改革,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我们目前面临这样一个课题，中国如何解决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的问题，价是指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税是指税制的合理化调节；财是指财政体制以及其框架里面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各层级之间、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合理化。
社会矛盾不可忽视，现在在收入分配的方向上怎么样把握？真要深究起来，整个调控的工具在哪里？如要使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有什么操作的手段让它去同步。
分配概况还要从数据开始入手，我们做了一些很初步的工作，有个最基本的结论：我们现在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上，与各国相比，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可在表上看到的11个国家的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左右，高于“金砖四国”其他3个国家10-23个百分点。问题便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了。
下半年我们又搞了一项研究，想正面讲可以做什么。我们试图在这方面勾画这样一些认识：说到两个比重，应先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做个界定，收入分配里面所谓的分配总量是国民总收入而不是简单的GDP，很多时候大家直接用GDP来比较，也不是不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国民总收入即GNI的概念，初次分配在统计里面讲的是首先是原始收入，形成为基础，同时要增加财产收入。
国民收入分配，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怎么强调？第一，初次分配要充分尊重市场，实际上主要是市场机制解决的问题，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占比的高低则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不是政府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但跟税制、税基有关系，也跟市场力量有关。政府在再分配中，则应体现市场经济共同的“抽肥补瘦”调节原则。很多人提到最低工资，实际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我们现在按照统计局的数据，对两个比重呈下降趋势是认账的，但是强调的是伴随着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因为比重下降，虽然数据观察有所下降，但是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还是明显高的，比金砖四国其他三国也还是明显高的，换句话说这不是最突出的问题。
现在我们强调国民收入核算里面，数据不完整是客观存在的，现在没有办法还是要用资金流量表，按这个数据下来有一个基本结论：就两个比重而言，还不能断定我国已存在明显的过低。我们感到最为堪忧的是，两个比重下降趋势与过度垄断有关，还有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里面所包含的问题。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包括乡镇俯、村委会组织和农村居民。
1.我国农村乡（镇）政府承担起本辖区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责。按照1982年《宪法》规定，乡级政府的职能是“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其职责范围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是，乡镇政府制度内财政收入不可能筹集到足够的公共资源。l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不但没有增加乡镇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反而因共享税分配比例低，税源有限，使大多数乡镇财政收入陷入困境。再加上近年来农业经济比较优势的逐渐丧失，在农村实行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后，以农业为主要税收来源的县、乡政府制度内财政力量已大为衰减，县乡财政收支状况更加失衡，尤其是削弱了县乡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很多乡政府赤字财政。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力进行农村交通、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由于没有相应的税收支持提供公共产品，于是，通过财政体制度外筹集供给公共产品的资源便成为必然的选择。同时也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以及公共服务的缺位而且。在农村税费改革后，针对农村公益事业采取的“一事一议”制并未能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
2.村委会组织。村委会组织不是一级政权，现行政策规定村级组织可以对农民收取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公积金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兴办集体企业等；公益金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以及其他集体福利事业支出：管理费则用于村级组织干部报酬和管理支出。从政策规定的用途来看，这三项“提留”属于村级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分摊。
3.农村居民。我国对农民实行的是既收税又收费的制度和政策。农民既要缴税又要收费。就税收而言，主要问题在于税制设置一直不尽合理，农民税负总体一直偏高。就收费而言，各种政策性收费更是不尽合理，项目繁多，一些公共产品，如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方面的公共产品，本应由政府制度来义务提供，却变成了由政策性提供和由农民负担。除此以外，乡、村两级组织还以活劳动的形式向农民分摊公共产品的部分人力成本，即义务劳动积累工。按现行政策规定，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应承担5～10个义务工，10～20个劳动积累工，前者主要用在公路建筑、防汛抢险、修缮学校等，后者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农民既要承担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也要承担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已进行的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虽使其向合理的方向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果，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有一定缓解，但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可见，无论是税费改革前的“三提五统”,还是税费改革后的“一事一议”,都是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
可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不合理，本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但在目前仍由农民税外负担，通过向农民摊派等方式来完成。这使收入较城市居民低的人却承担着比城市居民多的多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
二、创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
正如萨谬尔森所言：“一种公共产品并不一定要由公共部门来提供，也可由私人部门来提供。”因此，应构建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不仅包含政府，同时还要激励私人、企业和各种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产品建设。
1.明确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建立针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产生了搭便车问题，使私人部门不愿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导致了私人部门的低效率，因此政府应当作为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
(1)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公共产品供给意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提高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能力。
(2)政府应当直接提供属于本级职责范围的农村公共产品。应当重新界定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凡受益范围遍及全国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而受益范围主要是地方的公共产品，则应由相应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而具有外溢性的地方性公共产品则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或各个受益的地方政府共同提供。如诸如义务教育、国防开支、大型农业设施建设、农业基础科学研究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产品”供给，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负担，并建立直接针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国家财政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的力度，以平衡各地区财力差异，实现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以解决供给不足和地区间的不公平性问题。推进农村财政体制改革，规范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同时还要加大政府投入，加快归还历史欠账，尽早实现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平衡和平等。
2.鼓励企业、各种组织和私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建立多元化的供给主体结构。公共产品需要有政府财政支持，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可采用以下方式：
(1)采取私人捐赠的形式。很多国家的公共设施就是利用私人捐赠而建立起来的，如美国个人慈善捐赠高达175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用于公共产品的生产。现在我国部分农村小学校舍采用捐赠的方式建立起来。同时，农村的水利设施、文化馆等公共产品等可以鼓励私人或各种组织进行捐赠。应当制定一些能够鼓励个人或者企业出资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如：利用冠名权、建碑立传等形式鼓励个人或企业参与公共产品供给。
(2)政府委托私人的供给方式—即政府可以将农村公共产品委托给私人来提供。这主要是对于那些可以收费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采用的供给方式。政府通过承包、租赁、托管等方式在政府和私人或企业之间签订合同，私人或企业按照政府的意图或合同提供公共产品。
(3)政府补贴私人或企业的供给方式。政府为了提高效率或弥补财力不足，可以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补贴的方式，来鼓励和帮助私人或企业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如面向个人或企业的财政拨款、减征免征税收、提供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等。总之，通过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共给主体的创新，以缓解供求矛盾和提高供给效率，建立起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逐步实现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使我国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可以享受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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