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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博士论文

时间:2023-03-08 14:53:43

导语:在金融博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金融博士论文

第1篇

关键词:金融数学;产生;发展;理论

一、概述

金融数学,又称分析金融学、数理金融学、数学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数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风险资产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数学工具揭示金融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达到对具有潜在风险的各种未定权益的合理定价和选择规避风险的最优策略。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该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运动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变化,这为后来金融学的发展,特别是为现代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金融数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 年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从此奠定了金融学的数学理论基础。在马科维茨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并赢得了1997念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对于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为欧式看涨期权寻求公平的价格。后两次发现推动了数学研究对金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数学与金融学相交叉的前沿学科。其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不确定随机环境下的投资组合的最优选择理论和资产的定价理论。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国际上,这门学科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许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金融数学中的许多理论得以证明、模拟和完善。金融数学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 速创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和多样。这门新兴的学科同样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数学的发展

早在1990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 的理论”中把股票描述为布朗运动。这也是第一次给Brown运动以严格的数学描述。这一理论为未来金融数学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期权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工作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金融数学界的重视。金融数学这一学科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它是马克维姿的证券组合理论(H.Kowitz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理论(M.Scholes-R.Merton.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次华尔街革命的直接产物。国际称其为数理金融学。

金融数学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的原理》中对股票价格用布朗运动的刻画。虽然1905年爱因斯坦也对此做了研究,但这一新做法当时还是没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萨寥尔通过统计学家萨维奇终于发现了这一作法的巨大意义,并开始对金融数学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数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现代金融学由此正式掀开了帷幕。

现代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体现在静态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上。1952年马尔科维兹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资组合问题,该理论把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做了可量化的刻画,从而开创了用数理化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计算各个风险资产价格的协方差问题,这个计算量很大。第二次华尔街革命从静态决策发展到了动态决策。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权,期货都随即产生,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巴歇里埃的布朗运动模型促使了一对双胞胎: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数学与连续时间的期权定价的金融工程学的诞生.数学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此后不久,默顿用另一种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了该定价公式,并予以推广。期权定价公式给金融交易者及银行家在金融衍生资产品的交易中带来了空前的便利,期权交易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布莱克,休斯,莫顿的这一理论成为近代金融经济学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现在也仍然是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数学的理论方法

金融数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应用大量的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和一些金融创新的定价问题等,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所用到的数学知识,除基础知识外,大量的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有的运用现 有的数学方法也解决不了)。主要有随机分析,随 机控制,数学规划,微分对策,非线性分析,数理统计,泛函分析,鞅理论等,也有人在证券价格分析中引进了新型的非线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几何,混沌学,子波理论,模式识别等,在金融计算方法与仿真技术中也逐渐引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拟退火法和遗传算法等。

金融数学是利用近现代数学的优秀成果来度量和刻画金融、经济、管理等问题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有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控制理论中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并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发展起来的解决随机问题的理论方法。国外的研究者很快就把随机最优控制理论运用到相关的研究中来,从70年代初莫顿运用该理论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布洛克和米尔曼还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连续时间的最优增长问题。

第2篇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the financing problem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are becoming more prominent. This article analyses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China by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 and propos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make better use of industrial clusters to address th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which is of guidance on the future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关键词: 产业集群理论;小微企业;产业链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industrial chai

中图分类号:F2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3-01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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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淑艳(1986-),女,吉林四平人,太原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

产业集群理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理论,但最终确立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是由当时美国的一名哈佛商学院专门研究国际竞争战略的著名教授波特创立,当时的产业集群理论的具体含义是指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聚集着众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供应商、企业、关联产业或者一些专门化的协会组织,能通过这样的特定区域聚集产生一定的市场影响力进而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使企业通过这个集聚地发挥其最大的能力[1]。

从产业结构分析,产业集群其实就是产业的优化升级,因为它可以看成是一种产品的产业链的延伸和产品加工深度的延伸;从产业组织上分析,产业集群又可以看成是在某一特定区域内以某个大企业、大公司为核心的集团纵向一体化的延伸。通俗上讲,产业集群就是指把大批的企业放在一个地方发展,在这个地方形成产业链,有利于降低这些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2]。

国外产业集群成功的典型例子举不胜举,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硅谷地区,它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具有创新能力的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地区,还有就是印度计算机软件园区班加罗尔产业集群区,英国的剑桥高校区,还有就是我国的台湾地区的新竹科技园区也是产业集群的典型代表[3],我国大陆地区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基础上也形成了很多有名的产业集群区,比如1996年广东省江门市的摩托车产业集群区,2002年以电动车产业起步的山东省沂南县形成的轻工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区,山西省的煤炭产业集群区,还有2008年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开始在新疆重点发展煤炭、电力、煤制天然气及其相关上下游等四大产业,逐步在新疆形成了以“中电投”为核心的全力打造电力、煤化工的产业集群区。

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困境,这是因为首先产业集群能提高银行的收益,众多的小微企业可以联合起来以一个群体的形式向银行贷款,这样贷款数目就会比较大,银行也愿意向这样的企业集团贷款[4];其

次,产业集群也会降低银行的信贷业务成本,当企业是单个的企业时,银行无法对小微企业进行全面的调查,一旦形成企业集团,集团的影响力就会加大,银行的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促使银行必然把目光投在有潜力的小微企业,而且银行对这些小微企业都相对熟悉了,双方的信息相对透明化,省去了银行的搜寻成本和监督成本,从而不仅减少了银行信贷业务的交易成本,同时也降低了银行的风险程度;最后,产业集群也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这是因为众多的相关联的小微企业聚在一起,相互之间非常熟悉,很多是同学、朋友或是上下游企业的关系,彼此之间可以救急或是业主之间赊账、延缓支付等等,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方式,促进了小微企业的发展[5]。

尽管发展产业集群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有很多的好处,但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目前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观念仍然存在着一些误区,主要表现在集群内的各个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中介机构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中介服务组织不能很好的发挥自己的作用、企业之间所形成的产业链关联不够紧密等等[6],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以下方面来改进:

第一,必须加强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和中介机构之间的紧密合作,我国目前的产业集群普遍存在着企业间的合作不够紧密的现象,不但缺乏分工反而大部分的小微企业全部生产相似或相同的产品,彼此之间只知道竞争产品价格或生产成本而没有达到产业集群中理论中所要求的合作,这样的企业生产效率无法达到真正的提高,不能建立起产业集群所要求的空间网络,这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银行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因此,现在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一定要摒弃以前的不良竞争,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进行专业化的分工,同时,应该加大科研力量的投入,优化产品的升级[7]。

第二,整合产业链,我国现在的产业集群内产品结构单一,整体产业的关联度不高,无法形成在集群内以某种产品为核心的上中下游企业的产业链,因而很难达到范围经济,这样的产业集群也无法达到长久的发展。

第三,完善商业银行等大型的金融服务机构以满足集群内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在这里,政府就要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首先得政府出面建立各种盈利的或是非盈利性的组织,这些组织就要对小微企业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或是信用状况来进行一个信用评级,以方便银行通过中介组织对企业的评级来对企业进行投资贷款等;其次还需要政府在地方、乡镇等设立一些小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乡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并对这些机构实行一些补贴,鼓励其对小微企业的发展来进行贷款,从而满足一些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

第四,需要地方政府对集群内的一些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为了地方性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应该对集群内的一些发展前景较好的企业进行金融支持,比如说可以用地方的财政资金作为企业的创新基金来鼓励企业的创新,政府不可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企业发展基金等等来对小微企业的发展进行金融支持。

参考文献:

[1]李志赟.银行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J].经济研究,2002(6).

[2]陈万铭.转轨时期信贷风险的新特征及其防范对策[J].广西金融研究,2004(2).

[3]胡小平.中小企业融资.[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4]汤继强.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政策研究——基于政府的视角[D].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7.

[5]茅铭晨.政府管制理论研究综述[J].管理世界,2007(02).

第3篇

关键词 房地产 宏观调控 现状

一、回顾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

房地产宏观调控指国家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手段,从宏观上对房地产业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控制,促进房地产市场总供给与总需求、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平衡与整体优化,实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管理活动。

在1993年、1998年、2003年、2005年、2008年、2010年我国对房地产进行了重要宏观调控。1993年~1996年我国房地产行业第一次出现过热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沿海城市(海南等),为了抑制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国家出台了“国16条”。1998年~2002年在此期间爆发金融危机,我国的经济出现萎缩现象,房地产行业也进入了低靡。为此,国家出台了“23号”文件,文件指出必须刺激消费,拉动内需。2003年~2005年我国房地产行业再次出现过热现象,由于土地使用权必须实施相关的方式取得,导致房价大幅度攀升。为此国家出台了“121号”文件和“18号”文件。2005年~2007年房地产行业依旧保持上扬趋势,主要以我国沿海城市为主,价格不断攀升,为此国家出台“国八条”“国六条”等相关文件。2008年~2010年房地产行业开始走向泡沫,短短三年中,房地产行业从低靡走向高饱和状态,房价依旧继续攀升,为此国家出台“国十条”等相关政策。最新的调控政策无非是同志在十报告中表述,必须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满足困难家庭基本需求。

二、中国房地产行业政策现状

1、第二套房贷

第二套房贷的政策比第一套房贷在审查、放贷环节严格许多,目的在于限制一部分群体通过炒房影响房价的正常状态,与此同时,第二套房贷的政策也影响了居民的购房需求及成本等方面的控制。

2、存款准备金利率

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是国家为了控制房地产行业泡沫经济的手段之一,我国从2006年以来,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不下十次,光2011年上半年就调整了6次,目的在于控制相关金融体系,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不仅影响是对房地产行业而言,认识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收控。

3、保障房政策

保障房政策是国家在2008年年底正式出台,保障房政策主要是为了住房困难家庭解决住房问题,同时还开展了棚户区住房改造计划。保障房政策的出台影响了国家房地产行业,对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冲击来源于中小收入群体对购房的需求。

4、限购政策

限购政策是国家在2010年4月份出台,先后对51个城市做出相关政策要求,主要是对当地居民采取“限二禁三”,对非当地居民采取“限一禁二”。此政策一经出台对已经摇摇欲坠的房地产行业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不过对于国家出台的任何政策我们都分析有两面性,再次控制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

三、中国房地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房地产市场还不够稳定

房地产市场还不够稳定主要体现在城市区域的划分(一级城市、二级城市、三级城市等),一级城市房地产市场活跃度相对稳定,同时,二手房交易也相对稳定,对于二级城市、三级城市来说房地产市场在结构制度上有所欠缺,与此相连的二手房交易体系也不够健全。

2、房地产市场客户量不稳定

目前,房地产市场客户量的不稳定体现在二级、三级城市。一级城市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达到饱和,房地产商纷纷涌入二级、三级城市,却造成了有房无客户的现状,有研究报告显示,只要拥有手机的人每天至少可以接3~4个房地产开发商发来的销售短信,或接到相关的销售电话,盲目开发却给开发商带来风险。与此同时,给开发商带来的风险也影响着相关连带市场。

3、房地产市场开发商的能力大小

据统计,我市具有房地产开发商资格的企业就有500家以上,虽然有500家以上但是实力却不等,与国家的开发商企业实力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从我市房地产开发商来看实力就有所不等,比如:香港豪德、中航、时间控股等都是我国有名的开发商。

4、房价过高

房价过高是影响居民购房的关键之一,与此同时,居民的购买力也决定房地产行业的兴衰。目前现状来看,我国居民的购房能力始终低于房地产发展的速度。

四、改善房地产行业现状的建议

房地产行业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产业之一,房地产行业的兴衰直接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能加快城市发展的进程。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如何调控房地产行业的现行状况和如何控制泡沫地产。房地产行业经久不衰,但是需要国家的相关政策保障以及居民购买力的支持。

(作者单位:江西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1]熊婕(导师:吴中宇) .我国低收入群体住房政策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2006-10-01.

[2]张勇(导师:朱玲怡) .对构建武汉市城镇居民住房社会保障制度的探讨[D]. 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4-04-01.

[3]褚超孚(导师:贾生华).城镇住房保障模式及其在浙江省的应用研究[D].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06-01.

[4]祝亚辉(导师:傅鸿源) .城市社会弱势群体居住问题研究[D].重庆大学硕士论文,2004-05-10.

[5]陈茁(导师:朱霞).中外住房保障制度比较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 2008-06-01.

第4篇

加年前岳父未竟的诺贝尔梦想,20年后终于被女婿实现。在蒋文宁看来,能够摘得诺贝尔奖这顶学术桂冠,与自己家族近百年的学养传统密不可分。

正宗的华人女婿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当晚,蒋文宁第一时间接到了美国亲戚的通知:堂姐夫彼得・汉森摘得桂冠,他们全家都感到非常高兴:“汉森圆了四伯父蒋硕杰的夙愿:用经济学推进社会,并得到世人高度认可。”第二天,蒋文宁全家就向汉森发去了贺电。

今年61岁的拉尔斯・彼得・汉森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和社会科学资深讲座教授。而蒋文宁作为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理事,谈起汉森的学术贡献显得十分专业:“他的成就主要是开发了一套统计方法,可应用于验证估算资产的理论,这套统计方法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蒋文宁向记者讲述了汉森与堂姐的相识趣事:上世纪80年代,风华正茂的汉森已经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并开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当时他教的班上只有一位华人女孩,就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蒋硕杰之女蒋人瑞。

当时汉森主讲的经济学课程非常艰深,课堂气氛相对沉闷,汉森为了调节课堂气氛,一天在课上讲了一个蕴含着经济学知识的幽默故事。没想到故事讲完后同学们都没有反应,唯独蒋人瑞笑了,这让汉森开始留心起这个理解力超强的华裔女孩。而蒋人瑞也对年轻有为的汉森倾慕有加,一场“师生恋”由此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展开了。如今蒋人瑞也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经济学教授。

蒋文宁说,堂姐蒋人瑞很小就去了美国生活,中文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回乡祭祖时的发言也由姐姐代劳,反倒是汉森因为经常去台湾讲学访问,说了一口好中文,而且这个娶了华人老婆的经济学巨子,对中华文化也有着深厚的情感。

一家两代经济学巨擘

蒋文宁告诉记者,汉森今天的成功与蒋硕杰这个华人著名经济学家岳父的指点和影响是分不开的。晚年的蒋硕杰定居在芝加哥,与汉森和蒋人瑞一起生括,这对汉森在经济学上的研究很有裨益。

1918年生于上海的蒋硕杰,是元老蒋作宾之四子。在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他赴日本求学,后又来到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攻读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并继承了导师的经济学精髓:“除管制、自由化”、“反对凯恩斯政策”、“抑制通货膨胀”。

早在跟随哈耶克学习期间,蒋硕杰的才华便开始展现。1945年,他的博士论文以全校最佳论文获得了当年的“哈奇森银质奖章”。在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期间,29岁的蒋硕杰就与等几位经济学泰斗一起,被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和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提名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40岁那年,他被台湾地区“中研院”院长亲自提名,与梅贻琦一起获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既是第一位经济学院士,也是人文组最年轻的一位院士。

上世纪60年代至上世纪80年代,蒋硕杰相继担任台湾经研所所长、“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等职务。经济学界一致认为,他的经济学理论为台湾地区走出经济困境和经济起飞作出了巨大贡献。“亚洲四小龙”中中国台湾地区、韩国经济的腾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采用了蒋硕杰的经济理论。

1993年,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联名向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提名,申请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这也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者。但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当各种材料正在申报之中时,突然传来他去世的消息。诺奖只能颁给在世者。第一次也是最有可能拿到的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就这样与中国学者擦肩而过。张友仁曾在悼文中说:“蒋硕杰教授在货币金融理论和实践上有着突出贡献,他的理论是当代货币金融理论的最高成就,他应当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恰当得主。”

第5篇

关键词:旅游研究;旅游理论;民国时期;中国

一个成熟的学科,是十分注重自身理论史研究的,把它作为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学科还处在初创期,整个国内旅游学术界还没有把旅游理论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直到最近几年,旅游学者们才注重旅游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形成了较多的成果。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旅游学术探索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结分析,稀见报道。专门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贾鸿雁(2002)[1]的工作,许春晓(2004)[2]的博士论文也做了较系统的论述。当然有的相关研究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易伟新(2003)[3]的博士论文。前期工作揭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旅游学术研究论文。通过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对民国时期旅游学术研究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可以界定中国旅游学术研究的起源,为旅游学术史提供了素材。尽管古代人们也很崇尚“行千里路”,但是对于一般百姓,却有“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的俗语。同时,中国重孝道,对于“孝道”的要求是对长辈“身边侍奉”,“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观念深入人心。

1840年以后,一批西方的商人、传教士、学者和冒险家来到了中国,他们以各种形式将他们的文化观念传播到了中国。西方文化在中国开始蔓延,并通过教育和文化交流的方式促使中国人文化观念近代化。国外的近代旅游休闲方式在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中国人开始效仿,其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很大变化。一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加之对各种战略物资需求量的增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契机。战后几年,中国经济仍获得了明显的发展,特别是在工业和贸易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交通是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条件。20世纪初,新式交通工具因其快捷、安全、方便开始逐步取代旧式的交通工具。1895~1913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铁路建设的,修筑了中东路、南满路、胶济路、滇越路、安奉路、京奉路、京汉路、粤汉路、津浦路、沪宁路、吉长路、广九路等,这些铁路的建成,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基本格局。同时,公路建设也开始展开,1913年,湖南建成了从长沙到湘潭的公路,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公路(郑焱,2000)。1917年,商营张库长途汽车公司开办了张家口、库伦间客货运输业务,揭开中国公路旅行的第一页。轮运方面,1914~1923年期间旧式帆船以每年4·4%的速率递减,而轮船则发展较快,到1923年时,国内已出现了28家外资轮船公司和25家资本逾万元的华商轮船公司。

第6篇

杨智杰博士的《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史研究》,结合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管理、会计等多学科知识对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及其]进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研究,主要内容涵盖中国自先秦至前历代思想家和典籍中关于管理国家财政经济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和原则,主要包括财政、税收、会计等方面的思想、理论、制度与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领域。本书中作者以对历史产生过巨大推动作用和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财思想为重点,以历代主要理财人物为经,以其政策事功为纬,紧密结合理财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总结经验和教训,萃取其理财思想精华,概括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的主流理财思想及其特征:经济集权与管制思想、量入为出略有节余的思想、开源节流的积极节用思想、财会审三位一体的内部控制思想、理财思想中人本主义等等。并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的]进规律。

该书以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充分把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运动规律。以奴隶制时代为起点,而把对主要理财问题的研究放在封建社会历史阶段,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加以研究。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规范研究和史证研究相结合;纵向对比、横向对比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创新与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代官厅中主要理财理论和理财家们的理财思想,总结出中国古代官厅理财思想]进的十大基本规律。

其二,重点研究了会计在古代官厅理财体系中所扮]的角色和在理财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从宏观的历史的视角阐释了会计的理财功能,并以此为背景明确指出在古代会计本身就是一种理财活动。将会计控制思想作为官厅理财的重要内容予以阐释,并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财政和会计的耦合机制和一体化问题。

其三,在研究中国理财问题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西方主要理财思想作了比较研究,从而使本书达到了不但古为今用,而且洋为中用之效果。

通过研究作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任何社会制度本质上都是一套利益分配框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均衡是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官厅理财与会计控制作为关乎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幸福的重大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居于国民经济的核心位置,研究官厅或政府理财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再生产的过程和阶段,也要高度重视会计控制的基础作用。历史上理财思想和财政制度呈周期性变化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权益分配失衡,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并最终引起社会动荡乃至朝代更替。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关注民生,理顺产权关系和分配关系。由于资源稀缺与人类需求这一矛盾的长期存在,故欲谋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量入为出和开源节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是人类社会理财的基本原则,会计控制则是理财不可或缺的基础手段,史实表明:“失会计者失财政,失财计者失天下”。

这部书是目前会计界关于我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史研究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著,内容涉及古今中外,选题具有较大的挑战性。综观该著,结构合理,条理清晰,论证层次分明,理论表述严谨,观点正确,论据充分,并做到了引证恰当,说理透彻,文字流畅。该著作的研究质量充分地反映了作者扎实的理论功底与专业水平,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建议作者进一步加强中西理财思想比较研究,并将研究领域拓展到现代政府理财和企业理财问题,以使学问更加精进。

第7篇

    论文摘要:金融控股公司这种混业经营模式已经成为金融发展的大趋势。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间隙中生存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出于脱法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因而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及监督工作显得尤为迫切。本文简述了中国控股公司的立法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构想,希望能够制订出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完善和健全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金融业总体上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不过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了“但书”,即“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使得在银行业基础上组建和发展金融控股公司有了一定的法律空间。金融业界和理论界对于与国际金融业接轨,修改《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中的相关限制,逐步发展金融业综合经营的呼声日益高涨,并且也有一些切实可行的立法与政策建议。此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2003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签署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该《备忘录》第8条规定:“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初步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牵头监管制度。 

二、目前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问题和监管盲区 

1.我国金融法制构架中缺少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规范。目前,我国仍旧秉持传统的立法观念,按照“宜粗不宜细”、“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原则开展立法活动。在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立法问题上,直接导致立法严重滞后,以至于在金融控股公司实践了数年之后,尚无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计划。 

2.我国现行金融法制中监管漏洞使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缺位且制度设计失灵。首先监管制度供给不足。根据对上一问题的分析,我国目前尚无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的专门法律制度。《备忘录》虽然规定了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但仍存在《备忘录》不是法律,对金融控股公司没有强制力;对产业资本控股模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规定不明确等问题。 

三、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之探讨 

1.立法模式 

我认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应当借鉴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一部单独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利用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在《金融控股公司法》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所必需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现代金融法律。 

2.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 

在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手段并不发达,更应当将企业和银行分离,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性质,可参照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相关规定,其本质特征有二:首先,金融控股公司是纯粹控股公司。母公司不从事具体的金融业务,而专事整个集团的战略管理和风险控制,主持和协调各子公司的合作;其次,金融控股公司是以股权控制为纽带组建的金融集团,由于母公司没有具体业务,其全部资金可用于对子公司的控股上,因此其在资本运作方面具有较高效率。 

3.监管机构之选择 

目前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应当由综合性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进行全面监管,而且该综合性监管机构还应具有协调各专业监管机构的职能。但目前对综合性监管机构采取新设一个金融监督委员会,还是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仍有争议。我赞成采取将综合性监管职责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的做法比较可取。因为,“一行三会”是我国当前金融监管机构设置的客观现实,赋予央行综合监管职能适应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形势,也避免了新设金融监管机构所带的未知影响。 

4.经营规范之构建 

总的来说,对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的制定,其中亦至少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经营规则: 

(1)转投资的限制。金融控股公司是以投资、控制及管理金融相关事业为目的的,一般而言,其转投资的对象只能以金融相关事业为限,从而保证金融控股公司以经营相关业务为主,以防止其跨业于实业部门。 

(2)资本充足性要求。资本是金融机构赖以从事一切业务的基础,也是应付意外事件的缓冲器。我国金融行业的资本充足率不高,在资金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成立金融控股公司会把已经很脆弱的银行风险扩散到整个集团,危险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危,因此,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中有必要根据巴塞尔协议制定对金融控股公司资本充足性的基本要求,以适用于银行和控股公司的并表资产状况。 

(3)内部防火墙的制度安排。借鉴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在我国《金融控股公司》中制定相应的内部监管“防火墙”条款,如设置资金、业务和规模的“防火墙”,设立信息安全的“防火墙”,设置市场化管理的防火墙。 

(4)子公司的救援机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与其子公司在财务上应视为一体,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应当成为其子公司的力量源泉,当其子公司财务发生困难时立法应当规定集团公司有救援的责任,以免金融子公司倒闭而造成金融市场的不安。 

 

参考文献: 

[1]黎四奇:《金融企业集团法律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2]西:《尽快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金融,2008年第七期. 

[3]王文宇:《控股公司与金融控股公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第8篇

金融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金融地理学属于地理学庞大体系的一个分支,更准确地说,它是经济地理学科的一个子集。金融地理学家Leyshon和劳拉詹南均认为金融地理学是由经济学衍生而来的。国外很多学者将经济地理学分为旧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并认为金融地理学的学术渊源应该在于新经济地理学。经济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学家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顾朝林等,2002)。经济学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基本包括两个重要主题,即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另外,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模型分析的方法。地理学家却对经济学家认为的“新经济地理学”持批评态度,他们眼中的“新经济地理学”更多地考虑了区域的个性,文化、社会、历史、制度这些要素普遍受到重视。国内的学者一般更加关注作为主流经济学分支的“新经济地理学”,而国外研究金融地理学的学者则格外推崇地理学家的“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可以从Yeung(2003)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定义看出这一点: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特征包括对经济行为的社会根植性(embeddedness)的理解;对社会主体变动性身份的描绘;探讨耗散背景在塑造经济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现状与研究内容

金融地理学的研究是繁杂、琐碎和不系统的,本文只是尝试对其目前的研究工作做一梳理。

一、关于在金融学研究中是否纳入地理要素的争议。

传统的观点是以O′Brien为代表的“地理已死”的观点。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信息交流的速度削弱了空间作用,实际上,情况可能是“可替代的货币仍将继续避免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逃离现存地理条件的限制”(O′Brien,1992)。一些学者从不对称信息的角度提出了相反意见。Porteous(1995)认为,尽管存在当今的电讯革命,借贷双方的物理距离仍是金融交易的重要影响因素。Zhao(2002)则将信息分为标准化信息和非标准化信息。正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质,金融部门需要更接近信息源。更多的学者则从社会和背景等软性要素出发,转向了“缺失的地理学”,认为需要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多元化地理学认真看待。

二、强调地理因素在金融现象实证分析中的作用。

Beaverstock & Doel(2001)分析了东亚金融机构的空间体系结构,指出危机的空间性和由这场危机产生的关于全球金融系统的地理学上的争论。Clark & Wojcik(2003)对德国的资本市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欧洲一体化水平及资本市场有效性低,一些职业投资者仍然可以从搜寻信息、分析信息中获利,因此需要离信息源近一些。对德国的研究表明,不仅国家边界而且区域边界对市场透明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Maurseth(2001)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法介绍了欧洲经济的收敛性,同时凸显了地理因素的作用。较为系统的实证研究是Labasse在1995年写出的关于里昂地区金融地理学的博士论文,劳拉詹南对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三、关于货币地理学的研究。

这方面的文献相对来说是最多的。如Marx, Weber & Simmel对货币支配模式的研究;Douglas, Polanyi & Zelizer对货币社会含义的研究;Dodd对货币网络的研究;Thrift对国际信用货币网络的研究;Leyshon & Thrift对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排斥性的研究等等。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有关货币、货币网络和金融网络的研究有着浓重的哲学味道和人文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关历史和社会人类学的。如Zelizer(1989;1994)对传统社会关于货币的作用与效果提出了批评。Dodd(1994;1995a;1995b;1995c)的理论贡献突出体现在其货币网络的概念上。Thrift(1994;1996)主要致力于金融网络的研究。这三位学者在研究货币地理学的过程中,都坚持货币是比政治经济学所指的复杂得多的多元化现象,在分析过程中,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结构和具体化过程。还有一部分学者致力于研究货币交换与信用和债务的地理学。另外,货币地理学的相当一部分研究集中于政治经济方面。如Leyshon(1998)特别研究了金融的排斥性(Financial exclusion);另有一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的金融经济,在研究经济因素的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城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货币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一般性转向特殊性,由对系统、网络研究的关注转向对主体的关注。如Wills(1996a;1996b)关于财经服务社工会的地理学;Allen & Pryke(1994;1995)关于伦敦金融市场的空间表示;Clark(1997a;1997b)关于信息、知识与金融决策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目前处在关于经济、文化、空间和位置关系争论的最前沿。

四、关于金融流动和金融中心的研究。

Clark(2003)论述了全世界时空范围内金融的流动。Leyshon & Thrift(1997)以及Martin(1998)对货币怎样流动、如何将远距离的地区联系在一起、如何成为资本主义运转之轮的剂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很多学者都是从信息以及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讨论金融的流动。Portes & Rey(2000)主要从信息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股权资本跨界流动的决定因素。金融中心问题同样是金融地理学家研究的热点。Gehrig(1998)利用市场摩擦理论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证明了某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聚集趋势与另外一些金融活动在地理上的分散趋势并存。他同时论述了金融市场的离心力与向心力,探讨了金融中心的未来。将信息腹地(information hinterland)理论应用到金融地理学领域中,并探讨中国金融中心的演化,这方面的工作由Zhao、Smith & Sit合作完成。

第9篇

[论文摘 要] WTO金融协议大大削减发展中国家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措施。与WTO谈判前相比,谈判后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显著加快了进入和发展速度。金融协议促进了外资银行的扩张。

一、WTO金融服务协议

WTO金融服务谈判正式开始于乌拉圭回合,于1997年底,达成第一个《全球金融协议》。协议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各国做出的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承诺。这些承诺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承诺所覆盖的子行业。以商业银行资产负债业务为例,协议对其细分为8个子行业。总体来看,欧洲及中亚地区、中东及北非地区发展中成员的平均产业覆盖率最高,在90%~100%。亚太地区和拉美地区次之,约为70%~80%。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产业覆盖率更低,约为50%~60%,加勒比海岛国最低,平均只有25%。

另一个维度是承诺所保留的限制政策。WTO允许成员在承诺中保留对银行准入和国民待遇的限制措施。69%的发展中成员保留了各种不同的限制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限制外资银行设立,约一半的成员保留了此类限制。主要措施包括:禁止设立、审批、规定设立资格、数量限制等。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审批措施,约占35%。

2.限制业务范围,约45%的国家保留这一限制。对贷款业务的限制略多于存款业务。

3.限制外资持股比例,约30%的国家保留这一限制。对外资入股已有银行的限制多于新设银行的限制。

4.限制外资银行的资产、设施规模,包括明确规定数值上限、比例等。

5.限制外资银行的雇员国籍、数量等。

6.限制外资银行享受补贴和税收等方面的国民待遇,只有29%的成员使用了这一限制。

二、谈判对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全球金融服务协议》虽然保留了一些限制政策,但保留限制措施的成员国比例不高,谈判后各国对外资银行进入的限制有所放松。根据世界银行对各国银行监管政策所做的调查,本文计算出发展中国家在五年间拒绝外资银行进入申请的比率。发现谈判前后各国平均拒绝率由20%下降为10%。谈判前平均每个国家每年有1个外资银行进入,谈判后是2个。从外资银行数量来看,半数以上的国家存在10个以下的外资行;近25%的国家存在11个~20个外资行;存在21个~30个外资行的国家占9%;而存在30个以上外资行的国家占13%。

谈判后外资银行在资产规模上也得到进一步扩展。根据世行调查,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资产占银行同业的份额平均由1999年的30%上升到2005年的47%。而且外资行资产份额超过50%的国家由1999年的8个增加到19个,增长了2.4倍。

三、中国的外资银行进入与发展

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时,共有164家外资金融机构。但到2006年9月, 跃升至232家营业机构,总资产超过6000亿。2006年底,入世过渡期结束,监管政策明确了外资分行与子行的经营范围差异,一批外资银行分行开始专制为具有法人地位的子行。到2007年年中,中国共有外国银行分行145家,外商独资银行15家(下设分行68家),外商合资银行4家(下设分行5家)。截至2008年9月30日外资银行的总资产比入世前增长了近2.5倍。

入世后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不仅仅表现为数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市场领域的扩展。以往受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的限制,外资银行主要定位于“外汇银行”、“富人银行”。而2007年,外资银行开始在人民币业务领域展开攻势。以上海为例,2007年末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62%,当年新增量是2006年的2倍。除了与中资银行短兵相接,外资银行也在基本尚属空白的细分市场大做文章。在中资银行涉足较少的中小企业领域,外资银行发挥管理经验和技术优势,推出针对性产品。比如荷兰银行、东亚银行的中小企业理财产品,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的中小企业贸易融资产品。在金融服务更为薄弱的农村地区,外资银行利用国家政策支持优势,开始在局部地区设立营业机构。如汇丰银行在湖北、重庆、福建设立的村镇银行,渣打银行在新疆推出的小额农贷试点项目等。在地理空间上,外资银行开始从东部的经济中心城市向二线城市和中西部地区扩展。在东部的二线城市中,苏州、杭州、宁波、东莞等地颇受青睐;而成都、重庆、武汉、沈阳则成为进军中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桥头堡。

除了开发空白市场、拓展地理空间,外资银行还通过入股中资银行,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并获得业务本地化经验和政府关系资源。截至2007年末,已有35家外资金融机构入股23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达到200多亿美元。在入股对象上,除了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外,经济发达城市的本地商业银行也成为外资银行追求的对象。外资银行还利用在境外从事保险、证券等混业经营的经验和技术,在华投资或参股设立保险、证券、期货、租赁等金融机构。

目前,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中国正成为外资银行的避风港。雷曼兄弟破产后,汇丰、花旗、恒生、德意志银行等外资银行不仅没有放缓在华的扩张脚步,反而都加快了在中国的营业网点布局速度。比如,华侨银行、瑞穗银行等在珠三角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渣打银行在南昌设立分行;恒生银行,在天津设立第二家分行。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在华外资银行受此次金融风暴影响较小,总体继续保持稳健运行。2008年1月~9月在华外资银行共实现利润101.2亿元,同比增长112.7%。

WTO金融协议帮助外资银行成功降低了中国的政策门槛。这不仅使越来越多的外资银行跨越国境进入中国的大中型城市,而且使其业务范围更加广泛,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参与程度更加深入。中国为外资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稳定的需求,外资银行也为中国提供了丰富的金融产品和融资资源,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