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政治论文

时间：2023-03-08 14:53:52

导语：在生态政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生态政治论文

第1篇

1.解决生态问题的必然要求

在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其中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我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即生态危机。全世界气候灾害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大气成分发生不利于人的变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浓度降低、地球两极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出现，都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布兰特伦夫人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多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界无情报复使人类遭受惨痛损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人类才能生存，才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其次，优美的生态环境往往更能够使人心情愉悦，身体的各个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激发了人无穷的创造性，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环境必然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1.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其行为习惯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就必须先改变其错误思想。首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对象对生态问题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向人们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和唤醒了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证功能，使人们逐步认识环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同认识。当这种共同认识长期影响人的思想，就会固化为人的行为习惯。

2.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范围。发展中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导向功能，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观念变革。转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带来的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以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整体利益的观念。动员全社会成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者。

3.引领合理消费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费。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反过来能够刺激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即“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过度的消费，导致打破生态系统原有平衡，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物、矿产等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都是可耻的行为，它必然给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为人类自身争取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人们才会自觉珍惜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引领其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途径

1.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灌输。一方面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人们生态文明素质和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自觉自愿地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使讲究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习惯和时尚。其次，加强法制教育。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制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护法，而且还要有依法监督举报违法行为，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分子，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况。

2.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应创造一个既包含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又包含社会、政治、舆论等宏观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环境。第一，充分发挥已经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榜样作用。发挥榜样的感染力，使与榜样处在同一微观环境的其他人自觉的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区等。实现从自身做起，通过感染你身边的人已达到大家一起的目的，从而建立起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文明微观环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各类演出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环境，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励群众积极投生于保护生态的行动中，在全社会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3.依托多种载体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活动

第2篇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关系；社会环境

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又特别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分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职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两大方面。本文所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重视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加吸引力与凝聚力，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我们需要按照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那样，“科学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矛盾、新课题，坚持统筹协调的基本方法，进一步改善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

可以认为，统筹协调方法的基本内核是系统观点，也可说成生态论观点。不难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和获取教育有效性存在着一个生态环境或生态关系的问题。这种生态环境与生态关系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指一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及其效果产生各种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之间关系及结构的总和。这种生态关系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的生态系统:从相对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内部又存在着复杂的生态关系。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的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这里不是指自然生态含义的环境，而是指由社会运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所构成的构造环境)，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政治修明状况以及文化传播、社会文化生产的健康与否，都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

研究与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教育系统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又协调契合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厘清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各种变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与说服力。从学理性看，这种研究将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领域，将原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静态单项研究转向动态系统研究。

在这种研究中，分门别类地分析三大生态系统的内在因子联系，是人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首先是社会大生态环境研究，它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即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社会心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意识(理论形态)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运行状况等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政治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体制运作状况、政治组织的运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状况等构成的环境。社会心理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社会成员面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的自理反应，如需求、愿望、认知、情感、信念、社会态度等，社会心理气氛(其中主要指社会情绪)，社会风气和习惯，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等构成的环境。而社会意识生态环境主要是由主流文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亚文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力的关系、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公共政策制定及推行两者的关联等所构成的环境。认真研究以上四大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同时又要注意分别研究这些生态环境的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重点研究社会心理生态环境与社会意识(理论形态)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小生态环境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其次是教育系统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生态环境，即中国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与社会人才需要关联度所构成的环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其他教育的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国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包括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趋势等，它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与社会人才需要关联度所构成的环境主要包括普教德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普教德育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铺垫影响、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效的评价与反馈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其他教育的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高校智育、体育、美育、师资队伍建设、大学文化建设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影响等。

再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构成的“微”生态环境，这一系统实际上又包含着教职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子系统，它们紧密关联相互制约，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校风建设就是学风与教风、治学风气的有机统一。两个子系统内部又包含着更具体的生态关系，如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岗位评聘、奖惩体系、师德建设等之间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子系统中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方式方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与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相互协调的关系。

二

在生态环境或生态链中，起码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一是纵向的前后承续生态关系，二是横向的周围牵制生态关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因素的破损或断裂，都会引起整个生态环链的危机。其中每种基本关系又分别存在着协调与紊乱、整体效应与局部功能显现、互补效应与对冲现象等。当然，各因素之间的协调整合关系，在表象上并不都表现为相互支持关系，而可能表现为局部上的相克与冲突，但这种相克与冲突却有利于整体上的协调、平衡和相生，犹如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生存竞争的事例一样。

其实，以上的分析都是从社会活动内容的视角展开的，将生态环境因子分成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教育等。我们还可以从个体或群体所经历的全部社会活动场所的不同，将生态环境因子区分成家庭、社区、学校、职业活动领域(工作单位)、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等。可以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内容与活动场所两者是紧密相连、高度统一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将两者分离，仅仅是为了便干清楚明白叙述问题的需要，我们才将两者分别阐述。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活动内容必然要展现在一定的社会活动场所中，而一定的社会活动场所又是体现、聚合、交融各种社会活动内容的必须条件。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社会活动场所是否与社会活动内容相关的程度问题，更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场所体现、聚合、匹配和交融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内容的状况有什么区别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但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大概描绘一下不同社会活动场所在匹配社会活动内容方面的基本特征，如学校这种社会活动场所表现社会活动内容比较全面，能充分兼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的综合性，但相对而言，它的经济色彩不突出，即人们对经济因素的细微变化不大敏感。人们的职业活动领域(工作单位)尽管也类似学校那样对社会活动内容有较大的综合性聚合，但相对而言，它的经济色彩比较浓郁，也就是说，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心理的影响比较明显和直接。而在政治因素聚合方面，不同的工作单位存在着较大的个别差异，如民营经济方面的小企业，它所体现的国家政治层面的内容微乎其微，在这种工作环境中活动的组织成员也不可能发展出较强的政治认知能力，因而比较关注经济层面的东西，而作为政府机关这种工作场所而言，其对政治因素的体现则成为首要因素。至于家庭这种活动场所，其社会功能在不断流变，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传统社会中，大量存在着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中，家庭同时发挥着以下三种主要教育功能，即传递生活技能的教育，使后代能自然进入职业活动领域或自主进行家庭生活，以处理家族与家庭成员关系为主轴的道德教育.以效忠统治者和遵从专制等级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教育。三种家庭教育功能中大量家庭以前两种功能为主。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核心家庭的教育功能中智能化倾向日趋突出，道德教育功能开始式微，政治教育的内容则基本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对个体政治社会化功能出现明显衰退。至于社区的影响问题，目前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但人们不得不意识到:由于现代化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包括家庭住房空间的扩大与隔离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邻里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征，也给社区的社会资本增生带来一定困难，社区想要像学校和工作单位那样全面整合与匹配全部社会活动内容是一桩比较困难的事。也就是说，社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人们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在经济、道德、社会心态方面的影响则比较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及人们最大量感受的社会刺激因素的特点所决定的。

这些社会活动场所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进入生态分析的视野，即可以根据人的有机体发展的不同时段与相应活动场所的关联程度，展开关于这种活动场所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分析，并从中探索这些不同场所发生影响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认为，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他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大致经历着家庭、邻里、学校、职业岗位、国内活动场所、国外活动等，这些不同的活动场所对人们发生着有意识影响或自发影响等各种作用，其中包含着相互一致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对冲的状况。

三

以上三种生态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其中有一些共性因子在发生着综合作用，如利益的聚合与分化作用，群体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变化预期和现实的差距，市场化、国际化特别是信息化、多样化特征等。在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课题。

1.社会转型的深刻效应和社会转型的全部特征，都可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程度不同的显现，并对此发生者各种各样并且是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尽管从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但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些挑战。不难看到，随着社会分层的明显进展，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势必使得大学生群体也出现不可避免的分层，这种分层由于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而不会显示十分具体的分离状况，但它们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一些因素在一定的教育制度的作用下可能会发生放大效应，诸如教育收费制度、大学生就业状况等生态因子的双重影响等。例如，大学收费制度一方面体现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在客观上形成形式公平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公平尺度同时又显露出因求学者家庭的经济差异而造成的相对经济压力的不同，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公平状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我们不得不重视如下的困境:一方面，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阶段，表征着中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特罗的观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是一个目标理论，它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对历史和现实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总结。至于具体数值的划分标准，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仅仅是作者对教育形势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在t上的扩张，它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从而提出一种警示，即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存在的潜在危机。[2]可以认为，这种危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如今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居高不下，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总体看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不扩大教育规模，则无法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迫使大量的适龄青年选择到国外就读，从而导致大量的教育资金向国外流失。而如果不断扩大教育规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会显得更加严峻，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难选择。在这种境况下，学生与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也开始出现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即增大着学生的选择性。

就政治认同方面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曾经认为民众对政治共同体、典则与当局的支持可以体现在隐性(态度上)支持与显性(行为上)支持两方面。[3]其实，两种支持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变式。它们可能存在一条由政治支持分化到政治支持统一的连续谱，即态度上不认同、行为上不体现(不支持)—态度上认同，但没有相应的行为(虚假支持)—没有明确认同态度，但出现随大流的行为从众(非理性支持)—态度上认同，并且有相应的积极行为跟进(实质支持)，等等。大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的增大，无疑会增加这种连续谱系上的多样性。

2.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定位与政治学习两者之间的关联。接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预期与自我发展预期，即人生发展定位，这种发展定位与大学生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如高期望与高努力、中期望与中努力、低期望与不努力等。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目前在校大学生有2000多万，他们之中不乏未来的精英人才，但这一社会群体人员未必都有相同的人生发展定位，于是不同的人生发展定位影响着他们对政治学习的选择。从社会要求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看，无疑希望将社会要求，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但客观上总是存在着大学生人生发展定位的个别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大学生对政治学习的动机充其量保持在“保底”的水平。这种状况规定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以致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依靠较高的投入来维持较低的产出。有相当多的大学生能够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上对自己提出不断的、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这类学生的有效性比较明显，教育投入产出比也比较合适。这就产生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学分类和分层教育的问题，尽管这里可能涉及教育公正性的问题，但这种公正性与人们的选择性紧密相连，就像权利可以合理享用也可以自动放弃一样，于是这种公正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公正性。

3.在利益多样化的社会情境中，知何正确理解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界限与区别，对任何社会人都是一种考验。对于具有一定理想主义情怀的大学生来说，这一难度更大。可以认为，一方面，多年接受许多“应然”理论教育的大学生，大多具备了一定的正义感、是非感。另一方面，社会现存又使得大学生能够轻易发现许多社会“实然”与理论“应然”之间的明显差距，而这种“实然”又常常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成为“政治正确”的一种表现。这种状况常常构成大学生的正义感、是非感与“政治正确”两者的内心冲突。一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常常打着“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充任着“政治正确”的角色，从而使学生增加着社会正义与“政治正确”两者之间的区分难度。2007年发生的厦门px项目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最先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成员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给人们的心理投下了灰暗的阴影。在这样的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也是大学生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情感隔膜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确立正义感、是非感与对待“政治正确”两者的区分难度逐渐加大，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

4.教育选择的两难困境。在教育发展中，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批评是教育内容老化，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和脱离社会现实。客观地看，这种指责是值得分析的，一方面，高等教育中确实存在教育内容脱离社会发展需要、教育方式方法老化陈旧等问题，需要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克服改进.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教育是保持社会良好传统的一种重要路径，教育必须有传承历史经典内容的功能，这种经典内容不能轻易被社会时尚甚至时髦所冲决。现今的社会正陷于单一功利化取向的情绪之中，使得人们简单以眼前或局部的“有用”或“没用”来判断教育的价值，甚至指望用职场训练所的技术标准来考t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从这种立场与情绪出发对高等教育枉加指责是缺乏道理的。不难看到，这种指责同样存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它所指的教育现象主要是指正面教育一与学生社会适应性两者的矛盾关系。可以看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正面的理性教育是一惯立场，这种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确立正义感、是非感和道德感，也是高等教育接续社会良知、型塑社会精神脊梁的重要表现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目前这种正面教育正面临着挑战。由于人们(包括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这种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必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以包括自觉与自发相交杂的无数方式影响着人们。在大学校园中，教育组织人员尽可能精良地遴选教育内容、组织教育情景、阻抗不良干扰，以使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接受比较规范和纯净的文化熏陶。然而，大学校园的开放性使得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特征得到放大，各种以社会事实为表征的负面信息也不可避免地在高校中汇集，这种所接受的理论教育与所感知到的社会信息两者之间的反差，使得一部分学生在校园中就感受到思想困惑，也会有一部分学生在学校中能坚守学校倡导的理论立场，到毕业后踏上社会，一下子真切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全面性之后，就可能对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产生怀疑，产生“高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经验性判断，这种由无数个人经验出发而形成的判断一旦得到社会聚合，就会形成一种公众舆论，使得后来者对高校的理性教育产生心理怀疑甚至鄙视。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坚持理想性、科学性要求与社会世俗取向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堆确把握理论和实际两者之间的距离感，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难点。

5.多样化与单一性的矛盾。不容置疑，目前多样性特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可忽视，这种多样性要求与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等全部社会活动之中。这种多样性增加了大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与自由，使得原本那种以计划控制为主的活动要求被人们看得仿佛不合时宜而对其漫不经心。

第3篇

关键词：翻译创造性叛逆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要：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