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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后,历史课程体系变化很大,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地方高师院校只有结合中学历史课程改革实际,明确培养目标,加强世界史课程建设,强化师范特色课程,才能构建与基础教育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自2003年教育部颁布《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以来,新一轮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在全国陆续展开。此次高中历史课程改革“根据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任务以及课程目标和基本要求,遵循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原则,构建了适合高中学生学习的历史课程体系”。以培养中学历史教师为主的地方高师院校应针对这一变化进行改革,构建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适应的历史课程体系。
一、新课改后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
(一)模块加专题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结构特点
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不再过于强调学科本位,而采用“模块”加“专题”的课程结构,建立起注重基础与综合、满足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并适应时代和社会需要的新的历史课程体系。三个必修模块,分别反映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科学技术等领域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六个选修模块包括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等内容,既相互独立又有内在联系。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教育目标及相应的学习内容。每一“模块”由6~9个围绕一定主题、具有相近教育目标和价值的学习专题组成,在内容上体现了历史的时序性、整体性和多样性等历史学科的特点。
(二)综合性和时代性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内容特征
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再像过去强制地把某一历史阶段的内容划为必修或选修,而是根据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根据历史学科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确定新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不仅继续重视政治史内容,而且加强了思想文化史、文明史、社会生活史、科技史和教育史的内容,特别是增加了多学科相互交叉渗透的内容,如“人类起源之谜”这一内容,既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又离不开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包含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
同时,高中历史新课程增加了不少与时代和社会进步相联系的内容。如在必修课程中增加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与社会进步和学生经验相联系的课程内容。而六个选修模块课程的设置,旨在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三)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是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的突出变化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地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密切,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成为时代的需要。新的高中历史课程体系在这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世界史内容大幅增加。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体系改变了原来高中历史课程没有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缺陷,增加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梭伦改革”、“中世纪天主教的地位”、“玛雅文明的消失”等内容。在世界近现代史方面,增加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内容。在高中历史必修模块总共25个专题中,世界史有11个专题,占44%;选修模块总共41个专题中,世界史有28个专题,占68.3%;在必修和选修总共66个专题中,世界史有39个专题,占总专题数的59%。在高中增加世界史内容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区、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进一步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
二、现行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与中学历史课程体系不相适应
目前,我国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主要是按照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文件构建的,该文件规定师范历史专业的主要课程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中国社会生活史、版本目录学、训诂学、史源学、史学论文写作、历史教学论、自然科学基础等”。这种课程设置强调历史学科本位,一些如史源学、训诂学等极具专业性的课程,在地方高师院校只是培养方案里的摆设而已。近年来,因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对培养方案进行了一定调整,但其课程体系仍与中学历史课程的发展不相适应。在先行实施高中历史新课改的江苏省,有专家在对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历史教育专业师生以及新近参加工作的在职中学历史教师进行调查后发现,“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和师范生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基本上不太了解、不甚关心;中学历史新课程知识在高校的教学中仅仅涉及少数内容;大多数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高校的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不能适应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需求”。江苏这样教育发达的地区尚且如此,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情况就可想而知。由于观念、体制、师资等方面的因素,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并未随着中学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其所培养的学生自然无法迅速适应中学历史新课程改革。
(二)中国史和世界史课程结构比例不合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大学历史学专业本国史和外国史的比例应均衡发展,且外国史的比例应适当增加。据北京大学高岱教授的调研统计,美国哈佛、耶鲁等大学的历史学系,从事外国史的教学人员占2/3左右,而且在这些大学中,外国史还是所有非史学专业大学生必修的通选课;韩国、日本主要大学的历史系,从事外国史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也占到2/3;俄罗斯主要大学历史系约有50%的教师从事世界史教学研究。[6]而我国世界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1/3。尤其在地方高师院校,在一个30~40人左右的历史系,只设一个世界史教研室,只有3~5人从事世界史教学,基本上只能完成几门世界通史课的教学任务,无法开设必要的选修课程。可以说,多数地方高师院校的世界史课程体系是不完整的。从前述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师范历史专业主要课程也可以看出世界史在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中的比重和地位。这既不能适应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也不能适应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需要,必须及时作出调整。
(三)历史专业教育课程不足
在我国,一般师范院校都较为重视普通教育理论和技能,而忽视专业教育理论学习与技能训练。同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高师类院校教育类课程学时少,比例低,教育实践时间短。[7]目前,在高师历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教育类的课程主要由“老三样”(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组成,且主要是公共教育理论课程,针对中学历史教育教学的专业教育理论课程严重不足。
三、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新课程体系构建
(一)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培养目标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师范院校“应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与内容,调整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改革教学方法。”[8]结合高中历史课程体系的变化和目前地方高师院校历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需要构建新型的历史课程体系。首先要明确地方高师院校历史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这是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内容改革的指挥棒。近年来,不少地方高师院校在调整历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时,一味地向综合性大学靠拢,过分强调培养复合型、研究型人才,忽视了师范性特点,脱离了地方师范院校实际。而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早在本世纪初就对人才培养的目标等问题进行研究,确定了“有一定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有深厚的历史科学知识和较为完善的知识结构的中学历史工作者”[9]的培养目标。一所部属重点师范大学的历史学专业都把其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培养合格的“中学历史工作者”,作为地方性高师院校的历史教育专业更应把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服务基础教育,为中学培养具有深厚基础的综合素质高的合格的历史教师,其课程体系建设应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其课程设置要结合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服务并引领地方历史新课程改革。
[关键词]城市化 都市化 文化研究 都市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进程正对当今世界产生至为重要、深刻与全面的影响。从学理上讲，社会学一直将城市化定义为一种城市居民增长的人口现象。另一方面，尽管城市化包括城镇化、城市化与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种形式，但依托于规模巨大的人口与空间、富可敌国的经济生产总量、发达的交通与信息服务系统而出现的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无疑代表着当代城市化进程的最高环节，对人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当代城市化进程称之为“都市化进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国际化大都市或世界级都市群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枢纽与中心一样，依托于其上而出现的不同于农村、城镇、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对当代人类社会的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首先，大都市不仅是经济、金融、商业、信息技术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等方面同样具有霸权地位，并主导着当今世界文化市场的消长与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产生的新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从其一出现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话语，并迅速地淹没了不同国家、地区固有的也许已延续了上千年的地方经验与价值传统。正如斯宾格勒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1] （P353） 一样，对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当代精神生产与文化消费而言，完全可以将之引申为“当代世界文化，即是国际化大都市的文化”。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最高环节，在它内部已摄含了前此各低级阶段如乡村、城镇、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与精华，因此当代国际化大都市为我们在更高的历史阶段、更全面的整体视角及更深刻的本质层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现实对象。在当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历史上的城市文化或当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对象放在作为中心及最高环节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义与直接的现实意义上把握住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与规律。这是在当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城市化水平低，农业文明传统沉重，以及它们作为物质基础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观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约与局限，使中国当下的都市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贫乏，远不能满足中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论影响而开辟出的新方向。尽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为一个重要对象进入到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们一般也停留在文化产业等实用与商业层面，对其深层的文化价值重视不够。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与前者相反，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视、广告、网络、流行文化与时尚等都市的审美外观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它们往往割裂都市审美文化外观与产生它的经济社会基础的内在联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
因为国际化大都市不过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现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时间还要更短，因而出现上述问题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为一门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学科，其道路也必是相当漫长与曲折的。在当下，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树立起对都市化进程的理性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当代的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主体角度讲，都市的出现使人类在整体上被“都市化”了。尽管一个当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对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与否定，但无论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他们都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因而，那些激烈反对都市文明的学术与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产物。如加拿大学者简・雅各布斯说：“企图从那些节奏缓慢的乡村中，或者是那些单纯的、自然状态尚未消失的地方寻找解救城市的良药或许会让人油然升起一种浪漫情怀，但那只是浪费时间。”[2] （P502） 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环境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在都市里固然存在着许多令人苦恼的问题，如社会学家讲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危机等，但另一方面，这并不能构成反对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与借口，因为它们不仅是当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也给个体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生产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场的初步形成，国际化大都市文化对人类及其个体的影响更是变得无处不在，要想脱离这个现实背景去谋求更高层次的生存与发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全面发展的个人”是人类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其内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生产职能的痛苦的承担者”。[3] （P500） 这当然也是当代人在都市化进程中的最高发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特别指出的：“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4] （P21） 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级的原始和谐状态或不发达的社会关系基础上达成的。把这两方面的要求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当代人“全面发展”的理论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影响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转移到国际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着人类文明的更高阶段与历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减少人自身在城市化进程的异化，如何在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背景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成为当代中国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价值理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理性的方法、观念、理论与解释框架，以便整理他们在都市化进程中混乱的内在生命体验与杂乱的外在都市社会经验，帮助他们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体与迅速发展的都市现实世界之间建立起真实的关系与联系，实现他们生命的本质力量并在真实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二、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当下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各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于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其问题主要是失之于“实”，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层面或文化的精神价值内涵，这是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必然表现。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其问题则在于失之于“虚”，它们掩盖了都市文化繁华表象背后的本质或深层结构，充其量只能生产出各种时尚化了的知识与趣味。由此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 尽管两种话语都可以揭示出当代都市文化的某些侧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两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门具有相对严密的学科形态及较为纯粹的学理价值的都市文化理论；（二） 这也带来积极的启示，即，要想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论与思想任务，必须在努力吸收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和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等学术资源的同时，又能够通过理论创新在这两大话语谱系之间建构出一种对话、交流的知识生产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在知识结构与学科框架上为当代都市文化学科的诞生准备好充足的条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一座桥梁，以打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在分类框架与学术传统上固有的各种障碍。
从中国当代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实际状况特别是就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体语境看，我们认为，只有文艺学、美学最适合做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桥梁，这可以从原理框架与经验研究两方面加以阐释与论证。
从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国文艺学从一开始就不是只关涉原理与知识生产的纯学术，它的一个具有理论基础性质的命题即“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尽管初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从逻辑上严格考究，则直接混淆了“文学”与“人学”在本体存在、知识谱系与学科形态上的重要差异，以是之故，在文艺学近百年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中，与“文学”关系最密切的形式、审美、文学语言、文本结构等纯粹学术问题是相当边缘化的，相反却是作为“人学”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直接表现的阶级性、社会性、意识形态、生产与消费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话语。对此中是非尽管难以一概而论，但这种学科形态与学术传统，给中国文艺学赋予了相当浓厚的社会科学属性与功能，则是无须做更多论述的。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在文艺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之间并没有过于森严的学科壁垒。在当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学”之“文”已发展为“都市文学”或“都市文化”，而“人学”之“人”也摇身一变为与农夫、小家碧玉等传统生命主体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从中推出“都市文化学是研究都市人的学问”，也是不存在学理障碍的。其次，从美学学科的原型结构看，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审美（判断力）一直是知识（纯粹理性）与伦理（实践理性）之间的桥梁。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序言中，也把这个“判断力原理”称为“谜样的东西”。对此正如劳承万的阐释：“构成谜的是矛盾的双方。一方面，判断力是一个‘先验原理’，它能够‘运用于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同时开示着对实践理性有利的展望’，这似是逻辑理性之类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对主体产生‘愉快及不快情绪’，尽管不是直接的关系。康德补充说，‘从这些概念（即认识中的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个对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绪的直接结论来’。……这就构成了审美判断的特殊性质。”[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说纯粹理性是一切社会科学最必要的主体条件，实践理性是一切人文学科最深刻的价值基础，就不难推出，以判断力为学术对象与起点的美学研究――它一方面与认识论的概念、逻辑等有联系，另一方面又与伦理学的欲求、价值等相牵连――正是关注主体价值建构的人文学科与注重经验事实阐释的社会科学之间最具合法性的中介与桥梁。从学理上讲，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正可以使文艺学固有的“社会―人生”意向与美学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开拓出新的知识境界与前沿学科形态。进一步说，以文艺学、美学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学理架构中实现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建设，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价值与后者的科学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互动，既有助于社会科学摆脱其僵硬的实证本性而变得灵动，也可为人文学科飘邈的审美天性提供真实可靠的地基。在这个新的学术空间中，实现科学性、人文性、审美性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催生出一门以当代国际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为研究对象的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人文社会科学来，其现实意义也是自不待言的。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看，中国文艺学、美学与都市文化研究的学科亲缘性，不仅不偶然，相反还是以相当深厚与为数众多的经验研究为根基的。从学科背景上讲，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在中国，尽管在学科分类上都市文化研究最应纳入的是社会学之下的文化社会学或其他学科下的艺术设计、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国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特殊性，从一开始它就与中国文学、特别是其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等结下不解之缘。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文学学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都市文化研究与中国文学的学科渊源，可追溯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种意义上讲，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运动，是中国文学从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对寻根文学的阐释与评论直接导致了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的话语转型。由于文化批评更关注文学文本背后与外部的东西，如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人种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性本能等，因而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批评的理论思维空间。而对当时以时代背景、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为三项指标的文学批评模式的反感，同时又不满于简单运用西方文艺观念与审美尺度解释中国文学现象，也是造成文艺批评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观念与话语引导下，文艺学、美学研究者不再满足于做基本理论与纯粹学术研究，而是将有关理论成果直接运用于迅速发展变化着的现实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视网络、非文学的大众文化、非艺术的审美文化、非学理的文化消费与文化娱乐、非书斋的日常生活与超级市场，以及与经济学等密切相关的文化产业、旅游文化等，就或隐或显、或多或少地成为文艺学、美学的研究对象。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艺学、美学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学术重镇，既掀起了巨大的学术波澜，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举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宁、徐贲等人的后现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胜、肖鹰等人的大众文化研究，陶东风、姚文放、王纪仁等人的当代文化研究，吴中杰、陈炎、周宪、李西建等人的审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鸿、戴锦华等人的影视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产业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边缘学术方向的建设，如童庆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诗学研究，胡经之的文化美学研究，刘士林的中国诗性文化及江南美学与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等。从文艺学、美学学科发展出来的文化研究，在扩展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对象与空间的同时，也使自身的传统研究方式与评判尺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此中是非尽管至今仍有争论，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它直接呼应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与思潮上的具体反映，因而在生命力与影响力两方面都是不容忽视的。（三） 它还具体体现为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大本营，古典文学研究向以老成持重、传承有序乃至相对保守为特色。但受“文化学转向”影响，特别是由于引进了西方文化人类学、现代民俗学等新思维与新方法，在这个原本平静的领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以叶舒宪、肖兵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的总名目下，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阐释与评估。尽管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在打破古典文学相对封闭的学术框架、丰富人们的学术观念与研究的技术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其实，受“文化学转向”学术思潮的影响，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级学科，如当代文学界对都市文学题材的研究，现代文学界对海派、京派文学的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界对上海与巴黎或其他国际化大都市文学（文化）的比较研究等，尽管道术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归于都市。对都市文化研究而言这些也都应予以充分关注与思考。
三、当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学术渊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也进入到全面发展的新时期。首先，中国现代化的核心更明确地定位在城市化与城市发展上。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不仅像北京、上海、广州等近现代大都市日新月异，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生长出来。随着城市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镇化与城市化开始淡出，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设世界级大都市群，开始成为中国现代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这为都市研究的深入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其次，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文化模式逐渐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环境的巨变，使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变化。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新经验、新思想及新问题，也在寻找一种可以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与中国当下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相比，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创新显然滞后了许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学科上的空白，才为在文化研究中获得一定研究经验与方法工具的中国文学介入这个新的学科领域提供了契机，其在逻辑上仅是把研究对象从“文化”进一步确定为“都市文化”而已。
从文学学科背景出发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发生的学术转型，现在从任何角度做评价都为时过早，因而，这里仅就其发生过程中的特点与学术渊源略作说明。
当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地缘性。当代都市文化（文学）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集中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如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这些城市本身及所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且与国际大都市的交流与联系十分密切，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者，出于对当代以大都市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的亲身体验与学术敏感，率先开拓了以国际化大都市为学术背景的中国文学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学与文化研究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空间与有机构成部分。
二是延续着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学脉，在文学批评、文艺学、美学及古典文学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都市文化研究话语。早在文学的文化研究中，中国文学的研究对象就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主题即由传统的乡村让位于当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本就是当代都市空间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们未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随着当代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别是上海等182座国内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继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以后，作为文化研究更高形态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进入到中国文学的学术框架中。在文学批评方向上，如蒋述卓、李凤亮等从1996年开始，先后承担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广东省“九五”社科规划项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国家教委专项任务项目）等科研项目，出版和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5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定位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国家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上，高小康发表与出版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文章，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出版与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学批评的终结》（《文论报》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东方》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转载）、《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释语境问题》（《音乐艺术》2003年第2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从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角度，推动了文化研究在对象上的具体化与在学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独特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
三是以文学为学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前沿学科与交叉学科性质。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学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为它所面对的各种都市文化经验与问题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许多新问题都是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没有遇到的；有些问题尽管在表面上看与过去的一些历史现象相似，但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结构的巨大变革，这些问题在性质、程度和范围等方面早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异，这也是在学科建设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学’的根本原因之所在。”[6] 将都市文化研究界定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是对中国都市文化研究在学科归属上的首次界定，对于其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学研究为学术背景，广泛借鉴与吸收相关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发表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一方面，它不同于对江南文化传统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阐释历史经验中的现代性价值，目的是“从城市化进程这个在当代具有全球意义的时代背景出发，通过发掘与探索中国都市文化传统及其精神遗产的现代性价值，从而为21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不同于当下一般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那种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体的研究对象上选择了江南都市文化――这个“以中国民族为生产主体、在本土历史文化背景中创造出来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还原与建构出一种真正属于中国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态与深层结构原理”。[7] 这不仅表现出都市文化研究鲜明的学科交叉性质，同时也在努力探索中国都市文化走向学科独立的经验基础与理论方法。
总之，与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隶属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正在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化学转向”及其成果构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而晚近十年开始的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中国文学研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转型，其现实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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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医学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作者简介］雷迅（1956-），男，湖南长沙人，桂林医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高等医学教育、耳鼻喉科学；蓝秀华（1970-），女，广西灵山人，桂林医学院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医学教育。（广西桂林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资助项目“基于北部湾经济区建设背景下的地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0JGZ025）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0-0096-02
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要改革人才培养体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这标志着国家重点推动的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所有地方高校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如总理指出的一样，“我国教育还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要求”①。总理指出的“不适应”实质上是人才培养不适应，特别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不适应。当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基础理论和研究能力不如研究型大学，动手能力、操作技能又不如高职高专院校。这也是近些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主要原因。
人才培养，对教学型院校来说，实质上就是正确处理好专业教育与基础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教与学、个性发展与统一要求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要深入到教育教学过程中，研究人才培养模式与教学的关系。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组织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究“教什么”“如何教”和“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
当前学界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什么是“人才培养模式”？1998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质量人才的意见》中对“人才培养模式”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黄国勋在《地方综合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整体改革研究》一书中从操作层面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界定：“人才培养模式从操作层面来说，是指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包括人才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和基本培养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人才的特征，集中体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②龚怡祖在其专著《论人才培养模式》中将“人才培养模式”界定为：“在一定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为实现培养目标（含培养规格）而采取的培养过程的某种标准构造式样和运行方式，它们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风格或特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示范性。”③笔者认为，人才培养模式实质上就是高校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办学定位和办学传统，在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指导下，通过设置课程体系、选择知识传授的内容和传授方法、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为学生构建知识、能力和素质的一种培养体系。
地方教学型高校，立足的是地方，培养的是满足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各种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与传统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有所不同，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专业素养、专业技能和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教育。在拥有一定理论知识的基础上，注重的是专业技能的掌握，对学生分析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训练，使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因此，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过程中，重视能力的培养、专业技能的掌握就是其应有之义，具体落实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组织以及培养目标如何实现上。
二、地方医学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多数高校的人才培养还沿用五六十年代的模式，并没有太大的改观。课程设置守旧，教学内容没及时更新、教学方法停滞不前；教师上课满堂灌，“教书不授人以渔、育人不育心”，管理考评呆板，缺乏创新；有好些高校甚至连自己属于哪一类型的高校都没搞清，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相脱节，高校缺乏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
当前，许多企业对大学毕业生都存在一种看法，他们认为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不足，动手能力差，对工作的适应期较长。④而毕业生对高校的培养方式也颇有微词，认为在校学习期间理论课程设置太多太重，而实验实践课时偏少，实习实践教育内容与未来职业的关联度不大。对于一些高校来说，现在所处的境地也颇为尴尬。“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瞄准国家的重大需求，积极扮演国家‘创新主体’的角色；特色鲜明的地方性大学，瞄准地方经济建设主战场，努力成为地方经济的‘智囊团’和‘孵化器’。介于二者之间的大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跟着‘国家队’跑，明显‘马力’不足，力不从心；与‘地方军’同行，又怕失去发展机会，于心不忍。”⑤地方教学型高校，处于两难选择境地。
对于地方医学院校来说，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一方面，由于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全方位的大调整，医学院校从综合性大学分离出来独立设置。另一方面，在教学上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掌握，忽视能力的培养和学生个性的发展。再加上，一直以来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高级专门人才”，只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不合理、人文学科知识相对薄弱，对医学生职后发展不利。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不断推进、医学院校管理体制和办学条件日益多样化、医学人才成长呈个性化倾向的大环境下，变革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医疗卫生人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三、应用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桂林医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是一所拥有七十多年办学历史的省属医科院校。近些年来，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面对高等医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学校围绕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目标，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厘清办学理念，明确办学定位
理念（Ideal），简单来说就是理想和信念。办学理念，是一所学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对为什么办学、如何办学和怎么样办好学等问题的理性思考，是学校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办学理念，但不同学校其办学理念是不一样的。我校经过七十多年的发展，广大师生员工始终关注医学科学的发展、关心医学教育、关注广大民众的疾苦，执著追求，共同铸就了“弘德善医”的办学精神。
“弘德”强调的是大学教育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体现的是大学人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和传承，引领大学人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道德理想和奋斗目标。因为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⑥“善医”即精炼医术，善为仁医，实现解除人类疾病之痛苦，助人类健康之完美。“弘德善医”实质上就是医学人把研究医学科学发展规律、钻研医疗技术、为人类解除疾病痛苦作为自己不懈追求的理想目标。它将个人的知识和能力奉献给人类社会，将个人的成才抱负融入广大民众的福祉之中。“弘德善医”的办学精神，是广大师生的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折射出教师自身的修养和思想境界，昭示着学校服务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和人类健康的神圣职责。
现代大学是传承人类文明、传递文化、培养人才、创造知识的主阵地。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成的历史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⑦医学院校培养的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具有医学思维和精湛医疗技术的专门人才。近些年来，学校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将学校的办学类型和办学目标定位为以本科教育为主、逐步扩大研究生教育的教学型医科大学，为地方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培养应用型医疗卫生人才。
（二）秉承传统，锐意改革，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
1.优化完善人才培养方案。2000年学校试行学分制和选修课制；2001年压缩专业必修课课时，增加公共基础课题和实验实践教学课时；2004年采用模块化教学，将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实践教学等四大模块，构建新型课程教学体系；降低理论课学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丰富选修课体系，使必修课和限定选修课理论与实践课时比达1∶0.7。
2010年，为适应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及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我校对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订。这次修订的主要特点是：进一步明确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根据培养目标构建课程教学体系，并切实在教育教学组织中落实人才培养目标。如生物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有医药背景、综合素质高、实践能力强的生物技术实用型人才。围绕人才培养目标，构建了包括医药学背景课程（如“药理学”“临床医学概要”等）、专业基础课程（如“遗传学”“细胞生物学”等）、专业主干课程（如“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细胞工程”等）的贯通式系列课程教学体系，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加深专业的理解。
2.整合教学内容，推进教学方法改革。任何改革都要落实到课程教学上，课程教学改革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点。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及学科的发展，我校对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组和调整。如在基础医学课程方面，将“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的实验内容整合为“机能学综合实验”；生物技术专业将“生物技术各论”拓展为“基因工程”“微生物工程”“酶工程”和“细胞工程”四大工程课程；药学专业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整合为“基础化学实验”，将“药物化学”“有机合成”“药物制剂”和“天然药物化学”等课程的实验内容整合为“药物制备技术”。
同时，积极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倡导在课程教学中使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角色互换等教学方法，突出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等基础知识的讲解和临床思维、循证思维能力的培养，如临床医学专业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采取“问题引导式”“模拟临床式”“以症状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成效显著。
3.改革课程考核方式，引导学生学思结合。首先，更新师生的考试观念。课程考核并不是学习的目的，而是检测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增强学生掌握知识的能力。在进行课程考核方式改革前，教师要明确考试的功能，认识到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形成科学的考试观。进而对学生进行宣传和介绍，使学生了解新的考核方式与以往的不同，在平时学习的过程中注意知识的积累和掌握，学会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思考。其次，调整课程考核成绩构成，增加平时考核环节。调整课程考核成绩的构成，降低期末考试成绩所占的比例，加大平时各类考核成绩的比例，如期末考试占50%，平时考核占50%。平时考核包括写小论文、读书笔记、学科发展动向综述、小型实验设计、随堂提问、小组讨论、实践技能考核等。再次，对期末考试的内容及题型进行改革。在题型设计上，减少客观题的比重，增加主观题的比重。除传统的选择、填空、简答、问答等题型外，增加案例分析、病例讨论等开放性、综合性试题。在考试内容上，除对教材上的“三基”内容知识进行考核外，加入本学科领域最新进展、最前沿知识及相关学科知识的考核内容。
4.以医学实践能力培养为导向，完善实验教学体系。实验室是高校进行实践教学、专业技能训练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实验教学在培养医学生的全过程中占据重要的地位。⑧在培养应用型医学人才的目标下，学校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实验教学体系。一方面，组建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生物技术、护理学和大学外语等六大实验教学中心，构筑开放式实践教学大平台。另一方面，改革原有的实验教学管理体制，形成了适应开放式教学需要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⑨另外，对各实验室进行全天候开放，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动手操作能力。
（三）逐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学校成立了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委员会，负责对全校教学质量监控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调控和处理；组建校级督导专家组，并深入课堂听课督导，同时对各院系的教学工作进行检查、指导、督促和反馈。各院系成立院系教学质量监控小组和教学督导组，负责具体落实学校教学管理方案，执行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对院系教学工作全过程进行指导、督促、评价和反馈。这样形成了一个包括教学督导、教学检查、听课、教学信息员、各项评估等教学质量监控和信息收集的、完整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地方医学院校的人才培养路径可以有多种选择，只要选定好自己的办学类型和办学定位，在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办学特色的基础上，加强内涵建设和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定会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取得不俗的成绩。
［注释］
①.教育大计教师为本［N］.中国教育报，2009-10-12.
②叶茂林，肖念.中国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述评［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27.
③龚怡祖.论大学人才培养模式［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53.
④李轶芳.地方行业特色型高校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0（7）：27.
⑤李志义.让教育回归本然［J］.中国大学教学，2010（2）：7.
⑥（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50.
关键词：高等教育；STS；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0年教育统计数据”和《201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现有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数（含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高校、成人高等学校和民办高等教育机构）4300多所，高等教育的总规模突破3000万人。从数量上讲，中国已经跻身于高等教育大国。然而，步入大众化阶段的中国高等教育，在质量上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国仍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美国《大西洋月刊》于2012年2月16日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没赢：美国高等教育依然好得多》的文章，指出中国大学课堂的缺点或多或少众所周知――死记硬背、过分讲究学业表现，每周上课时间超过25学时，班级人数过多；大学生通常拥挤在4人间或6人间的宿舍（很多学校还有8人间或更多人一间），缺少学生社交场所，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习的概念狭隘，重视学业而忽视学生发展等等。文章一出，立即引起国内诸多媒体热议。然而，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绝不仅仅如此。
一、历史：STS教育，从价值理性角度反思传统科学教育
（一） STS的兴起
英国科学家斯诺（C.P.Snow）于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了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提出西方社会生活中“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分裂、冲突，这一观点被称为“斯诺命题”。而工具理性的盛行强化了两种文化的对立，由此带来教育领域的诸多困境。随着社会工具理性的愈演愈烈，科学在一段时间里被视为“最有价值的知识”、“客观真理”，科学文化全面压倒了人文文化，后者变为弱势，甚至在某些人心目中成了百无一用的东西。在科学知识至高无上的体系下，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都极端崇尚科学能力，片面强调智力水平。库恩（T.S.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观，其“范式理论”（paradigm）挑战了传统科学教育的基本假设，也推动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破坏等社会问题，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社会功能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下，STS运动应运而生。[1]1982年，美国“全国科学教师协会”（NSTA）发表了题为“科学、技术和社会：80年代的科学教育”的宣言，强调要引导学生将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培养具有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一代公民。随后，各种形式的STS教育在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相继问世。
（二）STS教育
1.STS概念和基本观点
STS的英文为“Science-Technology-Society”。STS教育源于人们对滥用科学技术和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反思，也是对过去崇尚理性探究而忽视其社会价值的传统科学教育的反思。[2]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们还没有就STS概念达成共识，美国大多数学者通常将STS视为科学史、技术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科技政策研究等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研究的总称。[3]STS教育集中反映了科学教育中的价值理性，被称为科学教育的范式转换，被视为当今科学教育的主流。
毕华林教授将STS教育的基本观点梳理为：科学教育应该教授与当代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内容应该与个人需要有关；应该在把科学教育视为人类整体知识的一部分这样的更加综合性的背景中学习科学知识；应该让受教育者了解科学与社会其他方面之间的关系，了解科学发现给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难题以及获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等。[4]
STS教育注重科学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使学生能运用知识和技术改变自身的生活质量及生存状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及其对社会公众问题的参与意识；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生能及时触摸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了解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2.STS课程
STS课程因应了西方科学教育改革的需要，是综合了社会教育的科学、技术教育的所有课程形式的总称。“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问题引入科学教育领域，用富于人文关怀的批判性视角来反思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以积极地帮助学生在科学活动中形成恰当的科学伦理观，并培养他们做出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决策的能力。”[5] STS课程关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个体经验和个人发展目标。换言之，它更关注科学教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在教育目标方面，它追求的是全面的公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高，“实际上是将科学领域的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扭转”；教育内容“从学生的个人发展需要和生活实际出发”，“为大多数人的未来生活和职业需求做基本的科学知识与科学能力的准备”；在教育方式上，“注重学生的个人探究和主体体验，反对以专制的态度将现成结论直接灌输给学生”[6]。
从STS教育的发展来看，主要集中在非高等教育领域，但我们发现近年来各国高等教育的研究方向与课程设置越来越重视从社会价值理性角度解读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例如，有学者就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典型的STS具体案例分析，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找到行动上的理论来源。[7]
（三）STS教育中的价值理性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分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和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工具理性只关心如何借助理性达到预期目的和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忽视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漠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而价值理性从另外一个角度，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对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价值评估。
科学教育的内容与个人的生活需求相关，首先要求学生树立价值观，从而产生科学学习的动力，以及应用科学技术的方向。STS教育在反思传统科学教育的基础上更多体现了价值理性。
孙可平博士通过对STS教育目标进行系统考察，发现所有的STS教育项目都扩展了科学教育的目标，突出了个人发展、社会发展与文化的目标。在发展个体科学素养、提高学生对科技的兴趣与动机、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的学习能力和对科技议题的决策能力、发展学生的价值与伦理观念等个体发展目标的基础上，STS教育还提倡，扩展学生对社会的理解、对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关系的理解，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同情心。由此可见，STS教育突出了对科学的文化解读、对科学的社会价值与人生意义的理解。
二、现状：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缺失
近年来，受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影响，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新的“斯诺命题”正在上演。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的过多干涉，很大程度上左右着高校的办学思路和定位，催生了高校盲目合并、官僚机构的庞大和学术的政治化倾向等问题；将一切指标尽可能量化，“唯论文数量论”、“唯科研项目论”、“唯高级人才百分比论”、“唯毕业生就业率论”等在高等教育界长期盛行[8]。
冯建明教授在《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中的两难抉择及其应对》中指出“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水平大学对价值理性的追索”。例如：大学越来越面临精神缺失和文化危机；道德影响力和文化吸引力并未与大学校园的外在形象同步提升；随招生规模的扩大、培养层次的丰富而来的是全社会对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批评；科学技术成果层出不穷却乏重大成就可陈；论文、项目、获奖、专利等反映学术能力的数据屡攀新高，而大学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备受质疑和批评；大学教授队伍庞大与传统的师表形象和人们期待的科学巨匠、人文大事似乎渐行渐远。冯教授认为：“对此，我们当然可以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归因分析，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我国高水平大学在一段时间以来重指标轻根本、重数量轻质量、重物质轻精神、重科研轻教学，偏离了价值理性的发展轨道所致。”[9]高水平大学的价值理性缺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价值理性的弱势地位。
至此，在高等教育领域，工具理性完全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1948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清华大学做了题为“半个人的时代”的报告，告诫清华学子，文理教育的分家会导致人的片面化。[10]然而，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将大学的基本职能限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实际上或者脱离于时代，或者屈从于社会需求。国内几乎所有高等院校均按照政府或市场的需要来培养国家定向需要或“适销对路”的人才，弱化了人才培养中的价值理性教育，这实质上是一种被工具化的人才培养。在工具理性主导下，高校围绕着效益产出转、专业设置围绕着市场行情转、受教育者围绕实用功利转，高等教育以培养为社会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各专业人才为目标，忽视了教育之于人的意义，导致高等教育工具理性过于凸显、高等教育价值理性逐渐弱化。[11]特别在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和国内高校之间规模效应带来的竞争压力，最终使高等教育一边倒地投向了工具理性。
我国的高等教育出现了严重的价值理性的缺失现象；高校教育者和学生都出现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在教育中一味追求有用的学历、证书、知识、技能等；解决了“如何做”的问题，却忘了解决“为什么做”的疑惑。就个体而言，很多学生虽然有高学历，找到了高薪职位，但他们生活并不幸福，反而内心焦虑迷茫；对于社会整体，我们看到高校毕业生尤其是理工类毕业生盲目创业，以及中国社会精英层普遍无原则、无责任甚至无良知的现象。一方面毕业生受到科技商业明星的榜样蛊惑，崇拜他们工具理性带来的成功、财富与地位；另一方面，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由于价值理性的孱弱，除了外表享受风光，实则精神不平和、心灵不幸福，因为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并没有使他们得到价值理性的训练，没有解决好使命感，没有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
三、趋势：高等教育，呼唤价值理性
（一）高等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精神动力和价值追求。在追求科学的工具理性行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需要价值理性给予信念、意志等精神支持。如果不能解决“求知是为什么”的价值理性问题，科学发展的工具理性将失去意义。
工具理性是价值理性的现实支撑和实现途径。通过工具理性阶段性地对人自身生活环境的开拓，不断促使价值理性确立新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为实现价值理性的升华提供现实支撑。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价值理性解决主体“做什么”的问题，而工具理性解决“如何做”的问题。两种理性分别作用于不同层面，只是随着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功利主义等各种因素使工具理性占了主导地位，价值理性日益失落，两者之间疏离和扭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中各种危机的根源。工具理性主导下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衍生出环境、能源等相关政治、经济、甚至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人们对价值理性回归的呼声就愈来愈高。在高等教育层面，急需价值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带来的各种负面问题，而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指导也将更加深入、全面。
（二）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
爱因斯坦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演讲中，对“这一支以应用科学作为自己专业的青年人”提出忠告：“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 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于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在你们埋头于图标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价值理性的传承是教育的本质与前提，人类探索科学领域，是为了使自身得到更大的解放，获得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如果忘记这一初衷，教育则会沦为异化人本身的工具，使绝大多数人不能得到身心的解放与自由。
（三）价值理性之于高等教育的意义
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在其他阶段教育的基础上培养和塑造在人格、精神上健全、完整的人。台湾学者黄俊杰认为：“大学之基本功能在于教育，在于引导青年生命的成长。”[12]价值理性对高等教育的深刻意义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凸现。保留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才能对现实高等教育发展起到精神引导和平衡作用。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Abraham Flexner）在《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中谈道：“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流行什么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西北师范大学高教所所长安心教授，针对教育部提出“高校就业率连续两年低于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的“专业淘汰制”规定，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的发展，也要对受教育者个体进行关注；高等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离开了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的一切工具目的也将会变得没有意义；重视高等教育的价值理性，可以防止高等教育沦为“精神退化的制器工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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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哲学；文化；伦理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1－0110－06
一、文化哲学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
有哲学就有哲学史，文化哲学也不例外。西方文化哲学史可以简论如下：文化哲学问题端倪于西方古代的“实践哲学”(主要指伦理、政治方面)，彰显于西方近代的“休谟叉子”(“是”与“应该”问题)和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应于“理论理性”或“纯粹理性”)。而文化哲学理论兴起于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维科的“新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赫尔德的“历史科学”(建基于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卢梭的“政治文化批判”(建基于哲学的“民族学转向”)；伴随19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德华・泰勒、斯宾格勒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进化论、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卡西尔为代表的文化功能主义、以本尼迪克特和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文化结构主义的各自竞争性解释和批判性考察，文化哲学正式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哲学使命。20世纪以来的哲学人类学、哲学语义学、结构主义、现象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丰富和加深了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和拓展空间。当代全球“文化性生存”境遇的莅临使得文化哲学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都获得了新的解释力。
在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世纪80、90年代。在那个80、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全面转型可以作为文化哲学出场的社会基础和时代背景。在这个大背景和前提下，沿循“五四”以来对文化问题的讨论路径和资源框架，文化哲学基本理论和基本范式、西方理性危机的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等问题，开始或再次成为中国学界文化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相关课题。
事实上，无论从现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抑或哲学的当展来看，文化哲学的确获得了学界普遍性青睐和接受性认同。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无论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卡尔纳普、艾耶尔的语义哲学，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的法兰克福学派，还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萨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等等，都自觉不自觉地把文化作为其学术考究背景或者思想绵延主轴。当代中国哲学对东西方文化的研究、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以及二者共同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建构，遵循的也是文化哲学的理路。毫无疑问，文化哲学正在“走向21世纪的世界哲学主潮”(许苏民，《江汉论坛》1989年第6期)并成为“哲学的新生长点”(许苏民，《光明日报》1989年3月6日)。
就文化哲学的研究成果而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世界文化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汉译名著”系列丛书、三联书店出版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翻译了“知识分子图书馆”系列丛书。这些涵括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译作及其介绍评述，不但让国内学界明晰了世界文化哲学研究的大致情势，最重要的是奠定了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一些最基本资料。当然，中国人自己书写的文化哲学专著也大量涌现，譬如：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许苏民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程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1994)，衣俊卿经由日常生活批判而作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何萍通过对文化哲学史的诠释以及用文化哲学解读哲学的《哲学与文化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与作为系统研究文化哲学认识论(广义认识论)的《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等等。至于散见于各大理论刊物的文化哲学论文，更是不计其数。
就彰明较著的研究基地和研究活动而言，可以看出，以黑龙江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重心的两大文化哲学研究基地已经坐实并成为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先导”，从而以“文化”命名的诸多研究中心相继在各大学或研究院挂牌运营；“中国文化哲学论坛”围绕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先后召开了7届研讨会议(到2010年10月为止)，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文化哲学研究大家，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长足进步。
二、我的文化哲学观
何谓文化哲学?这是每一个从事文化哲学研究的人必须首先澄明的前提性问题。即使不能用普遍认可的话语界定概念本身，至少应该有自己对文化哲学的一管之见。就文化哲学理解而言，学术界目前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作为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范式和基本思维模式而言的“哲学形态”理解，一是针对其成因与功能而言。前者以黑龙江大学衣俊卿教授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区别于“部门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可以作社会历史理论解读的新范式；后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为代表，认为文化哲学是基于“文化间性”历史境遇，反思“何谓哲学”问题基础上哲学自身的重新“认识和设定”。但无论作何理解，我们无法否认文化哲学所欲求、所努力的最高、最后宗旨和使命：收复被“资本炼金术”和“丛林法则”业已篡夺、业已吞没的哲学阵地，即在理论上广延哲学的解释力、在实践上整饬“文化秩序”以及在伦理介入性品德上证成“人属世界”。也就是说，文化哲学作为现代西方主流哲学所孕育和负载的一种理智运思方式，伴随世界范围内“文化性生存”样态的渐次生成，其当代合法性在于哲学自救(或转换)和人的自我救赎。
之于前者即哲学自救而言，当哲学史上“哲学终结”问题不止一次地被学人们提出、讨论时，势必促发哲学寻求新的出路。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方面，当代哲学在不断被“实证科学”和以现代性一后现代性话语为背景的“社会发展理论”强势侵入并最终剥夺了研究对象时，哲学必然遭遇
“终结”问题从而寻绎涅柴更生；另一方面，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资本逻辑”、“祛魅”逻辑的置换，哲学不再主导意识形态，代之以相对主义思潮的泛化。相对主义本身无错，但对相对主义的极度推崇将从根本上否认“形而上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之于后者即人的自我救赎而言，当代人类精神在后现代主义的挑唆置换下，信仰迷失、价值堕落从而精神极度空虚的现实情态，使得人类在精神层面的自我救赎就越发显得关键和紧迫。往昔的“风范大国”、“民族脊梁”终极信仰早已被“无品质的成功”、“无思想的文化”信念所肢解；金钱、地位、权势、娱乐满足人们肆无忌惮的欲望时，“现代文明人”的生命挽歌也被悄悄奏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天人”不再“合一”、“神人”不再“合一”，人真的成了两腿无毛的动物了!如果说先前的哲人们还可以凭借宗教对人的精神领域进行些许护佑，那么，在科学如此高度发达的今天，当宗教失去了“综罗百代”的统治力并遭遇哲学的严重诘难和挑战之后，一切关于“人的问题”特别是人的生存意义安置问题就被推向了理论的关节点，亟待厘定。这里引用的诸多“喻世名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所折射的更为深刻的学理问题其实就是那个康德式的老问题：人何以是人。我们需要对康德一生难以释怀的“物自体”功能进行哲学再深思。
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以下考虑对文化哲学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哲学的伦理转向或者文化转向抑或文化的伦理转向，可能将哲学问题变成一个道德问题。但反问立即生成：较之于“思辨哲学”的根基动摇从而“哲学终结”危局，我们不选择以“人文化成”为原点理据的文化哲学，哲学还有出路吗?
进一步，上述双重救赎为什么可能甚或必须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何以应对“文化独断”诘问?哲学为什么一定要走向文化哲学或者“哲学与文化的融合”?意义世界和人的精神领域能不能被文化哲学所完全承载?当人类理智接受文化哲学的合法性浸和持续性作业，理性和道德、事实和价值二分所产生的普遍性“文化焦虑”是否可以理疗甚或根除?当“哲学人类学”与“文化自觉”(事实上，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当下蓬勃发展的文化产业说明中国当下并不像某些学者认为的文化不自觉，而是文化太自觉了甚至文化泛化以致模糊了文化的本质)交汇在新的理论地平线上之时，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文化冲突”是否可以有效化解乃至消弭?这些理智困惑在学理上的积淀，将最终催生如下哲学问题：人文知识的客观性又如何。
很显然，发问不是为了简单作答，而是为了明晰文化哲学的出场究竟基于何种考虑，负载何种功能，呈现何种意义。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文化”的深度理解。如果在一般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复合体”，那么，文化哲学势必面临“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的学术困境。因此，合理的解读当是我们对“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的适度把握和双向洞观。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理解文化与伦理的互为本心与习心的关系和质态模式。
所谓“文化的伦理本质”，法国生命伦理学家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有过精当独到的论述：“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个人和人类在所有领域和任何角度中的所有进步的总和，只要它有助于作为进步中的进步的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最为一般地说来，文化是进步，是个人以及集体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进步。文化在哪里?文化首先在于，对个人和集体而言，生存斗争缓和了。生存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得以缓和：以最大可能和最合目的的方式，理性实现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从而，就其本质而言，文化也具有双重意义。文化既实现于理性对自然力量的控制之中，也实现于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之中。那么，在这两种进步之中，哪一种是最为本质的呢?比较起来，可以说是理性对人类信念的控制。”“从而，物质成就并不是文化，只有在文化信念使其在个人和总体完善的意义上发挥作用时，它才成为文化。”换言之，“文化的本质不是物质成就，而是个人思考人的完善的理想，个人思考民族和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状况改善的理想，个人信念始终和有效地为这种理想所决定。某些东西是否或多或少地能够被列为物质进步，这对文化并不具有决定性。决定文化命运的是信念保持对于事实的影响。航行的出路并不取决于船开得快慢，它的动力是风帆或蒸汽机，而是取决于它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航道和对它的操纵是否正确。”质言之，“文化的伦理本质”强调的是对敬畏生命的伦理道德本质的揭示。
因此，我们有了下面的理论判断，(1)“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制度的改造相比，伦理道德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施韦泽所说，在现代化的早期，物质和制度的进步会同时推动道德的进步，但在现代化的物质和制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道德不仅难以与物质和制度共同进步，甚至会受到其损害。这时，伦理道德的进步就具有决定意义了。”(2)着眼于当代中国现实，可以看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这样的判断事实上表明，“当我们以‘文化思维’反思历史和现实的时候，伦理标准和目标居于文化思维的中心。”
所谓“伦理的文化本性”，东南大学伦理学家樊浩教授有过系统细致的阐发。他通过对中西文化中不同“伦理”生成的历史性考察，指出“西方并没有形成中国意义的伦理文化，更没有形成中国式的伦理型文化，就像中国没有形成西方式的法律文化、宗教文化一样，因为在中国，伦理在相当程度上履行着法律、宗教、伦理的三重文化功能。为此，就必须对中国文化中‘伦――理――道――德’概念的内涵及其运行原理作文化学上的分析。”经过一系列引经据典式的论述，他总结说：“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这种文化本性的特质是：以人为主体，人伦为基础，价值为取向，规范为核心，智慧为真谛，人文力为本质。伦理的文化本性与伦理的文化原理一体，构成伦理作为一种文化设计与文化生态的有机构成的特殊韵味和特殊品性。”
需要强调，施韦泽先生把文化仅限于道德领域的理解以及樊浩教授对伦理的纯粹中国式文化解析，都未免失之偏颇，但相对而言并结合“文化乱象”和“伦理道德疏离”之社会现实，二位颇具匠心的思想流淌和其典范式的结论创制，对我们确有启示意义。我们要做的不是在其理论中寻找悖论，而是领悟他们试图解决的理论难题，明晰其真实理论旨趣所在。
通过引述“文化的伦理本质”和“伦理的文化本性”，不难看出，这两个稍显矛盾或者略带循环论证之嫌的范式释义所内蕴的互文式思维真实：一方面是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一方面是伦理本性的
文化定位推演。前者可以立足于观念史的视角从人类文明发展史得以明证。譬如西方自“启蒙以来，西方文明在科学、理性的名义上向全人类贡献了两种优良伦理意义上的社会道德理想和生存价值信念，一是自由，一是平等。依照自由主义的经济伦理，我们获得了以理性、科技、工商、金融、贸易、正当、效率、法制等为标志的现代经济文明；依据平等的公正伦理，人类获得了以神性、道德、信仰、民主、正义、公平、良治为标志的现代政治文明。”
后者可以立足于诃源学从“说文解字”说开去。譬如中国的“伦”即“辈”，“理”即“治玉”，从而“伦理”就是“人伦之理”。这种“人伦”从“血缘”(“天伦”)开始，“治玉”从“治人”开始(这事实上预设了“人性善”命题，因为只有人“善”，才有文化的可能)。又因为伦理事实上是理论化、系统化的道德(或者说伦理指向的是社会规范，道德指向的是个体美德)，而“道”就是“道路”和“Tao”，“德”就是“得”，所以“道德”就是得到“非常道之道”。如此双向建构――在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之间，中国“伦理”的“天人合一”的文化本性得以圆融生成并被解蔽在我们面前。
上述文化本质的“伦理证成”逻辑与伦理本性的“文化定位”推演，所要揭示或者表达的问题实质，就是优雅的人性与健全的道德人格境界养成何以可能的问题。由此而发，我们承认文化就是人性，就是人化；文化哲学更合理的称谓应该是人化哲学。因为：“人性乃至文化不可以被理性先验地去设定，人性和文化是随着人类的活动和文明的进程不断地被发现、被创造、被创制、被完善、被实现的过程。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文化的真实。新的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概念的内在根据和立足点就在这里。”
回到现实，令人惊叹、惊讶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当现代性一后现代性社会的“人伦之理”迷失之际，呼唤“道德陛生存”乃至诉求“文化三自”虽已成为逻辑之必然，但事实上，追求“品味人生”乃至对“公序良俗”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形式和口号上。它并没有被“市场社会”中的“我”和“我们”认可、认同直至内化，更遑论其躬行践履。而即使觉知于“文化人”面具或“文明人”之光的照耀，但落实在文化操守实践路径上的，依然是利益驱动下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并非承载人性冷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
现代人类只是用“文化资本”为世界扩充增量，而问题在于“德性生活”的智识存量。
也因此，作为对文化之“人为的”和“为人的”观照、反思、批判乃至理性表达――文化哲学，无论就理论、现实还是二者的结合上，都可以合理、合法地拥有自己的领地并走向理论自觉。且不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本身需要不断转换主题，一个浅显的道理在于：根植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文化、由此而及的社会以及人自身，都需要不断走向文明和现代。既然没有人愿意“在一个昏暗的时代走着昏暗的路”，那么，文化就无需隐退，哲学就不能失职。难怪有人诘问：“形而上学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对文化哲学作出如下理论拓展并给出建设性预判：文化哲学囿于在入学层面对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时代性彰显，在自然哲学层面对“人化自然”意义的强调，在社会哲学或者历史哲学层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开放性、多元性的呈现，在宗教哲学层面将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处理，在实践哲学层面对“主体性”原则的提升，在公共哲学层面对“文化公共性”意蕴的开拔以及在哲学层面对人的实践、人的自由――人的文化创造活动的诠释，等等，文化哲学必将成为或者原本就属于区别于经济哲学、科技哲学等“部门哲学”的新人类形而上学。这也符合诸多学人认同的超越实体性思维的功能性思维、超越文化预成论的人学生成论逻辑图景。概言之，文化哲学问题就是反思并追问人及其文化赖以成立的前提和根据问题。当然，(1)这样的理解本身能否得到文化哲学史的支持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和检验。(2)这个前提和根据问题可能包含现代性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伦理问题、制度问题、“古今中西”问题等等。也因此，文化哲学理当是一个开放性的学科，我们不必急于总结和定性“文化哲学”。
三、文化哲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出路
(一)完善中西文化哲学史的研究。
虽然我们对哲学史上一些文化大家的思想、论著有了一定的阐发，但是，这些思想、言说背后究竟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什么以及相互之间何以接洽，从而形成成熟的文化哲学史理论，尚待时日。譬如，对于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走来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研究，目前较多关注的仅仅是他诸多“符号形式”以及“人是符号的动物”的文本释义，至于他要解决的理论难题――是“客观性问题”还是“人文知识的伦理逻辑”，仍在争论之中。就是说，文化哲学发展的主线和整体面貌依旧模糊。不仅如此，中国文化哲学史的建构，特别是对中国近现代文化学者(譬如)的思想观念的哲学提炼和整体把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重建中国的文化哲学框架。
文化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启和展开，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文化哲学话语。因此，(1)在“意识形态远未终结”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当是中国人的中国，理当拥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话语权和文化哲学形态。(2)面对“文化全球化”和“文化性生存”境遇，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都要求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和文化范式作“先导”和“规制”。(3)面对“新全球化时代”和“新媒体时代”文化生态平衡的日渐被打破态势，“文化认同”的哲学观照，为文化哲学重建带来新的视域空间。这既是时代赋予文化理论自觉之必然，也是中国文化哲学本身得以走向合法化的绝佳契机。
(三)融合文化哲学与哲学研究的视域，开启共赢互利的学术研究新局面。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频繁地使用‘文化’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文化理论，但是马克思一生的哲学思考中贯穿着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实际上是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文化哲学的逻辑；只有抓住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内在的文化哲学的逻辑，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补充意义以及他对现代性的文化批判。”他还总结说：在马克思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的逻辑起点，主体文化是文化哲学观的核心，其目标指归是完善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现代性文化批判可以算作个案分析。有鉴于此，我认为，应从唯物史观的基础理论和文化哲学的基础性问题这两个方面共同推进当前哲学和文化哲学的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哲学的研究，获得对于唯物史观的一定程度的新理解；另一方面，依据对于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推进文化哲学的研究，逐步建构起的文化哲学，以摆脱目前哲学在面对西方文化哲学时的“文化经济化”、“文化政治化”和“哲学社
会学化”状态。
(四)从方法论角度跨越文化哲学研究遭遇的学术瓶颈。
任何哲学研究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文化哲学研究尤其如此。因为关于文化的哲学透视，人们可能选取“一定的文化”(譬如特定民族、特定时段的文化)或“部门文化”(譬如企业文化、体育文化、网略文化等)进行“个别性”的哲学透视，也可以着眼于文化人类学视域对整个人类文化进行最一般意义的、“总体性”的哲学观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理论资料并检验完善后者，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启示，因此，前后二者的共时态优良发育和培植，才是文化哲学研究可取的方法论原则。视角可以不同，方法属于“通观”。
就具体方法而言，我们还可以就文化人类学、历史文化哲学、文化的实证研究和文化的哲学研究、文化批判思潮等不同视界开出不同的具体方法，进而构建文化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大厦。就是说，可以专门从方法论角度展开文化哲学的进一步研究，跨越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学术瓶颈。
(五)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寻绎文化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吉林大学邴正教授曾指出：“文化哲学实质上是自觉了的人的自我意识”，而人的自我意识又展开或投射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等不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哲学的文化研究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理论活动，而是一个综合的、跨学科的发展过程”。有鉴于此，我认为，把文化哲学研究纳入其他人文科学领域，可以期待开启文化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样做尽管可能带来文化哲学研究的“对话”难题或者学术不“规范化”，但学术创新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而且，较之于那些隔靴搔痒的“边缘理论家”，这样的做法至少在纯良道德实践层面需要鼓励。而开放性的文化哲学一定会让我们对哲学之未来充满无限期待，尽管按照黑格尔的论断，“哲学是黄昏到来时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
四、最后的引申
论文摘要:从教育学理论的观点来看,学科体制是否构建完善与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该学科的应用性,应用性也是衡量学科的一个重要标准。汉语言文学专业旨在为社会培养专门的汉语言学科人才。其学科的性质与相对于应用性比较强的理工科专业而言有着明显的差别,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社会上所体现出来的应用性一直不甚明显。现代社会对高素质的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决定了汉语言文学应该尽快地增强其自:请记住我站域名身的应用性,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基本特点,将其发展现状与社会对人才的实际要求相结合,对汉语言文学学科专业究竟要怎么样的改革其教学体制才能提高自身的专业应用性问题提出了思考。
汉语言文学有着十分悠久的教学历史和良好的教学传统,是一门专门培养汉语专业人才的学科。我国近代教育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雏形——中文学专业。长期的发展和变革使得这门学科积累下了丰厚的学科教学经验,教学体制与教学内容相对而言也比较固定,长时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招生人数中占有比例最大,就业率也最高的专业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以及我国素质教育改革的逐步深入,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步入了一个转型期。依照教育学理论而言,学科能否发挥其应用性是衡量该学科的学科体制健全与否、发展水平是高是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但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因为其学科特有的性质以及传统教学为其的定位,在社会发展中这门学科的应用性一直不明显,专业学生的就业率逐年下滑,社会对其的认可率一直在降低。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已经成为广大的汉语言文学教育工作者所必须面对且需要进行解决的一个问题。学科的应用性指的是学科所涉及到的只是在实践过程中转变成为实践能力或者是指导实践进行发展的能力,同时也包括该专业的毕业生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去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水平。依笔者看来,要想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首先就要了解这门学科。认识这门学科专业的教育基本特点。
一、简述汉语言文学学科的教育基本特点
1.拥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其教学内容较为固定
正如上文所述一样,北京大学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端地,早在建校初时期就设立了中文学专业,这个专业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其教学方法已经固定下来。我国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与2003年颁布的《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大全》之中,对中文学专业规定开设的课程几乎没有发生改变,数量上一直都是十三门基础课程,教育界内几句全部认同,中文学专业在传统专业中是最具底蕴的一个专业学科,在现代大学专业体系中也是最为稳定的专业之一,其学科自身有着独特的魅力和丰富的内涵。
2.汉语言文学将以培养专业性文学人才为主要目标
多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及其前身中文学专业已经成为作家、文学知识分子的培养基地。但是从社会学角度意义上来说,这些职业都不能成为社会职业类型,而其应用性也就没有多大的发挥特征。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许多高等教育学校中开设了关于中文专业中的文秘学、新闻传播学、国际汉语等相关专业,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为了提高汉语言文学这门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为社会发展的需要输送相关专业的应用性人才。但就近几年语言文学专业的就业形势来看并不容乐观,就业率持续下滑,从这点就可以看出该专业的社会应用性不强,社会对其的认可程度也不高。
3.汉语言文学专业教育关于实践性的内容比较少
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的是学生对汉语语言的分析运用能力以及水平,注重学生文学素养的培养,而相对而言,实践性的教学内容比较少,一般都集中在文学写作这一方面,从教学内容上来看,该学科的实际应用性较差是有据可循的。
二、浅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及其现实意义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
就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的提高顺应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的是高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语言分析和运用能力在人才的基本素质中无疑是重要的环节,因此来说,汉语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提高符合社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要求;其次,汉语言文学学科的应用性满足素质教育的本质需求。我国的素质教育推行已经遍及全国各院校,而现在正是高校实行素质教教育的关键时期,素质教育的根本目标所在在于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而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就是要将学科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语言文学专业在社会发展中成为具有推动性作用的理论体系,这正符合素质教育对人才的需求:再者,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也是学科本质发展规律的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以汉语言文字研究为主要对象,基于语言本身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也就决定了它自身所具有的易用性的特点。
2.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可行性分析
以笔者看来,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不仅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备很强的可行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汉语言文学学科其本身就具有非常丰厚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 理论指出,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科学武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理论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以及语言学理论都可以成为其理论依据;再一方面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提高具有优厚的现实条件,如前文所述,我过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历史,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育基础,这些对于提高学科的应用性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此之外,在汉语言文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也做过这样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提高的几点思考
1.加强改革学科教学体制的建设
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各大高校应该加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体制的建设,及时的更新教学内容,扩充教学科目,注重语言实践能力以及和社会发展相关能力的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课程的设置,完善必修课和选修课的选定方式,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增强他们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以此来提高该学科专业的应用性提高。
2.提高语言教学的教学质量,改善教学方式方法
课堂教学方式是汉语言文学专业进行知识和技能传输的主要方式方法,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汉语言文学教学者应该侧重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及时的改善教学方法,尽量避开传统教学中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及时的将教学科研成果引进,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化技术优化教学质量。
3.注重学生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
高校在教学工作中应该改变以往对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考核方式,不再将写作能力作为评判学生能力高低的唯一标准,而是应该综合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等全面进行测评。以促使学生的文学素养和能力得到全面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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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就信息技术教育与小学数学课程整合的研究与实践,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内容的整合
现行的小数教材中,最大的弊端就是经常出现1993年(甚至更久远的年代)统计的信息,教学内容明显偏旧,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上最鲜活的、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数学学科教学素材和教学内容,由于教学大纲和教材编写的限制,很难在教材中反映出来。华罗庚曾经说过,对数学产生枯燥乏味、神秘难懂的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实际。然而现实的生活材料,不仅能够使学生体会到所学内容与自己接触到的问题息息相关,而且能够大大调动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使学生认识到现实生活中隐藏着丰富的数学问题。因此,数学学习材料的选择应十分注意联系学生生活实际,注重实效性。
比如在小学数学《两步应用题》的教学中,我们首先通过上网查询资料,从学生最关注的有关奥运赛事出发,注意从学生熟悉的现实生活中寻找数学知识的“原型”,依靠学生对感性材料的直接兴趣,激发学生想创新。又如教学人教版小学数学《亿以内数的读法和写法》时,课前我们安排学生自己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上网),搜集有关数据,课上学生代表汇报。他们带来的材料:有的是某两个星球之间的距离,有的是中国土地面积大小,有的是今年中央电视台春季晚会的收视率……通过生动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有说服力的数据、统计材料,学生不仅轻松的完成本节课的教学任务,而且成功地接受了一次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科学的思想教育。
我们正是这样利用信息资源跨越时空界限的特点,将信息技术融合到小学数学科教学中来,充分利用各种信息资源,引入时代活水,与小数学科教学内容相结合,使学生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时代气息、更贴近生活和现代科技;同时也可使教师拓展知识视野,改变传统的学科教学内容,使教材“活”起来。
二、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教学形式的整合
目前我们学校的教学形式主要是班级授课制,即学生在校集中授课,受教学时间的统一限制。21世纪人类社会将进入全新的信息时代,信息化整合数学学科教学应该增加新的教学形式。基于这一思考,我们有意识让学生自己去查阅资料或进行社会调查,把学习数学由课内延伸到课外,不仅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丰富了课余知识,并且培养学生自主探求知识的能力,提高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如《十进制计数法》、《数的产生》时,课前,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对教材进行分析和处理,并以课件或网页的形式呈现给学生。上课时,学生接受了学习任务以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教师提供的资料(或自己查找信息)进行个别化和协作式相结合的自主学习,并利用信息技术完成任务。最后,师生一起进行学习评价、反馈。
我们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引向电脑多媒体网络信息领域,利用网络信息丰富、传播及时、读取方便、交互强等特性,促进教育制度的革新,丰富教学形式,提高教育质量。
三、小学数学学科教学方法的整合
当前与时代的发展和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相比,学生学习方式较单一、被动,缺少自主探索、合作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机会。然而网络环境下的教学过程却是:学生的学习开放性、全球化;学习过程具有交互性;内容形式呈现多媒体化。改革现行的学科教学方法,使其适应信息环境下的学习要求,看来是刻不容缓。
如在教学《有余数的除法》一节课时,我们安排了课堂练习。练习中,计算机将正确、错误的评价以及提示、指导、建议等信息及时反馈给学生。对学生的不同解题过程,通过网络在屏幕显示,起到了交互作用。不仅使学生很快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加深学习体验,而且教师也可从中获得教学反馈信息,及时采取补救措施,使教学过程向教学目标靠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层教学和个性化教学。
又如在教学《常用的计量单位》整理和复习一课时,利用网络教室,我们要求小组合作,内容是:把常用的计量单位分类整理,比一比哪个小组整理的又清楚、又完整、又有特色。从而改变以往运用传统的教学手段,学生在练习纸上整理数据,教师很难了解到学生整理数据的全过程,教学的实效性很难把握等结果。而网络环境的互动性,大信息量传载功能正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使师生及时地掌握各小组整理的全过程,有利于学生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和掌握基本的数学知识与技能、数学思想和方法,同时获得广泛的数学活动经验。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整合的新型教学模式中,我们要利用信息技术教育的优势,充分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真正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人,教师不再是一个信息的主要提供者与学习的主导者,他将成为学生个别化学习探索活动的辅导者与支持者。
四、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科探究性课题的整合
如今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瞬息万变的信
息世界中,我们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探究性课题的研究。 比如我们在校园网或教师的个人主页上,公布研究的课题“在生活中寻找数学”等。全校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许多学生兴致勃勃地参加,围绕选题,或个人或结合成学习小组,通过网络资源,查找有关资料。在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整理自己的成果,写成小论文在网上。
运用信息技术进行与小学数学拓展型课题的整合,使学生的学变得更为主动。他们在交流研讨中,不仅学习他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对自己所研究的成果有喜悦感,成就感,同时感受到与他人讨论、探究的乐趣。
五、信息技术与小数学科整合所要注意的问题
在“课程整合”的研究过程中,我们感到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计算机作为辅助手段引入课堂教学,但计算机基本知识与技能的掌握需要一个较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教师和学生掌握信息技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还欠熟练,尤其是小学生,往往因相关同步知识不具备而使辅助教学本身遇到障碍。
从数学学科的角度需求出发来使用计算机,而不是为了用计算机而使用 ,要强调教师的心理学、教育技术学和学科教学基础,要在充分了解传统教学的基础上使用计算机,发挥计算机的长处,而不是抛开一切只要用计算机就行。关键还是教学设计。
合适的网络课件或工具平台缺乏,使“课程整合”本身难以系统化,显得零敲碎打。若教师自制,又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耽误本身的教学任务。
缺乏专家和相关理论指导。
关键词： 应用 PDCA循环法 传染病学 临床见习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临床见习是医学生走出课堂迈向临床实践学习的第一步，是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训练临床基本技能和正确诊疗思维的重要途径。传染病学是内科学系统中的重要分支，是集预防、治疗和保健为一体的综合学科，是培养医学人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社会性。因此传染病学见习教学是传染病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有助于培养学生认识疾病特征的能力，对加深和巩固理论知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三种职能于一身的传染病专科医院，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临床医学院，每年承担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基础医学、医学检验专业、不同层次13～16个班级的《传染病学》临床教学任务，由于学生层次多、班次多、专业多，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受传染病学疾病谱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临床见习教学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面对传染病学教学现状，近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以“P D C A循环”法为理论依据，将计划（Plan）、实施（Do）、检查（Check）、处理（Action）四个阶段运用到传染病学临床见习教学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总结如下：
一、分析现状，查找原因
（一）带教教师
一是带教教师均为临床一线教师，临床、科研、教学三肩挑，用于教学技能培训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没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教学活动。二是目前从事传染病临床工作的教师真正诊治过的传染病病种受到限制，目前或今后亦不可能通过实践来积累临床经验，这导致临床经验的相对不足。
（二）学生方面
一是学习时间短（医院集中学习两周， 每班理论课及见习各一周，共72 学时），课程内容多，考试压力大。二是学生对传染病学习缺乏兴趣及重视，对相关的消毒隔离措施掌握不熟练，担心见习中有被传染的风险。
（三）理论与实践脱节
一是传染病疾病谱的变化。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传染病防治和监督工作的加强以及卫生知识的普及，绝大部分传染病发病率已明显下降。常见传染病病种、病例数逐年减少，许多传染病在临床上已很少见，甚至消失。二是传染病流行的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如细菌性痢疾、流行性乙型脑炎、伤寒、疟疾等主要在夏秋季节，而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则多发生在冬春季节。血吸虫病见于长江中下游，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见于大兴安岭、秦岭地区，登革热则主要见于亚热带气候潮湿的地区。目前传染病学课程讲授普遍采用两周集中教学的方法，无论课程时间如何安排，这些差异性导致的见习中难以见到某些病种。
二、制定计划
一是教育处根据首都医科大学下发的年度教学任务制定出每学年的教学计划，制定每班级病房见习安排表，具体安排带教教师及见习分组并落实检查见习执行情况；二是教学管理人员做好学生见习前的思想教育工作及见习过程中的日常管理工作。三是各科室指定一名教师作为教学秘书负责本学年各项教学工作的具体落实及指导，并做好各项教学措施实施情况的记录。
三、实施计划
（一）制度化管理
教育处重视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建设，重新修订了医院教学管理制度、各类人员的岗位职责任、优秀带教老师评选方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并下发了《临床带教登记手册》，使全院的临床教学工作有规可循，做到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二）加强师资的培养
有计划有组织的定期对临床教师进行多方面的培训，如进行医德、师德、临床教学方式方法、多媒体制作、规范操作技能、PBL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安排教师参加各类学术交流、短期培训班等，充分调动临床带教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能动性，鼓励教师参与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不断优化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三）见习教学改革
一是修改见纲，在见习前集中讲授医院感染、消毒隔离技术及传染病的防护知识。二是在见习中改变了传统教学法（Lecture Based Learning，LBL），应用了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模式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与以病例为引导的教学CBL（case based learning）相结合的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指导分组阐述、展示、讨论及相互交流为手段进行见习带教教学改革。三是鉴于传染病学特点，建立了传染病学资源库，通过结合图例展示、文字说明和教师讲解，以弥补日益减少的传染病导致教学病例不足给教学带来的影响。四是见习过程中增加了临床技能考核，包括穿脱隔离衣（ 含七步洗手法）、病历书写、体格检查，这三项考核成绩计入课程考试成绩，占成绩的15%，其中穿脱隔离衣（ 含七步洗手法）90%的学生得到满分5分。
这一系列教学改革旨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语言表达及沟通交流能力，改变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并强化学生对传染病的消毒、隔离和防护意识，进而达到提高学习效果的目的。
（四）及时了解学生的整体情况
在每班学生来我院学习《传染病学》进行临床见习轮转前，教学管理人员与各临床医学院教育处分管学生的老师进行详细的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整体情况及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便在来我院学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
四、见习教学检查与评价
一是教学管理人员深入病房检查见习带教情况，其中包括教师对见纲的熟悉、见习教案书写、组织教学、床旁病例准备、带教登记本记录等项目，以及时发现和解决见习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对PBL和CBL教学方法的评价，在见习结束之后，教育处教师通过和学生交流并以问卷调查法收集学生对带教老师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的评价，并对信息进行汇总、分析，用以检测、指导、调控见习教学活动中教学方法的应用效果，以达到提高运用PBL见习教学质量的目的。学生的评价通过自评和互评来实施。三是教师考核，主要从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方面来评价。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通过学校教务处管理系统对教师进行评教，学校教务处负责对评教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将评教结果反馈给各临床医学院，医院再把评教结果反馈给各位带教教师，评教结果与评选优秀带教教师挂钩。四是目前传染病发病病例少，有限的教学资源库仍然难以满足教学需求。五是由于教学任务和课程安排由学校统一管理和下达，导致课程集中学习时间短，内容多，学生课余时间还要花部分时间和精力查找PBL资料，没有充裕的时间复习，学生仍然面临考试压力大的问题，因此有些学生会要求带教老师提前结束见习，而老师也会以病房工作忙为由提前下课。
五、处理（action）
总结处理是对以上三个阶段进行总结并贯穿于三个阶段中。教育处把学生评价作为改进临床见习教学质量的抓手，把发现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临床教师并提出整改措施，希望借此不断地改进临床见习带教质量，达到不断提高医学生临床能力的目的。对于没有解决的问题，提给下一个PDCA 循环中去解决，形成一个良性循环，阶梯式上升。整改措施如下：
一是见习教学需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对部分传染病临床经验不足的教师，要组织经验丰富、教学水平高的中老年教师通过示范性讲课或观摩课的形式传经送宝，并在“备、教、辅、改、查”等各个教学环节给予指导。教育处应每年订计划、有目的的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及外送培训。二是提高教师教学意识，利用评价机制促使带教教师认真备课、书写见习教案，严格按见纲要求带教，遵守带教时间，杜绝提前下课。三是鼓励教师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养成良好的科研意识，积极撰写教学论文，临床上遇到典型的传染病例及时采集相关信息、图片及检查结果以补充教学资源库。
六、应用讨论
PDCA循环法，是全面质量管理所应遵循的科学程序，是一种程序化、标准化、科学化的保证全面质量管理体系运转的基本管理方式[1，2] 。PDCA 经过戴明博士的大力推广，近几年也有部分医学院校用于教学管理的研究[3]。实践证明应用PDCA循环法，使我院传染病学临床见习教学管理和监控得到了有序进行，在教学管理上，也进一步地规范了教学管理行为，并通过循环的规则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在提高传染病学见习带教质量上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华育晖，王刚.运用PDCA循环法管理医院药库药品供应的效果分析[J].中国药业，2010，19（11）：39- 4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生产生活方式；武术传承；生存观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07-06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重要的外在标识，是民族的灵魂；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文化的精髓。以汉族而论，就没有明显的生物学、人种学上的标记，而只有文化上的特征。
“最近，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小车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纯种的汉族人，甚至汉族的概念，在DNA检测下都已经不复存在。”对这一科研结果，“(著名文化人)李河认为，汉族更多的是政治文化上的一个称谓，即有共同的文化传承，‘实际上，只要是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炎黄，共同的经典――儒家，共同的文字――汉字，都可以称之为汉族。至于其他具体的民族标志，在汉族上都不太适用，比如说习俗、方言等，南北差别太大’。”李河的评论未必都准确，例如，他把“方言”而不是“语言”也作为“具体的民族标志”就很值得讨论。尽管如此，他把文化作为区分汉族的基本标识还是正确的。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也同样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张海国副教授领衔的《中国全民族肤纹分布格局》研究论文被美国《PIOS―ONE(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在线发表。研究成果显示”，“汉族的肤纹特征表现很强的民族杂合性，是华夏民族集合的后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汉族是中华民族集合的后代”②。失去了生物学、人种学特征的汉民族，却以文化为基本标识而明显地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的祖先拜祭，记述历史文化的载体的汉字，以儒释道相融为主体的思想信仰、伦理道德、处世哲学，大同小异(所谓“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婚丧嫁娶、节日禁忌等习俗，特有的文化生活形式，如戏曲(虽然各地由于方言不同而形成截然不同的地方剧种，但它们明显地不同于已经消失的古希腊戏剧、古印度梵剧，也不同于现在西方的话剧、歌剧、芭蕾舞剧等)、武术、手工技艺(如白酒制作)、乐器(如以筝为代表的中国古琴，编钟、罄、埙等)……所以，维护文化的完整独立就是维护民族独立。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维护汉民族文化，也就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多此一举，而有着现实的紧迫性。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步幅的增大，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在日渐模糊、式微甚至消泯于无形，民族文化遭遇严重挑战，民族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全球文化日益具有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文化多元日渐成为不可能。这就是以美欧为代表的科技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文化的风靡全球。
诚然，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先进的现代科技、管理(即“先进生产力”)被推向全球，在提高世界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即改变着各国、各民族人民的文化，而且是基础性的文化!
的确，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航空业的发达，通信技术的改善，传媒业的发展，“地球村”已经形成，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也日渐频繁，鲁迅当年所言“越是地方的就越到容易成为世界的”论断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各民族的文化文艺产品都在同一平台上展示，受到各国观众不同程度的赏识和喜爱。但是，这种表面的公平掩盖着深层的危机。貌似互相平等的交流观赏，其实是有巨大差别的；更占压倒优势的、能支配人们观念、行为的则是强势的“美国文化”(这里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其他民族文化，例如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其辉煌在过去，优势在历史，人们喜爱是新奇、是审美、是观赏、是把玩；因爱而学的是优雅、是技艺。而“美国文化”的优势在当下，在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活的富裕、个体的自由伸张。人们因钦羡而学，学的是享乐观念、是实用(科学技术)、是行为(方式)。所以，人们如果不放弃把高速发展、把富裕享乐放在首位的追求，世界就注定无法改变这种“美国(或欧美)文化”单一化、一体化的趋势，就无法克服文化多元化面临的困境!
当然，我们并不追求文化民族主义，也不是单纯为文化多元而文化多元。同时，保护多元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权观念的道义选择，而是为破解人类生存困境做出的重要努力。保护传承各民族文化，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生存的重大而严肃的问题。这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应该是核心和精髓!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难点
2003年，我国加入了国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昆曲被列入首批保护名单中。此后，整个国家由上而下、逐步推动，掀起了一个由政府主导、民间各方积极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有了政府的重视，有了资金(尽管不是很充裕)的支持，有了专门机构的协调，按照近年来形成的一贯看法，“非遗”传承接续应该没有多少问题了。其实不然，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尚未触及，“非遗”能否传承下去还是一个远未可知的问题。
目前，我国被保护的“非遗”项目的现实状况，大体可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一些风俗、礼仪类“非遗”项目因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原因过去未得到保护，现在虽得到保护却难明真貌；二是技艺类项目因传承人不能赖此维持一定生活水准而无人为继；三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对传统技艺“伤害”严重；四是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的改变使相关“非遗”失去生存的天地；五是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人际关系变化危及某些“非遗”项目的生存。这五类状况涵盖绝大多数“非遗”项目。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改变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至少在目前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遗”的传承保护与此是相悖的。这是“非遗”传承保护的根本难点所在。
三、由中国武术看“非遗”传承与文化产业开发
完全能够适应现时代的“非遗”项目(可以称之为“趋时性”或“合时性”非遗项目)，它们在未来较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传承下去并不成为问题，即“生产性”传承不成问题，甚至“产业化”的红火起来也是完全可能的。这就是那些有市场、甚至有广阔市场的项目，那些制作具有较高审美价值、生活实用价值、身份地位标记价值的工艺品、餐饮业的手工技艺(用现代机械工艺取代传统手工技艺的本当不在此列)项目，如瓷器烧制、刺绣、名酒、名茶、名吃等制作技艺以及并不丧失其多种社会功能价值的中国武
术。
在笔者看来，中国武术自古就有防卫搏击、审美表演、强身健体和修身养性等四种功能。武术的第一种功能防卫搏击和第三种功能强身健体自不必多言。武术的第二种功能审美表演虽不知起于何时，但至少也有了两千年以上的历史，鸿门宴上的“项庄舞剑”就是最典型的例证。武术的确具有审美性，即具有表演性和观赏性。就此而言，武和舞是相通的，或者其实就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那首著名的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其实，所谓的“花拳绣腿”虽然是武术功夫高强者对略显肤浅者的嗤笑嘲弄，却也表明武术的确具有极强的表演性和观赏性。武术的第四种功能是修身养性。修身养性似乎不大好理解。其实，这正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体操、区别于单纯搏击技艺的根本之点：入门习武，它更强调立德正身；修习期间，更强调心神并用、形意结合，讲究“眼到心到身到”，意、形、器三者融为一体；修成之日，讲究“不武”。就是说真正的武术家，既不争强好胜、好勇斗狠，也决不先出手、先发制人，交手时甚至往往先避敌攻击、“让敌三招”；当然，更不能恃强凌弱，相反，为救助弱小、匡扶正义而不惜自我牺牲。所以，总体说来，中国武术是特别强调在习武同时进行严格的、高标准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修炼的。少林拳，至少在少林寺是把“武”和“禅”视为一体的，习武即是修禅，是佛家的修行。
不难看出，武术，虽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然而它的这四种传统功能，不仅在电子时代的当今、而且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具有实用价值，因此会以较优越的状况存在下去的。以少林拳、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国武术在全球有两亿以上的习修者，有为数更多的追捧者，这正是中国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适用性从而具有强盛生命力的表现。所以，武术之能够传承是毋庸置疑的。
不仅武术在当今时代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武术的基本传承方式也更适应市场经济的当今社会。中国武术，不外乎军队、民间、宗教这三种传授途径。军队的操练除了纪律、阵法，个人技能主要就是武术；各级特别是中下级武官就是法定的、进行武术教授传承的师傅。在一定的建制内，也设有专职的武术教官，例如，《水浒传》中的王进、林冲等“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据说，时至今日，在部队特别是警察部队中仍然设有武术教官的职位。在民间，除家族内传承，都是有名的武师教授训练着多名门徒。近代以来，特别在城市出现了传承武术的“武馆”，如上海的霍元甲、佛山的“咏春拳”大师叶问(李小龙就出自他的门下)等均开办有很著名的武馆。武师(武馆)的收徒地域范围及数量多少，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宗教传承最著名的莫过于少林寺以及传说色彩更为浓厚的武当、华山、峨眉等道教名山的武术传承了。在这三种传承途径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武师们的基本生存方式就是教授武术，其生活水准也与其社会知名度、美誉度成正比，但绝对都在当地中等生活线之上。家族内的武术传承也大抵如此，只不过所传授对象只限于该家族子弟的范围而已。也就是说，武术的传承，本质上一直是与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武弟子们以自己习得的武术去从军、“走镖”、“卖艺”，或与人看家护院；而师傅们则专以(弟子们的学费)教授传承武术为生：军队上的武术教官也是如此，他的收入由政府财政支付，弟子(士兵)们不再单个儿给他交学费罢了。无论作为技击、表演、强身健体的方式，还是修身养性、人格修炼的途径，教授传承武术都是一种市场行为，与市场密切相连。既然在并非市场经济的前现代，武术的传承都与市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遍及世界的当今之世，便更不可能有任何不相适应之处了。所以，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其传承远景是一片光明、无可置疑的!
然而，武术不同于瓷器烧制、绣品刺绣、白酒酿制、烧鸡炮制等之处在于，本质上它并不是一种技艺，不是一种以身形表现的技能、技艺，而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文化!
上述武术的四种功能，是从理性上对武术所作的横断面剖析，在现实中它们是很难被剥离开来的。尤其是作为“非遗”的武术，所保护传承的就不只是用于搏击、表演、健身、养性的方式，更重要的则是它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内涵，是各拳种武术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整个历史沿革中所包含的全部文化内涵：它的机理、精神、运作方式，它所涉及的宇宙观、生存观、价值观等一系列人生观念和各种仪式、习惯、规矩和禁忌等等。只有这些都得到了完整的传承，才是真正的作为“非遗”的传承；否则，那只是体操的教练、动作的比划、舞蹈的学习、磨练性格意志的方式而已。太极拳在各拳种中，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包含最为丰厚、沉实、本真的，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性。对它的保护和传承，毫无疑问更要注意到这些本质的方面。笔者没有学过太极拳(甚至没有学过任何拳)，对道家理论、相关知识也只知一鳞半爪，这里，无法对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做出哪怕最简略的概述。但是，这个概括不能或缺，相关的研究一定要有；最好是由通拳理拳法的拳师、通道家理论的学者与文化学者等三方面的专业人士相结合，做出归纳和概括。
所以，对武术这类“非遗”项目传承的最大伤害，不在于市场化方式，不在于人山人海的参与规模，而在于在传授姿势、技能、功夫、功能目的准确无误的同时，对其文化内涵有意无意地忽略和忘记!
由此可见，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武术是一回事，而传承包括太极拳在内的作为“非遗”项目的武术又是另一回事。后者最大的危险在于，可能只得到躯体而失去灵魂，只传承了外形而失去了精神，只传授了技艺而丢失了“非遗”!这是需要认真高度警惕的；更可怕的是，这种买椟还珠式的可能前景，其危险根子或许在千年前就已经埋下，且一直在潜滋暗长，也早已深深地嵌入民族的潜意识之中，形成了某种“文化”，厘清弄明就更加不易!因此，笔者认为，作为“非遗”的武术的保护传承，理论上还有许多深入的辨析剥离工作要做。
如同前面所说，把少林拳、太极拳的产业化传授与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两者区分开，这应该是两回事：前者是文化资源开发，后者是“非遗”的保护传承；前者是当代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后者是某种文化传统的继承；前者以当代实用为标的，遵循强人、娱人、发展完善当代人的方略，后者以遵循基本文化内涵的完整、准确、“本真性”，甚至“原汁原味”为原则；前者以文化产业发展繁荣为基准，后者以保护继承为原则；前者是创造，后者是守成、持守；前者要当代性，于是就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它(资源)的某一元素开掘发展到某种极致，后者要传统性，就不能变形走样、随心所欲。把它们当做相关却不同的两件事情来做，倒是有可能相辅相成，都获得成功的：产业利用“非遗”的名声扩大知名度，“非遗”在产业发展后获得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产业的一面要极大地增强其震撼性、审美性和可观性，也需要一个完善的宣传推介方案。这是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
市场化、产业化后的“非遗项目”日子是否都好过了，前景又如何呢?许多旅游景点、景区表演的少数民族歌舞、游戏、民族风俗仪式，有多少是加工后的表演，有多少是原汁原味的习俗，恐怕不易判断；2007年央视“青歌赛”单设的“原生态”类别，遭到普遍质疑似乎应当引起人们理性的深思：它所涉及的并不仅仅是歌曲。
上述概括或许不够完整，还不能满足其逻辑上自足性、自洽性的要求，还应当继续完善；但是，它肯定已经将“非遗”项目的主体部分囊括了进去。最关键是，目前人类所认定的社会发展趋向与“非遗”保护、传承所需求的文化环境条件，在方向上一致还是相悖?
综上所述，单个项目的传承，其前景总是具有极大风险，或者说是很难继续下去的。那么只有“整体性保护”，即保护一种“非遗项目”就要连同它生存的文化土壤一起保护下来。但这个“文化土壤”又和该群体的基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该群体必须照很久以前的方式来生产、生活；却又必须达到当下全社会中等以上的生活水平。不然，既有族群歧视之嫌(凭什么别人住在现代化的高楼里，享受着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出有汽车、火车、飞机，穿着世界名牌、西服革履；而让他们在竹楼茅屋、碉楼毡蓬中坚守传统生活，且以此奇异风情招徕游客呢)，也有他们自己进行“性价比”而随时放弃该生活逃离的可能。这就是目前国内已被批准确定的“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所普遍遭遇的困境，即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包括、甚至主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归根结底，完整地保护传承传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必须维持原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生存环境，而这又是与全人类的现代化奋斗目标相抵触的。这就是我们在“非遗”保护传承问题上最根本的两难选择。即使我们全民族都自愿过半原始性的前现代生活，在目前政治、经济、文化冲突毫无根本缓和迹象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也很难放弃拥有、并与时俱进地发展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谁也不敢、也不能冒民族、国家丧失政治独立的风险!
有没有全人类都放弃冲突，放弃现代生活而回归到原初状态的可能呢?这涉及到人类本性和人类的生存理念、生存态度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根本扭转的迹象，甚至似乎还没有人认真地关注过、更谈不上研究。这才是笔者感到悲观的深层原因。
目前，某些与表演、旅游结合紧密的项目效益很好，影响很大；但是，按联合国专家一致的看法这有害于项目本身，已不符合被保护的原则。据说，少林武术就曾因此被淘汰。这一点如前所述，少林武术是有点冤枉的。无论从中国武术固有的传承模式，还是少林武术的实际传承结果看都是如此。且不说寺院本来就是靠香客信徒供养的，不能因为它的香火旺而质疑它的宗教身份；也且不说传统中国武术家就是靠收徒养家糊口，不能因他收徒过多、生活富裕而否认他的武师身份；更不说时下百所武校、数万学员究竟与少林有多大干系。现在应当认真探究的倒是，目前少林武术真谛的传承是否真的濒危?就此而言，很不幸，外在红火的浮云恰恰遮蔽了专家的眼帘，业内缺乏真正的研讨，未发出真正内行的声音。
也确有一些行业中部分基本不失“原真”面貌的产业化传承。如中医药(包括针灸、正骨等)，酒、特色食品的制作技艺等，其所用之物虽有变化(如中草药、蔬菜甚至肉食中已含有大量化肥农药及其他工业排放物残留等人工化学因素)，但其非物质的观念、技艺等并未改变。再如钧瓷、汝瓷等陶瓷烧制，由于产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带有创造性，有些如钧瓷还具有不可复制性。于是，其功能更多转向观赏把玩乃至收藏，市场广阔，其技艺传承也不成问题。玉雕技艺也当属此类。但中医药在国际上还有争议，陶瓷烧制、玉雕则纯属技艺，观念的、精神文化的内涵相对单薄，构不成非物质文化的主体，即使千秋万代地传承下去，保护完整，其文化价值也极为有限；这恐怕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初衷也未必相符。
这种罗列式的论述缺乏逻辑的自洽性，寻找科学合理的逻辑出发点应当是非遗保护理论工作者今后的重要任务，当然也是笔者努力思考的方向之一。但笔者认为，这已经可以把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囊括无遗了；也就是说，整个非遗传承保护工作前景是深堪忧虑的。
四、非遗保护的哲学思考
在笔者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艰难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人们必须付出放弃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而恢复前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代价，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化以前、甚至更早时代的生存环境，这个可能性就更值得怀疑了!它的深层将涉及到人的文明观、历史观，涉及到人性，涉及到整个人类作为宇宙生物种群的生存观、价值观的问题。就是说，“非遗”的传承保护，使人类面临必须对自身的生产生活方式、文明观、历史观、本体论人性以及人类的最高、最重要的生存价值观做出根本选择。目前，人们似乎还远未意识到这一点，于是，“非遗”的传承保护也就还只能是一个很大的悬疑。
改变这些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就意味着复归、复原，依多年世界流行的观念看叫“历史的倒退”。而这是不会被大多数人，包括社会各界精英所接受的。从学界到一般公民都认为，人类社会一直是在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蒙昧到文明、现代，从迷信到科学地发展、进步、提升着的。这可以从任何一本文明史著作的论述中得到证明。这种历史论、发展观决定人类绝不会走回归之路。人们不仅对历史上落后野蛮民族的每一次大举入侵、军事胜利表示遗憾，对他们焚毁文明的行为表示愤懑；而且，人们打心眼里不愿意回到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更不要说原始人那茹毛饮血的洞穴生涯!
人类还有一个观念就是，认为人的智力是无限的，科学是无所不能的；科学理性主义观念对当代人是根深蒂固的。目前国际社会对人类生存危机困境的解决虽主张“可持续”，也将实施“低碳”措施，但仍要求“经济复苏”，坚持过现代所谓“有尊严的生活”。这其实就是认为科学理性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科技使用在制造业人类追求的是防酸、防碱、防腐蚀、抗老化，而整个自然界的规律却是物质问依照规律相互转化、并达到一定比例的平衡；这两个方向恰正相反。于是出现了令人类苦恼不已的怪物：一千万年才能降解的塑料，三十万年才能完全无害的核废料，至今无法商业化处理污染极为严重的干电池、锂电池、废荧光灯管……
人类依旧沉浸在科学万能的迷信中。其实任何一个科学发现、新技术发明，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它所能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例如航天空间技术：
废弃的空间站、人造卫星和火箭爆炸后的碎片，甚至是螺栓、推进器、电池板、绝缘材料、涂层片，都是空间碎片的来源。
关于太空垃圾的确切数字一直在波动。一些碎片在重新进入轨道时会燃烧，并且产生新的碎片进入轨道。因此，统计空间碎片是一项异常庞大的工作……
据美国航天局(NASA)公布的统计数据，10厘米以上大小的太空垃圾已经达到17000片；2.5到7.5厘米大小的超过20万片；更小的则数以百万计。
最新有关空间碎片的报告――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9月1日公布称，地球上空的太空垃圾数量已“达临界点”，对于航天器和宇航员而言，当前的空间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
此前，NASA的科学家曾警告，即使不再发射航天器，到2055年，由碰撞产生的新碎片数量也将超过落回地球和燃烧掉的碎片总数……
在(中国空间碎片首席科学家)都亨看来，激光处理的办法容易产生新的小碎片。目前学界清除太空垃圾的想法很多，但还没有成熟的办法。
人们依然盲目地信奉着科学万能。而据专家说，即使按照目前人类对自然破坏的规模不再增加，最乐观的估计是，地球留给人类解决问题的时间已不足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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