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4:55
导语：在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引言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被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该部巨著是一部描写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百科全书；小说以上层贵族社会为中心图画，极其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全部生活，堪称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红楼梦》之所以成为“中国小说文学难以征服的顶峰”，不仅仅是因为它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还在于它非凡的艺术成就。全书规模宏伟，结构严谨，人物生动，语言优美，此外还有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值得后人品味、鉴赏。
从1830年至1986年近160年间，《红楼梦》出现了9种英译本，成为中国文学英译史上一道独特而绚丽的风景。但译本之间差异较大，有些源于译者对原文的不同理解，有些源于特定历史因素对译者的意图和倾向造成的不同影响。在《红楼梦》英文译本中最为完整、影响最深远的两部作品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夫妇的英译本A Dream of Red Mansion和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avid Hawks）的英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
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1995年在其《译者的隐性》一书中提出，文学翻译中译者可采用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按其说法，异化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而归化法则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1］。
杨宪益夫妇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以原文文本为指导，选用与源语表达方式对应译文，力求保留源语语言和文化特色，目的是向西方介绍中国的古典文化，多采用异化策略，保留了大量的中华文化韵味。而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下简称霍译）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以译文读者为导向，目的是让读者读起来顺畅、有趣，对许多中国文化进行了改写，多采用归化策略，但更见功力于语言、艺术的再创。由此看来，读者可以从杨译本中学到很多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在西方霍译本却更流行［2］。归化与异化这两种翻译策略是译者在翻译时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及对象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选择，孰优孰劣很难一语判定。只能说不同的翻译策略会对读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达到不同的翻译目的。本文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视角阐释杨译与霍译采用不同翻译策略的原因。
二、多元系统理论
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1978年，埃文―佐哈尔的《历史诗学论文集》（Papers in Historical Poetics）出版，其中包含了他在1970年至1977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首次提出了“多元系统（polysystem）”这一术语。埃氏多元系统理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里各个子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并且又互相依存，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但是，在这个整体里，有的系统处于中心，有的系统处于边缘，各个子系统的地位并不平等，并且所处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心与边缘也在进行着更替［3］。
在佐哈尔看来，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究竟是占据“强势（primary position）”还是位居“弱势（secondary position）”，具体要视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当翻译文学积极参与建造多元系统中心的工作，即在特定文化的文学多元系统内占主要位置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这时就占据了主要和中心地位，有了其自身新的活力与不可低估的作用，不仅会为原来的文学注入新的思想和内容，而且会提供新的形式和技巧，已经成为一种创造新词和新的表达模式的途径。相反，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已经发展完备处于强势地位，那么翻译便会居于下风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也会随之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边缘地带，其文学模式就是次要的了［4］。
三、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
佐哈尔（2000）认为，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或边缘地位取决于主体文学的发展状况，而译者又会据此来选择翻译主题和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直译或意译。也就是说译者的翻译策略常视本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这个大多元系统内所处的地位而定。当翻译文学处于系统的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尽管译本的充分性不足，但可接受性还是很大的。反之，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这时异化的翻译策略常常是译者在翻译时所采取的选择，即便以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译文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最大［5］。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语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过程中，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向西方介绍传播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杨氏夫妇在翻译《红楼梦》时，正是出于此目的而采用了异化策略。而对于霍克斯这个西方人而言，中华文化是异语文化，而英语文化是母语文化；相比之下，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程度有所削弱。霍克斯的翻译目的无非是希望把自己在读《红楼梦》时所产生的快乐传达给本民族的读者，让他们在顺畅、有趣的阅读中领略名著《红楼梦》的魅力。这种翻译目的就势必使霍克斯在翻译时以英语及其相应的文化为主导，而采取归化策略。再加之旧中国时代，汉文化在西方国家处于文化边缘位置，对于霍克斯来说，在翻译时很可能相应地将《红楼梦》的翻译定位为文学系统的边缘位置。而杨宪益夫妇的情况却不同，他们的翻译目的是彰显本民族文化，并且他们的翻译实践大多是从强势文化向弱势文化的输出（如亚非拉等国家），这就使得杨宪益夫妇采取了异化策略，将《红楼梦》译本定位于英语文学系统的中心位置。下面我们通过译文中具体的例子进行比较。
例1.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孙女似的……（《红楼梦三回）
译文（1）：Her whole air is so distinguished!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s son-in-law of our own Ancestress，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Yang）
译文（2）：Everything about her distingue!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 family，Grannie，she is more like a Jia.（Hawkes）
在汉语中孙女与外孙女的远近亲疏是比较明确的，而英美国家的宗法关系却不及中国这么严密。例1中霍译旨在表达原文中“嫡亲”这层关系，同时也并没有表达出言者的原意：讨好贾母。相比之下，杨译则技高一筹，通过异化翻译明确地交代了贾母与黛玉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达给了读者，很好地保留了源语言文化的特色。
例2.“潇湘馆”
译文（1）：“Bamboo Lodge”（Yang）
译文（2）：“The Naiad’s House”（Hawkes）
在中国人的脑海中，“潇湘”意指绿竹，杨译采用的是异化的方法，保留了源语文化的因素。因此杨译本在地名的处理上会让读者感受到古色古香的氛围。而霍译中Naiad是希腊神话中河边湖滨仙女，由此来看，霍译在翻译时倾向于可接受性。
例3.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红楼梦》第六回）
译文（1）：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Yang）
译文（2）：Man proposes，God disposes.（Hawkes）
在译文中，杨译使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把其中的“God”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源语言的宗教色彩。而霍译直接引用了英语谚语，未做改动，用基督教色彩代替了原文的佛教色彩，这对英美读者来说当然读起来更自然顺畅、易于接受。
四、多元系统理论与翻译策略的应用
虽然许多文学翻译作品的解析都可以用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得到很好的解释，但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文化屈居劣势，本民族文化与异域文化伯仲悬殊的情况下，仍可以看到归化、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并存的现象。这说明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同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出现两种翻译策略并存、两种翻译派别明显对立的现象，是用多元系统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实际上，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的还有译者的“主观认识”，而恰恰是这种主观认识在对民族文化地位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的实质是两种语言文化的传播和交流，应该保持译者与原作者平等的地位，不仅于此，译者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更要发挥译者的主导性、能动性，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又离不开人的价值观，特别是辨别是非、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支持与制约。而这正是多元系统理论所忽视的，它只考虑了目标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客观”地位，并以此来判断译者的文化态度，却忽视了译者的“主观意识”和文化态度及对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实际上，翻译策略具有很强的译者的主观意识。尽管本民族的文化在客观上可能出于边缘地位，但译者仍要用自己的受主观意识支配的文化态度来判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由此可以看来，多元系统理论在其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与传统翻译理论相比，多元系统理论为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新视角，它把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观点，拓展了视野，丰富了翻译研究理论，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对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6］。
五、结语
不言而喻，翻译的标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目标文化和地位决定翻译策略，译本读者和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主体性和伦理观念标准也会决定翻译策略。译者不但要熟悉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具备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处理好译者自身与原作者、文本及读者的关系，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译文。
参考文献：
［1］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Routledge Publishing，1995.
［2］陈正发.也谈“归化”与“异化”［J］.外语教学，2006，（1）：69-71.
［3］Even Zohar，Itamar.Polysystem theory［J］.Poetics Today，1990，（11b）：19-26.
［4］张南风.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J］.外国语，2001，（4）：61-69.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文化学翻译；对比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271-02
一、文化学翻译学
翻译的文化转向起源于1976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次会议第一次把以色列的多元系统理论的学者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学者集中到一起，会上Lefevere指出翻译的目标应该是发展综合性的能够指导翻译产出的理论，这种理论对文学与语言学翻译理论的构建都有帮助，这一理论是动态的，不断演变的，时刻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一理论指导的翻译实践将会影响译语文化的发展。Lefevere的这一言论奠定了翻译研究下一个发展阶段的基本原则，Lefevere言论的核心是反对传统的评判式的翻译立场，拒绝把翻译研究单纯定位于文学或语言学领域，这开辟了翻译研究的独立空间。最先在文化翻译领域进行探索的是多元系统理论学派。以色列人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名称。他指出，译作与多元文学体系的关系不能简单定位于次要与主要，或从属与支配的关系，而是依据文学体系的具体情况而变化。
文化翻译领域的另一学派――文学翻译的操控学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多元系统理论异曲同工。这一学派把翻译定位于比较文学的一个下属分支学科，其代表人物有荷兰的Andre Lefevere，Theo Hermans，Jose Lambert，英国的SusanBassnett以及以色列的学者如Gideon Toury。Theo Herman曾经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角度出发，所有的翻译都隐含着为实现某一目的而对原文的某种程度的操控”。因此文学操控学派一开始是和语言学翻译学派针锋相对的，不追求严格的对等而追求某种程度的操控。
概括来说，文化翻译注重翻译与译语社会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关系，关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
与语言学翻译观相比，文化翻译观以译文为重心，强调译者的能动作用，重视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文化的作用。文化翻译观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翻译的结果，把翻译的结果放在社会文化语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侧重文化交流与融合，并关注动态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译文较为灵活，译者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文化翻译观以双语文化为取向，根据交流的需要，偏重译语或原语文化，并以文化的世界差异性为前提，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积极进行交流与融合。
二、生态翻译学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由中国学者首倡的翻译研究的学问，是近年来在翻译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构建的又一新颖尝试。2001年以来，胡庚申教授通过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及数十篇论文的深入论证，已基本确立起一套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翻译研究的话语表述方式、评估语言、评估方式和评估标准。
生态翻译学的确立，以2008年胡庚申教授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生态翻译学解读”一文为标志；2010年11月在澳门举行的“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更是让学者们看到生态翻译学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生态翻译学在不断充实和完善。然而这一理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顺应各种趋向、适应翻译研究各层次生态环境的成果。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整体、立体、动态的眼光看待翻译行为，探讨翻译生态的特征和功能及其演化和发展基本规律，从生态视角描述和解释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及其成因，是能够对翻译本体做出新解的翻译理论范式。生态翻译学的代表人物是清华大学的胡庚申教授。
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所谓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翻译生态环境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生态翻译学所遵循的翻译原则一方面是“多维度适应”，另一方面是在多维度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做出与翻译生态环境相适应的“适应性选择”，即概括为：“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具体来说，“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翻译原则，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原则上在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上力求多维度地适应，继而依此做出适应性地选择转换。生态翻译学认为，最佳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翻译。所谓“整合适应选择度”，是指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某译品的“多维度适应”和“适应性选择”的程度越高，那么，它的“整合适应选择度”也就越高。在翻译的重心上，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的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具体来说，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译者为中心”是以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为目的，以从译者为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为途径，以彰显译者主体、发展译者能力为特征，以译者为终极关照的翻译观。“译者为中心”的翻译理念确立了译者的中心地位，使译者真正成为“主宰”者，从而名正言顺地由译者来主导翻译活动的全过程，以至“译有所为”地创生译文、影响译语的文化和社会。
三、结论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在很多方面与文化学翻译学存在一致性，是对文化翻译学研究范式的继承，但同时在很多方面，生态翻译学又是对文化翻译学的发展。生态翻译学在理论基础、基本理念、翻译实质、翻译过程、翻译原则、翻译方法和译评标准等很多方面都超出了语言文化的范畴，把翻译置于整个社会的大生态环境之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虽然生态翻译学的发展才不过十几年的时间，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具有不同于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并在不断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从译文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应用例析[J].外语教学，2006，（4）：50-55.
[2] 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 孙红梅.语言学翻译观与文化学翻译观之对比浅析[J].高等函授学报，2008，（12）：94-95.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co-translatology and Cultural Translatology
DU Hai-bao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4，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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