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8 14:5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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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产证券化是指把流动性较差的资产集中及重新组合，并以这些资产作抵押来发行证券，从而实现相关债权的流动性的一项金融工程。实务操作中，她会涉及很多具体问题，税收是其中一个关键。明确资产证券化在其所涉及的环节中是否需要承担以及承担多少税收负担，对于大金额的且在我国作为新生事物的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而言，十分迫切而且必要。同时它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价值评估也至关重要。本文分三部分分析，在纳税环节角度的分析中提出了在资产证券化的不同环节所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在纳税主体角度的分析中对当前中外资产证券化操作涉及的具体税收问题进行比较；最后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一些建议。
一、从纳税环节看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1、资产转让环节
在资产转让环节中，发起人将可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以一定的价格打包出售给特殊目的工具（SPV），涉及的纳税主体有发起人与SPV，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发起人以确定的价格将资产售予SPV时，其成交价格与账面价值很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成交价格高于账面价值时，发起人的收入是否须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成交价格低于账面价值时，差额部分是否可作为税前扣除项从发起人的总收入中扣除？
2）发起人与SPV签订转让合同是否要交纳印花税或转让税？
3）发起人的转让行为是否要交纳营业税或增值税？
4）发起人在转让资产时，为了达到相应的评级要求，常以一定的折扣销售资产，或通过“超额抵押”等方式为SPV提供资产信用的内部增级，是否可将“折扣销售”与“超额抵押”认定为发起人的成本支出并从其转让收入中予以扣除？
2、证券发行环节
在证券发行环节，SPV（或发起人）将资产担保证券或受益凭证售予投资者，其中也存在发起人为提供信用增级，以优先／次级结构，购买次级从属证券。这样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就有SPV、投资者和发起人，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PV销售证券的收入与其购入资产的支出可能存在着差异，当收入大于支出时，SPV是否要交纳资本利得税？当支出大于收入时，差额可否作为税前扣除项从SPV的总收入中扣除？
2）SPV发行证券是否要交纳印花税和登记税？
3）投资者或发起人购买证券是否要交证券交易税和印花税？
3、现金流偿付环节
在现金流偿付环节，SPV将从服务人（通常是发起人）转移来的资产债务人支付的权益（应收账款，包括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及发起人，当发起人也作为投资者购买了次级从属证券时）。这个环节涉及的纳税主体包括SPV、投资者，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有：
1）SPV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2）投资者从SPV收到现金流是否要交纳所得税？
3）当投资者为外国居民时，SPV是否要交纳预提税？
二、从交易主体来看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
1、SPV的税收处理
在SPV所得税收处理的比较上，应主要关注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的证券形式三个焦点。因为前者关系到SPV是否可以获得免税实体的待遇，而后二者则关系SPV能否利用收入与支出相抵消的原理保持SPV的税收中立从而达到减轻或免除税收负担的目的。
SPV的组织形式包括公司形式、合伙人形式和信托形式（包括所有人信托与让与人信托）。现金流偿付结构主要有转递结构（只允许发行一个种类的证券）和转付结构（允许发行具有不同偿付顺序和不同到期日的证券）两种基本结构，所发行的证券相应地称为转递证券和转付证券。不同的组织形式、偿付结构和证券类型适用不同的法律，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税收地位。
作为证券化核心主体的SPV，其税收处理方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SPV的组织形式、证券化现金流偿付结构和所发行证券的类型，进而关系到证券化整体运作结构和融资特色。
1）美国
在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创设的专门用于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的REMIC及《1996年小企业就业保护法》创设的可为多种资产提供证券化便利的FASIT，都是为联邦税法明确承认的免税载体SPV。它允许发行人自由选择SPV的组织形式：无论是公司、合伙还是信托，甚至REMIC还可以仅是一个既定的抵押资产池而无须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该法也允许发行人选择证券的形式：无论采取股票、债券、合伙权益还是信托利益的形式都可以被认定为属于联邦税法上的债券，其权益的偿付都可以作为税前项目予以扣除，加上REMIC所要求的残余利益可以不具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便利，这样就可以使更多的资产运用于证券化操作以获得更高的资源使用效率。FASIT同样也是联邦税法上的免税实体，不同于REMIC的是它可以应用于各种资产的证券化操作，而且它还享有资产替换、现金流再投资等权利，使得证券化的操作更有经济效率。
2）中国
在我国，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税收法规还未出台。在SPV税收处理上，不同组织形式的SPV基本上都是按照一般经济活动的相关税法规定适用的，类同于公司形式的处理办法，并未针对SPV自身具有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在税法适用层面上予以区别对待。对于目前推荐的信托形式SPV，由于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因此除对证券投资基金（信托关系）的税法适用有特别规范外，也按一般办法处理。采用公司形式SPV有如下的税收问题：首先对SPV在各环节中的收入：如在证券发行环节中收到的现金流和权益偿付环节中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应视为SPV的应税收入，课征所得税；其次，SPV在各环节的支出：如在资产转移环节及凭证权益偿付环节的支出面临着纳税扣除的问题。依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在进行纳税扣除时，有关支出应当先区分经营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经营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仅限于当期的那部分支出，而资本性支出是指支出的效益涉及多个会计期间的支出。按照规定，经营性支出在当期直接扣除，而资本性支出则不得在当期直接扣除，必须按税收法规的规定分期折旧，摊销或计入投资的成本。因此，发起人与SPV之间约定的资产转移方式及转让金额的支付方式都可能影响对支出性质的判断，从而适用的纳税扣除方法也将有所不同。比如，一次性支付资产转移的标的金额，应当视为资本性支出，并依据对于该资产规定的摊销年限进行摊销，这类支出通常不允许在税前一次性扣除。如果是按债务的偿还进度分期支付转让的金额，依据权责发生制和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应当认定为经营性支出较为合适。
对于SPV在证券发行环节及资产转让环节签订转让合同所涉及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我国仅对A、B股交易双方征收交易印花税，对进入市场交易的企业债券则免征印花税。如果资产担保证券被认定为具有股权性质就有可能负担这一税收支出，反之如果是资产担保债券则可能免除这一税收负担；同时1988年《印花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在我国书立领受该法规定的应税凭证，按应税凭证的性质缴纳一定数额的税收。由于资产证券化中进行的是债权资产转让，因此在具体的操作中可能牵涉这一立法中所规范的应税凭证的书立领受问题而须缴纳印花税：购销合同的税率为千分之0.3，借款合同的税率是千分之0.05。
3）英、法、日等国家
针对SPV在其余环节中的税收，英国在股票发行环节按1%的比例税率向发行公司课征资本税，而日本则按应税证券金额的0.1-0.5%向发行公司征收登记许可税，此外还按发行证券的票面金额课征一定数额的印花税。法国FCC因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而免于公司税，由此使得其所发行的单位豁免于登记税，FCC向投资者销售单位也豁免于登记税或印花税。
2、发起人的税收比较
1)英国
依据英国税法，资产让与方要对该转让证书按照其销售资产额的1%征收印花税，但对于抵押贷款资产的转让已在1971年取消了相应的印花税征收要求。同时，转让资产不会产生增值税负担。但在资产转让价格的处理上，税收当局不仅考虑未清偿的资产本金价值与转让价格的关系，还评估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转让价关系，如果资产的利率实质上超过了当前该项资产的市场利率，那么即使发起人按资产的面值进行转让，也要确认发起人存在着应税收益，从而要交纳资本利得税。
2）法国
在法国，即时交易的转让协议，转让人并不要求缴纳印花税。如果当事人自愿达成书面协议，也只要按照税法的规定，缴纳数量微不足道的固定的印花税。在法国资产转让豁免于增值税。如果发起人以溢价或折扣的方式转让资产，所产生的溢价或损失通常被认为是相应一方的应税收益或税收损失，此外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转让价格之间存在着差距，则这项差距构成一项收益或者损失，可以在计算转让人应税利润或损失时予以增加或扣除。但是如果转让人销售资产时以超额抵押的方式提供信用支持，并保留其在FCC中的清偿权益，那么在这一项交易中税收中收益或损失的确认则取决于清偿权益的数量，并且清偿权益在FCC的资产可能发生违约前不会贬值。这样一方面，转让人在资产转让当时就能确认超过转让给FCC资产价值的任何收益，而另一方面在FCC清偿期到来的时候转让人就不用为其先期确认的收益纳税。
3）日本
在日本按照1998年的《债权转让特立法》，虽然转让人和受让人要共同提交转让应收款的登记申请，但转让本身并无任何登记税负担。
4）我国
在我国，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如果资产实现了真实销售，转让财产的收入在扣除相应的成本费用之后，发起人要缴纳33%的所得税。对于发起人为其“真实销售”产生的财产收入或其他收入纳税时，相关的费用及资产转让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允许发起人从应税收入中予以扣除的问题，就目前的立法状况来看并无相应的规定，这实际上意味着发起人无法将损失予以扣除。营业税方面，则规定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对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接受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则免征银行销售转让不动产、无形资产以及利用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应当缴纳的营业税。对资产证券化发起人的印花税，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票，依据书立时证券市场当日实际成交价格计算的金额，由双方当事人分别按2‰的税率缴纳印花税。而对于债权类证券则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资产证券化涉及的证券主要有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和转付结构中的转付证券。转递结构中的受益权证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具有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因此归属于股权类证券比较合适；而转付证券可以发行不同期限和到期日的债券，因此它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这种债券代表持有人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而归属于债权类证券比较合适。
3、投资者的税收问题
投资者的税收负担主要是投资于证券收益的所得税或预提税。
1）英国
在英国，当SPV向投资者偿付证券权益时，同样也要征收一定比例的预提税，发行欧洲债券可以避免引发预提税，或者将投资收益作为原始发行折扣予以偿付也不会产生预提税，而且任何固定期限少于1年的票据如商业票据其利息的偿付也不用负担预提税，如此就可以利用这些手段进行证券化操作减少投资者的预提税负担，增加其收益。
2）法国
在法国，投资者要对其持有的FCC单位所取得的收入纳税，本金偿还无须纳税，并且转让该单位而取得的资本收益也要纳所得税，但有关购买和销售FCC单位的交易免于交纳印花税。
3）日本
在日本，投资者要对其证券投资所得进行纳税，其税收负担与一般的证券投资者并无区别。
4）我国
在我国，投资者投资资产化证券涉及的税种包括：证券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参照前发起人的印花税）及证券投资所得的所得税或预提税。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利息所得和证券交易所得，我国没有采用预提税的方式而是将其作为收入进行征税。如果投资者是个人，那么按照我国1993年《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应按其利息所得的20%征税（不扣除费用），由所得支付单位代扣代缴，而对于个人在二级市场进行证券交易的所得暂时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如果投资者是国内企业，那么按照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其利息收入计入企业的收入总额纳税，而企业在证券交易中除成本之外的净收益也计入企业利润征收企业所得税。当然在证券交易中的净亏损可作为投资损失，在纳税时用企业的主营及其他业务的利润加以弥补。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税收问题及其建议
1、我国目前资产证券化的税收处理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由于没有专门的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税法中也没有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特别规定，因此对于结构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税收处理来说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对于发起人来说，资产销售的收益要交纳所得税而资产销售的损失却无法被确认；对于SPV而言，要为证券化操作中的收入，如发行证券收入、权益偿付环节收到债务人支付的现金流等支付所得税；而对于投资者，仍要对其证券投资收益交纳所得税，这明显导致了多重征税的问题，违反税收中性的原则，不利于证券化操作的开展。
对于SPV的组织形式，目前所推荐使用的是信托形式，但我国的信托法律制度在税制主体框架建立时尚未明确，信托活动税收制度与信托制度不衔接，如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由于信托中受益权证代表的是受益人（投资者）对信托财产的受益权，而受托人只是进行财产的管理或处分，因此对于资产在未来产生的可预见的现金流，受托人必须按信托文件的要求将其分配给受益人，从这个流程来看应该只有受益人要对其受益所得缴纳税收，而不是发行人、SPV和投资者同时都要为其证券化收益缴纳所得税。
对于在资产证券化操作中涉及的印花税，按照1992年的《股份制试点企业有关税收问题暂行规定》的要求对股票交易双方各征收3%的印花税，1997年5月这一税率调整为各征5%，1998年6月12日起再次调整为各征4%，从这一印花税征收的操作来看是套用《印花税暂行条例》第11税目“产权转移书据”和第13税目“权利许可证照”的临时变通办法，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而且由于目前对股票交易实行电脑撮合进行无纸化运作，并没有书立和领受凭证，这就使得股票交易印花税的征收更为牵强。此外从国外的立法实践来看，美国、瑞典、西班牙、南非、韩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出于鼓励资本流动的考虑，已经停征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现仍然征收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税率也是很低的，最高不超过3%，最低只有0.5%，而且呈不断下调的趋势。因此一旦资产担保证券在我国发行，如果仍然适用4%的证券交易印花税，必将不利于建立一个活跃的二级市场，不利于促进资本的流动。
2、建议
1）专门汇总立法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在法制传统上我国属大陆法系，如果按照我国现行《立法法》的做法，逐一地按照法定程序，修改法律中不适应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并补充调整证券化的法律空白，不仅不可行而且即使进行了部分操作，也会因为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性而无法融入既有的法律体制中。从我国对待金融创新的经验来看，大多是通过专项的立法来进行调整，如有关证券投资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的立法。同样地作为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虽然现存立法中也有一些适应其发展的规定，但这些零散的规定一方面无法勾勒一个清晰的证券化过程，另一方面又与其他阻碍证券化发展的规定相混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刚开始尝试证券化操作的国家而言，通过专门汇总立法，远要比让人们毫无头绪地寻找适用的条文来得既不浪费现有的法律资源又有调整的效率；再者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发达，不仅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有待提高，而且投资者的投资理念也有待增强，我们存在着认识乃至把握这一创新金融工具的问题，通过专门的立法无疑可以清晰地界定证券化各个操作阶段、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利于解决对民众的证券化教育问题，而且可以以其中的规定为衡量标准规范参与者的操作，将证券化的风险控制在可预见的范围内。
2）赋予SPV免税载体资格
证券化的主要创新之处就在于创设了专门用于证券化操作的载体SPV，这一特殊的法律结构应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得到确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一方面可以采用《信托法》中的信托结构实现资产的破产隔离，再由信托投资公司等可以从事信托业务的法律主体充任资产受托人，以所信托的资产为基础，按照发起人设定的受益权证要求，向投资者偿付权益完成证券化的操作；另一方面可以设立公司形式的SPV，通过发行资产担保债券来完成证券化操作。无论采取哪种操作模式，都应将其做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这样才可以有效地避免多重征税问题，促进资产证券化业务健康快速成长，更有利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同时应加快信托税制的建立和完善，使信托更好地为资产证券化服务。
3）出台优惠措施减轻证券化参与各方的税收负担。
税收负担是关系证券化操作是否具有可行性的重大问题，不少国家都对证券化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税收优惠，而有学者经过研究也指出证券化在我国尚处于萌芽阶段，它对税收成本比较敏感，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针对我国目前的税制状况，从有利于证券化发展的角度出发，在证券化专项立法中应规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例如将发起人转让资产的收益和损失都作为计税的依据，将SPV作为一个免税载体对待，减轻投资者购买资产担保证券所得的税负和进行此类证券交易所要交纳的印花税负担等。
参考文献
1、《金融市场学》张亦春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住房抵押证券化》作者施方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美国联邦税制》凯文E.墨菲马克希金斯著解学智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4、《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政策》洪艳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两分两换；文化遗产；保护；必要性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自2008年4月我市被列为省级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以来，市委、市政府按照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要求，坚持把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一次重大发展机遇来抓，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真抓实干，综改试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初步走出了一条具有嘉兴特色的统筹城乡发展之路。为了确保综改试点工作既能创新、突破、有实效，又能平稳、有序、协调推进，又在全市七个县（市、区）先后启动了15个“两分两换”试点，努力提升综改试点工作水平和“两新”工程建设水平。开展“两分两换”，对于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合理流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开展“两分两换”，是盘活城乡统筹工作的良方。但同时，“两分两换”工作在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日益显现的同时，也对这座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极大冲击，文化遗产所承受的压力和风险不断加大。
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遗产，使整个人类文明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嘉兴历史悠久、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如何在“两分两换”发展的进程中既统筹好城乡发展，又保护好文化遗产，正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嘉兴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分布情况
嘉兴人文荟萃，星罗棋布的文物遗存和蔚为奇观的各类文物，生动而直观地展示了嘉兴七千年的灿烂文明。丰富的、遍布境内的古文化遗址构成了嘉兴文化遗产的一个鲜明特点。建国后，通过多次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全市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达208处，遍布嘉兴的五县（市、区）。如马家浜遗址（南湖区南湖乡马家浜村）、双桥遗址（秀洲区王江泾镇双桥村）、罗家角遗址（桐乡市石门镇利星村）、庄桥坟遗址（平湖市林埭镇群丰村）等。很多市镇历史悠久：盐官镇始建于汉，澉浦镇始建于唐代，崇福镇建于五代。我市的市镇特色明显，很多市镇历史悠久。盐官、崇福是有千年历史的州、县古城；澉浦、乍浦曾经是中国重要的海港；长安、斜桥、石门等古镇是大运河上的交通要津。市镇名人辈出，远的不说，近现代顶尖的文化名人中王国维出自盐官、丰子恺来自石门、茅盾来自乌镇。
这些是嘉兴文化遗产保护的特点和亮点，也是嘉兴的文化优势所在。我们要建设文化大市和文化强市、实现嘉兴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要给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足够的重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保护传承弘扬市镇历史文化的意义不仅对实现嘉兴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对市镇建设本身也很重要。如果市镇建设不注重自身历史文化特色的传承，新市镇就会是“千镇一面”，缺少文化特色，这样的市镇，难以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其本身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全球《21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项工作有利于促进嘉兴和谐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嘉兴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提高嘉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保护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
二、“两分两换”背景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嘉兴在西塘、乌镇等历史文化保护和旅游开发方面卓有成效，但从总体上看嘉兴在市镇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是对保护市镇历史文化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市、县政府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关于保护市镇历史文化的法规和文件，在保护市镇历史文化方面无法可依。二是在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重经济发展、轻历史文化的保护。在“两分两换”过程中或对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不正确，或出于经济目的，导致破坏常常是在“加强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名义下进行的，使具有稀缺性、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的文化遗产，一旦破坏就无法复原。三是市镇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意识相对较淡薄。保护标准和目标管理以及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训等工作没有及时跟上，保护、管理资金和人员不足，导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滞后。四是缺少一个对市镇历史文化保护的有效机制。由于长期以来受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影响，城市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形成了比较好的资金投入机制，而对农村、市镇历史文化保护却没有较好的资金投入机制。
显然，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工作。对于目前“两分两换”背景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借鉴国际，如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先进理念和技术来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更应该结合我国与嘉兴市的发展实际情况，不断探索符合嘉兴市文化保护实际的多元化保护策略，形成相应的规章制度，细化并强化各级主体责任，探索保护义务与开发权力的制约方式，以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凝聚着不同时代的精华，集中反映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保护城市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对于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嘉兴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切实重视、有效保护祖先留下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让江南水乡文化在打造人文嘉兴、建设文化大市的进程中，散发出灿烂夺目的光彩。
参考文献：
[1]《求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2007年09月06日
[2]《四川烹饪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C3》《乐山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研究》俞晓萍
关键词：理财教育 游戏 社会实践
“理财教育”既包含了对钱币的认识，同时也探讨了行为层面的内容，对于幼儿来说，重要的不是让他认识金钱，而在于从小培养其科学、合理的对待钱的态度，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进而培养其较强的理财能力的教育。
一、在区域游戏中引导幼儿认识钱币
在幼儿园中，游戏是儿童生活的全部，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幼儿认识钱的作用和建立起一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很好的前途。幼儿可以通过平时的观察，将大人的行为活动转化为游戏。
中班年龄的幼儿，教师首先找出不同年份银行发行的钱币，并把这些钱币打印下来，首先和孩子们共同观看这些不同年代、国家、风格的各种钱币，然后一起动手布置了一个“钱币展览馆”。孩子们虽然还不能从风格迥异的钱币中看出各国的文化风俗，但起码对中国的钱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钱币，不管是什么年行的，都有着不变的标志——国徽，从钱币的人物变化上，让孩子认识一些伟人和一些少数民族，让孩子掌握一些钱币的特征。
对钱币有了初步的认识后，我们大班的老师就用一些仿真纸币和硬币，与孩子们在“点心店”、“超市”、“花店”等区域开展玩换钱币的游戏。老师当“银行的工作人员”将硬币划归己有，将纸币交给孩子，然后让孩子在游戏的过程中按需要到“银行”来兑换硬币。比如：用5元、10元、20元的纸币分别兑换成同样面值的1元、5角或1角的硬币；再用这些纸币兑换不是同样面值的硬币。换成同样面值的硬币时，比如10元纸币可以换成10个1元硬币、20个5角硬币、100个1角硬币等，这个过程可以锻炼孩子的加减计算能力。
二、家园合作理解钱币和劳动的关系
爸爸妈妈可以告诉孩子钱币是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孩子知道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从而使孩子对劳动产生尊重和崇尚的心理。家园共同配合一起制定有效的方法，能让孩子亲身体会钱和劳动的关系。我们在幼儿园就利用活动场地做了一个“虚拟社区”，孩子们可以在“虚拟社区”中赚钱、看病、乘车、看电影，还可以卖报或卖废品，孩子们在里面玩得不亦乐乎，不但体验到了成人赚钱的辛苦，还能间接感受社会生活的“游戏规则”。
如：有的家长为了培养孩子从小爱劳动的习惯，在家里实行“有偿劳动”，比如：洗一次碗给多少钱，叠一次衣服给多少钱……这样做不失为一个鼓励劳动的方法，但是切忌做过头。家长可以适当使用金钱鼓励的办法，但更要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首先是要培养他的劳动观念，同时体会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进而了解父母赚钱的不易。另外，还可以通过劳动来体会其中的辛苦，从而达到约束商品价格过高而产生购物欲望的目的，建立正确的消费观。
三、社会实践活动教会孩子合理消费
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的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动教材。幼儿可以从社会实践活动中看到有趣的景物，遇见各式各样的人物，学到许多知识。而买卖的过程更是幼儿认识钱的最佳机会，带着幼儿一起去购物，你可以让幼儿帮助挑选所需要的物品，在挑选过程中教会幼儿挑选的方式，哪些好，哪些不好，哪些贵，哪些便宜，什么是打折，什么是拍卖。与此同时，还要帮助孩子建立合理消费和选择消费的观念。
我们幼儿园就利用社区活动进行了多次很有意义的售卖游戏，教育幼儿懂得一定的商品知识和购物知识，知道如何挑选、购买、算帐、付款、找零。首先老师将孩子的玩具当成待售商品，一一估价，然后就分成两堆卖。
比如：孩子的小熊估价8元，老师拿出10元，让她找零；而孩子的玩具手枪估价4块，老师出5元，继续让孩子计算找零。在这些练习中，孩子对钱币的运用更加熟练了。老师还经常让孩子去“超市”买东西，由孩子当顾客和营业员，自己付钱、找零。首先要让孩子做一个规划图，把要买的东西画在纸上（避免孩子进了超市看都什么都想要），还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有多少钱。来到超市，让孩子边选择自己需要的东西边把价格记在纸上，然后加起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超出预算，超出的话要重新选择商品。付账的时候，老师可以问问孩子该找多少钱，看看营业员找的钱是不是和孩子计算的一样。
四、学会理财培养奉献爱心精神
我们教师在日常的教育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学会和父母、小伙伴分享。幼儿园就组织幼儿进行了一次爱心义卖活动，让孩子把家中的闲置品带来卖给有需要的家庭，卖得的钱由幼儿园统一捐给慈善机构，让慈善机构的叔叔阿姨们在幼儿园的操场上感谢一下所有参与活动的幼儿，让他们感受到帮助人的快乐。
在幼儿园的各种理财教育中，幼儿的种种能力得到了发展。在创设游戏和实践活动中，幼儿能交往、协商、独立思考，互相协作、处理事情等，所以理财的过程，是幼儿与他人与社会发生交往的过程。在理财教育过程中，幼儿的各种能力得到了充分发展，每个幼儿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做事比原来能干、懂事了。理财教育是一项系统，系统需要全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需要家庭、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有组织、有针对性的具体指导。在孩子的世界里，“金钱”不应当成为可怕的字眼。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让孩子早点接触金钱、认识金钱、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是十分必要的。缺乏及时、正确的金钱教育，会导致孩子不会花钱，不知道勤俭节约，不懂得珍惜父母的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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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颖“理财教育——从3岁开始实现的幸福人生计划”[C]《少年儿童研究》
[3]刘克锦“理财意识，要从娃娃抓起”[J]《经济论坛》
辽阔的内蒙古高原，地处我国北部边疆，自古就是各民族生息游牧之地。除了匈奴、突厥、柔然、回鹘、蒙古等几个为世人所熟知的民族外，党项族人民也曾在这里生活繁衍，谱写了祖国历史的辉煌篇章。党项族从唐代兴起，以夏州为根据地逐步壮大发展，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建立了地方封建割据政权。拥兵五十万，扼控丝路，与宋辽三分天下，称雄西陲。1227年在蒙古军重大打击下终于灭亡。西夏自建国到灭亡，共经十代皇帝，统治长达一百九十年。
西夏强盛时，领土面积很大，范围大致包括今陕北、宁夏、甘肃、内蒙古大部及青海部分地区。今内蒙古的伊克昭盟、乌海市、阿拉善盟的全部，巴彦淖尔盟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西夏的版图。
然而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西夏乃为“无史之朝”。连孔老夫子都曾感叹“文献不足征”，而难言殷周之礼。幸而近年来西夏考古蓬勃发展，不负众望的肩负起弥补西夏史料短缺的重担。内蒙古地区亦不断考古发现大量西夏城址及遗址、墓葬、窖藏等，出土大量西夏文物。这不仅使我们对神秘的西夏王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亦为西夏学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本文拟对内蒙古地区的西夏窖藏进行初步概述总结，笔者仅凭一腔热血涉足门槛极高的西夏学，自知水平有限，加之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赏祈批评指正。
在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临河、包头、达拉特旗、准格尔旗等地区先后发现了大批西夏窖藏。窖藏文物，大多保存完好，其中有瓷器、铁器和大量西夏钱币。文物部门事后知悉，只能收回部分文物，很难描述其具体形制。现分区并按发现时间先后顺序作简要描述。
二.鄂尔多斯市境内的西夏窖藏
鄂尔多斯市境内的西夏窖藏数目最多，总计13处。
1.准格尔旗境内窖藏（2处）
1.1纳林镇窖藏
纳林镇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境内。据相关报道，该西夏铁钱窖藏于1949年发现，并出土钱币约六千公斤，主要为“乾元宝”，也有少量宋“天圣元宝”铁钱。1953年，又发现“乾元宝”铁钱。从周边农民处了解到，解放前，在暖水乡樊家渠，也出土过一大批铁钱，共装了十几车，被驻军运走。
1.2敖包梁窖藏
敖包梁窖藏遗址位于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西召村敖包梁社红不灿渠渠口处。遗址坐落于一条季节性河流东畔的第一台地上，东侧为山丘。
1982年10月被当地元姓住户植树时发现，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随即展开调查并对遗址进行抢救性发掘。遗址中部置放内存瓷器大瓮1支，瓮口覆盖铁锅，瓮腹部套一铁箍，各类铁器堆放于大瓮周围。出土瓷器有瓮、碟、盆、钵、罐、碗、瓶等21件；铁器有生活用品等，生产用具铲、锄、马衔等，以及拘役用具铁手铐等54件。
这是首次在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大宗西夏窖藏。在西夏窖藏中，这是首次大量出土西夏铁器，对研究西夏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有重要价值。
2.伊金霍洛旗境内窖藏（6处）
2.1白圪针窖藏
白圪针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红庆河乡政府所在地西北约1公里处的白圪针村东沙梁内。
薛玉亮于1985年放羊时发现了该窖藏。1986年清理，出土器物有酱釉剔花瓶、罐，酱釉罐等共十余件。其中出土的瓷器十分精美，不次于灵武窖中的同类精品。瓷器以褐釉为主，白釉次之。褐釉器物均未施釉到底，有的在肩部有一圈缺釉露胎处；白釉器物制作粗糙，釉色灰白，表现出了西夏瓷器的一些特点。
2.2牛其圪台窖藏
牛其圪台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嘎苏木尔力湖沟三队东北100米。
出土器物以铁器为主，共计20件，还有铜器1件。主要有铁锅、铧、锄、铜镯等。这批文物中亦分为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两大类。
2.3陶家圪楞窖藏
陶家圪楞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乡虎牙格图村陶家圪楞脑畔。
该窖藏被山水冲刷而出地表，20世纪80年代高玉喜在放羊时发现。此窖藏出土铁锅两件，铁犁铧四件，现入藏鄂尔多斯博物馆。
2.4瓦尔吐沟窖藏
瓦尔吐沟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布尔台格乡巴兔塔村瓦尔吐沟河的第二台地上。
出土的器物有酱釉剔花罐、杵、铧、锅等共13件。其中尤以两件羊首铁灯最具特点，羊首顶部及靠后有类似冠的装饰，其后有卷曲的似带子的装饰。另外，作为照明用的灯上饰以羊首，反映出万物有灵的神权思想在西夏社会的普遍流行，为我们研究西夏的宗教意识提供了材料。同时作为锻制而成的羊首铁灯，其造型生动，形态逼真，非一般工匠所能及，这与西夏统治者重视发展工业，重视冶炼技术是分不开的。
2.5根皮庙窖藏
根皮庙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桃林乡三社根皮庙东的沙窝子内。
多数器物被毁或砸破，仅出土有褐釉瓷碗，镞、刀等少数几件器物。牛其圪台窖藏目前地表沙化严重，只能看见地表散落的一些陶瓷碎片，很难描述其具体形制。
2.6阿日雅布鲁窖藏
阿日雅布鲁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苏布尔噶苏木阿日雅布鲁村东200米。
遗物大部暴露地表。1988年清理，出土有酱釉小口壶，黑釉罐、铧及“乾元宝”铁钱等。
3.达拉特旗境内窖藏・新民渠窖藏
新民渠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盐店乡新民渠村南约1公里处的河边台地上。
1980年8月，窖藏被雨水冲毁，被农民吴羊保发现。除锈蚀严重无法辨识和钱体损伤者外，字迹较轻，方可辨认的有183204枚，计12种26式。有东汉“五株”、唐“开元通宝”、北宋“祥符通宝”、“元通宝”、“宝和通宝”、及西夏“天盛元宝”、“乾元宝”等铜钱。西夏铁钱占99.45%。另外，在该处的“天盛”铁钱中，还有背俯月纹一枚。从当地群众处了解到，在1959年“”群众打井时，还“挖出过两处窖藏铁钱，各约有十几公斤”。
4.杭锦旗境内窖藏・广丰窖藏
广丰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胜利乡广丰村南约1.5公里。在一座土坑内出土有敞口盆2件和黄白釉敞口碗8件。
5.乌审旗境内窖藏・陶利苏木窖藏
陶利苏木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陶利苏木桃儿庙嘎查。陶利乡在内蒙古乌审旗西，这里地处无定河上游，属西夏夏州地界，是西夏王朝的发祥地。
1987年2月5日该窖藏由牧民朝勒盖在西沙湾发现。由于底部铺有栗糠，钱币保存完好。该窖藏共出土钱币605公斤，其中175公斤流失，乌审旗文物工作站收回430公斤，是最大的西夏铜钱窖藏。经整理共有古钱115707枚，其中钱体完整、字迹清晰的计115045枚。上起“秦半两”，下讫西夏“乾元宝”，纵跨1300余年，计有秦汉、金、西夏诸钱计77种，402品。其中西夏钱中有汉文钱“天盛元宝”二千零七十五枚，“乾佑元宝”六枚，西夏文“福圣宝钱”七枚，“大安宝钱”二十枚。而隶书“元德通宝”三枚，在西夏钱币窖藏中是首次出土，证明此钱是西夏钱而非安南钱。
6.东胜境内窖藏・板洞圪旦窖藏
板洞圪旦窖藏位于东胜市罕台庙乡元圪旦村南约3.5公里处。
1995年发现，出土有铁钱，铁铧、铁锅、铁圈等。钱币多锈蚀严重，可文字者“宣和通宝”、“天盛元宝”、“乾元宝”，总共3936枚。
7.鄂托克前旗境内窖藏・二道川窖藏
二道川窖藏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南与盐池县交界处，二道川属西夏盐州。
该窖藏于1979年5月，由当地农民发现。有两汉、唐、五代、两宋、西夏和金等朝钱币。西夏钱有“天盛元宝”、“乾元宝”、“天庆元宝”、“光定元宝”等钱。其中折二钱“元德重宝”是首次出土，为泉界人士所重视。
三.包头市境内的西夏窖藏
包头市境内的西夏窖藏总共有两处。
1.土默特右旗境内窖藏・马骝村窖藏
马骝村窖藏位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水涧沟门乡马骝村北。1988年，旗史志办公室进行文物古迹考察时在马骝村后的马遛沟西侧发现散落的100多枚西夏铁币。经有关人员辩认考证有“天盛元宝”和“乾元宝”两种年号。
2.沙尔沁乡境内窖藏・阿都赖铁钱窖藏
阿都赖铁钱窖藏位于包头市沙尔沁乡阿都赖村。1981年4月，该窖藏由包头市文管所派人考察时发现。该窖藏距地表深1.5米，铁钱成串环列至陶罐中，上盖方砖。有西夏钱和北宋钱。西夏钱中“乾右元宝”居多，余为“天盛元宝”。其中“天盛”铁钱中有背穿上“西”字钱一枚，是首次出土钱背有文字的西夏钱币。还有少量北宋背“陕”字“宣和通宝”铁钱。
四.巴彦淖尔市境内的西夏窖藏
巴彦淖尔市境内仅一处西夏窖藏。
高油房窖藏。高油房城址位于巴彦淖尔盟临河县（今巴彦淖尔盟临河区）五星乡政府所在地，通称高油房古城、古城圪旦。高油坊城址是已知西夏时期的最大的一座城址。城内出土文物很多。据统计，1958年城址东门内曾出土大批铁钱；1959年4月城址内东北角曾出土金银器约27公斤；1964年发现金器20余件；1966年5月发现影青小瓷罐1个，内藏金器约250克，文物考古部门闻讯后，从银行和居民手中征集未溶毁部分金器，但大部分流失。高油房窖藏由于历史原因，很难找到一个固定位置，更难述其形制。根据城内出土的大量文物，初步可以断定城内存在多个不同的窖藏。
五.关于内蒙古西夏窖藏的几点认识
（一）窖藏埋藏的原因方面
1.从窖藏地点看，窖藏多数在荒郊野外且没有任何地面标志。多数是农民在劳作时偶然发现的；且窖藏多为临时挖掘的土坑而非地窖。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埋藏时非常仓促，肯定在某种突发事件时埋藏的。
2.从这些窖藏的地理位置看，窖藏多处于与宋、辽、金的接壤地带，西夏屡屡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特别是后期多次遭到蒙古军队大规模的侵略，这些窖藏或与历史上的民族绉争相关。通过里面出土的器物也能看出来，诸多窖藏里面都有西夏晚期的光定元宝，这与成吉思汗灭夏战争是分不开的。
3.战争的残酷无情，给百姓带来沉重灾难。可以想见人民放弃财产、背井离乡，痛失家园的痛苦。当然社会的不稳定，也对西夏经济发展十分不利，阻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
（二）窖藏文物方面
1.铁器 窖藏文物中铁器较多，铁器有生活用具和农业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占有相当的比例。
2.钱币 窖藏中有大量的钱币窖藏，出土了大量的钱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西夏的流通货币。而且为我们研究西夏时期的钱币制度、流通区域、冶炼铸造等方面提供了丰富重要的实物资料。（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牛达生：《西夏遗迹》，文物出版社2007年。
[2]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李蔚：《简明西夏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
[4]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准格尔旗发现西夏窖藏》，载《考古》1987年第12期。
[5]高毅、王志平《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西夏窖藏文物》，载《考古》1987年第12期。
[6]何林：《浅谈包头出土的古钱币》，《包头文物资料》。原载《考古》第12期。
[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窖藏钱币》，载《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牛达生：《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载《甘肃金融》1989年增刊五。
一、文化工作完成情况
㈠出色完成全市重大文化工作任务，不断提升开封文化软实力。
精心参与组织承办 “中国收藏文化（开封）论坛”活动。参与组织4500件文物及展品参展、600件拍品拍卖、80篇论文学术交流，为群众鉴宝1000件、300人次，完成了市博物馆改造、宋都御街牌楼的修缮工程。依法征得伊朗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河南博物院、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等馆藏精品参与展出，元青花瓷、明仇英《清明上河图》等国宝文物精品，让国内外来宾和开封市民大饱眼福，引起省内外媒体网络广泛关注。通过首届论坛的成功举办，为把七朝古都开封建成一座享誉海内外、集收藏活动与收藏经济开发为一体的有较大影响的收藏文化发展基地，推动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切实抓好新郑门遗址“城摞城”博物馆的项目开发。开封地下构成的“城摞城”奇特景观，是世界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为进一步发展宋都古城的历史风采，在市领导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下，积极主动地抓好项目开发的各项工作，组织制订详细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案，提供充足的专业技术材料，邀请相关专家召开研讨会，采取招商引资的办法，与澳大利亚裕万责任有限公司投资方广泛接触谈判，签订了项目合作意向协议书。“城摞城”博物馆的项目开发，对丰富开封文化旅游资源，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品位，推动我市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十分重大意义。
认真做好第25届花会文化活动组织工作。组织举办了菊会开幕式大型鼓舞表演《万人千鼓庆菊会》和菊会大型文艺晚会，举办花会文化活动20个。特别是开幕式大型鼓舞表演《万人千鼓庆菊会》，汇聚市属五县五区1000名鼓手、1000面盘鼓，擂响开封，激越豪迈，营造了强烈的文化氛围，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
全力组织好“文艺精品”《清》剧的进京演出活动。接到市委、市政府复排大型原创歌舞剧《清明上河图》晋京演出的任务后，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清》剧晋京演出作为文化系统的中心工作，相关领导及全体演职员牺牲春节长假，不分昼夜组织排练，加工提高。3月7日、8日，在首都北京天桥剧场为全国“两会”演出，受到与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广泛赞誉，宣传了开封，展示了开封文化风采，《中国文化报》以整版篇幅宣传报道了演出盛况。 ㈡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彰显良好势头。
一曰“爱”。“爱”即是喜欢。爱因斯坦说过：“兴趣可以产生热爱，而热爱则是最好的老师。”我认为一名藏家首先要喜爱收藏，痴迷收藏。没有喜爱就不会“入境”，没有痴迷就会永远徘徊在收藏大门之外。我在多年的收藏实践中，始终把收藏作为自己的“主流”爱好，不论何时何地，脑袋里都绷着一根“收藏弦”，遇到自己心仪之物，必藏之而后快。
二曰“考”。“考”就是“研究”。在收藏过程中，我认识到，作为一名藏家，必须要学会研究藏品。研究不分深浅，也不分类别，遇到的每一种(类)藏品，收藏到的每一件(宗)藏品，都是值得研究的标本和教材。藏家只有通过不断地研究，才能逐渐地扩充自己的知识储量，增加自己的收藏技能；藏家也只有通过不断地研究，才能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和“淘金”水平。我在多年的收藏实践中，边藏边考，逐渐掌握了大量的鉴赏知识和相关的历史知识，从而为自己备下了一把打开收藏宝库的金钥匙。
三曰“专”。“专”就是“专一”。俗话说：样样通，样样稀松。就个人而言，其精力、财力等是有限的，藏家不可能用其一生的精力和一室的财力，去藏尽天下物种，而且面对庞大复杂的大千世界，藏家若想有所建树的话，也必须学会有所取舍：有舍才有得，有得必有失。我在收藏过程中，根据自己掌握的相关知识，确定出了自己的四大主流收藏方向或领域：瓷器、连环画、钱币和像章。通过几年的努力，我这四大领域收藏均小有斩获，仅连环画藏量就达三万余册，是辽南连环画收藏的“首富”。
四曰“辨”。“辨”就是“甄别”。我觉得藏家应当通过对手中藏品的研究，来不断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收藏市场总是泥沙俱下、良莠并存的，作为藏家，必须练就一副火眼金睛，练就一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吹尽黄沙始到金”的真本事。这些年，我也曾在收藏的过程中“打过眼”，收藏过赝品。但是我通过对赝品和真品的甄别，掌握了很多实战知识，有些知识是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大约是2004年的时候，我收藏到了一件耀州瓷器，结果经专家一鉴定，才知是赝品。但是，我通过对赝品的甄别，进一步了解了真品的特征和特点，以后的几年中，我逐渐收藏了数件耀州瓷器，经专家鉴定，全是真品。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以用文字来形容的。
关键词：顺应论；翻译；影视字幕
一、引言
近年来，影视字幕翻译作为翻译的一个新领域，备受各国翻译者们的关注。
字幕翻译即影视中把原语的口头对话以共时字幕的方式译为目的语，通常位于屏幕下方。由于字幕翻译不仅可以大大节约成本（费用仅为配音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能给观众带来最真实的感受。所以，影视字幕翻译近年来备受关注，这方面的研究论著也层出不穷。但是由于受到时间、空间、文本等因素制约，字幕翻译的研究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本论文从顺应论的角度出发，以《新四大名捕》为例来研究字幕翻译的方法。《新四大名捕》是2012年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主要讲述的是六扇门和神侯府侦查铜模失窃案。通过对影片的分析，作者探讨出直译、意译、归化、释义、增译、调节等翻译方法。
二、顺应论与翻译研究
比利时语用学家耶夫维·索尔伦在他1999年的新作《语用学新解》（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中提出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理解和诠释语用学。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顺应论。顺应论认为语言的使用过程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自然语言具有三个特征：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这三大特征确保了选择的顺利进行。翻译作为一种语言的使用过程，也是一个语言的选择过程。
三、顺应论视角下字幕翻译方法（以《新四大名捕》为例）
1.直译。直译是指将原语中的词原封不动地译入到目的语中。由于字幕和影视画面同时出现和消失，观众在观看图像，听取影片中声音、音乐的同时，还要阅读字幕，因此，字幕或多或少对影片中的声像欣赏有一定的干扰。因而，字幕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使字幕“融和于”节目的声像环境中，要让语言符号尽可能不引起观众的注意，最好的字幕追求一种让观众不知不觉就能理解的境界，也就是说字幕译员的最大目标就是让观众没有意识到在阅读字幕。事实上，就是让字幕的实体在我们眼前缩小并消失，留下的仅有信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直译是最佳翻译方法。所以在《新四大名捕》中，译者绝大多数都是采用直译的方法。
例1：柳大人：还以为诸葛正我那么神通广大，
I thought Zhuge Zhengwo had some incomprehensible power，
原来靠一个读懂人心的小女子！
But the whole time he’s been relying on a minding-reading girl！
上面是柳大人知道诸葛正我主要靠无情的猜心术破案后，说的一段话。这几句话，译者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一一对应，简单明了。这样目的语的观众理解起来就无需费力，有利于他们欣赏影片。
2.意译。影视字幕翻译的目的就是让目的语观众更好地欣赏影片。所以，当原语与目的语的概念意义或文化意义不同时，译者通常会顺应上下文，即从互文性的角度来选择合适的意义进行意译。
例2：你小心，这女的能读懂人家的心。
Careful， that woman can read minds.
很准的！
Very well！
上例中的“很准的”没有译为very accurate 而是very well，主要是顺应目的语表达习惯，以及目的语观众的阅读习惯。Very well 是根据上下文的意义选择出来的最佳翻译。
3.归化。归化常用于文化词或短语的翻译。为了顺应目的语文化，观众的心理世界（如个性、信念、情感、愿望、意图），译者常采用归化的译法。
例3：干什么！
Hey！What are you doing！
把货还给我， 你的铜币是假的！
Give that back， your coins are fake！
怎么可能是假的呢！
How could it be fake！
这段对话出现在影片的开头。“铜币”是一种特殊的中国古代使用的钱币。观众只需理解影片，欣赏影片，所以翻译成coin就可以了。如果我们直译为copper，观众理解起来会更费劲。而且copper一词在中英文的含义也不一样，所以考虑到目的语观众的认知状况，译者采用了归化翻译法。
4.释义。当原语在目的语种找不到对应词，或者原语较难理解时，为了顺应目的语观众的认知状况，译者常用释义的方法，使影视字幕更简单易懂。
例4：盾阵 Cage formation
是 Yes sir
开扇 Lock the top
“阵”是古代中国战场专用术语，英语中无法找到对应词汇。为了使观众尽快理解其意，译者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尽管目的语观众没有相应的背景知识，但他们可以借助银屏画面理解其中之意。但是“开扇”并没有采用直译的方法。如果直译的话，定会造成误解。所以译者根据目的语观众已明白的“盾阵”的背景知识，将开扇释义为Lock the top，再结合画面，意义就一目了然了。
5.增译。尽管字幕翻译有时间、空间等限制，但有时为了让目的语观众更好地接受译文，译者必须在原语基础上增加一些词或短语使得译文更简明易懂。汉语是意合语言，而英语是形合语言。这很好地体现在了衔接方面，汉语句子常通过语义和逻辑来达到衔接的效果，而英语是通过各种衔接词来进行句子的衔接。所以翻译时，译者必须顺应英语的衔接。常用的办法是增译衔接词。
例5：楼下所有人，有内功的只有五人，高手只有一个。
Downstairs，only five of them have qigong power，and only one is a master.
上例中汉语是意合句子，原语观众很容易就能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而目的语观众却很难理解通过语义衔接的句子。所以，翻译时为了顺应目的语的衔接手段，译者增加了并列连词“and”。
6.调节。由于受到中国人主观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汉语句子多采用人称主语。而受到西方人客观思维方式的影响，英语句子多采用物称主语。为了顺应目的语观众的思维习惯，译者必须重新安排句子顺序并改变主语，即使用调节翻译法。Fawcett将调节法定义为：“观点的转变所导致的形式的转变。”
例6：在六扇门我们以功劳大小排名。
Here， rank is determined by skill and effort.
例6中的人称主语“我们”译为英语时成了非人称主语“rank”。如果我们直译的话，从语法上来讲句子或许是对的，但对于目的语观众来说，读起来会非常晦涩。所以，译者调节了主语以符合英语的思维模式。
四、结语
――亚瑟・姆・塞克勒
传奇人物亚瑟・姆・塞克勒(1913-1987)，美国最负盛名的艺术收藏家之一，以医药起家，被收藏界喻为“当代美第奇”(编者注：美第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著名家族，富可敌国，以收藏艺术品和赞助艺术家而著称。众多伟大的文艺复兴艺术家，包括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多那太罗，以及科学家伽利略、米兰多拉等，与美第奇家族都有着密切的交往)。
塞克勒认为自己首先并永远是一个科学家，他一生发表有关精神病、代谢及营养学论文150余篇，但他同样热爱和注重参与艺术和人文科学，这与他多学科交叉的背景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1913年8月22日，塞克勒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1933年，塞克勒在纽约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学业主要涉及艺术及人文科学。1937年，塞克勒在纽约大学医学院获得硕士学位，毕业后一直从事精神病学的临床和科研工作。1938年，在他年仅25岁的时候，塞克勒成立了自己的治疗研究实验室，并通过在美国进口和销售安定药物积累下自己的财富。1950年，37岁的塞克勒被推选为第一届国际精神病大会的国际研究委员会主席，同年被任命为《临床及实验精神病理》杂志主编。在5a年代后期，他对精神病及代谢的兴趣扩展到对饮食和营养因素在疾病病因和治疗中所起作用的研究。尽管当时学术界大多数人对鲍林(Linus Pauling)(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提出的维生素具有免疫调节作用并有可能在防治癌症等重要疾病中起重要作用持怀疑态度，但塞克勒却率先支持鲍林(到了20世纪80年代，鲍林的这些论点已成为医学研究领域的主流，由此可见塞克勒的胆识与医学方面的专业素养)。1960年起，塞克勒开始创办医学周报《医学论坛报》，并将其推广到20个国家，这是同类出版物中的第一份报纸。如今，这份报纸已用七种文字(包括中文版)发行，在二十多个国家中拥有超过一百万的读者。
“我像一个生物学家一样收藏。要想真正了解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必须拥有足够的主体材料。如果只看毕加索和亨利・莫尔的作品是不能了解二十世纪艺术的。”这是塞克勒的收藏名言――对艺术的热爱以及资金上的雄厚支撑促使了塞克勒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收藏体系。
从20世纪30年代起，塞克勒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初的收藏是美国艺术家的绘画，之后又收藏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以及法国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的绘画。1950年，塞克勒偶然中看到了一张造型简洁优美的中国明代小桌，由此开始了他收藏中国艺术品的历程。为透彻理解中国文化，塞克勒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并成为国际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家，藏品种类包括青铜器、玉石、陶器、金属制品、纺织品、雕塑和绘画等。
与众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一样，塞克勒十分热衷于慈善事业，而他的艺术兴趣充分反映在他的慈善行为中。他出资在大都会艺术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建成了塞克勒美术馆，建造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和华盛顿赛克勒亚洲艺术美术馆及华盛顿塞克勒亚洲艺术美术馆。1976年，塞克勒更不远千里，首次来到他充满好奇的中国。1980年，他将流失海外的一张原为颐和园的御座送还中国。1983年，他参与创办了《医学论坛报》的中文版。亚瑟・姆・塞克勒非常关注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20世纪80年代，塞克勒选址北京大学，在这个古老国度的古老大学，一圆其建造考古教学博物馆的夙愿。
塞克勒一直对帮助中国保存丰富的文化遗产怀有浓厚兴趣，他憧憬可以建立一个汇集现代博物馆学所有元素的“教学博物馆”，希望这座博物馆能够成为一个现代博物馆的范例，同时也为北大学生提供学习博物馆学的场所，包括学习博物馆的气温控制、艺术品的储存与安全以及考古人员和博物馆管理人员的培训等。
1984年，塞克勒正式与北京大学展开关于在北大建造博物馆议题的讨论。在塞克勒看来，北京大学是建造博物馆的最佳选择――北京大学拥有广泛的考古收藏，而且从1930年起，北京大学就开始在培训中国的考古学家方面占据了领先地位。这个议题进展极其顺利，后来，塞克勒与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签订了合作声明，决定在1986年9月8日举行博物馆的奠基仪式。
博物馆选址北京大学风景优美的西门一处，为了博物馆的建筑风格与北大校园的风格能和谐相融不突兀，塞克勒特地从纽约邀请建筑师事务所进行设计，并与建筑师及北大人员反复磋商――新的博物馆被设计成明朝建筑的风格，中间有一个庭院。然而，深为遗憾的是，塞克勒因心脏病突发，于1987年5月26日在纽约去世，未能亲眼目睹博物馆的落成。塞克勒去世后，博物馆的建设得到了其遗孀吉尔・塞克勒夫人以及“塞克勒艺术、科学和人文基金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博物馆于1993年5月23日开幕，为了庆祝博物馆开幕，从1993年5月28日到31日，举行了为期4天题为“进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学术会议，该会议由“塞克勒艺术、科学和人文基金会”赞助，并由北京大学考古学院承办。来自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澳门等国家与地区的考古学家与来自中国内地的同行，共计100多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此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东方和西方考古学家的第一次隆重聚首，会议讨论了中国艺术和考古领域的学术及进展，确立了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合作议程。更有意义的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则在此次会议后编辑出版，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徐天麟 西汉会要 东汉会要 广西政区
谈及两汉部分广西政区，就需要涉及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领郡七》和《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篇。本文以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所出版发行《西汉会要》卷六十四和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所出版发行《东汉会要》卷三十八作为底本，辅以班固等《汉书》、范晔等《后汉书》、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穆彰阿等《大清嘉庆一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诸典籍，旨在初步勾勒出两汉部分广西政区之相关风物与人文变迁历程，公诸同好，以待方家批评指正。
原文：郁林郡：故秦桂林郡，属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苍梧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合浦郡：武帝元鼎六年开①。――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当为趾）刺史领郡七》今属部分广西政区
苍梧郡：广信、谢沐（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今属广东肇庆市）、封阳、临贺、端G（今广东德庆县）、冯乘（今湖南江华县西南）、富川、荔浦、猛陵、鄣平。郁林郡：布山、安广、阿林、广郁、中留、桂林、潭中、临尘、定周、增食、领方、雍鸡。合浦郡：合浦、徐闻（今属广东徐闻县西南）、高凉（今属广东阳江市北）、临元（应为临允，今属广东新兴县南）、朱崖（应为朱卢）②。――徐天麟《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今属部分广西政区
补注：郁林郡：古郡名，即秦代桂林郡（以多树而少杂草而得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以所贡物而得名），王莽改为郁平郡。西汉时户万二千四百一十五，口七万一千一百六十二，每县平均户数1034.58，每户平均口数5.73③ 17。治布山（今广西桂平市西）。统领布山、阿林（今广西桂平市东南）、安广（今广西横州境内）、广郁（地有郁水，今广西田林、乐业一带）、中留（地有留水，今广西武宣县南）、桂林（今广西象州县南）、临尘（原象郡所治，汉昭帝废象郡而地入郁林郡。王莽改为监尘（今广西崇左市）、潭中（王莽改为中潭，今广西柳州市东南）、定周（地有周水，今广西宜州市）、增食（今广西隆安县东）、领方（以山得名，今广西宾阳县西南）、雍鸡（今广西龙州北，东汉时省并）等十二县④ 429-432。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西汉零陵泠道人刘外曾任该郡太守⑤ 97-98，东汉张国、谷永、陆绩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考古先后发现隶属该郡所辖之领方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阳县芦圩乡古城村西北的领方山上）、勒马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三里乡勒马村东南）、增劲塘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勾漏乡印塘村增劲塘屯）等⑥ 43-46，发掘出土不少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和生活遗物，为研究广西两汉时期郡县情况提供重要考古与文物资料。此外，近年李毓麟在《秦汉布山古城考》（《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一文根据古今有关史志、文献资料、地理特点、实物依据及实地考察，认为桂平是汉代布山县地而得出了布山县治就在今桂平市蒙圩镇新德古城村的结论。陈小波在《布山县治考》（《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文利用文献史料、地理位置、地名起源以及考古材料指出了桂林郡与布山县之位置以及相关可能存在的古城址所在地。陈小波在《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考》（《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一文结合文献资料和壮语语音以及地形地物特点，对桂林、布山地名起源进行探讨。陈小波在《布山治贵港说质疑》（《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根据文献记载、考古材料和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对布山治贵港一说提出若干辩驳，并进一步提出贵港不是郡治所在地，而是带有“屯垦”性质的驻军机构的新观点。蓝日勇在《布山县治桂平说引证上的若干问题》（《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从地名考究、文献释义、考古资料等三个方面否定了布山县治桂平说。覃国生在《我对壮语“布山”地名的看法》（《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五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从壮语入手，探讨各家见解而认为“布”作“泉”解释最为恰当。陈小波在《贵港郡治说之非》（《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从郡治位置、郡名起源、墓葬文化、城址性质等方面开展分析，否定了“贵港郡治说”。蓝日勇在《论“布山”为壮语地名的不确定性》（《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六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文从语言学入手，认为“布山”应为汉语地名而非壮语地名。覃正在《“d林”古地名考释》（《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3期）一文围绕“郁林”古地名的由来，对现存类书中相关的记述进行比较深入的剖析，并从历史发展、地理形势和民族语言诸方面加以论述，得出古地名“郁林”为壮族少数民族先民所命名的江河地名的结论。
苍梧郡：古郡名，秦朝属桂林郡。地因南越王赵佗封赵光于此建立苍梧国而得名。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王莽改为新广郡。西汉时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每县平均户数2437.90，每户平均口数6.00⑦ 17。东汉时户十一万一千三百九十五，口四十六万六千九百七十五，每县平均户数10126.82，每户平均口数4.19⑦ 25。西汉时相当于东汉郡国区域所有之口数146160，两者相较增数为820815，百分比为319%[⑦ 33。治广信（王莽改为广信亭，今广西梧州市）。统领广信、谢沐（地有谢沐关，今湖南江永县西南）、高要（今广东肇庆市）、封阳（地有封水，今广西贺州市南）、临贺（王莽改为大贺，今广西贺州市东南）、端G（地有端山，今广东德庆县）、冯乘（地有冯水，今湖南江华县西南）、富川（今广西钟山县）、荔浦（今广西荔浦县西南）、猛陵（今广西苍梧县西）、鄣平（今地不详）等十一县④ 432-434。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西汉舂陵戴侯熊渠子刘利曾任该郡太守⑤ 97-98，东汉杜穆、豫章鄱阳人雷授、丹阳人甘定、陈叙、零陵人刘曜、颍川定陵人陈稚叔、陈国人地余、史璜、长沙人吴巨、陈临、令狐溥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3。近年先后考古先后发现隶属该郡所辖之临贺县城（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贺街镇）、高寨城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铺门镇河东村北）等⑥ 43-46，发掘出土不少反映这一时期的生产和生活遗物，为研究广西两汉时期郡县情况提供重要考古与文物资料。此外，蒋廷瑜在《试从考古发现探寻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5期）一文从考古发现的角度，对汉晋广信县治的地理位置进行了探寻。张弛在《秦汉苍梧郡“南移”初探》（《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第1期）一文认为汉苍梧郡得名因南越国与汉长沙国之间尖锐矛盾而立苍梧国遥领汉长沙国之苍梧郡而得名。陈晓林在《贺州古道对接潇水与漓水（桂江）探释》（《广西博物馆文集》第四辑，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文通过综述的形式，以汉置富川县为例，分析了贺州古道对接潇水与漓水（桂江）之重要作用。
合浦郡：古郡名，秦朝属桂林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灭南越国后设，王莽改为桓合郡。西汉时户一万五千三百九十八，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每县平均户数3079.60，每户平均口数5.13③ 17。东汉时户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一，口八万六千六百一十七，每县平均户数4624.20，每户平均口数3.75[③ 25。西汉时相当于东汉郡国区域所有之口数78980，两者相较增数为7637，百分比为110%③ 33。治合浦（王莽改为桓合亭，今广西合浦县东北）。统领合浦、徐闻（今广东徐闻县西南）、高凉（地有高凉山，今广东阳江市北）、临允（王莽改为大允，今广东新兴县南）、朱卢（都尉所治，今地待考）等五县④ 436-437。西汉时属交趾刺史部，东汉末年地归交州刺史部。东汉犍为南安人费贻、会稽上虞人孟尝、来达、嘉兴人王晟、虎旗、苍梧广信人士壹等曾先后任该郡太守⑤ 270-274。近年韦革在《从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对汉代合浦郡县设置的一些认识》（《广西考古文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文联系史籍和归纳合浦郡相关著述而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方面对汉代合浦郡县设置进行分析探讨。陆露、张居英在《西汉合浦港口考辩》（《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地质资料分析，认为合浦大浪城址是北宋开宝五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72―983年）的廉州治所遗址而非广西文物工作队课题组所推定的西汉合浦港址并推断汉代合浦港应在今廉州镇西南一带。颜洁在《南海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合浦兴衰史考证》（《东南亚纵横》，2013年第12期）一文利用史料和考古研究成果与相关学者研究，论述了两汉合浦港之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发展和繁荣与在涉外经济贸易交流中的贡献而说明了广西沿海地区和海外东南亚等地区所存在的悠久历史联系。吴锡民在《合浦大汉古港对外交往论》（《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一文从各种证据指出两汉合浦港之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地位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而对合浦大汉古港对外交往史进行论述。杜树海在《试论两汉时期合浦郡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广西地方志》，2005年第3期） 一文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指出两汉时期合浦郡成为国防前线，成为两汉对外联络与交往的重要窗口，成为两汉用兵海南等地的军事阵地。廖国一在《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古钱币证据》（《广西金融研究》，2005年第S2期）一文以古钱币为索，对汉代合浦郡与东南亚等地的经贸关系进行了分析探讨。梁旭达、邓兰在《汉代合浦郡与海上丝绸之路》（《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通过考古材料和相关文献资料，对汉代合浦郡治、合浦港口的具置和汉代繁荣兴旺的历史面貌等问题进行论述。蒋廷瑜在《略论汉“徙合浦”》（《社会科学家》，1998年第1期）一文联系《汉书》和《后汉书》等史料，对两汉因罪“徙合浦”现象进行了综合分析。
结合以上资料与释读不仅可以明晰徐天麟《西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领郡七》和《东汉会要・右交州刺史部》篇之部分风物而为进一步探讨部分两汉广西政区提供了新方向与新思路进以启示今人为此开拓方法和领域，而且也对深入挖掘以会要体所代表的相关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景致供给了缘由和契机。从而将历史发展予以纵向把握，以发展的视角联系古今，更好地适应现当代学术旨趣以及治史要求。此外，相关记载与表述也对探究相关人文地理内容大有裨益。再者究其相关研究成果而言，近年广西两汉时期相关郡县研究获得了许多之收获和进展，但美中不足的是，仍然存在着论文选题重复（如合浦郡与其所承担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历史地位等论题）、内容集中（如著述较多集中于桂东南或桂东北等区域，桂西南或桂西北等地限于资料缺乏而显得研究不够深入等）。相当问题如广西两汉时期郡县空间形态、相互之间联系状况等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挖掘拓展。
图一：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含郁林、苍梧、合浦三郡）⑧ 35
图二：东汉交州刺史部地图（含郁林、苍梧、合浦三郡）⑧ 63
注释
① 徐天麟，著.西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7：643.
② 徐天麟，著.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78：552-553.
③ 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④ 周振鹤，著.汉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⑤ 严耕望，著.两汉太守刺史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
⑥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博物馆文集（第二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
⑦ 梁方仲，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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