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0 14:46:44
导语：在中国文化地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摘要：在外语教学中注重文化教学已成为外语教育的共识。文化交际的双向性决定了文化教学应同时兼顾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但是，目前大学英语教育中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教学，忽视母语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化失语现象。因此，强调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进行中国文化知识教学的必要性，探索如何通过教学实践在大学英语文化教学中实现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同步融合，提高学生母语文化的英语表达能力，以便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交际已成为中国外语教学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
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交流，尤其是进行跨文化交流。交流本身是双向而不是单向的，交流的进行意味着吸纳和传播，两者不可或缺。跨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决定了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应该同时兼顾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而决不是一方向另一方“一边倒”式的学习。
在中国，文化教学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外语教师的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这种成就的取得主要体现在目的语文化的教学上，却完全忽视了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教学，导致了学生无法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因此，在英语逐渐成为国际性语言的同时，用英语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讲述、解释中国文化已经成为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大学英语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失语”的理论内涵
在外语教学中，文化是指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从字面含义上说，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积淀起来并且渗透于民族整体意识和行为之中，世世代代传递、流动的最具生命活力的东西。传统文化一方面通过历史继续发展、积累和传递，同时，另一方面又用潜移默化的不同方式加以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根植于中华大地肥沃土壤之中，经过千百年封建社会积淀并成长起来的长期流传的观念形态的文化，除儒家、道家、法家和佛教学说之外，还包括历史、文物、书法、服饰、陵墓、医学、农学、天文、地理等等古籍文书。我们这种传统文化，是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独树一帜的最悠久的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照文化的结构来说，有物质文化、关系文化、观念层面。任何文化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文章论述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指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异文化，特别是英语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进人我国。这些异文化的进人，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文化阵痛。在目前的跨文化交际中，过分强调对异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却忽视了本土文化的维护与传播。
英语教育中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教学，单向地导人目的语文化，片面地理解和吸收目的语文化，对母语文化很少涉及。这种做法使母语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轻视和冲击。作为交际主体一方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之英语表达，基本上仍处于被忽视状态。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就将这种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导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随着英语文化的大量涌进，对英美国家风俗习惯的了解越来越普遍。世界文化趋同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学生对本土文化的重视度不断减低。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学生们对圣诞节的了解和热情远胜于春节。正如刘魁立(2005 )所描述的:“现在看见了圣诞节穿红衣服的白胡子外国小老头，就感到某种亲切，而对于我们自己许多传统的东西，感觉到好像是已经落伍了，这样一种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强势文化浸染之后的态度。
吴利琴则这样描述:许多年轻人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喜欢“情人节”的浪漫，熟悉“复活节”的典故，知道莎士比亚的“悲喜剧”，有的甚至还通晓“潘多拉”的盒子，但不知道“清明节”的神圣肃穆，“端午节”的来龙去脉和“七夕节”的爱情故事，对孔子、孟子、《唐诗三百首》以及《古文观止》了解就更少了。对母语文化缺乏重视，不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盲目地崇拜西方文化和思想。在缺乏深厚的母语文化底蕴的情况下，急功近利地去突击英语的表层学习，其结果只能是对两种语言都一知半解，跟在他人后面行事。
这些，都成为我们教育工作者不能不深思的问题。对目的语文化的侧重当然无可厚非，但人们普遍对本族语文化教学的避而不谈或一谈而过，客观上却很容易将我们引向一个肤浅的结论: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就是指目的语文化的导人。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为了更好地培养外语学习者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外语教育中的文化教学理应同时兼顾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跨文化交际毕竟是一种双向活动，需要两种文化的相互交流，如果本民族文化在这种交际中缺失只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不平衡，对于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也极为不利。
三、目前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现状
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教学在中国外语教育中的重要性得到肯定，在外语教学中注重文化教学已成为外语教育的共识。在实际的文化教学中，学生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存在问题。当他们与外国人谈论到我们的母语文化时，他们不能清楚地表达出来。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没有得到平衡发展，也导致了跨文化交际的不平等。本研究以南阳理工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项调查研究，旨在检测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的情况，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探求其原因，寻求解决方法。 调查结果显示:参加测试的大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较低，尽管他们有学习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的愿望和需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教材方面:虽然教材与学生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表达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学生对中国文化掌握不足、缺乏系统的用英语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料，教材中包含的用英语表达的中国文化信息过少。
2.教师方面:虽然教师对文化教学有比较统一的认识，但在用英语表达传统文化问题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文化教学缺乏系统性;教师教学方法比较单一，没有有效的教学方式;教师自身中国文化知识比较缺乏，同时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3.学生方面:学生对于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文化兴趣不大，这和学业竞争的日益加剧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现状有关。
4.教学策略方面:课程安排不甚合理，测试内容不包括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以及大纲没有明确地提出要培养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能力都是造成大学英语教学忽视母语文化的原因。
四、将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
关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策略及方法问题，束定芳和庄智象教授在其合著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一书中，提出了五种主要的方法:1.注解法;2.融合法;3. 实践法;4.比较法;;5.专门讲解法。目前，关于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策略研究及方法基本上都采取了以上的方法。张红玲在其《跨文化外语教学》一书中，对传统外语教学方法和手段进行了改革，从文化教学和语言教学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1.通过文学作品分析来进行文化教学;;2.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3.阅读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4.听说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5.写作教学与文化教学的结合。这样的分类方法更适合目前教材各板块的编排，也给一线教师的文化教学提出了新的思维角度，很有借鉴意义。结合目前的大学英语文化教学现状，建议从以下方面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融人中国文化:
1.教学目标方面:注重课程改革的文化取向。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应该明确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组成部分纳人其中、从宏观上指导教学，从各个方面增加有关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分量，从而提高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的地位。
2.教材方面:英语教材的编写直接影响教学内容的实施和教学目的的实现。因此，首先教材中实施德育渗透，应该包括传统人文精神的内容。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诸如:公益慈善、助人为乐、敬老爱幼等等。其次，教材中还应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对文房四宝、四大发明、丝绸之路、龙、瓷器、旗袍等等这些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不仅要介绍词汇，还要涉及内在文化含义的表述。
3.教师方面:教学行为应该具有系统性。教师首先要有进行文化教学的意识，在实施教学行为时，注解法、融合法、实践法、比较法、专门讲解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应该并用，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其次，教师要提高双重文化能力，具有对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的理解能力，成为“会通中西”的老师。
4.教学策略方面: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实施师生对话、小组讨论、公开辩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活动，把握“语际共性”，正确导人;进行文化训练法，教学内容上侧重于文化差异的主体介绍，向学习者进行本土文化信息输人。
【关键词】母语文化缺失；概念整合；图式；语篇
一、母语文化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缺失现状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中明确规定了写作课程应达到的教学效果：学生应该能写各类体裁的文章，做到内容充实，语言通顺，用词恰当，表达得体；并能撰写思路清晰、内容充实、语言通顺的毕业论文。学生在熟悉英语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发展现状等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的同时，必须熟悉中国文化传统，有较扎实的汉语基本功，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由此可见，英语写作教学要求学生能用英语正确自如地表达观点和情感，能借助英语从事跨文化交流，弘扬我国传统文化。因此英语专业教学中应包含一定的母语文化因素，以使学生能用英语正确恰当地表达中国文化。许多调查研究表明母语文化在英语教学中处于缺失的状态。就大学英语专业写作教学中的母语文化现状展开实证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甚少，写作时不会用英语准确表达中国特色事物和风俗。笔者认为在认知语言学层面上对英语写作过程进行研究可以有效探究母语文化缺失对英语写作造成的影响，并有利于提出相关对策。
二、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的写作认知过程
认知语言学家Fauconnier与Turner提出了概念整合理论，认为人类在进行认知运作时会以心智空间为基本单位建构四个心理空间：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整合空间。这四个心理空间之间存在相互映射的关系，通过投射链彼此连接起来，构成一个概念整合网络。根据概念整合理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写作不仅是寻找对应表达的过程，更是概念整合和重构的过程。写作中用英语表达母语文化词语和句式时，学生需要在脑中提取已有的母语文化的相关图式，建构成输入空间1，而英语中的相关文化图式为输入空间2，这两个输入空间内的元素通过相互映射形成类属空间，然后通过组合、完善、扩展三种相互关联的方式产生整合空间。2012年的英语专业四级考试的作文题目为“The Dragon Boat Festival”，要求谈谈对端午节的认识和端午节有哪些活动。这是典型的母语文化主题，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使用到中国文化词汇。以“粽子”一词为例，学生需要提取已知的母语文化图式“三角形、米团、粽叶”等，同时构建英语图式输入空间，包含three-cornered、rice dumpling、leaf等。这两个输入空间相互映射，形成汉英文化共享的类属空间，包含“形状、食品、原料”等。然后通过组合、完善和扩展，形成整合空间，并反映在语言层面上，最终形成相应的英语表达式。
通过写作的概念整合过程可以看出，英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掌握程度和目的语文化掌握程度同等重要。如果学生对母语文化相关图式不很了解，出现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学生在写作过程中会形成概念空缺，无法与目的语相关图式的输入空间相匹配，也不能实现两个输入空间的互相映射和形成类属空间，更谈不上正确自如地表达母语文化和我国特有事物了。既然母语文化缺失对母语因素的英语写作有很大影响，那么如何解决英语写作教学中普遍存在的母语文化缺失现象呢？笔者提出了英语写作教学中以概念整合理论为基础的语篇教学策略。
三、写作教学的概念整合教学策略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学生在写作过程中需要同时具备母语和目的语两种文化图式，才能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概念进行映射，抽取出共有的概念图式并形成类属空间，为整合空间提供条件。缺乏系统的母语文化，但对目的语文化熟悉并能从中找到合适的概念图式，学生有可能会使用目的语中现有的概念图式来表达母语文化；但学生如果对目的语文化的掌握不够系统，就会形成意义真空，学生可能会用母语的语言模式进行写作，从而产生中国式英语。学生如果对中国英语有所掌握，往往会采用既定的中国英语加以描述，这也是英语写作教学中存在中国英语的原因之一。
针对母语文化缺失的现状，英语写作教学可以采用语篇分步教学策略。1.图式教学策略：英语专业学生长期强化英语语言文化图式，忘却了以前习得的母语文化。即使仍存在一定的母语文化图式，也不能在汉英两种语言间自如转换。因此教师在写作教学中可以激活学生已有的图式，帮助学生提取已存的中国文化知识；或者帮助学生建立以后的写作过程中会被激活和运用的新图式。2.概念整合教学策略：在充分利用教材已有范文的基础上，适当选取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范文，对比分析其内容和写作特色，在课堂教学中融入适当的中国元素，使学生对以往掌握的一些零散信息和知识进行整合，在头脑中同时构建中国文化和英美文化的知识系统。3.语篇教学策略：通过给题作文，有意识引导学生关注中国文化元素，使学生能够运用标准英语介绍我国文化。
综上所述，在英语写作教学中，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摄入都很重要。重视母语文化的渗透可以使学生不仅能够自如描述英美风情，而且能轻松自如地表达和介绍我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文化风俗。
参考文献：
[1]Fauconnier.G.Mapping in Thought and Languag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关键词：英语学习，语言，文化差异
在语言、文化、跨文化交际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在以一种语言为媒介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应遵守该语言的文化语用规则。但不难发现，当一种语言在各种困素的作用下被广泛传播到本土以外、为众多其他地域的人们使用时，语言与文化之间会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关系，而在以该语言为媒介所进行的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遵守的语言使用规则也可能会有所不同。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都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交际成功。但愿望与现实往往存在距离。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受挫或失败，产生误解，甚至引起关系恶化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人把这一点归结为语言不通。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语言不通，交际很容易产生障碍，但很多情况下，交际受阻或失败不是由语言引起。以英语学习为例，有不少英语学习者在具备相当的听、说、读、写技能后，却不能用英语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对于这样的学习者，与其说他们的交际存在语言障碍，不如说是存在与交际对方的文化障碍。文化是语言所承载的内容，语言和文化互为作用，两者关系十分密切。语言和文化受到各国不同发展历史、地理环境影响。尽管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各国间的距离已经缩短，但各种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却依然存在。只有了解、理解和尊重这些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我们才能跟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有效地进行交际。
一、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
语言的不同层次和相当层次的语言单位具有不同的文化蕴含内容。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语言差异，是英语学习者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前提。词是语言中蕴含文化的核心。文化差异造成词汇语义理解障碍从而影响交际的例子非常常见，因此，英语学习者要了解文化差异造成的语言差异首先要了解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文化差异对英汉词汇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1．英汉文化部分重合导致词汇语义部分重叠。英汉文化中都有的实体，汉语加以明确区分，英语中可能不加区分。这种情况首先体现在概念词上。论文大全，语言。论文大全，语言。英汉语言中的亲属称谓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uncle”为例，英语中父母双方的同辈男性亲戚均用“uncle”表示，但uncle在汉语中可细分为伯、叔、舅、姑父、姨父、表叔等，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西方人对这些细致区分的亲属关系肯定束手无策。同样，汉语中不加区分的实体在英语中会明确区分的也比比皆是。论文大全，语言。如汉语中“骆驼”一个词，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可细分为dromedary（单峰骆驼）和Bactrian camel（双峰骆驼）。汉语中一般只用“公”和“母”（或“雌”和“雄”）二字来区分动物的性别，而英语中则往往各有单独名称，小动物也另有名称。如英语中公马、母马和幼马分别为stallion、mare和foal。
2．英汉文化空缺导致词汇空缺。以别的语言为参照，任何一种自然语言的词汇中都可能出现“词汇空缺”现象。所谓空缺 （文化上） ，是指有些表达方式为一国所独有而别国没有。如“冰糖葫芦”一词英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只能意译为candied haws on a stick；又如“Mr. Potato Head”中文中直译为“土豆头先生”，如果不知道它是美国的一种深入人心的流行玩具，跨文化交际者势必不能理解这一词的意思。这种词语使用上的空缺现象在英汉语言中非常普遍，而其在英语和汉语的谚语、成语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尤为突出。如汉语中的谚语“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激励人们坚持锻炼身体。英语中没有“三伏”和“三九”的对应词，如果你对外国人说 three fu 和 threenine，相信听的人会莫名其妙。此时译成英语要对其意义加以解释，例如In summer keep exercising during the hottestdays；In winter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coldest weather。
3．英汉文化冲突造成词义冲突。所谓文化冲突，有两种情况：①有些表达方式，一种语言有另一语言也有，但涵义相反或意义相差甚远。如英汉语言中都有“个人主义”这一词，英语“individualism”在美国人眼里是个人的独立自主，它体现了美国强调的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观，是褒义的。而中国人眼中，“个人主义”是“集体主义”的反义词，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意思，是贬义的；同样词语貌合神离的例子枚不胜举， 如“pull one’ s leg”不是中文中的“拖后腿”而是指“开玩笑”；“drop a brick”不是指“抛砖引玉”而是指“说话闯祸”。②含义相同但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不同甚至相反。论文大全，语言。如中文“红”与“绿”或“白”相对，而中文中表示嫉妒的“红眼病”英语中是“green-eyed”，如果用“red-eyed” 则是指把眼圈哭红的意思；“酒肉朋友”英文是“a fair-weather friend”，这跟中国人朋友见面少不了吃吃喝喝，英国人见面喜欢谈天气的文化差异不无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很多习语都与农相关，如“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瓜田李下”等，英国是岛国，所以很多习语与航海相关，如“put one’s oar in”、“walk the plank”等，“树倒猢狲散”英文中译为“ratsdesert a sinking”足见两国的文化特色。
二、培养跨文化意识
1．培养正确的文化态度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民通过创造活动形成并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产物。中西方文化由于各自人类文明进程不同。论文大全，语言。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所持的哲学观不同。因而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以人本为主体，崇尚勤劳、谦虚、谨慎的美德；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崇尚个体性、开放性、创造性的文化传统。中西文化本质差异使中西方人们的生活大有不同，包括感情表达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行为方式等等。而这些无不对语言产生影响。因此。培养文化敏感性．即英语学习者在深刻理解本族文化的基础上具备对异国文化的观察、理解和反映能力应被视为实现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第一步。学习者对本族文化和异国文化要有正确的认识，摈弃民族主义，消除文化偏见的文化相对主义态度——即文化只有差异，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基于正确的文化态度，学习者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察觉到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并可能发生文化冲突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理性地理解与本族文化有明显差异的异国文化特征，才能在交际中真正理解对方的所作所为，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有效交际。
2．选择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学习材料
蕴涵丰富文化内容的语言材料是进行文化渗透的重要途径。英语学习者在选教材时应有意识地多选取一些出自英美国家的原文材料，旨在使自己通过大量接触，潜移默化地培养跨文化意识。教材应具备以下几个特点：（1）代表性。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学习者在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同时，发展了合作能力。因此，在选择教材时要注意选择那些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触及西方文化本质，反映西方文化深层内涵的内容。例如西方的社会制度、哲学流派、经济理论、思想及价值观等等，这些内容有助于学习者自己去分析，去探讨，加深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得出自己的结论，最终达到跨文化能力的提高，自身素质的完善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成熟。（2）多元性。语言材料从类型上应包括己方文化、异域文化和跨文化的范畴。一味强调语言学习中异域文化的导入和异性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相对忽视中西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渗透、影响、与融合，以及外语使用中本族文化的意义，也会使得跨文化交际陷入一定的局限性。为了加强学习者的主体文化意识，教材在选取上应当适当引入中国文化．语言材料应按不同角度来构建，对同一问题，可以用跨文化的角度来阐释。通过对己方、异域文化的认识，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中，达到对己方文化的再认识，对异域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实现跨文化交际。（3）趣味性。教材不仅要符合学习者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水平，还要尽可能通过提供趣味性较强的内容和活动，激发学习者自我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
3．充分运用各种媒介，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
音乐、电影、电视、多媒体课件等都是文化沟通的桥梁。一方面它们可以提供最新最生动的语言和文化信息；另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对文化有直观的了解，留下深刻印象。学习者可以收集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资料和图片，了解外国艺术、历史政治、风土人情；运用英语电影、电视等学习资源给自己直观的感受，使自己对英语的实际使用耳濡目染，进一步增进文化知识的积累。电影、电视是了解西方社会的有效手段，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片可以提供丰富的材料，使学习者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习俗、衣着、建筑有所了解。通过电影、电视，学习者还可以观察人们的举止、表情非语言交际手段。这对语言能力的培养也是很有裨益的。此外，互联网也是辅助英语学习的有效手段。现在越来越普及的网络给学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窗口。西方众多文化机构、语言机构、政府机构、科研机构以及大学等都建立了自己的网页。英语学习者可利用互联网与世界各国使用英语的人们进行交流，创造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氛围。总之，英语学习者应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体验、感受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既反映文化，也受文化的影响。论文大全，语言。因此，学习语言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也应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文化因素始终存在于外语学习的背后，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其交际能力也会因文化原因受到限制。因此，英语学习者应培养自己对异国文化的敏锐感觉能力、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正确理解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自己成为既有语言知识又有交际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谢金良.西方文学典故词典[M].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3]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林纪诚.语言与文化综论[C]. 语言与文化，1998.
关键词：现代性；多元；跨界；文化中国
什么是“现代性”？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变迁，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在此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转变背景中，作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现代性”便成橹泄学界讨论任何问题都无法回避的知识背景。
这一名词在当下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也频频出镜，影响几乎已经辐射到了整个学科研究领域――自90年代以来，可以说，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著述中都使用到了此概念。然而进入实际运用中，这一概念却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标准，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指代模糊不清，且常常被泛化、乃至被误用，如温儒敏就曾批判过当下学界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1]。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了海外汉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研究中，一如论文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2]所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种对“现代性”的“本质性的拜物癖”现象。
针对这一学界现象，美国罗福林（Charles A.Laughlin）教授以消除现代性研究中简单的二元边界为主旨，凭借一种广泛比较的全球性眼光，取鉴多元，听取各方声音，主编了一本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论文集。论文集中汇聚了北美汉学界12位年轻学者的论文成果，从小说、戏剧、电影和文学史等多个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文化生产者所开拓出的与西方经验所不同、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特有的现代性。从该论文集中也可以管窥美国汉学界现代性研究的一些思路。
一、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关于“现代性”的概念，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谢立中教授曾专门著文《“现代性”及其相关概念词义辨析》[3]，来一一阐明“现代性”（modernity）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现代”（moder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化”（modernization）等词的界定问题。谢立中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在西方文献的实际运用中，这几个词的涵义常常是模糊不清，互相混淆的。可以说，“现代性”这一范畴在西方近两三百年的发展积累过程中，几乎已经可以用于包含所有的东西。对于究竟什么是“现代性”，研究者们都基于自身的立场和语言背景，而引发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由此可见，一个统一的定义是不可能的，而且研究者无论侧重哪个方面，都会有片面化之嫌疑。
因此，当代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从多元的角度解读现代性，甚至产生了“多元现代性”（mutiplemodernities）这一新概念。“‘现代性’作为一个能包容各种异质因素的观念，它的使用可以说打破了多年来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元论文学史完整图景，各种差异、悖论、矛盾得以发掘呈现。”[4]正是因为现代性具有“不断更新”（continuous renewal）的本质，才能使得“现代”这一概念能够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中，与“传统”分裂开来。
然而往往在此类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中，因为理论本身非一元化的特质，导致“现代性”最终被当成了一种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即被称作是“无边的现代性”的理论隐忧。在此类研究中，甚至还产生了许多自相矛盾的悖论。例如类似于60年代兴起的许多“革命样板戏”的“现代性”意义，在今天的文学评论中，有批判和“红色经典”美称两种评价并存的讽刺性对比。[5]
故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多元的现代性”的研究到底该如何展开，是一个值得人思索的话题，这也是罗福林论文集所尝试解决的问题。
二、论文集内容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缘起于2000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一次题为“有争议的现代性：20世纪中国文学的视角”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不同议题和学术报告都显示了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共同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二元法研究方式，从概念和方法论上重新架构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集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不应该再被各种传统的分野所束缚，历史的宏大叙述和日常经验的对立，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中国本土与海外侨民的对立，城市和乡村的分解，性别的区分，社会阶级的差异，甚至不同文学体裁之间的区分，所有这些二元分界都是可变、可商榷的，是应该被重新审视的，并意图探索各种传统二元分野中的互动和流动性。论文集分为“重写文学史”，“日常生活的末日启示录”和“全球资本下的道德主体”三个部分展开。
作为一本论文集，本书最重要的思想倾向表现在罗福林教授所撰写的前言及文集选材、编撰上，虽然本书中收录的所有论文，可能并没有完全表现出罗福林对中国文学的整体认知和重新整合。但是此论文集的诞生，仍体现了一种具有启发性、值得继续的尝试。尤其是罗福林教授所作的序言，更是对北美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精彩的论述。
在序言中，罗福林着重强调“现代性”这个词在1989年之前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少使用，它是个来自于西方的名词；同时因为受到对西方的推崇，在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意义往往不自觉的被等同了。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理论，罗福林指出因为本身可以说是一个有东方主义色彩的运动（强调西方文化霸权，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落后的惯性思维），以及五四一代相关的理论造成西方汉学界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的特殊心理，形成了双重“东方主义”[6]的认识局面。因此便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现代性，同时避免将现代性与西方化等同，避免受到西方霸权文化的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告诉我们，或许应当拓展视角，将文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加以全球化的眼光来进行解读。例如本部论文集中，各位作者的研究范畴十分多元，无论是现代性理论、研究现象，还是含有现代性因素的文本以及现代性文化（城市、影像、流散文学）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
第一部分的标题是“重写文学史”，罗福林借用了这个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盛行于中国学术界的概念。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海外学者，“重写文学史”的目的都是为了打破以五四文学传统为正宗的“经典”书写模式，来重新拷问、思索和发掘那些在历史书写过程中长期被忽视、低估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进而重建动态的文学世界。文学史需要被重新审视，但是该“如何”重写则是本书关注的重点所在。
在这一部分中，福格斯（Alexander Des Forges）借用弗洛伊德的“拜物癖”理论，提出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起，在美国汉学界所迷恋和依赖的几个重点大词汇中，“现代性”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现代性常常被定义为一种始于五四时期的一场与“传统”的裂变。这些研究往往接纳欧洲的理论结构，总是事先假设中国存在一种庞大、并且坚如磐石的中国传统，然后，再把这一传统与现代文学相对立起来，而无视中国文学中存在的真实文本。此外，由于是以西方的文学经典为参照系，早期汉学家不得不时常为他们所研究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充满“次等作品”而发出嗟叹，忧国忧民的感叹中国的伟大作品少之又少。
而杨晓滨（Xiaobin Yang）则是从中国学界对“后现代”这一热门概念的讨论出发，揭示出这类对于中国“后现代”先进性的鼓吹，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种对于“现代性”的戏仿和解构，仍体现出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旧有观念。因此，杨晓滨在此后提出用“后毛邓”理论，来强调中国式的“后现代”在全球“后现代”话语中独特性。
“重写文学史”也体现在用颠覆性的视角和理论来挑鹬髁鞴勰睿而女性主义研究就承担了这一作用。如杜林（Amy D.Dooling）对白薇与文学左派的研究，不仅使那些被公众和学术遗忘的作者重回历史的舞台，也纠正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妇女的认识。杜林认为以白薇为代表的女作家标志着妇女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中逐渐发挥作用的开始，因此，她更强调“创作的女性”，而不是“女性的创作”。她的研究强调的是从现代性出发，重新思考，甚至重新定义什么是女性，展示了在男权社会中”新女性”如何形成的过程。梅根・费里（Megan M.Ferry）的论文则阐释了现代文学是如何借“女性主义”，把女性作家整合到民族、国家话语之中的。邓津华（Emma J.Teng）则试图在她的论文中跳出中国内地文学的范围，在更广阔的地理观念上探讨什么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到底是一个政治、文化、语言概念，还是一个种族概念？有“中国性”的中国台湾、海外华人社会、非中文的华裔文学到底算不算是“中国文学”？她的论文几乎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和新兴中国流散文学之间的界限。
所有的作者在本节抵制、解构了那种对于本质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痴迷，即所谓“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经典”、“华人”或“新女性”。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实现本身，可以说是从某种层面上实现了“重写文学史”的目标，而不是组建成另一种拥有“另类”外表的现代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从历史的宏大叙述中拯救对“日常生活”的表现，同时也结合了1989年以来文学创作和日常体验中所折射的末日感。人们对清末以降文学创作与活动的研究与书写，常常局限在黑格尔的历史目的论中，或者过于强调物质基础的决定作用，重视“大历史”的书写，而忽视了个人的、私人的、日常的经验。在论文集中看来，历史一样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理解，张恨水、张爱玲等人的创作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对20世纪末小说的研究就体现了这种在现代性中发掘世纪末情怀的意图，他在“历史小说”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历史的重复性或毁灭性。康开丽（Claire Conceison）的论文则研究了留学生话剧《大流放》新颖、怪异的表现形式，以及导演借助表面肤浅、戏谑的形式所表达的对个人危机和文化冲突的深刻思考。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电影和戏剧也常常表现历史大背景下的个体经验。柏佑铭（Yomi Braester）的论文则探讨了赖声川、蔡明亮和杨德昌电影中的台北市――与城市一起拆毁的不仅仅是集体意识，更是对身份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当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分野消亡，当城市的公共与私人的边界不再分明时，可渗透性提供了另一形式的重建。与这部分其他几篇论文相呼应，吴文思（John B.Weinstein）的研究强调李国修和他的“屏风表演班”其实是在以笑和幽默来应对后“解严时代”台湾那些惊人的发展和变化，并再次说明在李国修看似轻松的系列喜剧中，缓缓呈现的其实仍是不可忽略的末日景象。
本书第三部分更进一步表现了对于日常生活和个体行为的关注。这一部分的三篇文章都将个体作为道德与非道德的竞技场，关注对那些边缘化的、不合常规的个体的书写。在历史变迁的过程中，个体的选择可能符合历史的走向和发展，更可能与历史的发展相逆；个人对道德价值的认知可能与社会、国家认可的道德价值相左。王玲珍（Lingzhen Wang）的文章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作家充满自传色彩的创作，认为这一时期的写作以“消费性”为手段，共同表现了一种重新定义对自我身份的认知、探求自身欲望和主体性的特点。魏若冰（Robin Visser的研究关注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都市小说中所展现出的私人与公共领域的伦理道德困惑、变化与暖昧性。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则以个案研究的方式重读了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从启蒙和人文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许三观的道德困境。
本书的三个部分共同体现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现代性研究的多元性，历史、虚构、民族、流散、性别、情感、日常生活、历史……的边界被打破。通过跨界，多重话语在这里对话、融合、共生，有着鲜明的跨文化、跨学科、跨语际交流的特征。在论文集中，为了避免跨界中“无边的现代性”情况的出现，罗福林和论文作者们选择使用一个与历史无关的标题――“文化中国”去将这些离散的现象捆绑在一起。
可以说虽然学术背景、出场语境、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等仍存在着差异，但在以对话与交流为主调的当代，打破观念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自我设限，寻求跨地域、跨科际的学术整合，早已成为一种必须而且可行的研究路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这一论文集表现了一种新兴的现代中国的文化研究景观的轮廓――一种不再仅仅是补救或补漏的术语定义，而是代之以概念重构，挑战或颠覆了传统的假设和框架。总之，正如罗福林在前言中所说：“这个会议主要是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来绘制和协定这些边界，对我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打开这一领域历史的新一页。” 虽然论文集中所提及的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可能尚有很多仍然悬而未决，而且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源头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文集总当前的讨论已经为制定了进一步如何解决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复杂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试金石。
⒖嘉南祝
[1]参考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第110～118页。文中提及对现代性的“过度阐释”会导致三个“危险”：一是现代性被当作可无限推广的知识体系，其理论向度被无休止的夸大和扩展，成了“无边的现代性”。再者，这类现代性探寻的出发点与归宿都主要是意识形态批判，文学不过是这种批判的材料或通道。其三，现代性研究中被反复引证的某些基本概念会在不断重复的论述中定型成新的简单化的模式，进而束缚对复杂丰富的文学史现象的想象力。
[2]见罗福林《中国现当代文学众说纷纭的现代性》论文集中第17页，福格斯所作《现代性的修辞和恋物癖的逻辑》（The Rhetorics of Modernity and the Logics of the Fetish）一文
[3]谢立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4]温儒敏：《谈谈困扰现代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07年06期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无论深度、广度，都有了较大幅度的进展，也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绩。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对从传统的诠释性方法扩展到与西方文化相结合的“新诠释学”；从赏析参考到中外比较文学的兴起；从借鉴西方接受美学，到借鉴结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文化哲学等等，已经在脱离孤立式、封闭式的研究道路上，迈开了相当可观的步伐。然而，“它山之石”虽可以为错(《诗经·小雅·鹤鸣》)，但这石头却必须是有用的，合适的，并非泛指一切石头。比方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已不适文学研究的需要，那么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就适合吗?相当一段时间，我们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理论去套中国古代文学，结果如何呢?用来概括、分析深奥、复杂的中国文学，虽然觉得的确简单省事得多，但总是感到很生硬别扭吗?“比较法”在有些年，是出成果最多的方法之一，“比较文学”也是前些年最鼓舞人的学科之一，然而，就作家比较作家，就作品比较作品，不是也让人深感缺乏根基、缺乏应有的厚度和价值感吗?生硬地搬套诸如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符号论等等，不是也常使人感到，模仿痕迹太明显、很难触碰到中国文学最深隐、最敏感的“弦”么?实践证明，一切借鉴必须立足于本土，借鉴西方文学理论，也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特质和需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这不仅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独树一帜的中国文学本身就是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创造、养育的直接产物。
中国文化，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民族、时代、心理认识的原因，主要顺着“综合的、尽理”的精神为线索发展，它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强调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和谐，阴与阳的合一，知与行的一致等：是综合的、整体的、系统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上下通彻，内外贯通”，即《中庸》说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综摄以成”；孟子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荀子说的“圣人尽伦者也，王者尽制者也”。尤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义务，很少考虑独立的人格和个体的意愿。“个体人格的自足意志就是做孝子的意志，做忠臣的意志，济世为民的高尚意志，就是忠君报国的集权意志，实现个体人格的价值目的变为实现。‘君’、‘国’意志的有效手段，个体人格至上说变为君王至上，国家至上……”。
这反映在生命的观念上，中国人与希腊人对自然的把握就不同。中国人首先把握的是“生命”，其主要精神是《尚书·大谟》的：“正得利用厚生”，即儒家的“修己以安百姓”。“正得”即“正德”，“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这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或“安百姓”，则是对待人民的生命，是外王事：对人要宽。三皇五帝，正是这样的“内圣”才达到了“外2E"，达到了“仁道”的标准。这一过程的中心和前提是“内圣”——“仁义内在”。而达到“内圣”，首先就要“性善”：“由恻隐之心见仁，由羞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这才能做到上文所说“尽心”、“尽性”、“外王”，也才能顺理成章，自然达到“尽伦”、“尽制”：以“亲亲尊尊”定人伦秩序(后演生为“五伦”、)以“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定礼制纲常，再以此伦常之道维系社会，即可直接推出“外王”。这样，中国文化自然便罕元独立的个体人格。古代文学中的抒情、叙事主人公当然也要“正得利用厚生”，也要“修身以安百姓”，理所当然是以“修身——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审美理想，这就是中国古代文学没有真正意义的神的文学，而只有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的传统之形成的主因之一。
与此相应，在价值伦上，与西方认识论上的功利主义相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伦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强调“舍生取义”；荀子说：“之人可以为禹”；王阳明说：“满街是圣人”；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重义轻利，以道制欲；重生活改善的兴趣，重道德完善的追求，而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的平等，这是中国文化的价值主流。为此，孟子把人类社会的道德价值，分为“天爵”和“人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人人皆可以为尧舜”。“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人都需要“宠辱皆忘”去达到道德上的平等。于是屈平以死殉道，古今赞美，司马迁辱中着史，深为古今良史效法；同一个李白，出山了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失败了，只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同一个杜甫，早年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理想落空还寄望于朋友；“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陨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呈苏焕侍御》)，英雄末路，饥寒交加，还要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无论怎样，都离不开现实、品德、社稷、苍生之类的人生追求，这就很难产生西方意义的“神的文学”，必然形成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以此类推也就自然形成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弘扬正气、同情民瘼、鞭笞邪恶的文学传统。而且正因为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写诗作文往往是为着“内圣外王”的兼善天下，慢慢地文学自然成了“载道”“明道”“贯道”的工具，成了政治的工具。正如曹丕《典论·论文》强调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道德”、“文章”相并列，早列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范畴，所以，中国文学重现实、颂美德的人的文学传统、歌颂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英雄的传统，一句话，“修身——平天下”的文学传统是有深刻的文化背景的。是“综合的、尽理的”文化铸造的成果。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研究这一“综合、尽理”的文化
背景下产生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文学，是不能照搬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西方文化，主客体二分，是对立的。“无论处理人事还是置身自然，都有一个坚固的人格矗立着”。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的名言，早已渗入人的心灵的各个角落。独立的个体人格，对自然不懈的开发与征服，在社会上，有强烈的意识去获取个****利，即使是神仙也决不例外。西方多神，而且神都具有人格，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和权利。神并不比人高尚，并不比人崇高。宙斯、赫拉、甚至美神、智慧神都贪财好色，爱享乐、好虚荣，复仇心、嫉妒心都很强。他们敌视人类，为自身利益不择手段。而中国则不同，不仅人是尽理的，需要修身才能治国、平天下，而所谓的“神”更如此，女娲为人类补天，精卫为人类解除溺水之患填海，后羿为人类消除炎热射日，神农为人类尝百草，伏羲为人类造八卦，鲧、禹为人类治水等等。他们都威严伟大，纯洁高尚且富理性，达到了“内圣外王”。这已经不是西方传统神的范畴。再说，中国虽也有过神话时代，但到西周时代就已成为过去，老早就把人类美丽童年时代的遐想丢开，脚踏实地地过成人的生活；而且一开始就巫史并生，以史为重，从《诗经》、《楚辞》、《左传》到汉晋文学，基本是写人的文学。魏晋以后，虽有过佛教文学的兴起，但一切外来的观念，只有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只有通过这一文化背景的改造，才得立足于中国社会。所以，佛教禅宗文学，也是“综合、尽理”的、天人合一的。《目连救母》算是流传最广的佛文故事了，但它宣扬的还是“忠孝节义”，强调的是“内圣外王”之情，而不是神之情，“游仙诗”，算是真正的“神仙文学”了吧?但神仙的极乐，仍是清静无为，跨鹤乘云，不像荷马的“已腊司仙石”、但丁的“天堂”、密尔敦的“乐园”。因此，生硬地照搬西方文学理论是不妥当的，死套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悲剧”、“喜剧”的标签也走不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路。一部《离骚》，因大量写了神仙幻想，“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争，纷纷纭纭长达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分离，二分的，这便于对审美主体、客体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所以西方有的是分门别类的文艺理论，死搬西方这些理论的“钥匙”，不一定都能打开中国古代文学问题的“锁”。研究中国的古代文学，还应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的文化思维为基石。因为如上所说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总是主客一体、阴阳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的直觉思维、朴素的系统思维。这种“直觉”是理智的不是感觉的，而这种“理智”，又是直觉的，不是思辨的，逻辑的；它一般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和直觉判断的矛盾运动，逐步拓展和深化，直到认识完成，逐渐逼近其中的本质意义，达到“目击道存”。这种思维的机制与生活保持直接联系，不是向分析、推理、判断的抽象思辨方向发展，而是横向铺开，向事物的性质、功能、序列、效用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整体把握方向开拓。这种思维机制，强调天与人、自然与社会、身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强调它们的整体存在，这是最为深刻之处。它蕴含着理性的沉淀，又与个体的感怀、情感、经验、历史有关。它是一个有机的思维整体，想象、猜测、灵感、幻觉、情感、假设都在其中秩序地起着作用。“中国古人这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艺术有机统一，难舍难分、互相结合的面貌”。它既酿成了中国“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又阻碍了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论语》、《老子》、《庄子》、《孟子》等诸子文章，在哲学家的眼里是哲学，在文学家的眼里是文学，在史学家眼里是史学。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既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着作，又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学着作，被郑樵称为“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诗经》算是纯而又纯的文学作品了吧，然而古来的儒学大师们却都把它当作政治着作，说它“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列为与《尚书》、《易经》一类的“五经”之一。这是“悲剧”、“喜剧”、“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西方文学理论难以解释和难以概括的。其次，中国古代文学，循整体的直觉思维，强调的是“气”、“道”、“理”、“神思”、“妙悟”、“中和”、“神韵”，强调的是“意象”、“意境”。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意象”论。而“意象”的前提是“气”，“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既要研读经典，又要广闻博见，既要下功夫修炼，又要有聪颖的悟性。由此，才能“知人论世”，“立象以尽意”。有了这样的“意象”，文学作品才谈得上“风力”、“风骨”、“神韵”、“中和”、“妙悟”、“道”、“理”、“意境”，因此，中国只有“意象”论，而无“典型”论，也不好用“表现”、“再现”的术语去硬套分析。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释不了整个的中国文学；西方的“诠释学”看来也诠释不了这个文史哲不分家的中国文学。所以，客观地说，从内因来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还是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人手，要从中国的文化思维入手。
就以上述的“意象”论为例吧，它早已被誉为中国文学的“本体论”。但“象”是什么，“意象”是什么，西方文学理论无法解释，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易传》，才能解释明白。《易传》说：“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意思是说，语言不能充分表达圣人之意须通过“立象”方可尽意。可见，这个借助形象以表达圣人意念的“意象”，首先是一种哲学思维，一种整体性的直觉思维。其中为“尽圣之意”的“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同)的“象”，原指的也是卦辞、爻辞的“卦象”；然而，就这种“卦象”并不是外物的直观反映，而是经过主观创造，“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表现一定的意义而言，这种“象其物宜”的摹拟、想象，进行有目的的创造，实际上又已经成了艺术形象。“独照之匠，窥意匠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这种“意象”已经能概括一般的文学创作问题。由此入手，我们便不难理解《诗经》如何用“关睢”、桃夭、常棣、鸿雁一类意象，表达作者丰富的意蕴；《离骚》何以是屈原的想象所构造的一个神奇、美丽的“意象”系统；也才不难解释一直争论不休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刘勰的“神思”、严羽的“妙悟”；更不难解释刘禹锡“境生象外”说以后的“意境”论，王国维的“有我之境”、“无我之境”、“造景”、“写景”等；由此人手，也就可以统一中国文学“表现”、“再现”的分歧，也就可以结束半个世纪以来，《离骚》之类“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纷争，甚至还可解决文学语言的许多问题。
总之，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想象、联想，借助语境，从中国独特的文化思维出发，才能理解和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和掌握那些指陈蕴涵多值、界定富有弹性的文学术语、观念，并使之系统化；也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人手，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空灵、模糊、言近旨远和相应的表达方式。一句话，只有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入手，才能把握住整部的中国古代文学史。
目前国内已有将近三十多所大学设立了这一专业。向世界各国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对外汉语专业的大学生成为了中国文化在国外传播的主力军。即使是这样，汉语教师的资源仍然无法满足国际推广的需求。当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出国或者准备出国，那么以他们为主力的在校大学生和来自其他各行各业的中青年志愿者，完全可以成为向世界推广和传播汉语的有生力量，从中培养汉语师资和汉语国际推广志愿者。
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在研究方面，首先是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位问题。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学科的定位一直存在分歧。有些专家把对外汉语定位为现代汉语下面的一个分支，属语言文学类;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由于语言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汉语教学离不开文化的渗透，应该是属于语言学类下面的二语习得专业等。其次是关于研究的方向和视角。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文章中，探讨教学法的文章偏多，而探讨汉语语言具体要素的文章显得尤为少数。同样在探讨学习方法中，有价值的教学实验和各种调查报告缺乏一定的数据。所以，研究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从多方面、多视角、有侧重的进行科学的研究。在教学实施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学习汉语从开始就是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反映在教学中就是太多的强调听、说、读、写，课程目标非常的单一。其实，在汉语学习中应该重视汉语的思维和语言意识的培养，只有增强文化交流才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涵。第二，教学中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教学资源，对不同对象的学生应具有他们本国特色的教材和教学辅助资源，贴近教学对象的思想、习惯和生活，创造合适的教学环境，设计合理的教学活动，通过唱中文歌曲，收看中文视频节目，参与中国的文化节日活动等以达到不同的学习目的;另外，制作的学习资源力求浅显易懂，结合视听教学，渗透中国文化。第三，在汉语教学中还存在一些误区。首先，有些人认为不会写就相当于没学会。在汉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过程中，能熟练写出来的字比能认识的字要少很多，比如“懵懂、尴尬、蹊跷、痉挛、貔貅”等词语。像这类很多人不能正确地写出来的汉字在日常生活中不胜枚举，但我们在日常的读书、看报、交谈中，我们能够运用自如，因此不能说不会写就等于没掌握，完全不会。其次，不理解文字的深层次含义就等于没学会。在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文字中，很多字词是很难有明确解释的。比如“既然”两字，有谁能一下子解释清楚这里的“既”、“然”是什么意思，而“既然”这个词组为什么会出现在语句中呢?搞清楚这两个问题固然很好，不明白也并不影响我们熟练地使用它。
同样，“所以、即使、但是”等等这样的词汇用法也很多，我们在掌握了他们的基本含义后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应用它们来进行交流。再有，很多老师认为听、说、读、写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诚然，这四项技能是语言学习的基本技能，能同时掌握固然好。但是，听、说、读、写，音、形、字、义全面推进的教学理念是传统教学要求的，这对于成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发现，小孩子对笔画多的字反而比笔画少的字印象深刻。所以，我们要结合汉语特点，对不同学习对象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最后，我们不认为“随课文识字”是唯一的教学思路。对外汉语使用的教材通常是课文、字词、练习等传统教法。其实，“随课文识字”即分散识字的优点是可以阅读课文来学习文字，其缺点是认识生字的效率极低。在针对海外儿童的汉语教学中运用这种教学法，往往生字生词太多和孩子们想通过阅读来了解文章、理解文化现象的期望有差距，致使孩子们因为生字量的拖累而不能自主阅读与其年龄匹配的读物。
三、国际汉语教师将成为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主力军
作为国际汉语教师，首先要了解和教授中国的地理、历史等文化背景知识，然后分类介绍;在讲授汉语知识时还需要要把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到课堂教学当中。当前有关介绍中国文化的教材也逐渐增多，教学中可选择的教材范围也比过去多很多，在选用教材时应该坚持因材施教原则，在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在视听说课里把相关文化知识直观地、动态地表现出来，让外国学生在语境中学习到地道的文化。当然，要让外国学生多体验到生动的中国文化在汉语学习中是非常必要的。教师可根据学生需求特点，开设多种让学生感兴趣的文化课供学生选修;可根据不同阶段开设比如像书法，绘画，中国古典音乐欣赏等课程，力求多样性;在选修的同时提高学习兴趣，在文化语境中潜移默化地理解所学知识，加深知识印象。
中国文化向海外传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想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传播到世界各地，需要国际汉语教师作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事这项事业。让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接受新知识，学习对外汉语教学理论和教学法，走出国门，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四、远程教育对外汉语教学的思考对外汉语教学经过20多年的发展，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已经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他们正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走向世界各地。面对目前对外汉语教师和学习汉语者比例严重不足的现状(1:10)，我们应该创造一切条件，充分发挥开放大学远程教育的办学优势，制定文化视角下的教学目标，运用先进的教学方法，合理使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促进对外汉语教学在远程教育中进一步发展。以下就对外汉语教学在远程教育环境下所开设的课程来进行分析:以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来看，主干课程有基础英语(精读、泛读、听说)、英语写作、英汉翻译、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与应用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西方文化与礼仪、国外汉学研究、对外汉语教学概论等。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和教育实习等。远程教育教学的发展对课程设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借鉴学历教育的经验的同时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将课程教学任务贯穿到远程教学的整个过程中，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可以看出，这些课程设置涵盖了现代汉语和英语两个专业的大部分课程。而现代汉语和英语是电大办学初期就建设的很有经验的学科，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具有规范化的教学环节，具有更加优质的课程资源和丰富的办学条件。在分析了开设了对外汉语专业的学校中，外语类在总课时比例，基本都占到了全部课时50%。所以，加大外语课应该是对外汉语专业的一个特色，是符合对外汉语交流和本学科发展所需要的。另外，教师是教学的主体，是整个教学环节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专业教师必须具备本专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才可以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针对以上这些课程，开放大学具有多年从事本专业的教学工作，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专职教师，并且他们依托开放大学的平台，都具备了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
关键词：旅游英语论文;旅游文化英语论文;英译
引言
攀枝花市，四川省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被称作阳光花城，座落在四川西南角，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处。自1965年建市以来，城市建设已形成规模，旅游资源独具特色：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独具风味的饮食，浓郁的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文化，成为独树一帜的旅游品牌，成为攀枝花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旅游文化的翻译工作是使对外宣传资料发挥作用的重要环节， 也是一个城市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重要体现。如何让攀枝花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攀枝花， 有效开展招商引资、扩大对外交流和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目前攀枝花市独特旅游资源的英译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将极大地促进攀枝花的对外交流合作和提高城市的整体形象。但是由于中英旅游文本中的文化差异表现在其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及风俗习惯等中英旅游文本在提供信息方面亦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在功能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英旅游文本的不同点，，旅游文本的翻译应以游客为中心，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导向，最终达到旅游文本的诱导目的。可以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直译、增译、省译、类比等，以期增强旅游文本译文的可读性，最终有效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
一、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
攀枝花地处攀西裂谷中南段，属浸蚀、剥蚀中山丘陵、山原峡谷地貌，山高谷深、盆地交错分布，地质构造复杂，森林覆盖面积大，喀斯特地貌分布广，裂谷、温泉、溶洞、瀑布和河流比比皆是，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对于对于攀枝花特色地理地貌的英译方面，张沉香（2007）对于术语的国际化， 提出应“适当加大音译比例”，“促进国际合作和科技发展”。
音译不仅能够达到简洁和透明的作用，还是保存源语文化的最佳途径。尊重术语体现的文化而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也是现代术语翻译的一个趋势。以攀枝花地理地貌“喀斯特”为例，就是采用的音译方法现已被学界多接受，然而它却曾被中国学界采用意译的方法改译为“岩溶”。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世纪初由中国学者确定的“天坑”，即西方地理学学术话语中的“特大型塌陷漏斗”所描述的地理样貌，在攀枝花也是数量众多，大小不一。2005 年起，“天坑”这一定名获得了国际喀斯特学术界的一致认可，汉语拼音 “tiankeng”开始国际通用“喀斯特”在中国和 “tiankeng”在国际学界的最终被接受，这体现了两个属于名词文化内涵的保留，以及音译在学术文化界的认同。
攀枝花非常有名的“格萨拉生态旅游区”主景区距泸沽湖116公里，距丽江376公里，沿省道216线（稻攀路）前行可达稻城、亚丁，景区景观由天坑地漏、岩溶景观、高山草甸和彝家风情等组成。关于“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英译资料“Gesala Ecotourism Area as a part of the Golden Triangular Tourism Area of Daocheng， Lijiang and Panzhihua is located at the juncture of Sichuan and Yunnan Provinces.”该译文首先介绍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地理位置位于稻城，丽江和攀枝花旅游金三角，位于川滇两省的交接处。 “ It is not only the south gate of the Great Shangri-la of China， but also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unshine Ecotourism Area in west Panzhihua City.” 此句则强调了格萨拉生态旅游区的重要性，为中国大香格里拉的南大门， “the south gate”则运用了英语中隐喻的修辞手法 “metaphor” ，非常生动形象。
接下来用添加注解的方法，介绍格萨拉生态旅游区命名的含义和渊源。 “Gesala”， a vocabulary of the Yi Nationality， means “the beautiful heaven where human and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the funniest hillock” and also “the place closest to the Sun”. “格萨拉”是彝族的一个词汇，含义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的天堂”，“最的山丘”“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关键词]传教士；耶稣会；史学东渐
《瀛环志略》是中国较早的世界地理志，上海青浦博物馆藏书为同治癸酉（1873年）云楼刻本，略如32开本，六册，以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上海老扫叶山房本，八册，均十卷，书中不仅仅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还从地球开始介绍各大洲的风土人情，对其他地区文明也尽可能地做到了客观真实。全书四十多张插图，除了关于清朝、朝鲜、日本的地图以外，其他地图都是临摹欧洲人的地图所制。这些与19世纪初开始的西方史学的东传是密不可分的。
19世纪是世界历史动荡的时期，也是交流的时期，而位于东方的清朝廷还处于大国迷梦之中，传教士作为西方各国的先驱首先来到中国，打破中国封闭的坚冰。这个世纪前期，传教士以基督教新教徒为主，由于清朝禁教令，活动主要集中在澳门、香港、广州和南洋一带（1），西方史学也就在这样紧张的政治空气中开始了艰难的东来之路。
一、西方史学传播的方式及原因
这一时期，传教士传教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引进西方教育、出版或翻译书籍、举办医疗慈善事业、办报刊等方式来扩大影响并传播其宗教思想，其中史学传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内容。
刘耕华在《诠释的圆环――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及本土回应》中讲到，从万历年间利玛窦、罗明坚入华至康熙初80年多年间，是以认同儒士身份在社会行为上遵循儒士礼仪习俗，在传教著述中认可儒学思想并借助欧洲的科技来佐证西方文明的高度发达，以取得中国士人的心理认可为特征的“附会期”，在明末清初中国文化占优势情况下，不可避免采用附会中国文化为主，辅以西方科技的策略，而在19世纪初西方进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高出中国，但受“文化传教”传统的影响，仍采用办印刷所、译书、办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潜在的仍是附会中国文化的传教心理。
另外，来华传教士之所以采用“文化传教法”不仅仅受来华传教士传教传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面对中国强大的排外群体，他们自身知识储备积极的反应，可以说传教士同时拥有西方知识分子的身份，在他们接受中国文化之后，其行为不可避免有一种超越宗教传播即文化传播的倾向。
中国知识分子极为关注华夷之辨的同时，常常伴随着“用夏变夷”的沾沾自喜心态，正如王炳燮所言：“中国人自有中国人之教，为中国之子民，既当尊中国圣人之教，犹之为外国之人世守外国之教也。”（2）而矛盾的是，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思想界经世思潮盛行，知识分子强烈要求接触西方的知识，了解西方的情况来拯救中国。于是出现颇为戏剧的一幕，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却又接受传教士的西学，在这一夹缝中以“知识传教法”传教是传教士的不二之选。
二、西方史学在中国传播的内容
据英国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十纪念录》为例，1810年至1867年来华传教士中文著述目录统计，在约760种出版物中，绝大部分仍属宗教读物，严格意义上的史地译著仅20余种，其中重要的有：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裨治文编，为最早较系统介绍史地的中文著述，1838年出版于新加坡，署名高理文，简述美国地理疆域、历史、居民、人口、自然状况、经济、政治、宗教、语言、风俗、国防等。《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是这一阶段传入的史学著作中最为系统的一部。
（2）《东西史记和合》（Comparative Chronology），巴达维亚，1829年石印本，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编。书中将中国史书某些记载与《圣经》记载比附排列。
（3）《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刊于1840年，凡5篇，63页，附一海图。郭实腊编译。叙述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以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
郭氏另有《古今万国纲鉴》（universal history）、《大英国统志》（history of England）《万国史传》（general history）、《万国地图全集》（universal geography）等中文史地译著，出版后均几经修订重印。
三、西方史学反映的主要史学思想
以上的历史著作既非专门史学理论著作，也不是体现西方主流史学理论观点的典型作品，但作品成书于西方史学最辉煌的19世纪，经过传教士翻译修改，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的史学观念主要有：
首先，极力宣扬宗教神意史观，如慕维廉在《大英国志》中便一再宣扬：“做史者衡量古今盛衰开降之势若何，其理若何，又以之所以盛衰开降之源于上帝。上帝之手布特垂于霄壤，抑且以天时人世事翻之覆之，俾成其明睿圣仁之旨……”（3）这类著作中出现的神学史观与西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浪漫主义史学观念极不协调，传教士认为万事皆决于上帝，这与中世纪的史观很相似。
其次，西方与东方平等论。这一时期史学作品多以叙述介绍性质为主，目的让中国了解西方，消除排外意识。1833年6月，传教士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4851）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的《创刊计划书》中写道：应通过出版物的宣传，让中国人了解西方的技艺、科学和准则，以“消除他们高傲的排外思想”（4），次年11月广州成立的有传教士参加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也设想以这种方式，使中国人在“智力炮弹前让步”（5）。但是这一时期传到中国的史著水平不高，基本上是对历史泛泛介绍的作品，史学理论介绍涉及较少。
四、中国人对西方史学的回应
19世纪前半期传教士对西方史学的介绍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不可或缺的一环，从中国史学发展角度看，它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史学大量传入的序曲，给中国史学反省与重建提供了机会。从中国的发展历程看，他更是为国人敲响救亡图存的警钟，开阔了知识分子眼界。
主动地进行积极的文化选择，以及认真汲取外国史学理论的积极成果，从来都是和历史学的建设联系在一起的（6）。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界经世致用思潮兴起，西北史地研究、外国史地研究都处于发展阶段，西方史学的传入推动这些史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道咸年间，研究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知识的，有萧令裕的《记英吉利》、叶钟进的《英吉利国夷情纪略》、姚莹的《康纪行》等。
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外国史地研究中首部世界史地志、《瀛环志略》姐妹篇《》的出版。《》是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之上广搜中外著述，按区分国，增补整理，于1843年呈50卷，他一再强调《》与前人记海外史地最大不同在于“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书中引录最多的资料，便是当时传入中国的西人著作，如选取英国人理哲的《地球图说》34处，马礼逊的《外国史略》60处，《每月统纪传》26处，又选取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编译的《美理哥图志略》的部分内容等等（7）。地图也多采自香港英人送给清朝广州地方官府的“洋图”。内容上，详述各国史地，介绍了西方近代机器生产情况。《》出版不久就传到了日本（8），对日本维新变法也产生了积极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皆为其书所激刺，间接以演尊攘维新之活剧。不龟手之药一也，或一霸，或不免于纩，其不然哉”（9）。
这一时期清王朝还处于“天朝大国”迷梦之中，对国内外危机束手无策，史学传播正是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下由传教士进行的，它不仅带有基督教文化传教的传统特点，又由于时代特征及历史文化的传播特点而区别于明末清初的西学传播。
注释：
（1）鲍绍霖：《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8页。
（2）刘小枫：《道与言-华夏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遇》，王丙燮：《王丙燮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第111页。
（3）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161页。
（4）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9页。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8页。
（6）于沛：《西方史学的传入和回响》，《浙江学报》（杭州），2004，（6），第37-38页。
（7）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0-262页。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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