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0 14:47:19
导语：在盐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特级教师钱梦龙曾说，目前初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最大的弊端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没有很好地培养学生解读文言文的能力，我们应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让他们在文言文的解读中巧妙练笔。的确，解读文言文的根本就在于他们深邃、厚重的语言洞察力与穿透感，在解读文言文中巧妙练笔是解决作文教学中学生语言能力较差这一最大难题的有效方法。譬如，在教学《记承天寺夜游》一文时，这篇文章传送千古的传神之笔无疑是那句写月的名句“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这句话无一字写月，却处处透露着月光的皎洁，它把月光比作清澈透明的积水，把竹柏的倒影比作水中纵横交错的水藻、荇菜，如果你某一日心情如苏轼那夜般郁闷，你一定会感受到这写景名句的精妙，妙在将你的心境传达得淋漓尽致，却又说不出它是如何的好。
看到学生们也由衷地钦佩苏轼的文思、文笔，笔者灵机一动，组织学生回想自己某个触动于月色的瞬间，记叙一下那日的事件、时间、地点、朋友，用比喻的手法来描摹一下月光。很快地，一名成绩普通的女生写出了自己平日里透过宿舍窗户瞭望月光的感受，说月亮像一个三棱镜，即使自己很普通，也要折射出温馨、明亮的月光。读写结合，多数教师多应用在现代文的阅读课堂上，有了这一节课的尝试，笔者想告诉大家，在文言文解读中巧妙练笔无疑是教法改革的一方沃土。
二、激活一种态度，在文言文教学中升华情感
文化是民族之根，立国之本，文言文自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目前，经典诵读、国学讲座等活动方兴未艾、生机勃勃，是因为有识之士依然认识到在汹涌的经济大潮中，我们必须坚守文言文这块文化阵地，为祖国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苏教版教材选编的文言文，篇篇都渗透着浓郁的传统文化气息，我们要引导学生深入体会，从中激活良好的学习态度，升华民族情感。譬如，八年级下册《送东阳马生序》这篇文章，笔者组织学生针对“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一句中的教师态度展开讨论，有学生说良好的教育应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老师如此地高高在上是不对的;也有的学生说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程门立雪的故事与本文的故事情节都折射了这样的传统文化。
定义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转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③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全球化争论中的理性和荒谬》，《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第19－37页；杰弗里·萨克斯（Sachs，Jeffrey）：《让全球资本主义运作起来！》，《经济学家》1998年9月12日，第23－25页。
（一）研究结果
如图1、2所示：接受调查的对象分为两年级，其中，高二149人，高三23人。总人数172人，42分以下有5人；45-56分有18人；57-62分有86人；62分以上有63人。如下图所示：月收入2000以下、2000-4000、4000-6000、6000以上的人数分别有17人、35人、64人、56人；所占总人数百分比分别为10%、20%、37%、33%。
（二）因素分析
KMOandBartlett''''sTest采用KMO样本测度及巴特莱特球形检验法，对变量之问的相关性进行检验。KMO＞0.9时为非常优秀；0.8＜KMO≤0.9时为优秀；0.8＜KMO≤0.7时为一般；0.7＜KMO≤0.6时为差；0.5＜KMO≤0.6为很差；KMO≤0.5时不能做。本次调查问卷KMO值为0.806为优秀。KMO值较高，说明该数据适宜作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l％。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是适宜作因子分析的。
（三）家庭月收入的差异性
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学生对化学实验的主观想法”只有这个因子与中考化学成绩差异显著。Sig值是0.049。其中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高，学生对“化学实验的主观想法”也越来越强。
二、针对高中生化学实验教学有关方面的应对措施
（一）改变传统教学观念，注重对学生科学素养的培养
所谓应试教育就是以考试为手段，以升学为目的，以分数高低论优劣的片面的教育模式，着眼于智育发展，忽视了德育美育等方面的提高，限制了学生潜能的发挥和全面素质的提高。应试教育对教学质量与效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必须改变这种教育思想，才能让学生更好、更全面地发展。
（二）尝试多样化实验室管理，提高实验室的开放率
可以将学校化学实验室在学生的课余时间开放，这样可以减小课时紧张、实验室数量有限，给实验教学带来的压力。在实验室管理方面，可以采取学生轮流值日的措施，这样可以加强学生对实验仪器和药品的保管意识。使他们热爱实验室、热爱实验。
（三）注重加强化学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激发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
实验项目类型按照要求不同可以分为3个层次：一是基础性试验或验证性实验；二是综合实验；三是设计研究性实验。教师在进行高中化学实验教学时，对高中化学实验进行合理分配，对于基础性实验或验证性实验，应尽量让全体学生都能亲自动手，不仅锻炼他们动手能力还能使他们掌握化学实验的基本操作，熟练化学实验仪器的使用。
三、总结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用于文化教育、文化消费的支出越来越多，对文化产品的要求也愈来愈高，精神文化需求也日益多样化。然而，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相比，我国目前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还存在很大差距，这些问题迫切需要通过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等途径加以解决。
文化产业就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大潮中崛起的，它的崛起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确实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如果说农业经济时代的发展依靠的是自然力，工业社会的发展依赖的是资源、资本和技术，那么，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来临，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知识和信息即“文化力”取代资源、资本和技术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经济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时代，资本、自然资源，甚至土地不见得是财富。今天投资驱动型（investmentdriven）经济已经走到尽头，我们必须转向创新驱动型（innovationdriven）经济与知识驱动型经济的领域。它需要新思维、新知识来推动。”经济学家米切尔·J·沃尔夫则在《娱乐经济》中指出：“文化、娱乐——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实在的汽车制造、钢铁、金融服务业——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轮”。可以肯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产业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日益增大，文化产业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会愈益凸显。因此，我们必须跟上世界经济和文化的步伐，大力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
现代经济是一种“高技术”与“高文化”联姻的知识经济，更是一种高度“人文化”的经济，从产品设计到生产流程设计，从企业的战略管理到品牌形象管理，从对客户需求的全面的人文化服务到对企业团队精神的全面文化建设，无不充满了现代人文精神。传统的“人文科学”已经通过“人文设计”渗透到经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已经找不到没有文化标记的产品、不借助文化影响的销售、不体验文化意义的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经济已经开始在总体上以“文化意义”为基础了，现代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与文化活动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清楚了，现代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服务业的主体。
现代文化产业强调“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这首先是指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与“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则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与“和谐理念”，反对因单方面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自然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国家与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份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
文化产业是在文化与经济的相互交融中崛起的，我们应该将文化积淀与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使我们民族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过渡。我们应该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努力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也是使中华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并为未来世界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做出应有贡献的根本。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中，出现了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的文化对历史短暂的文化的交流逆差，譬如美国文化的强势输出导致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在交流上出现了暂时的逆差。这种情况在中国入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将变得愈发严重。这说明，文化资源的优势并不能自然地转化为经济的强势。这其中有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尽快扭转这种状况。
二
文化从非产业化的社会活动向产业化的经济资源转化，这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特征，对整个经济计划和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国政府应该将自己放在文化全面开放的交往平台上，按照世贸规则调整和重构中国的交往理念、制度形态和法律文化，提高中国文化的核心竞争力；用竞争促发展的眼光和文化生态主义的思想范式充分发挥“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发优势，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原动力与思想智性支撑。
所谓文化的全面开放，首先是强调“地球村”理念下积极的文化交往与对话，学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实现外来先进文化的本土化；其次是适时适机地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在强大的外部文化参照下，不断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世界文化市场的全面开放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文化的开放与融入，要使中国经济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是不可能的，况且，封闭与保护对任何国家与民族来说都是暂时现象。
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上的后发国家可能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越来越与先进国家处于同样的发展起点上。我们应该在这种思路下重新理解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已经走完五年的WTO过渡期以后，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准确定位，合理安排我们有限的社会经济资源。作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政府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办事，遵守多边贸易原则，实行市场准入，增加贸易政策和管理的透明度，对外国公司和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执行非歧视政策；中国政府必将改革一切与世贸组织原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交往理念，立足于制度创新，在世贸规则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与确立自己的文化管理理念和文化产业政策，即：站在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维空间所构筑的文化平台上，全方位推进中国的文化产业化过程，实施全方位的文化开放政策。只有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清楚了，文化产业发展起来了，所谓的“后发优势”才有可能发挥出来。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实力的巨大落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包括生产总值、市场占有量、产业结构、研发投资、科技含量、产品与服务质量等的落差。有差距并不可怕，关键在于对待差距的“态度”是什么。因此，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应该着力提高其核心竞争力，而非加强政策性保护；我们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发展着的指导新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实践。
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就必须不断进行观念创新：
第一，要改变“中国是一个资源贫乏国家”的传统观念。仅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人均占有资源极度贫乏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人文资源的角度看，中国却具有五千年不间断发展的文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和极具特色的文化风俗，这些文化资源将会越来越具有经济开发的价值。仅以旅游业为例，中国的历史文化古迹越来越成为国际性的旅游吸引物，其潜在价值无法估量。在“文化经济”时代，中国将再一次有资格成为“资源大国”。
第二，要改变单纯从“物质生产”角度评价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传统习惯。因为仅仅从物质产品总量的角度已经无法估价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准。就一些传统产而言，特别是已经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应该以“下游化”的观点重新设计未来的发展，而对于那些代表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产业，应该逐渐转变为以文化内容作为其价值主体来加以估价。
第三，要改变对文化创作、传播、接受活动的“非生产性”的看法。由于许多产业越来越依靠文化符号为其生产附加价值，文化活动从创作、制作、传播到接受都已经具有越来越大的经济价值，其依赖国家支持的“事业”性质将越来越淡化。
第四，要彻底改变以前在文化认识上的单一的“意识形态观念”，真正确立新型的“文化经济”理念。对文化产品的属性，要从承认单一的精神品性转变为承认精神品性和商品品性两种属性；对文化的功能，要从强调单一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强调意识形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两者兼备。与此同时，也要注意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文化完全市场化的误区。发展文化产业毫无疑问地要立足于市场，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许多行业要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但是由于市场固有的局限性，并不是所有的市场需求都是合理的；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的同时，必须处理好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关系，文化中那一部分无法、也不能完全推向市场的文化事业，如义务教育、学术研究、文学艺术、图书馆、博物馆等等，不能简单地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道路。国家要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加大对科研机构、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文化项目的扶持力度；要通过制定文化产业政策，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完善文化市场管理机制，促进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的提高，在始终把社会效益与社会全面进步放到首位的前提下，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最佳结合。
第五，发展文化产业要摆正一个观念，即：我们不应该将文化装到产业的平台上去就以为是在搞文化产业了，而是要用产业的手段来经营文化，这才是正确的文化产业运作方式；说到底，这是一个以文化为主的产业平台，而不是一个以产业为主的文化平台。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嬗变过程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与西方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四、总结
关键字：澄城尧头窑民间艺术遗产保护文化传播
引言
公元2003年，对于地处陕西北部黄土高原南侧山区的一个小镇来说是遗憾的一年，作为中国历史上民窑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澄城尧头窑结束了那曾经的辉煌。自宋代以来燃烧了近千余年的窑火在这一刻熄灭。
一、悠久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尧头镇位于关中东部的澄城县西南，与白水、蒲城两县接邻。通过现存的遗迹推断，历史上关中东部规模最大的民间窑场正是以尧头镇为中心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据《澄城地名志》记载，尧头镇原以瓷窑密集为由名为“窑头镇”，后因古圣之“尧”与“窑”同音，而最终将这个被赋予浓厚文化内涵的称谓留传至今。而关于尧头窑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明朝县志,澄城“瓷砂始于唐”。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尧头镇的烧瓷业已发展到兴盛阶段，民国十五年《澄城县志》记述，“境内工艺不兴，无他特产。著名者惟长润镇（尧头）之瓷器砂器，余皆寻常日用之物……旧有40余家，民国十五年时有20余家，每年共出30余窑”，当时的出产数为“每窑约三十余串，每年约售钱万余串”。由于长期以来这个大型民窑不为古陶瓷研究界所知，从未列入中国陶瓷史。尧头窑场的历史也就无人考证了。值得欣喜的是据当地人称，在现在的挖掘中发现了更早的年号和人名，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虽然这些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由此发现尧头窑历史的古老也可见一斑，同样它在民间艺术的挖掘及考古学的研究中也是具有相当价值的。
作为纯正的民间艺术，尧头窑体现了最本源的文化。“秋收不秋收，等到五月二十六，此日只要滴一点，快到尧头买大碗。”流传至今的民谣表达了旧时人们对丰收的期盼及尧头陶瓷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同时也证明了尧头窑曾经的辉煌及在历史的演变中所承载的不只是简单的烧制这一工作程序，而已经被人们逐渐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和人文精神。
尧头窑的陶瓷以民用粗瓷见长，较同期的官窑产品少了些许的精细与考究。这种来自民间的手工艺人更能随心所欲的表现出最底层百姓生活的淳朴之美。于是粗犷的线条、夸张的造型、酣畅的笔墨行走于泥土与火焰之间，创造出今天这一个个洒脱随意、充满生命力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他们是简单的容器或量器还不如说它们是一种知足常乐的朴素生活态度的写照。
初识尧头陶瓷，无论是粗瓷还是青花瓷，给人印象最强烈的是它的朴实与豪放。素有“纯正的土瓷、地道的黑珍珠”美誉的尧头陶瓷以其简洁无华的造型、一黑到底的纯粹、信手勾画的随意给人的直观感受令许多精细彩瓷黯然失色。正如中国画那简明的黑白对比，单纯却不失稳重，富于装饰的纹样吸收了了民间剪纸、木版年画的诸多艺术元素，或惟妙惟肖，或酣畅淋漓，夸张变形却不娇柔做作，生活中一花一木，憧憬中的一点一滴都从艺人的心中化做一把把刻刀留在了这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尧头陶瓷上。这种心中之美的自然流露也正是尧头陶瓷的魅力所在。并且正因为此些尧头窑才有了其独有的文化地位及价值。
二、尧头文化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现状
对比往日的辉煌，尧头窑在岁月的磨砺中日渐衰退，昔日的古窑遗址寂寞的长眠于残瓷瓦砾之中。特有的地理环境尽管提供了储备丰厚的矿产资源，却也乏力于这一宝贵民间手工艺的传承和发展。更让人担忧的是尧头陶瓷这种“民间创作”赖以传播和生存的民间艺人的现状正处于一个不容乐观的状态，老一辈艺人渐行渐远，年轻一带青黄不接。如果继续现状，相信不久我们将会从真正意义上失去这可贵的“文化遗产”，如果在我们这一代让流传千年的工艺停止，那么后人对这段文化的记忆就只能凝固在现存的物品之上了。它们将不再延续和增加，结果只有遗憾的失去……
设想如果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之一的尧头陶瓷就这样消亡，失去的将是一种文化环境，而这种文化环境的所有者并非个人，而是整个民族甚至是世界。
为了不再有更多的遗憾出现，合理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已迫在眉睫。让人欣慰的是为了抢救这一独具魅力的尧头窑陶瓷文化，澄城县人民政府及当地文化部门已结合专家意见，实施了一系列抢救保护措施。
成立保护小组，在政策法规的支持下深入技术研究，组织有关各方面管理。
（一）积极征集散落在民间的陶瓷器。
（二）筹建澄城尧头陶瓷博物馆及其辅助设施。
（三）对陶瓷艺人的保护以及对传承发展所做的积极的工作。
（四）对古窑址的保护及阶段性复原。
、尧头文化开发利用与保护的探讨与对策
我们对尧头陶瓷文化进行挽救，目的是更好的保护。而保护的最终目的又是让这种文化能够得以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澄城尧头窑，了解澄城尧头文化。
（一）明确的目标与准确的定位
为了能使这些保护工作顺利的进行，建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和恰当的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而陶瓷业的发展又是一部生动的历史教科书。每一件陶瓷艺术品上都会或多或少的留下历史的印记。如果说越窑的秘色瓷以其高贵稀有而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的话，澄城尧头陶瓷则更多的体现的是民间生活，是地道的本土文化的代表。每一件颇具实用价值的器物上都显示出淳朴的平民气质。对于千年植根于这片黄天厚土上的尧头陶瓷来说，这无疑是最让人动容并倍感亲切的亮点。准确的定位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众所周知的意大利就是以“旧”为主调，展开宣传并发展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他们借助陈旧的格调来诉说往日的辉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根据自身特点来定位，抓住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借“遗产”概念的拓展，让“古代珍品”不再成为博物馆或个人收藏的专利，提升具有审美、教育、研究和反映文化生活特性等多方面价值的文化识别性。
（二）方法与形式
根据明确的目标与准确的定位，就可以打造出相应的建设模式。包括全程的宣传，博物馆的建设规模及风格，以及合理的开发利用，以尧头陶瓷为原点辐射出更广阔的文化空间。带动澄城的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的长足发展。我们以文化的传播带动经济，随着经济的增长来达到保证文化生存的目的，而生存的意义又在于让文化更好的传播。
（1）定位准确及有特色的传播方式
保护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之上，了解的途径不外乎看、听、感受。毋庸质疑首先需要的是宣传的推介，宣传活动应本着遵循发展规划，分阶段、立体化的进行。同时对宣传媒体和形式的选择也应建立在对自身特色的挖掘之上，力求将宣传做实做透。可以以“千年不息”“古陶文化”“原生态特质”为切入点展开宣传。并且强调宣传、传播的趣味性以及与老百姓文化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量增容（参与式博物馆、自制陶瓷纪念品等），只有特色定位的宣传才会给受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并由此而产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2）特色博物馆
①专而精、多元化
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然而能够满足大众“看”的需求就非博物馆莫数了。博物馆是人们为了保护和利用文化、自然遗产而创造出的一种形式。而且随着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博物馆的形式正愈益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从征集的尧头古陶瓷现状来分析，澄城尧头窑博物馆的建设比较适合定位在一个具有浓郁乡土气息并具有互动及参与性的精品型专题博物馆上。虽然从馆社、藏品等方面无法与许多大型馆相侔，但正如我们熟知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苏州丝绸博物馆、英国的伦敦玩具和模型博物馆等均是口碑效益不错的专题博物馆。合理的利用小而专的特色，对本地区的文化展开具体深入的挖掘与研究，尽可能的展示地方特色，张扬个性，力求给观者传递出全面、生动并具有强烈地域性的文化信息。小型博物馆还具有便于优化参观效果的特点，更容易为观众营造轻松愉快的参观氛围。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是“可看性”，好的展示会带给人精神上美的享受，同时再能加入一些演示，甚至还能边“看”边“动手”，观者从中能品尝到一种新的感觉，获得一番新的体验，“交互式”的展示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展品与观众隔阂。“制作性”作为陶瓷类博物馆的特色又正好满足了公众的参与性、用手和心去感受陶瓷的制作过程也许对于尧头陶瓷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原汁原味的制作流程中人们不仅可以领略到陶瓷艺术的制作美感而且可以更容易触摸到历史的痕迹。多元化的展示不仅能把博物馆与公众联结在一起，还能使观众从中获得一种“内隐记忆”，即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文化的熏陶。
②教育功能
博物馆的教育功能，是博物馆很重要的一项社会意义，同时又是很好的传播及保护手段。与各类院校及教育机构联合，成为教学基地辅助学校的教育活动以及开展服务社会的教育活动（陶瓷、历史等）。做到从人入手，从下一代入手，真正作到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
③社会活动
人性化服务也是当今博物馆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强调与社会构建起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将以往的关注点从“物”（藏品）上转移到对“人”的关心上。让博物馆主动介入社会，在展示的基础上展开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巡展、讲座、学术交流、相关的表演以及培训等。拉近与人的关系，最大限度的拓展目标接受群，让尧头窑这种文化有机的溶入生活，自然的渗透于观者的感受之中。
（3）周边旅游资源的开发
要完整的了解地道的尧头陶瓷文化，方圆五里的古窑遗址是必看的。只有当你面对那满目苍凉的残垣断壁和参差错落的古旧瓷窑时，才能真正体会到那简朴中蕴涵的深邃，感受到深根于黄土的北方文化。窑场作为陶瓷的诞生地带给人们的是更为真切的感受，身临其境地更全面客观的了解尧头陶瓷，了解尧头文化，所以对窑址完整的保护和对始建于元代的“窑神庙”的恢复是完善澄城尧头窑整体文化形象的重要工作。
（4）陶瓷产品
作为一种民间手工技艺，产品是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技艺的最终体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消费理念的转变，尧头陶瓷夕日的功能性已不再成为优势，扬长避短，就其文化价值的开发，在民俗文化、地域个性、历史底蕴等方面做文章。通过大力的宣传与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提升其文化价值与知名度，开拓海外市场，开发旅游纪念品、精品收藏、复原古陶烧制流程，发展复仿制、定制等各种渠道，把握原生态的特质，避免成为机械复制的工业品。
（5）后继有人
尧头窑陶瓷文化作为一种“民间创作”在其传播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人”。任何民间手工艺都是靠人来传播和传承的，同样，尧头陶瓷也不例外，它的生存与保护需要解决“人”的问题，脱离了这些手工艺人，技艺就成了最终作品。技术的传承要通过老一辈艺人的传、帮、带来促进新生力量的形成。而目前的手工艺人青黄不接，后继无人完全是由于开发保护不善造成的。相信随着宣传、保护以及开发的阶段化、立体化展开“人”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为这一古老技艺的传承注入新鲜血液。
四、展望未来
陶瓷作为一种科学和艺术完美结合的产物，是中国文明的象征。澄城尧头陶瓷以其悠久的烧造历史、丰富的品种和特有的平民气质代表着千年不熄的黄河文化。但是对文化的保护不能只停留在对艺术的学习和研究之上，本文旨在对澄城尧头文化的保护、利用以及开发上做出一些探索，希望通过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澄城尧头陶瓷，了解澄城尧头文化，将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澄城县志》
<2>《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三辑》
主文化和亚文化是社会学领域建立的一对分析范畴，强调文化结构是一个动态的阶梯，文化结构本身可能是一个相对矛盾体。一般看来，主文化是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亚文化是对主文化的一种补充，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社会成员常常同时身处多个亚文化中并发挥作用，而每个社会成员在一生中都会经历多种亚文化。社会性格是一个社会或群体多数成员所具有的共同的性格结构。社会性格的形成是个人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协调的结果，既包括个人对环境的适应历程，也包括环境对个人的塑造过程。在任何一种复杂的文化中，都有着一些普遍构成的社会性格与文化特征。亚文化性格，主要界定于它代表着不同于正式的主文化要求的那种行为模式特征。应该说是大众文化间接塑造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亚文化性格，使之成为打上这个时代烙印的一种文化特质。在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青年亚文化性格不断被塑造和强化，主要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化的发展、国民教育的普及、信息技术的进步、消费时代特征的出现，使青年群体从一个人口学上的群体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群体。大众传媒提供的开放与多元的信息空间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跨越了数代人的经验。年轻一代不再只是从书本上接受社会化的知识，前辈的经验也不足以帮助人们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用“时间上的移民”来描述当今青年人如何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与现实状况中成长起来，反映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青年亚文化、亚文化性格被塑造、被认同成为这个时代年轻人思想生存和社会生存的另一种需要。在当代，青年亚文化性格首先表现为由大众文化培养出来的一种逆向化思维和行为方式。这种亚文化性格创造出的“社会距离”使青年人单薄的个性不会在过分沉重的社会压力下崩溃垮塌。青年需要这个“距离感”来保持他们的个人化空间，保持不同于主文化的生活方式，保持自我独特的个性。正是这种与主流文化的距离感，与自我及标准社会性的距离感创造出了这个时代青年的另一社会性格特质——前卫型品格，表现为一种广义的理念与个性，一种生活信念的追求，它的特点就是保持个性与时代同步状态，并渴望超越时代。前卫品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打破传统行为定势，成为开发行为潜能和创造力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带来行为的非标准化、对秩序的排斥与心理反抗。总体看来，青年亚文化性格的发展改变了青年社会化既有逻辑，青年文化开始成为社会文化变迁的前导。它一方面打破单项平衡，改变个人被动接受文化的状态，使青年拥有自己的文化语言、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并由此影响青年一生的心理及性格；另一方面，它强化了逆向型自选的价值认同与心理满足。玛格丽特•米德曾给了青年文化现象一个漂亮的名词——后喻文化，即从晚辈向长辈传递的文化。网络文化、手机文化、拇指文化都可以称为典型的后喻文化。微电影的流行也不例外。
二、从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看微电影的流行
有学者将我国青年流行文化特点概括为：新型传播技术与高科技文化产品的应用是其技术特点，社会分层所形成的多重亚文化圈是其阶层特点，右手拼命工作，左手拼命刷卡的生活方式是其消费特点，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是其价值观特点。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微电影的兴起与流行视为青年流行文化的一道新景观，因为其从制作、播放到观看，无论是社会功能、技术特点、文化特征还是消费特点或价值观取向，都与当代青年群体的社会文化性格相当契合，也因此才能在同青年文化的良性互动中取得强劲的发展动力，使得电影艺术借助青年文化的力量获得一次现代化的“重生”。
1.从社会功能上看——用后现代的外观提供感性内容，帮助释放现代性焦虑。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看，大众文化得以风行并在本世纪初成为近乎带有全球意义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性的焦虑不无关系。所谓现代性，即现代人的社会性，以及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性与市场时代竞争秩序紧密相关。市场竞争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但也带来了作为追求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社会分化、收入与社会地位分化以及个人生存状态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等结果。现代性虽然意味着无所不能的梦想、奋斗与成功的可能，但是当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自己的自致性社会关系，追求事业成功时，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失败、淘汰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面对心理上很脆弱的自己，以及由社会竞争、失意带来的无法抑制的焦虑。现代性引发的焦虑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2007年英国研究机构针对城市居民的步行速度作了调查，把人们行走60英尺所花费的时间作为一个重要的依据，得出排名前四位的是新加坡、哥本哈根、马德里和中国广州。英国的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英国青年群体迫于工作压力，一日三餐花费时间总共不到40分钟，还有45%的调查对象吃饭完全以感觉饥饿为标准，常常等到处理完手里的事物才吃饭。在这个生活压力过于沉重的时代，讲究效率成为人们行事的唯一准则。同样是休闲方式，几分钟到几十分钟就能看到起承转合的情节、生动有趣的故事、达到调节情绪效果的微电影显然比2小时左右的电影更符合“快餐文化消费时代”人们的消遣需求。现代性带来的心理负荷有多大，大众文化市场的潜力就有多大。因为在大众文化产品的娱乐消费中，现代性的焦虑可以得到有效的宣泄和转移。当代青年的现代性精神需求为微电影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适合的土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青年人每天面对繁忙的学习生活、沉重的就业压力，理想迷失的工作状态渴望得到情绪的释放，微电影出现填补了生活中的那些碎片时间，并帮助他们缓解、转移、释放现代性压力所带来的焦虑感。微电影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现代性与人织的舞台，用后现代碎片化外观提供一个个人性化的故事，通过高科技数码工具带给青年人轻松愉快、休闲刺激的感官体验，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不曾有的。
2.从制作主体上看——打破专业垄断与模式化创作，重新诠释艺术内涵。
微电影的低门槛、普及性和互动性催生了许多草根导演，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志于电影创作的青年。信息时代的青年强调的已不再是社会与长辈们曾经说过什么，而是一种“我行我秀”的思维方式和胆量气魄。微电影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打破传统电影由专业制作团队角色分工共同完成创作过程的模式，强调个人只要有兴趣和技能，就可以写剧本、做演员、做导演、做摄影——这使得电影从过去曲高和寡的艺术向民主与草根靠拢。同时在线视频技术的成熟更为这些草根作品提供了丰富的播出渠道，进一步使影像艺术走下神坛、摆脱专业人士把控。在这个充满青春气息的“草根秀”时代，人人都有机会用电影的形式去展现自己眼中的世界。从这一角度而言，电影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内涵已然发生了改变。同时，微电影创作的高度自由性和无模式化作业流程，也是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创作的重要因素。当代青年文化的特点是，不破坏和颠覆主文化的制度与秩序，但却通过自身特有的文化行为表达着对正统权威的逆向思维、不顺从、不恭敬、不在意、崇尚偏离行为倾向。正因为此，我们看到青年导演们吸收着不同的灵感元素，探讨各种人文主题，剖析出人生的不同侧面，时常以另类表达重新诠释“年轻”的涵义，由此形成当前审美取向五彩斑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的微电影格局。
3.从内容生产上看——体现消解崇高的生活态度，满足颠覆传统的体验。
在关于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现象的各种讨论中，人们敏锐地注意到青年一代“游戏”、“嘲笑”与躲避崇高的性格特征及其与他们的文化之间的关系。同中国近代当代历史上激进青年的“反抗”文化不同，“游戏一代”的文化是以“拒斥”为其性格特征的，这样的拒斥在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中是以自我边缘化的姿态去对抗来自社会的角色期待、角色要求的，是以对成年人社会的支配价值以及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的担当团体的激烈否定为背景的。当代青年似乎对一切无法呈现于传统媒体的新鲜事物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颠覆传统的。21世纪的互联网科技无限扩展了青年人的媒介触角和窥视欲望。微电影常常以一种“去中心化”的碎片叙事模式和惊悚、、无厘头搞笑等元素的运用吸引青年受众，体现出消解崇高、游戏一切的生活态度和全方位的感官体验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青年群体的好奇心和意念幻想的欲望。另一方面，当代青年文化性格的社会距离感需求，使得他们崇尚个性张扬，喜欢与众不同，强调自身个性的独特性。微电影以或娱乐休闲或刺激新奇或简洁感人的故事情节满足了青年受众的心理需求，并借助视频分享网站一键转载的便捷性、微博的链式传播及SNS网站的庞大社群关系，触动青年的“分享”神经，达到病毒式传播效果。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在心理机制的作用下，青年群体会根据个性化需求选用不同的媒介、选择不同的信息去满足不同的心理需要。比如在观看如《四夜怪谭》《酒店星座爱情故事》等游走于敏感禁忌话题边缘的微电影时，就满足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同时释放了心中压抑的情感，达到了自我宣泄的目的。
4.从营销模式上看——改变生硬灌输的广而告之，诉求情感共鸣的信息传达。
与传统电影植入式广告常常受到猛烈抨击不同，大多数青年观众对微电影广告却持宽容态度，认为与品牌传播相结合是微电影艺术创作的一个有机环节，是无法避免却可以接受的。这是因为微电影改变了将产品或品牌信息生硬直白地添加到广告中向消费者“硬”性推销的传统营销方式，通过讲述一个个情节完整且生动有趣的故事，吸引广大网民主动关注、有趣性观看，乐于自发自愿的转载和传播，以实现产品及品牌信息迅速广泛的传播。虽然在情节设计上难免带有商业色彩，但只要剧情设置合理、情感打动人心，观众的抵触情绪比对传统广告要小得多。Web2.0时代的互联网受众以青年为主体，微电影能否与他们产生情感共鸣是微电影能否成功的关键。情感共鸣分为深浅不同的两种，浅层共鸣由文化符号构成，如特定时代的音乐、当下热点新闻事件、有代表性的符号表征等，这类共鸣发生速度快但要持续影响力却不太容易；深层共鸣以受众群体共同的心理经验、精神情感、人生经历为基础，这类共鸣的持续时间更长，影响力更为显著。全球知名的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尊尼获加2011年投资拍摄的微电影《语路》讲述了l2位具有新青年标杆性先锋人物的奋斗故事，通过分享这些过来人走出困境的智慧和勇气，激励当代青年“永远向前”，使他们对品牌产生了切身体会，有效地实现了拉近和青年群体距离的营销目标。
5.从传播方式上看——满足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需求，获得自我实现的价值感。
作为“后喻文化”形式的微电影符合当代青年逆向型行为方式的特点，它不仅是一种被同辈人认可的行为方式选择，更能通过参与其间而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它的传播方式有着极强的互动性、参与性和自主性，迎合了当代青年渴望得到自我身份认同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心理特征，满足了青年受众张扬个性、表达自我的社会交往要求。首先，影片的播放在时间空间上是自主的，甚至包括播放的内容，完全由受众自主选择；其次，在微电影的传播过程中，青年观众可自由选择转发、参加投票或参与评论，同样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他们可以将自己的影片评价在论坛、博客以及各大网站，可以在电影公司甚至演出明星的官方或个人网络空间留下自己对于影片的看法和建议。在此，匿名性评论给予了青年群体自我的无限释放，在发表影片评论的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意见与观点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而不必存有太多顾忌，这种行为方式可以使观众得到情绪的彻底宣泄和自我释放。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微电影的传播方式为草根青年提供了参与传播的经验，这被学界认为是培养大众参与能力的最有价值的途径，使得草根阶层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社会传播活动的简单陪衬，由此获得一种参与的，进而把网络原生态文化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总结
（一）当代旅游景区社会文化市场化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本地文化，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产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会想成对旅游文化风景区的不同理解，旅游区游客的一部分认同，与一部分不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认同的游客会给景区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给当代的旅游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现在其自身的设计与变革，、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这个转变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景区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与丧失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努力找寻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解决这种矛盾成为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
（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也是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内部研究为主体还是外部研究为主体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对旅游文化的自身与内容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也就是说现在在旅游文化的领域内对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讨论中更是有对其旅游文化的界定问题产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专家的讨论对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建设问题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设上与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区别，面对这种文化的建设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旅游文化宣传的这一方面上的问题，因为旅游存在多种那么这种宣传也是多种的，这就个文化的宣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对旅游文化的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区别，很难鉴定这种素质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规则来提升对建设者的要求这才能有效的建设旅游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旅游文化的应用问题上也是一大难点，对此研究的程度也较高，许多专家为此进行讨论怎样应用，应用到的地区和范围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旅游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一）向文化方面转变中国旅游业
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文化做为精神方面是对精神上的提高，当代社会下人们已经有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与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都对文物古迹表现出浓浓的兴趣，在黄金周期间，故宫的旅游人数更是创下了史上之最。这种回归文化的势头还会继续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华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来源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不断突出。这也体现出人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物古迹作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传承中有其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旅游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这种文化的转变。长城也是文物古迹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国家的优秀文化，游客的认可也显示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二）生态保护与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强
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历史较短。中国的生态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森林公园建设以及森林生态旅游保护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态度的转变。我国面积广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发要与当代的生态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对旅游开发的首要条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环境，而这种生态保护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当地的生态保护做的到位，旅游景区的质量的不断增强，才能招揽大量的游客。例如对我国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对藏羚羊的保护尤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是难得的自然资源，作为国家的资源，保护要第一位，为此随着旅游的开发，生态保护也会得到加强，而游客的增多也为当地的风景区带来大量的资金来做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双向的互动，是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旅游文化内涵
价值提升旅游产品开发从“外向型”向“内涵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不断提升是人们对旅游的文化的认同的表现，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自身所体现的内容是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人们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场景中发展与利用，外在型与内涵型是旅游产品的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化产品的外向型的需求，这就为旅游文化向内涵型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文化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是从广众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内向型的转变的深刻体现。而且研究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将会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这种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是一大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趋势。
三、结语
本文拟对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的综合介绍，重点选择在传媒研究历史上有过重大突破和影响的研究机构及其研究成果，并希望借此能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用的思路。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
[page_break]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⑤StuartHall‘TheRediscoveryof“Ideology”:returnoftherepressedinmediastudies’，收入M.Gurevitch等编辑的Cuture,Society,andtheMedia（London:Menthuen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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