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28 23:31:44
导语：在区域文化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0)02-0059-06
一、引 言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认为,企业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才能,他们之间总能够理想地粘合在一起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至于促进要素之间充分粘合的机制,经济学家们往往看作基本假定而忽略考虑。然而,我们也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地理环境、交通条件、资源禀赋等都差不多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一样,有的甚至差距悬殊,其原因恐怕很难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因此学术界在反思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并试图以此解释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奇迹”和“欠发达”现象。波特(Michael E. Porter)甚至断言: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1]。不过,区域文化作为区域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内容,内容庞杂且可操作性较差,经济效应模糊且作用机制隐蔽,很难对其进行深入具体分析。本文试图剖析区域优性文化的内涵,揭示区域优性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让企业“快生”、“长大”、“做强”的战略对策。特别提及的是,细分区域经济文化的目的就是欲使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清晰化,尽管可能不甚完善,但作者意在抛砖引玉。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与作用机制
(一)区域经济文化的内涵
从广义来讲,文化可以被定义为共享的价值和一套规则系统,以及共同体内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各种更具体的要素[2]。文化构成了社会资本中的一个重要基础:即它对于如何有效地转化劳动与资本这些物质资源以服务于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具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迈克尔•波特认为:“经济文化,是指那些对个人、单位及其他机构的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信念、态度和价值观” [3]。陈佛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区域经济文化是一种优性文化,它强调独立性,反对依附性,重视现实、弘扬创造性和奋斗精神,反对墨守成规和不求进取性等区域性价值观念[4]。至于区域文化价值体系所包涵的具体内容,国外学者在该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比如Hofstede的文化模型将价值体系分为权利的距离(power distance)、对不确定的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和刚毅(masculinity)4个维度[5];Schwartz的文化模型将社会文化价值体系分为协作(harmony)、团结(embeddedness)、统治(Mastery)、情感自治(affective autonomy)、理智自治(intellectual autonomy)、平等(egalitarianism)6个维度,然后他们借助这两个分类模型进行了具体量化的平均积分分析[6]。本文遵循Hofstede和Schwartz的分析范式,根据区域经济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将区域经济文化细分为微观层面的创业精神、创新意识与流动偏好以及宏观层面的合作意识、开放思维与信用观念。
1.创业精神。创业是创业者将人才、项目(技术)、想法和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组合或重新组合,创立基业或开创既存事业的新领域、新业绩,以实现其目标价值的实践活动,它包括初次创业和二次创业等多次创业过程。创业精神是指在创业活动的过程中,一个社会(包括创业活动过程中的多个参与主体)普遍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基本态度、行为方式等与创业有关的思想理念和精神状态。创业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精神,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指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造精神;二是指用新方法组织生产要素和发现潜在新市场的创新精神;三是争创第一与不怕失败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是创业者们的精神动力和发动机,是创业企业诞生与发展壮大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对创业活动产生重大的潜移默化影响。
2. 创新意识。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经济的灵魂,而创新则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所谓“创新”,就是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这种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新产品;(2)开辟新市场;(3)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4)创造和使用新材料和新能源;(5)创立新的企业组织[7]。蓝德沃尔认为,创新是“一个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嵌入的互动过程,一个不考虑其制度和文化背景就无法理解的过程”。创新的地域性,不但使进行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它赖以进行创新的地域背景一起构成了区域创新系统,而且使创新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和文化烙印[8]。
3. 流动偏好。如果资源不能在正确导向下,进行合理流动,资源配置低效率的格局就很难打破。区域文化鼓励资源流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达到动态最佳配置并增进社会福利。开放性的移民文化为各种文化观念的撞击创造了条件;人们在竞争、迁徙中形成的实用主义思想观念,导致了更加重视策略、看重效果的行为模式。如珠三角地区,海洋文化中冒险、开拓、自由漂流、四海为家的潜能激发着一代又一代珠三角人们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开拓创业。美国硅谷和中国深圳的发展都得益于移民文化。
4. 合作意识。社会分工促使市场容量扩大,但是必须依赖于经济主体的合作协调。合作意识能够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长期合作具有声誉效应。合作大于竞争,共享胜过独占。企业只有在企业团队之间以及与股东、渠道伙伴、客户之间均倡导平等、共赢、和谐、协同的合作文化,企业才能在分工协作中快速成长。
5. 信用观念。信用是一种昂贵的资源,它放弃短期的机会主义收益,并在长期内小心谨慎地积累信用资本。当然给予的回报也是丰厚的:较少的检查造成的成本节约、信任造成的交易成本下降,更多的合作机会和由此造成的正外部收益。信用资产沉淀成本高,能产生租金。当出现有利的信用信息时,企业或个人的信誉在消费者、供应商及合作者或者同事、亲戚朋友和上级之间扩散,将导致其在相关机构和个人中的社会资本上升,最终通过市场途径直接给予奖励,收益以乘数方式上升;相反,将导致乘数性惩罚效果。信用有两层含义:一是要以信用取信于人;二是对他人要给予信任。不讲信用、丧失信任,就失信誉。
6. 开放思维。家族文化造就了家族企业的封闭性,这种封闭性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壮大。福山认为:在家族文化盛行不衰的文化环境下,家族主义企业就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选择,因为在家族文化中,个人的跨家族的信任关系很难建立。同时,由于家族企业的社区内敛性和强烈的利益排他性,导致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效应:在管理上重伦理亲情,轻控制手段;在用人制度上,重德重亲,轻才能。相反,在一个平等开放合作的社会中,企业的契约关系不仅稳定而且牢固,合作扩展秩序较容易形成,企业可以越做越大[9]。家族管理模式引进职业经理人,网路组织与虚拟团队都体现开放思维这一优性文化理念。在此过程中接触外来文化,形成博采众长的开放心态。
(二)区域经济文化的作用机理
区域经济文化所内含的价值理念形成一系列调控机制,作用于整个区域的行为主体,尤其是企业主体,以此实现微观企业发展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繁荣(见图1)。
1. 激励机制。如果一个国家政府能够科学合理地界定并保护产权,“追求成功、实现自我”的创业文化能够激励创业者个人开拓创新以实现自我与超越自我,去创造一个新的经济组织或产生一项新的经济活动。在创业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与阶段后,追求更大成功的持续动力会激励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
2. 导向机制。创业者们的成功创业史,还会激励许多具有创业优势资源的潜在创业者们去尝试实践创业活动,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区域文化体现在个体的实践与成功会对整个社会的居民心理产生一种良好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引导社会闲置资源向生产性资源转变,引导一部分配置不当的资源转向合理配置。区域文化的导向功能还表现在舆论导向上。
3. 扩散与渗透机制。区域文化经济效应的中介传导和渗透放大的力量在于它缓慢的渗透性,其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某个群体或某个区域的文化一经形成,就会向其他群体或其他区域辐射,影响其他区域人们的行为特征。区域文化传递着积极的信号和价值理念,减少了交易成本,导致资源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区域文化的可持续性存在与发展为整个社会减少了摩擦,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4. 规范与整合机制。区域优性文化具有指导并规范行为的功能。一个地区文化的形成对该地区的实践能够形成一种导向性约束。区域文化所具有的这种软约束功能对于整合区域优质资源,塑建区域内部及区域间的良易环境至为重要。
5. 创造机制。埃尔伍德(Ellwood)认为,文化是学习和制造的过程。优秀区域文化的创造性不仅表现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吸取有机营养,扬弃不再适宜的文化因子,而且表现在创业实践活动过程中所诞生出来的新的组织、新的产品、新的技术与新的管理经验[10]。
特别地,区域经济文化中的创业文化创造了企业家阶层。传统上关于企业家的形成有三种理论观点:心理因素观、人力资本积累观和文化因素观。心理因素观强调了个人的天赋在企业家形成中的作用,完全忽视了后天的积累对企业家才能的重要意义;而人力资本积累观又过于强调后天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忽视了个人天赋差异在企业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心理因素观和人力资本积累观在解释单个企业家的产生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在解释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和由此而出现的民营企业簇群时,却解释力不足。相反,文化因素观(尤其是创业文化)对此的解释却恰如其分。
创业文化在促使企业家阶层生成时存在两个作用机制:(1)自上而下型推动机制。它是指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倡导,通过一些中间政策变量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自觉响应并完成创业活动,产生新的组织、产品和服务并因而诞生企业家阶层的生成路径: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政府发现潜在的盈利机会,进而大力倡导,形成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通过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政策作为中间变量,传递着支持创业的强信号;其二,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在政策信息的诱导下,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其三,与之伴随的是,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2)自下而上型拉动机制。它是指首先由民众发现潜在盈利机会,通过一系列资源配置而实施创业活动,同时将创业活动的信号经由多种渠道自下而上地传递到政府,政府在认识到该种创业活动的获利机会后,制订相关有利于创业活动的政策变量,自上而下地再一次传递到民众终端,由民众进行微调以完成创业活动:其一,创业文化首先由民众倡导,形成一种民间意识形态;其二,获利机会的信息经由各种渠道传递到政府,促使政府发现获利机会、认可创业活动,制订一系列有利于民众创业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支持创业活动;其三,民众作为信息的受体,遵循理性原则,参与创业实践的企业家阶层趋于扩大;同时大量服务于创业活动的社会组织的出现,帮助创业企业进行资源配置,并减少交易成本。
三、区域经济文化的资源优化整合功能与区域企业成长
通常认为,计划机制是通过权威手段来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通过利益导向来配置资源,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作为第三个资源配置机制,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选择而进行资源优化整合。很明显,区域经济文化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功能。在我们看来,没有区域经济文化造就企业家阶层,企业就不可能大量普遍存在。进一步地,如果我们假设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源是企业资源的两极,那么中间必然存在着一个嫁接两者、由此及彼的桥梁。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促使企业家资源与物质资本充分粘合并促进企业内外资源优化整合?我们认为,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形成有利于区域企业成长的总体战略。
其一,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增加创业者(企业家阶层)的数量、素质与主动性以促进资源整合。韦伯认为,近代市场经济的兴起不仅与特定的生产技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新教伦理有十分重要的内在联系。“宗教革命”所形成的新的精神气质培养了一批市场经济发展所必须的要素:守纪律而且能够吃苦,具有奉献精神的劳动力大军;具有寓拯救于创业之中的企业家;理性的企业组织制度和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等等。首先,衡量一种文化能否是优性文化,是否对创业有积极促进作用,核心的标志在于这种文化能否培育大批具有创业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孕育、形成、发展、发挥有潜移默化作用。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帮助创业者发现获利机会以增强创业欲望。获利机会的空间分布是随机的,同时又是稍纵即逝的,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有利于创业者形成高度的职业敏感性,提高创业者的创业需求弹性与识别获利机会的能力并身体力行之。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提高了创业者素质。创业活动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干中学”,有利于提高创业者的全方位综合素质,即使失败了,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硅谷,一个创业者的创业失败,不仅不是污点,反而是一个奖章;一个有了几次失败经验的创业者,反而被各企业争相雇用。
其二,优性区域经济文化改变其它生产要素分布而促进资源整合。首先,增加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可使用数量,提高了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决定着外来资源引进与区域自身资源开发的结合,新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源组合方式的确立,以及资源的利用效率,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观念通过判断前提和价值预设作用,影响发展主体对新事物的态度与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影响科技转化速度和科技贡献大小。最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的结果是,企业家阶层数量增大,一般人力资本数量减少且专业化水平更高,创造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有利于企业家资源与其它社会资源的整合。
其三,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政府和社会(包括各种社会组织)产生倒逼机制,改善经济活动的软环境以促进资源整合。首先要求政府减少不合理规制,提高服务质量并增加优质服务数量,培养有利于企业“快生、做强” 的制度土壤。其次,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要求社会改善软环境。软环境是非正式制度,具体表现为居民是否讲究诚信、理性能力是否发达、是否有较强的社会合作能力以及是否具有发达社会公德意识等价值观。软环境的好坏影响到市场秩序、投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而也影响到企业家资源与其它资源的整合程度。软环境能够改善两者的整合效率和整合方式以及发展路径。所以,马里亚诺•格龙多纳把人们的价值观分为“内在的”和“工具主义性的”,他认为“经济价值观都是工具主义性的”,而“持续发展所必备的内在价值观,虽然是非经济的,同时又是亲经济的。它们是非经济的,不会随着经济成就而消失;它们是亲经济的,将会不停息地推进积累的过程”[11]。
其四,优性区域经济文化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以促进资源整合。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而交易的实质是产权交易。通过产权交易,包括生产要素在内的一切资源,就可以合理流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是除生产成本以外的一切实际发生的成本,它对交易实现与否以及交易效率的高低产生决定性影响[12]。优性区域经济文化能够促使人们产生合理预期,减少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能够增加人们重复交易的机率,减少监督成本;通过资源优化整合,降低摩擦成本。因此区域经济文化与自然资源、资金、人才、产业发展相耦合的程度,往往决定着区域发展模式的形成;区域经济文化把经济规律按照自己的要求复制出来,使之具有地方性的特色。
其五,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制度安排演进并优化企业内部资源配置。优性区域经济文化对企业产权安排和制度变迁路径产生重要影响,以乡镇企业为例。在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初始阶段,能人企业家凭借地缘、血缘关系和自身能力,通过人们对集体制的路径依赖与社区成员达成广泛的非正规合约,利用模糊产权组织生产、配置资源。但模糊产权的效率具有边界性,所以随着价值观念的时空变迁,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产权明晰度不断增强的私营模式成为一种重要的企业区域发展模式。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表现为企业家的开放思维能够增加资源数量、提升资源质量并有可能将企业外部资源转变为企业可用资源;管理层的创新意识使内部存量资源通过再配置能够释放更大的能量;员工的合作意识能够使企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
基于以上针对区域经济文化在资源优化整合功能方面的分析,我们形成一个相对简洁的分析框架(见图2)。为了能更为具体地说明优性区域经济文化之作用,我们进一步选取美国的硅谷模式和中国的温州模式这样两种颇具显著性的文化模式加以分析。事实上,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模式在成功促成区域企业发展的作用途径上具有某种令人惊讶的一致性。
1.硅谷文化与硅谷模式。硅谷是通过创业来实现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的典范。从根本上来说,硅谷的成功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其特定的文化因素有以下六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一是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精神。硅谷文化的重要特色就在于它具有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价值观念。硅谷人信奉:败又何妨(It is OK to fail)的价值观。冒险者的失败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最终会推动冒险成功。二是容忍跳槽、宽容“背叛”的流动偏好。硅谷的工程师们养成了强烈的对技术进步的忠诚而不是对个别企业忠诚的职业精神,对风险的接受比对公司的忠诚更受重视。工程师们经常从一家企业转移到另一家企业,很少有人一直在一家公司工作,这已经被硅谷社会所认同。由大量的外国移民和人才不断流动构成的人力资源是硅谷的重要生产力。三是勇于竞争、重视合作的合作意识。硅谷的竞争者之间有一种协同文化,社会协作构成了硅谷发展的重大外部环境因素。竞争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成了硅谷文化的一大特色。硅谷需要竞争,而竞争需要不断创新,创新又需要合作。在硅谷,几乎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完全独立地生产一种产品,其商业模式通行外包。四是吃苦耐劳、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硅谷创业人发扬的是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硅谷一些企业如惠普和苹果是在废车库里起家的,地下室是著名的思科(Cisco)公司摇篮,雅虎的新世纪是杨致远在废旧拖车里谱写的,大学生宿舍也是一些高技术公司的诞生地。企业家创建一家公司成功后,往往卖掉这个公司,再去创办另一家公司,以此为乐[13]。五是包容开放、海纳百川的开放思维。六是守约守信、互相信任的信用观念。正是硅谷文化使硅谷模式成为全世界高技术发展的经典模式。
2. 温州文化与温州模式。温州文化有以下特色:一是勇于创业而又坚忍不拔,有炽烈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自强意识。温州人血管里流动的是创业的热血,温州百姓不依靠国家投资,也不依靠外资,甚至不需要政府的动员,在强烈的创业致富欲望和冲天热情驱使下,家家户户自觉投身于创基立业的进程中。二是争当老板而又不断开拓,具有超前的创新意识和强烈的领先意识。温州人“人人想赚钱、个个当老板、处处创事业”,敢为天下先,敢争天下强,“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三是务实而不取巧,踏踏实实地做实业,有超常的市场意识和经营头脑。温州人能进能退,“既能睡地板,又能当老板”;既能享受最好的,又能承受最差的;自豪不自满,昂扬不张扬。“温商”与“潮商”不同的走势在于“潮商”偏重贸易而“温商”则以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为基础。四是勤劳而又敢冒风险,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发现市场潜在的需求,有鲜明的吃苦冒险品格。温州人敢冒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创业,有一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五是竞争而又合作,重视产业的“扎堆”效应和创业者之间“扎团”理念,重双赢,求共生共荣。温州出“群商”,企业采取群落式的发展格局。温州人具有“帮带”的特点,即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发现了市场机会,就会有三亲六眷、朋友老乡尾随而来,规模越做越大,占领当地市场。这种“帮带”现象为企业发展创造了很好的社会网络[14]。六是敢于离土又离乡、四海为家、到处闯荡,既有模仿力又有渗透力。温州已把市场建到国外去了,如在意大利、巴西、美国、荷兰、俄罗斯等都有温州人办的市场。正是温州文化使温州模式成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
对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方面的重要结论。首先,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一是敢于创业、实现自我的创业情结;二是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三是踏实平和、稳健成长的创业心态;四是开拓进取、勤奋学习的创业思维;五是开放创新、沟通合作的创业意识;六是将创业企业做大变强的强烈创业冲动。这两类文化具有优秀文化的显著特征,民众的创业文化能够将人力资本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项目和资金进行充分粘合,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因此在这两个区域,创业精神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文化。其次,温州和硅谷的文化模式弘扬合作观念与信用意识。一是精诚合作的优秀文化,促使创业者们相互支持,分享技术与市场信息,因而新的创业企业具有许多后发优势,特别有利于创业企业诞生与快速成长;二是由同事、朋友、亲戚等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帮助创业者们分享市场信息,为创业者们提供技术支持并给予财务资助,极大地减少了企业的运作成本和交易成本。
当然移民文化在硅谷文化中占有特别重要地位,而家族主义(或泛家族主义)文化在温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是两类文化的显著区别。相比较而言,硅谷的移民文化特征有两个比较优势:一是比较有利于集聚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的高科技演进路径;二是表现在企业治理机制上,有利于突破家族主义的人力资本瓶颈,拓宽资源使用空间。尽管温州模式曾经取得过巨大成功,但是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潜伏着许多问题。因此,就温州文化和温州模式而言,还需要不断演进。
四、重塑区域经济文化,推动区域企业成长的战略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民众的创业创新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主体;区域的社会制度文化是区域优性文化的重要有机构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民众个体的创业创新精神,而且需要一个良好社会制度文化;如果民众具有创业创新的动力与热情,政府和社会就应该通过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使民众创业创新活动实施。
同时,笔者还认为企业发展状况是与区域文化相联系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占居主导地位的不是创业文化,而是守业文化;不是冒险创新文化,而是“小富即安”文化。几千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老百姓清心寡欲,淡薄名利,求稳怕变,甘于清贫,因而在思想观念上具有十分典型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保守性。他们怕担风险,少有开创精神,满足于虽然贫寒,但却安稳平静的日子。计划经济时期的创业文化突出表现了“国家创业、政府指令、民众执行”的特点,在民众层面上反映出来的只有从业文化,缺少萌发创业意识的气候和土壤[15]。由于文化观念落后,进而导致民间投资不足、部门协调不足、政策引导不足、制度创新不足,严重阻碍区域经济发展。
从战略层面考虑,为了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促使企业“快生”、“做强”、“活长”,就必须弘扬区域优性文化,实现观念转变,以区域优性文化促进经济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政府应该营造鼓励创业的文化氛围,实现从官本位思维向商本位思维转变。官本位文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亲商文化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二是要求政府和社会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提供制度支持,实现从墨守成规、小富即安向勇于创新、大富思进转变。要鼓励民众改变“小富即安”和“固步自封”的传统封闭价值观,形成以追求卓越,鼓励冒险,宽容失败,重视创新为代表的开放价值观。三是整个社会应该建立鼓励合作、保证合作各方利益的机制体系,实现从利已独赢向合作共赢转变。市场经济要求分工,分工就必须合作,忽视合作的分工只会减少参与主体的利益分配,同时降低了社会福利水平。“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独赢观念的结果是既损害了他人,又损害了自己。现代社会需要从独赢意识向共赢观念转变。四是采用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信用文化的渗透扩散,实现从重即期利益向重长远效应的转变、从守财向守信的转变,提高信任度。五是政府和社会应该减少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的流动壁垒,倡导民众的开放思维与流动意识,实现从封闭静态向开放动态转变。六是减少不规范的商业伦理,促使企业家自身具备精细意识,实现从浮躁盲从向务实坚定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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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Culture and Regional Enterprise Growth
Xu Tao1,2
(1.Shenzhen Press Group,Shenzhen 518009,China;2.Business School,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4,China)
关键词：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资源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宝贵财富。新的历史时期，怎样挖掘和保护好历史文化资源，如何利用和发挥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怎样发展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区域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换？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决策遇到的难点和理论界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视角，试图对区域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源产业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化面临的挑战以及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路径选择做些分析探讨。
一、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的内在关系。
区域文化资源与产业化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有助于彰显区域文化的时代价值，实现区域文化资源的产业价值，而且还可以更好地宣传、保护和传承优秀区域文化。
1.文化资源产业化：彰显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重要方式。
“进入20世纪后半叶之后，人们对于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将在今后的整个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具有独特的地位。”[1]区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区域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和灵魂。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则是实现区域文化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区域文化产业一旦离开区域文化，就会失去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和现实竞争力。当今社会，文化不仅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厚底蕴和持久动力，而且成为新一轮区域竞争的新焦点和新亮点。
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及其文化产品所产生的文化力已经开始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引擎。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差异越大，区域性文化产品的特色就越鲜明，也就越容易受到文化消费者的青睐，区域文化资源的经济开发价值也就越明显。
此外，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还通过文化产品凸显其宣传效应，更好地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热爱故土、热爱民族和热爱祖国的情怀。区域文化产品折射出的优秀传统观念和人文精神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进社会和谐也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文化资源产业化：保护区域文化资源的有效手段。
“就一国内部而言，许多国家都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维护文化多样性主要在于对少数群体权利的尊重。”[2]随着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切。区域文化资源保护可以通过立法途径进行强制性保护，也可以通过普查、建立数据库、复制等传统手段进行保护。然而对文化资源最好的保护方式莫过于文化资源产业化。通过文化资源产业化不仅可以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而且可以使文化资源在开发利用中得到保护和升华。区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不是简单地为抢救而抢救、为保护而保护，而是为了更好地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近年来，各地的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势头日益强劲。在其刺激下，各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民俗馆的修建使一些濒临绝迹的生产、生活用具得到保护和再现，地方特色文化节目的表演挖掘了当地历史文化的深刻内涵，大量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开发，使当地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有效的开发利用，于无形中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3.文化资源产业化：推进区域文化互动的独特途径。
“多样文化的共存是一种包容，是对差异性文化的欣赏。只有平心静气地看待一个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才能实现。”[3]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要求区域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相互沟通，在多样性文化的互补共荣中吸取营养，不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支撑和不竭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不同区域的文化资源特质赋与其文化产品某种特别的文化内涵。文化产业化过程不仅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借助于文化产品的销售，使某种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消费中，得到更为广泛、更为有效的传播。一些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正是凭借其具有强势地位的文化产品，传播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如美国的电影业不仅赢得全球市场，获取丰厚的商业利益，而且在传播美国文化、输出美国价值观方面起到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当人们通过文化产品来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区域之间文化差异的时候，其本身就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一种文化交流活动。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使每个前来观光的游客深深地领略到当地文化的独特韵味，从而激发游客对当地文化产品的极大兴趣，并通过他们将当地的文化和文化产品带回自己的家乡。正是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不同区域文化之间在无形中碰撞、交流、互动与融合。
二、当前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特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之路，文化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已经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重要增长极。毕竟，我国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和解决。
1.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认识不足。
在区域文化资源优势与区域文化产业优势的转换问题上，上到党政机关干部下到普通群众，至今仍有不少人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不足甚至误区。一是守着区域文化资源金矿当乞丐。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区域文化资源，有的甚至还是文化资源的富矿区。这本来是文化产业发展得天独厚的优势，可是不少人不是认识不到就是无视这种优势在发展文化产业中的作用。整天守着文化资源优势不去动脑子、想办法。其实，文化资源优势是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这个转化过程不仅需要投资、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创意。二是抱着文化资源优势到处炫耀。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地方政府到处宣扬甚至炫耀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却不知道文化资源是非独占性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文化资源优势，而不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开发利用，就完全有可能随着宣传力度的不断加大而被别人异地开发，最终使当地文化资源由优势变成劣势。三是盲目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一提到文化资源优势转化问题，有的人就不顾当地现有经济环境和经济条件，完全不顾经营性文化资源和非经营性文化资源的区别，对那些不能产业化或还没有条件进行产业化的文化资源也不加选择地提出要走产业化发展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一些概念性的地域文化、部分宗教文化以及部分历史名人等，所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形象价值、宣传价值和教化价值，难以转化成直接带来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
然而，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最大化，在文化产业发展热潮的推动和刺激下，丧失应有的理智和清醒，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一切与文化沾边的东西都弄成能够立足市场的拳头产品，于是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忙于做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盲目上一些很难看到市场前景的项目。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既造成大量浪费又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造成了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大挫伤了人们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性。
2.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的能力不强。
我国不少地方虽然拥有相当丰富的区域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将区域文化资源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的能力还不强。这一点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资金不足，文化产业基础薄弱。投入不足一直以来就是制约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也是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转换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二是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创意人才缺乏。人才资源是全球化时代首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实现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化的关键性资源。现在的高校毕业生数量虽然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真正懂文化产业的人才不多，创意人才更少。更为严重的是绝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向往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创业。三是文化产业市场机制不健全。文化产业管理上存在着政出多门、交叉管理、多头管理现象，一些地方依然存在政府大包大揽，习惯于用计划经济手段管文化、办文化，把经营性文化产业与公益性文化事业混为一谈，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机制依然未能得到彻底有效地改观。四是文化资源产业化水平普遍不高。从目前来看，大部分地区的文化资源产业化还处在起步阶段，有的偏远地区仍然是守着资源睡大觉。中西部地区无疑是我国文化资源的富矿区，尤其是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更是令人艳羡。但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发展现代文化产业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够坚实。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实力就难有实质性的提升。
3.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过程中资源保护的力度不够。
在现代化生产技术、高科技手段和创意能力不足的条件下，文化资源只能是粗放式的、简单的、低水平的开发利用，由此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大多只是附加值较低的初级产品。这样必然会对一些市场潜质极高的文化资源造成浪费甚至埋没，并且有可能失去再度开发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进程中还或多或少地存在文化资源开发的短期行为，从而对文化资源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如许多古迹、文物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失去了古迹、文物的原貌；许多民间舞蹈、仪式、风俗习惯被庸俗化、简单化，失去了原有的神韵；不少地方的古迹、文物在开发名义下遭到严重破坏，有些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没有保护的掠夺式开发，无异于竭泽而渔，最终必然导致资源枯竭。古朴浓郁的民俗风情、神奇独特的古迹只有保持原汁原味，才能吸引更多喜欢异质文化的游客。时下，不少地方为了招徕游客，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打造旅游景观，文化资源越来越受到“伪文化”的侵蚀。“伪文化”的泛滥不但降低了人们的审美水平，使人们的文化追求变得廉价和肤浅，而且对真实的文化失去了一种自我维护的抵抗能力。这显然不利于文化资源保护。我国许多城市中新建的大量的微缩景观主题公园，采用现代化的复制手段，把一些世界各国著名文化遗产加以拷贝，浓缩在公园中。这种所谓的文化资源开发，开发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而是为了商业目的向人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文化幻象而已。这是“伪文化”思潮泛滥的表现。因此，保护文化资源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历史真实性，引导人们去体验真实的文化内涵，在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去了解历史。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做到这一点，首要的就是保护文化资源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防止被庸俗化。
三、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的路径。
产业化是将文化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的重要途径。只有改革创新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模式，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才能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和发展优势的有效转换。
1.改革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文化资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赋与新的时代内涵。文化资源的动态性特点要求我们对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要牢牢把握其发展变化规律，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目光和创新的意识，不能墨守成规，要善于把文化资源开发与文化资源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其次，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地理环境、民族、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同一个地区的不同区域，其文化资源的类型和特点都会有所不同，因此，要对文化资源进行分类评估，区别对待；要允许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最适合自身资源类型和特点的开发利用模式，绝不能简单地模仿和套用固定统一的开发模式。最后，要整合当地优秀文化资源，进行优化组合。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最初来源于当地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比较优势。要想上规模、上档次，一方面要将本地区相关文化资源打包；另一方面，还要与当地的地理资源、生物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等捆绑，从而形成产业发展的综合优势。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文化资源也逐渐丧失其独占性，成了文化再造的资料。在当地缺乏历史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照样可以发展文化产业。美国人利用中国的花木兰传说和恐龙蛋化石加工创造出动画片《花木兰》和《侏罗纪公园》就是典型的例子[4]。总之，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的过程中，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提高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和水平。
2.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
为有效发挥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瓶颈，建立和完善区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制度机制。首先，要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法制保障是国外开发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功经验。用法制化手段来约束和规范文化资源开发行为，也就是说，要根据文化资源开发行为的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使文化资源开发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保护条例和政策，但大都是一些宏观性的政策或法规，缺乏可以阶段性实施的、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操作性强的具体细则。这样，在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盲目上马、随心所欲、无序开发等非规范，不仅破坏了文化生态，而且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其次，要优化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协调机制。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一种集多种要素于一体的综合行为，必须建立健全有效的协调机制。比如，政府管理部门与开发者之间的协调、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和宣传教育之间的协调、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协调、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协调、外来投资收益与当地社区利益之间的协调、区域之间特别是行政区划之间的协调等。只有建立和完善各种协调机制，才能有效避免文化资源开发的雷同及低层次的同质化竞争。最后，要建立和完善文化资源开发保护互动机制。尽管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可循环利用、反复开发，但同样存在保护的问题。为此，确立科学的开发利用观念，尊重文化发展规律，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形成保护与开发并举、以保护为重的良好局面。同时还要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强调“谁开发、谁受益、谁保护”的原则，把部分开发收益应用到资源的保护上。新晨
3.培育催生文化产业新业态。
文化产业新业态是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糅合传统的文化艺术因子，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传统产业基础上加入文化内容和科技成分的一种新的生产与盈利模式。要想尽快实现区域文化资源优势向产业化优势转换，必须冲破观念、体制、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发展瓶颈，积极培育文化产业新业态。其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突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老框框，树立“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理念，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拓展文化产业主营业务；突破陈旧经营管理方式，树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开拓进取、敢想敢试的市场竞争意识，大力发展新兴特色文化产业。其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准一两个有地方特色和发展前途的文化产业项目，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开发规划和相关配套措施，从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税收减免等政策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和重点突破，以体制性“松绑”和政策性推动来培育和催生新的文化业态。其三，打破长期形成的文化管理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树立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理念，积极采用高新技术和科技手段如文博、动漫、游戏、网络传输等新兴文化产业，延伸文化产业链条。其四，强化人才支撑体系。
一是建立和创新用人机制。对现有文化创意人才的利用要突破资历、职称等限制，根据个人素质、能力和业绩量才选用。二是建立和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人才培训基地，定期组织开展文化产业从业人员的培训学习，从中选拔优秀骨干到高校进修。三是建立和创新人才按需流动机制。采取公开招聘、客席聘用、签约等多种形式，从基层选拔和从省外甚至国外引进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建构梯级人才队伍。四是制定文化创意人才的奖励措施，营造培养和吸引文化人才的良好政策环境。其五，拓宽融资渠道。一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逐步取消已经产业化的国有文化单位享有的特殊政策保护和垄断地位，放宽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种种限制，真正实现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二要组织专业服务机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等途径吸引民间闲散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尤其是新兴文化产业。允许和鼓励文化企业通过直接上市、与上市公司合作成立子公司或收购上市公司进入资本市场。三要不断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政府可以安排专款、采取银行贷款贴息办法支持金融机构参与动漫、创意等新兴文化产业发展，并对各种投资行为加以规范，以确保我国文化产业资本市场的形成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华文。文化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229.
[2]吴汉东。文化多样性的、人权与私权分析[J].法学研究，2007（6）.
[3]钟淑洁。文明对话与世界文化的和谐发展[N].人民日报，2005-12-22.
1.1旅游文化由来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旅游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产生、发展和完善,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而“以人为本”作为旅游文化的核心理念,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1.2旅游文化节的实践基础
旅游文化的多元性,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日益突显,旅游管理者应对危机的处理机制以及旅游设计就应该更完善和人性化。为使旅游产业保持持久的内涵,旅游文化赋予了旅游更加重要的意义。
旅游业在经济领域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它对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更越明显。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由政府牵头,各区域全面启动文化节按扭,为消沉的旅游经济搭桥铺路,营造良好经济环境。
2加强政策引导,充分发挥旅游文化节的实践潜能
2.1旅游文化节的实践潜能
举办大型旅游节庆活动是旅游业发达国家和地区树立旅游目的地形象,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旅游文化节成为了旅游界开拓市场,提高业绩,提升旅游文化内涵的重要举措。2009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暨珠三角旅游推介大会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活力广东”的魅力,广东旅游招商会共签订投资项目154宗,外资金额23.9亿美元,为历届之最,充分体现了举办旅游文化节是宣传广东旅游业,吸引外资,发展广东旅游业的重要成果。
2.2政策保障,以诚信吸引投资
全面启动政府统筹功能,推介拳头产品,扶持重点企业,权衡开发项目,推出精品。各区域、部门、企业联合启动,实现市场运作。如以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为契机。广州市作为旅游文化品牌的重大窗口,协助作好旅游文化节开幕式、闭幕式,国际美食节等。政府职能部门和境内外企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组织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各旅游企业举办了旅游展销会,共同演绎了企业联盟合作、全民踊跃参与的盛世图章。
2.3坚持旅游文化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思想
创新的文化提升了城市国际化的影响力,企业成为展示旅游文化的平台。以创新的文化打造旅游品牌,以特色和优势,显示旅游文化的生命力。
2.4保护环境,科学开发,让当代人和后代人都享有高质量旅游文化
保证旅游者、当地居民、、旅游经营者的实体利益,实现旅游文化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
3充分发挥区域旅游文化节经济效应的有效举措
3.1完善区域旅游文化节的保障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与企业达成共识,打破经济制约,文化为旅游开路。
3.2深度挖掘旅游文化的内涵,为教育开路
旅游文化的包容性,为先进文化提供了载体和支持,丰富了先进文化的形式与内容,促进了先进文化的大众化,旅游文化的创新推动先进文化发展。广东旅游教育伴随文化节的持续经济效应,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完善的实践系统和广阔的国际视野。
3.3旅游整合旅游文化资源,使得企业优势互补与共享
企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模式,科学控制了成本;规范化的服务,塑造旅游文化品牌;资本运作发展,推动广东旅游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
3.4文化吸引,解决融资瓶颈
旅游文化节间接效应为区域旅游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根据“十一五”旅游规划,到2010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人数将达6880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将达470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将达17.8亿人次,出境旅游人数将超过5000万人次。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15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入境旅游接待国和第四大出境旅游客源国。我国旅游直拉和间接就业总量将达1亿人左右。
4旅游文化节产生的积极意义
4.1国际旅游文化节促进了经济大系统的发展
促进了旅游产业链的联合和综合服务体系的提高;吸引了大量的人流、物流,刺激了劳务和商品的需求,为当地带来无限商机;带动新旧景点的开发和提升,旅游文化节是持续集聚人气、激活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的"加速器"。
4.2旅游文化节是高科技文化服务的参照版本
高科技项目的渗透,让旅游文化节的辐射更广,衍生了创新服务产品。新技术加速了旅游全球预定系统、分销系统、电子商务等技术的应用,给国际旅游带来了合作的机遇。如2009年广东国际旅游文化节加强了电子商务系统的建设,推出旅游信息服务平台、掌上宝典、银旅通电子门票、12580导航专线和生活播报等一系列信息化产品,以广泛的宣传渠道打造含金量高的旅游文化节。新晨
4.3提供智力保障、管理依托及就业机会
大中专旅游院校输送大批优秀人才,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旅游行业每直接收入1元,相关行业的收入就能增加4.3元;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机会,社会就能增加5—7个就业机会。旅游文化节催生了复合产业的产生,衍生了新岗位,催生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4.4国际旅游文化节搭建了推进了和国际旅游合作的平台
近年来,广东省旅游协会与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匈牙利、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旅游行业协会紧密联系,业内交流有效地推动了广东国际旅游的民间合作,逐步出现了跨地域经营、连锁经营和品牌输出的现象。
4.5提升城市形象,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
一方面打造了城市的山水名片,另一方面塑造了城市在旅游者心目中的形象,城市建设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时尚理念;以文化促和谐,拉动GDP新的增长点。
新世纪旅游业面对无比的机遇和挑战。旅游文化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导向。因此,在旅游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发展先进文化还要注意抵御各种类型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蚀和影响。
广东作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相应的政治和文化建设具有强烈的时代紧迫性。因此,我们要积极地发挥文化正面效应和价值,进一步推进广东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推动广东发展先进文化和旅游文化创新,促进广东国民经济的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宏观经济学会.北京世经未来投资咨询公司,《北京后奥运经济》中国城市出版社,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2]覃成林.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异与趋同.科学出版社,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关键词：区域经济；区域文化；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区域文化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广泛，主要包括了一个地区的群体意识、精神风貌、行为规范、管理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等各种非物质性因素。对内，区域文化拥有共性；对外，则具有鲜明的个性，有着非常明显的地域特点，对于当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昨天的文化成就今天的经济，今天的区域经济则是弘扬昨天的文化。江苏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与丰富的文化传统，江苏凭借着沿海、沿江、沿湖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其得天独厚的地域资源，创造出了良好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凭借其所拥有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
一、区域文化的形成
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中，英国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含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做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才能和习惯的复合整体。”而哈耶克则认为文化是一宗通过习得的行为规则所形成的传统，这些规则可能是起源于人类所拥有的能够在不同的环境情况下知道应该做什么或者是不应该做什么的能力。虽然对于文化的定义各不相同，但是却有共识，那就是文化是由物质、制度、行为以及精神等多个层面所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文化的内容不加价是包括有生产、生活用具以及其他的物质产品，同时还包括有最为基本的价值理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以及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因素以及历史发展进程等促进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并形成了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地理环境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各地的政治经济发展也不平衡，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不断的进行演变，不同文化群体流派的交流碰撞的深度、广度以及频度也存在不同，同时不同地方在长期以来所具有的独特的不对称的文化心理积淀，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促使处于不同地域内的人们具有各自不同却又相对稳定的传统习俗与风土人情，同时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在部分地理区域中出现了相似或者是相同的文化特质，处于这个地理区域中的居民的语言、、艺术形式、生活习惯等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致性，而区域文化就这样产生了。区域文化在在某个区域内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综合，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对一个地区特定的人文历史境遇进行了反映，同时也是这个地区基本的人文特殊，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文化存在有区别。
二、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相互促进、相互约束。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两者之间不加价是相互促进的，同时还是相互约束的统一体。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与经济是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同时也是社会系统中的两大子系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体现，都是人为了维持与繁衍自身生产所必须要具备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出的结果。在很多时候，一些交通条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差异不是很大的区域，其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会表现出不相同的情况，有的时候甚至是大相径庭，这其中的原因在很多时候不仅仅是经济因素方面的。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其他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中主要的就是文化因素的作用，从文化方面来对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奇迹”与“欠发达”的现象。明白落后的文化难以带来先进的经济，同样滞后的经济也难以产生先进的文化意识。
区域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区域文化的发展，区域经济为区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是区域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对区域文化的发展进行支撑，同时也决定了区域文化的结构、类型，并促进了不同特质的区域文化的产生。区域经济的高低也决定了区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但是区域文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却呈现出推动或者制约的作用。优秀的区域文化能够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基础，可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三、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区域文化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振兴，强大的经济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同时文化的力量也不能够被小觑。文化与精神是民族和国家的精神与灵魂所在，能够对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影响，甚至是会改变整个国家的命运。区域文化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与精神上的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也使得我们在竞争、追求物质与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对价值观的认同产生出了很多的分歧。而文化则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紧紧的把握住核心价值体系，从而能够形成适合当地发展的科学的价值观，使得市场经济在利润有限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从党的以来，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苏南在改革开发的过程中首先开办乡镇企业发展，快速发展开放型经济，注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无论是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都取得骄人成绩。“十二五”期间，江苏省以推动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江苏为主体，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注重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真正的实现以人为本、改善民生。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才能够更好的推动江苏区域经济的快速、正确的发展。
（二）区域经济文化对区域间经济的融合产生影响
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其形成过程中因为其特殊行使得其超越了个体存在的价值观念，并且有着相当强烈的地域性。这就使得区域文化可以拥有良好的稳定性，不能够使得处于这种文化氛围内的社会集团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受到其影响，共同遵循相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这样就会使得区域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文化模式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得到改变，因此可以长时间的向外地人展示出自己的特色。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因为区域文化所具有的那种稳定性，会使得其对外界的美好事物产生一定的抵制，会让整个区域范围内的人都习惯于用区域内形成的风俗习惯、制度以及思想方式去看待这个世界。因此容易使得在区域文化与客体文化在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碰撞的过程中进行全面的否定，而不能取其精华，或者是仅仅从自身的主观思想上去选择性的吸收融合，而不能够进行客观的接纳，为我所用。江苏地区地理位置十分优越，长期收到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影响和熏陶，同时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文化具有良好的包容性，这就使得其在经济发展上也能够做到对各种先进思想观念的理解和吸收，有效的促进区域经济的融合。
（三）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影响
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仍然是存在着中部、东部、西部之间的差距问题，产生这种差距的原因来自于很多方面，其中不能够否认的一个原因就是区域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些差别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苏南、苏北、苏中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改革开放以后，差距又进一步扩大，有着相当明显的梯度特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苏中的扬州、泰州与南通三市处于江苏的平均水平。苏北几个市当前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仍然不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因为文化建设的不到位。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十二五计划中，江苏省将进一步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同时，江苏省计划到2015年时构建起良好的区域创新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其区域文化的进一步完善，同时也将有效的促进其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赵茂林.区域文化对区域经济模式的影响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3（01）.
关键词：区域文化认同；城市区域；合作；竞争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3-0073-04
城市恶性竞争往往造成重复建设、交易成本上升、效率下降甚至互相拆台、以邻为壑等诸多问题，从城市竞争走向城市合作则是城市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文化是影响城市区域竞争与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见利思义”、“和而不同”，就是既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又要寻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就是以对话、沟通、协调的“和”来化解对抗、误解和冲突的“争”，就是在不损害区域整体利益的基础上来追求城市个体利益；要重建区域文化认同，发展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实现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使得合作成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自觉行动。
一、区域文化认同的概念及其影响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历史、生活方式、军事等各方面的差别，在各个地域上都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情感认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域的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看待事物的角度，我们称其为区域文化。如果将中国文化看作是根文化的话，各个区域文化则是其枝文化。人们早已经注意到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别。譬如，在哲学思想上：有“南老北孔”之说；在思维和性格上：有北人厚重、南人机灵之说；在生活方式上：则有“南米北面、南甜北咸、南船北马、南经北政、南拳北腿、南骗北抢”之说。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详细描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对饮食文化有如下描述：“海南人食鱼虾，北人厌其腥；塞北人食乳酪，南人厌其膻；河北食胡葱蒜韭，江南畏其辛辣，而深不自觉。此皆水土积习，不能强同。”中国的各个区域文化共同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建构，他们是中国文化统一的精神特质下不同的表现形式，既共同建构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又分担了它的风风雨雨。
如果我们考察并对比一下世界各国或者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状况，我们就会看到，相同的经济制度与发展模式在不同区域文化背景中可能会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非洲的尼日利亚实行的是与欧洲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然而经济发展的结果却差之千里。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实行了西方经济学家主要是芝加哥学派开出的自由主义的药方，却都没得到想要的结果。观察中国内部的不同城市区域就会发现，但凡区域文化发达的地区往往也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合作较好的地区。比如：长三角有吴越文化，珠三角有岭南文化，京津冀有燕赵文化和京派文化，胶东半岛有齐文化，川渝有巴蜀文化，湖北有楚文化，河南有中原文化。从另一个方面看，不同的区域文化还造成中国不同地域间巨大的发展差异。比如：浙江温州和广东汕头，都是位于中国东部的小城市，汕头还是中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自然地理条件也优于温州，现在的状况是汕头由于出现诚信等问题在日益沉沦，温州却迅速走出假冒伪劣的阴影而蒸蒸日上。对比一下京津冀城市区域和长三角城市区域，后者发展神速、合作日益深入，前者发展较缓、貌合神离，都有文化的因素在里面作怪。
认同（identity）一词在本源上是指同一性，指在三段论中两个或多个元素之间可以彼此替换而不改变其真值的一种关系。心理学中则将之理解为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人据此有意或无意地将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特征归属于自己。认同也是一个识别象征体系，用于界定“自我”的特征以示与他者的不同。特定的文化认同，成为个人或集体界定自我、区别他者，加强彼此的同一感以凝聚成拥有共同文化内涵的群体的标志。一个人可以从属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小到家庭，大到国家，因而文化认同也是复合型的，族群、地域、阶层、宗教、阶级等都可以成为文化认同的载体。人们对一个较小单位认同的同时并不妨碍对较大的单位认同，比如一个人可以宣称他是上海人，并不妨碍他宣称自己是长三角人或者中国人。
区域文化认同对城市区域合作可能产生很大影响。据有关专家估计，从全球范围来看，大约只有30%的经济合作是由于技术、财务或者战略方面出现的问题而搁浅，与之相对，大约有70%的失败是由于跨文化沟通方面的问题造成的[1]。塞缪尔・亨廷顿对区域合作的经验研究表明，欧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能够建立起区域共同市场和经济政治联盟，就是因为欧盟区域内以基督教文化和新教伦理文化为基础的文化认同和人文基础；而多元文化的区域组织如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等几乎都在区域合作的道路上步履蹒跚，就因为其缺少文化的认同基础。正是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认同，才使欧洲从低层次的自由贸易区逐步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机制协调并上升到货币联盟[2]。从欧盟内部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与瑞典南部的马尔莫市在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上更为接近（注：马尔莫地区原属于丹麦，1657―1660年被瑞典吞并），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趋同的大趋势，使得丹麦和瑞典的官方边界逐渐消隐，结果马尔莫地区与哥本哈根（而不是与本国的斯德哥尔摩）形成了一个经济合作区。反过来，不能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也可能导致区域合作的失败。土耳其在1988年即已提出加入当时的欧共体，至今未能如愿，一个不言自明的原因是欧洲人无法认同信仰不同宗教的土耳其人为其同类。土耳其人要如愿成为欧洲人，就要获得欧洲人的文化认同，要跨越文化的、心理的、历史的障碍。2005年5月29日法国公民投票对《欧盟宪法条约》说不，6月1日荷兰更以63%的反对票否决了该宪法，显示两国人民还没有形成对于欧盟政治统一进程的认同。这说明欧洲人虽然在宗教上和基本的价值观上能够找到基本的共同点，然而欧洲各国人民对于本国民族文化或者区域文化的认同可能会超过对于统一的欧洲文化的认同，各国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的差异性加上有关就业机会等其他非文化的因素，完全可能成为欧洲进一步实现一体化的障碍。因此早期欧洲一体化的设计者法国人让・莫内（Jean Monnet）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预见到将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于是有如下的名言：“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注：指欧洲一体化），让我们从文化开始吧。”[3]
二、以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合作与发展
城市区域合作，从经济目标来讲，无非是要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合理的城市体系及城市间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从城市政府的角度来说，无非是城市间共同合作来解决一些单靠一个城市无法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和交通、通讯问题。但是，城市区域合作都是由人来完成的，而现实中的人并非纯粹的理性经济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或者说是“文化人”。其决策受到制度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有时甚至超过对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比如，香港与广东山水相连，具有相似的区域文化认同，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有大批香港人携带自己的资金、技术回到珠三角地区投资创业，前店后厂，粤港合作进行得轰轰烈烈，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城市化并最终促成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形成。这种现象并不能仅仅用国内的劳动力低成本来解释，因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劳动力成本更低，而在中国各大区域的相互比较中珠三角无论在自然资源还是在劳动力的成本和质量上均不占优势，而惟一的解释就是粤港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以及双方人民基于亲缘与地缘关系的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就京津冀城市区域而言，北京作为数百年中国政治中心而形成的京派文化与主要是津冀地区草根阶层精神特质反映的燕赵文化的显著差别，使得三地之间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城市区域合作难以取得进展。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北京与津冀之间尽管地理上非常接近，但北京流向上海的资金远远高于流向津冀的资金。可见，区域合作中，无论是中观层次的城市合作，还是微观层次的企业合作，都无疑受到区域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人们对区域文化的认同感可以促进城市区域合作，反之，如果一种区域文化无法取得区域内人民的认同，城市区域的经济合作必定受到阻碍。
同质的区域文化比异质文化更能促进区域形成共同信念、价值观、道德伦理以及共同的生活习俗，因为它都有助于个人、企业家、政府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企业家之间以及与政府间的合作，减少交易成本。事实上，城市区域合作的模式、进程、性质和特征都受到区域文化的极大制约。城市区域合作的成功离不开深厚的文化基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较大领域内的区域文化认同。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合作得以成功的内在逻辑与基本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区域文化认同有助于降低合作的风险与交易成本。首先，当一个区域内形成一套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将会降低人们相互沟通、理解的难度，增强合作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感和对于交易成功的信心，降低签订契约的成本。其次，由于合作双方都有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双方都能够对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进行一个合理的科学的评估，并将这种评估在契约（或协议）中反映出来，实际上降低了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第二，区域文化认同促进城市区域的要素流动。对于资金、技术等资源的流动来讲，投资者对于区域文化的认同感会使投资者减少对于要素流动的顾虑因而愿意在区域内投资。投资者本能地寻找自己熟悉的文明与生活方式，饮食、语言、习俗、宗教、价值观，等等，这是沉淀在血液中的东西，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时不可不考虑的重要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来讲，区域文化认同也有助于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因为它导致人们在区域内能够获得一种近似于家乡的亲近感，因而这是人们在择业时的一个重要考虑。比如长三角城市区域具有一种“务实、开放、宽容和个人主义”的大致相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上海浦东一开放，便有大量浙商进入，或者举厂迁移，或者在上海设立总部，前厂后店进行生产，而上海的技术、资金、人才也在向浙江流动。相反地，我们看到，尽管珠三角的农民工工资比之于西部要高，但大量西部农民工还是宁愿留在本市或本省工作，珠三角的民工荒多年未解。对于跨文化的经济合作，譬如投资行为，往往会由于双方文化上的差别而难以进行沟通和了解，并且由于这种文化差别，一方很难理解另一方的一些行为，从而形成对于要素自由流动的看不见的障碍。江苏省昆山市虽然是一个县级市，但是台商在那里投资踊跃，年投资几十亿美元，台资企业成为昆山经济的重要支撑。除却政策上的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文化认同感。就如昆山市台商联谊会会长所言，“那里的环境和文化使台商觉得与在家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文化认同的魅力所在。[4]第三，区域文化认同提升城市区域的凝聚力。当一个区域形成一种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优良文化时，实际上等于营造了一个和谐、积极的社会规范，从而形成整体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的形成可以激发人们的进取精神，提高生产效率，它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
山因势而变，水因时而变，人因思而变。区域文化认同本身是其自身在历史过程中演变的产物，它因人的创造而发展，因不同文化的碰撞而融合，因时代的变化而变革，因科技的进步而演进，因而区域文化认同本身就是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以长三角文化为例，长三角地区在战国时代属吴越之地，“吴越二邦，同气共俗”，崇尚勇武，多斗将战士、侠客兵家，他们“好相攻击”、“轻死易发”，被中原人认为是南方荆蛮之地，这种文化被称为吴越文化。到六朝以后，大量北人南迁，江浙地区大规模开发，这一带风景秀丽，人民生活稳定、富足，文化上也发生明显转变，“家家礼乐，人人诗书”，人们由尚武转为尚文，由勇武转为温文儒雅，灵活、纤巧、文雅、开放、刚柔相济。这一时期江浙地区的文化被称为江南文化。江南文化中商人地位的提高、市民文化的发达、人们追求新奇和偏离正统是其重要特色，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还具有崇尚闲情、求适宜，讲适意，不激不随，外柔内刚，精巧雅致等特点。到上海开埠，逐渐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重视工商、弘扬人性、敬业、精致、不过激和讲求适意的近代长三角区域文化，也被称为海派文化[5]。也有人将海派文化总结为：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文化的市民化[6]。
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并能够促进城市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形势下的区域文化认同是城市区域建设与合作得以成功的重要保证。而区域文化认同的重建离不开先进思想的指导。从历史来看，江南文化的最终形成与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先生有很大关系。王阳明主张“破心中之贼”重于“破山中贼”，即是强调了中国人应当人人都成为道德自律的自由个人，人人要自己能做大英雄，“满街都是圣人”。王阳明的学说在江浙一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中间大受欢迎，成为江浙浓厚的商业文化的理论基础。温州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分支，其形成则与1 600多年前永嘉文化有关，永嘉文化主张“功利并举”、“农商并重”，即功名和利益同等、农业和商业并重，这种“事功”的文化传统成为温州文化重视商业经营重视个人奋斗的文化基础。可见区域文化认同的形成与思想上的解放、新思想和新理念的提出并发扬光大很有关系。今天我们要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同样离不开思想的解放和先进思想的引导。
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简单地说就是要实现区域文化的现代化。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区域文化，它们既有反映其区域文化特点的特殊性，又要有反映现代文化和区域合作要求的共性，区域文化即是这种特殊性与共性的统一。这种共性我们概括为：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新型的市民文化、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
首先，现代区域文化一定要具有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即对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要素，要能够兼容并蓄，要能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让世界上一切适合自己的先进文化为我所用。只有区域文化具有了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才能具有对于外来人才、投资者或者移民的亲和力、吸引力。有的时候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能相互理解，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却能够彼此理解和尊重，这其中的重要差别就在于文化是否具有包容性。当然这种文化包容性和开放性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不能脱离民族文化的根基，也不意味着民族文化的消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本土文化都能和谐共生、取长补短，而佛家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中国历尽万难“西天取经”而引入的，并在中国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当前中国各城市区域文化都面临着西方强势文化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也确实存在着众多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成份，如何保留传统文化中主流的有益的成份、吸收西方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中合理的、有益的成份，抛弃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消极的成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其次，区域文化认同的现代重建需要建设现代新型的市民文化。一个现代城市或者城市区域，理所当然的要拥有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发达的工商业，但是其是否拥有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文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例如北京、上海、香港这样主要由移民组成的城市，必须要摆脱传统社会的政治和伦理结构，逐步消除古代等级社会的文化专制主义，重建新型的市民阶层的文化形态，为真正的市民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准备好适宜的土壤。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在这一快速发展城市化过程中，大批的农民进入城市，大量的乡镇变成城市，有很多的城市虽然盖起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建起了现代化的工厂，但就其文化来讲还只是“乡村文化”的延伸，其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人际交往准则仍处在农业社会阶段。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多元化、文化的世俗化，这些巨大的变革对于刚刚实现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化的人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们必须迅速适应新的市民生活，实现从传统的“亲情伦理”向市民的“契约原则”的转变，实现从自给自足、小富即安向追求独立的个人价值的转变，实现从亲缘地缘的互帮互助向社会的以人为本基础上的人文关怀的转变。在当前城市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文化背景和制度背景的人们聚集在一起，不同的文化相互碰撞，能够以何种方式实现上述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最后，要实现城市区域竞争文化与合作文化的平衡。竞争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文化基础和经济活力得以保持的有效保证。但合作文化的缺失使得不少城市只顾自己利益不计整体利益，甚至发展到不思壮大自己、只想损害别人的程度，为达目的不惜违反政策、以邻为壑，直至导致整个城市区域竞争规则失灵，破坏了城市区域正常的竞争与合作秩序。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重建城市区域合作的文化氛围，将合作文化的建设作为城市发展中的大事来抓。要切实改变过去那种小国寡民、自给自足、自我循环的城市发展理念，努力构建政府间的合作沟通与协作关系，鼓励企业间的异城兼并、转移与积聚，形成鼓励市场相互开放、产业相互整合的舆论氛围。试想，北京如果抛开京津冀、上海抛开长三角、香港抛开珠三角来考虑自己的发展思路，必然只是一个大而全、自我消化、自我循环的思维定式，无法获得自己需要的发展空间，反过来如果区域内其他城市不与区域中心城市接轨，不与其他城市合作，它也无法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这种城市区域合作既是一个利益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和制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假若不能形成一个城市合作的文化氛围，各个城市都只是从个人利益角度来决定合作问题，很多区域性问题将无法解决，城市区域合作也无法从利益考量转变为城市政府自觉自愿的行动。因此，面临城市区域快速发展的局面，要从舆论上、从行动上达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识，要形成在竞争与合作中追求利益“双赢”的新的发展理念，结成城市区域有效竞争、合作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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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言奇，马乙玉．以文化认同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合作［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45-48.
［5］熊月之．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历史和文化基础［A］．上海正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95-432.
［6］王德峰．长三角国际大都市圈战略的文化基础与文化意义［A］．上海正大研究所．长江边的中国：大上海国际都市圈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372-394.
Reconstructing the Regional Culture Identity, Promoting the Cooperation of Metropolitan Region
Chen Anguo1, Chai Zhetao2
（1.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Shijiazhuang 050032, China；
2.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强区域文化建设，使之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相得益彰，对于积极应对愈演愈烈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实现老工业城区全面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必须把文化建设的成果体现在积极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振兴的必胜信心上。积极的心态，坚定的信心，是战胜任何困难的重要前提。区域文化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寄托，在维系感情、凝聚力量、激发斗志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大东区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化积淀深厚的地方。这里有北大营、东北讲武堂、东三省兵工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二战盟军战俘营、少年读书旧址等众多历史文化遗存。作为*民族工业的发祥地，这里曾经制造出中国第一架飞机、第一辆汽车、第一台大型矿山设备。在推进大东全面振兴的实践中，我们通过挖掘区域工业文化、民国文化、抗战文化的深厚底蕴，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凝炼形成了“志存高远，澎湃驰翔”的大东精神，创造性地将企业形象识别系统理论及体系应用于城区文化建设，构建起了城区形象识别系统，结合其推广和应用，积极在机关、企业和社区三个层面开展优良传统教育，有效地提高了全区人民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为老工业城区的发展振兴提供了精神动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文化力的提升，助推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经过全区上下的奋力拼搏，以欧盟经济开发区、汽车城、东中街商业区、沈海物流区、科技产业区、万泉文化产业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格局全面拉开；经济结构日益优化，以汽车产业为支撑的工业规模不断壮大，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发展基础已经奠定；城市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城区面貌日新月异；和谐社区建设等工作已经走在全市前列，取得了文化、社区卫生服务、科技进步等多项国家级荣誉。这为我们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前，我们要进一步大力弘扬大东精神、抗非典精神和奥运安保维稳精神，全面提升文化力，坚定积极应对挑战、加快发展振兴的必胜信心。
必须把文化建设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和谐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民群众的自发愿望，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区域文化建设，从根本上讲是人的建设，核心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从而为促进社会和谐创造良好条件。因此，我们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到全区城市建设发展总体规划中，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对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彰显区域文化特色；全力推进以区全民健身中心、文化馆、图书馆、酒博物馆等“一场十馆”为主体的重大文化工程项目，加快万泉公园和城市中心广场建设，大力推行开发商、物业公司、社区“三位一体”新模式，加强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区人民打造实用便捷、娱乐休闲的15分钟文化生活圈；大力实施文化精品工程，成立了区文联，创办了《万泉》文艺期刊，开展“市民讲坛”、“五月的鲜花”工业文化巡礼等活动，“东城群众文艺创作奖”持续举办并升格为全市推进群众文艺创作活动的奖项；机关、企业、校园、社区文化建设不断深入，群体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莱茵河畔社区老年合唱团荣获了全国老年合唱节最高奖——“骏马金奖”，并在2009年央视春节晚会中参演；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民主自治，推进社区各项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注重廉政文化内化于心的作用，积极开展廉政文化进机关、社区、家庭、校园、企业、农村的“六进”活动，努力形成“廉荣腐耻”的社会意识，在全区营造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前提。我们要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理性应对金融危机的承受力、面对落差的容忍力和努力工作、锲而不舍的向上力，进而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安定，保增长的社会环境更加良好。
必须把文化建设的成果体现在激发创造活力、推动经济发展上。经济的背后是文化，文化的动力在经济。我们到先进国家和地区考察，在感受其经济发展速度之迅猛的同时，更能感受到其在文化层面上体现出的发展生机与活力。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中，我们注重发挥文化力的作用，树立区域文明开放的良好形象，“金杯中华诞生地，宝马通用新家园”、魅力东部、汽车城等品牌已经成为大东区的代名词；推动各项工作创新，与兄弟区联合创办了*欧盟经济开发区、东新工业园，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在各经济发展载体实行了新体制新机制，调动了积极性，激发了创造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要努力提升文化力，把文化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优势，进一步提高区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强区域对资金和项目的吸引力；充分利用国家出台优惠政策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契机，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尤其要引导军工企业扩大民品生产，依靠自主创新，抢占市场份额，实现更大发展，特别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倡导创业文化，发挥兴业创业典型的示范作用，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舆论氛围，努力形成让一切劳动、创造、技术、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良好局面。
【论文关键词】传媒全球化；传媒区域化；文化亲合性；亚文化争端
一、传媒区域化的历史背景
1、传媒全球化与西方媒体
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传媒领域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传媒全球化不仅表现在传媒技术高速发展下所形成的全球通讯网络，也表现在经济自由贸易理念下所促成的跨国视听服务。传统的影视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单一的小规模流通转变成跨国式的生产合作。然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源在市场竞争中经过重新整合，逐渐聚集在少数跨国媒体集团手里。国际媒体市场包括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刊和音乐几乎都控制在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样的传媒巨鳄手中。联合国1989年的报告指出：在全球78家最大的媒体集团中，39家来自美国，25家来自西欧，8家自日本，5家来自加拿大，1家来自澳大利亚，但没有一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学者Nordenstreng~Vairs的研究也证明，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国际视听产品贸易当中，西方发达国家电视节目的输出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输出，形成一种单向的文化流动趋势。
2、传媒全球化与文化霸权
与传媒全球化伴随而来的是越来越密切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但是，出于对传媒技术和市场资源的不同掌握程度，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充满着摩擦与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借助其传媒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垄断性流通，通过长期不对等的贸易关系强势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一些民族本土文化不同程度上的被同质化，被西化，更狭隘的意义上讲是被美国化。这种依附于强大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扩张后来被赫伯特·席勒等学者作为文化霸权理论的主要依据。文化霸权理论认为，西方的影视文化产品中嵌入了大量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随着它们在全球市场的推行，西方文化也推行到全球，成为一种“文化霸权”。
面对影视贸易逆差和文化霸权，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产生了防备，开始采取文化保护主义政策以达到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和保护本土民族文化的目的。1993年，由法国首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文化例外”，原则试图通过对文化产品设立贸易壁垒，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建起“文化篱笆”来抵制文化霸权。
近年来，随着亚洲特别是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亚洲国家尝试通过采取区域合作的方式来共同抵制文化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规模。本文将以东亚范围的区域合作为例，主要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对传媒区域化这一概念详加探讨。
二、传媒区域化的现状分析
1、传媒区域化的定义初探
传媒区域化在文中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那些认为共享类似文化和经济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了促进该区域内的文化或经济交流而进行的影视产品的相关贸易活动。例如区域范围内的节目发行、区域性的联合制作以及为迎合区域内观众口味的节目制作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传媒区域化”已呈现出日益频繁之势，亚洲四小龙凭借自身的经济优势，对区域市场积极开拓，带动了区域性的跨文化传播。
2、区域性跨文化传播的发展状况
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是促成东亚传媒区域性合作的客观因素。随着4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当地的传媒产业也得到飞速发展，彼此之间的影视合作交流也日益频繁。香港是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早期十分成功的案例。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简称香港无线)是香港本地也是东亚地区较为有影响力的电视节目制作商和运营商。它拥有多达75000个小时的华文节目的储存量，通过海外销售和租赁电视节目的收入高达8000多万港元。1993年，香港无线扩大区域市场，和台湾合作成立TVBS为台湾和亚洲华语观众提供电视服务。1994年，新加坡成立SITV(SingaporeInterna—tionalTV)，每天播出1时新加坡本土制作的电视节目，覆盖面积从中国北部直达澳大利亚南部。同期，韩国基于相似的东亚文化背景也加入区域电视服务领域，到1998年韩国出口的影视节目中三分之一输出到中国文化市场。随着近年中国传媒产品的快速发展，中国影视节目进出口比例也逐渐增加，从1982年中央电视台引进外来节目的比例占总节目时间的8％快速增长到90年代末的30％。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整个东亚地区开始大幅增加来自本区域制作的影视节目，而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节目数量则逐渐减少。
数据显示1999年美国出口东亚的影视节目下降17个百分点，而韩国收视率排名前20位的电视节目中90％都是本地制作，香港则是百分之百。
3、传媒区域化的文化成因
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疑是促成传媒区域化的客观因素，海外市场开拓和卫星电视技术等条件都无限可能地推动着区域传媒市场的形成；相比经济和技术动力，文化亲合性这一因素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不亚于前两者。文化亲合性——即指文化价值体系和语言体系的相似性——不仅在节目交换过程中形成了区域内观众对影视产品的喜好偏爱，而且也为这些产品在区域市场的消费提供了极大的潜在可能性。本文以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东亚区域为例，深入探讨区域传媒市场形成的文化成因。
近年韩国制作的电视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人鱼小姐》和《加油，金顺》，在中国市场得到令人瞩目的高收视率回报，在观众的要求下一播再播，掀起一阵“韩流”。这明显是文化亲合性的推动作用。
中国观众在观看韩国电视剧时很容易寻找到彼此文化的相似之处。韩国电视剧以反映日常生活见长，着重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描写，这集中体现了韩国重视核心家庭尊长爱幼，子女行孝，以及强调团结和谐家庭氛围的儒家价值观。而这正好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文化价值相契合，使中国观众产生了共鸣。
不仅如此，东亚文化的亲合性除了得到观众的情感认同之外，也同样得到东亚政府的鼓励与支持，为传媒区域化的形成提供了政策保障。新加坡就是大力支持传媒区域化的东亚国家之一。除此之外，韩国、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各自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举办国际电视展览会来积极促成区域市场的繁荣。例如在2006年中国国际广播影视博览会上，中国生产的电视剧《越王勾践》以高价被日本购得版权，广博会海外成交量达100万美元。
三、传媒区域化的意义及问题
1、积极意义：抵制西方文化霸权
从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角度来分析，传媒区域化对其成员来说有很多积极意义：
其一，通过增加区域内影视节目的流通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程度。通过传媒区域化战略，亚洲国家可以相互出售和发行自己制作的节目，依靠区域内供给来填补市场缺口，从而减少对西方影视节目的依赖性。
其二，亚洲国家通过交流区域内节目，在文化上也减少了来自西方的挑战和冲击，确保了当地的文化独特性与社会稳定性。如果亚洲观众受西方影视节目耳濡目染，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西方价值体系的拥护者，其大量民族文化可能在暗中被置换或者同化，面临失去自身民族特色的危险；也会危及本国的社会稳定。因此区域内节目的流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弱化西方文化对本国市场带来的冲击，以及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的侵蚀。
2、问题：亚文化争端
传媒区域化的促成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所作的文化两分法的假定，把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参照范围直接缩小到“东方文化”内部，使其内部亚文化族群之间的微妙差异逐渐浮出水面。
比如，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剧《大长今》引起的中韩两国人民关于传统医学知识的争论就体现了传媒区域化所带来的东亚文化之间的亚文化分歧。《大长今》讲述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女御医长今的传奇故事。片中展现出丰富的韩国宫廷医学文化，中国观众从中不难解读出古代韩国深受中国传统医术影响的文化信息。例如中宗患病，御医所参考的书目就是东汉大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然而韩国电视剧中对这些中国观众熟悉的中医知识所做出的解释却无法得到中国观众的认同。剧中述及针灸和麻醉等医学技术是女御医长今所发明，然而根据中国历史记载，针灸技术早在中国东汉时期已经用于复杂病症，麻醉技术也是中国的名医华佗在使用麻沸散给患者麻醉后施行腹部手术时已经使用。中国观众对韩剧把“中医”解释成“韩医”的这种“篡改”行为表示出很大的不满。而此后韩国媒体把“汉字”解释成“韩国人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韩国人发明的”，“李时珍”是“韩国人”等等行为更是掀起了中韩两国的文化之争。
（1.陕西广播电视台 新闻中心，陕西 西安 710061；2.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人文纪录片《大秦岭》借助秦岭山水文化，展示了陕西地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表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情怀。本文试图从画面修辞的角度研究纪录片《大秦岭》的艺术表现和意义表达，并试图探讨此类纪录片对建构区域形象、实现文化认同的价值。
关键词：《大秦岭》；画面修辞；山水文化；区域形象
中图分类号：J9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096-03
近年来，区域形象愈加成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成为推动一个地区长效发展的新思路。AntreasD. Athanassopoulos和John Karkazis（1997）曾指出，区域形象的影响力，代表着区域形象所能转化成的其他社会资源，诸如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等，这些都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同时，区域形象又可以产生强大的社会文化价值，推动形成区域文化认同与区域文化自信，这既是区域发展的内部精神力量，也成为区域对域外公众富有感染力的名片。何为区域形象，关于它的准确定义至今在学界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大多数学者普遍持有的观点认为区域形象是指区域的特征在区域内外公众心目中的总体印象和综合评价。
我们以“地大物博”来形容我们的祖国，而在谈及陕西的时候，往往会将“人文陕西·山水秦岭”作为区域形象的标记。千古一脉，山水秦岭，秦岭既是自然神圣的殿堂，又是文明孕育的摇篮。它标志着人与天地的和谐共存、自然与文明的相伴相生，在它的地理学意义之上蕴含着更为宽广的人文情怀。“终南阴岭秀，碧嶂插遥天。愿乘冷风去，直出浮云间。秦岭愁回马，心事两悠然。行到水穷处，月出孤舟寒。”描写山水秦岭风光，抒发体悟终南之感，《大秦岭》正是借助秦岭的山水风貌传递其中蕴含的自然和人文力量。
八集人文纪录片《大秦岭》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陕西电视合出品，这是国内第一次花费一年时间，拍摄一部关于秦岭的人文地理纪录片，参与创作的人数之多，投入拍摄时间之长，都在国内同类题材的拍摄中少见。纪录片摄制组奔赴全国各地，遍访水利、动物、植物、气候、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百余位顶尖专家。《大秦岭》执行总导演杨光表示：“我第一次发现秦岭这么美，美得让人惊叹！后来，我又了解到许多有关秦岭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得不重新审视它的价值和地位。”本文以《大秦岭》为例，着重从这部纪录片的画面修辞角度研究其艺术表现力，进而探讨此类纪录片对构建陕西区域形象、实现区域文化认同的价值。
一、人文纪录片：区域形象修辞的生动载体
“形象”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信息传递与解读的两种行为，区域形象的形成也是一个区域源像经由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而被受众认知的过程。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受众群体庞大，传播内容的表现方式形象化、直观化，这些传播优势使得电视纪录片——影视艺术的一种形式，成为塑造并传播区域形象的极佳载体。
以展现真实为本质，纪录片的种类和内容丰富多样，或是取材于真实生活，表现真人真事，或是忠实于事实，重演过去的人物和事件。约翰·格里尔逊认为，“纪录片是对真实的创造性的诠释”，在维护写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表现性是达到纪录片艺术感染力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人文类纪录片，表现性的需要显得尤为突出。
纪录片将写实性与表现性相结合，它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它一方面以真实为特征，另一方面又需要与历史直接对话，因此成为传播特定文化的最好载体，可以实现对文化自信心和自豪感的直接召唤。借用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关于“寓言”的观点，以大好河山为主题的纪录片本身就是一种民族寓言，它意味着“重整山河”，意味着新的开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文化的命题是贯穿古今中华文化的一大脉络，山光水色不仅带来自然美的共鸣，更被赋予了“人格化”和“气质养成”的人本色彩。纪录片《大秦岭》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中，融合秦岭的自然魅力、人文情怀和时间意蕴，在时间的维度上记录着沉淀的生命与现实，在空间的维度上承载着对“自然”和“人文”的关怀，成为其达到区域形象建构和文化认同的审美出发点和情感共鸣点。
二、《大秦岭》的画面修辞学分析
纪录片的主观表现性体现在题材的选择、结构的安排、细节的捕捉、表现的方式、镜头的运用、造型的设计、节奏的处理各个方面，它肯定了纪录片尤其是人文纪录片，运用暗示、象征、对比、隐喻等符号语言、修辞手段，寄寓个人情思，抒发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可见，修辞的概念已逐渐贯穿于纪录片的概念之中。
在影视艺术的众多构成元素里，画面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丰富多样、表现力强的修辞画面是优秀电视记录片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其意义蕴含与传递的视觉载体。以长镜头、隐喻、形变和偏重四种画面修辞方式为例，我们可以具体感受纪录片《大秦岭》的画面修辞艺术。
（一）长镜头
在电影理论中，我们现在所说的“长镜头理论”是对安德烈·巴赞提出的“景深镜头理论”的不严密概括，长镜头理论对立于蒙太奇手法存在，强调了“在一视同仁的空间同一性之中保存物体” ，以达到“尊重感性的真实空间和时间”的目的。技术意义上何为长镜头，多长的镜头才可以成为长镜头，这些问题至今并没有得出固定的结论。相对于蒙太奇手法的主观创造性，长镜头被认为具有较强的时空真实感，长镜头不破坏事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连贯性，能最大程度达到影视艺术的写实效果。
相较于一般意义上强调写实的“长镜头”，修辞学视角下作为纪录片辞格的“长镜头”更侧重表现性，这种表现是主观的、刻意的，能够在镜头对拍摄对象的持续关照中营造某种氛围，因此它并不完全限制为运动镜头，还可以是基本不动的观望镜头。一方面，长镜头的修辞效果体现在它所渲染的诗意情怀，这类长镜头往往用以营造视觉上的美感，表现关照对象蕴含的美好情怀，给人以诗意的享受。另一方面，长镜头的修辞效果体现在对人物特殊心境的表现，这类问询式长镜头具有更强的刻意性，通常是某种特定环境下的内化情感关照。总体来看，修辞学视角下的长镜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里“含蓄蕴藉”的风格特征。
Peopl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for spiritual life has more and more high pursue， public art is no longer a few people know art form. Can say public space and public space is a complementary relationship， public art in the city plays many multiple roles such as culture， dash forward show individual character， the city of social harmony and so on， of course， public art also adversely in urban culture. for just in the initial phase of China's public art，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their views and hope.
一、公共空间与公共艺术的界定
城市公共空间泛指城市中的开放空间，市民在其中可以参与公共交流活动的场所。它不仅是人与人交流信息的重要场所，也是城市个性的重要体现。
公共可以看作为一种独立领域，也可以看作是“共同拥有的”或“市民的”。而“公共艺术”概括了“公共”和“艺术”两个概念，它是一种以公共文化为基础，在公共空间中完成有公众参与的作品，它也被称为“公众艺术”。公共艺术可以划分为立体艺术造型（建筑、雕塑、园林小品、公共设施、景观造型、植物造型），平面艺术造型（壁画浮雕、地景艺术、影像艺术、高科技艺术），另外还包括表演艺术（歌舞、行为艺术）。
二、公共艺术在城市中扮演的角色
公共性开放性是公共艺术的第一特性，而公众的参与则是它的根本性，它是公众的艺术，公众的事物。艺术在城市中的主要作用：第一，艺术与城市紧密结合，实用功能；第二，是社会发生的事件，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并带有某种的意义。公共艺术的特性有社会公共性，开放性，形式多样性，区域文化性和艺术性。
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艺术的显现都有着这样一个优点，艺术的显现通过本身而指引到它本身以外”。公共艺术不是装饰品或纯艺术作品，而更蕴含文化内涵，它体现社会的区域文化和人文精神，是政府、民众、艺术家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交流及对话。它作为一种交流的方式，不仅强调区域特质，使艺术品与周遭环境与公众之间有了实质上的交流，精神文化环境更是得到很好的创造。公共艺术改变不了社会，但其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王中教授将公共艺术的作用总结为：发现作用、拯救作用、沟通作用、提升经济活力、推动社会和谐、增强社区认同以及促进文化繁荣。Selwood在《公共艺术的益处》中指出：强化当地特色；吸引投资；推进文化旅游；提高土地价值；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城市空间的使用；减少破坏行为。当然它还具有教化、宣传和宣扬城市的作用，由此看出公共艺术的多重作用和价值。
一个城市由于自然地理、历史文化、政治宗教、民俗等的不同形成了独特个性，同时，承载着市民的文化习俗情感等。当然，不同的城市“个性”造就了文化环境。约翰·伯查德曾指出，“城市本身也具有人格化的个性，是个性特色之美，毫无个性的城市，往往就是缺乏文化特色的城市。”
三、中国公共艺术的现状及展望
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国际交流越来越密切，公众已经有了一定的艺术品鉴能力，公共艺术也同样得到重视。但是也可以看到国内许多的公共艺术，主观上公共性不足，欠缺艺术思想，空间布局上欠妥当，浪费了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客观上商品经济在某种方面也影响了公共艺术，复制及电脑科技的发展使艺术品批量化生产，虽然能走入千家万户，但雷同山寨也影响了整体艺术品的质量。
那么如何做好公共艺术，成为空间交往的适当场所。第一，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说，公共空间基本等于社会空间，公共艺术并不只是追求本身的风格或品质，应与公共空间相适应，满足公众审美、精神上需求，使公共空间与整体空间相协调。第二，从公共艺术上说，任何艺术首先考虑外在美，公共艺术也是通过形式让公众感知美，材料选择、光线、外观造型等因素也是比较重要的。第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公共性的实现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参与。经济能够提供公共艺术资金，但公共艺术不是商品，所以不能以简单的效用为标准。当然决策者对公共艺术也应给予支持。第四，从公众的角度来说，怎样才能算是好的公共艺术？它是民主的、公众的艺术，不同阶层在其建设过程中可以交流，公众对于其有裁决的权利。最后，就像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家不应该先把作品完全做好，然后再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而是在构思时就要联系到一体的外在世界和它的空间形式和地方部位。”艺术家作为组织者，在保持艺术个性的同时还应考虑文化生活环境的融合，塑造出公众认可、对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作品。某些艺术家的表现过于极端，想刺激视觉抓住人们视线，这样并不能称为艺术，而是脱离实际的哗众取宠。所以公共艺术的立意要在遵从审美规律的同时宣扬真、善、美，使公众的鉴赏能力得以提升。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比较，中国美学显然是以公共为基础，而西方思想更讲究个人，所以中国对于公共艺术是有挖掘潜力的。世界上有很多城市都有独特的个性，京都、希腊、罗马等，它们的人文色彩都是独一无二的。以上海为例，在大环境中上海是临海，那么水是比较好的主题，也柔化了商业城市硬邦邦的感觉。上海建筑杂而拥挤，公共空间相对比较小，明显不适合笨重大型的公共艺术。上海多伦路名人街，历史文化环境比较好，如鲁迅、茅盾、叶圣陶等一大批名人曾住居于此，公共艺术的加入使市民更加近距离地接触历史，区域文化得到很好的诠释。在规划上建筑修旧如旧，名人的雕塑更是穿插其中，或坐或立或讨论的姿态，以一种接近百姓生活状态的方式，让比较沉重的历史题材得到更生动的诠释。
四、结语
黑川纪章曾指出：“保留历史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创造将来能够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先锋建筑，更是一项不容忘记的挑战”。公共艺术作为艺术的一种，同样应把现代美与传统美结合和传承。但是单以纪念为主题和政治化的公共艺术会比较单调和严肃，有疏离感，不如那些生动有趣并使公众参与的题材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动态的公共艺术比较适合于现代社会。公共艺术来源于生活，只有融入生活才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生命的痕迹可以体现在人类社会中的方方面面，而如果与区域文化发生碰撞，那么产生的艺术火花就是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所以公共艺术是离不开公众的，是开放的，能够提供人与人、人与环境的轻松交流沟通的公共空间，并且它是城市的外在和灵魂，是一种表现城市内涵的艺术形式。它不只是具体事件、纪念艺术，它的类型可以是动态的或是静止的，是根据周边环境进行调整变化的多样性艺术，它在城市生活中发挥多元的作用。作为文化大国的中国，更要挖掘探索新旧文化，两者结合一定能创造出公众认可并符合整体环境的公共艺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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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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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慧编 著《公共艺术设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6
宋芳斌 刘晓丹 《有关公共艺术的思考》美与时代（上） 2011/06
陈国 《谈当代中国公共艺术的危机》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1/06
蔡琼 浅析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审美特性"浅析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与审美特性》艺术与设计（理论） 2011/06
董奇 《城市公共艺术规划_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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