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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
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因素很多,但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服务及环卫设施配套不全。农村环卫设施配套不全,居住区公共绿地面积偏少,传统街巷空间与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存在一定的矛盾,治污、防污、截污、去污设施不完善甚至处于空白状态。二是居住区及周边环境污染整治投资不足。经费困难是制约新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战线长、对象分散、条件艰苦、费用大,而投资经费少对队伍的稳定、工作的有效开展影响很大。三是尚未形成全民环保氛围,群众环保意识相对滞后。由于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投入不足,没有形成全民环保的舆论氛围与社会环境,群众的环保意识相对滞后,环境法制观念和环保依法维权意识不强,对生产及生活污染的环境危害认识不足,日常生产、生活行为缺乏必要的环保指导。四是环保监管和环保执法能力不足。农村环保监管能力的基础薄弱,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基本处于空白,农村环境监测和环境监察工作尚未开展。
综合整治措施
切实保护好农村饮用水水源地进一步深化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建立健全农村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数据库,完善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规划。对不适合继续作为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的逐步取代,对确定的水源地实施保护,确保农村饮水安全。进一步提高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项目实施质量按照《宁夏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等九项制度》有关要求,监督指导永宁县各乡镇实施好2011年农村环境连片整治项目,作到规范、高效管理,用好专项资金,建设成精品工程、示范工程,发挥示范作用。狠抓目标责任考核,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按照自治区政府与永宁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考核责任书》,组织实施好目标责任制各项工作,确保考核指标全面完成。在调查摸底基础上,制定《2012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和各乡镇签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考核年度任务书,定期开展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的检查,推动试点工作深入开展。加快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与新农村建设结合,与特色小城镇建设结合、与中心村建设结合起来,继续开展生态乡镇、生态村创建工作,对已创建成自治区级生态乡镇、生态村的,巩固创建成果,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宣传册等载体,举办农村环境保护培训班,对永宁县乡镇村干部进行培训,提高社会各界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小康环保行动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组织乡镇干部到外省、市进行观摩、调研,开阔眼界,学习先进经验,继续开展农村环保科普“三进”活动,鼓励和引导农民及社会力量参与、支持农村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时代是一个网络和现实相互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期间网络带给人是前所未有的改变,而对社会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而正在接受教育的职高学生们,再者新新发展的网络科技下又有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机遇。
(一)网络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
1、网络影响观念大学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在形成的关键时期,所以在这时期更加要注重对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的正确引导,为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是高职院系思想政治努力的主要方向。为培养出合格的,有理想有目标的,优秀的社会人员。而互联网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它突破了空间和国界,是一个文化信息大融合的地方。有好的和不好的都在里面,真实和虚拟混杂在一起,人人都可以自由说自己想说的,而且不用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导致了很多人利用某些信息来误导我们大学生,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正常的引导的话,可能会导致他们走上不归路。
2、网络冲击了教师的权威传统的思想政治课都是在教室里,面对面是传授,都是以老师在课堂上讲解,学生在课堂下听为主,老师是很有很威望。在新时展的今天,我们学生能够随意并且主动的获得大量的信息,传统中课堂教育与教师作为学生获得信息的主体地位受到网络的猛烈冲击,教师的感召权威和专业权威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3、网络影响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互联网的虚拟性使人们能够体验现实无法做的事情,也可以发泄现实的不满,还可以抚慰现实的挫折。互联网的的自由、欢愉与现实生活的拘束与艰辛对比鲜明,很容易让人沉溺沉迷其中,自然就会导致心理发育扭曲,从而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
(二)网络给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
1、网络优化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结构在老旧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数都是面对面的教课,老师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收集资料、备课和讲课讲义,学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听老师讲课,接受老师对我们的知识。然而网络则是非常的快速,如果把网络和思想政治课相结合,那么教育的成果也会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的传播的更加快速,大学生们对于这种传播的方法也会很感兴趣,对知识的学习也更加有主动性,它更加生动的讲述了所要传授的课件,让学生学习的更好,比起以前老旧的方式来说,现在的方式已经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2、网络拓宽了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渠道网络的快速发展,计算机的普及,让家长们和大学生们融为一体,网络可以将家长的,社会的融入在一起,党和国家一起作用于我过未来的花朵上,让现代信息教育化和思想教育一起合力,让教育产生飞速的发展。
二、新形势网络环境下高职院校思政教育对策
新的环境下和新的网络形式下,留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符合当代要求,自从多媒体信息化建立起来以后,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想是在平面上插上了翅膀,一下就从平面化的世界走出来,变成了一个立体空间了,高职院校的学生是富有时代性的群里,所以对学生的思想教育也要有现在的时代性,要与时俱进。以前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要进行适当的改革,要充分利用新时代的网络来进行沟通树立大学生对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正确的思想观。网络具有信息周期短,传播速度快如果思想政治观正确的话,就不会出现问题。再者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丰富知识,从生活中的交往与实践去解决新的思想教育问题,最后就是要把被动的学习教育变成主动,改变单向的学习方向将先进的网络、多媒体技术和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文风融合在一起,将校园网络中的信息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中,转抽象为具体,转不解为理解,转枯燥为趣味,思想政治教育便显得更有生命力,理论、党的基本政策和路线不再显得那么令大学生感到枯燥乏味。
三、小结
发展高科技产业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保证,也是推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风险投资业在政府的推动之下,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但由于历史较短,我国风险投资还远不能满足高新技术企业高速发展所面临的旺盛的融资需求,风险投资未能充分发挥其推进高新产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本质上看,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离不开适宜的外部环境,而政府要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必要的扶植,从而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当重要的“推动器”角色。风险投资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活动,更离不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政和金融环境。因此,营造一个良好的风险投资的财政和金融支撑环境至关重要。
一、政府财政资金的适度扶持
为了有效解决风险投资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很多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出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助计划、中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发展创业投资基金等,试图从系统抚育的角度解决风险投资所遇到的难题,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美国不仅先后培育出了IBM、英特尔、思科、微软这样的大公司,也极大地激发了美国公民的创业、创新精神。但是,由于风险投资涉及面广,资金需求个性化明显,政府根本不可能在完成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职能之后,还有足够的财力在风险中起主导性作用。政府财政资金主要是从弥补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抓住制约风险投资的关键环节,着力解决风险投资环境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以使财政支持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首先,任何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都需要一定的市场与环境条件,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对资本、法制、人才、市场机制等条件的要求更高,政府应在满足这些条件方面充当无可替代的角色;其次,风险投资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战略重要性无法在追逐商业利润的市场上通过成本-效益关系完全反映出来,这就需要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目标出发,采取措施,鼓励并支持风险投资的发展,如通过设立政府种子基金,对处于研发阶段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本金支持。日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规定,凡企业利用风险资本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均可从政府得到约占其开发总支出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补贴;澳大利亚企业科技开发费的60%由政府通过免税方式提供。我国1999年设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第一个政府种子基金。该资金设立以来,通过无偿资助等方式,对优化种子阶段企业资金供给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非常显著。政府基金只能起到引导和催化剂的作用,而不能成为风险投资的主力。目前,风险投资主体单一,风险资金来源短缺是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为推进我国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要有更多的风险资本加入进来。因此,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民间风险投资主体。从长远看,国家对风险投资的支持主要表现在政策的支持上,风险投资的真正发展还是在于拓宽风险投资的资金渠道。主要的资金渠道包括:允许保险公司将多年来积累的保险基金的一部分从事风险投资活动,包括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由后者进行风险投资,或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组建,直接进行风险投资;吸收外资和鼓励外国机构在我国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开展风险投资活动;通过商业银行介入风险投资的担保机制,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
二、建立政府信用担保制度
毫无疑问,政府是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政府信用担保对风险投资发展的具有放大效应。
在目前银行贷款仍占企业资金来源的主导地位,且银行仍以“安全第一”为经营原则的情况下,由政府为风险投资项目提供担保是促使银行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的最为直接和有效途径之一。发达国家为了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支持风险投资业发展,普遍选择了政府担保的方式。例如,美国中小企业局(SBA)对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85%~90%的担保,为从事股权投资类的小企业投资公司提供发行长期债券的担保。日本设立的“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负责对风险企业的贷款担保,担保比例为80%。实践证明,通过财政担保,政府可以用少量的资金带动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向高科技风险企业,其资金放大倍数在10~15倍之间。为发挥信用担保的资金放大效应,可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出资成立专门的风险投资担保基金或担保公司;由政府、银行及民间资本合资设立担保公司;建立风险投资的保险保障体系,如可由政府组建高新技术风险投资保险机构,或鼓励现有的保险公司开展风险投资保险业务;鼓励、引导民间资本、外资投入风险投资担保领域,研究制定鼓励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政策,从体制和机制上解决吸引民间资本投入担保业的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风险投资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担保。从国际经验看,政府担保在风险投资担保体系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即使是政府担保,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担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担保,政府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
三、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实践证明,在需要大量投资的科技研究领域,政府引导是非常必要的。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可分为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与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投入大、研究周期长,效果显现慢,因而该种研究的资金支出需要由政府承担。应用科学研究与开发能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因而可以也能够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到这一领域。但将应用与研究开发推向社会,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资金导向机制。世界上科技发展主要分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自由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是在政府主导下均衡发展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自由发展模式即科技进步主要来源于企业生产过程中实际需要的技术创新,由企业自主投资研究开发,主要侧重于应用科学的研究。从实际效果来看,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比较成功。美国的成功经验也正是建立了政府资金的导向机制。因此,发挥政府资金对风险投资的引导作用至关重要。从以色列、澳大利亚、印度这些缺乏创业投资土壤的国家看,其发展创业投资的成功经验也是建立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吸引境内外创业投资资本共同组建创业投资公司或基金。为了避免政府直接投资所带来的诸多不足,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政府通常是设立政策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例如,由政府制订科技发展战略,采取适当措施鼓励科技投资,支持科技发展;政府应制订一些措施鼓励民间投资,并建立一套使民间风险资本既愿意投资,又能顺利退出的机制。
【关键词】环境行政听证制度;环境权;正当程序
一、环境行政听证制度的概念
环境行政听证制度是指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在将要做出影响特定的一些人的环境利益的决定前,由专门的主持人主持,环境行政相对人广泛参与并表达自己建议和想法、提供证据的一种程序性制度,所以,环境行政听证制度不仅是一种环境行政中的重要程序,又是一种基本的法律制度。
二、我国环境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以及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行政听证制度在我国的各个地区得到广泛适用。环境行政听证制度无论是在制度研究还是实践应用中都呈现可喜局面,这为环境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相对于传统成熟的法学理论而言,该制度还处于起步初期,在理论与实践中势必存在诸多问题。
(一)缺乏统一的行政听证程序法律制度
在我国,虽然国务院和各部委制定了一些有关环境行政听证方面的规定和实施办法,但是这些法律规范缺乏统一的标准,并且过于分散与笼统,这种分散的立法模式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但它也有一些弊端。不同领域分散性立法可能导致法律的重复,甚至导致法律之间的冲突,听证在执行中就会失去权威,在各个法规的互相协调中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
(二)我国环境行政听证规定的听证种类单一
理论界对行政听证的分类之一,就是将行政听证分为事前、事后与结合听证。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仅规定了事前听证,这样的规定有他自己的优势。首先,可以在做出行政决定之前,能够充分考虑到相关人的意见,从而体现行政决定的民主性。其次,这种制度的安排有利消除人民对行政机关的逆反心理,从而使公众更易接受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最后,这种制度也有利于在行政机关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虽然事前听证有如此多的优点,但也有它的缺点,最明显的就是行政决定做出以后,如当事人的合法权受到损害,而无法通过听证程序得到救济。
(三)环境行政听证权的救济手段单一
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并没有相关的救济手段,我国法律法规对听证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以至于实践中听证制度不具有可操作性,犹如空中楼阁,加之当前法制存在一些缺陷,行政执法人员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而在权利与权力相冲突的时候,行政相对人往往不能采取有效的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样的道理,如果在环境行政听证中缺乏相应的救济手段,环境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便会遭到损害,也会导致相对人有怨无处可伸的尴尬境地,挫伤公民参与听证程序的积极性。
(四)听证主持人制度不完善
虽然我国听证制度的设计上也有回避制度的规定和职能分离的原则,但是主持人的独立性没有得到保障。同时,我国环境行政听证没有对听证主持人的资格进行详细的规定,致使影响到了听证活动的质量。再次,是我国行政程序法也没有明确主持人的权力,各国对主持人的权力都有详细的规定,虽然说不大尽相同,如有的国家规定他有最终的决定权,有的规定只有组织权。
(五)公众参与环境听证的意识淡薄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和环保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公众参与环境行政听证的实践已经有初步发展,但是这种热情由于环境主管部门宣传力度不够和听证场所的限制而被抑制。环境听证的公众参与仍然存在诸多弊端,体现为公众缺乏积极参与的意识,现行法律中缺乏公众参与的具体程序规定并且忽视风险预防原则的贯彻,在实践中参与的公众缺乏广泛的代表性和信息不对称以及民间环保组织的参与力量薄弱。
三、我国环境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对策
(一)建立规范的环境行政程序法律体系
由于长期以来“重人治,轻法治”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迄今尚未制定完整的行政程序法,这对环境行政执法、保护管理相对人及公众的正当权益极为不利。作为权利经济的市场经济内在地要求法治,就环境法治而言,在完善环境实体法的同时,应加强环境程序法建设,既要注重贯彻民主和公正等原则、确立和保障公众参与机制,又要做到有选择、有重点地解决问题突出的关键环节。
(二)提高行政听证适用形式的灵活性
从我国环境行政听证的实施状况看,非正式听证也会超过正式听证的适用数量,诸如座谈会、对话会、访谈、设置专门信箱、电话或通过媒体等多种形式听取意见的非正式听证正在得到广泛的适用。而环境问题的复杂性要求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灵活选择听证形式,针对不同的环境决策或决定采用合适的听证形式。
(三)完善环境行政听证权的救济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程序立法既要强调和保障行政执法,又要注重保护公众和管理相对人的权益。为此,必须加强环境程序立法的民主性,广泛听取、考虑和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意见、利益和要求,使环境程序立法在更广阔的领域体现民众的利益、智慧,并能够遵循客观规律,特别是生态学等自然科学规律。同时,应当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环境保护职责、公民的环境权、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约束机制、保障措施等做出明确、具体、易于操作的规定。
(四)完善环境行政听证主持人制度
1、提高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与专业性。听证程序的准司法性决定了其主持人必须如法官在诉讼中一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保持偏正不倚,并且还要洞悉法律,熟练地掌握听证技术,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2、规范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听证主持人历经听证的整个过程,对案件比较了解,可以提出一些适当的意见,但是,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合理的权限范围内组织和指挥听证,并享有提出意见的权力。
(五)提高公众的环境参与意识
针对公众参与听证意识薄弱的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首先,完善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制度,注重公众参与环境立法制度体系的构造以及参与程序的完善。其次,建议环保行政部门引入淘汰机制,审查相关专家的资质,根据其个人及其专业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分类,深入基层社区和单位,或者固定几个地点,凭借能力较强、热心公益事业的专家的力量,经常举办关于环境行政听证的参与方法、环境知识的普及讲座,并对参与者的信息加以整理,从中发掘、培养素质好的听证参与人。此外,加强环境行政主管部门与基层社区和中小学校的联系,通过投放环境行政听证宣传小册子,举办模拟咨询、模拟论证会、模拟听证会或知识竞赛等多种宣传和推广环境行政听证参与程序、规范和方法的形式来提高公众积极的参与意识。
【参考文献】
[1]杨惠基.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应松年.行政程序法立法研究[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曾繁正等.美国行政法[M].红旗出版社,1998.
作者:程春娥 程卫峰 黄洁 单位:洛阳市新区水系管理处 洛阳市水政监察支队 洛阳市河渠管理处
城市水系湖、渠生态治理是一项持久的环保工程,我们除提高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外,还应采取将城市市政雨污分流,湖、渠两岸污水截留的办法,为湖、渠截断污染源,截断后的污水输送到污水处理厂,经过生化二级处理后达到国家Ⅲ类水质标准,再排入渠湖。城市水系富营养化的防治对策对城市水系富营养化,要采取改变水域的水文和物理特性,这是减轻富营养化的有效方法。一是减少水体中的磷负荷;二是削弱负荷;三是加强管理,严禁养鱼投饵,水裴河。断面上游建有香山中型水库一座,建有小型水库18座,总控制面积108㎞2,占测站控制面积的39%。香山水库最大库容量8380万m3,水库除防洪外,主要以城市供水为主,发电和少量的农业灌溉为辅。为了增加入库来水量,又在金水河的一条支流上建拦水坝一座,引金水河水入香山水库。河流特性卵石河床。断面以上干流长度25.6㎞,干流坡降4.7‰。测验河段顺直,无串沟,左右岸直立浆砌块石,河床规则。基本水尺断面在右岸。基本水尺断面上游1000m有公路桥一座,基本水尺断面下游100m处的公路桥为本站的流速仪测流断面,断面控制良好。新县站所在的潢河属山区性河流,洪水来得快去的急,洪峰滞时一般在0.5h左右。洪水特性本站受季风环流的影响,洪水类型主要是暴雨洪水,暴雨多集中在汛期,常发生在6-8月,以7月发生的频率最高,产生暴雨的天气系统主要有低压槽、冷锋面、切变线、涡切变和台风等。西南低涡切变线东移是本区域暴雨的主要天气成因之一,它持续时间长,范围广,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这种现象。洪水特性主要由暴雨特征和地形特征决定,流域内大部分为大别山区,地势由北向南逐渐抬高,有利于暖湿气流的进入,气流在行进过程中受山地的阻挡和抬高,往往在山前形成地形雨。受季风影响,年内降水量高度集中,约50%~60%集中在6-9四个月,大洪水多发生在7、8月两个月份,其余月份也发生过较大洪水。
测验的影响因素基下1.5㎞和3.0㎞各建有一座橡胶坝,橡胶坝蓄水对测流断面影响较大。通过近5年的流量测验试验摸索,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基下1.5㎞处的橡胶坝雍水使基本水尺断面的水位常年保持在82.00m左右,水深达1m以上,对本站低水流量测验影响很大。流速极小,早已超过流速仪的使用范围,测流断面只好向上游迁移,由于上游情况复杂,共有4个长期临时断面,从而大大增加流量测验的劳动强度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受水边水草生长的影响,同一水位,间隔一段时间后,面积变化很大;二是水位抬高后,水体循环慢,自净能力差,富氧化快,河底水草生长旺盛,直接影响断面流速的分布,每次都要先清除断面上下游的水草后,才能施测;三是临时测流断面一般较窄,流速增大,在光滑的卵石河床上测流危险性大;四是临时测流断面涨水期测流历时延长,对测验的精度也有一定的影响。
定线推流近几年来,国家对山区山洪灾害防治和预警的建设工作逐步推进,使我们能随时掌握上游的雨水情变化,为合理布置测次,满足定线推流提供了依据。我们的做法是:平水期,增加测次,用连实测流量过程线法定线推流;起涨初期,受橡胶坝影响,水位虽变化很小,但流量变化却很大,加密测次,一般用连实测流量过程线法定线推流;上游继续降水,橡胶坝影响因素消失,用连时序法、临时曲线法定线推流。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测流时,橡胶坝突然放水的现象,影响定线推流的精度,对此我们正积极探索用蓄变曲线定线推流。值的注意的是,采用连实测流量过程线法定线推流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极值最好采用实测值,因为外延的度不好掌握,二是流量结点的摘录必须和水位结点的摘录一一对应,特别是实测流量转折点,因为整编程序是以水位结点为依据来控制整编信息的。
两论在对学派称谓的辨析中,也辨析了各自的学术缘起,在学理资源的“认祖归宗”中进一步厘清了两者的不同。媒介环境论论者批评媒介生态论者并不是一种对于北美学派的继承与推介,在引入MediaEcology(媒介环境学)概念之时,就没有真正地对其进行全面地介绍与阐释,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媒介生态进行了中国式的阐释和发挥。其对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阐述及其在中国的确立,没有起到真正廓清认识并加以推广的作用,并且在此后的研究与发展中,也并未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与融通。而媒介环境论本身则是从译介出发,在对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理论的梳理中确立的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的贡献在于,集中而大量地引入并译介了相关著作,从学派的历史、理论、应用三个领域,全面地介绍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让学界重新认识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的相关理论。媒介环境学派是正宗的北美学派的中国代言。他们汲取北美学派有益的学术思想,开拓思维,为中国学界提供新的研究范式与角度。媒介生态论论者早就对自己的学术缘起有清醒的认识,崔保国在2003年就提出“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在后来与媒介环境学派的厘清中,媒介生态论论者一直坚持认为,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是在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学科,并不是对北美MediaEcology的简单继承和推介,其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这是中国媒介生态论论者独树一帜所在。3.对于研究向度的辨析。在对“环境”与“生态”二词的常规理解与表述中,两者常常会互为解释和相互融入,这也是最初造成两论难以厘清的原因所在。两论以“环境”与“生态”名号加以区别后,便各自在自己的名号下强调着研究向度上的侧重和差异。媒介生态学从一开始就直接汲取生态学原理,将其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从邵培仁早期的相关论文和著作的阐述上来看,媒介生存是中国媒介生态学主要研究向度,媒介生存即媒介所处的生存状态,包括媒介与人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自然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媒介与社会环境的生存关系状态。让中国的媒介能够熟悉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媒介生态,进而保存自身并求得发展,是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展开理论拓展与研讨的动力和起点。在与媒介环境论的争辩中,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向度越加明晰,更加关注媒介在所处生态中如何自处与如何他处的相关策略研究、媒介与社会间的子母系统互动研究,他们提出“这些互动不仅仅有媒介系统的内部要素互动,还有人与媒介、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这些纷繁复杂的整体互动关系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的交换、交流与共享,还有相互影响和相互建构。”2006年以后的研究中,中国的媒介生态学派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向外拓展,除了大量采用了实证研究与调查实验等方式与方法,邵培仁又在媒介地理与媒介时间方面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这种研究的拓展大大扩展了中国媒介生态学派关注的领域与范畴。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对于“生态”或者“环境”的阐释则与媒介生态学不同。在与媒介生态学的争辩中,媒介环境学派强调指出,媒介本身即构成环境,媒介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指媒介技术的变化与提升,使得由媒介构成的环境不断地发生变化)必将对环境中的人产生影响。因此,媒介变化、媒介所构成的环境及其变化对人产生的种种影响及人在媒介环境中的自处与他处,是媒介环境学越来越明晰的研究向度。他们对此深入地分析与探讨,力图明白有力地指出媒介作为环境对于环境中的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其现实意义在于让研究重新回归到人的逻辑起点,从人的角度去审视所处环境因媒介的衍生与演进带来的变化,人当如何正视汹涌而来的媒介技术大潮的裹挟与冲击。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及对当下人类生活的贴近性的阐释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差异
中国媒介生态论与北美媒介环境论的碰撞,使我们得到了两种研究范式和方法,这对于拓展学术研究的思路,拓宽研究视野是大有益处的。但有必要从学理上对其差异进一步分析。从词义上分析,“生态”指主体(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任何研究对象)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生态”概念中包括主体,由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共同构成,是两者关系状态的表述。所以,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Haeckel)首次提出这一词汇时,将其描述为: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媒介生态学这里,主体指媒介,它是研究媒介与其所生存的环境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状态,它包括如前所述的媒介与人、媒介与自然环境、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是研究两者间的互为与互动,是关系研究;“环境”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外界事物“,环境”概念中不包括主体。在媒介环境学这里,主体指人,媒介是构成主体人所生存的外在环境的重要因素。媒介环境学将媒介作为一个环境构成的要素来研究,研究其在技术的迅猛发展作用下所带来的环境变化及其对人产生的影响,所以它立足于人,重在研究媒介。但无论哪一学派都必然研究媒介与环境,而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从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自然的三个向度上来观照两论之间的差异。
(一)关于媒介与人
媒介环境学重在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属于影响研究。他们以媒介技术越来越多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从而造成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结构性的变化入手,试图辨明这其中隐含的结构,并试着探明这种由媒介变化而导致的环境改变,对人的感知、理解和情绪的影响。波兹曼曾有过如下表述“:媒介环境学研究人的交往、人交往的讯息及讯息系统。具体地说,媒介环境学研究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感情、认识和价值。它试图说明我们对媒介的预设,试图发现各种媒介迫使我们扮演的角色,并解释媒介如何给我们所见所为的东西提供结构”〔7〕。媒介生态学重在研究两者的关系,是在两者共在互存的认识下的两者间性研究。媒介生态学更为关注媒介与社会系统间的互动,它对于人的关注,体现在对于人与媒介间互动的关注。因为在媒介生态学论者看来,人与媒介间的互动会导致信息、能量、资源等的相互传递、沟通与共享,其中也必然体现出影响与建构的交互性。“媒介生态学是人类在处理‘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关系的生态智慧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现象和媒介生态规律的漫长认识过程,也反映了人类对媒介生态经验和媒介生态知识的逐步积累和系统建构。”〔8〕媒介生态学中的人仅仅作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系统中的一环,对于其观察主要体现在对于人与其他范畴发生相互关系时的认识与体悟。媒介生态学所观照的是作为生态的整体中的人与媒介、自然及社会的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关注焦点展开的研究。
(二)关于媒介与社会环境或社会生态
媒介环境学鲜明地提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观点。从自然媒介到社会媒介的变迁过程,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媒介已日益深入地介入到人类的生活中,媒介与自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难分彼此。媒介环境论者发现我们与世界交流的媒介传播手段,即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恰恰是参与现实构建的基本因素,并在建构现实的过程中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口语文化的社会、书面文化的社会、印刷文化的社会和电子文化的社会,其经济、政治、文化的特征也因为在不同的符号系统和媒介技术的参与下各有不同,这种媒介环境对于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正是结构性的。在观照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时,媒介生态论认为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已然构成一种彼此平等且共生的关系。媒介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和生态系统,从属于社会生态系统,是其子系统之一,在与其他社会子系统相互作用时,甚至还会与其他子系统产生竞争的关系,而媒介要生存于社会大系统中,就要促使自己内外兼修,要适应社会的大生态,还要维系自己内部的小生态,同时还要适应媒介行业内部的中观生态,试图在各种关系的适应与掌控中达到生存、平衡与和谐。
(三)关于媒介与自然环境或自然生态
媒介环境学很少讨论媒介与自然环境的话题,两者关系基本不在其关注的题域。但是在媒介环境论者对媒介环境学起源的梳理时,曾经提及对芒福德(LewisMumford)启发颇深的帕特里克•格迪斯(GeddesPatrick),格迪斯是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也是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理论先驱之一。他对于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以及人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给了芒福德深刻的影响。他提出的“人类生态”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探索的方向。格迪斯的著作,证明了生物学原理能够给人类文化研究提供信息。作为媒介环境学公认的早期思想奠基人,芒福德的论著得以从城市这样的人造环境入手阐述其对于人和人类文明的影响,从而为媒介环境学的兴起奠定基础。但在此后的研究中,媒介环境学已经完全进入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在林文刚《媒介环境学在北美之学术起源简史》一文的结尾处提到“:从媒介环境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处的传播研究领域并不是在研究什么自然现象(如天体或相对论)的规律。媒介环境学者探寻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它们牵涉到很多难以捉摸和不可预知的变量(variables),例如各种各样的人类情绪、感觉以及动机,而这些变量由于时空或背景的迁异而千变万化。因此,媒介环境学是一个社会文化研究领域。”媒介生态学则特别强调媒介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媒介生态论者看来,人与媒介不仅存在于社会系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必然会与其产生相互关联与影响。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媒介所根植的自然地点,所在区域的自然状况是媒介生存与发展不可回避的必要条件。有相当一部分研究是基于媒介生存与发展所在地点的自然状况,并探讨自然环境与媒介发展间的关联而进行。事实上,自然环境状况与媒介生存发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形成有着毋庸置疑的关联性和必然联系。这种地理、气候、历史、文化间潜在的关系是不能在研究中回避的。媒介生态学对这个领域的关注和研究的拓展,是媒介生态学能够生发出最为直接和切近现实的指导作用的所在。
三、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的同一与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在相互碰撞中实际上又相互启示,从学科研究的同门、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同与相近来说,两个学派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同一与融合。
(一)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同一
两论虽然在差异中各自成长,但其在研究方面的同一性也愈加明显。其一,两论汲取的理论资源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谁也不能否认,20世纪初期技术的迅速进步给环境带来的后果,对于生态意识的崛起以及在学界也随之刮起一阵生态学范式及思维方式的旋风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人们开始关注和思考生活中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媒介环境论者沃尔特•翁(WalterOng)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对宇宙的整体联系和演化史有了深刻而精细的知识,我们的确生活在名副其实的生态的时代。我们时代的特征是事物的相互联系,至少就人类的感知能力而言是这样的。”〔10〕无论是媒介生态论者还是媒介环境论者,他们受生态学的影响,都汲取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养分。媒介生态论者驻足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子系统与社会大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论者则从肯定人在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出发,更为关注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社会结构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其二,两论研究目的的同一性。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其研究目的都是为了谋求人与其所生存环境的平衡良性的互动与发展。生态论论者是在承认人与媒介共生的前提下,具体而微地关注媒介一方的发生与发展,并对此种状况进行相应地描述及对策研究。其研究根本旨在寻求媒介与媒介所在环境的平衡,根本上说是媒介与人生存环境的平衡。媒介环境学则更多地从批判的眼光指出现代社会的媒介本质,越来越多的媒介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媒介构成了人生活的生态。媒介如何构成了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媒介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或者改变了人,人又当如何应对,如何寻找到媒介现实下的人与媒介环境间的平衡。探寻人与媒介间的关系,在批判中寻找人与媒介间的平衡与和谐的良性互动,这正是同一称谓下的两论研究的共通之处。
(二)媒介生态论与媒介环境论的涵容
作为同为媒介研究的两个学派,媒介生态学与媒介环境学两者必然存在着交叉和涵容。首先,都以媒介为研究对象。无论是媒介生态学还是媒介环境学都是在媒介发展迅猛的当下,对于媒介的一种关注与研究。两派都强烈地意识到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彼此之间的这样一种共生的关系。媒介已然是世界构成中的一部分,是人类交往不可规避的手段,并且彼此间交融互生。媒介生态学对媒介及其生态关系的研究,往往具体而实际,致力于为业界提供策略方面的指引与指导。而媒介环境学对于媒介的研究,则以人为关切对象,致力于媒介技术的宏观视野,力图指明媒介技术对于社会文化的重要影响。但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无论是具体而微的媒介,还是线条粗犷的技术分野,媒介始终在两论共同关注的视野之中。不论是出于传播研究的考量,还是文化研究的思索,两论都承认媒介业已成为构建当下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对象的同一关注,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涵容。其次,都以生态环境为研究题域。媒介生态学所关注的环境,是以媒介为中心,媒介所在生态圈层的其他因素的综合。在媒介生态学的有关研究中,媒介生存脱离不了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外部环境的作用,研究这些外部环境与因素,才能够为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策略。媒介环境学所指向的环境,则直指媒介技术本身。口语、文字、印刷、电子媒介为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容器”(芒福德语)。这种环境论,既提供给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以新的视野,但也并未脱离具体的媒介而成为虚无的想象。媒介环境论者往往植根于某一媒介形式,但也必须结合这种媒介形式所存在的时代、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其他具体因素。换句话说,媒介环境学的研究中也必然考虑到媒介与其他文化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也即媒介构成的生态与媒介间的相互影响。对于共生关系的肯定和强调,正是两论的共同认识,也必然会因此在研究中出现相互涵容。第三,都研究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两论从不同的向度出发,但关注的却都是媒介与环境间的关系。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形式构成环境,进而构建社会,形成文化,产生影响。如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Eisenstein)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该书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印刷技术媒介产生的时间与背景,及由此产生的印刷文化,并进一步阐释印刷技术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及近代科学的影响,从而导引出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存在必然关联的宏大主题。而媒介生态学也关注媒介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媒介生存的影响,从而实现为媒介生存提供最佳策略的研究目的。如许多媒介生态学视角下的对具体媒介及媒介现象的观察,像《媒介生态学视阈下作为空间的华莱坞电影》《从媒介生态看城市台民生新闻的困境》等媒介生态学领域的研究往往针对具体的媒介或者媒介形式,分析媒介与所在环境间的关系,有的放矢地找到媒介生存与发展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策略或办法。显然,两论都承认媒介对社会的参与作用,并从媒介的角度重新审视社会与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因素所起到的作用皆持肯定并审慎的态度。这种共识指引下的研究,虽因目的不同,但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必然出现彼此涵容。
四、结语
民办高校由于办学体制的不同,缺少政府资金扶持,引进高层次人才较为困难。通常民办高校辅导员身兼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而多数辅导员专业技能不够高,无法适应多重角色的职责。在这种形式下,如何加速民办高校辅导员的自身成长,构建辅导员队伍内部培养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也是所有民办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者的主要研究方向。
1 我国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的现状
民办高校根据国家的政策制订了一些相应的政策或文件,使得辅导员队伍建设有所改观,但从现实情况和已有的文献研究中可以发现,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仍存在相应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自身专业性不强、缺少系统的专业学习
在现行的民办高校辅导员招聘中,往往只对学历有明确的要求,而对专业并没有严格要求,导致新入职的辅导员对学生工作的特性不够了解,缺乏教育、管理、心理学等方面的相关知识。而早期的辅导员则以本校的优秀留校生为主,来自于大学的各个专业。这些辅导员很少毕业于思想政治教育类或与学生工作相关专业,导致了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底子薄弱的现状。
目前民办高校对于辅导员的专业化培训,多数仍停留在低层次、无秩序、重数量、轻质量的初级发展阶段。培训内容大多数停留在讲座、书本学习等传统方式上,内容往往也不成体系,请到那个专家就讲哪方面内容,没有针对性,对于辅导员的专业提升效果缓慢。
1.2 角色模糊、分工不明
辅导员具有教师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既是高校育德工作的专业教师,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和知心朋友,既是教育管理者又是学业指导者。但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往往忽视了其教师身份,大多数辅导员仅仅被当作行政管理人员,承担着繁重的综合工作:心理咨询、职业规划、专业学习、日常管理、就业指导、勤工助学及学生党团建设等工作。
1.3 队伍不稳定、结构不合理
辅导员队伍不稳定主要体现在辅导员入职的观念上,由于上升通道不明显,且工作繁重,很多民办高校辅导员将其岗位作为跳板,进入高校后便把心思放在转教师岗或者进入行政岗,人员流动性较大。由于人员变化快,目前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整体呈年轻化趋势,难以形成老、中、青,传、帮、带的结构。
2 导师制的起源和发展现状
导师制源于十四世纪牛津大学的本科生导师制,其目的就是想办法接近学生,积极与之进行思想交流,有效解决他们生活、学习中的问题,满足其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需要,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导师制一直是牛津大学最引以为傲的制度之一,六百年来,牛津学子中先后出现了64位诺比尔奖获得者,30位英国首相,这其中也有受惠于导师制的结果。
导师制进入我国后,大多数高校还是主要应用于青年教师的培养,并成为促进青年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之一。青年教师导师制,主要指学校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流程,遴选出一批师德高尚,教书育人成绩突出,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良好教学效果的名师,发挥“传、帮、带”的有效措施,采用结对子的形式进行“帮学”工作,全面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实践能力,尽快适应教育教学工作,成长为合格乃至优秀的高校教师。
3 民办高校辅导员导师制成长体系的构建
本文借鉴英国高校导师制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以为辅导员队伍配设“专业导师”为切入点,对构建辅导员导师制机制做出了研究。以高等教育理论、教师发展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在对辅导员队伍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方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我省民办高校辅导员队伍中推行“导师制”的具体实施措施。
3.1 专业导师的遴选
在各个专业方向中选评出“经验型导师”,与其他辅导员形成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定期开展业务指导,答疑解惑,互相研讨,共同提高。或是在校内外聘请与学生工作密切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导师。导师类型可分为学术型、专业型、思想型导师等。通过选聘各类导师对辅导员进行专项目标培养,做到术业有专攻,打造辅导员队伍自己的“学科带头人”。
3.2 导师制的制度保障
首先,建立完备的导师管理机制。建(下转第23页)(上接第32页)立规范科学的导师人事管理制度,强化过程考核,提升导师责任意识;要考核导师的行为规范、指导能力和工作态度;要综合考核导师的工作成效,激励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升。
其次,建立质量评估制度。客观公平的评估考核机制是辅导员导师制成长体系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质量保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加强过程评估和个性评估,增强评估过程中导师的话语权,使其充分发挥其对辅导员应有的激励作用。要使评估工作制度化、常规化和公开化,通过完成评估工作达到提升业务能力和指导效果的作用。
最后,建立导师促建制度。在管理体制上要制定行之有效的办法,吸引优秀?<彝渡碛诟ǖ荚钡际Χ游椋辉谛T?a href="lunwendata.com/thesis/List_125.html" title="环境论文" target="_blank">环境上?要营造出学术专家争做辅导员导师氛围;在职称评定、岗位提升等个人发展上,向辅导员队伍倾斜。
3.3 导师制的运行模式
导师负责制定培养方案,定期开展业务指导,答疑解惑,保证辅导员在导师制培养结束后专业素养有明显的提升。通过构建“一带一”、“一带多”的模式,充分发挥导师“传、帮、带”作用,通过传授专业知识,以自己的经验经历对辅导员进行帮扶,带领其快速成长。
3.4 导师制的双向绩效考核,利用PDCA法实行目标管理,通过行为规范、指导能力、工作态度等方面对辅导员及导师进行双向考核。通过规范考核,激励导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提高。
教育不能在“象牙塔”中进行,它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要引领社会发展。在理论的万花筒中,探求最贴近教育形态的思维模式,以形成扎根性教育理论,是教育理论发展最本真的诉求。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显,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①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的形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劳伦斯•A.克雷明1976年在《公共教育》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生态学(EcologyofEducation)”一词,并列专章进行讨论;20世纪60年代,阿什比用生态学诠释大学,用生命的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突变说”、“遗传环境论”等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理论;1977年,英国学者埃格尔斯顿出版了《学校生态学》,以研究教育资源分布为主旨;华盛顿大学古德莱德主编的美国教育协会第86期年鉴的主题为“学校革新的生态学”;斯坦福大学的艾斯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教育改革与学校教育生态学》;波特兰州立大学的鲍尔斯教授等人则多年来坚持研究生态危机给文化、学校的教学、课程等带来的影响;美国加州成立了伯克利生态学方法读写学习研究中心,并将生态学原则解释为“对于所有有机体和系统的发展提供活力的引导原则”,等等。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研究的“生态潮”现象有增无减,近几年更为兴盛。
目前,已出版关于教育生态的专著7部,发表关于教育生态的研究论文2878篇。这些论著涉及到教育的宏观研究(教育理念、教育环境、学校制度等)和微观研究(大学学术、课堂教学、课程和教学环境等)。当我们领略教育生态研究的进展时,似乎省察出其逻辑架构上的问题:中国的教育生态学研究还刚刚起步,人们忙于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对教育现象与教育问题的分析与研究上,忙于确定教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忙于使教育生态学真正成为具有科学性的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性条件:生态学对于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研究的适切性确证。这个问题如果在理论上没有回答清楚,那么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化学、管理学、行政学等学科之外,独辟蹊径的生态学研究将会是多余的;如果这种适切性被确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分析视角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生态”、“生态学”、“生态观”的内涵
在某种意义上,学科体系即概念体系,因此,学科话语是在理解概念及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后的准确表达,“理解一个概念,把握表达这个概念的词的含义,至少应了解支配着这些词的使用的规则,从而把握这个概念在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②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首先就要理解和把握“生态学”的词义及其使用规则。“生态学”(Ecology)一词由希腊文Oikos衍生而来,Oikos的意思是“住所”、“家务”或“生活所在地”,可以用“Eco”表示,而“Logos”则是表示学科及理性之意,后来演变成为“Ecology”。“生态就像一个家,家是什么?实际上,家始终不可能只是一套房子、几件家具摆设或者纯粹的人口数量总和,显然,家应该首先是一种关系复合体,蕴涵着深厚的并且难以被我们作知性认识的关系结构。”③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首次提出生态学一词,并定义为研究有机体彼此之间以及整体与其环境之间交互关系的一门科学。
从一开始,生态学关注的就是“共同体”(Community)、“生态系统”(Ecosystem)和“整体”(Holism)。虽然“生态学”一词出现较早,但它成为一门初具理论体系的学科,还是20世纪初的事。生态学是在多学科背景下进行跨学科综合的产物,是交叉学科的一个重要门类———综合性学科的典型代表。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学,在其早期的研究过程中就显示了宏大的综合特征。它既包含了众多学科的内容,又与一些基础学科交叉,同时还大量运用物理、化学、生理、气象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1935年,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利首先提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明确将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自然整体,并引入热力学的能量循环思想对生态系统进行研究。继他之后,美国学者林德曼提出了营养级位生态金字塔学说。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态学吸收了“旧三论”和“新三论”等系统科学思想,使其理论更趋合理与完善。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先后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从浅层到深层,从以研究生物为主体,以个体、种群、群落为重心的自然科学到以研究人类为主体,以生态系统为重心,并致力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渗透和融合,以探讨和研究当代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己任的方向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转变的基础是自然与社会(包括人)有着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理。
有学者认为,目前已经被普遍使用的“生态”概念,一般都具有两种词性。一是作为形容词的“生态”,主要指有利于生物体生存的、对一切生命持续存在有所帮助的,如在生态农业、生态食品、生态住宅、生态社区等词语中,“生态”即指“生态的”。二是作为名词的“生态”,指环境总体以及包括人在内的物与物的相互关系,如在自然生态、社会生态、行政生态、文化生态、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等词语中,“生态”即指一种利生性的总体关联。作为现代汉语的“生态”,一方面始终保持着与生存、生命、生产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具有总体性、整体性和全面性的指称。④由此可见,生态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的观点、有机的观点、自组织的观点、内在关联的观点,它把世界包括人、自然、社会看做是鲜活的生命体。而生命的重要特性就是有机性,有机性的本质就是内在的关联,“生命有机性”是生态合理性的首要原则。
三、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
现代学科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其发展呈现开放、渗透、融合、共生等特点。在教育研究的实践中,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许多教育问题和现象,如教育公平、学校职能、学校效能、教师专业发展、素质教育等,很难用一元的、单向度的主客两分的思维方式进行满意的解释,也难以用单一的因果关系或矛盾关系的原则进行恰当的解决。论证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需探讨理论的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和方法论的适切性等三方面的课题。理论的适切性,即在学科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构建和确证揭示自然之生态规律的原则与揭示人类之教育规律的原则的价值适切性和现实适切性;实践的适切性,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的构建、建立创新型国家等),如何构建和确证教育与生态的理论合理性和现实适切性;方法论的适切性,即面对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面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面对世界教育的巨大发展,面对“知识本位”与“关系本位”,“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价值合理性方法的艰难选择,面对从“冲突论”向以“和谐论”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理论发展,当代中国的教育应建构怎样的价值观,教育研究应实现怎样的方法论超越。
在这三个课题的研究中,方法论的适切性往往是前提性的,因为“方法论研究是应人类认识发展需要新的认识方式而产生的”,⑤方法论的适切,是夯实教育理论之基的关键,它为理论的适切性和实践的适切性提供了必要条件。生态方法论之精髓在于“整体关联”和“动态平衡”,在此,笔者将生态的方法论与和谐价值观通称为“生态学原则”。揭示生态学对于教育研究的适切性可从下表中得到说明。表中生命的和社会的生态原则分别引用美国学者卡普拉和兰伯特的描述,⑥并略做修改而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教育的生态学原则进行阐释、比较,可以看出,自然、社会和教育系统有共同遵循的生态学原则,在和谐价值观的观照下,生态智慧可以应用于教育研究,生态思维模式本身更贴近教育形态。
四、生态学研究教育的方法与视角
普通生态学认为,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层次观。生命物质有从分子到细胞、器官、机体、种群、群落等不同的结构层次。生态学是研究机体层次以上的宏观层次。第二,整体论。每一高级层次都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某些整体特性,这些特性不是低层次单元特性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低层次单元基础上重新组建时出现的整体涌现性。整体论要求始终把不同层次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来对待,注意其整体的生态特征。第三,系统学说。在生态学中,系统观点与整体论和层次观是不可分割的。生物的不同层次既是一个生态整体,也是一个系统。第四,协同进化说。在自然界中,各种生命层次及各层次的整体特性和系统功能都是生物与环境长期协同进化的产物。⑦
由此,指导生态学研究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系统观、平衡观、动态观和整体观四个方面。而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则主要有实地观测、受控实验以及生态学的综合等方法。实地观测指在自然界原生境对生物与环境关系的考察,包括野外考察、定位观测和原地实验;受控实验指在模拟自然生态系统的受控生态实验系统中,研究单项或多项因子相互作用及其对种群或群落影响的方法技术;生态学的综合方法指对原地观测或受控生态实验的大量资料和数据进行综合归纳分析,表达各种变量之间存在的种种相互关系,反映客观生态规律性的方法技术,包括资料的归纳和分析、生态学的数值分类和排序以及生态模型与模拟。显然,这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在教育学科的研究中具有通约性。除了上述具体方法外,生态学研究教育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作为跨学科研究,教育生态学的分析视角(I),既包括普通生态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研究视角的“集合”(A),也包括教育学的某些基本范畴所构成的特定的研究视角的“集合”(B),即它是两者研究视角“集合”的“并集”。也就是说,针对教育问题的研究,生态学研究教育的分析视角可用I=A∪B表示。
由于概念和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认识客观事物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水平,一定时期内也能体现事物的基本规律,但学科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使人们认识世界的视野需要不断拓展,因此,研究视角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它将随着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认识水平的提高而变化和丰富。固定不变和不断发展相统一是正确理解“研究视角”的前提。结合生态学、教育学等学科特性,笔者认为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主体与环境。主体的分析视角是按照主体基本特征(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的作用取向及标准,去认识、整理、要求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活动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把发展性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本位。环境的分析视角是按照联系的、优化的、整体涌现性的假设或模式去认识教育活动和现象。这一角度所注重的是教育活动与条件之间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以环境为本位,把环境促进学生的发展作为研究和分析各种教育活动的出发点。
2.遗传与变异。遗传与变异是知识传承和知识创造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与本位,与上述分析视角相比,遗传与变异的分析视角属于教育生态学特有的一对分析视角。遗传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事物的“基因”自身所固有的逻辑和法则去认识、整理各教育现象和问题。因此,教育活动只有坚守教育品性,才能成其为教育。变异的分析视角,是指按照适应变化、发展求新的观点或标准去认识、整理和评价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也就是说,它从变异的角度赋予教育现象和问题以意义和价值,并对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定位。由此,对教育创新的现象和问题,其赋予的是意义和价值的优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