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4:31
导语：在网贷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网络世代的到来，代表的是生活形态的改变。作为家庭之中的一员，尤其是父母的角色，将面对子女而改变，作为公司的成员，尤其是经营者与员工将相对改变生活的态度,取得资讯的方式、交朋友的方式、对工作娱乐休闲的看法等等将会有根本的改变。由此看来未来产品设计的方向将是实体和虚拟世界的整合<Real-WorldIntegration>产品设计工作将是为人们找出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障碍、难题，依靠互联网这项科技的特性和功能，创造出为人们排除障碍解决问题的产品。
由于小孩喜爱互动式的网络电脑，使得今天的小孩看电视的时间比五年前少，比起其父母在和他们同年龄时的看电视时间更少，因此称他们为网络世代<NetGeneraton>简称N时代。这个概念所反映的是1999年时2岁-22岁间的孩子们，所以不仅仅包括了目前正活跃于网络空间者。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世代将成为新世纪的新主流。他们具备了这个时代所赋予他们的独有特征:
<1>数字式行为；他们对于电子媒体是熟悉的，网络生活就在身边，他们不用多想就可以了解数字行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过程中成长的。
<2>更多的DIY；个人电脑的发展改变了人类行为，赋予每个使用者更大的权限DoItYouself的观念越来越普及。自己动手的特征，代表网络世代使用数字式产品的数量，会比非网络世代更多。
<3>反权威；网络具有权力下放的性质,在数字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信息渠道多，流通快，具有怀疑精神和创造力是很自然的。
<4>世界观；网络有助于世界和平，通过电子邮件可以加强世界各国孩子之间的了解，人们互相影响,增进了解，使网络世代具有全球意识。
<5>效率观；电子邮件的快捷是无庸至疑，也就是说,效率是一种行为习惯，网络社会让网络世代形成效率的观念与习惯。
<6>更多元的知识；网络会增加孩子接触外界的机会，每次接触都是开启知识之门。
这时产品设计所研究的功能与形态问题必然要遵循网络世代自身的消费特点：
<A>要求多样化的选择；网络世代惯于按钮方式以及网络无穷无尽的漫游路径，他们认为无止境的选择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事。
<B>要求量身订做；市场上的激烈竟争带来无穷尽的选择，网络也使得一对一性变得空前容易。
<C>希望能随时改变心意；只要轻按滑鼠，网络世代就可以随时修正刚才的错误。
<D>科技不会让他们目眩神迷，产品所提供的价值与传达给他们的感受变得十分重要。
因此，在这些特定的氛围和网络时代中，产品设计的亲和性成为网络世代产品设计的重要特征，这是网络世代产品设计所特有的含义。正所谓功能优势未必造型优势，亲和性在网络世代的产品中不仅仅表现为拟人化的外形设计，柔和的色彩，同时还将体现着一种特有的功能实现，它将满足网络世代的特征与消费观念，从而使亲和性的功能与造型结合在一起，传达给使用者，真正满足网络世代的新需要。最终它所体现的应当是一种人文精神，是人与产品完美和谐的结合，亲和性使得产品将不是身外之物，而成为网络世代自身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网络世代产品功能的亲和性是通过互联网技术所提供的可能加以实现的。网络技术可以包括运算、电讯、娱乐、出版及其他科技。将数字化的文字、音效、影像及视讯有效的传播，并迅速纳入其他的资讯格式，如肢体的回馈<亦即系统为你提供可以感觉到的触碰回馈>甚至嗅觉的资讯(只要按及嗅觉即可)。每当有新事物被载入网络中时，所谓的网络空间也将随之扩展。网络技术影响着网络世代的这批青年，使得他们对网络的依赖由一种新奇转向为一种生活必须。从1995年—2000年间家庭存取网络的比例由10%上升到46%；此时亲和性的功能就象老人与拐杖，婴儿与奶瓶一样，他们之间的关系亲切自然，功能明确而需求自然，相反则会感到生硬与陌生，正所谓功能错位。再者50岁以上的人对于电视的亲和感就等于网络世代青年对电脑的亲和感受一样，是难以替代和比较的。产品功能上的传达是受亲和性所制约的。
飞利浦公司最近设计的热情的徽章(HotBadges)是通过徽章所提供的一种功能，来打破人们之间的沉默，促进交流的一种产品。人们可将自己喜欢的对方的特点输入徽章，如爱好、样貌兴趣等，平时佩带在身上，当不同的人所佩戴的徽章中存储的信息相同或相近时，一旦两人相遇便会同时发出提示，证明以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人。它所提供功能的亲和感是借助网络技术的电讯间传播与反馈来实现的。同时也是网络世代利用网络交流和认识朋友的一种需求。飞利浦是利用新技术来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需求，实质未变(即人们渴望互相认识了解和个体趋向于群体的本性)但通过新的方式和技术提供给人们一种实现方式，因而人们未感到陌生反而更感亲切和称心。
然而一些较为普遍的附加设计，则是相反，它源于人们早期对高科技的原始认识，即功能按钮越多越体现科技化(购买者越感实惠)原本功能明晰的家用录像机，录像与放像是其主要功能，而附加的记忆存储编程定时字幕等一些让人难以学会的功能按钮却干扰了正确使用录像机的功能，(可能为了某种宣传促销或附加值等)相反用户要排除一些不必要的功能按钮再去使用必要的功能，甚至要学习很久说明书才会使用，时间一久便会淡漠了那些附加的功能按钮，使人们失去了对那部分功能的亲和感，进而影响了对整个产品的使用效率。
网络世代产品功能的亲和性正式体现了网络世代自身的时代特色，因而它倡导功能的明确性，使用的高效率，以及多样化和自主性，减少程式化的功能方式，提供给人们广阔的使用空间。报纸杂志是一种传统的阅读信息了解知识的载体和媒介，然而进入网络世代，网络世代的青年需要筛选信息存储删除下载相关内容，同时要便于携带，利于环保，因此飞利浦开发了电子杂志(ElectronicJournal)它是由柔韧的液晶屏幕构成，可折卷展开携带方便，满足了网络世代在网络社会中的需求，传统的媒介通过全新的方式技术提供给人们，就象人们从穿布鞋到穿皮鞋，从奔腾3代升级到奔腾4代一样未感到陌生与冰冷。这正是网络世代产品亲和性所具有的特属含义。
在任何世代功能与形态是密不可分的，亲和性的功能同样也需要亲和性的造型来传达给使用者，进而表达功能的含义。产品造型设计是通过色彩、形态、材质、结构等语言传达给人们的。1998年全新的IMAC电脑再次证明了亲和性设计的成功魅力，从外形上看，它那一体化整体，好似半透明的玻璃鱼，奇特的半透明的圆形鼠标令人爱不释手，它对P
C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随之而来的联想天禧，实达天梦，TCL钛金系列，以及针对青年和老年人开发的电脑，使得相对人群增加了产品的亲和感。人们真正感到了技术的发展，普及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和谐共处。
人们对于形态亲和性的感受最深的要算孩子了，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辛辛最喜欢搭积木了。三岁时叔叔送给他一套木制彩色积木，上面描绘着美丽的图案。他真是爱不释手，一年下来积木的油漆剥落，显得很旧了。于是爸爸特意送给他一套木本色的积木，价格当然不菲。但是爸爸渐渐发现辛辛很少玩这套新积木，爸爸百思不得其解，于是问其原因，辛辛答曰，没有颜色不好玩！功能基本相同的积木而色彩却决定了儿童对它的独爱。这说明在人的各种感知活动中视觉占主导地位，人们可以通过红色去想象太阳、彩旗、红花。可以通过绿色去想象树木、草坪等。而无色的事物却难以满足人们的渴望。亲和性的造型因素正是提供充分的想象空间，人们一但在思想中拥有这个空间，便对产品产生了亲和感。
网络世代所独特的好奇心强烈的自我主张，多样化的选择等特征，体现了他们在追求功能第一的前提后，所注重的造型语言所表达给他们的感受和所提供的空间，亲和性的语言就如同儿童面对光亮与黑暗所产生的情绪一样，亲和性带给人们的是无尽的想象空间和容易感受的事物，相反压抑恐惧与陌生会迫使人们远离它。在1999年LG产品设计大赛中<E-LIGHT>之所以取胜正是它抓住了亲和性的特征，使得人们在现有的台灯上借助网络技术实现了网络浏览的可能，,无形中扩延了人们的思维。他将电子笔和笔筒演变为花瓶和花束，将冰冷的科技感远离人们，相反植物鲜花台灯等生活气息浓厚的形态拉近了人们与科技的距离，使人倍感亲切。
正是因为亲和性的造型给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相反的也体现出了一定的造型语言，对于空气清新器，人们立刻会想到青的山，绿的水，蓝的天，广阔的森林草地等景象。因而LG大赛中有这样一个设计<BioAirCleaner>空气清新器，它以叶子的形态为造型语言，将感性和期待加以深化，使人们从亲和的叶子形态感受到了自然的气息，同时加之色彩的烘托使亲新自然的感受悠然而生。毫无疑义，未来网络世代产品设计的亲和性将具有更加全面的内涵，同时也将跨越过去所有局限的人与物的关系认识，向时间、空间、生理感官和心理方向发展，同时借助互联网等数字化形成加以扩延。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通过语言来沟通的，物与人之间是通过物的功能及形态来传达的。人们在创造产品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一定的形态，而形态可以表现一定的性格，就如同它从此有了生命力。人们在使用物的过程中，会得到种种信息，引起不同情感，这是人对外界事物产生的直观认识，一般称为认识的感性阶段。当设计使产品在外观、肌理、触觉对人的感觉是一种美与和谐的体验时，产品此时便有了亲和性。现代产品一般给人传递两种信息，一种是知识即理性信息，如常提到的产品功能、材料、工艺等，另一种是感性信息，如产品的造型、色彩、使用方式等，产品设计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运用科学技术创造人的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物。物与物组成环境，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环境又组成了社会。所以设计的目的就是使人与物、人与环境、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协调。
长期以来，我国的产品形态大多采用几十年一贯的面孔，近二十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力提高，物产丰富，许多日用产品已从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许多产品不仅以质量可靠，经久耐用，去争取市场得份额，而且在外观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其实从人的本性来看，人的感性要多于理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冰冷而机械味十足得不友善不亲和的产品可以说是生产者强加于人们去使用的，是违背了人的本性而不符合人的生理及心理习惯的。
网络世代所生活的互连网时代是一种文化的时代，这个平台承载了有史以来所有人类文明结晶，其中包括技术、经验、知识、创意、艺术、沟通设计及人性。互联网时代的发生与发展是一种文化的发展，技术的更新提倡在复杂与冰冷的外形下加强与人的亲和性。.这是人的自身需求，同时也是网络世代产品设计的必要需求。这种亲和性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文化的需求，实际上是人们通过互连网在消费一种文化，它平衡着人类社会整体之内，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网络世代并不计较互联网这种文化在消费什么，因为他们作为个体更多的时候是依靠感性在消费，因而这种文化本质会时常在市场行为中表现出来，影响着产品设计的方向。
文化消费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个体变化的测不准原则和整体的可能性几率相伴随。不可能由于网络世代的文化消费的不确定因素导致整体社会行业可以忽视理性的指导。只有需求的产生才能使产品成为商品，而这种商品并不会使所有的人接受，因为它并不是必需品，所以这种商品只能使那些对此产生亲和感需求的人接受。
把握了网络世代产品的文化消费本质，也就把握住了在思考很多具体产品设计与推出的时候进行决策的本质。换句话说技术效果，人机工程都已不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还是需求的把握，这是一切文化消费品的最大特征。
产品的亲和性设计在网络世代中具有许多不确定因素，很难衡量人与物的理性量与感性量的比例，对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分析研究实现产品亲和性的因素与途径，以便更好的把握网络世代产品设计亲和性的必要；
(1)亲和性设计首先要体现使用产品时的暗示性；即通过色彩、造型；材质等因素来暗示人们该产品功能的使用方式。
<a>通过色彩的合理使用近而使人与物的关系更加亲切，减少了冷漠感，以<HandPoweredToy>为例，本设计主要以粉色、紫红色和金属银色构成，通过柔和的色调称托儿童玩具的特色。用三中色彩的对比区别划分了三个主要功能区，粉色为摇杆充电功能区，紫色为主体，银色为按钮区，合理的色彩划分使儿童很容易分清不同的功能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b>以长柱形手柄和侧面凹凸槽纹为造型语言，更加明确了转动摇杆的功能暗视。在紫色主体上的多孔造型暗示儿童音箱的概念。
<c>在转钮侧增加的凹凸横纹，强化了手感，在视觉上产生的这种粗糟感和质感的不同，使儿童一见到这个玩具便会亲切自然的去调节它，从而实现转钮的功能。
结合色彩、造型、材质的亲和性组合，使手动能源玩具的概念明确的传达给了儿童，娱乐时亲切自然。
(2)亲和性设计还应表现出产品的延伸性。这主要体现在网络世代产品的品味，生活方式和趣味性。
飞利浦新推出的<PersonalTouch>系列产品，力求通过这些设计来展望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一面，热情的徽章，情绪的容器，珠宝耳机系列，魔法钢笔等以亲和形态和色彩展现了未来网络社会的生活方式即追求生活的品味、高效率、趣味化、情趣化的生活方式，使产品带给人们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们对新生活方式和个性化的追求与渴望。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网络世代的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的品质
，纯功能实用主义相对淡化，随之而来的是情趣化亲和性的产品设计方式。其形态多是拟人化的，仿生的，使人联想到自己可爱的宠物，色彩丰富和谐而不再是黑白灰，功能更偏重于人们的情感。如热情的徽章提供给网络世代新的交友方式，珠宝耳机系列给人们增添了不同的时尚色彩，魔法钢笔为上网和桌面工具提供了新的可能。人们对于产品情感因素的增长表明了亲和性产品设计的重要性，同时也丰富了产品本身的延伸性。
(3)亲和性产品设计还要充分利用色彩、造型、材质的不同，准确表达产品功能的含义。针对不人群、不同年龄及不同文化背景准确恰当的将亲和的感受传达给人们，科学的增加产品设计中的亲和性因素。
随着GSM移动电话的发展，移动电话的体积日益小巧，功能越来越多，在设计上更加注重亲和性。从爱立信388-398单纯的功能化设计，诺基亚8110秀丽柔和的造型，到5110和3210才可随心换的时尚，人们真正感到高科技的发展，普及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和谐与亲和性。联想针对青少年开发了未来先锋电脑，锐利至酷的骑士盾外形，传奇音箱银色弧线闪亮夺目，给年轻人一份不同的感动。面对老年人的上网问题和对电脑操作上的陌生感，开发了新一代触摸屏网络电脑--天乐。它是联想为满足中老年人上网需求，创新地结合触摸屏技术、手写识别技术、嵌入技术符合中老年人操作简单、直观要求的高品质网络产品。天乐拉近了老年人与网络科技的距离，如同鸟儿面对森林、鱼儿面对海洋一样具有亲切感，同时体现了时代的特色和生活方式。
人类进入网络时代，,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新的文化背景产生了，因而影响着人们对产品的需求，,半透明时尚，金属质感的家电，卡通化的生活用品，家电化的电脑产品，多色彩的造型组合等，唯有在这个时代才显得与人们如此贴切。个性化的生活空间，宠物化的个人产品，颇具儿童化的时尚用品，返朴归真的亲和性因素在今天乃至未来网络世代的产品设计中地位更明显更重要。
美国著名的ZIBA设计公司认为“没有好的或坏的设计，只有适合的设计、恰当的设计。"从这个观念中我们可以看到亲和性设计作为网络世代产品设计时尚已不断拓展。未来亲和性的产品设计更加全方位、多元化，它将远远超越过我们过去所局限的人与产品关系的认识，向着时空、文化、心理情感、情趣化生活方式发展延伸。亲和性的产品设计将成为网络世代的时尚和扩延方向。
参考资料:
1.《数位达尔文主义》(美*埃文.施瓦茨著\台*陈正平译)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发行
关键词：营销渠道；网络分销渠道；传统分销渠道；混合渠道
1网络时代的营销变革
新世纪，营销领域出现的一大亮点就是网络营销的盛行。网络技术为企业与客户之间搭建了一个高效的沟通互动平台，这使企业为顾客创造和让渡价值的更为便利，另外，它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为企业开展国际营销提供了技术支持。可以说互联网极大地改变着市场上的客户需求及商业行为。客户将更多地主导买卖双方的关系，购买者将前所未有地通过网络了解到更多的商业信息，这样他们能够更有效寻找产品、评估产品，并且找到最合适的价格。他们会得到网络经营者的大力协助，很快地了解市场，掌握行情。由于信息数量剧增和质量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甚至对产品构想的了解更为深入全面，从而大大增强了消费者选择性。消费者更注重产品个性化、差别化和内在品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及家庭购物的发展，使消费者可反复修订方案，这使得购买更为“挑剔”。通过电子网络购买，也使消费者避开人为的干扰因素，如销售人员的态度、商店购物环境，自主地和理智地进行购买决策。以往的营销者更多地依靠巨大的广告投入及雇佣大量的销售人员获得销售利润，而如今营销者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制造和传递适销对路、物美价廉的产品。
进入网络时代，营销的主要变革主要体现在渠道方面。企业越来越多地采取直接渠道模式，信息技术的使用，使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单项信息传递转为双向交流。过去由于产销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存在，而使中间商得以发挥作用。但随着沟通方式的成熟和信息的共享，使得中间商的作用不断弱化，而直接渠道有了它存在的信息基础，因而使直接渠道得以发展。当然直接渠道模式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够实施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也不尽然。但是无论是分销渠道还是直接渠道，在信息技术条件下，都有可能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自己的供应商、分销商结成动态联盟。企业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共同分享商业机会，从而完成每一次市场活动。
2网络分销渠道与传统分销渠道的冲突
成本或价格方面的矛盾。网络分销相对于传统的分销在产品最终价格上有较大竞争优势，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1）企业成本降低，由于网络营销使企业节省了大量的广告、促销费用，产品定制化降低了企业维持库存的压力，甚至可以出现零库存，从而减少了企业维持库存的成本；（2）流通环节的减少，以前企业的产品销售出去，一般要经过批发商、零售商再到消费者手中，每经过一个环节，必然要使产品的价格上升以反映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要求，而网络营销是一种直复营销，一般是消费者直接与生产企业联系，商品直接由生产者通过自己的分销渠道或第三方物流公司送达。这样就使商品流通环节大大减少，这也必然引起价格的下降；（3）价格竞争的结果，网络使消费者的选择面极大地扩展了，这使他们得到产品价格信息特别容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吸引消费者购买，企业和网络中间商不得不制定较低的价格；（4）信息对称的结果，在传统营销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生产者掌握了更多的信息，所以在定价中他们就会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而在网络时代，消费者要获得有关产品的制造成本的信息将不会很困难，他们在信息的掌握方面可以说和企业处于一种对等的地位，这时企业要想再凭借信息优势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已不太可能。
效率和效果方面的冲突。传统的销售渠道是以固定的地点以及不变的营业时间为特征的。而互联网上企业是以数据库为特征的网上“商店”所组成。它的销售空间随网络体系的延伸而延伸，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和时间限制。因此，这种有别传统销售企业的网上营销，具有全新时空优势。网络的互动功能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率，传统的营销手段如媒体广告、展览、产品目录等只能提供单项的信息输送，消费者处于被动的地位。营销部门因无法及时获得消费者的反馈信息而不能对那些缺乏营销有效性的部门和人员做出调整，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计算机网络则可以提供即时的交流，潜在的消费者和顾客还可以借助网络的帮助与销售商、技术人员进行对话，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产品和服务，并提出问题，销售商根据顾客信息对产品进行改进，或推出新产品，顾客需求满足的时间被大大压缩。
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反差。顾客对网络购物这种新生事物的接受要经过一个缓慢的过程。目前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习惯到传统的实体商店去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购物已是生活方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一些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拥有了更多闲暇时间的人，特别是一些家庭主妇来说，购物是她们娱乐、交往和消磨时间的方式，她们愿意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购物，这就为大商场、超市的存在提供了理由。传统的购物心理是眼见为实,消费者可以通过味觉、触觉、听觉等来感受商品,从而影响其购买行为。而网上购物方式基本上属于人机交往，沟通形式简单，交易过程单一，消费者既体验不到商场购物讨价还价的乐趣,也无法从交易过程中得到自我能力的验证。网上购物方式，消费者既享受不到商场购物条件下人员服务的待遇，也体会不到受人注意和受人尊重的“上帝”感觉。网络营销无法适应所有的产品。网络营销因其虚拟性，生产者虽然可以尽情展示其产品的内部结构、功能等，但消费者无法接触到有形产品总是它最大的缺陷。3优势互补的营销渠道
营销渠道通常指促使产品和服务顺利地被使用或消费的一整套相互依存的组织。新生的网络渠道和传统的分销渠道都有各自的优势，并在很多方面都是相互对立的。与此同时，它们彼此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劣势，如果两者能够优势互补的基础上构建全新的营销渠道的话，这无疑会对提高顾客认知价值，实现企业营销目标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营销渠道的设置应该从分散、独立的过程发展到统一的、协同的工作的过程。为调和多重渠道间的冲突，我们可以根据顾客需求、产品服务特征和经济性标准来重建渠道。
根据顾客细分进行渠道选择。与普通的消费者相比，网络顾客更加年轻、富有和受过更好的教育。他们的工作生活与电脑网络紧密相关，消费趋于理性，更喜欢通过网络定制产品，对于现实的购物不感兴趣或根本没有时间去购物，廉价、高效、快捷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价值。而传统的销售方式在满足消费者追求社会心理需要的方面具有更胜一筹，购物对许多人来讲并不完全是一种商品买卖活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休闲娱乐方式，一种显示社会地位和成就的途径，一种社会交往的过程。而所有这些炫耀、娱乐的购物心理只能通过现实的交易方式才能有效满足。
根据产品服务的特征进行渠道选择。当购物者试图寻找更大的购货便利或更低的成本的时候，用互联网销售是最合适的；当消费者希望得到产品的特点和价格信息的时候，互联网也是有用的；当消费者可以经过网上信息即可做出决策，而不需要尝试的时候，用户联网销售是最可行的。随着网民的数量在迅速增长，网络销售的产品种类也在日益丰富。据统计，目前最频繁的网络消费者购买行为依次为：书籍58％，音乐50％，软件44％，机票29％，个人电脑设备28％，衣物26％，光碟24％，旅店预定20％，玩具20％，鲜花17％，以及个人电子产品12％。现阶段并非所有的产品都可以进行网络销售，所以网络营销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定位就显得非常重要。有很多产品可能并不是理性所能完全决定的，例如服装、工艺品、食品等，可能更重要的是一种主观感受。而不接触有形产品，这些主观感受就显得有些虚无缥缈了。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许多产业的传统营销模式开始面临着信息时代的挑战。茶叶作为中国最具悠久历史的产业，尤其是南郑县具有优质久远的种茶历史，也处在改革的边缘。近年来，以淘宝为代表的一批电子商务平台逐渐成为消费者购买茶叶的重要渠道，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茶叶网络营销企业，茶叶营销必须迎合现代信息化的进步才能不断发展，唯有改革创新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能够存活下来。那么，企业应该怎么从容应对这些挑战将会变得尤其重要。
1.经济效益好，市场潜力大2011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这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网络，熟悉网络并运用网络来进行购物活动。网民目前正成为中国一个势头强劲的消费群体，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商业格局。2008年淘宝网的茶叶销售不足1亿，可到了2011年竟然达到20亿元，由此可见发展之迅速。按照行业网络购物市场交易金额占社会消费零售额的4%比例来预算“，十二五”规划茶叶消费将到达1000亿，中国的茶叶电子商务市场潜在规模将超过40亿元，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此，茶叶网络营销目前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网络市场，非常适合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2.新兴茶叶网络品牌个性鲜明，营销手段先进网络作为一个开放、公平的平台，进入门槛低，非常适用于年轻人创业探索。年轻人敢于冒险并且拥有技术和知识，在开拓茶叶市场的过程中占据了先机。在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一大批新兴茶叶企业依靠典型的电子商务平台迅速崛起。这些新兴茶叶品牌在年轻人的带领下充分运用了网络品牌营销的各种技术，他们在营销过程中积极开发各具特色的营销手段，给予用户优质的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同时也在茶叶包装上进行了革命，使包装拥有了最新的阐释，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3.企业规模小，销售渠道简单当前，茶叶网络营销的规模普遍较小，由于网络营销开店的门槛低，成本小，许多微小型企业进入茶叶网络营销市场，在这些微小企业中，茶农是非常突出的一部分，另外就是茶叶合作社统一经营的网店。这些网店在经营中没有中间环节，产品的销售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格，销售渠道也极其简单。
二、茶叶网络营销过程中的障碍
1.网络营销推广不足，方法陈旧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茶叶在网络营销推广中的力度非常缺乏，在国内的搜索引擎上面对茶叶企业名称搜索往往不能在前面找到答案。这充分显示了茶叶企业所做的相关网络宣传较少，营销手段太过于落后，大多数企业只是把企业名、产业名、地址电话挂在网页上，并不受消费者重视，更不能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产品。如此陈旧落后的方法非常影响茶叶在网络营销的发展。
2.体制不够完善，缺乏诚信制度在茶叶营销中，茶叶定价的高低在于茶叶品质的好坏，因此在茶叶网络营销时，消费者经常难以区分茶叶的等级，以至于许多商家以次充好，为了一己私利最终影响整个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茶叶网络营销中的体制化缺乏标准，导致商家缺乏诚信，这将直接影响到茶叶的网络销售状况。3.对网络营销认识不足如今，绝大多数实体茶叶企业都将重点放在实体市场竞争，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信息化发展下抢占网络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许多企业虽然知道开发网页来进行宣传，但这些网页只停留在表面，只是单单为了展现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并没有相关的管理和维护，更不用说通过网站来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并且获得销量了。实体企业必须要了解占领虚拟市场的重要性，要积极培育网络人才。
三、针对南郑县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对策
1.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标准化服务当前南郑县茶产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中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具体表现在实现网络营销的数字化、标准化和规模化。企业可以根据网民对信息浏览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进行网页整体布局，进行标准化设计。客服人员要保持对客服话题库的更新，实施积累、可持续的标准化网络服务。政府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以提高茶叶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2.加强网络营销推广，多层次开展网络宣传近年来，汉中市各产茶大县致力于统一品牌扩大影响，但实质上各茶叶加工企业存在着在宣传上没有形成合力的问题，产品的附加值低，深加工程度也不够。针对这些问题，企业不仅要为产品的深加工和提高附加值进行创新改革，还要开展多层次的网络宣传，例如配合一些大型的网络购物平台举行促销活动，减免运费或者实施购买数量奖励。
一
“耳环”一词似出现较晚。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发现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1]说开运三年（946）九月，张彦泽“破蕃贼于定州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资治通鉴》[2]卷二八五同年同条记“蕃贼”为“契丹”，可证此处虽记载了“耳环”，但戴耳环的是契丹男子，属于少数族。
那么，此时或此前汉族[3]的耳饰称什么呢？主要被称为“瑱、珥、珰”等。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环，也并不穿耳。例如《说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4]；《尔雅翼》卷二一曰：“珰，音当，充耳珠也”[5]、《集韵》卷三“珰，充耳也”[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在解释“卷耳”时说：“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7]。到后来，出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8]，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虽然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男女，可能都不应戴耳环。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9]。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强调，首先从唐代的思想、礼俗环境考虑，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环的。
现在我们看实际情况。查唐代文献，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几乎不见。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12]的词语出现。而这与上述五代时“耳环”一词的出现大致同步，不能视为唐朝的一般情况。进一步，我们特别查看了唐代的类书。我们知道，类书虽有种种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为基础。查阅类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事物的流行与否。
唐代有三大类书完整存世。我们先看唐初的《艺文类聚》。此书由欧阳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艺文类聚》[13]有“衣冠”“服饰”部，但在“服饰部下”“头饰”门中只列了“步摇”“钗”和“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初学记》[14]是徐坚等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官修类书，虽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艺文类聚》”[15]，只有“器物”不设“服饰”，因此也没有提到耳饰。《白氏六帖事类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类书。书中头饰类列了“梳篦”而以“钗”附。查其“梳篦”类，除“梳、钗”外，还列了“名珰”、“玉珥”二条，记魏太祖和齐威王时事。后来宋代的孔传续此书，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钗附）”类中补充了十三条唐事，但均为“钗”，没有耳饰。甚至沿至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18]。如果唐人戴耳环的话，为何在类书以及其他史料中没有反映呢？可见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环的。
我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从传世的唐画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看，虽然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宫侍女、朝廷贵人、平民百姓，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环、耳坠，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坠[19]，但耳坠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况均不明。而且从耳坠装饰中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与《文物》杂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况，结果如下：
《文物》十年来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确记载或可判断为女性（合葬或独葬）的墓19座，未盗或未扰乱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盖河南、北京、陕西、辽宁、山西、甘肃、四川。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辽宁朝阳双塔唐M1号墓主人“头部随葬泥质陶壶1件，玛瑙珠1件，铜钗4枚，头下有蚌饰1件……左手处发现铜戒指2枚，右手3枚”；M2号墓主人“头部随葬银钗1枚，口中发现银琀1件，头部左侧随葬铁剪刀1把，左肘部发现铜环1件”[20]，但没有耳环出土。山西大同南关唐M4号墓“死者为女性，仰身直肢”，头部随葬有铜钗、铜镜、贝器；M9号墓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钗[21]，均无耳环出土。
《考古》十年来共公布了唐代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盗或未扰乱的29座，地域涵盖河南、广西、陕西、江苏、新疆、四川、山东、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广东，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河南偃师杏园村唐YD1902号墓“骨架一具，比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猪和一素面抛光小银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长条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YD5036郑洵墓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侧棺内有蛤形鎏金银粉盒，似为女性”[22]，均无耳环出土。湖南郴州竹叶冲唐墓“随葬物多置于头部，其中瓷奁盒内装有滑石盒2件，粉扑子、铜勺、木篦、蚌壳各1件”[23]，没有耳环。河北邢台95QDM1号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镜、钗各1件”；95QDM3亦为夫妻合葬墓，“女性颈部有铜镜、钗各1件”[24]，均无耳环或耳坠随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关耳环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的情况是相一致的。这样，我们就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证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环或耳坠。
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数族或外国人则戴耳环或耳坠，并且明确是“穿耳”而戴。这种“穿耳”的习俗因不符合唐人习俗，因此被特别记录下来。例如《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婆利国”条记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婆利国”人是“昆仑”人之一种，而“昆仑”人大都戴耳环。唐代诗人张籍在其诗作《昆仑儿》中就描画他们是“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26]。又，《通典》[27]卷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记“林邑”国是“男女皆……穿耳贯小镮”；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记“天竺”国“丈夫翦发，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国人穿耳戴耳环，且不论男女。但是显然，这些“穿耳戴耳环”的习俗没有影响一般唐人。唐人一直将此习俗视为外国习俗，也就同时把耳环视为外国器物、把戴耳环者视为少数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征。敦煌文书P.3986V号有题名为“玄宗题梵书”的诗作，诗中将中外僧人相比，有“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的句子[28]，就是将戴耳环者视为外国人特征的一个最好例子。
二
关于这一点或还有一个旁证。
以上我们说从墓室壁画中不见唐人戴耳环的形象，但是在寺院壁画或塑像中，有的菩萨、天王、力士像等却戴耳环。这种佛教造像戴耳环与否的现象，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研究。目前我们只提出天王造像来略作探讨。
关于天王造像，研究论著甚多，最近的成果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龙门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等[29]。但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环问题。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宗教特别是佛教艺术、中外文化艺术比较交流、民族民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简单的线索或想法而已。
大致说来，唐代的天王像可分为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两个系列[30]。前者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墓室守护者或门神相互影响[31]，带有比较浓厚的中国味道，因此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基本上不戴耳环。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龛北侧天王像[32]，不戴头盔，亦不戴耳环；盛唐第194窟西壁龛内南侧天王像，不戴头盔，北侧天王像戴头盔，均不戴耳环（图一、图二）[33]。四川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环[34]；巴中永宁寺盛唐第2号龛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环[35]等等[36]。
但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数族或外国即“胡味”更浓一些。由于毗沙门天王的资料较多，我们就以他作为四大天王的代表[37]来谈。按毗沙门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是否戴耳环，不是很清楚，但在经由中亚传入我国的途中，就戴有耳环了。前面说过，唐代史籍中记载“穿耳垂环”的主要是南方的外国人，其实中亚人很多也“穿耳垂环”。我们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纪的供养人像，男女均戴耳环[38]。于阗人也戴耳环。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东壁南侧于阗国王供养像[39]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毗沙门天王的故乡据说就在于阗[40]，因此当地人让毗沙门天王戴上耳环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起码在西北地区，例如我们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的毗沙门天王像，均戴耳环。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侧天王像，有题记为“毗沙门天王”，像戴耳环（图三）[41]；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侧托塔天王像戴耳环（图四）[42]；五代100窟窟顶西北多闻天（即毗沙门天王的意译）像，也戴耳环（图五）[43]。特别是后者，除多闻天王外，其他三个天王都戴耳环。四大天王戴耳环，一直持续到后代。现在我们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基本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环了。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唐人确乎将“耳环”视为外国器物，将戴耳环者视为“胡人”。中国味道浓的神一般不戴耳环，而像四大天王那样戴着耳环的，一定是威力更奇异、“胡味”更重的神了[44]。这样看来，天王戴耳环与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在第一节中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3]此处所谓“汉族”指唐代史料所称“华夷”中的华人，下同。
[4]《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5]宋罗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下同。
[6]宋丁度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吴陆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熙《释名》卷四云：“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参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版。
[10]北宋吕希哲在《吕氏杂记》卷上说：“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即使在妇人戴耳环较多的宋代，有些儒者也反对穿耳。但同样尊儒，为何宋代戴耳环的较多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或许与辽、西夏人戴耳环（且男女都戴）习俗的影响有关？
[11]此处所谓“一般唐人”主要指唐代的汉族。下同。
[12]后蜀欧阳炯《南乡子》，参《全唐五代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15]《四库全书总目》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代四大类书》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18]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而且所引《释名》，特意将“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删掉，值得注意。
[19]《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叶冲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26]《张司业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
[27]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论文集《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说：“戎装四天王与二天王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两种最主要的天王形式”，参其论文集127页。
[31]李凇书127页。
[3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图149。
[33]《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图42、47。
[3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图37。
[35]同上，图56、57。
[36]有一例外是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坠（《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龙门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图128）。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门天王有关，即受到了毗沙门天王造像的影响，因此与一般的二尊一组的天王像稍有区别。但这尚需继续探讨。
[37]关于毗纱门天王像的研究，可参看北进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载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学馆，1999年3月。
[38]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图223。
[39]《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图13。
[4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
[41]《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99。
[4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162。
论文摘要：网络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网络道德问题，由于监督的弱化，需要加强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确立网络道德规范、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社会个体的道德修养，是促进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主要手段。在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建设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道德修养方法可以提供借鉴，发挥作用。
一、确立网络道德规范
网络道德规范是他律性的，但是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却离不开网络道德规范，因为“强调道德自律，必须以规范、制度、法律等硬性约束手段为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道德规范人们便无所适从，所以必须首先确立网络道德规范，使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有章可循。
(一)网络道德规范的建立途径
网络道德规范的建立有三个途径。1．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发展早且普及面广，其网络道德研究亦早于我国，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借鉴为我所用。2．整合传统伦理资源，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作为一种伦理文化，其伦理精神在漫长的时间里已深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整合传统的伦理资源可以使网络道德更具亲和力，更易为人们接受。3．紧密结合现实情况，在实践中建立。规范要具有可行性，这就要求规范的制定要紧密结合人们的利益、需要、人们的道德素质及现实的道德问题，通过道德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网络道德规范。
(二)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的两点特征
1．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层次性
有层次的道德规范才能既照顾到绝大多数人又保持其先进性。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既有道德高尚大公无私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所以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广泛性与先进性的层次区分。
首先是网络道德的“底线伦理”规范。即网络活动中网络道德主体需遵循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基本原则可概括为《论语》中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否定意义上要求人们不作违反道德之事，不伤害别人。西方国家的相关规定可以利用。如美国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著名的计算机十戒：(1)不可使用电脑伤害别人；(2)不可干扰他人在电脑上的工作；(3)不可偷看他人的文件；(4)不可利用电脑偷窃财务；(5)不可拷贝或使用未付款的软件；(6)未经授权，不可使用他人电脑资源；(8)不可侵占他人的智慧成果；(9)设计程序之前，先衡量其对社会的影响；(10)用电脑时必须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体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指出6种不道德的网络行为：(1)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连接的系统；(2)商业性的或欺骗性的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3)盗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4)未经许可接近他人文件；(5)在公共用户场所做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6)伪造电子信息。这些规范是人们在网络活动中需遵循的最起码的规范。其次是较高要求的网络道德规范。其基本原则用儒家伦理可概括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消极意义上对人的规范，要求人们不做违反道德的事，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从积极意义上让人求善，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如，在网络活动中应严于律己、有强烈的责任感、乐于助人、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做到尽己为人等。这些较高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倡导可以为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提供努力的方向、目标，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性的要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2．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针对性
可以根据人们的职业特点、人群特点确立相应的网络道德规范。网络已在各行业、职业、人群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各行业、人群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所以不同的行业、人群应制定不同的网络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规范具有针对性，使得人们便于遵守。
首先，应确立职业网络道德规范。如IT行业网络道德规范、教师网络道德规范、军人网络道德规范等。这些行业中由于其职业的不同其网络道德要求也不同，应制定相应的网络道德规范，更好地为人们的网络行为提供指导。其次，确立各种不同人群的网络道德规范，如青少年网络道德规范。因为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不同人群中网络道德问题的突出点各不相同，针对这些不同，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会更具有效性。在这方面我国已取得一些成果。如颁布了《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针对全国的青少年提出：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这些网络道德规范对青少年来说极具针对性与有效性，将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一)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
首先，提高网络个体的分辨能力。网络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其中的许多信息是虚假的、有害的，这些信息可能对网络主体造成误导、伤害。网络主体尤其是占网络主体很大比例的青少年，缺乏分辨能力，极易受到伤害。在网络道德教育中需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引导，逐步提高网络主体的分辨能力，自我保护的能力。其次，提高网络个体的集体意识。目前网络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将自我作为网络的中心，不顾别人的利益与感受。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提倡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要正确处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网络社会要想健康发展也需要秩序、需要其成员具有集体意识。个人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无秩序，最终的结果是网络主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所以网络道德教育需要提高网络主体的集体意识，遏制个人主义的泛滥，维护网络社会的正常发展。再次，提高网络个体的责任意识。网络由于其虚拟性的特点，使得监督弱化，其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责任意识的淡薄。责任意识的淡薄使得有些网络主体对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缺乏责任意识，于是网络中产生了大量的脏话、不良图片等信息垃圾。网络道德教育有必要提高网络主体的责任意识，从而净化网络空间。最后。提高网络个体的诚信意识。网络中的信任危机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网络中的谎言、欺骗使人深恶痛绝，极大地损害了网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网络的功能的发挥。网络的良性发展需要网络个体讲究诚信，保持真诚的心态，共同维护网络的形象。网络道德教育重要目标便是要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为提高网络的可信度做出贡献。
(二)网络道德教育的手段、途径
网络道德教育可采取多种措施，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首先，各级各类计算机教育培训机构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网络道德知识作为重要的内容，使受教育者不但学到计算机知识而且学习到相应的道德规范。在考试制度上。可以将网络道德知识也作为考试内容，这样可以使学生重视网络道德知识的学习。其次，社会应利用多种手段大力宣传网络道德知识，使其深入人心。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公益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尤其在人们上网集中场所加大宣传力度，如在网吧等场所张贴宣传布告。再次，在家庭中父母应加强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网络道德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了解网络道德要求。
三、加强网络个体的道德修养
(一)内省
“内省”的方法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自我批评自我检讨。通过批评检讨不断为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正如孟子所说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J首先，“内省”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道德活动中，对自己的言行要有所考虑，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并且在行为后回过头来，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是否有错误，并要求网络主体勇于改正错误。孔子说：“过则勿惮改”有了错误，要勇于改正。内省的目的在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使之得到改正。其结果还是要落实到改过上来。其次，“内省”实际上强调从我做起，严于律己，对人宽对己严。网络中的行为是一种交互性的行为，是双向互动的交流。在交流中不能总是要求别人如何，而自己却不去做，这样的后果使交往无法继续下去。若是律己宽人，多看自己的缺点不足，就有利于交往的进行。
(二)慎独
在网络社会中“慎独”比在现实社会更为重要。现实社会也讲“慎独”，但现实社会中人们受到更多的监督，独处的机会也不如网络社会多。网络社会由于其开放性、隐匿性的特点，人们往往感受不到监督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慎独”尤其显得重要。《礼记?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强调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仅不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而且更加注意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到和有人监督时一样，杜绝不道德的思想发生，可以真正确立起自己的道德良心，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能力。
首先，“慎独”要求网络道德主体道德修养是“为己”而不是“为人”。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的意思是指进行道德修养是为了真正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不装腔作势，而是踏踏实实地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为人”，即进行道德修养仅仅是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其次，“慎独”要求网络道德主体在道德修养中注重“小节”。在网络道德修养过程中网络主体常常重视“大过”，忽视了“小节”，认为“慎独”就是不犯“大过”，小节无足轻重。于是乎在网络上骂骂人，滥交朋友，偷看他人文件盛行。网络主体进行道德修养要注意小节，因为小节不断，可能导致大过的出现，量变的结果是质变，小节与大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待小节的态度最能体现出网络主体的道德素质。再次，慎独时要注意克己。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克己不是指后来理学家讲的“灭人欲”，而是指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在网络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充满了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形形的诱惑比比皆是，独立面对这些诱惑，难免或产生理性与感性冲动的矛盾，这时就要求网络主体约束自己，用理性战胜感性冲动。
(三)力行
网络活动中，网络主体只有通过实践，运用道德知识，抑制不良行为，才能使道德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准则。孔子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行”是道德修养的关键，通过“行”，道德知识得到应用、道德信念得到加强、道德意志得到磨练、道德习惯得以养成，并最终提高网络道德主体的道德素质。
首先，“力行”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活动中进行“换位思考”，即站在别人的立场角度来思考问题，多替别人想一想。用这种方法反复践行可以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对解决许多网络道德问题有所帮助。其次，“力行”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活动中做到“爱人”。“爱人”在儒家那里是指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这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相通的。网络建设、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采取法律、技术措施来防范，但对数量众多的网民来说，根本的方法是培养仁者爱人的观念，尊重他人的权利、尊严、隐私，他人有困难时热心的关怀、帮助他人。正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仁爱精神的发扬有利于优化网络道德环境，使网络充满温情。
四、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的保障
作为语言文学学科的语文，在其教学中需要遵循它的内在规律，而大量阅读则是适应这种规律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若是语文水平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阅读太少，阅读贫乏者，一定是语言贫乏和思想贫乏之人。承载阅读内容的媒介对阅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手机阅读步入“”时代，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电子书已深深植根大学生活，大学生传统的纸媒阅读习惯逐渐被移动化、数字化的手机阅读取代。当大学生徜徉于移动互联网这个信息的海洋，发生着随时随地的阅读行为，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社会关系不断承受冲击之时，肩负人文素质培养及母语能力提升重任的大学语文必须思变。
二、移动互联网给大学语文教育带来诸多挑战
1.网络的及时便捷冲击了传统教学形式。
20世纪末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师生拘泥于课堂的传统教学形式就开始经受冲击，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一矛盾格外尖锐。移动互联时代，信息随身携带，无处不在，轻触屏幕，世界尽在眼前。毋庸置疑，移动互联网必将也正在颠覆传统教育，这对凭借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张嘴进行教学活动的传统语文教育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课堂上学生们喜欢埋头玩弄手机，大多数是利用手机在进行阅读，这是学生在主动学习，也是对传统课堂的无声反抗。但在我国，大多高校的语文课依旧采取传统授课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讲者声嘶力竭，听者昏昏欲睡，教学效果也就饱受诟病。是学生群体性地不爱学习？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偏离了学生的期待视野，没有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碎片化阅读造成学生学习浅思考。
碎片化阅读的主要表现就是，阅读的时间不具有连续性，而这种阅读模式往往存在于手机和电脑阅读之中，以及或是长的内容被拆散后，通过零碎时间进行阅读的一种方式。手持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或是课后休息时间来进行不间断阅读，以及习惯性的刷新微博已是一种风尚。根据大学生的上述阅读偏好，目前出版界也在探索“微博图书”的构建了。碎片化阅读虽有快捷、及时、交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等优点，但大量挤占了大学生深度阅读的时间，使之习惯于通过搜索、提问或者交互来形成对碎片化知识的习得，而逐渐丧失了阅读经典和具有哲理性文字的耐心，这种满足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也就难以建构起他们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将阻碍他们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辨能力的形成。正如研究阅读的权威专家、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影响，我们也被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认为，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新阅读方式，已经削弱了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
3.多元文化语境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离。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也相互碰撞，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对此，中国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当前的诸多文化撞击中，各类型的流行文化又不断侵蚀着传统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这是当下中国特有的文化镜像。作为全球性的传播媒介，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文化传播的场所与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多元文化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多向度的价值选择空间，开阔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促使他们形成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但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增加了他们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难度，影响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当他们疏离传统文化，无异于在割舍其生存的根基与灵魂。
三、大学语文教学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探究
对教育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语文教育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则是福音，否则将是灾难。
1.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走向开放是大学教育的大势所趋。放眼世界，适应这一趋势的新型网络公开课大放异彩。自2001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启动网络课件开放工程，逐步将该校全部课程资料在网上公布，让全世界任一角落里的任一网络使用者都可免费取用，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众多名校纷纷跟进。2011年国内知名网站上，一批由耶鲁、哈佛、牛津等名校名师讲授的视频课引起网民，尤其是大学生的热捧。建设开放课程在全球已呈燎原之势。在语文教育领域，我们应该构建和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丰富网络教学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2013年6月，首批通过“爱课程”网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的120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中，就有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笔者认为，尽管这是一门建设得非常好的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网站不仅有全程教学录像，而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未必适合全国2000多万大学生学习使用，尤其是高职院校和成人高校的大学生。《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受众面广，且教学内容极其丰富，各高校一方面要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同时要开发各具特色的网络教学平台，将真正的精品资源呈现给学习者，而绝不能提供次品、残品或废品。
2.培养深度阅读能力。
阅读是意义的建构过程，这一符合语言学科教学规律的认识意味着，需要增强大学生文本阅读的深度，唯有这样才能在“干中学”的学习效应下提升他们的文学修养和语文应用能力。反观当前大学生的阅读习惯，所谓的互动性、趣味性阅读已导致他们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火星文”。众所周知，浅文本往往导致浅阅读，有张力的文本才可能带来深度阅读。在异彩纷呈的移动互联网世界里，语文教师要帮助学生遴选高质量、有深度的阅读文本，选择严谨而深刻的文本信息。再者，在进行深度阅读时还需要激发起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探究意识，大学生需要在文本的语言、内涵、审美张力产生相应的应力。可以这样说，“潜心会文本”和“多维度交流”是深度阅读最突出的特征；另外，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所发生的理解、迁移、创造等主观能动性活动又是深度阅读的功能定位。为此，教师在其中应扮演着引导、组织、互动的角色。通过对这些角色的扮演，来引导学生参与到文本信息的思考中来，并组织学生之间形成思维的碰撞，并最终在相互互动中增强学生的文学感悟和应用能力。再者，教师还应充分挖掘切实可行的教学形式，利用原始文本材料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概括力、思辨力等，以及借助类比和对比性分析与鉴赏等作业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深度感悟和转化应用。
3.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关键词 网络；新闻传播理论；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54-0012-02
新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新闻活动是一种精神文化的交流活动，是人类认识自我与认识世界的常态形式。新闻理论研究是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的基本理念研究，它的目的在于探究社会新闻现象以及新闻活动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1 主要新闻理论体系模式
1.1拉斯韦尔模式
拉斯韦尔模式的新闻理论体系是指由美国的传播学家和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1948年发表的《传播在社会中的机构与功能》中提出的“5W”模式。即Who （谁）Says What （说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 （对谁）With what effects （取得什么效果）。新闻学是大众传播学的其中一种，因而用大众传播的理念方法指导其构建属于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能够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新闻学也有自己特定的话语方式、传统、研究对象以及问题领域，如何借鉴传播学研究成果，构建新闻学的理论体系，至关重要。
1.2离散性四元结构模式
上世纪的90年代初由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提出。即所构架的理论体系由新闻、新闻报道、新闻媒介和新闻媒介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四个实质性单元组成。而所谓的离散性是指这四元在结构方式上所具有的外在的特征，也就是其在相互集中的基础上也会出现的分离和交叉。此种理论体系具有明显自觉意识，提出新闻学理论是展示理念化和演绎原理体系的知识系统。
除了这些理论体系之外，还有板块结构模式、一分为二体系的结构模式、以新闻活动范畴作为红线的理论结构模式和不大追求体系结构模式等，因为在这里只是简单介绍，我就不赘述了。
2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模式的方式转变
根据上面所提到的拉斯韦尔模式，新闻传播的过程主要由5个基本要素组成，依次分为5个传播阶段。即传播者―信息―媒介一接收者―传播效果。那么在网络时代里，每一个传播规律都可以通过这5个要素表现出来。
2.1传播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与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在传播者这个要素方面的主要区别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网络是一个开放，人人参与的媒体，网络新闻三大主传播者是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经营者、新闻单位和个人。虚拟世界中真实多元化的媒体环境，挑战了传统的新闻宣传部门执行的对新闻信息流向、流通以及新闻源的有效管理机制。
2.2信息
网络传播的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传播及时等特点使广大的新闻受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更为方便和迅速，内容也更为海量，置身于信息海洋中，体验知识爆炸的新时代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媒体不仅仅为其广大受众提供了大容量、超文本、跨时空的海量信息，而且它相比于传统的传播方式最大的优点在于其具有强大的互动性。网络时代里，人人都是新闻源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大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和生活空间。
2.3传播媒介
互联网的特征是广容、实时、交互、多媒体化。那么网络作为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传播媒介，其特点也会影响新闻传播的特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采用多样化的技术，营造强烈新闻视觉听觉冲击，充分运用FLASH动画音频视频等多角度的多媒体技术，激起受众参与意识；双向流动性和互动性改变了传播者和受众以及受众和受众之间的孤立状态，在个性化和人性化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新闻时间及时、实时、全时，最大限度的体现了新闻本身的特征；突破地域局限，全球化、全方位、多角度直接全球热点时事新闻动态。
2.4 接收者
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的接收者从被动向主动转变，大众传播有向小众传播的趋势转变。新闻接收者不再是单纯的接收者，它同时也可是新闻的传播者。现在各种个性小众网站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某一个特定的兴趣点上达到共识，组成一个小的社会团体，相互交流观点和提出意见，产生一场信息化的革命。
2.5传播效果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人们的民主观念产生改变之后，对于舆论的引导方式也需要得到改进。网络新闻给广大受众提供的不仅仅是新闻信息和宣传，它同时也给广大受众带来了多样化的选择方式，采用人性化的特色定制。在此种情况下限制和堵并不能转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这时候的新闻传播就要善于利用舆论的引导作用，抓住广大网民的心进行有效宣传。
3 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内容
从网络的角度单独来考量的话，我国的网络新闻理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主要的阶段：1994年~1999年的网络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发生期、2000年~2003年的发展期以及2004至今的繁荣期。每一个时期下的网络新闻理论研究都各有其特点，在这里，主要探究当今的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的内容，以便为之后的发展趋势预测做基础。
3.1理论研究的多元化
首先是对外国学者学术研究进行翻译，我国研究人员进行相应的吸收和融会贯通。2003年，克里斯廷・L・博格曼的《从古腾堡到全球信息基础设施》、保罗莱文森（美）的《手机――挡不住的呼唤》、罗兰・德・沃尔克的《网络新闻导论》等在我国的翻译和出版。作为网络时代下传播理论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开阔了我国学术研究的视野，对国内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其次是国内相关专家对自身领域的拓展研究。钟瑛的《网络传播伦理》、巢乃鹏的《网络受众心理行为研究》和秦州的《网络客文化》等都对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论文著作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结合了一定的社会的现实和与时俱进的新闻传播理论，对于解读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打下了很好的理论基础。
3.2 新闻理论研究的舆情监测
在这个全民娱乐的网络时代，要研究新闻传播理论，就必定离不开对于网络舆情的检测和管理分析。刘毅说网络舆情是指人的态度情绪以及意见交错总和体现。王来华则认为所谓的网络舆情既网民对于社会的政治态度。当然各自的观点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但是总之，认识和充分利用广大受众的接收心理，把握好网络舆情的实质问题，是网络时代下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4 网络时代下新闻传播理论的趋势
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要追溯到最早的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而在当今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欣欣向荣的研究领域。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联网广泛被运用于各种领域。学术领域也与时俱进。网络时代的到来，使人们有了更大的知识传导空间，在接收的途径、方式方法和范围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扩展。那么，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传播理论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4.1 新闻来源渠道向多样化扩展
传统的新闻传播都是来源于专门的新闻记者等专业人士，大众对于社会问题的观点和建议很难或者无法为大众所知，而新闻的来源也比较局限。如今，网络的发展，手机功能的多样化，各类新闻娱乐网站的兴起，随时随地的新闻动态，只要连接网络，在任何地方登陆都可看到。拿前段时间的温州动车事故做例子，官方的新闻来源和结果统计毕竟有限，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由于距离和空间的局限，事故在发生的一瞬间也不可能全程直击。而网上点击量非常高的一位由当地居民在事故发生的一瞬间用手机拍摄的短片则还原了新闻瞬间。
4.2 理论研究以中国为根基
现实世界的多样化导致了学术领域文化的多样化，作为中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的研究就需要以中国为根基，以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引导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当今的社会热点问题，首先要把立场站坚定，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才能走的更远。科学原则和基本的精神要求实事求是，紧靠“中国”这个实事，才能创造出一整套完整的科学新闻理论体系。在网络时代下的新闻理论研究要善于从海量的新闻信息中提炼出想要的典型事例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把握好研究方向。
4.3 具备世界眼光时代特色人文胸怀和原创精神
既然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挡，那我们就只能积极的适应时展的要求，以全球化的视角来看问题，研究问题。在全球化的视角下，要有中国社会发展的特色。我国虽然处于一个社会大转型的阶段，但是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信息化的时代，在新闻传播学的领域里，进入“后新闻业”的时代。这个宏观层面的大背景下，对于理论研究也要与时俱进。而文化作为人们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意识的总结和反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反作用于客观存在。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应该同时也具有人文的胸怀和原创精神的理念意识。
5 结论
新闻传播理论作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之一，从另一方面来讲它也记录和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步。在新的网络时代下，它将具有更多的时代特色，更加与时俱进的来有效指引人类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保军.简析当前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的主要结构模式[J].今传媒，2009(4).
[2]尹韵公.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迈出新步伐[J].当代传播，2007(5).
[3]杨保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宏观走向[J].当代传播，2011(2).
[4]李芳.新闻理论研究的历史改革――试探中国的新闻理论沿革[J].才智，2009(28).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网络应用；网络成瘾
大学生作为承载社会高期望值的群体，心理发展尚未成熟，在互联网的星空下容易迷失自我。在竞争激烈的当代，大学生由于过度迷恋和使用网络而导致社会、心理和生理功能的损害的事例屡见不鲜。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成瘾人数急剧攀升。美国心理学者Kimbly,S,Young将这种新的心理疾病定义为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即网络成瘾综合征(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简称IAD)。为了更好地反映当前大学生对网络的认识和应用情况，为学校开展健康教育和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笔者对州某医药学院的38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随机抽取该学院2个校区5个年级的387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每个年级抽取不同院系的2个班级。
1.2研究方法
1.2.1抽样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随机抽取两个院系，然后每个院系按年级分层，每个年级以班为单位随机抽取1个班，共抽取8个班级作为整体调查对象。1.2.2调查方法统一培训调查员，在任课老师和学生干部的密切配合下对学生进行现场调查，学生自愿填写，匿名、独立答题，答题完毕当场回收有效问卷。
1.3研究内容调查问卷包括四个部分:①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级、专业、生源、父母亲的文化程度等;②上网的基本情况，包括网龄、平均每周上网频率、平均每周上网次数、上网内容、上网费用、是否有经常通宵上网等;③对上网的认知情况，包括是否觉得网络信息很重要、是否因上网而影响成绩、对上网花费的时间和精力的态度、网络成瘾情况等;④社会支持情况，包括与同学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遇到困难时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来源、参加活动情况等。
1.4测量工具
1.4.1网络成瘾量表该量表是由美国彼兹堡大学Young博士编制，参照(美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手册)(DSM-IV)赌博成瘾的鉴别标准修订而成。量表包括10个条目，分别为:①想不上网但无法控制自己;②因不能上网而感到无聊、焦虑;③期望上网时间长于目前;④上网的时间经常超出预期;⑤上网的花费不断增加;⑥过去1周内每天上网≥4h;⑦因上网而不能完成作业或逃学;⑧向家长，教师及同学隐瞒上网事实;⑨因上网与家长、老师发生冲突;⑩为了摆脱困境、抑郁、无助和焦虑而上网。量表采用“是否”评分制(0=否，1=是)。计算总分，最后得分在5分以上(包括5分)为网络成瘾。分数越高，说明成瘾程度越严重。林绚晖等在应用此量表时分析了其信度(系数为0.736)，表明该量表有较好的信度。
1.4.2测谎量表测谎量表又称L量表。该量表是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的一部分，由英国伦敦大学艾森克夫妇共同编制，由北京大学的陈仲庚修订而成。L量表是用于测定被试者的掩饰、假托和自身隐蔽情况，或者测定其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它本身代表一种稳定的人格功能。目前，此量表已在许多国家被广泛应用，获得了较确定的信度和效度。采用是否评分制，得分如高于18分，显示被试有掩饰倾向，测验结果可能失真。本次调查结果显示，L量表≥18分者2名，表明此次调查结果可信度高。
1.5统计方法采用SPSSl1.5建立数据库，并采用描述性分析矿检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将分析变量赋值见表1。
2结果
2.1一般情况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回收问卷387份，回收率为%.75%。上网者387名，占100%，其中，男168名，占43.41%，女219名，占56.58%。上网者的平均网龄为1年以内38名，占9.8%,1—3年110名，占28.4%,3—5年119名，占31.0%,5年以上119名，占30.7%。平均每次上网时间(3.0212.195)h，每次上网最长达24h。平均每周上网频率:每天都上网191名，占49.4%，每周4—6次78名，占20.2%，每周1—3次82名，占21.2%，几乎不上网36名，占9.3%。
2.2大学生网络成瘾情况387名上网者中网络成瘾者32名，占8.27%，其中，男生15名，占46.87%，女生17名，占53.1%，男、女生网络成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X2=0.170,P=0.680)。
成瘾者中大一学生2名，占6.3%，大二学生9名，占28.1%，大三学生14名，占43.8%，大四学生3名，占9.4%,大五学生4名，占12.5%，大三年级网络成瘾率高于其他年级，不同年级网络成瘾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3.831,P=0.005)。成瘾组每次上网时间平均(4.5914.209)h，最长者达24h，非成瘾组每次上网时间平均为(2.88士1.856)h，成瘾组高于非成瘾组，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283,P=0.029)。
2.3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分析
2.3.1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大学生的一般情况比较网络成瘾组与非成瘾组大学生在专业、生源地、性格、是否拥有电脑、每周上网频率、每月上网费用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在年级、学习成绩、上网地点、每次上网期间中途是否休息、有否通宵上网和父母亲对子女上网的态度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2.3.2网络成瘾组与非成瘾组的上网目的、上网内容比较在上网目的方面，网络成瘾组中因无聊而上网的占75%，非成瘾组中因无聊而上网的占44.51%，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上网内容方面，成瘾组中有28:13%浏览，非成瘾组中只有6.76%，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4网络成瘾与非成瘾大学生上网的相关因素比较以网络成瘾情况(0=未成瘾,1=成瘾)为应变量，以学习成绩、在网络中交往更安全、平等和被理解、无聊、上、关系密切的朋友个数、近一年来与谁同住、遇到急难情况时得到朋友的经济支持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帮助、其他人提供的安慰和关心等为自变量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5)。
3讨论
3.1大学生上网情况国外的研究通常采用在线调查的方式，参加间卷调查的大多是自认为有成瘾倾向的自愿者，故成瘾率较高。为减少偏倚，本次研究和国内的大多数研究一样呻〕，采用非在线随机抽样调查的方法。本次调查网络使用者比例为100%，网络成瘾者32名，占总上网人数的8.27%，其中女17名，男15名，成瘾无性别差异，提示网络使用在大学生中得到普及，网络成瘾人群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来自农村的学生与来自城镇的学生网络成瘾情况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4)，这与国内的许多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原因可能为本次调查选取的是广东省高校的学生，他们普遍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或者珠江三角洲附近，生活水平不算太低，加上学校的数字教育，使他们接触网络的机会也不断增多。
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相比，上网频率高，时间长，且一次上网期间中途不休息，也不分昼夜，虽然目前尚无法辩清“上网时间长”与“网络成瘾”谁因谁果，但上网时间延长已成为判断成瘾与否的标准之一。因上网而出现逃课或上课打磕睡的现象较明显，原因为长时间上网后的兴奋状态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学生生物钟紊乱，精力不足，最后影响学习成绩。陈新等在对某医科类大学调查后发现，网络成瘾组学生的学习成绩低于非网络成瘾组的学生，这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3.2大学生网络成瘾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发现，成瘾者上网的目的更多是因为无聊和觉得在网络中交往更安全、平等和被理解，由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人人平等，在匿名的保护下，学生可以畅所欲言，不用担心会受到什么批评或带来什么惩罚，网上交友减少了陌生和焦虑，亦无须直接面对他人，可以逃避身体外观、肢体语言、声音等实体条件，这使得他们更热衷于网络而无法自拔。在对待自己花费于网络上的时间和精力，成瘾者与非成瘾者相比表现出更多的懊悔，但却还沉溺于其中，由此表明了网络成瘾者较之非成瘾者自制力较欠缺，这正是成瘾的典型表现。成瘾者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浏览上，而Young的研究发现，成瘾者最常用的网络服务是网络聊天和网络游戏，可能是由于各国之间在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上的差异，美国人在“性”方面一直较开放，对“性”的好奇程度不如中国人强烈，提示在研究网络成瘾问题时可能存在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网络影响的多因素研究表明，在亲密朋友个数多寡方面，上网者的成瘾机会随着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个数的增多而下降，表明网络在这一方面可以弥补现实生活的空缺，上网者可以在网上自由交友，倾诉自如。
3.3采取积极措施，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大学校园是个相对自由的生活环境，大学生特有的学习机制使他们脱离了中学时的那种严格的管教环境，进人一个相对自主的广阔空间，由于受师长导向较少，加之课堂学习时间的减少，使得大学生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为他们上网提供了自主的机会和时间上的便利。大学生如果没有把握好自己的方向盘，由于分不清网络世界的好坏而极易沉酒于这一虚幻现实中。因此，大学生应该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并提高辨别能力。另外，学校亦应该多开展学术活动和更多课余活动，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指导和教育。
“互联网+”：政策缘何出台？
2015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创6年新低；2014年度经济数据中，GDP增速7.4%，更创15年来的新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凸显的现实之下，产业结构升级难的这一痼疾却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钢铁、船舶、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转型迟迟难见成效。2014年《产业蓝皮书》的开篇就直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爬坡积累的结构调整阵痛期。”①这段话隐含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瓶颈期的客观事实。
如果将目光转向国际，2009年以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德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均紧跟时代脚步，力图保持其制造业优势地位，或是倡导“制造业复兴”。它们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为实体制造业选择了互联网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它的制定者之一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将工业4.0概括为两件事：“一是万物相联；二是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②2012年，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他在2013年来中国时谈到，工业互联网就是把智能的机器、传感器和分析工具结合起来，用一种分布式和移动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
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对其他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时至2015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一种引发变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发生巨大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互联网本身，也包括中国互联网引发的国际关注。中国成为互联网新大陆重镇。2014年，新浪微博、京东、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名，目前仅次于谷歌，领先Facebook与亚马逊，处于2000亿美元以上量级。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其市值也逼近2000亿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标普资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报告中，除阿里巴巴和腾讯之外，百度和京东也处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业体量和网民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关注和国内聚焦，使得互联网未来的相关命题必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加以体现，并且这种体现应该是强有力的、宏观性的、可阐释的架构。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被分为四类：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和内部支撑类。然而这四类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信息需求、公共关系运营维护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虽高，但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够。传统行业触网的方式主要体现为O2O的商业模式的贯彻上，但是互联网对生产环节、管理环节的深度影响，几乎难寻迹象。例如，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2014)》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遭遇瓶颈，主要国家互联网与产业更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所引发的新一轮紧迫感，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与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不足的客观现实，激发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必需的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
“互联网+”：政策指向何方？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首先就需要明确互联网在政策和国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和“互联网+”的概念范畴。
互联网，一次“根本创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并且以一个全新的“动力引擎”出现和全面投入使用为标志，而后其他的工业机器或各行业在与之适配的过程中被更新或是被重新创造。曼纽尔·卡斯特在他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谈及工业革命，他认为其核心部分在于“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根本创新”。⑤他在书中引用技术史学者福布斯(R. J. Forbes)的观点：“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事实。”⑥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动力引擎”这样一个比喻——它是相当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赖以跃动的供血的心脏——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引擎就是蒸汽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引擎主要被上溯至电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追溯至信息控制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承认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说法，那么它的动力引擎，则应该是互联网。纵观几次革命的动力引擎，通常它们都既是本身可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普遍用于生产和生活，对现有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均做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变。“蒸汽机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⑦福布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无论你意愿上是否需要，互联网就在那里，你不拥抱它，它也许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替代你，毁灭你。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认识互联网在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生长中的基础设施，这种生长的潜在空间在中国尤为突出。宽带提速和移动基站的建设，是互联网普及和提速的硬件保障；服务器、通信协议、OA系统等信息安全设施的软件保障。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的发展本身就可形成巨大的经济拉动力。同时，互联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引擎，还能够与各类传统产业结合，或者说各产业不得不与互联网发生关系。媒体出版、广告营销和通信已经被互联网化：产业生态变革带来的行业规范和受众需求的全盘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金融业的互联网化走在制造业之前。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P2P人人贷、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引发传统银行的集体危机。而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则可能导向生产、管理、销售的智能化多位一体，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但是互联网的影响能力远不止于此。正如每一次工业/科技革命在改造经济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一样，互联网作为更新社会结构的潜在动力也不可小觑。互联网的发展首先变革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自微博出现以来，“舆论”成为逐步升温的热词。微博、微信等公共空间与主流媒体形成的话语场之间的对抗和张力，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而这还远远不是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作用的全部与终结。一个趋势是，它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力量。
“互联网+”，一场比特化的革命。自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各方对“互联网+”的理解有两类不同视角：一类是从互联网本身出发，多属于产业方向的中观解读；一类则是从政府和政策角度出发，从宏观面寻求“互联网+”的题中之义。这两类视角的区别实质在于行为主体范围的区别。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后一种视角，回归宏观政策。
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研究中提到，“不论美国或全世界，国家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动者，而不是车库里的企业家。”⑧这是由于国家具备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和大型市场的能力。但是，企业家绝非不重要。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在科技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证明。在国家的“发动”之外，正是“受到技术创造文化与快速个人成功之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创新”，⑨真正促成了新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
如果以政策作为我们的出发点，那么丹尼尔·贝尔在论述后工业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的框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政策之外的纷繁复杂现象的有利框架了。尽管贝尔的总体化理论颇受质疑，但是我们仍可以借用他的中轴原理来将这个问题逐层抽解。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即是经济化的社会运行模式，参与管理的现代政体的主要模式，以及实现和加强自我的愿望构成的文化样态。⑩这也是作为执政者进行国家管理时所最需要把握的三大主要方面。与这一架构相似的是，当我们走入“互联网+”这一政策时，它也拥有着自己的底层架构，这一架构由国家和政府及与之关联的大型企业主导；它具有自己的“政体”，各方参与将在政策之外广泛地拓展概念的意涵和实践的可能性；它必定会影响文化，因为它将促使社会语境发生变化。
首先，基础性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概念是模糊的，极具拓展性。一般意义上的基站建设之类的做法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同样地，当阿里巴巴用淘宝和天猫为各类商户提供平台时，它也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因为对于它的用户而言，阿里巴巴完成了“基础设施”的相似功能。有一个例子更能体现概念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妈妈致力于使用自身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打造具备电商特色的全网营销平台。这也可以被视作使用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商业机构提供基础设施的案例。
拓宽云技术的范畴，那么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存储、计算和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作云公司；同样，基础设施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被推广和包装的概念，虽然它较之前者有着更多的官方意味。这样的概念推广本身并不能创造实际价值，但是它可以提示我们，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在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PaaS(Platform-as-a-Service)和SaaS(Software-as-a-Service)的划分法中，后两者是IaaS的延伸。它提示我们，基础设施最终指向服务。这样的服务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可供用户高速接入的网络环境，例如此前的“宽带中国”战略和不断呼吁的运营商“提费降速”及其所需进行的带宽和设备铺设；第二类是IaaS所指的场外服务器、存储或其他网络云服务；第三类是数据基础设施，即健全可开放的数据资源；第四类则是让硬件和网络之间能够顺畅接通的标准接口。其中，第二类可能多由IT企业担负。政府则需要在其他三项的建设和第二类的治理上着意。
在以上四类基础设施中，软性的IaaS和数据基础设施是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精髓，也是“互联网+”政策在解决好基本的硬件问题的同时必须强化建设的一部分基础设施。二者的核心指向是云计算和大数据。这是降低整个网络社会运行成本，真正实现“互联网+”的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而由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对安全的天然要求，政府的互联网治理能力将持续接受考验。
不能忽视的是，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将带来可期的经济效益。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2065亿元，同比增长11.4%。⑪虽然增速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工业投资增速1.5个百分点，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基础设施的潜在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指数级增长：“互联网+”的黑洞效应与数字化革命。“互联网+”的两大主要对象是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互联网+”形成了一个“黑洞”，将各类行业吸入其引力范围之中，差别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当然，互联网不会席卷一切。但是在可预见范围之内，互联网作为新的动力引擎，必将与各主要行业结合，行成拉动经济成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鲜动力。
资本市场较重量级的实体经济制造业走得更早也更快。2014年，互联网对金融业全面渗透，除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之外，传统金融企业如招商基金、中国平安等也开始普遍触网，宜信等创新型的金融平台也纷至沓来。2014年年底，互联网金融的整体规模已超过10万亿，用户超4亿。“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互联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将较之传统银行，为资本的快速、高效流动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尤以P2P为例，它能整合社会闲散资金，为传统银行系统所排斥的借贷用户创造资金价值。网贷市场、基金销售市场、众筹市场等，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遍推进和居民可用资金的逐步增加，未来它们都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资本市场之外，电子商务首先为实体经济进行了一场渠道优化的革命。在此之外，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竞合已经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先兆。在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分类法中，目前轻工业即与居民生活资料相关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被高度互联网化。数字化工厂已在轻工业部门初见雏形：从迎合消费者动态需求进行用户个性化订制，到生产的全流程监控和数据统筹下的多线并举与无缝衔接，最终到产品交付给用户及其后的保养环节。轻工业部门正在压缩中间环节，实现制造的“人机和谐”。海尔的个性定制空调即是一例。这类定制服务的背后，是生产部门走向数字化的初步尝试。这里，数字化不仅仅是自动化，而是基于自动化基础之上的可编程和网络化。从单纯的自动化和嵌入式系统向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转变，正是“互联网+”政策的前进方向。汽车行业，尤以特斯拉为代表，正在向平台方向打造新型汽车。但是在能源、钢铁等重化工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的情况大量存在。这也是“互联网+”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如本节首段所称，“互联网+”的黑洞效应，将首先将更轻量级的行业和部门纳入数字化轨道。数字化的结果，是指数级运算，而不是简单的加法计算。在实体经济的范畴内，工业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工业的全方位数字化，进而打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围墙，形成新的动态网络。借用熊彼特经典的生物学比喻，“产业突变”也将由此展开。
最后，创造性破坏：个体创造力的解放与协同的不可预知性。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要支点。它所描述的是一种内生增长的力量不断打破现有规则、型构新型关系的过程。与“互联网+”政策相匹配的是国家对于创新和创业的极大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称为新常态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联网+”政策的激励之下，开放平台将为更多民众提供创造的新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个体创造力因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来越盛大的解放之中。“脸萌”、“足迹”等热门APP的出现，让“90后CEO”一度成为整个社会的“热词”。而微博上的“大V”和海量的微信公众账号正是舆论场中个体释放能量的集中体现。社交网络和言论重心的下移，为更多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和平台，正在为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的新爆发力酝酿新的空间。“互联网+”无疑将助力这一切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平台引爆的创业可能性。而在“万众”背后，协同创新的偶发事件，将可能会带来“意外惊喜”。
“互联网+”政策的核心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创新则是其精神实质和必备的社会氛围。它的主体指向和战略意义主要在于现代制造业的网络化和信息化。这也是政策需要攻坚的领域。而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方面，政府的真正角色主要是治理者和服务者。同时，在经济之外，“互联网+”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微妙变化，也是需要不断接受新挑战的未知领域。
“互联网+”：政策的潜在挑战
“互联网+”既是现实，也是趋势。然而从概念走向实践，“互联网+”作为一项政策主要需解决三大问题。并且，随着互联网化的深入，在基础设施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第一个问题是产业融合的现实难题。目前，尽管互联网来势汹汹，但是互联网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消费概念大于发展实质，赚取眼球多过实际收益。新型服务业尚在探索之中，先行被“互联网+”黑洞卷入的数字媒体和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尚处于洗牌阶段。不确定性易成为第一重现实阻碍。尤其对于重工制造业而言，国有垄断部门的长期稳定状态很难突破体制惯性，进行真正的观念转型。所以，“互联网+”政策既需要舆论造势，又亟需为舆论填充真正充实的案例内容，即可以对企业家形成刺激的有力例证。
互联网+制造业主要是两大方向，制造业利用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企业跨界投资进入制造业。前者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制度惯性之下的观念转型的不彻底性。而在观念转型之外，互联网企业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之间的资金、技术壁垒和模糊地带的话语权争夺可能是目前一大关键难题。首先，是否具有资质跨过准入门槛成为了摆在互联网企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主打垂直生态的乐视网日前宣布进军汽车行业。然而后者的资金链条和产业链环节的技术要求与单纯的互联网企业之间有巨大差别。此前锤子科技罗永浩在手机行业的尝试和挫折已能初步说明这一点。互联网企业进军传统产业多数采取了对行业内公司投资或战略合作的方式。这是现阶段稳妥的抗风险做法。但是若论互联网企业跨界颠覆行业水平，为时尚早。两种思维方式和运营模式，正在彼此碰撞，结果待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不能为传统行业带来改革。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之下，改造制造业的可能性已经初现。阿里健康进军医疗行业引发的“裁判入场比赛”的争议也可见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和渠道自觉上的先天优势。阿里健康回应争议时称自己只是药品监管电子信息的数据平台的搭建者和运营者，而不是拥有者。但是这类做平台与做生态的处理方式，已然触动了传统行业的利益。相似的情况相信不会与其他制造业门类有太过遥远的距离。2014年年底，小米与美的两者的合作，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焦点新闻。而市场对这次牵手暂不看好的声音则聚焦于其截然不同的品牌定位和小米入股美的之后二者的决策权分配问题。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的结合道阻且长，但是原始条件不足，并不意味着尝试会永远无效。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大动作”，也正频频刺激着传统制造业的神经。从长远来看，产业融合必将是一种趋势，而“互联网+”正是推进这种趋势，试图为中国制造业取得战略性的国际地位的关键一步。
第二大问题则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相对于快速前进的互联网，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将会成为“互联网+”推行和作用的一大困难。庞大的科层体系对创新的迅速转化的滞阻，以及政府职能如何、何时能从监管走向治理与服务，考验着当局的执政能力。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网+”本质上要求市场导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开放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内向纵深的。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济部门的改革，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国民经济命脉。“互联网+”的推进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将“游戏规则”统一。不能因行政高墙，庇护滞后因素，导致国家发展的消极战略后果。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制度配套建设。制度配套建设包含两个主要含义。首先是创新氛围和研发转化的激励。第二是为创新提供经济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前者要求从当下互联网带来的浮躁和焦虑气氛中跳脱出来，进入工业领域深耕细作的生命周期。后者则对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
第三个问题则要聚焦社会。每一次转型都可能出现各类新的社会问题。“互联网+”推动的社会转型并不会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饱和”的世界，人们争夺一切，包括语言。语言的背后是信息，也是知识，更是权力。掌握发声器的人越多，噪音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随着社交网络的勃兴，信息传播介质的改变，信息爆炸已经成为常态。而信息爆炸的背后，新型交往结构也在让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主体感受到去中心化和剧烈的不确定性的动荡。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试图与实际的用户建立尽可能亲密的联系，但是所有的言语行为又指向了人的身体与其交流时所处的位置的分离，这种交流的时空远距化又致使身份角色的进一步分裂成为现实。主体在表征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倍感迷茫。失稳的主体该如何在迅猛的变动中寻求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的稳定性？这种破坏性和创造性并举的潜能在当前的典型代表就是投身互联网的创客大军。但是对于政府而言，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是否会导致新的失业问题？创业潮会否成为新泡沫？
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被重点激励的对象。《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的规定更是将这种激励推向了新高度。大学生如真正选择以创业代就业，缺乏市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将成效几何？是否会形成独秀几只，炮灰累累的“惨烈”局面？
一方面对大众创业倍加鼓励，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创新却受到压制。专车之争即鲜明一例。创新的分享式经济与传统的出租行业的协同方式的利益相关者发生碰撞，社会创新名义上被倡导，实则却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随着“互联网+”政策的推进和社会创业创新氛围的高涨，社会主导的创新会日渐增多，如果不能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互联网电视牌照之殇、专车之争的此类由于创新与制度不匹配而产生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既不利于创新的推进，也无利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互联网+”：转向信息方式的改革、开放与安全的三重诉求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