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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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网络的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要弄清楚网络教育中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定义。
基于网络的个别化学习是指根据学生的不同特征进行因材施教，通过网络给出不同学习环境、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的选择，为每个学生提供最佳的教学支持，让学生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制定学习计划，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地点，从而自我获取知识，更新知识。
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是指利用计算机网络建立协作学习的环境，通过小组或团队的形式组织学生进行学习，使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在讨论、协作与交流的基础上进行协作学习。
二、网络教育中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的关系
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都是网络教育中重要的学习方式，他们都体现了网络教育以“学”为主的特点，但是他们也各有特色，相互联系。
（一）、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各具特点
个别化学习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知识，通过自己思考、探索来独立完成学习。它比较适合达到认知领域和动作技能领域中大多数层次的学习目标，如学习事实信息、掌握概念和原理、应用信息、概念和原理、形成动作技能和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个别化学习最大的特点在于学生的高度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具体表现在：学生确定自己的目标后，能够借助网上优势，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支配学习时间，从中知道了如何学习才能达到目标，也知道了如何评价自己的学习效率、测试自己的学习效果和成绩。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进度进行个别化学习，不必跟随教师统一的教学内容和进度，而且网上没有固定的学习模式，自己不主动学习，就不可能得到新知识，这样学生就由原来被动的、不得不学转变为主动的、要求去学。从而能提高学生的领会和保持水平，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而且，学生在学习中自己制定学习计划，自己掌握学习进程，自己负责学习效果，这有助于养成学生在教育活动、工作职责和个人行为等方面的良好习惯。除此之外，学生自己选择学习时间，自己确定学习地点，学习时间、空间的灵活性大，特别适应于成年的、在职的学生的主客观条件。总之，个别化学习允许程度各异的学生都能按自己的能力选择相应的学习条件，让每个学生都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学习效益。不仅能使学生掌握知识，还能使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适应每个学生的个性发展。
协作学习强调在学习过程中通过网络和计算机来支持学生之间的交互活动，这种交互活动指的是以小组形式，在师生之间、生生之间进行讨论、交流、协作，学生通过合作过程共同完成学习。相比之下，它比较适合实现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如形成态度、培养鉴赏力，形成合作精神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以及认知领域的某些高层次技能，如问题解决和决策。
协作学习最大的优势在于协作活动的参与者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学生们可以突破地域和时间上的限制，进行同伴互教、讨论交流、课外兴趣活动等协作性学习。学生、教师通过网络实现了资源共享，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在网上共同进行问题的探究探讨。教师通过网上专题讨论为各个学生提供了单独或小组讨论的机会，每个学生可以在有竞争性的讨论中，积极思考问题。学生不仅可以从自己的思考过程中获取知识，还可以从别的学生的观点中获取知识。随着信息量的增加，视野的扩大，学生也将逐步增加对知识的掌握，对社会的了解，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还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处理能力和社会交往技能。
（二）、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相互补充
个别化学习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但是也存在不足，这时可以通过协作学习来弥补。
首先，个别化学习有局限性。对单个学生来说，由于其对问题认识的广度和深度、对事物的理解能力都受到自身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特别是当他遇到巨大困难时，即使通过自身长期努力和持之以恒能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要想更快更好地学到更多的有用知识，就必须通过协作学习，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个别化学习的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学生本身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兴趣和爱好，与其他学习方式相比，学生的个性因素在个别化学习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若学生学习自觉性不高、学习兴趣不浓、学习动机不强，可能会拖延学业、降低学习效果。而协作学习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其次，个别化学习中交互性不够。若长期把它作为唯一的学习方式，可能会缺少生生、师生之间的相互作用。网络教育是建立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基础之上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生在一定学习环境中主动建构知识意义的过程，“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在个别化学习中，情境主要限于单个学生，学习过程中缺乏协作、会话。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如果缺乏交流，教师就不便于掌握学生在理解新知识时的普遍反应，学生也局限在自己的思考范围内，无法与他人沟通，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及更广阔的思路。而协作学习可以实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对“情境”、“会话”、“协作”的要求，能为学生构建更多的“情境”，这种情境是由学生和学生、学生和教师共同建构的探究学习环境，还可以通过资源解决问题，提供多种人际沟通手段，从而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中实现从简单到复杂的“意义建构”，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协作学习能诱发学生渴望成功的愿望，维持学习动机，但是在现阶段协作学习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个别化学习的补充。
首先，协作学习的前提是学生已经具有了社会文化的背景知识和从事社会活动的经验。因此协作学习的组织工作和学生的学习准备至关重要，要根据协作学习的目标与任务及其协作学习成员的个性特征创设良好的协作学习环境。而个别化学习的组织和实施就相对简单、方便些。
其次，协作学习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比较高。协作学习的主体还是学生，任何学生都要虚心向别人学习，不耻下问，对同学们的提问，要求有问必答，并要求尽可能给出正确的答案。这就要求学生要有良好的品德和良好的协作精神。对于教师来说要求则更高，教师要引导、指导学生学习，如果不注意引导、指导，就有可能造成学生过分依赖老师和其他学生，或者偏离教学目标，反而不利于学生掌握知识，特别是巩固知识。也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除此之外，还要注意不要把师生的相互作用变成了长篇累牍的独自讲授，要控制教学进度，掌握现代技术，具有更好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使小组所有成员都积极参与活动而又不至于变成无意义的闲谈。这些都是有一定难度的，遇到这些情况，就可以利用个别化学习，例如个别化学习训练系统，来加强知识的掌握、巩固效果，增强学生的独立、自主意识。
再次，当前技术还是以支持个别化学习为主。尽管计算机技术及网络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例如CSCW技术促进了基于网络的协作学习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在开发中出现了技术与理论跟不上的情况，比方说协作学习中的讨论应该是基于三维的共享空间，而现在协作学习中的讨论还是利用电子公告板，即BBS。而且，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协作学习，由于受传输速率的限制，势必会影响学生对信息资源的获取速度。因此当前网络环境中，更广泛、更常用的还是个别化学习方式，支持协作学习的技术还有待发展。
总之，网络教育中，个别化学习需要协作学习的配合，协作学习是建立在个别化学习的基础之上的，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另外，这两种学习方式之间没有十分明显的界限，例如个别化学习中可以补充协作学习的讨论交互方式，协作学习可以借鉴个别化学习中的个别辅导学习手段。
三、如何处理网络教育中二者的关系
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都是网络教育的基本学习方式，要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扬长避短。
（一）、充分发挥各自特色
在个别化学习中，要围绕学生的学习需要，仔细安排学习活动，构造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不断激励学生自觉学习，及时掌握学习进度，及时给予学生强化。在协作学习中，要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动机，发挥学生学习主体的作用，提供便捷有效的交流手段，鼓励学生之间的协作，对协作过程进行积极的引导。根据个别化学习和协作学习的特色，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在具体的网络课程、网络学习软件的设计中贯彻这一宗旨，从总体结构设计到网页设计都要充分考虑二者各自的特色，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在适当的时机使用适当的学习方式。
未来的信息网络将朝着宽带化、个人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传统的单一媒体的话音业务或数据业务已逐渐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人们希望能够通过多媒体的方式进行信息交互。这些多媒体业务包括宽带视频会议、VoD以及B-VPN等。多媒体业务的特点是对QoS要求较高，需要较高的带宽，一般都涉及多用户、多连接、多媒体。目前，实现多媒体业务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平台，一种业务的资源很难为另一种业务所共用。所有这些造成多媒体业务使用成本高，业务的灵活性较差，所以尽管宽带多媒体业务具有潜在的巨大市场，但是由于使用价格昂贵，普通用户不敢使用，造成市场拉动缺乏，限制了它的发展。
宽带智能网就是研究在以ATM为基础的宽带网络上利用智能网技术如何开发各种多媒体业务。宽带智能网不是简单地将多种业务集成，它的目的是要实现一个可编程的业务平台，实现业务的灵活加载、扩展和新业务的增加。与以往的业务提供方式不同，宽带智能网能够在一个平台上提供多种业务（宽带智能网能支持的业务如表1所示），实现不同业务之间的资源共用，这样可以有效地降低多媒体业务的运营成本，使用户更容易接受；宽带智能网使得业务的扩展更加灵活，这样能适应不断增长和变化的客户化需求。由此可见，宽带智能网能有效地解决当前宽带网络提供多媒体业务的瓶颈问题。
表1宽带智能网能支持的多媒体业务类型业务举例连接方式
会话型业务可视电话点到点
检索型业务视频点播多点到点
会议型业务视频会议远程教学远程医疗点到多点或多点到多点
消息型业务多媒体邮件点到点
分配型业务广播式电视点到多点
二、宽带智能网的体系结构
1、体系结构
如图1所示，给出IN与以ATM为骨干交换机的宽带网络综合的体系结构。
图1中，B-SSP由ATM交换机扩展而成，除了接续功能外，B-SSP上有基本的呼叫状态模型，它能向B-SCP提供详细的呼叫事件，这些呼叫事件作为DP点的形式出现。按照业务的需要，B-SCP可以在基本呼叫状态模型中设置需要上报的DP点。呼叫状态模型监视每个呼叫的状态，将触发的DP点事件上报给B-SCP，使B-SCP能够实现对整个呼叫过程的监控。
B-SCP作为业务控制点，包括SCF和SDF功能实体。B-SCP的主要功能是完成业务逻辑的执行。对于每个业务，B-SCP都有一个业务轮廓文件，用于记录业务、用户相关的信息。B-SCP可通过监测B-SSP上报的呼叫事件对B-SSP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呼叫过程的目的。业务过程中，B-SCP可以通过B-IP进一步收集用户信息，以确定业务逻辑如何进行。根据业务需要，B-SCP能在网络中寻找合适的B-IP来提供特殊资源。此外，B-SCP还能实现计费等多种功能。B-SCP通过B-INAP协议与各个实体交互信息，协调各个功能实体。
-IP有两个功能：一是与用户的交互，收集用户信息，上报给B-SCP；二是提供特殊资源，以适合不同的宽带多媒体业务。B-IP提供的特殊资源有：视频会议桥、导航菜单、协议转换器等。B-IP是在传统的智能外设基础上引入宽带的能力，包括宽带连接、多媒体应用等。在宽带环境下，B-IP功能大大增强，要求它包含一定的业务逻辑和处理能力，即在B-IP中也引入智能。
B-INAP协议建立在NO.7信令之上，通过NO.7信令传输。它主要定义了IN中各个功能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操作、参数和差错等。B-INAP支持宽带网络中新增加的能力，如多方呼叫提供，修改呼叫连接配置特征，协商连接特征，多方连接支持，第三方呼叫控制建立等。
有关UNI和NNI信令在其它文献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业务实现
在宽带智能网的体系结构下，可同时支持多种多媒体业务。视频会议是一种由多方用户参与，会议过程中使用声音、图象和文本等多种媒体的复杂业务。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业务，它的实现会为其它业务的实现有所启发。下面介绍通过宽带智能网实现视频会议业务的方法。如图2所示，B-SCP中有一个视频会议的业务轮廓文件，可对整个业务过程进行控制。B-IP作为视频会议的服务器提供视频、音频、数据的桥接功能。B-SSP负责接续，各终端通过B-SSP连接到B-IP上。会议的过程如下：
1）会议的准备阶段
每个参加者都必须主动地拨入一个预先决定了号码（包括会议标识）来建立连接。这个号码是对外公布的，参加会议各方的地位平等。参加会议的各方通过拨号连接到B-IP上，进行注册会议的声明。B-IP通过B-INAP信令上报信息给B-SCP，在B-SCP形成全局业务轮廓文件。会议业务的激活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预先设置启动会议的时间；一种是统计要求加入会议者是否到达预定的数量。当条件满足时，B-SCP按照业务逻辑命令B-SSP向已经注册的用户一个接一个地发出呼叫，会议处于进行状态。
2）会议进行过程
在会议注册以后，若会议开始，B-SCP首先发命令将B-IP上会议实例激活，B-SCP将业务轮廓文件交给B-IP，B-IP根据业务轮廓文件初始化。会议过程中，B-IP负责基本的会议功能控制，并能实现会议的高层管理，包括监视会议和记录用户等。会议结束后，B-SCP关闭会议实例。正常情况下应该由系统拆除连接，即B-SCP拆除会议连接，B-IP整理信息（如与计费相关的呼叫、连接情况）上报给B-SCP。
用IN思想实现视频会议与传统的方法不同，具有以下优势：
1）信息传输与业务控制相分离，当通信平台演进时，采用IN方式可以平滑过渡不会影响用户接口，同时使得业务控制的管理和维护更加方便。
2）IN对网络资源的动态分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
3）业务提供方式灵活，系统可以根据用户的要求和网络的变化进行调整。
4）面向公网为接入用户提供业务，网络建立后，可以在一种体系下提供多种业务，而不是为某一特定用户，特定业务所设计。
三、国内外研究动态
当前，提供基于窄带增值业务的智能网技术已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对于提供宽带多媒体业务的宽带智能网技术尚不成熟。IN与宽带网络的综合是当今电信界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此项研究刚刚起步，在国外也未形成定论，还没有成熟的产品出现。
1、IN的标准化进程
1992年ITU-T正式推出INCS1标准，定义了许多基于PSTN的智能业务；1997年ITU-T推出INCS2标准，该标准主要研究智能网的网间互连网间业务，实现智能业务的漫游。目前ITU-T正在积极研究INCS3和INCS4的标准，INCS3和INCS4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网、Internet与智能网综合方面的研究。预计1999年初推出INCS3标准，而宽带智能网作为INCS4的主要内容正在加紧研究中。
2、国外研究情况
欧洲和北美各大电信组织，都在积极开展宽带智能网的研究，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ACTS的INSIGNIA计划、以及EURESCOM的P506（或P607）计划。ETSI也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以研究智能网与宽带网络的一体化问题。
P506和P607计划的目标是从现有的IN和宽带网络的体系结构出发，研究各自如何适应对方的体系结构，最终得到一个IN和B-ISDN综合的统一功能结构。具体方法是从研究宽带视频会议、宽带广播电视、宽带VoD和宽带虚拟专用网四个业务的实现方法入手，每个业务都按需求分析、静态模型的动态模型建立过程进行研究。
INSIGNIA计划的目的是在ATM平台上实现并演示智能网与宽带ATM信令综合。INSIGNIA计划侧重于实现方面，它是采用智能网技术在欧洲跨国的宽带网试验床上实现宽带视频会议、宽带VoD和宽带虚拟专用网等多媒体业务，推出了宽带智能网的试验网。INSIGNIA计划的目标是要定义、实现、演示在ATM平台上智能网与宽带网络的信令综合，在跨越欧洲的ATM网络各国的主机平台上提供宽带业务。
3、国内研究情况
北京邮电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从1992年开始智能网的研究，于1995年底开发出严格遵照ITU-T标准的CIN01智能网系统，经过一年多的实用化工作和产品更新，CIN01已升级为CIN02，并已在网上运行，可提供基于PSTN的多种话音增值业务。进而，于1996年开始对基于CS2的移动智能网进行了研究与开发，目前，移动智能网的试验网已经在广东肇庆试运行成功，能提供包括预付费、移动VPN等多种业务，下一步工作是完善系统和加速成果的产品化进程。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的支持下，北京邮电大学于1997年启动了宽带智能网的研究。我们的试验系统是基于北京邮电大学自行研制的BTC-9500AATM交换机，对中国智能网CIN02相关功能实体SCP、IP、SDP等进行增强和改造，并研究宽带网络环境下B-INAP的定义，支持视频会议、VoD等多种多媒体业务的提供。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
1）研究宽带多媒体新业务的业务规范的统一形式化描述方法及业务流程、信令系统。
2）研究统一功能结构模型的改进与完善。
3）研究支持宽带多媒体新业务的基本呼叫状态模型。
4）研究宽带智能网下的B-SSF、B-SCF、B-SRF的功能扩展。
5）研究IN与宽带网络综合的演进途径。
四、宽带智能网的问题
作为一种新技术，宽带智能网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主要概括如下：
1.超前没有标准。ITU-T把宽带智能网放在INCS-4的研究范围，但是标准何时出台还没有期限。虽然没有标准，我们也决不能消极等待，应该积极研究宽带智能网技术，并向ITU-T提交建议草案，影响标准的制定。
2.Internet的威胁。近几年里，Internet发展势头强劲，但是Internet在近期内还不可能圆满地解决多媒体业务的QoS问题，而ATM面向连接的信元交换方式能保证多媒体业务QoS，并具有完整的信令协议，所以ATM在骨干网方面有优势。ATM的缺点是协议复杂，在实现上困难很多。为了克服协议复杂性的缺点，现在有关方面也正在提出轻型的ATM协议。
3.缺少“杀手”应用（KillerApplications）。虽然宽带智能网提供的视频会议、B-VPN等业务有一定的前景，但是由于使用价格昂贵，应用范围主要是大公司或国家机关，所以还应该开发出能为广大用户所易于接受，乐于使用的多媒体业务，这对于刺激需求、带动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4.宽带智能网仍然是通过集中的SCP提供业务，SCP成为业务提供业务的瓶颈，这可能带来可靠性以及性能等若干问题。所以如何提供一种分布的IN体系结构，对于IN的发展也很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国通信网络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既应引进、吸收和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同时也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走一条适合我国的宽带智能网发展的道路，并有所创新。我们认为：
1.中国的宽带智能网应该发展而且必须发展，利用宽带智能网提供多媒体业务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如果不抓紧研究，我们又会在这一领域落后于国外水平。现在国外也只是在作原型系统，还没有产品出现。在国外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之前，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产品，并占领相当的市场份额，以防止国外技术的垄断。
2.在研究开发过程中，还应该紧跟标准和国外重大的研发计划，保护技术上的领先。同时应密切注意新兴技术对这一领域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3.稳步发展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宽带智能网需要宽带网络基础设施的支撑，但是我国宽带网络基础薄弱，究竟将来采用什么样的技术组建宽带网络还需要论证，所以必须采取渐进的方式。因为宽带网络投入巨大，如果一拥而上，容易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五、结语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许多产业的传统营销模式开始面临着信息时代的挑战。茶叶作为中国最具悠久历史的产业，尤其是南郑县具有优质久远的种茶历史，也处在改革的边缘。近年来，以淘宝为代表的一批电子商务平台逐渐成为消费者购买茶叶的重要渠道，在此过程中也涌现出许多新兴的茶叶网络营销企业，茶叶营销必须迎合现代信息化的进步才能不断发展，唯有改革创新才能保证企业在竞争中能够存活下来。那么，企业应该怎么从容应对这些挑战将会变得尤其重要。
1.经济效益好，市场潜力大2011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这说明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网络，熟悉网络并运用网络来进行购物活动。网民目前正成为中国一个势头强劲的消费群体，并逐渐改变着中国传统的商业格局。2008年淘宝网的茶叶销售不足1亿，可到了2011年竟然达到20亿元，由此可见发展之迅速。按照行业网络购物市场交易金额占社会消费零售额的4%比例来预算“，十二五”规划茶叶消费将到达1000亿，中国的茶叶电子商务市场潜在规模将超过40亿元，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因此，茶叶网络营销目前拥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广阔的网络市场，非常适合抓住机遇创新发展。
2.新兴茶叶网络品牌个性鲜明，营销手段先进网络作为一个开放、公平的平台，进入门槛低，非常适用于年轻人创业探索。年轻人敢于冒险并且拥有技术和知识，在开拓茶叶市场的过程中占据了先机。在信息化发展的浪潮中，一大批新兴茶叶企业依靠典型的电子商务平台迅速崛起。这些新兴茶叶品牌在年轻人的带领下充分运用了网络品牌营销的各种技术，他们在营销过程中积极开发各具特色的营销手段，给予用户优质的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同时也在茶叶包装上进行了革命，使包装拥有了最新的阐释，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
3.企业规模小，销售渠道简单当前，茶叶网络营销的规模普遍较小，由于网络营销开店的门槛低，成本小，许多微小型企业进入茶叶网络营销市场，在这些微小企业中，茶农是非常突出的一部分，另外就是茶叶合作社统一经营的网店。这些网店在经营中没有中间环节，产品的销售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格，销售渠道也极其简单。
二、茶叶网络营销过程中的障碍
1.网络营销推广不足，方法陈旧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茶叶在网络营销推广中的力度非常缺乏，在国内的搜索引擎上面对茶叶企业名称搜索往往不能在前面找到答案。这充分显示了茶叶企业所做的相关网络宣传较少，营销手段太过于落后，大多数企业只是把企业名、产业名、地址电话挂在网页上，并不受消费者重视，更不能吸引消费者去购买产品。如此陈旧落后的方法非常影响茶叶在网络营销的发展。
2.体制不够完善，缺乏诚信制度在茶叶营销中，茶叶定价的高低在于茶叶品质的好坏，因此在茶叶网络营销时，消费者经常难以区分茶叶的等级，以至于许多商家以次充好，为了一己私利最终影响整个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茶叶网络营销中的体制化缺乏标准，导致商家缺乏诚信，这将直接影响到茶叶的网络销售状况。3.对网络营销认识不足如今，绝大多数实体茶叶企业都将重点放在实体市场竞争，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信息化发展下抢占网络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许多企业虽然知道开发网页来进行宣传，但这些网页只停留在表面，只是单单为了展现他们有自己的网站，并没有相关的管理和维护，更不用说通过网站来与其他企业进行竞争并且获得销量了。实体企业必须要了解占领虚拟市场的重要性，要积极培育网络人才。
三、针对南郑县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对策
1.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实现标准化服务当前南郑县茶产业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茶叶网络营销的发展中必须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具体表现在实现网络营销的数字化、标准化和规模化。企业可以根据网民对信息浏览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并根据排序进行网页整体布局，进行标准化设计。客服人员要保持对客服话题库的更新，实施积累、可持续的标准化网络服务。政府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以提高茶叶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
2.加强网络营销推广，多层次开展网络宣传近年来，汉中市各产茶大县致力于统一品牌扩大影响，但实质上各茶叶加工企业存在着在宣传上没有形成合力的问题，产品的附加值低，深加工程度也不够。针对这些问题，企业不仅要为产品的深加工和提高附加值进行创新改革，还要开展多层次的网络宣传，例如配合一些大型的网络购物平台举行促销活动，减免运费或者实施购买数量奖励。
一
“耳环”一词似出现较晚。用电脑检索《四库全书》，发现最早的用例是在五代。《旧五代史》卷八四《晋书·少帝纪四》[1]说开运三年（946）九月，张彦泽“破蕃贼于定州界……生擒蕃将四人，摘得金耳环二副进呈”。《资治通鉴》[2]卷二八五同年同条记“蕃贼”为“契丹”，可证此处虽记载了“耳环”，但戴耳环的是契丹男子，属于少数族。
那么，此时或此前汉族[3]的耳饰称什么呢？主要被称为“瑱、珥、珰”等。这些名称早期大致都指“充耳”之珠，似非耳环，也并不穿耳。例如《说文解字》云：“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4]；《尔雅翼》卷二一曰：“珰，音当，充耳珠也”[5]、《集韵》卷三“珰，充耳也”[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上在解释“卷耳”时说：“如妇人耳中珰，今谓之耳珰”[7]。到后来，出现了穿耳的珰，但那是学的蛮夷[8]，并没有流行起来。所以虽然汉刘熙《释名》释“珰”为“穿耳施珠”，但此后的字书如上引《尔雅翼》、《集韵》等仍释“珰”为“充耳珠”。
从理论上推测，唐朝的汉族，不论男女，可能都不应戴耳环。因为“穿耳”与儒家的理念相悖。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9]。自儒家独尊的地位持续数百年后，唐朝以“孝”治国。唐玄宗曾亲自为《孝经》作注，颁布全国，被称为《御注孝经》从而流行于世。儒家的思想[10]加上皇帝的权威，相信这一要求或曰规则会约束当时人的行为方式。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强调，首先从唐代的思想、礼俗环境考虑，一般的唐人[11]是不戴耳环的。
现在我们看实际情况。查唐代文献，有关唐人戴耳环的记载几乎不见。大概到了晚唐五代，才有类似“耳坠金镮”[12]的词语出现。而这与上述五代时“耳环”一词的出现大致同步，不能视为唐朝的一般情况。进一步，我们特别查看了唐代的类书。我们知道，类书虽有种种不同的用途，但多以“博”为基础。查阅类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判断事物的流行与否。
唐代有三大类书完整存世。我们先看唐初的《艺文类聚》。此书由欧阳询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艺文类聚》[13]有“衣冠”“服饰”部，但在“服饰部下”“头饰”门中只列了“步摇”“钗”和“梳枇”三类，没有提耳饰。《初学记》[14]是徐坚等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官修类书，虽有二十三部，但因“博不及《艺文类聚》”[15]，只有“器物”不设“服饰”，因此也没有提到耳饰。《白氏六帖事类集》[16]是白居易撰于中唐的一部类书。书中头饰类列了“梳篦”而以“钗”附。查其“梳篦”类，除“梳、钗”外，还列了“名珰”、“玉珥”二条，记魏太祖和齐威王时事。后来宋代的孔传续此书，作《白孔六帖》[17]，在此“梳篦（钗附）”类中补充了十三条唐事，但均为“钗”，没有耳饰。甚至沿至宋人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虽单立了“珰珥”一类，但所记均为唐以前事[18]。如果唐人戴耳环的话，为何在类书以及其他史料中没有反映呢？可见一般唐人是不戴耳环的。
我们再看文物考古资料。从传世的唐画和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看，虽然绘有大量人物包括帝王皇族、后宫侍女、朝廷贵人、平民百姓，但几乎找不到有戴耳环的形象。出土文物中有耳环、耳坠，但很少，且大多都是出土位置和墓主人身份族属不明。例如1988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工地唐墓曾出土一件漂亮的耳坠[19]，但耳坠的出土位置以及墓主人的情况均不明。而且从耳坠装饰中的联珠纹看，很像是一件外来器物。
最近，我翻查了《考古》与《文物》杂志近十年（1995至2004年）公布的唐代墓葬情况，结果如下：
《文物》十年来公布了唐代墓葬共53座，其中包括明确记载或可判断为女性（合葬或独葬）的墓19座，未盗或未扰乱的墓20座。所出墓葬地域涵盖河南、北京、陕西、辽宁、山西、甘肃、四川。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辽宁朝阳双塔唐M1号墓主人“头部随葬泥质陶壶1件，玛瑙珠1件，铜钗4枚，头下有蚌饰1件……左手处发现铜戒指2枚，右手3枚”；M2号墓主人“头部随葬银钗1枚，口中发现银琀1件，头部左侧随葬铁剪刀1把，左肘部发现铜环1件”[20]，但没有耳环出土。山西大同南关唐M4号墓“死者为女性，仰身直肢”，头部随葬有铜钗、铜镜、贝器；M9号墓为夫妻合葬，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钗[21]，均无耳环出土。
《考古》十年来共公布了唐代墓葬50座，其中含女性的10座，未盗或未扰乱的29座，地域涵盖河南、广西、陕西、江苏、新疆、四川、山东、湖南、安徽、福建、河北、广东，没有发现一件耳环或耳坠。其中河南偃师杏园村唐YD1902号墓“骨架一具，比较完整……人骨左手握一玉石猪和一素面抛光小银盒，右手握一金戒指和一长条形玉石器，口中含一枚玻璃珠”；YD5036郑洵墓为夫妻合葬墓，其中“西侧棺内有蛤形鎏金银粉盒，似为女性”[22]，均无耳环出土。湖南郴州竹叶冲唐墓“随葬物多置于头部，其中瓷奁盒内装有滑石盒2件，粉扑子、铜勺、木篦、蚌壳各1件”[23]，没有耳环。河北邢台95QDM1号唐墓是夫妻合葬墓，其中“女性头骨旁随葬有铜镜、钗各1件”；95QDM3亦为夫妻合葬墓，“女性颈部有铜镜、钗各1件”[24]，均无耳环或耳坠随葬。
由上可知，文物中有关耳环的情况与文献记载的情况是相一致的。这样，我们就从文献与文物两方面证明了唐代的一般人不戴耳环或耳坠。
但是唐代的一些少数族或外国人则戴耳环或耳坠，并且明确是“穿耳”而戴。这种“穿耳”的习俗因不符合唐人习俗，因此被特别记录下来。例如《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蛮西南蛮》“婆利国”条记其国“人皆黑色，穿耳附珰”[25]。“婆利国”人是“昆仑”人之一种，而“昆仑”人大都戴耳环。唐代诗人张籍在其诗作《昆仑儿》中就描画他们是“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拳不裹头”[26]。又，《通典》[27]卷一八八《边防四南蛮下》记“林邑”国是“男女皆……穿耳贯小镮”；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记“天竺”国“丈夫翦发，穿耳垂珰”。
由上可知，唐代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外国人穿耳戴耳环，且不论男女。但是显然，这些“穿耳戴耳环”的习俗没有影响一般唐人。唐人一直将此习俗视为外国习俗，也就同时把耳环视为外国器物、把戴耳环者视为少数族或外国人的显著特征。敦煌文书P.3986V号有题名为“玄宗题梵书”的诗作，诗中将中外僧人相比，有“支那弟子无言语，穿耳胡僧笑点头”的句子[28]，就是将戴耳环者视为外国人特征的一个最好例子。
二
关于这一点或还有一个旁证。
以上我们说从墓室壁画中不见唐人戴耳环的形象，但是在寺院壁画或塑像中，有的菩萨、天王、力士像等却戴耳环。这种佛教造像戴耳环与否的现象，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研究。目前我们只提出天王造像来略作探讨。
关于天王造像，研究论著甚多，最近的成果是李凇的系列研究如《略论中国早期天王图像及其西方来源》、《龙门石窟唐代天王造像考察》等[29]。但这些研究均未涉及天王戴耳环问题。不过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宗教特别是佛教艺术、中外文化艺术比较交流、民族民俗、考古文物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以下所述只能是最简单的线索或想法而已。
大致说来，唐代的天王像可分为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和四大天王像两个系列[30]。前者可能与中国传统的墓室守护者或门神相互影响[31]，带有比较浓厚的中国味道，因此二尊一组的护卫天王像基本上不戴耳环。例如敦煌莫高窟盛唐第46窟西壁龛北侧天王像[32]，不戴头盔，亦不戴耳环；盛唐第194窟西壁龛内南侧天王像，不戴头盔，北侧天王像戴头盔，均不戴耳环（图一、图二）[33]。四川广元千佛崖盛唐第22窟左右二天王，均不戴耳环[34]；巴中永宁寺盛唐第2号龛左右二天王，一戴盔一不戴，均不戴耳环[35]等等[36]。
但是四大天王像不同，似乎其中的少数族或外国即“胡味”更浓一些。由于毗沙门天王的资料较多，我们就以他作为四大天王的代表[37]来谈。按毗沙门天王像在印度佛教艺术中是否戴耳环，不是很清楚，但在经由中亚传入我国的途中，就戴有耳环了。前面说过，唐代史籍中记载“穿耳垂环”的主要是南方的外国人，其实中亚人很多也“穿耳垂环”。我们看塔吉克斯坦出土的七世纪的供养人像，男女均戴耳环[38]。于阗人也戴耳环。敦煌莫高窟五代98窟东壁南侧于阗国王供养像[39]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毗沙门天王的故乡据说就在于阗[40]，因此当地人让毗沙门天王戴上耳环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起码在西北地区，例如我们在敦煌壁画中看到的毗沙门天王像，均戴耳环。比如敦煌莫高窟中唐第154窟南壁西侧天王像，有题记为“毗沙门天王”，像戴耳环（图三）[41]；晚唐12窟前室西壁北侧托塔天王像戴耳环（图四）[42]；五代100窟窟顶西北多闻天（即毗沙门天王的意译）像，也戴耳环（图五）[43]。特别是后者，除多闻天王外，其他三个天王都戴耳环。四大天王戴耳环，一直持续到后代。现在我们在寺院中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基本都是“胡形”，而且都戴耳环了。
这一事例告诉我们，唐人确乎将“耳环”视为外国器物，将戴耳环者视为“胡人”。中国味道浓的神一般不戴耳环，而像四大天王那样戴着耳环的，一定是威力更奇异、“胡味”更重的神了[44]。这样看来，天王戴耳环与否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在第一节中得出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版。
[2]中华书局点校本，1956年版。
[3]此处所谓“汉族”指唐代史料所称“华夷”中的华人，下同。
[4]《说文解字》，中华书局影印本，1963年版。
[5]宋罗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年，下同。
[6]宋丁度修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吴陆机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刘熙《释名》卷四云：“穿耳施珠曰珰。此本出于蛮夷所为也。蛮夷妇女轻浮好走，故以此珰锤之也。今中国人效之耳”。参见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4年版。
[9]《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标点本，1999年版。
[10]北宋吕希哲在《吕氏杂记》卷上说：“近世儒者……有戒妇人不穿耳者”（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见即使在妇人戴耳环较多的宋代，有些儒者也反对穿耳。但同样尊儒，为何宋代戴耳环的较多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或许与辽、西夏人戴耳环（且男女都戴）习俗的影响有关？
[11]此处所谓“一般唐人”主要指唐代的汉族。下同。
[12]后蜀欧阳炯《南乡子》，参《全唐五代词》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参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2年新1版。
[14]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
[15]《四库全书总目》语。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五，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16]《唐代四大类书》本，清华大学出版社影印，2003年版。
[1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18]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卷七一八。而且所引《释名》，特意将“穿耳施珠曰珰”一句删掉，值得注意。
[19]《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5期封二。
[20]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朝阳双塔区唐墓》，《文物》1997年第11期。
[2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关唐墓》，《文物》2001年第7期。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市杏园村唐墓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2期。
[23]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叶冲唐墓》，《考古》2000年第5期。
[24]邢台市文物管理处：《河北邢台市唐墓的清理》，《考古》2004年第5期。
[25]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
[26]《张司业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93年。
[27]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版。
[28]《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2月。
[29]均收入其论文集《长安艺术与宗教文明》，中华书局，2002年12月。
[30]李凇说：“戎装四天王与二天王成为中国佛教艺术中两种最主要的天王形式”，参其论文集127页。
[31]李凇书127页。
[3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8月，图149。
[33]《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3月，图42、47。
[34]《中国石窟雕塑全集》八《四川、重庆》，《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编委会，重庆出版社，2000年8月，图37。
[35]同上，图56、57。
[36]有一例外是龙门石窟奉先寺北壁的托塔天王像，戴有耳坠（《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龙门文物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系编，文物出版社，1992年12月，图128）。但因此天王“托塔”，可能和下面要提到的毗沙门天王有关，即受到了毗沙门天王造像的影响，因此与一般的二尊一组的天王像稍有区别。但这尚需继续探讨。
[37]关于毗纱门天王像的研究，可参看北进一《毗沙門天像の變遷》，载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小学馆，1999年3月。
[38]田边胜美、前田耕作编《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图223。
[39]《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1987年9月，图13。
[40]《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中华书局，1985年版。
[41]《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99。
[42]《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图162。
论文摘要：网络在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众多的网络道德问题，由于监督的弱化，需要加强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确立网络道德规范、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加强网络社会个体的道德修养，是促进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主要手段。在网络社会个体道德自律的建设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某些方面尤其是道德修养方法可以提供借鉴，发挥作用。
一、确立网络道德规范
网络道德规范是他律性的，但是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却离不开网络道德规范，因为“强调道德自律，必须以规范、制度、法律等硬性约束手段为基础和必要条件。”没有道德规范人们便无所适从，所以必须首先确立网络道德规范，使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有章可循。
(一)网络道德规范的建立途径
网络道德规范的建立有三个途径。1．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外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网络发展早且普及面广，其网络道德研究亦早于我国，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借鉴为我所用。2．整合传统伦理资源，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儒家伦理作为一种伦理文化，其伦理精神在漫长的时间里已深入中国人的头脑之中，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整合传统的伦理资源可以使网络道德更具亲和力，更易为人们接受。3．紧密结合现实情况，在实践中建立。规范要具有可行性，这就要求规范的制定要紧密结合人们的利益、需要、人们的道德素质及现实的道德问题，通过道德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网络道德规范。
(二)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的两点特征
1．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层次性
有层次的道德规范才能既照顾到绝大多数人又保持其先进性。现实社会中人们的道德素质参差不齐，既有道德高尚大公无私的人，也有自私自利的人，所以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广泛性与先进性的层次区分。
首先是网络道德的“底线伦理”规范。即网络活动中网络道德主体需遵循的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其基本原则可概括为《论语》中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否定意义上要求人们不作违反道德之事，不伤害别人。西方国家的相关规定可以利用。如美国布鲁克林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著名的计算机十戒：(1)不可使用电脑伤害别人；(2)不可干扰他人在电脑上的工作；(3)不可偷看他人的文件；(4)不可利用电脑偷窃财务；(5)不可拷贝或使用未付款的软件；(6)未经授权，不可使用他人电脑资源；(8)不可侵占他人的智慧成果；(9)设计程序之前，先衡量其对社会的影响；(10)用电脑时必须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与体谅。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指出6种不道德的网络行为：(1)有意地造成网络交通混乱或擅自闯入网络及其连接的系统；(2)商业性的或欺骗性的利用大学计算机资源；(3)盗窃资料，设备或智力成果；(4)未经许可接近他人文件；(5)在公共用户场所做出引起混乱或造成破坏的行动；(6)伪造电子信息。这些规范是人们在网络活动中需遵循的最起码的规范。其次是较高要求的网络道德规范。其基本原则用儒家伦理可概括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从消极意义上对人的规范，要求人们不做违反道德的事，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从积极意义上让人求善，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如，在网络活动中应严于律己、有强烈的责任感、乐于助人、积极维护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做到尽己为人等。这些较高要求的道德规范的倡导可以为人们提升自己的道德素质提供努力的方向、目标，符合人们的道德理性的要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2．网络道德规范应具有针对性
可以根据人们的职业特点、人群特点确立相应的网络道德规范。网络已在各行业、职业、人群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各行业、人群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所以不同的行业、人群应制定不同的网络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规范具有针对性，使得人们便于遵守。
首先，应确立职业网络道德规范。如IT行业网络道德规范、教师网络道德规范、军人网络道德规范等。这些行业中由于其职业的不同其网络道德要求也不同，应制定相应的网络道德规范，更好地为人们的网络行为提供指导。其次，确立各种不同人群的网络道德规范，如青少年网络道德规范。因为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不同人群中网络道德问题的突出点各不相同，针对这些不同，制定相应的道德规范，会更具有效性。在这方面我国已取得一些成果。如颁布了《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针对全国的青少年提出：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这些网络道德规范对青少年来说极具针对性与有效性，将取得良好的效果。
二、加强网络道德教育
(一)网络道德教育的目标
首先，提高网络个体的分辨能力。网络世界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其中的许多信息是虚假的、有害的，这些信息可能对网络主体造成误导、伤害。网络主体尤其是占网络主体很大比例的青少年，缺乏分辨能力，极易受到伤害。在网络道德教育中需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引导，逐步提高网络主体的分辨能力，自我保护的能力。其次，提高网络个体的集体意识。目前网络社会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个人主义的盛行，将自我作为网络的中心，不顾别人的利益与感受。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提倡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要正确处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关系。网络社会要想健康发展也需要秩序、需要其成员具有集体意识。个人主义的泛滥必然导致无秩序，最终的结果是网络主体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证，所以网络道德教育需要提高网络主体的集体意识，遏制个人主义的泛滥，维护网络社会的正常发展。再次，提高网络个体的责任意识。网络由于其虚拟性的特点，使得监督弱化，其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责任意识的淡薄。责任意识的淡薄使得有些网络主体对自己的言行造成的后果缺乏责任意识，于是网络中产生了大量的脏话、不良图片等信息垃圾。网络道德教育有必要提高网络主体的责任意识，从而净化网络空间。最后。提高网络个体的诚信意识。网络中的信任危机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网络中的谎言、欺骗使人深恶痛绝，极大地损害了网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网络的功能的发挥。网络的良性发展需要网络个体讲究诚信，保持真诚的心态，共同维护网络的形象。网络道德教育重要目标便是要提高人们的诚信意识，为提高网络的可信度做出贡献。
(二)网络道德教育的手段、途径
网络道德教育可采取多种措施，需要社会、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首先，各级各类计算机教育培训机构在教学过程中，应将网络道德知识作为重要的内容，使受教育者不但学到计算机知识而且学习到相应的道德规范。在考试制度上。可以将网络道德知识也作为考试内容，这样可以使学生重视网络道德知识的学习。其次，社会应利用多种手段大力宣传网络道德知识，使其深入人心。可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公益广告等方式进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尤其在人们上网集中场所加大宣传力度，如在网吧等场所张贴宣传布告。再次，在家庭中父母应加强对子女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网络道德教育，使其明辨是非，了解网络道德要求。
三、加强网络个体的道德修养
(一)内省
“内省”的方法实际上相当于今天的自我批评自我检讨。通过批评检讨不断为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可以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正如孟子所说的“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1J首先，“内省”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道德活动中，对自己的言行要有所考虑，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使自己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并且在行为后回过头来，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是否有错误，并要求网络主体勇于改正错误。孔子说：“过则勿惮改”有了错误，要勇于改正。内省的目的在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使之得到改正。其结果还是要落实到改过上来。其次，“内省”实际上强调从我做起，严于律己，对人宽对己严。网络中的行为是一种交互性的行为，是双向互动的交流。在交流中不能总是要求别人如何，而自己却不去做，这样的后果使交往无法继续下去。若是律己宽人，多看自己的缺点不足，就有利于交往的进行。
(二)慎独
在网络社会中“慎独”比在现实社会更为重要。现实社会也讲“慎独”，但现实社会中人们受到更多的监督，独处的机会也不如网络社会多。网络社会由于其开放性、隐匿性的特点，人们往往感受不到监督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慎独”尤其显得重要。《礼记?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强调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仅不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而且更加注意坚持自己的道德信念，做到和有人监督时一样，杜绝不道德的思想发生，可以真正确立起自己的道德良心，提高自己的道德自律能力。
首先，“慎独”要求网络道德主体道德修养是“为己”而不是“为人”。孔子强调“为己之学”，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的意思是指进行道德修养是为了真正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不装腔作势，而是踏踏实实地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为人”，即进行道德修养仅仅是装装样子做给别人看。其次，“慎独”要求网络道德主体在道德修养中注重“小节”。在网络道德修养过程中网络主体常常重视“大过”，忽视了“小节”，认为“慎独”就是不犯“大过”，小节无足轻重。于是乎在网络上骂骂人，滥交朋友，偷看他人文件盛行。网络主体进行道德修养要注意小节，因为小节不断，可能导致大过的出现，量变的结果是质变，小节与大过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对待小节的态度最能体现出网络主体的道德素质。再次，慎独时要注意克己。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克己不是指后来理学家讲的“灭人欲”，而是指约束自己的言行使之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在网络这个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充满了各种文化、价值观念，形形的诱惑比比皆是，独立面对这些诱惑，难免或产生理性与感性冲动的矛盾，这时就要求网络主体约束自己，用理性战胜感性冲动。
(三)力行
网络活动中，网络主体只有通过实践，运用道德知识，抑制不良行为，才能使道德知识真正转化为自律性的道德准则。孔子提倡“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行”是道德修养的关键，通过“行”，道德知识得到应用、道德信念得到加强、道德意志得到磨练、道德习惯得以养成，并最终提高网络道德主体的道德素质。
首先，“力行”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活动中进行“换位思考”，即站在别人的立场角度来思考问题，多替别人想一想。用这种方法反复践行可以提高网络主体的道德修养，对解决许多网络道德问题有所帮助。其次，“力行”要求网络主体在网络活动中做到“爱人”。“爱人”在儒家那里是指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这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相通的。网络建设、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采取法律、技术措施来防范，但对数量众多的网民来说，根本的方法是培养仁者爱人的观念，尊重他人的权利、尊严、隐私，他人有困难时热心的关怀、帮助他人。正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仁爱精神的发扬有利于优化网络道德环境，使网络充满温情。
四、网络社会道德自律建设的保障
作为语言文学学科的语文，在其教学中需要遵循它的内在规律，而大量阅读则是适应这种规律的具体表现。一个人若是语文水平不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阅读太少，阅读贫乏者，一定是语言贫乏和思想贫乏之人。承载阅读内容的媒介对阅读活动有着重要影响，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手机阅读步入“”时代，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电子书已深深植根大学生活，大学生传统的纸媒阅读习惯逐渐被移动化、数字化的手机阅读取代。当大学生徜徉于移动互联网这个信息的海洋，发生着随时随地的阅读行为，其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社会关系不断承受冲击之时，肩负人文素质培养及母语能力提升重任的大学语文必须思变。
二、移动互联网给大学语文教育带来诸多挑战
1.网络的及时便捷冲击了传统教学形式。
20世纪末互联网进入中国时，师生拘泥于课堂的传统教学形式就开始经受冲击，移动互联网的诞生，让这一矛盾格外尖锐。移动互联时代，信息随身携带，无处不在，轻触屏幕，世界尽在眼前。毋庸置疑，移动互联网必将也正在颠覆传统教育，这对凭借一本教材、一块黑板、一根粉笔、一张嘴进行教学活动的传统语文教育构成了巨大冲击。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会，课堂上学生们喜欢埋头玩弄手机，大多数是利用手机在进行阅读，这是学生在主动学习，也是对传统课堂的无声反抗。但在我国，大多高校的语文课依旧采取传统授课方式，教师讲学生听，讲者声嘶力竭，听者昏昏欲睡，教学效果也就饱受诟病。是学生群体性地不爱学习？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是我们的教育方式偏离了学生的期待视野，没有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甚至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2.碎片化阅读造成学生学习浅思考。
碎片化阅读的主要表现就是，阅读的时间不具有连续性，而这种阅读模式往往存在于手机和电脑阅读之中，以及或是长的内容被拆散后，通过零碎时间进行阅读的一种方式。手持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或是课后休息时间来进行不间断阅读，以及习惯性的刷新微博已是一种风尚。根据大学生的上述阅读偏好，目前出版界也在探索“微博图书”的构建了。碎片化阅读虽有快捷、及时、交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等优点，但大量挤占了大学生深度阅读的时间，使之习惯于通过搜索、提问或者交互来形成对碎片化知识的习得，而逐渐丧失了阅读经典和具有哲理性文字的耐心，这种满足于浅尝辄止，一知半解，也就难以建构起他们科学、系统的知识体系，也将阻碍他们思维能力的提升和思辨能力的形成。正如研究阅读的权威专家、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说：“我们并非只由阅读的内容影响，我们也被阅读的方式所定义。”她认为，网络所倡导的将“丰富”与“时效性”置于首位的新阅读方式，已经削弱了我们进行深度阅读的能力。
3.多元文化语境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疏离。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异彩纷呈，也相互碰撞，几乎任何国家都存在着多元文化。对此，中国也同样存在。特别是在当前的诸多文化撞击中，各类型的流行文化又不断侵蚀着传统的价值观和人格精神，这是当下中国特有的文化镜像。作为全球性的传播媒介，移动互联网极大地扩展了文化传播的场所与范围，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汇、交锋与交融，也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群体的文化视野和价值取向。多元文化给当代大学生提供了多向度的价值选择空间，开阔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容，促使他们形成开放包容和求异创新的思维方式，但与此同时，不同文化的差异、矛盾甚至冲突，增加了他们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难度，影响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的优良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大学生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当他们疏离传统文化，无异于在割舍其生存的根基与灵魂。
三、大学语文教学积极应对挑战的策略探究
对教育而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灾难。“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大学语文教育若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则是福音，否则将是灾难。
1.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走向开放是大学教育的大势所趋。放眼世界，适应这一趋势的新型网络公开课大放异彩。自2001麻省理工学院率先启动网络课件开放工程，逐步将该校全部课程资料在网上公布，让全世界任一角落里的任一网络使用者都可免费取用，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众多名校纷纷跟进。2011年国内知名网站上，一批由耶鲁、哈佛、牛津等名校名师讲授的视频课引起网民，尤其是大学生的热捧。建设开放课程在全球已呈燎原之势。在语文教育领域，我们应该构建和利用网络教学平台，丰富网络教学资源，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2013年6月，首批通过“爱课程”网向社会大众免费开放的120门中国大学资源共享课中，就有南开大学的《大学语文》。笔者认为，尽管这是一门建设得非常好的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网站不仅有全程教学录像，而且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但未必适合全国2000多万大学生学习使用，尤其是高职院校和成人高校的大学生。《大学语文》是一门公共基础课，受众面广，且教学内容极其丰富，各高校一方面要向学生推荐优秀的网络教学资源，同时要开发各具特色的网络教学平台，将真正的精品资源呈现给学习者，而绝不能提供次品、残品或废品。
2.培养深度阅读能力。
阅读是意义的建构过程，这一符合语言学科教学规律的认识意味着，需要增强大学生文本阅读的深度，唯有这样才能在“干中学”的学习效应下提升他们的文学修养和语文应用能力。反观当前大学生的阅读习惯，所谓的互动性、趣味性阅读已导致他们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火星文”。众所周知，浅文本往往导致浅阅读，有张力的文本才可能带来深度阅读。在异彩纷呈的移动互联网世界里，语文教师要帮助学生遴选高质量、有深度的阅读文本，选择严谨而深刻的文本信息。再者，在进行深度阅读时还需要激发起大学生的参与意识和探究意识，大学生需要在文本的语言、内涵、审美张力产生相应的应力。可以这样说，“潜心会文本”和“多维度交流”是深度阅读最突出的特征；另外，随着阅读活动的展开所发生的理解、迁移、创造等主观能动性活动又是深度阅读的功能定位。为此，教师在其中应扮演着引导、组织、互动的角色。通过对这些角色的扮演，来引导学生参与到文本信息的思考中来，并组织学生之间形成思维的碰撞，并最终在相互互动中增强学生的文学感悟和应用能力。再者，教师还应充分挖掘切实可行的教学形式，利用原始文本材料来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概括力、思辨力等，以及借助类比和对比性分析与鉴赏等作业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深度感悟和转化应用。
3.发挥文化教育功能。
1．1物联网技术在借还书自助服务中的应用在物联网中应用了射频识别系统，该系统能够辅助借阅者自助借书、还书。这样的服务方式就实现了自助效果，大大节省了读者借还书的时间，读者借还书过程中完全实现了智能化和自动化，只要借阅者把自己所需要的图书放置在借阅感应器之上，物联网技术系统中的射频识别系统就会自动识别出该书的信息。图书馆使用了物联网技术还可以开展为预借的书提供帮助模块，该模块的具体应用为在读者放取借书证以后，能够帮助读者把他们想要借到的书籍提取出来，这种方式实现了24小时不间断服务［8］。
1．2物联网技术在图书馆库存清点中的应用在传统图书馆图书管理中，清点库存，会需要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等，甚至还需要闭馆，这种库存清点方式对各个方面造成的不良影响都非常大。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只需要对书架上的书进行扫描就可以获得书的数量信息，操作方式简便，这种方式不但没有影响图书馆的正常工作，而且还提高了库存清点的准确性。通过射频识别系统，书的具体信息都会传入到图书馆的数据库当中，在数据库中就可以对这些信息整理分析，从而确定馆中图书状况，对于借阅和归还的数据信息还可以进行对比，并形成一定的统计数据，最重要的是，物联网技术系统可以实现多个平台同时进行库存清点，甚至还支持离线工作，这就大大提高了图书馆图书管理的智能化。
2物联网关键技术及未来发展
2．1感知、识别技术该技术是对实际世界内容进行感知的基础，感知技术所依靠的是一种传感器，在该传感器的作用下，能够对其范围内物体的信息进行整合。识别技术的代表为RFID技术，该技术是一种现代技术的集合，包括通信技术、数据技术等。当前，该技术主要是以高频与低频为主，超高频技术正在发展中，尚未成为主流技术，但是，在未来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中，该技术是主要方向。和过去的条形码标签比起来，这种标签是有特定的元件和芯片组成的，每个标签都有独一无二的电子编码。该技术的应用，对于智能图书馆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审计产生的动因
首先，审计机构的自身利益驱动，促使了它不断地进行创新。根据经济学原理，一个企业的发展是以利润最大化原则去运作经营，作为中介服务的审计同样如此。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不外乎通过增加服务收入，减少成本费用等方式来实现。在网络时代，随着客户服务偏好的转向，越来越需要提供实时化、个性化的服务，这就促使了审计机构向在线实时服务为主的方向发展，充分利用网络的低成本性、快捷性、跨越时空性等优势。因此审计机构会渐渐地建立起以网络为依托的审计新模式，从而更有效的服务于社会经济。
其次，随着信息高科技的飞速发展，Intranet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电子商务模式在企业中的广泛运用，越来越使信息的处理和传递突破了时空的界限，电子商务不仅提供了集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于一体的商务交易模式，而且处处体现出其快捷、方便、高效率、高效益的显著特征，同时也带来了经济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革。审计作为中介服务的一部分，将直接受到其服务对象交易模式的影响，企业采用了新的电子商务模式，产生了新的运作机制，势必需要产生一种新的监督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市场的正常运作，体现其公平性，这一历史重任必将推动着审计进行创新，从而为网络审计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
再次，网络经济是跨越时空的经济。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它的特征之一，对于每个提供审计服务的机构而言，网络经济给它带来了机遇，使它能摆脱传统地域观念的束缚，开拓新的审计领域，同时网络经济也给它带来了挑战，全球审计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使竞争更趋激烈，只有在竞争中寻求合作，才能更好的参与竞争，保持优势。因此在这种环境下势必会培育出一种新型的市场运作机制，这也是网络审计所必需的。
最后，由于审计与会计的血缘性，使它的发展受到会计制度和实务创新的影响。随着企业局域网的建立和完善，会计的无纸化，电子化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诸如网络财务、网上远程会计等新概念的提出。进一步要求与之适应的网上监督机制的建立，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网络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鉴于上述不同的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审计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只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它的产生符合网络经济的需要，目前我们讨论网络审计将具有前瞻性意义。
二、网络审计的概念
网络审计这一全新概念的推出，必将在网络经济社会中成为审计工作中最为时髦的管理运作理念，那么，什么是“网络审计”呢？它与传统桌面审计有何区别呢？它将如何有效地实施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将影响对网络审计概念的界定，应该说当今世界上对网络审计还只存在于理论研究，对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一般来说，网络审计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网络审计指借助电子计算机的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联网技术，以磁性介质作为主要载体来存储数据以便于用网络来处理、传送、查阅这些数据，使审计工作与计算机网络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提高审计的现代化水平。而广义的网络审计是指在网络环境下，借助大容量的信息数据库，并运用专业的审计软件对共享资源和授权资源进行实时、在线的个性化审计服务。为了对网络审计有个整体的了解，在此，本文统称其为“网络审计”，不加区分。下面笔者将从技术层面、管理系统、法制环境等方面来构筑网络审计的架构，以展示新型审计模式的初步框架。
三、网络审计的架构设想
(一)网络审计的技术支持
在网络经济时代里，电子商务的普及，虚拟企业的不断涌现，使得企业的运作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作为对企业经营进行监控的审计机构，同样需要建立起适应自身业务系统的集硬件平台、软件平台、网络平台和数据平台于一体的网络化操作平台，并对数据进行仓库式管理和挖掘分析。下图初步展示了网络审计的整体结构：
1.网络审计信息系统的运作
网络审计信息系统的结构是构建于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Internet／Intranet等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旨在满足客户的信息需求，其运行机制如下：
(1)将经济事项信息通过Internet、EDI或者虚拟专用网传递到并保存在信息数据库中，这些信息包括财务信息，也包括非财务信息。
(2)通过交互式报告生成器，实现信息系统与客户和外界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交流。
第一，登录授权，该功能是确认使用者的身份真伪和权限层次，以便提供不同程度的信息；
第二，报告框架，报告框架是审计机构提供信息项目的一个基本结构，为了方便客户和其他信息使用者的比较，在报告的基本部分应统一格式，而在扩展部分则可根据客户的需要灵活选择所需报告格式，制作出个性化的审计报告形式。
第三，以模块化的审计处理程序为中心，联结报告生成器和信息数据库，并对授权数据信息进行处理。在模块化的审计处理程序中存放了各种可供选择使用的审计处理软件，能提供使用不同的计量属性、计量单位、确认基础等多元化的审计处理程序，它是审计软件的组成部分，是数据信息处理的中枢，是网络审计的关键技术所在。
2.网络安全技术和机制的建立
网络审计作为一种网络化运营模式而存在，与其他行业的电子商务交易模式一样，同样需要对网络的安全性进行实时监控和维护，这也是网络审计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必要技术基础。对于网络安全，首先必须具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通信网络，以保证数据信息安全、快速传递；其次，要求对数据库服务器有绝对的控制权，禁止未授权客户和黑客的闯入、盗窃和破坏数据信息。网络审计不管从审计软件和数据库等方面都要利用安全技术，并建立起一套安全机制，以保障网络审计的安全。对于安全机制，主要包括接入管理、安全监视和安全恢复等三方面，首先对于接入管理，主要处理好身份鉴别（身份真伪和权限）和接入控制，以控制信息资源的使用；其次是安全监视，主要功能有安全报警设置、安全报警报告以及检查跟踪；最后是安全恢复，主要是及时恢复因网络故障而丢失的信息。对于安全技术而言，主要可以应用防火墙、数据认证、数据加密等技术；另外还可以将不断开发出的新型安全技术及时应用于网络审计中，如将隧道技术充分地运用于虚拟专用网（VPN）等。因此在安全的网络技术和安全机制的控制下，网络审计的产生和发展从技术层面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网络审计的管理系统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审计机构主要进行两方面的管理，即审计的质量控制管理和审计的网络风险管理。首先是审计质量控制的管理，审计质量是审计职业生存和发展的源泉，没有良好的质量控制体系作保障，审计职业将无法赢得社会的信任，质量控制还是保障审计准则得到遵守和落实的重要手段，因此，审计的质量控制管理是其他管理的基础，在管理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审计工作的其他各个方面，因此在网络审计中首先必须加强审计质量的控制管理；其次，要进行网络风险管理，这是网络审计特有的管理机制，出于网络风险的特殊性，本文将另起一部分进行详细论述。
(三)网络审计的风险与防范管理
随着网络审计的产生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环境下的风险，与传统审计风险相对应，网络审计风险指的是审计人员利用网络技术对有关信息系统进行审计后发表不恰当的意见的可能性。
1.网络审计的新型审计风险
(1)篡改数据，不留审计线索。在网络环境中，数据的电子化并以磁介质为主要存储载体，这为舞弊者或攻击者对原始数据进行非法修改和删除，且不留篡改痕迹成为可能，这将无法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给审计监督带来了风险。
(2)信息丢失。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运行间的断电和死机等故障；二是计算机病毒破坏；三是人为的毁损。
(3)黑客侵入和数据失窃。计算机黑客为了获取重要的商业秘密、数据资源，经常用IP地址欺骗攻击网络系统。黑客伪装为源自内部主机的一个外部站点，利用一定的技术进入目标系统窃取或破坏数据。
(4)职责分离不恰当引起内控失灵。在网络环境下，如果对数据维护、系统管理和数据输入、数据核对确认等岗位不作适当的分离，就会有人利用网络的弱点故意修改数据、舞弊或窃取秘密信息从中捞取利益。
2.网络审计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为了有效地降低网络审计风险，就必须采取相应的防范和控制措施，具体表现为：
(1)应用审计软件，对相关网络系统进行实时跟踪。首先对被审计单位的网络系统进行评价，并利用专用的审计对比软件，将存放于数据库不同地址的同一种数据进行自动比较，以形成相应的记录文件，并对有差异的文件数据进行详细审查；其次对被审计单位的自动检测数据库软件和恢复软件进行审查和评价；再次要对被审计单位的异常贸易，通过网络进行预警提示，以降低审计风险。
(2)建立审计服务信息库。审计人员可将被审计单位的有关信息，通过网络建立一个完善的大容量的信息库，这些信息包括被审计单位的背景资料，最新动态和一些以前审计的档案信息，以便以后开展审计时查阅和运用，这样将可大大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同时也相应地降低了审计的风险。
(3)加强对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进行审计。在网络中运行，信息的安全性即可靠性和保密性构成了审计的风险防范和控制的重点。首先对网络系统职责分离情况进行审查，遵循的原则仍为不相容职责必须分离，但侧重对数据的输入、输出，软件开发和维护及系统程序修改或管理等之间的关系处理进行审查；其次对被审计单位网络结构进行分析与评价，以确认防范黑客侵入的能力；再次对被审计单位的系统容错处理机制，安全管理体制和安全保密技术等作深入的了解，以评价其系统安全性的等级，从而有效地控制审计风险。
(四)网络审计的法律环境
由于网络时代社会的信息化加大了社会的不确定性，著名的摩尔定律所蕴涵的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由于法律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共识，它在规范社会经济的运作，控制社会的不确定性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优势。因此，在网络经济中法律的重要性将更为凸现。作为一个经济服务领域，审计首先要充分利用和维护已有的适应于自己的法律体系，作为维系共同利益的法律屏障，这些法律主要包括刑法、民法和商法等；其次，审计服务由于要处处体现其独立性，从而存在其自身的特征，因此迫切需要一套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法律来规范，这就需要建立起规范网络审计的审计准则。就新的审计准则而言，必须做到既有独创的一面，又有沿袭传统的一面，说它独创性的一面，主要表现在规范审计企业的网络信息系统为中心的一整套制度以及电子版本的业务约定书、管理层说明书、审计报告等电子文件的合法化，这些制度具有浓厚的网络特色，这与传统审计准则具有明显的区别；由于网络审计在审计独立性、客观公正以及审计的职业道德等方面仍然类似于传统审计，并且有时还离不开实地审计的参与，所以在规范类似审计方面可以适当的沿袭仍适用的传统审计准则。基于上述网络审计法律环境的建立，网络审计的运作将更加规范，更有保障。
“互联网+”：政策缘何出台？
2015年4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0%，创6年新低；2014年度经济数据中，GDP增速7.4%，更创15年来的新低。在宏观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凸显的现实之下，产业结构升级难的这一痼疾却仍未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钢铁、船舶、光伏等产能过剩行业转型迟迟难见成效。2014年《产业蓝皮书》的开篇就直指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处于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品、低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逐步弱化，中高端技能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正在爬坡积累的结构调整阵痛期。”①这段话隐含着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之后，产业结构升级仍处于瓶颈期的客观事实。
如果将目光转向国际，2009年以来，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德国、美国等主要国家均紧跟时代脚步，力图保持其制造业优势地位，或是倡导“制造业复兴”。它们所提出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战略，为实体制造业选择了互联网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2011年，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它的制定者之一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将工业4.0概括为两件事：“一是万物相联；二是物理世界与虚拟世界融合。”②2012年，通用电气董事长伊梅尔特提出“工业互联网”概念。他在2013年来中国时谈到，工业互联网就是把智能的机器、传感器和分析工具结合起来，用一种分布式和移动的方式来达成这一目标。
互联网的发展和互联网对其他生产和生活领域的渗透呈现了指数级增长的特点。时至2015年，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已经从一个新鲜事物变成了一种引发变化浪潮的强力催化剂。发生巨大改变的不仅仅是全球互联网本身，也包括中国互联网引发的国际关注。中国成为互联网新大陆重镇。2014年，新浪微博、京东、阿里巴巴等均赴美上市。尤其是阿里巴巴在纳斯达克上市之后，其市值位列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名，目前仅次于谷歌，领先Facebook与亚马逊，处于2000亿美元以上量级。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其市值也逼近2000亿美元。在阿里巴巴上市同月，标普资本IQ(S&P Capital IQ)公布的报告中，除阿里巴巴和腾讯之外，百度和京东也处于全球互联网公司市值排名前十位。④同时，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5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117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7.9%，较2013年底提升了2.1%。如此的企业体量和网民规模，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关注和国内聚焦，使得互联网未来的相关命题必须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加以体现，并且这种体现应该是强有力的、宏观性的、可阐释的架构。
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中，企业对互联网的应用被分为四类：沟通类、信息类、商务服务类和内部支撑类。然而这四类应用主要集中在企业的信息需求、公共关系运营维护需求和人事需求上。信息化基础设施普及程度虽高，但是在应用的深度和可拓展性上尚不足够。传统行业触网的方式主要体现为O2O的商业模式的贯彻上，但是互联网对生产环节、管理环节的深度影响，几乎难寻迹象。例如，以家电业为例，《中国家电企业互联网转型报告(2014)》指出：“中国拥有6.32亿互联网用户，这催生了充满活力的科技行业、繁荣的社交网络和世界最大的电子零售(面向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市场。但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消费端，各个重要行业都没有跨越向线上转型的早期阶段。事实上，大约一半中国中小企业才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采购、销售和营销等活动。这意味着最激烈的变化还没有到来。”由此可见，宏观经济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遭遇瓶颈，主要国家互联网与产业更新的国家战略的出台所引发的新一轮紧迫感，中国互联网的体量与地位的倒逼，以及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深度渗透不足的客观现实，激发了“互联网+”作为一种必需的政策出台的整个过程。
“互联网+”：政策指向何方？
当我们谈及“互联网+”，首先就需要明确互联网在政策和国家战略中所处的位置和“互联网+”的概念范畴。
互联网，一次“根本创新”。每一次工业革命都需要并且以一个全新的“动力引擎”出现和全面投入使用为标志，而后其他的工业机器或各行业在与之适配的过程中被更新或是被重新创造。曼纽尔·卡斯特在他著名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谈及工业革命，他认为其核心部分在于“能源生产与分配的根本创新”。⑤他在书中引用技术史学者福布斯(R. J. Forbes)的观点：“蒸汽机的发明是工业革命的核心事实。”⑥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动力引擎”这样一个比喻——它是相当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赖以跃动的供血的心脏——那么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动力引擎就是蒸汽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引擎主要被上溯至电力；第三次科技革命则追溯至信息控制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承认第四次科技革命的说法，那么它的动力引擎，则应该是互联网。纵观几次革命的动力引擎，通常它们都既是本身可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同时又普遍用于生产和生活，对现有生产工具和生活方式均做出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改变。“蒸汽机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⑦福布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今日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力量可以在任何需要它的地方，依照所需要的力量创造出来。无论你意愿上是否需要，互联网就在那里，你不拥抱它，它也许就会创造出新的东西，替代你，毁灭你。
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认识互联网在国家政策和发展战略中所处的地位。首先，互联网作为一种高速生长中的基础设施，这种生长的潜在空间在中国尤为突出。宽带提速和移动基站的建设，是互联网普及和提速的硬件保障；服务器、通信协议、OA系统等信息安全设施的软件保障。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的发展本身就可形成巨大的经济拉动力。同时，互联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引擎，还能够与各类传统产业结合，或者说各产业不得不与互联网发生关系。媒体出版、广告营销和通信已经被互联网化：产业生态变革带来的行业规范和受众需求的全盘改变，极大地影响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方式。金融业的互联网化走在制造业之前。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P2P人人贷、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引发传统银行的集体危机。而互联网与制造业的结合则可能导向生产、管理、销售的智能化多位一体，即信息物理融合系统。
但是互联网的影响能力远不止于此。正如每一次工业/科技革命在改造经济的同时，也改造了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一样，互联网作为更新社会结构的潜在动力也不可小觑。互联网的发展首先变革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自微博出现以来，“舆论”成为逐步升温的热词。微博、微信等公共空间与主流媒体形成的话语场之间的对抗和张力，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重要范式。而这还远远不是互联网对社会结构的作用的全部与终结。一个趋势是，它在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力量。
“互联网+”，一场比特化的革命。自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互联网+”以来，各方对“互联网+”的理解有两类不同视角：一类是从互联网本身出发，多属于产业方向的中观解读；一类则是从政府和政策角度出发，从宏观面寻求“互联网+”的题中之义。这两类视角的区别实质在于行为主体范围的区别。笔者在本文中采取后一种视角，回归宏观政策。
卡斯特在他对信息技术革命的研究中提到，“不论美国或全世界，国家才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动者，而不是车库里的企业家。”⑧这是由于国家具备发展大型研究计划和大型市场的能力。但是，企业家绝非不重要。创新氛围和企业家在科技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已经在历史上无数次被证明。在国家的“发动”之外，正是“受到技术创造文化与快速个人成功之角色模型刺激的分散化创新”，⑨真正促成了新的信息技术的蓬勃兴起。
如果以政策作为我们的出发点，那么丹尼尔·贝尔在论述后工业社会时所采用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的框架，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认知政策之外的纷繁复杂现象的有利框架了。尽管贝尔的总体化理论颇受质疑，但是我们仍可以借用他的中轴原理来将这个问题逐层抽解。换句话说，所谓的社会结构—政体—文化，即是经济化的社会运行模式，参与管理的现代政体的主要模式，以及实现和加强自我的愿望构成的文化样态。⑩这也是作为执政者进行国家管理时所最需要把握的三大主要方面。与这一架构相似的是，当我们走入“互联网+”这一政策时，它也拥有着自己的底层架构，这一架构由国家和政府及与之关联的大型企业主导；它具有自己的“政体”，各方参与将在政策之外广泛地拓展概念的意涵和实践的可能性；它必定会影响文化，因为它将促使社会语境发生变化。
首先，基础性建设：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概念是模糊的，极具拓展性。一般意义上的基站建设之类的做法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同样地，当阿里巴巴用淘宝和天猫为各类商户提供平台时，它也可以被称作基础设施，因为对于它的用户而言，阿里巴巴完成了“基础设施”的相似功能。有一个例子更能体现概念的模糊性和开放性。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妈妈致力于使用自身的数据和数据分析服务，打造具备电商特色的全网营销平台。这也可以被视作使用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商业机构提供基础设施的案例。
拓宽云技术的范畴，那么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存储、计算和开发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作云公司；同样，基础设施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被推广和包装的概念，虽然它较之前者有着更多的官方意味。这样的概念推广本身并不能创造实际价值，但是它可以提示我们，当我们谈论“互联网+”时，作为基础设施的互联网，其核心究竟是什么。
在IaaS(Infrastructure-as-a-Service)，PaaS(Platform-as-a-Service)和SaaS(Software-as-a-Service)的划分法中，后两者是IaaS的延伸。它提示我们，基础设施最终指向服务。这样的服务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可供用户高速接入的网络环境，例如此前的“宽带中国”战略和不断呼吁的运营商“提费降速”及其所需进行的带宽和设备铺设；第二类是IaaS所指的场外服务器、存储或其他网络云服务；第三类是数据基础设施，即健全可开放的数据资源；第四类则是让硬件和网络之间能够顺畅接通的标准接口。其中，第二类可能多由IT企业担负。政府则需要在其他三项的建设和第二类的治理上着意。
在以上四类基础设施中，软性的IaaS和数据基础设施是互联网作为基础设施的精髓，也是“互联网+”政策在解决好基本的硬件问题的同时必须强化建设的一部分基础设施。二者的核心指向是云计算和大数据。这是降低整个网络社会运行成本，真正实现“互联网+”的政策有效性的根本所在。而由于云计算和大数据对安全的天然要求，政府的互联网治理能力将持续接受考验。
不能忽视的是，进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将带来可期的经济效益。2014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12065亿元，同比增长11.4%。⑪虽然增速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工业投资增速1.5个百分点，但是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上，基础设施的潜在作用才是重中之重。
其次，指数级增长：“互联网+”的黑洞效应与数字化革命。“互联网+”的两大主要对象是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互联网+”形成了一个“黑洞”，将各类行业吸入其引力范围之中，差别只是时间和程度问题。当然，互联网不会席卷一切。但是在可预见范围之内，互联网作为新的动力引擎，必将与各主要行业结合，行成拉动经济成长、优化产业结构的新鲜动力。
资本市场较重量级的实体经济制造业走得更早也更快。2014年，互联网对金融业全面渗透，除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进军金融领域之外，传统金融企业如招商基金、中国平安等也开始普遍触网，宜信等创新型的金融平台也纷至沓来。2014年年底，互联网金融的整体规模已超过10万亿，用户超4亿。“互联网+”金融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互联网与资本市场的结合，将较之传统银行，为资本的快速、高效流动在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尤以P2P为例，它能整合社会闲散资金，为传统银行系统所排斥的借贷用户创造资金价值。网贷市场、基金销售市场、众筹市场等，仍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互联网的普遍推进和居民可用资金的逐步增加，未来它们都具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资本市场之外，电子商务首先为实体经济进行了一场渠道优化的革命。在此之外，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的竞合已经带来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先兆。在轻工业和重化工业的分类法中，目前轻工业即与居民生活资料相关的生产和流通环节已被高度互联网化。数字化工厂已在轻工业部门初见雏形：从迎合消费者动态需求进行用户个性化订制，到生产的全流程监控和数据统筹下的多线并举与无缝衔接，最终到产品交付给用户及其后的保养环节。轻工业部门正在压缩中间环节，实现制造的“人机和谐”。海尔的个性定制空调即是一例。这类定制服务的背后，是生产部门走向数字化的初步尝试。这里，数字化不仅仅是自动化，而是基于自动化基础之上的可编程和网络化。从单纯的自动化和嵌入式系统向信息物理融合系统的转变，正是“互联网+”政策的前进方向。汽车行业，尤以特斯拉为代表，正在向平台方向打造新型汽车。但是在能源、钢铁等重化工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产能过剩、盲目投资的情况大量存在。这也是“互联网+”政策在推进过程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
如本节首段所称，“互联网+”的黑洞效应，将首先将更轻量级的行业和部门纳入数字化轨道。数字化的结果，是指数级运算，而不是简单的加法计算。在实体经济的范畴内，工业互联网的实质就是工业的全方位数字化，进而打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围墙，形成新的动态网络。借用熊彼特经典的生物学比喻，“产业突变”也将由此展开。
最后，创造性破坏：个体创造力的解放与协同的不可预知性。创造性破坏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重要支点。它所描述的是一种内生增长的力量不断打破现有规则、型构新型关系的过程。与“互联网+”政策相匹配的是国家对于创新和创业的极大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称为新常态之下的新引擎。在“互联网+”政策的激励之下，开放平台将为更多民众提供创造的新机会。这种机会，可能是商业的，也可能是社会的。但是无论是哪一种，个体创造力因为工具的可接近性正在走向越来越盛大的解放之中。“脸萌”、“足迹”等热门APP的出现，让“90后CEO”一度成为整个社会的“热词”。而微博上的“大V”和海量的微信公众账号正是舆论场中个体释放能量的集中体现。社交网络和言论重心的下移，为更多人提供了自我展示的机会和平台，正在为创造新型的社会关系和产业的新爆发力酝酿新的空间。“互联网+”无疑将助力这一切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开放平台引爆的创业可能性。而在“万众”背后，协同创新的偶发事件，将可能会带来“意外惊喜”。
“互联网+”政策的核心在于云计算与大数据。创新则是其精神实质和必备的社会氛围。它的主体指向和战略意义主要在于现代制造业的网络化和信息化。这也是政策需要攻坚的领域。而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方面，政府的真正角色主要是治理者和服务者。同时，在经济之外，“互联网+”可能造成的社会和文化的微妙变化，也是需要不断接受新挑战的未知领域。
“互联网+”：政策的潜在挑战
“互联网+”既是现实，也是趋势。然而从概念走向实践，“互联网+”作为一项政策主要需解决三大问题。并且，随着互联网化的深入，在基础设施完善和健全的基础上，经济制度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
第一个问题是产业融合的现实难题。目前，尽管互联网来势汹汹，但是互联网化仍处于初级阶段。这意味着消费概念大于发展实质，赚取眼球多过实际收益。新型服务业尚在探索之中，先行被“互联网+”黑洞卷入的数字媒体和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尚处于洗牌阶段。不确定性易成为第一重现实阻碍。尤其对于重工制造业而言，国有垄断部门的长期稳定状态很难突破体制惯性，进行真正的观念转型。所以，“互联网+”政策既需要舆论造势，又亟需为舆论填充真正充实的案例内容，即可以对企业家形成刺激的有力例证。
互联网+制造业主要是两大方向，制造业利用互联网，或者是互联网企业跨界投资进入制造业。前者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制度惯性之下的观念转型的不彻底性。而在观念转型之外，互联网企业与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之间的资金、技术壁垒和模糊地带的话语权争夺可能是目前一大关键难题。首先，是否具有资质跨过准入门槛成为了摆在互联网企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主打垂直生态的乐视网日前宣布进军汽车行业。然而后者的资金链条和产业链环节的技术要求与单纯的互联网企业之间有巨大差别。此前锤子科技罗永浩在手机行业的尝试和挫折已能初步说明这一点。互联网企业进军传统产业多数采取了对行业内公司投资或战略合作的方式。这是现阶段稳妥的抗风险做法。但是若论互联网企业跨界颠覆行业水平，为时尚早。两种思维方式和运营模式，正在彼此碰撞，结果待明。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企业不能为传统行业带来改革。在移动互联网的环境之下，改造制造业的可能性已经初现。阿里健康进军医疗行业引发的“裁判入场比赛”的争议也可见互联网企业在数据和渠道自觉上的先天优势。阿里健康回应争议时称自己只是药品监管电子信息的数据平台的搭建者和运营者，而不是拥有者。但是这类做平台与做生态的处理方式，已然触动了传统行业的利益。相似的情况相信不会与其他制造业门类有太过遥远的距离。2014年年底，小米与美的两者的合作，成为中国家电行业的焦点新闻。而市场对这次牵手暂不看好的声音则聚焦于其截然不同的品牌定位和小米入股美的之后二者的决策权分配问题。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业的结合道阻且长，但是原始条件不足，并不意味着尝试会永远无效。这些互联网企业的“大动作”，也正频频刺激着传统制造业的神经。从长远来看，产业融合必将是一种趋势，而“互联网+”正是推进这种趋势，试图为中国制造业取得战略性的国际地位的关键一步。
第二大问题则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相对于快速前进的互联网，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将会成为“互联网+”推行和作用的一大困难。庞大的科层体系对创新的迅速转化的滞阻，以及政府职能如何、何时能从监管走向治理与服务，考验着当局的执政能力。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特征，“互联网+”本质上要求市场导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开放不仅是对外的，也是内向纵深的。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行政垄断的经济部门的改革，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这些部门中，相当一部分被称作国民经济命脉。“互联网+”的推进并不等于私有化，而是将“游戏规则”统一。不能因行政高墙，庇护滞后因素，导致国家发展的消极战略后果。另一大挑战则来自制度配套建设。制度配套建设包含两个主要含义。首先是创新氛围和研发转化的激励。第二是为创新提供经济和法律的制度支持。前者要求从当下互联网带来的浮躁和焦虑气氛中跳脱出来，进入工业领域深耕细作的生命周期。后者则对金融体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要求。
第三个问题则要聚焦社会。每一次转型都可能出现各类新的社会问题。“互联网+”推动的社会转型并不会例外。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饱和”的世界，人们争夺一切，包括语言。语言的背后是信息，也是知识，更是权力。掌握发声器的人越多，噪音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随着社交网络的勃兴，信息传播介质的改变，信息爆炸已经成为常态。而信息爆炸的背后，新型交往结构也在让互联网语境之下的主体感受到去中心化和剧烈的不确定性的动荡。所有的商业行为都试图与实际的用户建立尽可能亲密的联系，但是所有的言语行为又指向了人的身体与其交流时所处的位置的分离，这种交流的时空远距化又致使身份角色的进一步分裂成为现实。主体在表征的不确定性的危机中倍感迷茫。失稳的主体该如何在迅猛的变动中寻求生存的安全感和发展的稳定性？这种破坏性和创造性并举的潜能在当前的典型代表就是投身互联网的创客大军。但是对于政府而言，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同时是否会导致新的失业问题？创业潮会否成为新泡沫？
其中，大学生群体成为被重点激励的对象。《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允许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的规定更是将这种激励推向了新高度。大学生如真正选择以创业代就业，缺乏市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将成效几何？是否会形成独秀几只，炮灰累累的“惨烈”局面？
一方面对大众创业倍加鼓励，但是另一方面社会创新却受到压制。专车之争即鲜明一例。创新的分享式经济与传统的出租行业的协同方式的利益相关者发生碰撞，社会创新名义上被倡导，实则却在现实利益面前败下阵来。随着“互联网+”政策的推进和社会创业创新氛围的高涨，社会主导的创新会日渐增多，如果不能处理好政府监管与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类似互联网电视牌照之殇、专车之争的此类由于创新与制度不匹配而产生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既不利于创新的推进，也无利于全社会的共同福祉。
“互联网+”：转向信息方式的改革、开放与安全的三重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