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4:50
导语：在社会学习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中国的劳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是劳资关系类型的多元化。与我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状况相适应，我国的劳资关系有国有经济的劳资关系、集体经济的劳资关系、混合经济的劳资关系、私营经济的劳资关系等多种类型。二是在众多劳资关系类型中，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成为主要焦点。私营企业部门是问题突出的两大部门之一。
2目前私营企业较为普遍地存在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
从三年劳动争议的发展情况看，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乡村集体企业、机关社团、事业单位的案件数和劳动者当事人数都保持基本稳定，而民营企业的争议案和当事人数都大幅增长，其中私营企业案件数增长最快2002年为2000年的2．22倍。可见，正确处理私营企业劳资关系意义重大。共生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是不同的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劳资关系作为劳方与资方基于各自的生存和发展所建立的一种关系，是种共生关系。受胡守钧教授社会共生论及劳资共生论的启发，对劳资关系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2互补性与互斥性是劳资关系的两大属性
劳资关系既有互斥性又有互补性。首先劳资关系具有互斥性。假定参与生产的各种要素不限在这样的前提下，价值和成本也是不变的，由此可推导出工资(x)与利润(y)的总和也是不变的：x+y=k(常量)。可见，x增加，y必减少，反之亦然。所以劳资双方利益互相排斥。其次，劳资关系又具有互补性，因为只有劳动力与资本相结合才能生产价值。无论工人还是老板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彼此合作。
3劳资关系按照两大要素——资源与约束条件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劳资关系是一种以劳方、资方为主体，资源为纽带，政府等三方机构为约束条件，以合作与冲突为现象的社会共生关系。对于劳方而言，资源主要指工资及一切与劳动有关的报酬以及社会资本，对于资方而占资源主要指利润及员工为企业带来的社会资本。约束条件主要指劳资双方共同遵守的共生规范，如法律、道德、政府政策等。对于约束条件的具体分类，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证标准SA8000(第四章会有专门论述)，它包含了9个方面的内容：童工、强迫劳动、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这些内容集中体现了对企业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薪酬、工会权利等的具体责任。以劳方获取的资源及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为分类条件，按照资源与约束条件的多少，劳资关系可以分成四类：
1、福利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同时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更舒适，我把这种关系称为福利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遵纪守法，且企业责任感很强，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福利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垄断型企业(如电信)、政府、大型现代化私营企业(如本文所调查M公司)、一些世界500强公司(如强生、陶氏)、新兴高新技术公司(如google)
2、利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获得的资源更多，但由于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少使得劳方的工作条件不怎么舒适，由于在这种关系中劳方主要为了报酬而选择与资方共生，因此我把这种关系成为利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一般是处于求大于供的状况，劳动力拥有一定的稀缺能力或资源；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利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一些对工作时间要求严格的公司(如投行、咨询公司、四大、软件公司等)
3、保障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但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多使得工作条件比较舒适，劳动者比较看重这类工作有保障，因此我把这类报酬少但工作较舒适的劳资关系称作保障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但是资方遵纪守法，具有较高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等方面担负起了很高的责任。
3)保障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大多数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工作强度不高的外资企业。
4、剥削型劳资关系
1)与其他劳动者相比，劳方多的资源较少，同时资方受到的约束条件也很少，使得工作条件也不舒适，我把这类劳方待遇不好、工作条件不好的劳资关系称为剥削型劳资关系。
2)该关系主体要素特点：劳动力市场是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力并不拥有稀缺能力或资源，因此获得的报酬不高；同时资方缺乏很强的企业责任感，在工作环境、工作强度、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工会权利中的某一或某几方面担负的责任不够。
3)剥削型劳资关系集中的单位：很多中小型私营企业、一些小型外资企业。总的来说，剥削型劳资关系属于单向度共生，利益型劳资关系及保障型劳资关系都属于偏正共生，福利型劳资关系属于均衡共生。
4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
由于整个共生系统由资源及约束条件构成，因此资源与约束条件是影响劳资关系的主要因素，资源和约束条件的优劣必然影响劳资关系的优劣。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假设。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劳动换取报酬，资方通过支付报酬雇用劳动从而获得利润，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这些资源的多少都将直接影响到劳资双方关系的和谐度。若一方很少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另一方面，劳动者与资方的雇用关系必须在世界公认的约束条件的规定之下。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多，标准越高，则劳资关系越好，资方遵守的约束条件越少，标准越低，必将引起矛盾甚至冲突。以上是从理论上对该命题所做的论证，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资源与约束条件哪个影响更大，约束条件中究竟又有哪些因素影响更大?
5斗争和妥协是劳资共生的方式
这里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共生论所认为的共生方式——斗争与妥协的互动。那在中国的私营企业中，究竟劳方更愿意斗争呢还是妥协呢？这里我认为是：
1、在私营企业中，劳方更倾向于妥协的方式。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隐忍、坚强的民族，这造就了国民的个性更偏向于忍耐与坚持。因此我认为劳方更倾向于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劳资冲突。
2、职位的高低影响着劳方对斗争及妥协方式的选择。职位越高的员工由于对占有着一定的资源，与资方关系近，可能会偏向于斗争的应对措施，而职位较低的员工由于缺乏对资源的占有，与资方关系远，可能会偏向于妥协的应对措施。
3、在私营企业中，员工通过工会进行斗争的积极性并不高。
〔关键词〕信息素养；社会文化；现象描述分析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6]Bruce C.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Blackwood，Australia：Auslib，1997.
1．个体功能
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是指成人教育在社会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等方面起到的作用和功效，成人教育的个体功能主要表现在促进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以人为本是学习化社会的基础和核心，它提倡的是个体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成人教育能够促进个体个性化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1）有利于个体差异性的发展。成人教育注重因材施教，针对个体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开展因人而异的教育，同时，由于成人教育具有丰富性，所以能够根据个体的兴趣进行自主选择式教育，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能力。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成人主体能力的发展。主体能力是指主体认识世界和改造外部对象的能力，成人能够通过参加多样的课程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由此可见成人教育是实现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保障。成人教育能够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和生命品质。首先，在成人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可以提高个体的谋生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与学习化社会相融合。如农民工可以通过参加成人教育的课程获得非农技术，提高谋生能力和谋生手段，从而促进社会流动。其次，构建学习化社会能够满足成人更多的精神需求，提高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学习能够使人们获得心理和精神上的极大满足，能够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所以，成人教育是提高人们生存能力和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和支撑。
2．社会功能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教育所具有的促进社会发展的功效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形成，从而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和行政能力。通过改善政府人员自身的知识结构，使其成为爱学习、终生学习的知识性工作人员，同时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通过对其思维能力、意志力等方面的培养，从根本上提高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
（2）成人教育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只有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成人教育灵活的教育方法扩大了受教育的规模，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同时，学习化社会背景下的成人教育主张终生教育，这种理念使劳动者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和进步，从而保证了人力资本自身的可持续性，其人才结构的稳定性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成人教育有利于促进文化的传递和更新。由于成人教育不仅涉及科技知识，还涉及文学、艺术等，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交流。
二、结束语
摘 要：社会科学研究以人类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过程与人直接相关，这种使得社会科学研究受到了许多的伦理限制，它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得到尽可能客观的研究成果，达到促进人类社会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伦理原则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研究内容的复杂性、研究中伦理的限制等原因，面临着许多不可避免的困境。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问题：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应该坚持哪些伦理原则。
一、造成社会科学研究伦理限制的原因
首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是人的社会，它的起点和核心都是人，没有人的社会也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也是‘研究人的学问’。”[1]人是有思想、有情感的动物，任何个体都会因为对外在事物的需要而产生相应的动机，并且人具有主观能动性，是一类对研究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的一系列变化，如参与研究的意愿、对待研究的态度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对人们的行为、态度、意愿等的观察、测量都是一种相对量、是一种“程度事物”，其程度取决于研究者给研究对象带来的影响。其次，人的行为和人类社会现象都具有复杂性。一方面，人的行为既会受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从原始社会至今，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虽然有很多共通之处，如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至今仍然为现代社会所推崇，但是每种社会现象都与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状相联系，有着各自社会特有的特点，这就使得社会科学研究难以进行精确的解释与预测。
基于上述两个原因，社会科学研究就经常会面临科学研究需要与伦理原则之间的矛盾。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由“人”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研究者不能为了研究而人为制造研究所需要的社会现象，这样做既违背了伦理道德，也达不到真正的研究目的。例如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单亲家庭小孩的生活现状、学业成绩、社会行为等，不顾伦理道德，人为地将他们与其父或母分离。这样的行为，即使最终制造了类似的社会现象，也只可能是一种“假象”不可能得出科学研究真正想要的研究结果。出现这样的矛盾时，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以伦理原则为先，以事实为先，以科研需要为后。
二、坚持伦理原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伦理原则是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以人为本，社会科学研究要做到以人为本，达到促进个人、社会发展的研究目的，就必须要遵守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坚持一定的伦理原则。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是社会科学研究顺利进行的保障，另一方面，坚持伦理原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实际体现。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都需要人的参与，如果在研究过程中违背了伦理原则，势必会打击参与者继续参与研究、为研究提供帮助的积极性。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它总是要求参与者自愿提供无偿的帮助，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伦理原则，保护参与者的积极性对保障社会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尤为重要。同时，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最终要有利于个人、社会的发展，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过程本身就应该始终遵循这一点，才能体现其研究目的。一个从一开始就违背了伦理原则的科学研究，如何能够让人相信它的研究目的是向善的？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不能为了得到研究成果给参与者、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初衷。而坚持伦理原则，以此规范研究者的研究行为，正是社会科学研究促进个人、社会发展这个最终目的的实际体现。
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中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
（一）自愿参与原则
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因此不少研究参与者在选择参与之前都会有许多顾虑、犹豫，尽管如此研究者也必须确认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自愿参与包括不强迫和不限制两个方面的意思。不强迫是指参与者应是在充分了解的情况，没有顾虑、主动自愿地参与到社会科学研究当中，而不是研究者通过蒙骗、强制等手段迫使参与者的合作。不限制是指在研究过程中，参与者因某种原因要求退出，这对科学研究无疑是不利的。但研究者不能因为考虑研究的继续性和成本而要求参与者必须继续参与研究，只能采取措施将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二）知情同意原则
我们有时会在大街上碰到一些拿着调查问卷寻找调查对象的研究者。仔细观察，会发现要找到一个合适且自愿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就会有不少研究者为了尽快完成调查问卷，通过隐瞒问卷的某些内容、问卷长度等手段，说服参与者的加入研究。这些做法不仅有损研究成果的客观性，而且容易导致参与者在研究途中选择放弃，给研究带来更多不利的影响。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让参与者知情同意，要将调查研究过程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告诉参与者。“简明扼要”并不意味着隐瞒，相反，研究者应该预料到参与者有可能会在调查的某个环节选择退出，而将这个环节特别告诉参与者，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减少退出的可能性。
（三）匿名和保密原则
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人的隐私需要而且应该得到保护，一旦个人隐私泄露，就有可能会对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困扰甚至伤害。因此参与者决定参与后，往往会要求匿名，要求研究者保密。社会科学研究并不要求掌握个别参与者的个别现象，因此研究者完全可以并且必须尊重参与者的隐私权，进行匿名、保密研究。研究者必须主动向参与者许诺并始终坚持保密的原则，只有消除参与者的顾虑，才能得到他们的积极配合，获得真实的信息资料，保证研究质量。
（四）不伤害参与者原则
不管是在参与前、参与过程中，还是参与后，研究者都必须保护参与者免受身体和心理的伤害。一方面，在研究者试图说服他人参与到研究和研究过程中，由于参与者对科学研究的了解有限难免会有一些不理解，这时候研究者不能因为参与者的不理解而口出恶言甚至大打出手，而应该宽容对待并耐心解释。笔者所在的调查研究团队在研究过程中就曾遭遇过这种状况，最后整个团队不得不中断研究，将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在参与者为研究提供完帮助后，研究者应当遵守承诺，保护参与者的隐私，承诺不会透露参与者的个人信息，不会与科学研究之外的人员讨论参与者隐私，不会给参与者带来不良的舆论影响甚至伤害参与者。并且，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为了研究而研究”，人为地“制造”参与者，给参与者带来伤害。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政治学院）
参考文献：
（一）常态化自主参与的志愿服务路径
调查显示，73.4%的调查对象曾利用业余时间，以志愿者的身份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参加到社会管理创新中来。从志愿服务内容上看，大学生参加较多的大致有6类，一是城市文明建设服务，例如开展文明礼仪宣传，参与文明执勤等；二是便民利民生活服务，例如“四点半学堂”帮助双职工家庭看管孩子，“与你同乐”陪同社区老人郊游休闲等；三是困难群体帮扶服务，例如针对学习障碍或问题少年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志愿帮教活动；四是新莞人融合服务，例如工业园区文艺义演和新莞人子女学业辅导等；五是青少年成长服务，例如针对重点青少年群体的关爱青少年彩虹行动；六是环保低碳生活服务，例如少用垃圾袋、自带瓶子装水、空调26度等。随着志愿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意愿逐渐增强，注册的大学生志愿者人数稳步增长，现已达到4.3万人，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项目也逐步向常态化、纵深化发展。
（二）寒暑假规模参与的社会实践路径
本次调查中，62.3%的调查对象表示曾通过社会实践这一平台走进社会大课堂，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基层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这一活动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按居住地集体回乡开展活动。镇街团委与高校团委相互配合，假期统一组织各高校大学生集体回到本镇街，共同参与社会宣传、公益劳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创新项目等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的活动。二是按项目自由组队开展活动。各高校将学生社会实践与教师科研课题相结合，在假期前在本校范围公开征集活动项目，鼓励学生跨专业、跨学院、跨年级组队，配备指导老师，按项目要求到基层一线进行社会考察、咨询与服务、支教扶贫等。因为寒暑假期时间跨度大，学生自由支配的时间多，近三年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2014年参加人数为2.6万人，社会实践也成为了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对接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路径
在选择参加过并且体会较为深刻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载体时，公益活动被选比例是59.1%。这些公益活动主要由高校的公益社团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近年，随着东莞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很多社会组织因为与基层联系密切，掌握较多群众需求，而且凝聚了一批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地承接政府公共服务项目，但因为专职工作人员有限，他们也需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加项目。而东莞高校的400多个公益社团尽管社团成员众多，公益热情高，但恰恰缺乏社会服务项目。近年，东莞的公益社会组织和高校公益社团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联合起来，把校内和校外资源整合起来，初步形成了社会组织引领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大学生协助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格局。
（四）传递社情民意的社会调查路径
为了解公众对某些公共政策的反映、态度或评价，掌握民情趋势，政府经常组织各类民意调查。数据显示，76%调查对象曾参与开展社情民意调查。他们参与的这些调查一般由党政机关或受政府委托的研究机构来组织。调查类型涉及社区服务、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方方面面，很多是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参与社会调查的大学生以自主报名为主，也有部分高校如东莞理工学院专门组织一批素质高、功底好的大学生专门成立调查队独立承担任务。在这些社会调查中，大学生主要负责问卷的发放、回收及初步的分析。他们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为政府及时了解公众的意愿和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五）参政议政的网上建言及会议旁听路径
调查显示，68.5%的调查对象表示大学生应积极地参政议政，而且认为网络是首选。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和平等表达的特性，有助于公众快速获取政策信息，增强平等、独立参与的意愿[1]。近年来，“90后”东莞大学生越来越喜欢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通过“莞香花开”政务微博和微信、“微访谈”、阳光热线等问政平台，把自己的见解以及对政府的一些监督意见发表出来，有的意见还颇为深刻。部分大学生“网络达人”，更是经常在网络论坛及时反映社情民意，积极为城市发展建言，主动为东莞发声。调查还发现，各高校的学生干部和大学生党团员也很重视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每年都积极申请旁听地方的“两会”，申请到旁听机会的代表都能自觉针对议题提前广泛收集意见，提出较为合理的建议。
二、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现有路径的不足
东莞各高校在引导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以上多样化路径，既能让大学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兴趣和特长来选择具体的参与方式，也能让各组织方根据大学生的能力特长，贴近群众的需求做出合理安排，较好地实现了资源与需求的配置。但这些路径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不足。
一是过于倚重组织安排，不利于大学生自主发挥。目前，直接通过网络新媒体获取社会管理创新项目的信息、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和公共决策的渠道仍有所欠缺，让大学生主动设计新颖活泼、实用有效的服务项目的机会不多，客观上使得大学生从信息的获取到活动的具体安排都只能倚重于组织的安排，这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发挥。
二是中间环节复杂且易变，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除网上建言路径较为方便快捷外，其它路径往往不是长期而且固定地让大学生直接到某一服务领域服务特定的群众，而是每次都需要各方多次协商，每项活动都要单独招募、培训、分配等。中间环节复杂而且易变，使得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不是那么“易得”。这不便于大学生自由参与，也不利于活动的专注与深入。三是参与学生分群化明显，广泛性有所不足。大学生参加社会管理创新的活动基本依托各高校团学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和公益社团来组织，在相应组织担任骨干的大学生，更容易获取信息，参与意愿也更强，他们身边的室友、同学受其耳濡目染，参加也会积极一点。这样造成参与各类活动时，往往是团学干部、志愿者骨干和社团成员及其好友参加的多，普通同学参加的少。四是专业联系不够紧密，系统性和长效性仍然欠缺。大多数活动仍停留在简单的服务性工作上，与大学生的专业特点结合程度不高，技能型、科技型参与项目较少，不能满足较高层次的服务需求。同时，各高校在校地对接、教师指导、时间安排、经费保障、机制建立等方面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问题，这使得整体工作不够系统，参与领域仍然有限，部分活动缺乏深度和连贯性。
三、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优化建议
（一）集约各方资源，形成整体合力
大学生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志愿服务路径、社会实践路径、公益活动路径、社会调查路径、网上建言以及会议旁听路径，分别由志愿服务组织、团组织、公益社团、研究机构和党政机关来组织。这些路径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相同、动员的大学生群体相近，组织的各个环节相仿，在目标群体的需求把握、大学生群体的动员聚集、项目活动的设计策划、专业服务能力培养等方面有许多工作可以联合开展。各部门、各组织合作起来，集约各方资源，共同开展活动，可以避免重复性工作，从而形成合力。
（二）创新中间环节，增强吸引力
目前，除了网上建言能让大学生直接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中外，其它都需要借助中间环节来让大学生走进基层一线参与项目、服务群众。如果将各个路径中一些平淡无奇的中间环节进行创造性设计，转变为富有吸引力的活动，也会让大学生喜欢这些路径、参与这些活动。例如在动员环节，可通过视频推介服务项目、学长分享参与收获和社会服务点体验等生动方式，吸引更多大学生参与；在运作阶段，借助网站、QQ群、微信等平台提前预告信息，公开接受报名，在线互动交流，实时展示成果，就能很好地发挥新媒体高效、开放的优势，让大学生感觉到活动的丰富和充实。此外，把大学生的特长融入到服务里面，多用关心、鼓励、赞赏的语言肯定和赞赏其参与行为，也能增强大学生温馨的感受，让活动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三）建立活动基地，促进常态发展
如果有了固定的场所，活动的开展就有了稳定的平台，这样就不至于每一次开展活动都要费时费力去联系部门，选择场地。再考虑到立足社区有利于深入了解服务对象的需求，从而提供有深度的服务[2]。因此，各高校应积极主动与镇、街道联络，商讨联合建设社区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及公益活动的基地，并建立健全大学生到活动基地开展服务的考核、奖励、学分计算制度和指导教师工作量制度，引导专业教师和大学生定期深入活动基地，服务民生改善。建立相当数量和相对稳定的活动基地，既能保证活动的深入持久发展，又能在发现需求、规范服务、拓展项目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发展积累。
（四）推进专业化发展，提升工作实效
关键词： 新闻学 理论体系 公共性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时常被人质疑，这一问题值得每一位新闻学学者深思。郑保卫教授扛起保卫新闻学和发展新闻学的大旗，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目标。应该说这个目标比较明确，回答了中国新闻学的特性问题，有助于明确中国新闻学的个性价值和努力方向。新闻学只有充实了自身的内涵，凸显了自身特色，才能进一步巩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价值和意义。本文就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谈一些粗浅看法。
一、理论溯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提出
由于新闻在中国总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新闻学又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传播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发出“新闻无学论”[1]的质疑，甚至一度有人认为新闻学已“走入黄昏”[2]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认为，新闻学并未走入黄昏，而是在不断迈向辉煌，新闻学学科的基础扎实，其学科独立性具有现实和理论依据。郑保卫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新闻学的学科发展具备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条件，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不断改善的政治环境、逐步开放的学术氛围，都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现实基础。[3]新闻学的学科创新是宏观创新理念的要求，是新闻事业内在发展的需要，是新闻工作不断创新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新闻学。[4]郑保卫教授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在找准问题、继承传统和学习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坚持在理论创新中发展，坚持在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照下和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发展新闻学学科。[5]他提出，我国新闻学研究创新与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当是构建一个能够体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新世纪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科发展的需要。[6]郑保卫教授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要坚持用马克思新闻观作指导，并体现两个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7]
郑保卫教授的观念为我们探索新闻学的未来指明了方向。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应该说是一项艰巨而长远的任务，如何明确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功能，解决这一体系的贡献和普世性、阐释力等问题，规避理论构建中的伦理风险，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理论的时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内在上与目前学界认同的推进“去西方化”理论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新闻学开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学术理论，以信息、传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传的学术话语，希望借西方话语达到学术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动了学术研究的极大解放。经过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现象开始引起学界的讨论，新闻学开始反思西方理论的局限，并希望在未来研究中能体现中国的传播实践与学术理论的平衡点。这种“去西方化”理论研究，虽然任重道远，但目前学界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就是应该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黄卫星所言，当务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而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8]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学研究的视野被进一步扩大，学术研究的诸多禁忌开始被打破，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再次被重新审视，在“再政治化”的过程中学界越来越强调学术研究的公共参与精神。
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目前，新闻学研究面临的是一个黄金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并面临转型，信息化持续加速新闻需求高涨，媒介技术变革推动公众公共意识不断增强。姜飞[9]认为，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面临的社会形势和公共需求，同战后美国对新闻传播学的需求十分相似。在这个冠之以“转型”、“信息”、“风险”、“新媒体”等名称的社会中，传播媒介和新闻媒体的作用空前重要，而党和政府、企业组织、公众个人等，对新闻传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涨。这个时代是难得的理论创新机遇期，新闻学有必要加强“去西方化”研究，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或许可以成为“去西方化”理论的一个恰当选择。
三、理论合法性：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和文化书写
学界中的很多人对但凡牵涉以“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远之。他们认为，理论应该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够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实践的检验，或者理论应该是意识形态中立的，不应有政治倾向。这些人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学性，学术不是政治，应该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理论也应该具有强大的阐释力和适应性。但理论研究作为人的一种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解释实践中遇到的全部问题，而且理论也无法回避自身的意识形态。
后现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质疑，人文学科遭遇表述危机。人文学科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观念正在被重新评估，那些曾经想当然地被当做事实，或者被当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础的“确定性因素”，成为有问题的东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所有建构的真理都是通过排斥和修辞的强有力的“谎言”而变得可能的，没有一个“完整的”第一时间知识大全。[11]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不仅仅限于文学界和人类学界，但人类学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经深刻地影响了诸多人文和社会学科。后现代思潮带来的质疑权威、消解中心、打破权力，给传统的理论带来诸多挑战，这种质疑给所谓的普世理论和客观真理以巨大打击，普世理论和绝对中立都是被后现代给解构了的“神话”，他们并不存在。在后现代思潮的挑战和实验民族志的启发下，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反思理论构建中的基本问题，我们应该放弃那种构建普世理论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态度。
但是，如果放弃理论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论的合法性依据又从何而来呢？公共人类学的实践或许对我们有一定启示意义。公共人类学的主要声望来自它对世界范围的某些问题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实质性的贡献，它从过去的研究所积累的传统中吸取智慧并应用于当代。[12]学术研究应该是作者（学者）利用文本（理论）与读者（公众）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面对的是具体的公众，要解决的是理论的普世性与本土性之间的矛盾。在这一解决过程中，普世性成为解决“本土问题”的前提和语境，而“本土理论”成为特殊人群面对的特殊问题，并证实或证伪普世理论。我们要发展的新闻学理论就是这样一种理论，新闻学学者借助这一理论体系建立同中国公众的公共关系。以公共精神为基本原则，这符合学术研究的价值关怀和人文精神。
知识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知识总在一个原点开始旅行，后人会按照沿着前人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但是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会走入歧途，误入困境。这时知识会推崇复古或是返回原点，重新考问，摆脱困境，以便开始新的旅程。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当原有的学术传统难以解决困境中的问题时，我们需要返回原点。在这个原点，永远高昂着人性，永远驻扎着对人的生命的追问，对真理的追问。后现代主义返回了这样的原点，打破了原来树立的传统和权威，但在打破这一切的同时，它仍然在建构。后现代民族志同样打破了民族志积累起来的权威，但同时它也致力于一种新的秩序。
现在，新闻学的理论构建也急需做这么一项工作：返回原点。返回原点，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们传统理论无法支撑社会发展、西方理论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刻，返回那一时代，梳理最近30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经验和不足，以公众联系的时代变迁为底色，在总结的基础上创新，描绘新的理论图景。这种总结的源泉就是30年来的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四、理论阐释力：中国模式和生动的社会主义实践
目前，中国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热门，西方新闻传播学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很多西方理论无法在中国得到验证，因此中国研究成为理论验证的天然“试验场”。很多西方学者将中国的特性表述为“中国模式”，这一模式一方面表达中国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同时，中国学者更喜欢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问题，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怪圈”。我们所要构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就是要解决这种怪现象。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这种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学者在走入一个村寨做研究时，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处的乡情、县情、省情，乃至国情和整个世界。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理论体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闭起来，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论和全球化的基础上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特殊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对西方理论进行发展或修正，它的创立目的是强化普世理论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学术界以外再建立一个理论界，学术理论是不分国界的。这一理论是一个完全的开放系统，它最早借鉴了西方理论，并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在一起，同当前的现实中国保持了密切关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也欢迎西方理论和西方学者的检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中国的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国际影响逐步提升，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这一理论建立在从殖民时代开始从未有过的全新世界经济格局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全新尝试和探索实践基础之上，建立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影响逐步扩大的基础之上，这些现代历史上的崭新经历和发展历史将给我们所要构建的新闻学以更强的阐释力。
我们的态度并不是为了通过中国模式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建立一种真正的“普世理论”。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一书中用了“部分的真理”一词，用来说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这种“有承诺的、不完全的”真理带来的“一种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为机智表达的源泉”。[13]或许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就是要探索这样一种“部分的真理”，这种部分真理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理论或真理不同，但这种真理面对世界背景中的中国公众时，可以解释中国的问题，并与世界交流。
我们所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与中国国情、社会主义政治密切相关，同时又坚持理论建构的一般原则（普世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坚持服务于公众和公共事业的一种理论体系。我们应该放下对“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成见，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们理论创新的依据和可能。我们应该捕捉历史难得的机遇，将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纳入世界范畴之中，发扬公共精神，服务于中国的公共事业，扩展学术的公共空间，发挥学者的公共作用。
注释：
[1]参见唐远清：《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2]参见郜书锴：《走入黄昏的中国新闻学——30年中国新闻学的回望与反思》，2009年第3期。
[3]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6]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7]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现代传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黄卫星：《从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读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新闻大学》，2012年第1期。
[9]姜飞：《中国传播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切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5页。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导言：部分的真理》，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5、36页。
[12]乔治·E·马库斯：《中文版序：〈写文化〉之后20年的美国人类学》，见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编：《写文化》，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作者：马周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在现代转型中其基础也受到严重动摇，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渐分离并弱化，优秀的儒家诚信文化继承受阻；违反诚信道德文化的刚性惩戒逐渐弹性化与轻度化以至于失范；传统主流文化伴随着近现代各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以及采用的各种适宜和不适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转变为亚文化甚至某些成为反文化，这样诚信文化社会化与继承被边缘化；再加上转型期间，教育主体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无建构或不健全，则诚信因素失去了发挥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础。我国社会的迟发展对诚信的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迟，属于迟发展之列，因此我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迟发展效应的影响。1、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诚信缺失埋下了潜在条件，特别对于企业、个人来说，“国家、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直接调配资源，政府是企业、个人信用的支撑，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承担起信用的责任”。再在后面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权责明确，每个企业、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载者在从政府到企业、个人的置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不讲信用的出现”。当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后，我国企业、个人、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都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提到的“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规划与组织的行动者”。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与缺陷，市场行动主体总是会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观念冲击下，规避诚信原则，这即使在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也会发生。2、迟发展中的转型效应对诚信影响较深。所谓转型效应，“主要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然而适应其发展和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还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设问题凸出和法律引导惩罚倒逼机制不力。今天的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设与执行效力至关重要，它不仅保证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权威和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而且对整个社会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员却严重破坏了政府诚信形象，给社会诚信氛围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再就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违法惩罚不严，特别有些执法部门本身存在不忠实执行法律的信用问题。
重视和利用社会化途径，培养社会各组织、群体和个人现代诚信理念通过社会化途径，进行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主体从各方面并以各种方式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强和内化现代诚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培育良好诚信氛围，抓住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机遇，调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二）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为社会树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并为社会诚信建设起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是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与公共服务部门，良好的诚信形象将为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提高公务员诚信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开展“廉洁、亲民”活动和“树标兵、做榜样”活动；依法行政；政府选举、决策透明化；建立强有力的奖励与惩处机制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关于诚信建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结构和功能组成部分。培养诚信建设方面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为诚信建设承担载体作用；有利于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利于承担政府转移和无力承担的诚信发挥的功能；有利于弥补政府、企业以及其它主体诚信失灵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诚信测量与监督”的功能。实行诚信档案建设，跟踪诚信发展状况，促进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发展状况，诚信档案应与升学、就业、升职、提拔、企业经营管理、享受福利、评优等联系在一起，使不守诚信之人或组织付出诚信代价，更好的督促社会中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体系健全诚信机制体系，为解决诚信危机提供可靠路径。一是建立诚信常态化的教育导向机制，为社会主体提供引领作用；二是建立诚信评估机制，测量社会主体诚信等级，以利于诚信危机警示和提高诚信系数；三是建立诚信激励机制，有利于加强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促进诚信氛围的培育和诚信理念的内化；四是建立强有力的诚信监督机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加强引导，对违反有关诚信方面法律的组织与个人予以严厉惩处，倒逼诚信建设。总之，构建完善的诚信机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消费者社会化理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求而在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方面进行的消费，主要囊括教育、社交娱乐、旅游观光等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对于正在汲取知识、储备能量的高校大学生而言，切实把握他们在文化消费方面的现状，明晰他们的文化消费观念、掌握影响他们消费行为的因素，对更好地引导其开展文化消费具有深刻的实际意义。
一、研究框架与研究假设
根据消费者社会化理论中的家庭、同伴、大众媒体等外在变量因素对消费者进行的消费行为起着重要作用，结合大学生消费者自身性别、年级、价值观念等内在变量，笔者提出本文研究模型（图1）。
目前我国大学生文化消费的主要特点在于浅层化、消遣化、娱乐化，因此本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假设均围绕影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行为进行展开。
H1：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浅层化、娱乐化倾向明显
H2：男性大学生会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图1：本文研究模型
H3：高年级大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4：理工科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5：211高校学生更倾向于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
H6a：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越高，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H6b：大学生在从事文化消费时受父母影响程度越高，他们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比例越高。
H7a：大学生接触媒体的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7b：大学生对媒体的认可程度与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呈负相关关系。
H8：同伴的信息作用越明显，“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比例越高。
二、研究方案设计
此次研究在于分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是否呈现出浅层化、消遣化倾向，同时探索主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研究采用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 ELES 模型）进行研究。
关于家庭影响变量的设置，我们采用了Viswanathan，Childers&Moore等人使用的调查问卷，选取其中部分题目，每个题目均以李克特五分法为基础，但为了避免中国人中庸思想的作祟，选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设置了6项，分别赋值为1-6。
对同伴影响的调查，研究则借鉴了Bearden 等人（1989）设计的“同龄人影响”问卷，从信息作用方面选取部分题目，每个题目也均以六分法衡量。
关于媒体使用时间的测量，由于当代大学生主要接触网络等新媒体，甚少接触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以在调查中仅调查每天使用网络时间，每天使用时间分为6级，即0-0.5个小时，0.5-1个小时，1-2个小时，2-3个小时，3-4.5个小时，4.5个小时以上，分别赋值1-6。
对媒体的接受程度，借鉴了刘晖（2008）在消费社会化研究中所使用的变量，并结合文化消费的特殊性，对这些题项予以情景化，精选部分题目，以六分法来衡量。
在问卷设计完成后， 笔者以江苏省南京市某高校的学生为对象开展了一次预调查。随后，对此次预调查进行了初步的信度、效度及一致性的检验，剔除了Cronbach α值小于0.6的部分题项，并根据试调研的结果对问卷中最终题项的表达、题项排列顺序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最终的问卷调查于2013 年9月至2014年6月。我们选取了江苏省五所不同类型高校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办法，发放了调查问卷。此次的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56份，回收率达95.6%。剔除因选项难以识别及审题问题造成的废卷，实际有效问卷876份，实际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6%。运用SPSS统计软件和EXCEL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统计分析。
三、数据分析
表1是此次调查中的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情况。从这张表中，我们不难发现样本具有以下特征：（1）男女比例、年级比例均基本持平，便于验证相关因素对文化消费的影响；（2）从高校类型及专业类型的比例分布来看，与此次调查中总体选取的高校实际情况基本相似。
表1：样本人口统计变量分布表
（一）大学生文化消费结构分析。根据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相关计算公式，我们使用SPSS统计软件求得模型参数α、β，及各类消费项目的基本需求支出PiXi和总需求支出Ei（见表2）。
经过分析我们发现当前江苏省大学生的文化消费边际倾向为0.394。而在三大类文化消费项目的边际倾向中，娱乐消遣型消费最高（0.216），实用发展型消费最低（0.063）；在八种具体分类中，文化耐用品消费（0.115）、旅游观光消费（0.092）、娱乐衍生品消费（0.053）等居于前列，都基本验证了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呈现浅层化、娱乐化的状态。
表2：江苏省大学生文化消费ELES模型参数估计值
当然，尽管培训班消费及实用类书报的基本需求支出指数以41.19元和10.18元排在各类文化消费的第一与第三位，但这两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呈现出较低水平，也从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了解，当前“是否实用发展”虽然已成为大学生选择文化消费时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学生对于实用发展型消费却更多地存在着“必需品”的不当观点，认为只要自身能达到一般水平就会心满意足，不会因自身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去主动增多此类型文化消费的数量。换言之，假设H1成立。
（二）大学生个人因素的相关性检验。为更好地检验上文中提出的各项假设，此次研究将“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反映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情况。同时，对各项因素包含的变量取均值后进行相关性分析。
经检验分析，性别变量在当前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因此H2不成立。
年级变量在当前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效果也不显著，H3也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对象大多出生于90～94年间，基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很少受到年级不同造成的影响；同时，年级变量与其他影响变量可能存在较强相关性，从而导致年级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的相关性变得不是十分显著。
另外，专业类型及高校类型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均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假设H4和H5成立。
（三）家庭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分析发现，与父母沟通频率、受父母影响程度均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结合访谈调查数据，分析原因有以下几点：（1）与父母进行适度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这样会使他们自身更为关注自己的未来与发展，从而会更多地选择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2）当代大学生的父母大多为60后，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较为注重方法，所以，大学生更为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因此，假设H6a、H6b成立。
（四）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在0.05水平下进行双侧检
验，媒体接触时间变量的Pearson系数为-0.440，并呈显著水平。因此，该变量与因变量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假设H7a成立。但根据表4.7的数据，我们也发现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不存在显著负关系，假设H7b不成立，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结合与相关受访者的交谈，原因可总结如下：（1）目前，大学生一般利用网络媒体进行娱乐活动或休闲游戏，所以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时间，尤其是从事课外培训、或阅读课外专业书籍的时间，从而导致他们在实用发展型消费上减少投入；（2）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就有错误，因此造成假设和实际检验出现偏差。
（五）媒体因素的相关性检验。经检验，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见表3），即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 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表3：同伴及环境因素变量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相关性
注：*表示相关系数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四、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主要结论。当代大学生在进行文化消费时，尽管会将“实用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但在实际消费时，浅层化、娱乐化的文化消费依然占据主流。尤其在生活费充裕的情形下，“90后”大学生更加倾向于娱乐休闲型的文化消费。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研究针对影响“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因素变得极为有意义。通过相关性检验，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
经检验，性别、年级变量在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影响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样本年龄分布过于集中在90至94年之间，样本间年级差异本身不是特别明显，或可能有其他强相关性变量。
专业类型、高校类型变量在大学生文化消费的过程中对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影响较为显著，为帮助大学生形成更为理性与务实的消费观念，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参考意见。
家庭因素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父母与子女适度的沟通会使大学生消费者感到被关注、被重视，并且现代的父母思想较为开明，在与子女沟通时极为注重方法，使得大学生在选择文化消费行为时更愿意接受来自父母的一些指导意见。
媒体接触时间越长，越易占用大学生进行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时间。因此，媒体接触时间与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存在显著负相关性。但媒体认可程度变量与因变量间则不存在显著负关系，甚至与原有假设相反。这主要是因为，在提出这部分模型假设时，我们预想网络上投放的广告大多为浅层化、娱乐化的广告，而据部分调查者反映这一理论基础本身可能存在一定错误，从而造成偏差。
在与同伴的交往过程中，观察模仿、从众心理不断发生，并对消费行为产生深刻影响。同伴的信息效应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大学生越倾向于接受所在群体提供的与文化消费相关的信息，其从事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可能性就越高。
（二）对策与建议。目前，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很多“90后”大学生形成了享乐、攀比的文化消费观念，将追求享受、从事无聊庸俗的低层次文化消费作为自己主要的文化消费行为。据此，对于当代大学生自身而言，我们建议其需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消费观念，培养勤俭节约、艰苦务实的消费习惯。同时，建议当今大学生能减少使用网络进行游戏、娱乐的时间，而是将这些时间更多地花在与身边同伴的交流活动中来。在这样的交流互动中，大学生会得到足够多的信息。
父母在子女的消费行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适度的家庭交流与合理的引导方法，将会引导大学生选择更为务实有益的文化消费行为。我们建议父母要积极与自己的大学生子女进行交流，对他们在文化消费中存在的困惑进行答疑解难。
对于社会方面，我们建议媒体在广告中多进行一些实用发展型文化消费的宣传。尽管在本次研究中，没有直接证明媒体态度与“90后大学生实用发展型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我们亦不能忽视目前各类广告还是以娱乐休闲型文化消费及文化耐用品消费的宣传为主。所以，媒体应注重广告的播放内容，肩负起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 张永胜.大学生精神文化消费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239-240.
[2] 朱伟.大学生文化消费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7）：115-118.
论文关键词 社会学习理论 电视媒体 留守儿童 成长。
社会学习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阿伯特·班杜拉（A.Bandur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主要探讨个人的认知、行为与环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这一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相互作用论、观察学习理论和强化理论。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笔者以永州市东安县紫溪镇中心村的留守儿童为调查对象，设计了一套关于电视媒体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影响的调查问卷。
一、问卷发放和回收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分为两大板块，根据调查对象的不同分为：留守儿童卷与监护人卷。其中，抽取紫溪镇塘夫中心小学的100名小学生，发放问卷100份，收回100份，其中有效问卷98份，有效回收率为98%。抽取紫溪镇的100名监护人，发放问卷100份，收回97份，其中有效问卷92份，有效回收率为92%。本次参与问卷调查的留守儿童中，男性46人（46.9%），女性52人（53.0%），男女性别比例基本平衡。在所抽取的留守儿童中，父母都外出务工比例较多，占42.9%，由于在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男主外女主内，因而调查中父亲一方外出打工（40.8%）的情况较多，母亲一方外出打工仅占总体的16.3%。所调查的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外）祖父母（73.5%）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紫溪镇中心村的电视普及率较高，有线电视的质量较好，频道数量较多，留守儿童能与电视媒介进行较充分的接触。本次调查的留守儿童大多每天观看一个小时以内的电视节目占32.7%或者一至两个小时的有24.5%，两个小时以上的有31.4%；同时，把观看电视作为课余时间的休闲活动的留守儿童占30.6%，由此可见，留守儿童与电视媒体的接触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普遍的。从监护人的调查问卷得出的数据显示，有52.2%的留守儿童有沉迷于电视节目的现象。
二、运用社会学习理论解读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一）运用相互作用理论分析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造成的不良影响
在班杜拉的研究中，环境和行为会相互影响，环境又有潜在和实际之分，潜在环境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实际环境则是个体本身的行为创造出来的。家庭、学校和社会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三大因素，而农村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本身处境则是更为恶劣：一方面家庭父母关爱的缺失，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环境较为恶劣，同时农村社会环境也给留守儿童造成诸多的不良影响因素。根据调查数据反应，有52.3%的留守儿童将课余时间花在看电视上，减少了学习与外出活动的时间，一方面不能够保障学习的任务的顺利完成，另外一方面，长时间呆在家里看电视，而较少出门活动的时间，缺乏必要的运动，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发育不利，同时，因看电视而缺乏与同龄人之间的交流，会对留守儿童的交际能力有一定的影响。笔者将选择课余活动为看电视的留守儿童与选择看书和看报的留守儿童之间进行外出活动情况比较，宁愿在家中看电视经常不愿意外出活动的留守儿童（28.6%）所占比例远远低于课余活动为看书和报纸的留守儿童（71.4%）。由此可见，电视导致了一部分留守儿童放弃了外出的机会，或者是减少了外出活动的时间。留守儿童的课余时间一般都在家中度过，所调查的留守儿童有很大一部分是与祖父母（73.5%）或者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在孩子心目中一般是慈祥的、温柔的，是一个呵护者，父亲则更多的是一个严厉的管教者，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对留守儿童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隔代的教育也存在着较多问题，祖父母年事已老，不论从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跟不上孩子的步调，加上大部分被调查者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孩子进行不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由此可知，留守儿童的家庭环境和教育的缺失促使了他们将大部分的课余时间用在看电视上。为使留守儿童健康快乐的成长，父母亲或监护人要努力创造和保持一种和谐美满的家庭环境，养成生活有规律有秩序的良好行为习惯。
（二）运用观察学习理论分析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形成良好行为习惯的影响
观察学习理论说明：榜样在形成留守儿童良好行为习惯上的起着重要作用。观察学习理论着重强调榜样示范和社会环境对个体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人们既可以通过直接经验达到学习的目的，也可以通过观察所获得的间接经验引发学习，学习程度由浅入深，从动作的模拟到语言的掌握，从态度的习得到人格的形成，都可以通过观察来完成。留守儿童处在模仿能力强的年龄阶段，他们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会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情况下模仿一些行为，电视中的部分行为成为留守儿童们模仿的对象，通过调查显示部分留守儿童会特意模仿电视中的形象，也有些留守儿童把自己化身为自己喜爱的动画人物，模仿其动作与话语。那么，电视节目内容的选择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有着重要影响。电视里是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有积极向上的也有消极萎靡的，接触不同的电视节目内容，会对孩子们产生不同的影响。据调查，有34.8%的留守儿童经常和监护人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有39.1%的留守儿童偶尔与监护人一起观看，也就是说，将近四分之三的留守儿童是在监护人的陪同下观看电视的。孩子们除了观看动画片之外，还会看和家长一起观看一些如：《西游记》等神话剧（87.0%）、爱情剧（8.7%）和部分综艺节目（4.3%）。在良好的环境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给留守儿童以正确方向和巨大力量，引导他们积极向上。因此，父母或监护人要为留守儿童在电视节目选择上给予指导和关心，选择的节目要有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有利于他们去模仿和学习好的语言和行为习惯；同时，家长也要严格要求自己，通过对某些电视节目的学习来改变自己生活中的不良的习惯，营造出一个“相互尊重、相互谦让、与邻里友好相处、关心别人”的温暖和谐的家庭氛围，这样更有利于留守儿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三）运用强化理论巩固电视媒体对留守儿童的所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的发展中所产生的，其主要成因是父母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不仅对个人具有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也会产生影响。农村留守儿童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如果他们在成长中偏离正轨，势必增加社会的负担，影响社会前进的步伐。因此，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体系，帮助留守儿童全面健康成长刻不容缓。根据班杜拉的强化理论，强化分为外部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三种，而外部强化的作用最为明显，在行为习惯的形成过程中，正确地采用适合的强化手段能巩固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笔者认为，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去做工作：
第一，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该出台和采取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来保障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各级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完善和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切实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为留守儿童提供与父母亲团聚的方便。各级政府及基层单位应该合理的运用农村书屋这一资源，建立完善的借阅机制，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良好文化休闲场所；同时与部分高校进行长期合作机制将各类图书进行回收再利用。
第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舆论环境，全面客观地报道留守儿童问题。首先，各电视台以及各大媒体可以策划相关节目，为留守儿童提供关怀，起到媒体的舆论作用，以营造全社会共同关爱留守儿童的舆论环境。其次，开展和倡导以帮助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义务支教活动。在面向农村、以大学生为主题的义务支教活动组织中，招募一些富于爱心、乐于助人、有一定心理学知识的大学生们组成专门面向留守儿童的义务帮教队伍，给留守儿童和家长提供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方面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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