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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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继续回落。在收入方面，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4.9%，较上季回落0.4个百分点，表明居民对未来增收信心略有下降。
以下是报告全文：
2012年第1季度，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进行的2万户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
一、物价感受指数
居民当期物价满意指数19.7%，较上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3.2和2.4个百分点。62.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5.9和4个百分点，34.9%的居民认为“可以接受”，较上季和去年同期分别提高5.2和3.3个百分点。
居民对未来物价上涨预期继续回落，未来物价预期指数62.1%，低于上季和去年同期3.3和10.7个百分点；其中，预测下季物价上涨的居民比例为31.4%，较上季度下降5.4个百分点。
二、收入感受指数
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51.9%，较上季回升1个百分点，表明居民收入情况有所改善。
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54.9%，较上季回落0.4个百分点，表明居民对未来增收信心略有下降。
三、就业感受指数
居民当期就业感受指数42.3%，较上季提高2.5个百分点，处于200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居民未来就业预期指数51.3%，较上季提高0.7个百分点，其中预期下季就业形势“好”或“基本不变”的居民占70.7%，预期“就业差”的占11.7%。
四、储蓄、投资、消费意愿
在当前物价、利率以及收入水平下，82.5%的城镇居民倾向于储蓄（其中，46.9%偏好“储蓄存款”，35.6%偏好“投资债券、股票、基金等”）， 17.5%倾向于“更多消费”。
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25.7%的居民偏好“基金、理财产品”，这个比例较去年4季度提高了3.2个百分点，是居民的投资首选；居民另一主要投资方式为“实业投资”（16.4%的居民倾向该种投资，是2009年以来的最高值）；“房地产投资”意愿继续回落，较去年末和同期分别降低了1.4和10个百分点，在主要投资方式中列第三位。
在各类消费中，居民购车意愿为14.6%，是1999年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大额商品消费意愿与旅游意愿分别为25.3%和25.2%，较上季分别提高了0.5和2.6个百分点。
五、对房价预期与购房意愿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二元经济；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
中图分类号：F323.6
劳动力流动是劳动者以改变就业形式、改善收入状况等为导向的一种跨地域流动行为。在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劳动力流动都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常态。根据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推算，2010年农村就业劳动力达到1.5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765万人，增长率为5.2%①。另据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达到1.59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高达44.2%②；2012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则高达1.63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达到44.0% 。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现象。我国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规模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我国的人口流动已成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 ”③。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时期国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的不同，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以前的严格限制流动阶段。在1978年之前，由于我国处于计划经济阶段，对劳动力流动严格控制，对劳动力实行有计划的流动，不在计划之内的流动被称为“盲流”。在城乡严重分割的情况下，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的途径很少，只能通过城镇企业有计划的招工、子女上大学、部队干部转业等途径来实现迁移。
第二阶段，1980年以后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进入允许迁移阶段。随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乡镇企业流动。而且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村居民自带口粮、自筹资金进城务工经商，这个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劳动力的流动，此时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快速增长时期。张晓建（1997）估计，1980年代末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达到了1500多万人④。
第三阶段，1990年代进入跨区域流动阶段。进入1990年代，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时期，主要是由农村地区流向城镇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跨区域流动频繁。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出省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大约为2500～2800万人⑤。
第四阶段，2000年以后进入快速的大规模流动阶段。从2000年开始国家实施了积极的迁移就业政策，主要包括取消对农民工进城的不合理限制，推进相关配套改革保障农民工权益，促进劳动力市场发育。这些鼓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2002年末，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数量就突破1亿人，达到1.05亿人，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高达42.3%⑥；此后一直到2012年，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一路攀升，占城镇就业的比例也一直维持在40%以上。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
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迁移、流动的过程。近年来，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流动引起了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指出，我国的流动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以上，“我国目前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③。仲小敏（2000）估计，全国在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数量1995年为3600万，1996年为4000万，1997年达到4600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京、津、沪三地的流动人口占本地常住人口的比重达到20%～25%，广州市甚至达到38%，这些流动人口50%以上是由农村迁移出来的。⑦《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数量达到1.45亿人，比上一年增加492万人，增长率为3.5%⑧。另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0%上升到2010年的35.90%，2010年上海市该比重甚至达到39%⑨。
根据1983-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相应年份人口统计数据以及其它资料整理出了我国1983-2012年的进城农民工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数据，由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其中1984-1989年的数据缺失。为了更直观地描述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及其占城镇就业比例的变化趋势，图1给出了它们的变化曲线图。从图1中可以看出，1983-2012年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200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16336万人，同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1983-1994年处于快速上升时期，主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国家开始允许劳动力的乡城迁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开始恢复，且到了1990年代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频繁，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一个高涨时期；1995-1997年处于下降阶段，原因是这段时间进城农民工由于在城镇受到歧视等因素影响，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到农村；1997年之后随着国家对农民工权益保障力度的加强以及农民工工资的提高，农村居民进城务工的意愿和动力增强，进城农民工数量处于稳步上升阶段。从图1也可以看出，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从1983年的1.7%提高到2012年的44.0%，其变化的趋势及阶段性特征与进城农民工数量相类似，即“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进城农民工占城镇就业的比例出现了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原因主要有：一方面，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上半年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民工回乡现象，但由于受国家实施的经济刺激和就业调整政策影响，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农村外出就业人口逐渐恢复常态；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进城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量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2008年之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出现了很大程度的下降，导致能够转移到城镇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减少。有学者估算表明，现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大。蔡昉、王美艳（2007）利用反设事实法，通过估算农业中种植业和饲养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根据农村劳动力的不同转移规模，估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比例的三种不同情形，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且农村剩余劳动力50%左右是40岁以上的劳动力⑩。另据估算，我国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9000万人左右，与本世纪初相比大约减少了6000万人，而且目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以剩余时间的形式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剩余人口并没有这么多！。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形式和特征
对我国来说，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由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主要是城市工业部门以招工形式为主的有计划的转移。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管理的松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式转变为以就地转移和跨区域转移为主的转移形式。所谓就地转移，是指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本地县城的转移，即乡外县内的流动。这种转移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明显，主要原因是农村副业、乡镇企业以及城市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所谓跨地区转移，顾名思义，是指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广义上的跨地区转移还包括跨县流动，即县外省内的流动。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虽然开始时间较短，但已经成为当前或许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力转移的最主要形式。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劳动力流动@达到26139万人，其中就地转移#达到3996万人，跨地区转移$达到22143万人，分别占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人口的17.27%和84.71%。与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就地转移人口和跨地区转移人口分别增长了71.37%%和82.89%⑨。另据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11年农村外出就业人口中，跨省就业比重达到47.1%，比上一年提高8个百分点；县外省内就业比重为32.7%，比上一年上升了3.4个百分点；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2%，比上一年下降了9.6个百分点；2012年跨省就业比重为46.8%，县外省内就业比重33.2%，乡外县内就业比重为20%，增减趋势与2011年基本一致^。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占总劳动力流动的比重和增长幅度大大超过就地转移，已经成为劳动力流动的最主要形式。本文所说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劳动力的乡城迁移，更准确地说是指劳动力跨地区的乡城流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有：
1.以男性为主
Zhao（1999）根据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男性占迁移人口的72%，而农村非迁移人口中男性只占49.6%，且作者使用Logistic模型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劳动力迁移的概率低4.7%&。根据2006年《我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体的66.3%，而女性只占33.7%*。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中男性所占的比重为64.6%，比上一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男性为主的特征一直延续到现在，2012年的最新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占33.6%^。
2.以青壮年为主，且年龄有提高趋势
Zhao（1999）使用的调查数据显示，迁移人口的年龄比非迁移人口将近小10岁，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迁移的概率降低&。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在全国12个省份所做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比城镇人口年龄将近小6岁） 。2006年《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_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其中，16～20岁的农民工占18.3%，21～25岁占27.1%，26～30岁占15.9%，31～40岁占23.2%，40岁以上占15.5%+。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为33.8岁，其中，16～20岁占6.5%，21～30岁占35.9%，31～40岁占23.5%，41～50岁占21.2%，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2.9%1。2012年最新数据表明：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7.3岁，其中，16～20岁占4.9%，21～30岁占31.9%，31～40岁占22.5%，41～50岁占25.6%，5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15.1%。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有了提高（2006年为28.6岁，2010年为33.8岁，2012年为37.3岁），且青壮年（21～40岁）所占的比重也在下降（2006年为66.2%，2010为59.4%，2012年为54.4%），这意味着40岁以上的外出农民工越来越多。主要是因为外出农民工收入增速下降（2012年外出农民工收入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减少118元，增幅下降了9.4个百分点^），且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2012年东、中、西部农民工月收入分别为2286元、2257元、2226元^），青壮年农民工由于其受教育程度较高，在自己家乡较容易找到一份相同性价比的工作，也就是说，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了，而且城市的工作有较高的替代性。
3.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非流动人口
Zhao（1999）使用1995年四川省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表明，迁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非迁移人口，为7.56年：6.24年，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迁移，但农村人力资本水平最高的那部分人除外，这些人并不是选择外出务工，而是就地占据基层资源，比如担任村干部等职能岗位&。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4年外出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农民工比重达到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平均水平高18.3个百分点2。2012年的数据也是如此：外出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6.5%，农村非流动人口只占10.9%^。
4.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不平衡
Cai & Wang（2003）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发现，在2000年，东部地区有65%的跨省劳动力迁移是发生在地区内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有84%和68%的跨省劳动力迁移到东部地区3。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所占比重在增加，而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所占的比重在下降4，这反映了我国的人口流动是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迁移过程。此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出区域不平衡性。Raa & Pan（2005）根据1992年的分省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西部和中部地区流动到东部地区的是技术工人、管理人员等人力资本较高的人员，而东部地区流动到中部的是非技术人员，很少有流动到西部地区的5。另据《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国外出农民工的比重分别为17%和20.2%⑧。2012年的调查数据也证实了这一区域不平衡现象：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占42.6%，中部地区占31.4%，西部地区占26.0%1。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外出农民工中在东部地区务工的2012年仍占42.6%，但与2009年（62.5%）相比该数据已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相反，在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比重有了较快的提高。原因不外乎是东中西部外出农民工收入趋同，外出务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
5.社保参保率低于城镇居民
由于农民工在城镇从事的大都是非正式职业，且有一半以上的未签订就业劳动合同6，从而导致外出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较低，且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参与水平。图2反映了2012年城镇居民和外出农民工社保参保率的差异。从图2中可以清晰地看出，2012年“五险”中，除了工伤保险外出农民工比城镇居民参保率略高以外，其他类社会保险参保率城镇居民均比农民工高很多。至于外出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为什么要比城镇居民高，原因显而易见，跟农民工从事的高风险行业密切相关。有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有60.7%从事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从事这些行业的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也高达73.5%^。
（三）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根据劳动力迁移的经典理论，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农村居民在城镇就业的预期纯收入
农村居民在决定是否向城镇迁移时考虑的不仅是在城镇就业的预期收入，还要考虑城镇生活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所谓货币成本是指农村居民由农村迁移到城镇所花费的交通费用、找工作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等；心理成本是指远离亲人，适应陌生环境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等。如果预期收入与生活成本的净值大于零，则选择迁移，否则不迁移。
2.户籍制度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户籍制度，迁入地的户籍管理越松或户籍限制越少，劳动力流向该地的可能性越大。
3.迁移距离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迁移距离也是影响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迁移者获取劳动力市场信息的成本、回家乡往返交通成本、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心理成本。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呈现出就近区域上的聚集性。例如，安徽、江西等地的外出劳动力大多流向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大多流向广东，河南、河北大多流向北京等地。
4.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
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平均收入水平差距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乡城流动的重要因素。例如，沿海发达地区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劳动力就较少；而内陆中、西部地区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较高，外出务工的可能性较小；而农村居民平均收入较低，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就较大。
5.年龄因素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以青壮年为主，这与外出劳动力所从事的职业有关。农村的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从事的是“3D（Dirty， Dangerous and Demeaning7）职业”，这些职业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且大多是建筑、制造等行业，年龄成为从事这些职业的必需条件。另外，年龄越轻的人，迁移的心理成本越小，而且迁移收益的回收期更长，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现值也越大。我国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6～2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50%左右，16～35岁的劳动力占全部迁移人口的3/48。
6.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包括婚姻状况、子女上学、家庭赡养老人等问题，这些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Mincer（1978）的研究发现，未婚人员迁移的可能性更大，妻子的工作服从于家庭的迁移，家庭中存在学龄孩子会降低迁移的可能性9。另外，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迁移的潜在成本会成倍地增加。
7.受教育程度
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力资本存量就越高，从迁移中获得的潜在收益也就越高。此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对生活的追求越高，改变现状的动力和愿望也越大。
三、相关政策建议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既受经济方面因素如农民工在城镇的预期收入等的影响，又受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因素如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等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是我国在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现象和典型特征。要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既要增加农民工收入，又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不平等，而农民工在城镇的收入水平除了受自身人力资本素质影响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受歧视性因素的影响（如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就要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两大方面着手：
（一）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最主要因素。有学者的研究发现，本世纪初的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部分省市仅仅是统一了城乡户口称谓，城乡户口所携带的实际差别并没有消失0。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就必须要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在于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城乡歧视性政策和一系列隐利，统筹城乡居民的迁徙权-（陈光普，2013）。户籍上所附加的各种福利政策人为地加大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不公平和收入差距。要剥离与户籍捆绑的社会福利，关键在于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户籍观念。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离不开与户籍制度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建立可携带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城镇和农村地区在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等。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提供了制度保证：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盲目流动；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调动那些有能力转变为城镇“市民”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对于解决流动人口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以及子女上学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而这些人的收入比城镇居民的收入要低很多。Deng（2007）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全国12个省份的城镇住户和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小时工资只有城镇人口的61.67%），但比农村居民的收入高很多。虽然这些务工人员成为城镇居民会降低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但在边际上降低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幅度会更大，进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比原来的更大。因此，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要采取措施大幅度提高成为城镇居民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丁守海（2006）通过测算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工资要提高1/3左右才是合理的=。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措施包括消除农民工在城镇所受到的就业、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歧视；增加他们再教育和培训的机会，增强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等。
（二）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根据前文的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有重要影响，越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城乡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有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地区的流动。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现象仍然存在，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仍然很低。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仅能矫正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扭曲，还能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促进劳动力流动就要加快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主要表现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具有城市户籍的本地人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是指向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的劳动力市场，这些就业岗位大多数是工作条件差、工资待遇低的岗位。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根本原因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它城乡分割制度，如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这些制度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就业部门的自由转移。户籍制度一方面使得城镇劳动者优先获得就业机会，而农村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另一方面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流动人口在城镇享受与城镇居民均等的福利制度的机会。因此，要培育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的自由流动，首要的、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此外，培育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包括取消对进城农民工在就业工种方面所受到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者的身份歧视，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信息网络和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实行农民工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社会保险的相互衔接，以及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相互衔接和转换。政府部门还应该把劳动力市场改革的重点从户籍制度改革向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转变，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所受到的各种政策、制度因素的限制，以此来促进和吸引农村劳动力从流动状态向城镇永久性居民转变。
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的培育还离不开劳动力市场制度、各种规制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健全，如加快劳动立法、加强工会作用、建立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等。此外，政府职能要从以经济干预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变，保护劳动者权益、降低劳动者所承受的就业风险，加大政府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力度，同时发挥各类社会组织在建立、健全旨在保护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护机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来源于2010年12月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②来源于2011年和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③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④张小建：《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启示录》，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
⑤来源于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
⑥进城农民工数据来源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城镇就业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
⑦仲小敏：《世纪之交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的探讨》，《科学经济社会》2000年第1期，第38～42页。
⑧参见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
⑨来源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⑩蔡昉、王美艳：《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事实的重新考察——一个反设事实法的应用》，《中国农村经济》2007年第10期，第4～12页。
！蔡昉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指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指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来的。
^来源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Yaohui Zhao. “Labor Mobility and Earnings Difference： The Case of Rural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9， p. 767～782.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来源于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Deng Quheng. “Earnings Differential between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Migrant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vol. 2， 2007， p.8～16.
_指调查年度内，在本乡镇地域以外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力。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
1来源于2010年国家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蔡昉：《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力问题报告，NO.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3Cai Fang and Wang Dewen. “Migration As Marketization：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hina’s 2000 Census Data？”，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6， February200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4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公报。
5Thijs ten Raa and Haoran Pan. “Competitive pressures on China： Income inequality and migrati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vol. 35， 2005， p.671～699.
6根据《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2年外出农民工中签订劳动合同的只占43.9%。
7Tao， Z. “China’s Migrant Workers”， Address to the National Social Administration Workshop， Beijing， 2006 August.
8蔡昉、都阳、王美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9Mincer， J. “Family Migration Deci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6， 1978， p.749～775.
0孙文凯、白重恩、谢沛初：《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第35～40页。
-陈光普：《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的动态计量分析》，《经济师》2013年第3期，第38页。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06年第4期，第56～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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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经济近期形势
（一）增长逐步提速，就业状况改善，通胀低位运行
2010年美国经济前低后高，增长逐步提速。一、二季度，受企业存货投资下降和欧债危机影响，美国经济明显减速，按年率计算增长率从2009年四季度的5.0%下降至3.7%和1.7%。此后，受消费、企业非住宅类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增长影响，经济逐步提速，三、四季度增长率分别达2.6%和3.1%，全年增长率为2.9%。
美国私人部门就业自2010年3月起逐月增长，全年新增就业110万人，是2006年以来私人部门就业年增长的最高点。今年1、2月，私人部门非农就业人数环比分别增加6.8万和22.2万，长期失业（27周以上）人数环比分别下降23.1万和21.7万，失业率从2010年12月的9.4%下降至9.0%和8.9%。
美国通货膨胀保持低位运行。2010年7月至今年1月，美国城市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月度增速一直保持在0.5%以下，去年全年仅上升1.6%。
（二）经济增长动力发生一定变化
2010年消费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上升。其中，耐用消费品消费增长最快，对经济拉动作用最明显。一至四季度，耐用消费品消费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8.8%、6.8%、7.6%和21.1%，远高于私人消费支出1.9%、2.2%、2.4%和4.0%的增速。这反映居民对经济前景较为乐观，也反映消费信贷状况改善。2010年一至三季度，美国消费信贷环比降幅逐季收窄，四季度实现2.1%的正增长。
2010年投资拉动美国经济增长1.87个百分点，作用超过消费。1970年以来，这种情况为第三次出现。前三季度，住宅类投资和非住宅类建筑物投资持续下降，四季度实现温和增长。这反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对企业投资信心影响严重。设备和软件投资一直保持正增长，2010年一至四季度按年率计算分别增长20.4%、24.8%、15.4%和7.7%，成为投资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受全球经济复苏和美元贬值影响，2010年美国出口增长11.7%，为1998年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其中，货物出口增长14.7%，服务出口增长5.8%。不过，受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带动，美国进口增长更快。2010年进口增长12.6%，其中货物进口增长14.8%。2010年美国贸易逆差为4218亿美元，较2009年3630亿美元的逆差有所扩大，但仍处于2000年以来的历史低点。净出口导致经济下降0.49个百分点。
2010年美国政府消费和投资支出拉动经济增长0.21个百分点。受财政状况恶化影响，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减少雇员、压缩支出，2010年支出下降1.4%。财政风险将是长期困扰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复苏基础仍较脆弱，下行风险依然存在
美国就业状况虽有改善，但形势依然严峻。2010年美国新增就业人数虽为2006年来历史最高，但仅够吸纳新增劳动力，远不足以弥补2008年1月至2010年2月875万非农就业岗位的损失。改善就业仍是美国经济的第一要务，也是支持美国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最重要依据。
美国房地产市场继续疲软。2010年下半年，美国权威房价指标CoreLogic指数持续走低，从6月的146.86下降至12月的137.27，创下自2006年4月最高值以来除2009年5月外的历史新低。房价不振主要原因是住房按揭贷款违约导致金融机构持有的住房资产激增，加大了住房市场供给。
美国财政状况堪忧。2010年美国联邦赤字率为8.9%，虽较2009年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危机前水平。美国联邦债务负担率已达94.3%，远超60%的国际警戒线。美国州和地方政府情况更为严重，许多州已面临财政危机。
二、美联储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及影响
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今年1月25―26日的会议纪要中明确宣布，将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调控目标继续维持在0―0.25%之间，继续执行2010年11月公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计划（QE2），到2011年6月底购买6000亿美元的财政部长期国债，使美联储持有的国内债券规模达到2.6万亿美元。而且，美联储将继续把出售美国各政府部门债券和抵押支持证券所得的本金用于对财政部长期国债的再投资。
在2010年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好于预期的情况下，美联储的保守态度受到不少批评和质疑，然而，从目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中可看出，美联储之所以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至2010年底，美国经济虽已连续六个季度保持正增长，但高企的失业率说明经济复苏并不稳固。
第二，较低的通胀水平和较稳定的通胀预期为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通胀预期稳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资源闲置严重，2011年1月整体产能利用率为76.1%，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为73.7%，明显低于1972―2010年80.5%和79.1%的平均水平。资源闲置为美国在不触发明显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快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基础。二是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给美国通胀造成上行压力，但因劳动力成本是美国生产成本的主体，约占60%左右，原材料成本在生产投入中占比较低，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到消费者价格指数的传导率较低。三是美国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加上失业率高企，压低了单位劳动成本。2009和2010年，美国单位劳动成本分别下降1.6和1.5个百分点。
第三，美联储有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实现货币政策的及时转向。美联储对联邦基金利率的影响力早已为市场公认；美联储有能力灵活调节银行法定准备金存量，从而影响货币投放量；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中明确声明，委员会将继续定期评估购买财政部长期国债的速度和债券持有规模，根据经济状况的变化调整公开市场操作方向。因此，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并不会形成惯性依赖，美联储有能力在合适的时候及时转向。
美联储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有助于美国经济加快复苏步伐。二是有助于缓解美国财政政策困境。三是可能助推国际短期资本向新兴市场流动。
三、美国经济近期走势及对我国的影响
（一）美国刺激性政策将持续发挥作用，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长驱动力强化
1、今年美国私人投资预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首先，企业家对近期经济形势比较乐观。权威机构Conference Board关于美国CEO信心的调查显示，2010年四季度美国CEO信心指数由三季度的50上升至62，56%的人认为美国经济形势较6个月前明显改善，未来6个月将继续改善。
其次，2010年美国企业盈利状况良好，企业现金充裕，有能力进行扩张性投资。2010年美国企业税后利润达1.37万亿美元，较2009年增长29.4%，为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润丰厚使企业现金流充裕。2010年末，美国非农业非金融类企业拥有的现金和支票存款为3543亿美元，分别是2007、2008和2009年的2.5、10.83和1.92倍。
第三，银行对工商业投资贷款意愿上升。美联储今年1月的调查报告显示，无论对大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银行进行工商业贷款的意愿都有所上升，贷款标准降低。
第四，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善了企业的投资环境，扩大了税前抵扣力度，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刺激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不过，房地产市场近期出现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银行对房地产类的贷款意愿也没有明显改善。美国投资预计继续集中在设备和软件领域，住宅类投资和非住宅类建筑物投资可能继续疲软。
2、消费预计将保持增长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居民收入稳定和增长。目前，美国政府支付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支出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2010年底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在扩大减税规模的同时，将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政策展期，这将有助于居民收入的稳定和增长。
其次，银行对消费者贷款意愿上升，有助于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居民当期消费。2010年下半年，美国居民储蓄率持续走低，从2010年6月的6.3%下降至12月的5.4%。
第三，消费者对未来预期乐观。Conference Board调查结果显示，今年以来，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不断上升，1月为64.8，2月为70.4，对未来6个月持乐观预期的消费者明显增多。
今年推动美国出口增长的内外因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从内部看，美国农业补贴政策持续发挥作用，美国改革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体系、放宽高技术产品出口，这将推动美国两大优势产品――农产品和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从世界环境来看，一方面世界经济整体仍将保持正增长，而我国作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实施扩大内需和进口战略，将为美国出口创造强劲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出口促进内阁正在加强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谈判，要求加大进口、保护知识产权力度。
中东北非局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石油价格的影响上。如果沙特阿拉伯、伊朗等核心产油国能够保持稳定，石油供给不出现大幅波动，那么中东北非局势对美国经济的影响预计比较有限。日本大地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朗，不过就目前看，由于日本并非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对美国经济整体走势的影响预计不会太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升至2.8%，通货膨胀率为1.1%；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1%，通货膨胀率为1.4%；美联储预测比较乐观，认为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3.4―3.9%，通货膨胀率为1.3―1.7%；费城储备银行对经济学家观点的调查报告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3.2%，通货膨胀率为1.3%。
（二）美国就业状况将缓慢改善，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
美国就业增长将滞后于经济增长。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调查显示，虽然企业对经济复苏普遍乐观，但相当多企业近期投资的目的是提升生产率而非扩大就业。预计今年美国失业率较2010年的9.6%会略有下降，但仍将在高位。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预测2011年美国失业率为9.3%，美联储预测为8.8―9.0%，费城联储调查报告预测为9.1%，高盛公司预测为9.0%。
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导致美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2010年，美国赤字率预计进一步上升，从2010年的8.9%上升至10.9%，达到二战以来的历史最高点。
（三）美国近期经济走势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为我国稳定外需创造有利条件。美国是我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的20%左右。模型测算表明，美国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会带动我国出口增长1.71个百分点。
其次，我国扩大进口和人民币升值压力会加大。2010年的经济表现将坚定美国通过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信心。今年美国很可能继续要求我国扩大市场开放，增加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保护知识产权，推动人民币升值。
关键词：乡镇；人事权；财政支撑；调查报告
中图分类号：C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8-0150-04
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领先全国，如今要进一步深化，需要从基层乡镇入手，通过理顺乡镇与县（区、市）、乡镇与企业、乡镇与群众的关系，有效解决乡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才能更好地推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深入发展。因此，我们选取了成都市乡镇人事权与财政支撑能力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形成报告。
一、成都市乡镇概况及人事权与财政支撑现状
（一）成都市乡镇概况
成都市现有20个县（区、市）。其中，中心城区有高新区、锦江区等6个区，无乡镇，被称为一圈层。主城区周边有新都区、双流县等6个涉农的区、县，共下辖84个乡镇，被称为二圈层。成都市最外圈有蒲江县、都江堰市等8个涉农的县、市，共下辖154个乡镇，被称为三圈层。成都市中心城区完成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成都市二三圈层共有30个重点镇和14个优先发展重点镇，享受特殊的财政政策，其余194个乡镇均实行乡（镇）财县（区、市）管。
2003年以来，成都市实施了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核心、以规范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为保证的城乡统筹。2007年，成都市进行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截至2011年底，成都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9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9895元。全市34个重点镇城镇建设建成区面积达141平方公里。全市已累计建成农村新型社区1300多个，使100多万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得到改善，更多的农民住进“花园洋房”，更多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既当股东又当工人），个别重点镇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5380元。2011年底，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2:1，城乡收入差距低于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
（二）成都市乡镇人事权与财政支撑现状
2004年，成都市确定30个重点镇和14个优先发展重点镇，并出台相关配套发展政策。经过几年的发展，区位优势明显或者有独特产业优势的乡镇经济发展优于其他乡镇，而区位条件差，又没有特色产业的乡镇经济发展滞后。成都市整个乡镇的发展呈现出梯度发展状态。
1．从乡镇人员构成和车辆拥有量来看。乡镇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一村两大、临聘人员。调查中发现，经济条件好的乡镇的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一村两大满编、临聘人员相对较多，经济条件差的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一村两大缺编最多、临聘人员最少。如，郫县的安靖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一村两大满编；彭州的濛阳镇、龙泉驿区的洛带镇等一般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缺编在5人以上，一村两大缺编。有的镇的临聘人员达80人以上，也有的乡镇的临聘人员不足10人。乡镇车辆配备也是如此。经济条件好的乡镇班子成员人均1辆小车，而经济条件差的乡镇仅有1辆小车。乡镇业务部门的车辆配备则是从共用1辆车到各业务部门均有1辆不等。
2．从经常性工作和工作经费来源来看。乡镇工作中除去经常性基础工作外，大量的工作任务来自上级各业务局室下达的临时性任务、成都市安排的任务以及各乡镇因承办项目而带来的工作任务。调查中发现，经济发达的乡镇，项目多、任务重；偏僻的乡镇，没有项目，事情少。工作经费方面，自从实行乡（镇）财县（区、市）管后，成都市除了部分重点镇落实了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原则，划分有合理的收入范围外，其他乡镇的所有支出绝大部来自上级的年度财政拨款。工作的业务经费完全由上级的局室掌握。调查显示，各业务局下达给乡镇的临时性工作中没有相应经费的占20%，有部分经费的占80%。而经常性工作中，有部分经费的占30%，有全额经费的占70%。
3．从财政收入与支出来看。成都市乡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上级的年度财政拨款；二是承办项目中收取的管理费用；三是部分重点镇按照成都市重点镇建设的有关政策收取的相关费用。调查中发现，有30%的乡镇书记把申请项目作为重点工作，有60%乡镇书记把招商引资作为重点工作，其目的是为乡镇争取财政收入。乡镇财政支出方面：经济条件好的乡镇财力充足，投资力度大。如蒲江县的成佳镇2011年用于城镇建设的总投资为2486万元，而财力差的乡镇2011年的财政支出仅仅是工作性支出。
二、成都市乡镇人事权与财政支撑存在的问题
存在人员缺编、压力过大、动力不足的问题
1．人员缺编。调查中发现，有90%以上乡镇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人员缺编，有50%的乡镇一村两大缺编。而满编情况下，也存在人员基数少与承担的工作任务量大之间的矛盾。乡镇人员情况可概括为三多现象：临聘人员多、缺编人员多、外借人员多。
2．压力过大。目前，各县（区、市）设有200多个局，加上近几年成立的农技站、林业站、国土所等多个“小机关”，都在给基层发文件、下指示、提要求。基层乡镇的干部平均一个人应付7个以上的局的事，任何一件事办不好都会影响目标考核，影响年终评比。
3．动力不足。主要原因是基层待遇差、责任大，甚至连基本的尊严也没有。县级机关人员把乡镇的干部当基层看；基层干部天天面对的群众往往把对各级政府的不满发泄到基层干部身上；基层没有财力，不能较好地为老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得不到老百姓的认可。另外，基层主要领导提升难也是造成动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随着“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居民收入将持续快速增长，进入“快车道”。军人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应该与社会其他居民一道快速增长。结合“收入倍增计划”提出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认为军人工资增长应从科学定位军人工资水平、合理调整军人工资结构、健全稳定长效的增资机制、完善军人工资调查制度、加快军人工资立法等五个方面加快军人工资增长。
关键词：
军人工资；合理增长；“收入倍增计划”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1008702
党的十提出“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收入倍增目标，不仅为2020年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劳动报酬增长水平奠定了基调，同时也给我国军人工资制度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标、任务和要求。
1科学定位军人工资水平
科学定位军人工资水平是准确衡量军事劳动付出的重要内容，是激发军人积极性、创造性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军工资水平定位的主要依据是中央书记处在1983年提出的“军人工资高于地方20%”政策。此政策虽对于维护军人合法权益、稳定部队、吸引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分配渠道的日益多元化，该政策表现出许多历史局限性。收入倍增计划目标下的我军工资水平的定位，既要与国家收入分配政策相一致，又要体现军事特色；既要严格遵循政策制度，也要紧跟形势发展进行大力改革，不断丰富理论创新成果。
一是树立“大分配观”的视角，站在国家和军队建设的时代背景下，突破就待遇谈待遇的思维模式，从民族、国家、军队的视角，以国家收入分配政策为依据，统筹考虑军人工资、军人福利、军人保险等物质待遇以及其它非物质待遇，确保“公共产品有效供给”。
二是构建公务员工资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三位一体”参考标准，努力使“高20%”政策落到实处，让军人工资起点水平能达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军人工资平均水平能达到中等收入群体中等偏上水平。
2合理调整军人工资结构
多年来，军人工资结构一直实行的是“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的模式。这种模式既能保障军人获得体现自身劳动禀赋和贡献差异的收入，满足军人基本生活需要，也能提供一定的经济生活补偿，使军人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既有刚性的保证，也有灵活的调整，因此便于军人工资更好地发挥其生活保障、经济补偿、人才吸引、激励导向的作用。但收入倍增计划目标下的我军现行工资结构与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越来越不相适应，军人内部工资关系矛盾的比较突出。为此，需要对现有的军人工资结构进行调整优化，充分发挥工资构成中不同项目的职能作用。
基本工资结构的优化，可在现有“三结构”基础上进一步合理确定职务、军衔、军龄工资在基本工资中的比例构成，并逐步把津贴补贴中本应该属于基本工资的部分（如工作性津贴）纳入基本工资，从而加大基本工资比重。具体来说，可提高两个方面比重：一是提高军衔工资标准，逐步增大其占基本工资的比重；二是提高基本工资在工资收入的比重。
津贴补贴制度的调整完善，需积极适应国家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和军队建设发展要求，充分反映生活的灵活补偿性，突出岗位责任、体现专业特点，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保障水平，注重统筹兼顾、积极稳妥实施。具体地讲：一是逐步提高军人职业津贴标准，充分反映军事劳动的特殊性，体现“军”字特色。二是建立地区附加津贴，国家对其标准实行分级管理，对各地的津贴水平进行统一调控，并将生活性补贴纳入进来，从而妥善解决经济发达地区军地工资收入“反差”问题，增强津贴补贴的灵活性。三是完善岗位津贴，重点向高科技、高风险、高战斗力的岗位倾斜，并提高基层岗位津贴和技术人才岗位津贴的标准，吸引更多优秀人才献身国防，深入扎根基层和边远艰苦地区。
3健全稳定长效的增资机制
军人工资增资机制是指军人工资体系中，以工资增加为核心而形成的促进工资增长的自组织和自调节系统，是军人工资增长规律的实现形式，包括工资增长的决策权限、增长方式、增长幅度、增长时机、实施方式等组成部分。目前，我军军人工资增资方式主要有自然增资引发的“内生性增长”和伴随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增资而增资的“伴随式增长”。由于长久以来军人工资与公务员工资的捆绑效应和历史惯性，使得军人工资的增资机制不够完善，水平增长略显被动，突出表现为军人工资收入增长与外部联动不够，缺乏动态性和适应性。因此，要统筹内在要求和外部联动，健全军人工资增资机制。
一是继续保持并完善以个人资历和年功增加和职衔晋升为依据的“自然式”增长模式，适当增加档差，增加工资激励作用；
二是构建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指数式”增长模式，按照物价水平进行设定相应比例指数进行增资，以保证军人工资的实际购买力；
三是落实稳定长效的“周期式”增长模式，摆脱与公务员工资改革束缚和思维定势，将军人工资增长时机稳定下来，落实“五年一大涨，两年一小涨”，保证增资模式持续有力的正强化作用；
四是完善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小康实现程度联动的“同步性”增长模式，通过军地工资调查建立及时的信息反馈，参照国家工资指导线，合理调整军人工资水平，保证军人能同步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4完善军人工资调查制度
军人工资调查制度，是军队通过一系列标准、规范和专业的方法，定期对军人工资、军人家庭生活水平及与其相关职业人员工资水平进行调查、汇总并统计比较分析，形成能够客观反映军人工资现状的调查报告的一种制度。
从1996年起，总政治部干部部在全军开展了“军队干部及家庭基本情况抽样调查”，2002年起变为每两年进行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七次。总后财务部近年来也曾多次进行关于建立军人生活水平考评系统、军人生活保障分析、建立生活费统计报告制度等相关课题的研究，如《军队人员生活待遇分析报告制度》、《军地工资收入比较研究》等课题。这些研究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也存在许多局限性，存在着调查分析不全面、组织机构不规范、调查报告不系统等问题。因而迫切需要完善军人工资调查制度。2008年起，中国加快了构建人事公共服务体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研究建立公务员与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制度，这也为军人工资调查制度的完善带来了契机。
一是在内容上需建立军人工资调查分析指标体系，要在确保统计质量基础上进行多维度的军地比较和国内外比较，科学地分析军人工资收入水平及家庭生活质量；
二是在方法上需广泛依托信息平台，研发军人工资福利待遇管理信息系统，更好更快更科学地获取相关信息；
三是在调查体制上需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机构和独立垂直的管理机构，为军人工资调查的常态化开展提供人力和物力保障。同时，需建立军人工资调查制度协作机制，加强军队内部以及军地之间的沟通与协作。
5加快军人工资立法
收入倍增计划目标下的军人工资制度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且更是一个法律制度问题。在军队工资制度历次改革中，军人工资水平忽高忽低，调整缺乏自身独立的依据，尤其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军人地位及待遇易被边缘化等问题都是军人生活待遇法制建设落后的表现。
军人生活待遇要依法管理首先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由于军人待遇法律制度目前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且其体系庞杂因此，当前可先考虑加快军人工资立法，保证军人工资制度的连续性。
一是在立法时机上，需循序渐进。由于《军人工资法》需要调整的军地关系比较复杂，相关理论研究还不够全面，立法成本过高，因此可以先拟制《军人工资条例》，待时机成熟和《条例》运行顺畅，再进一步将《条例》稳步过渡为法律形式；
关键词：城乡数字鸿沟 信息化 农村居民收入
在现代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伴随着中国城乡数字鸿沟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居民文化素质等方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信息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探讨信息化对农民收入作用的传导机制，从而为提高农民收入提供政策建议。
一、农村信息化现状与城乡数字鸿沟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信息通讯技术和利用因特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距。数字鸿沟对社会发展及社会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效应：“第一，离散效应，也就是让‘信息贫困者’无法充分参与创造和分享社会文明成果，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第二，分化效应，由于信息均享程度下降而导致的‘信息差别’将使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日益分离；第三，双刃效应，数字鸿沟既增加了弱势群体的社会风险，同时也提供了跨越发展的数字机遇；第四，放大效应，数字鸿沟出现将加剧贫富差距，放大社会脆弱性。”①
就目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在中国不仅存在，并且正在不断扩大。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1年8月的《2010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互联网在城镇的普及率为50.0%，而在农村地区仅为18.5%。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稳步攀升，城乡互联网差距却在持续拉大。
（一）城乡网络普及率差距扩大
对比2005年以来中国城乡互联网发展状况，目前，中国城镇和农村的互联网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仅为20.2%，而2010年扩大为31.5%。随着农村互联网普及率的稳步攀升，城乡互联网差距却在持续拉大。
（二）农村网民结构还需要优化
农村网民中30岁以下群体所占比例高达64%；全国网民中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占58.2%。城镇与农村网民之间的学历分布差距较为明显，农村网民文化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比达62.5%，远高于城镇中33.2%的占比。与2009年相比，农村初中文化程度的网民占比提高了将近10%，互联网在农村低学历人口中继续渗透。
（三）农村网民应用水平较落后
农村网民各类网络应用使用率均低于城镇平均水平，其中在商务交易类应用方面，城乡间差距最大。农村网民网络应用前五位为：网络音乐、搜索引擎、即时通信、网络新闻、网络游戏。而城镇网民的前五位网络应用为：搜索引擎、网络音乐、网络新闻、即时通信、网络游戏。按照各类农村网络应用年增长率排名，从2009年底至2010年底，增长率最快的前三名均属商务交易类应用：网络购物、网上银行、网上支付，这表明，电子商务在农村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分析
（一）信息化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信息化一方面可以使农民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设备较快地学习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信息的传播，使农民更多了解市场信息，提高生产经营水平和市场运作能力，树立市场意识、竞争意识、科技意识、开放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为增收创造条件。
（二）信息化有利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信息化可以有效连接技术供求双方，将更多的农业科技信息及时传递给广大农民，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及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信息化可以帮助农产品供求对接，促进优质优价，增加农民收入。信息化还能够推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农业生产的增产增效。
（三）信息化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渠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带给了农民更多的致富渠道，比如：农民开始依托网络来对农产品销售地进行选择；农民通过网络对自己所在的村庄进行旅游包装；农民开始关注股市赚取利差……农民纷纷“触网”，信息化使农民获得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选择。
三、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相关研究
（一）模型设计
Barro在1990年提出了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H1-α，认为产出Y决定于物质资本存量K、人力资本存量H以及技术和结构等因素A。将方程两边取自然对数,可以转变为lnY＝lnA＋αlnK＋（1－α）lnH。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信息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因此用农民人均收入来表示产出Y，用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HC来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而信息化水平MR是技术进步的重要体现，此外从经验上，农村产业结构INS也对农民收入造成影响。
在不考虑信息化水平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建立模型（1）来实证检验物质资本（KL）、人力资本（HC）和农村产业结构（INS）等因素对农民收入（Y）的影响：
lnYt＝β0＋β1lnKLt＋β2HCt＋β3INSt＋μt （1）
其次，我们从总体上实证检验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建立模型（2）。
Yt＝α0＋α1MRt＋μt （2）
其中Y表示农民收入，MR表示信息化水平。
为了揭示信息化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建立模型（3）―（5）。
KLt＝β10＋β11MRt＋εt （3）
HCt＝β20＋β21MRt＋εt （4）
INSt＝β30＋β31MRt＋εt （5）
在实证后，如果在模型（3）―（5）中，信息化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几个重要因素产生作用，结合模型（2）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化对农民收入是有影响的，并能够由此得到影响的作用机制。
（二）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来反映农民收入，考虑到物价变动的影响，我们用2000年等于100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为了能很好地表示模型设计中的相关指标，我们选取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户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来表示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用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劳动力比重来表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HC；用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农村社会总增加值的比例来反映农村产业结构INS。
对于模型中的信息化水平，这里选取的指标是农村平均每百人拥有的移动电话数，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因为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相对移动电话普及率低得多，移动电话是目前农村居民使用最多的信息通信终端设备之一，对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影响也相对较大。其次，基于移动电话的互联网应用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农村手机网民占农村网民的70.7%，是农村居民最重要的上网方式。
本文中涉及到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使用的软件为Stata 10.0。
（三）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在做协整检验前，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增广的迪基―富勒（ADF）方法，该检验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n次查分的办法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相关结果见表1。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原始数据都是非平稳的，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这些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以利用这些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四）变量的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的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上文的检验表明，lnY、lnKL、lnHC、lnHC和lnINS序列的一阶差分均已平稳，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可以运用E－G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我们以lnY为自变量，以lnKL、lnHC、lnHC和lnINS为因变量，对时间序列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并得到残差序列e，并对此残差序列进行单整检验，结果如图1所示。
ADF检验值为-4.030，显著性水平为1%时的临界值为-2.660，前者的绝对值大于后者，所以残差序列通过了置信度为99%的平稳性检验，说明序列具有协整关系，根据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可以得到以下协整方程：
lnY＝7.254＋1.945lnKL＋
3.992lnHC－0.141lnINS
在以上方程中，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人力资本状况（HC）的系数都为正，分别在0.05和0.1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农村产业结构（INS）的系数为负，表明第一产业比重越低，农民收入越高，说明了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意义。
（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信息化水平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问题，我们采用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检验法对各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最优滞后期确定为2期，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结果表明，lnY并不是lnMR的格兰杰原因，而lnMR却是lnY的格兰杰原因，即信息化水平的提高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更为明显。
（六）影响传导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信息化水平（MR）与农民收入（Y）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模型（2）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值为-1.763，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为-1.600，残差的原始数据是平稳的，该方程是协整方程，信息化水平（MR）与农民收入（Y）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表2中，模型（2）栏反映了信息化水平影响农民收入的回归结果，F值是1260.27，模型整体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为0.992，接近1，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信息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且在0.05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信息化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获得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为了揭示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机制，利用模型（3）―（5）考察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决定因素的影响。为了检验信息化水平与农民收入决定因素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对3个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残差都是平稳的，协整关系存在，没有出现伪回归。5个模型整体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R2均接近1，模型的解释能力均很强；信息化水平与农民物质资本存量（KL）、人力资本（HC）在0.0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农村产业结构（INS）在0.0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表明信息化对农民收入的决定因素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揭示了信息化影响农民收入的传导机制，信息化是通过影响农民收入决定因素进而影响农民收入的。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理论及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扩大农民物质资本积累，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质，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而实现的。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农村信息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为了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从大力发展移动互联网作为突破口，深化信息通信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和应用。主要途径有：提高移动互联网农村覆盖率、提高手机应用普及率、降低手机上网资费、丰富移动网络服务内容等。
参考文献：
① 张新红等著．《聚焦“第四差别”――中欧数字鸿沟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9―11页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③ 王怀明，史晓明．《江苏信息化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江苏农业学报》，2010，26（2）
④ 赵晖，温学飞等．《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农村信息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宁夏农林科技》，2010（1）
⑤ 赵人伟．《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和财产分布问题分析》，《当代财经》，2007（7）
⑥ 赵晖,温学飞等．《应用灰色关联度分析农村信息化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宁夏农林科技》，2010（1）
关键词：房地产；保障房；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F83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079-02
最新一轮的房地产市场调控已满两年，房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部分地区的房价开始松动，但温总理也表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近期央行的《2012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有68.5%的居民认为房价“高，难以接受”。受居民收入提高、城镇化加快、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期内房价上涨的压力将持续存在，未来我国的住房形势将依然严峻。因此，我们需要住房制度的“顶层设计”，完善住房制度建设，特别是强化住房保障的作用，弥补商品房市场发展的不足与缺陷，促进房地产业合理健康发展，早日实现国民“住有所居”的梦想。
一、房地产市场存在长期的供需矛盾
（一）城镇化的加快发展将极大增加对住房的首次需求
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需求从长期讲是刚性的。2011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 ，但较发达国家70%以上的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诚然，当前的城镇化质量偏低，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却无法同等享受到城市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但随着户籍政策的逐步改革，医疗社保的全覆盖，城乡二元结构势必将被打破，这部分人群最终将成为真正的市民。同时，未来15年中国城镇化将保持年均0.8—1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接近2亿农民变为市民，在城市安家落户，这些都将带来巨大的住房需求。
（二）居民住宅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改善型需求
从国际上看，人均GDP达到5 000美元，意味着居民消费将从温饱型向小康型升级，步入享受型、发展型。这也是房地产起飞和快速发展时期，并将延续到人均GDP13 000美元的水平才会出现下降。2011年我国人均GDP达到5 500美元，正是步入地产高速发展的轨道中。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居民不仅对住房需求的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对住房质量和功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许多老旧住宅由于面积偏小，设计落后，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原因，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生活需要，因此，对新房的需求会稳步提升。
（三）我国主要城市对土地和住房有效供给明显不足
相对于快速城镇化进程所带来的住房需求，我国主要城市对土地和住房有效供给明显不足。2001年至今的10年内，构成我国房地产供给的四项重要指标，除施工面积外，土地购置面积、完成开发面积和竣工面积的增幅均呈整体下降趋势。10年间，除2008年和2011年外，其余年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幅均大于竣工面积增幅。这一趋势从2006年以后更为明显。近5年来，商品房销售面积比竣工面积多出10.04亿平方米。从长期看，我国土地资源相对不足，新建商品房数量趋于减少。二手房交易市场缺乏规范，租赁市场仍不完善，难以将存量住房有效转化为实际供给。综上所述，房价上涨、房地产供需矛盾在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都将十分突出。
二、目前商品房市场发展不足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造成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尽管中央政府屡次调控，但价格总体呈不断攀升之势。当前我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很大，出现了典型的二元结构房地产市场。一方面，高收入人群对房地产的强烈投资需求，拉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中低收入人群由于收入水平低下，已经失去购房能力[1]。这是典型的“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反映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2]。房价快速上涨进一步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在财富创造和财富积累上的差距。
（二）“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抑制消费水平
从宏观层面看，土地财政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仍在加剧，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GDP考核，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特别是依靠房地产这架马车，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带来财政税收。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19万亿，占GDP的64%，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高达6.17万亿。投资过快对消费造成了挤出效应，使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下降，从1980年的55.8%下降到2011年的33.8%。土地财政引发的高房价则进一步抑制了居民消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正处在消费升级时期，房价过高会从两方面抑制消费：第一，高房贷使一部分购房者沦为房奴，过高的月供压缩了日常开支，造成没钱消费。第二，不断上涨的房价改变了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造成不敢消费。
（三）泡沫积累威胁宏观经济稳定
房地产业的突出特点是产业链延伸较长，上下关联度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但众所周知，房地产市场属于商品市场的一部分，遵循商品市场一般规律，本身并不能避免市场失灵的出现，无法自行遏制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在中国，由于土地垄断性，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交易缺乏透明等多重因素影响，市场失灵的问题更加突出。市场失灵造成的房地产泡沫，直接威胁我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甚至产生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日本90年代地产泡沫均警示了泡沫破裂后对宏观经济的灾难性影响，必须加以警惕。
三、保障房在经济发展中对商品房不足的弥补
内容摘要：稳定物价已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从内在特征上看，我国通货膨胀主要呈现出物价波动的结构性、通胀成因的复杂性、冲击影响的持续性和稳定物价的艰巨性这四大特征。本文认为，治理当前通胀要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有针对性地采取多项措施缓解物价上涨的多重压力。
关键词：通货膨胀 综合症 稳定物价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面对当前持续高涨的物价形势，国务院于2010年11月17日召开常务会议并出台了四项稳定物价措施，明确表示要充分认识稳定市场价格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抑制价格上涨势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11月19日国务院又了《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提出要把“保障民生、稳定预期”作为做好物价调控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要求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可见，管理通胀预期，维持物价稳定已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政府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厘清我国当前通胀的实际状况，深入挖掘通胀的本质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通货膨胀的基本状况与内在特征
自2009年7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总体上呈现同步上涨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11月，CPI和PPI分别累计上涨3.2%和5.5%，并呈现加速趋势。其中，11月CPI同比增长突破5%，创28个月以来的新高，PPI同比上涨6.1%。当前我国物价形势已十分严峻，呈现出物价结构性波动、通胀成因复杂、冲击影响持续、稳定物价艰巨等特征。具体而言：
（一）物价波动的结构性
我国经济结构的内在失衡，使得边际消费率和实业投资的边际生产率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消费和实业投资意愿低下，进而导致经济出现中长期结构性内生通胀（周建元，2010）。近年来，我国通胀的总量指标受到结构性冲击就是最好的例证。据统计，2004-2008年期间，我国食品价格和能源原材料价格分别对CPI和PPI波动的贡献超过50%和60%，而其在CPI和PPI的权重仅为33%和40%左右（纪敏、王月，2010）。在本轮通胀中，物价波动依然具有比较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在PPI波动中，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于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幅度，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持续领涨。在CPI波动中，农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大于城市消费价格上涨幅度；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非食品价格上涨幅度；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大于服务品价格上涨幅度（如表1所示）。同时，物价波动正发生结构性变迁与扩散，价格上涨影响已从生产资料扩散到生活资料，从基础农产品扩散到食品制成品和非食品，推动物价水平不断迈向更高的台阶。
（二）通胀成因的复杂性
流动性过剩是本轮通胀的重要推手，这一点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是，价格的结构性波动不仅与总需求条件变化有关，也与不同商品、服务、资产的供求弹性、生产效率，以及对流动性和通胀预期的敏感性有关（纪敏、王月，2010）。余力等人（2010）认为，我国通胀周期性变动，既存在需求拉动诱因，又存在成本推动的特征。总的来说，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指数持续向上是“内外夹击”、“长短期因素交织”的多因综合症，既有国内货币超发拉动需求上涨的影响，也有来自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胀的作用；既有市场成本上升推动的影响，也有通胀预期的心理作用；既有灾害天气等自然因素对食品供给的影响，也有各类游资对各种农产品炒作的作用。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共出现了四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其中，前两次（即1993-1995年和2004年）主要是政策导向推动，2007-2008年的大涨是因为国外通胀输入和国内疫病带来的猪肉飙升。而当前的上涨则是由供给不足诱发，宽松流动性接棒推升，要素价格上涨、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袁霏阳、杨柯，2010）。
（三）冲击影响的持久性
在影响当前物价水平的各因素中，自然灾害和国际市场冲击等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会推高物价上涨幅度但通常不会持久，会随着国家政策的具体实施而逐渐减弱，而成本因素则能够产生持久影响，推动消费价格较长时期的持续上行。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劳动力供给逐步从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劳动力成本上升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影响最终消费品的价格水平。有研究表明，二战后，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时期都曾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引起物价水平高位运行的现象。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推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再加上汇率风险加剧，多重因素共同推动成本上涨，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而推升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加剧人们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导致物价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维持高位运行。据央行公布的《2010年第四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仅为13.8%，创下此项调查实施以来（1999年第四季度）最低点。其中，高达73.9%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61.4%的居民预期下季物价将继续上涨，居民的资产保值方式正逐步由储蓄向购买债券、股票、基金等投资转移（牛娟娟，2010）。零点公司的一项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受访者表示无法应对当前的物价变动，生活成本成为城乡居民最主要的压力来源。约有48.3%的城市家庭，46%的小城镇家庭，62.8%的农村家庭计划下年压缩消费。
（四）稳定物价的艰巨性
通胀形成的内在复杂成因以及政策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本轮通胀的治理难度，使稳定物价面临“两难”困境。主要表现为：既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经济过热，维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又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既要应对国内各种结构性冲击对物价波动的影响，又要应对国际热钱、大宗商品、原材料等引起的输入型通胀；既要通过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节过剩流动性，又要维持货币政策中长期的持续稳定，保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有效供给，防止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胀；既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机制改革，理顺价格关系，改变劳动力和资源性要素价格市场扭曲的现状，又要防止各种成本叠加交织作用，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过快上涨，加剧企业经营风险，或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进一步推高物价，影响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
治理当前通胀的战略思路与政策组合
当前通胀的内在特征表明，治理通胀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能速战速决的“闪电战”。政府要始终围绕经济改革目标，不断提升治理通胀的驾驭能力，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要针对通胀的复杂成因，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坚持总量政策和结构政策相结合，实施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
（一）加强供需管理
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产出缺口都是影响通胀水平的决定因素（何宝、周宁宁，2010）。维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需坚持保障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相结合，从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两方面“双管齐下”，加强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产销衔接和区域调节，推动供需均衡，市场出清。要严格规范农地征用制度，创新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使土地使用权向种田能手集中，遏制土地抛荒现象。继续实行优惠政策扶持化肥、农用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鼓励农村适度规模化经营和企业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比较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加强市场监管，特别是对基础农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管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物价调控体系，刹住乱涨价的歪风，严厉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炒作行为。要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稳定性，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坚决抑制不合理的住房需求。
（二）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
内外并举，把回收流动性和引导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结合起来，缓解流动性过剩冲击压力。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速度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到2010年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值估计将达到1.86。在流动性总量过剩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结构失衡的问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资金不足。可见，政府不能一味回收流动性，也要积极探索建立民间资本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对接机制，通过深化重点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清理民资进入壁垒、实行积极的股市政策、推进资本市场扩容、提高新兴产业投资收益、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社会富余资本和新增信贷向实体经济流动。同时，要探索如何利用高额的外汇储备支持企业海外拓展，实现“藏汇于国”到“藏汇于民”、“藏汇于企”的转变，降低外汇占款上涨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风险。此外，还要严格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加大对超速资本流动性环境的治理力度，创新流动性管理工具，缓解国际热钱涌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压力。
（三）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
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要健全约束和激励机制，一方面通过改革资源税提高高能耗企业的资源成本，另一方面利用税收减免、价格补贴、科技奖励等手段鼓励企业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采用清洁能源，减少对污染能源的需求，降低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缓解国际输入型通胀压力。要通过实施“化税为薪”或“提薪让税”，与企业联手推进收入倍增计划，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薪待遇，减轻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压力。要坚持“少取多予”的方针，通过推行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税外费用征收、允许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和结构调整准备金并在税前列支等手段，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提高创新企业和项目的投资回报率，激活企业创新的积极性。要通过“首购”、“订购”等措施加大政府采购对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创新企业的市场风险，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四）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建立居民收入跟经济增长挂钩、劳动所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工资与物价水平挂钩的机制，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及时调查通胀环境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状况，研究建立健全低保家庭生活补贴、失业保险标准、大中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探索通过基本生活费用临时补助、价格补贴、食品券、消费券等方式直接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有效保障中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利益。要不断完善医疗、养老、住房等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体系和廉租住房制度，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抗通胀能力。
（五）合理引导通胀预期
合理引导通胀预期，避免因心理恐慌引起物价螺旋式高涨和经济剧烈振荡。心理预期是影响通货膨胀的主要非经济因素，起着推波助澜作用。从影响强度上看，通胀预期往往比通胀本身更可怕。1987年夏天出现的抢购商品潮，2007年股票市场疯涨和房地产价格的大幅上扬，都是通胀预期推动价格飙升的具体案例。通胀预期能够改变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市场行为，引导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加大通胀压力。同时，通胀预期与通胀之间存在自增强效应和放大效应，物价上涨会进一步放大通胀预期，加剧通胀螺旋式上行压力。为此，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发展生产、保障供应、增强监督等强化措施，稳定商品市场供应，增强市场对农副产品供给的信心；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价格信息披露机制，及时、客观地公布当前的物价形势和价格政策，让群众参与价格监督。同时，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利用舆论工具引导城乡居民提升理性判断能力，避免盲目跟随错误信息做出非理性的消费选择，引起经济剧烈振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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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2011年美元和人民币平均汇率6.48来计算，69.1万亿美元相当于447万亿元人民币。全国约4亿城乡家庭，相当于每户家庭110万元资产净值。
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2002年9月曾在本刊撰文，提出2001年中国居民总资产价值为32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1万亿元，城乡住房资产价值13万亿元（占到40％），私人拥有的生产性资产价值为7万亿元。按10％的负债扣除后，净资产约为30万亿元。如果69.1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是成立的，也就是说2001年－2011年十年间，中国居民资产爆增10倍多。
非金融资产虚实
《调查》未说明其调查的“城市居民”是指城市户籍居民，还是城市常住居民。根据测算，报告所指城市家庭应该仅限城市户籍，但报告中农民工家庭算在哪里，却没有给以解释。
首先，城市居民除房产之外的非金融资产数值偏高。《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平均才11万元，但除了房产外的非金融资产居然有146万元之多。据《调查》所言：“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家庭资产包括非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两大部分。家庭非金融资产包括农业、工商业等生产经营资产、车辆资产、家庭耐用品等资产、房产与土地资产。”这部分数值高是因为把私人企业的生产性经营资产都算入家庭资产。
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好比说把煤老板的矿井、饲料大王的工厂都算到非金融资产里，只要有一两个这样的亿万富翁在调查中被抽样到，其资产净值与平头百姓一平均，平均值就会很高。这会有很大误导性，也不符合国际规范。如果查阅美国联邦统计署所做的美国居民家庭资产汇总数据，就会发现只有金融资产、房产和车辆等大件，并没有把生产性资产算在内。
即便将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算入家庭资产，城市家庭平均146万元生产性资产，农村家庭平均12万元生产性资产，按2011年1.5亿城市户籍家庭和2.4亿农村和农民工家庭，合计2011年全国居民生产性资产约为249万亿元（城市220万亿元，农村29万亿元），而不是447万亿元，差距为何如此之大？
释疑房产净值
造成“中国人比美国人富”的第二个误会，是高估了房产净值。《调查》数据称，中国城市住房资产净值为150万亿元（户均100万元乘以1.5亿城市家庭），农村为48万亿元（户均20万元乘以2.4亿农村家庭），合计198万亿元。而2011年中国城市每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5万元，户均拥有1.22套，所以户均住房价值达103万元。
如果仅限城市户籍，城市家庭户均1.22套住房倒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但每套住房价值为85万元则明显高估。
2011年中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每平方米5011元，当前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中半数以上是1998年前建成的，其市场价值远无法与新房相提并论。即使全都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来计算，套均85万元相当于每套城市住房面积平均下来都有170平方米，这与事实不符。
2006年之后，中国城市住房存量面积没有再公布。2006年的数字为113亿平方米。根据住建部公布的2011年城市人均住房面积31.6平方米乘以4.7亿城市户籍人口，可以得出2011年中国城市住房存量面积约在148亿平方米，即使全按照每平方米5011元来估计，城市住房资产的市场价值应该在74万亿元，不到调查所言150万亿元的一半。
2011年中国GDP为47万亿元，即使保守估计的城市住房资产价值71万亿元，也相当于GDP的1.5倍；如果是调查所提出的109万亿元，则相当于2.4倍；而调查提出的全国城乡198万亿元住房资产，相当于GDP的4倍，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国际上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住房资产价值超过GDP的1.5倍，就具有很强的泡沫风险。
除了直接估测，还可以用房贷数据来推算住房资产价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11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2011年末全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7.14万亿元。一般认为住房的负债资产比应该是30％－50％，比如美国2010年居民部门房地产价值为18.19万亿美元，居民房地产贷款就达到了10.07万亿美元，占到55％。
中国城市家庭购房相对较保守，贷款成数很低，提前还款比例高，但也没有理由相信住房负债余额连资产价值的5％都不到。如果按负债是资产的10％推算，差不多城市住房总资产就是70万亿－80万亿元。这些说明该调查大大高估了中国居民的房产净值。
2011年中国农村住房面积约为290亿平方米（住建部公布的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4平方米乘以8.5亿农业户籍人口），面积上比城市多出50％-80％（根据不同口径），但质量差、流通性差、市价低。按照每平方米1600元的市场价值来估计农村住房资产价值，大约是48万亿元，与《调查》所估计基本相当。这样2011年全国城乡住房净资产合计大概是120万亿元左右，远远低于198万亿元的估计。
不能聚沙为基
根据《调查》中统计的家庭金融资产数据显示，如果撇除城乡私人企业主的生产性资产220万亿元，并把城乡住房资产从198万亿元降到120万亿元，2011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合理估计就应该是149万亿元，折合23万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美国居民家庭资产净值的40％，与2011年中美GDP的1∶2比例基本相当。
从户均角度看，全国4亿家庭户均37万元。其中1.5亿户城市户籍居民户均净资产58万元（金融净资产11万元，住房净资产47万元），2.4亿户农村户籍居民户均23万元（金融净资产3万元，住房净资产20万元）。考虑美国比中国多发达很多年，居民有更丰富手段积累资产，美国居民收入占GDP分配份额更比中国高，这个估计更加合理一些。
所以且慢唱高调，自认为中国人已经比美国人富有，这种虚假的幻觉可能导致错误的经济决策，从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也不利于家庭作出合理的经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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