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06:39
导语：在美国文化英文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 大众文化；动画电影；美学；艺术
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是最早提出大众文化这一概念的，他编写的《民众的反抗》书中提到：大众文化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它的消费对象和主体主要是以都市大众为主，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再通过现代高科技的发展进行传播，它为大众提供感性娱乐，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人类文化与艺术发展的标准，在历史长河中起着加深人类异化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是大众文化的酝酿时期，经过不断发展，渐渐地与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成三足鼎立之势，中国动画在这个时候开始逐渐受到它的影响。直到近几年，“超女”“快男”等草根文化的兴起标志着大众文化开始大规模爆发，让另外两种文化望其项背，大众文化发展成为文化中的领军，并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动画电影集合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同时也是对现代科技的艺术化表现和对生活的艺术化再现，它作为一种集合了多种艺术门类的复杂艺术形式，最直接目的是为了传播，然而要传播就要迎合大众的需求。我国的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的问世至今已经有80多年的时间。如今，动画电影艺术随着高科技技术的高度发展获得了空前的传播能力。动画电影作为传播的媒介之一，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由此导致的工业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正挑战着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风格和其中所包含的中国传统精英文化。动画电影的发展受人类的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体现和传承了人类的文化趋势与大众的审美思维。在当前的大众文化背景下，大众审美趋向或者大众价值观对传统审美思维和精英思想产生了空前的震动，这也导致了动画电影作为集传统与现代艺术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在本质上更容易被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动画电影的价值目标中所包含的人文文化形态受到大众的关注。
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在形式上诠释着中国传统美学的同时，渐渐开始在内容中关注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然而传统文化带来的美学价值观开始与大众文化在冲突中相互融合，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动画电影的美学特质有了新的呈现。
一、动画形式美的个性化缺失
符号化的艺术创作实际上是对美术风格加以修改、简化与提炼的过程，这也是动画造型的由来，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运动的影像，以满足叙事的需要。不管是中国早期的动画造型形式美还是日式和美式的造型形式美都在极力地弘扬个性，比如我国早期水墨剪纸动画中的“拉毛工艺”就是利用特殊纸张撕开后参差不齐的边缘来获得一种与水墨风格极其类似的效果。
如今，商业化、市场化、工业化带来的大众文化正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中国传统的动画表现语言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大众的审美娱乐化的需要，现代的动画受众深受日美动画美学的影响，这也迫使国产动画电影已经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商业在改变中国传统动画表现语言的同时，也在推动国产动画电影的发展，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要传播就要迎合大众的审美价值观，以牟取用来扩大传播范围的商业利益，中国特有的动画艺术审美观念正发生着从崇高向主流的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大众文化的胜利，它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国产动画电影中角色和场景的造型形式大量借鉴日、美动画美学形式。
商业利益导致以复制为主要特点的工业化成为国产动画电影的趋势，它与精细、不可复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冲突性，在这个趋势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形式的复制、高度提炼、简化和成本的降低是必不可少的。从中国早期艺术家创作的《大闹天空》《哪吒闹海》中流畅优美而劲气不泄的中国国画式线条美到仿日式动画形式美学的《梦回金沙城》《魁拔》《藏獒多吉》等用平涂的单块来表现明暗关系的归纳形式美感，这是一种造型形式向另一种造型形式的转变，同时也是非主流形式美向主流形式美的转变，即中国传统美学向大众美学的转变，说明大众文化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受众广而多的优势和媒体的传播力量占据了艺术美学的中心。这种现象不能简单理解为传统动画美学形式的完全丧失，或者说是中国动画电影个性的完全丧失，而是传统动画艺术形式与大众文化带来的美学形式之间的相互融合和继续发展，这也是探寻新时代中国动画电影审美形式的必经之路。
二、视觉愉悦的大众化
动画电影是一种具有高度想象力的集合体，它的本体是假定的视像，观众需要通过屏幕完成对观赏视像内容的理解，视像内容则通过导演设计、文学创作、原画设计、动作调整和后期制作完成。因此动画电影艺术具有不真实性的一面。在不真实的假定视像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艺术创作者对于某种带有鲜明形式感的艺术表现方式进行动态编辑与组合而形成的影像画面。在此过程中首先就利用了艺术表现力对情绪进行控制，在此基础上再利用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活动影像来打动观众。
动画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艺术家精心设计一个虚拟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动画电影创作者可以尽情释放创作的激情和特殊的审美情趣。然而现代受众的审美要求在不断被大众文化带来的美学形式所刷新，艺术家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追逐商业利益来完成传播，导致创作者逐渐忽视了动画内容的重要性，开始过分强调具有强烈刺激感和冲击力影像的画面形式感，以此来满足广大受众的视觉愉悦感。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带来了影视技术不断进步，这为人们感受直观的具有冲击力和写实效果的画面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实现途径，目前的动画电影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强调它在形式上的视觉感受，大众的这种视觉愉悦需求直接导致了动画电影在内容中淡化精英艺术所特有的道德感召、人文关怀、现实批判、哲学理念以及民族特色。在动画电影《梦回金沙城》的制作过程中，由宫崎骏动画电影制作的团队来参与制作，画面直接借鉴了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的创作审美特点，其取材则借鉴了中国西南部的景色，宫崎骏动画电影画面中对于细节刻画的细致入微以及颜色的清新淡雅成为《梦回金沙城》画面的形式美感。
三、艺术与商业结合的趋势
中国早期的国产动画被认为是完全的文化艺术事业，没有产业化经济的概念，不具备商品的基本特征，这样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产动画的发展，国产动画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才在计划体制下开始规模化，并且渐渐开始迎来春天，开始有长度和产量的要求，如今在看到国产动画电影发展的同时，也意识到国产动画电影产业链的缺失，中国特有的艺术美学形式仍旧没有找到与商业和新兴美学观念进行完美结合的有效途径，这也说明国产动画电影作为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媒介的同时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审美趋向及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美国好莱坞动画电影作为成熟的商业化的体系，每年除了大量的商业作品之外同样会出现少数经典的艺术作品，其次是以日本吉卜力工作室为典型的动画电影，还有法国的动画电影《疯狂约会美丽都》，所以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商业化与艺术的发展之间并不矛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美、日动画电影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冲击，商业购买逐渐开始介入国产动画电影这种艺术门类，并对这门综合的艺术形式起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但这也导致商业化在某种程度上淹没了中国特色的传统精英动画艺术形式。在国产动画电影产生消费文化理论后的这几十年中，传统的精英文化也开始吸收大众文化的活力，这是一种艺术在表现形式上的变化和发展，比如动画电影《藏獒多吉》《梦回金沙城》，它们在艺术形式上大量吸收了日式动画的美学表现方式，日本动画制作团队或者参与制作日本动画的团队分别参与了这两部国产动画电影的制作，但它们均以中国西部的人文自然环境为背景，两者的结合逐渐走向完美，以此来适应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审美价值观，这也是国产动画电影美学风格的全球化和民族化相结合的成果。
国产动画电影的商业化不等于完全排斥中国传统精英式的动画艺术形式，现代大众文化对于国产动画电影的影响也注定高雅，审美文化在当下美学格局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当前，中国政府对国产动画电影的改革力度正在逐渐加大，动画市场化和商业化运作观念的确立以及对其运作模式的探索，都说明商业化和产业化必然要求中国要创造属于自己的主流商业动画电影。然而，这样的转变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的艺术动画电影就无足轻重，实际上，把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纳入动画电影的商业化运营模式之中，在保护、支持、传承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的同时推进产业化进程，才是中国动画电影的繁荣之路。
四、结 语
国产动画电影不论是作为人性内在、永不磨灭的高雅艺术而存在，还是作为崇尚世俗的大众文化产物，都不应拘泥于某种单一的艺术形式。当前，中国动画电影盲目追求商业化并不利于长远的发展，这一现状和大众文化的泛滥有着必然的关系，虽然大众文化带来的审美观念对中国动画电影展现的传统精英艺术有着强烈的冲击力，但它终究是当代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同样需要遵循产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动画电影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已经有了成功的案例。中国传统的精英艺术要与大众文化进行相辅相成的发展，来满足不同生活阶层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观，要在变化的时代中反映不变的艺术真理和人文关怀，以体现人性之真、自然之美，并以引领人们追求真善美为其本职，始终保持大胆创新的创作思路，这些仍旧是中国动画电影所要追求和弘扬的。
[参考文献]
[1] 陈汗青，王健.高等院校动画专业精品教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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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应小敏，傅守祥.大众文化时代的审美生态与美学转向[J].创新，2011（01）
[5] 李朝阳.从大众文化的自我解构特性看艺术电影突围的可能[J].电影文学，2011（04）.
关键词：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创作与翻译
在欧美人文学术领地,华裔学界、比较文学界与汉学界这三个术语总是在相关的意义指称上交互在一起,诱惑着人们瞩目在此空间中崛起的那些出类拔萃之辈。美国人文学界有“东夏西刘”之美称,“东夏”是指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华裔学者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华裔学者刘若愚。“西流”的不幸早逝，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的震惊。刘邵铭在悼文中说:“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1]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著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本文主要论述其生活经历及其影响下的创作与翻译。
一、生活经历与学术要求
自1961来到美国，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辗转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至1967年转到斯坦福大学，刘若愚身上发生了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第一，在生活上，刘若愚需要将他所操的标准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刘若愚初到美国的前几年，在各大学间辗转谋职，艰辛备尝。
第二，在学术研究上，刘若愚从此只用英语，而且不再用中文写作论文和专注。刘曾对此作出解释：“这不是说我不能用中文写，只不过是我没有时间把用英语写的一切再用中文写一遍。另外我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特意为西方读者写的。除了我现在喜欢用文言文写的诗歌外，我对使用哪种语言，中文还是英文，已经觉得无所谓。”[2]对于刘若愚的解释，刘邵铭表示不满意，他说：“刘若愚说没时间虽然不能说强词夺理，但不是好的借口。人的聪明才智有异，可说是上天的偏心，但在时间上绝对公平；每人都有二十四小时。真正的理由是刘若愚做了美国的过河卒子，生性要强，也只有不断出版英文著作才能出人头地。做了罗马人，就守罗马风俗。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我尚未听说有一家开明到可以用中文著作论贡献的。刘若愚考了一个英国的硕士学位，可以由夏威夷、匹兹堡、芝加哥，辗转到史丹福大学，靠的就是自己七本英文书。这七本书，既然是为西方读者写的，今后也只有在英美大学写论文的人，偶尔到图书馆尘封的架上取阅。如果他能看开点，就不会做了别人价值系统的努力。”刘邵铭对刘若愚不用中文著述单单从功利的目的来理解，虽说也言之成理，但毕竟不是全部的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李鸥梵便对此提出反驳：“既然刘先生以比较文学为方法，世界性的体系为依归，我认为他用英文写作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并不完全赞成两位好友的看法：认为中国人应该用中文写作。”[3]
二、《中国文学理论》的批评与评价
在刘若愚群星闪烁的论著中,鉴于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不一，最为国内读者熟悉的是《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与文论,他结合形而上理论、决定理论、表现理论、技巧理论、审美理论和实用理论等西方文学理论方法来挖掘中国文学理论的价值,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成为中西比较诗学的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被当作比较文学典范之作,在书中,作者主要运用艾伯拉姆斯文学四要素的框架,把中国文学理论分成所谓的六种理论,即形而上的、决定的、表现的、技巧的、审美的和实用的理论。中国文论被他运用西方文论话语进行了切割。这种切割,使得刘若愚对中国的文学理论进行了西方式的条分缕析,这对于在西方文化语境下成长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理论是有帮助的。但是,这种切割也有坏处,那就是被切割后的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文学理论本来的面目有了很大的出入。在西方话语的叙述中,中国文学理论被误读了。例如,刘若愚写道:“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考虑到了艺术过程的全部四个阶段,包容了中国文学批评里所有全部六种理论中除决定论以外的五种理论的因素。” 也就是说,《文心雕龙》中不包含决定性理论因素。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心雕龙.时序》中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讲的就是文学与社会状况、时代政治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与文学决定论是相通的。所在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之下,中国的文学理论只成为解释西方文论的材料和注脚,中国文学理论只是证明了其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在需要被证明的时候就能够在西方文学中出场,不需要的时候就被悬置起来。刘若愚把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切割以后介绍给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使西方人雾中看花,朦朦胧胧地对中国文论有一定的了解,这对于介绍与传播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化有一定的用处。但是不可否认,刘若愚此举也是典型的“失语”例证。
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评述，需要后来学者的订正或补充。但我们对其分析方法及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不应该是全盘否定态度的。因为这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选择之一，而且刘若愚自己的定位是“语际批评家”，而不是“以西释中”，定位的不妥会导致曲解刘若愚的批评立场和他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苦心。
三、创作与翻译
关于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等著作,阅读英语读本与汉译读本会导致完全两种不同的学术感觉及其评价。怎样评价刘若愚？是评价英文读本中的刘若愚还是汉译读本中的刘若愚？这都是关于研究刘若愚给出我们自己的评价时,应该考的问题。用刘若愚自已的话来说,不管是否愿意,用英文写作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语际批评家成为比较主义者。
比较文学者对翻译所展开的研究与相当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其实并不完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其实质是一种文学研究，它并不局限于某些语言现象的理解与表达，也不参与评论其优劣，它把翻译中涉及的语言现象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加以考察，把任何单个翻译行为的结果都作为一个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它对文学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的研究和分析。因此，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就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判断，显得较为超脱，视野也更为开阔，更富审美成分。当然，与此相应的是，它也就缺乏对外语教学和具体翻译实践的指导意义。譬如比较文学对误译的研究，对庞德英译唐诗的研究等。庞德的英译唐诗充满误译，许多句子的英文文法都不通，对一般的外语教学和翻译自然不足为法，但庞德的英译唐诗却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具有明显的文学史上的意义。[4]
罗伯特・弗兰斯有句名言，说诗歌将要在翻译中消失。应该理解为没有哪一种诗歌的翻译可以成为原诗的再现，甚至即使是一个成功的翻译，将与原诗有所不同。刘若愚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一个译者都面临着“直译”与“意译”之间永远的进退维谷。绝对忠实于原文的翻译不仅不受欢迎，而且有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精髓被汉语思维及汉语书写的体验性与体语藏得深不可测,几乎中国传统诗学的精妙完全肃穆在其中不可凭借逻辑与思辨出场,怎样用英语来使其在学术表达通畅地流淌?刘若愚教授的学术角色是复杂的,谁来评判及怎样评判刘若愚教授及其比较文学研究的诸种读本?这是当下国内汉语学界应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刘绍铭：《孤鹤随云散――道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 (台北),1986年7期.
[3]李鸥梵：《我的盲点和偏见――纪念刘若愚先生》[J].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期.
[4]谢天振：《启迪与冲击――论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与比较文学的学科困惑》[J].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2期.
作者简介: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东方文化； 文学批评； 东西交融
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主义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达到一定程度后结出的艺术硕果。作为“对西方艺术乃至对整个西方文化某些传统的有意和彻底的决裂”［1］167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频频出现描写东方物品和人物、表现东方诗学和宗教、借鉴东方艺术形式和技巧的现象，说明导致现代主义与传统“决裂”的思想不仅源于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弗雷泽等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文明的反思和质疑，也源于传入欧美诸国的东方物品和典籍所带来的直观启示和思想冲击。王尔德笔下的“庄子”、庞德诗歌中的“观世音”、普鲁斯特小说中的“中国瓷器”、T.S.艾略特诗作中的印度佛教“箴言”和“中国花瓶”、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诗歌中的“五绝七律”形式、乔伊斯小说中的“汉字书写”模式、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中的“观物取象”实践、本雅明思想中的“犹太教卡巴拉传统”、苏珊・桑塔格美学观念中的“静默”、雷克思罗斯诗歌中的“禅意”、玛丽安・摩尔诗歌中的“中国绘画”之道……所有这一切都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对东方文化的自觉意识、主动汲取和积极融合。
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对东方文化的表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瓷器、丝绸、帷幔、水墨画、茶叶、扇子、家具等富有东方情调的物品或简笔勾勒的东方人物随处出现在作品之中，有意无意地描写想象中的东方意象和东方形象，营造出浪漫虚幻的意境或意犹未尽的神秘氛围；其二，基于创作者对中国哲学、文化、社会制度、艺术形式的了解，作品的整体构思自觉透射出东方思想，通过形式技巧、叙述视角、人物风格、主题意境等多个创作层面，或隐或显地表现出基于东西方艺术交融之上的全新创意。这两种表现方式的差异主要源于对东方文化的观察视角的不同。前者立足于对东方物质文化的直观感知，其作品侧重以意象方式隐喻对东方文化的想象，比如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后者根植于对东方精神文化的内在领悟，其作品从多个方面表现中西文化的创造性相融，比如庞德的诗歌。当然，两种表现形式的界线并非十分清晰，很多时候它们是模糊的、共存的。
西方现代主义对东方文化的表现得益于“东学西渐”的进程。以“中学西渐”为例，几千年中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西渐催生并促进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一方面，自秦汉开始，中国的陶鼎、陶鬲、青铜剑、丝绸、服饰、瓷器、茶叶等物质文化产品通过商品贸易和文化交往活动传入世界其他国家。在17、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VOC)的全球贸易活动的推动下，中国的瓷器、绘画等文化产品开始大量进入欧洲市场。中国物品不再是欧洲皇宫贵族手中的珍稀宝物，更多的欧洲市民有机会欣赏、珍藏、模仿中国艺术。那时正是欧洲现代美学形成的前期阶段，在中国文化成为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的氛围中，中国瓷器、绘画直观呈现的生命理念、思维方式和艺术手法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荷兰乃至整个欧美的艺术开始吸收中国意象和思维，而这种新的艺术形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到了欧美艺术界的广泛认同，于是便有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东方意象不断出现的现象。
另一方面，自元代开始，随着海陆交通逐渐便利，元朝上都开始聚集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等世界各地的使节、商人、旅游者和传教士，有学识的欧洲人撰写了在华游记，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贸易、风俗等诸多方面向本国民众介绍中国文化思想。16世纪之后，大量欧洲耶稣会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在向中国传播基督教思想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向欧洲介绍中国文化。他们不仅撰写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而且翻译重要的中国典籍。就像利玛窦、金尼阁、柏应理、冯秉正等传教士所翻译的四书五经、《通鉴纲目》等以各种方式影响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西方哲学家一样，理雅各、翟理斯、阿瑟・韦利、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劳伦斯・宾扬等传教士和汉学家所著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所翻译的中国经典深深影响了奥斯卡・王尔德、埃兹拉・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斯、詹姆斯・乔伊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他们从中国文化中获得了深刻感悟，要么借中国思想之剑表达自己对西方弊病或缺失的批判(比如王尔德)，要么借中国艺术之形全面创新西方艺术(比如庞德、威廉斯)。总之，在经历漫长的中西文化交往后，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创作倾向。
二、“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研究进展
然而，在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研究中，“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的关系较少引起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学者们对现代主义的内在研究主要集中在性质、术语、背景、思潮、作家、作品以及欧美国别研究等议题上［2］,外在研究则集中在现代主义与哲学、现代主义与文化经济、现代主义与文化政治、现代主义与性别、现代主义与视觉艺术、现代主义与电影等跨学科审视上［3］。西方批评界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核心共识基本锁定在艾布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对该术语所作的界定，即西方现代主义思想和形式上的剧变源于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等西方思想家对支撑西方社会结构、宗教、道德、自我的传统理念的确定性的质疑［1］167-168。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主义者们的全球性开放视野和胸怀并没有获得20世纪西方批评家的关注，西方现代主义研究大都限定在西方主流研究方法和理论视野之中。
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批评界开始有学者自觉研究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系，不仅翔实论证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曾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的事实，而且在反思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启了东西方研究的新视角。美国新奥尔良大学钱兆明的专著《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1995)是研究初期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他在序言中将自己的研究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作了比较，揭示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基本特性：
对萨义德而言，东方特指穆斯林的东方。对我而言，东方指称远东，特别是指中国。如果说直到19世纪初期，东方“只确切指称印度和圣经之地”(萨义德)，那么到20世纪初期，东方则指称中国和日本。的确，对重要现代主义者叶芝、庞德、艾略特、威廉斯、斯蒂文斯和摩尔而言，他们的文学模板的丰富源泉来自远东而不是近东。因此，研究远东对现代主义的影响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对萨义德而言，“东方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政治事实……”。因此他的研究涵盖了多维度的复杂体系。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文学研究。我所理解的文学东方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而是指具体的中国诗人――屈原、陶潜、李白、王维和白居易……现代主义作家庞德、威廉斯通过费诺洛萨、翟理斯和阿瑟・韦利与中国伟大诗人进行了对话。对萨义德而言，“东方几乎是欧洲人的杜撰”，是西方用以界定自身的重要他者文化……然而考虑到庞德和威廉斯对中国的热诚，我认为这一思维模式是有局限的。首先，庞德与威廉斯并不相信西方文化至上。其次，东方之所以吸引两位诗人是因为东方带给他们的是亲和力而非差异性……在本研究中，中国和日本不是被视为西方的陪衬，而是现代主义者实现自身的确切例证。［4］1-2
这段话阐明了“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的三个主要特性：第一，研究范畴上，重点揭示中国、日本等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第二，研究焦点上，重在文学研究而不是作政治文化论辩，聚焦于远东文化中具体的诗人、作品、技巧对西方现代派个体作家的影响及影响途径。第三，研究立场上，重在揭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之间借助西方传教士、汉学家的书籍而展开的文学对话，以及该对话在创作中的表现。
如果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旨在以东方人的目光反观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进行宏观的文化政治批判，那么，“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通过揭示真实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微观表现，旨在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创新作出新的阐释。前者从社会、历史、政治、种族等多维视角出发，揭示西方对东方的话语建构性，以及这种建构性背后的文化霸权机制和所导致的问题、困境；后者以东西文化实际交往的史料为证，阐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亲和力，重在论证并揭示东西方对话的积极作用。从某种角度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进，昭示着东西方研究从问题走向对话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西方批评界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充分体现了聚焦远东、探讨创作影响和文学对话的三大特性。除了钱兆明的《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翔实论证屈原、王维、道家思想对庞德的影响和李白、白居易以及传统的汉诗技巧对威廉斯的影响外［4］，其他有影响力的专著在此前后陆续出版。威廉・贝维斯的《冬天的心境：华莱士・斯蒂文斯、禅定与文学》(1988)，探讨了佛教对现代主义作家斯蒂文斯的影响［5］。钱兆明的《现代主义与中国美术》(2003)以英美博物馆的展品和文献证明庞德、华莱士・斯蒂文斯、玛丽安・摩尔等西方现代派作家接触东方文化始于中国古字画、青铜器、瓷器等，他们在文学创新中借鉴了中国美学思想与创作技巧［6］。帕特里夏・劳伦斯的《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现代主义与中国》(2003)探讨了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之间的影响关系和文学对话［7］。钱兆明的《庞德的中国朋友》(2008)以翔实文献证明庞德一生所结识的大量中国教育家、哲学家、汉学家、诗人朋友曾参与他涉及中国文化的诗歌创作［8］。在萨比娜・斯尔克等人主编的《美国诗人与诗学中的东方和东方主义》(2009)中，15位西方学者研究了19至20世纪美国诗歌和诗学中的中国、印度、犹太等东方文化元素和思想［9］。另外还包括罗伯特・克恩的《东方主义、现代主义和美国诗歌》(1996)［10］、玛丽・佩特森・屈德尔的《庞德的儒家翻译》(1997)［11］、辛西娅・斯坦梅的《玛丽安・摩尔与中国》(1999)［12］和钱兆明的《庞德与中国》(2003)［13］等。用具体的史料进行翔实的论证是这些专著的基本特点，东方文化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的事实得到了扎实的论定。
同一时期，随着论著的出版，专题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1996)和英国剑桥大学(2004)召开，引发国际学术界对本专题的广泛关注。耶鲁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日本翻译者费诺洛萨对中国诗歌的翻译、美国诗人斯蒂文斯与中国艺术、英国诗人叶芝与日本戏剧、英国现代主义作家斯特恩与中国、英国诗人庞德与中国等。参会的学者约三十余位，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贝鲁斯大学等。剑桥研讨会宣读的论文论题包括：伯格森与老子、研究、美国诗人庞德与Paul Fang、梅兰芳在美国、徐志摩和萧乾与朱利安・贝尔、鲁迅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等。参会的教授和学者约五十余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中国香港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在这两次研讨会上，远东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以及东西方文学的对话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在中国批评界，比较文学领域最先开展中西文学对比和“中国形象”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出现以主题形式比较为主要特征的中外文学对比研究。以伍尔夫研究为例，伍尔夫与萧红、伍尔夫与张爱玲、伍尔夫与丁玲等平行比较曾得到探讨，但研究的力度和影响力较弱［14］88-89。伴随着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盛行，多元文化、文化对话、文化形象等议题引发人们的关注比如“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国际学术研讨会(1995)在北京大学召开，随后出版的会议论文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乐黛云、张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发表了三十余位中外学者的文章，探讨“文化相对主义与多元文化”、“文化对话与文化误读”、“文学形象与文学翻译”、“后现代与文化身份”等议题。，欧洲的“形象学”理论被翻译引进［15］。这一切推动了外国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它依循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以及法国理论家莫哈和巴柔的形象学理论，重点探讨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的想象性和建构性比如周宁的《永远的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着重探讨几千年来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的虚构性，指出“中国形象”只是映照西方价值观的一面镜子。另有八卷本“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葛桂录、钱林森、卫茂平、汪介之等分别出版了英、法、德、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等方面的专著。，尝试从文学作品直接描绘或间接涉及中国的片段中推导出西方对中国的“总体认识”［15］17，154。所发表的论文或笼统阐发美、英、法等国别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或细致剖析谭恩美、汤婷婷等海外华裔作家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或探讨赛珍珠的作品，也探讨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平托等人的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对西方作家的探讨则更多关注他们对中国的“想象”，对毛姆、索尔・贝娄、杰克・伦敦、笛福等都有涉及。这些研究为“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自觉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可追溯到1999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的“第18届庞德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庞德与东方”。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德国、瑞士、英国、意大利、丹麦等国的63位国际学者和17位中国学者研讨了“庞德对中国文化的解读”、“中国古诗词对庞德的影响”、“庞德与孔子”、“庞德与日本”等议题［16］127。
2009年，“首届中国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开启了本专题在中国境内的第一次大规模研讨。来自中国、美国等28所高校的近80位专家学者研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与中国”、“庞德与中国诗歌”、“卡夫卡与中国”、“伍尔夫与中国”、 “艾略特与佛教”、“贝克特与中国音乐”等议题，涉及文学、文化、哲学、宗教、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17］47。
2010年，“第三届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作为耶鲁大学和剑桥大学研讨会的延续，本次学术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推进了本专题研究。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中国等12个东西方国家90余所高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议题包括：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与东方、文化交融中的东方与西方、东西方作品对比研究、西方作品中的中国和印度、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西方现代主义的东方式阅读、美国诗歌中的佛教和儒教等，涉及文学、音乐、美术、哲学、建筑、宗教、诗学等多个领域参见彭发胜《“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3期，第237-239页。［Peng Fasheng，″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Modernism and the Orient′，″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3(2010)，pp.237-239.］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国际学者的英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钱兆明主编的Modernism and the Orient， 新奥尔良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2009年国内研讨会和2010年国际研讨会上的中文版论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在上述几次会议上，中外学者宣读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部分于Modernism/Modernity、《外国文学》等国际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在保持原有特点的基础上，当前研究在方法、意识、重心和境界上得到拓展，值得总结和分析。
三、“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的当前研究特征及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西学术界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在现代思想体系中的作用欧美学者已经广泛意识到以往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日益重视在研究中涵盖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比如“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与文学史”等项目的设立与投入便是极好的例证。参见宋达《当代北欧学界重构世界文学图景中的现代东方文学》，载《外国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第223-227页。［Song Da，″Contemporary Nordic Academic Reconstruction of Oriental Literature in the Realm of World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No.4(2011)，pp.223-227.］，具有二十年学术积淀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研究日益获得中西学者的广泛关注。当前研究在方法和思想上表现出值得关注的特征，预示了未来的研究趋势。
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更注重从东学西渐的历史背景入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的东方元素进行全面而充分的文化研究，文学解读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提高。
比如，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纳达尔的论文《现代主义书页：乔伊斯与汉字书写的图形设计》在“东学西渐”这一悠久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揭示了现代主义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页面与汉字印刷视觉形式相似的缘由。论文详尽论证了乔伊斯了解中国的多种途径：乔伊斯所接受的耶稣会教育体系与中国古典教育体系相似，他曾阅读传教士的中国游记，他所处的西方流行文化充满中国的建筑、陶瓷、书画、丝绸等，他所居的城市对东方文化充满迷恋和兴趣。论文追溯了几代欧洲人对汉字表意性的兴趣和研究及其对乔伊斯的影响。立足于这一开阔的文化交融平台，论文最终论证并阐明汉字独特的印制方式和视觉效果帮助乔伊斯确立了他的文本观和图像式页面［18］。美国西北大学克里斯汀・弗洛拉教授的论文《普鲁斯特的中国》，以普鲁斯特笔下的人物临终前凝视着17世纪荷兰画家维梅尔的著名画作这一场景为解读对象，层层剖析，揭示了普鲁斯特心目中的中国的重要价值。论文指出，这一场景折射出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将大量中国瓷器和画作运往荷兰的历史，以及中国艺术曾对维梅尔等画家乃至对欧洲现代美学产生影响的事实。透过这一场景，论文不仅揭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联结是在世界贸易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且证明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在追寻新的历史感时曾对17世纪以来欧美文艺作品中的中国元素给予了特别关注。论文通过这一场景昭示了东西方文化杂糅、同化、创造性改写与本土化的交往和接纳过程C.Froula，″Prousts China，″ Modernism/Modernity,No.2(2012)，该文即将发表。。
上述两篇论文的研究对象都很细微，前者解读《尤利西斯》中页面设计的内涵，后者探讨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某个场景的意蕴。然而它们所做的文化研究较为透彻，因而结论深刻。前者追溯了16世纪欧洲耶稣会会士进入中国之后，中国文化西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进程，从教育、书籍、文化、生活、文字、印刷术等多个层面揭示乔伊斯小说页面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及其深层历史内涵；后者首先追溯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全球化贸易带给欧洲的东方文化冲击，接着又从20世纪的西方对17世纪西方艺术中的中国元素的认同和接纳出发，回溯东方文化被西方本土化的文化交融过程和思想催生过程。基于东学西渐的文化史平台，两篇论文透视文学形式与场景，不仅还原了东西文化思想交往和融合的全过程，而且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过程和内在本质。
当前，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正在积极呼唤“文化转向”［19］，欧美现代主义研究则日益重视对东方文化的解读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作品研究中，越来越多的著作开始涵盖对作家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比如在Ira B.Nadel的Ezra Pound in Contex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中出现从东方、孔子视角切入的研究。 ,在这一发展态势下，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品的东方文化解读将会获得进一步的推进。
其二，在研究意识上，学者们注重揭示现代主义诗学思想背后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阐明东西思想碰撞正是催生新诗学的途径。
比如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在《选择性亲和力?――王尔德读庄子》一文中，透过奥斯卡・王尔德对翟理斯所翻译的《庄子》的解读，剖析王尔德批评论文中诸多关于庄子的评述的真实用意，不仅阐明了王尔德的文化批判思想乃英国乌托邦思想与中国庄子思想的结合的事实，而且指出王尔德意在用庄子的思想批判自己那个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价值观和现代政治体制［20］。中国人民大学郭军的论文《本雅明的“两面神”精神之价值与意义》揭示了本雅明思想范式的“两面神”特性，即犹太教卡巴拉传统与的结合，阐明本雅明思想的东西文化交融特性。浙江大学高奋的论文《中西诗学观照下的伍尔夫“现实观”》探讨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实观”融主体精神与客观实在物为一体的本质，阐明其内质与中国传统诗学的“感物说”和“观物取象”相通［21］。云南师范大学郝桂莲的论文《禅话“静默”》从禅宗视角解读了苏珊・桑塔格的“静默”思想的内涵，剖析了桑塔格静默思想的禅宗意味 郭军和郝桂莲的论文均将发表于高奋主编的《现代主义与东方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些论文将研究聚焦于揭示西方现代诗学的东西兼容背景，采用整体观照研究方法，自觉认识到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在研究过程中坚持从感到悟的兼容和洞见，而不是用理性去判断、取舍或规约，因而能够揭示出思想产生过程中的中西对话互动特性。“在物质主义、规约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都受到严重的批评”［22］36 的当代研究取向中，这一基于感知的综合研究意识将日益成为更多学者的自觉意识。
其三，在研究重心上，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主义作品在形式、技巧、主题上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
比如，钱兆明在《威廉斯的诗体探索与他的中国情结》中探讨了美国现代派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在新诗体探索过程中对李白、白居易的五绝和七律的借鉴，用大量文献论证了中国古体诗与威廉斯“立体短诗”之间的渊源关系［23］。中国人民大学孙宏的论文《论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读与重构》指出，庞德在汉诗英译的过程中不拘泥于词句与语法，而是力求传达中国诗歌的神韵，其译作是对中国古典作品的重构［24］。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剑的论文《艾略特与印度：〈荒原〉和〈四个四重奏〉中的佛教、印度教思想》指出，在艾略特的《荒原》中，基督教、佛教、希腊神话、东方生殖崇拜、渔王神话等多种思想融合在一起，构成其诗歌隐喻；在艾略特的后期诗作中，则更多地用佛教和印度教阐释基督教的教义［25］。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现代派创作中东西兼容的重构特性。不论是对威廉斯“立体短诗”的形式探源，还是为庞德的创造性翻译正名，抑或对艾略特诗歌中多元思想融合特性的揭示，这些论文不仅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东西方对话特性，而且揭示了创造性重构对文学作品形神兼备的意义和价值。略有欠缺的是，目前对现代主义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庞德、艾略特等重要作家作品上，更多作家作品的创意需要去关注和揭示，这也正是本专题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其四，在研究境界上，学者们对东方意象和思想的解读表现出现代主义作品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心境。
比如，牛津大学罗纳德・布什的论文《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着重探讨了庞德《比萨诗章》中“观世音”意象的内涵。论文追踪庞德的观世音意象的最初来源(即汉学家宾扬和费诺洛萨的著作)，剖析庞德未发表的战时意大利手稿将观世音与圣母玛利亚合一的意蕴，解读庞德《比萨诗章》的手稿笔记中观世音的“柳枝”的“治愈力”内涵，最终阐明庞德的观世音象征着“上天的慈悲情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26］。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刘燕的论文《渴慕、猎奇与同情：〈尤利西斯〉中的中国形象》用形象学研究理论分析乔伊斯作品中的中国形象，指出主人公布卢姆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与奇异想象、同情和渴慕，体现他超越欧洲中心主义，倡导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全球视野和普世情怀［27］。
上述论文的共性在于揭示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超越意境。无论是揭示庞德的“观世音”融基督教与佛教为一体，还是阐明乔伊斯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正面定位，均说明批评家已充分感应并认同现代主义作品超越二元对立的心境，体现中西批评界旨在实现东西方融合及人与自然融合的积极取向。
一、直面缺憾：我们失去了什么
历经拨乱反正、引进趋新和体系创造的步步足履，新时期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无疑是成就巨大并令人鼓舞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和文艺复苏的时代大潮，为理论家的创造和理论的推进提供了适宜的精神生态和广阔的话语空间，文艺理论的观念更新与学科拓展赢得历史的尊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对文艺理论实绩的真诚崇敬并不能抹去理论研究自身的缺憾，我们对理论走势的欣喜也难以开释对理论困窘的深层焦虑。对于21世纪的我国文艺理论建设来说，得到的已成为过去，而失去的却要影响未来。于是，直面缺憾，检视我们这些年在文艺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失去了一些什么，也许对构建文艺学当代形态更具启迪意义。
缺憾之一：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让我们失去了聚焦文论本体的自信。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转型和商品大潮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使文学艺术及其理论一道被置身于一个告别和进入、解体与建构的动荡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艺失去轰动效应，经济的“热”和文艺的“冷”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出现精神审美功利与物质实用功利的悖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反差和艺术消费中“曲高和寡”与“媚俗获众”的错位，文学日渐偏离“社会代言”和“文化主打”的中心位置，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边缘化”即由此而生。在文艺理论领域，其边缘化不仅表现在这些年来的文艺研究远不如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那般红火和抢眼，还在于文学理论的“研究”本身也被置于边缘化处境。譬如，文学理论研究队伍的边缘化——理论研究人才流失，甘坐“冷板凳”的学者越来越少；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边缘化——扎扎实实从学理本体和基本问题上做“功夫学问”的人在分化和锐减，而赶时髦、求新潮、扮“黑马”、标新立异走“捷径”的投机学人越来越多；还有文学理论研究学科目标的边缘化——即以所谓应用研究、交叉研究、跨学科研究来替代基础原理研究。例如，这些年把文艺原理“美学化”“文化学化”“社会学化”，乃至于“哲学化”或“科学化”的研究成果十分普遍，并且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夸赞。这里潜藏着的危机在于：有些研究在将文艺理论打了一阵跨学科“球”后，理论自身的原理性难题并未得到有效地解决；相反，简单地把文论问题做“美学化”或“文化学化”处理，丧失的却是对文艺理论学科本身独特而系统地把握能力和聚焦文论文体的自信。
缺憾之二：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认同化，使我们失去了原创和超越的勇气。如果说边缘化错位使我们的求异思维找错了坐标，那么，守成的惰性心理则常常使我们的理论研究被求同思维所困扰。在文艺理论研究领域，许多研究者习惯于将自己的思维支点依托于前人的某种理论范式上，以“本本”“经典”“权威”为依归，以读解、引征或推崇、效仿来代替理论创新和学术超越。这有三种表现：一是向马列文论认同。诸如从经典著作中找到哲学认识论、意识形态论或艺术生产论等论述，于是也就有了自己的持论根据和学理体系。二是向现当代的西方文论认同。从俄国形式主义、法国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到存在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理论，从语义学、符号学到解释学、接受美学，乃至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后殖民理论、西方等等，都被一些人风车似的玩过，都曾被持论者认同为先锋理论的界碑和方法论武器。三是向中国本土的文论传统认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论宝库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遗产不仅成为一些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而且成为一些研究者的学术精神原乡。
这些理论认同并非毫无意义，比如，向马列文论的认同使我们有了主流意识，向外国文论认同使我们找到了参照坐标，而向中国古代文论认同则使我们拥有了理论的民族本根。问题在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味地理论认同，极易造成对文学基础理论不是“接着说”而是“照着说”，不是“说自己”而是“说别人”，不是消化式吸收而是囫囵吞枣或照抄照搬。结果便是理论研究的陈旧、重复、学舌和玄虚，理论建设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八股老调、中外文论的“元件组装”或前人观点的“穿靴戴帽”，从而削弱和消解了研究者的原创意识和理论成果的超越价值。
缺憾之三：文艺基本理论研究的功利化，使我们失去了思想和方法论的支撑。“功利学术”的泛滥正侵害着理论研究的健康肌体。走近时下的学术圈，你不难发现，为晋升专业技术职称而进行理论研究、为完成科研指标而从事科研活动、为编写教材、完成丛书出版计划而写书的不乏其人，更不用说“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编书”了。许多人把精力放在争课题、报大奖、拜名家、找路子等“学外工夫”上，希图靠虚名浮利尽快扬名立腕，而对学问本身关注不多或思考不深。功利化学术在研究对象和治学方式上通常表现为：第一，轻基础理论研究重应用研究。因为基础理论研究需要耐得住寂寞，对治学的基本功要求更高，而应用研究诸如介入热点、评品时尚、点击流行文化、追踪偶像明星等，做起来投入少，见效快，事半功倍又名利双收。第二，用浮躁和炒作代替沉思与创造。文坛的心浮气躁常常滋生出一个个泡沫学术和商业化炒作，传统的“求道之思”或“授艺之学”已被演绎成“卖点秀”或“包装术”，骂名人、唱反调、游走传媒、吸引“娱记”，论题惊世骇俗、开口语惊四座，是其惯用的操作方式。第三，重体系搭建轻问题研究。这些年国内出版的不下几十种文学原理教材以及众多学术专著，已经构建出许许多多相同或不同的文论形态和体系，如文艺反映论体系、文艺认识论体系、文艺意识形态论体系、文艺生产论体系、文艺主体论体系、文艺心理学体系、文艺符号论体系、文艺系统论体系等等，无疑它们从总体上推进了文艺理论建设。这些理论体系中，有些是具有创造性的或有具创造性的成分，但确有不少是陈陈相因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每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深入思辨和科学解答基础之上的，如果仅有体系空壳而没有思想新创，疑难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所谓的“体系”也不过是空中楼阁，对推进文艺理论的实际进展和建构文艺学当代形态是无济于事的。缺乏学理创新而忙于搭建体系，是功利化学术的反映，也是文艺基础理论研究失去思想和方法论支撑的表现。
二、认准坐标：我们选择什么
当历史把文艺理论研究带入21世纪的时候，时代迫使我们对建设什么样的文论范式以及怎样建设这种范式作出自己的选择，开放的理论背景又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时至今日，至少有4个层面的观念坐标需要我们去认真面对、认知和选择。
从纵向上讲，我们正面对“传统与未来”的价值选择。建设新世纪的文艺理论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过去，开凿自己脚下的理论岩层，批判地继承古代文艺理论遗产，吸纳文论传统的丰富营养；同时，文艺理论的发展又不可为传统所累，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行，或囿于旧有模式而驻足，而应该面向现实发展，关注时代进步，把目光投向未来，开辟文艺理论建设的新境界。
从横向上说，我们要面对“自律与他律”的价值选择。文艺理论建设应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秉承民族的文论血脉和人文精神，重新镀亮自己的理论个性，以理论的民族性来赢得理论价值的世界性；同时，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又需要广撷博采人类一切优秀的理论质素来滋补我们的文论肌体，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外民族文论的“橄榄枝”作为我们理论建构的借鉴，任何封闭意识和“国粹”心态都将和信息时代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这种“中化”和“西学”或“中体”与“西用”的关系，构成了一个自律和他律的观念悖论。
从理论范式上看，我们正面对文艺理论的“经典形态”“传统形态”与“当代形态”的价值选择。“经典形态”是指文艺理论创始人及其经典作家的理论思想，它们通常代表着文艺理论的主导思想、基本观点和权威话语模式，具有学理的典范性和观念的规范性。“传统形态”是指“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发展和积累起来的习见理论模式，它们是以文艺理论教材及专著式成果所形成的、被多数人认可的文论形态，具有理论范式的约定俗成性以及价值取向的惯性和思维定势的惰性。“当代形态”则是正在创造和发展中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论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例如，全球化浪潮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会给它带来异域文论、甚至是殖民文化的渗透与挤压，高科技的迅速兴起形成文艺存在方式和媒介形式的变异，还有大众审美文艺、特别是影视艺术、网络艺术和“快餐文化”形成的文艺本体变迁和观念革命的新选择等，它们使得文艺学的当代形态常常要在“适应”与“定位”的不断碰撞中，不得不作出无以选择的选择。
最后，还有理论特色的价值取向问题。面向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切合新世纪文艺发展实际的理论。而“中国特色”是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这里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可以是指中国古代文艺学传统所铸就的“中国特色”，这应该是中国特色的根基和“底色”；可以是“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在其构建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特色，这是我们所依托的现实理论背景和学理延续的“接口”；还可以指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接受、发展、变异以来所显示出的“中国特色”，即“马列文论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色，这是“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1]。这3种“中国特色”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尤其是后2个层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齐头并进、此消彼长的。3个层面在各自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中国特色”都应当纳入我们所要建构的文艺理论形态中，问题只在于如何把握和选择它们。
以上4个坐标的立体交叉与相互渗透，把当前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观念困境推到了学科建设的前沿，而对之作出怎样的选择将直接影响文艺理论的未来。当然，认准这几个坐标并不难，从理论上找出自己的选择维度也容易做到，但要从实践上让理论选择的自我意识变成理论创造的有效成果，也许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三、构建学理：我们应该做什么
首先是要回到基础理论本体，以“元问题”研究来启动文艺学当代形态构建。
文艺理论的发展取决于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突破，取决于基础理论问题的局部突破带动学理的整体建构。因而，当前的文论研究应该倡导回归本体，而不是解决；回到问题，而不是制造概念或急于搭建体系；回到起点、找准支点以解决基础理论命题，而不是凌空蹈虚或避坑落井。美国学者拉夫尔·科恩(Ralph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中谈到：“人们正处在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文学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人们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2](1)这些话对当前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也是适应的，而我们检验文学转变过程所得出的教训之一便是要关注理论本体中的“元问题”，即“文学是什么”“文学写什么”“文学怎么写”“文学写成什么”“文学有什么用”等，并据此来深入探讨文学的本体论、客体论、主体论、文本论、价值论等“元问题”[3]，从这些“元问题”出发延伸出一个个“问题元”。通过这样回到最基本的范畴，抓住最基本的问题，靠理论本身的逻辑产生理论的张力，才会带来学理推进的思想动能，并产生新的理论生长点。要达到这一理论目标，就需要确立文论本位意识，排除边缘心态；确立基础研究意识，排除功利心态；确立理论原创意识，排除认同心态。从范畴概念到观念观点，从思辨方式到思想体系，都采取“问题化”的研究眼光，本体论的研究角度，“推进性”的研究态度，从而一步步构建出具有原创性和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学当代形态。
其次是面向未来，实现“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
文艺理论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它是在依托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不断拓展中，把对真理的无限追求变成无限的追求，最终使追求本身变成无限的过程。21世纪的文艺基础理论建设就是这样的一个无限追求的历史过程，而“一体两翼”的综合创新，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途径。
“一体两翼”的“一体”，是指文艺理论研究要以新世纪的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为“体”，就是让文论建设立足于中国现实文艺发展的实际，贴近实践，实事求是，回应现实的需求，瞩目变迁中的世界，让理论品格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感和时代精神。“两翼”是指文艺理论的民族传统和外来精良。对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主要是吸纳它的人文精神，并实现古论范式的现代转换。如古代文论在文艺家与现实关系上的“交感”说（心物交感、天人合一），在文艺家与文艺关系上的“言志”说（诗言志、诗缘情），在创作与作品关系上的“意境”论（意象、兴味、性灵、境界），在作品与现实关系上的“教化”说（诗教、讽喻美刺、有补于世、有为而作）等，都是富含人文内蕴和价值理性的文论传统，一旦将其转换为现代文论的有机成分与合理血脉，不仅会使新的理论建设底蕴充盈，而且还可以使古代文论在21世纪焕发新的活力。外国文艺理论对于我们的意义在于“弃其蹄毛，留其精粹”，洋为中用，一方面要将外来文论的理论质素与中国的文艺现状和理论传统结合起来，实现对其营养素的消化式吸收，另一方面要把握好“同化”与“顺应”的辩证关系，实现文艺理论的跨文化对话和中外互补。
所谓“综合创新”，即运用辩证思维的研究方法，对以往的文艺理论形态进行辩证地分析和综合，让它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融合为一，铸就一种面向21世纪的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框架。它要求我们通过对文艺理论的古典形态与现代形态、经典形态与新创形态的重新审视、辨识、转化和吸收，找到同历史走向和时代精神相符合的思想线索，形成对当代学理本位的思想支撑、对学术立场的重新定位和研究方法的重新选择。在这里，“综合”是创新的手段，“创新”是综合的目标。研究者应该以传统为鉴，以创新为本，光大中国既有的卓越的文艺思想品格，同时采纳外来文论有价值的丰厚资源，发扬中国文论注重整体性、蕴藉性、颖悟性的辩证思维传统和西方文论重逻辑思辨和求新求异的原创意识，而克服中国传统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的治学缺陷，以及西方文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思想承继与观念变异“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从而创造出既把握宏观又剖析微观，既跨学科融通又中外互补，既有学派对话又回应现实问题，既总结过去又指向未来……这样一种由范畴、观念、命题和思想体系一以贯之的、具有原创性又具有科学的思想与方法论支撑的文艺基础理论体系。
另外，在理论视野上，要关注全球化、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对文艺基础理论建设的生态滋养。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化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使我国的文艺理论建设一方面受到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挤压，另一方面也为跨文化的沟通与对话提供了新的机遇。我们从中所得到的应该是更广阔的思维视野、更丰赡的学术资源和更具价值的理论参照。例如，20世纪的西方文论在上半期是从历史走向语言，从内容走向形式；但是，如希利斯·米勒所说：“事实上，从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的’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做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2](122)当近20年来的西方文论从语言返回历史、从形式返回内容的时候，我国的文艺理论却走了一条几乎是与之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这对于长期陷入“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二元对立困境中的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来说，不是颇具警示和借鉴意义么？
高科技和大众审美文化的嬗变更是新世纪学理建构不得不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当新技术革命悄然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它所带来的不仅有物质生活的高效和便捷、精神生活的新奇与变异，还有文艺基础理论研究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例如，电子媒介、网络文学和视听艺术的崛起，造成了语言艺术日渐被音像艺术所取代，艺术样式由单媒介向多媒介延伸，以及文艺传播方式由“硬载体”向网络“软载体”转变，由此造成了文艺存在方式，文艺功能方式，文艺创作、传播、欣赏方式，文艺使用媒介和操作工具，文艺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力等诸多方面的变化，以及现代科技手段带来的文艺研究方法——诸如信息通讯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用于文艺研究所形成方法和手段的革命。同时，由科技进步引发的大众审美文化变迁，正使得“快餐文化”“准艺术”和“视听消费”一步步挤占高雅艺术、纯文学和精英文化的市场份额。这时候，文艺基础理论建设需要的不仅是搭建一个宽待时尚、兼容先锋、多元并存、自然甄陶、自由竞争的理论环境平台，更需要在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理论观点、思想体系和学理模式等总体构架上，认准自己的发展坐标，由理论新变达成学理创新，构筑出知识经济时代的文艺基础理论新体系。这里我想引用希利斯·米勒在论及文学理论的未来时所说的一段话来描述我们所面对的这种文艺研究现状：“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4]
【参考文献】
[1]董学文.文艺学当代形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拉夫尔·科恩.文学理论的未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关键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
一、埃德加・巴勒斯与《人猿泰山》
美国文学史上不乏这样的作家：他们生前得不到学术界承认，死后也不为批评家看好，然而他们却写出了最受欢迎的作品，享有最大范围的读者。《人猿泰山》的作者埃德加・巴勒斯就是这样一位作家。埃德加・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s,1875-1950）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科学小说家。巴勒斯自幼因体弱多病而多次辍学，不得不多次重修古希腊和拉丁文课程，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好了基础。从密歇根军事学院毕业后，他先后在美国骑兵部队和后备部队服役，目睹了西部的广袤荒蛮之地，接触到昔日同印第安人作战的风云人物。在这之后，他尝试了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铁路警察、糖果推销商，但均不成功。为了养家糊口，他开始替通俗小说杂志撰稿。1912年，他的第一部小说《在火星的卫星下》（Under the Moons of Mars）分六集在《故事大观》（All-Story）上连载，即刻获得了成功。同年，他又在《故事大观》上推出了第二部小说《人猿泰山》，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从此，他声名大振，稿约不断。自1912年至1950年，他一共出版了70多部小说，这些小说涉及到科学、幻想、冒险等众多领域，而且几乎全是畅销书，其中不少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当代著名科学小说家、评论家布莱恩・阿尔迪斯称赞他道：“在地球的一极站着威尔斯和斯威夫特这样可敬的先驱；另一极站着巴勒斯和他的模仿者，如奥蒂斯・克莱因、神怪小说家、恐怖小说家、幻想小说家，从霍华德・洛夫克拉夫特一直到托尔金。而玛丽・雪莱就站在赤道某处。”
《人猿泰山》讲述英国勋爵克莱顿带着身怀六甲的夫人乘船去非洲赴任，不料途中船员哗变，勋爵夫妇被遗弃在非洲一个荒凉的海滩上。不久，孩子出生了，勋爵夫妇却不幸身亡。母猿卡拉发现婴儿，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收养。从此，在西非原始森林中的人猿部落中，多了一只英国贵族血统的“白猿”，他就是人猿泰山。泰山在卡拉的中长大，不仅学会了在丛林中生存的全部本领，还具有人类特有的聪明、智慧。凭着与众不同的人类特性，泰山懂得利用工具猎取食物，并从生父遗留下来的看图识字课本上认识了不少英文词汇。时光流逝，泰山本来会以人猿部落首领的身份终其一生，但有一天，美国科学探险家的女儿简・波特流落到这片海滩上，于是泰山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衍生出无数的波折。小说模拟英国幻想小说家亨利・哈格德的套路，以其曲折的情节、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迷人的非洲丛林风光征服了世界上的无数读者。
因为《人猿泰山》成书前曾经在《故事大观》上连载，不可避免地带有杂志文学的弊端：辞藻艳俗，情节雷同，个性刻画单调。历来的文论家正是根据这些弊端拒绝给予埃德加・巴勒斯应有的地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西方通俗文化研究热的兴起，学术界对于他的看法慢慢有了转变，社会上涌现出许多研究论文和专著。女权主义文论家对巴勒斯更是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趣。1998年，葆拉・哈瓦斯特在论文《泰山与白人之谜》中指出，泰山与试图抢救简・波特的法国中尉德・阿诺有同性恋之嫌；而泰山的最大身体技能其实是一种歇斯底里大发作；他亮铮铮的鞋子也象征着他的白壁无瑕；当然，那把刀是他的男性生殖器的符码。近来又有人从当代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角度对《人猿泰山》进行解码，并试图依据语言学的习得理论来分析泰山与人的交流。
二、《人猿泰山》显示出的作者意识形态
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说到每一个欧洲人，就他关于东方的所论而言，都可以正确地认为是帝国主义者，几乎纯粹的种族中心主义者。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进一步证实帝国主义时期每一个艺术家受到时代的影响，在作品中都会流露出帝国主义意识。巴勒斯生活在帝国观念盛行及帝国主义者横行全球的年代。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没有任何一位艺术家有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存在。时代的烙印及作为臣属民族一员的记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整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弥漫在他的作品中。
1.种族主义。
巴勒斯是在罗马神话的启发下，才创造出人猿泰山这个形像。我们客观审视欧洲原始小说时，会发现种族自恋是欧洲文化模式中与生俱来的一种原型，欧洲文化的核心是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人猿泰山》便是一部充斥“种族优越论”之观点的小说。人猿泰山在湖边顾影自怜不禁使人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尔基索斯。巴勒斯在《人猿泰山》中描写非洲时所使用的意象深深地打上了白人文化的烙印，他把非洲贬为野蛮原始之域，充满神秘色彩，是作为“他者”（otherness）而存在的，非洲的原始衬托了欧洲的文明与开化。他对非洲土著居民进行妖魔化描写，非洲人的意象被严重扭曲：野蛮、迷信、愚昧、落后、未开化、待启蒙。他们是原始人、野蛮人、食人动物，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西方话语建构了东方的存在方式，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解释和再现东方，渗透和支配东方。同样生活在丛林的人猿泰山却被作者视为洁白的神人――超智大勇、无所畏惧、不可战胜。泰山常常以白色神人的形象神秘地出现在非洲土著人眼前，带给他们莫大的恐惧和敬畏，这无疑是西方人至今仍迷恋的白色神话。
作为处于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作家，巴勒斯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帝国意识的影响，自然而然会流露出白人优越感以及对其他民族的歧视，不可能摆脱种族主义心理。当泰山第一次遇见了他的同类――非洲土著人，立马意识到自己和他不同种族，自己是优人一等的种族，他甚至将动物和非洲土著人混为一谈，并常常以取笑、恐吓土著人为乐。而当简一行人来到小岛上，泰山对他们表现出了最大的尊敬，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安全。在泰山的意识里，白人民族是高人一等的文明社会，而其他民族是低人一等的未开化社会。泰山虽隐居在小岛上，但因自学成才，掌握了非凡的知识技能。泰山用绳子和匕首杀死土著人，却没想过给土著人留下字条，土著人成了沉默无语的客体。如果用机械的二元对立的观念，西方=文明=高级，东方=野蛮=低级。
2.殖民主义。
欧洲资产阶级一登上历史舞台便表现出强烈的殖民倾向。英国和法国从17世纪末就开始统治东地中海地区。到了18世纪，欧洲就迎来了资本帝国殖民统治的第一个浪潮，它们开始征服世界，重新命名地点，重组经济、社会和政治。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布肯在殖民主义的经典之作《普雷斯特・约翰》中写道：“先天的面对责任的不同态度，正显示了白人与黑人的不同。”此后，英美作家在创作中一再重复这个谎言，将道德败坏、麻木不仁、未开化而热衷于血腥和恐怖活动的形象强加给“他者”黑人。
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巴勒斯无法摆脱帝国主义意识，常常不自觉地陷入殖民主义话语，传承了历代殖民主义作家对殖民地的描写。巴勒斯笔下的非洲土著人懒惰、愚昧、野蛮、缺乏理性、奴性十足。从故事情节的安排来看，小说一开头勋爵克莱顿便以殖民统治者的身份出现，带着身怀六甲的夫人乘船去非洲赴任。而长大后的泰山对统治猿群部落有着强烈欲望，认为自己是最合理的首领。泰山从人猿的首领成长为瓦齐里黑武士的首领，走的便是一条殖民主义者的道路。小说强调的是被西方首肯的阶级层次，白人对黑人，西方对东方。绳子和匕首作为殖民主义的象征，经常出现在泰山与动物以及黑人的搏杀中，动物和黑人面对这两种武器露出的惊恐、敬畏和崇拜，土著居民是蛮夷，是未开化民族，欧洲殖民者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臣服。库龙格村的土著人就因不堪忍受比利时殖民者的虐待而迁移在泰山的领地，然而这些可怜的幸存者还是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命运。法国军队血洗库龙格村，剩下的只是土著妇女的一片呜呜声，而作者把这种残酷行径描绘成对野蛮东方的拯救。在作者轻松的笔调里，我们看到作者对异质文化的漠视和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
3.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是一个产生于19世纪用来描述强势权力对弱势权力进行控制的政治术语。它包含两个概念:经济上利用“贸易”的旗号，对弱势国家进行经济剥削；政治上，利用“白人优秀”理论对殖民地进行野蛮统治。到了20世纪初，西方帝国不再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实际上的地理占有成为帝国的最终目标。西方小说越来越露骨地表现普遍和大胆的帝国情感，小说家们随心所欲地根据描写的需要来使用周边的疆土。
小说中叙说了泰山由母猿抚育，在丛林中和野兽斗争生活的故事。巴勒斯的帝国主义思想在这部作品中有曲折的反映，他企图表明生活就是掠夺，人类在生存斗争中需要强力、勇气和纪律，书写出来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西方对东方的掠夺只是遵从了“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为了重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晚期叙事一直将非西方边缘化。《人猿泰山》的背景是在非洲丛林，无论是非洲丛林还是非洲人，都被西方夺去了话语权，没有为自己辩驳的权利，任由西方糟蹋自己的文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认为，知识和权力结合成为一种监视体系，每个人在此监视目光的压抑下就形成了“自我监视’，形成本身独特的思维、写作及话语方式。巴勒斯对非洲以及非洲人民歪曲的表述，迎合了帝国主义者殖民的需要，暴露作者的帝国主义意识。泰山将瓦齐里武士归顺，他们共同享受没有女性恩泽的田园牧歌，主与仆的宗法关系构成了文明社会的最初形式。泰山和瓦齐里武士之间的父权制帝国主义就是这样被书写出来。巴勒斯是典型的一个以西方姿态写作的作家，其小说表现出十足的帝国主义盛气凌人的家长式作风。在他看来，没有西方人的支持和领导，这个偏远领域简直就没有生命、历史、文化可言，没有独立或完整可言。
三、结 语
《人猿泰山》虽写于20世纪初，却体现了浓厚的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一部典型的殖民主义文本。巴勒斯在欧洲中心论、种族优越感、殖民主义的影响下，流露出他的帝国主义意识。巴勒斯固守西方白人主流社会的机械二元对立的观念，漠视殖民地文化，力图证明非洲只有在帝国主义的教化和统治下才能走向文明，以迎合帝国主义殖民的需要。而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平等”与“多元文化共生”才是唯一正确的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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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罗刚，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知识社会学有一观点：“现实”，其实不是通常所理解的那种客观存在，而是在相当程度上由人的主观作用“建构”出的。“知识”和“学科”乃至“古典”，也是“建构”的产物，是通过人们的话语实践而由特定社会所生产出来的。（参看二书：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nchor Books，1957及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Routledge，1994）
什么事物都有一个来龙去脉，对某一事物来龙去脉的清楚洞悉，是把握该事物的关键。福柯把这个简单的道理应用在对某些司空见惯的概念语词的分析上，创立了话语分析的方法，对知识社会学和20世纪后期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80年代中期以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逐步译介到我国，对我国理论界的影响可以说也是与日俱增。很可惜，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虽然也有关于新方法之利弊的种种讨论，有重写文学史的种种尝试，但是多数人似乎对这位法国思想家并不了解，也不太想去了解。的确，古典文学研究者面临的课题很多，需要读的经典、考据、校勘、注疏之类的古书都读不过来，哪里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光顾爱出风头的当代外国人的时髦理论呢？
知识社会学和话语分析在何种意义上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需要，尝试用话语分析来反思一下“古典文学”或“国学”这几个看家饭碗的概念，或许能够明确一些。
首先，现代汉语中的“古典”和“文学”这两个词都有各自的外来背景。先看“古典”。
“典”是随时代和空间而发生变化的，英文中Canon一词，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经典、典范，台湾学界又译为“典律”。围绕着“典”的设定标准问题，当代西方文论有相当热烈的讨论。美国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出版《西方的典律》一部大书，选出26人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作家，其中既有人们熟知的文豪莎士比亚、但丁、乔叟、蒙田、弥尔顿、歌德等，也有批评家萨缪尔.约翰逊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布卢姆在序言里说，既然“典”是人为建构的，当然也是可以解构和重构的。“如果人们认为不必要有这些东西，很容易找到武器去毁掉它们。” (The Weston Canon ，New York: Harcourt & Brace，1994，p.4.) 这种做法表明，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典”之标准，甚至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时段都有自己的“典”之标准和谈论“典”的特殊话语背景。试回想一下，我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先后把“人民性”、“阶级斗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批儒评法”、“评《水浒》批宋江”等不同名目作为“典”的判断尺度，就不难理解“典”是如何随着话语的转换而不断得到重构（recanonize）的。意识形态氛围对知识生产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古典是同现代相对的概念，所以，古典文学是同现代文学相对应而划分的。但是，如果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随着时代的突变而不复存在，现代文学与当代之间的隔阂远远大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别时，原来所称的“现代”也就成了古典。换言之，假如我们承认某些学者的判断，20世纪文学理论的成就超过了文学本身，或者承认“文学已死亡”，那么整个的文学都已成为逝去的古典了。研究文学也自然成了研究古典。
文学死亡与文学时代终结的另一层意义是，在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作用下，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与此相应，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已经不复存在。象肥皂剧、网上互动文本等新的文艺形式，是否也应看作文学？如果也算，那么文学的边界就难以划定，至少传统定义的文学就不再有效，必然面对消亡。
古典作为一个时间性概念，有其意义上的相对性，而文学和国学作为学科性的概念同样也有时间和空间上的相对性。既然古典文学研究被看成国学研究的一部分，那也不妨将二者联系起来做一点话语分析。近代西学东渐以来，“鉴西看中”或“援西释中”已经成为每一代学人无法逃避的宿命。但很多人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出于民族防卫心态而坚守国学壁垒的人。今天仍有不少学者反对拿来西方的理论应用于本土的文学研究。但是试问一下，离开了西方知识分类与术语体系的纯粹“国学”如今还存在吗？即使我们出于主观的愿望想让它存活下来并同外来的学术相抗衡，其客观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当我们说到“文学”，难道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按照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来划分的文学，而是我国史书“文苑传”中的文学吗？当你打开任何一部中国文学史，看到中国文学发端于古代神话的章节时，你是否想到，在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还不知道“神话”这个概念，更不用说什么“中国神话”了。同样，我们所说的史诗、悲剧、喜剧、小说，无一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概念。只要翻一下《四库全书》子部“小说”类，你就不难明白古汉语中的“小说”与今日作为文学体裁的小说是怎样的不同了。“国”的想象共同体（对“国”的话语分析请参拙文《山海经神话政治地理观》，《民族艺术》99年3期）已然向世界开放了，附着于一“国”的“学”又怎能封闭不变呢？如果我们再深入一层追问如下问题，国学倡导者们在“国”的幻象背后的乃至文化沙文主义也就可以由隐到显了：为什么产生于公元前后流传至今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传》会被排斥在“国学”和各种“中国文学史”之外呢？洋洋数百万言的鸿篇巨制不能算在我国的“古典文学”概念之内，是不是概念本身就有问题呢？
还有一组相对的范畴是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过去我们的“古典文学”和“国学”只包括记录为文本的作品，这是老概念的又一个盲视点。限于篇幅不展开谈了。
二、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全球化的时代，它与以往时代的区别很值得人文学者深思。它不仅要求研究者改换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而且还要改换传统的价值观和心态。特别是对待异文化的那种习惯性的自我中心和党同伐异心态。怎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贡献了跨文化阐释方法与文化相对主义原则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率先从全球化视野审视各种地方知识，并由此而建构文化理论的学科——人类学，可以提供有效的启发。首先，人类学的训练有助于培养对“文化他者”的中性态度，在此前提下才有可能把“他者”作为反观自身的镜子，把在自己文化中早已熟知的却又习焉不察的东西加以“陌生化”。
这样做的效果是什么呢？蚁布思说：“如果我们自觉的参与到一种以上的文化中去，就有可能对创造力的发展，产生良好的影响。同时，这也会使我们领悟到，每一种文化传统，都有其武断性和局限性。”（《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俞国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从另一方面看，每一种文化传统，又都有其独异性和自足性的一面，具有人类学者所说的“地方性知识”的不可替代、不可通约的价值。而正如本土社会成员看不到自己社会的文化特征，不能把握其地方性知识的不可通约价值，有待于外来的人类学家的田野发现。
福柯的一位法国学友，后现代哲学家德勒兹写过一部书《差异与重复》，其第6章题为“他者理论”。 德勒兹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人类学关于“文化他者”的看法。特别是他提出的一个公式：“他者=一种可能的世界”。（C.V.Boundas编 《德勒兹读本》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1页。） 同以前的存在主义公式“他人即地狱”相比，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在容忍差异、尊崇他者方面的巨大跨越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德勒兹的这个他者公式，人类若想要在未来更多的保留生存方式的多样可能性，那就毫无疑问地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在前全球化时代各自独立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党同伐异心态，开始把学习如何容忍差异、尊重差异，理解他者和欣赏他者作为地球村公民的一项必修课。然而，从攻乎异端到容忍差异，从党同伐异到欣赏他者，这种认识上、情感上和心态上转变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其阻力和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本土的人文研究者能否打破坐井观天式的学术眼界、画地为牢式的知识结构，关键在于自己的反思能力。
下文以一个具体的文学案例来说明，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何从与封闭的知识传统相适应的单一的训诂考据，发展到比较文学的方法，又从一对一式的比较发展到与知识全球化时代相适应的多参照和通观性的跨文化阐释。
三、从传统训诂到跨文化阐释的三重证据法
从学术传统看，我国的人文学在方法论上主要以诗文评和训诂考据校勘两大线索为主。20世纪西学东渐背景下，学者们参照西学反观自身，对我国人文学术的这两大线索持不同看法，出现厚此薄彼的倾向（参看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具体而言，就是轻视诗文评的方法，因为它发端于直觉和感悟，无法有效地与西方的“科学”范式接轨；看中考据学的方法，因为它通过经验材料和逻辑分析的“实事求是”宗旨与西方的实证科学相通。这种厚此薄彼的结果，是以传统诗话词话为代表的诗文评方法的全面衰微（各种名目繁多的《鉴赏词典》似乎是它的回光返照），和训诂考据传统的发展与变化。笔者以为，从文化相对主义眼光看，西方的“科学”范式只是文化多样性中的一种，以此为普遍标准去衡量或统一所有的文化，难免遮蔽有特殊价值的“地方性知识”， 压抑“文化他者”自身存活与发展的多样可能。对“科学”万能的迷信随着“赛先生”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的霸权确立，早已被人们习以为常，不加反思。而直觉感悟的诗文评方式正是被以实证为尺度的“科学”霸权所压抑，才濒临绝境的。现在西方人对其“科学”的迷信已打破（参看霍根《科学的终结》，中译本，远方出版社1997），这有助于我们反思“赛先生”的两面性，重估诗文评方法的合理性。下面仅说明训诂考据方法的一种可能的变化方向。
（一）《天问》注释史上的争议①
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阙利惟何，而顾菟在腹？”几句，是对远古流传下来的月亮神话发问。由于年代久，那时的神话具体内容已经不可详知，所以后代学者对《天问》的理解和注释就成了两千年来的难题。自汉代以来注释家大多认为菟即兔。王逸《楚辞章句》说：“言月中有菟，何所贪利，居月之腹而顾望乎？”朱熹反对把“顾”释为“顾望”，认为顾菟是一种兔子的专名。王夫之认为，月中并没有兔子，有的只是像兔子形状的暗影，正是这种暗影使本来又圆又亮的月亮在体形和光明上都受了亏损。屈原写这两句的意思是用比喻规谏那些包容小人自损其明的人：你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以上各家解说，尽管有分歧，但在月兔这点上是一致的。20世纪闻一多写《天问释天》（《清华学报》第9卷3、4期，1934年）要推翻旧说：月中兽不是兔，亦非兔形暗影，而是蛤蟆！作者用了大量的语言学，训诂学上的证据，列举理由11条，考证“顾菟”不是兔而是“蟾蜍”，并认为月中有蛤蟆的神话早在战国时就存在。自此以后，学者多采闻一多说。汤炳正也以训诂材料为据，提出“菟”为虎说。这样，月兽之争从两种发展的三种，争论基本在训诂学的圈子里进行，是非难辨。
（二）二重证据与比较文学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帛画的发现，使兔子与蛤蟆之争再度兴起。根据这幅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古画造形，一轮红日上有只黑乌鸦，一弯新月之上有一只大蛤蟆和一只小兔子。长沙本为楚国故地，也就是屈原生活的地区。帛画中神话题材的年代也同屈原相去不远，人们自然会把画中所描绘的月亮神话同《天问》的相关内容相联系，对以往注释上的争议重新考察。这正是由考古发现的第二重证据给传统训诂考据方法带来的重要变化。
与此同时，海外有学者提出中国的月兔传说是从印度输入的。钟敬文先生发表《马王堆汉墓帛画的神话史意义》（《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一文，维护闻一多的月蟾说，同时驳斥外来说：“因为印度传说带有深厚的佛家说教色彩。中国早期关于月兔的说法，却不见有这种痕迹。”“产生在中国纪元前的月兔神话，为什么一定是从印度输入的呢？”稍后，季羡林发表《印度文学在中国》一文，正面反驳闻一多的“蟾蜍”说，肯定传统的月兔说，并也认为是从印度输入，因为印度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吠陀》就有月兔神话。（《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136页）
两人在月兔神话来源上的观点针锋相对。月兔神话是土产还是外国进口呢？按照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原则，需要找出“事实联系”，方能判定两个文化之间的文学交往关系。虽然公元前的中印典籍中都分别提到了对方国家的名称，如《山海经》称印度为“天毒 ”，印度史诗中称中国为“支那”。另一公元前的印度古书《治国安邦术》还提到“支那产的丝”，可是要使输入说成立，应找出文学交往的具体途径和证据。在没有交往的场合下，不同国度也完全可能产生相似的神话传说，这是非输入说立论的基点。
从月兔月蟾月虎的争论，发展到月兔神话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争论，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上已经历重大变化。二重证据的应用和比较视野的引入，都使国学的封闭格局被打破，研究者的思路和心态也发生相应的变化。用外国的、文化他者的东西，来说明本土的东西，开始被部分人接受，当然也引发了不少怀疑和反对。
伊荣方《月中兔探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3期）一文，从月与兔的周期性变化的吻合点来解释月兔神话的类比理由，把问题引向月与兔关联产生的神话思维基础的层面：兔子生理上的特点是：后约一个月（29天）产小兔，产兔后马上能进行，再过一个月又能生产。兔的这些特点与月的晦盈周期相一致。关于月兔观念产生的时间，他以为远远早于屈原，理由是5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有猎兔之习，“中国人对兔的观察认识至少在5万年前就已开始”。虽未直接反驳月兔神话外来说，但是说5万年前山顶洞人已有对兔的观察，显然要把这一神话“专利”发明权落实在本土。不足的是，无法证明有猎兔行为人就有月兔观念；而且5万年前的人也不宜看成“中国人”，那时“中国”尚不存在。
至于月兔与月蟾的神话想象之根据孰先孰后，兔、蟾、虎三说的训诂是否可靠，仅从训诂学考据学本身无法判定；仅从中印文学的对比看，也还不能获得全景性的总体关照。
（三）三重证据与跨文化阐释
马王堆出土的帛画表明，月中兔与月中蟾未必是对立的，二者可以并存。跨文化的考察还可看到，月兔与月蟾观念都不是哪个文化的专利，而是世界性的。月虎说则相对罕见。“对于黑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兔子或玉兔代表人化了的动物英雄。我们想起了美国黑人中“兔子哥”的故事，它与非洲西部的兔子英雄神话一模一样。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中，玉兔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例如在易洛魁人中，大兔子就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神”，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实体。或者兔子本身就是月亮，或者它的祖母就是月亮。”（哈婷《月亮神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7页）从这个事实看，一旦把眼界从《天问》的注释史拓展开来，国别文学的问题就成了比较文化的问题。某些神话观念和原型的发生是不受民族和地域限制的，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在没有“事实联系”的情况下，不能证明美洲印第安人的月兔观念来自印度，同样也难以证明《天问》的月兔说传自印度。同月兔一样，月蟾或月蛙观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非常普遍。
关于蛙或蟾的神话象征意蕴，瑟洛特（J.E.Cirlot）《象征词典》（p.114—115）是这样介绍的：青蛙代表着土元素向水元素的转换，或者是水元素向土元素的转换。这种和自然生殖力的联系是从它的水陆两栖特征引申而来的，由于同样的理由，青蛙也成了月亮的动物（a lunar animal），有许多传说讲到月亮上有一只青蛙，它还出现在种种求雨仪式上。在古埃及，青蛙是赫瑞忒（Herit）女神的标志，她帮助伊西丝女神为奥西里斯举行复活仪式。因而小蛙出现在泛滥之前几天的尼罗河上被认为是丰殖的预兆。按照布拉瓦斯基的看法，蛙是与创造和再生观念相关的主要的一种生物。这不只因为它是两栖动物，而且因为它有着规则的变形周期（这是所有的月亮动物的特征）。荣格在此之外还提出他的见解说，在解剖学特征方面，蛙在所有的冷血动物中是最象人的一种。因此，民间传说中常常有王子变形为青蛙的母题。
那么，蛙蟾类变形动物是在什么时代、怎样进入神话思想的呢？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史料的年代界限，考察的重要线索只能到书面文学出现以前的史前考古中去找。吉巴塔丝所著《女神的语言》一书，对此很有帮助。她考察了旧石器至新石器时代数万年间的考古文物中的造型和图象，得出有关“女神文明”的论点，该文明由于覆盖空间广大，持续时间久远，形成了在整个欧亚大陆通用的象征语言，表现为各种常见的象征生命赐予、死亡处置和再生复活的原型意象。后者也就是月亮“死则又育”功能的体现，其中的一种象征模式被称为“再生性的子宫”（regenerative uterus），分别以动物形象或拟人化形象出现。象征再生性子宫功能的动物形象是以下8种：牛头，鱼，蛙，蟾蜍，豪猪，龟，蜥蜴，野兔。象征同一功能的拟人化形象则主要是鱼人、蛙人和猪人3种。（M.Gimbut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 Sanfrancisco :Happer & Row，1989，p.328.）由于蛙、蟾蜍和蛙人意象在此模式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所以尽管它们与野兔的意象同时作为再生的象征而进入神话想象的世界，但是数量方面的优势在考古材料中还相当明显。仅从吉巴塔丝《女神的语言》和《古欧洲的女神与男神：6500-3500BC》等书例举的图象资料看，蛙蟾之类的造形要比兔的形象普遍得多。对照中国考古学近年的发现，情况也是相似的。诸如半坡彩陶和马家窑陶器上的蛙纹与蟾蜍造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兔的形象则相对少见。
关于女神文明及其象征语言产生的原因，包括吉姆巴塔丝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有相当成熟的看法。一般认为，女性特有的生育功能和月经现象是使史前人类产生惊奇感、神秘感，进而导致敬畏和崇拜的主因。当代的比较神话学家鲁贝尔在她的《包玻女神的变形：女人性能量的神话》一书中指出：“女阴是旧石器时代的女性能量和再生能力的一种象征。其时间从公元前3万年开始，它冲破各种压抑的界限，作为一种意象遗留后世。艾纹.汤普森注意到，“女阴的这种神奇的特质似乎主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想象力。但是女阴又是巫术性的伤口，它每月有一次流血，并能自我愈合。由于它流血的节奏与月亏相同步，因而，它不是生理学的表现，而是宇宙论的表现。月亮死则又育，女人流血但是不死，当她有10个月不流血时，她便生出新的生命。据此不难想象，旧石器时代的人是怎样敬畏女性；而女性的神秘又怎样奠定了宗教宇宙观的基础。”（W. M. Lubell， The Metamorphosis of Baub Myths of Woman ’s Sexual Energy，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1994，p.6-7.）对女性神秘性的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敬畏和崇拜，贯穿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从史前进入农业文明，女神信仰时代传承下来的最重要神格，除了地母神，就是月女神。而蛙、蟾、鱼、龟、蛇、兔、蜥蜴等女神的动物化身形象也流传后世，只是它们的原始象征意蕴逐渐变得复杂和模糊了。信仰和巫术性的色彩日渐消退，文学性和装饰性则日渐增强。
从跨文化的大视野回到古籍《天问》注疏的争端，我们还会偏执地在训诂学的小圈子里打转，做非此即彼的判断么？就连嫦娥和不死药之类月神话的象征物之由来，也变得易于理解了。晚唐诗人陆龟蒙在他的诗意幻想中把月中的兔与蟾两种原型意象巧妙结合为一，
摘 要：校徽是大学形象建构的媒介，同时也是大学文化的典型载体。本文基于实例湖南科技大学校徽，从符号学角度分析了校徽的语用功能，着重阐述了文字和图像在徽标设计中所具有的新功能，例如传播功能、审美功能、象征功能以及隐喻功能等，多方面探讨了大学校徽的语用性理据所在。对于符号学视角下的徽标研究，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徽标，了解徽标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我们研究校徽提供了新的视角，全面的认识徽标，可以在徽标的设计中更好地运用文字语符和图形语符，使徽标具有更强的表现力，传达更为丰富的信息。因此，对于徽标的符号学视角下的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 ：大学校徽 符号学 语用性 文字功能 图像功能
引言
校徽，作为高校品牌形象和高校品牌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高校的整体形象的标识，它积淀学校一步一步发展的历史，是大学精神和校园文化的集中体现。校徽需要个性，需要视觉上的冲击力，需要美感。因此，高校校徽也成为了标志设计的重要内容。就其基本内涵而言，大学校徽可以被看作是设计者根据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以及在办学过程中沉淀和积累起来的人文精神，通过巧妙的构思和设计，将具有象征功能、区别功能、传播功能、审美功能以及隐喻功能的图像、色彩和文字组合在一起，从而构成的具有深刻寓意的图形，可以充分彰显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人文精神。
在国外，符号学的研究已经和绘画等艺术设计领域相结合，比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创立了产品语意学，英国学者克雷斯和柳温把视觉传达设计中加入符号学。符号学认为徽标的设计元素由各种不同的符号组成，徽标的主要符号包括文字、色彩、图形等，徽标中的符号元素都具有独特的象征和隐喻意义，近些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徽标设计中的创作与运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国内，设计符号学的相关研究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和探索，例如设计符号学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的相继开设，毋庸置疑弥补了国内关于设计符号学研究方面的缺失，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较高的成果。
李万文[1]回顾了符号学的理论来源，对其研究特点以及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进行了阐述，并探讨了其发展前景。张良林[2]发现符号的传达作用与意指作用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处于相互依存、彼消此长、不断转换等对立统一关系之中。范亚刚[3]回顾和总结符号学的发展轨迹，探讨西方符号学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并揭示其发展的三个阶段。李金桥[4]阐述意境是大学校徽中的意象在人脑海中激发出来的审美想象空间，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审美的感受。刘福英[5]从多模态角度分析，论述大学校徽多模态隐喻识别与解读中源域的选择及语境对解读所起的作用，目的在于进一步说明大学校徽多模态隐喻的基本特征。朱仁洲[6]借用自然科学领域的谱系学方法，对中外大学校徽做谱系学分析。吕会[7]在《在图像与文字之间——图形符号和汉字的比较研究》中对图形符号文字性和汉字图像性进行分析，并从内外两方面对二者做比较研究，提出了新的论点，认为图形符号具有了汉字的某些性质，而汉字同样也具有了图像性的特点。
符号学对徽标的研究重心在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当然随着符号学理论研究方法的探索，理论不断趋于成熟，与其他领域的结合进行跨学科研究，用符号学指导徽标的研究已取得收获。但是，非系统化研究符号学的理论在徽标研究上的应用尚未成熟。虽然大学校徽因其符号属性和广告价值而带有明显的语用取向，但依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缺失经典语用学理论作为参照；第二在研究中大多都采取了描述性的分析方法，缺少可靠的数据支撑。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出符号学对徽标设计的整体的方法论指导意义。由此可见，在符号学视角下对标志系统的研究还有有着广阔的空间。
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实地调查和网络搜索的方法收集语料，并运用经符号学理论微观探讨国际化语境下大学精神符号化所体现出的语用功能。
一、符号学
符号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初的新兴学科，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是符号学的两个部分。语言系统是语言符号的主要研究对象，而语言之外的意指系统是非语言符号的主要研究对象。皮尔斯认为“符号是一事物表征另一事物，以传达一定的意义”。换言之，在言语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和被表征物的关系，符号正是利用一定形式来代表或者指称某一事物的东西。在索绪尔看来，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这就是说符号的二元关系能指和所指结合构成了符号，鉴于符号是人类通过对符号形式进行了“意义”赋值的符号化过程而形成的，符号具有人工创造物的特征。所以，符号学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研究的热潮。目前，符号学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已经从语言学领域延伸到非语言学领域，在其他的学科中也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如语言符号学、文学符号学、艺术符号学、音乐符号学、舞蹈符号学等等，而徽标符号系统则是符号学与艺术设计相结合的产物，从符号学的角度对徽标符号系统进行的研究也渐趋完善。
大学校徽经历了“意义赋值”的符号化过程，因此作为一种符号，大学校徽在意义表征上同样具备两层结构：能指与校徽形式构成了上层结构；所指与校徽意义组成了底层结构。但是，大学校徽的语义表征并非与传统的符号双层结构完全一样，还表现出一定的变异属性。第一，从构成情况来讲，校徽形式共有两个部分组成——图形形式和文字形式。确切地说，按照图形形式与文字形式之间有无搭配的组合，逻辑上应该可以得到3种校徽的设计形式：多文字，少图形；少文字，多图形；文字图形平衡。正是在这种复合性的变异当中，大学校徽才能够一经设计出来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湖南科技大学的校徽就属于文字图形平衡结构。
二、从图片和文字两方面来分析湖南科技大学校徽的语用功能
文字与图片之间相互联系，形成双层表意系统。图文之间形成互补关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诱发和引导受众对隐喻的识别、解读，并使受众获得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任何一个校徽一旦离开了文字标明该校徽所属大学，便会失去校徽这一语类的意义。如果没有标注文字来说明名称，其他的图像就只能是放在一起的几件物象，没有实际的意义。图片信息在建构大学形象的同时，也是对大学符号系统实现手段的丰富。具体表现为图片信息是对文字信息的语境化处理。大学校徽符号构成了大学的视觉印象，这使得大学校徽符号的语用性功能突显无疑。正是因为图片信息的语境化充实，这使得大学校徽中的文字信息与图片信息息息相关——基本所有文字信息都与图片信息相映衬。
（一）湖南科技大学校徽中文字的功能
湖南科技大学校徽从校名—校训—校史这一文字构成结构充分表现出大学的身份建构性特征。语言本身仍然是“典型的语义体系：它的功能就是指示，并且只有通过指示而存在”。
1.“校名”发挥的是指示功能和区别功能。通过对象指称，使得大学称名从语言系统进入言语交际，完成大学身份建构的初级语用化阶段。校名的书写是有规范的。湖南科技大学校名中文书写选用毛体字，英文书写选用标准字体Roma。校名书写字体的选用是建构大学身份的第一个语言阶段。
2.“校训”发挥的是劝导功能。通过对大学校训的深入阐释，从而提升学校身份建构的内涵，完成建构大学身份的第二个语用化阶段。校训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文化名片”，是“品牌形象”。校训的确定，有利于全校师生员工用心学习工作，引导广大师生员工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更好地宣传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校园风貌，从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推动建设校园文化，树立学校的品牌。校训不仅是学校文化建设需要的，更是流传的校园文化，引导一批又一批的学子为此而奋斗。校训“唯实惟新，至诚致志”，倡导严谨治学，强调全力以赴，坚持与时俱进，崇尚以德为先，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弘扬了湖湘文化传统，彰显了现代大学精神，是过去几十年学校办学传统和校园文化的凝炼，更是学校办学理念和精神风貌的体现，充分表明了科大人的共同梦想和对未来的追求。
3.“校史”发挥的是表述功能。交代大学的具体历史维度，力求从时间轴上确立自我身份建构的占位独特性，从而完成建构大学身份的第三个语言阶段。在上述三个言语行为序列当中，“校史”这一指示行为最为重要，其它言语行为则是对于这一中心的进一步阐释和发展。“校史”的存在让大批科大人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
上述分析表明，大学校徽中“校名一校训一校史”的这一言语行为，根本上是以其大学身份建构的语用化为理据的。湘北建设学院是学校的前身。从湘潭师范专科学校到湘潭师范学院；从湘潭煤炭学院、湘潭矿业学院到湘潭工学院。2003年这两支源流最终汇集成湖南科技大学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历史的长河滚动了60年。科大人描绘了一幅幅自强不息、努力进取、顽强奋斗、勇敢积极的建设图景。
（二）湖南科技大学校徽中图片的功能
1.传播功能。徽标是一个主体形象、文化、理念等的高度概括，它将各种信息整合。文字作为徽标设计元素将徽标所要表达的信息准确而清晰地传递到世界各地，很多国际性企业、活动的标志都具有国际识读性，即便各国人们使用着不同的语言文字，这也丝毫不会影响徽标所要传递的信息，这一点既体现了徽标所表现的主题，同时也表现了徽标所具有的广义文字功能。如湖南科技大学校徽标准色是体现科技、创新、和谐与希望的天蓝色，象征学校具有无限广阔的未来。
2.审美功能。徽标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视觉上的美感，作为徽标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的文字，也同样具有相似的功能，文字以其不同的形态存在于徽标作品中，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这一点是与平常生活中使用的文字有所不同的，书法中的文字美在于形体美，不同的书法形式可以体现不同的美感。但是，徽标中的美感不仅在于视觉上的美感，它还具有信息传递的功能，表现徽标所要传达的信息也是徽标中文字元素的重要功能。湖南科技大学标志为象征“科技之峰”“以人为本”的图案。该标志以“Technology”的第一个字母“T”字和汉字“人”字为设计元素，以三角形构图，巧妙地构成了稳定的“山峰”造型，简洁明快，稳重大方。同时，象征“科技之峰”“以人为本”的标志图形，辅以叠影，动静相生，催人奋进，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充分体现了学校“唯实惟新，至诚致志”的办学理念。重叠的峰峦，连绵不断、由近及远，形象地表现出学校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学科林立、实力雄厚、与时俱进的发展状态；相聚的人群，稳健有力、跨步向前，生动地展现出学校几代人的不懈追求和以诚相待、聚精会神、全力以赴的精神风貌。
校徽运用了徽标设计的主流图形——圆形，既体现了徽标在设计上的美学构思，又传达了中国文化中“天圆地方”的传统思想。方寸之地，内涵丰富，在展现美学功能的同时，又给人们传递了深远的寓意。文字可以保存信息，这亦是文字产生的主要原因。即如上文所述，单纯的文字具有信息传递功能、文化功能以及其它功能，而徽标整体则还具有文字所不具有的新的功能，如象征功能、隐喻功能、传播功能、审美功能、区别功能、文化记忆功能等等。但是，文字元素作为徽标的重要设计元素之一，是徽标设计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而徽标在整体上也体现了广义文字的功能，徽标在日常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3.象征功能。在象征活动中，象征是用小事物来暗示、代表一个远远超出其自身涵义的大事物，用人可以感知的具体物象来暗指某种抽象的不能感知的人类情感或观念。法国美学家罗兰·巴特认为：“符号是一种表示成分（能指）和一种被表示成分（所指）的混合物。表示成分（能指）方面组成了表达方面，而被表示成分（所指）方面则组成了内容方面。”大学校徽是大学的象征，大学校徽的象征功能离不开意象的营造。大学校徽意象的营造是为了能够表达出某种象征寓意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大学校徽意象要具备投射或者彰显这种象征寓意的功能。由此可见，大学校徽中的意象是“能指”，意象所表达大学理念和大学文化的价值。大学校徽是大学办学理念的高度浓缩和升华，是大学文化最直观的集中表现形式，反映了大学文化的价值取向。作为大学的形象，大学校徽是大学品牌建设的重要环节。
4.隐喻功能。人类概念系统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往往是隐喻性的，隐喻是核心概念，存在于人类概念系统的深层次，人类的日常思维和表达方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学校徽就是大学的根隐喻。大学校徽里面承载着大量的信息，是大学人文精神的表达和象征，是大学形象的标志，能够让人快速、准确认识并记住学校。设计独特、寓意丰富的大学校徽能够让观看者产生审美的愉悦，是一种隐形影响。大学校徽中的意象借助文字和图形的外在特征，通过隐喻抽象思维的功能，寄寓某种深邃的思想，或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事理，让人通过意象形象直观地认知大学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从音步上讲，“唯实惟新，至诚致志”的表现形式合乎四字句，典雅整齐；从韵律方面讲，有节奏感和韵律感外带紧迫感；从线条符号的象征意义，突出中心的凝聚感。总之，“唯实惟新，至诚致志”倡导严谨治学，弘扬了湖湘文化传统，彰显科大精神，既充分凝练了过去六十年的办学传统和精神风貌，又充分表达了科大人的共同目标和对未来的梦想。
三、结语
“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就在于人类在其符号化过程中，对它进行了赋义赋值，使它具有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大学校徽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成功建构大学身份并凸显文字、图片和整体布局背后的意义，进而凸显大学的整体形象。本文结合湖南科技大学校徽实例，详细阐释了从“校名—校训—校史”这一文字构成结构到如何完成大学的身份建构性这一过程，分析发现大学校徽通过整合“言、象、义”三者演译多模态信息传达媒介，发挥着传播功能、审美功能、象征功能和隐喻功能等。总之，徽标在国内外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传递更为丰富的信息，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1]李万文：《法国符号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外语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6-72页。
[2]张良林：《传达符号学与意指符号学之间的相通之处和统一关系》，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第12-16页。
[3]范亚刚：《对符号学发展轨迹的再思考：趋异＋求同》，外语研究，2011年，第3期，第 116-121页。
[4]李金桥，时章明：《大学校徽的功能与意义》，现代大学教育，2008年，第1期，第91-94页。
[5]刘福英：《大学校徽多模态隐喻现象及解读》，河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6]朱仁洲：《从谱系学的视角看大学校徽的文化意蕴》，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1年，第6期。
[7]吕会：《在图像与文字之间一图形符号和汉字的比较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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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也有历史，情形也大体上如是。
不过，由于美学做为一门西学，乃是西学东渐在20世纪初才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于美学的历史追溯，首先便是西方美学历史的追溯。美学史研究的第一批著述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这大约一方面是由于美学自鲍姆加通为之命名，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经历了德国古典美学这一辉煌时期，使美学由附庸蔚为大国。特别是自康德以来，美学思想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美学地位突显。②而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出，始自19世纪现代知识型的建立，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origin)的历史性为特征。③
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社会科学中主导学科地位，在于它们有利于巩固民族国家的权力。④因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增长与思想历史背景，美学史的第一批著作便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出现，而鲍桑葵、克罗齐、吉尔伯特与库恩等人所著的具代表性的美学史著作也都是形成于先发民族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美学这门学科自鲍姆加通建立之初就名实不符，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因而，也使得美学史的撰写，在内容与范围上便有了各自的不同。在早期美学史撰写中，不同的方式就已经存在。鲍桑葵在其《美学史·前言》中就明确地摆出自己的撰写原则与述史立场: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写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事实上，我是想尽可能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⑤而怀抱着要“把鲍桑葵那部精心写成的历史著作加以完成，并续写到今天”的李斯托威尔，则在他的《近代美学史评述》中体现了不同的撰写原则。⑥克罗齐在他的美学史中指出“我们列数了借以达到发现美学概念的辛劳和疑难;列数了它的被遗忘，后又复活和又有所发现之变迁;列数了在确切界定美学概念时的摇摆和不足。”⑦由吉尔伯特与库恩合著，一出版就成了经典的《美学史》则提出“本书的写作”“是依据一种以最好的方式来满足”“更渴望知道美学术语的意蕴的人员之用”，是研究“人们对艺术与美之本质的认识”的几千年积累。⑧显然在这几部颇有代表性的美学史著述中，其撰述原则与方法、范围与对象都是各不相同的，鲍桑葵要研究审美意识的发展，故在美的哲学理论之外，尚广泛涉及文学与各门艺术发展及与审美意识的关系。而李斯托威尔则集中于种种美学理论流派，克罗齐以及吉尔伯特与库恩的两种美学史则把关注点放在艺术与美的概念、本质及相关范畴、理论的源流、演化、发展上面。波兰著名美学家塔达基维奇在他80年代出版的重要晚期著作《西方美学概念史》中谈到美学史研究的不同方法:美学的历史，也如其他学科的历史一样，可以以两种方式来研究，既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里从事创作的人的历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其研究之中所提出来的和解决了的问题的历史。⑨
因此，美学史研究的范式已有的大体是三种:一则是美学家的历史，二则是美学范畴、命题、理论的衍生历史，三则是审美意识的发展历史。二本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几种中国人写的美学史的小册子，均为将英文著述汉译或者通过日文转手翻译过来的产物，自然也都实际上是西方美学的历史，⑩这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一门西学时，除了照单全收、心悦诚服之外，几乎没有其它选择的历史图景。而像王国维那样不仅引入美学，以其介绍和开创性研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者，而且以其冷静的史家的头脑和卓越的思想者的眼光，透视出西方现代美学、文化的内在矛盾性，隐约领会到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内部的反抗现代性的不和谐之声，从而陷入某种思想矛盾与精神困境之中，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何况，这样的思想先驱与先觉，在当时除了遭受被误解的命运和蒙受落后、封建逆流等种种罪名的不白之冤而外，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也难有其它的可能性了。
中国美学史的系统研究起步很晚，几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系统著述的出版均在80年代后。起步晚，也有其幸运的一面，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存在的某些学术研究的框架与范式。但是，却不能避免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西方美学史研究范式的借用与挪移。与中国美学史研究最靠近而又有可资借鉴的是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这两门学科都有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但也基本上是挪用西方既有模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开头就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而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指出:
“文学批评”一语不用说是舶来的，现在学术界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故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由于有了这样的先在研究范式，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西方美学史研究范式的挪用就成为自然了。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以为“美学史就应该研究每个时代的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一部美学史，主要就是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认为美学史研究有广义、狭义之分，大体上也就是审美意识研究和美与艺术的理论成果研究。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认为“美学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最根本之点，就是要研究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审美意识、观念，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发展的历史。”几种观点表述不一，写作上其实没有太大区别，基本是研究理论形态的美学历史文献，从而成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范式。三这种美学史研究，从今天的学术语境看来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传统的中国学术中，只有诗论、文论、词论、画论、书论、曲论、小说评点等等，却没有西方美学意义上的美学这样一门学科。西方美学学科建立与独立虽只是二百多年之事，但从柏拉图《希庇阿斯篇》就开始专门系统研究美之所以为美，美本体的问题，并以此为核心成为专门的知识，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不存在的。其实，名称的缺如，决非仅仅意味着一个名词的有无问题，而是隐在地召示了我们，在中国思想传统中，也没有恰合这一名称的西方本义上的知识、思想与学术。关于美与艺术的思考、见解，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当然有，但是必然因此而建立一门专门的知识学科体系，这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看不出来。中国美学史的合法性何在，终极依据为何，始终是一个问题。何况，以西方美学的种种观念、范畴、术语来描述中国古代有关美学知识与思想，是否具有普适性，显然是成问题的。如何才不会对中国传统思想与知识造成误读与曲解，造成削足适履、圆柄方凿，也同样是很大的问题。古代美学中如感兴、妙悟、神韵、风骨等等大量美学范畴，理论的特质常常是没法“翻译”为、阐发为分析质态的现代西方美学知识范畴。那种表面化、形式化的范畴比较研究，实质上只是将中国古代美学范畴简单化归于西方美学范畴，而失落了其传统内涵特有的质态与意蕴。近年来对西方现代美学知识体系普适性与客观性的质疑与瓦解，也进一步质疑了中国美学史挪用西方美学史研究范式，借用西方美学史理论框架、术语、范畴，来化归中国美学史中的知识、思想与范畴，也即所谓“对中国美学的概念、范畴、原理等等进行科学的分析解释”这种研究范式的合法性，从而也进一步动摇和质疑了中国美学学科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依据。如何在运用现代美学眼光透视中国美学思想史之时，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美学范式、采取西方美学“他者”眼光，从而能够真正把握住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品格。清醒地意识到中西美学思想因其孕育时期就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中国美学传统所思考的美学核心问题与西方美学思想有着极大的区别，因而研究中国美学史应该注意去开启、敞亮、揭示那些被西方美学“他者”眼光所忽视、遗忘、遮蔽甚至压抑的中国美学的固有思想(而这也恰恰是独特思想)便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其二，中国美学史研究既存范式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更为根本的。我们的美学史研究(其实多种学科的历史研究同样如此)宣称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方法，深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结果是往往以先在的观念来逻辑地演绎美学思想的历史，将历史文献的事实，加以逻辑地编织，因而，历史的维度往往仅具有编年的意义，只是看如何运用历史文献去逻辑地勾勒出美学理论、范畴、命题的演进，乃至于规律性的发展了。其实，长期以来，我们的多种“史”的研究也就是这样写就，也习惯于这样的写法，久而久之，也就仿佛原本应该如此，觉得天经地义了。然而，当福柯的一系列思想史著述开创着新的研究范型，当法国年鉴学派，比如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皇皇巨著被译介过来，展示着不同的研究范型时，我们便不得不对这种习惯的美学史写法投去质问与怀疑的目光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思想史的不连续性、形成历史的“断裂”的思想观点，他指出:那些传统分析老生常谈的问题———在不相称的事件之间建立什么样的联系?怎样在它们之间建立必然的关联?什么是贯穿这些实践的连续性或者什么是它们最终形成的整体意义?能够确定某种整体性或者只局限于重建某些连贯。习惯于寻求起源并不断地沿着以前建立的谱系追溯，习惯于重构历史传统，习惯于沿着进化的曲线前行，习惯于将目的论投射于历史，习惯于不断地重复生活中的隐喻。因而，正是靠了福柯所揭出的这种传统的研究方式，将连续性、整体性以及连贯的脉络成为历史研究的追求目标，从而使那些思想史上孤立的、四散分离的现象、思想、事件被组织起来，逻辑地编织进思想演进的历史大网之上，似乎都朝着某种规律性或目的性在演进或进化。使用生物学的模式，演化甚至进化的概念，在单一、有条理的原则下把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聚合起来，融贯成一个连续发展的统一性的思想理路。然而，这并非人类思想历史的真实面貌，而无疑是研究者通过逻辑编织的，通过话语符码化构成的一幅臆想的整体性思想历史的图景。
受福柯影响而又努力超越解构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也同样强调上述问题。其重要代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反对各种元历史的理论假设，指出历史思辨哲学的编撰使历史出现历史哲学形态，并带有诗人看世界的想象性、虚构性，充满虚构、想象和加工。虽然我们未必要全盘接收福柯等人的观点，但至少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让我们质疑那种连续性、进化论式的历史的真实性，令我们思考:思想史的断裂现象发生于何时、何处，如何发生，又产生何种效应、影响，令我们对思想史的发展有更为复杂的思考，在思想的连续与断裂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思想史中，寻索其可能的线索与理路。以一种整体性、连续性加以叙述的思想史，还存在着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无08
论是依据何种“元历史”假设所建构起来的思想演进的历史，虽然其描述内部也可能会包含着矛盾、差异、斗争等等复杂因素，但由于其本质主义的思想倾向与特征，即把同质性、整一性看作思想史发展的内在景观，思想史家们也总想为种种思想的历史寻找一种一元化的解释框架，把握住某种本质，概括出某种规律，从而使其研究具有强力话语的巨大整合能力。而其结果，也就使得远为复杂的，充满矛盾与悖论的，缺少目的性与发展向度的思想史的原生状态被轻而易举地抽象掉、整合掉了，从而体现出一种对于思想史上的异质性和无法整合到其叙述理论框架中的思想事实和现象的排斥、压抑、遮蔽的强烈趋向在中国美学史的描述过程中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例如当李泽厚建立起所谓四大主干的解释框架来叙述中国美学的历史演进时，则那些异质性的无法编码进入到这一叙事框架的思想内容也就被遗忘和排斥掉了。比如汉代神学美学，便是至今仍少有人涉及的一个领域，尤其是有关道教美学这一自六朝以来对中国文化艺术、审美实践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内容，由于在文化层面、思想体系诸方面都是一种异质性存在，从而根本就没有进入其研究视野之中。就是对于被纳入到其框架中的某些思想理论，比如禅宗美学，也仅仅是涉及外部的影响研究，而难于纳入其儒家美学中心论的叙述框架的禅宗美学的“内部研究”则仍然加以遮蔽。
五由此而引出对美学史研究方法另一个方面的质疑，这种普遍性的只剩下几条理论、命题和几个美学范畴的由美学思想家们贯串起来的美学史研究模式，能否真实地反映出美学思想实际的历史过程?法国年鉴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的著名理论，他研究历史的时间尺度，不再是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王朝更替与政治变动，而是缓慢却又深刻地掩藏于历史中的生活样式的变化，从物质生活水平到日常生活中这一更深层、也更基础的人类的历史过程。一般知识的发展是缓慢平和的，可能看不到它有什么令人激动人心的场面。正如布罗代尔所指出:“从这个一半处于静止状态的深层出发，由历史时间裂化产生的成千上万个层次也就容易理解了。一切都以半静止的深层为转移。”正是在这样一种深层同时又是底层的历史背景下，支撑着各种思想史的变化、发展、冲突、斗争，使思想史上的种种奇异、悖论、矛盾成为可以理解的，而思想的历史一旦脱离了这样的土壤与背景，也便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历史语境。在对思想史的新的思考与审视中，福柯指出不同于传统思想史的研究与视角、对象与方法的另一种思想史的写法:它讲述邻近的和边缘的历史。它不讲述科学的历史，而是讲述那些不完整的、不严格的知识的历史，这些历史历经坎坷却从未能够达到科学的形式。……讲述这些萦绕文化、艺术、科学、法律、伦理直至人的日常生活等领域中的影子哲学的历史;讲述数百年的主题史，这些主题从未在某种严格的和个体的体系中得到提炼凝聚，但它们却构成了那些不作哲学思考的人们的自发哲学。同样，在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研究的范围并加以扩大，而不是仅限于讲述高度理论化了的美学思想，因为以编年史形式确定下来的、高度理论化的美学思想的贯穿，并非就是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真实面貌与原初图景———真实面貌与原初图景要远为丰富的多、复杂的多———而真正影响了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审美趣味、审美风尚也往往并没有记录、提炼在这些高度理论化的美学思想之中。我相信萧统的《文选·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像刘勰《文心雕龙》这样大部头理论。这从《文选》在唐以后的盛行与选学的形成，而《文心雕龙》却极少被理论家、文学家们提及形成鲜明对照。而《文心雕龙》成为显学，又形成龙学，则是相当晚近之事。是在近代知识型转换背景下，西方美学“他者”眼光刺激下对中国传统美学再发现的产物。而像王夫之的理论著述就更是属于后人挖掘的，在当时，王氏在深山中所写的东西又有几人能够读到呢?钱钟书便曾指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不妨回顾一下思想史罢。许多严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学系统经不起时间的推排销蚀，在整体上都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而未失去时效。……往往整个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脱离了系统而遗留的片段思想和萌发而未构成系统的片段思想，两者同样是零碎的。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
正如美国学者波林·罗斯诺在《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所指出的:近些年来已经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假设和方法方面发生了范式危机，“这次危机以发端于人文科学的后现代侵扰为基础。”而由上述理论思考，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这场危机对于美学研究的基础性范式所带来的范式危机。虽然我们并不完全赞同福柯、新历史主义等思想家们的理论、观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理论、观点的确揭示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存在的局限与缺欠、甚至基础性错误，也促使我们寻找新的、可行的基础性假设与方法，以建构新的合理的研究范式。
反观中国美学史研究，我们认为，在讨论中国美学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
一、连续性(深层)与断裂性(表层)问题:不仅应当研究建立于血缘宗法社会与内陆型农业文明构成的连续性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精神的连续性问题，也应当研究由于既有思想意识形态体系崩溃(比如汉末)或异民族入主中原(比如元王朝)等因素导致的美学思想发展的某种断裂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问题;
二、不同体系及其关系的思考:宏观而言比如儒、道、释美学思想体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关系。中观而言，儒、道、释美学思想体系从来就没有过千古不变的同一的思想，各个派系之间，居于主流和处于边缘的思想之间，甚至在主流与异端思想之间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情况，都需要做细致的梳理;
三、异质性的美学思想及延续: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回到美学思想的原初历史景观中去，直面美学思想原初复杂的、不可化约的，呈现为碎片、冲突的、悖论式的思想图景;
四、不同层面的美学思想、观念、趣味、风尚研究:思考历史上不同层次的美学思想，并为了更切近美学思想的历史真貌而增加不同的层次性研究，像荒诞不经的神话，考古出土的远古各类器物、甲骨、青铜、秦砖、汉瓦，佛教的石窟造像，六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往往能反映出特定时代的某些普遍观念、心理与时尚;五、形成上述诸方面的原因、结果、社会效应及影响:探索那些孕育、影响、制约并使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延续存在并不断演化的文化心理、思想学说、知识背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结构、权力话语等一些以往中国美学研究中未能涉及的深层次问题。沟通思想史与社会史，在文本与语境的交叉分析中重释美学思想的历史，不仅研究美学思想文本的意义，而且进一步分析它所赖以产生的知识生产的主体、结构、体制和功能，美学思想的传播与接受等等。由此，我们可以期望更能贴近历史真实的对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轮廓加以描述、阐释、显现与揭示的中国美学史的诞生。
参考文献：
①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译，第24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②参见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王杰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福柯集》，杜小真编选，第104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④参见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第一章，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⑤鲍桑葵:《美学史·前言》，张今译，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⑥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序言》，蒋孔阳译，第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⑦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王天清译，第25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吉尔伯特、库恩:《美学史》，夏乾丰译，第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⑨塔达基维奇:《西方美学概念史·前言》，褚朔维译，第1页。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⑩参见吕澄:《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吕澄:《现代美学思潮》，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陈望道:《美学概论》，民智书局1927年版，范寿康:《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等。
刘方:《百年美学:现代与中国传统》，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重印本，第1页。
《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第539页，第5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绪论》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4-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发展史·序》，齐鲁书社1987年版。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13页。
参见刘方:《现代建构中的承续与转换》，载汝信、王德胜主编《美学的历史:20世纪中国美学学术进程》，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版。
对黑格尔主义的分析、批判，参见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贡布里希:《理想与偶象———价值在历史和艺术中的地位》，范景中等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等译，第2、14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译文参用《重新解读伟大的传统》，第10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参见White，TropicofDiscourse，HopkinsUniversityPress，1978。
李泽厚:《华夏美学·前记》，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
参见刘方:《诗性栖居的冥思———中国禅宗美学思想研究》，导言，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等译，第18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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