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4:48:07
导语：在文化哲学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成员在企业内部如何共同工作的行为方式，对外是企业如何与外界合作共处的一种态度，可以被简述为“我们这里的工作方式”，或者说是我们应该如何做事的形式。因此我们将企业文化定义为企业解决对内和对外各种矛盾的一套辨证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哲学，它是指导企业成员如何共同生活的方式。
在我们的模型框架中，企业文化是由企业哲学所决定的。企业哲学并非是通常所说的经营哲学或者管理哲学，因为它不仅仅关系到企业一般的经营理念，而且涉及到企业对内和对外的一种生存的哲学思考，它关心的不仅仅是管理层面的因素，还有企业伦理等方面的内容，它是企业的辨证思维方式，是企业处理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和相关利益群体各种矛盾的方法。
我们要了解企业哲学之前要先了解什么是哲学。
1、哲学的涵义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哲乃智的意思，顾名思义，哲学就是智慧的代称。同样在西方，哲学被叫做“Philosophy”，它是从“Philein”和“Sopia”这两个古希腊文的词衍化来的，这两个古希腊词的意思分别是“爱”和“智慧”，统称“爱智慧”。显然，从哲学这个词的演化来看，哲学一直被古代人看作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在近代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哲学的地位一直是至高无上的，因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不断证实，自然界是统一的，万事万物都是按照同样的规则存在与发展的，哲学作为探讨万物最基本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的一门学问，自然被看作是科学中的“科学”，同时是所有知识的精华。
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动物则没有，因此思想是人具有的特性。有了思想，人也就要考虑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工作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这都是人们思考的结果。如果没有了思想，人的生活也就没有了价值，所以哲学是文化的核心，它决定了人的价值观。思想凝结在物质产品中便成了文化。文化是人的文化，是有了人才有的。只有痛苦和人生的悲剧才能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我们说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就因为企业中的人都是有价值观的，要使企业能够形成一种统一的核心理念，就必须深入了解人的价值观，让企业中的人都觉得企业能够带给他们人生的幸福，这样工作才是有意义的，当然企业的凝聚力自然也就加强了。
据说希腊哲学家皮浪在一次海上遇到大风浪，船上除了一头猪外，所有的人都很惊慌，皮浪就跟同船上慌乱的人说，哲人也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皮浪没有将人和猪的本质区别开来，因为有思想的人和没有思想的人是不可比的。但是人也有使自己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而不是猪那种麻木不仁的情况，人的“不动声色”是需要通过哲学智慧的锻炼才能达到的。这正如许多中国企业家所追求的那种 “荣辱不惊”境界是一样的，在商界的激烈竞争中能否保持一种平稳的心态往往是决定你是否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根本因素。
苏格拉底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回归自己的心灵”“认识自己”，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去指导人们如何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对于哲学来讲，最基本的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所以哲学简直可以称为人学。你如果想使自己的生活更丰富更美好，那么哲学是必不可少的。哲学是通向美好生活的保障。可以说，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几乎是每个人的追求或愿望。那什么是美好或幸福的生活呢？事实告诉我们，即便有了充裕的物质生活，我们也并不一定能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
真正的幸福只有在精神世界里才能寻找得到，可见，幸福首先是人对生活的一种看法，是人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在企业管理中只通过物质上的激励并不能完全满足人性的需求，你只有承认人有精神上的需求，你才能管理好人。这也是我们本书所提到的“管理价值观”的方法，文化管理是管理学的一大变革，只要建立起企业的共同价值观，企业才有可能实现长期繁荣。
马斯洛说：“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按照马斯洛的动机需求层次论，可以说，只有在第五层次才有可能与哲学有关。
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罗素（英国哲学家）说过：“要了解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哲学；要了解它的哲学，我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就是哲学家。”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人为理想而活着，只有了解员工的需要，树立起企业目标与方向，才能吸引员工；只有满足员工需要，才能激励员工；只有了解消费者需要，才能引导消费，只有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心理，才能使企业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哲学指导，没有哲学、脱离哲学搞管理是不行的。
总之，企业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领导与员工、员工与消费者、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各种矛盾等，而哲学在人的思想中居统帅地位，对人的一切活动具有指导作用。因此管理的一切问题都与哲学有关。它不仅能够使我们洞察人们不断发展的需求，而且能够使我们理解员工的需要，从而能够使管理者有效地协调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哲学思想是企业活动的灵魂，是企业行为的先导，它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企业的规章制度、组织结构战略决策等等，企业经济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层次无不渗透着经营管理思想，企业的发展或停滞、成功或失败无不融入了正确或错误的经营管理思想。这些经营思想无不扎根于管理者的人生哲学之上，而他们的这种人生哲学就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它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所以说企业哲学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企业哲学通常涉及到五个方面的关系：
（1）对人性的假设（善、恶、）
（2）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征服、协调、支配）
（3）时间取向（过去、现在、未来）
（4）行动指向
（5）人群关系
我们大部分的企业还没有达到文化管理的阶段，还处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哲学被爱因斯坦称作“所有自然科学之母”，企业管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哲学的思想是博大的，只要它能被管理者掌握，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从而指导企业在竞争中战无不胜。
2、兼容并蓄的企业哲学
企业哲学用以解决企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即如何使矛盾转变成和谐，具体说就是企业与社会、员工、顾客的各种关系如何处理和谐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哲学指导下的企业共同价值观体系；企业哲学是一种人本哲学，是企业解决如何在外部生存以及企业内部如何共同生活的哲学。企业哲学就是企业对内外部的一种辨证式的哲学思考，这种哲学思考又决定了企业对于各种事物的偏好，所以企业文化是个性化的，这就是其根本原因所在。
詹姆斯在对大量卓越企业的长期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些公司不用我们所谓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来框限自己，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接受矛盾的理性观点，认为两种表面冲突的理念是可以同时并存的。他用中国的太极阴阳两仪图来说明这种哲学道理。例如以下的这些矛盾，在优秀的公司中就能很好的相处，并通过化解这些矛盾，让企业获得持续的高速增长。
变革和稳定
保守和激进
低成本和高品质
鼓励创新与严格的纪律
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
灵活与原则
理想主义（价值导向）和务实主义（利润导向）
对科技文化的研究和思考不仅是科技哲学界的焦点问题,也是当前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各门学科争相研究的热点问题,这种研究热潮不仅仅是科技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的体现,也是科技哲学发展向科技文化哲学转向的现实需要。杨怀中教授等以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研究成果,在“文化哲学”的视域下对科技文化新的研究路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专著《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2008年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是在整体性概念和文化哲学视域下思考和研究科技文化在建构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独特功能的一部新的力作。
和谐社会构建是时代主题的诉求,因此,作为一种实践文化,科技文化研究必须凸显时代主题和弘扬时代文化精神。《科技文化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构》一书在其开篇中就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和活动论的角度阐述了当下社会发展的本质诉求,即和谐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规律,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要求和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诉求。作者从历史思想源流中探寻和谐之音,从主体性认识和实践性体悟两个层面概括了和谐文化的特征及功能。这些阐释都使该著作充满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和时代功能,体现了时代主题和时代文化的凸显与共映。
那么,科技文化是如何映现和契合我们的时代文化精神?该书给予的解答是: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人道主义精神、宽容精神、法治精神、诚信精神、创新精神等文化底蕴的支撑,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现实诉求。而科技文化所蕴涵的科学知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等既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先进文化建设的基石和先导。在此背景和现实文化的诉求下,科技文化是惟一能适应这一时代背景和满足这一文化诉求的文化。基于此,作者又创造性地提出了“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观点,认为这也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念的逻辑性蕴涵。“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论述不仅揭示了“科技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功能的事实判断、价值评判和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其功能的必然性,也阐释了“科技文化”对人类利益、福祉追求的巨大推动作用以及对人类利益和幸福维度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
科技文化与时代主题的共映在该著作中亦有鲜明的体现。作者从哲学、科技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管理学等跨学科的研究和多维度的透视中,揭示科技文化的内隐奥秘。在广度上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时代主题之需中,来考察和研究科技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所蕴涵的“和谐因子”,以及如何发挥出这些“和谐因子”的作用来获得其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形式与实质的统一性;在深度上,试图探寻可称为科技文化之根或科技文化之魂的更深层面的东西,通过阐释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精神,明确提出科技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资源。
信仰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认同感，它在道德人格的塑造、道德品质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更为强烈、更为持久的作用。祭祀活动则是通过种种方式制造了合适的场合，创造了一定的氛围、情景来勉怀先贤先祖，从而竖立对本民族固有哲学的信仰之情。当然，在整个祭祀活动中会包括一系列的严格正式的礼仪。这些礼仪加上一些祭品、陈设等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场景，它们的功能即是使人们对供祀对象的崇敬之情升华为一种神圣的体验。让人从对祭祀对象的认同上升到对一种道德哲学价值观念的信仰。这种信仰对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的影响。有些人会终身以推行民族文化哲学为业，这些将直接成为民间的礼仪、乡规民约的制订与推行者，他们在社会各阶层都有着相当强的辐射力，同时也直接对本地区民族的祭祀文化起着范导作用。比如在黔西南州的很多布依族村落都有着祭祖的习俗，也会有德高望重之人成为维护道德礼义的护道者，村民每逢年节之际会在祭祀的牌位前上香，遇到大事时会举行一些族群性的祭祀活动。人们通过这类祭祀活动，增强战胜自然和困难的勇气，从而对生活充满期望。这些都是为了树立起一个民族共同的信仰。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一种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由此升华为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粘合为一个整体。布依人在敬天畏地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祖先情节。咸丰兴义府志中有记载:“四时节序如元旦、上元、端午、冬至、除夕诸节，皆祭神祭祖，中元节自朔日始朝暮祀祖，夜焚(木者)衣谓之烧包，十五日送灯于墓，清明祭墓，以纸钱揖墓上谓之挂青。”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三至十五之时也就是俗称的鬼节，当地的民众都会以烧纸钱、点灯摆祭品等以方式去祭奠祖先。每逢大的祭祀活动时，即使在外的游子也会回乡祭祖，这时的祖先是神与人的结合，也是道德标准的化身与监督者，是儒家哲学道德标准的体现。“这些神圣的信念、禁忌规定和行为规范演变而成为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形成社会的风俗习尚。外在的强制内化为内在的责任，行为上的‘必须’积淀为良心上的‘应该’，这就强化了源于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和伦理意识。”布依人通过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的价值源头的终极追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信仰，并以此作为德育教化民众的方式。在先秦儒家看来，天是仁道价值的终极依据，它主要用于解决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性问题，而人性是社会秩序建构的现实依据，主要用来解决社会秩序的合理性问题。儒家哲学将深植于人生命深处的天道性理落实到人间社会，让两种依据在秩序建构主体的价值创造活动中逐渐融合，使得道德诉求与对祖先的缅怀和对天地的敬畏相结合，共同形成一个能体现天道性理的文物典章制度，这个制度又反过来滋养着儒家的哲学信仰体系。“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对道德价值取向的认同度直接会形成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性的价值信仰。布依族民间祭祀的源动力是一种朴素的民间信仰，这种朴素信仰是客观世界还未被人把握之前人们的心理安慰和精神支柱抑或说是一种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当人类社会往前发展，这种朴素的敬仰之情必会积淀成为一种历史的延续，在布依族民族文化发展当中，布依人对自然的崇拜传统让他们很容易接受以天道性理为基础的儒家价值信仰。人们透过各种祭祀活动祈求祖先的庇护。这里孕育了民族传统与儒家哲学的有机融合，是冲突与碰撞后的和谐共生。布依族人民朴实温和爱好和平，他们的文化是一种外扩式的文化。在与汉族杂居融合当中，布依人的文化与哲学都对儒家哲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他们在祭祀对象的选择与祭祀的内容上更趋同于儒家的价值体系，这必然也会形成一种新的既带有融合性的又具备民族特性的价值信仰。当然这个价值观的树立直接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保留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很大程度地吸收了儒家哲学的价值信仰，也可以说这是儒家哲学的一种民族性与地域性的发展。
二、祭祀对象的哲学意义:儒家哲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民族文化的合金性
具有开放精神的布依人在文化大融合中充分的吸收并诠释了儒家祖先崇拜的内涵。传统社会祭祀天、祖的一系列神秘化的制度礼仪，与世俗化、宗教化的政治行政制度力量一同成就了儒学。天道性理被落实到人类社会，儒家的信仰成为具有理性化和超越性的终极关怀，而这种终极信仰极易被民众所认同，也就是说它很容易融入到当地的文化当中去，尤其是对于一种排它性不强的民族来说，极易在儒家哲学的熏陶下形成一种合金性的文化，布依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了这种合金性。
1．传承儒家道统，建立儒家式的伦理秩序祭祀对一个民族来说，可以团聚宗族家庭成员，使他们在祭祀的仪式之下获得重温感情与重整秩序的时机，因此祭祀对象的选择显得尤其重要。但凡有利于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的人或物，或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以被列入祭祀的对象。对祭祀对象的认定，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意义，而不是单纯体现着神灵的作用或盲目的崇拜。像在黔西南州布依族的祭祀对象除了“亲”与“祖”位的同时还有“天地”、“君师”位，它在某种意义上对家族、群体起着一定的凝聚作用，对文化起着一个传承功能，抑或说对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起着一个调整作用，或者说是对文化的一种整合。同时也为一种新的、被广为接受的秩序的建立与形成作一个铺垫。秩序必须同时具备合法性与合理性，它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应当追求的基本价值。无论是处于哪种社会形态，社会秩序都是人类社会通过规范手段自觉凋节而使人际关系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任何一个社会或是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既定的秩序，如宗教教义、习惯、礼仪、法律、道德等等，它们都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追求。它们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一样的存在方式，或者以一元的方式存在，或者以多元并存的方式存在。当然任何的价值系统都不会依靠自身而自动地实现，“价值通过合法与社会系统结构联系的主要参照基点是制度化”，要依靠制度化、社会化和社会控制一连串的全部机制而实现。儒家秩序建构最为关心的问题是社会生活的规则与制度建立在何种价值基础之上、以何种价值凝聚社会形成整体的问题。天道作为秩序建构的仁道价值的终极性依据解决了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同时也使得儒家所倡导的秩序具备了某种崇高性和神圣性。在儒家看来，个体生命与国家政治虽然有区别，但也有着相应的关联，如果在一个不利于个体生命成德成圣的政治环境中，儒家心性之学所追求的生命价值与道德理想是很难实现的，至少要受到许多压抑与委屈。儒家所说的天道、天理、天命、性体、心体、良知、至善都是生命信仰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所谓奉天道、存天理、知天命、见性体、明本心、致良知、止至善都是实现生命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而祭祀则很好的传达了儒家的终极目标与超越价值。祭祀对象的选择以及富有人文精神的祭祀礼仪的实行，一直被延续下来，逐渐演变成为后人祭祀的一种精神基础。无论是祭祀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还是参礼者、观礼者对这种人文精神的体验、感受等无形的礼仪，比起固定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这就是所谓的心祭重于形祭。这也是伦理秩序之所经建立的一个根本。李国钧先生曾认为祭祀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楷模，感发志向与信念，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8］164。民间祭祀以榜样的直观性，对子孙后代进行日常的濡染，让他们不自觉的就会在实践中弘扬光大本民族的哲学，践行本地区的伦常道德，这在无形之中就开成了一种使命感。与此同时，祭祀也激发着子孙们的社会责任感。十分显然，在当地民众祭祀先贤先祖的行为中，也让有识之士依次为之反省:如何才能为负先贤创设、发展的先祖所寄的期望?如何才能做到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也许这就是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思想的一种最为直接的体现。这种使命感与责任感融入当地，就直接形成了淳朴的民风、民德，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儒家的伦理秩序。黔西南州虽属偏僻的山区，但这里的民风淳朴，人们性情温和，这与祭祀对象的选择，与儒家的道德哲学的浸染是不无关系的。
2．赋予民族文化新的活力文化的杂糅融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全球化时代哲学反思的质料也只能以世界文明的整合作为基础，对民族文化来说，追求融合是其历史经验的总结，没有哪种文化可以在固步自封中前进。我国古代社会结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这样就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宗族一体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文化当中，各民族各地区的祭祀便是加强文化构建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层次上分析，各地的民族文化一直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以及它的价值导向都并不是纯粹的思想家的产物。从历史发展的层次来看，文化本身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概括与升华。儒家文化不只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祭祀礼仪的重要性，更随着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起源和哲学的高度，探索祭祀礼仪所蕴涵着的深刻的哲学内容。因而儒家的祭祀哲学也是从社会习俗文化中总结而来的，它反过来又对各地方的民族文化起着导向性与制约性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同化的功能。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一般的民俗文化是自生自在、约定俗成的，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便难以维系，它必须得经过理性的总结与引导从而成为一个共同的准则。一种文化的传承必然会经历许多，作为一个地域性和时间性的存在，它注定要接受时代、各种变迁以及外来元素的影响，没有哪种文化可以超然独存于一切之外，具有排它性的文化是不可能长存在于这世间之上的。民族文化在当前形势下如何在人群中落实，在现实中展开，我们不能仅仅把注意力放置在民族文化的精神理定上，或则只是封闭于学院里，静处于文字之中。民族文化的合金性在于它与当代社会的完美融合，也是文化得以传世的动力与基础。民族文化本身具有普世价值。民族文化之所以传世，不仅在于它的地方特性，也在于它的融合性，同时还因其具有教化、规范、整合、凝聚、适应等功能。
关键词：；当代中国；中国文化；实践；社会
一、与中国
从文化角度上看，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具有西方文化的思维特点，但思想关注于人类世界的命运和价值。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要求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历史尺度，即关注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及具体实践，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
具有整体性的属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具有科学性、实践性、革命性、阶级性等本质属性。表现为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坚持辩证法与唯物思想的统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辩证唯物的历史观的统一。它关注现实的人的生活世界，关注时代的现实问题，具有大众的人本主义思想和情怀，并不是远离人民大众的纯粹的思想理论，因此，是与时俱进的学说。
二、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化重要的文化根基，因此，中国化不应抛离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却只限于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因此，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怎样结合是关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国五千年优秀的历史文明构成了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基础。的革命性与批判性的特征要求中国化的要学会在批判的继承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批判地发展、
创新。中国化要求我们运用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着眼于时代的要求，着眼于人民大众的呼声去弘扬继承和批判发展中国的传统文化，立足实践为之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可以说承担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超越、重建的历史重任。
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它特有的包容性，即、兼收并蓄，使得中国化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由此，我们进一步立足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践，运用的立场、方法正确客观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之深入地挖掘弘扬、批判发展、创新重构一种真正意义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在当代激烈的文化激荡中能够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
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关于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学说，因此，从人的解放和发展来解读与社会观、国家观的关系，便可深入地理解以人为本构建社会的理念。人是构成社会的主体，所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发点应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思想原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取向。当代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受到中国传统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遗留的影响，加之市场经济自发性的弊端以及改革开放向西方敞开大门随之不良文化的侵蚀，使当代文化发展虽色彩斑斓、异彩纷呈，又呈现出一些不令人满意的文化现象，这是文化建设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博弈。而一直坚持的以人为本，要求我们要平等地维护每个人的尊严，解决公民权利被侵害和践踏的问题，这其实正是当下解决社会矛盾重大现实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公民在变化，公民社会也在不断地成长，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也是时展的必然。它们的成长和成熟对于当代社会的发展、现代化建设的意义重大。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提升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开展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开展思想道德建设，把它作为中心环节来抓，发挥先进模范的榜样示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提升公民素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从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长期过程来看，它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发展的实践创造，这就需要进一步分析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概念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意识形态部分，如信仰、理念等，和非意识形态部分，包括科学、技术等，并且不断处于发展的模式当中。这种发展模式由多种要素构成，有它自身的发展模式，也包括当时经济、政治、人等等的发展模式。很显然，文化离不开它周围和自身的发展环境，同样，这些要素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指引，因此，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社会发展离不开先进文化的指引。
经济无疑是中国发展模式中最重要的因素，而今天，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功能和文化发展中的经济因素更加密切，文化生产力在现代经济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决定着文化的功能，文化给经济社会重大的影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发展中国的经济，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同样，文化与政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也越来越强。正如恩格斯所说“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因此，谈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好，冲突矛盾也好，应该学会跳出文化自身的维度，应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抓住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或许能获得更加精准的理解和认知，这正是的哲学思维。
“犹如高飞的风筝，线永远攥在人的手中一样，人类文明的一切样式包括艺术、哲学、宗教等作为独立的精神生产部门，它们虽然都是‘自由的精神生产’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有着时代根源，它们虽然看似超越了时空，却无不扎根于生活和时代的深处。”因此，文化发展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有着它独有的运行轨迹，但它始终受制于它所属的那个时代，这是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关键词：梁漱溟;儒家文化;儒学复兴观;现实可能性;非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7-02
有学者认为，第一次把中国文化纳入世界文化构架中并加以平等地讨论都要归功于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它肯定了中国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现在的时代，虽然世界各地都有孔子学院，但是普通民众对于儒学的认知还是停留在最浅显的层面，而且传统儒学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态度仍值得当代人学习。梁漱溟在20世纪初就提出辩证地看待儒学，复兴儒学。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如何看待儒学成为探讨的重点。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概述
（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
首先，梁漱溟对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生活的样式。“一民族的生活的样法……无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充斥着生活……”文化是满足意欲的方式。“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农业生产、社会治安、国家政治、伦理法则、教育设施、……”这些便强调了意欲产生文化的整体性。
其次，梁漱溟认为，意欲面对着三种“器界”，由此引发了人生的三种问题，人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即人与物的问题，人对社会关系的需求，即人与人的问题;以及人与自身的问题。
最后，文化就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意欲的不同流向又形成了民族生活的样法。并且梁漱溟由意欲的不同，将世界文化分为三大文化系统，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将意欲调和持中作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将意欲反身向后作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将意欲向前作为其根本精神。
（二）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及评价
1.梁漱溟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当代社会深受梁漱溟的文化思想的影响。其中凸显文化的民族本位主义思想的由他的文化思想所体现和代表的现代新儒学的主旨精神，感召和影响了众多的热心人士，他本人同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同。
梁漱溟在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建设进程和指导思想以后，提出复兴传统儒学，维护文化的民族主体地位和自尊精神，民族的、传统的东西逐渐在失去自己的生存土壤深深地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由此复兴儒学、复兴孔孟之道便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与此同时，许多孔子学院出现在世界各地。
2.对梁漱溟文化哲学的评价。梁漱溟的文化哲学虽然对近代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和贡献，但是在他的思想和研究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局限性。首先，是其具有现代性。他的文化观具有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一面，认同和世界文化，并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反省。这是其思想进步性和现代性的体现。其次，是其具有保守性。梁漱溟想在承接西方成就的同时又期望避免西方文化的弊病;他在批评中国文化的消极因素的同时又力图从中挖掘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兼备保守性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
二、梁漱溟的儒学复兴在于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的儒家文化，其意识形态功能和教化功能都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居主导地位，而在近代中国，传统儒学开始凋零，其普适性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挑战和中国传统社会解体重构的影响。
梁漱溟所思考的儒学价值观重建，既试图让儒学能够从新的政治制度中生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也重视儒学与西方化的态度之间的互补，实现儒学现代性及发挥其文化批判功能，既坚持传统文化的改变与更新，也尽可能地吸取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如此，传统儒学便能在现代延伸新的力量，焕发新的生机。
梁漱溟认为儒学有其超越时代和地域的普遍性，他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文化承担形式，就他而言关于东西文化价值的思考，是通过提出新的理论问题和转换新的研究方法，并且建立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解释系统。他所建构的文化儒学思路很好地说明一个民族可以在本民族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文化的交流，按照本民族现时需要，借助其他民族的思维框架，形成新的思维框架，以便达到世界同时代的思维水平，但是，又不能完全照搬其他民族的思维方式，应该依托本民族的思维特点，有选择性地吸取。
三、认识传统儒学
我们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儒学，则儒学可以分为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和学统的儒学。
首先，总的来说，政统的儒学遗留在历史上问题比较多。在封建社会，儒家曾长期与政治相结合，无形之间对专制统治起过积极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起着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但是如果过分夸大道德的教化作用，那么不仅将会使道德政治化，也将会使道德逐步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其次，如果我们对道统的过分强调，不仅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甚至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
再次，我们认为儒学的学统是最重要的。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都是学统的儒学。其一，要有文化上的主体意识，充分地认识和了解自身文化，并对其进行保护和发扬，另外要有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能力。其二，任何文化只要能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创新、拥有新的血液和生机活力，那么便能不断地发展。同时也要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得到适时的发展和更新。其三，虽然社会在不断的发展，思想文化不断更新，但是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及方式、理念可能是万古常新的。其四，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矛盾，即使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部分，要继续发展下去，也需要得到符合时代的新诠释。不断反思儒学的内在矛盾以及不断给儒学新的诠释在这个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才是儒学得以复兴的生命线。
四、复兴儒学需要注意的问题
复兴儒学首先要使儒学对现代社会有价值，考虑现代社会严峻的问题，根据现存的现实问题为儒学复兴提供现实基础。
那么我们现代社会面临的危机都有哪些？人为满足自身需求一味向自然索取，使得自然环境入不敷出，生态环境失衡恶化，出现生态危机;由于现代人追求物质利益和权力超于一切，不仅使人与人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甚至形成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至于多次爆发世界战争;另外，人类过于注重金钱和感官享受，以致出现身心失调、人格分裂的问题，甚至造成自我身心的扭曲。当前人类社会矛盾需要解决，甚至今后一段时间需要不断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人与自我身心之间的种种矛盾。另外，还应注意到，我们在当代谈传统儒学的复兴，目的也不是再使传统儒学达到占据统治地位，而是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继续生长，获得新的生命力。
五、儒学复兴的可能性
以人为中心思想体系的儒学有其在现代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可能性。首先，遵循自然规律的先进意识的中国儒家思想并不反对现代的科学与民主，并且对当今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和浮躁人心有调节作用。
其次，能够适应时局变化的儒家思想不仅能够改进自身，而且还能够容纳外来文化。从先秦发展到宋明的儒家思想，还是有很多观点能够与时俱进，有些诠释本身就是进步的表现。儒家思想在时间的打磨下和新思想的融入中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再次，儒家思想的复兴与现代人文科学思潮异曲同工。
最后，在当代世界的很多国家中儒家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在中国本土，在政治和教育领域里儒家思想早已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在社会道德和民间习俗层面，它仍然发挥着稳定人心、安定社会的作用。虽然儒学的影响力不可与儒学鼎盛时期相比，但儒家思想走到千年后的今天还是有自己的生命力，说明传统儒学还有复兴甚至繁荣的可能，不可否认其价值。在不久之后，梁漱溟也预期中国文化的复兴。
六、复兴传统儒学的非现实性
虽然传统儒学还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复兴传统儒学还有一定的非现实性。
首先，自近代开始儒家思想已经逐渐失去了其在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中心统治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影响力。且现在中国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是，传统儒学要复兴首先就失去了官方的支持。
其次，传统儒学在经历了20世纪的“十年”，传统的儒家思想几乎遭到很大的毁灭，及至现代各种西方思想的冲击，传统的儒学已经十分缺乏立足之地。
最后，梁漱溟作为第一代近现代新儒家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思想本身存在不足，在中认为在不放弃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可以接受西方思想，传统儒学无论其从现实还是理论上都已经不可能再成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七、结语
时代在改变，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有必要复兴以及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价值，发掘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生长点，传统儒学如何复兴是个问题，百年前梁漱溟对这个问题就有自己现代性的看法。如果我们想要在现代复兴传统儒学，使儒家思想在现代的复兴由可能变为现实，那么我们可以开出新学统、政统，在加大儒家思想宣传的同时，培育、发展儒家思想的接班人，那么便能使儒家的道统薪火相传。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儒家思想可能在现代“复兴”，但像“独尊儒术”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传统儒学既不可能在中国重现，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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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也逐渐开始崛起并迅速发展。通过概览国内学术界引进的外国学术著作和自己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就国内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哲学研究成果而言，自90年代起，国内各出版社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的文化哲学研究专著接近20部。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朱谦之从社会哲学角度论述文化研究的《文化哲学》（商务印书馆），程通过运用现象学方法进行系统细致的文化哲学研究而出版的《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人民出版社），许苏民试图从哲学角度梳理文化研究成果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衣俊卿试图通过对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而出版的《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等。此外，自90年代以来，包括各大学学报在内的国内各主要报刊杂志，不仅刊登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方面的文章日益增多，而且，诸如《求是学刊》的“文化哲学研究”专栏还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名栏”———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以来，刊登在全国报刊杂志上的文化和文化哲学研究文章已经超过了5000篇，而且仍然呈现出日益增长之势。因此，总的说来，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不仅基本上与世界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同步，而且其对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视和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也是当今大多数西方学者所不及的。
就其基本发展态势而论，当前国内的文化哲学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基本趋势：第一，继续深入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力求在文化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框架和方法论视角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哲学与文化研究室”在进行；第二，继续把文化哲学研究与日常生活批判结合起来，努力通过使该研究向微观的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制度哲学等领域的渗透，实现文化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具体化，这项工作目前主要是由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在做。
二、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面临的基本问题
总的说来，国内学术界将近20年的文化哲学研究，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哲学研究进一步实现实质性的理论突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但是，当前欣欣向荣的研究状态背后，也隐藏着难以回避的深层次理论难题；毋庸讳言，当前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局面也包含着不少虚假的成分，以至于难以取得真正能够指导当今社会实践的理论研究成果。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关键词：古代；彝族文化；哲学思想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民族声声不息的发展动力。彝族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的文化支脉，它在最初形成的背景条件下，诞生了属于本民族的一套“符号―语言”表意系统，也是优于其他民族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通过对古代彝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分析彝族文化和习俗中的解释意义，更加助于我们探讨古代彝族文化中哲学内涵。同时，也体现了对本民文化的肯定和尊重。
一、彝族文化中的二元哲学说
众所周知，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在我国出现已有千年历史。最初在原始社会时期，彝族祖先开始信仰万物，认为万物有灵，祭祀自然神灵，逐渐形成了人们对神灵的崇拜。至彝族古代社会，经过从“野蛮”向“文明”过渡，人们传统观念遭遇冲击，出现了人神相争的神话传说。随着历史的变迁，彝族社会在进入古代文明后，在原始宗教的基础上产生了人文宗教，出现了君权神授的统治格局，在人间形成了君臣师统治集团。这种现象的产生反映了社会经济行业神和伦理道德神的对立，同时，也导致了人间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信仰差别。
据中国彝族文献资料记载，古代彝族文化中便形成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二元论哲学观念。在几千年的古代文化积淀中，在天地人同存的宇宙中，既承认物质本原，又相信神灵本原，神灵本原又是以物为依托。因而，形成了古代彝族文化中物质与精神关系特殊表现形式。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使中国古代彝族人对世界的认识陷入了矛盾之中，他们既认为世界是由精气物质及精气物质运动的生成物质构成，也承认它是由一种超精气的物质力量主宰人类生存世界。
古代彝族文化中还存在关于鬼神说的论争。自始以来，古代彝族人的观念中存在鬼神，他们承认人的肉体和灵魂二者可以分离，认为灵魂可以超越肉体而寻找新的寄托肉体，或游离为鬼神，导致人们陷入了不可认识论宗教由此而产生。古代彝族人认为大自然、社会的唯物主义和神鬼冥界的唯心主义可以同时存在，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些不可解释现象，都归之神灵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以精气为基础。因此，古代彝族文化中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寓于其中。
二、彝族文化中的“形影”说
彝族是极具魅力的民族之一，彝族文化资源底蕴丰富，古代彝族文化更是神秘难测，今天我们一同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古代彝族的先民，在其独特的环境中锻造了智力和实践能力发展，在母系社会发展时期，人们便发现了阴性和阳性两种物质精气。同时，彝族先民们睿智的大脑中形成了物质精气的“形”和“影”，作为交际工具的图画及文字。在文明社会之前，图画文字演变为象形文字，进入文明社会后，象形文字发展为表意型彝文。这种“形、影”演变进程，显示了古代文明下彝族文化的巨大内在力量。
作为有形有影的彝文字体，它是精气物质的第一个基本属性。古代彝族人们认为形和影作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从大自然的山川河木、动植物到有生命机体、再到人类族群，无不具有形和影。反之，无“形、影”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如天文、地理等也是有形影。因此，形和影作为事物存在形式和运动方式，包含了一切有生命机体的事物运动依附于其中，塑造了古代彝族文化形影说存在此中。
三、彝族文化中的数、量变论
古代彝族文化博大精深，文化内涵丰富。首先，数变也称为量度，是精气物质中的一个因素，数变有奇偶之分，奇数为阴，偶数为阳，由阴阳的变化引起了数变学说，奇数变为一、三、五、七、九，偶数变为二、四、六、八、十。所以，古代彝族人们认为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是由奇数变和偶数变引起阴阳发生变化。乾坤上下运行，则白昼和黑夜相互更替，而白昼刚性黑夜柔性，两者刚柔结合使得昼夜交替趋于规律化。再者，一年十二月按八节气划分，立春和春分，立夏和夏至，立秋和秋分，立冬和冬至，气象流程有分明，八节时度相生圆。此数变致天地四方风调雨顺，亦有其规律可循。
其次，彝族文化中对属相的解释也离不开精气元素。彝族先辈认为十二层天下充满着清浊气，不断变化产生万物。古人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属相，苍天十二方主管乾坤天地大事运生生物。概而言之，人们所知五行相成十二属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方，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根由产生，亦如乾气运生星云太阳运天道，观察运行依道法推理。因此，清气升浊气降产生乾天坤地，清浊气结合又使天空明朗、天地灿烂。
最后，彝族文化中“质量”互变说也集聚古人哲学思想，它融合了古代彝族先辈对自然界及社会发展的“先天”认识智慧和经验。在《天壬地癸》、《九宫八卦》等文献记载中，讲述了自然界动植物及人类社会发展，其过程是经过量变引起质变的完整发展进程。同时，古代彝族人也认识到自然界处在不断发展运动之中，量变到质变的生成与转化即是推动人类社会从落后向文明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彝族文化中精气所引起质变学说。
总之，通过对古代彝族文化深入细致的分析，探寻先辈们遗留下来的文化印记，探索古代彝族人们创造文化时积淀出大量哲学思想。一方面使更多的彝族同胞对本民族文化确立新的认识，另外，对继承与保留古代彝族文化资源也响应了时展的口号，更加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薪火相传、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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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文化；精神文化；精神文化产品；辩证关系；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058—04
在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文化是无法缺位的。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紧跟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期待，创作生产更多优秀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文化权益的需要。精神文化产品是精神文化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它主要指精神文化生产者通过脑力劳动对生产对象进行思维加工所创造出来的思想观念形态产品。本文从哲学的视角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更好地认识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规律。
一、 价值取向：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精神文化产品是以观念形态存在并以一定的物质为载体得以呈现的产品。精神文化产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既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又有其自身的本质特性。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了精神文化产品必须注重两个效益，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是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取向。
经济效益是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收益性的成果。在现代社会中，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不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这种对别人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通过交换来实现的。为了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通过交换实现其使用价值的产品，就是商品。精神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必然要求其同其他物质产品一样，受到商品规律和市场法则的制约，力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多的产出，尽可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尤其是那些物化程度较高的精神文化产品，如书刊音像制品等，更要重视经济手段和科学管理，注意研究文化结构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使产品适销对路，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产品只有面向市场，适应市场，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精神文化产品本身内在的运动规律所决定的。因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价值主要不在于获得了多少经济利润，而在于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等等。精神文化产品的这一本质特征，亦即它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要求其必须以社会效益作为最高准则。社会效益是社会效果和社会利益的总称，又指某种事物对社会发展所起推动作用的程度。精神文化产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就是要求精神文化产品问世之后应当对社会产生积极的、进步的、良好的影响和效果，能够引导人们陶冶高尚情操，完善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激起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只有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才是美好的精神食粮，才会有补于世、有益于人，才能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发挥应有的作用。
讲求社会效益是注重精神文化产品深层次的本质性的思想、艺术、审美价值和深广的社会影响，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导向。经济效益是讲求社会效益的基础，为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增强提供必要的物质前提；社会效益反过来又成为促进经济效益提高的必要条件，并且不同程度地制约和影响着经济效益的增长。社会效益的提高和增强有赖于经济效益，人们通过市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人越多，社会效益就越广泛，经济效益也就越好。反之，一种精神文化产品，如果不符合人们的需要，则没有使用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交换价值，不可能有经济效益，也不可能产生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是基础，社会效益是主导。二者相辅相成，是辩证的统一体。
二、指导原则：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辩证统一
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要求和指导原则，也是指导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的根本要求和指导原则。正确处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关系，是精神文化产品创作和生产的重要课题。
主旋律是音乐学上的术语，是指一部音乐作品或乐章的旋律主题。主旋律是一种比喻，用来指某种精神、思想在事物发展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和作用。精神文化领域的主旋律是指反映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观念形态的核心思想，这种核心思想在精神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精神文化领域主要观念形态的集中表现。“主旋律”是对主要观念形态的认同和定位。首先是在精神文化领域认同这一观念形态必须占据主导地位，起核心的作用，或占据基础地位，起基石的作用，因而称其为“主旋律”；其次是其他观念形态要围绕主要观念形态这一核心，支持和保障主要观念形态的地位，同时各司其职，完成各自的使命，从而实现共同协调发展。
我一直主张教师要读一点哲学，至少是教育哲学，尤其是做校长的，多少得有一点哲学阅读和哲学思考。一个校长不懂点哲学，就不可能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没有自己的教育哲学，就不可能在自己的管理行为中形成一所学校的学校哲学。而一所学校没有自己的学校哲学，就只可能揣度上意，根据上面的要求去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也就难以形成本校独特的办学风格。
学校哲学，说起来很深奥，其实很简单。一个称职的校长主要琢磨的就应当是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追求、办学目标。所谓办学理念就是一所学校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学校究竟想把师生引向何方;办学追求就是说想把这所学校办成怎样的一所学校;办学目标就是整个学校的走向，也就是所谓的发展规划。这些就是学校哲学，至于平时经常谈到的“三风”，只是学校哲学下一个层面的东西。
“校风”“教风”“学风”这“三风”应该是在一所学校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相互之间互为肱骨犄角。没有学校哲学垫底的“三风”往往比较搞笑，要不相互之间没联系，甚至相互抵触与矛盾，要不就没个性，比如“创新”“求实”“勤奋”之类的言辞，拿到张三学校可用，拿到李四学校也可用。
更可怕的是后任校长对学校办学历史进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哲学选择性地遗忘，或者人为地割裂。因为一任校长总是不希望活在前任的阴影下的，他们想要标新立异，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原本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作为校长，你想标新立异，就得有自己的教育哲学。更要紧的是，你要思考如何将你的教育哲学与一所学校固有的学校哲学融为一体，或者如何在原有的学校哲学中增加新的元素。
我任金沙中学校长的时候，悉心研究了学校80年来的发展沿革，将几近被人遗忘的历史重新整理，发现如此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必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强办学自信。
比如，清末状元张謇题写的匾额“以学愈愚”，不就是我所向往的“开启智慧，润泽生命”的教育吗？于是我们将这四个字放大装帧在学校大门屏风墙面上，让它成为学校的校训，请张謇的孙子张绪武先生为学校题写了校名。在此基础上，经过充分酝酿，我们提出了“秉承传统，彰显个性，和谐发展”的管理理念和“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让同行认可，让学生向往”的办学追求，从学校规模出发提出了“扁平化”管理的策略，并亲自为学校设计了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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