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4:48:45
导语：在混沌理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遗传算法，混沌，图像分割
0引言
遗传算法是一种全局优化搜索算法，它使用了群体搜索技术，用种群代表一组问题解，通过对当前种群施加选择、交叉和变异等一系列遗传操作，从而产生新的一代种群，并逐渐使种群进化到包含最优解或近似最优解的状态。近几年来借助于混沌改进遗传算法的性能是遗传算法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遗传算法和混沌优化的组合,可以使遗传算法的全局寻优能力，搜索精度，搜索速度等几方面得到较明显的改进。
1混沌的特征和虫口方程
混沌是存在于非线形系统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具有遍历性、随机性等特点，混沌运动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重复地遍历所有状态。因此，如果利用混沌变量进行优化搜索，无疑会比随机搜索更具有优越性。科技论文。
描述生态学上的虫口模型Logistic映射自May于1976年开始研究以来，受到了非线形科学家的高度关注，Logistic映射是混沌理论发展史上不可多得的典范性的混沌模型，如下式所示：
2混沌遗传算法
基于混沌遗传算法的二维最大熵算法基本步骤如下：
1.设置混沌遗传算法的种群规模以及最大进化代数；
2.生成初始群体。随机产生S 和T ,其中, S ,T ∈(0 ,1) 。然后利用式
计算每个个体的适应值。式（2-1）中的s 和t 分别由以下公式确定：s =(int)( S*255) ，t = (int)(T*255) 。对初始种群执行混沌扰动，如果在C1 步之内找到更优个体，则替换原来的个体，否则保留原个体。科技论文。混沌扰动方式按式(1-1)进行。
3.如果当前进化代数大于G，转步骤5，否则执行变异操作。变异方式按如下公式进行：
其中，fRandom()产生（0,1）之间的随机数，如果变异后的个体具有更优的适应值,则把该个体加入当前种群；
4.执行混沌操作。如果在C2 步之内找到更优解,则替代原来的个体, 否则保留原个体。混沌扰动按公式(1-1)进行。结束后转步骤6。
5. 在较小范围内执行混沌扰动。扰动方式：
其中m1,m2为混沌变量，且m1,m2∈（0,1）。如果变异后的个体具有更优的适应值, 则替换原来的个体,否则保留原个体。
6.按规定的种群规模直接选择最优个体进入下一代。
7.如果满足终止条件, 返回最优解, 否则从步骤3重复上述过程。
8.利用最优解分割图像。
3实验结果与分析
为了检验本算法的效果，用文中提出的基于混沌遗传算法（以下简称为B算法） 和基于传统遗传算法的二维最大熵算法（以下简称为A算法）对Couple.bmp 图像进行了实验比较。科技论文。当文中算法和基于传统遗传算法的二维最大熵算法中各取最大进化代数为10 时,分割效果如图3、4所示。
图1 Couple 原图图2 Couple图像直方图
图3 A算法结果图图4 B算法结果图
4结论
混沌遗传算法是混沌思想与遗传算法思想的结合，比传统遗传算法具有更好的群体多样性、更强的全局寻优能力。文中将混沌遗传算法与二维最大熵图像分割算法结合，应用于图像分割，对比于基于传统遗传算法的二维最大熵算法，文中算法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更快的执行速度，分割效果好。
参考文献
[1]吴薇，邓秋霞，何曰光．基于免疫遗传算法的图像阈值分割．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2004，17(2)：160-163
[2]薛景浩，章毓晋，林行刚．二维遗传算法用于图像动态分割．自动化学报，2000，26(5)：685-689
[3]王小平，曹立明．遗传算法－理论、应用与软件实现．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很多学者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混沌特征，不仅说明了股市运行过程中的混沌特征，而且还给出了混沌特征的数量指标。但他们并没有给出混沌吸引子的结构，而它却是混沌状态的基本特征，是描述混沌的基本工具。混沌吸引子具有分形结构，混沌与分形是密切相关的。本论文以上海股市为例，来分析我国股票市场的分形特征。
股市混沌吸引子的分形维
我国股市具有复杂的混沌结构，而且我们还给出了股票指数收益率序列的混沌结构的数量指标。“这些数量指标都是混沌度的特征指标”。混沌的另一个特征是具有混沌吸引子，吸引子是一个分形，而分形维是刻划分形最重要的指标。
分形维数有多种定义，两种最常用的分形维数是豪斯道夫(Hausdorff)维数和盒维数。1983年，Grassberger和Procaccia利用了嵌入理论和相空间重构技术，提出了从时间序列直接计算关联维数的算法。本文也是用此法来计算我国股市混沌吸引子的分形维。
设{xk:k=1,…N}是观测某一系统得到的时间序列，将其嵌入到m维欧氏空间中，得该空间中的点集，其元素为：xn(m,τ)=(xn+τ,xn,…,xn+(m-1)τ),n=1,…Nm，其中：Nm=N-(m-1)τ.
从Nm个点中任选一个点xi计算其余每个点到该点的距离rij，对所有xi(i=1,…，Nm)重复这一过程，可得到关联积分函数
其中的H(x)当x>0时取1，当x≤0时取0，关联维数D为当r0时函数logCm(r)/logr的极限。
Grassberger和Procaccia证明了当嵌入维数大于分形维时，所求的分形维不因嵌入维数的增加而增加。
股市波动的Hurst指数
Hurst指数可衡量一个时间序列的统计相关性。当H＝0.5时，时间序列就是标准的随机游走，即在EMH下出现的状态。当0.5在分形理论中，R/S分析法是研究分形时间序列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Hurst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基本思路如下：
对股票价格形成的时间序列xt，分为A个长度为N的等长区间，对于每一个子区间，令 X(a,t)=∑(xN(a-1)+i-Ma)，i=1,…t。其中，X(a,t)为第a个区间的累积离差，xN(a-1)+i为区间a的第i个观测值，Ma为区间a的平均值，t=1,2,…N。对于每一个子区间，可得到N个累积离差，N个离差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即极差R=Max(X(a,t))-Min(X(a,t))。为了比较不同类型的时间序列，赫斯特用每个区间所测得的标准差去除极差，得到“重标极差”，并且有R/S=(bN)H ………1）
其中，R/S表示重标极差，N为区间长度，b为某一常数，H为赫斯特指数，且0≤H≤1。
对每个子区间计算R/S，可得A个R/S，求出这A个R/S的平均值，可得出用N来等分时间序列下的R/S估计值。用不同常数N来等分，便可得到不同的R/S。根据R/S随N的变化关系，可研究时间序列不同时段的统计特性，由ln(R/S)相对于lnN的函数变化斜率得出赫斯特指数H。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ln(R/S)=Hln(N)+ln(a)。
由ln(R/S)相对于ln(N)的斜率便可估计出H。通过ln(R/S)-ln(N)图，很容易观察出赫斯特指数在何处发生突变，并进一步估计出周期长度，一般用统计量V(N)=(R/S)/来估计周期长度。对于独立随机过程的时间序列，统计量V-ln(N)图是平坦的;对于具有状态持续性的过程，该图向上倾斜；对于逆状态持续性（H
实证分析
上海股市混沌吸引子的分形维
本文运用分形理论，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盘值的对数收益率序列，对上证股票市场结构进行实证分析。选取从1990年12月19日至2003年10月19日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然后计算对数收益率样本时间序列X(n)，n=1,2,……3234。为了计算关联积分和关联维数，我们先针对时间延迟重构m维相空间。这里我们选取=5，而嵌入维数m分别取2，3，4，5，……等正整数。按照G-P算法计算关联积分C。我们将关联积分和距离r分别取自然对数，然后以lnr为横轴，以lnC为纵轴将其绘成图1。
由图1可知，存在一个关联积分lnC(r)对度量尺度ln(r)的线性依赖区域，表明在该区域中维数的定义被很好地满足了，而这些直线段的斜率就是关联维数的估计值。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调整嵌入维数m，随着m的增大，关联维数趋于饱和，即直线趋于平行，斜率趋于相等。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去估计这些直线的斜率，得到关联维数的结果见表1。
上述结果表明，上证指数收益率序列的关联维数为3.06，其饱和嵌入维数为10。这些结果还表明我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具有分数维结构的低自由度混沌系统，股票收益率的变化遵循着某种确定性的规律。上证市场日收益率序列的分形维数在3到4之间，虽然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系统很复杂，决定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的因素非常多。但由于分形维代表了决定系统的混沌吸引子的自由度，说明该系统最终将收缩到维数为3至4之间的吸引子上，即决定这一复杂系统的本质因素只有4个，需要的基本变量数目在4个到10个之间，且主要变量有4个。
上海股市收益率序列的R/S分析及Hurst指数
下面仍以上证综指日收盘值的对数收益率序列为例，对上证股票市场结构进行分析。按照前述方法进行计算，将序列进行分组，每组有5个元素。图2给出了日收益率序列的ln(R/S)-ln(N)双对数图。
在横坐标取5.01之前，数据几乎在一条直线上，对ln(R/S)-ln(N)进行回归计算，得出 H的值为0.683，大于0.5，说明上证综指的波动不是随机游走的，而是有偏随机游走，即具有持久性。当指数上一个时刻是上升（下降）的，则下一个时刻上升（下降）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从相对长的时间跨度来看，日收益率序列H指数明显下降，接近0.5，即基本遵循随机游走。
再考察V-统计量，它的定义为V(N)=(R/S)/。如图3， 在横坐标为5.01附近明显出现转折，而此数值是取对数得到的。转换成天数为exp(5.01)，即大约150天。对照上图，在150天循环中，上证综指的波动具有明显的持久性。超过150天，持久性减弱，系统的特征明显改变。
关键词：股指短期预测；混沌理论；小波变换
[中图分类号]TM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2）3-0035-02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混沌经济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声称成功地在经济数据中建立了混沌动力系统的是Sayers,Barnett，陈平。混沌时间序列分析是目前非线性时间序列分析的最新发展。国内外学者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等方法来预测股指价格，但预测精度不甚理想，比如时间序列模型实质是一种平滑技术，无法预测股指的反转；神经网络模型计算量较大且难以获得全局最优值；而直接对时间序列建立混沌模型可能会由于时间序列中高频和低频部分的相互干扰而降低预测精度。由于不同类型交易者的投资理念及投资策略不同，他们对信息的反应所引起的股票价格波动特征完全不同，分散反映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小波变换由于其独特的多尺度分析能力成为提取这类序列变化特征的有力工具。因此，本文建立基于小波变换的混沌预测模型，为股指短期预测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以期提高预报的精度。
二、样本数据选取与股指混沌性判别
1.样本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从1998-1-1至2010-4-15（基于股指期货推出后，整个股指有了对冲风险的工具，可认为市场发生了突变，所以以这个时间点为截止日期）的上证综指日收盘值的对数收益率的时间序列作为研究样本。
2.股指序列混沌判别
混沌运动仅出现在非线性动力系统中，是一种普遍的非线性现象。在宏观上呈现出一种混乱，貌似随机且对初始条件十分敏感。系统对于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的程度可以用Lyapunov指数来度量。一个负的Lyapunov指数度量收缩――系统受到扰动后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自己；一个正的Lyapunov指数度量相空间中的伸展，也就是度量邻近的点相互间发散得有多快。本文采取Wolf算法求得上证综指日收益率序列样本的最大Lyapunov指数LE，其值为0.2734，大于零，这说明序列是混沌的，可建立混沌模型进行预测。
三、基于小波变换的混沌预测模型的建立
1.从1998-1-1至2010-4-15上证综指的日收益率的时间序列中截取适当的一个时间段作为样本，其样本数量各为512个。根据预测误差最小的原则将其进行Q层静态小波分解，得到Q+1个时间序列。
2.时间序列的相空间重构
令=0,1,2,…,N表示上一步所得到任一时间序列，m称为嵌入维数； 称为时间延迟量，，表示向量序列的有效长度，即重构之后相空间矢量的长度。可重构得到m维相空间矢量=0,1,2,…,中每个分量都具有m个元素，是从中以为起点，每隔 个观察值选取一个元素组成。
…=(,
3.混沌模型预测方法――局部相空间线性回归方法
混沌吸引子中不同轨道上不相交，互相靠近，分量相差很小的两个相矢量称为“近似”相矢，在重构相空间中的近似相矢由式|| ||=min得到。
在预测的每一时点，都求出两个近似相点之间应满足的关系式，并将这一关系用于预测计算。首先，根据上式的结果，找出包含最后一个已知数据的m维矢量和它的近似相矢。将上述两个近似相矢之间的关系表示为：（1）
式（1）为m个线性方程组成的方程组，计算系数和两个相矢各自随时间演化一步得到和，其中T为演化步长，如果这两个相矢随时间演化的情况比较接近，演化一步不改变它们之前满足的关系式，可按上式预测相矢，可用关系式=预测值。
4.将所得的各序列进行静态离散小波重构，并将重构后时间序列与实际值进行误差分析。
四、模型的Matlab实现与结论
1.使用Matlab7.0来实现模型
首先，编写基于Wolf算法的求最大Lyapunov指数的M文件，验证了上证综指是混沌的，然后编写基于小波的混沌
预测模型的M文件，再把每个任意选定的含512个数据的时间序列样本用于预测模型和优化模型参数，其后面的20个数据用于实际预测，将各个时间序列的预测值应用小波重构方法合成，即得最终预测结果。预测结果如下表和图a-b所示。
2.结论
将小波变换应用于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的混沌预测模型中，预测精度明显优于直接采用混沌预测的模型。主要的原理是小波变换能将时间序列按不同尺度分解成不同的层次，这就使时间序列变得简单，便于分析预测。本文验证了我国股市还未达到弱式式有效，即通过发掘过去历史的证券价格信息，能较准确地预测股票价格指数未来短期走势，从而可能获得超额收益。
本研究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139。
【关键词】人文主义;教学设计;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1―0013―04
一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产生的背景
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观念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研究的哲学取向和原则,它关注的不是某一具体研究方法,而是对指导现有研究方法运用的理论体系的反思。[1]教学设计方法论就是指导教学设计理论研究的思想体系,其演变深受同时期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种思潮的影响。科学主义影响下的教学设计更多看到教学活动规律性的一面,肯定了人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理性以及人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因而主张用理性的手段对教学加以控制和干预,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它忽略了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忽视了人类世界的复杂性。毋庸质疑,人有其理性的一面,这使得教学设计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可能和必要;但同时,人又有其非理性的一面,有自己的意识、意志、本能、冲动、情感、直觉等,决定了教学设计与其它设计过程不同,不能简单的运用一个方案设计出预期的结果。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科学主义思潮中的教学设计产生质疑,认为这种设计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动物的简单反应强加于人,将育人的事业与工业生产相提并论,试图寻求具有教学“投入―产出”高效率的方法和技术,其基本特点是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与可操作性;教学内容的生硬灌输与线形设计;教学过程按部就班;教学评价的客观化、定量化和形式化等,对这种过分强调“物的客观”而非“人的主观”的方法论取向,应该深刻反思其合理性。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现代人文主义思潮迅速渗透和移植到教学设计的研究之中,各种旨在提升人的主观意识、崇尚理解、混沌、模糊、多元化及非线性的相关理论给教学设计研究带来了新的生命力。如建构主义、解释学、混沌理论、后现代主义、活动理论、模糊逻辑等学习理论研究的思维直接动摇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理论基础,为教学设计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然而,在对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进行尝试的过程中发现,过分强调人的随意与自由、模糊的、混沌的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在实践中很难把握,这里的“人”陷入了“自我意识”的泥潭。它过于关注问题复杂与无序的形式,而忽略教育、教学的内在规律性,使教学设计的操作性变为形式,进而滑向虚无主义。
二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尝试
1 建构主义与教学设计
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被乔纳森(Jonassen,D.)等人引入到教学设计研究领域中,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最初尝试便开始了。尽管许多学者对“建构主义的认识论是主观主义的,还是主客观相统一的”存在分歧(何克抗),但我们从建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中还是可以找到其人文主义的踪影。
建构主义在教学设计中逐渐走向成熟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纳森(Jonassen,D.1992)用“建构主义的发展”和“建构主义的特点”两个模型来表示建构主义对教学设计的影响。[2]认为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不是接受权威的观点和理论体系的过程,而是根据一定的教学情境进行反思、诠释、批判、行动、共同构建、实践、欣赏和进行艺术化的工作。它不强调序列化、体系化的教学设计程式,容忍模糊、个性、矛盾、随意,关注现实教学情境的丰富性。
在建构主义眼中,教学设计不应是预设好的教学方案,学生不是简单的设计对象,他们应主动参与到教与学的活动中,而且在参与中获得的体验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先验意识”不同。建构主义视野中的教学设计注重高层次的学习结果的培养。认为以往的教学设计关注的是比较低级的、答案唯一、内容系统完整的学习,忽视高级学习。事实上,“我们所学的许多东西都涉及到非良构领域的高层次知识”[3]。还要强调的是,建构主义的教学设计关注“学习伙伴”的重要性,提倡小组合作学习的学习模式。如前所述,人的共同生存发展能力在未来社会中将发挥巨大作用。不仅如此,从建构主义对学习本质的理解来看,学习伙伴或合作学习对学习结果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社会建构主义就主要强调了人类认知与知识形成的社会性基础。这种建构主义理论是美国学者伯格和拉克曼于1966年提出的,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是社会集体的产物。研究学习不能以个体的人为基础,更不能脱离社会情境和文化,应该研究人在社会群体中的互动性。因此,教学设计应该充分考虑合作学习模式。
这样,建构主义就确立了不同于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新的方法论特点,即学习者在复杂的情境中基于自己的经验解决结构复杂的问题,从而培养自己的能力。
2 解释学与教学设计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称为阐释学、释义学、诠释学,是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几个人文主义哲学流派之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研究把解释学推向更深更高的方法论层次。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的结果是解释者的“现代”(也将成为历史)与解释对象的历史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统一物,我们称之为“视域融合”。[4]理解的对象是人及其一切活动,它们包括历史、文献、思想、创作等文本。这些文本都是作者的历史“视域”的产物。因而,当解释者以自己的“视域”去理解这些文本时,就出现了两种“视域”的对立;而只有把这种对立“融合”起来,即把历史的融合于现代的之中,构成一种新的和谐,才会出现具有意义的新的理解。这一过程,就是“视域融合”的过程。[5]因此,理解是循环往复的,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只能是一种无限的可能性,永无终止之日。
显然,解释学为教学设计思维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视角。Jonassen等人曾从解释学的角度指出教学设计应“追求学习者对问题的理解,关注学习者对问题的诠释”,并提出了教学设计的解释学原则:理解沟/空白原则、偏见和自身利益原则、文本转换和差异原则以及和历史时期之间的协调原则。[6]
解释学对教学设计的影响具体表现为:(1)学习结果的预设对教学意义不大。首先,不存在对某一事物认识的唯一理解。施莱尔马赫认为学习者在学习之前由于“先验意识”的不同,不可能对事物取得同一性的理解。并且“先验意识”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受很多心理因素的支配,不可能分析清楚。第二,理解并不是一种僵硬的过程,它在解释者与解释对象的相互作用中产生,这一过程必然是动态的、永无止境的。因此,不可能存在单一的、静态的学习结果与复杂的、动态的学习过程(理解过程)相对应。(2)科学主义教学设计所强调的线性的行为评价方式在解释学这里受到了挑战。因为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知识是一种社会协定,理解不可能与其所处的文化或社会情境相分离。对同一文本的解释,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差异,它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因此,文本的理解不可能通过文本的背诵而获得,那种一元化的、非此即彼的结论不能充当评价的标准,只能通过解释者的阐释。(3)不可能设计出一种最优的、普遍适用的教学策略来满足不同的教学需要。解释学强调,在运用文本互动和解释对话的过程中参与者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每个人要进行或分析交流的时候,都是在运用一种新的阐释策略。每个对话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任何想自动地或系统地进行对话的企图,都是一种徒劳。[7]
至此,我们看到,与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实证研究观”不同,一种新的颇具“人情味儿”的“解释研究”方法论,以相对立的姿态出现在教学设计研究的视野里。
3 混沌学与教学设计
自20世纪60年代混沌理论诞生以来,各门科学研究开始关注客观存在的“无序性”,把“过程”而不是“存在”看成科学的主题。在这种科学革命的浪潮中,混沌理论也逐渐渗透至教学设计研究领域。Jonassen、Dowding及You等学者对线性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封闭系统以及负反馈圈为显性特征的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提出了质疑,并试图将混沌学的非线性、非决定论的不可预测性、开放系统和正反馈圈等基本概念引入教学设计,以超越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的机械性。[8]
混沌理论中的蝴蝶效应、分形认识观点、以及奇异吸引子都对教学设计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蝴蝶效应描述了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即系统内部初始条件的小变化会引发后续的大变化。[9]这说明了系统具有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测性,即系统的非线性,教学系统也是如此。教学过程充满了未知因素,是不可预测的。那种科学主义教学设计中所强调的线性教学程序的操作性在混沌理论中失去了意义。对教学系统的认识由线性发展到非线性,是教学设计方法论上新的突破。分形是混沌理论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强调通过认识部分来映像整体,在系统科学上沿着微观认识再反映到宏观认识,形成了分形认识论[10]。它是关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思维方法。[11]在教学设计中,由于人的思维的复杂性,应注意开发元认知能力,促进蝴蝶效应的产生。具体到对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设计与安排,应考虑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另外,奇异吸引子在混沌理论中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通过诱发系统的活力,使其变为非预设模式,从而创造了不可预测性。[12]这一研究进一步确证了教学系统设计的非线性形态。
应该说,人文主义教学设计颠覆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线性的、精确的、可预测、可操作等理性思维的方法论特点。提出了认识世界的一种新的方法论,带给教学设计研究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三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方法论反思
纵观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关注教学过程的复杂性;关心学生的存在与价值,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如何设计教学;在研究方法上提倡用理解的方法研究学生的“客观精神”。这些正是科学主义教学设计所忽视的问题。对于研究“如何产生优化教学效果”的教学设计而言,或许,从学习的主体―学生的角度出发去设计教学过程更为合理。然而,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由于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局限,它的研究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1 如何完整的看待人
伽达默尔认为,人的存在方式就是理解,理解的过程贯穿于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它是人类和世界万物一切意义的来源。同时也体现了人与世界最基本的关系,它本身就是人生在世的经验。毫无疑问,人文主义者对人的阐释达到了至高点,但却把世界置于人的主观意识中。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虽然强调了人的意识、人的情感、人的内心活动对学习发生的重要作用,但他却从人的主观存在中理解和寻求教学设计的思路,由此而得到的结论是“教学设计已经死亡”(拉菲,1990年)[13]。极端激进的建构主义者古德曼(Goodman)等人全盘否定真实世界和客观实在在人类的心理活动之外,所谓真实世界都是个体心理活动所建构的产物,“实在”完全是个性化的,人类获得的知识完全是自己建构的结果。按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就会得出只有我是存在的,其它的一切都是我的感觉和意识的产物。[14]也就是说,人最终都生活在自己知觉的主观世界里,人的所知所想,都存在于自己的意识。教学设计在这种思维观念中显得毫无意义。
因此,人文主义教学设计虽然看到了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的片面性,反对将人看作“产品”进行设计、加工,却陷入了“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意识中”的泥潭。这里的“人”仍然是“单面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 混沌无序不是教学活动的唯一特性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对以线性、可预测性、可控制为显性特征的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观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教学过程由于人的存在充满了复杂性,是未知的、不可预测的。学习发生的过程是神秘而复杂的,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如学习风格、个性意识倾向性、努力度、初始能力以及大量的才能倾向形式等以一种混沌的形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影响着每一个学习事件,因而在教学中无法把握与控制。另外,在教与学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非良构问题。这类问题的解决存在着多种途径,有不同的答案,在解决过程中需要多种知识、多种能力。而且直觉对于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教学过程也就没有目标和控制可言。
可以肯定,看到教学过程的混沌与复杂对于客观认识教学设计的本质有着积极的作用。然而,过度强调问题复杂无序的外在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在规律性又使教学设计走向了相对主义的道路。众所周知,教育、教学中是有规律可循的:对于基础知识的学习一般采取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的教学策略;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是可以影响和激发的;学习者的身心发展也有一定的自然规律,皮亚杰对此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人文主义教学设计更多地关注问题的复杂性,认为目标的制定在教学设计中毫无意义。教学过程也由于其复杂性、不确定性而无法控制。这种只看到事物的“动”而否认其“静”的认识是形而上学的,它仅仅关注问题复杂与无序的形式,而忽视教学内在规律性的本质,使教学设计的操作性变为形式,进而滑向虚无主义。[15]
3 知识并非完全由人的主观意识所创造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站在主观主义知识论的立场上,认为人的观念、思想和意识等构成终极“实在”(Reality),观念或心灵的世界才是真正的实体(Entity)。狄尔泰也认为,这个世界本是“生命的客观化”的产物,它是由人的精神所创造的。[16]因而,要理解与认识这个世界必须通过人的精神才能实现。这样一来,学习者无法将来自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迁移到记忆中。相反,他们只能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互动来构建自身的解释。由于每个人对事物的解释是不同的,所以不存在学习者必须去掌握的客观现实。根据这一思路推导得出,不存在客观实在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存在于每个学生的意识之中。这个结论显然违背了教学设计研究的初衷。
笔者认为,知识是由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组合而成,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为我们的生存奠定了物质基础,而人文科学知识的学习则帮助人们寻找真正的“幸福”,这种幸福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但又高于物质追求。人文主义把知识笼而统之纳入人的主观意识之中,否定基础知识、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将使教学设计从精确化的程序操作走向虚无主义。
4 人文主义教学设计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和把握
科学主义教学设计由于其实证主义倾向,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很容易控制和实施,而人文主义教学设计方案则难以操作和把握,这与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关。
生命哲学家狄尔泰彻底划清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的界限。他认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意志、理性和激情的自然界,是在意识之外的物质。他们都是机械的,并受因果关系所支配。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由人的生命和精神所创造的社会历史,正是这个由社会历史构成的人文世界或“客观精神”的世界才真正体现了人的生命的本质。它是由人的精神所创造,因此要通过人的精神才能加以理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是以揭示自然界的因果联系为目的,而人文科学的解释方法是以人的精神理解作为目的。这样以来,在狄尔泰的理论中,解释学就被定位为人文科学所特有的区别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普遍的方法论。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主张采用理解和体验的研究方法。认为知识的习得与人的发展都是在与复杂情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强调“人的先验意识”。主张在复杂真实的情境和社会背景中,依据个人经验建构知识意义。指出认识的结果不是对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确证,而是“揭示人的精神理解”(狄尔泰)和复杂的教育情境。然而,这种体验和理解的研究方法严重的依赖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和个人的文化历史背景,因而,它经常被看成是“主观的、神秘的”,无法找到一个普遍的模式。
显然,理解的研究方法,拓宽了教学设计的研究思路,把握了人的意识、情感、本能等非理性因素,使得教学设计的研究充满人情味儿,但这种研究方法下的教学设计在实践中很难操作和把握。瑞格鲁斯曾于1991年指出,建构主义最多只是一种学习理论,在课程的水平上比较有意义,而在具体的教学设计实践中则无意义。托巴斯(Tobias,S.)甚至认为建构主义只是一个花哨的术语而已。
四 结束语
教学设计在经历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方法论取向后,暴露出各自的方法论局限。无论是科学主义教学设计还是人文主义教学设计,他们眼中的“人”都是单面的,对教学过程的理解也是不完整的。因此,教学设计将寻找一种多重的、动态的、复杂的思维方式作为存在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事实上,一些教学设计研究者已经开始摆脱极端的理性观与混沌观,在反思教学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注意将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融合起来,形成反映设计本质特点的、更加科学的、更具创造性的教学设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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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总结了大型研发项目所包含的界面类型，并针对研发项目各组织间的异构性、信息时滞所引发的不同步问题，引入混沌理论对研发项目组织界面进行协同控制，建立研发项目系统的界面协同混沌模型，分析了研发系统界面协同的条件和过程，阐述了对界面进行协同控制的两类混沌控制方法。运用混沌理论对研发项目界面管理进行协同控制，为研发项目界面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关键词]大型研发项目;界面;协同;混沌控制
大型研发项目是指涉及大量人力，耗费巨大财力、物力，需要多组织协作研制，且往往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复杂性巨系统。最为典型的是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包括《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的16个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以及“863计划”、“973计划”等所涉及的重大科技专项。由于研发项目是动态创新过程，具有不确定性、模糊性和重复性。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各子系统之间、整个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和外界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信息的传递和交换，其传递和交换方式对研发进度和成本有非常大的影响。对总系统的整合者和控制者而言，界面协同控制问题是其面临的主要管理问题。通过有效的界面协同控制，促使组织间研发活动同步，是保证实现研发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1 大型研发项目界面要素
大型研发项目构成多维界面网络系统，系统内部的界面是各异构组织间进行信息沟通和传递、组织间关系交互作用的区域。研发项目界面可分为三种形式。
1.1 过程界面
又称为流程界面，通常指研发项目从论证立项开始，到项目完成的整个研发周期各阶段之间所具有的界面。郭斌等把研发过程中的界面分为R&D/R&D界面，研究、开发界面和设计、制造工程界面。过程界面与时间有较大关系。随着项目的进展，技术和产品形态也逐渐由抽象转为具体。不同的研发项目，其流程不尽相同，大型研发项目，往往采用阶段—门体系开发方式，即在每一个阶段结束，下一个阶段开始之前，需要进行阶段性回顾，以检验阶段性的成果是否满足预先设定的需要，下一阶段的开发条件是否具备，以作出继续或放弃的决策。这种方式将连续的开发活动人为地分解为离散的阶段。
1.2 任务界面
任务界面是由于所要开发的产品结构或技术的特性差异所产生的界面。大型项目的任务要素组成不同的任务包，形成任务层级。在进行研发时，任务要素呈现串行、并行、独立等关系。(见图2)由于研发任务与客户的需求有关，并建立在不断创新发展的基础上，任务自身具有许多技术创新点，因而，研发过程中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开发状态的双重影响，造成任务界面在初始阶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1.3 组织界面
研发项目的载体是各种不同的组织。由于追求利益的不同，导致在合作过程中，在研发任务和资源分配、信息传递和共享、利益的共享等方面形成相互作用关系。对与研发项目规模不同，所构成的界面形式和作用关系不同。对于大型研发项目而言，既包括独立的研发实体，也包括政府、中介等组织，它们在研发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构成了复杂的网络组织系统，分别形成了相互作用界面。见图3。
大型研发合作项目的组织界面具有固定性，即研发项目和参与者一经确立，即客观存在，组织之间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是稳定而不易变化的。而研发的过程和阶段不同，信息、技术状态等不断发生变化导致了界面交互作用的变化。因此，研发项目本身界面也是多样化的。研发交互活动既是子系统之间信息的一种传递与互动的过程，双向反复的演进过程;也是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同步过程。不同组织在不断接收和释放信息，使得系统级管理者在技术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不断寻求一种同步的平衡状态，找到组织之间界面作用的互相匹配模式。
2 研发项目系统的界面协同混沌模型
对复杂研发项目网络系统的界面控制主要体现在:系统管理者通过分析影响研发子系统研发各项因素，寻找一种对系统各要素优化的方法，使各子系统通过协作提高研发的速度和效率。根据研发项目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作为非线性核心理论的混沌理论是解决大型研发项目系统界面协同控制问题的有效工具。混沌是在一个确定的系统中出现的“貌似随机”的运动，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确定性与随机性的统一。混沌系统是一个非周期性的动力学过程，并且对初值呈敏感的依赖性，揭示了貌似随机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的简单规律，以求发现一大类复杂问题普遍遵循的共同规律性。
研发项目组织系统的各子系统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各自的特定功能及运行目标。对大型研发项目而言，研发活动所必需的条件，如资金、技术、人才、设施、政策、市场等分散在不同的子系统中，为不同的子系统所拥有。系统内各组织的差异性较大。因此，若将研发组织系统抽象成一个复杂网络，各子系统抽象成复杂网络的节点，那么各节点具有不同的结构，其动力学行为也有一定的差异，这样组织间在传递信息时会出现时滞。这里我们选择国内学者提出的节点结构互异的复杂网络混沌同步方法，建立研发系统界面协同模型。
混沌理论中的混沌同步与控制是通过利用一个混沌系统的混沌信号来驱动和控制另外一个混沌信号，最终两个系统状态能够趋于一致。假设研发项目系统具有m个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可抽象成一个节点。根据混沌理论，研发项目是一个混沌系统，每个子系统也可看成是具有不同内部结构的混沌子系统。因此，各节点的状态方程是异结构的混沌系统，那么在不考虑其他子系统的作用时，子系统i的状态方程可表示为:
3 界面协同混沌控制方法
界面协同混沌控制就是根据不同的需要，从研发活动混沌行为中选出所需的周期信号或非周期信号，并对其实现稳定的有效控制。大型研发项目中大量子系统集体的、自发的、自动的协同合作效应，是系统自身内部各要素矛盾运动的结果。研发系统混沌发生的内因是研发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或要素)之间及内部子系统(或要素)和外部要素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机制，外因则是其周围的环境条件。诸多学者提出了实现混沌控制的方法。对于大型研发项目，界面协同混沌控制方法有两大类型。
第一类是通过恰当的控制手段及途径，有效地抑制混沌行为，使李雅普诺夫指数下降进而消除混沌。研发系统混沌所带来的巨大波动，将使研发结果与预先设定的目标严重背离，使整个研发系统陷入混乱状态，对研发进度、质量和成本均造成不利影响，对此应有效地抑制或消除混沌。对信息重叠水平较高的研发活动，加强交互的频次，即通过过程控制降低界面强度，提高界面密度。如果产生子系统研发偏差，迅速通过子系统间局部协调，加快或减缓研发速度，使系统恢复稳定。这种控制方式主要利用混沌系统的本质特征，如对于初始点的敏感依赖性，来稳定已经存在于系统中的不稳定轨道。其优点在于不需要使用除系统输出或状态以外的任何有关给定被控系统的信息，不改变被控系统的结构，具有良好的轨道跟踪能力和稳定性。其缺点在于要求一个比较精确的数学模型和输入目标函数或轨道。对于研发项目，则需要以往相似程度较高、管理过程数据齐全的研发项目资料，协调成本相对较高。
第二类是选择某一具有期望行为的轨道作为控制标。一般情况下，在混沌吸引子系统中的无穷多不稳定的周期轨道常被作为首选目标，其目的就是将系统的混沌运动轨迹转换到期望的周期轨道上，使混沌系统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在许多不同的行为方式之间进行转换。在系统内部可利用一个混沌子系统来扰动其他子系统，以使它们产生协同现象。这种反馈控制主要利用一个小的外部扰动，如一个小驱动信号、噪声信号、常量偏置或系统参数的弱调制来控制混沌。根据“混沌运动背后隐藏着确定秩序”的观点，系统管理者可以通过诱导随机性“涨落”即混沌的产生，为系统产生有序结构提供新的契机。对于研发项目，一个设计任务可能有若干种不同的研发方案，当其中一个方案执行过程中出现研发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况时，通过外界环境的变量(如需求、投资、新技术的介入等)的控制，改变其研发活动方式，使其回到稳定状态。该控制方式的设计和使用都十分简单，协调成本较低，但无法确保控制过程的稳定性。
上述两种方式都是通过混沌动力学系统的稍微改变，使系统达到稳定状态，不同点是前者属于混沌控制，后者属于混沌反控制。研发系统控制策略所遵循的原则是控制规则的设计须最小限度地改变原系统，从而对原系统的影响最小。因此，在控制混沌的具体操作中，最大限度地利用混沌的特性，确定控制目标和选取基本控制方法显得非常关键。由于研发系统混沌现象复杂多样，各种混沌控制方法各有处理混沌问题的优点，但目前对大型研发项目没有一种方法是全面的或是唯一有效的，应视具体情况综合运用。
4 结 论
本文总结了大型研发项目所包含的界面类型，并针对研发项目各组织间的异构性、信息时滞所引发的不同步问题，引入混沌理论对研发项目组织界面进行协同控制，建立研发系统界面协同模型，分析了研发系统界面协同的条件和过程。从理论上并阐述了对界面进行协同控制的两类混沌控制方法。运用混沌理论对研发项目界面管理进行协同控制，为研发项目界面管理创新提供了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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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人有句箴言：“当我们走得太快的时候，停一停，让我们的灵魂跟上来。”初次读到它，觉得很奇特，也很古老。仔细品味，才体会它言之切切，意味深远，可谓金玉良言。我们自己，不也曾唯恐跟得不紧，或者急功近利，把“灵魂”拉下了吗？
“”那种风行“假、大、空”的时代，就不用说了。就在平时，我们是否也由于虚妄的欲念而丢失灵魂了呢？回想上世纪80年代，搞学问的人急于创立新学说、新理论，“新”观点此伏彼起，有如过眼云烟。据此，有人仿照古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戏谑为“各领三五天”。匆忙抢风头，内里空虚，“灵魂”丢失，怎能不短命呢？
就当今学界、政界来说，这可能也是一种流行病。某种时髦学说、新鲜作派，或者骤然邂逅，或者一知半解，就急忙炮制论文，指点江山抢占先机。进入2000年之后，这种风潮仍是此伏彼起。例如引进的解构主义，一时间风靡文坛，长篇论文充斥学术刊物，创作上也以“解构”经典为时尚。正当此时，学者王文生去美国，发回的文章中说，解构主义在美国（它的发祥地）早已过时了。接踵而至的大浪潮消费主义，即“消费文化”理论，势头更猛。许多论文都这样开头：“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或者“在消费文化时代”，气势吓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然不应否认消费文化的存在，而且大概也不只当今才有。问题是不能“听风就是雨”，认为今天的文化只能服从和服务于消费，要由消费文化引领潮流。于是，消费生活与欲望就被说成是文艺作品的基本内容；恣意享乐、红灯绿酒，自然就成了“时代精神”的体现了。有教授在大文中论证，“性与金钱”是当今文学的两大主题，两位专事“下半身写作”而遭唾弃的“美女作家”又被抬了出来。教授在这里居然失之不雅，甚至鄙俗，可能也是急于趋时，“走得太快”，“灵魂”跟不上来，失了操守。
在这前后，还有什么“中国艺术进入抽象化时代”“中国进入泛时代”等等的呼喊，这不仅“振聋发聩”，而且令人恐惧。试想，而今电视剧和电影是受众最多的艺术形式，如果它们也都抽象化了，那里面既没有具体的人物与故事，甚至连场景也一片混沌，芸芸众生还有什么可看的呢？所谓“泛”，据解释是“突破了艺术的范畴而广泛扩展到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其根据是有餐馆谋划出“女体盛”，街头出现裸奔，画家在人体上涂绘“作品”等等；还有西方有广场群裸展示而我们一定要去“接轨”。这就更使平常人惴惴不安。试想，如今“膀爷”上街都被视为不文明，到那种时候若真是满大街赤条条，这社会还有什么文明可言呢？学者们、执政者们如此抢占风头，争当“先知”，只能是添乱。作为学者，作为官员，指出并倡导一种社会倾向，第一要看是否符合事实，第二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进步，而后者更须重视。例如清末时期，鸦片在中国泛滥是事实，但有识之士指出这个事实，不是要推动它，而是要号召国人起来抵制它。
学者们、执政者们还是从容一点好；有时候也应当站一站，想一想，看一看。真的别丢了灵魂！
【关键词】新的文艺复兴；媒体大革命；细化与整合；极端相对主义；创造性
人本时代的到来
大量资料表明，美国的道德水平1965年开始迅速下滑，直到9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西方各国大致也走过了同样的道路。⑴美国的信息社会开始于60年代，从此开始了新生的信息社会与旧有的工业社会相重叠的发展过程，这个交替时期到了90年代中期出现了重大转折，新经济开始涌现，并带动了经济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增长。虽然2000年第二季度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开始崩溃，美国经济也在以后的时间里开始下滑，但是，作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经济并没有终结，新经济正在混乱中重整旗鼓并将迅速发展。
从60年代信息社会的到来到90年代新经济的出现，是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折的时期，社会大转型带来了道德的大混乱。信息社会的到来把发展转移到了主要依靠知识以及掌握知识的人的基础之上了，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人才在发展中的意义更是爆发式地提高。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于技术的巨大进步。技术的巨大进步，以类似于加速度的方式大大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使得发展环境瞬息万变，极不稳定⑵。这种新的环境必然要求极高的应变能力、创造能力和决策能力。这是比技术能力更为关键的能力。据报道，“信息时代公司的市场价值约有90%是由专利、软件和雇员的聪明才智组成的”，于是“以人为经营的基幢的企业管理理念进一步被确认，善待人的道德也就成为企业内外的发展和竞争之源。与此同时，在教育、物质、医疗以及军事等等领域个人化发展趋势十分明显。这一切都说明人的社会地位迅速提高，人的精神、人的本质的空前挺立。有的论者认为，这种发展趋势将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并使企业这一固定的“容器”失去必要性。⑶
新经济具有3个特征：一是在网络整合之下高新技术是新经济的依托；二是人的思想观念、应变能力、创造能力以及决策能力是新经济的灵魂；三是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和充分的个性解放是新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这只是具有历史发展总体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劳动力总是受制于掌握了生产资料的人，这说明人是受制于物的。但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目前不仅在历史总体上而且已经在具体的发展和管理中把人的因素提到了决定性的地位。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主体得到充分的张扬。现在历史正在提供一种这样的可能性：人受制于物的历史将要结束，人本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从来没有的人类历史的伟大革命，它将解构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基矗伴随这场革命的是观念以及道德的巨大革命，“道德已经成为竞争的源泉”。这种革命使社会正在向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文化社会发展。⑷
新的媒体大革命与新的文艺复兴
中世纪末在欧洲发生了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世界史上的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伟大时代。这是一场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的革命。但是在这场大革命中，以罗马教皇为中心旧专制势力构成了革命的极大障碍，特别是在欧洲的中部和北部，更是如此。这时欧洲的媒体用于书写的是牛皮和羊皮，价格极贵，很难普及。15世纪中期德国人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印制了大量宣传新教精神的小册子，印数极大，价格很便宜，普通人都可以买得起，大面积地普及了新思想。中世纪新媒体(纸媒体)对于旧媒体的取代，是那个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社会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历史上的最伟大的革命总是伴随着媒体的大革命。目前我们正在进入具有同样意义甚至其意义更加巨大的革命运动时代。这是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它将全面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经济正在主要地通过文化的手段而不是主要地通过物质的手段获得财富，民主政治正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网络将推动民主的巨大发展，文化的力量正在迅速上升并不断地走向多元化，教育正在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人生延伸，学科技术正在走向复杂甚至与社会人文科学整合，大规模战争越来越难以发生，战争的伤亡正在大幅度减少，武器开始走向“慈善”。我们已经看到，网络的出现正在以巨大力量解构着旧的观念和秩序。与旧文艺复兴不同，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印刷革命所创造的是人类生活与其中的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新的文艺复兴中的网络媒体大革命，不仅仅将带来新的思想文化环境，而且还正在创造着人类与所有生存于其中的物质环境的必不可少的联系，人类将生存于网络以及网络消亡之后的更新的传播技术所构成的媒体环境之中。新的媒体对于传统媒体的取代，不仅仅是一次媒体大革命，而且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大革命。⑸
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必然要求我们传播学学术建设要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考虑，传播学将成为与社会各个领域、与社会各种学科广泛整合的显学。
未来的传播学发展
1984年美国科学家迈克耳孙说：经典科学“已经把绝大多数的重要基本原理牢固地树立起来了”，“未来的物理学真理将不得不在小数点后第6位去寻找”。但是，20世纪的发展却大大超出了迈克耳孙的预言。量子理论、相对论、系统理论、模糊理论、混沌理论，特别是90年代出现的复杂理论，把整个科学推向了崭新的发展阶段。美国学者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在《复杂》一书的《概述》中劈头就写道：复杂理论是“如此之新，其范围又是如此之广，以至于还无人完全知晓如何确切地定义它，甚至还不知道它的边界何在。然而，这正是它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从这本书的内容来看，“复杂”理论囊括的不仅仅是各门自然科学，而且还涉猎了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⑸。在世纪之交科学正在发生空前巨大的变革。迈克耳孙的预言实际上宣布了科学的终结，但是，这种科学不过是在19世纪达到最高峰的机械论科学而已。20世纪的科学向着非线性、复杂化和有机化的方向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全息装置，科学的这种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都呈现出这种方向。后现代主义最有价值的观念甚至中心观念是边界不清和多元共生，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可以概括为最简单的几个字：开放与整合。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与知识系统发展最有价值、影响最为深远的内核，是伴随着新的文艺复兴而来的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这次思想革命将有可能把人类社会引向建立普遍生态关系的文化社会之中。20世纪的前卫发展彻底地否定了机械论，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与这种社会整体发展方向是一致的。
我曾经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总趋势作了这样的描述：一方面向多元化、小型化发展，一方面又在这个基础上向整合方向发展，这是离散-整合发展趋势。⑹在我的研究中，根据离散-整合的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对于世界未来发展做了走向文化社会的预测，这是高度离散-整合的从而组成生态关系的社会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它有着现实的根据，并且是较为美好的、值得追求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发展具有不确定性，我对于未来的预测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但是目前有两个事实是学者们的共识：一是人类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一是网络正在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构筑人类新的生存环境。我主张传播学的研究要走向与人文社会科学广泛整合的道路有以下三方面的根据：1、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需要既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2、是传播学自身发展趋势的需要；3、是创造的需要。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创造都是走向边缘之后多元文化整合的结果，因此，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走向与各种学科相融合的道路。面对新的时代，如果说各门学科甚至包括自然科学都必须把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放在这种时代的大背景之中，那么，由于网络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的整合力量，在这种广泛的相互整合的各门学科的发展中，这是宏观整合研究，传播学具有采取这样发展方向的更充分理由。传播学与各个社会领域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当然不可忽视，它的重要性出自于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网络传播的参与，传播学必须对于这种参与分门别类加以研究。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应用研究是细化研究，它是与宏观整合研究不可分离的传播学发展的两极。没有宏观整合研究，细化应用研究将看不清方向和失去意义；没有细化应用研究，宏观整合研究将失去基矗这是传播学学术建设的离散-整合道路，它将从两个方向深入到社会大转型发展的实践之中，也只有从这两个方向同时切入才能够有效地深入其中。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随着新的社会的到来，混乱将不可避免地伴随其过程之中，传播学的这种研究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于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尽量减少混乱较为健康地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从现在起就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方法
1.研究方法比研究结论更重要
2001年7月上旬我在香港参加“华人社会传播学研讨会”，其间出席了一个研究生们发表演说的会议，台湾香港的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与内地研究生们提交的论文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前者很注重学术规范，后者则不太注重学术规范。我问过他们，在学校里是否开过研究方法之类的课程。港台的研究生们说开过，内地的研究生们则说没有开过(出一个例外)。90年代的内地学术界有着“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的说法，所谓学问家凸显的表征之一就是对于研究方法的日益重视(当然，这种重视也包含着对于学术腐败批判的意义在内)，而对于学术研究方法的强调主要还是在诸如社会学这样的老学科领域，而传播学还没有什么人出来强调这个问题。这种现象可能是内地传播学还处在年轻落后阶段的一种标志。我们知道，港台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的时间比内地要早得多，在这次会议上反映出来的这种不同也印证了这样的问题。内地的传播学研究对于学术规范的重视不够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譬如中国文化系统中的偏重于定性研究传统的影响，还譬如内地传播学研究是从内地的传统新闻学研究过渡来的，而内地传统的新闻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党八股传统十分严重，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范观念很淡，甚至没有。但是随着中青年学者涌现，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在一定意义上讲，方法比结论更重要。结论是多种可能的一种选择，而方法则是这种选择的途径。在我的学校学习经历中，数学考试中一道数学题如果运算的方法是正确的，只是得数不对，老师还是可以给一点分的；而运算的方法是错误的，虽然得出的最后数据是对的，老师是不会给分的。我的理解，前者可以视为是部分的错误，得数不对而运算方法正确一般是疏忽造成的，但是它却为后来得出正确的数据开辟了可能性；后者则是完全的错误，得数的正确只是一种巧合或者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2.极端相对主义的谬误
对于内地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还来自于极端相对主义。
90年代初，后现代思潮开始进入中国，后现代主义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否定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研究的相对意义。但是它发展到后来却走向了极端，出现了极端相对主义，中心被解构，基础被解构，本质被解构，一切都被解构，剩下来的只有极端相对主义被宣布为惟一的真理(其实这是虚无主义)。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中的“鸡与蛋”的典故很是一致，根据这种典故，人们无法说清楚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在有些人看来，世界上只有这种鸡与蛋的“混沌”一种状态，二元对立从来就不存在。依我看，此种哲学大谬不然，没有二元的对立，哪有混沌状态?没有离散，哪里来的整合?谁跟谁混沌?谁跟谁整合?混沌状态正是由于存在着二元对立才存在。只承认混沌不承认区别(对立)实际上是认为世界是同质化的，一切都是同质的。但是世界绝不是这个样子。斗争哲学的错误在于只是强调对立，否定了整合；只是强调整合或混沌，不承认对立或离散，同样是错误的，它必然带来一切学术研究的消亡。世界既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学术研究也一定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
一切都被解构，却结构了另一个惟一，这就是极端相对主义--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相对主义自身的悖论。为了避免这种悖论，惟一的办法是什么都不要说，--这是佛教的体验而非科学的研究；这还或许是另一个宇宙的规则，而非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规则。但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这个可视宇宙的科学研究，因此我们必须放弃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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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相对主义可能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大混乱的一种观念反映，但是80年代之后事态有了转折，譬如在美术界，那种将美术自身都消解了的美术，重新回归作为艺术的美术，写实主义重新登上了艺术殿堂。以我有限的知识所知，近十几年国内外都有些学者尖锐地批评后现代主义中极端的相对主义。后现论中的混沌理论是一种极端的相对主义。而混沌理论起源于气象学，其创始人之一的EN洛伦兹1993年出版的《混沌的本质》一书的序言中写到混沌现象时说：“这种现象表面看是随即的，不可预报的，而事实上却是按着严格的且经常是易于表述的规则运动着。”⑺1992年出版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德《文化批评的观念》一书里写道，新实用主义者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核心策略是，反对普遍而客观的价值的所有断言，这个策略的一个逻辑后果采纳了某些彻底的相对主义，--那是一种罗蒂全力拥护的相对主义”。但是，“一旦关于普遍价值的所有断言都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怎么能正当地把宽容当作一种能够在怀疑论者的猛烈攻击下幸免于难的价值来赞扬呢?”⑻大名鼎鼎的后现代学者、《后现代状况》作者、法国的利奥塔在1998年出版的《非人》一书中也对于极端相对主义进行了批评。书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祛魅的自然观成为科学精神的主流，人类因此忘记了自身正是被其狂妄驾御、索取对象的一部分。自然的报复于是狂怒般地呈现出来。附魅的自然观由此而出。《非人》一书还指出，从达尔文到现代的一些大科学家一直到弗洛伊德和利奥塔本人不断地解构人在宇宙中的特殊性和主性体地位。但是，这种对人类的打击是为了解放人类，贬低和否定人类的特殊性和主体地位是为了突出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特殊性和主体性地位。利奥塔在《非人》里建构了他的本体论，他的本体论为现代性提供了彻底的本体论解释性。⑼
中国学者张志扬写了一本书《偶在论》，著名哲学家邓晓芒在题为《作为一种训练的偶在论》对这本书进行了评论。邓晓芒先生写道，张志扬的偶在论只是固守其“预防和检验机制”，即限于发出“警告”，加以“提醒”，却无权做出断言。邓先生说：“我甚至认为，混淆作为一种训练(检验机制)的偶在论和作为一种断言(独断论)乃是作为一种本体论(存在论)的偶在论，是后现代主义的通玻”他还指出，不要下“任何”断语，则它本身就是“一元论”的虚无主义。“从形而上学上讲，偶在论只不过是用来装备某种存在论(本体论)的辅助手段，它可以‘提醒例外’，发出‘警告’，但是前提是：必须先有一个普遍化的倾向(保持统一性)观点摆在它前面”。⑽
20世纪从科学到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和交叉，呈现出混沌局面，简化论遭到了极大的打击；20世纪的社会又是一个充满着空前混乱和巨大灾难的世纪。一方面，人类取得了极大的主要是经济的社会进步，一方面人类又犯下了空前巨大的错误，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人类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所形成的美好理想受到了无情的打击。庞绍堂在《现代性本体论解读》一文里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点像“对犯错误的忧虑产生了对知识的不信任。”⑾。这些可能就是极端相对主义产生的背景。后现代主义及其极端相对主义并不具有永恒的真理性，它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定阶段的一个过渡性观念征候群之一。
只有逃离极端的相对主义的迷雾才可能进行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不能没有分析。当然，鸡与蛋的“研究”出路还是可以突破的，这就是，想办法使你们的鸡蛋受精，孵化出小鸡来，由它啄破鸡蛋壳，出路由此而来。你要认识小鸡，就必须首先对于它的各个器官、系统、甚至无穷尽的更为微妙的东西进行分析。这种分析研究往往需要同时进行广泛联系的整合研究，但是分析研究是无论如何不可舍弃的。而且在这种分析研究中还应当得出一个“普遍化的倾向”。
创造
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大致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是应用层面，二是知识层面，三是思想层面。本文主要是根据思想层面的需要论述的。
在当前空前的社会大革命中，一如以往的社会大革命一样，一定会伴随着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思想家的涌现。
在当前对于学术规范的强调中，有时给人一种主流学术规范霸权倾向的印象。世界是极其复杂的，因此，研究方法也必须是极其多样的；规范自然必要，但是，规范又有规范的弊端(我在上述香港会上就看到过这样的论文：学术规范很周全，但是有价值的内容却什么也没有。)所谓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它也可能造成创造和思想阐发的障碍。
英国科学家和思想家霭理斯对“科学家”提出了可能让许多人嗤之以鼻的阐释。他说，“真实的科学家”“不是职业科学家；他甚至愿意别人把他喜欢科学看作只是一种嗜好。从一般职业科学家的观点来看，他可能是一位业余科学家。……我怀疑他是否真正精通任何专门的文献，……在我展读的加尔顿的信中，看到他无法正确地拼出威斯曼的名字时，不禁付之一笑。对科学的态度，加尔顿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对那些才开始或还没有引人好奇的事物具有无法满足的好奇心”。
霭理斯又说：“天才不是凭借职业或苦心训练来达成使命的，而是凭着自然的功能，照亮世界的暗处，在人类的经验不那么正统的领域里，创造科学。”这样的“业余科学家”是一位彻底的艺术家”，“他从未做过其他别的事”，“只有他的传奇才是真实的。”
霭理斯对科学家有他自己的标准。在他那里，“真实的科学家”像是科学哲学家，而“职业科学家”则像是我们通常称的专家。专家是现代社会运转的须臾不可离开的人才。但是霭理斯毕竟还是更推崇“真实的科学家”的⑿。霭里斯之所以有这种偏爱，在我看来是因为“真实科学家”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的好奇心和巨大的创造性。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卡尔·普里布莱姆认为，人的本质是创造性的生命。动物总是用同样的方法活着，而人总是在寻求新的东西，时刻在改变着事物，这就必须认识世界，这就是创造。⒀创造的问题是提出问题的问题。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巧，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提出问题(创造)不再是一般方法的问题了，一般的方法在此已经消失，更根本的方法却由此而出。它是人生境界的问题，或许这种人生境界带有先天的部分原因，但是，它肯定又与人的后天所形成的价值观与追求有关。爱因斯坦说：“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心。谁要是体验不到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也不再有惊讶的感觉，他就无异于行尸走肉，他的眼睛是模糊不清的。”这种好奇心带来了心理注意力的强大集中，像强大的光柱一样集中于他的研究视野之上。这种研究视野不是仅仅限于专业的、狭隘的，而是超越专业的，广阔的。创造是什么?创造就是多元文化要素的整合并在这个基础上的抽象。专业中心地带不存在多元文化要素，难于实现创造；而边缘地带才是多元文化相聚之处，从而才是创造爆发的土壤。学者创造就是学者将心理注意力的光柱长期地集中于有关的边缘地带之后的产物。这种集中，一方面突破了专业的围墙，另一方面又拒绝走向诸如物质的、虚名的领域的诱惑，不顾甚至看不到威胁和打击。在这种景况中，发现和创造便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马克·吐温说过：“人的思想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⒁
苏联科学家费英别尔格还指出，科学的成功导致了对理性和逻辑的崇拜，而贬低了直觉。但是正是这种直觉构成了一切科研的基矗当然，一般的学术规范和研究方法是对于直觉进行证明的工具。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总还是应当使自己的成果有事实的和逻辑的根据。当最后将科研成果呈现给社会的时候，一般说来，我们还是应当用大致符合规范的方法去叙述，以求使我们的研究成果具有一般社会通行证。但是，对于旁观者来说，我们的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成果论题的重要性和观点的创造性上，而不应当在规范方面过于苛求，我们甚至还要在规范和方法上鼓励创新和性格张扬，造成一个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在社会大转型从而极其需要创造的时代里，这样态度尤其具有重大意义。创造之初总是不成熟的、片面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如何处理这类问题应当是有帮助的。
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当时的刊名是《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开始，我们将这份刊物定位为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现代文化学术刊物。这一期发了我的《现代文化批判》一文，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的研究转向了现代文化。我主编《现代传播》期间，这份刊物的发展与我个人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我几乎旁无所顾，总是按着我自己的理解以提高质量为惟一标准选稿办刊。刊物有了一些影响，同时差距很大甚至相互对立的各种评价都有。我只是体验到我与我的写作和刊物融为一体了。至今我还相信，研究者应当具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这样，研究者的个性才能显现，没有个性的研究是没有灵魂的研究。这是研究者的生命投入，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是研究者的生命幻化，是研究者用心血泼洒出来的。犹如中国画中的泼墨技法一样。有些人批评我的论文具有不应该具有的浪漫色彩，但我的感悟是，人的心理深处充满着浪漫色彩和准宗教情感，甚至可以认为准宗教情感和艺术感觉才是精神深层的存在。当研究者进入“互即互入、物我两忘”的“深度昏迷状态”之后，这种浪漫和准宗教情感就可能浮现出来。在这里科研与艺术已经没有了什么界限，也与宗教没有了什么界限。我相信，进入这种“昏迷状态”的学者仔细体味一下自己的体验都会有这种感悟。
研究方法可以分成技术性的和哲学性的两种，前者体现为通常的学术规范，后者是学者内心深处散发性、整合性的直觉灵性，它是不呈现于文字，而是存在于实际行为中“存在的哲学”。符合规范化的研究方法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使得研究具有在现代条件下可以取得的可靠性和通行证；我们更需要承认和追求研究中的直觉，直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原点和创造的源头。如同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的发展使人类的研究方法不断精致化，精致化增加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实用性，但是它的另一个结果是使研究远离认识的原点，失去了创造性。传播学建设需要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作为人的创造物，已有的研究方法既是有用的又可能形成“所知障”。面对着社会空前大革命及与之相伴的混乱和困惑，社会需要而且能够涌现出一批新的思想家。思想家是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他们往往不拘泥于公认的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生活于信息社会初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研究使用的是非科学的“文学思维”，曾经普遍地不被承认，甚至被鄙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被认为是近代以来人类的几个大思想家之一。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是最大创造。文艺复兴时期人类创造了分析的思维方式，一直重大影响了至今几百年科学与学术甚至历史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空前大转型的时代里，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鉴于我们已进入了一个空前大革命的时代，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应当发生重大突破，实际上20世纪的思维方式越来越走向复杂和兼容。传播学研究将成为深入社会各个领域进行研究并与各门学科相整合的显学，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的突破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突破不大可能是对于原有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完全解构，而是多元方法的生态关系的整合。鉴于这种基本认识，任何方法的霸权都是不可取的。
注释
⑴参见以下论文：
［美］弗朗西斯·福山的论文《大混乱--人性和社会秩序重建》，原文发表在美国《大西洋月刊》1999年第5期上，中文译文载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杂志1999年第10-11期上；
［美］兰布罗的文章《构筑美国政治的十大趋势》，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美］安吉·坎农和卡罗·林克莱纳：《青少年现状》，原载美国《世界与我》杂志1999年9月号，中文译文载于上海《外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4期上。
⑵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冲击》，中文版，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页。
⑶参见朱光烈：
《文化社会与文化范式》，载《现代传播》1997年第5期；
《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革命》，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8月4日；
《新经济鼓起道德“重建”之风》，载《21世纪》2000年第5期。
⑷参见朱光烈：
《我们将化为“泡沫”--信息高速公路将给传播业带来什么?》，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北京《新华文摘》1994年第12期。
《传统媒体：你别无选择》，北京《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23日；
《媒体大革命》，载上海《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01年第2期；
《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座里程碑--媒体“大灭绝”与社会大革命以及网络的消亡》，载《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一书，陈卫星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⑸［美］米歇尔·沃尔德罗普：《复杂》，中译本，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⑹见《搅拌机效应与未来文化猜想--兼评“亚洲价值”论》，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3期。
⑺［美］E.N.洛伦兹：《混沌的本质》，中译本，气象出版社，1997年版，序言第1页。
⑻［美］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⑼［法］让·弗郎索瓦·利奥塔《非人》，中文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⑽见《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6月21日。
⑾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7日。
⑿［英］霭理斯：《生命之舞》，载《二十世纪巨人随笔·生命之舞》，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⒀［波兰］维克多·奥廷辛斯基：《未来启示录--苏美思想家谈未来》，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关键字： 经济法 理论聚合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的经济法学也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初创时期，迈上了稳健发展的道路。基于新兴的经济法学的特殊性，以及“三省吾身”的内省传统，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法学全面兴起以来，几乎每过十年左右，学界都会进行一些回顾性或反思性的研讨，[1]以通过经济法研究的成就，归纳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清发展思路，辨识研究方向，来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同任何学科的发展一样，在经济法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会存在诸多问题。通过适时的反思，来发现、揭示、正视和破解相关问题，这对于经济法学的有效、健康发展无疑至为重要。但就像“体检”或“病毒扫描”一样，反思也要适度，过于频繁不仅会造成机会成本，还可能影响肌体（或机体）的健康，且无论是既存问题的反复重申，还是偏离实际的错误报告，都可能给人造成身心伤害。因此，适度的反思，不仅要适时适量，而且还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法学的健康发展。
基于反思的必要性和对时机的把握，在2005年岁末，《政法论坛》集中发表了李曙光、岳彩申、邱本三位学者的论文（以下分别简称李文、岳文和邱文），[2]从不同角度对经济法学发展取得的成就、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了回顾、反思和前瞻。三篇论文着重关注了经济法学的发展路径、理论解释力和全面发展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都会给人以启发，其中的某些观点确实令人称道，但也有一些观点尚可商榷存疑。三篇论文的思路和风格各不相同，各有千秋，在经济法学界很有代表性，其所阐发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在学界都会有一部分赞同者；同时，虽然其探讨的视角错落有致，但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却有很多交集，例如，对于理论观点、研究范式等方面的“混乱”，以及解决“混乱”问题的必要性和基本途径，三篇论文都相当关注，并不惜浓墨重笔，足见学者对此类问题的重视和普遍关注。
其实，上述学者和其他许多学者所关注的经济法研究的“混乱”，可以进一步延伸为经济法研究的“失序”、“失范”问题，而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则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经济法研究的“合”与“同”。这是在经济法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会提出的问题。经济法研究为什么要有“合”？“合”什么？如何“合”？此外，“合”与“同”有什么关联？为什么要“同”？在哪些方面要“同”？如何趋“同”？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研究者予以说明。应当说，就经济法学的发展阶段而言，厘清上述问题，处理好“合”与“同”的关系，在共识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整合，对于经济法学乃至整个法学的发展，都有其重要价值。
为此，本文将先就“合”与“同”的一般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在此基础上，再结合经济法研究中的“合”与“同”的具体问题展开，以回应前述三位学者，并做进一步的拓补。
一、“离乱”与整治：问题与目标
在经济法学发蒙未久、混沌初开之际，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百家争鸣之势远胜于传统法学界域。与此同时，各类理论观点的过度竞争，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离心力，在向心力相对不足的情势下，学术观点、研究范式的分离、离散，带来了整体上的纷乱、散乱或混乱，并且，“离而生乱”的“离乱”问题体现在很多领域。对于这种乱象和乱局，学界内外都较为关注。在前述的三篇论文中，对此也都有提及。例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有的经济法学说有不下二十种之多，几乎出现‘一个学者，一种学说’的局面”[3]，并且，“概念、术语使用混乱”（见李文）；有的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范式混乱的问题非常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中出现的偏差以及理论上的缺陷大都与研究范式的混乱有密切关系”（见岳文）；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的研究局面曾经相当混乱，“这种混乱不堪与要求的统一性还相去甚远”（见邱文）。
三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经济法研究的“混乱”，而且深信要推进经济法研究的发展，就必须解决诸多领域的“混乱”问题。其实，无论是概念、术语使用上还是基本观点上，抑或研究范式上的混乱等，都与研究上的“过度竞争”“过于分离”有关。因为分则散，离亦散，散便乱，因此，分离带来的分散、离散，其结果就是散乱；参加经济法研究的人数越多，就会越发散乱，于是便形成了有些研究者谈到的“混乱”状态。
对于经济法研究是否存在“混乱”以及“混乱”的程度，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多少的离乱承合，多少的恩怨不平”[4]——也许有人会以此作为经济法研究的一段写照。事实上，在经济法学界内外，始终都有人认为经济法研究散乱之至，似乎经济法学的百花园中杂草丛生，荆棘遍地，根本没有清晰的路径。对于这种看法，有些经济法学者并不以为然，这确实与学者的具体认识和总体把握有关。从总体上说，一方面，应当承认经济法学界确实存在队伍宏大、人数众多、各持己见和难求尽同的问题，同时，在研究上也确实有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多年来版本难以计数的经济法学教材和著作，就会对此深有感触），从而会使对经济法知之甚少的人感到混乱和无所适从，并由此加剧了对经济法研究“失序”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长期研究或关注经济法学的人们深切地感到：在一大批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经济法学界都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所谓研究混乱的局面正在不断改观，一些理论观点正由离散走向聚合，由分歧走向相对统一。[5]
病则思医，乱则思治。尽管对于混乱程度人们尚有不同的认识，但对于混乱可能给学科发展造成的危害，则众所周知。由于混乱的原因主要在于理论研究的过度分离，因而需要通过理论聚合来解决。其实，聚散离合乃人间常态，在学术研究上亦复如此。针对经济法研究存在的过度分离所带来的混乱——研究上的“离乱”，只有施以有效的整顿和治理，加强理论集聚和整合，才能实现经济法研究应有的秩序，才能保障理论竞争的公平和效率。这是从问题定位的角度，必然会形成的公共选择。
总之，对于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离乱”问题，应当予以正视，并通过有效地整顿、整合和治理，未达到一种“治”的状态。应当说，创建良好的研究秩序，是解决经济法研究“离乱”问题的重要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合”。“合”是整治“离乱”，建立有效的研究秩序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经济法学发展的过程中，会经常不同程度地出现“离乱”问题，需要适时适度地进行理论“聚合”。但对于如何“合”，还需要在离合关系中来辩证地把握。
二、在离合关系中把握“合”
“离”与“合”是一对重要的范畴，只有有效地把握离合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合”。理论的离合或称分合，是相对而言的。是否要“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合”，都应考虑具体的背景条件。
从一般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有时需要适度的“离”，有时则需要适度的“合”，两者都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适度的“离”与“合”，也都有其合理性。经济法研究的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离不开适度的离散性，离不开学者的个性化研究。一定的离散，既可能会带来理论的散乱，也可能会带来学术的繁荣，因而离散必须适度；同时，既然是百家争鸣，会有不和谐音，因为其中毕竟会有滥竽者。这些都会加剧研究上的混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适度有效的“合”。
适度的“合”对于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非常重要。“合”包含了统合、配合和聚合等多重含义。为了解决理论“离乱”问题，需要相关的理论能够统合起来，形成有关基本理论框架的共识，为此就需要相关的理论持有者互相配合，这样才可能完成理论的聚合。在法学以及其他许多研究领域，如果流派众多以至产生“离乱”，人们就会想到“合流”、“并派”，这就是“合”。其实，如果把各种理论观点的涌现比做流动的河流，则“茫茫九派流中国”、“江河横溢”之类的著名诗句[6]，对于描述混沌初创时期的中国经济法理论的多而杂也许是适合的。在许多学科领域理论的洪荒时期，适当的“合流”、疏导等治水之法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避免理论泛滥所衍生的诸多问题。
关键字：复杂系统建模系统模型
中图分类号：TP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2（c）-0000-00
1 引言
复杂科学这一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提出，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一个统一确切的定义。如美国学者霍兰认为，“适应性造就了复杂性”；国内如钱学森院士引领的“开发的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虽然不同学科的学者对它的理解不同，但无可厚非的是已经有很多科学家把它誉为“21世纪的科学”。又因为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是研究复杂系统的基础，所以研究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复杂系统的本质及其特点
复杂系统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成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即具有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照预定的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
复杂系统具有以下主要的几个特点：（1）自适应性/自组织性。系统是有时空交叠或分布的组件构成的。（2）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与随机性相关，与混沌相关，复杂系统是不确定的系统，通常不可能对复杂系统进行形式化的分析。复杂系统的行为表现为不可重复性，不能再现复杂系统的行为。（3）涌现性。涌现是有层次的，同时也体现了一种质变。它强调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4）系统规模大。系统规模是复杂系统的前提。（5）系统结构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复杂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成了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6）预决性。复杂系统的发展趋向取决于系统的预决性，预决性是系统对未来状态的预期和实际状态限制的统一。（7）演化。其演化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不断过程。（8）主动性。系统与外部环境以及子系统之间存在能量、信息或者物质的转换。
根据复杂系统的这些特点，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发现，采用传统的理论方法和完全使用单一的数学动力学模型很难描述复杂系统。那么我们要解决复杂系统问题，则必须要发展和寻找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系统理论。因此，研究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了。
3 复杂系统的建模方法
许多学者致力于复杂系统建模的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主要有：
神经网络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与非线性表达能力。王书舟等[1]提出一种基于混沌变量的并行变尺度优化算法，根据混沌优化方法的优点，可以很容易的跳出局部极小点。黎明等[2]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的神经网络模型，它对数据分析采用粗糙集理论，并从数据中提取规则，从而将输入映射到输出的子空间上，用用神经网络对其进行逼近。该方法具有处理连续数据能力、神经网络训练速度提高、对系统本身有一定的认识等特点，但是它还存在各参数物理意义不明确、在数据离散化时可能产生矛盾规则等不足。李艳君等提出的一种将遗传算法和正交优化相结合来训练径向基函数（RBF）神经网络的新方法，称为GRBF算法。
模糊模型具有结构简单、参数较少、运算量低、泛化能力强等特点，其较高的结构解释性使模型就有较少的模糊规则和输入的变量个数，且模糊规则不存在容冗余和矛盾等优势。邬沛雄等[3]提出了一种改进遗传算法的模糊建模方法，该方法是在标准的T-S模糊模型基础上，通过改进的遗传算法来优化扩展的T-S模糊模型的结构和参数。该方法具有模型复杂度低、计算时速快等特点。马广福等[4]提出了基于模糊聚类和模糊神经网络的模糊建模方法。该方法先利用模糊聚类技术确定系统的模糊空间和模糊规则数，然后通过模糊神经网络来调整模型的前后件参数，给出详细的算法。李波[5]提出的基于模糊模型同径向基函数相结合的复杂系统建模方法。在确定后件结构的MTS模糊模型和径向基函数网络之间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把前件结构确定和后件辨识分开。该方法具有精度较高、简单的特点。
毛媛等[6]提出基于元模型建模方法，把元模型技术应用到复杂系统仿真平台中进行建模，可以加速复杂系统仿真的设计、开发和实现，且获得的静态数据结果跟实现情况相差不大，即其信用度高。
李柠等[7]提出基于LPF算法的多模型建模方法。从理想建模思想出发，在大量输入输出数据中找与系统当前状态相关的数据，并用LPF算法建立一个系统局部模型，根据系统状态的变化建立多个这样的局部模型，从而实现准确的全局建模。该方法获得的具有可靠性、更强的适应性、为距离意义上的概念、算法性能强等优点，其不足之处为工作点领域和模型切换准则将直接影响模型的精度。
粗糙集理论可以有效的分析和处理各种不完备信息，李文等[8]提出的基于粗糙集理论建立模糊模型的方法，并针对模糊模型的完备化问题，提出了扩充和整定的概念，从而建立了脉冲TIG焊动态过程模型。该方法能在数据不完整，精确度不高的情况下进行比较客观和有效的提取复杂过程的模糊模型。
此外，还有肖人彬提出了基于结构建模的方法；康立山等提出一种常微分方程组的演化建模方法；马旭等提出了基于现象的复杂系统建模方法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4 结语
虽然复杂系统建模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是我们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可以发现，在未来采用两种和两种以上的方法相结合建模将成为未来发展和讲究的方向。主要是将神经网络、粗糙集理论、模糊逻辑、遗传算法、小波等其它一些兴起的方法相互渗透和结合。虽然由于目前的建模方法不成熟，使得理论和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对于如何建立一个精度高、准确性好、算法简单、适用性强的模型，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王书舟，伞冶.基于混沌神经网络的复杂系统建模方法研究，全球化制造高级论坛暨21世纪仿真技术研讨会论文集
[2]黎明，张化光.基于粗糙集的神经网络建模方法的研究，自动化学报，2002
[3]邬沛雄，杨善水.一种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模糊建模方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
[4]马广富，王宏伟，王司.基于模糊神经网络的系统模糊建模方法，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1999
[5]李波，张世英.基于神经模糊方法的房子系统建模，信息与控制，2001
[6]毛媛，刘杰，李伯虎.基于元模型的复杂系统建模方法研究，系统仿真学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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