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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经济理性；经济价值；生态理性；生态价值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8-0143-05
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历经300余年演化，日益涌现出其自身无法调和的系统性矛盾。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显现，正是人类为更好地确保其自身类存在而不懈探索出路的行动写照。生态理性、生态伦理与生态价值是生态文明内涵的三个主干概念。其中，生态文明范域的生态理性与生态价值概念是对工业文明范式的经济理性与经济价值概念的辩证否定。择要进论，诚如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命题所言，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自然本体只不过是社会本体的前史。本文着重讨论的生态价值不仅基于价值的主体性和历史性，而且基于价值的社会性。生态文明范域内生于自然限制退缩与劳动社会性增强这对矛盾；特别是在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类劳动能力因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资本的全球扩张而得到空前发展，劳动目的设定的实现程度依此同比大幅提高。这使得人类在为高楼大厦和先进技术等劳动成果欢欣雀跃之时，却触动了自身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之“奶酪”——环境恶化和极端气候等生态系统性问题正在不断拷问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底线。由是观之，生态价值所映射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根源于经济价值指向的人化自然，却又高于人化自然，是一个十足的社会问题；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及主导二者价值判断的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辩证关系在21世纪不仅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场域，更是一个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和发展前途的根本性问题。
一、资本主义话语范畴中的经济理性与经济价值
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是近代经济学鼻祖英国亚当·斯密1776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斯密凭着自己对人性的观察，认为每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经济人”，都有理性的利己之心，主观上的利己心在“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展开竞争，客观上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使整个社会福利增加。“理性经济人”的论点成为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逻辑支撑点和方法论原则。①经济学对理性范畴的运用，采取了一种简捷的方法，即借用其他学科对理性的定义和解释，主要是在分析假设前提上来考察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②进而言之，人的生存需要与利益的存在使人的发展有了驱动机制，经济活动的动力性主要还是由利益取向的最大化来呈现的，而利益取向又时时由人的需要指数的不断增长、人们对生存质量的不断寻求所掌控。驱动机制的形成往往使经济活动显示出过程性与结构性的统一，而最终由效率指数来展示其结果。③由此足见，经济理性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指向的价值理念。第一，从主体角度讲，经济理性是单一主体，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本能的理性，只重视人们的需要，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映。第二，从价值角度讲，经济理性是看重交换价值，在交换中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第三，从目的合理性角度讲，经济理性是支配目的合理的工具理性，它主要是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的目标，是可以精确计算与预先算计的。④总而言之，这种经济理性及其所主导的经济价值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范畴，集中体现着资本增殖的本性；在康德和黑格尔哲学中，这种所谓的经济理性是不够格的理性，其外显的现实效应就是直接危及到人类自身的安全与幸福的系统性生态环境恶化。
进而论之，要想深入理解主导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够格的经济理性，准确理解从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到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的逻辑发展，必须认真探考理性这个哲学概念的外延与内涵。任何概念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脱离历史和现实的所谓概念只能算作描述性语词。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略去理性概念从柏拉图起始的溯源性讨论，直接汲取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孕育的两位哲学巨匠康德和黑格尔对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用以扼要说明资本主义范畴经济理性被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康德认为，在实践理性范围内，人们常常在“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的指引下追求自己的幸福。这种道德理性知识不但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健全常识，也包括来自各门具体科学的有益的观念。但当人们运用它来追求幸福时，发现自己会陷入更多的烦恼之中，而那些接受“单纯的自然本能的引导”的人，反倒觉得自己获得了更多的实在的幸福。在进行这样的比较以后，人们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理性恨”。但这里的“理性恨”的对象是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尽管这种道德理性知识也包含着来自各门具体科学的某些知识，但并不专指这些知识。总之，一方面，康德批判了实践理性范围内的“理性恨”现象，因为它诱使人们退向“单纯的自然本能”，即退向非严格理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康德又揭示了这种“理性恨”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暗含着这样的思想，即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和幸福观念都不足以承担起准确地引导人们行为的重任，而准确的引导乃是“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即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强调的（纯粹理性的）绝对命令和道德法则。⑤
相较而言，黑格尔话语体系中的理性是通过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有条件与无条件、部分与总体的辩证关系来把握这些超验的、无限的、总体性的对象，即理念或自在之物的。⑥其“理性”内涵有两层含义：一是与“精神现象”或“意识形态”是同义语的“理性”；二是结合历史发展，涉及许多道德伦理问题的“理性”。因而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既与意识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同时又表现为一种方法，即历史的、辩证的方法。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具有特殊的批判性即自我否定性。理性的这种“自我否定性”表现为概念的运动原则，在黑格尔那里，这个原则被叫做概念辩证法。⑦诚如康德研究所示，理性真正伟大的使命是用来探索和实现理念（即灵魂、世界-自由、上帝这三大理念）的，而不是用来追求日常生活中的幸福的。⑧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实际上只是康德话语体系里的“理性恨”，因为这种经济理性诱使人们退向“单纯的自然本能”。黑格尔更是在《精神现象学》上卷理性的确定性与真理性论述中指出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身的活动而实现：理性自我意识的直向运动即伦理世界，理性自我意识的反向运动即道德世界。虽然马克思后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批判黑格尔的“被抽象化和固定化的自我，就是作为抽象的利己主义者的人，就是在自己的纯粹抽象中被提升到思维的利己主义”。⑨但是，黑格尔将伦理与道德内涵纳入理性概念的本质规定，是对柏拉图“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这一哲学命题的系统展开与深化。一旦考虑伦理和道德问题，资本主义范畴的经济理性便难以立足，扬弃以资本增殖为终极目的设定的经济价值负面效应便据此具备了逻辑与历史的合理性。
总之，康德话语体系里的“理性恨”概念以及黑格尔将理性自我意识指向伦理与道德世界的理论构建对我们研究从资本主义范畴经济理性到社会主义范域生态理性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具有重要的枢纽价值与环节意义。
二、社会主义话语范域中的生态理性与生态价值
随着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由盛到衰的历史转变，人类对生态危机、生存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理性观照，人类正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形态中以国度性、区域性和国际性组织的形式，借助舆论、政策、国策、外交以及法律等手段，不遗余力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我们应该辩证地认识到，这一社会现象其实在反复重申着这样一个真理：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包容的积极因素释放殆尽的时际已经到来，新的产业革命与新的社会形态取代现有工业革命成果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已经无法避免。回到现实，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业已不期而遇，并以生态社会主义为名，在欧美绿色运动与生态运动中产生并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具而言之，生态社会主义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逐渐成为一个异军崛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点是将生态主义世界观引入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他们主张只有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拯救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社会主义的政策主要有：主张社会公正和自然界的公正，主张基层民主和非暴力，主张建立生态经济，其国际主张同样依据其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原则。生态史观同社会主义的耦合绝非偶然，生态社会主义的主张是生态理性、生态伦理与生态史观合理内核的外化，生态经济学由此应运而生，这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与历史必然性。
择要进论，生态理性是资本主义经济理性自我否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旧事物中孕育生长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新事物之萌芽。一方面，倘若没有危及人类生死存亡的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系统性矛盾的显现，也就不会生成生态理性、生态伦理和生态史观的概念；另一方面，倘若没有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承载这种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作支撑，生态文明的核心——生态价值亦将停留在萌芽状态因而无法得以充分实现。不同于传统的推理或决策模型只注重认识过程的有序性和连贯性，关注认知过程是否符合内部标准即逻辑规则，生态理性观把认识方式与环境信息结构的适配性作为判断认识合理性的标准。⑩进而言之，生态学有一种不同的理性，它使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效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经济外部的条件。尤其是，它使我们发现，超出一定的限度之后，试图克服相对匮乏的经济上的努力造成了绝对的、不可克服的匮乏。但结果是消极的，生产造成的破坏比它所创造的更多。当经济活动侵害了原始的生态圈的平衡或破坏了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时，就会发生这种颠倒现象。生态学无疑是从另一侧面揭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理性的内在矛盾，即在追求更多、更快的利润时忽视了造成利润的外在自然条件的损耗，它必然引起新一轮的能源、资源的竞争，而竞争在追逐利润、资本的欲望下不断扩大，愈演愈烈，自然资源的不断减损不但没有使竞争的脚步放慢，反而加剧了竞争，结果造成一种不可再生、不可挽回的局面，资源的严重匮乏打破了生产的企图，人类进步最终沦为空话。11由此可见，生态理性、生态伦理和生态史观的历史任务主要是批判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桎梏，进而超越资本增殖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形态，在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高扬生态理性，确立生态伦理，端正生态史观，实现生态价值。
三、生态价值是对经济价值的辩证否定和积极扬弃
人类活动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指导的。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全部成就及其问题都根源于一定形式的价值观念。因此，从本质上看，建立生态经济、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树立统一的生态价值观念。利用市场激励机制建立生态经济，在经济层面上，需要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在政治层面上，需要政府以强制力保障产权的自由转让；在伦理层面上，需要确立生态价值观。这三者之间并行不悖，而且缺一不可。12生态理性主导的生态价值体系内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内在矛盾性，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天然具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伦理与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义性质。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不断出现体系性危机，人类社会第四次工业革命（以知识集成和绿色新能源产业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社会形态大变革（囊括生态文明全部内涵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已现端倪的21世纪10年代，探讨社会主义范域生态价值与资本主义范式经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扬弃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构建包含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体系一切合理因素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体系的必要一环。
概念具有积累性。抽象的理论概念皆来源于具体的历史与现实，脱离具体社会形态和历史演进的概念讨论只能是坏的抽象。生态价值不是抽象的凭空产生的概念，而是在具体的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对既有经济价值概念的辩证否定，是继承了经济价值合理内核的崭新概念。生态学思想只具有相对的有效性，它们必须吻合于并扎根于它们所处的时代。13只有通过认识经常变化的过去——人类与自然总是一个统一整体的过去——我们才能在并不完善的人类理性帮助下，发现哪些是我们认为有价值的，而哪些又是我们该防备的。14本文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置于不同文明范式和相异社会形态中展开论述，力求逻辑与历史在具体、整体和时空三个向度上实现内在的统一。
辩证察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两大概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性，同时又存在质的差别性。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范域的生态伦理使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经济制度的道德性取决于两个因素：是否有利于增进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有机和谐整体的生态系的善；是否有利于增进人类社会自身作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所要求的善。15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只能是技术上的开放，无法改变的是危机背后的原因，因为改变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此，这种制度下的生态观充其量也只是利益扩大化的帮凶，而不是救世主，这样的生态化解决的不只是暂时的危机，很快新的危机便会出现，当人类解决问题的速度远远小于危机出现的速度，适度的崩盘便可想而知。16以经济理性为出发点的传统经济学，以人类为自然万物的主宰，认为自然界除了满足人的欲求之外，再没有其他价值。经济理性把人的财富积累和物质消费视为最高价值，以大量占有高档奢侈消费品为荣耀，置自然资源的枯竭于不顾。大规模的生产对自然界大规模采伐，大规模的消费对自然界大规模排废，构成对自然界的大规模戕害。与经济理性不同的是，生态理性把生态系统视为母系统，把经济系统视为子系统，视大自然为万物之母、人类之母。生态理性承认人类是万物之长、万物之灵，承认人在自然系统中的卓越地位，但不承认人类是万物的主宰。人类要想从大自然那里获取生存、发展所需的使用价值，就必须保全和养育自然万物的生态价值。因此，生态理性强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及对自然的改造、干预限制在能为生态系统承受和恢复的范围之内。经济活动须得考虑生态环境的规模约束，在经济系统的吞吐量保持常量和较小增量的情况下，改变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从而维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17上述这些论点皆属于生态理路。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对全球气候及环境问题的认识不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继承了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理论精华，将社会主义范域的生态价值概念牢牢构建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话语主体刻意遮蔽的社会性基础上，从而深刻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价值的内在桎梏与单向度，进而积极全面地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价值及由其衍生出的资本主义生态伦理。
生态者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系统，作为其构成要素的精神内容使人类社会比其他任何生态系统都更为复杂。在这个系统中，作为主体的人对环境的适应是人在改造客体、改造实践方式以及改造主体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的主动适应。无论对主体、客体还是实践方式的成功改造，都是以人对相应对象的正确认识为前提的。18人与自然必然不是简单的结合，人和自然只有在一种“正当”关系之下的相互成就才能造就真实的人类社会，才能在这样一种人类社会中凸显人对自然作出生态化的努力，即不单一追求自然的采伐的利已层面，更要顾及在双方关系中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与人性的合力彰显、适时的发展。无论是高兹还是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就是人性持续退化的根源，人性的退化又不单单表现在人性被物性遮蔽的事实，更重要的，人性的异化已经由一种被动形态转向主动趋势。而生态理性的提出恰恰为一切异化的根源得以回归应然的尺度提供了可能。生态理性秉持着“更多不一定更好”的原则，就是要求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时，量度而行，以“关系性”的维度为大方向，不以一方的利益高于另一方为原则的“求和”，这种“求和”也正是生态理性的根本目的。19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话语主体片面认为：“自然之被破坏、环境问题之产生，究其根源，是传统伦理学的狭隘和偏执性所致。因为在传统伦理学的视野中，除人类以外的非人类生物被认为是不具备主体资格的，只有人才具有道德权利，才是道德关怀的惟一对象。生态中心主义认为，正是传统伦理学的这种狭隘和偏执性导致了人类对非人类生物的冷漠和残忍，导致了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奴役和无情破坏。基于此，生态中心主义指出，把道德关怀的界限固定在人类的范围内是不合理的，传统伦理学必须突破对人的偏爱，把道德义务的范围扩展到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上去，‘设定’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承认其他生物物种的‘道德权利’。即不仅要对人类讲道德，而且也要对非人类生物讲道德，并认为只有这样，人类保护自然、维护生态平衡才会有确定的基础和内在动力”。20这种生态中心主义论具有极大的真理遮蔽性和意识形态迷惑性；其主要采用的方法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萌芽和上升时期的理论代言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对抗上帝观念的自然观念，其根本目的是避免人们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之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本身。
然而，诚如沃勒斯坦对“发展”概念的批判——他指出“发展”这一概念只不过是“工业革命”这一概念的简单变种而已。基于此，他强调时空多元性对社会学科研究的重要性——“时空”不仅是纯内生变量而且还是我们理解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的关键所在。21通观历史，发展是间断性的质变，而非连续性的量变，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哲学语境中是值得商榷的。要而言之，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所孕育的经济价值看似合理，实际上却是资本所有者借可持续发展之名，潜在认同更多就是更好的资本积累逻辑，实质为资本所有者精心编织的为资本增殖服务的观念系统与游戏规则。更进一步，卢卡奇研究指出：“劳动的事实和它的结果在社会存在中造成了一个完全特殊的结构。因为，虽然一个目的性设定的全部产物是因果地产生和起作用的，以致它们的目的论起源似乎在效果中被消除了，但它们却具有仅仅是社会性的特征”。 22鉴于此，研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必须要到主导人类生存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中去寻求原因。反之，生态价值只有在打破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全球体系中才能得以真正彰显；同时，也只有在全世界劳动者联合的理性作支撑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全球体系中才能生成完全意义上的生态经济。
[注 释]
①17姜亦华：《用生态理性匡正经济理性》，《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
②何大安：《行为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盖光：《生态文化与经济生态结构》，《鄱阳湖学刊》，2011年第6期。
④王若宇、冯颜利：《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创新》，《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7期。
⑤⑥⑧俞吾金：《从康德的“理性恨”到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哲学研究》，2010年第8期。
⑦陈爱华：《黑格尔理性概念的自我否定性》，《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⑩18唐本钰：《论生态理性》，《济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1619韩秋红、杨赫姣：《高兹的生态理性——社会主义的另一种阐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2期。
12费平、卢风：《生态经济与市场激励机制》，《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314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9页。
15田海平：《应当确立经济伦理的生态理念》，《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0王云霞：《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之比较及启示》，《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21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
22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页。
[参考文献]
[1]崔永和.生态价值：深化价值论研究的前沿视域[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4）.
[2]赵敏.生态学与经济学：生态经济思想探源[J].长沙大学学报，2001，（3）.
[3]樊胜岳，高新才.中国荒漠化治理的模式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4]康芒，斯塔格尔.生态经济学引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6]刘永佶.劳动主义[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最新本科毕业论文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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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演变及发展；美学意义 更多还原
“气”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是一个极具典型性的词汇，一提到“气”，联想到的便是独特的中国文化，它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是古典文论主要的审美范畴之一。但是“气”这个词在古典话语和文论中却体现着丰富的话语范畴，不能单一的解释它的含义，涉及到多个领域。由于其价值的不可琢磨性，使得“气”具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独一无二的美感，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学面貌。关于“气”的最早起源也是各说其词，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气”的概念归类
“气”在中国古代最早是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哲学术语。它的含义颇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其含义大致有三大类：
1.所谓本义，即常识概念的气，指一切气体状态的存在物体。如水气、雾气、云气，呼吸之气等。气，云气也。如：《说文》中：按，云者，地面之气，湿热之气升而为雨，其色白，干热之气，散而为风，其色黑。”又如：《礼记・月令》中：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还有《考工记・总目》中的：地有气。这里出现的“气”都是直其本义，并无美学价值可言。
2.所谓哲学范畴，“气”指不依赖人的意识而构成一切感觉对象的客观存在。
就儒家哲学而言，气论主要呈现出这个世界物体的实在性。在中国古代哲学中，自古就有“天地”是由阴阳二气分化而成的说法。
3.延伸后具有广泛意义的“气”。“气”这一含义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延伸出许多新意，泛指任何现象，既包括物理现象，生理现象，也包括人的精神现象等等。古代的人们认为，在天和地还没有形成之始，宇宙洪荒，万物皆无，是元气冲荡，才使无形以起，有形以分，区别阴阳，这才造成了所谓天地。此后古人又将此义施于精神领域，本着精神性气论的大旨，以之为由人的精神造成的力量。值得注目的是，也许是因为人和生物都要依靠呼吸而生存的缘故，于是古代人就认为气是生命之源。
由于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加之自人们对“气”这一现象了解渗透之后，在审美领域便出现了“气”的美学范畴，并对之后的美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气”的美学意义初现及其沿革
“气”作为古典文论和美学思想的范畴之一，直接涉及到审美主体的精神体验。但并不是一开始人们就赋予了“气”这种审美主体精神方面的含义。它的发展和变化是经过时间的演变的：
1.远古时期的“气”――本义窥探
在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气”最先代表着万事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基，那时人们认为“气”可用于解释生命的构成或人体内部调理养生等理论，古人认为人含气而生，气是人体必需的物质基础，正如：“气者，人之根本也。”
总的来说，远古时期的“气”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宇宙间的物质生成这个层面，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等其他层面的“气”的含义，还有待于下一个阶段的发展。
2.先秦时期的“气”――美学意义的初现到建立与发展沿革
先秦时期可以窥见其美学含义，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远古时期用于表示物质方面的“气”逐渐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人的行为，甚至是人的道德和精神品质方面。当然，这种关注自身的精神的发掘至完善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的，其典型就体现在儒家和道家的身上。
“气”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范畴，先后经历了由哲学到美学，文论的转换过程，并因为其对人类主体性的肯定和内在气韵的重要性，成为了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气”在成为美学和文论范畴的进程中，老子，管子，庄子，孟子，王充等理论家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各朝代名家也对“气”也进行了更新的阐释。
（1）关生命存在的要素层面的“气”的含义
①战国《黄帝内经》：“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这段话是说：人体因五藏所藏之气的运动流转而产生了情志，情志的常态与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审美主体情志和顺，方可保持心境的和谐，由此进入澄净的境界之中以感悟宇宙自然的大道本原。《内经》将这种差异归结为人格气质的不同，人所禀受的气的差异造就了不同类型的人格气质。
②春秋《论语・乡党第十》：“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封台如也”。这里的“也”也是作为主体生命存在要素的“气”，是和主体的生命存在与活动有关的，并不包括主体精神方面的道德和品质。
③春秋，老子《道德经》：“道、气、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美学最重要的范畴，这里的“气”作为生命的来源和象征，本身就具有无限灵动和自由生张的趋势。
（2）关于人的主体精神层的“气”的含义
随着主体意识的萌芽，人们开始关注个体。并将前期用于表示自然现象的，“气”用来表现人的道德和品质，概括人的精神层面的行为，并呈现出概念多样化的趋势。例如：
①春秋《左传》：“夫战，勇气也”，勇气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体现，同样贯穿于“气”中，并成为影响人心及之后战争胜败的关键。
②战国《孙子兵法・ 军争篇》 ：“是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这个时期的人们开始关注个体，此处为“士气”。
③东汉时期，班固《汉书・卷三十一》 “籍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不仅仅是对人的精神、道德、品质的概括，而是一种审美。气节、才气等名词，这里的“气”带有一种欣赏的情感因素。
（3）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
上述“气”的含义由宇宙间的物质生成层面发展到了而有关生命存在的要素的层面（如《黄帝内经》），再到接下来的人的主体精神与物质层面。因此说明人类已经开始关注于主体方面的“气”的用法了。那么，关于其他方面的“气”的含义又代表着什么呢？这里主要是指向审美意义的转变。
不论是作为主体生理方面的“气”，还是作为主体精神方面的“气”，都是对人的一种关注和审美。这段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气”范围广，含义多，人们开始学会用“气”的眼光去审美，接近于“百花齐放”的规模，正是从这一段时期开始奠定和发展了“气”的美学地位。
①战国时期的管子立足于个体的主体性特质，同时把视角放在主体与外物的交流之中，并且提出“精气说”：“精气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出，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以形象的语言把人的身体感知与自然外物结合起来，充满了无尽的审美空间，这一理论也直接影响到庄子的“守气说”。
②战国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即指思维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进一步强化了孔子的伦理观念，并从伦理学领域延伸到美学领域，是一种强大的主观精神力量，实现途径是由人的道德力量所完成的，并最终达到人性的完满统一。
③战国 《庄子・达生》：“守气说”，关尹曰：“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明确地提出了最早的气一元论，认为人之生是气之聚，万物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而成的。
④战国末期《荀子・王制篇第九》：“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气”融合在草木万物之中，同时又具有了情感性的色彩，这也就极大地淡化了气的哲学性内涵，而是深化了审美体验的力度，也为“气”在美学领域的渗透铺平道路。
⑤西汉《礼记・ 乐记第十九》：“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是故志微唯杀之音作，而民思忧，惮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真正最早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为以后将“气”与艺术结合起来提供了典型，特别是对魏晋时期曹丕的以“气”论文的方式以及“文气”说的提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东汉时期，王充《论衡・论死》：“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元气自然论，指出了宇宙、自然、人、物质均由元气构成。王充明确地提出了人与“气”的关系，将人与“气”紧密地结合起来了而己。
由此可见，“气”的美学化经历了个体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伴随道德力量规约的减弱和个体化主体体验的增强对于“气”的生命体验逐渐成为审美领域的主要范畴。所以，接下来的时期出现了以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使得“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4） “气”真正与文学和美学联系起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既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也是中国美学史上的自觉时代。其中对“气”的运用相当广泛。这时期的“气”分类更精微，更丰富。其中又以曹丕的“文气”说为代表，用“气”来评论文学，开了用“气”论文学的先例。曹丕的“文以气为主”正是中国文学和文论独立的标志，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气”论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也正是在这种“文气”说的影响下，创作者的主体性得以大大增强，其个性气质，情感体验，思想立场等都成为决定和影响文学作品与审美生发的关键因子。
①魏朝，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继承孟子的“养气说”，最先以“气”直接论文者，高度肯定文学和文人的价值，强调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此处的“气”为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②魏晋南北朝，嵇康《明胆论》：“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天地万物的根源是元气，统一于元气。
③南朝，钟嵘《诗品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宇宙元气构成万物的生命，推动万物的变化，从而感发人的精神，产生了艺术，即自然地“气”和人体内的“气”的感应。
④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写气图貌”；《养气》：“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意思同上，即“美”离不开“气”，“真”也离不开“气”。
⑤宋代，王十朋《蔡端明公文集序》：“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宋代以后“理”的地位显著提升，而“气”的地位下降，但尽管如此，文艺理论中还是特别突出了“气”这个范畴，申言“文以气为主”。
⑥南宋，朱熹《答黄道夫》：“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 朱熹认为有理有气，然后有万物。理是产生万物的根本，气是生万物的凭藉；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
⑦“气”发展到南宋时期有一个专门的美学范畴叫做：“气象”。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认为诗歌在所遵循的标准和方法中“气象”已是重要范畴，严羽将艺术作品的风格与气象这一标准结合起来，得出“气象”的特征是“浑厚”。
⑧元代，杨维桢《序》：“传神者，气韵生动是也”，这里将“气韵生动”看作是“传神”的同义词，但杨维桢没有从历史的发展来把握“气”的涵义，因此其理解缺乏一定的准确性。
⑨明清时期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天人之蕴，一气而已。盖言心，言性，言，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肯定气是惟一的实在，世界乃是气的世界，世界的统一在于气。以“天人合一”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基石。
（5） “气”在艺术作品中的运用
“气”发展到魏晋南北朝以及之后的时期的一个特色便是其在艺术领域的使用较为普遍，出现了很多用“气”来评论艺术的篇章。
①魏晋南北朝，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者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置悬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这里的六法之首是“气韵生动”，因此“气”成为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的关键范畴。
②唐五代，荆浩《笔法记》：“度物象而取其真”，自唐代以后，出现了“气”的理论与意向理论合流的趋势。“真”即“气”，将“气”和“意象”统一起来。
③唐朝，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今之画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 。若气韵不周，空陈形似，笔力未遒，空善赋彩，谓非妙也”在此处的气韵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视为作为艺术创作的最高标准。
④董《广州画跋》卷三《书徐熙牡丹图》 ：世有评画者曰：“妙于生意能不失真，如此矣，是能尽其技。”尝问如何是当处生意？曰：“殆谓自然。”其问自然，则曰：“不能异真者，斯得之矣。” “生意”，是真，是自然，“是一气运化”。由此看来，“自然”在中国古典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美学中是一个极至重要而又复杂丰富的范畴。
三、近现代对“气”的沿用及其现美学价值
在中国美学理论的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美学家、艺术家们继相掀起以“气”来论美、审美的。他们充分讨论“气”这一理论范畴之于艺术创作的美学价值意义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气”的美学理论发展至今，不可或缺的是近现代的美学艺术家们的执着奉献。没有他们的努力贡献和研究，前人丰富的以“气”论美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完善。
①近代，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到：“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就是继承前人的“气象说”，来自文人雅士的细腻情感和唐代精神。
②现代，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气”是指作家刚毅的气质和性格，“韵”指人的性情，如清远、旷达 。正如谢赫在《古画品录》里所追求的那样，“气韵说”是绘画所追求的最高标准，它的存在使得文艺创作富于生命力。
③现代美学大师叶郎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将气韵的“气”归入到“元气”之中，肯定了“元气”的作用，更是对前人王充的肯定和继承。“气”是本质，它作为艺术的本原，存在于审美客体之中，更是作品的灵魂和生命，充满整个宇宙。
四、美学启示
不要说对社会的责任，对自己也越来越淡薄了，这是大学生个人的过错，还是我们高校的过错呢？无论高校教育整体情形如何，总有一些极具挑战常人想象力的个案使我们若有所思，譬如北大学生毕业后卖猪肉，更有清华哲学系学生毕业后入寺为尼，将自己的论文甚至对人生的终极探索写在寺庙里。
智宏法师现在是普陀山佛学院教师，1995年出家，出家前她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在哲学中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她选择了宗教，进入了佛门。其实，佛教与中国的道教一样，最初都是哲学范畴上的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极度轻视物质财富，而将人的精神境界看成高于一切的价值。也就是说，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最初都是没有神灵崇拜的，只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信众的极度崇拜，而形成了神灵体系。一些人将建庙侍神看成了目的，而将人的超度与拯救忽略了。“和尚”的本义是师傅或导师的意思，就是能够通过精神引导，使人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意义，忘却生活中的苦难，通过顿悟与修行，使自己灵魂升入涅，获得永远的幸福。
和尚引导人们放弃俗世浮华，获得生命轮回中的超度，菩萨则是救苦救难，普度众生，譬如观音菩萨就是信众们心目中的救苦救难的象征，而地藏菩萨则发誓要在地狱里拯救每一个受苦受难者，然后自我拯救。可惜的是，宗教的东传过程，既是神化过程，也是世俗化的过程，更多的人并不是通过顿悟放弃身外之物，追求生命本真的意义，而是通过烧香膜拜来获得神灵的帮助，以获得切身的利益，观音因此也就成了送子观音与送财观音。现在许多寺庙香火鼎盛后面，充斥着迷信与交易，甚至将寺庙做成了利益集团，香客们在这里似乎是购买精神安慰产品。
清华大学毕业生进人寺庙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她的哲学追问精神使她不可能趋势附俗，另一方面她更能本真地对待自己面对的一切。我们看到智宏从2001年至今，已经收养了26名弃儿，其中的20多名弃儿已经在国内的一些佛学院就读或毕业。为了孩子的读书、生活、治病，智宏法师修建寺院大殿的事一直拖延，“如果看到孩子的苦难，却视而不见，念佛又有什么意义？”是啊，宗教无法论证天国的荣华，但可以直面人间的苦难伟大的宗教体现的是人本主义精神，而非神本主义迷信。
这位清华女生成为比丘尼，并致力于救济孤儿，最使人想到台湾慈济功德会的创办人证严法师。证严法师年轻时即入佛门，看到当时许多穷苦人因贫病而遭受苦难，发誓要为穷人建医院学校，一朴素的想法形成后来慈济功德会“人间佛教”的人文理念。40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元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如今的慈济功德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慈善救济组织，其范围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用慈济的术语来说，就是“四大志业法印”。慈济功德会也成功“登陆”，成为第一个在大陆合法营运的台湾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
是什么原因使证严法师由传统佛教转入人间佛教呢？
原来，在证严法师年轻的时候，遇见二位来台湾的西方修女，在交流过程中，修女对证严说，佛教追求的是个人顿悟与超脱，缺少人间关怀;基督教兴办慈善机构，譬如育婴园，收养被遗弃的孤儿，办基督教学校甚至医院，为什么佛教不能致力于这样的关怀呢？一语惊醒梦中人，证严由此走向了人间关怀之路。
2005年秋天，我有幸拜访了位于台湾花莲的慈济功德会总部，发现那里寺庙气氛并不浓，却像一家博物馆，里面没有烧香拜佛，也没有偶像供奉，而是通过清雅的环境来展示慈济功德会的人文理念，大量的图片无声地述说着他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所作所为，参观完展示，我最大的感受是，这里没有神的形象，但却通过人的力量，创造了神迹，而且其慈善不是随机性的，而是有组织有方式的团队机构来完成。还有就是没有烟雾缭绕，也没香客喧哗，也就是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没有一些寺庙里无处不在的捐款箱，但他们却有上千万的义工在全世界各地为慈济事业而奉献着。当他们将善款或捐赠转达到受赠对象手中时，他们都在真诚地感谢对方，因为是对方使自己感受到了爱与关怀，付出爱使每一个都受到一份内心的感动。人们发现慈善也是内心的一份情感需要。
对称性及复杂性决定了非线性科学的精髓。宇宙的膨胀、生命的演化、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全球化引导了自对称性和简单性转向复杂性和多样性。新的次序与结构的出现意味着“对称”的被破坏，以及从不稳定平衡状态向稳定平衡状态的转变。这一切都是根据非线性动态特性，利用物理、化学、生物及社会自组织来加以解释的。原子与分子、星球与白云、生物体与大脑、经济与社会，这些仅仅是动态系统的某些例子。因此对称性和复杂性是21世纪一个通用的系统科学的基本原理，它们征服了自然界、认知、社会科学、数学、人文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传统边界。所有这些动态系统都被认为是计算系统的过程信息与熵。对称性和复杂性究竟只是科学的有用模型，还是有关现实的普适模型?本书讨论了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计算机科学、哲学及艺术中获取的引人入胜的深刻见解，分析了作为动态系统中动态对称的动态平衡。
本书是由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世界科学非线性科学》丛书(系列A)的第51卷。本书共有8章。1 早期文化与哲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2 数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3 物理科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4 化学科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5 生命科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6 经济与社会科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7 计算机科学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8 哲学和艺术中的对称性与复杂性。
本书作者在德国南部奥格斯堡大学任教，对复杂性的兴趣可以追溯到1973年他的博士论文《构造数学基础与复杂性计算度》。他的科学工作的实质可以用一种辨证的三步曲来描述。对几何学及空间一时间的早期研究启发了他对数学不变性和通用定律的兴趣。第一步是他于1988年出版了《自然界的对称性》的专题论文。第二步作者于1994年出版了《复杂性的思想：物质、头脑及人类的复杂动态特性》一书。在许多其他的书籍和文章中，他把非线性系统的应用扩展到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第三步是本书的出版，在本书中，作者把非线性科学与他的长期爱好，即音乐与艺术联系起来。本书有许多图表和照片，在这个全球化的复杂世界中它强烈地主张差异的统一。本书可供对非线性系统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学者和人文学者阅读借鉴。
胡光华，高级软件工程师
(原中国科学院物理学研究所)Hu Guanghua，Senior Software Engineer
[论文摘要]医学从哲学传统中孕育而来，医学伴随着生命的衍化而产生。在当今医学教育中，要立足现代医学哲学，坚持医学哲学思维对医学生进行“三观”教育，针对现代医学之困境，提出现代医学教育应当注重培养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开展医学教育的思想“顶层设计”，从而养成医学生关爱生命，医者仁心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以适应时展的要求和提高现代医学的价值意义。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转贴于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关键词】原子论；历史唯物主义；涡旋运动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223-02
一、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重大差异
一直以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都被认为是古希腊最简明，在现在看来也是最科学的一种关于世界构成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开始脱离幼年时期对于“神”的依赖，并逐渐开启了理性的大门。
德谟克利特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是充实而不可分的物质微粒，作为万物构成的基本原料；“虚空”是“原子”存在和运动的场所，其性质是“原子”“充实而不可分”性质的对立面—“空虚和疏松”，足以让“原子”的运动完全不受影响。最初“原子”在“虚空”中“不规则地分布”并作着不规则的运动，随着这种不规则运动导致的“原子”间碰撞而逐渐形成了“涡旋运动”。在“涡旋运动”中各种不同的原子按照不同的组合形式结合起来，从而复合为世间万物。
“原子”、“虚空”、“涡旋运动”都是客观、必然的，那么由“原子”在“虚空”中“涡旋运动”而形成的万物的产生必然都是有原因的。现在看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虽然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天才思考“合理地”设定了世界构成的一种形式，但实际上使人类对万物构成有了一种新的思考，而不仅仅将其归结为“神”的主观创造。由于他的世界观是以“必然”为开端的，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在哲学上得出结论：一切事物都有着必然的相互联系，并都受这种因果必然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制约。德谟克利特在自己的这种思想指导下，选择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家乡阿布德拉被以“挥霍财产罪”指控时的自我辩护说言：“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的人的讲演；在我同辈的人当中，勾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能超得过我，就是埃及所为丈量土地得人也未必能超得过我……”
但德谟克利特并没有就“涡旋运动”产生的前提——“原子”的不规则运动做出说明，为何这些性质一致的“原子”不是相安无事地依照着它们所有成员都遵守的规律运动而却有相互之间的碰撞和挤压呢？
很大程度上，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同意西塞罗的观点：“由于伊壁鸠鲁看见了，如果原子通过它们自己的重力被迫往下坠，我们没有力量可以转移它，因为原子的运动是被决定了的、是必然的，于是为了逃避必然性，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想到的。伊壁鸠鲁说，虽然原子由于它们的重量和重力被迫而从上往下坠，不过原子的运动仍然稍微有些偏斜。”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大框架下，以“原子”的不规则运动这一“涡旋运动”的成因为突破口，提出如果一切都是像德谟克利特所认为的那样被必然规律所支配，那么所有“原子”的存在和运动都应该是无差别的，“原子”没有理由会在一个为规律所支配的宇宙中不规则地分布和运动。从而也没有理由存在“涡旋运动”，更谈不上万物由“原子”通过“涡旋运动”所引发的碰撞和挤压来实现组合。所以，伊壁鸠鲁认为如果原子论要能自圆其说，那么“原子”之间必然需要一些细微的差异，通过这些细微差异导致的运动上的差异，从而实现“原子”间的碰撞以及“涡旋运动”。而这些差异的存在又指向新的问题——这些差异是什么造成的、有差异的“原子”还是“原子”吗？于是，伊壁鸠鲁把“原子”的这些差异归结为其微弱的、自主的意识，从而通过对原子论的“细微”修改消除了在“原子”的“涡旋运动”上的疑点。
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虽然看似细小，却指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正因为“原子”在运动时存在着偏向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无法用完全的必然来解释，只能或多或少地归于“原子”的偶然运动），而这种“自由”在其空间观中同样与德谟克利特对“原子”及其运动的“必然”假设一样，都是“终极必然”的——“自由”与“必然”同样是终极的。所以每一事物和认识无论其理性与否，都具有其存在的无上“自由”，因此争论一种观点是否真理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潜藏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共鸣。伊壁鸠鲁在人生的选择上与德谟克利特截然相反，他将享受人生和追求内心快乐正如其名言所说：“作为目标死亡同神一样不足惧，因为死亡只是人的感觉的丧失，当人活着时，死亡还没有到来；当死亡到来时，人已经不存在。因此，死亡与人生不相干，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从对神和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
看似细微的修改却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使得原本充斥着宿命必然性的原子论变得带有二元论色彩，“原子”得到了自由，由它们构成的万物也有了摆脱宿命的契机。以原子论为起点对比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不同，马克思找到了他们都信仰着原子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追求的原因。
二、“原子”坠落的偏向点拨了意识与规律的关系
相对于德谟克利特朴素唯物主义原子论的崇高地位，伊壁鸠鲁在自然哲学上的成果则更多地受着批判和讥讽。在马克思创作博士论文的时代，哲学史上大部分人把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相等同，并将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修改认为是随意臆造的偏见是根深蒂固的，类似于西塞罗：“并非伊壁鸠鲁是没有学士的人，而是那些以为到了老年还得学习对少年人来说不知是可耻的东西的人，才是无知的人。”对伊壁鸠鲁及其学说客观评判的声音显得极为弱小。通过对伊壁鸠鲁的时空观的重新阐释，实现在哲学史上对伊壁鸠鲁及其自然哲学地位和作用予以正名。正如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认为在这篇论文里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在希腊哲学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闪耀着一元唯物主义的光芒，认为万物皆由虚空中不可分的“原子”在“漩涡运动”和相互排斥和吸引的过程中构成，万物的存在和运动皆由这一规律决定。从这一观点延伸，得出万物的的命运皆由这一形而上的规律所引申出的其他规律所决定。作为“万物”中一部分的人类只能接受规律的控制和安排，德谟克利特自己则以毕生的精力探求着世间无穷无尽的的规律，以期触碰那形而上的真理，“真正讲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因为真理潜藏在无底的深渊里”。
但是，这种对宇宙构成规律的规定使得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变得神秘化，其中暗示了人类在万物规律面前被完全掌控的宿命，人类只能不断地去认识各种表象后的因果联系而无法对事物和自身的命运有所作为，“他（德谟克利特）提出把原子的相互排斥和冲击而产生的漩涡作为必然性的实体。可见他在斥力中只注意到物质的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的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斥力里，一切与他物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它表现了无神论倾向，但是却把类人的神变成了无情感的规律——神被进一步神化，人的价值依然虚无。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突破了前人普遍批判的藩篱，认为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对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的继承具有扬弃意义，并超越了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抬高自然规律而忽视人类精神的问题，将人从被规律完全掌控的宿命中解放出来，使得人的价值和地位拥有了“神性”（或者说将形而上的规律世俗化了）——“所以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偏离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并且像他立即把这个思想应用到意识方面那样，同样，关于原子也可以说，偏离运动实在它的胸怀中的某种东西，这东西是可以对外力作斗争并和它对抗的。”
三、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萌芽显现
马克思并没有通过博士论文明确地提出自己的空间观和自然哲学，而是以一种看似折中的方式提出了自然对于世界构成的思考——既沿着前人的道路继续尊重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又突破前人评论的藩篱，给予伊壁鸠鲁对原子论的修改以客观评价。
通过博士论文了解到马克思的世界观在博士论文的写作时就已具有雏形，并且正是这一雏形最终成长为羽翼丰满的历史唯物主义。但马克思的世界观来源当然不是简单的：认可在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宿命决定下存在伊壁鸠鲁所谓原子的偏向坠落而有着主观能动性，从而人类能在客观规律确定发展大致方向的前提下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做出有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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