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4:49:48
导语：在外贸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企业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当初的海尔集团负债140多万，濒临破产，然而在16年间却又翻身拥有总资产超过160亿、员工超过3万的跨国集团，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当张瑞敏被问到这个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是一个设计师；第二，我是一个牧师。牧师传经布道，而我是传播海尔文化。”这句话正说明了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它是企业的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它最终还是企业的主要竞争力。
1.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就像汽车里的打火总开关，只有它开启了，其他各个开关以及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这正体现出了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在无形之中推动着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员工的有效运转与经营，它就像一块具有特大吸引力的磁铁石，能将企业各个职工夫人注意力吸引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上来，从而推动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文化的要素中，企业目标是关键，只有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目标，员工才有努力的方向。所以，各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应该充分把握好企业文化的这一重要作用，让其从最大程度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2.凝聚作用
在这一方面，企业文化又像粘结剂，它在增强企业职工同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企业中不团结的局面得到扭转，增强凝聚力，从而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好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企业员工人际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将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念、目标等与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目标等统一起来，从而强化员工之间的合作意识、团结意识与群体意识，使其互相学习、鼓励，共同进步。员工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其心理得到了满足，这样他们就会对企业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关心企业的发展。外贸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效利用。
3.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跟其他的管理不一样，它的特点就是要从各个层次、各个方位对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等进行改变，起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使人能够约束自己。可以这样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与其员工建立起来的一种契约关系，该关系的建立让员工了解到企业的具体要求，从而根据企业要求从事工作、开展活动，让员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约束和评价。如果企业员工的自身行为与企业文化产生的冲突，那么这时，企业文化的约束作用就能对员工起到一个很好的约束，让其自愿服从企业文化。外贸企业更应注重利用企业文化对其员工进行有效约束，让员工的行为和企业文化统一起来，这样才有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站稳脚跟。
4.激励作用
企业文化对员工进行约束的同时也有一种激励作用，这是一种潜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促使员工的价值追求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形成一种有活力的、积极的精神状态，使其心甘情愿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全部力量。如果企业的文化建设工作成功，其激励功能不但能使员工的精神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都能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员工创造性和工作潜力、智慧，从而发挥出其最大能力。
5.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一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灵魂就在于企业文化，它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动力之源，在增强了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前提下，也推动了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外贸企业提升综合实力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有重要作用。外贸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经营产品等因素的制约，更应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推动企业发展，企业的员工也更应该受到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文化理念，增强企业竞争力。
6.企业文化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
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市场潜力等都需要战略决策来决定，因此，企业文化就成了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主要根据。通常，在外贸体制改革以及转轨的形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还有一定优势的惯性延续，一些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主要依靠国外的订单发展生存，因而就不注重企业将来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只注重眼下的蝇头小利而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这也就是一些企业生存的时间不长的原因所在。如果外贸企业能够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并依据其制定好发展战略，那么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走向国际指日可待。
7.企业文化可为企业创造无形价值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有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企业创造出的无形价值，外贸企业尤其如此。企业应牢牢把握诚信经营、互利共赢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有机取巧只会断送企业前程。目前的一些外贸企业大多靠与国外客户合作以求生存，这就避免不了与外商投资、外贸企业的竞争，易致失败，因此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是企业的首要选择，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给员工提供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找准目标，取得更高的效益。
二、外贸企业文化建设
1.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
企业精神文化体现出企业的整体精神面貌和员工的意志，反映出企业的宗旨理念和价值观，也是员工心态的具体体现，更是员工信任企业、以企业为骄傲的体现。例如企业实行统一的视觉形象，建立能显现出企业形象的工作环境、建筑，开展文体活动等，使员工从内心对企业产生主人翁意识。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企业的各个场合（如办公室、网络、板报等）都体现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展现出企业的文化理念，使员工时刻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存在。
2.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
产品的质量、服务等形式体现出产品文化的优劣。有人说：“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命脉”，加强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就是把文化建设工作于产品质量融合起来。质量好、服务好、有信誉才能树立起品牌，品牌树立起来后才会有竞争力。若企业只是内部管理做得好，而生产的产品消费者不认可，这个企业迟早会被淘汰。所以，加强品牌文化建设也是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一个有力保障。
3.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
缺乏与企业发展相对应的企业文化是一些外贸企业规模不能壮大以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换言之，就算企业的文化建设优秀，但缺少了科学完善的经营制度以及经营管理经验，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也难以提高发展速度。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共同组成了企业的上层建筑，二者有效结合，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缺一不可，共同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发展。若企业制度缺乏，则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无法进行。但是只有制度也无法从本质上使员工行为得到规范。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结合企业制度对员工进行引导，使员工实现自我控制。
三、结语
[关键词]浮动汇率制外贸企业风险管理规避风险
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一种国际汇率制度。在该制度条件下，汇率主要由市场力量(即供给和需求)决定，政府不设定及维持某种特定的汇率。当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干预时，该制度称为纯粹的浮动制。浮动汇率制短期内对宏观经济有一定的降温作用，弊大于利，但从长期看却是中国摆脱初级产品“世界工厂”的形象，促使产业升级，减少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赖，使中国经济可以更平衡、稳定和持续地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汇率是在国民经济仍处于繁荣阶段中调整的，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仍然较强，对宏观经济的实际影响可能没有理论测算得那么大，汇率小幅度调整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相反，从中长期看，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有利于缓解对外贸易不平衡，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可见，浮动汇率制对于多数外贸企业而言是一次很好的机遇。但我们也应看到，汇率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汇率向上或向下波动，对习惯于在原有固定汇率机制下采用单一工具避险的外贸企业而言，同样也将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2008年3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升值“破7”。自此以来，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屡创新高，直到近期才有所下降。然而在近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明显的冲击。
一、浮动汇率制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
1.汇率制度改革之前，汇率风险由国家承担，无论是利润还是成本，无论是资产还是负债，可以不要过多地去控制汇率风险。但是，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开始意识到价格优势衰退的挑战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必要性，开始意识到货币结算时机和币种选择的重要性，也开始意识到利润（出口）和成本(进口)、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匹配问题，有些企业靠人民币汇率的增值做大、做强（比如，海外并购、进口技术、引进人才、建立战略储备、打开进口商品的国内市场等），而有些企业为了减少汇率风险不得不走出去另辟蹊径，当然有些企业则因为增值挤掉了价格优势的空间而不得不停工，与之相反，也有些企业很快找到了规避汇率风险的方法，维持了自己原有的竞争力。企业的这种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会导致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
2.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经营成本。随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改革，人民币对外币汇价将更富弹性，这意味着汇率管理零成本的时代已经结束。汇率制度改革后，企业不得不开始考虑汇率变化是否对商业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不得不思考如何提供更多、更好的产品来满足市场。当然，也不得不考虑自己该如何“转嫁”汇率风险和向市场“寻求”更高的收益以冲销可能引起的损失。当开始面对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时，企业感到最大的挑战是要拥有、培养熟识国际金融市场汇率走势的专业金融人才。这样势必不同程度地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3.直接产生汇兑损失。展望未来，短期内汇率价格调整与波动将较为明显，尤其是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元资产价格的风险预期，将会使资金流动出现较大的变化，欧元资产的吸引力将会有所上升，日元的弱势继续存在。但从长期来看，美元主导的地位不可能根本改变，美元汇率主导作用依然存在，市场份额与资金分配中美元的主导性不可能根本改变，但汇率价格风险将加大。可能导致尚未收回的外汇账款和必须履行的合同产生相应幅度的损失，若汇率上升则给应收外汇账款多的企业带来较大压力，应收外汇帐款越多，企业在结汇时损失就越大，反之亦然。
二、浮动汇率制的对策建议
在当前世界经济整体下滑特别是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的大环境下，政府与企业应共同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外贸企业应深入研究、积极调整，采取有效措施，化解汇率变化压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
1.外贸企业要重视汇率变化问题，加强汇率制度研究。企业要把应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作为经营管理的一项关键举措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要关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币种的汇价变动情况，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对企业出口产品的影响程度，努力增强应对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一，外贸企业要树立正确的防范汇率风险的理念，以保值而非投机的心态对待汇率风险管理，并树立风险管理的成本意识。第二，外贸企业要树立市场风险意识，培养财务人员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和把握能力。财务人员必须明白每笔业务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应该找谁去帮忙解决这个问题。第三，外贸企业应该将风险成本打入业务预算，如出口谈判时使用远期汇率而非即期汇率核算成本。第四，外贸企业应加强与银行合作，依托银行专业的财务顾问和理财顾问来化解和规避市场风险，因为企业的核心应该是发展业务，而不是汇率走势分析，应善用银行的服务和产品。
2.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是应对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根本之策。在人民币汇率变化、出口价格多变的背景下，出口企业特别是生产型出口企业要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升级换代，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减少价低利薄的低档次产品出口，扩大质量效益好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综合竞争力。
3.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巩固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传统市场的同时，着力开拓南美、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东欧、俄罗斯等新兴出口市场，防范单一市场的不稳定风险。中东、欧洲地区的消费者消费能力强，对价格不是很敏感，企业应积极向这些地区推出优质优价的产品。同时要根据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政策规定，尽量选择多种币种进行结算，规避单一货币的升贬值风险。
4.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进出口相结合的业务，进口用汇可相应抵消出口收汇的人民币之损失。因此，外贸企业应努力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地缘优势以及劳动力成本优势，生产型企业通过加大原料进口，外贸企业通过委托加工的方式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扩大进出口规模。
5.加强成本和费用管理。外贸企业要切实加强采购、生产、销售、储存、资金运筹等各个环节的成本和费用管理，充分挖掘内部潜力，降低成本和费用开支，做好节流，间接扩大产品利润空间，增强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6.通过提高出口报价、压低采购价格，向客户和供货商转嫁或共同分担汇兑损失风险。对于自营出口业务，外贸企业应根据新的汇率调整出口报价，尽快加强与外商沟通，并做好与供货商的沟通，订立新的协议，在商业合同中，要考虑汇率变化的趋势。对于出口业务，改变按固定换汇成本结算的方式，应与委托方式签订新的出口协议，明确按固定费率收取费，从而规避汇率风险。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目标不是单纯的升值、贬值，而是建立更具弹性的汇率机制。这和国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市场供求为基础表明中国的汇率政策将更具弹性，根据市场发育状况和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调整汇率浮动区间。这必将促进中国产业升级，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人民币汇率实行浮动制后，我国宏观经济和外贸企业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外贸企业则应主动面对挑战，根据自身不同情况，从不同角度及时调整，把握机遇，提高综合竞争能力，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预期下，稳步发展，实现企业经营的最大效益。
参考文献:
[2]周小川:论汇率机制改革与转变思维模式[J].财经杂志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
指标设计与企业外需情况、经营成本、汇率风险相适应的指标，形成“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分析框架。微观层面从“点”出发，对企业资金流和货物流、银行外汇信贷、贸易融资进行分析；中观层面从“点”到“线”，从贸易方式、企业类别和地区分类研究贸易资金流动特征；宏观层面从“线”到“面”，通过对反映本地资金流与货物流匹配程度的贸易偏离度指标考察，从宏观上把握辖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全面反映涉外经济发展趋势。（一）微观层次指标1、反映银行贸易融资和企业贸易信贷的指标进口付款=银行信用项下进口应付款+贸易信贷项下进口应付款-企业进口预付款+境外银行代付出口收款=银行信用项下出口应收款+贸易信贷项下出口应收款-企业出口预售款+境内银行买断性质融资2、反映企业进出口、跨境收付和结售汇指标出口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出口，进口售汇率=货物贸易售汇/货物贸易进口，反映企业进出口购付汇情况。出口收汇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跨境收入，进口付汇售汇率=货物贸易售货汇/货物贸易跨境支付，反映企业结汇和购汇意愿。出口收汇率=贸易收汇/海关出口，进口付汇率=贸易付汇/海关进口，反映企业进口付款速度。（二）中观层次指标分析某一行业的总体收付汇行为。贸易方式主要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指标如下：1、来料加工：核销抵扣数=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根据上式建立差额分析的监测指标ε：ε=(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理论上ε应为零，现实中由于统计口径、贸易信贷、统计时滞、人为错误等因素影响下ε偏离了理论值，但是，这些对ε的冲击从总体来讲是随机的、不可测度的。根据统计学理论，当一个变量受到众多随机的、互相独立的、相对微小的共同冲击时，其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陕西省来料加工月度数据按上式处理后分离出实际ε，再经过X11季节调整(加法模)数据消除了原时间序列由于季节影响造成的数据异常后，可以计算其正态分布函数和相应的置信区间。2、进料加工：从长期趋势看，海关进出口和贸易收付汇之间有如下关系：工缴费=贸易收汇=海关出口-海关进口-商品增值。建立差额分析监测指标ω，ω=(海关出口-海关进口)-贸易收汇。ω和进料加工构建的ε对比，冲击因素除了贸易信贷、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人为差错等因素外，还有商品增值程度。同样，ω服从正态分布。3、对一般贸易的分析方式：采用比率分析法。利用进口付汇率α付/进和出口收汇率α收/出，建立距离指标来测度某一特定时段两者的偏离程度。从长期趋势来说海关出口与贸易收汇、海关进口与贸易付汇应该相等，即出口收汇率=进口付汇率=1。由于现实中存在贸易信贷、本地进出口异地收付汇以及统计误差等因素，上述两个比率实际上不等于1。通过选择同属一个宏观经济、外贸运行情况以及外汇政策周期的时间段数据作为子样本，计算每一个点(α付/进，α收/出)到直线y=x的统计距离。首先用方差标准化样本数据：（式略）在d的正态性假设下，同样可以求出该距离指标的置信区间。（三）宏观层次指标将国际收支数据与海关统计数据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总量比较，分析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趋势，采用X11季节调整方法对企业资金流、货物流月度总体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分离出季节因子（S）、趋势因子(T)、周期性(C)和随机性(I)，分析企业资金流与货物流两者数据走势是否一致及导致两者趋势背离的各因素大小。1、贸易偏离度=（货物贸易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进出口总额，反映区域整体货物流与资金流的匹配情况。一般情况下，贸易偏离度的正值表示货物贸易项下外汇融资或人民币结算导致的净结汇增加或净售汇的减少。2、贸易顺收顺差=贸易项下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贸易信贷+外汇贷款+代付类贸易融资+人民币结算+自有外汇变动+其他。贸易信贷中导致的预收、延付导致当期结汇增加，预付和延收导致当期购汇增加。进口项下的贸易融资通过外汇贷款、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方式替代当期进口购汇；跨境贸易进口项下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购汇，出口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结汇。进口以自有外汇账户支付替代购汇，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替代结汇。其他因素包括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以及违规资金流入。理论上其他项应接近于零，如其他项很大，超过了经验上统计口径和统计时滞可解释的范畴，则应考虑违规资金流入问题。3、顺收顺入差分析：跨境外汇收付差额=跨境外汇收入-跨境外汇支付=（结汇+当期跨境支付+增加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售汇+当期跨境收入+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增加）=结售汇差额+（外汇存款增减+外汇贷款增减）。结售汇顺差和跨境收支顺差的缺口可以用银行外汇存贷款变化来解释。如果外汇存款增加导致缺口扩大，则可能是境外套利资金大量流入；如果是外汇贷款增加所致，则反映境内企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资金套利行为，并不意味着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境内投机炒作，因为跨境资金流入套利的先决条件是有外汇资金流入境内兑换成人民币。
建立框架所要实现的目标
借助外贸形势分析框架，从总体上研判陕西省企业外需变化趋势，引导银行、企业等涉汇主体对外汇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结构上分析辖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结构变化趋势，促进辖区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从企业经营成本、融资成本、汇率风险等方面素逐一分析影响贸易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各种因素，准确把握各因素相对作用大小；利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提供的信息以及跨部门合作提供的情报信息，对波动较大的跨境资金可能违规流入的重点渠道、重点主体开展针对性专项检查，提高外汇检查精确打击的能力；通过跨境资金监测分析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及时发现企业贸易信贷变化，银行贸易融资发展趋势，准确判断涉外企业经营中的融资需求和外汇政策需求，引导和鼓励银行开展针对。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依存度 依存度 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进出口贸易值与该国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加快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以下四个自身鲜明的特征:(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外贸依存度持续增长。(3)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下面来具体分析。
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分析
1.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快，明显高于GDP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2011年至今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国内GDP则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上。所以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越快，外贸依存度则越高，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的直接原因。
2.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普遍利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空间。
3.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中国一直利用税收手段鼓励资本品进口，如进口设备税收的可抵扣、“三减两免”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台的出口补贴和贴息等政策鼓励了企业出口，甚至在有些地区把出口创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导致各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空前提高。在出口和进口的双向激励下，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快速上升，贸易导向战略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上具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其外贸倾向性大大高于其他企业。由于加工贸易的自身特点及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的较大比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
二、政策建议
1.改变对进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一味追求 要想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应该制定更为合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放弃以追求贸易目标增长为对外贸易政策核心的一贯做法，建立科学评判外贸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将“以质取胜”确立为整个外贸政策的核心，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资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利于提升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外贸核心竞争力。
2.重视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促使我们必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动力应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片面的。因此，应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兼顾内外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时，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为此，要使用法律手段，保证全国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和有效供给，提高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
3.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目前的加工贸易仍面临诸多问题，如企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产品，资源和能源浪费严重;国内加工企业营销能力弱，对特定市场依存度过高，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为此，应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变中国的加工地位为生产经营地位，以提高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预处理为了分析
选取新疆进口额和出口额作为衡量对外贸易的变量，分别记为IN，OUT;选择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为1984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五十年》。GDP以1978年的价格为基期100，根据各期GDP指数计算得的实际GDP，换算公式为:该年度实际GDP=1978年GDP×该年度基于1978年的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GDP为39．07亿元人民币。换算后实际GDP(简记为GDP)、进口额(IN)、出口额(OUT)。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GDP、LnIN、LnOUT。
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LNGDP、LNIN、LNOUT的平稳水平。从以上ADF检验表的结果可知，LNGDP的ADF统计量为－1．984977，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为－3．658446，－1．984977明显大于－3．658446，接受原假设，即序列不平稳;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的ADF统计量为－3．552317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3．004861，所以拒绝原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同上可知，LnIN和LnOUT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变量LnIN和LnOUT是平稳的，即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Ⅰ(1)。(二)VAR的建立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所以先建立VAR模型。Sims在1980年提出了非结构建模方法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其一般形式为:yt=A1yt－1+．．．ANyt－N+Bxt+ζt，其中，yt为内生变量向量，xt为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数矩阵，ζt为误差向量。VAR模型中，每个方程可以用OLS估计，无需随机扰动项序列不相关的假定，任何序列相关都可以通过加入y的滞后项解决［5］。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关键是滞后期的选择，本文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2。通过VAR模型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达到0．95以上，模型整体的AIC值和SC值为－4．530460和－3．489011，模型较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三)协整分析为了检验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一般包括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EG法)。本文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变量已经通过ADF检验证明是一阶单整Ⅰ(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为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为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各自增长1%，将促进经济分别增长0．322138%和0．218016%。新疆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这与一些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实际上，新疆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和食品等，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带动作用不大。而进口产品主要包括钢材、原油、机电产品等，还包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等，这些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长期新疆的进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四)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三变量长期的关系和趋势了解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短期动态影响，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如果非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误差修正模型表述［6］。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D(LNGDP)=0．447738×D(LNGDP(－1))－0．009524×D(LNIN(－1))+0．013586×D(LNOUT(－1))+0．050755+0．036091×CointEq1其中误差修正项为:CointEq1=LNGDP(－1)－0．322138×LNIN(－1)－0．218016×LNOUT(－1)+0．459430从以上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波动与出口波动影响方向相同，与进口波动的影响方向相反。这与实际相符，在短期新疆出口对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进口在短期是外汇的流出，不会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探讨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选取了不同滞后期下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滞后一期时，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四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进口才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时滞明显高于出口，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出口的增加可以迅速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增长，而进口则需要外汇流出，因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进口被视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但实际上，进口引进的除了本地区所需的原料、产品外，还包括技术、服务等，这些“软性产品”不会立竿见影的带来产出，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所带来的技术效应等会逐渐显现，这正是进口长期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1）我国出口贸易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我国出口贸易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仍为出口的主要特征，出口产品大多属于资源消耗较大、污染较严重产品。我国这种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消耗了我国大量的能源，导致我国资源日渐贫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所产出的固体废物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是发达国家的5倍以上，据统计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6倍、日本的7倍之多。此外，加工贸易比例重大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据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2.1%。但是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绿色技术型产业十分落后，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这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
（2）进口"洋垃圾"严重威胁
我国生态环境2007年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曾报道过：在欧洲被称为欧洲垃圾集装箱的英国，每年都将大量的废物垃圾倒入我国，已经造成严重污染，并严重威胁我国某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更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大型出口洋垃圾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环境问题，还给英国相应的企业带来额外的巨大利润。2012年12月，英国《每日日报》报道，由于被中国拒绝，几百吨的生活垃圾被运送回英国。再如，西班牙出口到我国的果汁包装集装箱由于含有残留果汁，聚集了5.5万多只苍蝇；荷兰出口到我国的30个集装箱中，共发现近800吨的走私城市垃圾；另外日本大多企业也为了降低自己在日本处理废物垃圾回收及加工的费用成本，将收集来的废旧塑料等废物垃圾卖给我国企业来处理。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高达5亿吨之多，而其中70％以上都经各种途径运入我国。近年来，走私"洋垃圾"入境问题并未得到遏制，频频发生在我国各地区。"洋垃圾"的跨国入境，不只是给我国垃圾处理增重负担，而且还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
（3）发达国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我国转移
首先，由于我国市场准入标准和环境法规比发达国家宽松且不完善，我国一些企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产业转移的质量重视程度不够，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盲目的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只看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忽视了提高产业转移的质量问题。相反，目前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法规及环境意识，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这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一些在本国禁止使用、销售的工艺落后型、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发展过度依靠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国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制造业，而我国由于核心技术等的缺乏，造成我国制造业目前高投入，高能耗，低利润。例如，近年来我国珠三角地区FDI流入量得到迅速增长，珠三角生产规模随着不断扩大。然而，由于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流入珠三角给珠三角经济带了新活力的同时，也使得珠三角许多地区"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大幅度的增加，珠三角环境污染日益严峻。
2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1）逐步完善环境政策，加大执行力度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包含调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及防治生态环境污染等内容。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仍然不够全面，不够完善，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法律法规。并且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存在一些标准不明确，甚至于与国际惯例某些条款不统一等问题。面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现状及我国环境污染现状，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内容及标准，制定与国际环境标准相一致的、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及其相应的执行标准、惩罚力度等。例如针对前面提到我国进口洋垃圾现状，我国可以严格制定禁止和限制"洋垃圾"进口相关法律法规，细分"洋垃圾"的分类标准；明确违法进口"洋垃圾"的企业的处罚标准，并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执法人员责任标准及相应的徇私惩罚。
（2）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对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并紧密跟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技术，并通过对先进科技技术和工艺装备的引入，吸收先进的核心技术，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在日益呼吁倡导节能减排，我国也应该鼓励企业研发节能降损、资源高效循环再利用技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我国需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加工贸易向中高端产业延伸，并加强环境的保护，引导加工贸易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优化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
（3）控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
机电产品是占我国份额最大的出口商品，但要发现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我国机电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高于我国全行业平均生产水平。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2009年大部分机电产品出口与1999年相关机电产品出口的比价却小于1，如金属制品业、照相机、自行车、集装箱、船舶、汽车底盘及组合音响的出口比价都在下降。长期以比较优势为指导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突飞猛进，但也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后果，包括环境问题、土地问题，同时也有贸易摩擦的问题、外汇顺差问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即出口增加而收益下降的现象。而且我国的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生产地区分布极不均匀，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诸多壁垒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有限。
针对当前我国机电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局面，依据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及对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构想，提出今后我国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框架。
二、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一）政府应采取的宏观政策
1.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应尽快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减少乱收费等违背公平竞争的现象，尽快放开各类小型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转让应有明确的规定，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的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技术的现象，同时保证在合资企业中我方技术人员进入企业的产品开发部门，使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能够逐步掌握产品生产中的核心技术，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
2.设立合理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技术壁垒、反倾销等日趋限制我国家电出口，如欧盟的WEEE(废弃电子电机设备指令)和RoHS(关于电子电器设备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等的实施，对我国家电的出口有较大的制约。因此，我国对机电产品的保护手段应由目前的以关税、配额和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手段，转向以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为主。为此，我国要加快制订和完善机电产业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建立技术标准及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使我国及时了解国外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壁垒及各种贸易动向。
3.政策性金融支持及赋予出口企业相关政策。政府应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出口保险和担保机制，建立促进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的专业性高新技术机电产品风险投资公司。除此之外，要有机电产品出口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和贷款的贴息；研发资金的无偿资助；国家鼓励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
4.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先进的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73.34%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且多将其最新技术转移给自己的分支机构。所以，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某些关键技术的主要途径。
（二）企业采取的微观政策
虽然海外市场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但是中国企业只要掌握好应对市场环境的技巧，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要选择品质优良的合作伙伴。企业在海外市场一定要选择有经济实力、可长期合作的客户。因为企业会根据每一个海外客户的订单改变产品的功能或者性能，若不能长期合作，必然增加研发和生产的成本；开发新兴市场规避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现在企业一定要向多极市场方向发展，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比如，在西欧和美国市场疲软时，可以挖掘拉美、东欧、南欧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紧跟海外市场的商机。目前国外消费者已经压缩开支，市场的需求量逐渐萎缩。对此，中国企业更应把握好市场机遇，抓住随时市场恢复的起点，扮好“弄潮儿”的角色；“苦练内功”是关键。企业只有‘苦练内功’，扎扎实实做好产品，才能在海外市场上立足。
辨证的认识发展与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也是为实现中国机电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唐骁鹏,林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J].当代财经,2006,3
[2]张乃丽,崔小秀.中国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变动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09,2
[3]王晓东,赵升.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侧重于供给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09,5
1.外贸统制专营时期(1949～1978)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1)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3)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2.放权过渡时期(1979～1987)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1)1984年1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1985年1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50％的留成外汇；(2)1984年1月，明确28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3)1984年9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1979年下半年至1987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2200多家，比1979年增加了11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取消这一隔层，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外贸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贸易体制需要消除竞争过程和经营机会中的贸易障碍，其中，最大的贸易障碍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不仅包括行业产品垄断，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垄断。
3.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1990)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1988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1)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2)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3)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21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4)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3)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4.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1991～1993)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
(1)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
(2)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外贸财政补贴的取消使外贸企业第一次被真正作为外贸经营主体和参与竞争的独立实体而受到重视，使国内外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从而在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参与国际分工，促进市场秩序健康发展，同时，它还扩大了企业对外汇的支配使用权，有利于保持适度的进口增长，为进一步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另外，为了保证国家收汇并防止逃汇、套汇，外汇管理部门和结汇银行实行跟踪结汇，加强了对出口外汇的管理。
截止至1993年底，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不包括已投产的8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达8000多家。原有的宏观管理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企业自的扩大，企业产权制度的变革，也呼唤政府建立一套多形式、多层次、既灵活又统一的管理体制。为此，国家提出按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企业，采取一系列措施鼓励外贸企业进行股份制的试点工作，鼓励专业外贸公司实行进出口制，鼓励工贸结合，发展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从整体上促进全国外贸规模的发展。
5.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1994～)1994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1)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1996年12月1日，我国还宣布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规定的义务，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2)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1994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截止1996年底，我国各类外经贸企业已达1.2万多家(其中自营进出口生产企业5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14万多家。1996年9月，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可以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外商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领域进行合资合作经营。此外，1996年我国还在5个经济特区进行生产企业外贸经营登记制试点。外贸经营权将根据我国的对外承诺，最终由审批制转向依法登记制。
(3)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国外贸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政府鼓励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将分散的外贸经营权重新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发展的新趋势。国际经验表明，依靠建立企业集团等形式而形成的行业垄断或产品市场垄断，以及由此出现的不完全竞争条件，是防止产业内部或国家之间过度竞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规范国际贸易秩序的一种有效方式。
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认识到，我国传统的外贸收购制的经营方式必须转变，以服务为特征的稳定、有序、高效的制必将是外贸经营的发展方向。通过1996年的深入调研，我国在推行外贸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大力宣传推广外贸制；其次，建立健全外贸法律制度，依法促进外贸制的实施；第三，在加快赋予生产企业外贸经营权的同时，全面扩大外贸公司内贸经营权，将外贸制的推行建立在国内外流通体制一体化的基础之上；第四，将推行出口制与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结合起来，采取一些扶持政策，把工贸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4)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按照国际规范及中国的承诺，只实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1996年9月经贸部成立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为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管理，经营和服务的国际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近20年来，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权，塑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企分开、权责分明，一直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1)外贸主体沿着“国家———地方———企业”的模式演进发展，即从1978年之前国家主办外贸活动，转变为80年代后地方主办外贸活动，直至90年代由企业充当外贸活动的主角，逐步承认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地位；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