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4 14:4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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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到底有什么作用？众所周知，当初的海尔集团负债140多万，濒临破产，然而在16年间却又翻身拥有总资产超过160亿、员工超过3万的跨国集团，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当张瑞敏被问到这个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我是一个设计师；第二，我是一个牧师。牧师传经布道，而我是传播海尔文化。”这句话正说明了企业文化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它是企业的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它最终还是企业的主要竞争力。
1.导向作用
企业文化就像汽车里的打火总开关，只有它开启了，其他各个开关以及功能才能正常运转，这正体现出了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这种作用在无形之中推动着企业各个部门、各个员工的有效运转与经营，它就像一块具有特大吸引力的磁铁石，能将企业各个职工夫人注意力吸引到企业的管理工作上来，从而推动目标的实现。在企业文化的要素中，企业目标是关键，只有确定一个科学有效的目标，员工才有努力的方向。所以，各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应该充分把握好企业文化的这一重要作用，让其从最大程度为企业的发展服务。
2.凝聚作用
在这一方面，企业文化又像粘结剂，它在增强企业职工同质性的同时又能够使企业中不团结的局面得到扭转，增强凝聚力，从而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好的企业文化不仅有利于企业员工人际关系的建立，而且还能够将员工个人的价值观念、目标等与企业的价值观念和目标等统一起来，从而强化员工之间的合作意识、团结意识与群体意识，使其互相学习、鼓励，共同进步。员工之间和谐的人际关系使其心理得到了满足，这样他们就会对企业产生一种归属感，从而关心企业的发展。外贸企业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效利用。
3.约束作用
企业文化跟其他的管理不一样，它的特点就是要从各个层次、各个方位对人的思想、意识以及行为等进行改变，起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最终使人能够约束自己。可以这样说，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与其员工建立起来的一种契约关系，该关系的建立让员工了解到企业的具体要求，从而根据企业要求从事工作、开展活动，让员工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约束和评价。如果企业员工的自身行为与企业文化产生的冲突，那么这时，企业文化的约束作用就能对员工起到一个很好的约束，让其自愿服从企业文化。外贸企业更应注重利用企业文化对其员工进行有效约束，让员工的行为和企业文化统一起来，这样才有助于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站稳脚跟。
4.激励作用
企业文化对员工进行约束的同时也有一种激励作用，这是一种潜在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促使员工的价值追求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形成一种有活力的、积极的精神状态，使其心甘情愿为企业的发展贡献出自身的全部力量。如果企业的文化建设工作成功，其激励功能不但能使员工的精神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都能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员工创造性和工作潜力、智慧，从而发挥出其最大能力。
5.企业文化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一个企业尤其是外贸企业的灵魂就在于企业文化，它是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动力之源，在增强了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前提下，也推动了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外贸企业提升综合实力走向国际贸易市场有重要作用。外贸企业由于生产规模、经营产品等因素的制约，更应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来推动企业发展，企业的员工也更应该受到优秀企业文化的熏陶，形成一个统一的、完善的、积极的、健康向上的文化理念，增强企业竞争力。
6.企业文化是制定企业发展战略的主要依据
一个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目标以及市场潜力等都需要战略决策来决定，因此，企业文化就成了企业制定发展战略的主要根据。通常，在外贸体制改革以及转轨的形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还有一定优势的惯性延续，一些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主要依靠国外的订单发展生存，因而就不注重企业将来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工作，只注重眼下的蝇头小利而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这也就是一些企业生存的时间不长的原因所在。如果外贸企业能够加强文化建设工作，并依据其制定好发展战略，那么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走向国际指日可待。
7.企业文化可为企业创造无形价值
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有形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企业创造出的无形价值，外贸企业尤其如此。企业应牢牢把握诚信经营、互利共赢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只有这样，企业才有可能持续稳定发展，有机取巧只会断送企业前程。目前的一些外贸企业大多靠与国外客户合作以求生存，这就避免不了与外商投资、外贸企业的竞争，易致失败，因此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是企业的首要选择，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给员工提供动力，为企业的发展找准目标，取得更高的效益。
二、外贸企业文化建设
1.企业精神文化的建设
企业精神文化体现出企业的整体精神面貌和员工的意志，反映出企业的宗旨理念和价值观，也是员工心态的具体体现，更是员工信任企业、以企业为骄傲的体现。例如企业实行统一的视觉形象，建立能显现出企业形象的工作环境、建筑，开展文体活动等，使员工从内心对企业产生主人翁意识。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使企业的各个场合（如办公室、网络、板报等）都体现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展现出企业的文化理念，使员工时刻感受到企业文化的存在。
2.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
产品的质量、服务等形式体现出产品文化的优劣。有人说：“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命脉”，加强企业产品文化的建设就是把文化建设工作于产品质量融合起来。质量好、服务好、有信誉才能树立起品牌，品牌树立起来后才会有竞争力。若企业只是内部管理做得好，而生产的产品消费者不认可，这个企业迟早会被淘汰。所以，加强品牌文化建设也是外贸企业稳定发展的一个有力保障。
3.企业制度文化的建设
缺乏与企业发展相对应的企业文化是一些外贸企业规模不能壮大以及发展速度缓慢的原因。换言之，就算企业的文化建设优秀，但缺少了科学完善的经营制度以及经营管理经验，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也难以提高发展速度。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共同组成了企业的上层建筑，二者有效结合，相互作用、共同促进，缺一不可，共同为企业服务，促进企业发展。若企业制度缺乏，则企业的经营活动也无法进行。但是只有制度也无法从本质上使员工行为得到规范。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企业文化的导向功能，结合企业制度对员工进行引导，使员工实现自我控制。
三、结语
关键词：商务谈判；对外贸易；语言技巧
1商务谈判概论
1.1商务谈判的概念理解
商务谈判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商务谈判，经济活动便无法进行。小到生活中的购物还价，大到企业法人之间的合作、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交流，都离不开商务谈判。
那么商务谈判有哪些具体特点值得我们学习注意呢？
1.2商务谈判的个性特点
商务谈判是一项集政策性、技术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社会经济活动，除了具有一般谈判的共性外，还有其个性特点，表现在：
（1）商务谈判以经济利益为目的。
（2）商务谈判以价格谈判为核心。
1.3商务谈判的重要性
商务谈判的重要性具体表现在：
（1）商务谈判是商业交易活动中的桥梁和纽带。
（2）商务谈判有利于企业获取市场信息，为企业的正确决策创造条件。
（3）商务谈判是企业树立形象的重要手段。
（4）商务谈判是企业实现经济目标、取得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5）商务谈判能够提高管理水平。
2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
2.1商务谈判的沟通艺术
商务谈判的语言技巧表现在谈判者之间的语言沟通，贵在信息的交流，只有双方或多方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表示，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有效的沟通是商务谈判成功的前提。口头语言、书面文字和行为动作都是沟通的载体，它们帮助谈判双方传递信息、交流思想、增进了解、加强认识。口头沟通是有声语言沟通方式，它主要通过信件、电子邮件、传真、备忘录、会议纪要等基本方法来完成。
2.2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
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也称自然语言，有声语言是指通过人的发声器官表达的语言，一般理解为口头语言，这种语言借助人的听觉交流思想、传递信息。它主要是通过谈判者之间的听、问、叙、辩、说服等基本方法来完成的。谈判中有声语言的要求：准确性、表述清楚、注意用词。
2.3谈判中有声语言的沟通技巧
商务谈判中的有声语言主要是通过谈判者之间的听、问、答、辩、叙、说服等基本方法来完成的，沟通有效与否取决于以上方面的综合表现。当然涉及到听、问、答、辩、叙述、说服等各方面的技巧。
2.2.1听的技巧
听的技巧表现在就是指谈判者要善于倾听，要有耐心地听对方的发言，不要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的情况，反驳对方的不同意见。其实成功的谈判者50%以上的时间是用来听的，他们仔细倾听，获取大量的宝贵信息，增加谈判的筹码。
2.2.2问的技巧
“问”是商务谈判中谈判者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提问可以发现对方的需求，掌握对方的心理。在商务谈判中，“问”主要分开放式提问和封闭式提问两大类。所谓开放式提问，是指具有广泛答复的问法，通常无法采用“是”或“否”等简单的措辞作答复。通常在谈判开始时使用，引导对方多说，进而获取相关信息。所谓封闭式提问，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在特定的领域得出特定的答复。一般用“是”或“否”即可予以答复。通常在谈判的尾声，用于缩小谈判范围，进行收尾工作。
2.2.3答的技巧
如何才能做出较好的回答，最重要的还是实现记下最可能提出的那些问题。在谈判之前，先扮演一个挑剔的角色去对问题作出联想表演，准备如何回答那些难对付的问题。你考虑的时间越长，想出的回答会越完美。但是，我们无法预知对方可能提出的所有问题，更多的时候谈判的回答是一场即兴表演。在谈判中，谈判人员的每一句话都负有责任，都将被对方看作是一种承诺。回答不当易使己方陷于被动，这都要求谈判者回答问题时要有艺术性和技巧性。
2.2.4叙述的技巧
商务谈判中的叙述就是基于己方的观点、立场和方案等，通过阐述来表达关于参加本次谈判的基本观点和意见，使对方有所了解。从内容上可分为开场阐述和总结陈述两种。开场阐述是各方对己方谈判观点的第一次陈述，通过对谈判观点的介绍，说明己方参加投票的基本立场及要求。总结陈述则是在谈判的各个阶段或全部谈判结束前作的陈述。一方面它要对取得的成果进行肯定性总结，另一面还要为接下来的谈判打好基础。
2.2.5辩的技巧
在商务谈判中，由于利益、立场的差别，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观点的对立，辩论则能使这种对立得到沟通和解决。谈判中的讨价还价就集中体现在辩上。
2.2.6说服的技巧
谈判中能否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是谈判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说服是谈判过程中最艰苦、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富有技巧性的工作。那么在谈判过程中，谈判者应当如何说服对方，顺利达成协议呢？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论述这个问题。
（1）创造说服对方的条件。
①要说服对方改变初衷，应当首先改善与对方的人际关系。
②在进行说服时，还要注意向对方将你之所以选择他为说服对象的理由，使对方重视与你交谈的机会。
③把握说服的时机。
（2）说服的一般技巧。
取得对方的信任，不要只说自己的理由。
从谈话一开始，就要创造一个说“是”的良好氛围，而不要形成一个“否”的气氛。
努力寻求双方的共同点。
强调彼此利益的一致性。
不要直接批评、责怪、抱怨对方。
要诚挚地向对方说明，如果接受了你的意见将会有什么利弊得失。
说服要耐心。
说服要由浅入深，从易到难。
不可用胁迫或欺诈的方法说服。
运用经验和事实说服对方。
2.2.7协调的技巧
成功的商务谈判都是谈判双方出色地协调的结果。对于成功的谈判，人们常常用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某一家庭有两个男孩，有一天兄弟俩为吃一块蛋糕而争吵起来，谁都想多吃一点，而不愿平分，为此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父亲向他们建议：由一个孩子先来切蛋糕，他愿意怎么切就怎么切，另一个孩子则拥有优先挑选的权力。两个孩子都觉得这个建议挺公正，就接受了，结果，兄弟俩高兴的地分完蛋糕。这样，既满足了双方的需求，又维护了双方的关系，同时又不毫不费事地解决了矛盾，所以谈判的效率很高。
3商务谈判的语言特性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分析
指标设计与企业外需情况、经营成本、汇率风险相适应的指标，形成“点、线、面”三位一体的全方位分析框架。微观层面从“点”出发，对企业资金流和货物流、银行外汇信贷、贸易融资进行分析；中观层面从“点”到“线”，从贸易方式、企业类别和地区分类研究贸易资金流动特征；宏观层面从“线”到“面”，通过对反映本地资金流与货物流匹配程度的贸易偏离度指标考察，从宏观上把握辖区资金流和货物流的变化趋势和方向，全面反映涉外经济发展趋势。（一）微观层次指标1、反映银行贸易融资和企业贸易信贷的指标进口付款=银行信用项下进口应付款+贸易信贷项下进口应付款-企业进口预付款+境外银行代付出口收款=银行信用项下出口应收款+贸易信贷项下出口应收款-企业出口预售款+境内银行买断性质融资2、反映企业进出口、跨境收付和结售汇指标出口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出口，进口售汇率=货物贸易售汇/货物贸易进口，反映企业进出口购付汇情况。出口收汇结汇率=货物贸易结汇/货物贸易跨境收入，进口付汇售汇率=货物贸易售货汇/货物贸易跨境支付，反映企业结汇和购汇意愿。出口收汇率=贸易收汇/海关出口，进口付汇率=贸易付汇/海关进口，反映企业进口付款速度。（二）中观层次指标分析某一行业的总体收付汇行为。贸易方式主要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指标如下：1、来料加工：核销抵扣数=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根据上式建立差额分析的监测指标ε：ε=(海关进口-贸易付汇)-(海关出口-贸易收汇)理论上ε应为零，现实中由于统计口径、贸易信贷、统计时滞、人为错误等因素影响下ε偏离了理论值，但是，这些对ε的冲击从总体来讲是随机的、不可测度的。根据统计学理论，当一个变量受到众多随机的、互相独立的、相对微小的共同冲击时，其分布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陕西省来料加工月度数据按上式处理后分离出实际ε，再经过X11季节调整(加法模)数据消除了原时间序列由于季节影响造成的数据异常后，可以计算其正态分布函数和相应的置信区间。2、进料加工：从长期趋势看，海关进出口和贸易收付汇之间有如下关系：工缴费=贸易收汇=海关出口-海关进口-商品增值。建立差额分析监测指标ω，ω=(海关出口-海关进口)-贸易收汇。ω和进料加工构建的ε对比，冲击因素除了贸易信贷、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人为差错等因素外，还有商品增值程度。同样，ω服从正态分布。3、对一般贸易的分析方式：采用比率分析法。利用进口付汇率α付/进和出口收汇率α收/出，建立距离指标来测度某一特定时段两者的偏离程度。从长期趋势来说海关出口与贸易收汇、海关进口与贸易付汇应该相等，即出口收汇率=进口付汇率=1。由于现实中存在贸易信贷、本地进出口异地收付汇以及统计误差等因素，上述两个比率实际上不等于1。通过选择同属一个宏观经济、外贸运行情况以及外汇政策周期的时间段数据作为子样本，计算每一个点(α付/进，α收/出)到直线y=x的统计距离。首先用方差标准化样本数据：（式略）在d的正态性假设下，同样可以求出该距离指标的置信区间。（三）宏观层次指标将国际收支数据与海关统计数据进行月度、季度和年度总量比较，分析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趋势，采用X11季节调整方法对企业资金流、货物流月度总体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分离出季节因子（S）、趋势因子(T)、周期性(C)和随机性(I)，分析企业资金流与货物流两者数据走势是否一致及导致两者趋势背离的各因素大小。1、贸易偏离度=（货物贸易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进出口总额，反映区域整体货物流与资金流的匹配情况。一般情况下，贸易偏离度的正值表示货物贸易项下外汇融资或人民币结算导致的净结汇增加或净售汇的减少。2、贸易顺收顺差=贸易项下结售汇差额-进出口差额=贸易信贷+外汇贷款+代付类贸易融资+人民币结算+自有外汇变动+其他。贸易信贷中导致的预收、延付导致当期结汇增加，预付和延收导致当期购汇增加。进口项下的贸易融资通过外汇贷款、远期信用证、海外代付、协议付款等方式替代当期进口购汇；跨境贸易进口项下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购汇，出口人民币结算直接替代结汇。进口以自有外汇账户支付替代购汇，出口收入存放境外替代结汇。其他因素包括统计时滞、统计口径以及违规资金流入。理论上其他项应接近于零，如其他项很大，超过了经验上统计口径和统计时滞可解释的范畴，则应考虑违规资金流入问题。3、顺收顺入差分析：跨境外汇收付差额=跨境外汇收入-跨境外汇支付=（结汇+当期跨境支付+增加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售汇+当期跨境收入+外汇存款减少+外汇贷款增加）=结售汇差额+（外汇存款增减+外汇贷款增减）。结售汇顺差和跨境收支顺差的缺口可以用银行外汇存贷款变化来解释。如果外汇存款增加导致缺口扩大，则可能是境外套利资金大量流入；如果是外汇贷款增加所致，则反映境内企业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资金套利行为，并不意味着跨境资金大量流入境内投机炒作，因为跨境资金流入套利的先决条件是有外汇资金流入境内兑换成人民币。
建立框架所要实现的目标
借助外贸形势分析框架，从总体上研判陕西省企业外需变化趋势，引导银行、企业等涉汇主体对外汇形势做出正确判断；从结构上分析辖区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结构变化趋势，促进辖区外贸结构优化升级；从企业经营成本、融资成本、汇率风险等方面素逐一分析影响贸易总量和结构变化的各种因素，准确把握各因素相对作用大小；利用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提供的信息以及跨部门合作提供的情报信息，对波动较大的跨境资金可能违规流入的重点渠道、重点主体开展针对性专项检查，提高外汇检查精确打击的能力；通过跨境资金监测分析和抽样调查相结合，及时发现企业贸易信贷变化，银行贸易融资发展趋势，准确判断涉外企业经营中的融资需求和外汇政策需求，引导和鼓励银行开展针对。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依存度 依存度 外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定时期内进出口贸易值与该国同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对比关系，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对进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加快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势头。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对外贸易依存度也远远高于世界外贸依存度的平均水平。与国际相比较，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呈现出以下四个自身鲜明的特征:(1)我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国际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2)外贸依存度持续增长。(3)我国的出口贸易依存度一直高于进口贸易依存度。(4)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同世界经济增长是同步的。下面来具体分析。
一、中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原因分析
1.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过快，明显高于GDP的增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从2011年至今对外贸易规模稳居世界第3位。与此同时，国内GDP则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速上。所以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越快，外贸依存度则越高，可见，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是导致外贸依存度持续走高的直接原因。
2.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与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趋势基本吻合。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普遍利好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进出口，特别是出口的空间。
3.中国的贸易导向战略 中国一直利用税收手段鼓励资本品进口，如进口设备税收的可抵扣、“三减两免”等优惠政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台的出口补贴和贴息等政策鼓励了企业出口，甚至在有些地区把出口创汇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个主要内容，从而导致各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空前提高。在出口和进口的双向激励下，中国的进出口总量快速上升，贸易导向战略推动了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4.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很多外商看准了中国在廉价劳动力上具有的巨大优势，把中国作为其加工基地，大量开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一种贸易方式，其外贸倾向性大大高于其他企业。由于加工贸易的自身特点及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占据的较大比重必然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存在高估。
二、政策建议
1.改变对进出口数量持续增长的一味追求 要想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应该制定更为合理、符合国情的对外贸易政策，放弃以追求贸易目标增长为对外贸易政策核心的一贯做法，建立科学评判外贸政策和政策实施效果的指标体系，将“以质取胜”确立为整个外贸政策的核心，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能源资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利于提升中国整体经济运行质量和外贸核心竞争力。
2.重视国内市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促使我们必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而动力应来源于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过于强调出口导向、忽视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片面的。因此，应在巩固现有外贸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扩大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和影响，制定兼顾内外的经济政策，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市场出现波动时，对中国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为此，要使用法律手段，保证全国工资水平的持续增长，增加国民收入和有效供给，提高内需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
3.加快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尽管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但目前的加工贸易仍面临诸多问题，如企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产品档次偏低，缺少高附加值、高新技术、高创汇的产品，资源和能源浪费严重;国内加工企业营销能力弱，对特定市场依存度过高，易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抗风险能力弱等。为此，应大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企业增大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的进口，提高国际市场经营开拓能力，变中国的加工地位为生产经营地位，以提高加工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预处理为了分析
选取新疆进口额和出口额作为衡量对外贸易的变量，分别记为IN，OUT;选择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为1984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五十年》。GDP以1978年的价格为基期100，根据各期GDP指数计算得的实际GDP，换算公式为:该年度实际GDP=1978年GDP×该年度基于1978年的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GDP为39．07亿元人民币。换算后实际GDP(简记为GDP)、进口额(IN)、出口额(OUT)。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GDP、LnIN、LnOUT。
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LNGDP、LNIN、LNOUT的平稳水平。从以上ADF检验表的结果可知，LNGDP的ADF统计量为－1．984977，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为－3．658446，－1．984977明显大于－3．658446，接受原假设，即序列不平稳;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的ADF统计量为－3．552317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3．004861，所以拒绝原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同上可知，LnIN和LnOUT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变量LnIN和LnOUT是平稳的，即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Ⅰ(1)。(二)VAR的建立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所以先建立VAR模型。Sims在1980年提出了非结构建模方法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其一般形式为:yt=A1yt－1+．．．ANyt－N+Bxt+ζt，其中，yt为内生变量向量，xt为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数矩阵，ζt为误差向量。VAR模型中，每个方程可以用OLS估计，无需随机扰动项序列不相关的假定，任何序列相关都可以通过加入y的滞后项解决［5］。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关键是滞后期的选择，本文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2。通过VAR模型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达到0．95以上，模型整体的AIC值和SC值为－4．530460和－3．489011，模型较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三)协整分析为了检验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一般包括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EG法)。本文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变量已经通过ADF检验证明是一阶单整Ⅰ(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为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为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各自增长1%，将促进经济分别增长0．322138%和0．218016%。新疆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这与一些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实际上，新疆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和食品等，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带动作用不大。而进口产品主要包括钢材、原油、机电产品等，还包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等，这些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长期新疆的进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四)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三变量长期的关系和趋势了解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短期动态影响，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如果非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误差修正模型表述［6］。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D(LNGDP)=0．447738×D(LNGDP(－1))－0．009524×D(LNIN(－1))+0．013586×D(LNOUT(－1))+0．050755+0．036091×CointEq1其中误差修正项为:CointEq1=LNGDP(－1)－0．322138×LNIN(－1)－0．218016×LNOUT(－1)+0．459430从以上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波动与出口波动影响方向相同，与进口波动的影响方向相反。这与实际相符，在短期新疆出口对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进口在短期是外汇的流出，不会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探讨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选取了不同滞后期下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滞后一期时，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四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进口才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时滞明显高于出口，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出口的增加可以迅速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增长，而进口则需要外汇流出，因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进口被视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但实际上，进口引进的除了本地区所需的原料、产品外，还包括技术、服务等，这些“软性产品”不会立竿见影的带来产出，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所带来的技术效应等会逐渐显现，这正是进口长期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1）我国出口贸易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
在我国出口贸易中，"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仍为出口的主要特征，出口产品大多属于资源消耗较大、污染较严重产品。我国这种粗放型的外贸发展模式，消耗了我国大量的能源，导致我国资源日渐贫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据环保部公布数据显示，我国单位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业生产总值所产出的固体废物是发达国家的10倍以上；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排放的废水污染物是发达国家的5倍以上，据统计我国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6倍、日本的7倍之多。此外，加工贸易比例重大也给我国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据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显示，2012年加工贸易出口总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2.1%。但是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绿色技术型产业十分落后，造成资源巨大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这不利于我国生态环境。
（2）进口"洋垃圾"严重威胁
我国生态环境2007年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曾报道过：在欧洲被称为欧洲垃圾集装箱的英国，每年都将大量的废物垃圾倒入我国，已经造成严重污染，并严重威胁我国某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而更出人意料的是，英国大型出口洋垃圾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环境问题，还给英国相应的企业带来额外的巨大利润。2012年12月，英国《每日日报》报道，由于被中国拒绝，几百吨的生活垃圾被运送回英国。再如，西班牙出口到我国的果汁包装集装箱由于含有残留果汁，聚集了5.5万多只苍蝇；荷兰出口到我国的30个集装箱中，共发现近800吨的走私城市垃圾；另外日本大多企业也为了降低自己在日本处理废物垃圾回收及加工的费用成本，将收集来的废旧塑料等废物垃圾卖给我国企业来处理。更触目惊心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电子垃圾高达5亿吨之多，而其中70％以上都经各种途径运入我国。近年来，走私"洋垃圾"入境问题并未得到遏制，频频发生在我国各地区。"洋垃圾"的跨国入境，不只是给我国垃圾处理增重负担，而且还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
（3）发达国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我国转移
首先，由于我国市场准入标准和环境法规比发达国家宽松且不完善，我国一些企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对产业转移的质量重视程度不够，为了加快经济增长盲目的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只看数量上的快速增长，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忽视了提高产业转移的质量问题。相反，目前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法规及环境意识，更加注重节能减排，这使得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将一些在本国禁止使用、销售的工艺落后型、污染严重的产业向我国转移。其次，由于我国目前发展过度依靠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国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我国制造业，而我国由于核心技术等的缺乏，造成我国制造业目前高投入，高能耗，低利润。例如，近年来我国珠三角地区FDI流入量得到迅速增长，珠三角生产规模随着不断扩大。然而，由于FDI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额流入珠三角给珠三角经济带了新活力的同时，也使得珠三角许多地区"废水、废气、废渣"排放大幅度的增加，珠三角环境污染日益严峻。
2我国对外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1）逐步完善环境政策，加大执行力度
当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包含调整、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问题及防治生态环境污染等内容。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内容仍然不够全面，不够完善，明显滞后于发达国家法律法规。并且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存在一些标准不明确，甚至于与国际惯例某些条款不统一等问题。面对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现状及我国环境污染现状，我国必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内容及标准，制定与国际环境标准相一致的、严格的环境保护法律及其相应的执行标准、惩罚力度等。例如针对前面提到我国进口洋垃圾现状，我国可以严格制定禁止和限制"洋垃圾"进口相关法律法规，细分"洋垃圾"的分类标准；明确违法进口"洋垃圾"的企业的处罚标准，并加大处罚力度；完善执法人员责任标准及相应的徇私惩罚。
（2）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
一方面，我国应加强对高科技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并紧密跟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科技技术，并通过对先进科技技术和工艺装备的引入，吸收先进的核心技术，以提高对外贸易的技术含量，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的进一步升级。另一方面，在日益呼吁倡导节能减排，我国也应该鼓励企业研发节能降损、资源高效循环再利用技术，大力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此外，我国需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推动加工贸易向中高端产业延伸，并加强环境的保护，引导加工贸易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转型，优化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结构。
（3）控制国外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
机电产品是占我国份额最大的出口商品，但要发现我国加工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存在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我国机电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高于我国全行业平均生产水平。但在国际市场上，我国2009年大部分机电产品出口与1999年相关机电产品出口的比价却小于1，如金属制品业、照相机、自行车、集装箱、船舶、汽车底盘及组合音响的出口比价都在下降。长期以比较优势为指导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在当今的国际市场上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国际产业转移带来了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突飞猛进，但也带来了很多不良的后果，包括环境问题、土地问题，同时也有贸易摩擦的问题、外汇顺差问题；劳动密集型的产品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即出口增加而收益下降的现象。而且我国的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生产地区分布极不均匀，使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和冲击；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歧视性的贸易政策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受到诸多壁垒的阻碍，在国际市场上发展的空间有限。
针对当前我国机电产品面临的国际竞争局面，依据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制及对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构想，提出今后我国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框架。
二、宏观与微观的结合
（一）政府应采取的宏观政策
1.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开放型市场经济，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应尽快打破地区和部门的保护主义，减少乱收费等违背公平竞争的现象，尽快放开各类小型机电产品生产企业的外贸经营权。对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转让应有明确的规定，尽量减少和避免在技术引进中存在的盲目引进和重复引进技术的现象，同时保证在合资企业中我方技术人员进入企业的产品开发部门，使合资企业中的中方能够逐步掌握产品生产中的核心技术，提高技术引进的质量。
2.设立合理的技术和环境标准。技术壁垒、反倾销等日趋限制我国家电出口，如欧盟的WEEE(废弃电子电机设备指令)和RoHS(关于电子电器设备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等的实施，对我国家电的出口有较大的制约。因此，我国对机电产品的保护手段应由目前的以关税、配额和许可证为代表的数量限制手段，转向以采用环境标准和技术标准为主。为此，我国要加快制订和完善机电产业的技术和环境标准，建立技术标准及相关的信息系统，有效的信息系统可使我国及时了解国外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壁垒及各种贸易动向。
3.政策性金融支持及赋予出口企业相关政策。政府应努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出口保险和担保机制，建立促进高新技术机电产品出口的专业性高新技术机电产品风险投资公司。除此之外，要有机电产品出口技术改造专项贷款和贷款的贴息；研发资金的无偿资助；国家鼓励机电产品出口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
4.鼓励跨国公司来华设立分支机构，获取先进的核心技术。跨国公司掌握了世界73.34%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专利权，且多将其最新技术转移给自己的分支机构。所以，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获取最新技术，尤其是某些关键技术的主要途径。
（二）企业采取的微观政策
虽然海外市场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但是中国企业只要掌握好应对市场环境的技巧，仍然可以有所作为：要选择品质优良的合作伙伴。企业在海外市场一定要选择有经济实力、可长期合作的客户。因为企业会根据每一个海外客户的订单改变产品的功能或者性能，若不能长期合作，必然增加研发和生产的成本；开发新兴市场规避风险。“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现在企业一定要向多极市场方向发展，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比如，在西欧和美国市场疲软时，可以挖掘拉美、东欧、南欧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紧跟海外市场的商机。目前国外消费者已经压缩开支，市场的需求量逐渐萎缩。对此，中国企业更应把握好市场机遇，抓住随时市场恢复的起点，扮好“弄潮儿”的角色；“苦练内功”是关键。企业只有‘苦练内功’，扎扎实实做好产品，才能在海外市场上立足。
辨证的认识发展与发展中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也是为实现中国机电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唐骁鹏,林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研究[J].当代财经,2006,3
[2]张乃丽,崔小秀.中国机电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变动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2009,2
[3]王晓东,赵升.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侧重于供给的实证研究[J].山东经济,2009,5
一、逐步开放的国际国内市场，为我国外贸企业盈利增加了机会
国际贸易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本国经济带来利益，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冲击着国内民族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许多国家都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完全不实施贸易保护，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要在短时期内实现现代化是非常困难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许多国家的现代工业就是在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然而，同样明显的事实是，总的来说，开放度更高的国家，获得了更高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外贸政策主要就是针对这一矛盾而制定的。理性的外贸政策，应该是一种使对外贸易达到国民经济所获得的利益为最大，而需要付出的代价为最小的宏观策略。根据世界银行的分析，一个国家的外贸政策可以划分为外向型和内向型两种。所谓外向型的贸易政策，是指对内销生产与外向型生产实施同等的国民待遇，对国内市场上本国商品销售与外国商品销售并无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没有歧视性的政策一般被看作促进进口的政策。与之相对比，内向型的外贸政策，更重视内销的生产，轻视出口的生产，这种做法就是进口替代政策。
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实施的是典型的内向型外贸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我国的外贸政策逐渐向外向型转变，将沿海地区行之有效的对外开放政策逐渐扩展到内陆腹地，全面主动地降低关税。进口关税总水平由改革开放之初的35.9%，降到目前的10%左右，并且承诺将继续下降。同时，进出口配额许可证的范围大大缩小;90%以上的出口商品都已经放开经营;鼓励从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以加工制成品出口为主;鼓励发展规模经济;提倡并严格要求外贸企业的发展应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根本目标[1]。近年来，一方面是我国整体经济改革开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地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通过不断实施外向型的外贸政策，从进一步建立我国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机制入手，不断地弱化对进出口贸易的行政干预，进一步增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进出口管理的透明度，逐步引导我国外贸企业走上了一条统一政策、平等竞争的轨道，为外贸企业创利创造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二、进一步研究国际市场是我国外贸企业提高盈利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际市场价格变化，是影响国内外贸企业创利的重要因素。绝大多数商品的国际市场，都是竞争性市常在国际市场上，人们购买一种商品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其价格。商品的市场价格越高，人们愿意购买的数量就越少;商品的市场价格越低，人们愿意购买商品的数量就越多。国际市场的价格，总是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国际市场的总体态势是供过于求。在这方面，国际市场的情形与国内市场的情形是一致的。对此，我国外贸企业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但是，对于某些不可替代的特殊商品，特别是对一些高知识、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来说，国际市场的前景是广阔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它仍然是卖方市场，市场需求还在不断增加，这是非常值得我国外贸企业研究的问题。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的贸易量(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贸易)加速增大，贸易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近十年来，国际市场需求总的变化趋势是：
(1)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呈下降趋势;
(2)精加工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呈上升趋势;
(3)对知识、技术产品及现代化的服务市场需求明显呈上升趋势;
(4)工业制成品特别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成为外贸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
(5)产销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大量参与国际贸易。
国际市场需求变化与国际市场价格变化是一致的。在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呈下降趋势，而高知识、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价格呈上升趋势，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总体上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世界贸易格局基本变化的结果，显然有利于以出口高知识、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进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工业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长达一百多个月的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货膨胀的情形，主要就是得益于国际市场的这种贸易格局。同时，这一贸易格局不利于以出口初级产品，进口高技术产品为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20世纪50～60年代，以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为首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流派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将面临需求增长呆滞的状况，而且这些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欠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价格而言将会下降。这就是著名的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的观点[2]。
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发展中国家为了改变在国际市场上所处的不利地位，曾经多次试图提高某些出口商品的价格。在1974年联合国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议中，有一个建议，呼吁达成一项稳定和提高原料价格的国际性“商品协定”。要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就必须限制产量。当大部分生产国与消费国一起参与时，限制生产的办法是可以发挥作用的。譬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限产的办法来阻止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的下降。
为了稳定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这种努力目前为止还在继续。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出口产品总体结构层次正在提高，由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这个变化趋势与全球贸易格局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尚未完全摆脱传统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结构的特征，首先，我国的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低附加值产品为主。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比例有所提高，但在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大多数是低档工业品，如服装、玩具、中低档机电产品等，这些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其次，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较差，出口规模的扩大仍以数量型扩张为基本特征。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例，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尽管如此，为抵消产品价格下跌所引起的出口规模下降，只有采用不断扩大初级产品出口的数量的办法来加以弥补。所以，我国外贸企业要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就要千方百计实施以质取胜的经营策略，深入研究国际市场营销学，着眼于国际市场的需求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按国际市场订单组织生产，这样才能逐渐变被动为主动，逐渐调整和优化自己的出口商品结构，逐渐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加我国外贸企业的盈利能力。
在我国东部沿海的先期开放地区，如深圳、广州、厦门等地区，新兴的外贸企业几乎都是按国际市场的订单来组织生产和组织出口。由香港转入内地的生产企业，其产品市场主要在国外，这些企业的营销理念，对我国沿海地区外贸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具有重要作用。
三、加强信息意识，增强盈利能力
信息来源的迅速与否，在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外贸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信息都非常重视。丰田汽车公司曾有句名言：“汽车是靠情报人员卖出去的。”松下电器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市场，曾对中国的家用电器市场和中国居民的消费习惯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测算和实地考察，甚至把我国二百多个城市的电器价格、电力供给量都摸得一清二楚。松下电器是在拥有大量中国市场信息的情况下，针对中国家用电器市场特点开发出适合中国居民消费习惯的产品后，才开辟了中国市场，获得了非常丰厚的企业利润的[6]。
据联合国有关资料报道，世界最大的贸易量发生在欧美、日本等工业化国家之间，这些国家每年的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贸易额的60%以上。发展中国家的外贸企业，则往往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外贸企业同欧美市场发生转口贸易关系。譬如，英国和法国的许多外贸企业，都参与经营非洲的转口生意。在我国外贸企业经营的业务中，一般介入国际市场的程度都比较低，因而往往对中间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国际市场的许多相关信息一般也是依赖于以往的贸易伙伴提供。所以，要加强我国外贸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国际市场竞争力，强化信息意识是当务之急。美国著名的麦克劳—希尔公司首席代表哈特曼曾经指出，中国外贸企业当前最需要的仍然是市场信息[3]。
最近，美国进口商协会主席菲力浦·W·柏德也在北京表示，中国外贸企业如能进一步做好信息管理工作，就会大大增强美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信心，从而扩大中国外贸企业对美国出口商品的份额[3]。
四、正确对待国际区域的贸易保护，增强我国外贸企业的盈利能力
从国际经济环境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来看，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加强，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对我国外贸企业的创利，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建设明显地加快了进程。国际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资本、人员等生产要素的流动更为自由，比较优势原理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利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了区域性经济组织内各成员国货物出口和服务出口的国际竞争力，提高了利润的空间。
另外，这些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加强，也带来了排他性的贸易保护主义等的负面影响，使这些经济组织外和经济组织间各个国家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矛盾进一步加剧。在这种形势下，各个国家更加强调管理贸易，对国际贸易的管理手段和保护手段更为繁多和隐蔽。新的技术壁垒、标准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限制措施，更多地取代了传统的非关税壁垒(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规定，参加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等安排的一些成员所享受的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待遇可以不给予其他WTO成员)。
各种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和各国贸易争端的加剧，使得近年来我国外贸企业在经营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更大的风险。我国部分外贸企业的经营实力受到制约，原有经营格局难以规避国际市场上常常出现的各种风险，原有的经营方式受到了来自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极大限制。
综上所述，我国外贸企业机遇与风险并存，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1)进一步开放外贸管制，鼓励各种形式，特别是大型生产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参与对外贸易业务。鼓励我国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向跨国公司的方向发展。
(2)进一步推行外贸制，强化专业分工，以提高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层次和经营水平。
(3)我国外贸企业要进一步内强素质，外塑形象，要强化人才开发战略、信息管理战略和国际营销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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