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4:54:18
导语：在法制现代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今后几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伦理中心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人们的行为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符合伦理的要求。家族主义是指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家族和家族利益为目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家族。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家法与国法不仅在本质上一到致，而且适用时想通，凡属违犯国法的行为定为家法所严禁，反之，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由家法与国法共同组成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所独有的。伦理中心是对人们在血缘、辈份方面作出的规定，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构成了人们生活、劳动、交往的大致范围， 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在严密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下，几乎是做为家长的附属物而存在，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二）礼法互补，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最早的“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确定了“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功能，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经过长期的演变，“礼”就由原来单纯的风俗习惯演变成了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循，“礼”就逐渐有了法律的作用，后来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可以这样说，“礼”是法的核心内容，法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礼”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血缘和地缘的不同，“礼”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的等差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这种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有远有近的关系，就形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极强的伸缩性，会随着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却始终不会改变。
（三）无讼是求， 道德教化
无讼”理念提倡谦和、无争、互让互爱、道德教化，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首先，和谐是“无讼”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其次，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在熟人社会中，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各守本分、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争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这种和谐、安定、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无讼”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为人们所想往。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习，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找出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从中领会到许多值得现在及将来借鉴的东西。
（一）“重义轻利”与现代社会的义利取向
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摒弃的。
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不协调性，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还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提供的宽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重视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的规范，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经济行为就是将“义”与“利”统一的行为，就是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二）“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
应当承认的是，诞生于儒家背景下的“无讼”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法学的不发达等等。这些缺陷无疑对当代的法制现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调节人们之间利益的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因此，稳定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或是有资历的人充当“法院”的角色，进行调解解决一些社会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等方面。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统治者“失德”，就没有资格也不符合“天意'来完成统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取而代之。
如今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得出有益的启示，用新时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树立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实感去爱民，启发我们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刹“”，防患于未然，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 本土资源 法治 法律移植 现代化法治国家
一、《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内容及评析
利用本土资源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第一，从哪儿去寻找本土的资源？第二，这些本土的资源能否能与我们的目标模式和现代法治兼容？如果不能，我们又何以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转化”？针对这一系列问题，苏力在书中给出了很好的回答：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去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这样就将本土资源的范围大大扩展，所谓取其精华祛其糟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适合现代法律发展的部分，排除不适合的部分，同时，要关注流动着的本土资源，诸如同一地域区间的人们多年流传下来的习惯和规矩，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民间法，即人们下意识的认同感。
在《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中，苏力又抛出问题：当我们看到一种据说是更为现代、更加关注公民权利保障的法治开始影响中国农村时，给农民带来了什么，这种“现代的”的法治在他们那儿能否运行，其代价是什么？看到这些问题，我想说的是，落后终究要被先进的东西所取代，就比如有些少数民族在解放前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但在解放时一跃成为了社会主义社会，一下子跨越了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三个阶段几千年的发展历程，现在去看他们的生活，虽然不能跟发达的大城市相比，但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他们依然怡然自得的生活着，发展现代化法治国家，是否必须要向不发达农村里那些惯例和习惯妥协？妥协的限度是什么？究竟是选择妥协，还是选择去宣传现代的法治思想呢？
我并不赞同纯粹的法律移植，社会主义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才能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也必须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发展和沿革，因此，法律理所当然也要如此。但同时我们又必须要进行法律移植，依然同上举例，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在有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应该进行必要的法律移植。任何新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总是或多或少来自于已有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这样，本国或他国已有的正式制度或非正式制度就构成了法律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资源。然而，本土资源中有很多传统的东西是与现代化法制的要求不相适应的，现代化法制追求的是法治、民主，而传统法制主张的是人治、维护专制；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的形成，是有其历史的社会根源的，它是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的产物，而现代化法制所赖以产生的土壤却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两种制度的不同性格。而中国社会当前的现实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因此法律移植或借鉴，对于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是必要的。所谓法律移植并不是照搬，是以被移植的国外法律和接受移植的本国法律之间存在着某种共性，即受同一规律支配，互不排斥，可以互相吸纳为前提的，但这种移植必须是以本国法律文化能够吸纳为前提的。苏力在书中也做了这方面的描述：在今日之世界，不可能有任何国家可能或有必要完全依靠本国传统来发展建立现代法治，因此法律移植不可避免。
所谓实践出真知，法治制度的建设也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摸索试验才能成形，对此我十分赞同苏力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我着重标注出了“行动”二字，这确实是苏力这本书所带给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因此，在这一角度上，我十分赞同苏力的本土资源论，即在本国寻找适合现代法治建设的本土资源，将其与国家制定法进行糅合和改进。
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走适合自己的道路。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更应该这样。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制文明，都应该与该社会的自然条件，人文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从本土资源中转化而来的制度，相比较外来的制度而言，更能与本社会的条件相兼容。因此，对于我国的法制建设来说，本土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古老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制度、思想和文化。这些凝聚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的东西，必定能为我们当今的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丰富的历史资源。当然，这是建立在传统的法律文化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制度资源的前提下，并且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推动力量主要是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因此，我们应对中国社会的传统与现实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对于适应并有利于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民主政治制度实现的因素则予以保留、发扬，否则就予以摈弃。
二、对《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案例的思考
在《法律规避和法律多元》一文中，作者描述了一个村里发生的案件。在文章中，苏力分析认为，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受害人的选择是合乎情理甚至是相当理性的：一方面，一个性犯罪的受害者有时很难找到令她满意的男子同自己结婚，她的不幸经历有可能因其他原因被了解她的不幸经历的人们用来指责她。因此，如果她请求严格执法，她可能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或者准备承受许多“成本”，她不能不认真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后果。另一方面，如果她接受私了，她不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她的名声，较少承担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的风险，而且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加上她对违法者的复杂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她的选择是非常理性和合乎情理的，尽管是违法的。
我并不赞同苏力的这一分析，我不否认妇女的是中国人所十分注重和强调的，尤其是农村，但是，由此就做出否定女青年乙一生幸福的论断是否太过武断？“很难找到”并不是绝对的找不到，“失去很多未来的利益”究竟是失去了哪些利益？而承受的“成本”又指的是什么？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我觉得这些抽象的利益也仅仅只是作者的凭空想象罢了。还有，提起刑事诉讼是可以附带民事诉讼赔偿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而文中所写如果她接受私了，“她及其家庭可以得到一笔赔偿”，同时强调，“这笔钱对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来说是不能轻视的”。试问，为了区区5000块钱，就让犯罪分子逍遥法外，甚至以身相许，而不顾自己身体所受的侵害和名誉的损失，“理性”何在？又在哪里体现出“合乎情理”了？而嫁给侵犯了自己人身的人，我甚至看不到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所在。
当我看到《再论法律规避》一文时，联想到了此前苏力对于这一案件的分析，在以上疑问和不解的基础上疑惑更加强烈，我将节选原文并发表自己的意见如下：
“国家制定法保持一种灵活性、一种可能吸收民间法的空间；即在司法和执法上，依据案件境况而允许一些纠纷私了、规避正式法律，例如前文所分析的案件和其他一些无伤大雅的案件，而不是一味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或者是选择：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国家制定法仅仅介入一些必须介入的领域，例如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影响广泛的经济纠纷和社区纠纷。”
苏力此处所说的不“一味强调‘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提供一种选择：即“一般假定民间法更优，将更大的纠纷解决空间划给民间”。试问，它的界限在哪里？究竟哪些属于“无伤大雅”？哪些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和影响广泛的经济纠纷和社区纠纷”？在前一章的阐述中，苏力对于这一起案进行了长篇大论的分析，其最终所推崇的就是私了，那案算不算“严重的刑事犯罪”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其他五种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由此不难看出，案属于极其严重的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那这样一个案件都可以通过“私了”进行解决，又视法律的严肃性于何地呢？放任一个犯逍遥法外，谁又能保证他不再犯案呢？
同样还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中国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受之制约的人们的行为方式却还是比较传统的，人们所惯以借助的民间法更多是传统的，尽管这种状况已经并仍在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必定会发生冲突。作为一种在短期内已无法消除的现实，这两者都必定会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同时存在。如果我们假定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是可欲的，那么它们也必定同时存在并在维护社会秩序中扮演角色。如同被强迫生活在一起的两个陌生人，它们无法拉开距离、‘互不干涉内政’。这也就意味着两者之间也存在一种‘多次博弈’的现实可能性，而不会是一次性的交往。在这样的限制下，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维护社会秩序这一‘天下之公器’，还是从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
依然以这一起案为例进行我的观点的阐释，在这一段中作者明确指出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而他所倡导的是两者之间的“妥协、合作”，更多的是国家法向民间法倾斜。我认为，妥协与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也不能只是一味的妥协、合作，而应该视具体案情和具体情况而定。不能因为人们惯以借助传统的民间法，就无视法律的存在，而借以私了的手段解决如此严重的一起刑事案件。毕竟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是应该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民间法只能吸收其合理的部分，但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当然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否则，就会造成秩序的混乱，影响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法律现代化；法律本土化；诉辩交易；法律移植
一、移入先进法律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法制现代化代表着人类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具体而言，它包涵三层意思：第一，法制现代化意味着一种内制改革的需求，指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能够对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给予广泛的有效的法律调节，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体系配套、内容完善。第二，法制现代化体现着受外力促进后的创新精神，反馈着现代文明的所有成果和优秀品质，强调剔除愚昧落后甚至野蛮的因素。第三，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价值追求，要求人们拥有深邃的对法律适应时代需求而进化的理解和认同，代表着人类前进过程中弃旧图新的意志和愿望。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封闭的现象，也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的个别态势。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国家间交往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法律文明必然发生相互撞击和冲突，并导致相互渗透、吸收和融合。特别是现代社会，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处于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各国政治、经济活动的相关性和互动性因素加强，从而客观上要求各国立法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关系。法制发展呈现出国际化的强劲势头。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法制的发展都不可能走封闭式的道路，而移入先进法律制度正是移植国突破狭隘的民族界限，面向世界寻求法制发展的结果。因此，移植外国先进法律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途径。
二、移植符合国情的法律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任何制度的设计建构都离不开其背后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文化传统、民族特征，就像鱼的生长与水息息相关一样，不同法制有它特定的生成环境，再好的法律制度离开了合适的文化环境尤其是法律文化环境也会失去生机与活力。法律移植是移植国有目的地对外国法制进行选择和创新的结果， 这种选择和创新必然具有主观能动性，它是个复杂的过程，正如植物移植需要考虑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器官移植需要考虑人体的排他性因素一样，法律移植也要考虑外国法在本土社会环境中的融生问题，而这比植物移植和器官移植要复杂得多，它是“移”和“植”的统一，既包括对外国法的移入，也包括外国法在本土的培植，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后者更为重要。因此，如何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法律制度成为法制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前提。本文通过分析诉辩交易制度在中国构建过程中的困境，说明法律制度对文化环境的依赖关系。
诉辩交易或者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肇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亦称答辩谈判(Plea Negotia-tion)和答辩协议(Plea Agreement)，指起诉和辩护双方律师在庭外进行磋商和谈判，起诉方以撤销部分指控、降格控诉或者建议法官从轻判刑等许诺换取被告人作认罪答辩，以便节省审判所需的时间和开支，特别是避免审判的不确定性。在此磋商的过程中，双方律师要经过认真的准备，可能还要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如同市场上做交易那样，故称答辩交易。其最大的特点是高效便捷，节约司法成本。
诉辩交易之所以在美国诞生，有特定的渊源，与美国的社会环境、诉讼理念、诉讼制度、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和程序正当的理念，其价值观认为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并无实质的区别，在刑事诉讼中也实行当事人处分原则，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处分诉讼中的请求，在刑事程序中实行“罪状否认程序”，被告人一旦自愿作出有罪答辩，便意味着放弃了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也放弃了获得无罪宜判的权利。在美国，公民与政府的人格是平等的，诉讼中的地位对等，被告人是一方当事人，有权自主决定自己命运，即使在有罪答辩的情况下，也是被告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切身利益而进行的“自愿而明智”的选择。美国的检察官享有独立的、几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权，是诉辩交易的前提，美国实行公诉垄断，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证人，对刑事诉讼的进行和案件的解决几乎没有影响力，而是由检察官与被告解决，检察官享有刑事追诉的决定权。刑事判决的“非合意性”和人们追求未来生活确定性、避免冲突的愿望，是诉辩交易盛行的心理因素。案件的压力与司法资源有限性的矛盾是诉辩交易盛行的直接原因。另外，美国完备的证据开示制度也是诉辩的交易盛行的一个重要条件。
而在我国，虽然从理论和现有法律规定以及实际情况看，设置诉辩交易程序已经具备了条件。比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方式，同时142条也规定了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在审判中形成了检察官主审、控辩对抗、法官居中的局面，已经具备了设置诉辩交易的理论基础。再者我国正处于变型转轨时期，各种犯罪案件急剧上升使得诉辩交易制度的引进存在必要。但诉辩制度与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以及某些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首先，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在诉讼中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而在诉辩交易制度下，被告人本来自己没有犯罪但可能出于各种考虑，通过认罪来换取自由，这就违背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原则；其次，我国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定罪量刑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而不能根据被告人是否承认来认定，而诉辩交易降低了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相悖。并且，诉辩交易制度不适合我国国情。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法律原则的确立和落实，程序正义的理念刚刚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诉辩交易，势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对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的保证。同时我国目前的司法职业环境、法律职业者的素质都不能适应诉辩交易制度的要求。如果实行诉辩交易，肯定会赋予司法职业者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目前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的情况下，新的腐败难免会乘虚而人。
如上所述，诉辩制度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法制环境、本土法律资源以及法律文化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正如我们不能因为阳光会投下阴影而拒绝光明一样，不能因为中国当前的某些法律文化、法律土壤中的某一成分不适宜该法律制度的培植而否决其在当前中国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判断是否应该移植某一项法律制度时，首先应深入分析该法律制度在国外所赖以存在的法律文化环境的基础之上，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结合中国的法律文化土壤，以确认是否存在培植该制度的空间以及空间的大小。对于只是存在生长空间的大小问题而非有无问题的情况下，不能断然否决欲移植的法律制度在国内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我们需要做的或者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培育符合该法律制度生长的适宜土壤，拓展其发展空间。正如对于诉辩制度一样，我们的当前工作就是培植适宜此种法律制度生长发展的法律土壤与文化环境，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制度，实现诉辩制度的本土化。 三、法律本土化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的传统作为活生生的文化存在的现实土壤，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轻易割断与彻底决裂的，无论我们在主观上怎样彻底地摆脱传统的束缚，怎样企图与传统实行彻底的决裂，但在实际上可能仍然带有传统赋予我们的观念框架和文化眼镜。而西方文化作为活生生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在与其进行全面接触与认识之前，我们无法先入为主地对它的各种因素进行准确的判断，更无法对整体结构中的各个分子进行好恶的取舍，并且一个国家在主流文化以外，民族、区域、城乡、环境等的差异，除了考虑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更重要的是与千差万别的亚文化进行调适。因而本土化是中国法治走向现代化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即弘扬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而非光复旧习，注重中国现实、国情而非脱离社会需要，坚持中国法治发展特色而非盲目崇拜西方。任何企图依靠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法律，完全照搬、移植西方的法律来来实现本国法律的脱胎换骨从而完成的法制现代化的企图，不仅在是感情上是难以接受的事，而且注定是难以成功的。60年代法国比较法权威达维德曾以法国法典为蓝本帮助埃塞俄比亚起草了一个形式上相当完备的现代化法典，但却因不符本国国情，被人们讥笑为“比较法学家的乐事，非洲人的恶梦”。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资源并不是单纯的从历史中去寻找，更多的是从生活中着手，以习惯、行为为视角，正如苏力先生所说的“寻求本土资源，注重本国的传统，往往容易被理解为从历史中寻找，特别是从历史典籍规章中去寻找。这种资源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非正式法律制度中去寻找。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是存在于历史中，当代人的社会实践中已经形成或正在萌芽发展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是更重要的本土资源。传统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甚至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行为的一些观念，或者从行为主义角度来说，是他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的模式。这种东西，无论中国当代正式法律制度在其他方面是如何西化了，都仍然在对中国社会起很大作用。”
文化传统是一个巨大而深厚的存量，它被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收纳、共享，并经过时间的积淀、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因而有着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和群体认同性。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和了数千年的制度形态，中国本土的传统法文化是不会轻易灭亡的。立足于中国国情，警惕法律上的，珍惜传统中一切有一价值的、有益于现代的成分，注重对传统的认同与衔接，就是必然之事。中国的法律问题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法律发展必须是适合中国本土化的模式，“跟着人家乱跑”的急功近利的“拿来”行为，只能解决“应战”的燃眉之急，终归是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本土法文化是一份必须承受的财产，是我们法文化现代化举步的第一阶段。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本土传统法文化中有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重视与发展的，如将法律与人、自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强调法律与伦理道德的结合，惩罚与教育的互补，保持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中庸等等。这些对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具有不可忽视的内在价值，没有这些，有可能人类创造的法律文明会毁灭法律本身。在追求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按西方人的要求和模式去分析、论证有关中国法律的具体问题，否则我们的法制建设就会亦步亦趋地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回应西方法文化的勇气，从而失却了自己文化的主体性。无论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褒也好，贬也好，都是西方学者在特定背景下的认识，这种认识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这种认识也可能是一种完全失真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慎重些，多加一份戒心。西方学人(包括海外华裔学者)的观点不能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或悲观的依据，中西方法律所走道路不同，用西方法的标准来衡量或裁剪中国，是不合适宜的。事实证明，凡是具有传统依托的法律变革往往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果，例如解放后我们所用的人民调解制度，劳动改造制度等。而没有传统作为依据的改革，往往在实行中举步维艰，或流于形式，或弊端百，防不胜防。黑格尔有言:“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地们靠了历史，才能够意识到他自己的‘精神’表现在‘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行程。‘法律’所表现的风俗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
四、结语
当代中国，在充分认识到外国法律的先进性的同时，应结合中国实际考虑，是否具有移植、借鉴该项法律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一项法律制度的建立是否合理以及能否真正发挥作用除了制度本身外，更为重要的还赖于它所根植的土壤与所处的文化环境。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充分考虑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法律资源，以“法来源于习惯”为视角，挖掘本土资源，注重本国传统，立足本国历史，吸取外国法律制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法制资源及传统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以实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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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题目。应能概括整个论文最重要的内容，言简意赅，引人注目，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
2、论文摘要和关键词。
论文摘要应阐述学位论文的主要观点。说明本论文的目的、研究方法、成果和结论。尽可能保留原论文的基本信息，突出论文的创造性成果和新见解。而不应是各章节标题的简单罗列。摘要以500字左右为宜。有时还需附上英文的论文摘要。
关键词是能反映论文主旨最关键的词句，一般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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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论文的范例欣赏：
论文摘要：测绘装备知识产权贯穿丁测绘装备工作的全过程，对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建设起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装备知识产权现状的基础，提出了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应对措施，包括发展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对策。通过本研究，试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长远规划的制定，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和参考。
论文关键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发展战略
1引言
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是指在测绘装备业务活动中，依法获得、维持和使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以及维护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合法权益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和管理活动。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与测绘装备工作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及配套措施，促进测绘装备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测绘装备知识产权贯穿于测绘装备工作的全过程。认真做好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对于激励测绘技术的创新与避免重复研制，降低测绘装备的采办费用、缩短测绘装备的采办周期，促进测绘装备科技成果向战斗力的转化，保护发明单位和发明人的合法权益，推动装备知识产权为国防建设、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本文在分析当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现状的基础上，研究并探讨了今后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发展思路和应对措施。文中提出的战略思想、战略目标、战略任务、战略对策，仅供大家存实践中讨论参考。
2现状与需求
西方发达围家十分重视装备业务领域的知识产权工作，它们不仅建设有比较齐全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相应工作机制，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为其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挥了很好的促进推动作。例如，美同为了做好装备科技成果的保护丁作，不仅制定了《美国国防部国内技术转移(TechnologyTransfer)条例》等相关法规，而且还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技术转移工作体系，从法律法规制定、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责分工到考核监督等方面周密安排，以知识产权管理贯彻全过程，为其技术转移提供全程服务和保障；为了适应周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需要，美周不断调整其装备知识产权政策，适时出台了《美国国防部合同知识产权问题指南》，强化了知识产权在装备业务领域中的作用，促进了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结合，充分激励了装备业务领域的技术创新。再比如俄罗斯，近年来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的管理，目前，已与独联体、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中的装备知识产权保护协议；关于军用、专用和两用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和工艺技术工作成果，俄罗斯通过总统令、政府令、司法令等，对其“法律保护”、“保护国家利益”、“家登记”、“使用机制”、“利益分配准则”、“建立保护系统”、“推进知识产权产业化”等各方面作出详细的相应规定，装备知识产权工作被摆在国家利益的位置上加以重视。
相对西方发达囝家，我国在装备业务领域引入知识产权制度时间不长，但也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十五”以来，依据国家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结合装备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实际，我国在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例如，颁布并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防专利条例》和《关于加强国防科技工业知识产权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法律法规，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法规制度的建设；以宣贯《国防专利条例》为主的定期装备知识产权业务培训活动，加大了装备知识产权的宣贯培训力度；初步建立了三级国防专利管理体系，形成了一支国防专利受理、审查、管理专业工作队伍，指定了数十家国防专利机构，加强了装备知识产权的重点示范作用。诚然，我国的装备知识产权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突出表现为装备知识产权的意识比较薄弱，管理人员运用知识产权管理手段的能力不强，法规建设、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水平亟待提高等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知识经济向纵深发展，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日益凸现，“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要求我们要把知识产权工作摆在战略的地位高度重视j。“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建设与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对知识产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紧跟形势的发展，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及早启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各项工作，及时制定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发展规划，尽快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和管理规章制度，尽力建设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和工作基础设施，“依法管装、依法治装、依法建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形势发展的需求，才能更好地推动测绘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发展对策
3．1明确战略总体思路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应当依据国家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围绕《围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总体部署，以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建设的需求为牵引，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统筹规划、分解实施，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着力提升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与管理能力，努力推动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又好又快地向前发展。
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是指领导体制要按照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方式进行，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工作的整体布局，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好责任范围内的各项工作。
统筹规划、分解实施：是指工作模式要按照统筹规划、分解实施的方式进行，应当加强顶层设计、通盘考虑、全面规划，按照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责任部门，分解成若干专项任务，分别完成计划项目的论证、研究与建设。
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是指工作步骤要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式进行，各部门、各单位应当按照统一的要求整体推进项目研建的实施工作，对某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以及难度较大的问题进行重点突破，以点带面、促进整体的推进。
3．2制定战略基本目标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发展应当建立两个阶段目标：
(1)到2015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应该做到从无到有，取得长足的进步：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比较健全，保护与管理工作的政策水平、执法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能力实现突破，形成一些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专业知名品牌；人才队伍初具规模，装备知识产权的工作能力得以较大提升。
(2)到2030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初具规模，能够较好地满足测绘技术发展和装备创新的需要：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法规制度体系以及保护与管理工作体系，建设一批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自主知识产权，夯实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基础，打造一支规模适度、素质较高的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显著提升，为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3加强战略重点建设
笔者以为，“十二五”及今后一段时间，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发展重点应放在六大建设上：
一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法规体系建设。装备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必须依法进行，健全的法规体系是开展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前提条件。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构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运行的法律环境，全面提升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
二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建设。解决知识产权管理与装备采购、保障和项目管理“两张皮”的现象，实现知识产权管理与装备采购、保障和项目管理的衔接与融合是装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目的所在。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完善测绘装备管理体制，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在促进测绘装备创新发展工作中的作用。
三是测绘装备关键技术自主知识产权建设。掌握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的自主知识产权，是推动测绘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建立以自主知识产权获取和保护为导向的测绘装备创新机制，在测绘装备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从而掌握测绘技术发展与装备建设的主动权。
四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的建立。加强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是提高装备知识产权保护能力的需要，也是建立装备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长效机制的需要。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纠纷处理能力，有利于增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应对纠纷的能力，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五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建设。装备知识产权信息的传播和利用，对于装备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具有支撑性的作用。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相互封闭、重复分散的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利用格局，建立装备知识产权信息共享机制，促进装备知识产权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六是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培养装备知识产权人才是实施人才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保障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有效开展和创新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本项任务的实施，将有利于造就一批专业配套、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专门人才，增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3．4落实战略措施制度
笔者以为，要想把发展对策落实为具体的业务工作，必须加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的宣贯力度，通过贯彻落实《纲要》，提高测绘业务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制意识，增强测绘业务领域知识产权的法制观念，正确认识知识产权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把测绘装备建设和知识产权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装备现代化、信息化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支持、服务和保障作用。必须加紧建立测绘装备知识产权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周密安排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具体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责分工、考核监督等项工作，加强测绘业务全面建设与知识产权工作的协调和统一管理，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管理水平和保障能力。必须加快测绘装备知识产权人才队伍的建设步伐，建立吸纳、选拔、培养优秀青年人才的机制，利用国家相关教育环境，坚持定期培训制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在职培训，培养造就一批知识面宽、基础知识扎实、知识产权意识敏锐、创新思维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必须加强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经费投入与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解决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滞后于装备信息化建设、滞后于测绘全面业务建设的现实问题，建立与装备现代化建设需求相适应的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和保障体系，切实提高测绘装备知识产权工作的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
论文摘要:法制现代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特殊历程,它表明社会法律系统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型”价值规范的历史转型。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民法的现代化问题是一项不能不思考的重要内容。
所谓民法的现代化,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法系统,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民法。它不仅要求不断修改、充实、完善我国民法,使之内容和形式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世界民法发展的潮流和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民法意识或民法观念的现代化。
一、确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公法文化品格,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同时私法规范极度落后的特征。法制现代化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终极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权利经济。平等、自由、私权神圣、法律至上、权力的制约也就成为现代法制应有的理念。显而易见,这些理念都是私法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私法文化的过程,即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
法律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是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转换的关键。因此要以私法精神改造私法规范,确立私法优位,并通过它们的变革、实施来树立和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所谓私法优位,是认为私法较之于公法应居于优越地位。公法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们的私权;人们的私权神圣,非有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受限制和剥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客观要求社会的经济权力不再垄断于国家手中,而是表现为掌握在各个市场主体手中的权利,作为这种客观要求的结果,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均应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在法律文化上,体现为权利本位以及相应的私法优位观念的确立。权利本位要求法律应以确认并保护个体的权利为己任,依法确认市场主体平等、独立的法律人格,建立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价值机制;依法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享有广泛自由和权利,法律强调的应该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个体义务的强制,注重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义务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两类关系应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调整,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又由于市场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这种关系客观上要求适用私法(民法)调整,以充分贯彻私法自治原则,限制或排斥公法在这一领域的膨胀。因而我们可以说,以保护自然人与法人等市场主体私权为己任的私法(民法)是公法以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民法更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确立私法优位的观念,还应面对我国较为完善的公法体系,应予公法私法化。公法私法化的目标要求:一是公法目的的私法化,即公法的目的是保障私法秩序的实现、维护公民的私法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社会集团的统治地位。二是公法作用的私法化,即公法的作用不仅是维护公共秩序,而且主要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三是立法和司法权受私法一般原则的限制,即立法与司法均应遵守平等、自由、人权等私法原则。因此,私法优位同样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在21世纪推进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应该牢固树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并把它贯彻于民事立法、司法之中。
二、民法形式的法典化
我国目前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私法规范,民法作为商品关系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准。但其系统化程度低,立法分散,法律渊源零乱,除《民法通则》外,民事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民事单行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至今还没有民法典,法律的形式理性欠缺。因此,民法系统化、法典化确实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法制建设工程。
民法典是成文民法的最高形式,它是将大部分民法规范集中在一部立法文件加以规定的立法方式,以条文众多、体系完备、逻辑严密为特征。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均有其目的与理想。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实现德意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理念;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则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变法维新。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理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市民社会的静态规范(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确的权利、稳定的财产、交易的规范等),而更应通过“守成”与“创新”,实现一场更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变革,为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具体而言制订民法典的意义在于:
第一,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内容丰富的民法典,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保障国家、自然人和法人利益的迫切需要,是民法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民法典作为全面反映理性精神的法律形式,其本身就是对理性精神和权利本位思想的传播。颁行民法典是要以法典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将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从而可以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定提供依据。保障依法行政,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民法典,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就缺少了主干,交易的规则就不完备,民法本身的体系就很不健全,就不能充分发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范作用。
第二,民法典也将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缺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民法典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民法典可以为正确适用和解释法律提供准则。民法典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尤其要指出的是,民法典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借以感召人们向往和追求平等、自由与正义的神圣法典。《法国民法典》使启蒙思想推动的欧洲法典化运动达到新阶段。从此,民法典及其他法典的制定不仅是统一国家法律的需要,而且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德国民法典》则体现了建立自治的市民社会的愿望。新兴资产阶级使其民法典成为规范社会私人生活的根本大法,成为私法的宪法。民法法典化的意义与其说是它的内容和做法,不如说是它的精神和原则。民法典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民法的法典化能够更好地弘扬民法精神,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民法意识,繁荣民法文化。着名的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在考察人类法律发达史后,曾经指出: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这种论断并非真理,但却蕴含着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民法确实以其特有的精神反映着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民法是否发达是整个社会文化程度高低的重要象征。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文化的特质与现代民法观念格格不入,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和宣扬,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法的自主意识和平等精神,迅速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法意识,从而使民法文化得以培育和繁荣。
三、民法内容的现代化
第一,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作为民法主体的当事人,是商品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这类主体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独立性,即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马克思在提及商品关系时所强调的“独立资格”、“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等即指这一类主体。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就是这些独立的主体所必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事主体的范围已经突破传统民法的框架,呈现出多元化,而《民法通则》只明确规定了公民(自然人)和法人。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就是要从理论上研究和从实践上解决各种不同民事主体的资格及应有的法律地位。对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权利做出全面的规定;确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确认国家在特定场合的民事主体地位。特别是重点补足关于法人设立原则、权利能力范围、法人机关及其责任、财团法人等内容。
第二,物权制度的完善。物权法主要调整财产占有关系和归属关系,它以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制度为基本内容。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直接反映所有制关系的,但也和商品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商品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权的让渡。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果。所有权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消费就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就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确认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交换中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常转移。民法中的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许多经济活动大量发生在基于他人财产所有上设立的权利,都需要以他物权的形式进行调整。通过物权法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法律保障。
【论文摘要】计划生育工作的内容比较繁杂，包括政策宣传、药具发放、办理证件、计生奖励造册发放、流动人口管理等，就是统计上报各种数据，这些数据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掌握人口发展趋势、人口流动状况以及计划生育动态提供原始资料，然而其多年来一直沿袭着以书面表格逐级上报的形式，在操作上有很大的难度，本文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针对计生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计算机在计划生育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的一些思考与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已于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贯彻落实该法是计划生育职能部门头等重要的工作任务。该法的颁布，使计划生育工作真正纳入了法制化管理，对建立新的、更完善的管理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度里，计划生育历来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工作，许多考核都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 制。与十年前相比，计划生育工作已从规范化、制度化步入到法制化的轨道，渗透到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如评选先进单位、先进个人、调动工作、外出打工、各项福利，单位用工等等都与计划生育工作有关。本文结合多年的工作实践，针对计生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计算机在计划生育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的一些思考与实践。
1 问题的提出
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十分重要，要管理的内容丰富，工作量大。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更加繁荣，人才流动现象更加普遍、频繁，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由于外出打工者规模的扩大，致使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且档案数据变化频繁，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难度和工作量。在数万人以上的乡镇里，仅靠建立相关登记簿(结婚登记簿、子女出生登记簿、育龄妇女异动登记簿、流动人员登记簿、药具发放登记簿等)和老一套的常规管理方法，要保证管理完全到位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改革管理方式和手段，显得十分重要。
2 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工作的现状
目前计划生育档案管理大多是室藏内容庞杂，案卷数量繁多，时间跨度长且由于多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式管理之中，计划生育档案管理仅以保管为目的，以案卷不丢失为原则，再加之每个历史时期档案的整理质量要求不同，整理的规格不统一等情况形成了档案基础普遍较差的局面。
主要问题集中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档号不规范，没有目录号，一卷多册现象较多；二是案卷标题不规范，有标题但不能反映主题内容或标题缺少基本要素，甚至没有案卷标题等现象较为普遍；三是部分特殊案卷缺少卷内目录，以至于部分未被案卷标题涵盖的内容永远无法检索而难以利用；四是组卷混乱现象比较多，如有按时间组的，也有按职能部门管辖权限组的，还有按文种组卷的；五是案卷厚薄不一，有的一、二页纸一文一卷，有的五六百页纸一类一卷。六是保管不统一，分散在各部门科室现象较严重。
3 利用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手段，改人工管理为计算机管理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计算机技术在计划生育信息管理方面的应用还不够广泛，现在大多仍在延用传统的纸张作数据传递的媒介，与当今的信息时代显得极不协调。工作人员在抄录数据、统计计算的过程中，难免出错，故很难提高速度和质量。另外传统报送报表过程中的辅助开支(路费或邮寄费、人工费)也较多。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编制统一的计划生育档案管理软件，下发到各单位。下级单位(或基层单位)，根据统一的格式，填写数据，然后通过网络，将数据传递到上级单位。这样做至少有以下优点：统计速度快。数据上报只需要几秒钟时间；数据准确。排除了在抄录数据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而出现的差错；节约成本，不用纸张，不用乘车送报表，不用花费很多的时间去填表、送表，只需点击鼠标，利用现代化计算机网络，十分方便地进行数据传递；不用手工统计计算，大大地减轻了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劳动强度。
要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就必须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程序与方法， 即要求档案管理的收集、整理、 鉴定、著录、保管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统一的程序和科学的方法进行工作。
一要全面普查案卷，去粗取精。这是实现档案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的第一步工作。因为一般的计划生育档案由于多年来未做全面的清查，加之划分保管期限不准，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重份或无查考价值的文件，所以首先要剔除这些无用的文件才能避免今后实行计算机管理时出现重复与低效率的情况。二要重新组合案卷，实现案卷规范化。将那些组卷过厚，内容混杂的案卷进行重新组卷。重新组卷的原则是尽可能将那些相互存在某种联系的文件组合在一起。三要统一分类号，保证检索查全率。计算机检索的显著优势就是能够满足人们族性检索的需要。为了确保检索的完整性，在分类过程中，首先根据《中国档案分类法》进行分类，再因事制宜制定出一些具体细则。四要规范题名，保证检索查准率，因此在著录时要统一规范题名。
4 加快数据准备，推进计划生育档案现代化管理进程
一是分清轻重缓急，循序渐进。计划生育档案管理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档案为计划生育工作所用，而实现计算机管理档案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计划生育档案的利用率。在推进计算机管理的过程中应先根据各案卷重要程度、价值大小、利用率高低和是否开放的情况对所有档案进行排队，将那些可以开放的核心档案和利用率较高的档案进行优先加工这样就可以加快档案管理计算机化的进程和提高社会利用的效率。二是分级次著录，省时省力。在著录过程中可以将案卷分为三个层次进行著录，即将那些反映问题单一或查考价值不高的档案进行案卷级著录；对那些一卷内几个文件涉及同一个内容且又排在一起的档案进行文件组合级著录；而对那些重要文件或反映问题庞杂的文件则进行文件级著录。 这样处理不仅能揭示档案的主题内容和特征，而且也可以减少著录条目和录入条目，既节约了时间、人力与财力，又提高了效率。三是分门别类，充分利用档案原基础。对于那些案卷基础较好又具备全引目录的案卷在著录时可以直接在全引目录上面分类标引，而对那些特殊形式的档案如“病历档案”、“案件”等则可用计算机程序将人名、地址、时间用案卷目录直接录入，然后用计算机统一给出分类号。这样分门别类地充分利用档案目录的原有基础可以减少著录环节，大大地提高著录速度。
参考文献
［1］ 顾云霞 刍议计划生育档案管理［j］ 江海纵横2004(3)
论文摘要：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民主发展的标准与尺度。公民参与的扩大需要具备适当的软环境。当前培育公民政治参与的软环境需要从构建公民文化、培育公民社会、发扬民本思想三个方面着手。
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我国政治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追求，是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存在和扩大所必需的软环境。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类型之一，有其明显的特征，它以公民文化为主体，以市民社会为依托，以民本思想为指导。这三个方面是理性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有效支撑。
一、公民文化的构建
从所属上看，政治文化是公民文化的归属体系，是政治系统运作、政治活动开展所依赖的根基。公民文化是特指在观念形态上体现为参与意识、多元意识、理性意识，区别于封建专制社会的封闭意识、愚民意识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文化。公民文化强调人的主体间的平等，人的主体性的回归、理性的加强、自信的建立。在公民文化之下，人追求主体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将主体完全消融于社会和国家。构建公民文化是培育公民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信念，提高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民政治责任感的重要保证。在一个社会中，健全的制度保障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是一致的，这是公民参与的硬环境。然而，仅有硬环境是不够的，还要有先进的公民文化这一软环境。从传统的臣民文化转变为公民文化，需要普及民主意识，建立公民职责规范，提高公民素质。综合来看，公民文化的特征可概括如下:
首先，公民文化反映了自主自律、自由自觉的主体价值取向。人们通过对平等权、自由权、民、财产权、社会权等普遍而真实地享有和行使，实现主体价值的创造和占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逐渐实现人对自身及对象世界的把握。
其次，公民文化要求建立平等、开放、横向的权利。利益关系作为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准则，人的主体性和主体价值取代了血缘伦理和权利义务本位，平等互助的横向联系取代了等级身份的纵向排列。
再次，在行为方式上，公民文化表现为个性、参与、创造、开拓的基本图式，公民进行积极、广泛的社会交往和创造活动。在共同体生活中，公民文化提倡高度的角色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变化呈现出混杂的状况，公民文化的构建必定存在难度，公民的政治主体法制意识、政治参与意识、政治监督意识和政治宽容意识是其关键。
二、公民社会的培育
从一定意义上说，公民文化是适应公民社会的政治文化，发达的公民社会是公民文化的摇篮，培育公民文化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公民个体之间的，与国家形态相对应的，与个人和独立经济以及民主相联系的文明的世俗的社会存在。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其归宿。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公民社会是世界民主化趋势的唯一动力。应该说，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化的作用都得到了认可和推崇，它被认为是民主化的希望。我们姑且不去讨论该结论的正确性，仅从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便可见公民社会的强大效能。
公民社会以社会群体组织为主体构成，包括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公民社会的产生源于市场经济的驱动，它有着贯穿自身存在的理论与原则，从而维系公民社会的正常运作并保证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首先，公民社会以平等自由精神和人权意识为基本价值信条。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的社会，它依存于公民也“为公民”，是公民权利的维护者。其次，公民社会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拥有的权利和为维护这些权利所承担的责任之间达到了平衡，否定权大于责或责大于权的不平等状态。再次，公民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不允许权高于法或特权的存在。又次，公民社会是一个由私人利益关系构成的社会，它所代表的领域与政府所代表的领域径渭分明，形成相对独立于政府的一种制约力量，使政府职能趋向于合理化。公民社会通过自身的成长，改变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使其向有利于社会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在这个动态平衡中，公民通过积极参与节制政府，发挥其作为利益主体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私域与公域，社会与国家、公民与政府并非完全对立的、的博弈关系，公民的行为取向并非个人主义的，而是倾向于集体主义，并且较多地顾及其他人利益和公益，注重整体效应。
三、民本思想的发扬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渊源，而且时现代中国社会乃至借界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分别从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是建设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思想源泉等五个方面研究了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并就传统文化中“羊官贵长”的权威主义对现代社会民主、“人治传统”对现代法治、“重农抑商”时现代商品经济、因循守旧对现代革新创造精神等四个方面的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从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道德情操、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具有强大的遗传性，渗透在每一位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日之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为建设今天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客观依据，它对现实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在当今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和谐国家，实现民族复兴乃至实现世界大同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是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基石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她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层面的具体标志，是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形象”。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一些名副其实的不朽之作，世代相传，百读不厌，而且其智慧之火将永不会熄灭，照耀着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珍惜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尊严，抢救保护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尤其青年一代首先要树立尊重传统文化的理念，不仅要自觉从书本上学习传统文化知识，还要懂得中华传统民俗、习惯，既要懂得民族的现实，又要更多地了解民族的历史，懂得民族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的利益所在。说到底，只有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推动中华民族的发展。只有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使中华民族的资源得到更为充分和有效的发挥与利用，才能使中华民族在地球村中发出更为响亮的声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传统文化是构建良好民族心理的基础
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多与王朝政治或社会理想相关联。一部陈旧老书，一部古代文学经典，披散着历史的灰尘，脱落于现代社会，特别是易中天、于丹等当代大家以古人圣贤道理为原料，深人浅出地将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社会及其生活紧密结合，使老百姓入心人胃，并给大众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个鲜活的实际问题以启示，而且能与实际生活中为人处事的经验总结相验证，也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提升着人们的思想道德品位，开阔着人们的眼界与胸怀，在诊译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挥了构造民族心理的作用。
（三)传统文化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的精神资源
按照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科技、军事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因素，并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中国软实力为根本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础和“血脉”，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消化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历经世代传承，形成符合时代特点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适应，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已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四)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条件
纵观中国古代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从政治思想到伦理思想，乃至人生哲学都形成了一整套人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必须格守的准则，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仪表，并对中华民族的人格追求产生过重大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修身理论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教育史上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是造就中华礼仪之帮、文明古国美誉的重要条件。儒家文化中的“学而知之”、“自强不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系列思想和精神主张，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古往今来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奋勇前进。也正是胸怀天下、自强不息的精神，造就了中国人民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推动了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现代社会文明的今天，其现实意义仍不可忽视，更需要在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丰富现代德育理论，弘扬优秀传统，不断推陈出新，实现中国的持续昌盛。在日益兴旺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为实现和平掘起、发达文明提供支撑的基本条件。
(五)传统文化是促进世界走向大融合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历史上，中国曾是世界大融合的重要力量，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竞技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是在吸取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完成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性，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是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的合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中的“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与以奥林匹克精神为代表的世界大同思想一脉相承的，北宋时期的学者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建立和谐国家、和谐世界的思想源泉。当今以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特色，遍及全球不少国家的中国孔子学院的兴起，必将增强、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感染力，并对实现世界大融合，推动全球各国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变的艰难历程中，特别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撞击中，中国文化既显示了其优秀的品质和丰富的内涵，同时也暴露了其种种缺陷与弊端。虽然经过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巨大的历史变迁，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文化体系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并没有得到完善的解决。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因素继承发扬得很不够，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其中消极陈腐、不利于现代化的东西批判得还不彻底，这些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着消极影响。
(一)“尊官贵长”的传统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由家长制带来的尊官贵长观念阻碍了民主意识、民主风气的形成，是束缚现代人走向民主生活方式的巨大障碍，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权威传统的表现之一。比如商鞍“贵长而尊官”、韩非“以吏为师”等都是这种权威性的反映，它积淀在传统价值观中，便是普遍的“尊官敬长”或“长官意志”。谁一旦当了官或做了什么长，便在社会上受到尊敬，而不问其政绩如何。在这种观念的束缚下，往往把“民主”当作“长官”的恩赐，自已不敢争取。这种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精神相对立。至今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个别乡村干部的长官意志和霸道作风严重地影响着干群关系，甚至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需要对传统文化予以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造。
(二)人治传统对现代法制精神的负面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深厚的人治传统，《中庸》中的“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便是比较典型的人治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政治好坏完全取决于为政之人本身品格和道德的好坏，因此不论为政者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身上，很少从制度上、法制上考虑为政的根据与方法。这种不重法制而重人治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形成一种牢固的价值观念，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有法不依，有禁不止，执法不严，甚至以情代法的现象都是传统人治观念的反映。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即使有种种立法，建立起法制制度，也难以真正实行。
(三)重农抑商对现代商品经济的负面影响
重农抑商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演进过程中，与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相结合，具有了普遍的道德意义，“为仁不富，为富不仁”，“工商众则国贫”等思想主张影响深远。而现代社会是以工业文明为特征的商品经济，促使传统的维系人际关系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效用。在以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社会中，求利与竞争是促进社会，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因此“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势必成为发展商品经济和现代化的障碍，必须从中国人的思想深处放弃。全、社会的法律政策与法律保障安全。
理论只有在实践中得到良好应用才能体现其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法学教育不能仅是象牙塔里的说教，更应站在社会的高度，紧跟时代的步伐，培养社会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地方高校的法学教育应本着服务地方的理念，结合地方特色，培养政治思想好、理论素养高、动手能力强的专业人才，以适应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更好地为地方法治文明建设做贡献。作为高校教师，也应积极转变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地方法治文明建设为高校法学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地方法治文明的不断发展，既催生了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又为法律教育事业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只有在一个法治文明相对发达的地方，才有良好的法律氛围，法律人才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而找到合适的平台服务地方法治建设。
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法治文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法学研究与地方法治建设脱节现象严重（1）法学研究的地方特色不够鲜明。理论产生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为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法学研究也不例外。不同地区的人文风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法治环境不同，区域性法律问题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法学研究应该扬长避短，着眼于地方特色，从区域问题出发，把学科自身的发展同地方法治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为地方法治文明建设服务。以宜昌地区为例，作为水电之都、国家著名旅游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研究的视角应关注地方发展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和疑难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立足地方，发挥特长，也才能更好地为地方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2）法学研究成果转化率不高。据统计，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8%，虽然高等学校科研成果数量增长迅速，但科研成果转化率不高，大量科技成果不能有效地转化为产品或生产力。[1]此类问题同样出现于法学研究领域。毫无疑问，高校应当担当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但目前的做法是，主要以论文的多寡、课题的绝对数量来衡量高校教师科研能力的高低，却很少考量成果对社会的创新性贡献，导致一些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在法学研究领域，导致了如下尴尬的局面：一方面，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和支持，需要适合地方特色的理论研究来指导地方的法治实践；而另一方面，法学研究与地方发展严重脱节，无法搭建起科研与应用之间互通的桥梁，造成资源的浪费。2.高校法学教育结构与地方法治文明建设协调程度不够（1）法学教育培养的法律人才知识结构单一，无法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推进，专业呈现不断细化的趋势，这固然有利于高等教育培养高精尖人才，然而也带来知识结构单一的弊端。法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一门与人打交道的科学，更应该注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目前高校的法学课程多半仅集中于法学学科体系本身，缺乏其它专业知识的拓展，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2）高校法学教育往往注重理论灌输，而缺乏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职业化能力培养缺失。许多高校为了提高学校的声誉，便把考研通过率和司考通过率作为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而忽略了一个合格法律人才所应具备的法律素质的培养，导致很多学生虽然具备很高的法学理论水平或者通过了司法资格考试，但实际运用操作法律的能力非常低。法治文明建设不仅要求法律工作者具有很高的法学理论水平，还要求其具有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依据法律理论处理法律问题，解决法律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地方和谐。3.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法治建设的程度不高（1）高校法律资源服务地方的平台尚未完全搭建起来。高校是理论人才的集聚地，信息资源丰富，理应为地方建设服务，但往往由于缺乏合适的平台，一些专家学者通常将精力一心放在教书育人上，而忽视了作为高校教师服务社会的职能。在大力建设政治文明，推进法治进程的浪潮中，政府的决策需要法治精神的指导，以体现其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公务人员也需要以法律知识武装自己，在法治的框架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推动地方法治文明建设。（2）在服务地方社会发展，宣传法制思想方面力度不够。法制宣传的深入开展无疑会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识，从而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和信心。就现状而言，许多法制宣传流于形式，没有真正深入人民群众。组织高校学生参与法制宣传活动，既能锻炼他们的社会交流能力，也可以发挥他们的特长，为提高公民法律意识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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