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5 14:55:38
导语：在税法体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特别是与经济的起伏波动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更受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诸多经济政策变量的直接影响。正因如此，但凡关注资本市场的人，没有不关心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和走势的。其中又尤以对财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注为最。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财税政策选择，似需着重考虑和解决如下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关于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政策的调整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不仅具有企业融资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而且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也有积极作用与重要影响。
在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份结构中，由于强调上市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股必须占控股地位，同时为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还作出了禁止国有股上市流通的规定。不仅如此，在股份中还设置了法人股，其中有属于发起人的法人股和募集的法人股，也不准上市流通（只有少数法人股在CTAQ系统和NET系统流通）。此外，又设置了内部职工股（事实上是给职工的一种福利性安排），上市三年内也不许流通。这样，如果不考虑B股的情况，在公司上市后三年内，能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只是向公众募集的那一部分。根据证监会的资料，1998年全国上市公司的总股份中可流通的股份（包括A股、B股和H股）仅占34.11%.这种股份结构，特别是国有股、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的长期不流通，不仅使这几种股票与公众募集股处于同股不同价（前者按票面价或原始价，后者按市场价）的非公平状态，而且60%以上的股份不流通，也使证券市场特有的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资源（资产）重组功能严重受损，还使国家因国有股、法人股的不上市而付出了巨大代价。
因此，无论是从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还是从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产权流动和资产重组等角度来看，配合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改变国有股、法人股乃至职工内部股的僵化不流通局面，都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政策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在今年8月8日中国证监会下发了《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准许国有企业、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证券二级市场的股票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也更不合时宜了。
二、关于财政性融资政策问题
国家的财政性、政策性融资，是一个牵延性强、牵涉面较广的大问题，许多方面都与资本市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就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解决，显得尤为突出：
──政策性银行的融资政策有待改革和改进。就当前情况看，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主要是指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国家进出口银行。他们分别承担着具体的社会目标，不实行公司化体制而实行完全的国家所有、国家经营，是真正的国有金融机构。然而，由于受制于国家的财政困难，财政拨付的资本金严重不足，主要依靠向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券来筹措资金，筹资成本较高，故而严重影响了其政策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后腿。有鉴于此，可考虑让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直接介入资本市场，以国家信用为后盾，通过市场化的渠道筹措资金。这样做，一则可降低筹资成本；二则可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三则也可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发行专项建设国债。一方面可减轻国家财政的债务压力，提高投资效果，同时可收到更好更大的政策扩张效应。所谓专项建设国债，简而言之，就是将此类国债的发行，以及项目投资、项目经营和还本付息等活动，建立在运用这些国债所形成的资产及其收益上，并最终以（国有）资产转让和经营收益，作为还本付息的财产基础和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能收到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资本金）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和产业产品结构等多重功效。事实上，除了某些所谓“纯公共产品”之外，现有的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都可考虑和试行这种筹投资形式。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就发行了大量的转向建设国债，用于满足某些公共事业、公共工程和大型项目的贷款需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适时调整国债的发行范围和发行对象。考虑到银行较大的存贷差规模，我国近两年的国债发行都是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发行对象。今后似应部分地转向城乡居民。这样做，一则可加大启动社会资金的力度；再则，对于那些具有投资意愿的居民群体来说，也不会产生对其消费的“排挤效应”。
三、关于充分发挥政府在风险投资中的积极作用问题
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在具有高风险和高利润同时，并存着不确定性。从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风险投资的发展如无政府的参与和积极推动是不行的。其中包括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的制定与引导，对产、学、研相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匹配的组织与推动，以及政府除了在基础研究阶段给予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外，还往往需要通过设立“孵化器”和政府采购等方式来支持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风险投资提供充分的选择余地。此外，市场环境、资本市场和中介组织则是风险资本运作的必要条件。可见，风险投资既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健全有直接关系，又与政府的相关经济政策，特别是与财税政策有着紧密关联，而且也是发展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领域或重要方面。
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风险投资通常是从不同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并将这些资金投入新兴企业。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以股权的方式投资到众多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参股于企业，而不对企业实行控股，投资额一般占公司股份的15—20%，待项目成功，企业获利增加后再将投资收回。风险资本获利一般通过这样四种办法：一是低价获得公司的股票作为报偿，如果新创企业成功上市，这些股票就会大幅增值，风险投资家就能获得巨大的投资回报；二是目标企业未上市，通过协议的方式被另外的企业收购兼并，并从这种兼并中获利；三是风险基金本身的上市与回赎；四是对基金股份的回购。由此可见，这些活动本身就既以完善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又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扩大资本市场空间或容量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年来，这种投资方式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中十分盛行。风险投资帮助很多新创网络公司通过经营上的难关，并成功地发行原始股。在美国，今年第2季度，仅新创网络企业就获得38亿美元投资，而投入科技企业的风险资本高达60亿美元，占所有风险投资金额的90%.在我国，随着科技进步步伐的日渐加快，特别是高科技产业的蓬勃生长，作为高科技产业化推进器的风险投资的发展，以及它对资本市场的意义，也将越来越为世人和投资者所关注与青睐。
四、关于促进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税制与税政问题
这方面涉及到的问题很多，不可能在此一一列举。如就其中的突出问题来看，以下两点似应首先予以重视和研究解决：
关键词：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
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经历了机械液压式调速器、模拟式电液调速器和数字式电液调速器几个发展阶段，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随着大容量机组和大型互联电力系统的出现及其对电力系统自动控制要求的提高，对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以下简称“调速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如自动发电控制(AGC)自动控制机组有功功率时调节品质问题，发电机组调速系统对电力系统稳定的作用问题等[1]。
1、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
(1)机械液压式调速器和模拟式电液调速器，一般都没有有功功率反馈，机组有功功率调节由运行人员手动调节调速器的频率给定的大小来实现。由于运行人员的智慧和经验，有功功率的手动调节是稳定的。近年来，随着电力系统自动控制技术水平的提高，AGC进人了实用化阶段，要求机组调速系统能够根据AGC给出的有功功率值自动控制机组的有功功率.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出现了发电机组有功功率控制装置。这种装置接受AGC给出的应发有功功率指令，作用于机组调速器。由于调速器固有特性和控制策略方面的问题，有功功率控制装置自动控制机组有功功率时，或表现为超调量大、摆动时间长，或表现为调节“迟钝”。一时间，机组有功功率自动控制的调节品质成了水电站自动化领域里的一个突出问题。尽管通过控制策略的改进，使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没有达到理想水平。有的研究者将机组有功功率反馈引人了调速器，根据AGC给定的功率和实发有功功率的偏差来调节机组有功功率，但“调节信号绕过了PID，绕过了软反馈”，因此这种控制模式也很难使调节达到最优状态。
(2)控制策略较落后，不能实现功率控制、开度控制、频率控制的要求和合理切换，不能实现频率故障、开度故障等容错控制策略。
(3)不能实现电网的一次调频功能，不能达到一次调频对频率死区、永态转差率、响应滞后时间等动作参数的要求。
(4)原调速器在试验时需外接多个试验器材，试验程序和方法较繁琐，数据记录不方便。
2、缺少对电力系统稳定控制的作用的考虑
2.1机组调速系统结构欠完善
目前，电力系统中运行的水轮发电机组调速系统，除了前面分析的频率反馈不完善。没有有功功率反馈以外，没有发电机功角反馈参与是机组调速系统不能对电力系统稳定起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发电机功角变化是反映机组转速和有功功率变化最敏感的参数。另外，发电机端电压和无功功率变化也影响机组转速和有功功率。因此，应当设计具有发电机的转速(而不是发电机端电压的频率)、有功功率、功角、端电压和无功功率参与控制的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初步理论分析已经证明这种调速系统对于抑制机组频率和有功功率摇摆、提高电力系统稳定性具有明显作用。
2.2调速器存在死区
电液调速器的机械液压随动系统结构复杂，存在机械反馈(包括杠杆式反馈和直连式反馈)导致调速器存在死区。死区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机组调速系统的调节品质，使其难以对电力系统稳定发挥作用。因此，简化电液调速器机械液压随动系统的结构，去掉机械反馈参与调速控制，根除调速器的死区，应该成为调速器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做到这一点，就为调速器在电力系统稳定控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3、完善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的对策
3.1协联关系运行提高了机组运行效率
电站较早时不能准确采集机组水位信号，且当时的控制器模拟量通道受限制未接入水位信号。改造后调速器接入水位信号并设置导叶与桨叶的协联关系数据，按协联关系减少了水轮机的综合耗水率，提高了水轮机的运行效率。
3.2协联关系运行减轻了机组振动摆动
水轮发电机组的振动摆度过大不但会影响机组的正常安全稳定运行，严重时甚至会引起机组和厂房的损坏，造成严重后果。电站曾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振动，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主要原因是机组未按协联关系运行，机组上导、推力、上机架等多个部位的振动摆动值较大。改造后导叶、桨叶在协联关系下运行，在试验和实际运行中通过手测与在线监测系统观察机组各部的振动摆动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提高了机组的安全稳定运行程度，提高了水轮发电机组寿命[2]。
3.3改变控制结构，提高了控制调节性能
原调速器位移反馈信号取自中间接力器，液压随动由多级放大组成，机械液压部分结构复杂、元件较多，调速系统的稳定性和动态响应性较差，接力器不动时间、甩负荷动作时间等数据不能达到国家标准要求。通过改变调速器的反馈结构和方式，在导叶、桨叶的接力器和引导阀处安装不同类型的位移传感器，与原中间接力器共同形成多个闭环反馈回路，不改变调速器的机械液压部分，利用控制系统的软、硬件多闭环反馈提高了调速系统的调节精度、速动性和稳定性。
3.4监控系统和在线监测系统的功能完善
通过PC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双路配电器分别将导叶开度、桨叶开度信号送往机组监控系统和在线监测系统，在正常运行及事故情况下便于对事件进行分析，完善了监控系统和在线监测系统的功能。
4、结论
改善水轮发电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中频率和功率反馈;增加功角、机端电压和无功功率反馈参与机组调速自动控制;开发合理控制方式;简化电液调速器机械液压系统的结构，根除调速器死区;应该成为水轮发电机调速器研究的主要问题。如果这样做了，就可以提高机组调速自动控制系统的调节品质，更充分地发挥调速器的作用。这不仅对提高电力系统频率的质量有益.而且也会对电力系统稳定控制起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企业税务会计逐渐从企业财务会计中分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会计分支，这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国际上对于税务会计的核算模式又不尽相同。文章就税务会计的产生与核算模式选择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会计作为一项记录，计算和考核收支的工作，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出现了。最初的会计只是作为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然后经历了古代会计、近代会计和现代会计三个发展阶段。自从进入20世纪中后期以来，IT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和以知识驱动为基本特征的崭新经济时代。面对整个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更好地发挥会计职能的作用，无论是会计实践还是会计理论都将进入一个新的、更快的发展阶段，同时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是税务会计分支产生的根本原因
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革新，生产力不断提高，会计的核算内容、核算方法在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是会计分支产生的根本原因。
早在原始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捕获的猎物及生产的谷物等便有了剩余，人们就要算计着食用或进行交换，这样就需要进行简单的记录和计算。随之出现了“绘图记事”，后来发展到“结绳记事”、“刻石记事”等方法。到了近代，15世纪末期，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有关复式记账论著的问世，标志着近代会计的开端。随着经济活动更加复杂，生产日益社会化，人们的社会关系更加广泛的情况下，会计的地位和作用、会计的目标、会计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技术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并日趋完善，并逐步形成自身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与此同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对会计的发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现代数学、现代管理科学与会计的结合，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在会计数据处理中的应用，使会计工作的效能发生了很大变化，它扩大了会计信息的范围，提高了会计信息的精确性和极大变化，20世纪中叶，比较完善的现代会计逐步形成。成本会计的出现和不断完善，以及在此基础上管理会计的形成和与财务会计相分离而单独成科，是现代会计的开端。
企业税务会计逐渐从企业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中分立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会计分支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开始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企业税务会计被人们当作一门学科加以研究。我国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税务管理得到加强。增值税凭专用发票抵扣税额方法的实行，使应纳税额的核算逐步走向规范化。对此，各地税务机关试行了在企业财务会计人员中培训办税员，指定取得办税员合格证的会计人员办理纳税事项的办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政税收体制逐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规范，企业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工越来越明确，这对税务会计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提出了必然的要求。
二、税务会计的核算范畴与特征
在我国，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尚未形成现代税制的框架，不具备税务会计成长的沃土。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随着会计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已为税务会计独立成科创建了客观条件并提出了内在要求。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分离必将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税务会计的核算范畴与特征，通过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与联系分析就可以非常明确。
总体而言，税务会计账的数据来自财务会计账，从财务会计账上获取税务会计要得到数据。税务会计是在财务会计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大会计分支，目前在西方国家许多国家，税务会计早已从财务会计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税务会计体系，它与财务会计、管理会计一起成为现代会计的三大支柱。就具体区别总体表现为，财务会计与会计实务相关，是面对企业内部管理层的会计账，数据真实，能反映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为管理者做出决策；管理会计则与财务成本管理相关，着眼于利用财务会计提供的数据对企业实施内部经营管理，预测计划与控制的学科；而税务会计与税法有关，其职能主要在于向对税局部等政府部门，他所从事的会计账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要求而建立上报，反映的会计内容应满足政府部门的要求。
（一）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主要区别
1、核算目标不同。税务会计的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所得税方面的信息，便于税务部门征税。财务会计的目的是向管理部门、投资者、债权人及其他相关的报表使用者提供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变动的信息，便于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税务会计目标的实现方式是纳税申报。财务会计目标的实现方式是提供报表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
2、核算规范不同。税务会计的依据是税收法规，按照税法规定计算所得税额并向税务部门申报；财务会计的依据是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按照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程序和方法组织会计核算和提供信息。
3、核算基础不同。税务会计主要以收付实现制为核算基础，比应收应付标准更加准确，既操作简便，又可防止纳税人偷税漏税行为。财务会计以权责发生制为核算基础，以应收、应付作为确认收入费用的标准，能使收人费用恰当的配比，便于确定各期经营成果，使会计信息更加准确、相关和有用。
4、核算对象不同。税务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狭义的税务资金运动过程，即从纳税收入产生经营收入开始，到足额上缴税款为止的税务资金运动，而财务会计核算的是企业全部的资金运动。
5、核算程序不同。税务会计按照道理也可遵循这个程序，但没有规范化的要求，企业一般在期末借助于财务会计的数据资料，按照税法规定进行调整据以编制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规范化的程序是“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的顺序。凭证、账簿和报表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6、会计要素不同。税务会计的要素有四项，即应税收入、扣除费用、纳税所得（应税收益）和应纳税额。这里的应税收入、扣除费用和财务会计中的收入、费用不定相同，在确认的范围、时间，计量标准和方法上都可能发生差异。财务会计有六大要素，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这六大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会计反映的内容就是围绕着这六要素进行的。
7、对会计上的稳健原则态度不同。税务会计一般不对未来损失和费用进行预计，只有在客观上证据表明已发生的情况下方可确认。财务会计实行稳健原则，一般充分预计可能的损失和费用，而不预计可能的收入，使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被报表使用者误解。当然，在某些方面税务会计也具有稳健的作用，如计提坏账准备和加速折旧等等，这具有对企业宏观引导的功能。
（二）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联系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存在差异，但税务会计的处理结果也对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因而税务会计的种种处理结果应当与企业的财务会计相协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税务会计的信息以财务会计的信息为基础。从各国税务会计的实践看，大都先以企业的会计利润为基础，再按税法的要求进行调整。
2、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协调最终将反映在企业对外编制的财务报告上。企业的任何税务会计处理均会对财务状况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必然反映在财务报告中。例如，在企业所得税会计中，为了处理时间性差异，企业要设置“递延所得税”科目，该科目或作为企业一项“负债”列示，或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列示。与此同时，递延所得税也对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产生影响。
三、税务会计核算模式选择的原因分析
由于各国法律、经济体制、会计职业队伍等等社会环境的不同，世界上各国的税务会计模式是不同的。在英、美、荷等国家，税务会计早就独立于财务会计，而在法、德、日等国家，税务会计则融于财务会计，实际上是财务屈从于税法。在下面世界其他国家的税务会计模式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众多因素中，会计模式是与会计规范、约束法律是息息相关的，即法律环境是导致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是否分离，税务会计模式选择的重要原因。
（一）英美税务会计模式
英美属于普通法系的国家，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成文法只是对普通法的补充，适用的法律是经过法院判例予以的解释。作为法律之一的税法也不例外，所以法律对经济的约束较笼统、灵活，而没有系统、完整地对企业的会计行为进行规范。因此英美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分离模式，允许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有充分的独立性，不受税法的约束。纳税人的税务事项由税务会计另行处理，无须通过对财务会计的纳税调整来实现。以股东投资人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及收益的确定发生直接的影响，各个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等都遵循财务会计准则，期末将会计利润（亏损）依照税法的规定调整为纳税利润（亏损）。与此类似的还有荷兰。
（二）法德税务会计模式
法德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其法律体系的特点是强调成文法的作用，在结构上强调系统化、条理化、法典化和逻辑性。实行该法系的国家政府往往通过完备的法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法国的企业财务会计的规范化就受到了诸如公司法典、证券法典和税法典的影响，所以，法德的会计与法律的关系十分密切，企业的自受到了很大限制，财务会计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税法的影响。法德的税务会计模式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模式，不允许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差异的存在，财务会计被认为是面向税务的会计，税务当局是法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税法对会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要求一致，企业对会计事项的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以税收为导向，税法对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所反映的收入、成本、费用和收益的确定发生直接的影响，会计准则与税法（还有商法、公司法等）一致，对会计事项的财务会计处理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进行。由于计算的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一致，无需税务会计调整计算。该模式强调财务会计报告必须符合税法的要求，税务会计当然也就无需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
（三）日本税务会计模式
日本的经济立法全面，近乎大陆法系。就会计规范而言，起重大作用的法规是商法、证券交易法、税法和会计准则。商法、证券交易法不仅仅是法律，而且是会计规范的具体条文，有关会计的核算、会计账户以及会计报告的编制、格式、审计要求等都有规定。会计准则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原则性的内容较多，事实上是对商法、证券交易法及税法的补充。所以，日本的会计处理是一种法律规范，但由于税法与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因此日本的税务会计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纳税调整的形式。日本的税务会计模式既不像英美那样财税分离，也不像法德那样是典型的财税合一，有其自身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依据税收法则对财务会计进行协调的会计，也就是说其税务会计是一种纳税调整会计方法体系。
四、结束语
税务会计作为一项实质性工作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财务会计一样，同属于会计学科范畴。它是以财务会计为基础来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核算和监督，是对财务会计处理中与现行税法不符的会计事项，或出于税收筹划目的需要调整的事项，按税务会计方法计算、调整，并作调整会计分录，再融于财务会计账簿或报告之中。该办法完善了企业涉税事项的会计核算，是建立我国企业税务会计的初步探索。目前，我国财政部已将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进行分离，其目的不仅仅是对两种会计进行划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使得财务会计工作执行的依据更加明确，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更具规范性，克服了以前会计处理既要符合会计制度又要满足税收制度这种无所适从的情况。
税务会计的建立，会逐渐形成关于纳税活动的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如税务会计目标、要素、税务会计凭证、账薄、税务会计核算的基础等，对丰富会计理论、发展会计方法、完善会计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此外，在目前积极推行税务会计的独立可以促进广大会计人员转变观念、拓宽知识、熟知会计、通晓税法，在更高的视野上，为企业理财更好地完成受托责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范和减少偷逃税款的不法行为。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纳税遵从度直接影响着税收征收率的高低。较高的纳税遵从度有利于减少税收流失、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税收成本、平衡税收负担、净化社会风气。因此，研究和探讨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路径，已成为税收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文在充分吸纳关于纳税遵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探讨影响纳税遵从度的意义和分析我国纳税遵从的现状，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论文从税收制度、税收征管、用税机制、税收环境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纳税遵从度偏低的主要成因。最后，从提高立法质量、减少纳税负担、加强税法宣传、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税收管理等四个方面研究探讨了提高我国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和建议。
1纳税遵从研究意义及现状
1．1纳税遵从的含义
所谓纳税遵从是指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主体的纳税人，基于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而表现出的主动遵守服从税法，自觉履行纳税义务的行为。
1．2研究纳税遵从的意义
纳税人遵从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可以说自有了税收本身，就产生了纳税遵从问题。但是对纳税遵从问题系统的研究只是近几年以来兴起的。在当前我国“诚信纳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和应用纳税遵从理论，对提高我国的税收征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纳税遵从理论。通过对纳税遵从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界定纳税遵从的内涵外延，揭示影响纳税遵从度的影响因素，对纳税遵从进行分类梳理，探讨衡量纳税遵从度的方法体系，有助于发展和丰富纳税遵从理(2)有利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通过研究纳税遵从相关问题，找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可以为提高纳税遵从度提供理论指导，从而对税收制度和管理方式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安排，达到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减少管理成本和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效能的目的。
(3)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纳税遵从研究以纳税人的行为为重要研究对象，有利于准确把握其行为选择，增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互动，减少征纳双方不必要的矛盾和对立，建立和谐互信的征纳关系。
1．3纳税遵从的现状
1998年我国推进深化税收征管改革以来，基本建立起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征管模式。各级税务部门在提高公民的纳税遵从度方面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全国税收收人持续快速增长，征管质量和效率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也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纳税遵从度仍然偏低。据相关部门测算，我国纳税遵从度仅为66％左右，与发达国家(如美国为86％)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近几年全国税务稽查部门对纳税人检查情况看，税收违法问题、偷逃税案件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大量涉税违法违规行为的存在，充分表明我国纳税遵从度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2纳税遵从度偏低的主要成因
2．1税收法律法规不符合确定性准则
确定性准则意味着正常的公民都能够清晰无歧义地看懂制度安排所传递的信号，清楚地知道违规的后果，并能够恰当地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制度安排的要求。长期以来，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的法律地位和相应权利义务不够明确，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处于一种不对等的状态。在实际工作中，过多的“义务”宣传与被淡化的权利意识形成鲜明对比。我国税收宣传一向以应尽义务论为主调，着重宣传公民应如何纳税、纳好税、不纳税应该承担哪些不利后果等，而对纳税人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行使这些权利却强调得不够。
2．2税收征管乏力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一是征税观念滞后。使得税收征收管理领域多年以来都以“监督、处罚、打击”基本理念为出发点，征税主体形成思维定式，对税收征管的认识停留在对纳税人进行制约、监督、处罚的层次上，总是先把纳税人设定成偷、漏、逃税者，然后基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来制定税收法规征管措施，使得本应是“纳税人权利之法”的税收法律成了“防纳税人之法”、“治纳税人之法”。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纳税人既是管理对象，又是服务对象，税务部门服务观念滞后，服务人才缺乏，总体服务水平不够，制约了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二是申报方式方法有待进一步改进。纳税申报程序设置不科学，手续繁复，也成为纳税人遵从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出于税务部门内部管理的需要，目前的纳税申报流程设置比较复杂，很多手续都由纳税人完成。同时，纳税环节多，程序复杂易使纳税人出现懒惰性不遵从现象。三是激励机制有待建立。税收管理制度中缺乏对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正面激励。
2．3纳税风气不佳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我国对纳税不遵从进行抵制和鄙视的社会风气还未形成，对纳税不遵从形成的社会压力还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的国家税收逐步恢复了它在经济生活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但“厌税晴绪的阴影在人们的心中依然存在。申报的应税收人越高，心理满足感越低，也就是说隐瞒不报的收人越低从而偷税额越低，心理满足感越低。
2．4用税机制的缺陷制约了公民纳税遵从度的提高
我国用税机制尚不健全、不完善。一方面，纳税人无法感受到履行纳税义务后的获益激励；另一方面，用税机制存在的缺陷不可避免地使纳人产生纳税对立情绪和对税收取向的不信任感，进而刺激了情感性纳税不遵从。一是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目前，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存在既“越位”又“缺位”现象。二是财政缺乏透明度。从纳税投资论的角度看，公众向政府纳税如同对政府进行投资，作为投资方的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是怎么花的，为什么要这么花，纳税人有权监督资金的运用。三是财政支出决策缺少民众参与。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科学的决策机制，在缺乏财政民主化和财政透明度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这种公共决策行为就很容易演变为个别领导的“随意”安排，政府预算支出不是以纳税人的偏好来进行，而是取决于领导的个人偏好，领导的偏好未必与纳税人的偏好保持一致。如此种种，均对公民纳税遵从度造成影响。
3提高纳税遵从度的对策建议
3．1完善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立法的质量是税法有效实施的基础，一方面我国应继续完善现行的税法体系，优化法规的内容，减少税法各法规中的弹性。税务部门还需会同司法部门及时对偷税界定、偷税情节的轻重和相应的处罚标准作出具体的司法解释，以法律规范限制税务行政处罚和惩治犯罪的随意性，以此引导征税人和纳税人依据法律行为或限定非法律行为。另一方面则应尽快研究并制定出纳税人权利保护法，以明确纳税人在涉税事务中的法律地位和应享有的各项权利，使纳税人行使权利有法可依。
3．2减少纳税人负担，降低税收遵从成本
降低和优化税收负担，一要取消不合理的收费，规范非税形式的收费，实行费改税；二要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税制；三要合理扩大部分税种的税基，如扩大消费税、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适当调整一些税种和征税项目的征收标准，结合实际情况适时地开征一些新税种，以改变目前税负偏重的情况，让纳税人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主动纳税。
3．3加强税收宣传
税收宣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具有持久性，应持续、稳定、系统地开展下去，要注重多样性和灵活性。应充分发挥媒体的优势，通过电视、广播、报纸、宣传海报等媒介，将正确的税收理念制作成生动形象的口号向社会传播，使公民能够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接受并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观念。税收宣传的重点应逐渐转到纳税人权利义务和税务公开上来。
3．4优化纳税服务
优化纳税服务是提高纳税遵从度的重要措施，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办税流程。一是缩减办税环节及办税时限。及时把握征管体制改革、税收政策调整、业务流程重组、信息技术进步等方面的重大变化和第三方的税收信息资源，分析纳税人和基层税务人员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合理化建议，对具备减轻纳税人负担基础条件的，清除不必要的环节和手续，缩短办税时间，最大限度降低办税成本；以省为单位按照管辖纳税人的特点确定清理次序，分步骤地组织自定办税流程的精简。二是改进工作模式和受理方法。将不同税收业务办税流程中的调查、核批、检查等事项合并办理，合理调配工作时间，避免重复工作；规范各类税收业务的申请受理，涉税文书统一实行税务机关内部流转，一个办税窗口统一受理所有涉税事项的申请，避免纳税人多头找、多次跑。
(2)精简涉税资料。一是修改整合纳税申报表单。修改申报表内容，整合附报报表及资料，减少无效信息报送，提升申报资料综合利用效能。对采取电子申报方式的纳税人延长纸质申报资料报送期限或取消纸质资料报送。二是清理简化办税涉税资料。由纳税服务部门组织，以制定流程的业务部门为主，清理纳税人办理涉税事项时需提供的各类资料，积极推进无纸化审批。三是完善涉税信息共享制度。规范对纳税人报送资料的管理与存储，整合各应用系统数据资源，实现纳税人资料信息共享，避免多部门、多环节、多次数要求纳税人报送相同资料，拓展国、地税局涉税信息合作的领域与方式，增强纳税人电子信息和纸质资料的“一户式”管理与应用。
(3)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根据涉税中介行业发展和执业标准化的需要，推动姓册税务师条例》的制定和出台，制定涉税鉴证和服务业务准则，完善涉税中介行业制度体系。加大对注册税务师行业的宣传力度，积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和交流合作，提升注册税务师的影响和地位。建立注册税务师行业资质等级评定制度，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指导行业协会履行自律职能，提高会员服务质量。大力支持税收公益组织参与服务。加强税收公益服务制度建设，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纳税服务，增强纳税服务社会化的效果，为社会纳税服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加强与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合作，组织开展相关的服务措施。同时，探索与工商、邮政、银行等单位的合作，为纳税入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有关科研、咨询机构等的合作，委托开展需求调查及满意度测评、纳税服务课题、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工作。
【关键词】会计准则税收企业所得税
一、会计与税务的适当、适度分离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件下两者合一，顺应了宏观管理体制的要求，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今天，“财税合一”的会计制度却难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会计和税收完全融合的弊端是会导致会计规则屈从于税收法规，或者弱化税收的刚性约束，最终破坏或丧失会计制约与保护财务会计及其信息之效用。采用分离的态势，从整体上看，不仅满足了国家征税的要求，也满足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投资者、银行等对企业财务报表信息的要求，为我国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与协调提供条件。分离不仅有利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接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还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既不影响国家税收，又可避免因虚增的会计信息给企业决策带来负面影响。更利于会计改革，为微观管理者、宏观管理者及股东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而不是为税收改革服务。
二、会计与所得税互相借助、良性互动
会计准则对税法目标影响的实现。税法主要的目标就是把应该征的税征上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但能否征上来，或能否征足、征准确，与会计准则所要求的会计核算关系较大。税法法规中规定的税收核算总是建立在企业会计资料基础上的，它是在企业会计核算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后得到应税收益，因此离开会计核算资料，税务活动就无法进行，继而也就难以实现税法所想要得到的法律效应，不能使税法的目标得以实现。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执行，企业最终形成的报表结果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状况和经营结果。税法也就可以依据这种真实的会计资料去征税，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如果企业不按照会计准则的要求去进行会计核算，那么得出的报表结果，就不可能真实正确，如果税法依据这种错误、虚假的会计资料去征收税负，那么也就不可能达到公平税负的目的，从而对税法的严肃性产生负面影响。同时企业的会计核算资料只有依据税法的要求，正确计算税负金额，才能正确真实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
会计是现代所得税得以推行的主要支撑点。现代所得税借助于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得以推行后，对会计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会计对所得税的影响不大。但由于所得税的核心观念“所得”是由会计理论的核心概念“收益”直接演化而来的，因此，可以推论，一旦会计理论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必然又会对所得税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现代所得税信赖于会计理论已是不争的事实，会计理论是现代所得税理论的基础。
税务当局在制定税收政策中的会计政策时，应该正确运用它对会计的重要影响，主动吸收会计理论与实务界的意见，制定符合会计理论的会计政策，并注意保持会计政策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美国和其他国家，企业收益的征税对于会计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在性质上主要还是间接的。税法本身对会计思想起倡导作用。尽管营业收入条例的确曾加速了优良会计思想的采用，从而导致了对公认会计程序和概念更为重要的分析，同时，它们却也成为检验和承认完善理论的绊脚石。会计应该有意识地摆脱盲目追求税法的做法，要努力建立统一的所得税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去解决税收对会计提出的新问题；同时，也应积极、主动地去影响税法，使其充分考虑会计的合理要求。会计还应有意识地利用税法的巨大影响，把合理的会计概念、原则、方法借助税法去推广，以加快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建设；同时，税务当局也应该积极支持会计界，废除不合理的会计方法，推广合理的会计方法，有效地实现会计目标。
会计与所得税应该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各自不断发展自己，不断完善自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达到双赢目标。
三、尽可能减少会计制度与税法制度的差异的必要性
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收政策是不同部门制定的，如果各方面沟通协调不够，可能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差异，特别是在中国这种经济环境变化快、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变化快、会计制度法律化的社会。
从这些年我国实际情况看，随着差异的扩大，纳税人既要贯彻执行新会计制度规定，又要不折不扣地依法纳税，两者差异的扩大正日益增加纳税人财务核算成本。甚至有些差异复杂难懂，操作繁琐，纳税调整困难，一些纳税人没能准确理解差异和对其做准确的纳税调整，造成无意识违反税法规定的现象。
尽管税法和会计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从当前我国财会人员实际水平和税务管理的现状出发，必须认真考虑降低企业财务核算成本和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在政策设计制定中，遵循成本效益原则与重要性原则，只要对所得税收入影响不大，或者只要不对政策执行和所得税征管有大的妨碍，就尽可能将所得税政策与会计政策协调一致。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的区别在于确认收益实现和费用扣减的时间，以及费用的可扣减性。为了正确地体现会计与税法的目标、降低征纳双方遵从税法的成本，降低财务核算成本，就要对会计制度和税法进行适时地协调。在实践方面，近年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对两者的协调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职能部门和科研机构己对两者的差异与协调进行了沟通合作和系统研究，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税务法规在制度层面上应当积极谋求与会计制度的协调，会计制度也需要关注监管部门的信息需求。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的差异与协调是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大陆法系为主、会计制度体系建设依靠政府力量推行、税会趋向于分离模式的国家，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如何在现阶段对会计制度及税收制度进行完善与优化，如何对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进行合理有效的协调，都是理论界不断探索的领域。
由于税法的相对滞后，因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而产生的差异，尤其是一些影响不重大的、无所谓的差异，需要税法予以协调，由于论文写作时间的限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虽然已经颁布，但是相应的实施细则还没有出台，可能国家很快就会出台相应的税法政策用以协调新会计准则。本文虽然是针对会计和税收改革，研究两者的新的所得税差异，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某些差异本文没有涉及到。例如对所得税的会计处理方法彻底改变，新会计准则规定由原来的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会计法二者选择其一，改变为国际通行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这种所得税处理方法的改变，无疑会对税收、企业纳税，产生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胜强.浅谈新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所得税问题上的差异及协调[J].会计师，2007，(11).
[论文摘 要]循环经济是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探讨了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努力途径，并对我国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和制度提出一些思路。
一、以宪法为核心理念，构建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一个国家的法是由宪法和一系列位阶不同的普通法律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系。宪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普通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而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进行具体化，成为社会实际生活的具体规范。国家立法机关在制定普通法律时，必须以宪法为依据。普通法律的规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公民对环境权、健康权、生命权的理解与要求越来越高。目前，环境权已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认同，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环境权写入《宪法》，国际社会以及一些国家开始用立法和法律解释的方式对环境权加以确认，立志于使环境权从应有权利向法定权利的转化。如法国政府内阁会议曾于2003年6月25日通过了关于《环境》的宪法草案。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美国第九次修正案规定“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些权利，而认为人民保有的其他权利被否定或被贬低。”“宪法第九次修正案被认为是包含公众免受不合理的环境质量降级的权利。”从上述不难看出，循环经济所体现的宗旨，在宪法中是有切实的依据的。同时，在制定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普通法律以及除普通法律以外的法的其他形式时，必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原则及精神制定，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二、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的循环经济立法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匮乏、环境破坏问题严重的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起步较晚、理论研究也较为薄弱。要在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模式、构筑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就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少走弯路。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推进，又要循序渐进;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一般。我国循环经济立法体系框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一)第一层面的基本法
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管理作用极大。客观上需要从全局的高度，制定一部能够统揽全局的、带有基本法性质的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管理部门发展循环经济的权利和义务，明确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途径和方向，利用政府强制管理的“有形之手”与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的共同作用，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规范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是最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保护和改善环境，是一场经济、环保和社会的重大变革，需要权威的法律手段作为支撑、保护和引导。因此制定循环经济的基本法是十分必要的。从这一层面来考虑应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
(二)第二层面的综合性法律
目前，我国现有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法规许多属于综合性质，不少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以环境污染防治为核心的环境法体系在环境管理机构设置、环境保护基本原则及法律责任等方面存在重污染防治规范而轻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的缺陷，因此对这些法律法规应及时修改，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需要。
(三)第三层面的针对各种产品性质制定的具体法律法规属于第三层面的立法问题，如主要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废包装、废塑料、废玻璃、废旧家电、废旧电子产品、建筑废物、厨房垃圾、废旧汽车及其配件等大宗废物的专业性循环利用问题，既属于企业层次上的问题，又属于区域和全社会层次上的问题，现行的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零散，缺乏系统和综合性的解决机制，要加快制定针对各种产品性质、操作性强的具体法律法规建设步伐。
三、通过立法，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一)通过科技立法，促进循环经济快速发展
政府应切实发挥建立循环经济型社会的主导作用，开办各类研发机构。除了发挥政府办的研发机构“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从事多方面的研发，特别是重点攻关项目的研发，还要鼓励、引导、支持民营机构的研发和企业的研发活动。研发机构的任务，就是从本地实际出发，研究和开发适用有效的可以替代传统做法的资源节约型的新材料、新能源、新工艺、新产品，研究和开发使各类废弃物利用更充分、质量更高、附加值更大的新技术、新工艺。
各地政府不仅要为政府办的研发机构提供资金，而且应每年拿出资金，以课题招标的方式扶持民营研发机构和企业的研发活动。要依法保护研发机构成果的知识产权，同时通过科学教育、科学知识普及，进一步传播增进大众对科技的理解和参与，形成一个政府、产业、教育、学术、金融、民间组织及个人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的局面。
(二)建造绿色财政制度
购买性支出政策。在购买性支出的投资性支出方面，政府应增加投入，促进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配套公共设施建设，例如，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地下管道铺设、绿色园林城市建设、公路修建等。在购买性支出的消费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过实际的绿色购买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例如，优先采购具有绿色标志的、通过ISO14000体系认证的、非一次性的、包装简化的、用标准化配件生产的产品。通过改变政府的购买行为，可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生产方向，从而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财政补贴政策。政府可以考虑给开展循环经济的企业以财政补贴的照顾，如采取物价补贴、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同时，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机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制度。政府对企业通过有针对性的财政补贴，可调动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指导整个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的方向发展。
许可证制度。政府确定某一地区排污或排污浓度的总体水平，实现污染许可证的发放量等于该总体水平。发放许可证时，可结合企业现有排污情况，成比例缩小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数量，超标部门给予经济甚至是法律的惩罚。
财政信贷制度。信贷制度是环境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根据循环经济的要求，对不同对象实行不同的信贷制度，即优惠信贷制度或严格信贷制度。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对实施循环型经营的企业给予更加优惠的待遇，鼓励人们朝着循环型发展模式的方向去生产和消费。
完善现有税费制度。政府可以制订出特别的税、费政策。这一方面，国外同样也有先例。此外，如美国的税收减免政策、日本的特别退税政策，以及荷兰利用税法条款来推动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另外，发达国家还普遍采取了其它一些税收政策，如征收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新鲜材料税。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通过实行“绿色税”等措施，利用政策导向和经济杠杆，促使企业、公民自觉地为建立循环型生态社会进行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推动建设循环型经济社会。
利用奖金等多种奖励手段。政府可以设立一些具体的奖励政策和制度，重视和支持那些具有基础性和创新性、并对企业有实用价值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新工艺、新方法，通过减少资源消耗来实现对污染的防治。如美国1995年设立的“总统绿色化学挑战奖”，英国2000年开始颁发的JerwoodSalters环境奖。日本政府在许多城市设立了资源回收奖励制度，目的是要鼓励市民回收有用资源的积极性。为促使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报纸、硬板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在全市设置了80多处牛奶纸盒回收点，以免费购买图书方式鼓励市民回收牛奶纸盒;对回收100只铅罐或600个牛奶罐的市民予以100日元的奖励。泰国曼谷市建立“垃圾银行”，鼓励少年儿童收集垃圾、分类装袋，并交由“垃圾银行”处理。“垃圾银行”每3个月计息一次，以铅笔、书本、袜子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利息，予以奖励。
(三)建立约束机制
政府优先购买资源再生产品。通过干预各级政府的购买行为，促进资源再生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占据优先地位。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优先购买的相关政策或法规。联邦审计人员有权对各联邦机构的再生产品购买进行检查，对未能按规定购买的行为将处以罚金。在河北省的循环经济建设中，我们也不妨效仿这一手段，并通过立法形式加以巩固。
【摘要】新准则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会计理念的转变：由收入费用观到资产负债观。笔者试图从几个方面阐述新会计准则的资产负债观，进而提出在新形势下企业如何尽快融入到这种变化中，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关键词】会计准则；资产负债观；所得税会计
一、资产负债观的基本概念
（一）资产负债观的定义
资产负债观是指以资产、负债的概念为基础和核心，定义利润及其构成要素，企业中所有存量的变动是其增加经营活动成果的最好且惟一的证据。它把会计看成一种计量资产和负债的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定期和经常地估价来计量各项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乃至整个企业的价值，因此认为企业净资产的保持和增值是衡量企业的主要指标，并通过资产负债表加以反映，损益表的确定仅是计价过程的一个副产品。资产负债观以资产负债表为重心，强调全面收益，收益由净资产的期初期末余额之差产生。
资产负债观认为收益的本质是某期间净资产的增加，不考虑交易或非交易，只要引起净资产变动就确认收益（所有者的投资及对其分配利润除外）。它不主张采用历史成本，要求资产和负债采用现行价值或公允价值来计量，强调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应当着眼于资产和负债的定义、确认和计量。资产负债观为经济实质提供了最有力的概述，是准则制定过程中最合适的基础。
（二）资产负债观在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应用
在FASB和IASC中都把“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产特征（或“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负债特征）作为资产（或负债）的原始确认和决算确认的依据，那些不符合资产和负债定义的事项则不作为资产和负债进行确认；另外不仅将部分存量的公允价值计入资产负债表，还将不能视作已实现的收益，或计入所有者权益部分，或作为其他全面收益项目计入全面收益表之中，待该收益实现时再将其转入利润表。
具体体现在：IAS39将金融资产分为买卖目的的金融资产、到期持有投资、贷款或应收债权、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四个类别。对买卖目的的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当有可靠和可计量的公允价值时，用公允价值进行计价。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发生期间的利润或所有者权益中。在选择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处理方法时，规定存量的计价差额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
（三）资产负债观在我国的应用
在我国，资产负债观典型的体现是《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中对于所得税的会计处理。原《企业会计制度》对于所得税的核算方法，既有应付税款法，又有纳税影响会计法，但不论哪种方法，都是收入费用观的具体体现。而《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则统一规定：对于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要求企业取得资产和负债时，应当确定其计税基础。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与其账面价值存在差异的，应当确认所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
所得税准则这一核算方法的改变，正是资产负债观的典型体现。此外，新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在长期股权投资、企业合并、债务重组、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方面的大量使用以及有关研发费用的处理规定都是资产负债观的具体体现。
二、资产负债观在所得税会计中的具体表现
（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在所得税的会计核算方面贯彻了资产、负债的界定，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涵义。从资产负债角度考虑，资产的账面价值代表的是某项资产在持续持有及最终处置的一定期间内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总额，而其计税基础代表的是该期间内按照税法规定就该项资产可以税前扣除的总额。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的，说明该项资产于未来期间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低于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产生可抵减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的因素，减少未来期间以应交所得税的方式流出企业的经济利益，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反之，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两者之间的差额会增加企业与未来期间应纳所得额，对企业形成经济利益流出的义务，应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更加注重交易和事项的实质，关注交易和事项的发生引起资产或负债的变化，强调必须严格按照资产及负债的定义反映有关交易或事项的所得税影响。
（二）暂时性差异的理解
所得税会计准则引入计税基础来计量会计与税收背离的差异，使得暂时性差异比收益表债务法下的时间性差异范围更加宽泛。这是因为，时间性差异反映企业会计税前利润与应纳税所得额之间的差额，而利润虽然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暂时性差异反映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而资产和负债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全部。因此，引入计税基础，可以计量会计与税收背离的所有差异。即：暂时性差异=所有时间性差异+其他暂时性差异（其他直接计入资本公积或企业合并的交易和事项产生的差异）。在计算暂时性差异的时候，则需要确认资产和负债的计税基础。比如，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这种确认的标准完全遵循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基础，体现了资产负债观中以资产、负债的概念为基础和核心的特点。
（三）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根据资产负债观的理念，会计准则首先规范和重在规范所得税会计的主角，即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确认及计量。原来的递延法或收益表债务法下的“递延税款”项目，主要起到差额平衡作用，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本质上与其他资产或负债无异，反映未来能为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流入或发生的经济利益流出，即未来与所得税相关的现金量。发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引起企业承担所得税义务增加，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出，应确认一项负债即递延所得税负债；发生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引起企业未来纳税义务减少，导致未来经济利益流出的减少可视同未来经济利益流入的增加，形成一项所得税利益，应确认一项资产即递延所得税资产。
所得税会计中，还将“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作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分别列示在财务报表中，严格地遵循了资产负债观的宗旨；在处理所得税税率变动的问题上，为了能真实反映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金额，还规定了应按照已知未来的税率来计量，调整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并根据资产或负债的增减变动，确定对变动当期所得税费用的影响。
（四）所得税费用的计算过程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基本核算程序如下：
1.确定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
2.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
3.比较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确定暂时性差异；
4.根据暂时性差异和适用税率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
5.根据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增减变化及按税法规定本期应交所得税额，确定所得税费用。
由上面不难看出，所得税费用的计量取决于有关资产或负债的增减变化，而且，由于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在报告期内随时可能发生增减变动，其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也会随之相应变化，因此，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时点一般在资产负债表日。
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核算程序清晰地体现资产负债观的理念，先确认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后确认所得税费用。在所得税资产或负债得到可靠、完整反映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增减变化确认及导出所得税费用。
（五）所得税殊问题的会计处理
在核算所得税会计中，某些可抵扣项目，允许抵减未来的应纳税所得额或直接抵减未来的应交所得税额，从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它们的特点是确认为资产，但却有计税基础。实质上，它们是企业获得的所得税利益，即企业整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未来流入时可在税前列支或直接抵减应交所得税的金额，是一项隐性资产。此类特殊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其实是资产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比较的结果，该项目计税基础所反映的将来可从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为暂时性差异。
除此之外，在处理企业合并时产生的暂时性差异和计入权益的交易事项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的时候，也是本着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的基本定义来确认计量的，严格地体现了资产负债观的基本特征。
三、结束语
关键词：外资并购；立法
中图分类号：DF411.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525(2004)01-021-05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一)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现状
以市场为取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企业并购的蓬勃发展。为了建立健康、有序的并购市场，规范并购行为，国家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
在2002年以前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少，远远滞后于外资并购的迫切需求，对外资并购的规制主要适用现行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规。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的蓬勃发展，促使我国加快外资并购的立法步伐。自2001年11月以来，政府有关部委了一系列关于“外资并购”方面的办法和规定，使得外资并购在政策上的障碍逐渐消除，可操作性明显增加。
2001年11月，外经贸部和证监会联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对允许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A股或B股和允许外资非投资公司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通过受让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购国内上市公司股权。2002年4月1日．中国证监会并实施《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7号——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使外资发起设立上市公司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4月起，新修订的《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的内容，中国基本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许多以往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开始解禁。2002年6月，中国证监会颁布《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规则》和《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设立规则》。这两个规则的颁布和实施表明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成定局。2002年8月1日起，开始执行新的《外商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外商的投资范围扩大到现有的任何一家公共航空运输企业。10月，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其中对上市公司的收购主体不再加以限制，外资将获准收购包括国内A股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此《办法》于12月1日起正式实施。11月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11月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11月8日，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2002年12月30日，为规范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并了《关于加强外商投资企业审批、登记、外汇及税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相关审批程序和出资缴付期限作出具体规定，并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2003年1月2日上述四部委又联合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自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该《暂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形式、外资并购的原则、审查机构、审查门槛、并购程序作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是我国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专门性的规制外资并购的行政规章，是我国外资并购法律规制的基础。标志着我国外资并购进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二)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不足
我国外资并购立法存在如下不足：
1．欠缺体系性。外资并购立法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然而我国在外资并购立法上缺乏一个完善的规制体系。现有的立法基本上遵循“成熟一个制定一个”或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指导思想，表现为外资并购立法缺乏规划性、超前性。由于没有一部能统率外资并购相关法律规范的基本法，有限的外资并购立法在不同效力层次和规制领域上缺乏相互的配合，经常出现法律规范相互间的冲突和无法可依的状况。显然，近年来的外资并购客观形势的巨大变化，已经促使立法部门认识到这一不足，2003年1月2日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制定并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该规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资并购无法可依的局面，在短期内将临时起到外资并购基本法的作用，但由于其效力位阶偏低，这一作用将大打折扣。
2．法律效力偏低。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关于外资并购的专门立法均为部门规章，立法效力位阶的低下影响着需要配合的各种立法之间的协调，本应作为外资并购基本法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如与其他立法冲突，则会排除其适用的可能性，加之规章的不稳定性，可能导致外资因难以预期、增加投资风险而怯步。
3．内容不完备。外资并购的规制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相互配合。纵观各国的立法，可以发现在完善的外资并购立法体系中，外资并购审查法、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等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反垄断法早已提上立法议程，但到目前为止仍迟迟未能出台。证券法虽然专门针对上市公司收购问题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但其中存有明显的疏漏与缺陷。如《公司法》对合并有明确的规定，但内容过于原则，对外资以并购形式设立公司和以绿地投资②设立公司未有区分。作为并购中重要环节的资产评估，特别是无形资产的评估缺乏相应的立法予以规制。
4．缺乏协调性。外资并购实践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我国法律之间不协调、不衔接，甚至是相互矛盾造成的。如《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被兼并，由各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负责审批”；《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34条规定：“企业被兼并须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而《关于加强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管理的通知》则指出：“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要经地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由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国务院审批，所有特大型、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要报国务院审批。”《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第6条规定，审批机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或省级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以上是关于国有企业被并购时的审批制度。关于集体企业并购是否要经过或如何经过批准这点上，有关的规定也不一致。相互矛盾、缺乏协调的规定，往往使并购主体和司法机关无所适从。
二、建立和完善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系统
(一)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1．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外资并购立法价值取向应当通过考察外资并购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功能和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来确定。我国外资并购立法的价值取向应为：注重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促进有效竞争，吸引外资并遏制其消极影响，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2．外资并购立法的基本原则：
⑴经济安全原则。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的基石，是其安全和政治安全的保证。判断国家经济安全的标准：一是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二是国家是否有能力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⑵促进有效竞争原则。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分配主要由市场来调节，资源配置过程是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过程，市场机制发挥调控作用的基础是有效竞争的存在，外资并购可以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实现规模经济，改善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但是，外资并购必然形成生产的集中从而导致垄断，垄断企业不仅会操纵市场和价格，而且还会阻碍生产和技术的进步。因此，为了保护有效竞争，维护优化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均制定了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规制。
⑶效益原则。要想建立规范化、市场化的外资并购体系必须最大限度地运用企业并购市场的机理，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的职能定位，以改革效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作为外资并购的基本原则。
⑷保扩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利益原则。我国企业股权结构中存在着国有股和法人股，导致股权分布的不均衡性。较为分散的少数股东，由于决策权力的微弱加之信息的不对称，其利益往往得不到保障。应建立和完善保护少数股东的信息披露、公开收购、强制收购、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等法律制度。外资并购必然伴随着目标公司的大量裁员甚至消失，因此目标企业劳动者以及债权人的保护也很重要。外资并购必须公告债权人，保证债权人的抗辩权，同时要合理安置职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1．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模式。
对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种模式。
⑴“单轨制”模式。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废除“双轨制”立法模式向“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变已是大势所趋。所以，外资并购和我国国内企业并购的基本法应合二为一，即制定一部涉内、涉外同时适用的《企业并购基本法》，作为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统率和核心，同时作为外资并购相关法律制度的依据和基础。该观点同时主张外资并购与国内企业并购性质上毕竟存在一些差异，对此《企业并购基本法》应作例外规定。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制定《企业并购法》及与此相配套的法规，把适应市场经济客观需要的政府指导作用，产权的合理转让，资产、资金的流向用法律的形式确立起来，以适应日益高涨的企业并购潮的需要。
由于以英美为主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企业并购立法方面并不区分外国人和本国人，因此“单轨制”模式看起来符合国际潮流。但不能仅仅注重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而忽视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正在初步形成阶段，民族工业相当薄弱，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此情形下，采用“单轨制”必然会对我国民族工业形成巨大冲击，我国入世谈判所取得的逐步开放成就也等于自行放弃。事实上，即使在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并未对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实行“单轨制”而是采用了分别立法的模式。从法律关系角度分析，《外资并购法》既包括规制国家对外资准入进行监管的公法规范，同时也包括规制平等并购主体之间的交易行为的私法规范，这在立法理论和立法技巧上难以协调，不利于对外资并购进行有效规制。
⑵“双轨制”模式。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鉴于我国市场经济发育尚不成熟，我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弱，民族工业尚需适度保护。因此，我国应参考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外资并购法律制度，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立法予以规范管理，并将外资并购纳入外资管理的范畴，比较适合我国的国情。据此应制定单行的《跨国并购法》或《外资并购法》专门规制外资并购行为。
“双轨制”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规制，虽然能根据我国国情对外资进行有效的规制，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忽视外资并购和国内并购的广泛共性。事实上，在企业并购的民商事立法领域我国对外资和内资并不严格区分，实行同样的待遇。如果无视这一点对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分别进行规制，必然造成立法上的繁琐、矛盾和重复。同时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容易产生在形式上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的嫌疑。
⑶“外资法”模式。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外资并购涉及的多种社会关系，使得外资并购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外资法、公司法、证券法、劳动法、国有资产保护法、税法等法律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确定外资并购的立法模式时要充分考虑如何实现以上法律之间的协调配合，避免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和重复立法，因此应当制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其中专门对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和外资防范政策作出规定。统一的《外国投资法》将取代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对外资的概念、具体形式以及外资的待遇作出规定。
笔者认为第三种模式，即“外资法”模式较为可取，但应做进一步的完善。该外资并购的立法模式应以重构我国的外资法体系为前提，拟重构的外资立法体系的主要思路是：将现行三部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分离，作如下处理：第一、将调整外商投资企业设立、机构、终止、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等内容划归《公司法》或《合伙企业法》等企业组织法；第二、建立新的《外国投资法》，将外国投资的方式、外资的准入和产业导向、外商待遇标准等问题作为新的《外国投资法》调整的内容；第三、将与外商投资企业有关的监督和管理问题(如外汇、税收和技术引进等)则可直接纳入相关的经济管理法律部门之中，不必留在外资法中。按这种思路重构后，外国投资法就会有一个清晰的法律结构图：第—层次是我国《宪法》中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地位规定；第二层次是《外国投资法》；第三层次是有关具体企业组织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第四层次为地方有关立法。
在重构我国外资法体系的前提下，外资并购立法体系应做以下革新：首先，制定外资并购的基本法，对外资并购的准入进行规制。外资并购的基本法统一于《外国投资法》之中，《外国投资法》将对外资新建、外资并购及其他形式的外商投资进行统一规制，以鼓励外商对华投资、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为目的，内容包括外资的概念，外商投资的类型，投资的行业限制，外商投资审查的机构、程序和标准，法律责任等规范。其次，在外资并购交易阶段，实行国内并购和外资并购合一的立法模式。因为，在这个阶段涉及的法律关系主要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私法关系和国家基于市场效率和竞争因素进行适当规制的公法关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这两类法律关系的规范不应以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有所不同，而主要是依据企业的责任形式予以区别对待。再次，应当制定《企业并购条例》，主要是对并购交易过程进行规制的行政法规。其目的在于调整平等并购主体的交易行为。在革新的基础上建立的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由四个层次的立法所组成：核心层是外资并购基本法，是外资并购法律体系的基础和核心；中间层是规制外资并购的主要部门法，包括公司法、反垄断法、证券法、合同法、企业并购法等；外部层是对规制外资并购起一定作用的部门法律，如：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境法、中介组织法等；超外层是指与外资并购有关的规章、制度及司法解释。
2．外资并购立法体系的作用机制。
外资并购的社会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对外资并购市场准入的管理关系；另一类是外资并购的交易关系。外资并购的交易关系又包括平等并购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和国家对并购交易的监管关系。对外资并购的立法规制同样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调整国家对外资并购准入进行监管的公法规范；另一类是调整外资并购交易的具有一定公法内容的私法规范。在外资并购准入阶段主要由外资并购的基本法进行规制，在并购交易阶段由同样适用于国内企业并购和外资并购的立法体系进行规制，主要包括民商法等私法规范，也包括反垄断法等公法规范。
(三)外资并购基本法
1．外资并购基本法的立法模式。正如前文所论，我国的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当采取在将来统一制定的《外国投资法》中设专章予以规定的立法模式。在现阶段，我国颁布的自2003年4月12日起施行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将在实质上起到外资并购基本法的作用。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该《暂行规定》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现，其较低的效力位阶难以担当作为外资并购立法核心，统率各相关部门法的作用。同时，其名称中又冠以“暂行”更加增加了该法的不确定性。因此，《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仅应作为过渡时期短期内的立法规范，一俟时机成熟，应当马上制定《外国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进行统一规制，如此将大大推进我国外国投资法律环境的改善。
2．外资并购基本法的性质及主要内容
外资并购基本法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外资并购的含义，外资并购的主体，外资并购的产业导向，外资并购的方式，外资并购的待遇，外资并购的审查，外资并购的法律适用，法律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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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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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刘李胜、邵东业、庞锦.外资并购国有企业一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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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蔡红.我国外资并购立法模式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1,(5).
⑥慕亚平、黄勇.外资并购的形式、存在的问题及法律调整[J].法商研究，1999.(6).
关键词：营改增 交通运输业 税负
1、引言
营业税改增值税简称为“营改增”，“营改增”就是把原来属于营业税的征收范围改为增值税的征收范围，这是为了减少重复征税环节。此次的改革是继增值税转型改革后的又一项重要的减税改革，此次的改革是通过具有抵扣机制的增值税来减少对企业重复征税的不足，减轻企业的税负负担。
交通运输业属于第三产业，是典型的生产型服务行业。我国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完善了我国税制，通过优化税制结构，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支持。这样不仅促进了经济机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2、交通运输业“营改增”概述
2.1纳税人的认定
根据交通运输业“营改增”试点城市的相关规定：单位以承包、承租或者挂靠方式进行经营的，承包人（包括承包人、承租人、挂靠人）以发包人（包括发包人、出租人、被挂靠人）的名义对外经营的，并且发包人承担相关责任的，其发包人是纳税人，反之则是承包人为纳税人。交通运输业的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是年应纳增值税销售额大于且等于500万元的纳税人和内河、公路货物运输业自开增值税发票的纳税人。此外，对于那些会计核算体系较为健全的、能够准确提供税务资料的小规模纳税人也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
2.2计税方式和税率
“营改增”的计税方式主要包括一般计税方式和简易计税方式两种。根据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试点政策规定，一般计税方式是指用纳税人的当期销项税额抵扣当期进项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的计算方式，其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到下期继续抵扣。简易计税方式是指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应税服务的，可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同时不得抵扣进项税额，其应纳税额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销售额 ×征收率。一般纳税人提供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特定应税服务，可以选择使用简易计税方法，但一经选择，36个月内不得进行变更。交通运输业的一般纳税人一般采用的是增值税的一般计税方式来进行计税，其税率为11%。而交通运输业中的小规模纳税人用的则是简易计税方式，其税率为3%。“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税率的变化，如表一所示：
表一 “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税率变化表
3、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对纳税人的影响
3.1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后对一般纳税人的影响
“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对其劳务和外购的固定资产增值额可以进行进项税抵扣，但随着税率的大大上升，可作为抵扣的项目却偏少，使各个试点城市的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税负没有得到减轻，反而出现上升的趋势。例如，上海某一陆路运输企业，企业规模大，属于一般纳税人企业该企业某月为另一公司做运输服务，取得了3000万元的不含税收入，其中可以作为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140万元，那么该公司的该月的应纳税额计算如下：在“营改增”前，该企业应纳营业税=3000×3%=90（万元）；在“营改增”之后，该企业的应纳增值税=3000×11%-140=190（万元）。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营改增”之后，交通运输业一般纳税人所缴纳的税金比以前更多了，企业的税负负担增加了。在实际的运行中，由于各项费用（如过路费、人工费、租赁费、保险费、过桥费、折旧费、各项损耗费等）并没有纳入增值税进项税抵扣的范围，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经营的成本要比以前多很多。
3.2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后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影响
应税服务年销售额不足500万元的企业被认定为交通运输业的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其税率为3%，其计算公式为：应纳增值税额=销售额含税收入÷（1+3%）×3%；营业税的计算公式则为：应纳营业税额=含税收入×3%。从上面可以看出，在“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有所变化。例如，上海市某运输企业，年营业额不足500万元，属于交通运输业小规模纳税人，某年该企业为另一公司做运输服务，获得了含税收入450万元，该企业的该年的应纳税额计算如下：在“营改增”之前，该企业应纳营业税=450×3%=13.5（万元）；在“营改增”之后 ，该企业应纳增值税=450÷v1+3%w×3%=13.11v万元w。因此，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交通运输业“营改增”之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有所减少。
4、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后存在的问题
（1）在交通运输业“营改增”之后，一般纳税人出现税负增加的情况。从上海试点这一例子来看，我国税收体制在实践后已经获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际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提到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后对一般纳税人的影响，从其中的例子可以看出，许多交通运输服务企业的税负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所加重，这一情况的出现，说明“营改增”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2）交通运输业“营改增”税收政策不够完善。对于运输企业来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取得相当不容易，如何合理、合法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以后，可以抵扣的范围太小，交通运输服务业在运营中支付的过路费、过桥费、租赁费、折旧费等都不在可以抵扣的范围内。对于某些小规模纳税人来说，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过程非常复杂，申报纳税的费用比所纳的增值税还要高。由于普通发票无法代替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进项税抵扣，所以许多货物公司不愿意收取普通发票，这使得有些属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虽然享受着零税率待遇，但是却处于无法确实享受的窘境。对交通运输业来说，应纳增值税的核算要比营业税复杂许多，企业大大的需要懂得纳税的人员，否则，有可能会使企业面临多纳税或者少纳税的风险，使企业的成本增加。
5、建议与对策
5.1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加强我国的相关税制建设
交通运输业“营改增”可以抵扣的进项税的抵扣范围太小，在税率上调的同时，使得交通运输业纳税人负担加重，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想办法增加抵扣范围。例如，我国交通运输业成本中，保险税、过桥费、过路费、租赁费等作为不可抵扣的进项，可以在经过讨论后适当的增加可以抵扣的范围。所以，可以在税法的条款中增加，来作为可以抵扣的条款，从而减轻一般纳税人税负负担。同时，政府可以直接把税率调低，加强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难题。
5.2加强企业的管理
（1）积极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交通运输服务企业在购入固定资产、进行修理修配劳务时尽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进行进项税抵扣，来减少经营成本。
（2）适时购入固定资产。一般来说，企业在出现大量增值税销项税期间购入的设备等固定资产可以进行进项税全额抵扣。但在特定的时期，如果企业购置固定资产过于频繁，也会造成进项税额无法全额抵扣的现象。所以，在“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需要重新规划其生产经营活动，对购置固定资产等重大经营决策时进行科学规划，有效并合理的对企业重要资源进行更新，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税收负担。
（3）重新规划业务流程。业务流程的合理规划有助于交通运输业合理避税。例如，一家从事混合经营业务（运输服务业务和仓储业务）的企业，如果不能有效的将运输服务业务和仓储业务分开，那么“营改增”后该企业就混合业务所产生的营业额都将按照11%来进行纳税，但如果将它们合理的区分开来，则仓储业务所产生的营业额就能按照6%来进行纳税，有效的使企业进行了合理避税。
5.3税务机关、企业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 税务机关、企业应当加强对交通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管理。如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获得、管理等进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同时，作废、传递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应进行统一管理要求。对于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小规模纳税人，税务机关需要对其经济业务的合法性、真实性进行核实管理。另外，交通运输服务业企业内部的财务部门也需要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管理等进行严格要求，其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传递部门也应该积极的提高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知。
6、结论
总而言之，国家实施“营改增”税制改革，肯定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中型交通运输服务企业在“营改增”实施的过程中，短期税负负担的确有所增加，但从长远来看，绝大多数交通运输业企业的税负负担肯定得到了降低。因此，我们应该积极乐观的面对“营改增”税制改革，相信国家会针对出现的新问题制定出相关的政策。
参考文献
[1]吴惠婷.营改增试点对交通运输企业的影响.财会月刊.2012年8月
[2]柴维宾.营改增对物流业税负的影响.现代商业.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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