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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市场经济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责任保险；市场；监管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9)09-0063-02
政府监管的目的主要是纠正市场的不足，阻止违法行为的产生。监管还通过减少保险人破产的可能性来稳定市场，对市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成为最明显的一种市场外部力量。监管的主要责任就是代替消费者对保险人的财务稳定性进行监督，确保保险合同的易于履行。
监管者要求公司保持一定的风险，以消除由于有限负债所带来的激励机制。当责任方不能补偿受害方时，第三方如保险公司补偿受害人。当公司不能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进行充分补偿时，未补偿的责任使得社会的福利减少。未承保的风险对于社会产生了负的外部性。监管者要求公司去购买充分的保险来阻止这种对社会而言的共同的外在风险。
资产和风险的多样化具有防范功能，可以减小一次事故所带来的严重的资本损失。通过购买保险的多样化，可使得受害人得到足额的公平的赔偿，而且还可以保护公司免于财务危机或破产。对于那些事故产生的原因是意外而非过失或疏忽时效果就更加明显。
1 责任保险市场的双重监管对象
1.1责任保险市场对保险人的监管
在美国，州保险监管机构为了减小保险机构的破产规定了准备金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将一定量的资产以准备金的方式保留在公司内部。这项措施有效地限制了财产保险公司所签发的保单的数量，从而保证了保险公司对于超过保费收入的索赔也具有理赔能力。
以无风险流动性资产形式存在的强制最低资本金要求被用于限制保险人的过度扩张。保险监管者通过限制保险公司的杠杆作用来减少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性。杠杆作用适用于这样的一种业务扩张：保险人用其资本(或盈余)来承保新的业务。新承保的保费与盈余的比例就是衡量杠杆作用的一种方法。
由于保单价值的波动性，责任保险的现金价值是不存在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保单的价值就是保险人为了履行保单的理赔义务而在将来要赔付的量。于是保单的价值就是那些能影响未来赔付量的将来未知事件的函数。该价值经常偏离预期值，因为实际的赔付额只有到保单理赔的时候才会清楚。
监管者还会限制保险公司所持有的普通股股票的数量。相比于其他的可选择的投资，比如国库券，普通股股票具有很大的损失风险。保险公司的资本被要求以一定比例的低风险、高流动性的资产来持有，以便满足保险理赔的需要。监管的目的并不是禁止市场机制的运行，而是要限制风险的过度扩张。
1.2责任保险市场对投保人的监管
保险人并不是政府监管的唯一目标。在很多情况下，保单持有人必须依照法律持有保单。监管通过要求私人企业购买保险来避免对其为数众多的员工产生消极的影响。如果这种监管没有到位，那些厌恶风险的公司将不会购买责任保险。在完全有效市场，任何企业发觉面临的是低风险时，他们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都不倾向于购买保险。相应地，如果这种风险是高风险，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将更倾向于购买保险，以避免可能产生的损失。
然而，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有效地避免那些不合适的或错误的企业决定。如果没有监管，一些企业不计后果的行为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制定保险采购的监管法律可以很轻松地消除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处境。社会或政府发现没有购买保险的伤害行为的负面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强制推行责任保险。
2责任保险的外部性浅析
责任的存在并不会必然地促使潜在的侵权人去购买充分保额的保险。一家公司的资产表明了其对消费者的侵权或伤害所能承受的最大赔偿额。当赔偿责任超过其资产时，这家公司将不太倾向于购买保险来保护自己，因为他们将会视这种责任为一种恰好相当于公司资产的一种财务罚金。换言之，超出侵权一方资产的责任将不会被侵权方所考虑。如果没有法律所要求的保额的话，对受害方的赔偿将会受到侵权方资产额的限制。侵权方认识到他们仅需用一部分资本就能满足任何必需的赔偿，这就给了这些公司一种不考虑后果而采取放大风险的行为的激励机制。
保险人的偿付能力应该被清晰地公布，并且其已经成为了监管的主要目标。由于保险合同保障的是一段时间内的风险，所以部分保险人有接受过大风险的倾向。当保险人的这种行为被纵容的时候，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也随之上升。保险监管方了解这种激励机制，然后通过减少保险人接受的风险量来限制保险人的这种倾向。资本准备金要求和投资方向的限制是监管者常用的两种手段。
对于保险人来说，其提供的保额不充分或者没有满足保单持有人的需求，这种激励机制就会呈现。因为责任保险经常是被政府管制的，对于被保险人来说，它在费率谈判和保额确定方面不具有优势，所以保额是有可能不充分的。
保险公司也是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保险公司为了提高收入，也希望能将闲置的资本进行投资。这种投资是保持保险人的资本、提高偿付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合理的并且常用的资金运用方式。但是，当保险人被高回报吸引而进行风险投资的时候，道德风险就随之产生。投资损失可能会导致保险人不能履行保险合同的赔付责任，甚至会破产。保险人也可进行长期投资，不过如此一来，保险人的资本就被长期投资所占用，而被占用的资本也不能用于理赔，这就造成保险人不能对现有的保单提供充分的保障。
在购买保险的情况下，保单持有人可能不会积极地避免损失。较高的风险对于购买保险的他们而言，并不是很危除的，因为通过保险，他们把风险责任转嫁给保险人，于是出于提高利润的考虑，他们会增加风险投资，客观上使自己的风险增加。
现实的环境使保险人几乎不可能从被保险人那里获取完全、准确的信息。市场条件和被保险人的信息都是经常变动的。随着保险人的不断变化、发展，信息收集的成本和渠道受限的信息很快就会过时，这将使得评估一个被保险人的真实风险变得很困难。
被保除人商业行为的不正确显示可能会降低保险人对单个保单持有人的风险测度。例如：在建筑行业中，保单持有人可能在建筑过程中采用削减支架或使用假冒的建筑材料来降低成本，这时道德风险就产生了。这种负面激励产生的原因就是当保单持有人购买保险后有恃无恐，为了高利润而不择手段。由于不能对保单持有人进行有效的监督，将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激励。
3责任保险市场监管的外部性分析
责任保险市场一般是有效运行的，只有当市场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除外，在市场进行调整的时候，保险人赢利能力的下降将会使保险人改变风险责任，并且还可以把矫 正市场的压力推给监管者。保险人提高保费，被保险人承受高成本，双方都在就法律和监管的问题进行沟通的时候，通常是整个保险行业处于不景气的阶段。所以保险监管的方法或手段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以防止那些会对整个市场造成冲击的偶然事故的发生。任何法律或监管手段实施之前，都必须弄明白上述实施会对行业周期的每个阶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由于被监管的保险公司都有严密的组织、多样化的财务手段，再加上其对行业最佳运行效率的较深理解，他们常常会尽力地避开那些监管。行业的其他公司由于拥有较少的资源和缺乏组织性而不可能避开监管，所以会对大郎分的监管发出抗议。整个行业想以整个社会为代价来获得那些在制度设计和执行起来对自己有利的监管。串通将会破坏监管的目的，使其由基于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转变为特定团体的福利最大化，尽管有缺陷，但监管的目的还是提高市场效率，阻止危险行为的发生。
现在假定特定利益集团和市场外部组织不会对市场产生影响，政府干预保险的目的就是解决市场存在的同有的缺陷。监管被用来减少保险人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的可能性。因为保险人的破产会产生连锁反应，不仅会伤害被保险人的利益，还会伤害到那些与保险人无直接关系但是有问接关系的第三方。
侵权法会对责任保险的条款制定和理赔产生很大的影响。它经常由于含糊不清的表述而产生了错误的分配方式。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保险监管的一个目的就是减少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首先要做的就是阻止道德风险的产生，此外还要充分地保护那些存在负外部性的没有投保的损失。
卢现祥，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部部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评估与研究中心主任，湖北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法学会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等。
二、研究方向及主要贡献
一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研究。主要出版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本）、《新制度经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0年第二版）及《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2012年第二版）。这三本书都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探讨，各有特色和侧重点。专著《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新制度经济的专著，多次重印，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1年4月29日北京世纪读秀技术有限公司的“被引次数最多的图书”显示，1996年出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251次，在经济学类排在较前面。CSSCI评析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五年内在经济学领域被引100次以上的著作”中排名第9，五年内被引246次。在我国2000—2004年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前96种图书中，卢现祥教授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排在第19位。
二是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释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问题，注重中国现实问题的剖析，关注国计民生。近年来以寻找一个好制度为主线，以现实问题为题材，先后在《光明日报》、《经济参考报》、《广州日报》、《长江日报》等发表了近百篇理论随笔，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并于2010年出版了《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随笔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这本随笔集出版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搜狐读书、凤凰网读书、当当网读书、中国文化传媒网等多家网站转载或连载。
三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并探讨一些转型中的中国现实问题。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这也是作为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吸引人的地方所在。经过筛选和修改，汇集成了这本《寻找一种好制度——卢现祥制度分析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这次选择了36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即制度理论、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与中国模式及中国经济问题。此前还出版了《寻租经济学导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和《有利于穷人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三、主要成就及获奖情况
卢现祥教授先后在《经济研究》、《研究》、《经济学动态》、《经济学（季刊）》、《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世界经济》、《财贸经济》、《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金融研究》、《改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了与制度经济学有关的文章80多篇，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问题，并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 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 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 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 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 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 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 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 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 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 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3） :181.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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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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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关键词] 企业家精神 职业经理人精神 MBA精神 成长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渐繁荣，以企业为生存平台，逐步形成了企业家、职业经理人、MBA等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伴随着对这些新兴阶层的关注，人们不禁要对其做出更进一步的认识，提出一系列的疑问。而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及其三者的关系正是这些纷至沓来的疑问中的焦点之一。
一、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定义及内涵
尽管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MBA三个阶层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而且三者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不同的企业经营者面目而独立存在的。然而在当前逐渐成熟规范的企业界，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类人，他们最初是MBA学员，而后步入职业经理人生涯，最后又创办企业，成为一名企业家。如果说早期的企业家更多是先从事企业实践工作，而后返回来学习MBA课程的话，那么有理由认为科学、规范的企业经营者成长模式正在日趋完善，并最终在企业家成长轨迹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即：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
1.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含义
目前学术界对企业家尚没有一个全面而统一的定义，溯其渊源，企业家一词的原文是法文：entrepreneur，其含义带有冒险家的意思，指当时领导军事远征的人，这种人需要承担风险，因而十八世纪后期的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鲍杜认为：企业家具有承担风险和创新两个重要特点。首先给予企业家较严格定义的是萨伊，他在《政治经济学论文》（1803年出版）和《政治经济学精义》（1815年出版）两本书中，把企业家看作经理人，经理人“把他所有的生产手段结合在一起，取得产品的价值，……不断重新建立起来他们全部资本，他所得的工资、利息和地租，以及属于他自己的利润。”随后，充分论证企业家定义和职能作用的是熊彼特，他认为经理不能都有资格被称为企业家，只有当他对经济环境能做出创造性的或创新的反映，从而推进生产的增长时，才能够被称为企业家。所以，企业家是促进物质生产增长的中心人物。
“企业家精神”是指人们竞相成为企业家的一种行为，其内涵是“着手工作，寻求机会，通过创新和开办企业实现个人目标并满足社会需求”。从以上对企业家的不同理解中，可以归纳出企业家精神表现为：
(1)承担风险精神。正如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博龙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2)创新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被称为“创新的灵魂”。正如1942年熊比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就是对传统生产力要素进行重新组合，从而使企业家成为企业的“催生婆”或走出困境的领路人。(3)强烈的责任心。
2.职业经理人及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含义
职业经理人是指运用资本所有者的资本、机器等生产资料，通过运用各种科学管理知识，使其与员工进行最优匹配、整合，并对市场信息进行把握、运用，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具有专门职业能力的企业经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经理人应该在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两个方面具有较高的水平，同时具备管理和决策两大社会职能。
本文认为职业经理人精神首先应该包含企业家精神中的诸多方面，其次也有其独特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1)克已敬业的奉献精神;(2)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具有领导力、想象力、判断力、组织力和坚持性;(3)敢于领先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较强的学习能力;(4)当机立断的决策精神。善于捕获时机，相机做出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
3.MBA及MBA精神的含义
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简称，首创于1908年的美国哈佛，于1991年引进中国，是一种注重实战能力的教育。经过近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MBA神话。所谓的MBA精神主要指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崇尚冒险和创业,鼓励对事业的追求,强调勤奋工作以创造富有生活,强调个人能力、毅力、智慧和决心,注重理性分析,讲求实际和办事成效，在某种意义上，MBA精神也可以说是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精神的一个综合，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1)诚实守信精神。要想做事，先学做人。而做人最基本的一条信念就是要以诚实守信为立身之本。(2)开拓创新精神。熊彼特曾给企业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从这个角度出发它说明了创新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样的，创新也是MBA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面。(3)积极主动精神。MAB要争当企业的“领头鸟”，积极应对市场变化，主动寻求企业发展契机，勇于承担责任，努力学会从CEO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凡事积极主动，先人一步。
二、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的比较分析
从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和MBA三者的关系来讲：MBA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实际操作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为直接目的，而职业经理人却并不都能成为企业家。据此分析，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和区别，三者只是企业经营管理者在“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成长模式的不同阶段中，着重拥有的品质的一个凸现。换言之，三者的精神是一个统一体，只是在经营管理者个人成长的各个阶段中，这一精神统一体的不同构成要素交替发挥着首要性作用。
1.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对比
从“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的经营者成长模式中可以看出，MBA在某种意义上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为直接目标，因而，可以认为MBA是职业经理人的初始化阶段，而职业经理人则是MBA的实践过程。因而现实中的MBA教育必须和职业经理人市场挂钩，加强学员对企业管理基本要素和经济环境的了解，对各种行业和行业典型企业的了解，对商业思维方法和沟通能力，信息收集和研究能力等的掌握，并在MBA教育中积极强调职业道德等文化教育。侧重培养职业经理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需的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实践经验和组织能力。职业经理人则应在管理实践中充分运用MBA知识，并结合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力培植实战能力。
2.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对比
在“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企业经营者成长模式中，MBA和企业家分处首尾两端。我们说，每个MBA都渴望有一天能独掌大权，成为企业家。因而MBA是经营者的最低阶段，而企业家是经营者的最高阶段。其最明显的阶段差别，说明了MBA应侧重于不断的培养管理技能、方法和信心，致力于敬业精神、团队精神的塑造。而企业家则要树立敢于承担责任、务实创新、善于协调各种关系、豁达的胸怀、平和的心态等企业家精神。
3.企业家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对比
首先，从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与企业的所有关系来讲，职业经理人有别于企业家。职业经理和企业家不同，他们通常不是其所管理公司的所有者，而是被雇佣来管理公司日常运作的人。其次，企业家注重创新精神，是企业的创立者；而职业经理人更注重管理能力，是企业的维持守护者。职业经理人的才能可以通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培养出来，而企业家则被理解成具有非常的创新、敏锐、敢于破坏和敢于建设的人，他们身上那种最可贵的创新精神是不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最后，企业家是敢于超越自己的资源去开拓事业的人。而职业经理人则主要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最大程度使其发挥作用。
三、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在参与企业运作过程中的冲突
尽管从单一的经营管理个体来说，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是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统一体。然而在由不同成长阶段上的经营管理者共同组成的企业管理层中，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MBA精神三者却在参与企业运作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迥然的作用，有时会产生尖锐的冲突。
1.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
MBA精神崇尚自由竞争和个人奋斗，这样会使MBA学员一面憧憬于典型的创业英雄事迹中，生搬硬套成功人事的所谓成功秘诀；另一方面，多从自己的成长角度出发，锋芒毕露，试图抢夺一些大事的决策权，从而导致急功近利。而职业经理人精神更多的是强调一种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有时会以牺牲个人的代价来谋取企业所有者的利益。当放任和规范、利己和服从相遇时，MBA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也就发生了。
2.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冲突
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精神常常使企业家会做出一些非同寻常式的大胆决策，这些决策更多的是建立在企业家以往的经营经验基础之上，带有随意性，冲动性和直觉性。而MBA则早以熟稔了成功企业家的创业事迹，在不知不觉中会陷入对他们的无意识模仿，并会在实践中囿于其中。这样，在遵循前车之鉴和信服超人直觉的两难抉择之间，往往就导致了企业家精神与MBA精神的冲突。
3.企业家精神与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
企业家多数具有英雄主义特征，有着传奇式的成功经验，如比尔・盖茨、松下幸之助、柳传志等。这样的风险冒进精神在企业创立之初，往往会极大地鼓舞士气，对于企业的顽强生存和迅速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恰恰又是这种精神在企业发展并走向正规化后，会因为所谓创业时期的成功经验，创造性举动以及企业家的管理随意性等，给企业的发展造成障碍，甚至毁灭企业，如史玉柱和他的巨人集团，以及马胜利和他的超级小造纸航母的由盛至衰。然而职业经理人精神则更加侧重于基于科学预测定位基础上的程序化规范管理。这就势必产生企业家精神和职业经理人精神的冲突：是要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意志性管理，还是要四平八稳波澜不惊的规范化管理；是循规蹈矩的发展，还是冲动型的开拓。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本文从“MBA职业经理人企业家”这一经营管理者成长模式出发所进行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MBA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各自有其独特具体的内涵，并且有时会出现抵触情况。但从一个经营管理者完全的成长模式来看，MBA精神、职业经理人精神和企业家精神只是其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精神体现，是一个互为基础的统一体，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正如一个人从幼年到青年到老年会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状态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着重注重经营管理者在其特定成长阶段上的阶段性精神培养，使三种精神贯穿于经营管理者的整个经营管理职业生涯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德鲁克彭志华译:创新与企业家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关键词] 人口流动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 预期收入
一、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本内容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达罗（M・P・Todaro）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和城市失业率是同步增长的，于是他从这一矛盾现象出发创立了自己的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城市中失业率的存在的事实，使得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决定因素是城乡经济结构差异以及迁移者对迁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其迁移的动力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城乡实际的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个是城市的就业概率，且后一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他把农业人口迁入城市获得就业的可能性与城乡动态供需因素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了人口流动模型。他的人口流动模型分为两部分，一是总量人口流动模型，一是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1.总量的人口流动模型
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就是： ，
，，
式中 代表第期农业劳动力流动的规模，表示城乡预期的收入差， 表示劳动力迁移规模是预期收入差的增函数， 为城市中获得工作的概率，是城市工资的实际水平。 是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表示城市失业人数。这就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总量人口流动模型。
2.个人迁移的决策模型
对于农村人口中个人做出迁移决策的情况，托达罗认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迁移的决策取决于由未来某期前就业概率的累加值决定的净收入贴现值 ， 即，
。表示贴现率，表示现代部门的实际收入， 表示迁移成本， 是期前迁移者找到工作的累加概率，它与不同，指的是某一时期迁移者被雇用的概率，他们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四个式子来表示：①，即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用的概率。
② ，这表示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的乘积。③，依此类推可以得出第四个式子即 时期与的关系。④。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可以看出，假设实际收入 与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概率就越大，从而它的预期收入就越高。这就说明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也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要高的。
根据托达罗的观点，城乡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值的函数，即：， ，若 ，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至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原因主要在于城乡收入差异扩大。
托达罗还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机制进行了分析，最终综合得出结论，他指出"或许这种模式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政策含义是，如果不全力以赴为改善乡村生活做出努力，而想大大缩小城乡传统部门的规模，都是十分困难的。""只要城乡实际收入的差距继续增大的速度足以抵消职位创造率的持续增长，那么，即使成功的寻求现代部门职位的较低概率能够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较高的持久收入的引诱，也会继续吸引乡村移民长期进入日益拥挤的城市贫民窟。对于这种潜在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失业大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是不应等闲视之的。" [1]
二、刘易斯的人口流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向城镇工业部门流动的两部门人口流动模型。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以农业部门或农村部门为代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以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又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部门是建立在不可再生的土地的基础上的，农业的生产技术简单，发展缓慢，且农业人口持续增长，导致劳动力严重过剩，长期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这样一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而现代的工业部门，生产的基础是再生性的生产资料，不断的资本投入和科技发展，使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发展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边际生产率是可以不断提高的，人们的收入也是可以不断提高的。因此不同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引致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从农村农业部门流入城市工业部门，而城市工业部门从高劳动生产率和流入劳动力的低工资支付中获得巨额的超额利润，不断扩大工业部门生产规模以吸引农业部门的富余劳动力，直到吸收完毕，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要想雇用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与农业竞争，农业部门就会向工业部门一样逐渐实现了现代化，二元经济也就变成了一元经济。
刘易斯模型的前提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劳动力转移过程也即是工业部门的不断扩张过程，他强调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发展经济学家研究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另外他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把工业化、资本积累与人口流动有机相结合，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点。但它也有自身的缺陷：①它暗含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例是始终不变的。②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无限的劳动供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③该模型只强调以工业部门的扩张来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而忽视了靠农业自身发展来吸纳剩余劳动力。④假定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城市中不存在失业也是不现实的。⑤该模型把城市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作为分析基础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1.失业人员增加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失业率居高不下。目前金融风暴使得中国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中国可能达到1.134亿的失业人口，据此数据可以计算真实的失业率是14.2%。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说，2008年以来中国南方已经有67万家工厂倒闭，因此提前返乡的农民工有670万。这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无疑是一个大的阻力。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军数量庞大。中国2008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是560万，约7成400万成了"待就业者"。2009年的毕业生630万，二者相加在一起1030万人。同时还有直接从中学校园走入就业市场的青年们，新军数量之大不容小视。
同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也有1.7亿之多，而且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还会有所增加，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就业形势严峻。
2.剩余劳动力本身的素质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转移就业的可能性
衡量劳动力科学文化素质的指标主要有文盲率、各种文化程度的人口所占比重、人均受教育年限等。从总体上看，2004年我国人口文盲率高达6.72%，远高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人均受教育水平仅有8年，而世界平均水平则是11年，美国13.4年，英国14年，法国13年，说明我国离人口资源强国的距离还相当大。
抽样调查显示，2001年当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当年转移总量的比重为23.6%，比上年上升4.7个百分点；初中文化程度的比重为62.9%,下降2.2个百分点；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0.2%,下降1.1个百分点；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经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比重为12.7%，下降12.4个百分点。如此文化程度与水平，要在日益科技化、机械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谋取一个职位，势必会遇到困难。虽然目前劳动力整体水平在提高，但还未赶上城市工业科技化进程所需要的劳动力素质水平。
3.乡镇企业近来发展速度减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给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552万人。"七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596万人；"八五"时期，平均每年增加688万人；而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乡镇企业受到剧烈冲击，发展速度趋于平缓，吸纳劳动力能力在下降，1990～1998年乡镇企业年均吸纳就业仅409万人，1996年到1998年全国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分别为1.3508亿、1.305亿和1.283亿，连续三年下降。其中全国集体企业1998年共安置就业职工2.4829亿，比上年减少498万，同比下降9.35个百分点。
4.靠城镇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任重而道远
截止2008年末我国城市化率达到45.7%，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相比差距较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因此，现实已经表明靠城市化进程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广大的空间。但是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诸多的因素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比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同时，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5.入世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格局将造成较大冲击
加入WTO，按照WTO的协议，农产品进口关税削减，这必将导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进入我国市场，将对我国农产品市场造成强大冲击，面对这一形势，农业必将提高产品科技含量且降低成本，以增强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而这可能导致一部分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收入下降，因而更加剧了其向往城市向城市流动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加入WTO后城市产业面临的冲击，将偏向吸纳技术人员，这对于技术层次较低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将造成威胁。
四、人口流动模型的启示
刘易斯人口流动理论强调靠工业扩张来吸纳剩余劳动力，忽视了通过农业本身的发展来吸纳劳动力这一方面。与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相比，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更接近我国现实，托达罗认为，发展中国家仅靠工业扩张是不可能完全解决其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且指出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动力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据有关部门统计，2004年我国农民工年均收入8000元左右，而城镇工人年均收入15000元左右。针对我国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时现存约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城乡收入的极大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村流入城市是不可避免的，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结果--城乡分割使得农村人口膨胀过速、劳动力绝对剩余、资源相对减少，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限制。根据我国的实践经验，应灵活掌握托达罗模型的政策含义，多渠道、多形式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靠发展农村经济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相结合的途径应为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最佳途径。
托达罗主张强调靠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就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这只是针对刘易斯的只强调扩张工业部门规模来吸纳剩余劳动力来说的，并不是说只能靠发展农业与农村这一条路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针对不同的现实、不同的国情，要具体灵活地运用理论模型，不能一味遵从理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灵活运用才是上策。针对我国目前情况，要取消硬性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代之以合理的疏导、管理；要加大扶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使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进城"，提高农民收入。
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建议
以劳动力就地转移与向外流动为向导，发展农业、农村经济与促进劳动力向城镇合理有序地流动相结合，促进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
1.抓住农业结构调整机遇，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
加入WTO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国外质优价廉的农产品的冲击，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品质，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任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充分利用这次退耕还林、还草等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宽农业生产新领域，通过农业综合开发，向其深度和广度进军。目前中低产农田占现有耕地的2/3，综合开发潜力非常大，应借助农业税费改革带来的农民积极性提高的契机，大力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大量的劳动就业机会。
2.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渠道
第三产业包括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产业，具有高劳动密集度、劳动力和资本进入相对容易等特点。众多的行业能容纳大量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蓄水池"。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达85万个。依靠第三产业解决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的通用选择。目前在我国农村，除了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以及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较高以外，其他如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行业较低，而计算机服务业、居民服务业、咨询业、信息业、旅游业等在农村几乎是空白，第三产业在农村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当前应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市场需求的第三产业的相关行业，扩大就业空间，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繁荣农村经济。
3.推进农村工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
所谓农村工业有一个说法就是：在农村范围内的工业就叫着农村工业，虽然这个说法有点牵强，但笔者个人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村工业的区域特点，这样它也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供了方便：能够就近选择。从形式主体上来说，农村工业主要指的就是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迅速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但是近年来，乡镇企业发展疲软，吸纳劳动力能力也在下降，因此应发展乡镇企业，提高对其资金上政策上的支持力度，从政策上给予其发展的空间，资金上给予其融资的方便，进一步加快其发展速度，提高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
4.努力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素质
农村剩余劳动力普遍素质偏低，不论是就地转移就业还是进城谋职都会影响其就业的可能性。目前，城市中失业人员大量存在，与城市中的大量失业人员相比，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存在优势。随着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也在提高，相应地就要求农业劳动力的知识水平、整体素质都要提高。因此，国家应增加对农村的教育投资，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顺利转移。
5.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形成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它将全国人口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对农业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及户口迁移作了严格的限制，以后又形成了诸多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曾一度使老实纯朴的农民无私奉献，为国家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程度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上升都使农村劳动力剩余。此时，户籍制度不仅限制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而且更限制约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当前应放开户籍制度的硬性约束，代之以合理的管理与疏导，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地、有目的地进行转移。
参考文献：
[1]托达罗（Micheal P・Todaro）.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M]//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8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韩令国．再驳房价上涨谣言 [EB/OL] ..
[3]梁沂滨．中国：迎接第13亿个婴儿的到来[N].经济日报，2005-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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