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3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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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法律条文辨析
《招标投标法》中有关标底的规定不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招标人设有标底的，标底必须保密。”
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设有标底的，应当参考标底。”
另外，第五十二条对泄露标底的法律责任作了规定。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四十条第一款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关于若“设有标底的”规定。结合上下文，并考虑到《招标投标法》关于招投标项目范畴的规定（第三条规定了“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还规定了科研项目），上述两款关于“设有标底的”规定可作两种理解：
1、因除施工外其他范畴的招投标与标底关系不大，“设有标底的”规定特指施工招投标；
2、施工招投标虽然可以“设有标底”，但也可以不设标底。
施工招投标到底是否必须设有标底？《招标投标法》对此并未言明。因此，依法律，决定权应归招标人所有。但依法理，却未必尽然。
二、《招标投标法》的双重性质
国家作为市场的监管者颁布法律以规范市场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招标投标法》的根本目的及基本性质。
但《招标投标法》还有其特殊性质，如若不然，有些条文是很难从法理上理解的。比如，《招标投标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
“招标人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应当招标公告。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招标公告，应当通过国家指定的报刊、信息网络或者媒介。
该款就有侵犯企业经营自的嫌疑。另外，《招标投标法》取消了原有的议标方式，这虽让人普遍叫好，但也需明了好在何处，否则就是侵权。
事实上，《招标投标法》有其自身适用的范围。第三条规定必须进行招投标的项目有三类：
1、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
2、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3、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此三类的重点在于第2类，即国家投资的项目。另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第1类及第3类项目中的大多数亦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这就决定了《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即《招标投标法》也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规范其具体人行为的法律规定。这种特殊性质在《招标投标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中体现得至为明显，该款规定：
“中标人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情节严重的，取消其二年至五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并予以公告，直至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与其他项目比较起来是如此的不同，纯粹系因《招标投标法》适用项目的特定性质及《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所致。不履行合同属民事行为中的违约行为，理当由违约人承担民事责任，第六十条的第一款就是关于这种民事责任的规定，但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可以取消违约人在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上的投标资格，除非从国家作为项目投资主体的角度理解，否则很难说这种规定符合民法原理。
基于同样的理由，第六十条第二款还规定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违约人的营业执照，肯定是由于在《招标投标法》的颁制中国家同时作为市场的监管者及项目的投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所引起的混淆所致，未必符合法理。简单地说，国家不能在踢球的同时又当裁判，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这种规定就有此嫌疑。
国家作为投资主体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其具体人的行为，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这可以说是《招标投标法》特殊性质的实质所在。
理解了《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则前述依法律施工招标中是否必得设标底的决定权为招标人所有就值得怀疑，因为《招标投标法》同样也没有明文规定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已授予了招标人这种权力，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因而可以随时收授这种权力。而国家收授这种权力的合理性，笔者以为，与是否体现了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的合理性紧密相关。这仍得结合标底来考察。
三、标底的法律意义
招投标最终所要导致是施工合同的订立。合同订立的程序系要约与承诺，一般而言，招投标是这种程序在某些情境中的细化。
按《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要约应具备以下条件：⑴清楚表明愿意按要约与对方订立合同的目的，⑵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⑶其内容必须十分确定。作为承诺，也应具备相应的条件：⑴在一定的期限内作出，⑵必须与要约完全一致，若与要约的出入不是对要约的根本性变动，而要约者又未在过分迟延的时间内提出异议，则仍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对要约与承诺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当，但仍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合同法》并未以要约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作为要约的成立要件。向特定的人提出既然是原则上的，那就有例外，比如悬赏广告。而这种例外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日益频繁，比如比比皆是的某公司在某媒介上的“郑重承诺”。从这一点看，《合同法》取消原则上应向特定的人提出作为要约的成立要件，较之《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保留，应该说是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正是因为要约与承诺的成立要件，一般认为，投标书是要约，中标书是承诺，而招标书只是一种要约邀请或要约引诱。招标书之所以不能成为要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招标书可能没有标底，即便有，也只能是秘而不宣，这就不符合要约内容应具体确定的条件。相反，投标书有明确的报价，因而成为要约。但在现代社会经济中，招标书越来越像悬赏广告或某个公司的“郑重承诺”，有标底的招标书更是如此，在性质上几乎接近格式合同。原因有二：
1、工程合同的特殊性质。工程合同是承揽合同的一种。与其他合同比较，承揽合同可以说是标的物后于合同的买卖。而工程合同与其他承揽合同比较以来，因设计的单件性以及施工的工艺流程性较弱和露天作业的性质，工程合同则无既有产品品质的担保。招标方制作标底，其意义在于招标方预期以此价格购买工程最终产品，高则浪费，低则可能买不到中意产品或买到次品。以经济学的语言说，标底实意味着招标方对最佳的投入产出的预期。这种预期理当给招标方带来自我约束。而在现代社会经济加速向公正合理发展的进路中，无其他理由，忽视报价与标底的相互一致性，实则是经济学上所述的承发包双方一方与另一方“搭便车”的行为。
2、《招标投标法》的特殊性质。虽然标底在现代社会经济中越发体现其自我约束的性质，但终因其秘而不宣而不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不过，标底秘而不宣的要求只是针对投标人而言的，把投标人排除在外，标底秘而不宣的解禁范围事实上可以扩大的，不只是限于招标人而扩展到其他的部门、组织。其他的组织既有了保密的义务，当然也就有了监督的义务。《招标投标法》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备案。”
第四十七条规定：
“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招标人应当自确定中标人之日起十五内，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招标投标情况的书面报告。”
按《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招标要么自行办理招标事宜，要么委托招标机构办理招标事宜。前者须备案，后者自身即具有备案的性质。因此，若招标中已制定标底，则上述二条款就已决定标底自身约束的性质具备了相应的法律效力。
但这并不意味着招标书因此而能成为要约，标底自我约束的法律效力还并未完全成就要约的成立要件。笔者倾向于认为，标底相当于一种预先承诺，或至少具有预先承诺的性质，进而整个招标文件也相应地具备了这种性质。这种“预先承诺”较之某些“郑重承诺”，应该来得更加实际些；而比起把招标文件简单地作为要约邀请或要约引诱，应该来得更加真切些，因为招标文件中除标底之外的其他要求或规定，早就具备了法律约束力，而不是简单的引诱或邀请。
四、标底的不同处理
正是因为标底具有预先承诺的性质，在我国，且尤其如此，那么，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上是否让招标人拥有制作标底与否的决定权就应该分别待之。笔者以为，此类项目的国内招标则应强制规定制作标底，国际招标则不必。理由如下：
1、与国内通常制作标底相反，国外的招投标往往不制作标底，即便制作，也是采取一种淡化标底的态度，实行量价分离。国际上通用的FIDIC合同条款的招投标就是如此。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的国际招标上，让招标人拥有是否制作标底的决定权，有利于我国的建筑市场与国际接轨。
2、前述，《招标投标法》具有双重职能：⑴规范建筑市场以减少交易成本，⑵遏制承发包中的非法交易行为。事实上，这两种职能即便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有相互抵触的意味。因为要遏制，就得增加监管环节，而这就有可能增加交易成本。从目前建筑市场的实际情况看，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的项目的招投标中，国内招标当以后者为重，强制规定制作标底，让前述标底自我约束的性质与《招标投标法》自我约束的实质统一起来；而国际招标当以前者为重，让标底自我约束的性质与企业信誉尽可能两相协调。
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宝河.法律语言的语言特征［J］.池州师专学报，2005（2）
2.熊松.英语法律文书的文体特征及翻译要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3.金朝武，胡爱平.试论我国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翻译，2004（3）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译林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中介组织；营利性中介组织；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法律问题
中图分类号：DF 414文献标识码：A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限的政府和发达的中介组织可以说是经济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内蕴要求，同时也是健全的市场体系的必备要素。有限的政府要求作为一国国民利益最权威、最集中代表的政府，其职能应限定在满足国民的公共需要以及为其他市场主体提供公共物品及公共服务的边界以内。在此之外，连接政府和其他各类市场主体之间、以及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之间关系的，应是中介组织的权责范畴，这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架构。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市场代替传统的行政手段而成为生产要素的主要配置方式，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中介组织出面沟通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以降低政府、市场经营主体、市场消费主体的交易成本。由此可见，中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
一、中介组织的涵义
“中介”是用以表征不同事物的间接联系或联系的间接性的哲学概念。黑格尔用“中介”一词表示不同范畴的间接联系和对立范畴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哲学认为，“中介”是客观事物转化和发展的中间环节，也是对立面双方融合和统一的环节［1］。在《辞海》中没有“中介组织”一词，与此关联的有“中介贸易”的解释，即“中介贸易”系指“促使买卖双方达成交易而从事中间联络活动的一种贸易”［1］1588。哲学上的“中介”侧重于对立双方的中间环节的认识，而“中介贸易”更直接地表达了经济社会中交易双方的“连接”和“沟通”。相比之下，“中介贸易”与“中介组织”近在咫尺，它们均是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纽带。
就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分析，“中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这三个概念在使用上极为混乱。有的将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同等使用［2］；有的将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同等使用［3］，并且认为社会中介组织包含了市场中介组织的含义。[ZW(]他们认为社会中介组织就是为各种社会主体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的总称，而市场中介组织只能涵盖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介组织，对于那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类中介机构，如社区中介服务组织则未能涉及。[ZW)]存在上述歧义的原因，主要在于立论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中介组织进行界定。笔者认为，中介组织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一类组织体，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类市场主体，因此，没有必要将中介组织与社会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另行区分，在法律研究范畴之内，它们的语境和涵义是一致的。
根据学界对中介组织内涵和外延的不同认识，可归纳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的观点认为，中介组织就是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的总称［4］。持这一观点的理由是：随着中国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政府职能的转换，在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将会出现一个“断裂层”，于是客观上需要有一个 “中间连接层”，这就是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领域。因此，中介组织就包含了所有为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笔者以为，这一观点的结论与立论之间其实是极为矛盾的。就结论而言，该观点将所有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的组织和机构都界定为中介组织，表明中介组织不仅要连接政府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而且还要成为其他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之间连接的桥梁和纽带。但就立论而言，持这一观点的人显然是想解决连接政府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解决“政府退出”后所留空间的“中介进入”问题，而并非像其结论那样期望解决所有为各种市场主体提供中介服务的问题，故前后不周延。狭义的观点认为，中介组织涵盖了政府公共部门和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之外的所有法人组织，是代表公、私领域二元建构基础上的一种社会中介机制［5］。笔者注意到，狭义的观点与广义的观点在立论上的共同点，都是将中介组织看作一种市场介体，但两者也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狭义的观点将中介组织仅限于法人组织，排除了依法核准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介组织，这显然小于广义观点所界定的所有中介组织，人为地缩小了中介组织的范畴；其二，狭义的观点将中介组织限于政府公共部门和企业之外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排除了依法核准的、以企业形式存在的营利性中介组织，而这部分中介组织所占比例绝不是少数。同时，狭义的观点也未能区分非营利性中介组织不同于其他非营利实体的界限，故界定不尽合理。
笔者认为，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用语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至现阶段而出现的。在国外，没有与我国相对应的中介组织的概念，相关的概念主要有厂商理论中的厂商中介、专门职业和非营利组织等等。威廉姆森认为，介于完全竞争市场和一体化企业之间的是中间性体制组织［6］。丹尼尔・F・斯普尔伯认为，“一个中间层是一个经济行为者，他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再转卖给买者，或者他帮助买卖双方相遇并进行交易”［7］。这里，国外学者所界定的“中间性体制组织”、“中间层”等涵义，都是指产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并带有营利性的组织。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策选择，它并没有经历过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经历过的商品经济阶段，因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初期，政府承担着塑造市场主体、完善要素市场、提供经营环境等责任，这是西方国家在市场化进程中从未遭遇过的情形。诚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逐步推进，阅历了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之后，人们开始求助于具有桥梁和纽带作用的功能团体――中介组织来解决和填补政府留下的空间，使其在连接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政府）、沟通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降低交易成本等活动中发挥重要的媒介作用。中介组织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的个性在于，它具有特定的“中介”功能。这种特定的“中介”功能，究竟将其定义为连接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是特指连接政府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法学与管理学的界限。我国目前关于中介组织的研究，主要限于管理学的范畴，所以人们聚焦于政府与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连接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法学上讲，中介组织不仅要连接政府，而且还要连接政府之外的各类市场主体，这样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介”。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中介组织是指依法设立的、连接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政府）并为其从事相关行为提供服务的组织。中介组织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具有连接性和沟通性。连接性是指中介组织介于不同市场主体之间，通过其服务行为将各类主体联结在一起，是一个介体或者说一种介质。沟通性是指中介组织的活动旨在沟通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包括沟通政府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之间、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符合中介组织的性质和范围的。其二，它具有自律性和自治性。自律性强调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介质，是实行自我约束的组织体。自治性要求中介组织在中介活动和自身发展中，依法进行自我管理。其三，它具有中立性和公正性。中立性是中介组织作为连接各类市场主体的桥梁和纽带，应当具有不偏不倚居中独立的特质。公正性是中介组织作为市场介质，在从事具体的中介活动中所应具有的公正、公平的职业操守。
二、中介组织的定位
关于中介组织的定位，学界存在 “非营利性法人说”、“法人说”、“法人说与非法人说”、“非行政性宏观管理主体说”等观点。这些观点交错迷离，使中介组织的定位极不统一。
“非营利性法人说”认为，中介组织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它的活动经费来自于会员企业，是一种不以营利为目的而具有公益性的法人［8］。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将中介组织作为行业协会和行业联合会的另一解说，局限于非营利性法人组织，这显然过窄地理解了中介组织的范畴。
“法人说”认为，中介组织是独立的法人，包括营利性的企业法人和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两种［9］。营利性中介组织包括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咨询服务公司等，这类中介组织属于企业法人。非营利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社区服务机构等，这类中介组织属于社会团体法人。这一观点与前一观点的共同点，是将中介组织限于法人组织，但它比前一观点的范围要宽，扩大到包括企业法人在内。但是，这一观点也值得研究。首先，中介组织强调的是连接、沟通功能，而非强调其法人资格本身，将其局限于法人组织一种主体，与现行《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相冲突。其次，非营利性中介组织在法律地位上也不仅仅只表现为社会团体法人，也可能是事业法人等形式。
“法人说与非法人说”认为，中介组织有3类：第一类为中介交易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职业介绍所、技术成果交流中心、产权交易中心、物资储存批发中心、房地产交易所等）；第二类为交易双方提供公证、仲裁、监督等服务的机构（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公证处、资产评估机构、产权交易服务机构等）；第三类为行业性社会监督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资信评定组织等）。还有的在此基础上再加多一类“提供咨询服务的中介组织”，主要是指各类中介公司、策划公司、广告公司等。这些机构中，有些是法人有些不是法人，所以，中介组织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非法人［10］。这一观点较之前两种观点有明显的进步，它没有将中介组织仅限于法人组织，而是扩展至非法人组织。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将为交易双方提供公证、仲裁、监督等服务的机构如律师事务所等作为中介组织，是值得商榷的。理由是：公证、仲裁和律师事务所等这类组织从性质上说，并不是天然的连接各类市场主体的机构，而是独立的实现自身宗旨进行专业活动的机构。它们并非均为“交易双方” 居间、撮合提供服务，而往往仅为一方提供服务，并且，这些服务的一部分是在双方当事人纠纷出现后才开始的，并不必然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起连接和沟通的作用。因此，这类组织应是一类独立的市场主体，将其列入中介组织范畴实在牵强。
“非行政性宏观管理主体说”认为，中介组织是经济法的重要主体和特有主体，属于非行政性宏观管理主体［11］。这一观点排斥了中介组织充当民商法或者行政法等其他法律部门中主体的可能性，显然过于绝对。
综上，笔者认为，中介组织作为依法设立的、连接各类市场主体（包括政府）并为其从事相关行为提供服务的组织，可以是法人组织也可以是非法人组织，可以是营利性组织也可以是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也可以是社会团体。
三、中介组织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厘清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
我国中介组织绝大多数是从政府这一“母体”中衍生而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权力的产物 我国中介组织主要有3种方式产生：一是由政府机构改革转化而来；二是由原来国有企业某些职能部门转化而来；三是由社会自发产生的。在这3种方式中，绝大多数属于第一和第二类型的，属于第三类型的为数甚少。，这显然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中介组织是市场经济必然产物的特质。因此，我国中介组织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延续着依附政府、依赖行政手段的定式，居高临下的从事中介活动。要从根本上改变或者根除这种状况，必须厘清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从法律上确保中介组织的独立性。
政府和中介组织都是市场主体，它们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彼此独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尽管某些中介组织与政府存在着衍生关系或转化关系，但一经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就不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而是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和中介组织之间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也没有委托管理关系。中介组织在连接政府与其他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时，与连接各类市场主体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分别。因此，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性和自治性，强调中介组织的中立性和公正性，是确保中介组织清醒认识自己地位以及厘清与政府关系的较好方法。
（二）完善中介组织相关法律制度，强化对中介组织的法律监管
中介组织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也要面对市场竞争，也需要赢得服务对象的认可，也需要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目前，在法律规制方面，对营利性中介组织可以分别纳入《公司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保险法》等法律中进行规范①；对非营利性中介组织可以分别纳入《民法通则》以及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有关行政法规和规章中进行规范，这样，可以保证与现行主体制度的法律框架相匹配，使整个法律体系协调一致。对于尚待完善的部分，例如社团法、经纪人法、商会法等等，应该分阶段逐步配套使之齐全。
同时，中介组织要持续高效地发展，其生命力在于它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了保证这三性，除了加强中介组织的自律性以外，强化法律监管是不不可缺少的。首先，确立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制度，通过对中介组织的资格设定和不同类型中介组织的程序设定，确立中介组织的市场准入条件，以监管中介组织的设立、存续和业绩；通过对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制度和持续审核制度的建立，保证中介行为的专业性、高效性和规范性；通过对市场退出机制的制度安排，使中介组织的退出有法可依。其次，建立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包括建立中介组织信用等级制度、业绩评估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等规章制度，将中介组织置于社会和法律的监督之下，接受市场竞争的考验。再次，健全法律责任追究制度，明确中介组织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规范的法律后果，使其自觉遵循法律进行规范化运作。
参考文献：
［1］夏征农．辞海［M］ ．1989年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1583．
［2］陈丽霞．互动博弈中的政府与中介组织――宋代行会的演变及其启示［J］ ．浙江社会科学，2002（4）：59．
［3］池泽新．农村市场中介组织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综述［J］ ．江西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163．
［4］张朝华．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J］ ．江汉大学学报，2002（3）：76．
［5］朱秦．加入WTO后社会中介组织的能力开发与建设［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2（3）：63．
［6］张展．对中介组织界定的分析［J］ ．辽宁工学院学报，2004（1）：125．
［7］丹尼尔・F・斯普尔伯．市场的微观结构――中间层组织与厂商理论［M］ ．张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27．
［8］彭忠义．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间铺设桥梁［J］ ．中国机构，1999（5）：91．
［9］张杰林，赵康，谭玲．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新论［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59．
［10］李恒光 ．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支撑――中介组织［J］ ．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2（3）：46．
［11］李祖兰．论中介组织的法律定位［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68．
On Legal Issues of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TAN Ling
(Guangdong Police College, Guangzhou 510230, China)Abstract: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is an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law. It connects each market body, including government.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its meaning and legal status.
ERP系统调用经法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订单服务，把采购订单传递到经法系统，经法系统起草合同并选择ERP系统传递过来的订单，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点击合同结束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回传到ERP系统。同时经法系统调用ERP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履行服务，ERP返回合同履行信息。
2经法系统与财务管控间的数据传递
经法系统在合同信息审批完成后，调用财务管控系统注册在ESB总线上的合同审批信息同步服务，把合同审批后的相关信息传递到财务管控系统。合同在经法系统审批完成后，点待办任务进入到结束流程页面，在该页面中点“结束合同会签流程”按钮，会通过接口把合同审批信息同步到ERP和财务管控系统。
3ERP与财务管控间接口数据传递
首先是ERP采购订单信息传递给财务管控系统。（1）ERP按照接口定义的字段设置中间表，当ERP新增了采购订单或原采购订单数据发生变化时，ERP对中间表数据进行实时更新。（2）手工触发ERP服务，ERP服务响应并将中间表中新增或者发生变化的增量数据反馈到财务管控系统。（3）财务管控系统接受到ERP反馈的采购订单数据，首先判断必填字段是否为空，如果为空则不进行后续处理，直接记入财务管控日志表。关键字段包括：采购订单号、合同编号、合同名称、所属项目定义号、供应商、订单总金额。（4）未清项信息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ERP定时触发程序ZCWPAY001，将新增数据传输至财务管控系统，并在中间表ZCWTPAY01中记录数据。如果财务管控处理结果为“成功失败信息”，则反馈给ERP，ERP记录反馈的同步结果，作为下次同步判断增量信息的依据。其次财务管控系统资金支付凭证回传ERP系统。
凭证同步接口，需要设置字段同步资金支付凭证的辅助信息供应商、采购订单、未清项目（ERP未清凭证号）等传入到ERP。ERP接受财务管控同步的资金支付凭证，同时根据科目、供应商、采购订单号、未清项凭证号等信息对供应商进行自动清账。资金支付凭证同步到ERP成功后，ERP的反馈信息接口需增加字段，将所清账的原未清项唯一标识（公司代码-凭证年份-凭证号-行项目号）反馈给集成平台，集成平台根据该信息调用管理对象接口，停用相应的未清项对象记录。再次做资金支付申请时不能再选择。
4总结及展望
摘要：旅游业的回扣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产生以来，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并对旅游市场秩序造成了一定程度影响。文章从旅行社、旅游商品经营者、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导游、游客等相关主体角度，结合“推-拉”理论和经济学中“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寻租”等理论，分析了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并尝试给出相关解决问题的对策，以期对解决旅游业回扣这一现象提供有益借鉴和探索。
关键词：旅游业；回扣；导游；“推-拉”理论
旅游回扣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并已逐渐成为旅游业发展的巨大阻力。旅游业的回扣是指在旅游活动中，旅游产品供给方（旅游购物商店、旅游宾馆饭店、旅游景区景点等）为了销售产品，给旅行社和导游等各种名目的好处费，这部分收入既未如实入账又未在合同或其他协定中公开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明确规定，“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罪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论处。”显然旅游业的回扣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一段时间以来，旅行社导游收取回扣已经成为一种“行规”。
一、旅游业回扣现象的分析
（一）导游拿回扣的“推拉分析”
早在19世纪末，E.G.雷文斯坦（E.G.Ravenstein）在对人口的转移进行了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中，提出了推拉理论（PushandPullTheory）。他在《人口转移规律》一书中提出，受歧视、受压迫、沉重的负担、气候不佳、生活条件不合适都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原因，而其中的经济因素是主要的。系统的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则是唐纳德·博格（D.J.Bogue）于20世纪50年代末明确提出的，其主要观点认为：从运动学的观点看，人口是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一种是促使人口转移的力量，即有利于人口转移的正面积极因素；另一种是阻碍人口转移的力量，即不利于人口转移的负面消极因素。
推拉理论主要是用于分析人口迁移现象，笔者在这里将导游从旅行社向旅游购物商店转移的行为看作一种新的迁移表现。推拉理论本身的内容十分丰富，本文只取其中一部分来分析导游带游客去商店购物，拿回扣的现象。
1、导游拿回扣的推力分析。导游拿回扣的推力主要是导游的薪酬制度不合理、导游自身素质低、工作职责所需。我国导游员报酬的构成是：少量基本工资或零底薪+回扣+小费，且导游不享受保险、住房等福利待遇。导游服务是一种高智商、高技能的服务工作，它贯穿于旅游活动的全过程，是一项脑体高度结合的工作。从经济人的角度来看，导游作为经济人，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高付出低回报的薪酬制度完全不能满足导游人员的需求。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导游人员只能靠拿回扣和小费。导游人员的报考条件低，且在上岗前和上岗后没有正规的培训增加其业务知识、强化业务技能。导游与旅行社之间是委托-关系，导游只能凭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来完成工作。而工作的方式和质量完全取决于导游自身的素质。导游人员的门槛低，导致很多低素质的人员进入导游队伍，他们缺乏伦理道德，经常昧着良心把游客带进商店，赚取黑心钱。旅行社削价竞争，旅行社以零团费甚至负团费接团，其采取把损失转嫁出去的办法来弥补经营利润。旅行社向导游收取按旅游团人数计算的人头费，导游在带团过程中还要完成旅行社的购物签单任务，旅行社的损失主要靠游客的各种消费回扣尤其是购物回扣来弥补。
2、导游拿回扣的拉力分析。导游拿回扣的拉力主要来自旅游商品经营商。旅游商品经营商为了吸引更多的客源，促销自己的产品，采取非法回扣的方式，主动向旅行社和导游提供高额回扣，并且有些购物商店会按旅游车的座位数、在商店停留时间给予导游和司机一定的回扣，称为“茶水费”，或者赠送导游和司机一些礼品，以诱惑导游带领游客前来购物。导游拿回扣的推拉模型如图1所示：
（二）旅行社以零团费，甚至负团费接团
1、削价竞争。由于旅行社提供的是同质产品，旅行社与旅行社之间打的是价格战，竞相以削价为主要手段来销售产品。削价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旅行社的利润，有些旅行社甚至以零团费、负团费接团，为了保证旅行社经营必要的利润，旅行社只能发给导游很少的工资或者不发工资，更有甚者，要求导游人员垫付团款，承担过路、过桥费用。近年来，导游带客购物，私拿回扣的现象被媒体频频曝光，旅游购物单位又推出“人头费”和“购物签单”，诱使导游人员带客购物。导游人员迫于压力，不得不带游客进店购物。
2、旅行社数量众多。旅行社只要交纳规定数额的注册资金和质量保证金即可以成立，门槛很低，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行社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市场上，而我国旅游业的“蛋糕”有限，必然引起恶性竞争。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国际旅行社收入利润率连续六年在3%以下，利润总额也从2001年的12.28亿元下降到2006年的5.79亿元。我国旅行社数量从1996年的4252家增加到了2006年的18475家，规模扩张了4倍多。有关数据显示在20世纪末旅行社的利润率还在8%左右，但到了21世纪的最近几年旅行社的利润率已经跌到了2%左右，我国旅行社业正逐步成为一个低利润行业。
（三）旅游者消费心理不成熟
1、旅游者和旅行社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旅游者在旅游前对旅游产品并不了解，旅游者与旅行社和导游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而这种信息不对称，促使了导游带领游客购物的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旅游者到了人生地不熟的旅游地，不得不听取导游的建议与安排。旅游者由于受“从众”心理的影响或者是图便宜，往往会在购物商店购买许多根本就用不着的东西，才给了导游和旅行社赚取回扣的机会。
2、游客的有限理性。西蒙最早提出“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概念，他指出“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决策者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合理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它非常关心的是实际的决策过程怎样最终影响做出的决策。”“信息成本是从一无所知变为无所不知的成本，极少有交易者能负担得起这一全过程的成本”（Stigler，1967）。旅游者往往由于获得更多更全面的信息所需的时间成本太高昂，而宁愿让旅行社为自己设计旅游线路，做充分的旅行安排。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导游带他们去的定点商店的商品是否是自己所需，是否质价相符，就做出购买决定。
（四）旅游产品供应商竞争激烈
1、旅游产品缺乏特色。游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而目前市场上提供的旅游商品大同小异，缺乏特色，不能适应游客的真正需求。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精力设计出来的新产品很容易被他人模仿，企业和设计者本人均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因此，目前我国旅游商品雷同现象非常普遍，缺少能代表当地特色、旅游景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旅游产品的同质化又加剧了竞争，为了使自己的商品有一个好的销售量，旅游产品供应商只能采取给旅行社和导游回扣的方法，让导游带领游客前来购物。
2、购物点布局不合理，市场竞争机制不成熟。在同一条旅游线中销售同类型商品的商店设置过多，在同一个旅游景区（点）商场设置过多，造成过度竞争，旅游商品供给过剩，为了招徕顾客，旅游商品经营者只能给导游和旅行社高额回扣来维持自身的生存。旅游商品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不是价格的竞争，也不是产品质量的竞争，他们竞争的结果取决于供应商与旅行社签订的书面合同或与导游之间的心理契约。在当前旅行社低价竞争，靠回扣补偿低价竞争的损失，导游无底薪或微薄底薪，靠回扣维持生计，旅游商品供应商的主要客户来源于旅行社和导游的背景下，旅游商品供应商必须迎合导游和旅行社的需求，才能追求到自己的利益。
（五）政府监管不力
1、地方保护主义存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从职责上来说承担着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的重任，各方面也期望他们在制止愈演愈烈的回扣风上发挥主导作用。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向上级和公众说明本辖区内旅游管理和市场秩序良好，会对本辖区内出现的旅游回扣问题低调处理，而不公开公正处理。对于游客的投诉也是内部处理，受到投诉的导游也只是被扣分和罚款，惩罚力度达不到震慑违法者和警示旅游者的目的。
2、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属于寻租行为的范畴。根据塔洛克的定义，寻租是指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并没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甚至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但确实给寻租的官员带来了一定的收入或获得了一定的享受。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严重影响了党的形象，阻碍了经济发展，破坏了旅游市场的有序竞争，使市场更加混乱。寻租是社会腐败的突出表现，正是由于政府官员寻租现象的存在，使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执法不力，监管失效，从而使旅游回扣屡禁不止。
综上所述，旅游业回扣现象是旅行社、导游、旅游者、旅游商品供给商、政府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利益博弈达到的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并没有达到“帕累拖最优”状态。旅游业回扣产生的原因如图2所示：
二、结论
综上所述，旅游业的回扣现象是由旅游者与旅行社和导游间的信息不对称、旅游者的有限理性、旅游者消费心理不成熟、导游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及其机会主义行为、旅行社弥补其经营利润、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监管不力及寻租、旅游商品经营商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等共同引起的。旅游业回扣问题的解决已有很多文章给出了对策。其中，佣金是将回扣合法化的一个有效途径，其实行也有一定的可行性。使佣金公开化、信息透明化，旅游咨询公司的存在是必要的。借助媒体宣传教育使人们认识到佣金存在的合理性，从意识上接受“购物旅游”，使导游将带领游客购物看成是自己的职责的一部分，按规定严格履行自己的工作职责，也是很必要的。政府应严格监督，使整个旅游行业运作合理化。
参考文献：
1、塔克洛著;朱大可译.对寻租活动的经济学分析[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2、梁鑫鑫,张秀娟.旅行社经营现状分析[J].科技咨询导报,2007(179).
3、卢现祥,朱巧玲.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论文摘要：行政法学的研究核心是行政权力，行政法学领域基础概念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研究也避不开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也必然同属法律关系范畴。因此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应变更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现状
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即行政主体在实现国家行政职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作三大类概括：行政权力的创设、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对行政权力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并将其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此类事实关系予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认识是对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范围最广义的理解。有学者作两大类概括：行政管理关系和行政法制监督关系，并将其统称为“行政关系”，其性质属于事实关系。行政法对这种事实关系加以调整形成行政法律关系。这种对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的理解窄于第一种，因为它没有涉及由于行政权创设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另作两大类概括：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二者均属事实关系，但对行政关系作了很窄范围的限定，只相当于上述第二种理解中的“行政管理关系”，而且强调行政法律关系仅指由行政法规范调整的受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行政关系。而对监督行政关系调整后形成的是“监督行政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中的问题
据此，对行政法调整的特定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了三种不同的理解和两种术语表达：其一，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在对行政权创设、行使以及对其监督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二，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三，行政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行政管理关系和监督行政的关系，但不是统称为行政关系，其中只有前者即行政管理关系称为行政关系，后者则称为监督行政关系。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范围角度出发，阐释了行政法特定的调整对象，但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不足之处：其一，对行政关系的研究不能跳过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行政法学研究的核心是行政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研究分为权力设定和权力运行两个层面，其中对行政权力设定的研究又是整个研究的起点。其二，即使认为行政关系是行政权力运行的产物，也不能得出行政关系一定是事实关系的结论。行政关系与行政权力密切联系，而行政权力本身即是一种法律权力。作为该种法律权力产物的行政关系其本身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事实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研究新视角
法学界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种观点：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大多数学者认为，管理论是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时代已无用武之地；控权论和平衡论目前仍是学者们争论的话题。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控权论还是平衡论，在行政法学领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是各自发挥作用的阶段不同而已。
(一)行政权力：行政法的研究对象——行政法的生命力
行政权力是行政的基本依据，是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宪法、法律的赋予或授权，行政机关或者其他组织不得行使任何行政权力，无法律依据即不得做出行政行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的划分学说。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成为近代意义上行政权力产生的理论依据。
(二)行政关系：基于管理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全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静态的、授权性质的、行政权力信托法律关系
行政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属于一种宪法关系)。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关系是一种静态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社会只是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力转移给行政主体，权力本身并未发生实际的运行。第二，行政关系是一种授权法律关系。权力的转移即是一种授权。第三，行政关系是一种信托法律关系。行政权力在本源上属于公民全体，但其作为一种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决定了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模式。
(三)行政法律关系：基于控权目的的行政法对公民个体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调整的，结果——动态的、控权性质的、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
行政法律关系是公民社会为实现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进行监督而产生的法律关系。要理解和掌握其涵义，须把握三个特点：第一，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动态的法律关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行政主体开始了行政权力的运行。第二，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控权性质的法律关系。行政权力的强制性、自我扩张性和易腐性，致使行政权力极易走出合法的界限。因此，必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状况进行监督。第三，行政法律关系是一种行政权力运行法律关系。这一点前文已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是相对于行政关系中行政权力所处的状态而言的。超级秘书网
(四)行政关系、行政法律关系：基于平衡目的的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衡器——实现行政法秩序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比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可发现：前者是公民全体基于信任将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权利授予行政主体，以确保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后者是公民个体基于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不信任，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进行监督。这深刻地揭示出行政法产生于公民社会的矛盾心理。解决这一矛盾心理的方法就是通过先授予行政主体行政权力，再控制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力，从而达到公民社会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平衡发展。
三、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确证
(一)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
法律规则从功能上可分为调整性法律规则和构成性法律规则。前者是对已有行为方式进行调整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该规则所调整的行为先于规则本身。后者是组织人们按规则规定的行为去活动的规则，在逻辑上讲，规则所指定的行为在逻辑上依赖规则本身。行政关系的生成是行政法中构成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权设定关系的结果，而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则是行政法中调整性法律规则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行政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同属法律关系范畴：行政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前身，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继续调整行政关系的结果，是一种“法律关系”的法律关系。
(二)行政关系与行政法律关系的关系
很久以来，人们习惯地把行政机关不正确地称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如果不是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检察、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即不是把国家权力机关称为立法机关、把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称为司法机关的话，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从事国家行政管理的国家机关，则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从与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检察机关和国家审判机关相比较的角度来看，把国家行政机关说成是进行国家行政管理的机关则是不正确的。这种不正确的说法，导致了许多错误的或想当然的观念，即尽管行政机关是由与其他国家机关相同的、有血有肉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尽管国家检察、审判机关中专权、违法的现象也并不少见，但行政机关似乎成了“天生”的不讲法、不守法和专横、武断的代表，从而形成了行政法上所谓的“控权论”。其实，国家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我国《宪法》第85、105条明文规定，我国的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地方国家行政机关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就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法规和决议的国家机关，也就是执法机关。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主动、持续地去执行法律规范，调整各种利益关系，实现立法的意图或法律规范的目的。这不同于司法。司法的任务在于适用法律，即运用法律处理各种利益纠纷，具有被动性，以“不告不理”为原则（如果没有纠纷或没有告发，就不能去“挖掘”纠纷或动员告发，因此目前所谓的“司法提前介入”是不正确的）。行政机关作为一种执法机关，只能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而国家权力机关作为一种立法机关或表达意志的机关、法院作为一种司法机关，则只能以“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为原则。
法的实施需要相应的手段。人们习惯地把法的实施手段分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并习惯地将行政机关所采用的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手段称为行政手段。我认为，这也是一种不正确的法律观念，容易导致三种手段之间的互相对立，经济手段的变质和异化，也容易导致人们把行政手段想象成专断的手段，还造成了行政机关缩手缩脚、不敢放手执法、片面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法律手段”的被动局面。总之，将行政手段排除在法律手段之外，是不利于行政权威的维护和运用的。其实，这种分类从逻辑上看并没有科学、统一的分类标准，是违反分类规则的。从法学上看，凡是依法实施的手段都是法律手段，依法实施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也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具体表现为审批和许可、稽查和征收、奖励和处罚及各种强制措施等。这些手段是法律赋于行政机关实施的一种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机关自行设定和实施的人治手段。这种“行政手段”之所以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归根结蒂是由行政法的基础即一定层次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在这个矛盾中，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着个人利益。这种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决定着作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行政机关具有命令和强制权，个人利益的主体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当然应服从行政机关的命令。否则，政府权威、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就无从谈起，社会也将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同志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各种适当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1]
总之，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行政手段”是法律手段。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为原则，用足各种法律手段，大胆执法。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
（一）基层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是依法运用法律手段城市的区级国家机关是我国的基层国家机关，主要任务在于充分地运用法律、法规和规章所提供的各种法律手段，加强行政执法的力度，并总结经验教训，为上级国家机关创设法律手段提供事实基础。相反，区级国家机关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创设各种法律手段，即使创设了也不一定合法。这是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处罚法》等的规定，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或参照。这就意味着，只有法律、法规和规章所创设的法律手段，才有可能是合法的法律手段。因此，区级国家机关应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精力集中到如何加强执法的力度上来。那种一谈到加强执法，就召开会议、发几个文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试图以此创造出某些执法手段来的努力也是徒劳无益的。
（二）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律的要求，即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这是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
“依法”的“法”，是指法律、法规和规章。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法律手段只能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根据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对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指示、命令和通知等也应执行，也是行政执法的依据。但这些决议、命令等本身必须合法，否则是无效的，就不应执行，因为该“上级”的级别不可能超过制定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并且，只有当这些决议、命令等已向社会公布，有关的法律规范是一种准用性法律规范时，这些决议、命令等才能作为依据。对那些以地方保护和部门垄断为目的的命令和指示等，更应予抵制。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统一。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不仅要求法律手段的运用应符合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而且还应符合立法的本意或法律的目的。我们不能有意或无意地利用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来违背立法的目的。否则，就是了。
依法运用法律手段，还意味着行政机关运用法律手段的权限和内容、程序和形式都应合法。权限合法，是指行政机关在运用法律手段时不得超越职权和。内容合法，是指在行政执法中，行政机关所认定的主要事实要清楚，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要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程序和形式合法，是指行政机关所运用法律手段应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我们可把权限和内容合法统称为实质上的合法；把程序和形式上的合法统称为形式上的合法。以往，我们的经验是很重视实质上的合法，对此仍应予保持。但从现在起，我认为我们对形式上的合法也应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形式上的合法是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形式上的合法能促进和保障实质上合法的实现；合法的实质就要求具有合法的形式，否则，实质上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怀疑和攻击。
（三）依法运用法律手段的例外法律规范的制定是以例常情况为基础的，因而就不适用于特殊的例外情况。当例外情况出现时，仍教条或机械地按法律规范执法，并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反而违反了立法的目的、损害了公共利益，因此并不能认为是依法办事。这时，就应根据公共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要求来变通法律规范的执行。但这种变通应得到事先的批准；在紧急情况下，事先来不及办理批准手续的，在事后应得到追认或确认。否则，任意的变通，会造成行政专横。
三、关于特殊手段的运用
行政法律手段是一种以命令和服从为特点的，是不以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同意或接受为条件的手段，即具有鲜明强制性的手段。从单个的行政执法来说，这种手段是必要的，这种手段的运用也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总体上说，政府的存在及运行有赖于公众的信任、理解与合作。行政法律手段的普遍运用，日积月累，就会使公众产生抵触和不满情绪，从而降低政府在公众中的威信，损害政府的形象。为此，从本世纪、特别是本世纪中叶以来，各国的行政执法除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外，还广泛采用了一些特殊手段。这些特殊手段主要是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它们与一般的行政法律手段相比，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强制性较弱，主要是设法取得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自觉履行；二是性质不甚明确，到底是不是法律手段或法律行为，是不是行政法律手段，在理论上有较大的争论。但从法学上说，行政指导等手段即使不是法律手段，由于并没有强制规定公民等的权利义务，是允许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在西方国家，之所以广泛采用这类手段，是为了骗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合作，树立自己良好的“服务”形象，巩固其统治。这些手段在我国也是可以采用的，以便政府与人民间建立起真正的信任与合作关系，沟通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志早就指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应多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2]
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职责而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订立的合同。它的订立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一样，是以自愿、诚实信用和意思表示一致为原则的。因此，这种方式有利于公众的接受、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利于行政职责的圆满实现，增强行政效益。但它的订立又与民事合同的订立不同，并不都是以等价、有偿为原则的；它的履行也与民事合同的履行不同，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有权单方面解除或变更该合同（当然，这种变更和解除权也是有条件的，并应承担损失补偿责任）。但是，以行政合同履行行政职责并不是行政执法的一般方式，而是例外方式。并且，行政机关只有在认为以行政合同方式履行职责更为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以行政合同代替行政法律手段。因此，以行政合同实现行政职责并不影响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目前，我国在行政执法实践中一样行政合同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还没有按行政合同来规范和认定而已。例如，我国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和社会秩序等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责任制，就属于行政合同的范畴，即行政担保合同或行政保证合同，只是目前还不规范，还没有提高到行政合同法制的高度。又如，国有土地有偿出让合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租赁合同、粮食定购合同和公共工程合同等，都是行政合同，只是没有被认定为行政合同而被认定为经济合同罢了。其实，把行政合同认定为经济合同并按经济合同来处理在法律上是错误的，使行政机关被降格为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相等的地位，使公共利益被置于与个人利益同等的地位，对法律的实施和公共利益的维护是非常不利的。
行政指导是行政机关以号召、倡导、鼓励、引导、劝导、告诫、建议、说服教育等形式来实施法律的一种手段。它不具有强制性，不能直接产生法律效果，因此是不是一种法律手段在国内外行政法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这种手段对沟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取得公众对实现行政职责的配合与信任，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且，这种手段符合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这种手段也为我国《宪法》所确认。《宪法》第8、9条分别规定：“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在单行法律、法规中，有关行政指导的规定更多。因此，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合法和可行的。但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指导的实现取决于公民等的接受和合作，公民等也有权不接受这种指导。行政机关不能把行政指导变成行政强制，对不接受行政指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能给予行政处罚等制裁。对是否予以制裁，仍应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进行认定。同时，行政机关也不能一味地强调说服教育等行政指导手段。对通过行政指导手段难以实现而依法又必须实现的职责，应依法运用法律手段予以及时实现。否则，行政权威和公共利益是难以维护和保障的。
电力系统可靠性是指电力系统按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和所需数量不间断地向电力用户供应电力和电能量的能力的量度。研究发电可靠性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电力系统为保证有充足的电力供应所需的发电设备容量。其分析方法有确定性的和概率性的2种,国内目前通常采用的是确定性方法,而概率性方法能较好地综合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评估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熟。现阶段,我国发电系统可靠性指标标准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处于一种研究探索阶段。本文结合湖北电网“十一五”规划,对其发电可靠性进行评估和分析。
1可靠性指标计算
预计2010年湖北省统调最大负荷为18200MW,用电量为93TW•h;统调主要电源装机容量为20222.7MW(不含三峡电站和恩施州)。可靠性指标计算结果如下:2010年湖北电力系统电力不足期望值HLOLE为33.61h/a,电量不足期望值EENS为26332.8MW•h/a。
2敏感性分析
为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发电可靠性指标的影响程度,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计算。
2.1负荷变化在其它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大负荷上下浮动,2010年湖北电力系统HLOLE值与负荷大小关系见图1所示。图1负荷敏感性分析图由图1可见,负荷变化对发电可靠性指标有着明显的作用,当最大负荷从推荐水平的120%减少时,HLOLE迅速降低,若负荷达到推荐负荷的105%,则HLOLE增加至基准负荷水平时的1.83倍;若负荷未达到推荐负荷水平(95%),则HLOLE仅为基准值的56.9%,HLOLE随负荷变化趋势减缓。由上可知,当负荷越处于高水平时,其变化对HLOLE的影响越大。由于负荷发展水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负荷预测不可能与实际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负荷越来越高,其较小的变化相对值,也会导致较大的绝对值变化,而且电源建设存在一定的周期。因此,更应重视负荷的中长期预测,使之更接近实际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电源规划中应确定合理的HLOLE的取值范围,使之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2.2电源装机由于电源建设项目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特别是在电力市场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电源项目的投产期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减少电源装机对HLOLE有一定的影响,但略低于负荷变化的影响;而增加电源装机对降低HLOLE的影响幅度小于因减少电源装机导致电力不足期望值增加的幅度,即系统装机容量越少,其变化对HLOLE的影响越大。从这一点也说明确定电力不足期望值的合理范围的重要性。
2.3等效可用系数通过提高现有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相当于增加系统的可用容量,经济性方面优于新增机组方案。2005年湖北省火电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为91.90%,还具备一定的提高潜力。通过机组等效可用系数的浮动计算可知,随着等效可用系数的提高,HLOLE不断下降,在基准值上,可用系数平均降低4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600MW的装机容量,而增加1个百分点,其效果接近于增加300MW的装机容量。因此加强技术水平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在同样装机容量下,能有效地提高发电可靠性指标。
2.4强迫停运率2005年湖北省属机组等效强迫停运率为2.18%。由于各机组的强迫停运率本身不高,因此其变化时对可靠性指标的影响相对要小些。机组强迫停运率在基准值基础上,上下浮动30%对HLOLE的影响并不大,仅相差10%左右。即使机组强迫停运率增加一倍,对HLOLE的影响界于减少一台300MW机组和减少一台600MW机组之间;机组强迫停运率为零时,效果相当于增加一台300MW机组和增加一台600MW机组之间。
2.5电源结构湖北电力系统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水电比重大,截止2005年底,湖北电力系统统调水电装机比重高达65.8%,随着三峡电站的建设投产以及水布垭等水电的开发建设,湖北电力系统水电比重仍将维持较高的比重。下面通过拟定不同的电源结构方案,其可靠性指标计算结果见表1。由表2可见,不同的电源构成对电力不足期望值HLOLE有影响,一般来看,相同装机容量下,火电装机容量比重高的系统其HLOLE要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水电存在受阻容量。从逐月计算结果看,火电装机容量比重高的系统枯水期HLOLE明显低于火电装机容量比重少的系统,主要是因为水电枯水期空闲容量的增加,使其可用装机减少。水火电的替代容量在0.875左右。当然,水电出力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计算结果与各个水电站有关,也与水电站的设计保证率有关。
2.6火电机组检修湖北电力系统水电机组检修一般安排在枯水季节,不影响电站出力。通过缩短火电机组的检修时间,可提高发电可靠性指标。火电机组检修周期提高30%,其效果相当于减少系统一台300MW的装机;而降低30%,其效果界于增加系统一台300MW和600MW的装机之间。
2.7与电力电量平衡程序计算结果对照现阶段,电源规划软件常用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编制的《联合电力系统运行模拟软件(WHPS2000)》,因此,特对该软件计算结果与发电可靠性计算指标进行对照。注:表中备用系数不包含机组检修备用。由表2可见,随着备用系数的取值不断下降,发电可靠性指标不断增大,也就表明系统的发电可靠性变差,基本上是备用系数降低0.01,发电装机可减少200MW,发电可靠性指标增加10%左右。由上述各计算结果可见,负荷水平和装机容量的变化对可靠性指标影响最大。从电源构成看,相同装机容量下,水电比重大的系统其可靠性要差些,2010年湖北省的水电替代容量在0.875左右,从这方面看,水电比重大的区域备用系数应高一些;从机组本身看,提高其等效可用系数比降低机组的强迫停运率的效果明显;另外,在可靠性指标计算中,检修是根据等备用原则安排,实际生产中,合理安排检修计划,提高机组的计划检修水平,逐步开展状态检修方法,也是提高发电可靠性的措施之一。
3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任何可靠性水平总是与经济性密切相关,当电力系统越来越复杂、电力用户对供电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时,就需要用科学的可靠性理论来进行定量的研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多种因素包括经济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可靠性指标的取值宜在1～2d/a之间。
3.1停电损失与装机成本计算与发电可靠性有关的指标是由电能价格来维持的,发电可靠性并非越高越好,需综合考虑投资、停电损失及用户的电价承受能力。发电可靠性成本就是电源建设的投资成本以及运行成本,而可靠性效益计算却比较难,在进行成本-效益析时,一般将可靠性效益计算转化为对用户的缺电成本计算。缺电成本计算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情、电力系统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目前采用的有以下几种简单的估算方法。(1)按GDP计算,即按每缺1kW•h电量而减少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平均缺电成本。(2)按电价倍数计算,根据对各类用户进行缺电损失的调查和分析,用平均电价的倍数来估算缺电成本。如英国、法国、瑞典等。(3)按缺电功率、缺电量、缺电持续时间及缺电频率计算,如美国等。以下分析仅考虑上述第一和第二种方法。2005年湖北省每kW•h电量对应的GDP为9.62元,预计2010年停电损失费可达到12.3～15.5元/(kW•h);另一方面,目前,湖北省综合电价水平在0.4元/(kW•h)左右,按50倍电价水平计算得到停电损失费用约为20元/(kW•h)。根据国产2×600MW机组的造价水平,折算到每年的发电成本约为900元/kW•a-1。据此,我们可以算出装机变化成本与停电损失费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由表3可见,当停电损失费用取15元/(kW•h),装机成本始终超过停电损失;当停电损失费用取20元/(kW•h),按成本-效益分析,可减少装机容量在1800～24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25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1200～18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30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600～9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40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0～300MW之间。超级秘书网
电力系统可靠性是指电力系统按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和所需数量不间断地向电力用户供应电力和电能量的能力的量度。研究发电可靠性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电力系统为保证有充足的电力供应所需的发电设备容量。其分析方法有确定性的和概率性的2种,国内目前通常采用的是确定性方法,而概率性方法能较好地综合各种因素的影响,其评估技术在国际上已经成熟。现阶段,我国发电系统可靠性指标标准还没有统一的规定,处于一种研究探索阶段。本文结合湖北电网“十一五”规划,对其发电可靠性进行评估和分析。
1可靠性指标计算
预计2010年湖北省统调最大负荷为18200MW,用电量为93TW•h;统调主要电源装机容量为20222.7MW(不含三峡电站和恩施州)。可靠性指标计算结果如下:2010年湖北电力系统电力不足期望值HLOLE为33.61h/a,电量不足期望值EENS为26332.8MW•h/a。
2敏感性分析
为分析各相关因素对发电可靠性指标的影响程度,特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敏感性分析计算。
2.1负荷变化在其它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最大负荷上下浮动,2010年湖北电力系统HLOLE值与负荷大小关系见图1所示。图1负荷敏感性分析图由图1可见,负荷变化对发电可靠性指标有着明显的作用,当最大负荷从推荐水平的120%减少时,HLOLE迅速降低,若负荷达到推荐负荷的105%,则HLOLE增加至基准负荷水平时的1.83倍;若负荷未达到推荐负荷水平(95%),则HLOLE仅为基准值的56.9%,HLOLE随负荷变化趋势减缓。由上可知,当负荷越处于高水平时,其变化对HLOLE的影响越大。由于负荷发展水平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负荷预测不可能与实际一致。随着社会的发展,负荷越来越高,其较小的变化相对值,也会导致较大的绝对值变化,而且电源建设存在一定的周期。因此,更应重视负荷的中长期预测,使之更接近实际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电源规划中应确定合理的HLOLE的取值范围,使之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
2.2电源装机由于电源建设项目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特别是在电力市场改革正在进行的今天,电源项目的投产期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减少电源装机对HLOLE有一定的影响,但略低于负荷变化的影响;而增加电源装机对降低HLOLE的影响幅度小于因减少电源装机导致电力不足期望值增加的幅度,即系统装机容量越少,其变化对HLOLE的影响越大。从这一点也说明确定电力不足期望值的合理范围的重要性。
2.3等效可用系数通过提高现有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相当于增加系统的可用容量,经济性方面优于新增机组方案。2005年湖北省火电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为91.90%,还具备一定的提高潜力。通过机组等效可用系数的浮动计算可知,随着等效可用系数的提高,HLOLE不断下降,在基准值上,可用系数平均降低4个百分点,相当于减少600MW的装机容量,而增加1个百分点,其效果接近于增加300MW的装机容量。因此加强技术水平和提高管理水平,提高机组的等效可用系数,在同样装机容量下,能有效地提高发电可靠性指标。
2.4强迫停运率2005年湖北省属机组等效强迫停运率为2.18%。由于各机组的强迫停运率本身不高,因此其变化时对可靠性指标的影响相对要小些。机组强迫停运率在基准值基础上,上下浮动30%对HLOLE的影响并不大,仅相差10%左右。即使机组强迫停运率增加一倍,对HLOLE的影响界于减少一台300MW机组和减少一台600MW机组之间;机组强迫停运率为零时,效果相当于增加一台300MW机组和增加一台600MW机组之间。
2.5电源结构湖北电力系统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水电比重大,截止2005年底,湖北电力系统统调水电装机比重高达65.8%,随着三峡电站的建设投产以及水布垭等水电的开发建设,湖北电力系统水电比重仍将维持较高的比重。下面通过拟定不同的电源结构方案,其可靠性指标计算结果见表1。由表2可见,不同的电源构成对电力不足期望值HLOLE有影响,一般来看,相同装机容量下,火电装机容量比重高的系统其HLOLE要低一些,主要是因为水电存在受阻容量。从逐月计算结果看,火电装机容量比重高的系统枯水期HLOLE明显低于火电装机容量比重少的系统,主要是因为水电枯水期空闲容量的增加,使其可用装机减少。水火电的替代容量在0.875左右。当然,水电出力受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多,计算结果与各个水电站有关,也与水电站的设计保证率有关。
2.6火电机组检修湖北电力系统水电机组检修一般安排在枯水季节,不影响电站出力。通过缩短火电机组的检修时间,可提高发电可靠性指标。火电机组检修周期提高30%,其效果相当于减少系统一台300MW的装机;而降低30%,其效果界于增加系统一台300MW和600MW的装机之间。
2.7与电力电量平衡程序计算结果对照现阶段,电源规划软件常用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编制的《联合电力系统运行模拟软件(WHPS2000)》,因此,特对该软件计算结果与发电可靠性计算指标进行对照。注:表中备用系数不包含机组检修备用。由表2可见,随着备用系数的取值不断下降,发电可靠性指标不断增大,也就表明系统的发电可靠性变差,基本上是备用系数降低0.01,发电装机可减少200MW,发电可靠性指标增加10%左右。由上述各计算结果可见,负荷水平和装机容量的变化对可靠性指标影响最大。从电源构成看,相同装机容量下,水电比重大的系统其可靠性要差些,2010年湖北省的水电替代容量在0.875左右,从这方面看,水电比重大的区域备用系数应高一些;从机组本身看,提高其等效可用系数比降低机组的强迫停运率的效果明显;另外,在可靠性指标计算中,检修是根据等备用原则安排,实际生产中,合理安排检修计划,提高机组的计划检修水平,逐步开展状态检修方法,也是提高发电可靠性的措施之一。
3技术经济综合比较
任何可靠性水平总是与经济性密切相关,当电力系统越来越复杂、电力用户对供电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时,就需要用科学的可靠性理论来进行定量的研究。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受到多种因素包括经济以及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一般认为可靠性指标的取值宜在1～2d/a之间。
3.1停电损失与装机成本计算与发电可靠性有关的指标是由电能价格来维持的,发电可靠性并非越高越好,需综合考虑投资、停电损失及用户的电价承受能力。发电可靠性成本就是电源建设的投资成本以及运行成本,而可靠性效益计算却比较难,在进行成本-效益析时,一般将可靠性效益计算转化为对用户的缺电成本计算。缺电成本计算与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国情、电力系统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关,目前采用的有以下几种简单的估算方法。(1)按GDP计算,即按每缺1kW•h电量而减少的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平均缺电成本。(2)按电价倍数计算,根据对各类用户进行缺电损失的调查和分析,用平均电价的倍数来估算缺电成本。如英国、法国、瑞典等。(3)按缺电功率、缺电量、缺电持续时间及缺电频率计算,如美国等。以下分析仅考虑上述第一和第二种方法。2005年湖北省每kW•h电量对应的GDP为9.62元,预计2010年停电损失费可达到12.3～15.5元/(kW•h);另一方面,目前,湖北省综合电价水平在0.4元/(kW•h)左右,按50倍电价水平计算得到停电损失费用约为20元/(kW•h)。根据国产2×600MW机组的造价水平,折算到每年的发电成本约为900元/kW•a-1。据此,我们可以算出装机变化成本与停电损失费用,进行成本-效益分析。由表3可见,当停电损失费用取15元/(kW•h),装机成本始终超过停电损失;当停电损失费用取20元/(kW•h),按成本-效益分析,可减少装机容量在1800～24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25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1200～18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30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600～900MW之间;当停电损失费用取40元/(kW•h),可减少装机容量在0～300MW之间。超级秘书网
4结论和建议
本文结合湖北电网的“十一五”规划进行可靠性指标的计算以及敏感性分析,对电源装机成本与效益进行了分析,主要有如下结论。
(1)“十一五”期间,湖北省的电源装机进度与负荷水平是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