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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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汇率调整义务的触发机制:全球经济失衡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从2000年的4160亿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对美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了3500多亿美元｡而美国的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与中美两国高度相关｡中国汇率改革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展开,2005年7月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确定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
经济失衡美国方面原因:(1)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投资储蓄战略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与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引起了储蓄与投资状况的关系恶化;(3)美国以货币资金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促进了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与储蓄率的下降｡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的问题,且包含其他多种成因:(1)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弱;(2)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3)缺乏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较差,消费增长慢,一直在生产的体内循环｡而且非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其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2006年基金组织提出解决世界不平衡问题的“联合战略”,要求美国压缩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日本和欧元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扩大国内需求｡
二､内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正常化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供求关系及汇率变动,具有推动本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效应,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与汇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是两种货币购买力或两国物价水平,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经常账户顺差与FDI持续流入的长期并存,表明本国储蓄相对于投资是过剩的,即应输出储蓄,同时吸引大量的FDI｡意味着在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时又将国内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提供给了国际资本｡RMB低估是一个重要原因,抑制了对进口品消费,增加对FDI诱惑｡RMB价值回归,是实现以本国储蓄为基础发展经济,替代依靠外资发展经济的关键｡
RMB相对低估源于美元的贬值,不是RMB汇率的主观操纵,体现了钉住汇率机制的内生性不足｡国际大循环中,汇率不仅是体现为直接的两国关系,也间接反映一国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元的贬值不应是RMB贬值的免责理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应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汇率改革也伴生着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央行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风险｡RMB汇率的让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二)汇率稳定性
《基金协定》赋予了成员国对于自己已确定的货币平价予以改变的权利,附录C第6段规定:“成员国除非为了纠正或防止出现基本的不平衡,不应提出改变其货币平价”｡成员国从事的影响外汇汇率的行为目的不是调节国际收支才是被允许的｡但成员国建立平价制度要有共同的标准,不能以黄金或任何一种货币为实行或恢复外汇固定平价制度的共同标准｡成员国在改变平价制度外汇汇率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约束条件是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另外赋予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央货币的职能,势必使该货币发行国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该国货币的特权及其与他国货币的不平等竞争,承认了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义务要求[1]｡
美国早就坚持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是汇率的稳定制度,它指出浮动汇率可以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汇率变动和汇率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汇率体现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杠杆,不但能改变我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外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汇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高估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进行权衡,阶段不同,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内资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已捉襟见肘,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需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二)汇率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行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创造外汇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汇率实质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值之比｡如果缺乏汇率价格杠杆的调节以及税收､用地等方面对制造业政策倾斜的纠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反映到外汇市场上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业机会多源于服务业,在两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恶化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通过就业方面作用传导对于消费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所以汇率调整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现象,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适当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三)汇率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1993年我国的汇率为5.762,RMB汇率处于市场高估的状态,当时出于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使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外部经济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负面效应是:(1)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主动性下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困难加大｡(2)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贷款的冲销方式给国内造成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1)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游资对硬货币的冲击;(2)可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流失,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是没有义务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货币去买进被抛售的本国货币,不会出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大量流失｡
1994—1997年从央行干预实证可看出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没有完善与健全的汇率与利率调节机制,成为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进而调节外汇市场的严重阻碍｡国内短期资本流动是政府最难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汇率灵活性的场合,此问题解决须依赖于财会政策的紧缩和增长汇率的灵活性,须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的弹性化,真正实现利率变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汇率调整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了静态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动态金融风险发生效应机制的同化｡全球化进程中,要求各国尽量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但实现货币的自由汇兑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国内国际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更能体现实际的汇率趋向,应建立RMB的实际汇率政策,以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竞价形成市场汇率为基础建构汇率形成机制｡
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而现实是这一矛盾已经使很多国家放弃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促进储备的更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资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励经济增长和福利实施｡因此我国应加快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政策目标）、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政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官方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政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政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政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官方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政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政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财政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及强制性财政政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者的意图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政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政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政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政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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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荷]塞尔维斯特尔•C•W•艾芬格，雅各布•德•汉.欧洲货币与财政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一）我国的经济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说汇率就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货币出现持续贬值，有些国家则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缓步上扬，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而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图1）
我国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则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相应提高，这也使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坚挺。
（二）人民币流通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衡量人民币流通状况的主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币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绝对购买力平价可用公式表示为：S=p/p*（2.2.1）
S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单位外币（如现在的汇率为1：7.8，则S=7.8），即直接标价法。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综合物价水平。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的物价指数。如果用p$和p表示美国和中国t0到t1期的通货膨胀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汇率,则相对购买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S1-S0)/S0=(л-$$）/(1+$$）(2.2.2)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要旨是,汇率变动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如果中国通胀率大于美国通胀率,则人民币应该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应该升值。从长远来看，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类似的通货膨胀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价格指数，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分别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内高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与1998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随着年份与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离越大。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汇率，基期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选择以基期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汇率与名义汇率是比较接近的，说明汇率的变化跟物价指数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国是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连续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汇率应该持续走低。但是我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却持续升高。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时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外的物价水平的变化。但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长期内人民银行所制定的汇率是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上扬。利率平价理论的提出者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利率平价表达式为：
(F-S)/S=i-i*(2.3.1)
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币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是外国利率。
（2.3.1)式反映了汇率与两国利差的相互关系：当本国利率相对外国利率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汇率下跌；反之，汇率上升，即F与i-i*成正比。通过对表6中F和利差进行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为-0.45064。分析的结果显示F与i-i*成反比，即我国的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的利差正相关。这与利率平价理论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但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五年来，对外资银行的逐渐开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汇率水平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利差的变动。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人民银行的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94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1994年人民币并轨时，汇率为：1：8.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仍然保持稳定，1美元兑换8.275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和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只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人民币全面的自由兑换并走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2、人民币汇率与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确定
在前面各点中，分别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国际收支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X1、X2、X3和X4分别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影响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3.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反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下跌。这点是不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这主要原因是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导致汇率的水平不能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2）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正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应当贬值。但我国却相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汇率却提高0.3083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值低估，汇率升高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增加的压力。
（3）利差和汇率的关系跟前面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只是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归分析跟一元回归分析在自变量的数量不同。
（4）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就提高0.02024%。我国十年来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下，在汇率决定理论的作用下，人民币的持续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3、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影响较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差和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的认识，希望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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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外汇管理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货币对美元或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或表现的十分疲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民币汇率却表现的异常稳定,成为全球最坚挺的货币。尽管如此,国内外市场上还是产生了强烈的人民币将贬值的心理预期。从国外看,有人认为人民币贬值是迟早的事。从国内看,1998年1月和7月,在各大城市出现了两次黑市炒汇;另一方面,部分企业骗汇、逃汇、资本外逃问题十分严重。这些现象说明国内外人们对于人民币汇率缺乏信心。在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信心问题对货币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所谓信心主要指某种货币的持有者愿意继续保有它,而不会发生惊慌地从一种储备货币转向另一种储备货币的情形。在上述背景下,针对国内外对人民币汇率所持的怀疑态度,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人民币不会贬值,以此增强人们对人民币的信心。那么是否说,中国政府强调稳定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就稳定了呢?换句话说,是一种权益之计,政治上的需要还是基本经济因素起作用呢?人民币汇率今后走势将如何呢?
一、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直接因素
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和影响一定货币汇率变化的直接因素。一国国际收支发生顺差,就会引起外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供应增加,顺差国的货币汇率就会上升;反之,一国国际收支逆差,就会引起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应短缺,逆差国的货币汇率就会下跌。就我国国际收支状况看,1994年以来,国际收支连年顺差,其中外贸顺差,资本项目下净流入,外汇储备连年增长,由1993年底212亿增加到1998年底1450亿美元。人民币汇率稳定,由1994年底并轨时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升值到1美元兑换83元人民币。这表明国内外汇市场在相当长时期内已处于供大于求的局面,人民币有升值的要求。为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央行入市操作,收兑美元投放人民币。但基础货币投放过多,又使央行货币政策选择空间狭小。因此,政府适时推出外汇改革措施。一是扩大居民因私出国个人用汇的范围和标准;二是把外商投资企业纳入结售汇体系;三是允许符合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保留一定额度的现汇。这一系列改革使人民币没能进一步升值,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在亚洲各国货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我国未来的国际收支会如何演变,这将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的走向。
1贸易收支状况分析。从中长期看,贸易收支状况在整个国际收支中具有决定的意义。1997年,我国外贸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小,当年外贸进出口总额325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其中出口1827亿美元,增长209%,进口14236亿美元,增长25%,全年贸易顺差403亿美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显露和加深,全年实现外贸进出口额3239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04%。其中出口1837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5%,进口1401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5%,贸易顺差4359亿美元。1999年,我国外贸仍面临较大的困难和挑战,但仔细分析,也面临一些有利因素。从外部看,对我国外贸出口影响最大的亚洲金融危机各国和地区的金融形势已经稳定,经济已度过最困难的时期,1999年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货币币值稳定并可能出现一定程度升值,这有利于我国恢复对该地区的出口。同时,我国实施的出口多元化战略仍会继续发挥作用。从内部看,决定贸易收支最基本的因素是国内经济状况。199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社会商品零售物价将在低位徘徊。在这样的局面下,外贸出口面临的有利因素是:首先国家对外贸出口给予政策支持。国家采用出口退税、税收优惠、出口信贷等手段鼓励出口。由于亚洲货币贬值的压力,国家一方面加快了出口退税进度。另一方面,从1998年1月1日起提高纺织品和机械产品的出口退税率,6月1日起提高煤炭、钢铁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1999年1月1日起又一次提高了机电、纺织、钢材、水泥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的提高出口退税率可以降低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强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同时,银行加大对外贸企业支持力度,对产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优先提供贷款;特别是对机电产品出口给予政策支持;提高向外经贸企业贷款比例。这些政策措施使企业资金紧张状况明显改善。其次,出口成本的稳定为出口增长提供了条件。企业产品成本主要是由原材料、工资、运费及税金构成。从原材料看,1994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持续小幅升值,这使得以进口原材料从事生产的外贸企业成本相应下降。与此同时,国内物价逐步下降,原材料价格也呈跌势。从工资看,我国工资增长率不断下降。自1995年以来,我国工资增长率下降30%多。原材料和工资下降,使企业换汇成本下降。据沿海主要港口城市的统计,1997年退税后出口换汇成本为7966元人民币。估计1998年以后仍会大体如此。这是因为,一是1996年以来,中央银行连续六次降息,贷款利率水平不断下降;二是1997年10月中国又一次较大幅度地降低关税,幅度达26%,这使以进口原料和中间产品从事加工的出口企业可以相应地降低其成本;三是物价稳定,并略有下降,因此,可为出口的稳定和增长创造相应的条件。再次,国有外贸企业积极转变经营机制和增长方式。近年来,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现代企业制度逐步确立,以及人民币小幅升值的压力,使国有外贸企业逐渐改变了过去那种依靠本币贬值刺激出口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开始加强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大力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技术改造,调整商品出口结构,实行多元化市场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逐渐走上效益型的对外贸易之路。因此,作为出口规模扩张主导因素的一般贸易,其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机制已相对稳定,今后将继续发挥作用。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长势头强劲,成为对外贸易的生力军。外商投资企业总体技术水平较高,对外熟悉国际市场,应变能力强;对内管理完善,机制灵活,企业新建,人员负担轻,自有资金充裕,成本控制好,同时又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其出口换汇成本普遍低于中资企业。出口增长速度较快,在全国总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从前几年的10%上升到1997年的407%,1998年进一步上升为42%。上述分析表明,现行的汇率水平是有利于出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在东亚各国货币大幅贬值的严峻形势下,1997、1998年贸易顺差403亿、3459亿美元也支持这一论点。事实有力地证明了至少在目前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高估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1998年我国出口增速下降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向亚洲出口大幅下降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当然,在现行的汇率水平下,部分企业、主要是中资企业出口亏损,企业在补偿可变资本后,仅能补偿部分不变资本。但即使这样,国内宏观经济供大于求的总体格局迫使企业通过出口去寻求市场,这既符合企业本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符合社会需要和利益,同时也会获得政府的支持。
2资本收支状况分析。影响外汇供求从而影响货币汇率的还有资本项目收支状况。当一国有资本大量流入时,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过于求,外汇汇率下跌;反之,外汇求过于供,外汇汇率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流入中国的外资4200多亿美元,其中2747亿美元为直接投资,外债为1460亿美元。在借入的1460亿美元外债中,85%左右是长期债务,仅有15%是短期债务,外债结构合理,无论偿债率、负债率和短期债务比率都大大低于国际通行标准。具体看,从1994年以来,资本项目下净流入规模较大且比较稳定,1994、1995、1996、1997年四年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326亿美元、370亿美元、400亿美元、452亿美元。我国连续四年成为全球实际利用外资数额居第二位的国家。外资大规模的流入,外汇供过于求,给人民币带来了较大的升值压力,为避免本币升值幅度过大给我国出口带来不利影响,央行入市在外汇市场上大规模收购美元。可以说,近年人民币处于升值状态是市场供求关系演变和央行干预的结果。央行不会也不应该在贸易持续顺差并规模较大时应部分企业要求及市场预期引导本币贬值。亚洲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吸引外资,但影响不大。这是因为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的不是取决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对华投资。因此,近期我国外资流入规模仍将处于较高水平。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抵消其对我国吸引外资的消极影响,1998年我国政府已出台了进一步吸引外资政策措施,其主要有:第一,实行优惠政策。对外商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项目需进口的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投资于其他鼓励类项目需进口设备减半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第二,补充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一步加大开放的程度,拓宽允许外商投资的领域,引导外商投资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第三,引导和鼓励外商到中西部投资。对我国产业政策中限制外商投资,但能发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的项目允许外商在中西部兴办;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和沿边城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将在今后发挥作用。同时,由于我国避免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减少了投资风险,增强了外商投资的信心。1998年1—11月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达417亿美元。中国仍然被列为最佳的投资国之一。因此,可以预计,从中长期看,只要中国改革开放方针不改变,外资就会继续大量流入。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进入长期稳定发展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调整,巨大的人口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的扩张潜力,极高的储蓄率所转化的投资率,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充裕的人材,教育投资的持续增长和人口素质的提高,高新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政治的稳定等已经变成投资的良好预期。
分析显示,中国的国际收支短期内不会发生逆转,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直接因素。
二、低水平的通货膨胀是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根本原因
在当代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下,两国货币之间的比率,从根本上来说是由各自所代表的价值量决定的。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是对内价值的体现。物价是一国货币价值在商品市场的体现。通货膨胀就意味着该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下降,因此,国内外通货膨胀率的差异是决定汇率长期趋势中的基本因素。在国内外商品市场相互联系的条件下,一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会反映在经常项目收支上。因为,高通货膨胀率会降低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导致出口减少,继而出口外汇收入减少;同时,又会提高外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引起进口增加,进而外汇支出增加。这一减一增会影响外汇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从而影响汇率的变化。其次,通货膨胀的差异还会影响人们对汇率的预期,反映在资本项目收支上。一国通货膨胀率较高,货币对内价值下降,人们预期该国货币的汇率将下降,由此进行货币替换,即把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转化为其他国家货币,使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现实下跌。总之,一国通货膨胀高于它国,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就会趋于贬值。反之,则会升值。中国经济改革的取向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内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联系日益紧密,国内价格体系与国际价格体系逐渐接轨,国内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1978年至1997年20年间,我国通货膨胀年均约725%。与此同时,人民币连续16年贬值,由1978年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下跌到1993年底的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年均贬值约116%。1994年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即人民币兑美元的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合二为一,将人民币兑美元由57比1的官方汇率下调为87比1市场调剂汇率。从此以后,人民币市场汇率即名义汇率开始稳定并缓慢升值。从理论上说,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是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基础。实际有效汇率是按照对外贸易国别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的多边汇率指数。实际有效汇率一般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长期汇率水平。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1994—1996年中国国内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三年累计高达426%,这说明人民币购买力下降,对内贬值426%。由于货币的对内价值决定其对外价值。因此,人民币对外价值即名义汇率也应贬值426%。但实际情况是,人民币的市场名义汇率不仅没有贬值,反而由87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升值到83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小幅升值约4%左右,两者相加约升值466%。如果考虑到美国同期每年有约3%的通胀率,三年累计共有9%通胀率的因素。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仍大幅升值376%左右。近年来,国内学者运用购买力平价理论,根据国际比较项目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远远低于现行的人民币市场汇率,具有潜在的长期升值压力而非贬值压力。事实上,人民币有效汇率的稳中趋升走势,也就相应地奠定了人民币名义汇率稳定的基础。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看,自1993年下半年宏观调控以来,高增长、低通胀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商品供给总量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求已相对过剩,物价持续回落并稳定,买方市场已经出现。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快速增长的存货是当前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种宏观经济背景下,预期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出现较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其原因是:第一,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近期内会比较稳定。近年来,由于中央始终把农业放在工作的首位,狠抓农业和农村工作,粮食连年获得大丰收,国家和广大农民手中有充足的粮食储备,这就为粮食及以粮食为原料的农产品价格稳定提供了充分保证。第二,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在逐步变硬。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逐步确立,投资饥渴症现象大大减少。投资需求疲软使生产资料商品价格难以大幅上升。第三,商业银行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注重经济效益。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的实施,使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行为日益规范。首次普遍出现了惜贷,国有商业银行年度贷款额度没完成计划的现象。这不仅显示出银行贷款讲求效益,还使贷款增长导致货币供应量扩张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受到强力制约。第四,财政赤字带来的货币超经济发行导致通货膨胀因素被杜绝。中国人民银行法禁止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这从制度上排除了财政出现赤字挤银行,央行印钞票弥补财政赤字引发通货膨胀的可能性。第五,央行的“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约束自己实行廉价货币政策,制造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因此,只要国内不出现恶性通货膨胀,随着多数国有企业改组、改制、改革成功并走出困境,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人民币汇率将长期保持稳定,可能持续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
三、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物质基础
货币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经济状况是决定货币的基本因素。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经济的强劲增长是货币稳定和升值的物质基础。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每年平均以98%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总量按现行市场汇率折算已据世界前列。从改革开放的20年看,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中,人民币汇率先是经历了不断下跌的过程,由1978年1美元兑换15元人民币一直跌到1993年底的87元市场调剂价,汇率走出了与基本经济状况不一致的走势。然而从1994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汇率才开始稳定并缓慢升值,呈现了与基本经济状况密切相关一致的走势。在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日益深化的情况下,虽然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坚挺给我国外贸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国际国内金融经济形势分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因素仍居主导地位。从国际环境看,世界经济在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8年增长速度下降后,1999年会出现恢复性增长。这是因为,一是大部分金融危机发生国和地区经济出现了稳定和复苏的积极信号,经济与金融混乱和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1999年经济会出现恢复性增长或增长。二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仍保持较快增长。美国经济增长仍保持强劲势头,继续承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欧盟由于统一货币的实施,成本的降低,经济仍将保持增长。日本由于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出台,估计1999年以后经济会有一定的起色。三是全球性的降息活动为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但对汇率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内基本经济状况。1999年以后,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高速增长。其主要理由是:首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近年逐步回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采取了适当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促进经济增长。适当调整扩大内需的重点和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向交通、能源、通信、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倾斜,大力支持面向市场需求的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投资,积极支持灾区重建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继续支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其次,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将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增长点。根据国有企业的现实情况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大力深化对国民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逐步消化过去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房地产过度投机造成的泡沫经济,积极引导和规范国有企业按市场规律兼并和重组,促进产业资本存量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到资本市场融资,以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创新,为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解决深层次的结构矛盾,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健康的经济结构基础。再次,我国地域辽阔,有着巨大的潜在市场,这是我国特有的自然优势。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的梯度推移有着广阔的空间,借助于江河流域,使经济增长由东向西推移,使东中西部发展相连结。这是周边国家所没有的自然优势,也是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维持较高水平的原因之一。同时,我国人均GDP水平仍很低,经济增长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这种情况在未来10年左右时间仍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仍会保持适度的快速增长。在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经济质量会有较大提高,经济效益会更好,通货膨胀会明显地低于改革开放前20年,这将为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合理、有效、完善的外汇管理体制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现阶段,我国已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但对资本项目仍实行管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充分吸取了国际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具体实际,采取了积极稳妥又渐进的方式,不失时机地不断改革和完善外汇管理制度,建立和实行了适合我国国情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外汇管理制度。中国外汇管理体制的长远目标是实现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但何时达到这一目标还没有时间表,要根据国内外条件去逐步实施。目前,我国对资本项目仍实行较严格的管理政策,对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都实行计划和审批管理。在这样的体制下,居民和非居民都不可以在我国境内进行人民币与外汇的自由买卖。市场参与者也不能根据其预期自由买卖外汇;同时,国际投机者也难以获得人民币对市场形成冲击。因此,市场预期并未扭转也不可能扭转市场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人民币仍面临升值压力。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外汇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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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1对产品定价策略的影响
但前经济发展中，人民币的长期升值，使得定价风险成为了当前出口企业面对下游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发展中在接受订单方面因为不确定人民币升值幅度，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不敢贸然接受长期订单，此外，结合当前的发展现状看来，急剧缺乏人民币汇率衍生品方面的价格指导，造成了客户提价范围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旦在合同期内发生升值幅度超过订单提价幅度，极易导致企业亏损，形成硬性财物损失等等，威胁到了议价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另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还会使企业陷入两难选择，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需要保住现有的销售渠道，并接单生产，就算是一些情况下明知亏损也不能停产，而频繁变更报价则是解决的唯一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对订单的生产周期进行最大幅度的压缩，使得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降至最最低。
2汇兑损失引发的利润削减
综合看来，新时期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存在两部分的出口产品，资产余额造成的汇兑损失和结汇损失，据笔者的研究发现，通过远期结汇来锁定汇率风险是国内出口企业的主要运营方式，基于当前银行远期结汇定价普遍偏高等现状，使得新时期外贸企业中收汇期较长的出口企业承担风险更重，需要与买方签订汇率波动风险共担合同，在规避风险方面，反而不是衍生品套期保值、远期结汇等方式。从这里不难看出，在率避险方式方面，可供企业选择的并不多，所以，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比议价幅度大，势必会加剧出口企业的损失。
3对价格竞争优势形成了削弱
统计分析指出，2012年7月以前，在外贸发展方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8.52，而美元结算是当前国际贸易普遍采用的形式，基于此，这种人民币的升值现象，在提高我国口产品的对外报价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价格竞争优势。除了最主要的人力成本刚性上升外，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原材料、信贷等的成本增加，在这种发展的大背景下，其只得多次提价以维持正常经营，然而从外部面临的大环境看来，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国际需求低迷，势必会导致进口商拒绝提高出口价格，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要求降低产品价格，从这些现象及做法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暴露出了长期依赖出口的现状，它们更原因以量取胜，这种经营模式下，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出口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问题的解决对策
当前国内对外的贸易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刺激其发展，应当联合金融机构及政府等等，给与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进而促进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
1.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在我国众多的外贸企业中，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是其中的低利润率区域，这也是得其对汇率的波动尤为明显，针对此，国家应在战略层面去降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实施有效的措施，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其弹性，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出口企业的压力得到减轻，带动了其更好发展。具体措施如扩大人民币交易空间，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等，为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打下基础，并有效缓解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另外，也可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控制过度投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创新推广人民币汇率避险产品
当前发展的大背景下，银行系统能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产品，具体的有出口发票融资、人民币跨境产品及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显示出品种少、费用大以及手续多和门槛低等特点，基于此，应当积极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发展现状，有效促进外汇交易品种创新，对其中的参与手续进行简化，并降低参与门槛和费用，加强培训推广等等，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出口企业汇率避险解决方案。
3.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
在当前发展的大环境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规避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的汇率风险，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我国在2009年7月起开始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尝试，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具有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自发进行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很多的国家的央行，为了促进贸易方面的发展，就人民币互换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协议，但并非说这种改变已趋近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机制还有改进的空间，如完善银行流程、海关税收等细节，着力于加强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信往来、授信往来，便于贸易双方开立人民币信用证等，也可降低人民币信用证贷款利率，促成人民币境内外流通的良性循环。
三、结语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严重扭曲，合理的比价是2.5～3.5:1。
人民币应该缓慢升值,但是人民币不升值是严重错误的。中国现在就是给发达国家打工、出卖自己国家的劳力、消耗自己的资源、毁灭自己的环境。如果人民币适度继续升值，进口将会便宜，一个强势的人民币将会掠夺他国资源，同时，中国将会产业升级、淘汰腐朽的血汗工厂，使中国产业更加强势。
关于人民币现行汇率合理的说法，是出口企业造谣的结果。它们就是想继续出卖中国的廉价劳动，阻挠中国产业的升级。出口企业极力游说政府、绑架政府，诉苦喊冤。人民币不升值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出口企业。这些企业，不反省自己，却继续走没有前途的榨取廉价劳力、污染环境、高能耗的路子。当今，中国劳力已不是廉价而且可以任意浪费的时代了，唯有产业升级，才是今后的出路。
人民币适度升值只会有好处，比如近几年每年3-5%的升值。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好处是：原材料价格降低、贸易更趋于平衡（可以存在少量的顺差），平衡的贸易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贸易好处。
2.人民币缓慢升值是不是会影响底层人民就业?产业升级
适度、缓慢的升值如果影响了底层人民就业，是不是言重了？这个世界的贸易是一个多人的游戏，如果是一个零和游戏，最后你将会被剔除这个游戏体系，或者别人也和你躲猫猫，千万不要认为别人是傻瓜。不重游戏规则，败坏了自己的名誉，更好玩的游戏不会让你参加。
如果可以任意操纵汇率，建议不妨采取神奇方法：人民币对美元100:1。多好啊，一统全世界了。
中国前些年经济快速增长的秘方之一就是人为主导汇率，那时中国经济还不强大，西方国家需要享用中国低价产品，将污染、垃圾移到中国。但现在不行了，人家不和你这么玩了，不再忍受你的不守规则、你的损人利己，而且西方国家已经有些痛苦不堪了，中国廉价产品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了，而且也害残了自己，看看我们的环境、看看我们受污染的人民。我们必需要改变经营模式了，不然贸易壁垒更加严重，到了人人喊打的时候，恐怕经济转型来不及了。资本及资本家没有道德而言，唯利是图，不会自动产业升级，只有国家政策调控才是产业升级的最后方式。
国家政策的出台不是单一简单的政策，而是配套的政策出台。国家应该培训劳动者，产业升级，首先应该劳动者素质升级。同时完善失业救济、养老医疗保险，合理分配国家财富，扩大内需。
汇率的适当、缓慢升值，那些说会危及底层人民的人，其实希望这些底层人永远沉于底层，希望自己永远榨取底层人民的血汗。2.5～3.5:1，只是说人民币与美元的实际可能比值，也许有些偏差，但有专家说是6:1，5:1，那是混说，没人相信。没有人说汇率一下子达到2.5～3.5:1，那不是自杀吗？即使未来若干年，也没有人说达到。但这几年缓慢升值是可以的，比如5年升值15-25%（每年3-5%）是可以的。至于5年之后，谁也不知道。
3.人民币汇率该怎么走？
人民币适度、缓慢升值是人民币政策调整的方向。如果死撑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能够撑多久？这能够持续吗？
政策应该调整，那就是人民币缓慢升值。我们做好准备了吗？人民币缓慢升值的大方向明显对我们有利，人民币不升值，人民币永远只是二流、三流货币，永远不能进入世界金融体系，更无法建立中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将不可能适应中国目前更加壮大的经济，它将会拖中国经济的后退。中国经济将无法获得世界经济更高层次的好处。金融经济是经济发达的最高形式，人民币的瘸腿就像中国经济拉动中消费的瘸腿一样，不适应中国经济，中国无法获得产业升级。
现在人民币缓慢升值有弊吗？绝对有。怎么办，必须有其他救助政策配套出台。这是一个综合工程。当确定了方向，如何细化、可行化，那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了。
4.产业的升级首先需要技术升级，只有技术实现升级，才可以人民币升值，对吗？
问题是，产业升级，它是一个过程，20年能够完成吗？而人民币汇率如果长期扭曲，贸易长期顺差，在一个自由贸易体系中，能够持续下去吗？大家遵守的贸易游戏，能让你一个人这样玩吗？世界贸易体系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如果大家都玩汇率操纵，损人利己，那么贸易还能玩得下去吗？
产业升级主要是创新，如果没有压力与特别的好处，谁愿创新？创新要花时间，创新要付出成本，创新要有动力。不要创新，仅靠汇率操纵，企业就可以吃香喝辣，谁又愿意创新呢？这种建立在低汇率、赚取廉价劳力、低技术、高污染的的企业有多大竞争力？没有鞭打屁股的严厉，一场风暴，企业就会死翘。老是护犊，那是害了企业。因为没有动力，再过50年，还是产业升不了级。
5.要知道游戏规则是西方制定的，西方遵守游戏规则吗？
正因为游戏规则是西方制定的，所以人民币能够死撑多久？要知道，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越来越大，奥巴马肯定还有更多的、更大的手段在后面伺候呢。不仅发达国家如此，穷国也对中国竖起了贸易壁垒。可见如此低汇率不得人心。很多国家都在自由调整汇率，包括穷国，但也没有看到这些穷国破产。全世界如此明目张胆操纵汇率的国家有几个？难道没有隐蔽一些的贸易保护方法？散布西方也违背游戏规则，那是理屈词穷，人家是规则内的玩法，你是规则外的玩法。
没有100%的完美结果，人民币适度、缓慢升值，好处多、坏处小，保护本国的资源、降低进口资源成本、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产业升级是好处，坏处是眼前出口有损。但我们是在一个国际贸易大家庭，游戏规则很重要，起码表面上让人无可挑剔，可以采取别的办法缓冲人民币的缓慢升值。
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着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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