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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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人民币升值;汇率形成机制
一､汇率调整义务的触发机制:全球经济失衡
2005年全球经济面临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从2000年的4160亿美元飚升至2005年的8065亿美元;二是亚洲国家经常账户大量顺差,对美贸易顺差,2005年达到了3500多亿美元｡而美国的2005年对华贸易逆差达2016亿美元,因此当今世界的经济失衡与中美两国高度相关｡中国汇率改革在这种形势推动下展开,2005年7月进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之路,确定以市场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实现更加平衡的经济发展｡
经济失衡美国方面原因:(1)储蓄率下降是造成经常账户逆差的主要原因,过度消费､储蓄不足,吸收国外储蓄以维持美国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2)投资储蓄战略的变化,经济快速增长刺激了投资支出扩张,收入与资产价值快速增长扩大了消费,减少了储蓄,引起了储蓄与投资状况的关系恶化;(3)美国以货币资金为基础的储蓄战略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战略转移,促进了经常项目赤字扩大与储蓄率的下降｡
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仅是汇率的问题,且包含其他多种成因:(1)对投资的过分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弱;(2)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国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较慢;(3)缺乏可持续性,经济增长一直是靠高投入､高能耗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与质量较差,消费增长慢,一直在生产的体内循环｡而且非科学均衡的经济发展模式给我国带来了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
分析中美贸易失衡,发现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所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具有长期性,且取决于世界经济与货币制度的演进趋向,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具有短期性与非制度性的特征,因为其实际上是世界经济制度的接受者而非领导者｡2006年基金组织提出解决世界不平衡问题的“联合战略”,要求美国压缩财政赤字,增加国内储蓄,日本和欧元区加快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和扩大国内需求｡
二､内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正常化
我国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影响外汇供求关系及汇率变动,具有推动本国货币汇率走强的效应,但外汇储备的增长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与汇率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决定一国货币汇率的基础是两种货币购买力或两国物价水平,即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经济的一个悖论是经常账户顺差与FDI持续流入的长期并存,表明本国储蓄相对于投资是过剩的,即应输出储蓄,同时吸引大量的FDI｡意味着在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融资时又将国内高收益率的投资机会提供给了国际资本｡RMB低估是一个重要原因,抑制了对进口品消费,增加对FDI诱惑｡RMB价值回归,是实现以本国储蓄为基础发展经济,替代依靠外资发展经济的关键｡
RMB相对低估源于美元的贬值,不是RMB汇率的主观操纵,体现了钉住汇率机制的内生性不足｡国际大循环中,汇率不仅是体现为直接的两国关系,也间接反映一国货币在整个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元的贬值不应是RMB贬值的免责理由｡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外部影响也越来越大,应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的努力中承担相应的义务｡事实上我国的汇率改革也伴生着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央行维持名义汇率稳定的可信度下降之风险｡RMB汇率的让步,对世界经济的稳定有积极的意义｡
(二)汇率稳定性
《基金协定》赋予了成员国对于自己已确定的货币平价予以改变的权利,附录C第6段规定:“成员国除非为了纠正或防止出现基本的不平衡,不应提出改变其货币平价”｡成员国从事的影响外汇汇率的行为目的不是调节国际收支才是被允许的｡但成员国建立平价制度要有共同的标准,不能以黄金或任何一种货币为实行或恢复外汇固定平价制度的共同标准｡成员国在改变平价制度外汇汇率等方面享有较大的自由,其唯一的约束条件是为了维持国际金融制度,特别是汇率制度的稳定｡另外赋予一个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制度中央货币的职能,势必使该货币发行国取得优于其他国家的地位,等于从法律上认可了该国货币的特权及其与他国货币的不平等竞争,承认了国际货币制度安排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政策联系在一起,这不符合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及各国平等发展的国际义务要求[1]｡
美国早就坚持国际社会所需要的并非稳定的汇率制度,而是汇率的稳定制度,它指出浮动汇率可以是稳定的,特别是在汇率变动和汇率危机频繁发生的情形下更是如此｡
三､外生性的汇率调整义务
(一)汇率调整与可持续发展
汇率体现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同时还是一种经济杠杆,不但能改变我国经济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影响国内外价格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汇率低估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但不利于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高估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有抑制作用,但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有刺激作用｡所以汇率政策本质上是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与长期的经济增长质量之间进行权衡,阶段不同,汇率政策的选择不同｡目前国内资源相对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已捉襟见肘,为解决经济发展的困境,需发挥汇率的杠杆作用,汇率改革的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能力｡
(二)汇率调整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行业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创造外汇的制造业快速发展并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不能创造外汇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而汇率实质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价值之比｡如果缺乏汇率价格杠杆的调节以及税收､用地等方面对制造业政策倾斜的纠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不平衡发展格局反映到外汇市场上是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增长｡进入90年代中期后,新增就业机会多源于服务业,在两者不平衡的格局下,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的能力受到了遏制,恶化了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同时通过就业方面作用传导对于消费能力产生了消极作用｡所以汇率调整有利于遏制经济过热现象,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汇率适当提高有助于服务业发展｡
(三)汇率调整与货币政策独立性
1993年我国的汇率为5.762,RMB汇率处于市场高估的状态,当时出于对汇率稳定的追求,使汇率作为政策工具的外部经济平衡作用基本缺失,也干扰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负面效应是:(1)央行调控货币供给量主动性下降,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困难加大｡(2)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及收回再贷款的冲销方式给国内造成资金供给的结构性失衡,给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困难｡
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发展:(1)可防止国际金融市场上大量游资对硬货币的冲击;(2)可防止某些国家外汇储备货币的流失,浮动汇率制度下,国家是没有义务在国际外汇市场上用外汇储备货币去买进被抛售的本国货币,不会出现国家外汇储备货币大量流失｡
1994—1997年从央行干预实证可看出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利率与汇率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大,没有完善与健全的汇率与利率调节机制,成为利用利率手段调节货币市场进而调节外汇市场的严重阻碍｡国内短期资本流动是政府最难控制的,尤其是在政策限制了汇率灵活性的场合,此问题解决须依赖于财会政策的紧缩和增长汇率的灵活性,须利率市场化与汇率的弹性化,真正实现利率变动—资本流动—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四)汇率调整与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的内涵包括了静态金融资本的国际流动与动态金融风险发生效应机制的同化｡全球化进程中,要求各国尽量实现货币的自由流动,但实现货币的自由汇兑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具有有效而灵活的调控国内国际平衡的能力,涉及宏观经济政策,合理的汇率机制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汇率的市场化更能体现实际的汇率趋向,应建立RMB的实际汇率政策,以银行与企业之间通过竞价形成市场汇率为基础建构汇率形成机制｡
固定汇率制与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而现实是这一矛盾已经使很多国家放弃了单一的固定汇率制｡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促进储备的更为有效的全球分配,有助于资本的最有效益的使用,激励经济增长和福利实施｡因此我国应加快汇率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保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有选择分步骤放宽对资本交易活动的限制｡
1971年8月15日，美国关闭黄金窗口之后，为了继续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十国集团于1971年12月18日签订了“史密森氏协议”。但1973年2月外汇市场上再度爆发的美元危机，使该协议寿终正寝，也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彻底崩溃。因此，一般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是从1974年开始的。虽然理论上它属于汇率自由浮动的货币体系，但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汇率一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管理或管制。因此，现行国际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纵观近代国际货币史，从古典金本位制（1870-1913），到布雷顿森林体系（1946-1971），再到现行的所谓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不同形态的更替。而且，每种体系也都经历了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终崩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一个共同的特征是：体系内各国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从而政策目标）、政治权力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左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因为，一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要想能够存在并正常运行，就必须在诸如货币本位确定、汇率制度安排、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形成以及国际清偿能力供给等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和运行机制。而这种差异使得相应的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不均衡。换言之，遵守规则的成本与收益权衡因国家不同而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权衡也因国家不同而不同。本文称这种不均衡性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从1870年至今，这种不对称性始终存在。具体说，在每种形态的国际货币体系时期，体系内国家都可被划分为两个集团——核心和。在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中，核心国居于支配地位，这一地位使得核心国与国相比能够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
国不执行统一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导致体系规则的调整、核心国地位的丧失甚至体系的崩溃。
简言之，正是这种不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重点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其鲜明特征：美元霸权依旧，但面临的挑战更多；国集团化。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以及转型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国不但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也逐渐分化为特点明确的两大集团：第一集团主要包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现今还包括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他们越来越关心国际投资头寸的收益风险关系，越来越关心其头寸在美国的暴露程度，在这些国家，其汇率政策是对美元浮动（世纪之交诞生的欧元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欧盟中有12个国家统一货币，共同对美元浮动）；第二集团则主要由亚洲及部分美洲国家组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出口；当进口不能保持同步增长时，逐渐增加的官方储备就直接用来购买美国证券；其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在国中，日本较为特殊—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看，他接近第一集团，从贸易角度看，他应属于第二集团；浮动与固定并存。在现行货币体系下，从较为清洁的浮动汇率制到硬约束的货币制度甚至美元化，各种货币制度同时存在。
以上特征决定了现行货币体系独特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在国，美元职能不对称。众所周知，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同时行使着国际清算、国际干预与国际储备职能。但由于不同国家发展战略或者宏观经济目标的差异，美元在不同国的职能侧重也不同：在第二集团，多数国家政府强调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战略，而且就业压力以及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为了贯彻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第二集团国家更侧重经常帐户的盈余，因而倾向于管制其汇率、限制其货币升值的货币政策，出于干预外汇市场和预防投机性攻击的目的，他们更强调美元的国际干预职能和国际储备职能，主要表现为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以维持本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和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与第二集团相比，在第一集团，其经济实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合理、市场经济机制更完善、生产力也更先进，在许多经济领域和环节具有与核心国抗衡甚至领先的实力。因而其更强调与核心国平等竞争的发展战略，更关注国际投资头寸管理及资本金融帐户平衡。在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就要求以浮动的汇率来调节。一般地，其货币当局不主动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主要由私人部门决定。由于市场对美元的长期信用存在疑虑，因此其本币对美元有升值的趋势，这使得第一集团从总体上更强调美元的国际清算职能而不是国际干预和储备职能。
2.在国，对核心国要求权的积累主体不对称。这里所谓的国对美国的要求权主要是指国政府或私人部门持有美元或美国债券而产生的对美国的追索和要求权。基于以上关于美元职能不对称性的分析，在第二集团，对美国要求权的最主要主体是政府和货币当局。他们对积累美元储备有着强烈的愿望，官方外汇储备总体上呈逐年增加之势，进而成为美国财政部债券执着而稳定的需求者。其结果是既维持了美元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信用（美元对其货币总体升值）又压低了美国总体利率水平。总之，它从客观上支持了美国扩张的货币政策。
而在第一集团，对美元和美元债券的需求主体主要是私人部门。当这些部门持有美元后，并不像第二集团的政府那样只将其用于储备和购买美国国债，而是在权衡收益与风险的基础上进行更广泛的投资，既包括面向美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主要是购买美国债券、股票及其他美国货币市场工具等）；同时，值得强调的是，出于资产选择分散化或追求更高收益率的目的，他们也将其部分美元资产投向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其本币相对于美元总体存在升值趋势，出于对美元信用的担心，他们也会将部分所持美元兑换为本币或其他强势货币。总之，相对于第二集团，第一集团的行为对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几乎相反——对美国实施过于宽松货币政策具有约束作用。
3.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不对称。在核心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美元的特殊地位以及相对优化的经济结构，使其调节机制具有不同于体系内任何国家的特征：一般情况下，并不追求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盈余，因而也不以汇率调整来刺激出口，而是任其自动调节。当经常帐户逆差过大，就业形势严峻并危及到美元的信用时，其调节手段也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以采取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而是依仗其霸权地位，在频繁实施贸易制裁的同时，以政治手段迫使第二集团国家货币升值或对美扩大进口。相对于核心国，国（尤其是第二集团国家）更追求经常帐户的平衡和盈余，而且为此支付的成本也更高。在第二集团，当一国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时，调节“平衡”的义务全靠自己承担。为了增加就业、维持出口引致的经济增长，其既要以更优越的待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要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促进出口。其结果是实际稀缺资源的外流和低收益且信用存在不确定性的美元储备的大量积累。
而在第一集团内，虽然以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与核心国相似，但仍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性：与美元相比，各国货币处于明显劣势，即没有像美元那样有坚实而稳定的需求作支撑。因此它难以依赖像核心国那样的低利率政策和宽松的财政预算来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相对的高利率以及私人部门普遍存在的对美元信用的不信任使其货币对美元呈系统性的升值趋势。相对坚挺的本币虽有利于第一集团国家私人经济的经济部门对核心国的投资，但他们又担心国际投资头寸在核心国的过分暴露，而且可能增加改善对核心国贸易的难度。其结果是时常爆发与核心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为了应对和弥补与核心国在调节机制上的不对称性，摆脱对核心国的过分依赖，第一集团国家之间加强了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扩大“内需”，其典型代表是欧元区。欧元区的建立增强了区内国家管理内外平衡的能力，但在经济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及强制性财政政策的硬约束也同时使其整体经济增长难以协调运行。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
（一）现行体系所经历的变化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比，虽然美国仍是现行体系下的惟一核心国，且美元仍处于绝对支配地位，但在过去的30年里，世界政治经济环境却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
如上文所述，在布雷顿森林时期，对于货币体系和货币制度的管理，国一般情况下具有单个国家动机特征；而在现行体系下则具有集体动机的特征。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国的个数更多，且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洲国家更加采取集体行动和跨国管理；相比之下，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因而政策目标优先权也存在差异；另外，亚洲国家区域性合作水平现状甚至不及40年前的欧洲。欧元取代英镑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国（美国）承诺维持其币值稳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可自由兑换时期，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这种承诺至少在表面上是可信的。而现在，美国政策决策者的意图更加模糊，美元维持其对外币价值的前景更加不明朗。资本控制的消除使得抑止私人金融交易更加困难，从而使得如今第二集团国家的货币当局如今为维持现状而进行的冲销和干预操作范围更广、成本更高，爆发由预期性投机攻击所致的货币危机甚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也更大。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逐步自由化，维持国内高储蓄率和低估本币越来越难以保证额外投资以可贸易品部门为中心。
（二）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
在现行体系下，从汇率制度安排的角度看，第一集团国家较第二集团国家更具有相对独立性。尤其是欧元区，其货币作为事实上的第二主要储备货币，最接近核心国的特征。况且，在金本位时期，英、法、德、美被认为同属于核心国。因此，在现行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是否愿意以及能否进入体系的核心，是决定体系演进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自1998年成立之日起，即决心继承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传统——把物价稳定作为其最终目标。也就是说，从现实情况看，欧洲央行给予国内货币政策轨道以优先权，但其物价稳定的最终目标与汇率政策之间出现冲突的概率相当高。而且，欧元区部长理事会的“汇率导向”与欧洲央行董事会的政策之间也常常不一致。这些冲突以及欧元区与美国商业周期发展的差异等因素将导致市场对欧元信心的波动。欧元汇率的波动将阻止或延缓欧元区进入核心国的步伐，但欧元的相对坚挺以及市场对美元信心的下降等诸因素势必使第二集团愿意持有更多的欧元储备。
在第二集团这种储备资产多元化的初期，由于美元的绝对核心地位仍难以动摇，因此这种多元化必将表现为储备资产的净增长，其结果是加大第二集团整体的通货膨胀压力。而舒缓通胀压力的途径包括：放弃钉住美元制；向美元储备索要更高的利率；减少美元储备的比重。
在美元储备资产增加、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情况下，放弃钉住美元的结果是第二集团国家本币总体对美元升值，进而导致对美顺差收缩。考虑到欧元在国际货币中相对坚挺的表现以及第二集团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政策，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出口，并以此作为进一步积累欧元储备的重要手段。此时，若欧元区仍坚持刚性的财政预算约束及稳定的物价目标而不愿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欧元流动性，则第二集团势必会扩大对欧元区的进口，否则欧元储备将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样，第二集团与欧元区将达到更大规模的互惠贸易水平。从较长期来看，当第二集团与欧元区贸易依存度达到的相当水平后，对美元储备的需求将下降，从而形成对美国扩张货币政策的约束性。若第二集团的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性的协同性，则有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及第二集团货币之间“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其性质是相互制约的货币体系。
若欧元区有意加快进入核心国的步伐，将会向第二集团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支付高于美元的利率。这将加速第二集团降低美元储备的比重。但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也必须增加美元储备以干预美元与欧元的双边汇率，使其更为稳定。当然，当美元需求下降后，美元也会寻求更稳定的汇率以扩大自己的出口并吸引资本的流入。因此，美欧之间为了降低汇率波动的成本，势必强化诸如《广场协议》（1985年9月）和《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式的旨在稳定汇率的合作。另一方面，美欧之间这种竞争性货币合作关系若能持续，也将降低第二集团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成本，从而最终走向钉住以美元、欧元为关键货币的货币篮子制度，形成美欧为核心、第二集团为的汇率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
总之，核心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现行体系的演进趋势。但欧元区以及中国和东亚区其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关键因素。
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变革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趋势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制度的走势和变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的分析表明，不论欧元区选择维持现有的政策目标不变还是有意向货币体系的核心靠拢，国际货币体系都将会向着保持美国、第一集团、第二集团之间双边和多边汇率相对稳定的方向发展。如果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政策目标朝着更加协调一致、汇率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则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演进趋势。但是，考虑到未来第二集团各国的货币对美元或欧元仅是相对稳定而非绝对固定的关系，因此亚洲货币合作的目标应该是亚洲其他国家货币钉住亚洲关键货币（如，人民币或日元），而亚洲关键货币应采取钉住主要以美元和欧元为篮子货币的货币篮子，以便使其对美元和欧元汇率均具有相对的弹性。换言之，亚洲的关键货币不宜只对美元和欧元中的其一浮动而对另一货币固定，因为这不利于促进未来更为稳定和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
假定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现行的经济增长趋势，人民币至少会成为亚洲关键货币之一。从眼前看，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人民币的市场信用尚不具备对美元大幅浮动的实力。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安排应能够应变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基本原则应是能应变美元和欧元相对地位的调整及中国与第一集团国家经济往来规模的变化。也就是说，以维持对美元相对固定的汇率为基础，同时适当增加市场调节的作用以逐渐应变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具体地说，在中短期内，当人民币与核心国货币汇率水平偏离均衡水平太多，即由此引起的外汇储备变动或贸易摩擦等成本过高时，可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出一次或若干次“跳跃性”的调整，以减低成本。这里所谓的“跳跃性”是指调整幅度可以稍大一些；至于调整的次数和时机则以尽量减小市场投机预期和投机攻击为原则。
在调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保持人民币对核心国货币的相对稳定，这是以当前核心国货币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现实为前提的；在此前提下，对核心国货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对外贸易和经济交往，有利于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和价值稳定，也有利于防范货币危机。
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为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朝着更加稳定和均衡的方向演进，在增强亚洲货币合作中人民币地位的同时，人民币汇率应逐渐朝着对美元和欧元保持相对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央行欲逐渐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的承诺是正确的。但不是短期的，也不是简单地钉住篮子货币，而是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相协调，逐渐微调篮子中美元、欧元以及其它一些相关国际货币的权重。
综上所述，可得如下基本结论：首先，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较长期选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的浮动区间并非恒定，而是在逐渐扩大的前提下呈现波动性；其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可能会体现出一定的“跳跃性”，即在总体上呈现波动区间相对狭窄的同时，偶尔会在一定的时段内表现出较大的波幅。
参考文献：
1.Eichengreen,Barry,2004,GlobalImbalancesandtheLessonsofBrettonWoods,NBERWorkingPaperno.10497(May)
2.[荷]塞尔维斯特尔•C•W•艾芬格，雅各布•德•汉.欧洲货币与财政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一）我国的经济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汇率可简单地理解为外汇的价格，即一种货币兑换另一种货币的价格，也就是说汇率就是两种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它反映的是一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自上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破产以及世界主要货币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由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不一，有些国家的货币出现持续贬值，有些国家则大幅增值。最典型的是美元的贬值，日元汇率的走高。其主要原因是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则相对削弱。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原因。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但整体缓步上扬，其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而衡量国家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GDP与人民币汇率有很大的相关性。（图1）
我国GDP的水平逐年增加，表明我国国民的收入水平逐渐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消费需求则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人民币的需求，从而导致了人民币汇率的缓步上扬。此外，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就相应提高，这也使人民币在长期内保持坚挺。
（二）人民币流通状况与人民币汇率
衡量人民币流通状况的主要指标是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往往使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抑制了出口，刺激了进口，若导致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将使本币汇率下跌。但通货膨胀的影响往往具有时滞性。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是一个取决于两国相对价格的名义变量。当本国的价格水平相对上升时，本币购买力下降，即本币贬值，则汇率就下跌；反之，汇率上升。绝对购买力平价可用公式表示为：S=p/p*（2.2.1）
S为汇率，以本币表示的单位外币（如现在的汇率为1：7.8，则S=7.8），即直接标价法。P和P*分别表示本国和外国的综合物价水平。
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之变化应该等于两国通货膨胀率之差除以外国的物价指数。如果用p$和p表示美国和中国t0到t1期的通货膨胀率,S0和S1表示t0和t1期汇率,则相对购买力可用公式表示为:
(S1-S0)/S0=(л-$$）/(1+$$）(2.2.2)
相对购买力平价的要旨是,汇率变动是由中美两国之间相对通货膨胀率决定的。如果中国通胀率大于美国通胀率,则人民币应该贬值,反之则人民币应该升值。从长远来看，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呈现类似的通货膨胀率。以下采用1996年至2005年的中美居民价格指数，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分别以1996年、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4年为基期计算出相应的通货膨胀率和汇率。
通过以上数据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人民币名义汇率长期内高于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汇率，这与1998年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随着年份与基期的差距越大，所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名义汇率的偏离越大。通过购买力平价理论计算汇率，基期的选择比较重要。如果选择以基期较接近的年份,得出的汇率与名义汇率是比较接近的，说明汇率的变化跟物价指数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
第三,1999年以后我国是处于轻微的通货膨胀，根据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在连续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汇率应该持续走低。但是我国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却持续升高。这说明了中国人民银行在制定人民币汇率时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通货膨胀的水平，没有很好地联系国内外的物价水平的变化。但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制度的修改，相信在长期内人民银行所制定的汇率是符合国内外经济发展要求的。
(三）利率差异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一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周边的国家，将吸引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使本币需求上升，可能会导致本币汇率上扬。利率平价理论的提出者凯恩斯认为：汇率变动与两国相对利差有关，投资者根据两国利差大小以及对未来汇率的预期进行投资选择，以期获取收益或避免风险。利率平价表达式为：
(F-S)/S=i-i*(2.3.1)
S是将本币换成外币的汇率，F是将外币换成本币的汇率。i是本国利率，i*是外国利率。
（2.3.1)式反映了汇率与两国利差的相互关系：当本国利率相对外国利率上升时，两国利差增大，汇率下跌；反之，汇率上升，即F与i-i*成正比。通过对表6中F和利差进行一元线形回归分析,发现两者的相关性不高，相关系数为-0.45064。分析的结果显示F与i-i*成反比，即我国的汇率变动与中美之间的利差正相关。这与利率平价理论是矛盾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利率水平是由人民银行制定的。但是我国加入WTO后的五年来，对外资银行的逐渐开放，利率的市场化水平也将逐步提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汇率水平就可以较好地反映利差的变动。
(四）国际收支与人民币汇率
如果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对外债务增加，引起外汇需求增加而可能导致外汇汇率上升和本币汇率下降。顺差意味着对外债权增加，本币需求增加，可能促使本币汇率上升。近几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呈现顺差，支撑了人民币汇率走高。
（五）人民银行的干预与人民币汇率
1994年我国实行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从1994年至今,我国汇率虽双向波动，但缓步上扬。1994年人民币并轨时，汇率为：1：8.7。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仍然保持稳定，1美元兑换8.2757元人民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是成功的。人民银行的汇率制度和人民银行对汇率的干预只能在短期内对汇率产生积极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业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融入世界经济，实现人民币全面的自由兑换并走向国际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进程中，实现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具有关键意义。
2、人民币汇率与各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确定
在前面各点中，分别分析了GDP、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国际收支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构建了以下的模型：
Y=X1+X2+X3+X4+U(3.1.1)
Y表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X1、X2、X3和X4分别表示我国GDP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中美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由于政策的影响是难以定量分析的，所以采用U表示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的因素。
(二）定量分析
本文采用了1996年至2005年的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对3.1.1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3.2.1式:
Y=8.259474+0.1836X1-0.30832X2-0.0975X3-0.02024X4（3.2.1）
可以看出：
（1）GDP增长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关系：两者反相关，即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人民币汇率反而下跌。这点是不符合汇率的正确的发展规律的。这主要原因是我国汇率制度不健全，导致汇率的水平不能与经济的发展相适应。
（2）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名义汇率正相关。一般情况下，通货膨胀率越高，货币应当贬值。但我国却相反。通货膨胀率每增加1%，汇率却提高0.3083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是：1994年以来我国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值低估，汇率升高的压力大于通货膨胀增加的压力。
（3）利差和汇率的关系跟前面的分析结果比较接近，只是相关系数上的差异，这主要原因是多元回归分析跟一元回归分析在自变量的数量不同。
（4）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与人民币汇率成正比，即顺差每增加1%，人民币汇率就提高0.02024%。我国十年来对外贸易的持续顺差，特别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国际压力的影响下，在汇率决定理论的作用下，人民币的持续走高是必然的趋势。
3、结论
通过构造模型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GDP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与人民币汇率有较强的相关性。而利差和进出口差额的增长率影响较弱。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利差和国际收支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将会增强。本文深化了对人民币汇率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的认识，希望为汇率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些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张纯威.人民币名义汇率超稳定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17-149
2.章和杰.人民币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中权重的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41-50
3.任兆章,宁忠忠.购买力平价理论与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3(12)
4.刘向华.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实证研究[J].经济评论,2000(1)
5.杨帆对人民币汇率的几点看法[J].中国统计,2000(9)
6.王军青.利率平价机制与人民币汇率[J],上海经济研究,2000(6)
7.沈国兵.美中贸易收支与人民币汇率关系：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05(1)
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银行间远期外汇交易品种、放宽企业办理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条件、扩大银行开办人民币与外币的掉期业务等。央行与外汇指定银行还进行了外汇掉期交易，同时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也逐渐扩大。在发展外汇衍生产品方面，我国境内外汇市场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2006年年初实行的做市商制度对扩大远期外汇交易有所帮助，在新制度下，做市商实行新的结售汇头寸管理，可以在即期市场对冲远期交易，即允许做市商卖空美元，前提是银行通过远期头寸保证其整体上拥有足够的外汇头寸，而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在实行做市商制度后，银行可以一定程度上对冲远期风险，这显然有助于扩大银行与客户之间的远期交易。2006年7月1日进一步将新的头寸管理办法扩大到所有银行。但总体上，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发展仍相当缓慢，过于强调以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发展重点，而一定程度排斥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等产品的发展。
与境内相比，在境外存在多种人民币衍生产品，其中又以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onDeliverableForwards，简称NDF）的交易最为活跃。自2002年下半年开始的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产生以来，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地的人民币NDF交易迅速活跃起来，日平均成交额已超过10亿美元。而在境内，由于客户与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无论是即期还是远期都必须以实际经济交易为基础，银行与客户间的外汇交易量非常有限，由此也导致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交易量也相当小，例如2006年上半年银行间外汇市场仅有704笔人民币与外汇的远期交易成交，而交易额为75.46亿美元，日平均成交量仅为区区的6395万美元[2]。从远期交易看，境外人民币外汇交易已经远远超过境内交易。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近期CME推出了人民币期货和期权，首次将人民币衍生产品纳入交易所交易。CME的人民币外汇期货采取无本金交割的标准化合约，每份合约为1百万人民币，目前约合12万美元，最终清算价格为最后交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即期汇率中间价"的倒数，根据CME网站显示的行情，推出以来每日成交约在数十笔至上百笔之间，成交至今仍较为清淡。虽然短期内成交尚不活跃，但由于CME在外汇期货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较之原来境外人民币NDF市场发展，其长远影响将更具冲击力，无论对境内还是境外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的发展均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其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影响。
二、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评估
由于境外人民币NDF交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加之境内远期外汇交易不活跃，人民币NDF汇率已经一定程度成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风向标。从这个角度看，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已经一定程度削弱了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人民币NDF市场发展主要源于对汇率风险的恐惧，其报价更多地由感觉和冲动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非理性的。长期以来，人民币NDF报价隐含的人民币升值幅度都超过利率平价的升值幅度，也高于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的升值幅度。境外人民币NDF汇率和境内人民币远期结售汇汇率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也曾一度拉近，其原因是境内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境外NDF交易。但其后二者的差价又再次拉开，原因是2006年年初官方重申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交易。目前，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一定程度上仍是两个分割的市场。
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难以反映在境外人民币NDF汇率上。在汇率制度改革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外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而境内预期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小，境内机构更加愿意选择购买远期外汇，而不愿意卖出远期外汇，即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预期倾向于人民币未来的升值幅度将小于人民币远期结售汇预计的升值幅度。因此，如果允许境内机构、特别是银行参与境外NDF交易，境内人民币汇率预期将能够一定程度反映在NDF汇率上，从而可以一定程度降低人民币NDF汇率预期升值幅度偏大的情况。由于官方所作的限制，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难以反映在人民币NDF汇率上，因此NDF市场是不完整的。但由于其交易更加活跃，导致境外NDF市场在人民币汇率预期上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CME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和期权，较之当前分散的NDF市场而言，对人民币汇率定价权的影响将更大。有分析甚至认为，随着CME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我国可能已经丧失了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的最好时机，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将来极有可能决定于境外而非境内[3]。对此，笔者认为现在作此判断仍为时过早。必须看到，人民币现在还不是完全自由兑换货币，境内和境外市场仍处于分割状态，境内的人民币外汇交易仍占实际外汇供求的绝大部分，在这些交易被允许参加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之前，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无论如何都不是完整的。目前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仍主要体现在对即期汇率的控制上，例如无论是境外人民币NDF还是CME的人民币期货，其使用的清算价格必须依据境内即期汇率确定，可见境内即期市场的影响力目前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人民币汇率定价的主导权旁落的担忧绝非杞人忧天，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逐步推进，以及CME人民币期货期权交易的逐渐扩大，境外远期汇率对境内即期汇率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由于CME的规模、影响力以及公开性、透明度等特点，兼具较低的交易费用和较低的买卖点差、中央清算方式、流动性等各种优势，长远而言，CME极有可能逐渐取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人民币NDF市场，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交易的中心。CME的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将能够更加容易地吸引包括目前在新加坡、香港等地更多的资金。特别是投机性的资金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参与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交易，反过来影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策判断。一旦CME成为人民币衍生工具交易的中心，将使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更加集中，人民币汇率问题将被进一步放大，对汇率预期产生严重影响，并反过来影响进出口和资本流动等实际经济交易。例如，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由于CME集中交易而放大，将或多或少对即期交易产生影响，如我国进出口商会提前收汇结汇而推迟购汇，以及使资本流动加速流入等等。
一旦CME成为境外人民币衍生产品的交易中心，CME对人民币定价权的影响是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更加集中，而且使汇率预期的作用放大，吸引更多国际注意力，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即期汇率。而且，这种影响力随着我国资本管制的放开，必然将逐步增大。特别是，如果境内的人民币外汇衍生市场迟迟无法形成规模，一旦官方允许境内的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需求转向CME，则人民币远期定价权将必然旁落境外。这也是目前我国政府为什么不允许境内机构参与境外NDF和CME交易的原因，但是这种限制显然并不能维持太长的时间。
三、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是必然选择
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政府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二是境内外汇市场对汇率走势的影响力。目前我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更多地取决于市场，应以国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和合理的预期为基础，而不应决定于不能完整反映市场供求的境外NDF市场或是CME的期货期权市场。人民币汇率走势应该更大程度上决定于国内的实际外汇供求以及对汇率的理性预期，取决于基本经济因素的变化，而不应是境外对人民币汇率的非理性预期或是投机活动。因此，当前更加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和完善境内外汇市场，更好地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以及汇率预期在市场上得到更好的反映，而即使一旦放开资本管制，国内需求不会转求境外的NDF市场或是CME，这才是掌握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
汇率制度改革之后，我国仍以完善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为主，而一定程度排斥期货期权的发展。这种思路是错误的，远期结售汇显然无法取代境外NDF交易，更无法和CME的人民币期货期权相比，因而也无法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足够的影响力。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当前尽快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是必然选择。笔者认为，应按照以下的原则操作：一是，外汇期货交易的监管应由中央银行负责，应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二是，对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市场准入可以采取逐步放宽的做法，以避免出现过渡的投机。初期只允许外汇指定银行和少数期货经纪公司之间进行期货交易，委托交易最初也可以只允许大机构。三是，交易品种为人民币与外汇之间交易，并以人民币作保证金，从而可以避免外汇期货交易与当前外汇管理规定发生冲突。在外汇管制条件下，可以限制进行外汇与人民币的交割，规定只有在发生实际外汇收付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实际交割，否则只能进行人民币保证金的结算[1]。相关的限制应适时放宽，促使期货交易逐渐形成规模。
四、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的影响评估
在境内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有助于我国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掌握：
一是，国内外汇供求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在人民币远期汇率上。目前由于外汇管制，人民币远期结售汇必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大大限制了远期交易的规模，而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无须以实际交易为基础，可以克服流动性不足的问题。在较低的交易成本下，境内外汇实际供求者将愿意参与期货交易，期货交易能够体现境内外汇需求的实际情况。由于境内和境外市场分割，目前大部分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无法反映在境外NDF或者是CME的期货和期权价格上，推出人民币外汇期货后境内实际外汇供求将反映在境内人民币期货交易上。
二是，期货交易提供成本更低的套利机制，将更加便利交易者进行套利，人民币远期汇率将会逐渐满足利率平价关系，因此远期汇率将更大程度决定于即期汇率。通过法规和制度，可以将期货交易投机行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中央银行还可以在外汇交易中心对期货市场进行干预，保证远期汇率的稳定。推出期货交易后，由于提供了远期避险工具，就目前状况而言，企业和个人出于对汇率预期提前进行结售汇的情况将减少，因此也有利于人民币汇率稳定。
三是，期货交易将有利于外汇指定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反过来起到活跃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交易的作用。银行可以通过期货市场以较低成本，较为灵活地对未平盘的远期结售汇头寸进行管理。例如，当天的结汇头寸多，多出的头寸可以通过卖出外汇与人民币期货合约平盘，如果下一交易日购汇外汇头寸多，则将原有的期货合约进行反向操作即可。与银行间的远期外汇买卖相比，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其交易成本较低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因此，期货交易给外汇指定银行提供一个灵活的、成本相对较低的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工具，将有助于降低银行管理远期结售汇头寸的成本，并扩大远期结售汇规模。
可以断言，境内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一旦推出，将能够逐步取代境外NDF市场和CME成为人民币汇率的风向标，从而使人民币远期汇率的形成基础和机制更加合理。这种判断是有事实依据的，例如，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的一个月内，人民银行了关于完善外汇市场和开办掉期业务的两个通知，其后一两周内，境外人民币NDF报价水平逐渐向国内人民币即期汇率靠拢，但由于国内远期结售汇交易并没有因为这两个通知变得活跃，境外NDF市场又重新与即期汇率拉开距离[4]。再如，央行与国内银行首次进行货币掉期交易的消息传入市场后，NDF报价与人民币的即期汇率也立即大幅收窄。显然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有更大的影响力。境内期货交易一旦形成规模，这种影响力将得以更好地体现。
五、结语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目前国内对推出外汇期货交易存在较大的疑虑。例如，高扬和何帆（2005）认为在境内推出外汇期货应采取慎重态度,应在汇率制度进一步市场化的基础上再予以考虑[5]。出于对期货交易风险性的考虑，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是这种担心制约了人民币外汇期货的发展。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证的角度分析，期货交易必然加大市场交易波动的依据并不充分，例如宋敏（2002）总结了多种货币期货交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认为罕有证据支持期货市场危害现货市场，或使后者动荡加剧的观点[6]。期货交易产生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期货本身，而在于交易制度的不完善和对期货交易的监管不力。以市场不成熟为由延缓期货交易的推出，将丧失积累完善外汇期货市场和对外汇期货交易监管经验的时机。CME推出人民币期货给监管当局提出了必须正视的挑战，也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当前决策者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正视境外人民币衍生市场的发展。如果一味不予理睬，或者是继续依赖管制措施，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时机的错失和定价权的旁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将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决定，而目前使境内实际的外汇供求如何更好地反映在市场上价格上，其影响力如何得以体现，是人民币汇率定价主导权的关键，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是当前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潘成夫.发展人民币外汇期货市场相关问题分析[J].金融与经济，2006（8）.
2.国家外汇管理局.200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R].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3.钟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人民币期货期权将意味着什么？[N],南方周末，2006-08-24.
4.牟海阳.远期汇率的定价及其与NDF的关系[J].中国货币市场,2005,(9).
5.高扬,何帆.中国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次序[J].财贸经济,2005(10).
6.宋敏.期货市场中的若干研究问题[A].田国强.现代经济学与金融学前沿发展[C],北京：商务出版社，2002年.
关键词汇率制度人民币外汇
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自诞生之后，几经变迁，先后经历过频繁调整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49~1952）、基本保持固定的盯住美元汇率制度（1953~1972）、盯住一揽子货币（1973~1980）、官方汇率与贸易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4年至今）。从长远看，人民币若要成为一种强势的国际货币，汇率浮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前的问题是如何使“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名副其实。
1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隐患
1.1人民币存在高估现象
从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保持在8.3人民币兑1美元左右，本质上依然是固定汇率的稳定，但这是以货币当局积累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不仅中长期不能满足人民币汇率灵活变动的要求，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情况导致货币当局汇率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矛盾。
1.2形成机制方面存在不足
1998年以来，由于人民币汇率年波幅不超过1%，而被IMF归入盯住（美元）汇率安排。这不仅与中央银行稳定的汇率政策取向有关，也与现行汇率形成机制有关。目前中国外汇市场的基础是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这是一个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交易会员制。该市场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是市场结构的封闭性与垄断性。封闭性是指两个管制措施：第一，对大部分国有企业仍实行经常项目强制结汇；第二，能进行外汇交易的银行对超过上限的结售头寸不得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抛出。这种交易体制导致企业持有的外汇集中到外汇指定的银行，而这些银行的交易能力受到限制。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抑制了银行对汇价的意愿，因此，目前市场反映的是中央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的制度安排，是使中央银行长期陷于被动干预地位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外汇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银行不入市干预收购卖超外汇，则由于企业和银行都不能够囤积外汇，靠汇率升值也不一定能够出清市场。
1.3不利于国内经济的稳定
不可否认，中央银行对国内外汇市场的干预是有效的。事实上，我国央行对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加以干预，把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幅度控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这在我国目前金融市场的开放和深化程度不够，不能向企业和银行提供有效的避险工具的条件下，能有效的降低企业与银行的经营风险。
但是在日益开放经济环境下，汇率已不单纯是影响贸易收支的变量，它也是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国际收支平衡、国内物价水平和就业的重要变量。另外，汇率的制度安排还涉及到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我国的经济现状与实际经济能力不允许让人民币汇率长期违背市场规则，如不尽快改变目前僵硬的汇率制度，将对国内经济发展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提高国外产品在我国的价格优势，在国际上将大大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如果贸易顺差逆转，国际收支的平衡大量依靠国际资本的流入来弥补，就会加大国际游资对我国汇率实行攻击的可能性，其结果可能是面临国内资本的流出，国际储备的下降和国内经济过热的困境。
1.4制约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均面临“三元悖论”，既在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其二”的选择局面。回顾1994年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实践，其实就是在稳定的汇率的既定目标下，在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之间做出选择。1997年以前，面对汇率持续升值的压力，中央银行被迫在市场上大量收购外汇，投放基础货币，同时为减轻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央行又被迫采取回收对金融危机再贷款等冲销措施。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是通过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外汇资金流向逆转，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主要是积极刺激内需、治理通货紧缩，通过改善经济基本面状况间接地促使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这一时期，主要是“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管制”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发挥“稳定器”的作用。通过加大经常项目真实性审核力度以及遏止违规资本外流，为国家宏观调控争取时间。
1.5增加了无风险套利的机会
由于中国有人民币汇率过于稳定，因此，当境内外利率出现差异时，并会导致单边套利机会的出现。尽管在中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这种套利存在一定的成本，但当潜在的收益超过套利成本时，套利还会通过非法逃套等形式进行，并增加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度。如1997年以前，在本外币正利差较大，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各地纷纷通过引进外商投资固定回报项目的形式，绕开国家外债规模管理，而1998年境内外形式逆转后，但当年全国外汇大检查就查出逃骗汇金额高达112亿美元。
2我国尚缺乏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的条件
（1）汇率自由浮动须以资本流动为前提。目前，我国从长期来看，资本自由流动以成大势所趋，但这毕竟是一个渐进过程，现在既然还没有实现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所以浮动汇率制就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但由于资本尚处于管制状态，按照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货币政策也无助于促进内部、外部收入同时均衡。因为如果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供给之后，虽然能降低利率促进投资和产量的增加，但由于资本不能自由流出，汇率就不会随利率下降而下降，从而不会增加出口，增加了也会因生产过剩而减下来，回复到原来的水平。
（2）我国经济增长更多的要依靠扩大内需，而不能依靠浮动浮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变汇率制度没有必要，相反还可能因实行浮动汇率制，而承担国际游资（目前已有约200亿美元的游资进入我国寻机作乱）冲击的巨大风险。
（3）目前我国尚处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在贸易领域，投资领域还存在着一些限制，人民币汇率基本上仍处于非市场化状态，因此，商品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货币市场都远不可能充分反映市场供求的实际情况，市场价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误导企业行为，难免不使企业对币值产生错误的预期，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损害了企业的利益，又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
（4）有可能带来严重金融混乱的结果。在我国目前生产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较低和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的情况下，由于按照“三元悖论”（见附表），如果实行浮动汇率制，而又能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势必允许资本自由流动，这不仅有可能遭受游资的巨大冲击，还将为那些贪赃枉法盗窃人民钱财之徒外逃资金大开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导致某些银行、企业破产，从而造成金融混乱甚至金融崩溃的严重后果。
3完善我国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制度，实现经济平衡发展
3.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
僵化的利率体制对汇率政策有效性的发挥极为不利。在汇率政策和利率政策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政策组合中，利率市场化是基本前提。如果利率僵化，则外资流入所引起的货币供应量的上升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无法通过利率的变动得以缓解，同样推理，也无法借助利率上升的作用组织资本外逃。通过对我国国际收支流量结构的考察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经常项目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小，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由此也可以看出汇率政策的有效安排必须得到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配合。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管制利率制度，有市场决定的因素较少。从而造成投资增长、消费增长、进出口增长的利率弹性较小，利率无法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利率——汇率的传导机制受阻。所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使利率制度改革与之配合。
3.2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
（1）放宽外汇市场的进入限制。除了资本项目，外汇买卖随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的变化进行调整以外，应尽量放宽经常项目人民币兑换在用途和数量上的限制，外汇市场进入限制的放松是减少外汇黑市交易的最有力手段。取消强制性的结售汇要求，实行意愿结售汇制，以利于发展外汇市场和分散汇率风险，有助于削减涉外企业强制结售汇制度增加的额外经营成本。
（2）增加市场交易主体。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让更多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直接参与外汇的买卖，有助于避免大机构集中性的交易垄断市场价格水平，防止汇率的大起大落。
（3）推广大额交易。为增加银行间外汇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活跃市场，可逐步推广银行企业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买卖外汇的大额交易。但在具体操作上要保证银行在企业办理外汇交易时，需严格按照现行外汇管理规定对企业有关交易凭证进行严格审核把关。
（4）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外汇市场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为企业和银行提供全方位的服务。目前中国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仅有美元、日元和港币，干净单一，与国际规范的外汇市场还相差很远。为更好地发挥外汇市场的服务作用，应逐步建立银行间外汇拆借市场，增加外币与外币之间的交易、外币期货和外币期权等交易方式。
（5）发展商业银行充当做市商的制度。改革目前银行间市场撮合交易的外汇买卖方式，使商业银行从目前的交易中介变为做市商，活跃外汇市场，并使汇率真正反应市场参与者的预期，强化汇率的价格信号作用。
（6）改进中央银行市场的调控方式。主要是要改变中央银行过去过于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模式，确定中央银行需要盯住的合理的人民币汇率目标波动区域，建立一套标准的干预模式，给市场一个比较明确的干预信号，减少干预成本。
3.3加强汇率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抵制国际资本的冲击
根据蒙代尔的著名的“三元悖论”理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让渡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在经济不断开放的条件下，为了减少货币政策的内生性，必然密切关注和研究主要国家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加强汇率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充分发挥汇率及其政策在平衡收支、地域国际资本流动冲击方面的作用，以适应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3.4人民币汇率应由盯住美元转向参照货币———篮子浮动
当前，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市场已呈现美、欧、日三分天下的态势。由于中国与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贸易与资本往来，一旦国际贸易形势与世界货币市场发生变化，与美元的单线联系将无法全面反映这些因素的变动。因此，恰当的选择应该是盯住一篮子货币，通过一篮子货币及其权重将中国与外国的经济联系程度进行合理反映。货币篮子的构建主要考虑各种货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交往中的比重，随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发展，篮子内货币的权重还应结合资本流动因素。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多种货币构成的虚拟货币，人民币汇率在进行调控不再盯住美元，而是盯住人民币与该虚拟货币的汇率。在当前情况下，一个较为简单的虚拟货币构造模型，既以中国进出口该国货币所占的比例为该货币篮子中该货币的比重，以这些权数乘以本币对国家货币的汇率后加总得出人民币对该虚拟货币的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均衡汇率。
参考文献
1王国刚.资本帐户开放与中国金融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若谷.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金融改革[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3章和杰.扩大中国汇率浮动区间的设想[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6)
4姜波克,陆前进.汇率理论和政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当前，在人民币汇率面临外部升值压力的情况下，汇率升值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高低。一些发达国家政府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主张主要基于人民汇率低估的判断，然而，如果人民币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那么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探讨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之前，首先应该对现有的人民汇率水平做出客观评价。本文认为当前的人民汇率水平不存在低估问题，该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事实：第一，从实际汇率的变化来看，从1994-2002年为止，人民币实际汇率一直处于升值状态，这一时期的实际汇率升值已经抵消了1994年由名义汇率调整引起的实际汇率贬值。第二，受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从1998-2001年为止，我国经常收支顺差的相对规模处于减少趋势，这一变化显示，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可能恶化我国对外经济状况。第三，我国贸易收支顺差主要出现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中，如果不考虑中美贸易，那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总体上是逆差。这意味着中美贸易顺差主要起因于美国的经济结构问题。第四，从贸易收支的结构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发生在劳动密集型项目下，贸易逆差发生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项目下，这说明，我国的贸易收支顺差主要起因于低工资的比较优势。第五，就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非贸易商品的价格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均衡汇率水平理应低于由购买力平价决定的汇率水平。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差距属于中等水平，因此，即使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同样不存在低估问题。第六，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主要来自大规模的资本流入，这一状况与我国鼓励资本流入、限制资本流出的资本项目管理内容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适当限制资本流入、积极促进对外投资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以上几方面来看，人民币汇率不存在低估问题，因此，人为引导人民币汇率升值必然导致人民币汇率高估，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以下几方面的不利影响。
一、劣化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
引进外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是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回顾近几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都把吸引外资作为自己的重要理论依据。另外，以往的争论主要把焦点集中于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变化的影响方面。本文认为，现阶段，我们很难确定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数量的影响，但升值趋势的形成会劣化我国引进外资的质量。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引进外资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质量问题，而非数量问题。其主要负面影响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在间接投资方面，人民币升值趋势会引起短期资本流入增加和助长外汇投机行为；第二、在直接投资方面，汇率升值趋势会抑制出口主导型投资和助长市场主导型投资。
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形成的人民币升值趋势能够促进来自国外的间接投资。如果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持有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将有利可图，因此，人民币升值趋势将会促使海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资产投资。从理论上讲，当一种货币处于升值趋势时，升值本身可以给该货币资产持有人带来升值利益。但对海外投资者而言，获得升值好处的条件是不采取任何汇率风险保值措施。一旦采取了保值措施，投资者只能获得确定的利差收入。在采取汇率风险保值措施的情况下，投资者在回避汇率风险的同时将丧失获得货币升值好处的机会。虽然，有一些保值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做出灵活的选择，但这些方法要求受益者支付昂贵的费用。
一般来说，重视长期投资的外国投资者会针对汇率变动风险采取保值措施，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汇率是否升值不是决定投资的主要因素，因为投资的目的在于获取资产本身的稳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汇率升值趋势对促进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然而，与长期投资相比，汇率升值对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为了获得升值带来的好处，这些投机资本一般不采取保值措施，因此这类资金的流动对汇率风险非常敏感，在汇率处于升值趋势时，这类资金会在短期内流入本币升值国，在升值趋势发生变化时，为了避免汇率风险，这些资本会迅速撤离这些国家，从而对这些国家的金融稳定形成威胁。这正是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重要教训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起到促进间接投资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升值对促进长期投资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对升值较为敏感的是短期投机资本，因此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大量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短期投机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发达和成熟的金融市场，投机资本可以强化和健全市场的功能，但在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的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移动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从预防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我国不宜过早实施人民币升值政策。
另外，一些人民币升值论者认为，人民币升值趋势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外对中国的间接投资，而且也有助于促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对那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来说，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以外币计算的资产价格将会上升，这对外资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因为公司的帐面价值发生了增值，另外，如果将来出现撤资，公司可以收回更多的资产。同样，在人民币出现升值的情况下，即使以人民币计算的利润不发生变化，外资企业汇回国内的利润会相应增加，即升值本身能够增加以外币计算的企业收益。一般而言，对于那些以中国为主要销售市场，而且原材料不依赖进口的直接投资来说，人民币升值确实可以带来明显的好处。
然而，对那些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只能带来弊大于利的结果。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的目的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然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和降低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的魅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将以本国货币或其他主要国际货币比较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然后选择低工资的国家进行投资，而人民币升值将会增加以外币计算的、我国的工资水平，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主导型对华直接投资。
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经历揭示工资变化对直接投资的影响。70年代和80年代，“四小龙”是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80年代后期以后，随着“四小龙”工资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开始把投资转向东盟国家，而此后东盟国家工资水平的上升又成为资本流向中国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大量过剩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我国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要明显低于其他国家，这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重要优势之一。考虑到这一特点，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认为，相对稳定的廉价工资是促成日本企业向中国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现象加剧了日本产业的空心化趋势。他们认为短期内中国工资水平明显上升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阻止日本产业向中国转移的唯一方法是要求人民币升值。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一方面会促进国内市场主导型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会抑制出口主导型的直接投资。然而，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后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远远胜过前者。国内市场主导型直接投资会争夺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在市场规模一定的情况下，这种投资不会明显增加就业机会。另外，这种投资没有创汇效益，因而容易恶化我国的经常收支状况。但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可以避免以上这些负面作用，这种投资不争夺国内市场，因此不会减少本国企业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其产品销往国外，因而可以改善我国的对外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同样弊大于利。
从我国长期吸引外资的情况来看，我国外资政策偏重于鼓励来自国外的出口主导型直接投资，而且受政策和低工资水平的影响，这类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收外资的主流。近年来，外资企业实际使用资金额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大约在10-20％，外资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率大约在20％-30％，而外资企业在全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50％左右。这说明以利用廉价劳动力为目的、以出口为主导的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人民币升值无疑会削弱我国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
二、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当前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探讨，主要着眼于汇率升值对贸易的短期影响。就短期影响而言，汇率升值会引起进口增加和出口减少，一增一减，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确定汇率升值对贸易总量的影响。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由汇率升值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同时抑制出口和进口的发展，因而，人民币汇率高估会妨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全发展。
一国对外贸易可以分为进口和出口两个部分，因此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从宏观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看，本币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起到抑制出口和促进进口的作用，这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方向是完全相反的。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这只是本币升值的短期效果。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许多研究显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出口能力是制约进口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较多的国家通常进口的规模较大，缺乏出口能力的国家同时也缺乏进口能力。因此，从中长期的视点来看，本币汇率高估会通过削弱一国的出口能力，最终削弱其进口能力。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具备进行国际结算和支付的功能，因此，其进口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出口创汇能力的制约。在本币汇率高估的情况下，出口的下降会引起外汇收入的减少，而外汇收入的减少又会导致进口的下降，这意味着本币汇率升值和由此引起的本币汇率高估会妨碍贸易的发展。
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经历显示了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作用、及出口与进口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币汇率一直处于高估状况，其结果，不仅我国出口产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且有限的创汇能力成为扩大进口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瓶颈，在这种状况下，汇率高估成为妨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伴随着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此后，避免人民币汇率高估的汇率政策为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的出口和进口具有同步增长的趋势，二者的变化存在密切联系。这是因为出口的高速增长和外汇收入的增加为图1我国进出口规模的推移（亿美元）扩大进口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大量先进技术设备的进口又提高了我国的出口潜力。因此，维持合理的汇率水平、保持出口和进口的良性循环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通过以上分析，在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贸易的影响方面，我们不难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就短期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会抑制出口和降低外部需求，这意味着汇率升值会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加大财政、金融政策的负担。一国经济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外部需求所组成。外部需求的减少会引起总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扩张性财政政策弥补外部需求的减少，那么过度的财政支出将会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另外，汇率升值的另一短期效果是引起进口的一时性增加。进出口的以上短期变化将会引起我国失业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经营状况的恶化。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仅有可能降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我国政治和经济的稳定。
1对产品定价策略的影响
但前经济发展中，人民币的长期升值，使得定价风险成为了当前出口企业面对下游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就是发展中在接受订单方面因为不确定人民币升值幅度，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企业不敢贸然接受长期订单，此外，结合当前的发展现状看来，急剧缺乏人民币汇率衍生品方面的价格指导，造成了客户提价范围方面的不确定性，一旦在合同期内发生升值幅度超过订单提价幅度，极易导致企业亏损，形成硬性财物损失等等，威胁到了议价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另外，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还会使企业陷入两难选择，为维持企业正常运转，需要保住现有的销售渠道，并接单生产，就算是一些情况下明知亏损也不能停产，而频繁变更报价则是解决的唯一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对订单的生产周期进行最大幅度的压缩，使得由于汇率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降至最最低。
2汇兑损失引发的利润削减
综合看来，新时期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存在两部分的出口产品，资产余额造成的汇兑损失和结汇损失，据笔者的研究发现，通过远期结汇来锁定汇率风险是国内出口企业的主要运营方式，基于当前银行远期结汇定价普遍偏高等现状，使得新时期外贸企业中收汇期较长的出口企业承担风险更重，需要与买方签订汇率波动风险共担合同，在规避风险方面，反而不是衍生品套期保值、远期结汇等方式。从这里不难看出，在率避险方式方面，可供企业选择的并不多，所以，如果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比议价幅度大，势必会加剧出口企业的损失。
3对价格竞争优势形成了削弱
统计分析指出，2012年7月以前，在外贸发展方面，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为108.52，而美元结算是当前国际贸易普遍采用的形式，基于此，这种人民币的升值现象，在提高我国口产品的对外报价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价格竞争优势。除了最主要的人力成本刚性上升外，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原材料、信贷等的成本增加，在这种发展的大背景下，其只得多次提价以维持正常经营，然而从外部面临的大环境看来，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加之国际需求低迷，势必会导致进口商拒绝提高出口价格，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要求降低产品价格，从这些现象及做法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暴露出了长期依赖出口的现状，它们更原因以量取胜，这种经营模式下，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二、出口中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问题的解决对策
当前国内对外的贸易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刺激其发展，应当联合金融机构及政府等等，给与其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进而促进我国外贸的转型升级。
1.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在我国众多的外贸企业中，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是其中的低利润率区域，这也是得其对汇率的波动尤为明显，针对此，国家应在战略层面去降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实施有效的措施，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加其弹性，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出口企业的压力得到减轻，带动了其更好发展。具体措施如扩大人民币交易空间，强制结售汇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等，为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打下基础，并有效缓解人民币过快升值压力；另外，也可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控制过度投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伤害，提高人民币汇率定价的市场化，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2.创新推广人民币汇率避险产品
当前发展的大背景下，银行系统能给企业提供汇率避险的产品，具体的有出口发票融资、人民币跨境产品及相应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显示出品种少、费用大以及手续多和门槛低等特点，基于此，应当积极结合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发展现状，有效促进外汇交易品种创新，对其中的参与手续进行简化，并降低参与门槛和费用，加强培训推广等等，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出口企业汇率避险解决方案。
3.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体系
在当前发展的大环境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规避美元等国际结算货币的汇率风险，和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我国在2009年7月起开始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尝试，从当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具有出口经营资格的企业，都可以自发进行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很多的国家的央行，为了促进贸易方面的发展，就人民币互换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了协议，但并非说这种改变已趋近完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机制还有改进的空间，如完善银行流程、海关税收等细节，着力于加强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信往来、授信往来，便于贸易双方开立人民币信用证等，也可降低人民币信用证贷款利率，促成人民币境内外流通的良性循环。
三、结语
关键词：能源安全汇率人民币
近年来，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在现阶段，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不仅取决于外汇市场的货币供求关系，更取决于对我国的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及这一阶段上所暴露出来的经济矛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20多年来的经济改革，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重化工时期，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能源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显然，在这背景下，果断提高人民币的币值，对于缓解能源安全问题，促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成因
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国外因素，仅从经济方面来分析，主要原因如下：
（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人民币走强奠定了经济基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整体实力不断提高。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04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美元。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跃上10万亿元的新台阶，达到102398亿元。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182321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折合2.25万亿美元。从经济增长速度看，近10年来，我国GDP增长率均不低于7％，2003－2005年，GDP增长率均高于9％。我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了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和升值趋势。
（二）我国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且持续大幅度增涨
我国自1994年起外汇储备余额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快速攀升，至2001年就超过2000亿美元，2003年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2005年底，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8189亿美元，比上年劲增2090亿美元。外汇储备大量增长的原因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我国在经常项目中鼓励出口，在资本项目中鼓励引入投资），尤其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持续性增长。比如，2005年我国出口7620亿美元，增长28.4%，进口6601亿美元，增长17.6%，经常项目顺差超过1000亿美元。进入2006年以来，由于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增长的继续推动，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至2006年2月底攀升至8536亿美元，与日本同期8501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额相比，高出大约35亿美元，我国首次超过日本而成为世界上拥有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显然，国内市场外汇供给增加，如果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以保持汇率稳定，将会给人民币造成很大升值压力。
（三）美元的持续贬值与西方大国的政治压力
导致美元贬值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巨额的“双赤字”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预期，二是美国政府对弱势美元某种程度上的放任态度。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连续下降，美元开始贬值。截至2004年底，经过贸易比重加权的美元累计贬值10%－20%，但是，这尚不足以将美元调整到可维持的经常项目赤字水平，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美元的贸易加权汇率还需要再贬值10%-20%，才能够将经常项目赤字/GDP比率调整到可持续的水平上。由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欧元、日元、加元相对美元已经分别升值了43%、25%和19%，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很小，出于欧洲、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和双边政治关系的考虑，美国以及欧日等国均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缓解国内经济状况，其真实动机都是希望我国承担世界经济调整的沉重成本。
人民币升值的成本分析
一般而言，人民币升值可能面临的成本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可能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到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增加国外直接投资成本，不利于吸引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可能造成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问题；可能会引发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等。但是，如果紧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些成本即使发生，其影响也十分有限，有些成本的发生与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首先，我国出口弹性小于1，决定出口数量与金额呈反方向运动而不是同方向运动，因此人民币升值不会减少出口金额。贸易顺差增加。据计算我国中长期出口产品价格需求弹性为－0.857932，绝对值小于1，表明人民币每升值1%，假设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同比例提高出口数量就会减少0.857932，但是由于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金额反而提高。
其次，我国外贸结构的特殊性即加工贸易的发展，使进口与出口之间呈同方向运动而不是反方向运动，因此汇率升值不会扩大贸易逆差。加工贸易“大出大进两头在外”的特点使我国进口呈刚性，出口增加的同时进口也在增加，进口对出口的弹性为0.8182，即我国进口一个单位商品时其中就有82%用于出口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我国加工贸易进口占总进口40%。再考虑到外商机械设备进口和一般贸易中原材料和投资品进口，这个比例还有很大的上升余地。
再次，从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外商到中国投资主要受到两个因素吸引，一是廉价劳动力，二是潜在市场。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出口产品的成本中不到10%，而发达国家在40%左右。中国过亿的过剩人口，作为流动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农民工，无法变成固定的城市人口并且组织工会，无法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劳动垄断，在自由市场体制下作为弱势群体长期难以改变。工资的提高要依靠工会的组织协调和生产率的提高，人民币升值对工资不会有大的影响。
最后，从国内就业分析，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0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因此，即使汇率升值，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失业压力也不会很大。
我国能源安全的严峻形势
2005年，我国人均GDP达13943.6元，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折合约1719美元，三次产业结构为12.4：47.3：40.3，表明我国经历了轻工业的高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重化工时期。重化工时期的典型特点是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2005年能源消费总量22.2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9.5%，能源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当前，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只有结合能源安全的形势，将人民币升值问题放在能源安全中进行审视，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方案。
现阶段我国的能源安全问题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主要矛盾集中体现在石油安全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石油消费量从1990年的1.15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2.9亿吨，年均增长6.7%，己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石油消费需求还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据预测，2010年为3.3亿吨左右，2020年将达4亿吨，2030年将达5亿吨，年均石油消费量增长超过5.4%，将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从国内能源供应情况看，由于受资源等条件限制，国内原油产量从1990年的1.3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1.8亿吨左右，年增长率不到2％，预计2010年的石油产量也大致为1.75亿吨左右，未来15年到20年内我国石油产量将保持比较缓慢的增长速度。面临供求缺口，在国内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情况下，能源进口的数量将大幅度增加。2005年我国进口原油1.1亿吨，同比增长34.8％，对外依存度从6.4%上升到43%。预计在2010年和2020年，中国石油缺口将分别为1.55-1.57亿吨和2.4-2.95亿吨，中国石油对海外资源的依存度分别为46.3%-52.3%和55.8%-62.1%。
在我国能源进口不断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对外资源依存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近年来国际油价的大幅度上升直接增加了能源进口的成本，使本来严峻的能源安全形势更加雪上加霜。受国际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004年来，国际油价不断持续攀升，2004年初，国际原油价格约每桶30美元，2005年底上升到每桶约60美元。2006年来国际油价延续升势，2006年4月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则突破每桶70美元大关。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石油市场价格一旦发生波动，中国必将受到严重打击。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上浮，将使我国为进口石油每年不得不多付出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的资金，这必然影响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在我国工业化及其进程中的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币币值的变化反映了人民币购买力的高低，它直接关系到我国能源进口的成本，也从更深层次上关系到我国工业化的成本。因此，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应该结合我国能源安全的形势，只有这样，才能降低我国能源进口的成本，促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人民币升值可考虑的政策选择
在能源安全战略下考虑汇率问题，应该是在当前资源大量进口时期人民币果断升值，提高人民币的购买力，降低能源进口的成本，加快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速度。
人民币升值可考虑的政策选择是：改变人民币定值基础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政策把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并轨，靠近均衡汇率，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15%；继续与美元挂钩，先升值10%，再扩大浮动到3%-5%，估计人民币会连续升值2-3年大约20%-30%，然后稳定下来，这种办法对企业冲击小，小幅度升值期间会强化升值预期，我们将承担这一风险。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就实行了第二种方法，但人民币汇率水平一次性升值仅为2％。
总之，在我国能源安全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显得非常迫切。在大量进口技术和资源时期果断升值，降低进口价格，控制奢侈品进口，集中外汇进口能源资源和高新技术，对于已处于重化工时期的我国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6
2.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
3.魏巍贤.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影响评价[D].经济研究，2006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对外贸易；J曲线效应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汇率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的主要调控手段和经济杠杆对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大多数国家都利用汇率作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调节货币流通和发展本国经济的主要手段，它的重要性也越来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因此，汇率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成为了全世界的一大热点。
2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2.1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汇率变动可通过引起国内和国际市场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来影响进出口和贸易收支。
本币贬值可降低本国产品相对价格，提高国外产品相对价格，这样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增强，进口商品价格上涨，有利于扩大出口量，限制进口，促进贸易收支的改善。但是贸易收支对汇率变动的这种价格传递和竞争效果，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到进出口商品价格的调整是否存在时滞以及时滞长短影响。在国际市场中，汇率变动引导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可在瞬间完成，但其引导的进出口价格的变动相对迟缓，因此本币贬值可能导致本国贸易收支先恶化后再逐步改善，存在一个J曲线效应。J曲线效应在汇率较为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国家和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比较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相对软弱、经济运行相对封闭等往往会使得J曲线弱化和变形。
另一方面，受汇率变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变动程度的影响。现今大部分国际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市场，大部分商品也不是同质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进出口价格变动幅度可能并不等于汇率变动的幅度。由于进口和出口是相对的，将汇率传递定义成汇率变动引起价格变动幅度。但是由于出口商有一定的决定价格和产量的权利，而商品价格的变动必然引起需求弹性的变动，使得本国货币贬值并不一定引起进口商品价格同比例上升，一般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要小于汇率贬值的幅度，这就是不完全汇率传递。一般说，如果市场集中程度提高，进口商品用国内货币标价的范围扩大，则汇率传递系数会降低；若产品同质和替代程度提高，国外厂商相对国内竞争者的市场份额扩大，则汇率传递系数上升。在这主要讨论进出口需求弹性、进口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外国政府的报复、与生产成本有关的投入要素的来源、科学技术发展以及进口国的政策调整等对价格传递机制的影响。
2.2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汇率变动可以通过影响国民收入来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如若货币贬值的国家存在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则贬值可以刺激国内外居民对本国该种产品的需求。贬值的这种支出转换效应会改善自主性贸易余额，自主性贸易余额的改善会通过凯恩斯乘数的作用，提高一国国民收入。国民收入的增加会相应提高国内支出。如果贬值引起的自主贸易余额改善超过因国民收入增加而带来的进口增幅，即满足罗宾逊-梅茨勒条件，则货币贬值的主要影响仍然是改善贸易收支。
第二，贬值通常会造成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若国民收入中支出比进口的比重很高，则贸易条件对支出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在国内货币贬值后，在同样名义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只能购买较少的商品（包括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也就是导致实际收入的下降。这必然导致贬值国支出的下降，从而改善贸易收支。
2.3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汇率变动除了影响贸易品相对价格外，还会影响本国一般价格水平，进而影响贸易收支。在货币贬值后，主要可以通过三条渠道影响国内物价水平。
首先，贬值使得以本币表示的进口品价格上涨。进口品本币价格上升，一方面直接影响进口原料与半成品的价格，进而使得本国商品成本提高，就比如当前的能源价格；另一方面由于进口消费品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本国工资水平上升，间接影响本国商品成本。这两方面共同导致本国国内价格水平上升。
其次，若贬值在短期内促进了贸易收支的改善，则引起贬值国的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总需求增加。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在出口大于进口时，意味着该国总收入水平大于供给国内需求的产品和劳务。在此条件下，国内会由于过度出口造成国内产品供应不足导致通货膨胀。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这种状况会尤其加剧。相反，在国内需求不足时，出口会缓解通货紧缩压力，促进经济发展。如果一国尚未实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只会使资源利用程度提高，更接近充分就业程度。因此，货币贬值导致的贸易收支顺差在两种情况下不会导致物价上涨，一是国内产品和劳务的供给大于需求，二是国内生产要素尚未充分利用。
再次，贬值后出现贸易收支顺差，则外汇储备会增加。外汇储备的增加，将使央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实际上，当国际储备增加时，很可能会导致国内物价上扬。国内价格上升，从两方面对贸易收支产生影响。第一，当名义货币供应不变时，价格上涨使得公众所持有真实现金余额下降。为让真实现金余额恢复到意愿持有水平，公众一方面会出卖有价证券，从而使市场利率上升，投资下降；另一方面会减少消费支出，两方面作用结果是国内总支出下降。这样必然影响贸易收支的变动。第二，假定国外价格水平不变，当国内价格上涨幅度超过本币名义汇率贬值幅度时，则名义货币贬值不但不会引起货币实际贬值，反而会导致实际汇率上升，最终会恶化贸易收支。
2.4汇率变动引起的支出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
汇率变动能够通过影响支出变化进而影响贸易收支。支出变化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代表结构变动的支出转移，另一种是代表数量变动的支出改变。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通过支出转移和支出改变共同完成的。
汇率的变动会引起两国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商品的对外价格下降，而本国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所以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而言更便宜了。这样贬值就会使得国内外支出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支出转移能否实现以及其效果是否显著则取决于国内外商品的供求弹性。供求弹性大时，则汇率变动后通过影响支出转移就可以改变贸易收支状况。
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只是通过影响支出转移来达到，还会通过改变支出规模达到。本币贬值则本国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改善。但是随着本国出口商品的增加，本国的国民收入将增加，从而本国的支出规模就会扩大，从而就会导致进口增长，这样贸易收支的改善程度将减小。这就是汇率变动通过支出数量的改变进而影响贸易收支的原理。如果考虑回传效应，那么本币贬值后本国的国民收入提高，则本国的支出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外国的国民收入，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从而扩大了本国产品的出口。这样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就更为复杂。
从以上汇率变动与贸易收支理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个复杂的过程，汇率变动主要可以通过以下渠道来影响贸易收支：汇率变动引起的贸易商品价格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汇率变动引起的收入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汇率变动引起的价格水平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和汇率变动引起支出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另外，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程度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譬如汇率变动的国家的经济还有汇率的传递程度等。所以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很复杂。
3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评价与建议
3.1加大篮子中欧元的比重，并考虑英镑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与欧洲国家的贸易产生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可以在参考一篮子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加大篮子中欧元的比重，并在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时考虑英镑的影响因素，降低汇率变动对我国和欧洲国家贸易的不利影响的程度。
3.2加强东亚货币合作
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我国与新加坡间的双边贸易收支也产生不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加大东亚货币区的合作，通过合作来减小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新贸易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单一盯住美元转变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后，东亚汇率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盯住美元的东亚货币肯定会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浮动而与人民币汇率关系不稳定，而非盯住美元的汇率和人民币的双边的汇率可能会更加不稳定，这就会影响到我国与东亚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我国应该继续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以后要先建立以人民币和日元为核心的次货币区，然后逐步融合，形成真正的东亚货币区。
3.3加快出口产品的产业升级
人民币升值后，由于进口品的价格相对会降低，所以我们应该多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从而来提升我国的制造业水平，加快我国的产业升级，而要避免奢侈商品的进口。还要调整外资引进的政策，在引进外资时要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吸引的外资要能满足我国对技术的需要并提高我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从而促进我国国内产业的升级。我国目前出口产品多为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非常低廉，而且附加值较低。因此我们应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鼓励企业创建自己的品牌，提升产品档次并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实现出口产品的动态升级。
3.4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
我们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去国外投资，增加能源、资源导向型对外投资。这样可以增强我国企业的经营能力，又可以绕开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扩大出口，同时还可以满足我国能源和原材料依赖型企业对能源以及原材料的需求。
3.5提高风险应对的能力
汇率制度改革后，弹性的汇率制度加大了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企业出口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企业可以多使用金融衍生工具来降低出口的风险。而金融系统应该加大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以满足企业的需要。政府则应加大对我国金融衍生市场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推进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俊江，史本叶.论人民币升值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J］.经济纵横，2005，(9).
［2］周毓萍.实际汇率对我国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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