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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

时间:2023-03-16 15: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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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储蓄率论文

第1篇

【摘要】现阶段我国居民储蓄的主体城镇居民储蓄持续、飞速增长。储蓄的高增长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经济、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不仅给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而且在开放条件下也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加重了银行经营成本和负担。本文在分析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后将结论应用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前瞻型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是我国储蓄快速增长的原因。在获得中国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结论后对储蓄的变动进行了预测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消费;储蓄;馈赠性储蓄

1我国最终储蓄率的发展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稳步增长,在15年的时间内上涨了10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呈现下降的趋势,5年的时间内下降了3.6%。

第三阶段: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最终储蓄率又进一步抬头。

2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

中国国内的居民可以分为两类:前瞻型居民和短视型居民。本文主要讨论前瞻型居民的储蓄行为。居民前瞻性储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预防性储蓄、馈赠性储蓄和生命周期储蓄。各种类型的储蓄动机是不同的。因此与当期收入的关系也不相同。

2.1前瞻性储蓄中的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是用来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产生的因素分为两类,第一类:不确定性因素。在不确定因素下(比如,收入的不确定性)居民会直接增加储蓄,从而防止消费的剧烈波动所造成的效用下降。这种影响是直接的,居民受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直接调整储蓄。而在我国收入的不确定性不影响前瞻型居民的消费即不会引起预防性储蓄的产生。

第二类:保障性因素。在低保型因素下(比如,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或者低收入的保障)前瞻型居民的消费会变得非常有耐心,会尽量的节省,从而减少当期的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保障因素通过影响居民的耐心,进而影响居民的储蓄。第二类因素其实质是一种与不确定性因素相对的变量。这类因素可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具体来讲:当期收入的总量(规模),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制度因素暂不讨论,当期收入规模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大,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弱,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小。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小,会被收入的规模所抵消,不会存在消费的波动,从而就不需要大量的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另一方面,当期收入的规模越小,其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弱,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越强,边际储蓄倾向就越大。因为收入波动对消费的影响大,而收入的的规模不能抵消这种影响,为了防止消费的波动,实现效用最大化,居民变得非常有耐心,从而减少当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来防止消费的波动。因此当期收入规模与预防性储蓄成反比。

2.2前瞻性储蓄中的馈赠性储蓄:馈赠性储蓄是赠送给他人(特别是子孙后代)的储蓄。决定馈赠性储蓄的因素包括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主观因素主要是居民的心理因素,包括个人对馈赠性储蓄的偏好,这暂不讨论。决定储蓄的客观因素有两个,收入的规模和收入分布。

收入规模和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影响:收入规模和馈赠性储蓄成正比,收入规模的增长会导致消费的增长,进而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的减少,因此收入规模的递增会导致消费边际效用的递减;馈赠性储蓄也会增加总的效用,并且随着收入规模的增加,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会增加。当消费的边际效用低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时就会产生馈赠性储蓄。因此收入规模的增加会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提高馈赠性储蓄的边际效用,从而产生馈赠性储蓄。收入分布对馈赠性储蓄的关系。在收入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变动会影响馈赠性储蓄的变动。衡量收入分布的主要标准为基尼系数。收入的基尼系数越大,说明小部分的人占有了大量的当期收入,表现了社会的不公平程度。收入的分布越不平均,基尼系数就越大,小部分居名的收入规模比较庞大,因此会产生大量的馈赠性储蓄。因此基尼系数与馈赠性储蓄成正比。

2.3前瞻性储蓄中的生命周期储蓄:莫迪格利安尼、布伦博格假设消费者面对现在和今后一生总消费的效用函数。试图将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储蓄之间分配,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仅会考虑当期收入,而且会考虑今后一生的收入。但是行为人却是一个短视的行为人。因为现实生活中收入是变动的,在适用性预期的框架下,前期的收入是预测未来收入的主要指标。因此消费会受到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而持久性收入又是当期收入和前期收入所决定。消费最终还是受当期收入的影响。但是无论消费是否受当期收入的影响,储蓄总是与当期收入相关。只有当消费受当期收入影响时,收入的变动会部分的转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缓慢;当小费不受当期收入的影响时,收入的变动完全转化为储蓄,储蓄的增长就比较快。

3对我国近段最终储蓄率发展的解释

第一阶段:前瞻型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收入规模的逐渐增强导致了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预防性储蓄快速增长。而且其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消费的增长速度,因此最终储蓄率在这一段时间内稳步增长

第二阶段:前瞻型居民的收入和预防性储蓄总量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还不是很强,因此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总储蓄倾向减弱。导致了最终储蓄率的下降。

第三阶段:由于馈赠性储蓄的边际储蓄倾向变大所导致的,馈赠性储蓄倾向的变大是由于城镇中前瞻型居民的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进一步加大而导致的。

4改进城镇居民储蓄行为的政策建议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保障。我国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其国内生产总值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将保持稳定、持续增长的趋势,因此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也会相应的的持续稳定增长。另外,从现阶段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平均在11%左右,上下浮动没有超过2%,特别在最后两年基本保持在11%的水平上,因此从现阶段的收入数据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形势两个方面来看,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会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储蓄也会快速增长。中国储蓄的稳定增长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居民储蓄的稳定增长是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资本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储蓄的高速增长也给中国经济的短期增长带来了一定的不安因素。消费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部分,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柱。然而消费偏低不仅会导致内需不足,而且会突显投资在经济中地位,进而增加经济的大幅波动。

4.1运用税收政策。一方面通过个人所得税、遗产和馈赠税能够直接缩小贫富差距;另一方面,政府也能为此而筹集足够的资金,有利于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

第2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日益严峻,本文主要对双顺差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

一、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情况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的国际收支始终保持在经常项目顺差,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双顺差”格局,总顺差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的平衡与否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表明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过万亿,持有如此巨额的储备固然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但由此产生的国际收支顺差过大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国际收支顺差的原因

1.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储蓄大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低消费高储蓄,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2000年62.3%下降到2006年的49.9%,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46.6%下降到2006年的36.3%。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同时全社会总存款,居民消费存款的比重持续降低,从2000年的53.6%下降到2006年的50.7%。因此,全社会储蓄率的过高不是由于居民储蓄过高,而是由于初次分配不合理导致的企业存款和政府储蓄的巨幅增长与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率和投资率之间就不能形成合理的比例,就会导致社会产品价值不能及时得到实现,大量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带来高失业率,并且直接影响企业效益和偿还贷款能力。因此,只有减少企业留利和政府税收在GDP中的比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消费启动的支撑基础。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初次分配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工资形成机制的滞后成为中国消费增速的最大制约因素。目前居民的初次分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难以改变目前格局,消费启动依然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同时,我国微观经济主体信用度不高,一些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后,到该还贷时,虽有能力但拖欠不还;还有一些企业盲目投资,相当一部分投资形成无效投资,导致平均投资回报率低,还贷困难。这些现象使银行风险增大,导致“惜贷”现象出现。其结果是国内储蓄出现相对过剩,这种过剩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就是持续盈余和“双顺差”。

2.外汇资金的过度流入

(1)国内居民和企业的发展对外资的需要

我国的居民储蓄倾向比较高,而居民储蓄绝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中介转化为投资的。由于银行的商业化运作及内部机制不完善,效率相对比较低等因素,银行不能很好地发挥社会资金转化功能。国家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与不能使储蓄有效率的转化为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是产生需求外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然而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企业的融资渠道少。我国企业的融资大部分是通过国有商业银行融资。随着商业银行转向商业化经营,建立自我经营、自负盈亏的机制,各大银行都以追逐和保持自身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严格控制发放贷款数量,而对放贷地区、项目进行谨慎的选择以追求经济效益,企业在国内获取资金的渠道被堵塞之后,自然而然地就将目光瞄准了外资,产生了对外资的需求。同时,国内企业愿意与外资合作。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跨国企业的进入,我国国内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急需高新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而外商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因此,国内企业往往通过引进外资的形式来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2.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在制度安排上,明显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外资流入,限制资本流出。从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看,流入管理较松,流出管理较严。例如,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限制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鼓励外债流入,限制国内金融机构向境外提供债权,不允许非金融企业对外发放贷款;鼓励非居民向我国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限制居民向非居民提供资本项目下捐赠和转移等。

(3)外资的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主要动机就是寻求获利机会。首先,进行直接投资可实现内部化从而节约交易费用。我国外贸市场的高额交易费用和存在的较高的贸易壁垒促使大量的跨国公司放弃国际贸易的形式而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体化策略。其次,我国廉价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巨大的市场潜在容量,再加上我国政府为吸引外资给予外资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更加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资大量超规模涌入,形成了负的储蓄缺口;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在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加大出口,从而进口减少,出口增大,外汇的负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

(4)是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

心理预期对我国的资本流动始终具有很强的影响力。2002年以来,受国际、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企业和个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同时,媒体铺天盖地地讨论人民币升值问题,导致人民币升值预期进一步被强化。在存在价格落差(利率差、汇率差)的情况下,社会中的每个企业和个人都会成为潜在的投机者。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出口企业会尽可能早收汇、多结汇;进口企业会推迟和减少购汇、付汇;老百姓也不愿意持有外汇。这些行为直接导致我国资本流入增加和资本项目顺差扩大。从境外远期外汇市场看,人民币非交割远期汇率升值较高的时段与我国外汇储备增加时期高度吻合。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奥伯斯菲尔德.海闻译: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第3篇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1 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1.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 m2/gdp 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 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 gdp 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 ),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 m2规模大于使得 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 m2 与 gdp 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 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 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 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 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 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 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 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 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 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 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2]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我国m2与gdp比率畸高及货币推动力弱化问题分析[j].中国金融,2005,(17):4547.

    [3]魏永芬.关于我国m2与gdp的比例的研究[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

    [4]林梅华,张苗苗.我国 m2/gdp 过高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06,(4).

    [5]宋红鑫.从财政政策角度看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偏高原因[j].海南金融,2007,(10).

    [6]殷孟波.我国经济货币化比率畸高的经济学分析[j].学术论坛,2006,(5):9093.

第4篇

[摘要]目前我国需求结构中投资率偏高、消费率较低,经济整体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如何促进有效需求快速增长,化解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瓶颈”,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是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内需不足的特征进行分析,深入剖析了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对如何扩大内需提出了简要的参考意见和思路。

[关键词]消费需求不足;成因;对策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严重的内需不足的问题,这是此次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疲软、大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企业倒闭的根源。在我国内需的基本构成中,投资需求的长期主导性导致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发展与增长的附属物。事实上,投资拉动是特殊历史时期为防止经济非正常减速而采取的政府强制行为,不反映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在我国,投资却分别扮演了二重角色,即经济繁荣时期的“助燃剂”和经济衰退时期的“兴奋剂”,居民消费对生产供给的拉动作用不断走向边缘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要维持经济体的正常与繁荣,内需就不能让位于外需,居民消费需求就不能让位于投资需求。

一、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特征

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明显的背离特征: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而消费增长速度却远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银行中积累的居民储蓄已经高达21万亿元,但同时内需严重不足;物价在低位徘徊。大多数民众则不断感叹生活负担的沉重甚至生活的艰辛。目前,我国内需不足,就是发生在这些因素所构成的基本背景之下,呈现出某些独有特征:

1经济高速增长,物价却长期低迷。在2000年之前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治理通货紧缩的措施,终于在2000年收到效果,这一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破“七上八下”的僵局,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但作为宏观经济景气指标之一的物价却回升乏力,长期处在低迷状态。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尽管说法不一,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不外两条:一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从1998年以来绝大多数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二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则是需求明显不足。城镇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及农村市场启而不动,即收入增长缓慢造成物价低迷。比如,2005年,我国GDP在实现9.9%的增长时,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5万元,实际增长为9.6%,虽然增幅比上年提高了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经济增长水平。农民的收入情况就更不乐观。2005年,虽然我国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146亿公斤,达到4840亿公斤,增长3.1%,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实际增长了6.2%,不仅远低于GDP增长水平,其增幅还比上年回落了0.6个百分点。2005年之后,上述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与GDP之间剪刀差的扩大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2物价低水平背景下,百姓却深感生活负担沉重。按照一般的原理,物价低迷虽然就经济本身来说反映了紧缩的一个层面。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却可以享受到物价低迷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生活负担的减轻,因为低迷的物价意味着人们可以为同样的消费品支付更少的货币。但实际上,在最近几年中,人们却没有这样的感觉,在物价低迷的时候,很多人感觉到了生活负担的沉重。这是因为几类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宗消费品价格呈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比如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统计数据表明,在我国市场物价连续下降的同时,垄断或弱竞争性行业的价格却居高不下,甚至是大幅度上涨。

3生活入不敷出,居民却呈现高储蓄率。尽管21万亿元的储蓄相对于13亿人口的平均储蓄额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否定我国经济生活中高储蓄现象的存在。1991年到2008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均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从国际比较来看,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统计,当时世界上国民总储蓄率超过40%的只有新加坡,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当年高居世界第二位。2008年,我国储蓄率为28.8%,刷新了过去有记载以来的最高记录。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存在一种“超储蓄”,即储蓄增量不仅来自于居民增收,还来自居民减少当期消费和投资。尽管东亚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高储蓄的现象,但应该看到我国高储蓄现象形成的独特原因,特别是要看到这种高储蓄率是与生活入不敷出的沉重感并存的。从表面的逻辑看,既然生活负担沉重就应当更多花钱来减少储蓄,或者说有较多的储蓄就会减轻生活的负担,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两者恰恰是形成了一种合力。

4家庭一方面高储蓄,另一方面却高举债。与高储蓄现象形成鲜明反差的,就是近些年开始出现的居民高负债现象。根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统计,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居民、家庭整体负债率已经高于欧美家庭。具体来说,上海、北京两地居民的整体家庭债务比例已经分别达到155%和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中等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例也平均达到了90%左右。而在美国这样的高收入国家,个人平均负债比例则只有115%。对于这组数据,我们至少要注意到两点:一是如果将居民的债务考虑进去,目前的高储蓄现象将会大打折扣,甚至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消费疲软”与“消费过度”并存的现象;二是储蓄和负债的主体可能存在很大程度的不重叠。

二、导致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制度性因素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曾一度面临短缺经济的困扰,十几年后却出现了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问题。促成这个转变发生的,主要是制度性因素,正是这些制度性因素从根本上制约了国内需求的有效提高。

1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增长缓慢,实际收入水平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我们剔除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提取近27年的数据加以对比说明。

上表说明,我国长期以来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分配率)不断下降,从1981年的16.76%降到2007年的11.32%。而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自1995年到2007年,财政收入占GDP比例提高了1倍。2006年我国税收收入就超过了日本。税负高,国有垄断企业及外资企业挤压吸纳70%就业人口的民营中小企业,直接压制了工资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房价、学费、医疗费用大幅上涨,严重挤压了居民消费支出。2007年我国商品房销售收入2.96万亿元,而我国2007年职工工资收入总额才2.82万亿元。西方的分配率都在50%以上,我国与发展中国家30%以上的分配率相比也是最低的。

此外,限制甚至禁止粮食出口政策,导致我国粮价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虽然大大限制了EPI的上涨,但牺牲了农民利益,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使农村消费能力长期不足。农民收入总额和收入增幅远低于城镇居民,而农村CPI涨幅又长期高于城市。

2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拖累了城市化进程,使农村人口被甩在消费市场之外。我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源于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农民工——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用双手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因而产生了巨大的供需缺口。约1.5亿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及其家属所离散出来的若干万亿元需求缺口,过去主要是通过外部需求来弥补的。本来,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并不奇怪。问题在于我国计划经济建立和遗留下来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即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强化和僵化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阻滞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农民逐渐自然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城市居民的过渡,从而在农民成为产业大军的同时,锁闭了这个经济起飞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而我们知道,农民的市民化恰恰是城市化的实质和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从统计上看,我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有了很大增长,即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速度增加。这个比例虽然仍低于全球平均50%的城镇人口比例,但相对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似乎并不算太大。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我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到达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进入城市定居。但是,在我国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目前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作为离乡不离土的农民工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他们不但不能将其赡养的父母移入城镇,甚至子女也多数作为留守儿童遗放在乡村。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扩大消费需求的核心所在。

城乡隔离二元经济体制导致我国供需失衡的主要原因在于:(1)直接严重阻碍了内需增长。本来农民大量和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产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的配置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成为供给和经济爆发性持续增长的源泉。相应的,农民市民化和其赡养人口的城镇化提供了内需增长的强劲动力,二者形成了相互推动的平衡发展态势。但我国1.5亿农民工及其赡养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前者的收入如果能逐步向后者靠拢,这种低端收入的提高会大部分转化为消费需求,我们就根本不必忧虑贸易顺差形成的约2万亿元人民币外需缺口的萎缩。农民工在提供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又很少分享城市化的成果和文明,这是我们不得不依赖外部需求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市民化,也进一步扭曲了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使低端产品过剩,而满足国内外高端消费的产品严重缺失。由于农民工绝大部分是在第二产业就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企业基本上不考虑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劳动力再生产和繁衍的教育及培训费用,很多地方完全依赖和满足于对中青年劳动资源的近乎掠夺性开发和使用。廉价劳动力在一个长时期内近乎无限地供给,阻碍了企业和产业的技术提升与升级换代。工业化初期的成本优势没有随着城市化发展、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而逐步转变为技术优势和品牌、渠道优势。同时,由于农民工家庭不能市民化,劳动就业极大依赖于制造业和建筑业的行业景气度。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后者本来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吸收劳动就业的主要领域。失业率的上升加剧消费需求的紧缩程度。(3)造成了资源的逆向配置。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农民工的储蓄基本上是汇回原籍乡村,赡养父母子女以及在乡村建房置业,以备失业还乡。这样,在亿万农民已经、正在和必将逐步离开的地方在不断修好房建新村,而在他们已经就业和还会不断进入的城镇却无房可居,导致了高端和大宗商品消费的地区结构性失衡。同时,1亿多农民工及其后续者离乡不离土、离家不移家,影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规模经营,阻碍了减少农民、富裕农村的现代化进程。(4)导致城市化建设的畸形发展。由于城市发展并不考虑已经就业的农民及其家属,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出现了围绕少数城市居民自我循环的高端化趋势。大楼大街大广场大住宅的发展脱离了我国的土地等资源禀赋和人均实际负担能力。由于农民工及其家属并未真正离土从而放弃乡村的土地和宅基地的占用,国家为保基本农田红线不得不严格控制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土地的巨大需求,造成城市供地的制度性稀缺,进而大大推高了城市地价和房地产价格。这样导致在高房价面前,不仅农民工望洋兴叹,就连城市中下层居民也望而却步,致使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越垒越高,庞大而分割的消费需求被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5)农民工及其家属不能逐步融入城镇,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和伦理道德问题,给启动内需带来了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了政策制定的成本。由于农民工基本上是中青年人,他们中的相当部分在长期的城镇生活后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返回乡村生活。他们往往夫妻分居、家庭分离,其漂移的第二代在城乡文明交错的冲击和夹缝中长大,教育环境差,有巨大的身份认同危机。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庞大社会阶层长期处在流动的困惑和焦虑状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大隐患。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对策和思路

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问题,就必须以增加民众收入、扩大保障范围为中心,进行城市化战略的创新型设计,要尽快建立完整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启动广大的农村消费市场。

(一)增加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如前所述,我国城乡统算的全体居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一直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远远小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必须从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入手。

1建立健全职工工资增长与宏观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结合部门特点和行业特性,建立健全不同部门、行业和地区职工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保持大体同步的机制。合理确定并不断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切实解决农民工工资偏低问题,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2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拓宽税基,合理调整税率和级距,降低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负水平。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物价及工资水平,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标准,并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3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继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力度,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在当前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和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持续高于城镇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健全粮食风险基金政策,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

4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城乡低保范围,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障、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等,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同时,要建立健全对低收入群体的长效补贴机制,完善补贴制度、补贴标准、补贴经费来源、补贴时间和补贴对象,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使低收入群体能够共同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二)对城市化进行创新型制度设计,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的长期消费需求问题。我国今后30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过去30年成果的基础上,能否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分步废除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进行制度创新,从而开启另一个30年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平衡发展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农民工市民制的机制设计和创新,它将同前30年的家庭土地承包制度一样,启动和激发连锁式的制度变迁和社会演变,成为推动下一个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因此,应当从现在起,就立即着手规划和全面启动农民工市民制国家行动计划或纲要。

1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一是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国家标准,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如致力于解决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这些是为了使中国城市化良性发展,为消费增长奠定基础。

2将消费因素加入区域城市发展战略中,创建相关政绩指标。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这就要求重新考虑当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投资的增长、城市面貌的改善、工业布局的优化,而且要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过多的挤出效应。

3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市化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

4财政引领公共支出,努力改善消费环境。目前,我国政府的财力与福利性支出比重严重不符。在居民消费的关键领域,往往出现“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产品与劳务的缺乏,影响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压缩投资性支出,控制购买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件”环境,即指为城市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而创造更好的空间与对象。所谓创造更好的购物空间,就是通过对商业设施分布、构造、环境、配套等的综合考虑,使得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能被充分发掘,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资活动,及其对民间商业投融资活动的引导和调整。另一方面创造“软件”环境,如安排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

第5篇

同样是在和平年代,同样是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同样是领土大小差不多的两个国家,为什么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我国的要大许多倍?以2001年为例,我国的国民收入总量是95000亿RMB,而美国的国民收入大约是360000亿美元。如果按1美元:8RMB的兑换比例折算的话,我国国民收入应是12000亿美元。就是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我们的30倍!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你能够讲出许许多多道理来,比如,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口的,历史的,等等。那么,经济构成上呢?你能说出些什么道理呢?有那么一位老先生,70年前他已经深入细致地做了分析研究,帮助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就是二战以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英国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凯恩斯毕业于剑桥大学,除了在剑桥大学任教外,还长期担任英国政府要职。1929-1933年世界经济总危机爆发后,他担任英国内阁财政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二战期间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4年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在美国布雷顿森林城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以后又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的董事。在繁忙的教书、写书和处理政务之外,他还投资经营着数家个人企业,而且规模可观,非常成功!此外,他还有一位年轻、漂亮、温柔、小他二十岁的前苏联国家芭蕾舞团的著名演员做他的妻子。凯恩斯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最著名的就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的学说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史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称为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革命”。甚至有人把他的贡献与哥白尼的天文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提并论,把《通论》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列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三大著作。

凯恩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然而他的理论却非常适合计划经济模式。就象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夫人评论的那样,如果那些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们能够真正地把凯恩斯理论应用于实践,那么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就将是十分惊人的!这是因为凯恩斯理论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宏观调控工具,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权力又比较集中,二者的充分结合与自如运用,将会产生巨大的创造力!它不象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权力十分有限,人民担心政府的权力太大会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个人财产安全,因此政府的权力受到许多限制,使许多宏观调控工具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在1937年的德文版《通论》序言中,凯恩斯也说:我的理论最适合集权国家和极权国家。然而,在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实践中,不知为什么我们却一直在批判凯恩斯。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观。

凯恩斯理论后来经过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如库兹涅克、汉森、萨缪尔森、克莱因等的改造和发扬光大,逐渐使凯恩斯理论“政策化”,并为有关的政策执行部门所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实现了“充分就业”和“稳定中求发展”,并逐渐熨平和减少了商业周期的危害。尤其是他的“收入乘数原理”对国民经济的计划调节与管理是十分有用的。下边介绍乘数原理。首先了解国民收入的构成。

1、封闭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

大家已经知道国民收入又称为国民产出,是反映一国在一年内投入的生产资源所产出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一个统计指标。它的衡量方法有两种:支出法和收入法。在封闭状态下,全部产品与服务都是由本国居民在本国领土上生产出来并消费的。如果我们用:

Y-----国民收入,C----居民消费,I----居民投资,G----政府支出,SP----居民储蓄,SG----政府储蓄,V---税收,那么,用支出法表示:

Y=C+I+G (公式一)

用收入法表示: Y=C+SP+V

如果用 SG=V-G,S=SP+SG ,则 I=S 。一般人们多用支出法。

2、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构成

在开放条件下,一国产品与服务可以销售给外国居民,这表示本国通过出口增加了本国的国民收入。同时,本国居民也可能购买外国产品与服务,这使得本国国民收入减少,因此应将这部分扣除。

如果用 X---出口,M---进口,T---贸易余额,则 T=X-M ,那么在开放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基本构成是:

Y = C + I + G +T = A+T=GDP (公式二)

是不是就这么多了呢?不是的。随着开放性的提高,还会出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独立的国际流动。比如本国的资本到外国去投资办厂,外国人到本国来投资;本国人到外国去打工,外国人到本国来打工等。这时候出现两种国民收入计算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前者是以一国领土为标准,指的是在一年内一国境内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总值;GNP是以一国居民为标准,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居民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值。如果用NFP表示从国外取得的净要素收入,则有:

GNP = GDP + NFP (公式三)

3、各个组成部分与国民收入的关系

①贸易余额与国民收入

一个国家的贸易余额 T = X - M ,它实际上是三个变量是函数,用模型表示:

T = T(g ,Y* ,Y)

其中,g 表示两国货币之间的实际汇率 (g=e.(P*/P)), Y*是外国国民收入,Y是本国国民收入。现在我们设身处地的分析一下。。。

经过分析证明, T = T1 - mY , 0

式中,T1 表示“自主性贸易余额”, m称为“边际进口倾向”。

②消费与国民收入(假定NFP=0)

消费C实际上也是一个函数,它虽然是国民收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济现象考察时,会发现它受各种各样的因素制约,对它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国民收入。有人证明:

C=C1 + cY , 0

式中,C1 表示“自主性消费”,c称为“边际消费倾向”。

③国内吸收与国民收入

在国民收入关系式中 Y=C+I+G+T ,用A=C+I+G表示国内吸收,它与国民收入是什么关系呢?

A = A1 +aY, 0也就是说,国内吸收被分为两个部分:与国民收入无关的自主性吸收A1 ,以及随国民收入增加而增加的部分边际吸收aY,a称为边际吸收倾向。

④窖藏与国民收入

当一国的国内吸收小于国民收入时,就会有收入的一部分以货币资产的形式储存起来,称为“窖藏”,用 H 表示,即:

H = Y - A

注意,窖藏不同于储蓄。前面我已经给大家介绍了S=Y-(C+G)

这里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推导:

H=Y-A=Y-( A1 +aY)

=- A1 +(1-a)Y (令1-a=s)

=- A1 + sY , 0

式中s 表示边际储蓄倾向,即国民收入增长中没有用于消费而形成储蓄的部分。因为a+s=1,所以s也介于0与1之间。

⑤简单商品市场平衡时的国民收入

这里所说的简单商品市场平衡,是指只考虑了商品市场而暂时不考虑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其他市场。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说,当窖藏等于贸易余额时,供给等于需求,国民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由公式①和④得:

H=-A1 +sY=T1 -mY=T

解得 Y0=[1/(s+m)](A1+T1) = α(A1+T1) (公式5)

式中 α=1/(s+m)称为“凯恩斯开放经济收入乘数”。当我们知道了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的数值,就可以很快计算出这个乘数。其经济意义在于:自主性吸收或自主性贸易余额的变动,将会按这个比例α引起国民收入的相应倍数的变动,即

ΔY=(ΔA1+ΔT1) (公式6)

4、封闭经济中收入乘数模型分析

①封闭经济中消费乘数: α=1/s =1/(1-c) =1/(1-a)

这是因为在封闭经济中,本国经济与外界没有交换,所以边际进口倾向m=0。因此,凯恩斯乘数在封闭经济中的作用要比开放经济中的作用大。比如说在某个封闭经济体中,其国民的边际储蓄倾向s =0.25,或者说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75%,问该国的收入乘数是多少?

α=1/s =1/ 0.25=4

比如说,我花费1000元购买了一套衣服,服装加工者和布料生产者因此增加了1000元收入。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均为0.75(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为0.25)他们会支出750元购买他们需要的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也会增加750元的收入,如果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0.75,他们又会支出750*0.75=625.50元。如此继续下去,每一轮新支出都是上一轮收入的3/4(即0.75).

这样,最初的1000元消费就导致了一系列次一轮的再消费支出。尽管这一系列的再支出永无止境,但其数值却一次比一次减少。最终的总和是一个有限的量。即:

1000*(1+c+c2+c3+......+cn)=1000*(1/s)=1000*(1/0.25)=4000

如果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很简朴,将收入的大部分都储蓄起来,比如边际储蓄倾向是s=0.80 ,亦即边际消费倾向c=0.2 ,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增长情况如何呢?

α=1/s=1/0.8=1.125

也就是说,每新增加1000单位的收入,只能推动国民经济增长125个单位。与前面相比,差别很大。

②投资乘数

投资对国民收入也有乘数效应。投资乘数的大小与消费乘数是一样的。这是因为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内吸收:

A=C + I +G 短期内他们的作用都等同于a(边际吸收倾向),乘数作用大小等于s ,这是因为1-a=s 。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投资I对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有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当投资的资本品产业的收入获得者得到更多的收入时,他们便会启动新一轮以及由此引发一系列次一轮的消费支出和就业。

③政府支出乘数

政府的财政支出(包括政府消费支出和政府投资支出)是一种与居民投资十分类似的高效能支出。政府在商品与服务上的一项采购,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再支出:比如政府花费1500亿RMB修建青藏铁路,修路工和他的公司就会用其收入的一部分购买消费品;这又会引起出售消费品的人收入的增加,而增加的收入的一部分又会花掉。按前面的例子,当α=4时,那么政府所增加的1500亿人民币支出,将会增加国民收入6000亿RMB !

不过政府支出乘数也会出现反向作用。如果政府支出下降,而税收和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则GDP的下降幅度将等于G的变化量乘以乘数。因此任何一届政府在选择经济政策时,即:是采取扩张性政策还是紧缩性政策?在采取行动前必须知道实际的乘数究竟有多大。否则将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的伤害。

④乘数模型中的政府财政政策

很早以前,人们已经认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计划)的分配作用,知道政府通过这些政策决定国民收入在集体和个人消费之间的划分比例,决定怎样在人口中分担公共支出的负担。然而,只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才被揭示出来:政府财政对国民收入、就业和价格的短期也有重要的影响。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这促使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理论的出台。著名经济学家詹姆斯·托宾是这样说的: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首先体现为宏观经济政策对实际经济目标所做出的显著贡献,尤其对实现充分就业和国民收入实际增长这样的目标;其次,凯恩斯主义者要求积极主动的管理;第三,凯恩斯主义者希望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紧密结合起来,共同促进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通过上面“③政府支出乘数”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政府在商品与服务上的支出是决定国民收入和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乘数模型中如果增加G,那么国民收入的增加幅度就是G的增加量乘以凯恩斯乘数。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政策就具有了一种通过抑制或刺激国民收入而影响商业周期的潜能。下面再看税收政策的影响。

税收政策的影响和税收乘数。

政府征税会降低总需求和GDP水平。为什么?增加税收会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可支配收入的降低又会使居民减少消费。很明显,如果投资和政府支出保持不变,那么消费支出的减少将会降低GDP和就业水平。因此在乘数模型中,增加税收而不增加政府开支将会降低实际GDP 。所以,在影响国民收入方面,变动税收是个有力的工具。但是税收乘数小于政府支出乘数。这个数究竟是多少呢?

税收乘数= 边际消费倾向*政府支出乘数

例如,某个经济体的边际消费倾向c=3/4 ,边际储蓄倾向 s=1-c=1/4, 则凯恩斯乘数 α=1/s=1/1/4=4,那么税收乘数

税收乘数=3/4*4=3

税收乘数之所以小于支出乘数,原因显而易见。当政府在G上支出1元钱时,这1元直接花费在GDP上。而增加1元钱税收时,这1元钱只有部分花费在G 上,另一部分则会被储蓄起来。

例如,假设上述经济体的经济正处于其潜在GDP水平,这时国家为了提高国防能力,决定增加国防开支4000亿。假定该经济体的规划者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来抵消国防开支4000亿对GDP所产生的冲击,那么税收应该增加多少呢?

直观上说(第一感觉)似乎应是增加税收也是4000亿。但是这不对。是:4000*4/3=5332亿 。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同样,减少税收会提高国民收入的均衡水平。

5、开放经济的乘数效应

在开放经济中,自主性支出扩张对国民经济的扩张效果比封闭条件下小。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的支出扩张过程中,一部分支出被边际进口倾向用于进口外国商品与服务这一 扩张效果作用在外国经济之上。 α=1/(s+m)。例如

M国的边际储蓄倾向是s=0.04 (即储蓄率为4%),边际进口倾向是m=0.16 ,那么该国的国民收入乘数是多少呢?

α=1/(s+m)=1/(0.04+0.16)=5

Z国的边际储蓄倾向是s=0.83 ,(即储蓄率为83%),边际进口倾向是m=0.10 ,那么Z国的收入乘数是多少呢?

α=1/(s+m)=1/(0.83+0.1)=1.075

两者相比,差别何其大也!导致一国经济在低水平上摸爬,另一个却在高速发展。

6、现实中的乘数和实践中的财政政策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客观准确地把握乘数的数值是诊断经济和制定对策的关键。就象医生用止痛药必须知道不同剂量的效果,同理,经济学家和经济决策者也必须知道政府支出乘数和税收乘数数值的大小。当经济增长过快或经济长期低迷而必须开出财政政策的猛药时,经济的诊断者和决策者在决定用多大剂量的“增加税收”、“减少税收”或“减少开支”、或“增加开支”之前,必须知道实际的乘数究竟有多大。

第6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资本市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压力

2011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人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达到最高峰约14.15亿,之后开始出现负增长,但老年人口数量仍将持续增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和瑞士再保险联合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在2015年之后开始减少。到2050年,被称为“银发人群”的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10年的约1.65亿人激增至近4.4亿人,届时将占中国人口总数的34%左右,比届时的总人口第一大国印度,仍多近1亿老年人。加速的人口老龄化将给财政、金融等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压力。

(一)不断上升的退休成本带来严峻的财政挑战

从1997年全国各级财政开始对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算起,补贴规模不断扩大。2011年新增财政补贴高达2272亿,三分之二的养老保险累计结余来自于财政转移支付。《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指出,在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下,我国养老金的统筹账户将给财政造成巨大负担;从2017年起,养老金要求的财政补贴将不断上升,到2050年,当年的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与GDP的规模相比,到2050年养老金的缺口现值将达到目前GDP的75%。

(二)人口老龄化将改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

与人口老龄化息息相关的人口规模变化是劳动力人口数量的变化。目前中国是第一人口大国,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国。而联合国预测数据显示,如果生育率继续维持在1.8左右,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到2016年,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人口)将增加到10.1亿的高峰,其后将出现负增长,但在2028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将保持在70%以上。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的同时,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呈现减少趋势。15-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如果能延长退休年龄到65岁,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5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三)人口老龄化将给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劳动参与率下降及其带来的劳动供给减少,以及储蓄率下降带来的物质资本积累低增长,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在总要素生产率保持每年3%的增长速度前提下,人口老龄化将使得2010年到2020年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比本世纪的头十年下降2.4个百分点,本世纪中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到目前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半。中国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能否通过改革措施迅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长期来看,今后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主要来自就业结构转换、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等渠道。

(四)人口老龄化将带来资产贬值和国际资本流动等金融挑战

虽然退休人群的遗产动机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抛售资产的动机,当进入退休高峰的人群开始兑现资产时,人口老龄化预示着更加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时代的到来。同时,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在21世纪30年代将积欠足够数额的赤字,以至于消费掉发达世界的储蓄,债务累累的西方政府借款为退休保险金筹措资金,可能使信用遭到更严重破坏。人口老龄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可能因为资本收益下降,而大规模流向人口年轻化的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引发全球资本流动的大规模变动和金融市场的巨幅动荡。

中国资本市场需要稳定的机构投资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日趋扩大,成为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资本市场。大规模民营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业重组、科技产业的兴起,特别是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大趋势都有力地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高储蓄率的国家之一,但是在计划经济制度遗留的行政手段作用下,资本收益率却始终保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上。随着改革的深入,管理层和理论界都清醒地意识到:完善的资本市场对改善投资效率、提高生产率及维持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完善资本市场在中国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必将发挥更大的资本市场配置功能。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的措施之一就是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

历史证明发展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改善了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促进了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推动了理财市场和各类理财产品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保障资金运作管理的市场化改革和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推动了居民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直接融资比重的提高。机构投资者正面临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国民财富的积累,为机构投资者带来巨大发展空间。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需要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用,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将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但是,相对于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资本市场不仅机构投资者的比例不高,而且养老保险基金的入市比例相对偏小。在欧洲股市里,养老基金占比达70%,而且欧洲国家性质的公共基金有税收优惠;美国的养老基金占比也有50%。我国社保基金作为养老保险三大支柱之一,是入市的先行者,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取得了良好收益。据统计,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间,社保基金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9.8%,远高于同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和银行存款利率水平,很好地实现了基金的保值增值。

基于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将为各方带来好处的预期;特别是社保基金在资本市场成功投资的历史,也增加了各界对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投资的期望。但是业界和理论界都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资本市场一定能给养老保险基金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带来稳定的收益吗?

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的理论分析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未来的资本市场问题,可以通过财富积累与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得到部分答案。该理论假定:个体在工作年限内储蓄,目的是为了在退休后利用之前积累的财富。进而可以推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导致老年人大量销售资产,进而使股票和债券资产的供给大于需求。一些学者因此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将会导致资本市场“崩盘”。另外有学者认为,由于资本市场的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国际资本流动将偏好流入老龄化问题不严重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文试图回顾经济学和金融领域的理论文献和实证研究,来评估上述假定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虽然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是结论性的,而且关于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绩效表现的影响的研究也没有完全一致的发现;但仍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老龄化将会影响资本市场的表现,但影响效果并不十分显著。其原因可能是资本市场已经消化和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信息,预期因素发挥了作用。因此,除非存在急剧的和超出目前预期范围内的人口变动,持续的人口老龄化只会对国际资本市场产生温和、中性的影响。

Poterba(2001)提出了一个建立资本价格和人口年龄结构关系的模型。该模型假定存在“年轻”和“退休”两类人群;年轻人群的数量为Ny,年轻人群在特定期间工作并获得正常的工资收入,储蓄率为s。资本的供给假定为K。而单位资本的价格p不断调整,以满足资本需求。

p*K=Ny*s

当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处于工作年龄时,资产价格就会上涨;当生育高峰人群进入退休年龄时段,资产价格就会下跌。虽然模型得出的结论和一般的“崩盘”推测是一致的,Poterba指出该模型并没有考虑若干重要条件:不同人群储蓄率的差异,资本的供给率不是固定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抵消人口老龄化对资产收益率的负面影响等。

Abel(2001)提出了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框架,以解决Poterba模型的缺陷。Abel认为,即使老龄人口的资产需求不下降,资本供给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价格的下降。Abel构建的二代交叠模型包括了可变的资本供应和遗产动机变量;假定工作人群能从将资产遗传给下一代而获得效用;同时将资本供应和上一期的资本价格联系在一起。Abel的模型意味着,在假设资本价格存在长期无条件的均值时,资本价格的动态行为遵循自回归过程。这个模型预测,美国生育高峰一代进入工作年龄后,首先导致了资本价格的上涨,然后回归到长期无条件均值附近。Abel进一步得出结论:即使引入资本供给变量,遗产动机的存在并不能阻止资本价格的下跌。

Brooks(2002)提出了一个复杂的世代交叠模型,这个模型使用了四代模型以确定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股票和债券收益率的定量影响。Brooks最重要的创新在于:假定这些随着被研究对象人群的老龄化,他们可以将持有的股票资产转换为债券;退休人群相对于工作年龄段的人群而言,面临更多消费风险,所以退休人群更倾向于持有无风险资产。这个模型包含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而且假定生育高峰出生的一代进入退休年龄后,会将资本传给之后出生的一代。Brooks的模型预测,资本-劳工比率将在2020年时高于长期均值15%以上,因此拉低了资本收益率;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导致2000-2020年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收益率下跌92个基点和82个基点。这个模型还预测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出生的人比之前一代人的资产收益率少100个基点。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提出一个更复杂的代际交叠模型。该模型包括了资本供给、遗产、年轻和退休人员的赡养,以及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系统等变量。他们指出,美国股票市场经历了1945-1964年的牛市、1970年代的熊市,以及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早期的牛市,这三个牛熊交替的20年与生育高峰、低谷一致:大萧条时期、1950年代生育高峰、1970年代的生育低谷。根据这个模型,个体生命周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年、中年和退休;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个体都可以投资股票和债券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当较小人群(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时,股票价格将会下降;相反,当较大人群(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后,股票价格将会上涨两倍以上;而随后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需要将股票卖给较小人群,从而推低了股票价格。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偏好的世代效应”:就整个生命周期的消费流而言,较小人群会比较大人群得到的效用更多。虽然在这个模型中引入遗产动机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但没有完全消除)当较大人群进入退休年龄后导致的股票价格下跌影响。他们还指出,相对于其它因变量,人口周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股票市场高峰和低谷之间的振幅。

Brooks(2006)提出的模型强调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该模型模拟了在国际化背景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将导致资本收益率的平均化,从而缓解了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影响。Brooks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储蓄会超过投资,进而带来资本收益率的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国家会成为资本流出国,向人口年轻化国家输出资本,以追求更高的资本收益率;所以人口老龄化的开放经济体的资本收益率不会大幅下降。Siegel(2005)也认为国际资本流动会减弱股票市场收益率下降的趋势。他据此提出了“全球解决方案”:人口老龄化国家通过资本输出以换取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和服务。Siegel利用联合国的人口数据预测,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就足以使老龄化国家的退休年龄只需稍微延迟两年,就可以支持老龄化国家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将导致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延长到76岁。Siegel还提出了其他建议:比如提高征税率和放松移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建议还需要政治考量。这些发现和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4)的发现非常类似。

关于人口老龄化与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

许多探讨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实证研究都是以美国数据为基础的。但是由于并不存人口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大规模人口变迁的历史数据,样本数据充分性都还需要论证。

Poterba(2001,2004)的两项实证研究探讨了美国人口老龄化和美国股票、债券和国库券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使用了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这个调查是定期对美国资产所有权的横断面调查。Poterba建立了如下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年龄和时代对资产持有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股票资产的持有确实展现了年龄模式。55-59岁美国人持有的权益资产达到最高的32500美元,然后到75岁时,下跌到25000美元;金融资产的持有高峰期是65-69岁,之后老龄人持有的金融资产几乎没有变化,一直保持稳定直到75岁以上。Poterba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美国生育高峰一代接近退休年龄时,不会急于出售金融资产。换句话说,2020-2030年不存在金融市场崩盘的可能性。Poterba还在回归模型中测试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本收益率变量之间的联系。他使用了两个资本收益指标:资产收益率R和价格红利比率(P/D)。

(1)

(2)

Poterba的研究测试了几个人口统计学变量:大于20岁的人口数量、40-64岁之间的的人口比例和两者之间的比率。结果表明,没有证据显示大部分人口统计变量和资产收益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公式(2)里,价格红利比率只是与部分人口统计变量有关,但是当区分时间模式后,这些变量与价格红利比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变得不显著。Poterba使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分析了英国和加拿大的数据,结果也是一致的。

最后,Poterba从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数据推导出了影射(预计)的资产需求变量,将其作为资产汇报和价格红利比率模型的解释变量(自变量)。

(3)

(4)

结果也仅显示了资产收益与影射(预计)资产需求的微弱关系。Poterba最终得出这样的推论:因为退休人员不会变现和消费掉一生积累的财富;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资产的价格不会显著下降。

Geanakoplos,Magill and Quinzii(2002)开展了另一项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MY变量(将中年人群对年轻人群的比率作为测量人口结构的指标),然后将其与市盈率建立回归模型:

(5)

利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这项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MY比率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因此预测,与MY比例下降一致,股票价格在2020年前将下跌。他们同时假定权益收益率受到资本损益的影响,而资本损益将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将权益收益率与不同的MY比率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如下公式:

(6)

研究发现,差分化的MY比率与权益收益率正相关,能解释14%的权益收益率的变异。而MY比率与权益的风险补偿成负相关关系,与利率不存在相关关系。他们对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市场指数与MY比率进行了相关分析,得出了如下公式:

虽然日本的数据表明了股票价格与MY比率的强正相关关系,而其它国家的数据只显示了MY和股票价格的弱相关关系。即使在这个模型中引入移民变量,上述发现也是一致的。

总之,已有的证据显示,随着生育高峰一代的人群进入退休年龄,且将资产销售给生育低谷出生的人群,权益(股票)价格会在一定程度上下跌。但另一方面,遗产动机能缓解这种影响,而国际资本流动会在更大程度上中和人口老龄化对资本市场的压力。相关研究主要利用了美国数据,而且只表明了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以及收益率的弱相关关系。

结论

我国即将进入老龄化时代,养老基金的资金缺口越来越大,养老基金特别是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压力十分巨大;另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缺失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制度缺陷之一,资本市场需要像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这样能缓和市场波动的投资者。但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股票价格及其收益率之间存在弱的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资本市场投资,并不一定会给其带来保值增值的预期效果。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专业化的投资管理来确保养老基金的增值保值;然而,根据有效市场假定理论,从长期来看,任何一个投资者都不可能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的收益。基于本文讨论,笔者认为,管理层在作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决策前,需要做进一步广泛的研究,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才能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在保值增值的同时,成为稳定资本市场的长期投资者。

参考文献:

1.李建新.国际比较中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动特征.学海,2005(6)

2.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8(3)

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4.Brooks,Robin.Demographic Change and Asset Prices.Presented at the G20 Workshop on Demography and Financial Markets,Sydney,2006,July

第7篇

【摘要】第三方机构理财是继金融机构之后开展的一种新型理财业务模式。由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过度追求自身盈利模式,因此,个人对遵从独立原则的第三方机构理财业务有着较强的现实需求。第三方机构理财与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在服务理念上以及业务开展模式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对客户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是在第三方机构理财业务推出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这些需要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加以解决。

第三方理财机构是一个独立的中介理财机构,它既不代表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或者银行,也不代表消费者的利益,它严格地按照客户的实际情况来分析其自身财务状况和理财的需求,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分析其内在的理财目标,然后利用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基金公司或者是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为其提供组合投资工具。因此,第三方理财业务的价值核心就是金融产品的交叉营销。

一、第三方理财业务的现实需求分析

(一)个人可用于理财的财富数量不断增加

近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向好运行,个人手中累积的货币财富越来越多。截止到2007年3月末,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到176881.43亿元。由于基于传统中国文化及财富观念导致个人储蓄率逐年增高(我国国民储蓄率2001至2005年间达到44%,居民户储蓄率达16%以上),再加上家庭发展因素的制约,如住房、子女教育、养老以及疾病等问题的内需成本持续走高,也使得居民个人消费被极大抑制。而从2005年以来,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轻微的物价持续走高逐渐向通货膨胀转化。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现金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不断增强。

(二)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个人理财的需求

从目前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理财产品看,主要特点是金融产品简单叠加而缺乏创新、产品重复率高。虽然各个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名称不同,但其市值内涵基本相似,对于客户而言,实际上没有较多的选择。因此,无法改变理财产品单一的困境。此外,理财门槛过高、手续繁杂也是制约金融机构开展个人理财业务的桎梏。

(三)金融市场对个人金融活动的开放度提高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抑制现象逐步改变,体现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对个人投资者的开放。2005年7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黄金交易正式向个人开放,个人投资者可通过特批的商业银行作为平台,直接参与国内黄金市场进行实物黄金投资;2007年2月开始实施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个人持有外汇的额度从2006年刚刚放宽的2万美元又扩大到了5万美元,增加了个人的投资选择;2007年5月11日,中国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境外投资范围的通知》。该通知取消了以前代客境外业务“不得直接投资于股票及其结构性产品”的限制性规定,它表明今后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国内银行的“代客境外理财业务”(QDII)投资纽约、伦敦等海外股市、基金,这就为国内现在相对封闭的个人投资市场打开了新途径。这些都表明了我国个人参与金融市场已经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在这种背景下,个人投资者对金融机构提出的投资预期收益不断高涨,就给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产生了压力。

(四)宏观调控政策对个人金融活动的影响不断增强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逐渐对金融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构成了金融市场另一强大主体。例如,2003年末,沪深股市账户总数达到6981.23万户,2004年总数至7215.74万户,而截止到2007年5月末,沪深两市账户总数已经突破1亿大关,其中,2006年以来的新增开户数超过2660万。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对个人投资者的针对性不断加强,调控个人投资主体变得与机构投资者一样重要,但个人投资者毕竟是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信息获得和专业性反应都较差,因此,往往成为政策调控的牺牲品,这就促进了个人投资者寻求专业理财机构的需求。

二、第三方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差异

(一)理财服务理念不同

第三方机构可以保证理财建议的公正性,能够客观地为客户提供咨询顾问和理财策划服务。第三方机构的费用收取与客户的最终收益率之间呈正相关。理财方案往往会涉及基金、保险、债券、信托、税务等多项内容。第三方机构服务的出发点是站在客户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客户资产保值增值着想,考虑如何综合运用这些金融产品为客户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它的理财顾问服务是从以产品为导向转换为以服务(客户)为导向的,并提供满足客户生命周期需求的全方位金融服务。另外,还注重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的建立。而金融机构的理财业务是建立在它自身金融产品的基础上,并不是全部着眼于客户的真正需求,其主要动机仍然是销售金融产品或产品的组合而已。

(二)业务开展的独立性不同

在金融机构开展的理财业务中,理财人员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去为客户量身定做适合的产品,因为在其内部对于产品的推销策略是固定的模式,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够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最大化,而非客户。而第三方机构开展理财业务的最主要特征是具有较强的独立性,第三方机构在为客户作出理财规划时,不受任何金融机构的干预和限制,它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作出合理的投资建议,面向所有的金融机构选择真正符合客户利益的金融产品。当然,理财规划能否实现是受制于整个金融业的发展,而非某家金融机构。

(三)理财规划范围不同

第三方机构理财业务的理财手段更加丰富。由于受到分业经营的限制,传统理财服务的理财手段比较单一。第三方理财机构则可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涵盖的金融产品包括国内几乎所有的金融产品,甚至还可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投资海外市场。因此,这种业务范围弥补了客户在对金融机构的信息理解和利用中的不对称和不平等地位,使客户有效地规避风险,实现客户理财愿望。

(四)业务开展模式不同

客户首先选择和聘用独立理财顾问,在理财顾问的协助下,先分析自身的财务状况,进而测试风险承受能力,在设定理财的目标后,选择不同的理财组合和投资工具,实现理财目标。第三方理财机构发出的理财规划书不具有强制作用,客户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做出是否采用的判断。

三、第三方理财业务发展中的制约因素

第三方理财只有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才会出现,这是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规律的。因为这些区域拥有发达的金融市场、雄厚的资产管理人才储备、丰富的理财产品与极高的市场信誉等优势,因此,理财服务得以在金融机构与第三方理财机构中广泛存在。相比而言,目前我国发展第三方机构理财仍有很多的因素制约。

(一)法律保障缺失

我国对于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监管标准不统一,商业银行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有《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基金公司有《关于基金公司开展委托理财业务办法》;保险公司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暂行规定》;信托公司有《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办法》,这些办法一般都是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在税收、利率(收益率)以及会计制度等多方面的规定各自为战,造成金融机构竞争上的事实不平等,金融秩序一定程度的混乱。理财业务是近年来金融业的新兴业务,尤其第三方理财业务更是其中的创新,因此更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环境来规范其发展,以保证各方参与者的利益。目前,与第三方理财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管理政策仍是空白,客户迫切需要有相关法律保护其合法利益。第三方理财业务是将金融业的各种产品进行综合运用,从而创造出较高效益。这种情况与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现状是矛盾的,因此,如果缺乏针对性更强的法律法规的界定,第三方理财业务要取得快速发展将非常困难。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界定对应的监管机构,然后由监管机构协调其他业务监管部门共同制定法规,使第三方理财业务从开始就在规范下开展。(二)理财规划师的培养滞后

从金融机构开展理财业务的优势看,主要体现在理财队伍更具专业性。而第三方理财业务的开展和延伸,需要的人才更具有复合性,因为理财产品涉及到银行产品、信托产品、保险产品以及各种有价证券等投资等。这就要求理财规划人员不但要对目前金融市场所有投资领域的理财产品十分熟悉,还要能够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财务安排。但是目前我国金融行业内部的分业经营使得国内理财领域的多数专家仅具备单个领域的投资经验,缺乏综合理财的经验和能力,这对第三方理财业务的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培养复合型金融人才是第三方理财业务发展的基石。

(三)信用制度建设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居民已经习惯并认可了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建立了较强的信任感。第三方理财业务的开展必须要解决个人对于机构的信任问题,这就要求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个人与机构互相信任基础上的金融活动,但由于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的广泛存在,第三方机构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健全的信用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道德风险”给客户带来大的理财损失。我国信用制度的建设刚刚起步,针对理财机构的信用制度建设还处在空白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第三方理财业务的整体发展。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建立信用信息平台,推出信用缺失惩罚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个人利益,这也能够促进理财业务的快速发展。

(四)金融机构的合谋排斥

第三方机构开展理财业务,从理论上看是独立的业务处理,完全游离于各种金融机构的控制之外,为客户制定出利益最大化的理财方案,但是金融机构利用自身的优势,组建独立的第三方理财机构,这将不可避免地和金融机构产生关联交易,从而影响甚至损害客户的利益。金融机构的第三方理财机构很可能建立联盟,通过封锁信息渠道等手段,对第三方机构进行合谋压制,逼迫其退出理财市场,从而重新获得理财业务的垄断地位,客观上造成客户理财成本的提高。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三方理财与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及信托投资公司都有着本质差别,第三方理财业务的开展又无法离开各种金融机构业务的开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互动发展是未来双赢模式的基础。因此,在鼓励发展第三方理财业务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与上述公司之间的适度竞争,防止过度竞争带来的风险转移到客户身上。

第8篇

[关键词]国有股转持;社保基金;大小限;扩大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109-02

2009年6月19日,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和社保基金理事会联合公告,在境内证券市场实施国有股转持政策,转持的国有股由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持有。据四部委联合的《实施办法》,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凡在境内证券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含有国有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均须按首次公开发行时实际发行股份数量即增量发行部分的10%,将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这一办法被业内人士称为国有股转持政策。本文重点分析转持政策的正向效用。

1 国有股转持的基本效用是提升社保基金实力

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条件,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社保基金的筹集是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起点。财政资助、企业缴纳、个人缴纳、社会捐赠和基金运营增值是社会保障基金资金的五大来源。然而现阶段,人口老龄化的加快、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型带来的隐性债务、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及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等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基金出现天量资金缺口。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为5623亿元,负债为492亿元,基金净资产为5130亿元。而按国家的养老金制度设计,社保基金缺口在2008年年底至少是1万亿元以上,如加上社会统筹账户缺口,我国城市人口的公共养老金缺口至少在2万亿元以上。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最新估算,截至2010年上半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规模大约为1.3万亿元;2004年该数字为7400亿元。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单就社会保障基金中主要项目基本养老金一项,我国未来三四十年的资金缺口就高达9万亿元。

国有股转持政策的出台,其目的与减持政策一样,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弥补资金缺口。首先看到的是,转持政策提到的新老划断至桂林三金药业IPO之间的符合条件的已上市公司,其应该把部分国有股转持给社保基金。这部分公司有131家,涉及国有股东826家,应转持股份约83.94亿股,以境内证券市场15倍市盈率的股票平均中位值来计算,大约值为1000亿元。虽然这1000亿元相对数万亿元的历史缺口有些杯水车薪,但国有股转持的制度设计优化了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来源途径,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今后的含国有股的公司IPO能够保持正常节奏,且这些企业的经营又基本良好,同时股票二级市场也能够保持稳定,那么通过国有股转持,未来社保基金将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再加上其他渠道的补充,其历史欠账会在几年内得到解决。而且转持政策给社保基金带来了两个想象空间:一是2006年6月19日以前的沪深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是否转持;二是转持比例会不会在现有基础上有所增加。如果现转持政策能够顺利推行、市场各方面反响良好的话,转持的资金增量改革就有可能随之推行,这又会给社保基金带来实质性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2001年的国有股减持的动机也是为了支持社保基金,及早解决社保基金空账运行问题。只是当时没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没有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作为依托,所以减持政策最终被叫停。

2 国有股转持政策深化了国家财富与全民之间的机制

国有股是国家代“全民”所有的股份,其意味着中国公民对于国有企业都拥有一定份额的实质性所有权,只是在公司治理层面,需要借由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国企管理层来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从法理上讲,全体民众应该拥有部分自主处理自己所拥有的国有股权的权利,这其中就包括卖出、转让甚至赠与等。但因为目前诸多机制设置的原因,国有股与民众中间隔了太多层级和距离,以至于真正作为国有股所有者的民众很难直接从国有股的诸多操作中获取实际财产性收益。

转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减少民众与国有股之间的距离,通过相关国家制度的设定让民众直接高效地享受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属性所带来的经济价值。社保作为全民性的社会保障的提供者,刚好可以与“全民所享”这一属性对接。通过将国有股转由社保基金持有,实质是让民众的整体社保账户得到提升,进而让民众得到普遍性收益。唯一必须确定的是,既然国有股具有“全民所有”属性,那社保也应该进行实质性的、非区分性的全民覆盖,超越地域、户籍等限制,真正做到全民平等。现实中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使农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民众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与国有股本身的全民属性和社会保障的全民平等法理相悖,极易造成新的不平等,所以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改革也要深化。

3 国有股转持的实质意义在于扩大消费对增长的贡献

2009年是全球经济危机后各经济体力求经济复苏的第一年,我国为“保增长”和“保八”采用了加大政府投资和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因为需求“三驾马车”中的消费不旺、出口衰退已成事实,只有“城镇化”理论大旗下的投资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经济目标。可投资过多会不会造成新的产能过剩,理论界众说纷纭。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却是国人共识。如何拉动内需?如何刺激消费?如何使庞大的居民储蓄变成现实购买力?可以说,最终消费率的长期过低,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据统计,我国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7%左右,而投资贡献率高达9成;1993―200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为59%左右,而同期相比,世界为78%左右。不难看出,我国的消费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消费率绝大多数年份稳定在77%左右。

我国消费率低除了因为传统保守的消费观念和崇尚储蓄的文化理念,更是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社保制度的缺失,资金缺口的存在,使得老百姓失业、养老、医疗、教育及预期收入等产生忧虑,因而对未来生活的保障信心不足,对当前消费产生“后顾之忧”。对普通百姓而言,转持表明多年来名义上由全民所有的国企资产,现在可以用到他们最需要的社保中来了。如果转持的资产足够多,那些一直名义上与其他人平等地享有这些资产,但长期以来实际上可能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弱势人群,在有病就医、老有所养、失业无收入时维持生计等问题上有了更多的希望。弱势人群社保体系的建立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将不多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应付孩子上学、生病就医、自我养老的状况。这部分开支由社保承担起来后,他们会将有限收入中的更多部分用于家庭当前的消费,从而储蓄率和投资率双双下降。从宏观经济角度看,经济增长中消费增长的贡献率会逐渐增加,这对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意义重大。

4 国有股转持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改制成国有公司后,暴露出许多治理结构上的严重问题,主要体现在国有股之持股主体虚位的性质和“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两个方面。国有股转持政策出台前,上市公司的国有控股股东为了维护控股地位和应对市值考核的需要,一般不会主动减持股权。综合近10年学术界的实证研究,国有股“一股独大”对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弊大于利。但是,当部分国有股被转持划归社保基金所有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社保基金在本质上是这些股票的财务投资者,如果公司经营得好,它会长期持有,一旦经营不好,只要不是处于限售状态,就会进行减持。这样,减持会弱化国有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客观上增加了上市公司的压力。特别是社保基金所特有的追求稳定收益的特征,表现在其管理行为上,会对公司提出更多的稳健发展的要求,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公司的经营行为。国有股转持政策的实施,将改变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而不断完善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5 延长部分“大小限”的锁定期,缓解市场减持压力

转由社保基金会持有的境内上市公司国有股,社保基金会继续履行原有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对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到本办法颁布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股份,社保基金会在承继原有国有股东的法定和自愿承诺的基础上,再将禁售期延长3年。这一项三年的延长期规定,缓解了市场减持压力,有利于稳定股票价格。同时,通过国有股转社保基金,强制延长这部分“大小非”即“大小限”的锁定期,可以迫使社保基金进行“长期投资”,抑制社保基金的“投机”冲动,从而有利于中国股市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要采取多种方式充实社保基金,加强基金管理,实现保值增值”。不容置疑,国有股转持政策正是支持社保基金发展、增加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多赢之举,必将改善我国股市投资群体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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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乐鹿.国计民生的新血液[J].宁波经济,2009(8).

[3]董登新.国有股转持:释放四大政策信号[J].金融博览,2009(7).

[4]张长春.国有股转持的最实质性意义在于扩大消费对增长的贡献[J].中国投资,2009(7).

[5]李振明.股权分置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25.

[6]金鑫.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210.

第9篇

【关键字】个人理财 保值增值 商业银行

一、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推出的背景

个人理财业务,是指金融机构以特定的客户为服务对象,通过对客户的个人资产分配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综合分析,帮助客户确定阶段性生活和投资目标,并利用其在金融咨询、投资理财、服务网络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建议和帮助客户及时调整资产配置与投资品种,实现个人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并从中收取相应费用的一项中间业务。理财业务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它产生的背景条件是:

(一)从消费者来看,是人们对自己财产有保值增值的愿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得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增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富有,但是面对中国经济收入水平的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大幅度上涨,从0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除了2010年2月份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上涨以外,其他时间都是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如图),这说明中国的储蓄水平依然很高。

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居于世界前列,在2005年我国居民的储蓄高达51%,随着经济形式的变化,3月CPI5.4%,超越去年11月5.1%的高点创出32个月以来的新高,面对如此高的通货膨胀率,把钱存在银行正在缩水,因此消费者在积极地寻找新的投资渠道,做到是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但是由于投资者个人知识,时间,精力等方面的限制,使得他们无法自己来理财,这时候投资者就迫切的希望有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自己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也由于中国的医疗、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也激发了居民的理财需求,由此可见,我国个人理财服务的前景广阔,潜在市场巨大。

(二)从银行方面来看,有利于增加其利润来源,提高银行的竞争力,推动商业银行向综合化方向发展

目前我国银行业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竞争压力增大,一方面由于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的发展受到了规模限制,虽然银行可以在中央银行决定的利率水平上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浮动,但是为了吸引客户,他们不会把利率偏离的太远,因此依靠存贷差来获取经济利益远远达不到银行的发展所需,同时银行担心出现不良贷款而惜贷,优质客户要求银行下浮贷款利率等不利因素,使得银行传统存贷业务带来的利润更加单薄。另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大批外资银行的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局面,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与发展,国内商业银行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扩大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范围,改善银行的资产、客户和收益结构。它们开始注意到:在国外发达国家,外资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非常成熟,业务几乎深入到每一个家庭,并且个人理财业务也给银行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而目前国内个人理财业务市场刚刚起步,需求增长旺盛,极具发展潜力,因此被各家商业银行普遍看好。

在以上两方面的作用下,理财业务顺应潮流的诞生了。

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面对如此巨大的市场,理财业务在各家商业银行雨后春笋般的开始了,近几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国内各家商业银行对理财业务的初步尝试

因为理财市场存在着如此巨大的需求,各家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获取理财业务的收益,纷纷开始了理财业务的尝试。国内银行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只是近几年的事,大致的发展历程是: 1996年,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率先在国内银行界成立私人银行部,客户只要在该部保持最低10万元存款就能享受多种财务咨询服务;1997年,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向社会推出包含理财咨询设计、存单质押贷款、外汇买卖、单证保管、存款证明等12项内容的理财系列服务;2000年,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推出以员工名字命名的“个人理财工作室”;2002年底,招商银行面向全国推出“金葵花”理财,为高端个人客户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综合理财服务,内容包括“一对一”理财顾问服务、易贷通、投资通、居家乐理财规划等服务内容。

(二)2003年被称为“理财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03年可以称之为“理财年”,在短短的一年内,各家商业银行纷纷积极推行品牌化战略,加大了对理财产品的开发,多种理财品牌纷纷登场亮相。自招商银行推出了“金葵花”理财品牌之后,工行推出了“理财金账户”,建行推出了“乐当家”,农行推出了“金钥匙”,交行推出了“圆梦园”,民生推出了“非凡理财”,广发推出了“真情理财”。同时各家银行也有过去的那种局部化、分散式的营销方式,开始向整体化、精心包装、统一营销的方式转变。开发了各种体现本银行的特色和竞争力的专属理财产品,而且也加大了在延伸服务、附加服务、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努力;各种市场推广活动也是多种多样,尽显银行特色。

(三)个人理财业务高速发展阶段,产品种类急剧增长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理财中,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影响,外汇理财产品市场占理财的比值不断增加,特别是2007年2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外汇管理办法》,对结汇和购汇的限额规定为五万美元,这就有利于鼓励个人进行外汇投资理财,这就推动了外汇理财业务的不断发展,同时银行也出现了很多的人民币挂钩型理财产品,股票挂钩型理财产品,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QDII产品,FOF产品。其中这些产品中的一些中短期产品比较符合客户的需求,因此特别受市场的欢迎。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会向更高一层次迈进。随着银行理财团队的专业人员的知识积累的不断增加,还有银行逐步完善理财产品的努力,相信理财产品在中国会逐步走向成熟的。

三、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

虽然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但毕竟这是一个新兴的市场,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给客户提供的投资理财服务无论从规模上,营销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能与外资银行相抗衡,个人理财理念及业务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金融业的分业经营现状,制约了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的空间

由于目前国内金融业尚处于分业经营阶段,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市场相互分裂,我国的《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只能分业经营,银行不能经营保险证券的业务。同时法律还规定了银行不能代客理财,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空间。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个性化服务只能停留在较低的层面操作,银行无法利用证券保险这两个市场实现增值,商业银行不能涉足证券、保险、基金业务,只能代销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产品,因此对产品的适用性无能为力,因此我国银行的个人理财业务,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咨询、建议或投资方案设计等层面上。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运用客户资料库分析系统的基础上的,但是由于分业经营使得商业银行与保险、证券公司之间的有关客户信息资料库还不能相互形成共享,有时还产生相对封锁,客观上造成了客户信息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个人理财业务的纵向发展。

(二)商业银行缺乏复合型的个人理财人员及设计产品缺乏创新、产品单一

由于理财业务是一项综合性的业务。理财人员要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建议合适的理财产品,同时要设计出符合客户需求的理财产品,因此对理财人员的要求很高。理财人员不仅要了解银行传统存贷业务的内容,还要了解法律、税收、财务、会计、保险,证券及衍生品的操作过程及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理论知识跟实际操作,但是遗憾的是,一方面我国的银行理财业务大多数是从银行自身的产品推销开始,因此理财人员也是大部分从银行的工作人员中分配出来的一部分人员,他们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考试,并且由于他们只是对银行的业务相对熟悉,因此设计的产品大部分都是以结算类为主,而且国内银行的理财产品大部分都是卡通,银证通等服务产品,同质性很强,缺乏本行的创新产品。另一方面就是因为中国的分业经营,使得精通财务、会计、保险、证券、银行的综合性人才很少。同时商业银行对客户经理及理财人员的考核标准还是建立在传统的完成多少存款任务的基础上,他们不承担收集,分析及管理市场信息和客户信息的职责,因此对市场趋势和客户需求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产品设计的思路及产品存在的风险缺乏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因此对金融理财产品的设计方面就存在盲目性。

(三)缺乏相对独立的健全的一个业务运作系统

理财体现的是对一些迫切需要保值增值自己资产的人提供一种具体可行的方法,体现的是以客户为中心,在理财业务中,客户往往希望银行能提供一种一站式的服务的新型服务业务,要想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理财部门必须要依赖于前后台业务的整合,从客户的风险分析、理财建议到具体操作实施都要衔接起来,让客户能省时省力的保值增值自己的资产。但是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设置中,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理财业务涉及到资产、负债及银行的中间业务,但是上述业务又是由银行的多个部门来管理,导致前台业务条块分割。个人理财业务没有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业务系统,使商业银行无法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没能发挥出金融理财业务的最大优势。

(四)个人理财业务进入门槛太高

个人理财业务都是定位于少数高端优质客户,但是在中国高收入的人只占总人口的5%,95%的人还是一般收入水平,服务门槛过高,而满足这个条件的客户又相当有限,因此造成客源稀少,如外资银行一般“门槛”在5万美元以上,国内银行的很多理财产品一般“门槛”在5万元以上。比如说像建行的“乐当家”它也要求你要在建设银行存款要达到20万到50万元,同时每年的消费额也要达到一定的数额。北京、上海地区银行的个人理财中心的门槛由2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行业平均水平也在30万元左右,这种高门槛是一些有理财需求但是资金不足的居民望而却步,但是普通客户比“富人”更需要个人理财,他们往往有明确的理财目标,但缺乏投资技巧,更需要理财师帮助建立切实可行的健康理财计划。

四、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对策

针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为了使银行充分发挥这个新兴产品的竞争优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优化:

(一)完善政策法规,充分利用保险、证券的客户信息,扩大客户群

针对国家的分业经营法律法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各司其职,这样就容易造成三个部门的资源不能充分利用,虽然我国分业经营是考虑了风险监管的复杂性,而且由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下才决定实行分业经营,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行要与光大银行合并建立金融控股公司,可能是混业经营的前兆、序幕,因此混业经营应该是中国以后的一个发展趋势。为了让这个趋势快点到来,我国的政策法规应该先要各个部门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提出防范风险的具体措施,循序渐渐的走向混业经营。同时要充分利用保险证券的客户信息,而且要尽快的建立个人诚信档案,根据客户的诚信情况把客户分为普通客户和优质客户,也可以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客户,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来区别对待,提供适合客户的理财产品,这样可以降低风险,有的放矢,更好地为客户及银行的竞争力服务。同时也要完善银行交易合同的内容,避免在法律上存在缺陷或不完善导致无法履行,引起法律纠纷,给银行造成损失。同时要使理财产品的合同简单明了,客户能够理解,不要用太强的专业术语,语句内容要合理,不要存在歧义。

(二)加强理财人员的综合素质,设计出各自银行的品牌产品,从大众化服务向个性化服务转变,加强银行的竞争力

由于理财是一个新兴的,还不是很完善的行业,因此各方面的规章制度建立的还不是很健全,因此商业银行要在人员选拔、业务培训、实际操作训练等方面狠下工夫,同时要借鉴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试方式与理念,同时也要借鉴我国的一些比如培训注册会计师、保险经纪人等专业人员的成熟经验,制定一套专门考核理财人员的机构及考试内容,形成一种正规的选拔渠道。要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对银行证券保险基金黄金外汇房地产及衍生品非常的熟悉,不仅熟悉他们的操作过程,定价过程,还要非常熟悉他们的风险,根据这些知识设计出复合型的理财产品,形成银行的品牌,打响银行的知名度,更好地为银行的竞争力服务、同时还要求理财人员有很好的营销技巧,了解客户的心理,能准确的判断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针对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客户提供合适的理财方案。因此要培养一个综合素质很高的理财人员还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花费很多的精力。但是为了银行以后更好的发展,这些都是必须要做的。

同时银行提供的理财服务还是停留在千人一面,人人皆可的、无差别、无个性化的服务上,因此商业银行应该针对特定的客户,特定的市场,根据他们的理财目标制定切合实际的理财产品。针对优质客户发展“一对一”的专门服务,从大众化向个性化转变,体现银行的特色,极力的营销银行的特色,这样才可以更好地为银行的发展服务,提高银行的收益和竞争力。

(三)要加强银行内部资源的整合,建立一个一站式服务系统,同时要适当降低个人理财业务的服务门槛

由于我国的理财业务是一个新兴的部门,在银行内部涉及储蓄、贷款、代销基金、代办保险、个人外汇买卖、信用卡、网上银行、电话银行等多个部门。因此银行为了提高效率,增加竞争力,更好地为客户保值增值资产,有必要建立一个个性化、一站式的理财服务,这样就必须要调整银行的内部部门的设置,整合个人金融业务资源同时要加强与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相关公司的横向联合,加强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同时要降低银行的服务门槛,这样就会有更多的老百姓加入到理财的队伍行列中来,这样有助于扩大银行的知名度跟客户的认知度,对银行的将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提供理财产品先从不收费开始,等银行的知名度打出后,再向收费过渡。同时要降低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入门槛,使大量的普通客户也能加入到理财行业,其实这些客户也许以后就能发展成优质客户,为银行将来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四)理财方案的设计过程要严谨

当一个理财规划师拿到一个理财案例时,要充分的分析这个家庭的资产情况及各个资产占的比例。这样才能分析出一个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及资产的配置是否合理,才开始决定是否对这个客户进行理财规划。如果决定进行理财规划,先看一下客户要求的理财目标,理财规划师要根据客户的要求充分的考虑各种可能影响客户将来收益的风险状况,根据这些情况进行合理的假定,给客户制定一个详细的理财方案,实现每一个理财目标。在制定完成理财方案以后理财规划师要进行可行性测试,同时要对理财规划后的资产与规划前的资产进行比较,看看是否真的改善了客户的资产情况,最后当然定期的对客户的资产情况根据经济形式的变化进行定期回访,如有必要还要进行一个重新的理财规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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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庆山: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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