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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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或运转的基轴是国际本位货币。所谓国际本位货币，是指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世界各个国家出于经济条件或政策上的考虑，用法律的形式将本国货币与之固定地联系起来，作为衡量本国货币价值的标准，以及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国际本位货币是在国际上占据中心货币地位的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它首先必须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其次，还必须占据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能充当国际商品的价值尺度或价格标准，并成为各种货币汇率计算的中心。充当这种中心货币的曾经有贵金属——黄金，也有因历史、经济和现实原因形成的某些国家的纸币。
从理论上讲，能够充当国际本位货币的国际交易的最终清偿手段，应当具备如下条件或性质：
一是耐久性。具有的自然属性必须经久耐用，不因频繁的流通和岁月的流逝而丧失其重量或改变其质量，从而保证其所包含的价值量的稳定不变。
二是可分性。为保证贸易和借贷活动的顺利进行，要求各种不同面额货币的发行和流通。
三是轻便性。货币的轻便便携有利于各种经济交易的进行，较小的体积和较轻的重量但却可以包含较大的价值量，亦成为其一个特征。
四是同质性。货币由其发行国别和面值所产生的差别是客观的，但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即作为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媒介和一般等价物，它们本身都有价值，都是人类社会抽象劳动的凝聚。
正如马克思所说那样：“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非凡适于充当货币”。贵金属黄金、白银等由于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使之最成为国际本位货币的最佳选择。纵观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贵金属非凡是黄金都充当着国际本位货币的职能。与之相应的是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的货币制度，该制度下各国都规定金币的法定含金量，不同货币之间的比价是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对比来决定的。这种以两种金属铸币含金量之比得到的汇率又称为铸币平价，它是金本价的一种表现形式。金本位制度下作为决定汇率的基础的铸币平价，是外汇市场上由于外汇供求变化而引起的实际汇率波动的中心，其上下波动的幅度要受制于黄金输送点。这是因为金本位条件下黄金可以自由跨国输出或输入，当市场汇率与法定铸币平价之间的偏差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导致有关国家不用外汇而改用输出黄金的办法来办理国际结算。决定黄金输送点的量的界限，是用于替代外汇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黄金的铸币平价加上该笔黄金的运送费用。
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演变，金本位制先后被以“黄金—美元”本位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纸币信用本位制所取代。建立在怀特方案基础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基本锁定了各国货币与美元的外汇平价；另一方面，确定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比例，各国政府可将所持有的美元与美国政府兑换黄金。这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机制，其本质是一种以黄金为价值基础的固定汇率制度。与金本位制比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与贵金属黄金已无直接联系的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国际本位货币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耐久性、可分性、轻便性、同质性的国际经济交易一般等价物”已经不被视作充要条件，国际经济交易的价值符号，则成了当代国际本位货币共同特征。
当代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尽管各国非凡是国际本位货币的发行国都持有相当数量的货币黄金，但货币的发行与相应的商品预备从理论上来讲已无必然的联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货币体系所确立的黄金非货币化的结果，货币黄金在世界国际储备中所占比重呈总体下降的变化。
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各国货币的发行再不必与某种特定商品保持法定的比价关系，其结果是各国货币之间比价的客观依据也不复存在，这亦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国际货币体系浮动汇率机制产生和存在的温床。
二、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
面临经济全球化的急速发展的挑战，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货币投机引发的货币金融危机及国际货币金融市场的动荡，使得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一些深层次问题进一步暴露出来。人们往往自然将导致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动荡的根源归咎于现行的纸币信用本位制，亦启发了对当代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思考。
纸币信用本位条件下的汇率决定与调整，要受制于众多的因素。究其性质和特点，可以从长期和短期角度考察。不同国家货币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是决定汇率的一个基本的长期因素。
在实行纸币流通制度的初期阶段，各个国家一般都规定过纸币的金平价。即纸币名义上或法律上所代表的含金量。在纸币实际代表的金量与国家规定的含金量一致的情况下，金平价无疑是决定不同货币汇率的价值基础。
然而随着纸币流通制度的演进，纸币的发行开始与黄金的预备及兑换相分离，黄金非货币化的纯粹纸币信用本位制条件下，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发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各国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为基础，其实质是由本国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的价值组合为基础。不同国家的单位货币所实际代表的价值量对比，成为其汇率决定的基础。当然不同国家货币的价值量对比，主要是由其购买力相对地表现出来。通过比较不同国家纸币的购买力或物价水平，可以较为合理地决定两国货币的汇率。
不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经济状况，是决定影响汇率变动的另一个长期因素。一国货币的强弱，是以该国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为重要依托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胀率、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状况等宏观经济指标构成了衡量这一大背景好坏的综合指标。
除了上述导致长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作用或影响短期汇率波动的因素也有很多，其中主要包括：相对利率的高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政府或中心银行汇率政策和其它干预行为；心理预期因素及信息因素，等等。此外，国际上政治、军事等方面因素也会在短期内对汇率变动产生影响。
当然，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存在，与现行以浮动汇率为主体的国际汇率机制，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国际经济学界关于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利弊的争议表明，尽管浮动汇率也有其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但倾向于汇率相对稳定的观点还是占据了优势。因为后者不仅更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健康发展，亦是经济全球化条件国际经济一体化向广度和深度上发展的需要。
在实行纯粹的纸币信用本位制的同时，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离不开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日元、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本质上仍是少数国家的信用货币。这种国际本位货币机制由于没有黄金作基础，其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发行国的情况。发行国相对经济实力的强弱变化，以及其财政、货币金融政策的倾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该国货币的强弱和人们对该国际本位货币的信心，进而影响到国际汇率的稳定。应当承认，现行的以美元为主体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本位下基础货币发行国与其它国家相互牵连，国际清偿手段不足的弊端，在某些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并没有使“黄金—美元”本位制下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得到解决。相反，国际汇率的波动大为加剧，国际货币金融秩序更加混乱，各国间非凡是经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摆脱国际本位货币对少数国家国别信用货币的依靠。这种新的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应当是某种与SDR相类似的由一个类似于IMF的国际金融组织发行和掌管的纯粹的货币符号。这种货币符号是由若干国家和国家集团的通货所组成的“篮子”，或者说是由一个多种货币的复合体为依托。参与该“篮子”或复合体的货币，按各自国家GNP在世界经济所占比重的大小，确定在该“篮子”或复合体中所占权数。当然，这种新的作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的多种货币复合体，是与黄金脱离联系的，与之联系的只是“篮子”组成国的货币的购买力。所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均与该篮子货币挂钩，与之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在国际经济领域，一切交换归根到底，实际上仍然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及服务的交换。由金本位制发展到与贵金属黄金不发生联系的现代纯纸币信用本位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本身并非必须是价值实体，更多地是被作为一种流通手段或价值符号而发挥作用。一篮子形式的国际货币符号所代表的价值，源于组成该货币篮子的可自由兑换的各国货币所代表的价值。既然后者可以成为国际流通和支付的手段，那么前者类似职能的发挥也是顺理成章的。当然，这离不开一个由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较大影响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组织较为健全的国际通货治理协调机构的存在。
三、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渐进性和过渡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定位，尽管是必要和理想的，但要最终成为现实，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经济的全球化及一体化作为一种趋势，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尚不能消除国家的界限和差别。世界经济领域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客观上仍在发挥着作用。脱离了对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纯粹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出现，与拥有高度统一权威的国际金融组织的运作一样，势必在较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利益产生矛盾和冲突。这不仅在当代南北的国际货币金融关系中得以表露，更充分地反映在经济发达国家非凡是美国、日本和欧盟，轻易是不愿意因此而放弃作为现行主要国际本位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铸币税好处及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特权。由此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本位货币的重新确立必然带有渐进性和过渡性的特点。一方面，现行以美元为主体，包括欧元、日元和非凡提款权等在内的多元化国际本位货币体制，在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仍将有其存在的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使脱离了对个别国家国别信用货币依靠的国际本位货币的运作早日成为现实，应是国际本位货币重新确立的发展方向。
首先，作为一种机制创新，新的国际货币本位机制的建立要考虑现实的基础和创新成本的高低。可以考虑从进一步扩大和改进非凡提款权的作用或职能人手，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要改变按份额分配非凡提款权的原则，而根据世界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往来的需要，根据各国GNP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以及各国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占世界贸易与投资的比重进行分配；并使非凡提款权成为各国货币的共同定值标准，各国货币均与其挂钩，保持某种形式的固定的或可调整的法定比价。
其次，推动区域性国际货币合作，作为迈向新的世界单一本位货币和执行全球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的过渡。适宜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的现状，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亚太经合组织这三大区域性一体化经济圈，责无旁贷地将成为21世纪范围最为广泛、经济实力及影响最为强大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代表，并以既相互联系合作，又鼎足对峙的态势，把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矛盾的错综复杂性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性质的经济集团内部，随着商品、劳务、资本与技术的跨国流动自由度的加大，为稳定成员国之间货币汇率，降低区域外其它国际货币波动的冲击，建立一体化区域内的本位货币及其特定汇率机制显得很有必要。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欧洲货币单位和汇率机制的成功经验表明，这种特定区域性国际本位货币单位，作为欧洲货币体系运转的基础，是由加入该货币体系各成员国货币按一定比重所构成的一篮子复合货币。它起着确定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依据，成员国官方之间清算和信贷的手段，以及被用作欧盟的储备手段和进行汇率干预的手段的作用；并成为欧洲货币体系以区域内各国货币汇率实行可略有调整的准固定汇率，对外则实行区域货币“篮子”的联合浮动为主要特征的汇率机制得以在顺利运转的基础。尽管这种区域性货币联盟的实施，对该区域内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协调，有着较高的要求，但作刀一个方向，区域性货币政策的推动，不失为介于由传统国际本位货币走向未来的实现单一世界货币和世界中心银行治理体系的一种可行的过渡形式。当然，适于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差异，区域性货币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选择，如联系相对松散的货币区，或支付同盟等多种形式；在区域内经济一体化达到较高程度时，再走向货币联盟，即实现区域内的单一货币，并建立区域性中心银行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
除此而外，还应改革现有的国际金融组织，非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大基金组织在监督协调成员国货币、汇率政策及全球性国际收支调整中的作用，使之成为发行和掌管新的国际本位货币的具有相当权威的全球性国际金融组织，并作为未来统一的世界中心银行的前身或过渡。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以平等地位参加重大事项讨论与决定的权力。参照战后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及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所确定的多边国际贸易体制，积极探索并寻求逐步建立相应的适应于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发展要求的现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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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货币一体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初，国际货币领域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欧元的诞生，把以美元为主宰地位的国际货币格局，改变成以美元和欧元并列称雄的格局。另一件是人民币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国际上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有人预言，人民币会成为继美元、欧元和日元之后的又一种世界货币。联想到现如今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似乎有理由使人们相信，人民币终将成为一种硬通货。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强盛的内在要求，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行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货币一体化（包括货币国际化和共同货币选择）是经济发展、贸易深化及信用扩张的必然趋势，货币经济的逐步发展要求货币具有统一的形制和统一的价值，但哪种货币能够成为国际一体化货币则是多元货币竞争的结果。中华民族之崛起，必须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来支撑，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获得必须依靠国民经济的竞争力。这不仅需要我国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而且也需要人民币走向世界，到国际舞台上发挥国际货币的职能，争取更大的效力空间，即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二、现实与理论上的逻辑冲突
就目前中国经济基础而言，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人民币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中具备优势竞争力，其境外流通存在着现实逻辑与理论逻辑的背离。所以，人民币要真正成为亚洲金融经济的支点货币乃至世界货币，首先要强化其体现横向交易契约关系的一般等价物内质，并在此基础上达成现实和理论逻辑的统一。2003年，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6694亿元，增长速度9.1%，以进出口贸易总额计算，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贸易国，2003进出口贸易总额达8512亿美元，同比增长37.1%，已相当于美国贸易总额的41.9%，从经济总量和贸易总量来看，已进入经济大国行列，但就中国金融发展而言，无论是金融发展广度，还是金融发展深度，均未达到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心存顾虑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国金融发展的滞后，这降低了人民币实际交易的国际比较价值，制约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层次拓展。人民币国际化是否可行、何时可行还要看其要实现国际化的支撑条件，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国际化的人民币“资产池”作为支撑（钟伟，2002）。
现实条件的不具备，并不妨碍我们的理论上的分析。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是确定的，因而，对货币国际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吸取其它国家本币国际化的经验和教训，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有助于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国际化发展模式，使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三、美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美元国际化的现状。美元无疑是当今世界第一大货币，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中普遍使用。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量超过60%；在国际票据市场、债券市场上美国发行债券数额占全球总量的26%（由表1计算所得）；在外汇交易市场中，美元作为主导货币居支配地位，占全球外汇交易的87%（1998年）；在各国银行的对外资产中，美元占47%（1998）；在国际银行贷款币种构成为35.2%（1999年），美元无疑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货币计量单位。在国际汇率体制中，采用盯住汇率制的国家其国别货币绝大部分盯住的是美元。同时，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与美国经济实力并不对称，2002年美国的GDP占世界份额约五分之一，但是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却是霸主，而这与美元国际地位的取得是密切相关的。
2.美元国际化的进程。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兴的美国经济高速成长，统一市场正在形成，成为当时全球最具潜力的市场和项目投资源。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暴露出欧洲政局的不稳定，大量的闲置资金持有者对本国经济不抱有信心，因而将目光转向美国。从而使美国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急需资金和技术，美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离欧洲战场的美国不仅经济上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却通过“租供法案”向英、法等同盟国提供价值470多亿美元的军火大发战争横财，也乘机占领了西欧各国及其附属国的广大市场。半个世纪的时间，美国在经济上将欧洲各国远远的甩在背后，同时在政治、军事上也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这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创造了特殊的历史背景，美国也树立了自己“老大”的地位。1943年7月立足于取消外汇管制和各国对国际资金转移限制的“怀特计划”提出，该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通过基金货币单位“尤尼它”初步提出美元与黄金挂钩（10美元=1“尤尼它”=137格令黄金）。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洲的布雷顿森林举行有44国代表参加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经过讨论，会议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顺理成章的获得了国际货币的地位。
3.美元国际化的特点。由以上的考察分析我们知道，美元成为国际货币有其特殊的国际背景，其国际化的过程依赖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汇率制度安排，即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支持这一体系的基础是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美元国际化的模式特点可概括为：依托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成为唯一的国际计价单位和与黄金地位相同的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脱钩失去制度基础后，依赖先入为主的存量优势在世界信用货币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的强大巩固和发展了这种优势，继续充当国际货币。
四、欧元国际化的模式考察
1.欧元国际化的现状。欧元国际化是基于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展开的，即有策略有计划地成立统一经济区，建立货币联盟，各国放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创建区域货币——欧元。欧盟在经济规模上与美国不相上下，贸易和资本输出方面则都大大超过了美国,1999年国际债券市场上，以欧元标价发行的占44.5%，甚至超过美国1个百分点。据统计，仅东欧和西非地区就有约30个国家把欧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2．欧元国际化的历程。欧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政策有意推动的结果，欧元的诞生是区内各国协调与合作的结果，这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是货币国际化的一种独特模式。欧元路径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1）前期铺垫及建议提出阶段。1950年9月1日欧洲16国为解决相互之间的货币结算和实现各国货币自由兑换问题，建立欧洲支付联盟。1969年12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建议，即《维尔纳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从稳定汇率到实现统一货币。（2）法律制度准备阶段。在1978年4月召开的欧共体海牙会议上，法、德两国总理提出建立欧洲货币体系的建议，同年12月欧共体在布鲁塞尔达成协议，决定正式建立有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对、卢森堡、丹麦和爱尔兰等17国参加的欧洲货币体系（后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加入）。欧洲货币体系建立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将欧共体内部的汇率相对稳定下来，并使各成员国家降低了因美国宏观经济失调引起的美元危机对金融体系的冲击。（3）欧元一体化的初级阶段。1988年6月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向欧共体12国财长提交了《欧共体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报告，提出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流动、金融一体化和固定成员国汇率等重要内容。1991年欧共体12国达成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协议——《马约》，规定最迟在1997年1月成立欧洲央行，并在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欧元。1997年6月欧盟15国通过《阿姆斯特丹条约》，确定了分阶段正式启动欧元的日程安排，欧洲货币联盟也如期启动。（4）欧元国际化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阶段。2002年1月1日，欧元成为有形货币，迅速取代了区域内流通的12种货币，成为区域内唯一合法货币，欧元以合法身份成为国际货币，依靠货币联邦制的强制力，通过取代原12国货币，欧元在10年内完成了国际化进程。
3．欧元国际化的特点。欧元则作为信用货币其国际化进程是最短的，给世界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启示是：让渡货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用趋同的财政政策，形成区域共同体，单一货币必须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为基础，以相近的文化背景为纽带，单一货币区内各成员国须满足最佳货币区理论构建条件，区域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在区域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ERM中马克）起主导作用。
五、日元国际化的路径考察
1.日元国际化的现状。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日元的国际地位却远远不比日本的经济实力强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日元国际化的战略起步较晚。尽管日元国际化早在7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但它正式成为日本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或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却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自那时起，政府开始积极推进日元的国际化。到了90年代，日元经济开始停滞和倒退，由此日元国际化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但总体上由于日本强大经济实力的支撑，以及政府的积极推进，日元国际化还是相对成功的，现如今已成为和美元、欧元一样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
2.日元国际化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通货体制由固定汇率制转向浮动汇率制以来，因日元升值，对外贸易按美元结算就使日本企业产生了汇率风险的问题。把出口贸易由美元结算改为日元结算，就成了日元国际化的最初动因。（1）日元国际化的起步。1970-1980年，在日本的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分别由0.9%和0.3%，提高到了29.4%和2.4%。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美元危机的发生，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日元需求。面临日元国际化的发展，1978年12月，大藏省提出了“正视日元国际化，使日元和西德马克一起发挥国际通货部分补充机能”的方针，并采取了“大幅度缓和欧洲日元债发行方面的限制”和“促进日元在太平洋地区流通”等政策措施。（2）日元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到了80年代，日本在金融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政策报告的提出，正式拉开了日元国际化战略的序幕。1990年，在日本出、进口额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为37.5%和14.5%，分别比1980年提高了8.1和12.1个百分点；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的比重也升至8.0%，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由此，世界就出现了美元、日元和西德马克“三极通货体制”开始发展的趋势。（3）日元国际化的最新进展。进入90年代，由于日元经济的停滞和倒退，日元国际化已处于了明显落后的状态。国际贸易中按日元结算的比重、各国外汇储备中日元比重和银行对外资产中日元资产的比重均不同幅度下降。针对这些问题，1996年11月，桥本政府提出了标新立异的“金融大爆炸”，意在彻底改革金融。1998年4月，按“自由、公正、全球化”的原则，日本政府全面推进了金融改革，其重点是改变传统的金融保护行政，在金融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实现金融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这样一来，既为日元国际化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又对日元国际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3.日元国际化的特点。日元的国际化在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从1980年开始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日元国际化和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同步迅速发展，欧洲日元市场的放开和东京离岸市场的建立是日元国际化的关键步骤；在其经济鼎盛时期,世界贸易中对日元的需求大量增加，日元的国际化进程是自然发展的。但是在日本经济出现衰退后，日本政府开始积极地推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借助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带动国内金融改革，改变了日本经济二重结构的特点，从而提高金融业的效率。
六、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知道，美元的国际化路径主要是依赖全球性汇率制度安排来，欧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路径依赖的是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政策。
美元国际化的模式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历史赋予了美元许多先天优势，这是其它任何货币都无以比拟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成就了美元经济超级大国的梦想，同时也奠定了美元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基础。今天，任何其它货币想通过国际制度安排实现国际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的均衡中，对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来说，美元路径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必须立足于现实，目前存在的一个情况是“一个国家四种货币”，即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有统一的国家，而没有统一的货币。VonFurstenberg,GeorgeM.Geneva(2002)研究指出,回溯18世纪和19世纪,北美殖民地和意大利城邦内部货币统一的历史表明,单一国家复本位货币最终是不可维持的。因此，整合“一国四币”可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选择。但是这个整合过程在最初阶段很难包括台湾地区，因为两岸巨大的政治分歧是货币一体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有学者指出政治上的分歧并不能成为阻碍经济合作的条件，并以欧盟为例，指出欧盟内部有的国家政治分歧很大，但并没有阻碍欧元的一体化进程，因为这是经济规律的使然。但是通过历史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欧元一体化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欧盟各国在政治上就货币合作问题首先形成了共同的理念，并达成了高度统一，从而即使存在其它的政治分歧，也不足以影响到货币一体化的进展，最终才确保了欧元的诞生。目前我国两岸虽有密切的经济交往，却缺乏基本的政治对话，更别说就货币合作问题达成一致了。因为政治上存在的障碍，使我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首先在大陆和港澳地区实现货币的统一。这种情况下，欧元的模式无疑是我们最优的选择，即实现货币的统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中，各个国家的货币即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其目的都是为了确保本国经济的竞争力，提高本国的经济实力。因此人民币的领域不仅限于中国区域范围内，而必须与我国的经济扩张相适应，积极“走出去”，这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战略。在这个层次上，日元的国际化路径值得我们借鉴，同时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总体上，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作用有限，人民币的国际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是区域的国际化。参照日元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发展国民经济，并确保经济的强劲发展势头，从根本上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来实现金融改革的深化。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是区域范围内的国际化，在东盟10+1的经济合作框架内逐步谋求货币合作，可以固定各自的汇率，对外联合浮动，时机成熟后，可以用强势的人民币替代其他的货币或以人民币为主导创造单一货币实现货币统一。其次可以在东盟10+1的基础上拓展到东盟10+3，联合日韩。届时，人民币将真正成长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国际货币，就如同欧元对于欧洲、美元对与美洲一样。
上述人民币国际化的两种路径是兼容的。对于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在一国统一的情况下，整合“一国三币”实现货币一体化，应具有比欧盟各国更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来说，决不可能仅仅限于一国区域内的货币整合，人民币的舞台是世界的。因而在区域范围内走“日元模式”，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实现以强势货币支撑我国强势经济的发展战略。“一国三币”整合的成功，将增强人民币自身的整体实力，必将有力推动其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发挥作用，加快实现国际化的进程。当人民币在东南亚、东亚、整个亚洲等范围内成为一种关键货币，并发挥主导作用时，这时可以很轻松的整合一直以来游离于人民币势力范围的台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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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转贴于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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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文贵等.国际货币体系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摘要:此次金融危机带给了我们许多教训，而我们更需要思考发生这样规模巨大的金融危机的原因。当今世界存在的美元国家货币体系是引起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世界各国已经渐渐走出了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但是，危机过后我们更加需要冷静思考这次金融危机出现的原因。美元体系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因为美元体系内部存在着不可逆转的泡沫生产机制，如果不能真正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像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货币，那么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我将解释我这个看似极端的观点背后的道理。
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系的建立还要追溯到1944年的夏天，那年夏天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盟国货币金融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联合国货币金融协议最后决议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两个附件，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确定了二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虽然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之间固定兑换比率标志着该体系的瓦解，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在政治军事及高科技领域任然具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元任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大部分国际贸易仍然以美元进行结算。也就是说国际美元信用本位体积还在继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天。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等大部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迅速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去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在1965年达到28%的高峰值后，便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对于“去工业化”的原因，瑙索恩和纳玛斯旺(Rowthorn and Ramaswamy，1997，1999)指出主要是国内因素引起的，比如需求模式从制造品转向了服务，制造业的生产效率相对服务业大幅度提高，以及与之相关的制造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竞争这一外部因素对去工业化的贡献不足五分之一 。在完成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之后，美国国内的生产行业基本上转移到了亚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于此同时，美国也从一个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成为以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体。在后工业时代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服务经济可以很好的取代商品经济，就如同19世纪它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是一样的。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在美国渐渐丧失生产能力的同时，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美国100年来形成的超强消费能力和借贷消费方式。美国消费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70%以上了，而从1856年，I.M. Singer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Edward Clark想出一招为他们公司的缝纫机进行分期付款开始，美国的借贷消费模式已经开始在美国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发芽。时至今日，美国人的信贷项目已经从当年的缝纫机发展到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以及最近世界瞩目的次级贷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机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方式仍然不会改变。
关键词：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 国际货币体系
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开始关注现有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隐含的巨大风险，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重新被人们所重视。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预言未来20—40年内，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元的霸权地位将有所动摇，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的作用将更加凸显。因此，在这国际经济、金融、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沿着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变化的趋势、追寻美元、马克、日元等相关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探讨有关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下面将有关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的历程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的相关论文进行归纳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货币国际化涵义的讨论
随着金融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有关货币国际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加，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涵义学者们众说纷纭，但尚未形成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概念。大体上来说，货币国际化最突出特点就是货币的职权将不再受一定行政区域的限制。Cohen（1971）最早从货币职能角度定义了国际货币，认为国际货币就是某种货币国内职能在国外的扩展。政府和有关部门出于多种目的，将货币的使用扩展到其发行国以外的地区时，该货币就发展成为了国际货币。Hnrtmann（1998）认为，当某国货币被货币发行国以外的机构和个人接受并行使交换媒介、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职能时，其国际化之路就开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货币跨过本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通，最终走向国际货币的过程。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高涨，国内学者对于国际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他们给出了如下定义：游春（2009）指出，货币国际化是随着本国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国外市场的扩展，该国货币在本币职能基础上，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境外货币自由兑换等多种方式流出本国，在境外逐步行使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和价值尺度的职能，从而由国家货币渐渐演变为区域货币、世界货币的过程。战玉峰（2009）提出，国际货币等同于世界市场上普遍接受和广泛使用的特殊商品，它是指在国际范围内，全部或部分的承担着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储藏和支付手段等职能的货币。
二、当前货币国际化的主要理论
货币替论：货币替代是开放经济中所特有的一种货币性扰动。V.K.Chilly（1969）提出“货币替代”的概念，它是指在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外币全面或部分地取代本币行使价值尺度、交易媒介及价值贮藏等职能。Mckinnon（1985）将货币替代分为直接货币替代和间接货币替代，前者是指两种货币在相同的商品领域作为支付手段竞争，后者则是指非货币金融资产在投资者之间的转移。此外，货币替代又可分为对称性货币替代和非对称性货币替代，前者是指本国居民和外国居民相互同时持有本币和外币，后者一般发生在欠发达国家，它是指本国居民对外币有持有的需求，而外国居民对本币无需求。货币替代的过程实质上是不同的国家之间货币竞争的过程。Calvo， Yegh（1992）从交易媒介的角度出发，重点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替代现象，他认为货币替代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最后阶段。Guidotti & Rodriquez（1992）提出了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它是指在现实中，当一国货币完成了对他国货币的替代，反替代的可能性就变得极小。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s，以下简称OCA）理论是关于区域货币一体化及汇率制度安排的理论，最早由Munddl于1961年提出。具体而言，最优货币区是指区域内国家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货币一体化，继而拥有一个共同的货币，或是在区域内保持各国刚性的固定汇率和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而对区域外实行浮动汇率。继Mundell之后，MeKinnon提出了经济开放标准，即通过测算贸易品占非贸易品的比例来衡量一国经济开放程度，在经济开放程度较高、贸易联系密切的国家实行单一货币较优。相反，若采取浮动汇率制，由国际收支赤字所造成的本币汇率下浮会导致较大幅度的物价上涨，从而抵消了本币汇率下降对贸易收入的促进作用。接着，Kenen又提出了产品多样化标准，认为产品多样化程度较低的国家，抵抗外来经济冲击的能力较弱，应当实行单一货币。此后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单一货币联盟的选择标准。Minz认为政治因素在货币区选择中至关重要；Fleming主张将通货膨胀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Ingram认为应当充分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提出了金融市场一体化标准。Lars在Tavlas、Baymoumi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最优货币区理论扩展为一系列标准，从而避免了单一标准的缺陷，并将这些标准细分为国家的具体标准和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两类。其中，国家的具体标准主要有工资与价格的高度灵活性、产品的高度分散性。货币联盟的具体标准有相似的产品结构、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经济活动的高相关性、经济政策偏好的相似性、文化与历史因素的类似性等。
三、对于引入他国货币国际化经验的总结
在引入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进程来指导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国内学者的研究并不是很深入，并且研究大多只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设想层面，缺乏理论支撑和验证。陈炳才（2001）分析了人民币可兑换的不对称性问题，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走美国式路径，即通过提高人民币的声誉和加快人民币可兑换来实现。周林、温小郑（2002）对美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国际化历程进行了概括总结。李建军（2003）比较了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国际化路径，他认为美元国际化依赖于全球性汇率协作制度安排，欧元国际化依赖于货币联邦制的区域性制度安排，日元国际化则依赖的是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政策。李伏安（2009）分析了美元演变为世界货币的历史过程以及日元国际化进程受阻的原因，提出了发行人民币债、发展人民币衍生产品，健全资本市场等建议。
在借鉴他国货币的国际化经验时，同为亚洲货币的日元，其国际化的失败经验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着很大的指导意义。上川孝夫、今松英悦（1997）指出，东亚地区发达的区域贸易带有加工组装贸易的明显特征，零部件、中间产品和资本货物的贸易大多集中在区域内，而最终产品市场仍然集中于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区域，这样的分工结构导致日元在亚洲贸易中难以发挥载体货币的职能。Mckinnon（2005）认为，亚洲虽然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生产体系，但由于东亚国家“高储蓄”问题的存在，使得亚洲国家的自身需求不大，而是过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亚洲国家将货币钉住美元便成了必然的理性选择。多恩布什对汇率超调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指出日元剧烈波动，汇率偏离长期均衡值，存在贸易交易和资本交易风险，是阻碍各类交易中日元使用范围的扩大的原因。李晓（2006）认为在“美元依附体制”下，汇率变动在日本的传导效应要比美国大得多，因为无法维持日元与美元币值稳定，致使无法形成稳定的汇率预期，并且国内金融市场缺乏开放和活力，也阻碍了厂商正常的生产与贸易活动。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应追寻德国马克的道路：殷醒民（1998），通过分析德国马克国际化过程说明了金融稳定在货币国际化中的重要性，并给出了金融稳定的基本条件：低通货膨胀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以技术复杂的制成品为主的贸易结构等。中国金融学会王信（2009），通过研究西德马克可兑换和国际化历程，提出了以下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要在货币政策自主、有效，国内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基础上进行；允许人民币在未实现可兑换前发挥部分国际货币职能；抑制套得资金单向大规模流动等。
四、有关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讨论与验证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结合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作为货币国际化的发行国一般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有一定的经济发展规模和开放程度，这是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二是具有充足的国际偿付能力；三是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和具备有效调控的条件；四是具有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五是具有合理的汇率水平。一些国外学者试图从贸易结算时的货币偏好出发，分析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条件，McKinnon（1979）从产品竞争力角度对计价货币进行了研究认为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能够形成“技术垄断”，从而该类商品往往以出口国的货币计价，而初级商品的出口国则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这类商品反而以进口国货币计价。这充分说明了出口贸易结构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的影响。曾康霖、虞群娥（2002）认为，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条件包括该货币未来的价值可以预测、支持该货币的是一个强大和富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具有开放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闵娟（2005）则更加强调了政府之间的制度合作，即通过政治来推动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性。
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Grassman（1973）通过观察丹麦和瑞典间的贸易，发现在国际贸易中人们倾向于使用生产者所在国的货币计价。清华大学李稻葵、刘霖林（2008）利用各国央行国际储备、贸易结算、以及国际债券中不同货币的占比情况进行计量分析，得出了影响一国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内在因素。并进一步模拟了未来2020年主要国际货币在国际储备、贸易结算及国际债券中的比重，特别是在假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前提下，得出人民币在国际储备和国际债券中的比例可能达到近20％的结论。
五、对于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讨论
我国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曾宪久等（1988）提出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实现金融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并没有对人民币的国际化进行详实的分析。此后，姜波克等一批学者开始从货币国际化的一般规律出发，详细分析了人民币国际化当前的发展阶段、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国际化带来的经济效应等问题，并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是否成熟的问题在学术界引发了较大的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各方面实力的增强，人民币已具备国际化的条件；而也有一些学者不赞同人民币在近期内国际化，并给出了相关理由。下面具体来看。
支持人民币国际化时机成熟的观点主要有：Andrew Freris（2003）分析日元和欧元没有美元强势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和欧洲是净债务方，而中国作为大量持有美国国债的债权国，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很大。高圣智（2007）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可进行资本输出，这将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朱民（2008）同样从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角度出发，指出债权国货币才会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中国已从债务国转变成为债权国，而人民币从弱货币转变成为强货币将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人民币有成为国际货币和强货币的可能。罗熹（2009）指出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历史机遇，理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世界货币体系变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中国金融体系比较稳定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刘煜辉（2009）认为从中期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条件其实已经具备，这主要是由于近5-lO年中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国，形成了庞大的逆差，而逆差的形成是一国货币走向国际化决定性的条件。
持反否定意见的学者大多认为，目前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他们的观点主要有：Barry Eichengreen（2005）分析，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并不容易被他国替代，至少在未来四五十年内人民币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还不成熟。巴曙松（2007）利用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储藏手段、国际经济政策工具等货币国际化指标，来衡量了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发现人民币目前所发挥的国际货币职能有限，并多限于周边经济体，所以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但目前仍处于货币自由化的深入阶段和货币区域化的初始阶段。李稻葵（2008）指出金融体系尚不健全是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主要障碍，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采取温和的压抑政策所导致的。丁志杰（2009）表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路径应从区域化到国际化，目前中国还不具备全面开放的条件，人民币的货币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亚洲，因此立足亚洲，特别是东亚，是现阶段现实的稳妥选择。刘曙光（2009）总结了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制度政策以及政治军事实力等要素条件，并提出贸易结算外汇化、人民币不完全兑换和汇率缺乏弹性等制度安排形成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掣肘。张礼卿（2009）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还不成熟，并给出三点原因，即我国的经济实力还不足以支撑、我国尚不具备高度发达的特别是具有高流动性的国内金融市场、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外国居民和机构持有人民币资产的自由和机会，从而也就限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六、有关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研究
不少学者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方案：巴曙松（2003）指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采取务实策略，从边贸推动下的人民币区域化策略起步，逐步推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便利程度，提高人民币使用规模，并相应做好监管方面的准备。人民币国际化研究课题组（2006）指出，要把在华人较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作为近期和中期的目标，凭借香港、澳门与内地密切的贸易往来优势，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实现，继续稳妥推进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人民币业务。巴曙松（2008）给出了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分别是人民币自由化、人民币区域化和人民币全球化。李稻葵（2008）则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采取双轨制，第一个轨是立足于中国境内，实行有步骤、渐进式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并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第二个轨是在以香港为主的境外，扩大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市场规模及交易水平，发展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市场，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尽快在境外建成与欧元证券、美元证券相抗衡的人民币金融市场。黄海洲（2009）提出，人民币国际化作为新改革开放的推进器，应该分三步走，即第一步：支持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单位，促其成为结算货币；第二步：积极利用中央银行之间的互换协议，促进人民币成为投资货币；第三步：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及早成为SDR的一部分，促其成为储备货币。
七、文献综述的启示
在大量阅读文献、分类整理后，我发现在以往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中，关于货币国际化的概念、人民币国际化成本收益的分析、路径和时机的选择等问题是讨论的比较多的。比较欠缺的方面在于：首先，以往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而缺乏对货币国际化问题，特别是对于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其次，关于货币国际化经验方面挖掘的并不是很深，大多都是简要的回顾一下别国货币国际化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缺乏对于当时该国经济、金融、包括政治情况的进一步探讨。再次，前人对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国际化经验的借鉴，大多只是停留在美元、日元马克上的经验研究，有关韩元和新加波元的探讨却很少涉及，然而我国作为亚洲大国，亚洲货币的国际化经验对我们来说有着相当大的借鉴意义。因此作者认为今后有关货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多的关注上述几个欠缺的方面，对世界主要货币国际化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做出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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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国际货币体系;最优货币合作;可行性
一、次贷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足
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8年的由雷曼兄弟倒闭而拉开序幕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从华尔街蔓延开来的金融灾难席卷全球,其传播范围之广,破坏力度之大,出乎世人之所料。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美联储的政策造成的,但从根本上来分析,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诸多缺陷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一系列的缺陷:
首先,特里芬难题尚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分散化,保证了提供国际清偿力的稳定性,其实未从根本上解决特里芬难题。货币发行国在顺差国和逆差国之间选择的矛盾仍难以解决。
其次,美元本位货币地位造成汇率在调节国际收支方面的失效,导致全球失衡日益加剧。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交易货币和结算货币,非国际货币国家为了防范风险和维持汇率目标不得不被动持有美元储备资产。世界各国对美元储备资产的需求,使美国有条件保持资本和金融项目的持续顺差和经常项目的持续逆差,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国。
再次,国际储备货币发行缺少必要的约束是导致流动性泛滥和各国货币关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可以完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发行美元,为了获取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收益,美国有动机不断扩大货币发行,这是导致流动性泛滥的重要原因。此外,没有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缺乏必要的货币发行约束,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美元汇率就没有最基本的均衡价值基础,成为导致各国货币关系无序调整和波动的重要因素。
二、推行区域货币的趋势愈发明显,亚元区的建立面临多重困难
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爆发更加凸显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足,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了建立超货币,建立一个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和推行区域性单一货币的诸多设想。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货币区域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欧元的成功启动和中北美区的货币合作以及拉美国家的美元化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极,亚洲各国亦有必要加强地区内的金融协调与合作,亚洲区域货币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趋势。
由于亚洲是目前全球经济多样性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从经济总量看,中国、日本居首,“四小龙”次之,东盟国家最弱,总量相差极为悬殊;从经济体制上讲,既有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又有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如中国、越南、缅甸等,还有新兴市场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各国经济国和日本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有些国家的产业结构则不健全、不完善、相对单一。除日本、香港、新加坡外,其他国家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亚洲金融市场规模较小,没有统一的监管体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中存在大量的坏帐和死帐。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增大了亚洲各国货币合作的难度。
因此,从现实条件来看,整个亚洲在构建最优货币区方面还欠缺许多重要条件。但在建立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先进行较小的局部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尝试。经过初步细分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基本上存在着三个“经济平台”,即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由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港澳地区组成的“中华经济圈”,以及日韩的“东北亚经济圈”等。通过这三个“经济平台”的货币合作,探索出货币一体化的运行模式,从而再将货币合作推向整个亚洲,推出真正意义上的亚元区。
三、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分析在亚洲三个“经济平台”内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蒙代尔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次提出将世界经济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每个货币区内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或使用同一种货币,对区外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最优货币区(Optimal Currency Area,OCA)”理论。根据蒙代尔及其后学者对最优货币区成员国应具备条件的研究,应具备的条件包括:(1)生产要素自由流动;(2)经济高度开放;(3)经济多元化;(4)通货膨胀偏好相似;(5)政策一体化;(6)金融一体化。本文将从亚洲三个“经济平台”中的各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两方面来考察三个子区域内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结构
1.对外经济开放度。衡量对外经济开放度的传统方法是计算一国对外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随着跨国投融资规模的日益扩大,衡量一国对外经济开放度还应充分考虑该国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本文采用“综合开放度”指标进行衡量,综合开放度=1/3×(国际贸易比率+对外和外来直接投资比率+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比率),据此计算的三个“经济平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2007年综合开放度如图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东亚地区综合开放度水平较高,其中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作为地区贸易、金融中心,对外开放度很高;中国、日本、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的综合开放度较低。表中还显示,亚洲“ 四小龙”及东盟各国基本属于开放经济,对外开放度水平较高,表明这些国家经济对汇率波动十分敏感,有必要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2.生产要素流动性。在中华区内,由于共同受到的都是华夏文明的熏陶,在语言、文化方面完全没有障碍,中华区内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性较高。东盟各国大多处于经济起飞与发展阶段,存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可向城市转移,并且工会力量弱小,工资价格弹性高。各国处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往往对劳动力流动设置较多限制。各国语言、法律、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异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较多。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东盟劳动力要素流动性很低。日本和韩国的劳动要素的流动性较之东盟区而言高一些,明显低于中华区。
(二)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对外部冲击的适应性
经济发展水平趋同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虽然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各国之间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正在逐步缩小,但在关键指标上仍存在较明显差异。
工资价格弹性:一般而言,工资价格弹性较高,对外部冲击的调整能力较强,区域货币合作就越容易实现。东亚地区的情况决定了该地区有较高的工资价格弹性。首先东亚工业化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这在满足对劳动力巨大需求同时,也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其次东亚国家一般没有制订最低工资法、就业保障法等法规,工资水平基本由 劳动力供求决定;最后亚洲国家工会力量与欧美相比十分弱小,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在亚洲三个“经济平台”中,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工资价格弹性都较高,有利于“经济平台”内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和汇率合作。
表52007部分东亚国家的主要经济指标
四、结论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中华区,区域内贸易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生产要素流动性和工资价格弹性都较高,可以考虑在该区域内进行货币和汇率的合作。在东盟区内,区域内贸易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工资价格弹性虽然都较高,这些特征符合了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但在生产要素流动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方面,却相差很大,尚未具备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在日韩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是很大,对外开放程度亦很高,但区域内贸易水平,生产要素流动性方面也尚未具备构建最优货币区的基本条件。为了实现亚元区的成功建立,在东盟区内,只有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和部分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加快国家的经济发展步伐,减小区域内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才能实现区域内很好的货币合作。日韩区亦需要加强区域内的贸易合作,方能使构建亚元区的设想更向前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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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
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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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货币合作可行性机制叶策
[论文摘要]在东亚(包括东盟和中日韩)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区域经济关联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加强东亚货币合作，构建东亚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有必要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对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进行分析，进而明确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和我国的时策。
现今作为区域货币合作典范的欧元已经成功启动，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强势发力业已引起普遍关注，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的东亚毫无疑问是个刺激。而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郑重的警示了东亚各国加强区域性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的必要性，区域性的货币危机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来防范已成为共识。同时加强货币金融合作本身在区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形势下也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必然要求。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理论分析
“货币一体化是指各国在货币方面的融合、结合、整合的行为、现象和趋势。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以将货币一体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区域内货币政策协调;二是区域货币联盟;三是单一货币区，又称最优货币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最高层次。”“最优货币区，具体说来是指由一些彼此间商品、劳动力、资本流动比较灵活，经济开放程度和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通货膨胀率相近，经济政策较为容易协调的国家与地区所组成的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是由蒙代尔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该理论最初关注的是成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蒙代尔、麦金农、彼得凯南、伊格拉姆分别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单一标准: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经济开放程度、低级产品的多样化和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随着实践进程的发展，单一标准的理论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于是，后来的经济学家将该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使该理论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员国会损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丧失巨额的铸币税收人，同时要支付较高的货币转换成本，会使其财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进而会影响到其国内经济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而参与最优货币区的效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减少交易成本，降低汇率风险。单一货币区建立后，区域内货币交易被取消，这将节免货币兑换的成本，可以节约大量人力财力，有助于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货币交易的取消，“也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汇率波动对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及由汇率波动所引发的金融危机，特别是能避免短期国际资本的冲击，因为单一货币会使最优货币区内的货币规模巨增，将致使投机者无力制造差价实现套利。(二)减少外汇储备成本，节约外汇储备。货币一体化，可以通过集中各国的外汇储备和协调成员国彼此间抵消贸易差额来实现区域内外汇储备的节约。(三)货币一体化还可以降低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稳定成员国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川。(四)货币一体化还将扩大各成员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且为各成员国接下来的深层次政治合作打造平台。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条件分析
从长远看来，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彼此间贸易、投资、金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受国际趋势的影响，东亚地区构建单一货币区是势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按照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构建单一货币区的成员国应当符合的内部条件有: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高，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趋同，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强，各国政策的协调一致性强，所建货币区内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目前的现状分析看来:在各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方面，东盟、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显，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高了，则对汇率波动就会敏感，东盟和亚洲四小龙更是如此，这将促使各成员国就汇率产生共同的需求，他们需要进行货币合作，实行汇率联动;在各国经济的关联程度方面，东亚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投资和贸易往来占该区域投资贸易总额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这也为他们进行货币合作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在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性方面，东亚各成员国参差不齐，人均GDP高低不一，经济发展水平大相迥异，这与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单一货币区所要求的条件差距较大;在成员国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性由于受种种因素影响譬如历史、文化、宗教等显得较弱，其中的人力价格因素进而导致物价因素也差异较大;就资本而言，像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较低，金融管制较严，在资本的可自由兑换方面尚未完全放开;在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一致性方面，就金融体制而言，东亚各国大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制这点是相似的，但各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却会增加实施共同盯住篮子货币乃至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操作难度，自然会增加推行统一货币政策的难度;在所建货币区内是否拥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方面，东亚的新加坡、韩国虽富，但由于国家小，总国力规模尚不够强。日本具备成为核心国的条件，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其持不信任态度，而且近十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低迷.显然它并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币也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主要结算货币，但是由于总体经济规模还不够大，目前也不适合成为核心国，所以东亚尚没有核心国和核心货币。
从外部条件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要求大国之间进行有效的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好的发挥作用，从而为东亚的货币合作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可是，时至今日，美国、欧盟、日本为了争夺国际货币的垄断地位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要想达成一致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就目前而言，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区域的单一货币区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包括中国大陆、港澳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目前的条件已趋向成熟(注:朱芳，东亚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条件分析，当代亚太，2003.12)，而人民币货币区的建立也会为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奠定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宝贵的经验。同样，东盟十国也可以尝试成立类似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
三、东亚货币合作机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台:扩大东亚货币互换。2000年5月6日在泰国举行的东盟10+3财长会议上，就东亚地区加强财政和金融的合作问题达成了“清迈协议”，其中涉及多项金融合作的内容，最主要的是货币互换。货币互换是指一国货币在陷人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在不需要担保品的情况下就可以本币购买对方国家的可兑换货币，待度过危机后，再按协议条件，在约定的未来某一时刻，按照购买时所使用的汇率，用已购买的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货币互换是获得紧急融资的有效途径，它有助于成员国提高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清迈协议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一次实质性进展，但只是属于危机解救机构，要加强东亚货币合作就应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大货币互换，由双边扩展到多边;而又因为东亚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体制也不乏相似之处，彼此之间相互了解各自的国情，在经济金融贸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储蓄率、较高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等特点，在如上所说的扩大了的东亚货币互换的基础上成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也是有可能的。当然，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国和欧盟的博弃。
打造第二平台:建立东亚汇率联合浮动机制。东亚国家己具有建立汇率联动机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川，在经济上，东亚国家彼此之间具有较高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以及较高的外汇储备，这都为汇率联动机制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技术上，大多数东亚国家采取的仍是或相当于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不需要对汇率制度进行根本变革，转换成本相应的就小。同时，根据最优货币区的理论，所建货币区的规模越小，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发展成为单一货币区。因此，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体的分步走思路进行汇率安排，先选择次区域，建设次区域单一货币区。就目前看，可以选出二个:东盟十汇率政策的总体协调，建立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即在各国和大中国经济圈(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乃至台湾省)。汉而后，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次区域间联合，从而将汇率联动机制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打造第三平台: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因为“只有单一货币区才具有长期的可持续性和明确的制度约束，这是汇率联动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心三，而且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彼此间的利益枚关度越来越高，所以东亚作为不可分割的一个经济体，建立单一货币区是早晚的事。当然，这需要各国拿出巨大的勇气，克服多种困难.包括意识形态和历史问题，其中加强政治对话和合作尤为重要。
四、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对策分析
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一体化需要三个基本条件;
一、货币区成员国之间货币可自由兑换;二、资本可自由流动;三、汇率可自由浮动。而根据“蒙代尔三角”学说，资本的自由流动，汇率的自由浮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三者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二者，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要有所作为.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但是这涉及到一个国家的，作为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复杂国情的世界政治经济大国，就目前而言.这是不能做到的，这也构成了中国在东亚货币合作中的一大困难。然而，伴随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势在必行的，中国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有效的政策调整，这包括:(一)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切实加强货币篮子的选择，合理确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国内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培育市场，努力加强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建设。(三)尤为紧迫的是，虽然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但是，我国要进行区域货币合作就应当同样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换。“其实，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资本项目，其他很多的资本项目往往通过采取各种非法的手段实现了人民币的可兑换”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逐步放开。(四)加强我国企业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现代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倡导自主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竟争力，积极倡导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企业对外投资，有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五)积极倡导和通力合作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等组织。(六)加强政府间对话，强化政府间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七)加强汇率联动机制建设，首先要领导建立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甚至台湾省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的次区域单一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强，东亚各国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日趋紧密，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势在必行。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我们要果断参与其中，有效调整各种政策，在确保国内经济稳定的基础上，通力加强与各成员国的合作，努力承担起在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历史重任，从而在这个互惠共赢的历史机遇中全面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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