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0:36
导语：在民国经济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第二，“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孰是孰非的激烈争论围绕的另一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发展民营经济。当时居主流的观念是，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只能让民营经济起“补充作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经过包括“温州模式”实践在内的不断的实践，反复的思考，人们终于认识到，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发展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或者说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具有很强的利益激励和约束机制。温州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符合人们要求致富和追求过好生活的愿望。“温州模式”的实践证明，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群众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便可焕发出来，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无须政府的安排和鞭策，也不依赖政府，人们自己就会千方百计地寻求致富之路、发展之路，按照市场的变化去配置资源，在市场的压力下去提高效率，并自己承担风险。
第三，在关于“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争论中，人们对“温州模式”贬斥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市场的无序。确实，在温州出现过大量违反市场规则的现象，温州的商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商品的代名词。柳市生产的伪劣低压电器给用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遭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报，并受到国务院联合检查组的检查。这种市场的无序状况理应受到谴责和处罚。但也要指出，在计划经济秩序依旧占统治地位，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温州率先突破计划经济的“秩序”发展市场经济，一度出现市场无序是必然的，人们对温州一些企业违反市场规则的种种无序现象严加谴责，也是正确的。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当时许多人是带着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秩序中形成的观念来看温州的，他们把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如竞争、投机、长途贩运）也看作是无序，而加以否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人自己也渐渐认识到遵守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重要，逐渐纠正了自己的行为，转而注重产品质量，重视市场信誉。同时人们也逐渐习惯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从而改变了对“温州模式”的看法，认同了“温州模式”。此后“温州模式”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各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甚至连长时间坚持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地区（主要是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一带）也逐渐放弃原有模式向“温州模式”转变。当然，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差别很大，有些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很不错，有些地方则还未发展起来。实际上，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并不容易，而且各地条件也相差很大。从各地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情况来看，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指出来。
第一，“温州模式”的最可贵之点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致富欲望和创业精神。这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历史和传统有很大的关系。温州地处沿海，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开放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能，而且有广泛的海外关系，因此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温州人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不甘于贫困。为了追求财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他们不辞艰辛，善于学习，敢于冒险，勇于进取，无论到那里都能扎根，生存，发展。而在不少地方，特别是内地的一些地方，历史上就未经历过市场经济的洗礼，或很少与市场接触，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计划经济的秩序又成为不可逾越的成规，以致人们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态度等方面与温州人相差甚大，甚至截然相反，只要我们亲身到一些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看看，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差距有多大。在这些地方要移植“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绝非易事。温州人能够不远千里到异地他乡开发廊，办服装店，甚至摆修鞋摊，设法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当地人却对眼前的机会视而不见，或者虽然看到了，却不屑于干，不愿意干，或者不会干却又不去学。当然，有了温州的经验，以及在全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在改变之中，不过需要经历较长的过程。因此，各地在学习温州经验，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首先要学习和培育市场经济文化，学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
第二，一些地方在移植“温州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时，往往注意给民营经济以各种优惠，这在民营经济刚起步时可能有必要，但从温州的经验看，要发展民营经济，最重要的是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适宜的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自己去闯，去创业，去承担风险。要知道，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干部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很大，也做过一些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事，例如，曾把最早创业的“王”投入了监狱。但不久，在温州市场经济的特定环境的影响下，派到温州去“灭火”的干部，经过实地考察，反而给民营经济助燃。那时，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温州市政府不可能给民营经济以优惠，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却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环境，民营经济之火才越烧越旺。而在有些地方，民营经济也曾点燃过星星之火，但却没能燃烧起来。现在，各地都在提倡发展民营经济，可是许多地方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并不好，当地政府并不懂得在市场经济下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或者是政府管得太多，不放手；或者是步步设卡，处处干预；或者是把民营经济当作“唐僧肉”，各个部门都去“吃”一口。
第三，在温州，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确实出过不少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严重的。究其原因有民营经济自身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外部环境不规范的问题。对此应从历史的角度、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并采用正确的办法去解决。试想，如果当年在处理柳市制造和销售伪劣低压电器问题时，一棍子将其打死，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同样，如果当时不严加整顿，不实施“质量立市，名牌兴市”的方针，也不会有今天中国电器之都的柳市。可见，各地在学习“温州模式”、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值得注意。有的地方一看到民营经济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把民营经济看作漆黑一团，借整顿之名，将其封杀，更多的地方则是从本地的狭隘利益、短期的利益出发，对严重破坏市场规则的民营企业（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肆意包庇，甚至纵容，这样，民营经济同样会走上绝路，因为在混乱的市场环境中不可能造就优秀的民营企业。然而遗憾的是，许多地方政府尚未认识这个道理，他们应该从“温州模式”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教益。这里还要指出的是，虽然“温州模式”现在已得到普遍认同，但它以往有过现今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因此“温州模式”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是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时更应注意的。
第一，“温州模式”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完善的市场环境。在温州经济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固然温州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但是温州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的约束。以金融来说，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良好的金融服务，企业是很难发展的。温州的经济由于在长时间里缺乏正规金融的支持，为了满足民营企业融资的需要，不得不依靠各种非正规的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也确实发生过一些严重问题。但在国家银行不能满足民营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下，简单地取缔这些非正规的金融组织和活动并不能解决问题，迫切需要的是发展正规的民间金融机构（如民营银行）来替代，否则非正规的金融一时取缔了，但它还会冒出来。市场发展不足和不完善，不是温州所能解决的，需要有关部门来解决，但温州也有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成立和发展民间投资的城市信用合作社，可惜未得到应有的支持。
第二，“温州模式”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入到创业的洪流中，这使温州许多早期创业的老板素质不高，文化教育水平低。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他们还能驾驭企业，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在全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对外开放程度愈益提高后，他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经营管理能力，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排斥。虽然经过市场的锤炼和自身的刻苦学习，在温州已经产生了一批很有作为的企业家，然而有全国影响的一流企业家还很少。这个问题可能是关系到温州经济在未来能否继续走在前列的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温州企业的创业者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因而不惜花大本钱培养子女，以至聘用高素质的人才。这是很好的。
第三，“温州模式”下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对它们不能全盘否定。家族企业有其优越的地方，例如，企业的领导成员间容易沟通，决策快，管理成本低，容易保守商业秘密等。家族企业也有其局限性，例如，如果家族的主要成员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随着企业的发展而提高，就会成为企业发展的障碍；如果形成了家长式的领导就容易发生决策失误；家族企业是靠亲缘关系来维系的“人和”企业，一旦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超过了亲缘的维系力，企业就会分裂甚至倒闭。受文化素养的影响，温州的老板大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他们把企业封闭起来，不愿外人进入，不愿与其他企业合并，更不愿被其他企业收购和兼并，一般不愿接受股份公司的企业形式。这是温州企业难以长大的一个原因，也是温州至今只有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因之一，而这家上市公司还是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成的。当然，在温州，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已经多了起来。总之，对家族企业要全面看待。温州的企业制度仍然需要创新，学习现代企业制度。即使保留家族企业，也可以考虑，在有些企业的最上层保留家族控股，而将其属下的企业改制为公司制的企业。这样既可以保留家族企业，同时又可突破家族企业的束缚。
第四，一般而言，温州的企业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开发能力弱。这也有其历史原因。但温州人的模仿能力极强，可把别的企业的产品仿造得足以乱真。在“温州模式”兴起之初，这难以完全避免。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温州的商品尽管质量不高，仍还可以“横行”于市场。目前，市场情况变了，许多商品供过于求，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竞争更加激烈了，更不容许侵害他人的知识产权，一味模仿不仅吃不开，还会阻碍技术创新。对此，温州有些企业已经注意到了，正在改进，他们的品牌意识也在增强。然而受企业规模小、融资渠道窄、技术力量弱的限制，温州企业如何提高技术水平，开发新技术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温州在传统的加工制造业方面相当强，而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则相当弱。为在未来的市场上继续保持竞争的优势，温州面临着用高新技术来改造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课题。
第五，资本市场不发达，是温州经济的另一弱点。而且温州的企业多靠自身利润的积累来发展，很少利用资本市场来扩展。目前只有少数的企业在利用资本市场。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改变这种状况，温州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便会处于劣势地位。
第六，在经历了柳市的低压电器被通报和检查，温州的皮鞋被焚烧等事件后，温州企业吃到了不讲信誉的苦头，吸取了教训，端正了行为，温州的商品逐渐获得了市场的信任。不过，也还有一些企业至今仍在干着毁坏温州信誉的事，如不少假证件出自温州。因此整顿市场秩序仍是艰巨的任务。
上面指出的为进一步发展“温州模式”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于正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的一些地方来说，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因为，“温州模式”产生的大环境（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等）其实也是其他地区发展民营经济的大环境，虽然其他地区在发展民营经济时，大环境已有不同，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非公有制经济已经被认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等等。这些地方在发展民营经济中遇到的来自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阻力也比温州当初发展民营经济时小得多，而且可有温州的经验供借鉴。但是，由于历史的、传统的、地理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原有经济基础弱以及商品普遍供过于求的市场状况等，又使不少地方发展民营经济的条件在有些方面还不及“温州模式”兴起之初。“温州模式”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外还须指出的是，民营经济在各地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很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中创造了新的经验，也都值得借鉴和推广。
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任务，要使民营经济更为健康迅速地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温州模式”在进一步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各地在学习和移植“温州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新创造的经验。
第三产业，是指除农业、工业、建筑业以外的其他各行业，诸如商业、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房地产、贸易、饮食、卫生、文化、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业及各类技术服务业等)［2］，是满足人类除物质需要以外的更高级的需要，如生活中的便利、娱乐等各种精神上的需要。
2．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测度技术
2．1贡献测度技术的提出
2．1．1概念所谓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在下文中简称第三产业经济贡献的测度)，是指基于第三产业与国民经济的关系，决策引起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总量和结构等要素的变化，从而引起对国民经济的正面影响。然而变化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即如决策者要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决定提高文化行业的就业率，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工作者的就业政策，这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则不仅仅体现在国民经济就业形势的改善。优秀的文化实力能提高国民的精神力量，文化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提高人民的精神状态，使之更加积极地投入生产生活中，其必然波及各行各业，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这就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典型案例。
2．2模型的建立
2．2．1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测度技术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最直接的测量方式就是观察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这也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式。假设，Yt表示国民生产总值GDP，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那么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贡献率则为:A=Y''''Y式(2．1)2．2．2第三产业对于国民经济的速度贡献测度技术本部分的测度技术设计灵感来源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模型和索洛的增长方程，古典增长理论是把经济增长因素分解为资本、劳动、技术等，而本文的速度贡献测度模型则将用于第三产业的资本和劳动作为独立的变量从模型的资本投入变量与劳动投入变量分离出来，以测度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假设生产函数为:Yt=At•f(L，K，Y'''')式(2．2)其中，Yt表示经济总量，At表示随着时间t变化的社会技术进步，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投入量，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Y''''表示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对式(2．2)两边求全导数，可得:dYtdt=f(L，K，Y'''')•dAtdt+(YtL)•(dLdt)+(dYtdK)•(dKdt)+(dYtdY'''')•(dY''''dt)式(2．2)两边同时除以YtdYtdt•(1Yt)=f(L，K，Y'''')•dAtdt•(1Yt)+(YtL)•(dLdt)•(1Yt)+(dYtdK)•(dKdt)•(1Yt)+(dYtdY'''')•(dY''''dt)•(1Yt)式(2．4)dYtdt•(1Yt)=dAtdt•(1At)+(YtL)•(1Yt)•(dLdt)•(1L)+(dYtdK)•(KYt)•(dKdt)•(1K)+(dYtdY'''')•(Y''''Yt)•(dY''''dt)•(1Yt)式(2．5)符号替换y=a+α•1+β•k+γ•y''''式(2．6)其中，y=dYtdt•(1Yt)表示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a=dAtdt•(1At)表示全社会的技术进步的速度，α=(YtL)•(LYt)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1=(dLdt)•(1L)表示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量的速度，β=(dYtdK)•(KYt)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量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弹性，k=(dkdt)•(1K)表示第三产业的资本投入的速度，γ=(dYtdY'''')•(Y''''Yt)表示第三产业的对国民经济的弹性，y''''=(dY''''dt)•(1Y'''')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式(2．6)表达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由全社会的技术进步速度、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投入速度和资本投入的速度，以及第三产业的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四大部分组成。那么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对国民经济增速的影响则是由式(2．6)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系数，即其弹性指标来衡量，即γ=(dYtdY'''')•Y''''Yt。
3．结论与展望
物联网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最大共性是感知流量。但物联网条件下的流量记录无所不在，其所记录的信息也更为全面。因此，物联网发展将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全方位的影响，一些难以辨识、无法细分或无法定位的经济流量的记录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而相应的核算方法也将随之调整。
(一)生产范围有望突破
SNA的生产范围不包括住户部门的大部分自给生产。之所以把住户内部生产和消费的不付酬家庭或个人服务排除在外，主要是考虑到这些活动与市场是相对分离和独立的，对其价值进行具有经济意义的估价较为困难;另一方面，如果将生产范围扩大到包括了住户服务在内的自给性生产，则失业问题就不存在了。但在物联网情况下，家庭活动产生的大量信息是可以被记录的，而那些与市场相对分离和独立的服务生产活动也可借助物联网与市场生产活动联系起来，甚至，这些服务可以借助物联网在市场上传递。同时，家庭服务生产时间也可得到精确计量，家务劳动的标准化测度和质量调整也不再难以进行，这将导致人口和劳动投入的统计理论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范围和就业范围的扩展问题。进一步地，生产范围的变化还将导致收入、消费、资产等概念的扩展，而经济生产概念中“在机构单位负责、控制和管理下”的意义也将发生微妙的变化。
(二)从基层单位、机构单位到“物联网单位”
对于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核算单元的确定方法，SNA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机构单位，一种是基层单位。其中机构单位是指能够以自己名义拥有资产、发生负债、从事经济活动并与其他实体进行交易的实体;而基层单位是指具有单独的场所，只从事一种生产活动，或者其重要生产活动在其全部增加值中占有最大部分的单位，它可以是企业，也可以是企业的一部分。不难看出，SNA的主体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有数据和技术条件的限制。而在物联网条件下，所有的基层单位和机构单位都将得到相应的编码，并在有关核算中被准确识别。但与SNA不同，物联网的编码技术要细致得多。以电子产品码(ElectronicProductCode，EPC)为例，EPC用一组编号来代表制造商及其产品，其标识容量的上限为全球2.68亿家公司，每家公司出产1600万种产品，每种产品生产680亿个，如此大的信息容量甚至足以为全球每粒沙子提供一个唯一的代码。这样，不仅机构单位和基层单位，所有住户成员、企业的生产设备、产品等都将拥有一个唯一的电子“户口”。在此条件下，SNA可根据研究需要自由确定生成数据的基本单元，而不是受限于现有的分类模式。而准公司、控股公司、虚拟子公司、专属金融机构、联营公司以及主要活动、次要活动、辅助活动等也可基于物联网单位重新界定，并且可为之单独设立账户，研究其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影响。显然，由于基于物联网单位的经济活动拥有更为同质和全面的流量数据，这将使得有关投入产出分析、资金流量分析等的核算主体和核算技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三)常住性标准的客观化
经济总体是由其全部常住单位组成的，常住性决定了哪些单位是常住单位。一个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是指它与其所在的经济领土有着最紧密的联系，但如何判断联系的紧密程度却并不容易。对此，现行国民经济核算采用了较为主观的“一年原则”，即事实上或意向上住在(设在)当地的时间达到一年或一年以上。但这种确定方法有很多问题，比如，有些单位会与两个或两上以上经济体产生密切联系，存在频繁移动或跨越多个经济领土运行的个人和设备或者学生和病人等例外情况，一些特殊目的实体等很难明确其常住性归属等。物联网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由于物联网可以提供位置和对外联系信息，因此通过物联网数据可以较为容易地判断到底该单位与哪个经济体的联系更为密切，这为确定机构单位的常住性提供了最为真实的信息，从而能更为客观地判断单位机构的常住性。即使在存在多利益中心的情况下，也不必硬性选择一个利益中心，而可以根据物联网数据使有关指标在多利益中心之间合理分配。
(四)全方位的权责发生制
权责发生制核算是指在经济价值发生创造、转换、交换、转移或消失时记录各种流量。在物联网条件下，服务何时被提供、产出何时被创造、中间消耗何时被使用、所有权何时被转移等信息都会被自动记录。而至于跨核算期产出、存货变化、持有损益、国际交易等复杂问题也可根据实时数据准确处理。此外，SNA2008还提出了经济所有权的概念，即哪一个单位承担了产品(或资产)的经济风险和收益，哪一个单位就拥有其经济所有权。而只有在经济所有权变化的情况下，转移中的相应经济流量才被记录。比如，根据经济所有权原则，海外加工货物中委托方拥有原材料和产成品的经济所有权，而加工方只提供加工货物的服务，这样，运到国外加工的货物，既不记录为货物所有国的出口，也不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进口。而同样地，货物在加工后，也不会记录为货物加工生产国的出口和原来货物所有国的进口。经济所有权不同于法律所有权，它需要从经济角度记录有关风险、回报、权利和义务的相应变化，相对而言，经济所有权的权责关系更难以判断。而物联网数据能为判断经济所有权是否变更提供最为直接的依据，因为只有拥有经济所有权的所有者才与有关资产和货物发生最为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物联网情况下，权责发生制得到了完全的落实，经济流量的记录也更加趋近真实。
(五)四式记账增强为“云记账”
复式记账是国民账户的基础，每一笔交易必须被记录两次，一次是作为来源(或负债和资产净值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右端;另一次是作为使用(或资产变化)记录在账户的左端;或者在账户的同一端记录两次，但两次的符号相反。由于现实中大部分交易是涉及两个交易者的，因此同一个交易是由双方同时记账的，而每一方又都要进行复式记账，这样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每一个交易实际上是被记录了四次，这就是所谓的“四式记账”。四式记账显然有助于保证账户的平衡与一致。在物联网状态下，四式记账进一步增强为“云记账”，一方面，除了交易双方，交易的其他相关者也会以不同的角度记录有关数据;另一方面，有关数据是实时采集的，并且将集中上传到“云计算”平台，这样，四式记账就变成了“云记账”。其记录信息不仅可用于交易当事双方，还可广泛用于其他被许可的使用者，而来自不同渠道的数据在云平台上相互强化和补充，也使账户的平衡性和真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六)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化
国民经济核算记录的大多是货币化的经济流量。这使得在很多时候，国民经济核算中的价格和物量变化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不利于准确反映价格和物量的各自变化。而为了解决价格不可比的问题，SNA又不得不专门记录价格变化。而在物联网条件下，物量记录是最根本的信息，而价格信息则可通过交易系统另外获得。也就是说，物联网时代自然形成了价格和物量核算的分立格局，有关物量核算和价格核算的难度会大大降低。对于每一类商品来说，其物量增长和价格增长的数据能被分别提供，这极大地提高了市场和政策分析的准确性;而对于资产来说，连续形成的价格和物量信息也为进行资产重估价和折旧估算提供了更为严谨的依据。
(七)便捷的地区核算和时期核算
物联网条件下核算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时空边界非常明确，有关核算数据将真正实现“扁平化”。地区核算只是整体核算工作的一部分，各不同层级地区的核算数据可独立汇总，其同级区域间的各种经济流量不存在不可测量或重复计算的问题，地区核算的精度将大大提高。当然，这一点也适用于国际经济核算。从核算频度上看，物联网提供的是实时数据，包括年度数据以外的各种季度、月度、本周、当日甚至分时的核算数据，曾经束缚国民经济核算的时滞问题将不复存在，国民经济核算将真正进入大数据时代。
(八)社会核算网络将取代社会核算矩阵
与传统的T形账户相比，社会核算矩阵能提供更为完整、详细和一致的信息，可揭示整个经济中各种经济结构和经济联系，为经济建模提供分析的框架和基础数据。以供给使用表为例，它可以给出各种产品是被哪些产业部门生产(或以何种方式进口而来)，而又是被哪些产业部门作为中间消耗(或被哪些部门用于最终消费，或者以哪些形式变成资本形成总额)。在供给和使用表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产品部门工艺假设或产品销售份额固定假定将其转化为可计算的投入产出矩阵。进一步地，社会核算矩阵可将SNA账户序列以矩阵的形成展示出来，其对称性、等和性、定格放大功能等特点使社会核算矩阵逐渐成为当前组织和应用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强大工具。但社会核算矩阵也不是万能的，比如，利用社会核算矩阵很难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个企业生产的何种产品被哪个企业用于何种产品的生产?其经济流量的空间流向和规模如何?有关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如何?如何消除产品部门工艺假定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根本的原因在于社会核算矩阵所提供的信息仍然有限。物联网的出现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物联网条件下，各社会单元间的联系不再只是一个二维结构，有关生产信息、位置信息、物流信息与价值信息将组成一个庞大的立体网络，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联网时代的社会核算矩阵最终将发展成社会核算网络，这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物联网的详细核算信息将会有更为复杂和广泛的应用。
(九)未观测经济将成为历史
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核算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难点。其中未观测经济是指那些“隐形”或“地下”的经济活动，而非正规经济是指那些由非正规单位从事的经济活动。二者相互联系，也有所区别。SNA2008建议把非正规部门作为住户非法人企业的一个子部门处理，它被定义为:基于创造有关人群就业及收入这一主要目标而从事货物和服务生产的单位集合。这些单位通常组织程度很低，很少或没有区分生产要素中的劳动与资本，并且规模很小，其劳动关系(如果有的话)主要是基于临时雇佣、亲属或个人以及社会关系，而不是通过正式的合同安排来保障。物联网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核算。在物联网环境下，只要未观测经济和非正规经济与可观测经济或正规经济体发生了信息交换，则这些经济活动就几乎无处隐藏。而即便这些活动在某一个环节被遗漏掉了，也会在云记账平台中被间接反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条件下不会有未观测经济，只会有可观测非正规经济，而非正规经济这一名词也只是在经济意义上存在。
(十)卫星账户大发展
物联网采集的信息显然不仅可用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相反，与SNA各种功能分析和卫星账户设置的初衷非常接近，物联网为揭示更为具体的或与常规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有所抵触的人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比如，在功能分类方面，物联网几乎能提供可以想到的所有分类，它不仅能回答一笔支出为什么要发生，而且能把这些信息与人口信息、位置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使有关经济分析更加具体和深入。再比如，如果想对某些关键部门或特定部门进行扩展研究，则可按照该部门的特殊特点扩展或重设数据采集的规模，这将使农业及能源等重要产业分析、政府非市场产出研究、非营利机构核算等核算问题变得相当快捷和容易。对于那些需要另设生产和资产概念的卫星账户而言，物联网不仅可以提供第一手数据，而且将在国民经济核算核心账户与卫星账户之间构建一座桥梁，使人们能清楚地认识到不同账户间信息含量的不同和转换方法。进一步地，物联网对某些卫星账户的数据采集提供了条件。比如，物联网中的环境监测数据将为环境核算和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环境数据，而物联网在医院等医疗体系中的广泛应用也将极大地改善卫生卫星账户的数据基础。
二、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变革
显然，物联网的发展有助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完善。同时，物联网技术也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实践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当前，我们要明确一些问题，预先做好应对方案。
(一)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走向消亡
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采集层面和网络层面。在这些领域，物联网数据通常是非排他的，这意味着包括研究者在内的诸多数据用户对现有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依赖程度会大大降低。有关用户甚至可根据其需要通过云计算平台设置自己的专属功能分析账户，而由企业开发和的各种数据产品将越来越多。这给我们提出一个疑问，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会不会逐渐走向消亡?答案是否定的。正如SNA2008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核算是一套按照基于经济学原理的严格核算规则进行经济活动测度的国际公认的标准建议。因此，国民经济核算是经济学理论在经济统计学领域的一种映射，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核算的方法要反映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进展，并符合经济分析的理论框架。我们知道，国民经济核算中设置了很多涉及交易的重新安排、改变交易流程、分割交易等技术环节，而一些特殊的经济流量也被根据其经济理论赋予特定的含义，比如SNA2008就根据其经济属性将研究与开发纳入到资产边界之内，这些工作只有在经济理论指导下才能进行，不管物联网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无法替代。显然，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不是通过简单汇总有关微观数据而生产宏观数据，而是要根据经济理论对微观数据进行调整，这一调整工作需要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支持。因此，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不会消亡，它将更加依托经济学的发展，其重心将逐渐转到如何根据最新经济理论设计一套更能反映经济运行本质的核算规则和账户框架，并使有关核算方法能在各国和国际组织之间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
(二)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
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类似于移动通讯领域的数据协议和标准。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数据协议和标准都是公共产品，比如目前的3G标准就存在不同版本，并且有关用户还要为此付费。因此，未来物联网时代也可能存在大量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协议和标准，它们未必以公共产品的方式来提供。但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国民经济核算不同于其他数据协议和标准，其根本职能在于为各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全球普适的统计指导”，物联网条件下的国民经济核算仍将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开放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首先，政府失去了有关核算信息的绝对控制权，物联网将逐步替代现有的调查体系和填报系统，政府将逐渐不再直接承担市场数据的采集和工作，当然，对于那些要通过法律授权才能采集和的数据，政府部门还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次，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处理的主体将多元化。政府可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通过其他市场生产者提供这项公共服务，一些非营利机构和获得认证的市场公司将更多地承担起统计数据的整理和统计指标的核算工作，官方统计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数将大幅减少，相应地，其公共产品的提供效率将大大提升;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产品类型将更加丰富。接近于普查数据级别的核算产品的成本迅速降低，而服务于特定人群的国民经济核算产品，甚至个人定制的国民核算产品也将广泛出现;第四，国民经济核算必然走向全球化。正如互联网把全球联系在一起一样，物联网将把全球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民经济核算产品本身也将被接入物联网，其应用将更加广泛，自动化程度会更高。
(三)国民经济核算的“圆形监狱”模型
物联网的海量信息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关系。有人用“圆形监狱”的设计理念比喻了这一变化:系统的四周是一圈环型建筑，被分隔成很多小的囚室，而正中是一座瞭望塔。塔顶有一圈落地窗，通过这些窗户，监视者可以看到每个囚室中的一切，而囚室中的人却看不到塔里的情况。每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外面，一个对着瞭望塔。在此情境中，即使塔中没人看守，囚室中的人也会感觉到被监视的压力。当然，圆形监狱也要接受外来的巡视，以确保监视者也是被监视的。通过圆形监狱，监视者除了监督犯人的行为，还可以研究其行为，并通过研究提高相应的监管水平。物联网的出现，使现代社会具有了圆形监狱的特征。国民经济核算亦是如此。首先，物联网使国民经济核算入住了“圆形监狱”的“瞭望塔”，可以实现对经济活动的实时监测;第二，处在瞭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在监督中学习，进而不断创造、革新和进步;第三，瞭望塔中的国民经济核算实际上也相当于住在一个囚室中，外部的监视者可时时刻刻地监视着国民经济核算自身的运行状态。毫无疑问，物联网的出现强化了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其自我学习和创新能力，但反过来，如果国民经济核算对物联网听之任之，则有可能产生危及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等的一系列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未来国民经济核算的信息更丰富了，创新条件更优越了，但国民经济核算相对于其他主体的信息优势也不复存在，而且如何确保信息共享、避免信息滥用、加强信息权力保护的任务更重了。
(四)从国民经济核算到国民大核算
物联网产生了海量的数据，除了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领域，这些海量的数据还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理解各个领域发展的复杂问题。十多年前，有学者提出了国民大核算的构想，建议把经济核算扩展到社会、人口、环境、资源、科技、教育等诸多领域，并以适当的方式将其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在当时看来，由于各个领域的数据并不兼容，其概念方法各异，很难纳入一个统一的平台，国民大核算的设想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但现在情况不同，物联网的出现有可能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本文所探讨的物联网对国民经济核算的深刻影响外，物联网技术还推动了社会、人口、环境、资源、教育等领域的革新与进步，并且已经在环境监测、教育技术、社会管理等方面有着卓越的表现和广阔的应用前景。显然，物联网在把人与人、物与物、人与物密切结合的同时，实际上也将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在内的人类发展各子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物联网为国民大核算提供了技术和数据支撑，物联网时代的国民经济核算最终将走向国民大核算。
三、结语
安徽省作为中部振兴大军中的中坚力量,其经济结构有着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我们搜集到2000-2010年安徽省的部分经济数据,并据此对安徽省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
1.人均GDP:它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指标越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越高,一个地区越发发达,它的人均GDP就越高。
2.农业: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一个国家的农业越发达,它的经济也就越发达,并且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的发展状况更加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水平。
3.工业:工业是一个地区兴盛的标志,一个地区工业越发达,文明程度就越高,因此工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提升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4.运输业:运输业就像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它使得各个地区的资源得以融合,促进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加快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且在运输业发展的今天,它给国民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贡献更是不可忽视。
5.旅游业:旅游业是一个新兴产业,它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代表,作为经济发展的新兴行业,其发展程度也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所以其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同样不可小视。
二、回归结果分析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18232.79,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除了X1因素以外,其他因素均大于2,说明另外三个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5991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5484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9083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075元。
三、计量经济学检验
1.多重共线性检验。可以看出每两个简单相关系数均大于0.8,说明模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可决系数为0.9999,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998,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得非常好。F统计量为22115.46,或其概率值P=0.0000,说明在显着性水平0.05下回归方程在整体上是显着的,模型对人均GDP的解释程度几乎接近99.9%,T统计量各个因素均大于2,说明每个因素因素对模型影响显着。
2.异方差性检验。通过White检验检验模型,得出nR^2的值为9.9376且P(nR^2)>0.05,说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3.自相关性检验。通过布罗斯-戈费雷或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可以看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
四、总结
最终模型为:Y=1012.6200+2.6382X2+3.0338X3+0.4557X4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2.6382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运输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3.0338元;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旅游业总产值每增加1亿元,平均来说人均GDP就增加0.4557元。
五、政策建议
由计量经济学建模过程及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对于人均GDP的增长可以忽略,工业,运输业,旅游业对人均GDP的影响比较显着,我们应当大力发展这三个产业。鉴于安徽省自身的区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建立以马鞍山,芜湖,铜陵等省内工业城市为首的工业特区,发挥其临近长江,靠近南京等重要二线甚至一线城市的的优势,紧跟长三角城市经济带的政策领导,以及高效地利用地理资源,政府可以投入重资打造长江中下游城市工业区(园),开发高新技术,不断促进工业高速高效地前进。
[论文摘要]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虽然早在上个世纪3O年代美国即初步构建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该体系主要是对市场进行的核算，忽视了非市场核算。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Kendrick、Eisner、Juster等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核算。在此后长达几十年里，非市场核算研究总体来看是零散的，进展缓慢。这种状况直到进入21世纪后才有所改观，特别是2005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超越市场：美国非市场核算的设计》一书，对非市场核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一著作是美国国家科学院(TheNationlaAcademyofSciences)下设国家统计委员会“非市场核算研究专家小组”的研究报告。它既是美国诸多经济学家在该领域几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也代表了美国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将参照这一报告的内容对美国非市场核算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一、非市场核算的产生背景
国民收入与生产核算(NationalIncmeandProductAccounts，缩写为Ns)是对一国整体经济活动最有影响的测定，来自这一核算体系的最著名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DomesticProduct，缩写为GDP)指标与其他经济数据如价格和就业统计一起，构成对一国国民经济运行描述的数据基础。不过，由于这一核算体系构建于上个世纪30年代，其核算对象主要是市场交易，。而国民经济中除市场交易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活动，所以该体系有许多方面是不完整的。尽管NIPAs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其仍然遗漏了一国中大量的非市场产出。由于该体系的重点放在市场交易上而很少关注家庭和其他非市场活动的生产，因此非市场核算对NIPAs提出了挑战。
非市场核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成长的来源。要更好地对经济成长的来源做出测定，研究者必须对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若干数据做出补充，如对研究与发展、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投资等的估计。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之所以存在这些局限性，是由于经济生产和社会福利并非仅仅发生在市场领域而是拓展到了许多非市场活动。
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NIPAs的这些局限性，为什么现在才提出这一报告?人们很少反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存在经济上的价值，这样的例子很容易发现：户主在居住方面做出改善后其住宅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居住环境的改善会提高住宅的价值。当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测定这些非市场生产到底有多大。非市场核算在概念、测定及数据搜集方面的困难导致了其研究进展的缓慢。
二、非市场核算的范围和重点
非市场核算设计的中心问题是核算范围如何确定，即应对哪些相关的活动进行核算。专家小组建议已开发的卫星账户(SatelliteAccounts)应包括未经市场交易的生产性投入和可估价的产出。对于那些没有包括或者在NIPAs中进行了不适当处理的活动，这些账户提供了一个框架。尽管非市场核算的的之一足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经济活动总量的测定，但账户并不试图取代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也并不想改变GDP目前所处的主要地位。
必须承认不同的使用者需要不同的数据和方法。该专家小组试图开发一套更加完整的对人类生产活动测定而非对于幸福或福利测定的账户。因此，在报告该专家小组无论在实际测定还是概念上始终站在这一立场上。由于改进产出及投入的测定是任何一个扩展的核算体系的前提，所以该专家小组把力量集中在了这一方面。
虽然有多种生产活动可能包括在扩展的核算体系中，但根据现有的概念知识和数据取得状况，非市场核算把重点应放在以下5个领域：住户生产，正规教育的投资，健康的投资，非盈利和政府部门的活动及环境资产和服务。
(1)住户生产。住户生产的供自己消费的货物与服务的价值在数量上相当大，因此，对于一国总体经济活动水平的估计它的测定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若一国的产出将住户生产包括在内能够改变其测定的增长率趋势及商业循环的波动。根据现有的知识和数据，完全可以构建这样一个家庭生产账户。特别是家庭时间利用调查的开发更是促进了这一账户的构建，因为这一调查可以对人们在家中所做工作做出有效的估计。
(2)用于正规教育的投资及形成的技术资本存量。尽管GDP包括了教育支出，但是其对未来经济成长及人们福利的贡献仍然缺乏了解。由于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引起的增长，大量存在于资本存量之中，所以一个独立的教育账户将能涵盖传统核算中对于投资、资本和最终经济增长测定研究改进的数据。教育卫星账户既包括了市场要素，也引入了对非市场投入与产出的试验性测定。要成功地开发一套教育账户还需要改进学生和父母对教育投入的时间信息及教育对人们影响的估价。
(3)用于健康的投资及形成的健康资本存量。一个充分开发的健康账户能够使研究者估计一系列投入对健康存量的影响及健康存量的相应变化。对于改进医疗保健中的劳动生产率估计健康测定是一个重要前提。在健康的生产中至少有6个方面的投入：市场背景下提供的医疗保健，提供的未经支付的保健服务，个人花费在自身健康中的时间，其他货物与服务的消费及非医疗技术和安全方法，研究和发展，环境和“疾病状况”因素。健康部门有两种产出：
一是健康资本的价值，它可以定义为随个人生命的继续存在而期望的健康消费流量；另一个是由健康人口而产生的收入增加。
(4)挑选的政府非盈利部门的活动。最初的非盈利部门的核算是开发一套对免税组织所提供的公共和慈善货物与服务的账户。非盈利生产中在数量上最重要的非市场投入就是时间，特别是志愿劳动，因此，构建这一账户需要志愿者人数和工作小时的数据。事实上，对于政府和经济中的非盈利机构的综合性核算，全面和独立地估价货物与服务是重要的目标，要完成这一目标还需要更基础性的研究。
(5)环境资产与服务。环境核算已有较长的历史。该专家小组同意《自然的数据：扩展国民经济核算以包括环境》研究报告中的建议：国会应授权和资助有关部门开发一套综合性市场和非市场的环境账户。这一账户将集中于国内自然资源存量价值的变化上，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消除与空气及水污染的相关非市场价值上。专家小组建议：统计机构应开发对住户生产、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教育、健康和环境的一整套卫星账户。这些账户能够对一国的生产活动提供更综合性的描述。
除了建议的上述5个非市场活动领域，该报告还专设一章“关于人力资本开发中家庭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家庭投入对人力资本产生的重要价值，但专家小组认为，根据目前的知识现状和数据，开发一套综合性的人力资本投资账户是不可能的，不过保留这样一套人力资本账户是有价值的，虽然这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尽管专家小组也考虑了其他种类的活动，我们并不主张对为社会和私人福利做出贡献的所有非市场生产领域进行描述。在本报告中某些重要的领域如安全与保障、闲暇活动和地下经济并未受到过多的关注。
目前，住户生产和环境核算具备，较为牢固的基础，经济分析局(BureauofEconomicAnalysis)和其他统计机构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其他领域如政府和非盈利部门、教育和健康对概念的进一步思考和新的数据搜集则是必须的，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三、非市场核算的概念问题
基于多种原因，该专家小组相信对非市场核算试验性的卫星账户是最合适的，特别是其结构尽可能与NIPAs一致时。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经历了人们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反映了研究和政策运用的长期历史，其基础性原理经实践证明是可以得到贯彻的。此外，研究者致力于开发的扩展的产出测定将与GDP一起和谐共存。这些考虑为实行以货币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准的方法提供了理由，无论什么情况下在估价投入与产出时要尽可能使用可观察到的市场交易。或许最重要的是非市场核算将保留复式记账的结构。
专家小组建议：非市场核算将分别独立地测定产出的数量、价值与投入的数量和价值。只有这种从两方面独立做出的测定，才能保证非市场核算是最有价值的。
一个核心问题是当市场价格不存在时怎样来估计投入与产出的价值。从数量上来说，人们的时间是非市场生产中最重要的未经测定的投人，那么如何测定用于非市场生产中未付酬的时间价值呢?一种方法是按照市场的替代价格——即雇人来完成这一工作应付的酬金来估价。另一种方法是按一个人从事这一非市场活动的机会成本来估价。该报告详细展示了各种投入估价方法的内容。
假如非市场产品与服务在市场上生产和消费，非市场产出的估价便可按市场的原理进行。根据这一方法，对于接近市场的情况，尽管有些货物在市场中存在的可比替代物并不十分明确，非市场货物与服务的价格可根据市场中的摹本推算。更困难的是非市场货物没有直接的市场摹本或从未销售的情况，而这种类型的产出在教育和健康领域是很普遍的，这需要运用创造性的估计方法。
四、非市场核算的数据问题
构建非市场卫星账户，除了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外，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估价非市场活动时如何取得合适的、高质量的数据。幸运的是，最近这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一项新的美国人时间利用调查(AmericanTimeUseSurvey。缩写为ATUS)将提供关于非市场生产最重要的投入——人们的时间的丰富信息。
专家小组建议：由于可以使用时间投入来量化生产性的非市场活动，ATUS能够为构建和补充美国的国民经济核算提供支持。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一任务，该项调查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ATUS对于非市场核算的创建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可以提供人们时间利用的年度信息。人口统计数据将与时间利用调查数据一起构成非市场核算的基础。时间利用调查数据用于回答个人的具体特征的问题，即花时问所做的事情；人口统计数据则描述了人口特征的分布。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更好地协调人口统计的数据，还需要统计机构和其他数据提供者做出积极的努力。
专家小组建议：协调和定期修订人口统计数据库将作为一项对非市场核算的投入。数据库将包括这样一些信息．如人们的年龄、性别、学校注册、教育年限、学位完成、职业、住宅、移民状况及其他方面。事实上，普查局(CensusBureau)已经搜集了一套高质量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的社区调查也可以在人口统计的描述方面提供有效的帮助。由于统计机构预算的限制，人口统计数据库的建立，将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数据。
(1)工作性移民，指为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而进行的跨国迁移，为了获得更优质的工作条件、更高的工作收益的移民活动。其构成了目前国际移民的一大重要迁移类型，其中又可分为临时性劳工移民、技术移民等类型。
(2)学习性移民，指前往国外求学的留学生或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和学习条件，学生前往外国接受教育，还有工作人员到外国企事业单位学习先进的技术、知识和经验的特殊学习性移民.
(3)家庭团聚性移民，指为了和已经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而进行的移民活动。
(4)非法移民，主要是指未取得许可而通过非法途径进入另一国，或是有效证件已经过期，却仍停留在目的国而不返回祖国的移民，这些人大多是非法劳工。
(5)难民与避难者，这是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由于受到种族、民族、宗教、政治迫害、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国籍，迁往他国进行避难的移民活动。除开以上几种类型外，国际移民还包含半移民、两栖移民、回归移民等等。国际移民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从一个相对落后不发达的地区迁移到一个相对先进发达的地区，人们往往为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资源等进行迁移，有很强的利己性，这也导致了迁移的地区不平衡性，发达国家的移民输入数量，一定是高于经济较落后国家的输入数量。发展中国家一般移民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一般移民环境优美的国家，劳工移民是国际移民的主体，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数量在近年来尽管比例仍在较少，但却呈增长趋势。
二．国际移民的成因
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随着各国经济政治联系的不断增强，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方便了各国的交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的传播、政治、宗教、科技以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都是造成国际移民的重要原因。国际移民是全球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全球化使世界范围的交互连接不断扩大、深入和加速，它不仅带来了贸易、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全球的流动，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人口的跨国界迁移浪潮。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际移民从规模、范围、方式、原因、影响等方面，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不论是经济原因还是其他原因，本质上都是国际交流与联系加强的结果，也就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是基础，经济原因是国际移民难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国与国之间在收入、就业、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移民的目的不是单纯地追求更高的收入，事实上，它的原因更为复杂，更稳定的工作环境、更多的就业机遇、更好的福利待遇等因素，都是吸引人们进行移民的重要原因。移民往往是由于贫困的原因导致的，工作性移民往往就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导致部分国际移民消极影响的原因。政治方面因素，诸如地区战争、外部强权的介入、政权的更迭、领土的变更、种族和民族矛盾、政治宗教迫害等，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难民潮，国际难民、避难者和非法移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政治因素的结果。由于此类原因，人们仅仅为了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较好的生存环境而从原国籍迁出，进入输入国只为生存。其他方面原因是国际移民的重要推动要素。科技的进步大大促进了跨国迁移，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便利了人口流动，通讯技术便利了家人的交流。各国的移民政策也影响着国际移民的变化，对国际避难者的宽松，使得非法移民通过申请避难的方法获得合法身份，导致了国际难民的不断增加。
三、国际移民的影响政治经济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移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交流与了解，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但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环境的恶化和国际关系的紧张。
(1)国际移民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国际移民即是全球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因。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是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和人力资源全球化等各种经济要素全球化的统一体，人力资源全球化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全球化进程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国际移民作为人力资源调动与培养的重要形式，为输入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和高素质人才，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为输出国减轻人13负担，学习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经济全球化离不开国际移民，没有国际移民，就难以实现人力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就失去了必须的劳动力资源和人才基础。
(2)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国际移民有利于促进世界各族人民的相互了解，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移民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本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一方面有利于传播民族文化，将一国的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传播到他国，加强各族人民的了解，另一方面，国际移民不单单是个人的生活问题，更是关系到输入国与输出国甚至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国际移民推动了各国的政治联系，深入国际对话，是当代国际政治交流的新话题和新途径，在跨国犯罪、国际难民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上的探讨进一步促进各国对国际移民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
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令人鼓舞的变化，以2002年全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为标志，中国经济已经迈入一个新阶段。从总量看，国民经济持续保持快速增长之势，经济大国地位进一步增强。2001年－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9%以上。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2，321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2，25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703美元。由于美元对欧元汇率上升等因素，2005年全国GDP超过英国（大约为21，800亿美元左右），低于德国（估算低于27，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经济总量排列中居于第四位。可以预期，即便经济增长保持8%的速度，到2010年，中国GDP总量也会超过德国；即便汇率在目前状况下维持不变，2020年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的目标也会提前实现。从结构看，国民经济结构进一步明显优化。与2004年普查数据相比较，2005年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有-0.7、＋1.1、-0.4个百分点的变动，显示工业化的推进仍然是结构变动的主导方向；第一产业比重出现符合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下降趋势，不过，由于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的出台，全国粮食连续两年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005年粮食产量达48，401万吨，比2003年增长12.38%；在工业快速增长中，轻重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004年的31.45：68.55演变到30.99：69.01，显示重型化的趋势进一步强化；但在2005年外贸出口增长28.4%的同时，机电产品的出口增长了32%，说明一部分重工业的增长是通过国际市场得以消化的，也表明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所增强；第三产业发展平稳，交通、通信、旅游、科学、教育等都有新的发展。
一般认为，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之间时，是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在诸多社会矛盾中，城乡矛盾是易于引发社会分化与冲突的主要矛盾之一。在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城乡矛盾通常有两类表现：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社会各方能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另一种是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突出，各类矛盾与冲突加大。越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第二种状况的可能性越大。如何避免或者扭转第二种格局，保持第一种城乡发展态势，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挑战。
差距扩大的城乡关系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安徽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验被推广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就一直在起伏波动中变化发展。从粮食增产、乡镇企业扩张、农民工进城、粮食涨价、取消农业税到新农村建设，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一直是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重点领域之一。中国改革以来许多年份经济的顺利增长，都与农民的参与和贡献有关。在广大农民参与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农村也出现一系列变化。一是在人口数量明显增长的情况下，粮食生产保持稳定，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和沿海发达地区流动。1978年至2005年，中国人口总数从9.63亿增长到13.08亿，净增长3.45亿，但同期城镇人口数量从1.72亿增长到5.62亿，净增长3.9亿，人口增量扩大的压力通过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以释放。三是农民融入城镇的过程，就是参与整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江浙一带许多著名企业家，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但其起家于农村；珠江三角洲数量庞大的外资企业中，来自内地的农民工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明显优化。1990年，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20.22%，家庭经营性收入占75.56%。其中，在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66.45%，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9.11%。而到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34%，家庭经营性收入占59.45%。其中，农林牧渔业经营收入为47.61%，工业、建筑、商业等方面的经营收入占11.81%。农林牧渔业是农民收入中比重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工资性收入是农民收入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指标，说明越来越多的收入依赖于受雇单位与个人，越来越少的收入依赖于土地。
但是，农村经济落后的格局依然维持，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之中，城乡关系的不协调状况日益明显。从1980年到2005年，与我国城镇化水平单向提高相对照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有升有降，但是总体趋势是在波折中不断上升。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变化相比，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增长一直远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16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只有3年低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其余13个年份的增长都高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各类补贴和社会保障的存在，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要更大。
在城乡统计方面口径差别既定的情况下，我们计算了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PI）与偏离度（PIP）的变化趋势。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是将城乡居民数量与人均收系起来加以考虑，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百分比，由这一数值来观察农村收入份额的变化规律。而农民居民收入偏离度则是将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居民收入比重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联系起来加以考虑，观察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相对于人口数量比重的变化趋势。如果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变化与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化保持同一变化速度，则偏离度指标会保持不变。偏离度指标上升，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下降速度更快；偏离度指标下降，显示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相对农村人口比重下降更平缓。计算显示，除了少数年份的微小提高外，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总量占城乡居民收入总量的比重呈大幅度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64.1%降低到2005年的29.1%，下降了35%。偏离度的指标（PIP）显示，1978年-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从0.219上升到0.489，显示出相对于农村人口比重减少来说，农村居民收入比重下降更快。只是在1979年-1984年、1994年-1996年等少数几个年度，农村居民收入比重偏离度略有下降。
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还通过产出、消费和储蓄方面的变化反映出来。1989年-2005年，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下降到12.4%，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从54.7%下降到不及全国的1/3。农户储蓄占城乡居民储蓄的比重从1989年的27.44%降低到2003年的17.54%。以2004年各类消费支出指标看，城乡居民在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娱乐、居住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消费支出比在2.26：1-4.57：1之间。
国内外学者对于我国改革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化十分关注，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中国社科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显示，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为0.454。世界银行估算，200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47，甚至有研究者称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3-0.54，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在中国收入差距中，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最基本的差距，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占全国收入差距的40%。
城乡之间的差距扩大通过一系列农村发展的现实困境表现出来。与城市广泛发生的大拆大建相比，约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来水，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安全标准的饮用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卫生厕所，13%以上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而且电压不稳，电费又高于城镇。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达到6.6%，占全国中小学校舍危房率的81%，西部地区尚有100多万中小学因为校舍短缺不能入学。在许多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生产靠牛、安全靠狗”的落后状态还没有改变。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的普遍现象，但我国城乡差距的程度要远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城乡分配机制有其特殊之处。我以为，我国的城乡差距扩大主要受以下若干因素的影响：
首先，我国存在着劳动力过密的农业与低成本的城市工业之间的经济收益差距，这种收益缺口足以引起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我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少，人口密度大，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在农村，农民不能不依存于不可移动的耕地，单产也因自然属性不可能无限增加，收益又受制于气候等自然条件，农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相对较小，决定了其提供收入增长的能力有限。尽管有精耕细作的传统，但是与土地密集型的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的竞争力较弱，而劳动力成本较低，生产工业品具有竞争优势。在城市，劳动力可以从一个岗位向另一岗位移动，工资可以事先以合同谈判的形式加以规定，企业的生产规模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工业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较大。在技术成熟和组织管理有序的情况下，生产工业品比生产农产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从而，在工业企业工作的个人回报远高于农产品生产的回报。在生产要素可流动的情况下，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流动到城市工业部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
其次，城镇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在福利和身份上的差距使进城农民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市正规部门可以是政府部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机构，而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者通常是建筑工人、街头小贩、小商人。与正规部门相比，非正规部门具有进入容易、依赖个人资源与努力、家庭所有、小规模作业、劳动力密集、竞争充分等特点，最重要的还在于其游离于政府福利与制度体系以外。非正规部门的收入在市场化中被严重压低，而正规部门的收入较高。另外，尽管农民工进城获得了相对农村高得多的报酬，而其在城镇就业中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要远远高于个人劳动收入。
再次，存在着城市对农村利益的政策性和非政策性转移。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产品被压低购销价格，造成贸易条件的不平等，使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大量强制性低价征地行为，造成财富的二次转移；多次有利于农业的粮食价格上涨，都被城镇工业品价格上涨和增加工资、增加补贴的类似政策抵消；农民进入城镇择业的过程中，还经常面对城镇各类执法部门的不合理收费与罚款；农民工的工资常常被无理克扣和拖欠。新农村建设与构筑新型城乡关系
发展中国家处理城乡关系的规律历来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热点领域。在城乡关系上，库兹涅茨（Kuznets）曲线的基本涵义是，在经济增长的初期，会出现低收入的农业部门和高收入的现代工业部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由于城市规模的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状况加大，在大多数人口集中于城市以后，收入的不平等会加剧。在低收入人群的数量持续减少和政治影响不断加强时，这种趋势会扭转，出现不平等程度下降的状况。
尽管库兹涅茨曲线在20世纪60年代一度为不少学者所推崇，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现实中的收入差距并不完全遵守库兹涅茨曲线的演变模式。1973年，阿德尔曼（Adelman）和莫里斯（Morris）研究了世界上43个国家占全国人口60%的最穷人口的收入分配和该国的增长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最富的人越来越富，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的收入都减少了，经济增长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针对这一发现，他们提出要实行增长前的再分配战略。阿莱西纳（Alesina）和罗德里克（Rodrik）在对1960年－1985年和1970年-1985年所选样本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土地所有的不平等都会对人均收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世界银行通过对18个发展中样本国家的研究发现，工农之间贸易条件与政策的不平等严重影响农业的发展。1960年-1985年，18个样本国家因为工业保护与宏观经济影响，带给农业的间接税加上直接税，使农业的总税负水平达30%，而在1960年-1980年，经济干预的净效应平均达到农业增加值（农业GDP）的46%。哈克（Haq）指出，20世纪50年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大多数人自动分享到增长的收益。他甚至质问，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下，仅仅靠市场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利普顿（Lipton）在1977年出版的《为什么穷人依然穷》一书中指出，“偏袒城市”的政策，使得“在城市和乡村范围内的资源分配，反映出城市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和效率优先”。
各国发展的历程都表明，在起点不公平基础上由规则不公平带来的失衡严重的收入分配格局，会约束经济增长的有效空间。不难想象，贫富悬殊的城乡收入分配机制，会造成处于低位的社会阶层的不公平、触发社会的不稳定甚至降低企业的投资愿望。同时，会使城镇富裕阶层的收入不能及时消费出去，也会使农村贫穷阶层没有能力消费，难以形成全社会的合理消费规模，使消费引导经济持续增长与合理配置资源的潜力得以削弱。要改变这种格局，就需要对收入分配的机制进行调整和政策上的完善。基于缓和城乡矛盾和促进农村发展，托达罗（Todaro）曾经系统地阐发了发展中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和过度不平等的四类政策：一是通过设计用于改变相对要素价格的政策来改变收入的功能性分配；二是通过财产所有权的逐次再分配改变规模分配；三是通过累进的所得税和财产税来改变高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四是通过直接转移支付和政府提供物品和劳务来改变低收入阶层的规模分配。
价格调整、产权变革、税收改变和转移支付，是改变城乡关系失衡状况、促进农村发展的可以选择的合理政策体系。从我国的实践看，1978年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直接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向其他产业的转移。可以形成比较的是，我国台湾省20世纪50年代的，也带来了同样的变革效率。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前期对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也都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城乡差距的扩大。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改变城乡关系的政策实践在减少城乡差距方面的作用渐渐减弱。农业税减免带来的粮食增产效果明显，但由于从事农林牧渔业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比重下降，粮食增产对缩小城乡差距的效果并不明显。国家相继推动的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思路和政策，除了退耕还林政策外，诸多区域政策偏重于解决省与省、城市与城市之间中的矛盾，政策的受益区域也偏重于城镇，城乡差距因而没有缩小，甚至有所扩大。在此基础上，启动新农村建设十分必要。
在国民经济总量增加、结构改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上升但城乡差距扩大且单纯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削弱城乡差距的情况下，站在以民为本、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城乡发展的高度，提出两个趋向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是中央做出的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政策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薄弱的农村切入，将政府的公共政策由城镇延伸到农村，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不足，对广大农村进行经济扶持，关注农村低收入群体的生产与生活，让更多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需要指出的是，新农村建设政策是一种援政策，并不改变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基本进程，更不意味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整个经济活动还会继续保持以下三种发展趋势：国民经济产出的重心仍然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继续下降；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趋势将会继续加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来源多样化，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的趋势得以维持。
作为新农村建设战略的补充，从协调城乡关系、增加农民家庭收入的角度出发，也应积极疏通城镇化渠道，让更多的农民融入城镇的正常发展秩序。要放宽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限制，增加城镇非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口；打破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界限，为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口进入正规部门网开一面，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效率；将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人口纳入城镇社会保障范围，完善属地化管理制度，在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实行非歧视性政策。一旦进城农民接受了城镇的各种社会保障，要以放弃农村的耕地等资源作为交换条件。在此基础上，需要确定城镇产业和制度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是提升城镇产业结构层次。要使多种产业和谐发展并优化产业结构，在保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优势的同时，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增强资本密集型产业对运输、商业、金融等产业的就业带动作用，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中，拓展城市就业空间。二是逐步改变城镇收入分配机制。城镇低收入和非正规部门就业基数的增加，将增强这些劳动人口在政策方面的谈判能力，促使城镇放宽垄断性行业的准入限制，改变造成城镇内部收入不合理扩大的政策和规则，并促使政府课征累进税、遗产税、不动产税等税种，调节城镇收入分配格局。
由此可见，新农村建设立足农村发展、着眼农民致富，目的是构筑新型的城乡关系。这种新型关系一定要通过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在新农村建设中要继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并逐步削弱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另一方面，要实行对农村的援政策，体现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意志。前一方面的政策尊重市场规律，服务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流量”，注重通过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来冲破城乡壁垒；后一方面的政策注重弥补市场缺陷，服务于广大农村居民的“存量”，强调对农村发展的扶持。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
钱纳里（Chenery）等人通过对多国发展模式的研究发现，在城镇化比重达到75%的时候，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转移能够相对稳定下来。我国的农村人口规模十分庞大，很难设想城镇人口达到75%的水平。城镇化水平越高，城镇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弱，排斥力量渐强。假设我国达到城乡稳定状态的城镇化水平为65%，而人口总规模稳定在15亿的水平，届时农村也还有5亿多人。这5亿多人依然面临由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带来的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需要政策扶持。可见，新农村建设作为一种城市对农村的援政策，一定会起于现在，延续于未来。尽管未来各个时期政策的方式有差别，强度有不同，但援政策将贯穿于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从国内外政策实施的轨迹看，政府的援政策通常可能出现两种结果：第一种是负效应。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援助款项被截留或者挪用，由政府资金建设的工程成为劣质工程，政府援助政策使民众产生更强的援助型路径依赖，减弱了其依靠自身致富的努力。第二种是正效应。就是政策的实施极大地刺激了农民和社会各界自主发展的积极性，社会投入相应跟进，地区的主导产业得以强化，农民的素质得到明显提高，更多的农民融入国家现代化的进程，整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有序也更有活力，城乡经济差距与社会矛盾得以缓和。为实现第二种目标，就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建立信息公开透明、资金下达严格、监督机制健全、激励约束规范的新型管理制度。并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长远规划，分步骤、阶段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要注重产业发展。随着政府提供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和逐渐弥补公共设施缺口，未来新农村建设的重点会转移到增强产业竞争力上。世界上的现代农业有两种方式：在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采取机械化模式，发展规模化农业，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而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现代农业应该更多地采用高产良种和化肥等，增加单位面积的产出量，以减轻对土地的依赖。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只有1.4亩，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科技对农业增产的贡献率只有40%左右。而世界发达国家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都在70%－80%。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农业发展必须走技术创新与优化结构相结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加强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广泛应用，大力增加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同时，根据我国各地的不同特点，积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建立各具特色、能够发挥各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群。沿海地区农业应该把握国际市场的动态变化，调整和优化种植和养殖结构；土地相对密集型区域应该在国家的支持下，建立粮油等农副产品的主产区；具有气候和土壤特色的区域，应该发展具有地方优势的特色农产品种植业，增强产业竞争力和集中度；具有资本优势的区域，应该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建立以特色加工工业为基础的专业镇和专业村；人口密集区域，应该注重面向城镇市场变化，发展劳务输出。
关键词：房地产；国民经济；关系
一、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房地产投资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近年来，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长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现。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2年完成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额达702.35亿元。1991年~2002年，江苏房地产投资以年均39.87%的速度增长，明显快于全国年均21.04%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本省年均19.75%的GDP增长速度。江苏房地产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房地产业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据世界银行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房地产投资对相关产业的乘数效应约为2倍，并对以房地产为主导产品群的房地产业链下游和上游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产生感应或影响。
3．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以江苏为例,1991年房地产业对于GDP的直接贡献率为6.34%，1991年以来，房地产业对江苏GDP的直接贡献正在逐年加大，至2002年其贡献率已超过10%。因此，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4．房地产业对居民居住条件改善的贡献。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房地产业的发展，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快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60平方米增加到2002年的10.87平方米，增加了5平方米，年均增长4.36%。计算1991年~2002年房地产投资与人均居住面积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363，说明房地产投资或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5．房地产业对社会财富的贡献。房地产业是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是构成整个社会财富的重要内容，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稳定而长远的影响。房地产业一般会先于国民经济发展而发展，并带动关联产业群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业的发展会促进或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目前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约1.34万平方公里，加上建制镇，城镇存量土地已达2.5万平方公里，如果以每平方公里5亿元资产计算则约有12.5万亿元，如果再加上几十亿平方米的房屋资产，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财富的主要构成部分。
6．房地产业能够为城市积累资金，改善城市的投资环境。城市是经济社会在空间上聚集的地区，在城市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城市土地的开发和再开发，城市的各种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城市巨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城市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投入都应当通过利润、税金、地租等经济杠杆收回投资，有些还可以取得一定的利润，然后再投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建设，进一步改善城市投资环境，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7．发展房地产业可以吸引外资、促进对外开放。中国巨大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较为丰厚的投资回报，使房地产业成为外商竞相投资的重要领域。以江苏为例，2003年1~10月份外商投资房地产共计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7.86%。目前，中国的房地产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逐年增多，利用外资金额逐年加大。
二、影响房地产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分析
1．政府政策。房地产业是一个受政府政策影响，对政策敏感性极大的产业。由于政府严格控制着房地产一级市场中最重要的资源——土地。使得它对整个房地产市场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它决定了市场供求关系平衡位置，决定了价格走向。作为在政府宏观调控下的房地产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紧密相关，政策是决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从上述国民经济与房地产的关联度可以看出，只有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才能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
2．市场规模。市场规模即市场需求量，市场需求量的大小是房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条件。
房地产主要包括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其中住宅、商业用房、办公用房占其总量的97%以上。特别是住宅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70%以上，因此居住人口越多，对市场需求就越大。同时市场越繁荣，流动人口越多，对商业用房需求就越大。商业用房占整个房地产市场需求量的20%以上。因此国民经济越繁荣，房地产市场规模就越大。
3．市场范围与开放度。市场范围与市场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市场范围大，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大；反之，市场范围小，市场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市场范围，即房地产企业开发商品房的销售范围，它是一个市场空间概念。由于房地产所特有的地域性强，使用其开发建设的商品房一般不会超出以地级市、县级市销售的范畴。因此，在某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随该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的进程随市场范围扩大而加快。
同时，由于各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同，因此其房地产市场范围不尽相同。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治、经济、文化、科研、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其城市吸引力越强，人口流动性越大，人口聚集性越强，市场范围就越大。
三、制约房地产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为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现实中，仍有一些因素制约房地产业的更快发展，这些因素包括：
1．城市化率偏低。2002年，我国城市化率仅为37.80%，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但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比明显偏低，较低的城市化水平严重制约了对房地产的需求规模。
2．房价相对偏高。世界银行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与一般家庭年收入之比(即房价之比)在3：1至6：1之间时，居民方有支付能力，若高于收入的6倍，住宅则难以形成消费热点。虽然从全国而言，房价收入已从1991年的7.32：1缩小到1998年的5.66：1，但不少城市的房价收入比仍然偏高，使许多居民难以承受。近日对江苏各市的房价收入比进行的调查表明，南京的房价收入比高达6.7：1，苏州房价收入比6.03:1,已超过警戒线，无锡房价收入比已接近警戒线，较高的房价使许多居民只能望楼兴叹，潜在需求无法变成有效需求。
3．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目前全国的房地产市场税费政策不尽完善，房地产开发建设中的税费收取有重复之嫌。房地产开发包括土地成本、建设成本、配套建设费。其中土地成本中已经包含契税，配套建设费中已经包括各种配套建设费用，但是营业费的收缴是上述各项费用的总和，这种费上加税，税上加税的税费政策必然使得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制约了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租赁市场灰色交易严重。随着商业、餐饮、娱乐、商务、居住等不断扩大，房地产租赁活动异常活跃，但由于目前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负担过重，使大量房地产租赁活动以灰色交易方式存在。以南京市为例，房地产租赁市场的税费占租金收入的22.5%左右（17%房产租赁税+5.55%营业税），这在客观上制约了房地产租赁市场的发育。
4．经济实用房建设不足，拆迁矛盾日益增大。近几年来，安居工程的实施对加速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中却明显“变味”。由于安居工程不仅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而且需要无偿投入土地资源。各地政府为提高经营城市的能力，对经济适用房采取压缩甚至停止建设。同时由于近两年住宅价格上涨过快，加上我国宏观经济调整步伐，许多职工退二进三，下岗职工增加，造成拆迁安置户无法利用拆迁款购买所需房屋，给国民经济、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
四、房地产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1．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我国城镇规模普遍较小，农村城市化水平低，吸呐与扩张能力弱，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一般认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0％以上，城市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而我国这一比重才37.8％左右，因此，城市化的潜力很大。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进行城市化建设。
2．调整税费政策降低房价。房价与土地开发成本、房屋建筑成本以及房地产租赁价格有关。目前，房价偏高是与各种税费分不开的，因此，政府应在继续削减房地产有关税费的基础上为房地产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3．进一步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步伐。目前，由于各城市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改制成为趋势，国家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补贴到位情况较好。但是少数城市改制企业还不够理想，影响了个人购房的全面启动。因此，应强化落实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政策措施，特别要落实企业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措施，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
4．完善房地产金融体系。一是完善住房金融制度，具体包括：（1）规范公积金运作，住房公积金信贷、结算等具体业务可委托商业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转变为具有融资和贷款职能的政策性非银行金融机构；（2）构建住宅储蓄机制；（3）建立股份制、政策性、专业化的住房金融机构，促进公积金的保值增值。二是建立房地产共同基金。房地产共同基金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的短缺，稳定房地产投资规模，解决房地产开发企业股份制改造中的规模问题和资金问题。三是促进房地产企业上市筹资。房地产企业的上市有利于房地产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也有利于企业无形资产及信誉度的提高，能为企业筹资及实现规模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5．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政府在住房补贴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在大幅降低经济适用房价格的基础上，将经济适用房卖给真正需要补助的低收入者，对一些连经济适用房也买不起的无房者，政府应提供额外补助。
参考文献：
1．胡荣华，韩健，张晓锋．江苏省房地产业发展趋势研究，2001年4月．
关键词：服务业；产业结构；就业；城市化
自20世纪60年代初起，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提升，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全球经济服务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其就业人数和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关系到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多样化需要，同时也是关系到工业部门、农业部门乃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
1服务业的发达程度是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志。
服务业的兴旺发达是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服务业越发达，人均GDP较高的国家，其服务业的产出与就业比重也相对较高，也基本代表了一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目前，在世界总量中，服务业产值已超过了60%，其中一些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个别国家接近80%，而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发达国家已高达70%左右，中等收入国家为50%-60%之间。同时,世界服务贸易占到贸易总额的1/4；服务消费占到所有消费的1/2左右。因此,可以说世界经济实际上以服务商品的生产为主，己经步入了“服务经济”时代。然而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重，到2004年仅为31.18%，我国服务业就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比重为30%，与国外相比，显然比重过低，整体水平滞后，明显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逐步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促进第一、二产业的优化升级，这应是我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本方向。我国经济结构长期依赖传统工业的发展道路，但一些重要的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铜等国内自给率日益下降，资源短缺已经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同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污染少、资源消耗低等一系列优势，并且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高新技术的应用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服务业领域，产生了许多新的职业和岗位，如信息技术含金量较高的现代金融、通讯等服务行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将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且可以优化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和就业结构。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在继续积极发展具有竞争优势和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的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使其与经济整体发展相协调。
3发展服务业有利于促进工业化的细分及深化。
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会不断提出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有赖于工业技术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从而对工业提出新的要求，比如医疗领域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疑难杂症，在检测和治疗上的新突破要求有更高的生物化学技术、信息技术等，从而推动工业相关行业的发展。并且服务业中的许多行业具有社会基础性质，有利于市场的进一步深化。如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可以促进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结合，解决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矛盾，从而保证工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提高市场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金融业是投资的载体，而投资是工业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金融业也就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行业作用，它的运营状况直接制约着工业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因此以商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等为代表的现代商流、物流和信息流的交织、持续运行在促进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深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发展服务业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移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期，工业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减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我国未来几年，甚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就业压力十分巨大。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十一五”期间可能有四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服务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服务业门类众多，各种类型的行业并存，就业形式灵活多样，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的就业群体，加快发展服务业有利于缓解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
5发展服务业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经济相继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消费市场长期低迷等问题，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和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受到经济学家的日益重视，这带动了对城市化功能和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郭克莎等对世界主要国家城市化发展历程的分析表明，工业在城市化中前期具有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工业发展所具有的聚集效应带动了城市的兴起和繁荣。而“当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以后,对城市化进程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明显快于生产比重的上升,而这主要不是工业而是服务业的就业增长带动的”。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的关系，表明两者之间最直接的联系是服务业对城市就业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服务业所提供的大量就业岗位是保证城乡人口顺利转移和城市化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总之，发展服务业在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加快发展服务业将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减少我国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降低对环境破坏的程度；加快发展服务业必将推动我国市场化、产业化、城市化进程，在促进就业、拉动消费、扩大对外贸易、提高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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