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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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官僚主义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一：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探析
摘要：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国民经济
前言:
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一体化逐渐深化的过程中，国家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优势，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经济水平，而生产过程的同化导致服务水平的差异直接决定其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占有份额，所以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新型服务业，其利用现代化新技术、新服务方式和管理理念，使传统服务业的业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能够向其他行业释放较强外溢效应，是对整体经济竞争力具有提升作用的服务行业的集合体，其需要去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及生活服务，由此可见其具有现代性、高新技术性、知识密集性、动态性、生产性等特点，其是信息化、现代化经营理念的发展成果，公共服务职能愈加突出，所以现代服务业不同于第三产业，其广泛分布于三大产业之中[1]。
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
(一)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波及效应
首先市场上对现代服务业产品需求量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其产品生产中所需要的相关产品行业的发展，形成相互消耗式的波及效应，例如现代服务业中的物流业发展会带动汽车生产企业的壮大，现代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发展会带动钢筋、水泥等企业的生产等，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因消耗会波及相关产业，而相关产业的消耗又会形成现代服务业的间接消耗波及，以此推动国民经济整体的增长;其次，受消费者以此购齐消费心理的影响，现代服务业会形成配套需求式波及效应，例如消费者最初购买智能手机的目的是观看直播球赛，但其在业余时间可能会利用智能手机拨打电话、观看付费电子小说、付费视频，玩付费游戏等，为满足这种配套消费需求，现代服务业的产品会自觉与相关产品形成互补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由于现代服务业是在信息科技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基础上产生的，属于新兴产物，所以其具有示范作用，形成示范波及效应，例如其自身的特色决定会出现咨询、管理等新的行业形式，会在信息传播交流速度逐渐加快中影响人的消费观念，以此引领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二)现代服务业激发生产者新的投资需求
首先，随着现代物流业、信息传输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出现和发展，生产者舍去了建造仓库、配置车队、信息交流、寻找市场等环节的成本开支，使其生产成本相比过去得到明显的提升，为生产者队伍壮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其次，金融业的发展、技术服务、管理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使生产者的融资渠道扩宽，例如民间小额贷款，为中小型生产者的发展提供经济支持，使生产者产品升级、提升自身管理水平等方面更有保证，这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开拓产品相关产业，也有利于其在原有产品的基础上结合市场需求扩大规模，以此拉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再次，现代服务业中的市场调查服务、会展服务、媒体宣传服务等可以使生产者及时、全面的了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从而针对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的开发和改进，为生产者提供展示自身产品、服务优势的平台，使其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得到加强，从而为生产者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除此之外，现代服务业中的调研、策划、咨询服务及保险业使生产者的投资风险在事前事后都得到有效的控制，由此可见现代服务业可以使生产者的生产难度降低，而生产利润增加，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现代服务业激发消费者消费需求
首先，现代服务业重视产品的研究开发，而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个性化、品牌化的追求愈加旺盛，生产者为追求经济利润，积极与现代服务业相关服务相结合，使其产品供应相比过去更加具有吸引力，以此激发消费者消费;其次，随着现代服务业分期付款等服务形式的出现，使消费者的消费观念由传统的先赚钱后消费向先消费，后付款转变，而且使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更加旺盛，使房地产、汽车行业等一次性消费成本较多的产业在消费模式发生变化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以此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再次，随着现代服务业中的各种保险服务的出现，使消费者对工作、健康等方面有可能出现的风险的恐惧心理得到缓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热情;最后，现代服务业中为消费者提供的多种支付方式，如信用卡、网上交易等，使消费过程的安全性、便利性等更有保证，也激发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直接推动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国名经济增长。
(四)现代服务业的就业机制
现代服务业的显性就业机制和隐形就业机制都非常明显，显性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自身发展中创造了庞大数量的就业机会，例如淘宝行业作为现代服务业中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截止2014年向社会提供近20万的就业岗位，而且仍以每月5000个新店铺开张的速度持续增长，而隐形就业机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对其相关产业就业机制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对就业收入产生的乘数效应、因推动技术进步而创造就业机会、对供需结构的调整，从而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等方面，例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劳动力市场运行不稳定等，以此扩大就业的空间，在现代服务业刺激消费者需求，推动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由此推动国民经济增长。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而现代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具有重要作用，所以对现代服务业充分认识，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强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项长期伴随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应以发展的眼光看待现代服务业。
参考文献
1、论经济学视角下我国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张术环;学术论坛2006-04-10
2、坚持教育创新 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质量林木西;张今声;马树才;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05-15
有关国民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研究
摘要：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
关键词：旅游产业;国民经济
一、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贡献分析
(一)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概况
黑龙江省位于中国的东北部，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旅游产业作为朝阳产业迅猛发展。1996年9月，黑龙江省召开旅游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把旅游业作为全省新兴经济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将黑龙江省打造成北国风光特色旅游开发区的目标，要求充分利用黑龙江省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态资源，整合旅游资源，把哈尔滨、五大连池、镜泊湖、扎龙湿地、神州北极、兴凯湖、小兴安岭、抚远华夏东极、大庆温泉、鹤岗黑龙江界江等十大旅游地作为黑龙江省旅游业发展重点，辐射全省。目前我省有旅行社613家(其中5家入选全国百强旅行社，位居东北三省之首)、星级饭店309家、家庭旅馆230家、景区景点1000余个(其中包括国家A级景点175家)、中国优秀旅游城市9个、S级滑雪场29家。黑龙江省20082013年度旅游产业发展良好，旅游收入稳步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18%左右。
(二)研究方法
采用旅游增加值进行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分析。然后，使用贡献率指标并加以修订，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其间接影响。
(三)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
1.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影响。以往对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的比较，采用旅游总收入和GDP直接比较的方法。旅游总收入是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旅游业的全部旅游收入，而黑龙江省GDP则是这段时间的生产总值，是所有产业的增加值之和，其与旅游收入属于不同的统计口径，如果将两者进行比较，会夸大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李江帆、李美云在1999年发表的《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中提出的旅游增加值概念，将旅游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较，从而得出结论。黑龙江省旅游总收入除2005年增长缓慢外，2006-2013年均稳步上升。旅游增加值也呈逐步递增趋势，其中，虽然2004、2005年受到非典影响、2011年全球经济复苏导致升幅略有下降，但总体发展情况较好，绝对数值稳步提升。旅游增加值绝对数值的增加并不能完全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情况，只有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值增大才能充分说明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通过计算得出，旅游增加值占黑龙江省GDP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其占第三产业GDP的比例达到支柱产业标准，说明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贡献较大。虽然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较好，但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差距，这与地理位置、环境、资源等因素相关。因此在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部署规划。除了从旅游增加值的角度研究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外，通常还需运用贡献率指标分析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贡献率是指某产业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比，借此了解这一产业生产的产值利用中间消耗的比例。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在1.4%~11.6%之间上下浮动。受2003年非典影响，2004年黑龙江省旅游收入下降，2005年开始回升，又由于2008年全球发生经济危机，导致2008-2011年旅游经济再次陷入低潮，直到2012年有所好转。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的特殊性质，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有所波动。总的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的贡献率水平逐步上升，说明旅游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2.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旅游产业自身收入是对黑龙江省GDP的直接贡献，而其通过间接消费和诱导消费又为旅游目的地做出进一步的经济贡献，即旅游产业对GDP的间接影响。本文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y=a+bx，设黑龙江省GDP为y，历年的旅游收入为x。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显著性水平小于0.05，可以认为所建回归方程有效。R方的值是0.993，R方的值越接近1，说明回归方程对样本数据点拟合得越好，表明旅游总收入与黑龙江省的GDP关系密切。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回归平方和为111400000，残差平方和为799502.325，总平方和为112200000，F统计量的值为1114.759。F值检验目的是检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是否显著，是否可用线性模型来表示。F值越大，说明自变量造成的因变量的线性变动越大于随机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越显著。这里F值较大，说明旅游总收入造成的黑龙江省GDP的线性变动远大于随机因素对黑龙江省GDP的影响，二者之间的线性关系较显著。根据回归方程计算结果，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说明旅游收入对黑龙江省GDP的间接影响显著。
二、结论
通过研究20042013年黑龙江省旅游增加值与GDP的比重以及旅游产业的贡献率等指标，分析出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发现旅游产业在我省国民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选用旅游增加值这一指标与全省GDP相比较，避免了用旅游收入与GDP相比较带来的数据夸大。贡献率弥补了旅游增加值的不足，体现了旅游产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运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旅游产业对黑龙江省国民经济的间接影响，得出每产生1个单位旅游收入，会使黑龙江省GDP增加8.326个单位的结果。基于上述分析结果，总体来说，黑龙江省旅游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但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餐饮业、住宿业、零售业等旅游关联产业的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必须提高旅游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才能提高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此外，还应逐步完善旅游产业的统计数据，建立健全旅游业的法律法规，针对黑龙江省特点制定旅游发展战略规划，整合旅游资源，创新旅游商品，保持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论文关键词：包容性增长，城乡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
一、包容性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的关系
在人民网2011年你最关注的十大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以71090票居于榜首，回顾近年的两会调查，2010年的两会调查中，社会保障中的养老保险以104887票排在首位；2009年的两会调查，社会保险位居第八位；2008年社保养老也进入两会调查前十。从历年调查来看，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和“减震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摘要标志和前提，而城乡居民的最大的权利失衡莫过于社会保障。
包容性增长是基于经济不均衡增长和人们不能共享经济快速增长成果这一现实问题而提出来的。所谓包容性增长，即在关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要关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更加关注社会建设和民生问题。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机会均等、普惠共享的增长，强调人们都平等地享有发展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而不是被排除在经济增长进程之外；是一种科学和谐、可持续的增长，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弱势群体，实现教育公平、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和劳动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全面发展、统筹协调的增长，强调城乡、地区、人群的统筹协调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保障和基础，而大力推动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种手段，也会为包容性增长提供社会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基础，相互促进。
二、包容性增长模式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问题分析
我国城镇已经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相对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也对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一定的改善作用，但国家社保基金的供给严重向城市倾斜，占35%的城市人口得到近80%的社保基金，城乡社会保障差异仍然较为突出，严重不平衡。
1.农村社会保障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但总体保障水平仍然较低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的发展要更好地处理好 “普惠”与 “适度”的关系。包容性增长强调所有人都能够机会均等、公平合理地享有经济发展的成果，在此模式下，社会保障应该将所有人群纳入其保障范围，同时，其保障水平既能够满足国民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要与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2010年底，全国列入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参保人数10277万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亿元，累计受益7亿人次，无论从覆盖面看，还是从参保人数看，都有了进一步增长，但保障水平仍然较低。例如，虽然农村养老保险需求水平相对较低，但是如果考虑到城市化、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经济学论文，考虑到今天为自己的晚年生活投保的人在二十、三十甚至四十多年后进入老年期时的经济、社会背景，现在交纳的数额很少的养老保险金，就会出现养老保险养不了老，保不了险的情况。因此，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需求仍然尤为突出。
2.农村传统保障功能及手段已失去基础，但社会养老机构发展相对落后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及相关基本社会条件的变化，农村传统的保障功能及保障手段都已经在进一步弱化。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名存实亡，集体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几乎消失殆尽；其次，作为农民祖祖辈辈最重要的保障资料——土地，其社会保障功能正在加速弱化；最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家庭的扶养能力却几乎达到极限的同时，农村低水平的养老保险并不能满足需要，在此背景下，农村养老机构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截至2010年底，农村养老服务机构3.1万个，床位213.9万张，收养各类人员170.4万人。从国际经验来看，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张-70张。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保守估计，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量在300万以上。
3.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多元分割，农村社保发展地区差异显著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在项目和制度的协调与整合方面取得突破。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分散化、碎片化现象严重，各个保障项目孤立开来，独立运行，每个项目的多种制度也是如此，不同地区更是如此，这就无法从制度层面保证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因而更难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执行和实践层面保证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效率性。这种现象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既不利于实现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合，又不利于通过社会互济来分散风险、保持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从而直接损害制度运行的效率。
4.保险费征缴困难，基金保值增值压力大
对于进城的农民工而言，企业应承担一定的保险费，但由于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国有企业、县以上城镇集体企业减员增效，参保职工急剧下降，而私营企业对参保认识不到位，参保面不广，加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缺乏有力的征缴手段，企业欠缴、少缴或拒缴的情况时有发生，收缴难度很大，甚至当年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支付能力逐年下降。另外对于农村的贫困人口而言，其参加社会保障能力较差。例如2010年大约4223.7万农村困难群众受国家财政资助才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另一方面，如果社保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将很难达到应有的保障水平。过去一段时间物价的持续涨幅，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劳动者、退休人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响论文服务。我们必须看到，自1996以来，国债利息不断下降，银行储蓄收益或购买国债收益已经微乎其微，相对于日益显著的通货膨胀而言，基金保值与增值的压力显而易见。其中养老保险基金能否保值增值决定着能否适应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需要，特别是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将要形成社会性的老龄化趋势。
5.社会保障统筹层次较低，抵抗风险能力较弱
实现包容性增长，要求社会保障将提高统筹层次与实现制度间、地区间的转移接续相结合。目前社保制度在基金分割上主要表现为区县统筹，统筹层次较低，风险分摊范围有限，不同地区差异显著，很难实现不同地区间社保基金的调剂和关系的转移接续。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人口流动频繁，而各个制度间和地区间的转移接续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严重阻碍人才的流动，损害人们的既得社会保障权益，影响人们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
三、包容性增长模式下积极推进城乡社会保障衔接的途径
1.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取决于覆盖范围的大小，而且取决于保障水平的高低。首先要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应、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参保缴费与待遇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鼓励人们参保缴费；其次要改变目前主要依靠基本保险、保障形式单一的局面，推进企业年金和补充医疗保险，发展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建立多层次的保障体系。如，在养老保险方面，企业年金曾被认为是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二支柱，但其发展一直较缓慢。根据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的调研数据，在目前的政策制度下，我国企业参与年金计划的比率仅为1%，且绝大部分是中央和地方有实力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部分中小企业无法加入进来。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私人部门中，企业年金的参保率大约为50%，并且种类繁多。不过，近期出台的上海、四川、陕西、福建等省市“十二五”规划中，均不同程度提及“要支持和促进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提高企业职工参保率”。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于2011年5月1日刚刚正式实施。2011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也将正式施行，我国应及时制定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大力发展企业年金经济学论文，满足人们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障需求。
2.完善社保标准调整机制，切实发挥社保功能
过去一段时间物价的持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给广大劳动者、退休人员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造成了影响。因此，应尽快建立社会救助和保障待遇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失业保险金和最低工资标准。即改变社会保障标准调整的相对固定周期，形成一种及时反应并调整的长效机制，适时调整和提高保障水平，在物价过快上涨时最大限度地保证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由于各地区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同，因此，具体政策各地要以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用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月度涨幅作为基本依据，在适宜时机开始实行，该机制实现各项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提高幅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居民收入增长水平基本同步的目标。
3.创新社保基金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效率
社会保障是政府主导建立的一项管理制度，但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可以引入商业化、专业化、现代化的管理观念，有效降低政府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服务水平，同时通过专业化的资金管理运作服务，实现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大型保险企业拥有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在参与、协助社保基金管理和运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共保联办合作项目”由政府引入商业保险机构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提供一体化管理和服务，据悉人保健康保险公司在新农合基金医疗合作方面首创“湛江模式”，以风险保障的模式经办新农合基本医疗保险，以共保联办的模式与社会医保经办部门开展合作。这一模式已在北京市平谷区推广应用，其他地区可以在借鉴已有经验的基础上探索适宜的保险机构参与社会医保管理的发展模式，有利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4.完善社保基金投资制度，实现保值和增值
截至2010年底，社保基金会管理的基金总规模共8568亿元，比上年增加802亿元，增长10.32%，随着基金规模进一步扩大，到2011年年底，社保基金可能接近1万亿元左右水平，到2015年有望达到1.5万亿元。2009年全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达到16.1%，2010年为4.22%,而去年CPI的涨幅大约为3.3%，总体收益率略高于CPI上涨幅度。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运营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投资渠道相对单一、基金运营效率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分散，投资收益率低，2009年中国养老金账户的投资收益率不到2%。除了养老保险基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外，社会保险基金所包括的其他基金——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的投资尚属空白。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的《社会保险法》，仅用了七个条款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运营及监管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定，因此，需要对基金的投资运营模式进行改革，通过法律规定，明确界定基金的管理主体和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同时应放宽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通过多种投资方式的组合，分散投资的风险，增强资金的赢利性。
参考文献：
〔1〕《山东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研究》课题组.统筹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研究[J].东岳论丛. 2010.03
〔2〕申曙光，侯小娟.“包容性增长”的提出对社会保障带来深刻影响[EB／OL].中国劳动保障新闻网.2010.11.15
〔3〕刘永富.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J]. 求是. 2007.13
关键词：贫困生； 认定； 道德风险。
1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释义和特点。
1. 1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定义。
道德风险并不等同于道德败坏。道德风险是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经济学论文" target="_blank">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个经济哲学范畴的概念，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动。
道德风险亦称道德危机。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指高校在开展贫困生认定工作过程中，部分家庭经济条件不符合贫困生认定标准的学生通过开据相关证明，积极申请贫困生资格，试图通过贫困生的认定获得国家或者学校资助的行为。
1. 2 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的特点。
根据我国贫困生资助政策的性质和目标，高校贫困生认定中道德风险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风险的破坏性。道德风险发生以后，一方面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困难的同学挤占了国家和学校的助学资源，使得家庭真正困难的同学得不到应有的资助； 另一方面道德风险产生以后会对其他同学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甚至有可能产生“传染效应”，使国家助学政策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二是风险控制的长期性。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自 1994 年以来就已经成为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界的研究热点，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已经完全构建起来。然而在贫困生认定方面，尽管各高校都在不断完善工作方法和认定程序，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贫困生认定制度与办法，无法避免道德风险的产生。
2 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
2. 1 学校和学生之间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发生的前提。
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高校贫困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高校主要依靠与学生谈话，审阅学生个人申请、相关民政部门出具的学生家庭贫困证明，班级同学和班委反映的情况进行一个综合的了解。特别是对学生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收入等信息无法一一进行核实，只能以民政部门开具的证明为准。学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容易诱使学生通过开取虚假证明骗取贫困生资助。
2. 2 民政部门不作为为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尽管目前各高校贫困生认定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主要包括以下程序： ①由学生本人报告家庭经济情况； ②县民政局、乡镇政府、村委会、街道居委会出具贫困家庭证明； ③班委、同学、室友反映情况； ④高校学生管理人员通过调查学生消费情况来了解学生生活水平。其中硬性条件就是必须有民政部门出具的家庭贫困证明。一些民政部门责任意识不强，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完全不审核或者仅进行形式上的审核，只要学生申请就盖章就盖章，不作为、乱作为现象严重，使家庭贫困证明的可信度降低。
2. 3 宽泛的认定标准为道德风险发生提供了可能。
确定大学生贫困标准是开展学生资助工作的首要问题。在贫困生认定过程中，可以通过一些硬性标准，比如孤儿、单亲、残疾、低保户、兄弟姐妹上学多、山区等，来认定特别困难和比较困难的同学。但对一般贫困生的认定缺乏量化指标，更多地依靠高校学生管理人员、同学等的主观评价来予以认定。一些学生在利益的诱惑下产生机会主义倾向，通过开具虚假证明、夸大家庭贫困状况等来获取贫困生资格。另外由于区域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差异很大，各地对贫困家庭的认定标准也不统一，这种差异在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更加明显，造成了贫困程度认定标准的不确定性。
2. 4 学生资助专管员专职不专加大道德风险产生可能性。
当前多数高校虽然设立了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筹安排学生资助工作，各院系也指定一名老师负责本院系学生资助工作，基本上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体系。但在实际运行中，各院系负责学生资助的老师一般为高校学生辅导员，导致学生资助工作专管员专职不专。另一方面，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扩张，学生的个性特征更加多元。
如何迅速准确了解学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情况，在不伤害学生的同时识别学生提供信息的真假，对辅导员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学生资助工作专职不专与贫困生认定挑战加大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增加了认定道德风险。
2. 5 利益驱使是道德风险产生的主观原因。
有心理学家把人的需要由低级到高级分为 5个层次：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并认为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后，人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自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高校基本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资助政策体系，包括“奖、贷、勤、助、免”、绿色通道及师范生免费教育等，对人均国民收入仍偏低的中国大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不论个人需求状况处于何种阶段，他们都期望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以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层次再上一个部分。导致个人理性（ 争相申请贫困生补助） 与国家集体理性（ 仅真正的贫困者才应得到资助） 出现不完全对接情况，使高校的学生资助工作效能大打折扣、偏离预期目标。
3 预防道德风险应该采取的措施。
产生道德风险的同学受益，可能会助长他们的机会主义倾向，并可能引起其他同学的效仿或者对学校助困工作的异议，不利于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因此高校必须采取措施，切实防止贫困生认定过程中道德风险的产生。
3. 1 加大对国家资助政策和学校资助工作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要通过召开班会、开展讲座、制作宣传栏等多种方式，加大对国家资助政策的宣传教育，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国家各种资助政策的目的。只有每一位同学都获知国家资助政策的目的和意义，才能真正发挥贫困生资助工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申请贫困生认定的同学，要另行开展小范围的再宣传和再教育，让有产生道德风险倾向的同学充分认识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怎么的后果。
3. 2 提高民政部门对开具的学生家庭贫困证明作用的认识。
家庭贫困证明但对于学生争取相应资助和高校资助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使民政部门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作用，积极负责地去核实学生的家庭情况信息并如实出具证明。学校在要求相关民政部门出具贫困证明的同时，还应提供学生家庭成员的年龄、职业、收入来源、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及以前受资助的情况的一些证明。另附反映当地居民生活水平的统计指标和社会保障指标。从而有效避免这些学生产生道德风险。
3. 3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积极引导学生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诚信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也是避免贫困生认定工作道德风险的必要措施。在加强诚信教育中，要积极引导学生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使大学生在不损害集体利益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只有把利益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处理恰当了，个人才能真正地服务于社会、才能体现出个人真正的价值、也才能正确获得自身利益。
3. 4 充分发动班干部的“电子眼”作用学生干部来源于学生，对班级同学的性格特点及生活消费习惯有更准确具体的了解。在进行贫困生认定的过程中，可以多听取班干部的意见。班干部也可以对那些产生道德风险倾向的同学进行必要地劝说和阻止，这样不仅避免了道德风险的产生，也会增强班级凝聚力和同学的集体荣誉感。
参考文献：
［1］ 高鸿业。 西方经济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关键词：经济人；合理内核；借鉴
Abstract:Thoughtheassumptionofeconomicmancriticizedbydifferentschools,it’sbasiccoreisstillreasonable.Ifwecanovercometheassumption’ssomelimitationsandmakeitperfect,itwillbeusedforreferenceforChineseeconomics.
Keywords:Economicman;thereasonedcore;useforreference
“经济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自提出之日起就受到了种种批评，但其基本内核仍然是合理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经济人”假设的演变和发展
“经济人”概念并不是近代才提出来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一些思想家就明确指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孔子指出，人具有追求富贵、逃避贫贱的心理倾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1荀况对人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有关人性的一些基本命题：（1）人性是先天生就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2）人性是人所共有的：“凡人之性者，尧、舜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与小人，其性一也。”（3）人的本性是恶的：“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2墨子、商鞅、韩非也认为，追求名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对“经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人的本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可见，《管子》已把追求经济利益视为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人性的论述，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社会中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是简单明了的，没有产生经济学的社会基础。因此，这种“经济人”概念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但《蜜蜂寓言》毕竟不是一本严格的经济学著作。最初把“经济人”假设引入经济学，并使之成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指出：“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需要同胞的协助，想要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如果他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作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要这样提议。请给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4但是，按自利原则行事，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做有悖于常理的事情。为了使经济学有别于精神分析学或精神病理学，还必须假定“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理。在斯密的时代，理性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假定隐含在所有经济行为的描述中。“经济人”的每一种行动，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的，或者说，是可以从利害得失的比较中推导出来的行动。在斯密那里，理性表现为对得失和盈亏的正确计算。5在斯密看来，自利原则不仅是个人经济行为的原始动因，而且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利益。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每个人所考虑的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他对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会或不如说必然会引导他将资源运用于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因此，埃奇沃思把人的行为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称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
西尼尔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区分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经济学的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般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是公认的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这些前提可以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他把这些理论前提归纳为四个：（1）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求取最大限度的财富。（2）人口的增长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3）劳动者借助于机器进行劳动，能够生产出剩余的纯产品。（4）农业受报酬递减规律的限制。6其中的第一个前提，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经济人”概念。
约翰•穆勒发挥了西尼尔第一个理论前提所包含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的术语，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的合理性和内涵做了详细的论述。他于1944年出版了《经济学上若干未解决的问题》的经济学论文集。在该书中，他把“经济人”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联系起来。他指出，政治经济学并不是论述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它所关注的人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达到这种目的的能力，它将其他每一种人类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是科学要前进而必须采取的方式。政治经济学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欲望的阻碍，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为是什么。因此，穆勒“经济人”概念的内涵，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主要的是财富最大化的动机，这种动机要受有限的收入和对闲暇的喜爱的制约。穆勒所说的“经济人”，就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财富最大化的人。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使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人”概念也朝着精细化方向发展。边际学派把注意力从对经济世界的一般描述转向市场本身更复杂的模型。它强调个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对希望与欲望的满足。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对效用的计算支配着个人的理性选择，并引起价格调整过程。这个调整过程是走向均衡的理想条件。在均衡状态下，所有资源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以便更好满足需求。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对此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从家户的效用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家户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供给函数，从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出发，得出厂商对各种产品的供给函数和对各种要素的需求函数，并把各种商品（产品和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看作所有商品价格的函数。以此为基础，瓦尔拉斯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和效率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至此，“经济人”的概念始终与经济行为的动机联系在一起。
20世纪3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进入经济学。这种实证主义认为，无需关心“经济人”的心理假定是否正确，只要他的行为与预测的结果相一致就可以了。受这种哲学观的影响，“经济人”的概念日益具有行为主义的色彩，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偏好的可传递性公理。其含义是：如果你认为A优于B，B优于C，那么你一定认为A优于C。可传递性公理使经济学家可以使用数学方法来描述和分析个人行为。20世纪50年代，“经济人”理由莫里斯•阿莱斯提出了更明确的定义，并为西方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他指出，按照科学的逻辑，如果一个人被看成理性的，那么：（1）他追求的目标是相互一致的；（3）他使用的手段与他追求的目标相适应。所谓目标的相互一致，其含义和偏好的可传递性相同，即一个人不能认为A优于B，B优于C，而又认为C优于A。手段与目标相一致是指，手段正好是达到目标所必要的条件，即不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现象。当个人行为出现上述两种不一致时，这种行为就视为非理性的。但主流经济学假定，在市场上活动的各交易当事人，其行为都符合理性的要求。在此基础上，阿罗和德布鲁运用数学上的不动点定理，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证。之后，一般均衡理论获得了许多发展，但这种发展大多是枝节性的。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的批评
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有人对“经济人”概念提出过零星的批评，约翰•穆勒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证了这一概念的正当性。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直接对穆勒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指责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提供给我们考虑的是一种纯粹的野兽，这种“政治—经济人”亵渎了大写的“人”。他们的理论只讨论人的最低本能，而把人的最高尚利益看作是纯粹干扰其理论体系的东西。
德国历史学派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同样是强烈的。克尼斯认为，“经济人”观念实际上是说人总是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就是否认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就等于把人看作具有许多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心理活动中心的生物。希尔德布兰德则指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的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抽象的“经济人”并没有反映人的全貌。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以及他和他人的关系，都不会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着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7布伦坦诺也批评说，斯密的“经济人”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是惟利是图的“抽象的人”。
历史学派在美国的变种——制度学派对“经济人”概念也持批评态度。凡勃伦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体系，连同其洁白无暇的“经济人”，当然是科学想象的功绩，但不是对事实的有力表现。它是科学推理的一种权宜之计，而且只能用到一些抽象原理和基本的科学法则上，而这些原理和法则仅存在于抽象领域内。可是，一旦这样做了，这些原本不是实际上的东西却被理解为真实的而被接受，成为研究思想习惯的一种有效成份，形成关于事实的知识。新古典理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反而有害于人们对社会真象的探讨。新古典经济学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那种非历史的、简化的“经济人”人性观。这种“经济人”以享乐主义心理学为基础，把人视为“纯粹的一束欲望”，是完全错误的。他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总是很小心地使每一美元花费带来的效用相等的观点，认为从“生活进程”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对决定福利水平并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当前享受，更多地取决于其他人的消费方式、习惯、炫耀的需要和明显消费，而不是取决于理性计算。他还提出“社会人”的概念，以取代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8
西蒙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主要针对其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他认为，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所以，人们在决策过程中所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西蒙特别强调人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9在他看来，“有限理性”比“完全理性”更接近于现实。
X效率学派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具有完全理性的观点。莱宾斯坦指出，个人具有两种不同的人格倾向。一方面，个人希望像他们所应该的那样行动，即坚持标准，使用“严格的”决策程序，进行精确的计算，努力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超我功能”。另一方面，个人又希望像他们所喜欢的那样行动，即本能地不受约束，使用“松散的”决策程序，不注意细节，不用心追求最大化。这种人格倾向称为“本我功能”。由“超我功能”决定的受约束和由“本我功能”决定的不受约束，是个人人格特征的两个“极端点”，这两个极端点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状态。新古典理论那种完全关心约束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极端的特例，是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可能采取的特殊决策程序。一般人通常采取的决策方式则介于两个极端点之间，这种人被称为“有选择理性的人”。因此，“完全理性的决策是一种特例，通常，决策只是有选择的理性。”10
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批评。威廉姆森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说，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会导致机会主义，即经济中的人不但自利，而且为了利己不惜去损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利益，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的对信息进行筛选和扭曲，并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对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一些人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向对方说谎和欺骗，或利用某些有利的谈判地位背信弃义，要挟对方，以谋取私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间都会按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一些人在有的时候会采取这种行为方式。问题在于，人们事先很难知道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交易双方以前没有交往或交往很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诺斯则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加经济，能对人的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作用。他承认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但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动机的大集团行动，就源于意识形态的作用。
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理性同样持批评态度。它要求“经济人”理性和“非经济人”理性两分经济学的天下。“经济人”理性的要求效用最大化，行为经济学也讲功利最大化，但这个功利最大化是指快乐最大化。行为经济学成为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叛逆者，不在于它属于心理学阵营，而在于它不承认“经济人”理性。首先，它不承认“经济人”这个前提，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利他的一面，可以从利他中直接得到快乐，不承认利他是从利己中派生的。其次，它不承认“理性”作为绝对前提，不管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都不是无条件承认。它认为，人可以依据非理性直接行事，而按理性行事反而可能是派生的。此外，非理性是指“非经济人理性”，而不是否定理性。
如果说，上述批评都只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某个方面展开的，那么Tormer对“经济人”的批评则是全方位的，批评的依据是生命周期说和需求层次说。根据Wilber的生命周期说，人的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发展阶段：（1）潜意识或前个人阶段，（2）自我意识或个人阶段，（3）超意识或超个人阶段。人在刚出生时，无论对于内部与外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环境，都是没有分离的。在潜意识的发展阶段，小孩开始认识到外部世界和自己的不同，并开始以本能的、冲动的、本我的方式与外部世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逐渐产生一种与外部世界不同的自我意识。在发展阶段过程中，个人开始从潜意识状态中觉醒，并逐渐获得语言能力，开始使用符号和概念，学习承担各种角色、遵守规则，发展出理性理解、内省思考、演绎推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行为能力。最终，个人发展出整合思考、把观念与观念、事实与事实、心灵与肉体联系起来的能力。在超个人阶段，个人可获得比日常的、外部导向的经验更敏锐的意识过程，获得一种更高的精神意识，从而超越自我，经历极乐，与神性相通，甚至与神性合二为一，最终达到非二元体的、无主客体之分的状态。
这些阶段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部分：外部弧和内部弧。外部弧是从潜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维护，个体化，征服外部世界。内部弧是从自我意识到超我意识的运动，其特点是自我实现，向内发展，超越自我，实现物我一体。
根据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可分为六个不同的层次。它们是：（1）生理的需要，（2）安全的需要，（3）归属或爱的需要，（4）自尊的需要，（5）自我实现的需要，（6）超然存在的需要。当较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而辅助条件存在时，较高层次的需要就会出现并居于优势地位。每一个层次向下一个层次的发展，都涉及到一种转化，在这种转化中，较低层次的元素包含并整合在较高的层次之中，较高层次的元素与较低层次的元素没有分别，但与更高层次的元素有分别。Tormer认为，Maslow的需求层次说和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Tormer认为，从人性的观来看，“经济人”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经济人”只关注自我是有缺陷的。尽管人类追逐自我利益是正确的，但重要的是他们在什么程度上主要关注自我利益。对于那些已经达到外部弧的终点的任一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内部弧上达到更高阶段的人来说，其正确性就非常有限。第二，“经济人”关于个人与物质的人类世界相分离的观点是有缺陷的。对于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个人来说，他还没有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分离，而对于处于向超我阶段发展的个人来说，他已经程度不同地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了。第三，“经济人”机械般的理性是有缺陷的。在前个人阶段，年轻人还没有获得理性所需要的想象、概念和计算能力。而在超自我阶段，个人的确已经具有理性经济行为所需要的心理能力，但他们又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因为他们的行为更具有整合性。只有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人，才会大致按理性“经济人”的方式行事。第四，“经济人”的非反思方面是有缺陷的。对那些处于个人阶段的较高层次和超个人阶段的个人来说，这一点尤为正确。由于教化和社会化的作用，他们已经内化了道德的、伦理的、宗教的及其他方面的观念，而这些观念会促使他们对选择的正确与错误进行反思。第五，“经济人”的不改变的方面也是有缺陷的。从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可以看出，随着人的潜力的发展，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性也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11
三、“经济人”假设的合理内核
如上所述，“经济人”概念在西方学术界招致了许多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未必全部正确，但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一，“经济人”概念是历史的，还是非历史的？历史唯物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范畴是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在原始社会，人们利用公有的生产资料共同劳动，产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平均分配。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还意识不到个体的存在，因而没有个人利益的观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关系出现，原始社会解体，公有制被私有制所取代。人们开始意识到个体的存在，并开始追求个人利益。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奴隶社会的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这种利己主义人性观是“经济人”概念的雏形。但“经济人”概念取得比较成熟的形式，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则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产生以后才开始的。因此，“经济人”是个历史的范畴，超历史的人性和“经济人”概念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派对“经济人”的超历史性的批评确有其正确的一面。
第二，人性是利己，利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商品经济社会，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分别归不同的个人所有。为了生产商品，商品生产者必须以某种方式向他人购买各种生产要素，同时向消费者销售自己生产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以其销售收入来弥补生产成本——购买生产要素的支出。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产者仅仅为了生存，也必须在购买生产要素和销售产品时，斤斤计较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人们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12而“经济人”概念不过是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生产者之间商品交换关系的人格化。否认商品经济社会人的利己性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当然，即使在商品经济社会，个人也可能有利他的动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利他动机还可能表现得十分强烈。一些人为了慈善的目的，可以向素不相识的人捐献大量的钱物，为了挽救生命垂危的病人，可以捐献自己的器官。但这种行为显然属于道德领域的范畴，不应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经济领域，这种利他动机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所以，以人的利他动机和利他行为否来定“经济人”假设是不恰当的。
第三，“经济人”是仅仅关注物质利益，还是同时关注非物质利益？Wilber的生命周期说和Maslow的需求层次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正确揭示了人的发展阶段和需求层次。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科学，有必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但经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不是一般的个人行为，而是正常人的经济行为。因此，生命周期说对个人发展阶段的划分，需求层次说对个人需求层次的划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到经济学之中。就生命周期说而言，处于前意识和超意识阶段的个人行为，都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需求层次说而言，除基本的生理需要外，其他层次的需要，都与人们的经济行为无关或关系不大，同样不适合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尽管人们关注非物质利益，但这种对非物质利益的关注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第四，“经济人”理性是完全的，还是不完全的？如前所述，有限理性和选择理性假设都认为“经济人”理性是不完全的。但这两种假设和完全理性假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认为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相同的。如果说任何一个正常人都具有理性是正确的话，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不同个人的理性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理性的和完全无理性的个人都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理性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或者说，人类理性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服从正态分布。这也解释了，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成功和破产倒闭的生产者都只是少数，而大多数生产者处于可以维持的状态。
第五，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否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人都具有利己性，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但不同个人利己的程度显然是有差别的。如前所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机会主义行为是存在的，个人可能利用各种便利条件损人利己。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意识形态又是有区别的。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有不同的作用。有的有助于遏制机会主义，有的反而会助长机会主义。因此，意识形态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法制健全、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社会，机会主义只能是少数人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经济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是能够促进全社会的利益的。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就，是对这一命题的最好注脚。
综上所述，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存在某些缺陷，但其基本内核是合理的。只要克服这个概念的某些缺陷，并对其做出必要的补充，就可供中国经济学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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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杨春学：《“经济人”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反思》，《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5期。
8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1页。
9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46页。
10张维：《经济哲学：经济理念与市场智慧》，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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