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26
导语：在西方文化史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东北方言是北方方言中的一种,其简洁、生动、形象、昂扬,富于节奏感,与东北人豪放、直率、幽默的性格相吻合。它是由历史的熔铸和自然的陶冶而形成的独特的多元性文化现象。东北方言具有多元性,研究东北方言的形成,有助于我们了解东北方言中蕴含着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1.东北方言是多元文化融合的结晶
东北是一个汉、满、蒙、回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朝鲜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民族间300多年的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东北地区独具的风土人情和地方特色,并保留下无数反映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词语,使东北方言呈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如,东北方言中的“哈喇”(肉和油变质)、“喇忽”(遇事疏忽)为满语;松花(白色)江为女真语;吉林为满语,是“吉林乌拉”(“吉林”意为“沿”,“乌拉”意为江)的简称,因在松花江畔而得名;卡伦(边防哨卡)湖为锡伯语等等。
2.东北方言中的外来语吸收现象
东北方言中不仅融入了众多的满族等少数民族词汇,还融入了俄语等外国语。如,称下小上大的水桶为“畏大罗”、称面包为“列巴”(俄语)等。
3.东北方言中的正字误读现象
语言的发展是由中原地区向全国扩散的,尤其满族入主中原后关内汉族冲破封禁出关到东北地区谋生,俗称“闯关东”,还有清朝时大批流放人员来到东北,都给东北注入了中原语言和文化。但由于发展的不同步和传输手段落后造成的差异,有很多正字在传播中被误读,并约定俗成为方言。如,东北人常说的“母们”(我们)、“那嘎哒”(那个地方)、农村称呼老夫妇为“老姑姆俩”(老公母俩)、“干哈”(干啥)、“稀罕”(喜欢)都是误读而形成的。
4.东北方言中的一字多义现象
一字多义也是东北方言的一种形成方式。如“贼”,在普通话里是小偷,在东北方言里则有“非常”和“特别”的意思。“犊子”在东北方言里是贬义词,近于“混蛋”的意思。但是语言环境不同意思也有不同。如“扯犊子”不是扯混蛋,而是闲扯、不干正经事儿的意思。
5.东北方言中的有待考查现象
有一些东北方言很难找到它的出处和来历,外地人很难理解,但是东北人熟悉、认同、运用它。比如,“埋汰”(脏)、“整个浪儿”(全部)等。
东北方言与其它方言一样,其形成不是单一、孤立的,所以我们有必要顺着东北方言这条藤,挖掘蕴含着的丰富的东北文化现象。
二、东北方言蕴含的多元民族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条件、不同的地域特色会形成不同的人文景观,自然会产生与之相随的民族文化。下面,我们从东北方言日常吃穿住行几方面了解一下东北方言中蕴含的多元性的民族文化特色。
1.吃——饮食文化
民以食为天。东北的饮食文化也带有多元民族文化性。东北有很多特色食品,广为人知的像满族的“萨其玛”、“豌豆黄”,朝鲜族的“冷面”、“打糕”,但平时吃得最普遍的还是各种“饽饽”。在东北的一些农村,春天吃“豆面饽饽”又称“豆面卷子”,夏天做“玻璃叶饽饽”(或作“波罗叶”),秋冬时,往往蒸“粘豆包”,而且一般人家做得较多,冷天放在外面冻上,随吃随馏。此外,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苏子叶饽饽”,又叫“苏耗子”。做这些“粘饽饽”本是满族的风俗,满族人喜欢吃粘食,因为粘食耐饥饿,便于外出从事射猎活动食用,另外,粘饽饽还是他们祭祀用的食品。现在,在东北这些饽饽家家都会做,很多人都爱吃。
由于清代山东人“闯关东”的较多,鲁菜在东北有较大的市场,再加上紧邻俄罗斯,与南北朝鲜交往频繁,亦受日本食风影响。“罗宋大菜”、“南韩烧烤”和“东洋料理”也传播到大部分城市,部分食馔也带点“洋味”。大酱应是山东人“闯关东”时带到关外的,就像山西人家家储备一缸陈醋一样,东北的农家多数有自制的大酱。农家中的大酱是有专人负责的,在晴天阴天雨天会有不同的保管方法。
2.穿——服饰文化
“靰鞡”是东北特有的一种鞋。“靰鞡”,也称“乌拉”,也有说是“兀刺”的音译。“兀刺”是女真四部落之一,“乌拉”,是来自女真族的语言。靰鞡鞋里要絮靰鞡草(也作乌拉草),靰鞡鞋即由靰鞡草得名。东北有句由此产生的歇后语,“靰鞡头子迈门槛——先进者儿”。“者儿”与“褶儿”谐音,以靰鞡鞋头的面褶多故。除了有“草”、“皮”、“棉”外,还有“鱼皮”。整个东北地区都有这种“靰鞡”鞋式的存在,充分体现出简洁实用的美感。
由于传统狩猎生活的影响,东北少数民族穿的服饰多数是用兽皮加工制作的,如萨满袍、赫哲人的鱼皮鞋和衣等,因此,他们加工兽皮的技艺高超。
3.住——建筑文化
东北有“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的俗语,说的就是满族的传统居室特点。
“地窨子”最早是指赫哲族人的原始居所,赫哲语为“胡日布”,主要在冬季寒冷时居住。它是1945年以前赫哲族的主要居所,现作为渔猎时的临时住房。
“马架子”曾经是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旧时的一种传统居室,是在地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北现在还有一种称为“马架子”的简陋住房,多为看护瓜菜时的临时住处,也叫“窝棚”。
4.行——用具文化
“悠车(儿)”是悬在空中可以悠荡的摇篮,是满、鄂伦春、达斡尔等民族传统的育儿用具,在东北汉族农村地区也比较流行。摇篮的四壁都涂彩绘画,有的在悠车的绳上系着铃铛和玩具。这就是东北俗谚所说的三大怪之一“养个孩子吊起来”。
“爬犁”(雪橇)是东北林海雪原中重要的交通工具,有牛爬犁、马爬犁等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赫哲人的狗爬犁。狗被赫哲人称为“金不换”,它不仅是猎人狩猎的助手,又是运输中拉雪橇的能手。赫哲人素有养狗之俗,清朝的一些书籍将赫哲族地区称为“使犬部”或“狗国部”。元朝和以后的明清之际都在这里设置“狗站”。狗橇一般载重约250公斤左右。拉雪橇的狗最多可达十几条,少则两条以上,“狗橇”是当时冬季传递信息、运输货物的主要交通工具。现在东北的一些地方虽然还可以看到狗爬犁,不过大多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中的一个特色项目了。
三、东北方言的发展和影响
东北方言本身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语言根基,也是一种情结,是一种社会需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这些年来,东北方言突破地域局限,逐步走向全国,说明东北方言有很强的感染力。小品演员赵本山就是在媒体传播东北方言的领军人物。1990年赵本山小品登上央视春晚,紧接着黄宏和宋丹丹的《超生游击队》与观众见面,东北方言通过春晚成为各方言中最让观众喜闻乐见的一种。小品《卖拐》获得2001年“我最喜欢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小品类一等奖。接着,东北方言剧《刘老根》在央视一套播出,立刻奠定了东北方言剧的万人迷身份,“忽悠”之后,全国一片“咋整”声……
这些作品体现着浓厚的东北文化底蕴,通过方言表现人物形象,给人以全新的感觉:东北人感到熟悉亲切,北方人感到新鲜有趣,南方人能看得懂听得懂。在文艺百花园中又多了一朵奇葩,也为民族语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合、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壮大了我国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声势和影响,弘扬了地域特色,促进了文化交流,并进一步激发了民营节目制作机构的电视剧创作热情,极大地推进了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
为此,展望东北农村题材小品剧和电视剧的健康发展之路,必须持之以恒地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与时俱进,紧扣时代的脉搏,更密切地关注现实,更深刻地反映生活,在这一原则下,继承优秀传统地域文化,恰当融入东北特有的诙谐、风趣、幽默元素,这样才能多出精品,进而取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回报。
著名学者钱玄同曾说:“方言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方言文学的本身,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它们自己发达,它们永远存在。”我们祈愿东北方言和文化能以其独有的魅力创出精品,继续为丰富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添砖加瓦,为弘扬民族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让民族语言、文化之魂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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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音乐史是目前中国音乐学领域中极其重要、开展研究最多的国外学科之一。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西方音乐史这一研究课题上已取得很多历史性突破,研究思维、研究成果等都愈益成熟。但是,当前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已进入严重的瓶颈期,在西方音乐史研究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文化缺失。为此,本文将具体探析这一问题,揭示文化缺失的表现,并总结有益的解决对策,以期能够打破这一瓶颈,促进该学科教育与研究战略思维的同步转型。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文化缺失;表现;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学术界对于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逐渐深入、成熟,西方音乐史以其独特的学术特质吸引着大批国内学者前赴后继地展开研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研究成果均有不同的表现特征和学术成果。总体来说,我们取得了较为系统的历史性成果,但是却因学者自身的狭隘视角使得当前的研究进入瓶颈期,研究过程中的文化缺失现象极其严重。下面本文将具体来分析这一问题,详细阐述文化缺失的表现,并总结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期能够突破当前的研究框架,探寻出更加符合西方音乐特色的研究模式,促进该学科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
一、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文化缺失的突出表现
(1)研究者自身素质中的文化缺失
研究者自身素质中的文化缺失是导致出现研究瓶颈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国际音乐学术会议上,我们始终很难听到中国学者的声音,究其根源,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于研究者不具备研究的基本能力和素质,具体包括对作品的感性体验能力、对音乐本体的分析能力及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这些都是进行西方音乐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基本素质,任何一项能力的缺失都会导致学术研究的片面化。第二,无论学术研究还是教学实践,对西方大文化传统的深入理解、掌握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基础和前提,我们所说的文化缺失就包括着最基本的西方文化传统的缺失,具体表现为哲学、文学、历史、经济、政治等具体方面。我们的研究是要建立在西方文化内涵的基础之上,涵盖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双重文化语境。
(2)缺乏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深度思考
音乐本身就产生于历史、文化、社会三大人文语境中,缺乏对这些语境的思考及其关系的探究势必会使对西方文化史的研究走向偏颇。史料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一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历史与文化的构架中研究史料才能够体现出史料的真实价值。我们对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所遵循的方法论,方法论好比是黑暗中的灯塔,指引着前无古人的音乐研究之旅。当前国内提出了很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论或多或少都涉及到了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例如历史主义就特别突出强调文化与音乐的因果关系,认为文化的宏大背景为音乐本体的演进创造了条件。但是问题在于,他们虽然都涉及到文化与音乐的关系,但是没有透彻了解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以及音乐与文化的深层关系。
(3)对西方音乐史文化内涵与视角外延的研究缺失
西方音乐史作为音乐学专业的一个重要学科,在高校教学中占据突出地位。西方国家普遍将音乐学科并至综合类大学,我国则将其设置在专门的音乐学院中。后者的不利之处是音乐专业学生不能广泛了解其他人文和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对自身专业之外的学科不够重视。此外,授课方式大都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即简单的介绍作曲家及着名作品,没有深入研究其文化底蕴,不关注学术研究者的文化素养,为此,应该积极扩大学术视野,拓宽音乐史视角外延,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二、改善目前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有益建议
(1)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自觉,提高学术研究者的学术素养
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有力保障。早在很多年前,李应华教授就曾提出,要使音乐史相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前提必须是学科同行自身的美学与史学理论修养的充实与提高,对国内外人文学科的研究现状与成果的熟悉与理解。为此,必须提高学术研究者的学术素养,重视对西方文化语境的全面理解与掌握,杜绝“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肢解式学习,我们要努力>！
(2)拓宽音乐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重视对音乐的本体性研究
于润洋先生曾经指出,要实现对音乐学学科的长远建设,必须重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学术视野,二是强化理论与历史的相互渗透,三是重视对音乐本体的深入研究。扩大学术视野要从两个方面来开展,一是要促进音乐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例如文史哲等学科的关联,以此拓展对音乐学研究的深度;另一方面要强化音乐学各学科之间的纵向联系,实现各音乐学学科之间的交叉学习,增加音乐史研究的广度。如果没有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的充分吸收和了解,就很难写出有“厚重感、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学专着。
(3)从高校音乐学教育模式改革上入手来突破音乐史研究的瓶颈
除了提升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自觉,要突破目前的研究瓶颈,最根本的是要改革高校的音乐教学模式,优化课程设置,培养学生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在设置音乐学课程时,要本着因材施教、强本固末的原则,既强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电影；中外文化交流；翻译；文化差异
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不只是局限在市场经济中，还渗透到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一种世界性的艺术，电影在各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日渐凸显出来。而随着西方电影的引进，尤其是美国电影的进入，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电影是将多种艺术手段融为一体，传播文化，抒发感情，展现出社会形形的文化生活，让观众在精神上得到享受。随着各国家地区人民文化交流的频繁，电影翻译起到的文化传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由于每部电影都承载着原国家的民族文化内涵，因此在电影翻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文化差异的体现。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保持原国家的语言与文化，要尽量翻译出原文的内涵，并且被我国观众更好地理解，而这些是我们翻译工作者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审视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加强，许多研究学者都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国家相处原则，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民族可以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特征与习惯，但是又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曾经以色列学者提出的社会多元化理论诠释了这种民族文化共存的局面，认为全球的文化能够相互交叉与部分重合，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由于我国是一个具有多民族的文明古国，传承着几千年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让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被动的局面下与西方国家的文化频繁交流。清政府通过翻译来与西方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斯皮瓦克说过，“如今的后殖民评论家难以回避的两大难题：既要去摆脱了传统西方模式的影响，还需要达到非边缘化的目标，那么西方国家的惟一选择就是通过自身的语言与西方的解构策略来减少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
不管是各民族之间的边缘文化抑或是中心文化，在如今的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都存在着互相交流与沟通的需求，这是发展民族文化的惟一途径。新时期许多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文化侵入中国，这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撞击。而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局面下，翻译工作也成为两种文化交换的重要途径，例如汉语中出现的许多外来词汇，可口可乐（Coca cola）、猫（modem）、模特（model）等，涉及各种领域。
美国文化学家Gutt的翻译理论认为，翻译能够依靠“不同语言的相似性”，然而我们在翻译中的许多语言并没有太多的相似性，差异的地方偏多，所以研究学者认为，如果直接翻译来保存源语言中的全部语言特征的结果就是“保存源语言特征来让翻译者为读者引导原来交际者想表达的交流线索”。
二、电影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特征
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电影翻译工作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能够忠实地去表达原来电影中的内容与内涵。而新时期中西方大规模的电影文化交流趋势也让我国的电影翻译工作面临了巨大的挑战，电影翻译是否恰当得体，能否让观众们容易理解电影内容显得十分重要。而中西方国家观众的不同审美观念直接影响了翻译工作的形式，电影的翻译工作不只是普通的文学翻译，而且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过程。我们要针对观众来再现原电影的审美效果，并且符合接受国观众的审美理念与文化特征，进而获得最佳的审美效果，让观众流连忘返。
（一）电影中的审美价值及特征
人们的审美活动包括思维、情感等多种活动，而电影翻译作为电影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与审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翻译工作就是审美活动，包含了一定的审美价值。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导致两地区的受众也存在着一定的审美差异。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无为本，认为一切美感都是与生活相联系的，美学理念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人们在生活中就能提炼出美感。而西方国家是以有为本的，认为审美是要在生活之上，与社会生活具有明确的界限，而这种审美理念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的核心之处，我们应当去把握住这种精髓来研究电影翻译工作。
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映的英国电影Red Shoes被翻译成《红舞鞋》，这部电影主要讲述了英国的一个跳芭蕾的女孩难以对事业与爱情做出正确的选择，只得选择结束生命的悲剧。虽然我国翻译工作者翻译成《红舞鞋》，能够准确地翻译出电影名称，但是却难以看出深刻的寓意。到了80年代后期，人们将Red Shoes翻译成《红菱艳》，翻译者将英国女演员的红色的舞鞋比喻成为我国受众都知道的红菱，因为红菱虽然生活在污浊的泥塘中，但是却冰清玉洁，娇艳动人，尤其是红菱弯弯的角，就像是我国古代女性悲惨的三寸金莲，而这与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可以说《红菱艳》比《红舞鞋》更加能够体现出这部电影的内涵与意境美。风靡一时的美国电影Home Alone被我国翻译者翻译成为《小鬼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小鬼是大人对孩子的昵称，表现出大人们对聪明伶俐、智勇双全的小孩发自内心的喜爱，而电影中敢与歹徒斗智斗勇的小欧文正是符合小鬼的形象。“当家”指的是一个人能够领导全局，而电影中的小欧文一个人在空荡的房间中与两个歹徒斗智斗勇，就像是一个勇敢的大当家的形象。所以电影《小鬼当家》将名称与内容统一起来，并且蕴含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
电影艺术是生活的再现，因此电影名称也包含了许多民族文化元素，我们需要遵循审美原则与文化原则，在翻译工作中尽可能地还原原国家的文化信息，并且用最为贴切的形式来对受众传递。如今电影翻译工作作为新的文学艺术形式，用自身独特的审美理念让更多的优秀的电影跨出国家的界限，让全世界的观众享受了视觉的盛宴，推动了全球的电影艺术发展。
（二）翻译工作的表达差异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表现在人们的表达与思维方式方面，中国人注重句子之间的意合，靠词语的顺序来表现内容；而西方国家的人们注重句子的形合，语句的结构严谨，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曾经著名的翻译学家傅雷说过，“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思维形式具有基本的分歧，中国人习惯综合考虑问题，重视语句的暗示、归纳与含蓄，而西方人注重分析，唯恐语句中缺少逻辑性”。虽然中西方的语句中都是基本的主谓宾结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思维差异性，所以在基本的句子结构形式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英文语句的结构紧凑，词语之间的关系都会明确地表达出来，会使用较多的衔接词语。而汉语的句子多数简单明了，句子松散。动画电影《花木兰》词就具有这些特征：
1.Guard：Were under attack！Light the signal！有人偷袭，快点烽火。
2.Guard：Now all of China knows youre here.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
电影中的台词十分简单，表现出故事情节的紧迫感，句子中“我们遭到了袭击，马上点信号！”被翻译成“有人偷袭，快点烽火。”翻译成这种四字的短语，并且加上了“快”字，突出了现在情况的紧急，并且让词句节奏对称，而且将信号翻译成烽火，让我国观众迅速理解。在句子2中，如果我们按照英文直译成“现在全中国都知道你来了”就显得力度欠缺，并且难以符合士兵坚毅勇敢的特点与形象，所以翻译成“全中国马上传遍了警报”就显示出果断的语气，并且符合电影表现的内容，还符合汉语的特征。
（三）电影翻译中不同文化的差异性
不同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背景，承载了这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许多地区的语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信息，而不同地区的人们很难去理解其他地区的语言，所以我们正确翻译带有地区文化的语言信息就成为电影翻译工作的核心任务。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而这些不同的习惯都直接影响到语言的使用方式，中西方观众存在着文化方面的差异，所以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电影中蕴涵的文化元素。英国电影《魂断蓝桥》在片头出现这样的配音：
Announc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翻译1：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翻译2：广播员声音：在今天上午十一点一刻，首相在英国首相府邸唐宁街十号对全国群众发表了讲话，宣布了英国与德国正处于交战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个翻译能够翻译出原来电影画外音的表面意思，但是对于唐宁街十号并没有进行背景性的补充说明，许多中国观众不了解英国文化就会莫名其妙。而翻译者在第二个翻译中对唐宁街十号进行了地理文化的补充，让观众们了解到唐宁街十号指的是首相府邸，就能够更方便地理解电影内容。
三、结语
由于不同国家社会文化的差异，所以在电影翻译中必定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制约，因此在电影翻译中会深深印上社会文化的烙印，凸显出中西方文化差异。而在这种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记录了社会的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当前我国电影事业也在不断地发展，西方诸多优秀电影也不断引入我国，因此会带来更为激烈的文化差异的撞击。我们翻译工作者要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立足于我国民族的独特思维方式，在理解外国电影中的文化后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才能够做好具有艺术性的电影翻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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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文化 中西电影 差异
电影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自然反映在他们的电影当中。因此，分析电影是了解不同国家文化差异的很好途径。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究其根源，主要与自然环境、民族传统、思维模式、处世态度、宗教信仰、价值观等有关。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分析中西电影中的文化差异。
一 中西电影中的宗教差异
基督教是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公元4世纪时成为罗马帝国的主要教派，中世纪时期欧洲大部分人都成为了基督教徒，同时，基督教也在中东、北非和印度部分地区成为了少数教派。紧接着地理大发现之后，经过传教士的不断传播和殖民扩张，基督教传至美洲、澳洲，而后遍布世界各地。因此，基督教对西方文明的成型有着重大影响作用。
佛教起源于印度，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从古印度经丝绸之路传至中国，并得到了皇室的重视，许多佛经被引入中国，许多印度高僧来华讲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佛教又衍发出许多流派。这些流派大多融入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其它一些哲学思想，渐渐地中国佛教摒弃了那些不适合中国社会的规则与条例，融入了一些新的教义，成为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并带有自己的特色。佛教对中国人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影响着我们的美学、政治、文学、哲学和医药等方面，当然也影响着我们的电影。
1 基督教对西方电影的影响
基督教三大教义分别是三位一体、原罪与救赎。三位一体就是圣父、圣子与圣灵是上帝的三个不同表现。原罪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原罪的起因，只有上帝的恩赐可以解救堕落的人类。救赎就是上帝和其他一些更高的力量，通过赐予人类永恒的生命或来生，来拯救人类精神上的死亡与终身诅咒。基督教认为人类需要从现状中解脱出来，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人类要完全得到救赎是不可能的。救赎在基督教中是一个核心教义，意思是只要人们心中有上帝，也终将被上帝所救。
救赎的理念代表着基督教的思想。这种思想无疑也影响着西方电影，不仅反映在宗教电影中，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最后的诱惑》等，也反映在其它一些电影当中，如《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里有关救赎的故事，救赎的是信仰，被救赎是希望。救赎是一场战斗，希望对绝望，自由对监禁。这也是人类尊严与人性的斗争。安迪救赎了他的狱友，因为他坚定的信仰是对邪恶与绝望最好的武器。不同于其它的宗教电影，《肖》中的救世主不是上帝，而是希望，被救赎的是自由。在安迪入狱之前，肖申克监狱的条件非常恶劣，犯人毫无人权可言。典狱长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基督，把犯人当作廉价劳动力。安迪入狱之后，这位不满现状的银行家虽无力改变，但他的出现至少给犯人们带来了希望和生命之光。至于安迪，他就是现代版的耶稣。他的受难也就验证了“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强者拯救自己，伟人拯救他人。安迪给其他狱友带来希望，也拯救了他们。
2 佛教对中国电影的影响
课堂环境与资料环境的构建
教师提供无批判的课堂氛围，让学生就自己学习的英美文学内容或主题进行交流，老师营造尊重、包容的课堂环境，学生可以就阅读的著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与同学老师分享自己的感受。同学之间相互欣赏、鼓励，共同进步。我们采用多种渠道增加学生的阅读著作和资料，一是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的经典英美文学名著；二是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购买一部分英美文学作品，同学之间可以交换阅读；三是充分利用教材中的选读材料；四是结合教材、教学需要及学生情况，由任课老师指定印发诗歌、短中篇小说或节选作品。另外，根据指定的阅读著作和自由选读著作，引导学生有效利用图书馆和网络资源查找所阅读著作的相关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这样就在有限的条件下满足了学生自主阅读英美文学名著的需要。
自主学习中心的构建
开学之初，任课老师对学生进行广泛的英美文学教育，包括英美文学知识、英美文学学习方法、英美文学经典名著简介等。通过一个月左右的准备，我们要求每位学生自己确定一个英美文学自主学习主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性学习，一方面提高英美文学学习效果，另一方面也为毕业论文设计奠定基础；同时，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教材和教学需要，指定学生阅读部分经典英美文学名著，印发诗歌、短中篇小说或节选作品供学生阅读。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倾向性进行分组，一般3-4个学生为一组，每组推荐一名负责人，负责组织自主学习时间，联系老师，安排自主学习效果汇报等。自主学习中心是灵活的，根据学生自己的时间和兴趣安排，真正实现了学生自主学习，老师不定期地对自主学习中心进行监督和指导。
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过程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一个学期，本阶段为调查研究和小范围实验阶段。调查研究阶段编制了英美文学教育中的自主学习调查问卷，对我院外语系09级英语本科班学生和任课老师进行调查。此阶段的学生已经过一个学期的英国文学的学习，调查的目的是要比较自主学习模式构建前后的英美文学学习及自主学习情况。问卷调查了教师对自主学习的认识和对自主学习的指导情况，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能力、方法和策略。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策略、教师对自主学习的指导、自主学习资源以及自主学习中心的现状都不容乐观。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拟定小范围实验计划，在09级的一个教学班中展开，包括课堂教学实验和自主学习中心实验。课堂教学实验按照上面提到的教师的自主学习教育意识和能力的构建计划实施，即对英美文学任课教师进行培训，要求他们利用课堂，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对学习英美文学的兴趣，强调英美文学自主学习的重要性，传授和提供自主学习方法与策略。自主学习中心实验按照上面提到的自主学习中心的构建计划实施，即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倾向性进行分组，每位学生按照老师的指导制定阅读计划，在任课老师的监督和引导下进行自主学习，结合课堂教学和期末考查对学生的自主学习效果进行考查。学期结束，再次对任课老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考查学生的英美文学学习效果和自主学习状况。
与前期的调查对比，结果显示学生们对英美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的文学鉴赏力和审美敏感性得到了普遍提高；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大量的语言输入的过程，这一过程促进了学生语言基本功和语言能力的迅速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普遍提高，这一能力的形成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具有重要意义。第二阶段为推广实验阶段，即把这种英美文学的自主学习模式运用到今后的英美文学教学中。这一阶段首先是在10级的学生中实施，10级开设英美文学课程的班级为8个班。推广实验阶段还包括对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模式进行修订，在推广这一学习模式过程中，需要任课老师和学生总结小范围实验阶段的经验和不足，制定更加可行的阅读计划，设计更为合理的课堂环节和形式，改进和增加检测自主学习效果的形式和方法。推广实验阶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必要不断的总结经验，修订不足，再次实验，不断完善这一自主学习模式。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模式的实施效果
1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英美文学素养
对模式构建前后的情况进行对比，主动在课外学习英美文学的学生（前测30.5%，后测71%），对英美文学感兴趣的学生（前测44.1%，后测68%），对英美文学史比较了解（前测30.5%，后测85.1%），对学过的英美文学作品比较了解（前测23.7%，后测90.3%），能够比较全面地评价自己学过的作品（前测18.5%，后测65.9%）。这表明自主学习模式确实提高了学生学习英美文学的积极性，学生的英美文学素养，文学鉴赏力和审美能力得到了提升，能够对自己学习过的作品进行较全面的评价。
2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
对比模式构建前后，了解自主学习概念的学生（前测16.9%，后测100%），掌握自主学习方法和策略的学生（前测15%，后测80.6%），这表明通过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和实施，学生们提高了自主学习意识，并能运用自主学习方法和策略进行英美文学的学习。
3提高了教师指导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自主学习模式的构建过程促进了教师的自主学习教育意识的形成和自主学习指导能力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营造宽松自由的课题氛围（前测33.5%，后测95.1%），满堂灌教学方式（前测60%，后测10%），指导学生制定阅读计划（前测5%，后测100%），传授自主学习方法（前测31.5%，后测100%）.这表明老师指导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特别是课堂教学方法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学生能够学得好，老师又不用辛苦地满堂讲授，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加强了交流，共享资料，分享观点，陶冶性情；自主学习模式加强了老师的指导和监督责任，任课老师向学生传授自主学习的方法，指导自主学习策略，所有任课老师都参与到指导学生制定和实施英美文学阅读计划的过程中，使得师生之间交流和切磋的空间从课堂内延伸到了课堂外。
[论文关键词]方卫平；儿童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艺术化
批评和艺术，是两个很难让人联系到一起的词。前者指对文学理论的探讨和对作家作品及相关文学现象的阐释评价，它容易引起读者深奥，甚至艰涩的感觉，是偏于理性的词语；而艺术则往往为欣赏者带来形象感，相较于批评，是一个带有感性色彩的词。不过，在读了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后，我不由得将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原来，批评也可以很艺术。
其实，方卫平教授对批评方式的艺术化的倾心可以从他对“艺术”一词的钟爱中见出，在《文集》中，艺术一词所用的频率非常高，诸如艺术状态…、艺术内容、艺术思维、艺术对象、艺术敏感、艺术召唤、艺术踪迹、艺术秩序、艺术偏态、艺术回归等词语俯拾皆是。作者如此频繁地使用了艺术一词，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我看来，《文集》所达到的儿童文学批评的艺术化效果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卷，是作者在儿童文学理论探索中所取得的成果的一次汇集。《文集》的第一卷和第四卷收的分别是作者的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以下简称《批评史》)和《法国儿童文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卷二是作者的单篇评论性文章和专著《儿童文学接受之维》的合集，卷三主要是作者对中外儿童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的阐述，也是单篇评论性文章的结集。概括而言，《文集》包括了史、论、评三部分，我以为，作者的批评的艺术化这一风格在这三部分都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批评的艺术化，通常是指批评主体批评思维的艺术化和批评呈现形式(批评文本)的艺术化。于《文集》，作者无论是对文学理论批评史和文学发展史的探究，对文学现象的思考，还是对作家作品的体味和阐发，总是能以自己的学术激情和智慧对当时的文化语境进行独到的研读和体悟，进而以自己个性化的学术语言，为我们提供了既具理论深度又不失批评活力的学术文本。
文学史的书写，易流于史料的堆砌，因此，如何对史料进行艺术化处理显得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书写者对历史的独特悟性和对历史尺度的准确把握，这种悟性和把握主要见诸书写者以个人的史观对史料进行筛选，并以此为基础，完成文学史的文本叙事形态。
阅读《文集》第一卷《批评史》和第四卷《导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首先是作者客观而辨证的史观。作为文学史的书写者，作者往往能对具体的文学批评作出客观的评价，不管是肯定还是指出不足，他都不会以现今的标准去苛责前人。如在谈到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对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时，作者不是一味的否定，而是如是说，“虽然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在今天看来带有许多消极因素和历史局限，但它曾经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起到过促进的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从中，作者对历史把握的态度可窥一斑。此外，“历史从来就不是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所能决定得了的”、“理论的自信与理论的宽容同样重要”、“当然，现代早期儿童文学研究中存在这些不足是难免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等评述在书中也时而出现。不仅是文学史，《文集》的其它卷中也渗透着作者的这一史观，如“历史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历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回事情，把握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客观现实，这又是一回事情”(卷三)等。
文学史观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亲近历史的方式，方卫平先生以自己对文学史持有的激情体悟着文学史。“作者一反传统的史论述著中多见的述著者冷静的、局外人的‘中性’立场，以及隐蔽的‘幕后论理者’的角色惯例，频频在史论阐述的前台‘亮相”，这既是作者对文学史怀有激情的一个注脚，也是作者亲近文学史的具体方法——述评，它是作者的治史方式。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的激情是贯穿于治史方式中的，《批评史》和《导论》都是对历史的描述和对史实的理论阐发的结合，历史描述显得客观而冷静，理论阐发则透出作者的激情。两者的结合可以为文本带来活力和跳动感，而不见了文学史叙事中易于出现的沉闷之感。
文学史观还决定着书写者对史料进行收集、筛选和布局的方式。翔实、准确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一大特色，这无疑得益于作者严谨的治史态度。作者在《批评史》的“后记”中提到，“由于种种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更由于这一研究领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引者注)的荒芜，人们常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忽视了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那些理论批评现实”，可见，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收集需要作者更多的努力，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为确定中国现代第一部《儿童文学概论》的作者之一究竟是“周侯予”还是“周侯于”，而翻阅了大量资料。正是作者治学的严谨，为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放心。虽然，史料的收集需要诸般努力，但，作者并没有为此将自己收集的史料进行全盘罗列，而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对史料进行解读、筛选，这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另一特色。《导论》的工作即是“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总体把握和个案研究”的相互体认。《导论》主要是依照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叙述的，这即是“宏观描述”、“总体把握”的一侧。具体而言，作者在引言部分对法国儿童文学进行了整体的把握，阐述了法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主要特点，不仅如此，作者在其后十一章的主体论述部分述评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沿革。就“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而言，作者以时间为纬对法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分期，且他对每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作了恰切的把握，如17世纪被概括为“法国的自觉”，18世纪被概括为“卢梭的世纪”，19世纪被概括为“黄金时代”，作者将法国儿童文学发展中的这一时期特征阐明为世纪特征，对此，他在前言中做了这样的阐述：“法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节奏与世纪更迭的自然时序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也许只是一种巧合，但它确实构成了一个独特而有趣的历史发展事实——对于本书来说，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线索和逻辑框架”；不仅仅限于“世纪特征”，“微观分析”和“个案研究”还体现在作者对各个历史时期内部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准确把握上，如19世纪的塞居尔夫人、乔治·桑、儒勒·凡尔纳、埃克托·马洛等，20世纪的圣·埃克苏佩利、保尔·阿扎尔、马塞尔·埃梅等，都是可以代表当时一个时代的法国儿童文学发展水平的作家。史料与理论支撑的紧密融合，是《批评史》和《导论》在史料方面的第三层次特色。人类学、文化学、阐释学等中外文艺理论在作者的论评说时有涌现，但作者并不是为了搬用理论而用理论，他通常在这些理论的挪移中，与文学史料贴切结合，从而为自己的理论建构而用。
如果说史观和亲近文学史的方式是作者主观上的努力方向的话，那么对史料进行收藏、筛选和布局的方式则是读者所见到的文本呈现方式，也是读者借以对作者艺术化书写文学史的风格进行感知最直接的中介。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观上的内蕴同时也决定着他亲近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方式，那么，他在论评中呈现出来的又是怎样的艺术化方式呢?
理论探求是对思想深度展开的一次有意味的漫步。《文集》第二的书名《思想的边界》极富哲理性，但相信读者读后的强烈感觉是思想无边界。“边界”和“无边界”看似矛盾，其实正是作者艺术化批评处理的结果。边界是文本触角延伸的限域，无边界则是思想打破文本的格局，达到的空旷遨游状态。在有边界的文本格局里，飞翔着的思想却没有边界。从有边界的文本而言，卷二的理论格局为“理论探索”、“批评纵横”和《儿童文学接受之维》三个版块。虽然，三个版块各有侧重点，“理论探索”是对儿童文学中一个个具体理论点的探究，“批评纵横”主要是对儿童文学现象的考察，包括对一些理论批评者和批评著作的考察，《儿童文学接受之维》是对儿童文学中的“接受”课题进行的阐发，但是，不同的丰富性正突现着作者的批评个性，他总是选取能触动他的理论感动的批评点，这些批评点或者是在当时的儿童文学理论中尚且处于模糊状态、有待探讨的，或者是虽引起了诸多的理论关注，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的话题，如“理论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理论逻辑起点”话题、“儿童本体观”话题、“经典”话题、“儿童文学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话题、“儿童文学的深度”话题和“少年读者”话题等。作者以自己深厚的理论储备，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对这些话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如将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等观点都给予了当时的探讨以推动作用。“批评纵横”中“对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考察、对“浙江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近代儿童文学研究”的考察、对重要评论者的评论等。在诸般考察下，作者以自己敏锐的理论眼光，通过对当时复杂的现实的透视，发出了自己的批评声音；《儿童文学接受之维》选取的是儿童文学理论中受到普遍关注、并被加以诸多探讨的“接受”问题展开的思考。作者在对中外文艺理论，如接受美学、解释学、新批评等理论的信手拈来中，在对相邻学科，如心理学、教育学甚至生物遗传等学科知识的熟稔运用中，在将“接受”与现实儿童文学发展的联系拷问中，将“接受”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次。在作者营造的思想空间中，读者体验到的是思想上没有边界的展开和漫游。
作为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方卫平教授既亲身投入这一领域中出现的许多重大探索，也为其中某些固守的观念而焦虑；既有对探索精神的积极肯定，也有对探索中尚且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的思考；既主动地融人新的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也乐意甚或期盼听到其他批评者不同的理论声音。
对文本的阐释集中体现了阐释者以自身的理论功底对文本进行感悟的能力。卷三《文本与阐释》，一则日文本，一则日阐释，此卷正是对文本进行的阐释，包括了“创作寻踪”、“年度论评”、“作品解读”、“域外偶拾”和“梦寻小记”五个模块。文本在这里获得了广义上的涵义，它既是指记载了儿童文学创作者创作足迹的具体作品，如《灰颜色白影子》、《彭懿童话文集》、《六年级大逃亡》和《狼蝙蝠》等，也指反映了儿童文学整体创作轨迹的文学记事，如1990年少年小说的发展，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和1992、1993、1994年浙江儿童文学的发展等。进入作者理论批评视野的往往是当时儿童文学领域中的焦点文本，这显示了他的学术敏感性，如“创作寻踪”中对《中国少年文学书系》、对少年文学、对新的艺术常态及对《儿童文学选刊》等进行的思考，“作品解读”中对常新港、梅子涵、张之路、班马、秦文君等作家作品的关注，“域外偶拾”中对拉丁美洲的儿童小说、日本的“晴天下猪”等现象给予的注视。
作者在文本阐释的批评角度的切人、批评尺度的拿捏、批评过程的推演、结论的得出及希望的表达等方面都具个性。尽管具体的评论文章不尽相同，但一般而言，作者的批评擅长由描述切人论题，如《一份刊物和一个文学时代——论》、《青春的萌动——当代青少年文艺现象的描述和思考》、《论当代儿童文学形象塑造的演变过程》等文都如是；在理论和材料的支撑下，他将批评层层推演、不断深入，这种推演和深入并不急于将结论抛给读者，而是使读者在阅读的带动下完成自我意识中的推理过程，进而顺应地获得和接受结论的过程，艺术化的批评实现的是艺术化的接受。
中国亦或者西方国家，其独特的人文精神都蕴藏于文化底蕴中。但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可以说是具有人文色彩的文化，与西方及印度、阿拉伯等具有浓烈宗教性质的文化不同。而从古到今的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中，正是由于文化传统中独特的人文特性的渗透，形成了具有不同文化风情的城市。
我国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绚烂，城市化脚步的加快，使得这些几乎消失殆尽，城市文化文脉的兴起成为首要的任务，但是如何来兴起城市的文化确是值得深入探讨的。中国城市理论的发展可以归结到公元前21世纪，但如今的发展已经将其思想摒弃一旁，城市文化渐渐丢失。西方的城市规划虽然起步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但其发展脱离不了文化革新进步，并且在历史进程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伴随着国际间相互交流的扩大，使中国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弘扬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即能保持本土传统文化，又能面向世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文化是我国现阶段首要目标
1人文传统在中国规划理论的体现
1.1“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渗透
中国古代对“自然”是没有认识的，今天我们所说的“自然”指的其实是古代的“天”对应的是“人”。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追寻事物的本质都是互相联系的，让自己与天道归一。
《老子》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心思想就是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相互融合、相互协调的。“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城市规划非常注重对自然界的尊重与维护，例如明清北京城，强调中心轴线，对称严谨，北放地坛，南置天坛，日月两坛东西分列，与天地呼应。规划透射出了当时统治者及哲学家对“天人合一”的向往与追求。又如唐长安城，里坊制布局，108坊沿中轴线对称布置、呈棋盘式布局。
1.2 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可以看出儒家思想下的城市其实是君权制的体现，这一思想在我国历代都城中运用的也十分明显。
运用这一思想建造的城市有：明清北京城及隋唐长安城。在这些城市的布局上，都由一条中心道路做为城市的中轴线，体现了封建儒家理论的“居中不偏”、“不正不威”的观点。认为君权皇权是至高无上的，用建筑语境加以渲染。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广泛应用的中轴线、对称的形式，是两种思想的寄托与体现。
1.3 墨家防御思想对城市理论的主导
墨子说过：“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故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所谓法仪就是法度，准则为各行业所制定的法度。法仪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备受重视的治国之根本，人的行为准则依附于日常法度的确立，封建礼数的约束很小。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制度下，城市制度就是规范人与空间的基本关系的规定与原则的体现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城市的布局、选址多以防御型为主，这种思想在战国时期应运而生，实际上是人们追求安全的满足。
1.4 道家风水思想的渗透
《管子・乘马》中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种理论便是道家思想的起源。
管子的这一理论打破的封建礼教的束缚，引导城市向可持续发展迈进。同时强调了城市的主体人改造利用自然的能动性。
汉代长安的建设成为这一思想的代表，汉长安不规则的布局形式，也没有中心轴线。同时，其封建等级制度也十分模糊，规划中宫殿与居民区互相渗透穿插。为其以后的繁荣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5 宗教思想对城市规划的影响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和春秋时期创建的道教在南北朝得到了繁荣发展，并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大量的宗庙和道观在城市涌现，城市的出现了石窟。城市的空间布局强调整体环境观念，强调城市自然和人工的整体和谐，强调城市的信仰和文化功能。
2人文传统在西方规划的体现
2.1 民主文化影响下的城市规划理论
在古代西方，公元前500年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的希波丹姆模式是最有代表意义的。城市布局形式为方格网的道路肌理，区别于中国的是，以广场做为城市的中心。反映了古希腊时期关注人居活动的人文情怀。西方后来的规划中都有这种思想的渗透，可以说，广场之于西方城市规划，有着很重的地位。
2.2 防御思想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时间慢慢变化，西方各国统治者欲望膨胀，各国版图逐渐扩张。罗马几乎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营寨城大量建在了被征服地区，其平面为长方形或方形，中间街道为十字，中心广场多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古罗马的营寨规划思想体现了军事控制的影响，体现统治者宣扬君权的思想。
2.3 文艺复兴影响下的城市规划建设
公元 14 至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影响了整个西方的文化。期间资本主义开始发出萌芽。艺术创作空前高涨，意大利的圣马可广场为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其将不同体量和风格的建筑与场地很好的融合，形成高度的建筑艺术水平。
2.4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文艺复兴运动下的城市建设还停留在建筑学的角度，城市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并非单体建筑的改造扩建与美学的追求就能解决的问题。与城市的实际规划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19 世纪末，深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霍华德写出了《明天的田园城市》。
在书中，霍华德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并给予了理论论证，就是著名的三中磁力图解，简练的阐述了城市规划总体目标，城市和乡村的有利不利因素是互相穿插交织的。他提出“城乡磁体”学说（图一），认为设计者应当结合城乡的优点，是城市像磁铁那样互相吸引。这就是“田园城市”。
图一田园城市全貌
中心城市相对略大，建议为 58000 人，其他田园城市围绕中心而建为 32000 人，他用一幅简图表达了城乡结合的规划思想。
图二城乡结合的城市
在这副图中主要体现了他对于城市功能分区的重视。同时，十分关注城市绿化。
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把城市作为主体研究的开端，他对诸如城市经济、绿化、人口密度等问题都提出了见解，对各种城市问题也相应提出解决办法。
中国从古到今的城市规划中渗透着传统文化，其所推崇的自然思想理论具有生态思想的理念。但是那种一味的追求顺应天是迷信的，限制了人们的世界观。加上封建君主制度中央集权的影响，人们忽略了城市规划的分析和总结，只按部就班的遵循传统，使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更像是经验主义的产物。缺乏创新，这是落后于西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重要原因。
西方的文化发展过程与城市规划理论同步发展，从最初的城市问题发展到宣扬人文精神的重塑。从城市的关怀提升到对人的关怀。此外，西方规划理论也与其方法论的实践同步。所以，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是比较完整的系统的。其指导的城市建设越来越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底蕴。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文化研究.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08.作者：郭建
（2）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学术期刊《规划师》.2002年5期.作者：李轶华.
（3）浅析我国古代城市规划的文化与特色.学术期刊《沈阳建筑工程学院学报》.2004年1期.作者：张健
关键词：多元文化；文化差异；中西方；护理差异
文化是一定历史、地域、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产生不同的行为规范，导致不同的社会现象和学科。护理学是一门边缘、交叉的学科，是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知识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应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护理学已逐步形成以人为中心，研究自然、社会、文化教育和心理等多种因素对人的健康的影响，从而逐步进行整体护理的学科[1]。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护理所存在的差异是非常鲜明的，现探讨比较如下。
1护理教育的异同
1.1培养目标护理教育培养的目标包括护理理念和护理能力等方面。西方多注重学生个体身心的全面发展，注重学生的实践、持续发展和合作等综合性能力及应对未来能力的培养，特别重视学生人格的健全及职业价值观念，以人本主义思想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使学生具有一颗善良的心，秉承人本关怀对待每1例患者；中国的护理教育则注重从社会需要出发，以教育及培养为主，注重培养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具有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独立完成临床护理或相关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1.2教育理念西方国家护理教育的中心理念是关爱，注重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课堂教学形式十分灵活，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中国的护理教育仍然停留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理念，仍以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形式。明显可见的是，西方多以学科为中心、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及综合课程，其课程设置出现短程化、小型化的趋势，学生的主动性、参与性、积极性、创造性很容易调动起来；中国主要采用以学科为中心的传统式课程，多数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及课程中，自然科学及技术偏多，人文学科偏少，缺乏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人才的培养，大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积极探索未知，敢于理论实践创新的精神不足[2]。
2护士职业态度的异同
2.1中国护士职业态度在中国，护士由于其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重、责任大，加之工资和福利待遇普遍较低，护理工作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肯定和理解支持，倒班方式有损于健康、影响家庭生活等，而且护理工作要求精细化、严谨化、科学化和善于观察、分析、判断与解决，这就要求护士在工作中必须投入更多的体力和精力，这些现存和潜在的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护士的身心健康，产生职业倦怠，因职业态度的缘故常常觉得很压抑，不能轻松应付工作上的冲突，不能正视自我职业价值，常有辞职不干的想法[3]。
2.2西方护士职业态度Breimaier等[4]研究表明，西方护士的职业态度倾向于较高水平，护士对护理工作有较高的认可度。护理专业学生（包括毕业生和刚进入工作岗位的新护士）的调查显示，10个毕业生中有9个相信他们毕业后的工作应该是非常轻松或者是有些轻松，大学毕业生都是怀着同样的理想加入护理行业的，这将成为他们一生的职业，他们的理想就是帮助别人；调查结果同样显示，临床实践后大部分学生还是同样积极，仍然保持乐观的态度，对职业前景的展望非常乐观。
3护理现实应用的异同
3.1伦理道德医学护理伦理道德研究在许多问题上所体现的纷争，很大部分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家庭主义、强调和谐共同的责任；而西方的生命伦理学建立在个人主义原则之上，强调个人权利。如在医疗护理决策方面，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个人与其家庭密不可分，多主张由家庭或者单位决定，而西方国家多认为应该由个人决定，即生命的支配权在于本人；又如，在对待身患绝症的患者知情权上，在我国一般不将病情告知患者，而是告知其家属、单位[5]，而大部分西方国家则主张告知身患绝症的患者实情。
3.2护理管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主体意识，以重视并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为其特点，在护理管理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均同、轻个性的偏向，主张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管理理念，在管理中会出现不同职称、年资、学历的护士承担相同的工作或同等责任等现象，形成较好的人际关系和团队协作精神。西方文化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讲究科学、民主，鼓励个人积极进取、勇于竞争，在管理方面则主要表现为：护理人员管理的弹性化和护理工作安排的层次化，不同职称、级别的护士有不同的工作定位和责任。
4护理科研中的思维差异
人类思维方式可以分为逻辑思维(理性思维)和直觉思维(非理性思维或顿悟)两种基本类型，中国传统文化重直觉思维，而西方文化则尚逻辑思维。中国人偏好形象思维，重直观内省、轻实测论证，重直觉领悟、轻理论分析；而西方人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往往借助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进行判断、推理[6]。由此，护理科研（论文）的设计上，中国人习惯于先交待研究背景、说明问题的原因，或提出论据再作结论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西方人一般则开门见山地摆出观点看法、点明主题，再依次交待研究背景、条件、原因、论据或分析。体现在护理研究中：国内的护理科研以把握整体性、方向性的研究为主，学术文章范围大，而缺乏前瞻性；西方则更注重细节，科研立足于实践、以实用为基础，多是针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
5讨论
通过上述中西护理差异比较，可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护理有较大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并非是水火不相容、不可磨合的，两者各具特色，各有其长短，可取长补短。因此，我国的现代护理事业，在护理教育方面，要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教育理念，改善课程设置，优化教学方法，注重对学生具体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在临床护理方面，在发扬优势的前提下，应完善评价体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护理服务质量；在护理科研上，要转变思维，及时了解国外护理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向纵深化、前瞻性发展；在护理管理方面，要敢于突破已有的经验，引进新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健全管理模式，博采众长，补己之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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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凤，耿桂灵.跨文化护理理论在当代护理教育中的应用[J].医学与哲学，2013，34（5）：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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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模因论与体育文化传播
牛津大学的道金斯教授首次提出了文化传递的单位—模因。在作者看来正如基因是生命繁衍的基本单位一样,模因是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通过模仿这种手段模因在不同的宿主间传递,而这个宿主就是人类。此后,很多学者试图从模因论的角度解释文化。首先,文化定义为模因的动态重组过程。即文化是一个动态的,无数个文化基本单位—模因在宿主的脑内不断地冲突、融合、异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定义的重组并非仅仅是遗传学上的基因重组,遗传学上基因的重组是指不同的基因重新组合,而我们这里说的文化的重组则是一个模因从被接受到记忆、变异和传播的整套程序。道金斯认为:“任何一个事物要构成一种复制因子必须具备遗传、变异和选择三个特征。”在模因论理论家看来,模因完全具备这三个特征:模因具有遗传性—模因传播的过程就是模因遗传的过程。
现代社会已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作为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趋势,全球化不可避免地波及现代体育传播,使体育传播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成为一种新景观,影响着现代体育的发展走向。因此,我们在研究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体育传播时,接触最多的就是西方体育中国化。
二、西方体育文化模因与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之差异与融合
社会发展决定了体育文化的发展。一定的体育文化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所以体育文化必然遵循这一历史过程不断产生复杂的演变。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体育文化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模式。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西方竞技体育文化与我国体育文化是有着冲突与互补的矛盾存在的。
在1840年以前,二者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并没有明显的冲突和融合。由于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扩张,使两种文化开始正面交锋,日益冲突和斗争。因为这两大文化本体及其存在环境的巨大差异,所以它们在交流中的对立是绝对的。具体表现在:
首先,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植根于“天人合一”、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之中,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在西方哲学重外在、分析,重与自然的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模因整体观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及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经验、直觉、模糊的性质,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是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现代医学等的综合运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重神韵、内涵,重朦胧、抽象,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重阳刚、速度重外在、形体。
其次,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一贯向着表演性、礼仪性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以追求“健”和“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融进了身心合一、动静结合的养生、武技,然而削弱了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公开性方向发展,并使体育形成体系,注重人的全面发展,而忽视了人竞争中的道德教育,容易产生残忍与暴力。西方竞技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强与险”,而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模因追求“健与寿”。
体育文化模因的产生是一个长期孕育演变的过程,其发展更是一个长期积累、选择、变异、冲突、交融、定型的过程。因为体育文化模因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存在,所以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势必会互相吸收融合其文化中的精粹部分,这就是文化模因的传播与变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伦理道德观念的追求。西方的竞争观念、自我价值的彰显逐渐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追求。西方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致力于东方体育文化精神的研究,试图从东方的处世之道和养生方法中寻求解脱。
2.中国接受对方的优秀运动项目。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田径等项目已深入中国各民族的心中,受到大家的喜爱。
3.西方竞争观念为东方所认可。西方体育文化的健康观和与此相适应的保健体育,蕴含着有关人体科学的丰富内容,对指导当今的人类保健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西方竞技体育所表现的竞争观念和现代社会相吻合,正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所认可和接受。
三、模因论视角下西方体育文化进入我国后变异的原因
1.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是模因变异的外部原因。地理环境是孕育人成长和制约人活动的舞台和地平线。中华民族繁衍栖息的东亚大陆,一面临海,三面陆地,形成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在自给自足、缺乏向外需求、崇尚和平的农耕文化环境中,人们习惯于和谐、相对稳定的生活。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古代体育比较内敛、追求身心自我完善、伦理至上、注重养生的农耕体育文化形态。
古代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欧、亚、非三洲交界处,境内丘陵起伏,气候温和,只有少许盆地适宜农耕。开放的自然条件也孕育了希腊民族开拓、冒险、竞争、自强自立、敢于同自然搏斗、崇拜英雄、崇尚力量的民族性格。他们敢于竞争、乐于竞争,以竞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也构筑西方体育的文化特质。
2.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模因变异的内在原因。春秋战国时期以来,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是“集权专制”。这种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有浓厚的血缘机制、氏族法规和宗法体制。“礼”的观念被植入体育伦理思想之中,各种体育活动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礼”的束缚。严肃的宗法机制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束缚了体育竞技的产生与发展。
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没有统一的君主,各个城邦各自独立、自成政体、相互之间彼此分离,形成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政治社会结构。这为民主、平等、宽松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也为自由公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铸就了竞技运动的灵魂——平等、竞争的精神,这些为古希腊体育运动的繁荣和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创造了宝贵的社会条件。
3.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西方体育模因变异的重要因素。传统农耕社会使中国人形成了节制、追求和谐的文化性格。“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的中庸、中和的价值观念成为中国人行动的标尺。这造就了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内敛气质。中国社会文化环境并不适于带有强烈对抗与刺激色彩的竞技运动的开展,传统体育的形式,大多与具有实用性的医疗、养生、保健等相融合,以修身养性、自我完善为参与目标。
而拥有浩瀚地中海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古希腊文化呈现出典型的海洋文化特质,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古希腊文化可以不遗余力地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博采众长,也造就希腊文化具有高度的融合性、掠夺性,因而产生了具有强烈竞争意识的希腊体育文化。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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