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35
导语：在政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信息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分析货币政策调整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认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是一个整体，左右两侧相互影响，公司的资产状况会影响公司的融资能力，而公司外部资金的可得性反过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其机理在于投资者和公司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债权人与公司之间就会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即相对于外部债权人，公司的所有者（实际控制者）对公司投资项目拥有较多的信息，或者是当债权人把资金借给公司后，公司的管理者可能会发生败德行为。债权人为了控制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会限制信贷资金的供应量，对小公司会出现信贷配给，对大公司会出现债务积压，限制了公司外部债务资金的可得性，此时资金市场就不能由资金供求调节而出现均衡，而是债权人根据自身期望收益最大化确定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确定资金的供给量和需求量。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市场主体最优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而不是从市场均衡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本文主要是基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考察货币政策影响公司投资的融资约束渠道的存在性，即货币政策调整是否会改变公司外部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公司投资支出。
二、假设的提出
研究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郭庆旺、贾俊雪，2005）。这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不仅可以改善经济环境和投资环境，在量的方面增加公司利润，而且可以在质的方面提高公司效率。另外，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增发国债等方式扩大购买支出，通过转移支付方式调整收入分配，借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通过税收政策减少税收支出，进而刺激公司再投资，拓展资本规模。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利于公司会计业绩的增长。而扩张性货币政策通常意味着货币供给增加和利率下降，信用也变得更加充足，新的投资项目将更为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每一利率水平下的需求也会增加，这些都会导致公司有更好的盈利机会和盈利水平。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说1：假说1：扩张性货币政策与公司的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
三、模型设计
1.模型设计。为了检验不同货币政策下的公司绩效之间的差异，本文使用绩效的托宾Q模型，此模型是近来研究公司绩效的学者常使用的模型（Fazzraietal，1988，KaplanandZingales，1997，Duehinetal，2009）。具体模型如下。AP代表会计业绩包括三个指标：营业利润率、利润率、净利润率（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除以年度平均总资产），t代表时间下标，i代表公司下标，TobinQ代表公司成长机会，LDBL是财务杠杆，MP表示货币政策类型哑变量。
2.货币政策类型的界定方法。根据对2007年至2014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解读，我国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了相机适应性调整。虽然由于篇幅的原因，没有列示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及其类型，但是，我国自2001年第1季度至2007年第1季度一直使用稳健性货币政策，中间虽然也存在一些微调，但都没有更改基本的货币政策类型。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是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的。为了控制经济增长过快，公司绩效过度，国家及时采用了适度从紧货币政策，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实施了两个季度后，政府认为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过快，货币政策改为紧缩货币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实施了三个季度，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从增长过快转向趋冷，自2008年第3季度开始采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的来说，从2007年第2季度至2008年第2季度实行的是紧缩的货币政策；从2008年第3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实行的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3季度实施的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四、样本选取及假设检验
本文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公司财务数据使用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数据，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剔除下列公司数据：（1）公司财务数据中存在缺失值的数据，（2）季度销售收入增长两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3）总资产季度增长一倍和减少一倍的数据：（4）金融行业公司数据。为了保持更多样本观测值，将主要研究变量的上下1%的数据使用1%分位和99%分位值替代。考虑到季度数据可能存在季度变化特征，在设定研究视窗时，既要考虑货币政策的变化，又要考虑数据季度特征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研究视窗设计如下表。
1.描述统计。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所研究变量的均值基本都大于中位数，说明这些变量都存在右偏。由于篇幅原因没有列出主要变量各季度均值变化表，表中可以看出，托宾Q值和流动比率成周期性的，反向变化。从2007年第二季度到2008年第二季度中央银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在此期间，公司托宾Q值都高于均值，其它季度公司托宾Q值都低于均值，这表明紧缩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抑制经济增长过快。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受货币供给的影响，公司的价值在逐渐减少。
2.相关性分析。因为篇幅原因没有列出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从表中发现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都显著低于0.5，说明各变量之间没有显著地相关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关于促进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提出，河南动漫产业的目标是“建设一批规划科学、功能完备、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动漫产业园区和基地,加快培育研发能力强、经济效益好、综合竞争力强的大型动漫企业,发展一批充满活力、专业性强的中小型动漫企业,打造体现中原文化特色、占有较高市场份额、具有国际影响的动漫品牌,建设2-3个具有河南特色的动漫主题公园,开办电视少儿卡通频道,构建动画播出体系,培养一批有创意、懂技术、善管理、会营销的动漫高端人才,形成集动漫创作、研发、制作、出版、发行、教育培训、播出和衍生产品生产经营等为一体的比较完整的产业体系。十二五时期,力争把我省建成全国动漫强省。”产业发展总目标的确立，规划了地域动漫产业发展的总蓝图。创造良好的动漫产业发展环境。除了确立动漫产业的重要意义和总体发展目标之外，河南省政府还通过培养产业集群、构建公共平台、支持产品出口、强化融资支持、落实税收政策、加强人才培养、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等多项具体措施，力图进一步完善动漫产业链条，为动漫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资金投入和扶植
目前河南动漫产业仍面临着较为严峻的资金形势，对中小型企业而言，资金链的稳固是其运营的基本保障，因而政府在资金上的扶植政策显得尤为重要，河南省、郑州市及各区政府部门在此方面的投入十分巨大而坚决的。播出发行奖励及专项资金扶持。如郑州市政府推行了积极的发行奖励措施，如“凡在本市申报、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的原创动画片，在地方电视台（地市级以上）首播的，按照二维动画片每分钟1000元，三维动画片每分钟2000元标准奖励企业，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在中央台播出的，按照每分钟二维2000元、三维4000元标准，最高不超过500万标准；此外对在境外主流媒体播出的，按照每分钟二维3000元，三维6000元标准，给予原创企业另行奖励，最高不超过600万元”，就全国范围而言，扶植力度是相当大的，显示了地方政府对动漫产业发展的决心和信心。税收政策优惠。除了专项资金和播出奖励之外，河南省、市、区各级政府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动漫企业初创期的财政负担。如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在2010年《关于加快动漫创意产业发展的意见（暂行）》中提出对入驻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河南基地）的动漫创意企业，2010年至2012年的办公用房房租、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使用费、互联网费用全部免除；入驻基地的动漫企业缴纳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总额形成的区财政留成部分，3年内按50%的额度奖励给基地纳税企业。种种税收上的优惠措施极大地鼓励了省内外动漫企业入驻河南的热情，拓展了河南动漫产业的规模和版图。建立健全投资融资体系。无论是资金扶植还是税收优惠，都是解决“燃眉之急”，尽管力度巨大，效果明显，但就动漫产业的长久发展而言，建立健全投资融资体系才是更为符合市场规律和稳固的方案，为此2011年初，省文化厅分别与省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约定在未来3-5年，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提供300亿元的综合授信，重点支持演艺业、动漫业、文化娱乐业、游戏业等十大门类的文化企业和项目。郑州市高新区管委会控股成立了郑州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郑州东方企业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与郑州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正着手设立风险投资引导资金，搭建了较为完善的科技投融资平台。郑州市惠济区政府重点引进了河南省昶晟投资担保公司、郑州市惠济区宋基小额贷款公司、河南开元投资担保公司等，为入驻本地的动漫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支持。
提供公共服务体系
除了管理职能之外，以“以人为本、服务意识、责任理念”为基本内涵的公共服务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旨在为社会提供高效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河南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尤其注重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有意识地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为动漫产业发展提供多种有利条件，最为突出的举措有：推动动漫协会建立和发展。河南动漫产业协会、郑州市动漫协会分别成立于2007、2009年，是从事动漫业及动漫相关产业的企事业单位、个人，以及一切关心和有志于推动河南动漫事业发展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自愿组成的行业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自建立之日起就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如省政府出台的《关于促进动漫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提到“鼓励根据动漫产业发展的集聚程度成立不同层次的动漫行业协会,支持行业协会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工作,参与动漫产业发展规划和行业标准制定,加强交流研讨和专业人才培养,开展招商推介和依法维护权益工作,发挥其在联系政府、服务企业、行业自律方面的作用。”而在此后各级部门制定的与动漫相关的具体政策中，都着重强调了大力推动协会发展的举措，希望通过密切与协会的联系、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通过组织和协调工作推动河南动漫产业发展。构建公共技术平台。动漫是以技术为先导和推动力的产业，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会带来动漫产业的巨大变革，因此是否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平台、尤其是可供行业内共享的公共技术平台，对地域动漫产业发展至关重要。如在国家动漫基地（河南基地）所在的郑州市高新区，已经建成总投资2000万元的国内一流的动漫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平台由集群渲染系统、三维动画捕捉系统、配音系统、后期编辑系统、审片调色系统等构成，免费提供给基地内的动漫企业使用。公共技术平台的建立，一方面将为企业节省成本，极大地提高动漫作品的制作效率，也有利于各个企业间的资源共享，推动地域动漫产业的技术进步和革新。创造多种展示、推广平台。本地区内大众对动漫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水平和本土品牌、形象、作品在地区外的熟识度、传播度是衡量地方动漫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为此各级政府部门力图创造更为广阔的展示、推广平台，增强河南原创动漫的影响力。如2001年的国庆黄金周，在省政府、文化厅的推动下，由河南省动漫协会主办、多个动漫企业承办、斜板的以“动•城市漫•生活”为主题的“中原动漫嘉年华”活动在郑东新区CBD国际会展中心旁的文化广场隆重举行，是政府展示、推广本土动漫的重大举措之一。另外各级政府还积极组织推动河南企业参加国内、国际的大型动漫节和展会，加强国内、国际交流，加大招商力度，推动企业发展等。
完善政府的协调、组织职能
前文中已经论及，河南各级政府近些年来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具体措施，确实极大地推动着河南动漫产业的发展，但在这个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和改良的显著问题。改进资金审批制度。虽然河南省各级政府在对动漫产业的资金扶植政策投入巨大，但是而动漫扶持政策多偏重于动漫作品制作完成、播出之后的播出奖励，对改变动漫企业前期资金的缺乏作用并不明显。同时政策的申报和兑现周期过长，难以使动漫企业在充足的资金下运作，不敢进行大投入的精品策划和制作。另外目前政府在资金上的扶持和奖励仍主要按数量和时间来计算，急需制定订科学合理的规则和制度，分层次、分阶段鼓励和大力支持动漫精品的创作。同时应建立完善的原创作品评比奖励机制，让动漫精品能够得到丰厚的回报。
本文认为“存款上限，贷款下限”利率管制带来的利差保护、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原始流动性累积以及市场改革带来的逐利动机增强等是导致国内商业银行普遍信贷扩张冲动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扩张性货币政策是激励相容的，2009年宽松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银行体系累积的流动性和信贷冲动得到大量释放，形成了增速高达33%的信贷扩张狂潮。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与紧缩性货币政策是激励不相融的，也使央行的货币调控不得不依赖于数量型和直接管制型工具。然而，这类工具的使用虽然短期内能比较有效的抑制银行表内信贷资产的增速，但可能导致银行表内资产表外化等的管制规避和套利行为，导致银行体系“实际放贷”数据的模糊化和银行实际风险承担的隐藏化，反而可能导致银行体系风险的增加。根据保险效应理论，，由于“大而不能倒”和国有产权属性带来的隐性保险，大型银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救助预期相对更强，即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对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刺激作用更强。即大型银行的风险承担更小，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小，本文发现隐性保险效应存在的证据。但我们并不能据此推断中国银行业不存在隐性保险效应。理由有二，首行，银行规模变量包含了众多的异质性信息，用规模作为识别隐性保险效应的替代变量有效性有限；其次，除国有银行外，中国的股份制以及城市商业银行大多被各级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这些银行行为的背后也都具有某种程度的隐性保险效应，规模变量可能难以将这种隐性保险效应的差异识别出来。
二、除了上述估计外，我们还做了多项稳健性检验
第一，差分模型的识别与估计。为谨慎起见，我们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变量的差分值做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除同业拆借利率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与银行风险变量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水平值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一致。第二，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指标。估计结果显示，除贷款基准利率的系数不显著外，其他货币政策变量的系仍显著为负。第三，货币政策扩张紧缩周期划分依据的选择。我们还参考了ShuandNg(2010)的研究，将2004年、2007年、2008年、2010年设定为货币紧缩期，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非对称性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显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三、本文检验了中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验证了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物流业税收政策乃利益相关者间关联的契约网，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需合理满足与考量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各利益相关者均有权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展开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具体应涵盖如下几类：
1.政府管理部门在物流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不仅具有合法性，还有影响力，并且有着紧迫性，属于完全利益相关者。从政府的税收管理职能来看，政府采用法律、经济、税收等手段调节国民经济，确保正常的市场秩序，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调解物流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雇员、客户、供应商间的冲突与矛盾。政府希望解决社会就业问题，而物流业作为服务业能够安置社会成员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与发展前景好坏，直接关系到行业储备人员的规模，进而牵涉到社会就业水平与社会秩序的安定性。同时，维系政府部门正常运转履行职责的物质基石来源于税收，企业偷漏税或经营不善会减少政府财政收益，进而影响到政府的正常运转及职责的履行。此外，政府的物流服务采购需求也要经由物流企业实现，如何确保物流服务质量乃政府部门所关注的内容之一。在物流企业的运营活动中，政府的物流业税收政策与物流企业经营业绩有着密切关系，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水平的间接体现。政府管理部门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2.物流企业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有着紧迫性要求，但不具备合法性，影响力不大，属于苛求利益相关者。物流企业不仅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管理对象，又是税收政策的服务对象，物流企业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显现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管理的核心准则，也反映了物流业税收政策以物流企业满意为服务导向，物流企业对物流业税收政策有着最真实、最深刻、最直接的感受，让物流企业合法地参与到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去，是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的科学有效方法。
3.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有合法性与影响力，但紧迫性不强，属于占优利益相关者。立法机关拥有法律所赋予的评价权利，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行使权力实施评价乃合乎逻辑的必然要求，立法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能够获取更为翔实、丰富的资料数据，拥有更先进评价方法与手段，也更为理性。物流业税收政策综合绩效评价乃一种科学民主的治理工具，是科学民主的制度安排，为立法机关绩效管理职能的顺利实施与强化提供了高效合理的选择路径，且经由翔实具体的指标体系来全方位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可以精准有效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绩效判别，进而调整物流业税收政策，这也正顺应发扬立法机关绩效评价效力，实现国家民主化、法制化的革新方向。
4.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拥有影响力，但不具备评价的合法性，紧迫性也不强烈，乃潜在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乃物流业税收政策的最终感应主体，因此也应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主体之一，这也符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但社会公众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时，具有分散性、感性及孤立的属性，欠缺专业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技术知识，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充分。社会公众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时，要注意依照法律法规对物流业税收政策进行，代表社会公众意愿而非个人意愿展开，经由绩效评价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在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的专项绩效评价时，要关注社会公众作为绩效评价主体的制度设计与组织建构，从而有效发挥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5.第三方评价机构第三方评价机构拥有合法性，但紧迫性与影响力不大，属于自主利益相关者。第三方评价乃指聘请多位专家成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组织，依照一定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运用一定的手段把专家个人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整合为整体评价，对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做出全面判断。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的评价专业性较强，需要由专业人士进行评判，从而获得具有精确性、可信性的绩效评价结果，为政府部门实施相关物流业税收政策调整提供可靠科学的智力支持与信息咨询。让第三方评价机构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能够保证评价的专业性与中立性，从而确保评价的可信度，因此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必要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主体之一。
二、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的选择路径
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链日益多元化与繁杂复杂，任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皆有着自身独特的评价视角，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与无法取代的比较优势，这必定要求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组成。我国应学习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我国实际，经由构建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体系，来保证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有效性、权威性与公正性。
（一）法律保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为了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表达、确保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利益诉求及确保弱势评价主体的利益，各级立法机关及有关政府部门制定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相关法律法规，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多元化体系的构建编织牢固的法律制度保护网。经由法律法规明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建构，并对各评价主体的评价范围、评价手段与评价内容等进行明确规制，从法律上保证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权威性。
（二）合理选择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针对不同物流业税收政策展开评价时随意采用人人参与的绩效评价主体是不适宜的。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不仅要引入多元化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且要对各绩效评价主体进行恰当的组合和配置。在各绩效评价主体组合中，要以立法机关为核心主体，在立法机关引领下，各绩效评价主体从各自特定的视阈、利益诉求出发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绩效，形成各评价主体间长短互补的搭配格局和联动机制，从而增强绩效评价的精准性与可靠性。扩大社会成员参与绩效评价的广度和深度，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参与。充分发挥第三方评价机构的功效，确保第三方评价的常态化、全面性和中立性。对政府管理部门要形成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赋予物流企业参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合法性。
（三）恰当配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构成是一个多元结构，但这并不表示各评价主体是相同分量，各评价主体间是一种相互合作、竞争与耦合的关系。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已明确的前提下，针对同一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对象，各个绩效评价主体间的比重会对绩效评价结果产生关键性的影响，这也是绩效评价主体结构的组合是否合理的重要根据。通常，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的比重关系主要体现于各评价主体承担的指标在整个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构成与权重分配比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过去皆为行政主导、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但从长久发展看，以社会成员、专家、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的外部评价主体在物流业税收绩效评价中的分量会逐步加大，这是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必然发展态势。
三、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发展对策
在合理确定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主体基础之上，还需从内部与外部要素的视角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以切实提升绩效评价的成效。
（一）内部要素的优化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作为物流业税收管理中的重要一环，伴随物流业税收政策的发展，绩效评价在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中日益重要。为规范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升绩效评价的质量，构建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相当关键。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的设置需要考量各地区、时间等各个因素。由绩效评价主体利用各自资源一道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绩效评价指标扩大到物流业纳税人的生产经营能力、生产经营规模、进销规模、仓库出入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对物流业生产经营展开分析，且采用经济指标，从性质角度实施模糊分析，有机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以提升绩效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与可靠性。也便于绩效评价机构对各指标的搜集、统计、评价与处理。
2.合理设置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流程绩效评价乃一个搜集信息数据、分析应用信息数据、反馈信息数据的全方位活动，依照绩效评价活动的内在要求与规律，基于绩效评价活动各环节分工负责，为保障评价结论的真实、可靠，绩效评价活动需要遵照严肃、合理的活动流程，具体工作流程见图2。
3.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素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较强，对从事绩效评价活动的人员有着较高的素质要求。纵观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健全的国家不仅有完善的绩效评价机构，还有专业的绩效评价队伍，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素养直接关系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由于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专业性，要求绩效评价人员不仅要精通财务、计算机、法律及相关税收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还要对物流业生产经营活动有所认识，并要有丰富的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及评价能力等，能够合理利用科学的评价方法与自身的经验积累来综合评价物流业税收政策的真实绩效。但当前，我国开展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人员专业素质良莠有别，多数绩效评价人员未达到绩效评价工作的素质要求。因此在实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初期，需采取一定举措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首先需实施严格的绩效评价人员选拔机制，选拔专业综合素质高、有物流业税收相关工作经验，有较强责任心的专业人才从事绩效评价工作。其次，需对从事绩效评价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与评价技能，以达到绩效评价活动的要求。对与绩效评价活动有关的物流业税收业务、财会知识、计算机技术、各项绩效评价指标的应用分析及调查技巧等内容展开系统培训，并结合绩效评价活动，组织绩效评价活动经验交流会、典型案例分析会，快速提升绩效评价人员的专业综合素质及绩效评价技能。
4.研发应用统一的软件管理系统充分的涉税信息乃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础，而现代信息技术为绩效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当前计算机技术系统在涉税信息的提供及处理上未达到绩效评价的要求，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依然处在发展阶段，需要研究开发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统一应用软件，避免各机构各自研费过多资金。一套统一规范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软件应用系统可以提升数据信息的自动读取、指标的分析、评价对象的选择及评价结果的处理水平，还能经由人机合理耦合补充人员素质与数量上的不足，将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推向规范化、程序化与现代化发展轨道。
（二）外部要素的优化
1.健全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法律法规发达国家在推进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中，相当关注法制建设，明确规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范围、内容、依据、方法等，运用法律手段规范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为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提供法律依据。在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化建设中，需要完善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绩效评价的法制化程度。作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管理工作的内容之一，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法律地位及其相关社会经济范围的法律法规体系，会影响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的质量与效率。我国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发展到现在还没有统一、科学、规范的法律制度，在缺乏法律支持的状况下，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依据仅仅为财务和税收的内在关联关系，绩效评价不具备确定力、执行力与约束力。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相关法律法规，使得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此外，还要健全政府部门与有关部门共享涉税信息领域的税收法律法规。确保各有关部门配合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活动，积极主动提供物流行业的涉税信息。
2.构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的准确有效乃以真实涉税信息为基础，而税收政策数据信息化乃开展绩效评价活动的基石。信息失衡会使得绩效评价难以取得预期结果。为确保税收政策数据传导顺畅、准确，需加快建设信息网络。发达的信息网络乃获取涉税信息的保障，国外发达国家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来建设信息网络。我国可学习国外模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网络体系，经由网络体系实现信息数据的存储、调用、交换、档案管理等绩效评价管理活动。此外，在完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内部信息网络之时构建外部信息网络，建立国税、地税、工商、统计、银行、公安等相关部门的外部网络。实现不同部门间信息数据的共享与交换，提供信息交互平台。
3.增强金融监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乃获取经营利润，资金流动不仅为财务核算的主要客体，也反映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运作情况，若绩效评价部门可以及时掌握物流企业的实际资金流动状况，就能把握物流企业生产经营的动态数据，以此为基础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必然可以获得乘数效应。伴随经济社会的进步，企业经由金融体系展开经营交易已是主流，需要加强金融机构在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中的辅助功效，通过详细规范的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机构有责任有义务对企业资金流动实施监管。可以进一步健全银行法的相关规定，使金融机构采用企业的税务机构代码作为企业银行账户账号，实现税务部门网络与金融机构网络的交互沟通，达成资金结算数据的共享。还可学习发达国家的丰富经验，从法律上硬性约束金融机构主动配合税务部门。譬如美国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发生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款项存入银行，银行要向国内收入局报告，若银行不主动报告，银行会受到相应处罚；银行组织法也依照法律规定，明确规定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且存入银行或由国外汇入10万美元的，银行要报告给国内收入局。同时要加快改革金融体制，健全银行结算方法，激励企业在交易中使用银行转账或信用卡付款，尽量少用现金交易，若有大额现金交易需及时报告税务部门，从而为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有效开展提供完整、真实的资金流动数据。
4.健全社会信用体系社会信用状况和社会经济间有密切关联，良好的信用体系有利于社会经济良性发展，恶劣的信用体系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信用涵盖政府信用与民间信用，良好的政府信用乃社会信用的保障。在社会成员和政府间的委托—之中，宪法乃社会成员经由民主程序和政府订立的合同契约，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政府在履行契约过程中产生的政府信用，涵盖立法机关在税法制定中的制税信用、税务部门在征税中的征税信用、政府在税款使用中的用税信用等。所以，政府信用不仅指政府具备值得社会成员信任与否的要素，履行合同契约的能力为社会成员信任的水平，也是指政府对社会成员的责任心及对社会成员的期望与信任的反馈，核心在于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及政府对社会成员的信用。民间信用乃指对合同契约执行状况的遵循及自身社会经济活动的诚实度。社会信用情状对税收政策领域有很大影响。在充满诚信的社会，多数纳税人会诚实申报纳税，纳税人申报内容有较高的真实度。与此同时，社会上各个涉税部门提供的纳税人涉税信息及宏观经济数据有着较高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更为有效、更为真实。而在信用欠缺的社会，纳税人不申报、虚假申报等情况比比皆是，偷税、逃税、骗税遍地都是，黑色经济和灰色收入规模庞大，不仅造成国家税款的大规模流失，还会扭曲社会经济信息弱化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可信度，使得以纳税人涉税真实信息为基础的税收政策绩效评价失效。简而言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能够推动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绩效评价得到有效执行。而公平有效的物流业税收政策绩效评价也有利于提升纳税人对政府的信任度，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信用水平的增长。打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是复杂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一道努力。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实证研究表明:新体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解决了教师工资拖欠问题，一些相关的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但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如相当一部分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县级政府缺乏足够财力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支出;现行转移支付制度难以解决目前农村义务教育中存在的经费缺口问题;“一费制”仍没有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学生公用经费大幅度削减等。2005年12月26日召开的全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根据袁桂林(2006)调查，2006年率先实施“新机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经费已经落实到位，学校、学生、教师、家长开始受惠。其他省市如云南、重庆则再次分配地方承担的份额。［2］在此体制下，其价值抉择转变为:
(一)公平优先首先，我国义务教育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从明显“城市偏向主义”、忽视农村教育发展的政策转为优先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弱势群体倾斜;从集中优质资源打造重点校、培育精英的学校教育模式转向重点攻坚尚未“普九”的学校;此外，中央专项转移资金较之“九五”期间投入规模更大，惠普面更广。其次，义务教育经费投入责任逐步上提到“以县为主”“以省统筹”。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了最底层的利益———农民不再是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而免费义务教育被写入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这也标志着中国义务教育实现了由“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的重大历史性转变。［3］再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保障机制。明确了各级政府的分担责任，优先照顾了不发达地区，有力地促进了西部贫困地区顺利完成“普九”，保证了入学机会的平等。
(二)注重对效率的探索与实践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的优化上:一是“撤点并校”，使农村学校初步实现规模办学，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育投资效益和教育质量;二是撤销乡镇教育管理机构以利于实现教育行政管理的简化与优化，减轻乡镇财政负担。尽管在现实中，委托中心学校代行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职能也会产生新的弊端，不利于各学校的均衡发展，不利于对乡镇中小学、学前教育、成人教育等工作的综合协调。但如何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一条整体效率最大化的路子，仍是当前讨论的焦点。在资金投入的回报上，最能集中体现的是西部地区“两基”攻坚的目标在2007年底如期实现:西部地区“两基”人口覆盖率从2003年的77%提高到2007年的98%;在410个攻坚县中，368个通过了“两基”验收，其余42个最困难县也按计划要求达到了“普六”标准。
二、全面普及义务教育后，遵循一种新的价值观———教育均衡发展
一方面，在义务教育全面实现普及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与社会的需求相比仍然存在较明显的差距和一些突出的问题。如何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日益成为关系国家战略的重大问题。仅就农村义务教育来说，“均衡发展”较之“公平优先”的价值有三大特点:一是范围的扩大。从纵向上不仅局限于中西部攻坚地区，而是包括整个农村地区的均衡发展;从横向上包括城乡均衡发展。二是更加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首先是提高农村教师质量，其次是用信息化促进优质资源的共享。可见，今后对农村教育财政的投入主要以提升质量为主。三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全面提升教育群体的素质，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翟博(2007)将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低水平均衡阶段(追求起点公平)、初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过程和教育条件的均等)、高级均衡阶段(追求教育质量的均等)、高水平均衡阶段(追求教育结果的均衡)。他认为，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基本实现了第一阶段目标，进入了初级均衡阶段和高级均衡阶段，这个阶段在整体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还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区域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应当成为重要的政策选择。［5］可见，实现均衡发展并非平均化进程，而是要以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条件为基础，既要鼓励因地制宜寻找发展之路，也要扶持薄弱区域。
三、结语
1．1财政政策的区别对待
在我国，公共财政只能用于公办高校的传统观念和模式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所以，民办高校从政府获得经费支持存在很大的难度。致使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来源途径单一，大部分来至学生学费，从而形成“以学养学”的模式。并且在政府实施的一系列针对高校的财政优惠政策中，也很找出为解决民办高校发展的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1．2财政资助政策不完善
一方面，教育成本分摊机制不合理，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不能享有同样的公共财政按生均支付的学校运行费用补贴。民办高校由社会资本出资办学，公办高校由财政经费出资办学，但运行费用都应由公共财政按生均支付。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把应承担的高等教育责任部分地转嫁给了民办高校，而同时，公立高校获得生均教育经费在6000-800元左右，民办高校获得却非常少。另一方面，公办高校拨款制度远远优于民办高校。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尤为明显。政府对公办高校的财政拨款越来越高，致使教师福利待遇越来越好，过度拉大与民办高校的差距；而民办高校受生源和收费等因素的影响，使其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影响了教学条件的改善、优秀教师的引入，最终导致学校整体教育质量的难以提高。
1．3政策落实不力
在资金扶持方面：《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四十四、四十五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资助民办学校发展，奖励和表彰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采取经费资助，在、出租、转让闲置的国有资产等措施对民办学校予以扶持”。由于这些法律不具有强制性，并且未能形成配套措施，以及社会对民办教育认识的却实，导致，虽有政策规定，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政策效果很难得以实现。在税收优惠方面：由于民办高等教育不能享受公办高等教育享有的一些免税优惠，以及税法中缺乏对民办教育的具体规定，造成税收优惠政策难以落实。
2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
2．1财政政策建议
2．1．1完善民办高等教育的预算投入政策基于我国目前民办高等教育的财政政策状况，和我国财政资金的整体状况，并在一般的国家预算投入基础上，针对国家预算管理制度应作相应的调整：
（1）国家预算科目新增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预算科目，每年安排一定的财政资金资助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
（2）通过理顺政府间的财政体制，妥善解决上下级政府之间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利益冲突，保护和发挥下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在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方面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实现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
（3）财政资金重点支持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办高等教育。
（4）根据高校的办学效益（包括就业率等方面因素），分层次拨付。
（5）为确保资金的有效利用，公共财政对民办高校投入使用情况，依法接受审计，所形成的固定资产，纳入国有资产管理。
2．1．2加强对民办高校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财政支持在政策方面，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应通过一定的政策导向，鼓励和引导民办高校参与省级以及全国各类科研课题的申请，以及相应的实践推广。在资金资助方面，政府以及相关部门需通过相应的财政拨款和财政预算，直接和间接的支持民办高校进行教材开发、教学改革以及重点学科和实验室建设，让一批优秀民办高校有能力在某些科研领域达到国内或国际领先水平，有效促进民办高等教育科研能力科学发展。
2．2税收政策建议
2．2．1公办高等学校与民办高等学校享受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税收优惠政策差别较大。从现行教育税收政策来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与公办高等教育在增值税、关税、印花税等方面享有同等的优惠政策。首先，社会各界必须更新观念，给予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高度重视。其次，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较快的提升民办高等教育应享有的地位，使其享受公办高等教育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最终为民办高等教育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平等的政策、社会环境，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
2．2．2调整民办高等教育税收政策对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予以税收优惠。首先对民办高校进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区分后，针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由于其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应该给予它与公办高校的税收待遇。针对营利性民办高校，虽然其以获取回报为目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应适当减小其与公办高校的待遇差别。
2．3．3加强教育税收治理加强教育税收管理。首先严格按照税法和相关规定对公办教育进行税收征收管理，定期对公办教育应税项目进行检查，在确保国家税收收入的同时，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其次，对民办高等教育进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区分后，我国应该对公办高等教育、非营利性民办高等教育、营利性高等教育三种不同形式的教育机构实行分类管理，在管理中不能轻民办、重公办，搞歧视待遇。
3结论
1、参与意识淡薄
“在我国，行政决策权利的运行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单向化，而忽视了公众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机制。”由于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统治者在决策权力的架构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公众则很难拥有决定权，甚至为了在政策执行中寻求利益保护而转向寻求“关系网”，对政府做出的任何决策都无条件的服从。而政府与公众之间缺少沟通与交流，造成了决策没有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政府做出的决策不清楚公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故难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政府的这种行为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公众会认为制定政策仅仅是政府官员、上层领导者的事情，与自身无关。导致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下降，造成公众参与冷漠。
2、公众参与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建立了一系列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我国公众参与提供了法律保障。如：《中国21世纪议程》第二十章规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公众及社会团体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造成参与途径的缺失，参与方式形式化，浮于表面。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公民参与的程序缺失、参与的法律保障不足，放大了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使得公众参与的随意性很大，缺乏统一的标准。此外，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如何惩处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公众的维权意识薄弱导致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具体的法律保障，即使公众的参与权受到侵犯，也得不到法律的救济，无从追究。
3、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
在我国，从2008年1月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府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形成”。但是，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政府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投入经费少，没有专门人员负责，导致信息公开的随意性很大，且无效的垃圾信息多。对于公众要求公开的信息，有些机关竟以“国家秘密”的理由搪塞过去，致使政府信息公开被大打折扣。
4、公众参与渠道不健全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保障公众能够最大限度地参与并且影响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许多在本质上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参与渠道。为了公众可以更加直接方便的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更好的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国的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并规定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多种渠道，如选举活动、上访途径、问卷调查、意见箱、听证会等渠道。但是这些渠道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存在着很多不足。由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使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有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还表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很多听证会只是走形式主义、走过场，人民代表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公众参与流于形式。公众参与渠道的不健全、不畅通、不透明。不能完全满足公众表达诉求的需要，阻碍了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二、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对策
1、转变公众及政府官员的观念我国由于受传统的官本位、特权思想的影响，人们缺乏参与的自主意识。公众在观念上的滞后成为制约参与意识的主要瓶颈。因此，要提高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强化公众参与的意识，须加强宣传、引导、教育，使公众走出传统的官本位误区，意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意识到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是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加强自身参与的主动性、自愿性，变消极被动的参与为积极主动的参与。委托——理论认为，在公共部门中，委托人是全体公民，人是公共管理者。公共管理者只是受公众的委托，作为公众的人行使权利，作为委托人的公众有权回收自己的权利。因此，政府部门应消除“官本位”的顽固思想，树立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此外，政府部门应该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资金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改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有利的条件，保障公众参与权的实现。
2、加快公众参与的法制化建设
我国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缺少针对性，且并没有规定公众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具体途径、步骤等，这就造成公众的参与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因此，要提高我国公众的参与权，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且需对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步骤、程序等做出具体的规定。将公众参与的这一行为法律化，使得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权能得到实现和保障。在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可以根据国务院关于公众参与的条例规定，并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符合地方特色的地方公众参与办法，指导本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此外，还需加强宣传法律知识，使公众懂法、守法，做到公众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3、完善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
参与渠道是公众参与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没有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公众会处于盲目状态，不知道如何参与，参与就会不切实际。为此，我们应该致力于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拓宽公众参与的新渠道，而且要做到对已有的渠道不断的提升和完善。进而为公众参与提供便捷、畅通的渠道，保障公众的有效参与。制度建设是公众参与的保障，健全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有利于公众参与权的实现。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制度建设，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保证公众的有效参与。如：政府部门应公开听证会制度、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决策的反馈机制等以保障公众的参与。
4、大力推进电子化政府建设
摘要:公共政策的成败要通过公共政策中的政策评估环节检验。公共政策评估要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标准。公共政策评估环节通过不同的评估标准判断公共政策成效，依据成效来判断公共政策的成败。当今中国生产力评估标准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评估标准。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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