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45
导语：在后现代哲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现实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9)10―0028―03
媒体技术观是指人们对媒体技术的看法和观点,它是随着媒体技术本身的发展而变化的,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回顾媒体技术的发展历程,先后出现了“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虚拟实在”等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在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不断冲击人类思维的时代,我们亟须对媒体技术观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将基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相关理论,解析不同时期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系统阐述后现代视域中的媒体技术的特点和影响,以期发掘出隐藏于技术背后的新理念,逐步实现媒体技术与人的有机融合,进一步探讨教育技术学科中技术与人的关系。
一 后现代主义概述
20世纪60年代前后,西方社会开始由发达工业社会步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后现代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社会兴起。经过上世纪70、80年代的发展,渐成气候,到90年代形成了全球性的影响,并波及到我国。后现代主义原是一种以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当解构主义加入后现代主义行列之后,它逐步发展为一种遍及哲学、社会学、美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在全球颇有影响力的文化思潮。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核心,它被概括为一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泛指19世纪以来所有对现性展开批判和超越的哲学流派或思潮。自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一部分哲学流派不满于“现代主义”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分离或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展开对现性的批判与超越。这些流派主要有: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总之,凡重视非理性价值,体现以人为尺度的哲学流派均可视为广义的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
总言之,后现代主义倡导多元性、开放性和创造性,突出主体性、透明性、和谐型(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1]它以存在论代替了现代主义的认识论,用模拟取代了现实。后现代思维方式则是以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为特征的。这与肇始于笛卡尔的,以肯定、建设为特征的现代主义哲学形成了宣明的对照。[2]本文则主要借鉴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结合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不同时期的媒体技术观展开相关论述。
二 媒体技术与媒体技术观
媒体技术的发展经历了很长一段历史,媒体形式随之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的变化,人类对媒体技术的认知也见仁见智,不同时期各种媒体技术观层出不穷。
1 媒体技术的嬗变
媒体作为储存、提供和应用信息的工具,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重要的里程碑。在古代,图画和手稿的发展,以及借助它们对文本进行储存和复制,可以看做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媒体发展的一个更显著的跨越是15世纪印刷术的发明。从此,文本和图画的大量制造成为可能。19世纪留声机的发明以及照相、投影和动画的发展为信息的传递创造了新的可能。20世纪60年代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电子时代预言式地宣告了“现代”思想的破产,电子“后现代”已经来临。20世纪70年代末,个人计算机被开发出来并投入市场,之后至80年代,计算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今的媒体凭借着世界性的计算机链接,正通过无线电、电视和网络使通信加速。计算机网络的茁壮成长已经形成了一张用于人类交流的巨大的网,它能提供生动的资源,有力的工具和交流的平台,这种新的电气语言形成了瞬息的反馈环。在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产生了一门新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
2 代表性媒体技术观:“媒介延伸论”、“媒介讯息论”、“媒体等同”和“虚拟现实”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
随着电视、报纸和广播等大众媒介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到媒体技术的地位和内容。20世纪60、70年代,加拿大著名的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在他的观念里,轮子或者文字都是媒介,因为轮子是人脚的延伸,文字是人的语言在其他载体上(石头、羊皮、纸)上的延伸,它们能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障碍,帮助我们将信息传播得更远更久。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媒介概念涉及非常广泛,它和传统的媒介概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此外,他在书中还指出:“‘媒介即是讯息’大概可以靠指出以下的事实来阐明:任何技术都逐渐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积极的作用进程。”[3]“媒介即讯息”的理论提示人们在实践中要充分认识到媒介自身产生的社会影响问题。此观点主要侧重媒介自身的影响和产生的社会后果,突破了人们对媒介的狭隘的认识,把媒介的概念的范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对人类社会活动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2) 媒体等同
20世纪90年代,在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斯坦福大学的巴伦•李维斯和克利夫•纳斯经过大量实验得出如下结论:人们对电脑是很礼貌的;人们对待用女声说话的电脑和用男声说话的电脑是不一样的;屏幕上放大的人脸可以侵入私人空间;屏幕上的动作和现实中的动作一样可以影响人的生理反应。在他们主编的《媒体等同:人们该如何像对待真人实景一样对待电脑、电视和新媒体》一书中全面向我们证明了人和电视、电脑以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此研究表明媒体被看成了真实的人和地点,适用于社会关系和交往的那些规则决定了人们对媒体的反应,而不是如何使用类似于锤子或汽车之类工具的那些规则在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暗示着媒体不单纯是工具硬件,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中的成员,与人类有着紧密的社会关系,我们与媒体之间有着交往和互动。所以,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就如同显示生活中的一样。[4]换句话说,新媒体所塑造的“存在”已经与现实中的“真实”拉近了距离,该观点对于我们研究人――机关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媒体技术是非常富有启发意义的。
(3) 虚拟现实
近些年随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套符号系统,不断在大众媒体或数码科技的模型或符码中制造事实,这正是虚拟性的体现,是一种“虚拟现实”,它不再像现代科学经由公理演绎来推出真理,而是用模型的方法来创造事实。虚拟现实是指实际上而不是事实上为真实的事件或实体,[5]它是当今计算机网络所表现出的一种现象和功能。“虚拟”一词的当代用法来自软件工程,后来变成了任何一种计算机现象,从计算机网络上的虚拟邮件到虚拟工作组,到虚拟图书馆甚至虚拟大学。在每种情况下,这个词所指的是一种不是正式的、真正的实在。美国电影《骇客帝国(The Matrix)》所虚构的那个程序和机器控制的世界,也许就是对未来社会绝好的形象化隐喻。当然这不一定会成为事实,但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
三 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视角审视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
1 “媒介延伸论和讯息论”已经折射出“后现代主义的影子”
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的延伸”隐含着那么一种“虚拟即实在”的倾向,这正符合眼下的新潮流。他那时候已经意识到时代即将变革的本质,新媒介将使异常成为常规。随着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的兴起,人类社会迎来了网络社会或信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媒体无疑使得麦克卢汉的格言“媒介即讯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麦克卢汉在40年前就创造了“地球村”、“信息时代”这样的词汇,其思想与“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还是有部分的重叠。当然,就后现代思潮的基础而言,常把麦克卢汉的早期作品,和那些流行文化作者的作品比较,其中包括巴特和结构主义者如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主要研究媒介的结构,而很少涉足媒介的实质)。这些说法所内含的意义是,麦克卢汉是个原后现代主义者,他对媒介的探索率先讨论了后现代的观点。麦克卢汉的媒体技术观强调了社会的分裂性、多元性和由拟像(或脱离概念化的符号)所主导的消费文化的崛起。[6]
2 “媒体等同”体现后现代主义的“交往理性”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不再提倡主体哲学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关注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哲学的研究焦点因此从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如上文所述,人和电视、电脑及新媒体技术的互动关系与真实的社会关系和真实的物体空间的浏览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媒体等同”的理念强调了人和媒体的交互,笔者认为此观点正体现了从工具理性向交往理性的转折。
那么,我们如何和媒体进行交互呢?在实际使用媒体的过程中,作为存在者的人此时变成媒体空间的“主角”,他们在那里会将虚拟空间里的人和物当作现实生活中的“实在”进行交往活动。媒体技术所塑造的虚拟空间其实是“拟”而不“虚”的,人们在虚拟情境里,可以自由交互和通信,自发形成彼此需要的关系,他们会像现实生活中一样去合作和竞争,构筑一个理想的社区。此时他们既是虚拟的角色又是现实中的人,他们往往与媒体进行着“真实”的交往,自觉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行为具备现实生活的仿真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如何将现实与媒体相联系的。电脑桌面并非真正的桌子,而我们却把它当作书桌,那样,我们可以放置很多东西。当我们用鼠标把一个废弃不用的文件拖入屏幕上的垃圾箱图符时,我们已经把图符当作一个虚拟的垃圾箱使用。而那些当垃圾倒掉的比特文件也不是真正的(写在纸上)文件,但实际上,它们却起着文件的作用。这些足以见得,其实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媒体空间之间有着紧密的交往关系,人们在不自觉中便已经沉浸于媒体之中。马克•波斯特曾经说过:“模拟飞行的电脑游戏与伊拉克的空战简直是一回事。”[7]
3“虚拟现实”实现后现代主义的“‘存在论’转移”
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存在论是关于存在的研究,它致力于发展一种外周景象,以便让我们体悟并言说各种存在的隐含的背景,即各种存在在其中成为真实的和有意义的世界或境域。[8] 换言之,存在论与我们对事物存在的认识有关,而与事物本身无涉。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者”,泛指的是一切的人和物,而“存在”,则指的是存在者的存在,它表现为存在者的出现,显露为某种现象,把东西摆出来。对于人这一特定的存在者,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存的方式,是他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的存在。[9]可见,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论问题触及了世界或事物显现的背景。
所谓存在论转移,是指我们在认识实在方面的改变。它是一种发生在我们世界的变化,发生在我们的知识和感觉所根植的整个背景的变化,甚至在我们尚未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之前,各种事物就已经改变了。通俗地讲,存在论转移就是指发生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的数据搜索功能可以一下子找出我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在几纳秒的时间内,微处理器便能吞吐大量的数据;构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教学。这些实践足以证明,我们将计算机引入生活以后,世界本身得到了很大的改变。由此,可以说计算机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
谈论“虚拟现实”,不是指稍纵即逝的幻觉,而是研究人类生命和思想层面上意义深远的转移,即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海德格尔看来,“形而上学”的使命本来就是要询问存在者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它追问的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的根据。所谓存在的根据,海德格尔指的是决定存在者的“生成、消亡和持存中的某种可知的东西”。[10]虚拟现实创造了一种实在的新型关系,它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在人工形式下再造我们的世界。虚拟现实系统可利用网络空间来表现物理空间,甚至在传送实况过程中,我们能体验到遥在,同时,支撑着网络世界的数据,却将用户从驱动其躯体的内部生物能中拉走,进入虚拟的实在情境中。参与的观念已经深入到虚拟性的核心中,并且用户已成为在互联网运作的媒介。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的想法,即人类的感官或多或少地与各个媒介有联系,他也建议过“用户是所有媒介的内容”。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曾经提出:“从延伸和代替手臂的棍棒演变到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对实在进行摹仿、倍增、多重使用和改进。”[11]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强调存在论优先于认识论,批判现代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它致力消解真实与虚拟的“二元”。在后现代的视域里,媒体技术实现了人与媒体的交往,实现了存在论的转移,暗示着人和媒体的和谐与协调。至此,我们可以系统地从后现代主义哲学角度理解具有上述代表性的媒体技术观,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人与媒体的关系,具体归纳为表1:
现今生活中,人类不仅要学会应用媒体技术,更应充分注意到媒体技术更深层次的文化涵义。媒体的身影随处可见,媒体的进步与发展伴随着理论的不断充实与完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新理论的指导下,人类对媒体的研究将会越来越成熟,教育技术也会在研究人与媒体技术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由于人类历史是一条自我意识之路,所以随着对媒体认识的进一步加深,我们也将会增加对我们自我的认识。
参考文献
[1][6]克里斯托夫•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 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增补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北京:商务印 书馆,2000.
[4] 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媒体等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8]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7][11]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韩忠岭 音乐教育哲学 音乐哲学 教育哲学
21世纪以来音乐教育哲学已经成为中国音乐教育学界的显学，很多音乐学者都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在众多当代学者中，韩忠岭从历史的视角，以辩证的方法，在我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潮的流变中梳理出自己的观点，大胆质疑，并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和探索。通过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寻求音乐教育哲学的范式，以及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哲学诉求的反思，用一种更为开阔、更为深远的视野关注音乐教育哲学的问题，将其理性的思维、严谨的学风、扎实的理论基础淋漓尽致地体现在音乐理论研究的实践之中。
一、研究之“精”
（一）明确界定研究视域
作者在“音乐哲学视阈下的音乐本体诉求”及“教育哲学视阈中的教育本质诉求”中都对研究视域进行了界定，并使之一一对应，不仅增加了文章时间逻辑性，而且还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阅读性。例如：作者在对“音乐哲学”进行解释时，特别强调了“音乐哲学”和“音乐美学”的区别。作者所研究的“音乐哲学”视域主要是有关音乐本质属性、存在方式、展开状态的哲理运思，并分为前现代音乐哲学、现代主义音乐哲学、后现代主义音乐哲学三种视阈对音乐哲学进行研究分析。为了全面论述，作者还特意为对应西方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音乐哲学视阈界定了中国的“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音乐哲学视阈。前封建主义即指先秦时期，封建主义是封建社会时代，后封建主义对应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主要指封建社会消亡民国开始的现代时期，从时间上讲，一直延续到“”和改革开放初。作者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后封建”，是因为这类似于西方的后现代之意，在文化和艺术观念上，艺术存在形态上有“反”封建主义的意味。这种“前封建、封建、后封建”的提法，是作者行文论述中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视域的界定，这种视域的界定有利于作者对每个时期的音乐教育哲学观进行梳理，并不是要对中国的时期进行时代上的划分，至于这种视域的界定是否准确，也只能在时间的检验中由后人评说了。
（二）精确的“取点深做”
该书符合“取点”的一般原则，“深做”的基本要求，它在音乐哲学和教育哲学这两个视阈下取域，意在构建一种合理自然的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为的是达到一种“中和”的并符合大众理想追求和迫切所需的理论哲学。作者认为以往的音乐教育哲学大多是以“音乐哲学”为“本体”进行延展开来的，没有充分体现出“音乐教育”的“教育”功能和理念，难免有失偏颇，对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行为会造成概念混淆和以偏概全的影响。所以，作者提出构建我国音乐教育的哲学：一要放宽视野；二要博采众长，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三要继续弘扬，继承我国音乐教育、美育的优良传统；四要体现本我，立足我国的教育国情，理论研究和建构要追求中国特色，体现自我价值。 在此基础上，作者经过两个视阈的层层推进，最终概括出音乐教育价值的“五性三观”的哲学观，“五性”指音乐教育面向“音乐本体”，要追求音乐艺术的艺术性、审美性、实践性、人文性、生活性；“三观”指音乐教育要体现教育本质，追求音乐教育的知识观、人性观、审美观。 这种“价值论音乐教育哲学之思”乃是作者“取点深做”的精髓。
二、研究之“新”
（一）新的词汇见解
作者在本书当中对一些音乐教育知识体系中常见的高频词汇进行了解析，在词汇原有的意义上附加上其它的含义，使人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加轻松准确地把握词汇的含义以及语句的意蕴。例如：作者对 “音乐本体”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音乐本体”，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予它“三本”的哲学诉求，其一，是音乐的“本源”问题考量；其二，是音乐的“本身”问题考量；其三，是音乐的“本质”问题考量。“对音乐的“本源”考量，意在重视音乐与生活和情感的联系，反映在音乐教育之中，教学实践要与生活实践相联系。对“本身”问题的考量，意在重视构成音乐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反映在音乐教育中，要重视音乐知识体系的教学。对“本质”来说，他认为音乐审美是音乐教育价值的取向。这“三本”问题构成了音乐本体的较为明确指向的意义，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提倡“音乐本体”的哲学观，忽视了哪一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也不能真正体现“音乐本体”的意义。
（二）新的行文表述
关于行文表述风格作者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他认为行文表述最重要的是方便、简洁和语气的直接，这似乎不符合论文的称谓规范，但他认为只要大家都能看得懂何乐而不为呢？不仅如此，作者在文章中还举了大量有趣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自己要说明的东西，比如：他认为音乐的美是艺术美的属性，音乐的创作生成过程，是音乐的形式和美的生成过程，因为美是音乐的属性之一，美依附于音乐的形式而存在，正如咸是盐的属性，咸依附于盐本体而存在，盐的生成就赋予了咸的属性。又如：作者认为美是“审”出来的，音乐作品在其成为作品的创作过程之中，融入了创作者的审美才成为含有音乐美的艺术作品。作者追根溯源，把每一个关键的词汇都找到其出处，并对其进行解释说明，为自己著书立说提供便捷，也更为读此著作的音乐教育学者们提供方便。
三、研究之“果”
作者之所以在行文中时刻提醒读者自己的研究取域是“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是因为哲学是支撑中国教育事业的大厦，如果根基没有打好，结出的再多果实也必然是畸形的。至此，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音乐与教育、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探索音乐教育的本质、价值、社会功能以及在整个大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挖掘并能够从哲学的层面思考研究当前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一些最根本的现实问题。希望能澄清人们对音乐学科的认识，希望能呼吁国家和社会对国民音乐教育的重视，希望能提升音乐学科的教育地位，希望对音乐课堂教学指导思想能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所以，作者对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探索无疑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新颖的理论。
虽说作者在行文中引述外国的理论大多是来自中国的译著，难免会有失偏颇，但笔者认为这已不足为奇了。起码，作者在为探索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做出了学术贡献，这是学术的进步，也为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关键词】 西方 后
一、西方哲学演进的历史进程与代表人物
从总体上看，“西方哲学演进的大致脉络是：它从对第二国际在理论上的实证主义倾向的批判发端，从方法论角度强化了历史哲学的主体性逻辑，形成了以人本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理论基调，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的’思潮中达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批判，哲学直接突显为人道主义的旗帜，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内部又孕育出拒绝人本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在这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独特的思潮，它在早期强劲地保持了西方总体的人本主义倾向，而这种人本主义倾向的来源又是独特的，并且从40年代初对启蒙的批判开始，它演化出一条不同于早期西方的道路。”[1]具体来说，西方的历史演进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发端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主体性倾向，即注重人的意志和主体性。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布洛赫。
（二）深化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30-60年代中期），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具有人本主义倾向。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流派主要有三个：一是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萨特、梅洛-庞蒂、列裴伏尔；二是弗洛伊德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弗洛姆、马尔库塞、赖希；三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施密特。马尔库塞、弗洛姆同时也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三）终结时期
在这一时期（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点是内部冲突并纷纷转向，即在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思考和分析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实证主义流派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结构主义流派的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另外在这一时期还要介绍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著作中的思想。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西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包括代表人物的归属阶段，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因此，我们对这种划分要弹性的给予理解，而不要绝对的去认识和把握。
二、西方之后的
西方于20世纪70年代左右终结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也已终结了，更不意味着的终结。其实，西方的这种终结只是“经典理论逻辑之终结”，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后现代的话语语境中感受到它的影响及其思想痕迹的存在。
国内学者对后概念界定的意见也不一致。在《西方的逻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作者仰海峰是以“后”来表述或统称了西方之后的，并未具体划分和界定理论倾向。而在《西方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张一兵教授把西方之后的划分为三个思潮或流派，即后现代、后马克思思潮、晚期。他认为，后现代已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因为后现代否定一切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形式，其主导方面是借后现代主义思潮来重新构建后现代，如生态学的和女权主义的；后马克思思潮不赞成，但在另一方面，却承袭了的批判传统，实际上这一思潮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代表人物主要有早期的德鲁兹、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晚期的德里达以及齐泽克等人；晚期是西方的传承者，但是在后现代社会的话语语境下讨论的新生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杰姆逊、伊格尔顿、德里克、科尔纳和波斯特等人。但有的学者并不是这样划分的，如陈学明教授在其《西方前沿问题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著作中，十分明确的把生态学的列入了西方的范畴之内，认为生态学的不是西方之后的，而其本身就是西方理论。王雨辰教授在其著作《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中，用“国外”统称这些在后现代思潮中理解、评价哲学的理论流派。
可见，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人们对西方之后的的理解和认识是有分歧的。但在国内有一点大家还是形成了共识，即认为人们已实现了从西方研究到西方之后的研究的转换。国内这种研究视域转换的标志就是“国外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
“国外研究”二级学科的确立，意味着这是我们对西方研究的继续和深入。特别是从国外研究理论基础层面考虑的话，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可能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对西方的研究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沉淀出更多的理论成果，进而为我们的事业做出新的理论贡献。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哲学
图书情报学认识存在学科体系
[分类号]G250
1
引
言
用哲学化的视野观察科学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揭示科学研究与知识、社会存在和人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促使我们用更为合理的方法得出更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图书情报学理论和实践中对自身理论基础和身份的迷惑正是缺乏学科哲学观照(philosophicalcounterpart)的反映。在此研究需求下，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图书情报学哲学层面的解释和理论基础”。]，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不乏深入见解。
本文在回顾图书情报学哲学研究渊源的基础上，对后现代主义哲学(也有“后现代哲学”的说法，本文采纳冯俊教授的说法，即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社会的社会特征、知识特征、文化特征、心态和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在理论上的反映)与图书情报学的关联研究进行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若干问题的一种解释。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被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涵盖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态度，以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化为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对图书情报学现状具有映射价值，并能够为其发展提供可能的方向和观照。
2.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图书情报界的研究者基本认同图书情报学与哲学的天然内在联系。约赫兰德(Birger Hjrland)曾总结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如下哲学假设，包括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经验主义(empiricism)、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tepistermology)、解释学和现象主义(hermeneutics andphenomenology)、历史主义(historicism)、哲学(marx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范式理论(paradigm―theory)、后现代主义和后建构主义(postmodernism andpostconstmeturalism)、理性主义(rationalism)、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realism and critical realism)、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系统论(systems theory)。随着哲学层面上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深入，科学哲学①、社会认识论、信息哲学开始进入研究视野。
在此基础上，后现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的关系开始引起关注。主要分为后代主义哲学与图书情报学研究本身的关系以及对图书情报学学科环境的观照。
密苏里大学图书情报学院的巴德教授(John M，Budd)是较早开展图书情报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关联研究的学者，认为经过修正的认识论可以解释图书馆的本质和人在图书情报学实践中的认识状态，并强调解决问题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法，即用后现代主义认识论取代以理性和绝对正确为代表的现代性理论。1998年，莱德福德依据福柯的论文“The fantasia of li―brary”，运用后现代认识论的观点对图书馆、图书馆实践、图书馆员以及读者的认知和理解进行重构，提出“图书馆的目标是使读者和作者自由建构自己的知识，而不是理解外界强加的知识排序”。此后，福柯的观点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者关注。200B年，莱德福德运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探讨图书情报学中的“管状视野和盲点(tunnel vision and blind spots)”，即图书情报学中的话语成规何以成为问题，这种话语成规如何阻碍图书情报学研究多样化以及如何利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促使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者进行反思，并促使新的话语规范的形成。这种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典型理论方法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活动本身进行的思考，推动了图书情报学哲学研究的严谨化和深入化，并促使图书情报学展开跨学科思考。
与此同时，美国情报学家维思格提出了后现代科学知识变迁的概念，包括知识的非个人化、可信度、零碎化和理性化，在这种情况下，情报学应该成为一门后现代科学，即不应完全了解外在世界的运作，而是以问题为导向。英国情报学家穆迪曼提出图书情报学的教育背景不再是informatin society能够表述的，应该用“复杂的、片段的和后现代”来表述，图书情报学关注公共知识社会变迁的管理视角已不再适用。霍巴则把书目指导和学生教育联系起来，提出传统的书目教育应该汲取后现代教育理念，图书馆应是一个在话语背景下的学习中心。
国外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图书情报学提供了研究帮助：①为关于图书情报学本质的思考提供新思路，比如福柯的观点、后现代认识论；②为图书情报学研究提供了多种研究方法，比如解释学的方法、话语分析的方法等；③为图书情报学学科生存环境提供新的解释，以此帮助研究者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存在。
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哲学层面的图书情报学研究，一方面是引进介绍西方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试图用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现象，或用西方话语来透视本土现象。傅荣贤认为中国古代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向个体存在敞开的，表现出与科技相对的哲学性。金胜勇等人提出用科学哲学的判断标准来对图书馆学的科学性进行观照性研究。王知津则对情报学中的哲学基础理论、哲学方法应用、哲学理论应用进行综合分析。
其中，国内学者运用后现代主义观点和方法对图书情报学展开研究较晚。蒋永福明确提出中国的图书馆学具有后现论特征：价值多元主义、权利话语取向、工具理性盛行。王建冬论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情报学基础理论的影响，包括波普尔现代本体论思想、库恩科学历史主义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科学哲学在情报学理论中的显性引入与启发以及新解释学和社会建构主义两种取向的作者、读者与文本关系的后现代解读方法对情报学认知观和领域分析等基础理论的影响。王知津认为情报学中表现出的非表达特质、不确定性、多元性和去中心化等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特征，而情报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情报学后现代主义趋势的表现。俞传正认为后现代主义阶段的科学哲学对“语境”的关注会对情报学的发展和走向产生重大影响。赖鼎铭分析了后现代社会对图书资讯服务的冲击，包括对经典作
品的解构、数字化技术对教育和学习体制的虚拟化冲击以及数字化技术对图书资讯服务的质量、可得性和可用性的新要求。叶乃静提出后现代社会的图书馆学要从传统的精英视角为大众服务。此外还有对后现代图书馆的描述。
国内学者对图书情报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图书情报学研究和实践现状的分析上，并没有涉及研究所反映的社会存在以及对研究本身的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内容较为浅层。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学者开始探索深层次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关注国内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与实践，比如俞传正在其博客中提到国内图书馆事业的后现代转型，即从事业转向职业，藉以改变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瓶颈，并提出如何借助话语分析方法对图书馆用户进行分析。
3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图书情报学现状的解释
3.1 技术的地位
技术要素在图书情报学发展中的地位不言自明。从讨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对技术、方法和管理技能的忽视开始，美国学者一直关注新技术的出现对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以及情报学之间关系的影响。萨瑞塞维克认为情报学与信息技术有密切的相关性，约赫兰德认为“一门学科必须由其研究对象而不是使用的工具来界定”。欧美研究者承认信息技术在促进情报学出现和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研究对象本身，连萨瑞塞维克也提出情报学面临着最大的危险――忽视用户和人，只专注于技术。
如何看待技术在图书情报学中的地位?一方面，生态后现代主义认为技术既不是拖着我们尾巴随它而走的独立力量，也不仅仅是一种中立的、非价值的工具集合，每一种新技术的目标和设计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图书情报学中的技术应该成为学科价值和方向的体现和实现手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认为技术是知识体系理性的表现形式，是现代社会最能展现理性实力的手段。现代性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正是用技术证明人对社会存在的掌控以及其在学术群体中的尊严地位。图书情报学中普遍存在的工具理性被人们质疑，其解决之路又在哪里?①在于对技术的重新定位，即技术为理论、实践和价值服务，而不是技术本身是理论、实践和价值；②在于技术适用范围的确定，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适合用技术解决以及在方法选择表中的排序。非理性主义中对工具理性的发难、强调情感思维和感性方法可以作为突破口。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扎根理论，也能促使图书情报工作的改善并提供新的思路。
3.2 多种声音的存在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种声音同时存在。有人统计国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观点，20世纪90年代末有五六十种之多。该特点一方面体现出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本质和基点的固执追求；另一方面又表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正愈来愈显现出后现代主义哲学非中心化、非基础主义、非理性主义和视角主义的特征。表现为：①抛弃“普遍性知识、总体化语言”，图书情报学的总体总是不完全的，需要增补，这种增补有赖于认识的深入以及认识对象本身的发展；②图书情报学的客体和主体都是非中心的、非封闭的，只有正确认识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和认识活动的位置与空间，才不会局限于“机构”与“非机构”、“大图书情报观”与“小图书情报观”之争；③图书情报学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和永恒的框架，即不能对任何观点抱以绝对化或力求学界统治地位的想法，也不能将追求真理与追求绝对等同；④对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应脱离固定界限概念限制，传统哲学和逻辑实证主义推崇的是概念分析，但其分析对象往往是抽象的和静止的，忽略了对象本身的动态发展和复杂性，图书馆学所关注的“图书馆”正是如此。国内图书馆学研究倾向于找到学科研究基点，试图通过明确学科基点和学科体系的建立来指导实践并确立其科学地位的做法体现出现代性和后现代的碰撞与冲突、坚持与突破。
3.3 身份危机
关于图书情报学身份的迷惑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感一直是研究者关注但又不愿直面的问题。学科的地位以及由于现代性理论中对理性、地位的尊崇使得我们一直陷入“术”与“学(道)”争论的怪圈中。从图书馆专业(1ibrarianship)、图书馆研究(1ibrary study)到图书信息学(1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y)，这些变化可以显示此学科研究取向的范式递变，图书信息学的研究与学科本身也从录音带、影带、光盘到网络，不断学习调整，以求跟得上技术变迁的脚步，但却面临名称的争议、学院归属、失焦的教育目标、核心课程的难产、学生来源狭隘、本土性教材、研究工作等方面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哲学能够为这种身份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境带来什么改变?首先是思想的转变，图书情报事业不再是最初现代性中维护自由与公平的宏大事业，在其合法性危机、技术导致的生存危机的背景下，需要从现代性时期的一项事业转而成为后现代时期一项普通的职业；其次转变方法，比如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建构主义，即关注用户使用图书馆的目的及图书馆对他的帮助是什么。现代性指导下的用户研究由常态模式看用户，因此，在某一时空背景下，某一群人的行为是一样的，和个人的信息需求情境没有相关性。建构主义认为使用者是在建构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所以，预测及了解用户如何使用信息，必须先了解其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进而了解用户是在怎样的情境下使用图书馆。图书馆若能由意义建构理论来了解用户信息需求产生的情境，并提供帮助，图书馆使用率必能提高，图书馆存在的意义得以体现。
4 后现代主义哲学指引下的图书情报学未来――一种可能
4.1
图书情报学的存在环境
图书情报学的诞生与知识和信息传播及利用密切相关。利奥塔对后现代社会知识和科学状况的考察展现出社会知识的深层特征。①知识的信息化(量化和可操作化)，以计算机运用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迅速改变知识的性质，只有将知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信息量，才能被生产者和使用者获取和使用。②知识的商品化。知识和认识者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外在关系，而是为了价值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供求关系。如此，知识的获得(包括研究)和知识传播(包括教学)都发生了改变。图书情报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知识的信息化要求那些传统载体形式的知识必须改变，否则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和可能性；知识的商品化使得人们获取知识的动机、知识流动的方式、知识的生产都将与利益、价值和金钱紧密相关，那么纯粹的阅读、文化的教养与熏陶、知识的提供，乃至传统的保存和继承都将受到金钱的制约与改变，传统的图书馆使命和情报机构的工作该将何去何从?
4.2
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
对认识和存在关系的重新解读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点。后现代主义哲学影响和解释下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和存在的关系表现为：①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存在)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即社会存在的变化。从最
初施莱廷格以图书馆整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开始，图书情报学对研究对象的认识经历了所谓的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和由机构到知识信息的过程。这一变化正是由认识对象变化引起，即从最初的图书整理、简单的图书资料提供，到近现代的信息检索和提供，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在不断扩展、丰富。于良芝也认为随着信息职业的细化，图书馆职业和情报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②图书情报学的认识与存在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统一于科学知识对存在的解释中。即研究者自身的立场、文化知识背景和社会背景决定着其对存在的解释，正是这种理解的历史性使得图书情报学的知识必须建立在解释的基础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客观立场。因此，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必须出现多种声音，即视角的多元化、解释的多元化和意义的多重性。同时，这种解释性的认识表示我们认可的学说和观点也是建立在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即研究群体的共识。③图书情报学的认识对象只有变化、复杂，没有绝对的唯一和本质，试图找到各种现象和存在简单化的努力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④图书情报学的认识本身是开放的、多元的，且仅仅是对存在的一种解读。⑤单纯的概念不能解决图书情报学的问题，固定界限的图书馆概念不能把握庞大复杂且流动着的图书情报学认识对象。
4.3
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
传统的图书情报学学科体系大多以线性的、单一的、封闭的模样出现，并试图囊括所有认识存在。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主义、利奥塔的知识合法性判断等观点指引下，图书情报学的学科体系应具备以下特征：①开放性，即学科体系的逻辑解构容许新内容的加入；②非确定性，学科体系不能成为宏大的“元叙事”，即不能试图成为解释一切的标准统一语言，也不能试图规定研究群体的话语，话语的多样性以及学科知识的话语叙述倾向才是学科的发展趋势；③非线性，即学科体系的各要素间充满差异且彼此互补，逻辑结构体现的是多向性，而非直线单向。
[摘 要]对后现代主义的看法，一般可分为两种，即阶段说和反省说。两者不能截然分开。阶段说强调：“后现代”是“现代”之后的一个新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社会等等)，后现代主义是适应新时代的新变化而应运而生的理论。反省说强调：后现代主义根本是为了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的反省和批判。在众多后现代主义学者中，法国学者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论对历史学的挑战最为明显，因为他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失去可信性，出现了“后现代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了危机，亦即有关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完整的历史知识都发生了危机。历史研究出现了“原子化”、“微观化”等变化。“后现代状态”论以及一般后现代主义的启示之一是，西方长期形成的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遭到了极大冲击。西方学界的风向有了变化。
一、后现代主义：阶段说和反省说
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先是在西方，逐渐地也到了东方和中国，“后现代主义”成了一个时髦的词。它被用来说明当代许多事物的最新发展，从具体的建筑、电影、美术等到抽象的哲学、学术思想、理论等。历史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到了它强烈的冲击，关于后现代主义，目前国内的中文著作和译作已经很多，对它的解释和说明也五花八门，各种各样。这本不奇怪，因为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就是多样性、不确定性。我们在这里主要就后现代主义大师之一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观点作些分析，或许它可以从某个角度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
一般来说，可以根据诸多后现代主义学者的观点和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评论，把有关它的看法分为两种：阶段说和反思说。当然两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把“后现代”看成是一个“现代”之后的新的时代，即阶段说。具体分期大体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说法有其一定的道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世界的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说是后工业时代的，有说是从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有说是信息社会的、知识社会的，等等。虽众说不一，但都说明社会确实变了，时代确实发展了。而且可以预料，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全面的，不只局限于经济、政治，或文化、意识形态某一个或某几个领域。再有，这个新变化还只是开始。新的社会，不论如何命名，都还在发展中，还会延续很长时间，就像历史上的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那样漫长。今天，虽然我们还不能对它的全貌作出描述和判断，但这个新的复杂的世界必然会要求产生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和新的价值观，以适应种种新的变化。传统的、老一套的认识模式、理论、范畴和方法显然已经不够了。因此，把后现代主义看作是应运而生的理论也未始不可。
新的时代的出现，除了科技、经济等突飞猛进的原因外，还与对现代社会的不满、反抗和批判有关。对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的反省和批判正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事实上，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才开始的。远的不说，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批判不论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出现了一个。从思想上说，在60年代，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批判家已崭露头角；从行动上说，60年代的政治激进运动和其他方面的运动层出不穷。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对时代的发展留下极深的印痕。在政治激进运动中，法国巴黎的学生运动，或称五月风暴，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风暴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参加风暴的学生和工人都没有推翻和夺取政权的纲领，但它对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学生们强烈反对传统价值，摒弃教授及前贤们的经验，尽管从表层上看显得有些粗糙、绝对，但从深层上却极大地促使社会生活的改变，尤其是思想的解放。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法国形成并不是偶然的。福柯、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利奥塔、鲍德里亚(Jearl Baudrillard，又译布希亚)等后现代主义大师可谓如鱼得水，大显身手。有意思的是，正是在发生五月风暴的1968年，在《Manteia》杂志第5期上，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发表了名为《作者之死》的文章，声称“作者”是属于现代的；随着现代的结束，“作者”就死了。未来的文字的全部多样性集中在一个固定点上：这已不是至今一直认定的“作者”，而是“读者”。
除了法国的学生激进运动外，美国的反战运动也是风起云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兴起的嬉皮士运动。它是对历史形成的社会准则的否定。这时出现的“性解放”和“性时尚”也在社会性别问题上掀起风波。
1968年苏联入侵布拉格则预示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所有这些变化，虽然从表面上和性质上看，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都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一种时代性的变化已经出现，一个新的时代——文明过渡的时代已经开始。这个文明过渡是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的过渡，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过渡。
这种深刻的变化自然会引起社会人文科学家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是对上述种种社会变化和政治激进运动等运动作出的反应是有道理的。正因为如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就主张这种“后现代”阶段说，如美国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国的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法国的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尽管各人涉及的领域和各人的理解并不相同。
然而，不同意这种“阶段说”，或者认为，主要不应强调“阶段说”的也大有人在。如有的学者指出，把“现代”和“后现代”视为前后相续的两个历史发展阶段“这种观念本身就受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的重要影响，即把历史的演化视为一种一线发展、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批评的一个重点，就是要摒弃这种历史观念，将历史的发展视为一种多元的、开放的过程。”因此，“不应该把‘现代’与‘后现代’视为是一种历史时间上的先后关系，而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视为是一种对现代社会的反省”[1]。也有学者认为，不宜把“现代”、“后现代”仅仅理解为先后出现的历史分期，而只需看到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衔接关系，即“后现代”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在“现代”概念之后，是建立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之上[2]。
的确，仅仅把“现代”与“后现代”看作是时间上连续的两个历史阶段是不够的。应该看到，“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的提出，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批判当代西方的发达社会，特别是它的文化状态；以及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的认知范式和理论概念进行反省和批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传统的认知范式，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如普遍理性、科学主义、进步观念、自由理想、实用主义等等。对这些概念的怀疑和质难并不都由后现代主义者发起，如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不少西方的思想家对“普遍理性”表示怀疑。精神分析学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加深了这种怀疑。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这种种怀疑的集大成者。它的怀疑是全面的，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要对西方“现代”的人文传统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视和改写。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的那些传统概念已经不能认识、解读当今的世界。对过去的认知范式、已有的文本和话语、原有的知识体系都要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重新的审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要做的工作。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主要意味着一种认知范式上的、文化和意识上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过去习惯的那种静止的、结构式的、有规律的、线性的、有序的、进步的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而特别强调的是多样的、随机的、独特的、另类的、相对的、个人的、能动的观念。虽然具体到人文科学各个学科，在这些观念的变化上还有不少争论和程度的不同，但总的趋势应该是清楚的。从总体上说，这种趋势反映出当代的学术思想对传统的实证主义思想的进一步的批判和扬弃。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当代在认知范式和文化意识上发生的一种普遍过程。这是旧的文化范式的被打破，并由此引起的人文知识认知论基础的更新。这样来看待后现代主义及其带来的变化或许可以看得更深入些。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后现代主义，那么从众多的对它的概念的解释和定义中，至少可以认定它是一种思潮，一种学术思潮、文化思潮，或者文化运动。俄国学者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写道：“后现代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文学批评、艺术和哲学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它的形成与一系列法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和学者(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西利斯·米勒尔)的活动有关。从70年代末起，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开始在民族学、史学理论中显现出来，后来也在历史学中显现出来。”[3]这位学者的概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大致的轮廓，当然，实际情况比这要复杂得多。
以上我们对如何理解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作了一些解释。下面，我们想选择一位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具体分析一下他的观点，作为个案，可以有助于我们获得对后现代主义者的论述的实际感受，看看他们是如何展开阐述的。我们选择的这位学者是法国哲学家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学者并不少，他们的观念又各不相同，因此，选择利奥塔并不是因为只有他才具有代表性，而是因为他的观点不仅很有影响，要探讨后现代主义问题是无法绕开他的；并且，他的观点也便于我们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和冲击这个我们关注的题目。
二、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概念
“后现代性”一词并不是利奥塔首先提出的，但他赋予了这个词以独特的含义。在他著名的论文《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4]，利奥塔对此作了系统的阐释。这篇论文是利奥塔在1976年应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一次有关后现代的学术研讨会上作的报告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前面已经说过，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含义是指对现代以来西方社会的认知范式的反省和批判。那么，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如何体现的呢?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可以说，人类的认识世界的活动的最基本的体现，认知范式和基本概念的形成途径，都离不开“知识”(knowledge)，即人类在每个时期所掌握的全部知识。可见，要分析人类的认识活动和认知范式，都离不开对“知识”的剖析。因此，一些后现代主义学者从“知识”切人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进行解剖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福柯就是这样做的。他对“知识”解剖的结果是，揭示了在“知识”背后存在的“权力”活动的秘密。利奥塔的上述论文也是“关于知识的报告”。他同样从“知识”切人进行分析。《后现代状态》一书开宗明义便说：“此书的研究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态。我们决定用‘后现代’命名这种状态。”[5]
利奥塔对“知识”的理解很宽泛。他指出：“一般地说，知识并不限于科学，甚至不限于认识。”[5]它还包括“能力”、“诀窍”这些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去详细介绍利奥塔对“知识”的界定，但有必要简略地说明他所用的几个概念以及他的有关观点，否则就无法了解他的思想了。
第一个是知识的“合理性”(legitimacy)问题。所谓“知识的合理性”是指知识是否被认可为是“知识”，如果它被认可是“知识”，那它就有了“合理性”，它的存在的理由就得到了确认。而这个知识获得“合理性”的过程就被称为“合理化”(1egitimation)。这个“合理化”过程是长期的、不易发现的。长期以来，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就是“知识”，似乎自然就是如此，不成问题。利奥塔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知识的“合理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只有了解“知识”“合理化”的过程，了解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的程序，才能知道这种“知识”获得“合理性”的原因、它目前的状态和今后可能发生的变化。
第二：个是“知识”与“叙述”(narrative)的关系问题。利奥塔认为，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还需要从知识内部来进行考察。这就牵涉到“叙述”问题。因为，“叙述”是“知识”使别人和自己认识到它确是“知识”的必要手段，而且，“知识”在“合理化”过程中对“叙述”的依赖越来越明显。现在的问题是，“知识”需要依赖“叙述”来表明自己是一回事，“叙述”能不能使“知识”“合理化”是另一回事；或者说，“叙述”本身有没有“合理性”以致可以成为“知识”“合理化”的根据。利奥塔认为，这正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区别所在。
在利奥塔看来，各类“知识”都是遵循一定“游戏规则”的话语(discourse)活动。在20世纪以前，这些话语活动都是依仗某些“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而进行的，并构建起一套“元话语”(meta-narrative)。这时，“知识”是凭借某种“宏大叙述”使自己获得“合理性”的。“宏大叙述”是“知识”“合理性”的标准。利奧塔把这一时代称之为“现代”、“现代性”或“现代状态”。他写道：“当这种元话语明确地求助于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或劳动主体的解放、财富的增长等某个宏大叙述时，我们便用‘现代’一词指称这种依靠元话语使自身合理化的科学”[5]。也就是说，“现代”就是指这个时代的“知识”可以从它所属体系或所依赖的体系本身获得“合理化”的根据。
与此相反，当20世纪发生利奥塔所谓的“叙述危机”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后现代”就是对这种新状态的表征。因此，“后现代状态”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元叙述”(meta-narrative)或“宏大叙述”的怀疑。利奥塔写道：“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述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5]。所谓“元叙述”可以理解为形而上学本体论性质的叙述。从西方哲学史上可以看出，“元”也就是“形而上”的意思，也就是建立在惟一的起源、基础和出发点之上的叙述。“元话语”也是这个意思。“元叙述”发生了危机，这就是利奥塔所谓的“后现代状态”。而对“元叙述”、“元话语”的怀疑便导致建立在“元叙述”、“元话语”基础上的整个知识大厦发生了时代性的危机。
利奥塔强调，所有启蒙运动以来的“宏大叙述”已统统失去了原有的可信性(credibility)。利奥塔把这种叙述的衰败称之为“合理性的解体”(delegitimation)。
在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宏大叙述”，可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述”(或“元叙述”)以及黑格尔的“宏大叙述”(“元叙述”)为例。黑格尔的“宏大叙述”主要以观念系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体现在他的《哲学全书》中。至于启蒙运动的“元叙述”主要是启蒙理性。它朝向一个美好的空想世界。启蒙运动以来的哲学就是以这种理性的“元话语”来作为衡量“合理性”的标准的。
至于在“宏大叙述”衰败的“后现代状态”下“知识”的特点，以及利奥塔与其他学者的争辩等等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后现代状态”与历史学
既然“后现代状态”的特征是所有“元叙述”的危机，那么联系到历史学又有哪些影响呢?具体到历史学，除了有启蒙理性或黑格尔的“宏大叙述”的影响外，历史学中的“元叙述”还指对完整的历史概念的说明，这套说明可以是科学的，也可以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元叙述”实际是指历史学家提出的那套完整的历史知识。要说明的是，“元叙述”比起历史理论来要更为广泛。历史理论是指对历史过程的反省。这种反省是完整的，经过思索的，是以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元叙述”概念比历史过程理论要广泛。也就是说，任何历史理论都是“元叙述”，但不是任何“元叙述”都有理论的特性。总起来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元叙述”是对历史(主要是历史过程)的一套完整的说明，它常常带有理论性。
那么，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的“元叙述”发生危机意味着什么呢?这种危机的表现何在?所谓“元叙述”危机的表现，一是在“后现代状态”下，历史学失去了“元叙述”的功能。在这点上，在学者们中间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这种功能是完全失去了，或基本失去了。有的则认为，只是部分地失去了。但总的说来，强调“元叙述”功能的丧失或削弱，都是指那种构建完整的或宏大的历史过程解释的努力已经不时兴了。这就涉及“元叙述”危机的另一表现，即历史知识的个别化，历史知识的个人的—心理的功能和社会的—整合的(或分解的)功能的强化。顺便说一句，早在19世纪末，尼采(Friedrich NietzsChC)就预见到了这种变化。总之，“元叙述”危机导致历史知识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变化，导致历史学的重心从社会—政治任务向个人的—心理的任务的转移。这就使得社会中分解的倾向得到强化。问题是这种历史知识的“原子化”是否意味着方法论的退化，有没有克服危机的方法?由于“后现代状态”下的历史学是一个新的问题，又由于“后现代”原本就反对绝对化、明确化，因此，在这种状态下的历史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很难提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讨论若干有关的问题。
我们先要看一看在近代形成的群众性历史意识与职业历史学相互关系的机制此时是否还起作用?答案是：它们还在起作用。但是它们在“后现代状态”下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有个过程的。下面简要分析一下这些变化。
首先，历史学提供劝谕性榜样的功能。这是历史学最稳定的功能。在“后现代状态”下，它能否还保存下来?按理说，当“元叙述”失去其可信性时，历史学即使还保存某些知识，也很难是科学的。自然，历史学会作各种努力来适应新的形势，以图继续发挥自己的功能。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近段时间热门的“微观史学”流派和“微观史学”与“宏观史学”的冲突。微观史学家在实践微观史学的同时，总是强调宏大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必要性。本来，说明语境的技能是正常的职业历史学家的特征之一。对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来说，它的最主要的原则虽是区分过去和现在，但同时必须构建历史语境。这些都是正常的历史研究的要求。至于微观史学，当它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微观事物、“突发事件”时，如何说明宏观的历史语境呢?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方法和成功的范例呢?很遗憾，虽然“微观史学”确实取得了不少的成功，也有许多杰出的作品，但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能说已经完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微观史学”是不可能的[6]。
其次，历史学的认同功能。“历史”的概念里包含有一定的寻找“认同”的手段，或者说，“历史学”负有认同的任务。这种寻找“认同”的手段是与“记忆”的一定的“书写形式”的历史类型有关。在“后现代状态”下，这种“认同”功能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历史记忆已不再成为“认同”的基础[7]。这位学者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每个人是在同一的文化空间形成自己的认同的。在这个实质上：是同一的文化空间中，不仅有西方古代的圣贤，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而且同样有东方古代的圣贤，如老子、孔子。因此，近代形成的基本上以民族—国家边界为界的历史记忆就不起多大的作用。总之，可以认为，在“后现代状态”下，记忆的类型确实发生了变化。它从原有的历史类型向新的类型转变。前者是为社会在历史空间的集体认同服务的，后者则为在所有文化空间内的个人的认同服务的。总之，在科学知识“原子化”倾向发展的情况下，不能很好地解决宏观语境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也有学者对利奥塔关于“元叙述”不可信的观点提出质疑。如有学者认为，历史学需要某种整合材料、编织情节的叙事前提。“这就是说，虽然元叙述在本性中有可疑之处，元叙述仍是历史编纂必不可少的认识整合力量。而且，元叙述本身也具有历史性，新的历史经验需要新的解释根据和理由，人们可以不断寻找更好的叙述形式。”[8]这位学者还引用雷迪(W．Rcddy)的话指出，宣布一切元叙述的彻底终结，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霸道的历史叙述”。结论是：后现代主义者不是不要元叙述，而是采取了虚无主义的元叙述[8]。
关于“元叙述”的问题自然还可以讨论，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后现代状态”和后现代主义这类命题并不只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阐述，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学者之间也是争议不断的。重要的是，正如前面强调的，后现代主义是对旧的认知范式的反省、批判和对新的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更新与探讨。对于这种大的变化，我们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那么，对利奥塔关于“后现代状态”、“宏大叙述”的危机等论述应该如何看呢?它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首先，应该明确，利奥塔的论述只是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一部分，不能以偏赅全，但在许多重要特征和趋势上，它又与整个后现代主义相通。其次，不论是利奥塔，还是后现代主义说的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套用到我国或其他任何非西方国家。但我们又不能以为这是身外事，可以置之不理。我们所以要研究利奥塔和后现代主义，不仅是为了在全球化趋势发展迅速的今天，及时了解西方文化学术和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而且也是为了使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可以更好地对应新的环境，开展更多的交流和对话，从而获得更全面、更有成效的发展。
利奥塔对“宏大叙述”的怀疑有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可以说，这点也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西方的“宏大叙述”，从启蒙运动的“普遍理性”到黑格尔和兰克的“历史主义”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历史一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启蒙运动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崛起，历史进步的观念和科学理性的观念已被视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史学也被视为是“一门科学，不多也不少”[9]。自19世纪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西方文明广泛渗入非西方国家。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与西方中心论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具有全球的性质。对西方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质疑并不是从后现代主义开始的，但后者的冲击具有颠覆性质。既然现代主义历史思维注重理性，注重西方，注重中心和精英，注重线性发展和进步，它就忽视了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非理性、非西方、边缘、“它者”、“另类”、弱势群体、底层群众、日常生活、微观事物、突发事件、妇女、个人、枝节等等。而这些也就成了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的方面。尽管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和西方中心论在西方学术界可谓根深蒂固，即使在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著作中仍可看出它们的某些影响，但后现代主义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尖锐地提出质难，高呼“宏大叙述”的衰败，还是很有意义的。这标志着西方学术界的风向有了大的变化：以西方的“元叙述”为准，以西方为中心的时代已经遭到重大的质疑；重新认识非西方文化的价值，以平等、认真的态度进行交流和对话，促进全球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多样化，这样的方向已被提了出来，尽管距离目标还十分遥远。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认识和发扬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主要应该是国人的责任。我们需要了解和研究包括西方在内的一切海外文化，借鉴所有有益的养分，但着眼点只能是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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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См．м．Ф．Румяндева，Теория истории．М．，2002，стр．22．
[论文摘要]在艺术史上,自主性艺术与非自主性艺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这种艺术审美观念的变迁,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体现为不同的审美特征。
惊颤使后现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不同的审美特征。惊颤在后现代艺术尤其是大众艺术中既不象传统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也不象现代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而更加注重追求艺术世界与人们经验的分裂。
本雅明把灵韵艺术和美的艺术称为自主性的艺术,而把20世纪机械复制时代所产生的艺术称为非自主性艺术。美的艺术是指传统艺术自身具有审美性,这种审美性是由自身直接呈现的。艺术自主是指艺术只为自身而存在,只展示艺术自身的美。后审美艺术观是指艺术自身不具有审美性,它的审美性是由审美活动赋予的,建筑的审美性是在使用和感知中获取的,电影的审美性是在观众欣赏中获得的。本雅明把电影看作复制艺术的典范进行分析,从机械复制、价值和功能等非自主性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充分地肯定了电影的进步意义,认为电影具有革命性,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在革命能量。
最早对艺术自主性进行思考的是康德。他分别为真、善、美立法,将艺术归于美的领域,认为艺术是一种自主自律的审美活动。席勒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将艺术自主性理论从康德的美学领域推广到人类学领域。席勒认为游戏冲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客体对象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审美特性的审美假象。席勒审美假象说的提出,使艺术、审美成为一个脱离现实实在的自足世界。20世纪初西方艺术研究逐渐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研究的对象,艺术自主性研究突现,产生了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艺术理论流派。面对着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部分现代的理论家也将自主性艺术看作是解决危机的途径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借助于自主性的艺术形式构建出审美乌托邦来对抗异化的社会。现论家韦伯从社会合理性存在角度将社会分为科学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艺术审美领域这三大领域,认为艺术作为一个自主自律的领域是文化合理化或文化现代化的产物。艺术自主性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理论家对所处社会和人类历史深刻反思的产物。
欧洲先锋主义首当其冲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和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给予打击和颠覆。本雅明从机械复制的角度对艺术自主性给予质疑,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具有自主性的艺术神学的表达,它拒绝艺术所有的社会功能,丧失了艺术在当今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历史和社会任务。“因为,当时随着第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手段摄影术到来(即社会主义与之同时出现),艺术觉察到了威胁的来临,数百年后,这一危机业已无可置疑,它是以‘为艺术而艺术’学说作出回应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神学。由此产生了一种以‘纯粹’艺术的理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否定式的神学,这种艺术不仅排斥任何一种社会功能,而且也拒绝从表现方面的任何定义。(马拉美的诗首先做到了这点。)”〔1〕p.256机械复制使艺术丧失了自主性,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使艺术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艺术作品的大批量复制,艺术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独有之物,而是成为大众革命或消遣之物,使艺术从神圣的精英殿堂走向了世俗众生活领域,从自主性走向了非自主性。“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外观也就一去不复返了。”〔2〕p.109机械复制使艺术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成为艺术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艺术复制技术的提高,虚拟场景的逼真再现,使艺术成为一种新的感知、认知和实践方式,展示一种虚拟世界的逼真体验方式。到了后工业社会,机械复制所塑造的虚拟的审美假象,成为现实生活的仿像,使大众沉浸在其所创造的梦幻的审美世界中,引导着大众现实生活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传统艺术美学从亚里士多德起突出强调的是审美的社会认识功能;现代艺术美学强调的是主体精神层面的理性认知;而后现代艺术美学领域和范畴发生了转移,它转移到了感性、感官领域,这也是艺术自主性消亡的表现形式。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在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产生,他从人的本能欲求角度出发,恢复被理性控制、压抑的感性权利和审美欲求,以求摆脱异化,获得自由和解放。苏珊·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它是各种感官和体验的综合体,以此摆脱虚无主义,获得价值的体现。本雅明指出电影创造新的艺术美学,使艺术审美渗入到新的领域——感官,即电影美学是感官的美学。本雅明所探求的是怎样使大众在感官刺激的惊颤体验中实现艺术政治化理想。后现代美学从以往形而上学领域思辨哲学中走出来,进入到了形而下的身体领域,林赛·沃特斯称“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安了家”〔3〕p.11。艺术不再是美的呈现之物,而是感官的体验之物。
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是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艺术为工具来实现对社会、人生本质的认识,所以这时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为材料,运用典型化的手法进行重新加工、组合,形成具有灵韵的艺术符号。别林斯基指出传统艺术品是以“个性的普遍性”呈现的,它给接受者以“幻象”、“和音”、“香气”愉悦的审美感受。“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带有个性的普遍性都将隐隐约约呈现在你的眼前,就像朦胧的幻象一样,像蓦地在高处传出的和音一样,像刹那间在你身边吹过的芬芳馥郁的香气一样……”〔4〕p.189 这里提到的“个性的普遍性”是指艺术典型性,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是稳定的、同一的,是直接指向日常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也就是说,艺术与现实是完全统一的。这时艺术符号并不是完全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是以可能性的存在来显示现实性的存在,因为艺术作品中的“可能性的存在”已使其摆脱了对现实的模仿而呈现出对现实的创造性加工。别林斯基认为传统艺术是以和谐统一的完美外形来再现现实的普遍性,“都包含在它从存在的可能性显现为存在的现实性这一有机的过程中。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每一个部分独自存在着,构成一个锁闭”〔4〕p.184 在这种“存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艺术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鲜明的、完整的形象,从而体现出现实性的存在,这就使艺术在与现实的统一性的基础上高于现实,突破了以往艺术理论的“模仿说”。现实主义艺术虽然不再是对现实的机械反映或再现,但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典型化塑造,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创造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灵韵色彩。它们追求的审美基础是建立在艺术与现实同一性上,其审美效果必然是原真、和谐、宁静、悠远。
论文摘要：主体性原则是在反对中世纪宗教哲学上帝创世论中逐步确立起来的，主体原则、真理原则是其基本特征。一些现代哲学家对此进行了评判，探讨其本真所在。
西方主体性原则是通过“我思”主体的确立而形成的原则，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人与自然界相互影响辩证发展的过程。基于对主体性原则局限性认识，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主体性原则进行了批判和改造，试图在理论上超越这一原则。
一
人类中心论其实就是一种主体中心论，夸大了主体作用，把主体看作是解释客体和行动的意义的起源。存在主义者提出“身体～主体”这一概念，其目的为了摆脱笛卡尔的二元论，而为此必须找到一个中介，它既是存在和认识活动的主体，又是被作用的客体和被认识的对象。身体既是显现的主体、存在着、经验着的现象，又是被显现的对象、现象的身体、现象的场所。有的结构主义者用结构和模式取代了主体，把主体消融在语言的关系网络中。
后现代主义者对主体的解构主要体现在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霸权话语，消解作者的中心地位，德里达就是要解构一切中心和基础，消解在场的形而上学包括主体形而上学。消解中心性的主体，就是消解语音中心主义，提高文本地位。即符号的本质就是一个差异的、踪迹的系统。他认为，无论在口头话语还是在文字话语的体系中，每个要素作为符号起作用，就必须具备指涉另一个自身并非简单在场的要素。这一交织的结果就导致了每一个“要素”都建立在符号链或系统的其他要素的踪迹上。这一交织和织品仅仅是在另一个文本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文本”。在要素之中或系统中不存在任何简单在场或不在场的东西。只有差异和踪迹、踪迹之踪迹遍布四处。也就是说差异是文字本质，任何其它事物都只能存在于差异之中并被差异而产生。由此可知，脱离差异，自我指涉自我确定意义的作者和起支配作用的主体是不存在的，语言不是说话主体的功能，文本无作者。德里达认为主体是有意识的和说话的，主体取决于差异系统和延异活动，主体唯有在与自身相区分中，在拖延中、在推迟中才被构成。也就是说，差异是根本性的，主体不是中心性的支配者，而是无中心无统一性的多元化的存在。福柯从知识的相对性以及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待主体性问题。他认为人并非是历史的永恒，以人为代码来说明事物的秩序，只是现代认识型的结果，人是历史的产物，现代以人为中心的认识型也必将为历史所淘汰。也即所谓的“人之死”和“主体的终结”。想到人只是一个近来的发明，一个尚未具200年岁的人物，一个人类知识中的单一褶痕，想到一旦人类知识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人就会再次消失，这是令人鼓舞的，并且是深切安慰的源泉。他认为并不存在自我决定、自我设计和自我控制的独立自主的主体，主体是被塑造的，是话语和权力关系的结果。语言的力量不但外在地塑造主体，而且还内在地规范一个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人的自主性从来都被社会文化所左右，主体是被塑造的主体是社会的和历史的，是破碎的、离散化的、相对多元化的，没有宏观意义的统一性和绝对的意义。人的那种零散化的语言的内脏构成自己的形象!当然福柯否定的是以人为中心、为万物秩序的基础的大写的自我，即超历史的绝对性主体，而不是一般地反对主体。哲学上抽象的主体死了(似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主体也死了)。
主体性哲学相信主体能够认识真理，并能通过获得真理去改造世界和完善自身，创造性和自由是人类自我完善的两大动力。真理是推动社会进步、完善人性的手段和人类追求的目标。现代西方哲学则有不同的真理观。
尼采就宣扬意志主义的真理论，否定真理的客观性，认为真理是为了某一目的、从某一角度进行的认识，只要强力意志呈现的生活不能被归结为单一形式，就不会有单一的真理。承认真理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所谓“真理”，无非是主观的信念，是对某种判断的确信和评价。他说：“真理就是这样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某一些生物就活不成。对于生命来说，价值才是最终决定的东西。”他认为“‘真理的标准’是对生物的生存‘有利’、‘无利’，而非‘实在’与‘不实在”’，“真理的标准就在于提高权力感”。总之，“有用就是真理”，“强力就是真理”。克尔凯戈尔则主张“主观真理”说：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真理。真理是主体对自身的主观性的把握。真理存在于主体的内在精神之中，真理只有对于人、对于人的主观性才有意义，真理就是主观性。他认为，真理是客观的不确定性对最为激情的内在性适应过程的依附，是客观依附于激性的内在性适应过程，这是存在的个人可以获得的最高真理。他强调信仰，信仰越强烈，存在的程度越高，真理就是信仰。他写道，“哈姆雷特说得好：存在与非存在只有主观的意义。”
一、后现代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
从20世纪中期起，后现代主义逐渐成为一种西方社会流行的哲学、文化思潮。后现代教育思想作为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为了使教育顺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对现代教育的一种反思。现代教育也可称为“精英教育”，而后现代教育则为“全民教育”、“通识教育”、“主体教育”、“终身教育”。后现代教育思想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五种：
1.人性化的教育观追求完美、丰富人性、关注人性化是教育的最基本的追求，也是教育的永恒话题。使人看清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世界，并有意识的改变自己、改善自己所处的环境，使自己能够更好的生活，是教育的真正目的。
2.对话式的教育观在传统的教育中，老师只是传授书本知识，而后现代的对话式教育观要求学生能够主动思考，用对话的方式激发学生思维。
3.提问式的教育观提问是开发大脑思考能力的最佳方式，找出问题，并沿着问题一个个的去寻求答案，在不断的提问、解答、再提问、再解答中，不断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4.民主式的教育观后现代教育思想是一种追求民主的教育理念，提倡学校要采取民主参与制的管理模式，努力营造畅所欲言、组织协调、团结合作的民主校园氛围。
5.创新型的教育观创新是科技发展的动力，有创新，就会有发展。后现代教育思想认为，教育必须注重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后现代教育思想观就是要培养学生怀疑、批判的意识，积极探索，开拓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
到目前为止，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和世界其他各种语言文学相比，汉语言文学不仅有文字所共有的文学形式，如论文、散文、小说、传记等，还有其特有的格律，如诗、词、赋、曲的形式。汉语言文字独特的文学优势在于这些汉语言文学所特有的格律，它为汉语言文学增添了比世界其他任何语言都要绚丽丰富的内涵。独特的文字能够产生独特的文学样式，文字的特性也就决定了文学的形式。汉语言文学的一字一音、一字一义的特性，孕育出了声调优美、意境丰富的格律诗、词，使文学的思想美和韵律美相融在一起，达到了和谐的统一。
三、后现代教育思想下如何进行汉语言文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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