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47
导语：在本土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提到四川、巴蜀文化，人们第一印象应该是丰富的色彩，如同川菜一样活色生香。巴蜀地气候湿润，川人“好吃”，由于地域潮湿，自古以来就爱食辣和麻以达到驱寒的目的，麻辣也自然成为了巴蜀文化的一份子。土特产的包装比如郫县豆瓣、新繁泡菜、灯影牛肉就会使用到红色、棕色，传达出中国气息。四川茶馆在本地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由茶碗、茶盖和茶船组成的盖碗茶杯，长嘴茶壶，老虎灶，竹扶手椅，白色、黄铜色、棕色、竹黄色，恬淡、随性，分别代表着四川茶馆的设计形态元素、色彩元素和风格元素。四川皮影则使用鲜明的红黄蓝黑色，川剧作为巴蜀文化又一个代表性的文化元素，使用黑、红、白为基本色，蓝、绿、金、银、灰、粉红、姜黄为辅助色，运用上，讲求明快、单纯、鲜而不艳，淡能传神。综上所述，巴蜀文化的色彩运用有着很强烈的装饰意味。
2图形的表现
地域性土特产品就是具有地域性文化特征较为独特的产品，它的文化特征深受文化底蕴的影响。以巴蜀地区为例，设计师经常使用传统的能凸显川味的图形进行设计。例如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纹饰，四川茶馆的盖碗、长嘴茶壶、竹圈手椅，川剧脸谱，四川皮影戏，蜀锦，蜀绣，绵竹年画等，将这些视觉符号化为设计元素，融入到包装的外形、构图和材料之中，方能实现土特产品包装的地域性文化信息传达。比如说四川阆中地区出名的小吃“张飞牛肉”，有传说称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时，曾大摆酒席，为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张飞把他多年制作牛肉的方法说出来，供厨师制作。而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这个传说就凸显了巴蜀文化。“张飞牛肉”所采用的礼品包装设计是红色和黑色的川剧脸谱，采用的字体也是传统的书法。川剧脸谱是川剧展现给观众的最直观的视觉形象，也是人们区别川剧和其他剧种的一个重要标志，张飞牛肉将川剧的这一视觉艺术形象进行深度大众文化层面的开发应用，给产品注入了巴蜀文化的艺术魅力，使它地域特色更加明确，使产品更加亲切。这是很简单的例子，却让我们看到了产品背后丰富的地理、历史、传统文化等内容。而一些礼品包装，比如彝族的漆器的包装是从巴蜀文化中传统工艺品中提取，用了大量的装饰图形。其他的诸如蜀锦、蜀绣、扎染、绵竹年画都是如此，使本土包装设计具有了视觉上丰富的表现力。
3材质的影响
3.1纺织品
布料及纺织品在本土包装设计中经常使用，一般来说传递出质朴、随意轻松的感觉，与现代人们崇尚自然的心态不谋而合。巴蜀特产中蜀绣、蜀锦、扎染等既是巴蜀文化的土特产，又可以将这种材质和表现形式作为一种包装材质运用到土特产的包装中。成都本土小吃棒棒娃手撕牛肉就使用了布料缝制的标签和口袋，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3.2天然材质
景德镇陶艺教育本土化的实现途径
陶艺教育本土化的实现有两方面的内容，分别是理论上的本土化和实践上的本土化。首先，在理论上，要实现陶艺教育的本土化，最重要的是把景德镇悠久的陶瓷历史文化作为陶艺教学内容的基础。作为生长在瓷都的学生，他们有责任和义务了解陶瓷历史、传承陶瓷文化，这对于开拓和发展景德镇陶瓷的未来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教育的功效性来说，只有了解了历史才能全面理解陶瓷文化，否则，仅凭在模式化的陶艺课程中捏捏泥巴，却对中国的陶瓷文化知之甚少，那么陶艺教育就无法担当起提高素质教育的角色。其次，在实践方面，景德镇良好的陶瓷制作环境为陶艺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具体的实现途径上包括扩大教学场所、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师素养三个方面。
1扩大教学场所
一般情况下，陶艺课主要在各地的陶艺中心进行，但是由于陶艺中心场地有限，而学生数量众多，给每一位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较少，客观上造成陶艺教育不能真正深入开展，达到预期的目标。陶艺教育的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学场所的扩大。学陶艺陶冶身心不一定非要在教室中进行，在任何具备陶瓷制作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进行陶艺教学。在景德镇作坊遍布全城，商店林林总总，种类齐全，能够很直观地教给学生陶瓷制作的不同分工。另外，像陶艺中心无法提供给所有学生实践用的设备，如窑、炉、陶瓷模制法以及贴花工艺流程等等，都可以在教室之外进行。再者，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陶瓷节的举办地，免费开放的陶瓷历史博物馆和古代陶瓷遗址都是陶艺教育本土化实践的理想场所。
2丰富教学内容
模式化的陶艺教育课程内容的设置通常都是让学生得到一团瓷泥，在基本的技法演示和图片展示之后完全由学生自主发挥完成作品。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条件的限制，在一些非产瓷区的城市，要获得瓷泥是很不容易的，更谈不上彩绘、烧成等工艺。然而，陶瓷是水、土、火三者的艺术，如果陶艺课的内容仅限于捏泥巴，那与上手工课捏橡皮泥没有本质的区别。景德镇是全国著名的产瓷区，为陶艺教育本土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教学内容的丰富是指传授的内容从玩泥扩大到各种类的彩绘、釉料的使用以及烧成等各个环节，使学生对瓷都千年来形成的制瓷流程有一个全面而清晰的认识。当然，这一类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不是一个普通的陶艺教师可能全面具备的。必要的情况下，陶艺教师可以充当一个引导者或者介绍者的角色，具备良好专业技能的陶瓷艺人成为演示者，就像陶艺课常用的多媒体课件一样，这样的演示是活生生的，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以新彩为例，新彩能适合所有对绘画有兴趣的对象，无论有无绘画功底，在专业教师的悉习指导下，拿起画笔，蘸上色料，在瓷板或瓷盘上都能作画，至于画的效果如何，还是一句老话：熟能生巧。但好在一点，它最容易见效果，在瓷板或瓷盘上画成什么样烧成后多半也就是什么样，很直观。在景德镇，新彩的色料比较便宜且易掌握，从这个角度说，陶艺教育本土化的实现不必付出大的成本，容易实现。除新彩外，还有很多可以作为教学内容的对象，如釉下青花是一次烧成的，学生在完成自己作品后就可以把设计好的图案画上去，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整体考虑问题的能力，这正是素质教育的目标所在。
3陶艺教师素养的提高
陶艺教师是陶艺教育课程的终端执行者、陶艺知识的传播者、学生陶艺学习的引导者，他们在陶艺教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陶艺教师的素养高低与陶艺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关系。在模式化的陶艺教育中，由于场所和时间的限制，加上陶艺材料和设备有限，陶艺教师只要具备陶瓷制作的一般知识就足够完成陶艺教学任务。然而，陶艺教育的本土化实际上对陶艺教师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基本陶艺知识外，还要掌握景德镇传统制瓷工艺技术和文化内涵。只有陶艺教师具有深刻的本土陶瓷文化意识，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景德镇陶艺教育本土化的意义
1陶艺教育的本土化，有利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使景德镇陶瓷文化得以传承
景德镇自古就是中国的瓷都，要发扬瓷都文化，必须从根本上做起，在中小学美术课中开设陶艺教学。近几年，景德镇各个中小学逐渐认识到陶艺教育本土化的重要性，并有了具体的措施，如参观陶瓷历史博物馆和中国国际陶瓷节。虽然这些活动目前仅限于美术专业的学生，但却是陶艺教育本土化跨出的可喜的一步。它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遗产，使民间工艺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
21世纪，企业市场竞争已步入企业文化竞争的时代，优质的、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日益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致胜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的生存之道。要打造优质的、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就必须融入企业所在地域的本土人文精神，从而使企业文化鲜活而富有生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在现代工业生产当中，由于企业员工的本土化，企业文化的本土化就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合理有效地利用本土文化因素，开发利用本土员工的人文素养，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不仅避免企业文化的“水土不服”，反而还可以为企业发展助力。本土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也是增加企业产品文化附加值，避免产品同质化，追求产品去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一、本土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发挥着不可替代、不可忽视的作用。进入21世纪，企业市场竞争已步入企业文化竞争的时代，优质的、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日益成为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致胜的核心竞争力。在当下充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在社会主义扬弃了的市场经济生态环境中，企业不仅仅是营利性的经济组织，而是具有生命体基本特征的“企业公民”。企业和人一样，同样有需要、有感情、有愿景、有追求、有原则、有信条、有理念、有使命。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从企业与文化的关系来看，形而上的文化是道，那么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生存之道。（1）
作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内核，企业文化应当是所有团队成员共享并传承给新成员的一套价值观、共同愿景、使命及思维方式。它代表了组织中被广泛接受的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2）建设企业文化，一方面，要将企业共同追求的价值观体系作为基础，另一方面，要将本土人文精神融入整个体系当中，并将这两个方面作为重要基石，赋予企业文化以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建立起一套可以共享传承，可以促进并保持企业正常运作以及长足发展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企业文化是是企业成员凝聚的内在力量，能够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凝聚人心，吸引人才，促进团队建设。同时企业文化是企业产品附加值的优质资源，可以挖掘企业的潜能，使企业保持旺盛的活力，展示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打造优质的、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就必须融入企业所在地域的本土人文精神，从而使企业文化鲜活而富有生命力，为企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力量。
二、企业文化应当具有本土性，否则会“水土不服”
从企业文化的对内功效上看，企业文化具有对人管理的辅助功能，应当是以人为本的文化，对于树立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工业生产当中，由于企业员工的本土化，企业文化的本土化就更加凸显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从文化的载体看，环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需要借助一定的载体，而环境是人类共同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3）
要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得到发展，就必须建立起严格、高效、合理的企业管理制度。而管理制度是必然具有刚性的。如何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在企业管理中加入更多柔性的元素，从而提升员工的认同度，是每一位企业家所面对的重要课题。由于企业本身的地理位置，企业员工也大多为本地人，本土的人文精神本来就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比如加班制度。在国内盛行的加班制度在海外的很多中资企业却很难施行，其原因就在于当地的文化不认同加班这种工作制度。合理有效地利用本土文化因素，开发利用本土员工的人文素养，使其成为企业发展的正能量，不仅避免企业文化的“水土不服”，反而还可以为企业发展助力。
三、以竹叶青茶业为例――本土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使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得以附丽
（一）本土人文精神的融入为企业形象找到合理的附丽和依存点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的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将本土人文精神融入到其企业文化当中的成功范例。
作为茶品种，中国名茶竹叶青茶产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地和国家重点风景旅游区四川省峨眉山，为绿茶类。绿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是广受国人喜爱的茶叶类型。竹叶青茶系采早春细嫩茶叶制成，属炒青绿茶。同时， “竹叶青”又是该茶业企业的公司名称和产品的商标名称，归属于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该品牌被茶行业率先评定为中国驰名商标的品牌，为中国国家围棋队指定用茶。近年来，竹叶青茶业很好地将其地处的乐山、峨眉山地区的本土人文精神融入到其企业文化当中，打造出了极具地方特色和文化特色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在众多的企业中脱颖而出。
从企业文化的对外功能上看，本土人文精神有效地融入企业文化能够塑造企业文化的“根”和“源”，为企业形象找到合理的附丽和依存点。四川饮用绿茶之风更是久远深厚。四川乐山峨眉山一带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特点，十分适宜栽种茶树，当地有深厚的种茶、制茶和饮茶文化。四川省峨眉山竹叶青茶业有限公司通过将四川乐山峨眉山一带的本土茶文化融入其企业文化，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当地获得了极大的认同，吸收了当地优秀的茶业管理和生产人才，产品也在当地众多的茶业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为行业领导品牌。
（二）建立公众认同感
从企业的产品上看，本土化的企业文化带给产品的文化元素使企业的产品更具特色，既更加易于被本土公众所认同和接受，也因其鲜明特色而更易于得到本土以外公众的广泛认同。文化具有区域性，区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文化存在本身所具有的传统文化的发展倾向，从而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区域文化的特性。区域文化影响消费行为、消费者需求等，文化营销必须分析区域文化状况及对消费者的影响，注重文化适应与文化整合，在与消费者进行文化互动中掌握先机。（4）一方面， 竹叶青茶通过对乐山、峨眉山地区本土茶文化的吸收而在乐山、峨眉山本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公众认同感，成为该地区茶叶消费中的主力品种；另一方面，竹叶青茶又依托乐山、峨眉山的本土文化元素，塑造出特色鲜明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在整个国内市场建立起了良好的公众认同感，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中国名茶的地位日益稳固。
（三）增加企业产品文化附加值
本土人文精神融入企业文化也是增加企业产品文化附加值，避免产品同质化，追求产品去差异化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常常分离的文化因子和经济因子日趋融合成一体，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5）
竹叶青产于峨眉山。峨眉山是我国重点风景旅游区之一，有着秀美的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由于峨眉山地处相对较偏僻的西南地区，加之山势雄伟，峰峦叠嶂，云蒸雾绕，弥漫着浓郁的神仙氛围，自先秦以来，成为人们向往的仙道之地。葛洪《抱朴子》、杜光庭《洞天福地记》、张君房《云笈七签》等道教著作中均有峨眉仙道的记载。（6）自隋唐始，又逐步成为著名的佛教胜地。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和非物质文化“双遗产”，峨眉山的青山秀水为人们提供了一处难得的精神家园。历代文人多有赞美峨眉秀丽风光和悠久茶文化的诗句，唐代诗人元稹有“锦江滑腻峨眉秀”，南宋诗人范成大有“三峨之秀甲天下”，陆游有“雪芽近自峨眉得，不减红囊顾渚春。”等等诗句。青山秀水的人文形象融汇到企业和产品当中，使消费者产生美好的心理感受。竹叶青公司“身体而力行，小步终成千里”、“平常心，竹叶青”、“心存高远，意守平常”、“君子之交，竹叶青”等一系列企业和产品形象定位， 将乐山、峨眉山本土人文精神中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善良仁爱、道法自然、美的追求、内在修养与价值的内涵与实质涵括其中，以人文关怀作为其基本内核，既有道法自然、追求平常心的旷达，又有乐善至美，创新力行的创新和开拓精神，营造本土人文精神与企业文化的共生与共鸣，极大地增加了企业和产品的文化附加值，成为竹叶青公司在众多茶业企业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包立峰 .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价值生态与建构[D].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19.
[2]北京八九点管理咨询公司.为什么要进行企业文化建设？[ J].现代班组，2013.3，26.
[3]陈文武 .文化营销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112.
[4]陈文武 .文化营销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61.
关键词：本土化；文件中心；运作模式
Abstract:InEuropeandAmerica,thepeoplealreadywereaccustomedtoeachkindofservicewhichearlyprovidesthedocumentarycenter,whatatpresentpaysattentionisthedigitizationinformationtechnologyaswellasthedocumentarycenterarchivesandsoonnewsituationthenewchallengewhichbringstotheexistingdocumentarycenter''''smanagementandthemanagementpattern;Butinourcountry,thedocumentarycenterhadstillnotobtainedthepromotionandthepopularization,thereasonliesinmanypeopletothinkthatthedocumentarycentermanysuperiorityareformintheoverseasspecificenvironment,becausetheChineseandforeignnationalconditionhastheverybigdifference,worriedsouththedocumentarycenterintransplantsinChina''''sprocesswillpresentnorththeorangezhitheresult.Theauthorbelievedthatthiskindofworryisnotunnecessary,butbeforehesitating,cannottake,thekeyismustfinishthedocumentarycenter“thelocalilzation”thework.
keyword:Localilzation;Documentarycenter;Operationpattern
前言
所谓的“本土化”localization，是指将外来事物根据本土社会特有的环境加以改造，使之有机地纳入本土社会，并使它的合理性最终成为本土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过程。所谓“文件中心的本土化”，是指从国情出发，对文件中心从理论到实践都加以合理改造，发掘其内在的合理性，使其与中国现有的档案事业系统以及社会大环境相融合的过程。事实证明，对于外来事物，如果原封不动地移植，势必会与本土原有的文化产生冲突而难以生存；如果完全摧毁本土文化另起炉灶也是不实际的。而事实上，任何社会的本土文化都有一定的吸纳能力，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产生的，但外国人却最先利用火药造成了坚船利炮，同样，文件中心要在中国“移植”成功，使之本土化是关键。
一、对文件中心理论的本土化改造
文件中心在中国具有可行性，就在于它的经营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规模经济”是指当企业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时，生产能力随之扩大、单位产品成本下降、经济效益提高的现象。一般而言，规模经济可以表现为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内部规模经济是由专业化分工、降低单位成本、提高人力资本的利用以及比较雄厚的实力等内部因素引发的；外部规模经济则是指企业和外部经济环境及其它企业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企业的一些经济活动可以创造一些额外的公共收入，增加社会福利，从而产生效益。
许多人在论述文件中心的理论依据时，言必称“生命周期理论”。当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中心作为一种中间过渡性档案机构存在的理论依据，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同样也可以证明我国现行的档案室的合理性，作为从文件到档案的中间过渡性机构，既然都符合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又何必非要舍档案室而取文件中心呢﹖理难服人，也难怪一些学者持保留态度。
目前，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规模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还强调文件中心的规模经济效益是不是落伍了﹖他们指出，规模经济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主要体现在硬件生产阶段；在知识经济时代和产品特性化的今天，高附加值主要是在软件的设计和系统的策划实施以及服务阶段产生的，因此，“规模经济理论”将被“系统经济理论”所代替。这些论断当然没错，但我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现状是：从机关到企业，各个单位都建有自己的档案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种小而全的结构更符合自然经济的特征。从档案室的业务工作看，各个单位形成的文档虽然内容不同.
二、对文件中心运作模式的本土化改造
一般认为，文件中心是介于文件形成单位和档案馆之间，保管形成单位不经常使用、但还不能作最后处置的文件的一种过渡性保管机构。目前，文件中心流行于欧美发达国家，一部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建有文件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文件中心设立最早、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国家，其文件中心的设立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下设立专门的文件中心管理职能机构联邦文件中心司，受该司领导的文件中心有两类，共十五个。其中，华盛顿国家文件中心和国家人事文件中心，属于全国性的联邦文件中心，主要为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保管文件，提供服务；另外十三个文件中心属于地方性文件中心，分别负责所涵盖的若干个州联邦政府机关或部门的文件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
再来看看我国的档案工作。建国五十多年来，各级各类档案室的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成为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近年来虽然档案室工作面临着种种挑战，但如果以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模式取缔已有的档案室，或在现有的档案室网的基础上再建一套美国式的文件中心，显然都是行不通的。80年代后期，甘肃省永靖县文件中心正式挂牌，成为中国档案部门第一个吃螃蟹的勇者，但应者寥寥，只是到了90年代后期，在北京、上海、深圳、苏州等地，一批档案中介服务机构才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对于这些新生事物如何进行定位，仍是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机关联合档案室和商业性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是文件中心在中国本土化改造的产物。从名称到具体的职能，它们都应该与纯而又纯的文件中心有所区别。
商业性档案代保管中心，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档案馆或档案主管部门设立的面向社会的档案代保管中心或寄存中心，另一种是以法人资格存在的、以市场化运作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从目前来看，大多数仍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随着档案中介服务法规的健全和信用度的提高，集档案代整理、代保管、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专业咨询等各种服务于一身的商业性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必将成为活跃在我国档案工作中的生力军。机关联合档案室，是指按照自愿结合的原则，将办公地点接近、档案资料容易集中整理和保存的政府机关的档案工作集中起来，由专门的人员负责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提供利用工作，各方的权责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加以明确。永靖县文件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当然，在联合档案室建立和运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管理上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引导和扶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机关联合档案室的推广。
1生态旅游本土化
1．1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替代性旅游”萌生于20世纪60年代，生态旅游一词于1983年由美国学者赫克在替代性旅游理念的启发下提出，同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也在文献中使用“生态旅游”一词并将其定义为“前往相对没有扰或污染的自然区域，专门为了学习、赞美、欣赏这些地方的景色和野生动植物与存在的文化表现的旅游”，并强调生态旅游的区域是自然区域［6］．Roberto指出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形式，旨在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同时对生态旅游系统保护有积极价值和贡献，也 为 当 地 居 民 创 造 收 人［7］．世 界 旅 游 组 织（WTO）特别推崇“绿色环球21”（GreenGlobe21）之《国际生态旅游标准》成为全球旅游业的核心规范体系，并着重通过体验大自然来培养人们对环境和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从而实现生态上可持续的旅游．联合国曾将2002年命名为国际生态旅游年，同年生态旅游专业研究期刊JournalofEco－tourism创建，生态旅游研究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日益提升．目前生态旅游研究仍得到西方旅游学界的重视，如DavidB．Weaver和LauraJ．Lawton对JournalofEcotourism、JournalofTravelRe－search、JournalofSustainableTourism等期刊相关生态旅游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指出目前生态旅游研究的重点是市场细分，野生动物观赏的生态影响，基于社区的生态旅游，但对一些重要领域，如旅游质量控制，旅游外部环境、旅游组织和生态旅游整合的研究匮乏，生态旅游研究目前仍处于发展期［8］，并从供给、市场需求、旅游组织、旅游影响、外部环境等角度综合阐述生态旅游的特征．Weaver等认为需要规划一个全球性的生态旅游保护地网络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当地社区积极变化，维持和提高保护地的生态健康，关键主题是通过学术研究和教育，生态健康，社区参与和发展，构建合作关系来使生态旅游的观念深入人心［9］．我国旅游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探索生态旅游的概念、发展模式和经营管理等．在生态旅游者特征方面，朱璇指出中国的生态旅游当前仍处在市场培养阶段，只有依靠严格自律的真正生态旅游者，才能避免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恶化［10］．在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不断有学者从生态旅游主体、属性、生态旅游与社区关系等方面发表对生态旅游发展的质疑并提出新的见解，刘德谦曾指出，由于“大众旅游不利于生态保护，大众旅游承担不了生态旅游的责任，生态旅游的消费标准与我国大众游客的消费水平不合”，因此，在我国尚不具备大面积开展 生 态 旅 游 的 条 件［11］．叶 文、薛 熙 明 等 引 用Clark观点，认为大众旅游由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实际上比小规模旅游更能保证资源循环利用和共生措施的实施，替代性旅游也可能不是可持续性的，大众旅游也并非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只要满足了生态旅游的衡量标准，某些生态旅游活动也可以归于大众或者大规模旅游之列［12］．叶文等对比中西方生态旅游发展，提出生态旅游本土化的概念，指出西方生态旅游市场呈现出一元特征，而中国则必须同时考虑市场的消费和培育双重功能，构造高端和大众二元结构的市场．大众生态旅游是现阶 段 朝 向 西 方 式 严 格 生 态 旅 游 的 一 个 有 益 过渡［13］．1．2生态旅游本土化本土化是指将某一事物转换成符合本地特定要求的过程．生态旅游本土化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是一种能够较好地满足当前国内多元化市场对生态旅游产品需求，使大众旅游者能够获得自然体验、接受环境教育、认识和体验旅游地原生文化、增强其环境保护意识并逐渐成为真正的生态旅游者，同时也能够为高端生态旅游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旅游经历和服务的本土化旅游发展方式．由于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富集于中西部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生态环境敏感地区，本土化生态旅游作为重要的替代产业，在升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社区受益及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是我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生态补偿的重要渠道．文中将以生态旅游资源富集地陕西南部（陕南）为例，辨析陕南生态旅游本土化发展的基础及可行性，探讨陕南生态旅游本土化发展的途径和策略．
2实证研究
2．1陕南生态旅游资源特征陕南面积69950km2，占陕西省土地面积的34．01％，人口占全省的23％，包括汉中、安康和商洛3市31个区（县），北靠秦岭，南依巴山，秦巴山地是陕西生态旅游资源最为丰富的单元，国家级、省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及地质遗迹保护点富集，高质量生态旅游资源区域集中连片［14］，陕南拥有丰富的珍稀动植物资源如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珙桐、红豆杉、银杏、水杉等，既是全国最丰富的生物资源库，又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敏感地区．陕南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也集中在这一区域，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生态旅游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方式，关注自然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创造经济发展机会，使当地居民受益，加深旅游者对自然环境和生态文化的理解、欣赏和保护，因而可成为陕南经济社会突破发展的最佳选择之一．2．2陕南生态旅游市场特征通过考察陕南生态旅游者的收入、年龄、教育背景、产品偏好、市场行为特征、环境保护意识与支付意愿、及其对环境的理解、要求及市场规模等指标，并将其与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旅游者进行对比，可发现两类生态旅游市场的显著差异（表略）2．3陕南生态旅游本土化发展可行性陕西南部拥有雄奇壮丽的秦巴山地和汉江流域自然风光，因为受人为干预较少、保存相对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所以具备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和潜力．但受地理环境、交通以及产业分布等因素制约，陕南经济社会发展与关中、陕北差距显著，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为加快陕南的经济社会发展，陕西省委、省政府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和《关于陕南突破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陕南要充分发挥自然环境优美、生物资源和水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建设绿色产业基地为重点，突破发展”、“旅游产业是陕南最有条件、最有可能率先突破发展的产业之一”，并进行配套政策扶持．随着西汉、西康、十天等高速公路相继开通，川陕、西武等高速公路、农村公路基本建设的加快发展，汉中、安康机场的改迁建工程动工，陕南结构合理、快速便捷的立体交通网格局逐步形成，并实现与关中经济区、成渝经济区和武汉经济区的通畅连接，陕南区位条件和可进入性进一步提升．同时，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家庭收入普遍增长，居民消费理念转变、消费结构升级，国内旅游消费市场呈稳步增长态势，为陕南突破发展和生态旅游发展带来契机，生态旅游本土化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资源优势、市场条件、潜力和发展前景．
3陕南生态旅游本土化发展策略
3．1建设陕南国家级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秦巴山地和汉水、丹江、嘉陵江独有的地貌、水文、植被等造就了陕南独特的亚热带生态景观，秦、陇、荆、楚、巴等文化形态在此融汇并形成浓郁多彩的移民文化风情，近年来陕南开放式交通格局的形成，为陕南生态旅游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以西安为代表的关中城市群、成都、重庆、武汉、天水、兰州、郑州等周边城市的风光风土人情迥异的陕北地区、沪、京、粤等经济发达地区，则为陕南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客源市场或潜在客源市场．陕南三市应通过旅游合作制定高水平的生态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和分区开发详细规划，打造国家级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建设和提升精品生态旅游景区．根据陕南生态旅游资源的珍稀性、稀缺性及旅游开发价值，对大熊猫、朱鹮、金丝猴、羚牛及红豆杉、珙桐等珍稀野生动植物栖息生长生活地实行核心区严格保护措施，严禁旅游开发和其他商业活动．针对不同旅游市场开发多层级旅游产品，在秦岭南坡留坝、佛坪、宁陕和柞水等地的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巴山山地原生森林及地质遗迹带等，限制性开发珍稀动植物观赏、生态环境认知和教育、科普、徒步、野营、观鸟等低容量、小规模的生态旅游活动；在秦巴山地和汉江谷底盆地以金丝峡、南宫山、长青－华阳、天华山、紫柏山、瀛湖、柞水溶洞等以自然风光和生态环境见长的自然景观带，开发适合大众旅游市场的自然观光体验、休闲度假、探险健身、娱乐、会议等旅游产品；依托陕南独特地域文化和山水田园风光开发乡村旅游产品．利用陕南高速公路网，建设一批具有陕南地域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如宁陕、岚皋、洋县、佛坪、留坝、柞水、商南、镇安、紫阳、石泉等，发展县域经济，使之成为陕南突破发展重要的增长极．通过“绿色陕南，生态家园”树立陕南统一的旅游形象和营销品牌，使陕南成为具有集自然风光、休闲度假、民俗风情、探险猎奇等为一体的国家级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形成一个国内有影响的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陕南国家级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符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水源地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可得到国家优惠政策及资金的扶持，高起点、高标准地进行生态旅游景区规划和建设．在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资金等方面也可获得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可进一步将陕南打造成为在城乡统筹、融资、土地管理、资源要素市场化、生态补偿等综合改革示范区，加快实现陕南经济社会的突破发展．3．2依照产业生态化和循环经济目标构建陕南旅游产业生态集群产业集群使得旅游供应链组织起来开展旅游活动和旅游服务，实现旅游目的地所有单位协同作用，从而提高目的地的竞争力［15］，并通过产业集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旅游集群也会因为在有限的空间内，因旅游企业如饭店、餐厅、交通公司、旅游商店等密集而造成环境污染、资源和生态破坏、旅游服务质量降低等问题．循环经济是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为原则，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减少废弃物排放为目标，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方式．陕南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要按照循环经济目标实现和布置旅游产业，如餐饮、住宿、娱乐、旅游设施和装备制造、交通企业的生态集群，加快企业环保设施建设和改造，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通过旅游产业生态集群，使物质和能源在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的利用，降低旅游活动产生的不良影响．旅游企业及所有旅游生产、服务活动的参与者要按照产业生态化目标来优化能源结构，尽可能使用清洁能源，降低能源和资源消耗，抵制使用“一次性”物品，提倡物资和能源的循环使用和再利用，创造条件降低旅游者的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生态旅游真正成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最佳旅游方式．3．3构建本土化生态解说系统旅游解说系统是由导游讲解、解说牌及标识、游客中心、旅游手册及其他出版物等解说要素组成的一个有机系统．生态旅游区环境解说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向旅游者传播环境知识、传授环保技能，帮助旅游者树立正确的环境意识和价值观，从而实现环境教育的目的［16］．国外生态旅游解说系统的设计注重体现环境教育和科普教育，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国内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多注重向旅游者传递旅游区的历史背景和相关传说故事等，一般不注重对旅游者进行地理成因、环境保护等科普教育．陕南生态旅游改革示范区应建立本土化生态旅游解说系统，将陕南生态系统类型、成因、结构和分布规律、生态演替规律、珍稀动植物保护、陕南历史人文地理、生态环境保护意义等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审美习惯结合起来，通过生态旅游导游员生动的专业讲解，以及清晰、简洁、准确的文字、标识、图件、电子读物等，使旅游者乐于接受生态教育，树立热爱自然和保护自然的意识，培养真正的生态旅游者．3．4加强环境监测和生态管理陕南生态旅游资源价值极高，生态环境复杂而脆弱，同时又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重要的水源地，但迅速发展的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必须建立和完善环境监测系统，加强旅游对环境影响和变化的监控，尤其要加强对濒危动植物生活影响的研究．可利用现代化的研究设备如用无线电通讯、高空成像、卫星、遥感红外线、带环无线电跟踪等先进技术进行自然资源调查，准确掌握动植物的数量分布消长和活动规律［17］，为陕南生态环境保护提供科学的数据和方案．要加强生态管理，根据功能分区合理测算陕南生态旅游承载力，加强对旅游企业、游客、当地居民等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管理，建立和完善陕南生态旅游认证体系，培养旅游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针对迅速增长的陕南自驾游和自由行游客，建立散客服务系统、游客救助系统，并加强游客生态伦理教育，提供环境友好型的服务、设施设备和商品，改善他们的环境态度．要为当地居民提供参与陕南生态旅游管理和经营的机会，使他们真正受益于生态旅游发展，从而增强他们的社区责任并自觉保护环境．3．5开展基于产品差异化的区域旅游合作陕南三市在空间上具有连续性和文化传承的统一性，西汉、西康、西商等高速公路相继开通使得三地连接西安、重庆、成都、武汉、兰州、郑州等重点客源市场的旅游环线逐步形成，成为建设国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的重要基础，三市还需根据市场需要，比较各自资源优势，进行旅游产品及服务特色化、差异化设计开发，形成完整的旅游环线和差异化产品，降低产品的替代性，避免同质低价竞争，并通过差异化价格满足细分市场需求，以差异化产品和优质服务提高顾客的忠诚度，增强市场竞争力．随着陕南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差异化产品设计也利于培育区内客源市场，实现区域内客源互送．在区域总体旅游形象下，根据地域资源特色和文脉差异塑造不同的次级旅游形象，赋予旅游目的地产品丰富完整、体验多样、服务规范、旅游无障碍的区域旅游感知形象，串联不同的旅游吸引物，组合多元化、复合型的旅游产品，创造为游客所感知的陕南旅游独特价值和难以为对手模仿的产品和服务，赢得旅游市场的认同和忠诚，占据区域旅游的有利地位．
关键词：多元视野；本土化；开放性
在多媒体席卷全球的趋势下，音乐的应用已经遍布各个领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审美的要求增加，音乐相关的产业日益壮大，其中音乐培训的教师缺口日渐显著。因此，音乐教育不仅能提升全民素质，而且能促进新服务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音乐教育体系主要参照西方。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音乐理论体系完备，乐器表现力强，音域范围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仍在探索中，乐器的表现能力还有待发挥。相比其他艺术门类，音乐是一个求新和求变要求更强烈的艺术形式。音乐可以包罗万象，只要能给人以愉悦感，任何元素都可以添加。如京剧、山歌等，元素来源的广泛性，让音乐的创新存在无限可能。这样一种开放的艺术形式，对多元文化的视野要求就更迫切。
现行的初级及中级音乐教育模式存在理论不完善、陈旧等问题。音乐技能的训练主要以钢琴等西式乐器为主，存在技能单一，不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等毛病。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音乐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由于音乐教育上对西方模式的偏重，不仅使我们的音乐发展僵化，而且使很多优秀的本土音乐形式失传，这种形势下，开展多元文化视野下本土音乐的研究势在必行。在初、中级的音乐教育上，要积极引导，逐渐形成音乐多元化的理念，在音乐技能的训练上，要不拘一格，百花齐放。音乐是开放的，令人快乐的，令人舒适的，令人感动的。音乐教学也应该别开生面，收放自如。
就目前的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引入多元化，添加本土化元素。
一、音乐理论指导应该更开放，注重中西结合
初、中级别的音乐教育，一般偏重技能训练，对理论要求比较少。但教师在介绍这些理论的概况时，仍旧要有指导思想。主要体现音乐理论不是僵化的，各大文明都有自己的音乐理论。西方音乐理论虽然成熟、文献众多，仍旧有很多需完善的地方。中国音乐理论缺乏，可挖掘的地方有很多。教学时，可重点向学生介绍音乐理论的丰富性、开放性和可不断完善性，激发有音乐理论潜能的学生的兴趣。
二、音乐技能的培训丰富化和本土化
目前的音乐教育技能培训，主要是声乐练习以及对钢琴等乐器的掌握。声乐练习是一项有关生理学等学科的比较客观的技能，需要重复不断地坚持练习，练习的曲目也是由易到难。整个学习过程整体上是比较枯燥的。在多元视野下，应该增加更多的练习曲目，国内的、国外的以及本土民间的，如，《茉莉花》《唱山歌》等，本土的喜闻乐见的歌曲的增多，有利于学习效率的提高。
在乐器技能培训的选择上，应该完全由学生自由选择，音乐是不拘一格的，只要演奏得当，任何乐器都能创造出美妙的旋律。中国的传统乐器各式各样，有很多在独奏上能与国外主流乐器媲美，如二胡、笛子等，另外还有很多种具有独特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如马头琴、腰鼓等。中国本土音乐的挖掘性极强，跟这许多不同种类的乐器密切相关。让学生自由选择乐器，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还能开阔学生的视野，加强学生乐器技能掌握的广博度，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成为综合性音乐人才。
三、音乐审美的本土化
音乐审美是一项既有公共性，又有私人性的活动。很多经典曲目是大家都共同接受的，美感度较高的音乐典范，如《土耳其进行曲》《命运交响曲》等。但个人的喜好不同，审美又极富私人化。扩大音乐的接触面，了解旋律所表达的音乐情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中国的本土音乐很多是极富私人感情表达的，但美感又极高的曲目，如《步步高》《二泉映月》等古典名曲。另外，散落在民间的少数民族歌曲，更是数不清，在课堂上引入这些本土的音乐，对学生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四、音乐实践的本土化
素质教育要求知识更贴近时代，更服务于现实。校外课堂的开展让学生有机会将课堂所学加以实践。传统的实践主要是以歌曲表演、交响乐或歌剧欣赏为主。这些节目通常可以通过电视、网络获取，了解的途径比较多。素质教育的校外课堂，可深入民间音乐活跃的地方，去了解本土音乐的历史，感受特定环境下，有特别表现力的音乐形式的形成过程。去向本土的音乐艺人学习，并将其元素活用到主流音乐中。
五、音乐课堂教学的本土化
音乐课堂有音乐的旋律才能称之为音乐课堂，对于学生来讲，最熟悉的莫过于当地的山歌或者号子，例如，我们家乡的海门山歌《淘米谣》，这首带有吴语味道的淘米谣通过轻快、悦耳的节奏反映了我们沿海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再如《隔滨看见野花红》《小阿姐看中摇船郎》等，歌声清纯甜美，学生在悠扬婉转而熟悉的曲调中感受轻快的民族生活，将音乐与生活相结合，让孩子们在音符之间感受生活的真实、亲切，这样更利于学生对音乐的深入了解，更能加深学生对音乐的热爱。
音乐是一个需要持续创新的领域。其理论的变化性，技能的更新速度都比较迅速。抓住稍纵即逝的灵感，就可以作出优美的旋律。音乐知识如同音乐本身一样，也是流动的。音乐教育除了需要基本功，更需要别具一格的创新能力，多元视角下的本土化教育，给音乐教育添加了更多知识性、趣味性的元素，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教育模式。
参考文献：
［1］孟惊雷.西方音乐学构架对我国音乐理论教育的影响［J］.鸡西大学学报，2007（07）.
公共政策学产生于美国，因此其理论体系都贯穿着西方国家的问题，并体现在主流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中。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的宗旨是“政策分析与探求美国问题的方案”，并用理性主义决策理论、团体决策理论、渐进主义决策理论等理论分析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健康福利、教育、经济等领域的政策。反观我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尽管也有形式上的“中国公共政策学”的教学体系，但本土化的程度很低，表现为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以及教学方法上的“灌输式”讲解和“牵强式”举例。教学内容安排的仿西方化通过国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科书直接体现出来。截至2011年，国内学者出版的公共政策学教材达到106部[3]。尽管数量不少，但其内容构成基本都是西方的公共政策学知识体系框架，有的甚至是西方教材的“翻版”。国内教材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系统”、“政策过程”、“政策分析”三个板块。如果将这些教材与国外的经典教材对照，就会发现每个部分都有明显的西方“蓝本”：政策系统的“蓝本”是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过程》和迈克尔•好利特、M•拉米什的《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政策过程的“蓝本”是安德森的《公共政策制定》，政策分析的“蓝本”是威廉•邓恩的《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以及卡尔•帕顿和大卫•沙维奇的《政策分析和规划的初步方法》。教材的编著者抽取这些内容中的理论部分，隐去西方的背景和案例，用中国式的思维和语言重新编排起来，就成为公共政策学教材的主体框架。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国内公共政策学的教材都没有跳出上述西方教材“蓝本”的三大板块，再加上一个必要的“公共政策学学科发展”导论，就成为标准的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四部曲”。
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国内公共政策学教材对政策过程的讲述完全以安德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所作的政策问题、政策议程、政策方案形成、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变迁的逻辑划分为“蓝本”，基本是一个逻辑环节一章的内容篇幅，不同的只是对这些逻辑环节的具体划分和取舍有所差异。这些对公共政策过程逻辑环节的讲述往往占据一本教材的很大比例，有的甚至占到所有章节的80%以上。按照这种框架给学生讲述公共政策过程，学生的常见反映是“过于理想化”，与政策运行的现实过程不符。实际上，西方学者后来将这种方法称为“阶段启发法”，也称为“教科书法”。从这个称呼中就可以看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态度。这种逻辑划分不仅与政策过程的复杂现实不相符，也无法解释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西方公共政策学者全面改革公共政策学教材的内容体例安排，例如戴伊的《理解公共政策》就完全抛弃了“阶段启发法”的内容体例，而是按照不同领域政策专题的形式进行讲解。然而，国内的教材在讲述公共政策过程的时候，依旧在西方早期的“阶段启发法”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严重不足还表现为教学方法上的缺陷。一方面，大部分任课教师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是“灌输式”讲解，即使不是“照本宣科”，也只是在西方的理论内容上随机添加一些自己的个人观点甚至是经验感悟来作为补充。另一方面，为了弥补“灌输式”讲解西方理论的教学缺陷，近年来很多任课教师尝试学习和引进案例教学，但这些所谓的案例大部分更多地只是“牵强式”的举例说明，还远未达到案例教学的规范。
二、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途径
从社会科学知识“地方性”（Parochial）的基本属性来看，公共政策学教学本土化的根本途径是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本土化。因为只有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研究本土化了，才能提供本土化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尽管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依然是西方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本土化的研究成果，然而这些成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在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和课堂教学中。因此，公共政策学教学的本土化有两个途经：首先是鉴于绝大部分理论知识没有本土化，要求任课教师必须辨识并讲述其在中国的适用性，称之为“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其次，紧密追踪公共政策学理论研究的动态进展，及时将那些某种程度能够修正西方理论甚至尝试提出本土理论的成果设计在教学内容中，称之为“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和“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下面以政策过程理论为例，对这三种本土化教学策略进行分析。
（一）“西方理论——适用辨明”式教学在我国公共政策学发展过程中引介西方的理论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无论是公共政策学的教科书，还是课堂教学，都习惯于机械地讲述西方理论内容，而对理论产的背景脉络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不作任何介绍和分析，其结果是教师对理论的讲述和学生对理论的学习只能“生吞活剥”。对西方理论的教学，在讲述内容之前，应该着重介绍其产生的背景和条件，在讲述完内容之后则引导学生思考其在中国的适用性。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政策网络理论。政策网络理论的基本内容是，政策活动中的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构成政策网络，而政策网络的结构和网络中行动者的策略影响政策产出。但是教科书中对这个理论的讲述都是介绍政策网络的概念、类型及其对政策产出的影响。于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就开始在课程作业中大量直接套用，但在很多情况下错误地使用了。典型的代表就是将我国政府之间的纵向关系也直接理解为政策网络。虽然西方理论中对政策网络的分类包括“府际网络”，但在我国并非凡是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能形成政策网络。在这里，必须要向学生讲述西方政策网络理论的背景和来源。政策网络理论产生于西方国家的分权体制，即政府结构内部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分权和制衡。即使是不同层级的政府之间也是分权的，例如在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是分权的，而州以下的地方政府是自治的，在联邦宪法和州宪法规定范围内行使自治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与无权直接干涉地方政府的事务。因此在分权体制的西方国家是存在纵向上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府际网络”。但是我国的政府架构是权力集中体制，上级政府对于下级政府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威和行政权力，上下级政府之间无法各自成为独立的博弈主体。即使存在下级政府消极抵制或拖延执行上级政府政策的现象，但难以出现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联合形成政策网络提出与上级政府相反政策主张的情况，也就不会出现相互公开对抗的政策网络。因而，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政府体制的等级制约和权力集中的特点，由于政府间关系在政治、法律和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必须要辨识垂直的“府际网络”的适用性。如果这样给学生讲述政策网络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哪些情况下适用，哪些情况下不宜适用或根本不适用，不仅可以使学生在比较中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政策网络及其功能，也可以提高学生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西方理论——本土修正”式教学在辨识和讲述西方公共政策学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的基础上，任课教师或者自己发现，或者通过其他人的研究发现本土的政策“案例”与已有理论不符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述适用性的层面上，而是要将这些发现及时吸纳进教学内容，展示本土“案例”对西方理论的修正和扩充作用，逐渐引导学生思考本土“修正版”的西方理论。例如政策过程理论中的“多源流”理论。“多源流”理论由美国公共政策学家金登提出，其基本内容是：政策议程的开启和政策变迁取决于政治系统中的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当三种源流符合特定的条件并交汇时就会开启“政策之窗”，议题就会提上政策议程从而政策就会发生变迁。其中，政策流中的政策建议需要具备“技术上可行”和“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两个基本条件。“技术上可行”是指政策方案在法律、行政、财政和具体操作上可实施；“价值（政治）上可可接受”是指政策方案符合既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只有符合这两个条件的“政策流”才能与其它源流交汇并促进“政策之窗”的开启。但中国本土的案例反驳了“政策流”的标准要求，证明在中国政治体制下即使“技术不可行”也可以开启“政策之窗”。典型的案例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4]。法学学者提出十分激进的“宪法审查”政策方案当时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如果按照金登的“多源流”理论，“政策流”中的政策方案“技术不可行”就不符合“政策之窗”开启的基本条件。然而，2003年6月，国务院很快就以《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实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不仅开启了“政策之窗”，而且实现政策的重大变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源流”理论源于美国的分权制衡和“否决”体制，政策要出台必须要闯过重重“否决点”，这就要求任何政策方案必须在各种“技术”细节上具有高度的实施可行性，才能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成为正式政策或改革政策。但是我国是党领导下的权力集中体制，越是重大问题和“棘手”的问题，越可能从常规程处理序“转移”到高层或顶层决策机构中去“特殊”处理，也就越有可能实现重大变迁。“孙志刚”事件中法学学者提出的“宪法审查”的“技术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就是一个重大而又“棘手”的问题，因而问题迅速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很快，国务院就“自行”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制度，并出台“救助”制度。这说明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如果是“价值（政治）上可接受”但“技术上不可行”的政策方案，反而可能会开启“政策之窗”。对于这种方式的教学，首先要向学生客观地讲述“多源流”理论的背景和基本内容，然后让学生思考并举例说明在中国是否适用，接着详细地向学生讲述“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废除的来龙去脉，引导学生对照“多源流”理论思考这个案例中的差异及其原因，最后进行总结和点评。这种教学不仅不至于让学生将“多源流”理论生搬硬套在中国的政策实践上，而且可以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
（三）“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近年来，还有一些研究尝试完全基于中国本土的政策实践和政策案例提出本土化的政策理论。任课教师要充分吸收这些成果，将其设计成“本土实践——本土理论”式教学。典型的代表是陈玲提出的“制度——精英”双层决策模型和王绍光提出的“共识型”决策模型，这两个政策决策模型都是基于本土的重大政策案例而提出的。陈玲基于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政策变迁与重大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政策决策是在“制度”和“精英”两个渠道交互影响下达成“共识”的过程。正式制度层面上形成“政策舞台”，政策问题自下而上按既定程序进入决策层；同时由“人际关系”构成的非正式制度则形成“协商网络”，政策问题自上而下在各类精英之间寻求“共识”；“政策舞台”和“协商网络”两个渠道相互作用，达成并扩散“共识”，就可以完成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样，王绍光和樊鹏基于我国“新医改”政策决策过程的分析提出中国式“共识型”决策模式，这种决策模式由“开门”型参与结构和“磨合”型互动机制两个维度构成，多元主体参与和多渠道协商沟通形成中国公共政策决策的基本过程。这两个理论不仅是本土的，而且所依据的事实是学生有所了解的。在讲述的时候可以完全抛弃教材上充斥的西方政策过程理论，首先细致地向学生介绍案例，之后让学生讨论并从中自己概括案例中所蕴含的政策制定方式，然后再完整讲述研究者提出的理论本身，加深学生对中国政策制定过程特征的理解。最后，还可以鼓励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人际关系”、“协商政治”等标志性的本土元素是如何体现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问题，激发学生以此去观察和分析其它的政策制定事件。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中国“政策试验”的研究，其独特的政策过程直接挑战了“阶段启发法”，这也是政策过程理论教学本土化的可用内容。
从上述本土化教学的途径和策略可以看出，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和教学方法的本土化是“一体之两面”。教学内容的本土化离不开案例教学和讨论启发式教学方法的运用，而无论是案例式教学还是启发讨论式教学方法的本土化，如果没有本土化的教学内容作为理论主线，要么是天马行空式的“花边新闻”课堂娱乐，要么是牵强附会地“举例说明”应付了事，难以激发学生探究问题的兴趣和提高其分析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1.英语教学强调标准化
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长期采用英国标准，在讲授课程中，主要介绍英国的文化和英语形式。近几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深，美国文化与美国英语逐渐走入我们的视野。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采用语音、词汇、语法为主要教学方式，强调英语知识的单向传播和对英语的生硬模仿。在我国的语音教学中，很大一部分教师和学生主要以英美英语的发音为标准，还有甚者干脆认为语音音调就是英语口语的唯一标准，却忽视了话语者的文化背景等因素。我国的英语学习，大多数是在10岁左右开始，在英语的教学中始终强调对英美英语语音的模仿，这种过分强调模仿的形式使我国的英语教学又回到了教条主义的框架中，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语言的创造性。
2.中国文化输出力度不够
从清朝开始，我国学习西方的语言，其根本就是为了强国富民，遵循“洋为中用”的原则，很多人认为，学习西方的语言就是在向西方学习，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思维。而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国人认识到语言更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在学习，扭曲了语言的学习的目的性，淡化了文化的教育。英语教学的局限性，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由来已久。大家都十分清楚，语言的输入和输出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必不可少的现象，换句话说，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教材是教师教学的重要工具，也是学生学习知识的重要来源，本土化的语言资源的缺少，就会使一些英语的学习在文化的熏陶中变成单向的，单向的了解英美文化，没有主动的意识。只有积极的输出我国本土的优秀文化，才能在世界发展中站得稳、立得远。
二、转变我国英语教育模式的针对性建议
1.转变文化观念
在很长时间内，我国的外语学界对跨文化的双向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认为母语和母语文化是英语教育的难点，所以很多教师在教学中轻母语、轻本土文化。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对国际跨文化的误读。而现实中，跨文化的交际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很多时候，影响成功交际的原因就是由于对本土文化认识不够，掌握不深，而并不是缺少外语的知识。就拿我国的大学生来说，经过多年的英语学习的积累，对于英语的听、说、读、写已基本掌握，但与外国人交流时，我国的优秀文化依然不能成为就谈的中心。因此在以后的英语教育中要转变教育观念。
2.教材融入本土化
目前的中国，英语作为主要的外语，在中国的教育中已存在多年，英语教材是学生获得英语知识的主要来源。我国的英语教材大多数以英美的文化为背景进行设计，很少涉及国外其他国家，更不用说我国的传统文化了。我们应该明确，英语虽然起源于与英美，但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成为世界通用的语言，所以我国的英语教材要吸收一些其他国家文化背景下的英语，更多的要加入我国大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教材中，使学生在潜移默化的学习中体验中国的优秀文化。
3.教学融入本土化
〔关键词〕社会工作；本土化；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1）01-0069-04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主要困境
在近几年的多次国内社会工作专业学术会议上，一些专家学者热衷于讨论根植于西方社会与文化的专业社会工作进入中国大陆之后是否需要进行本土化这一过程。有人认为，专业社会工作是国际的也是技术的，根本无需进行本土化的过程，只需进行简单的技术移植就可以了。而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主要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的特殊性，认为西方的社会工作理念要想真正进入中国社会，就必须实现契合于中国社会独特的本土性。时至今日，讨论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对中国内地已不是多余的了，因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急剧变迁已使原先政府包办的社会工作助人体系产生了漏洞，原来被这一安全网保障的人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原有的这套社会工作助人体系还在或强或弱地发挥作用，人们对之有时还有美好的回忆和企盼。[1]这样的困境就是当前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真实反映，在专业化需要与传统助人体系之间、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之间、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本土社会结构之间存在太多的困境。
第一，专业社会工作需要与传统助人体系的困境。一方面，民间的社会服务机构雨后春笋式的出现带来社会工作服务的巨大拉力，官方也在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宏大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专业发展方向。这两者相互影响，与高校培养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激情交相辉映，构成推动大陆社会工作专业化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人们遇到来自不同处境的压力与困难还是习惯性地依赖传统的中国式的助人系统，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如何真正契入中国社会而进入人们生活成为一个莫大的难题。尽管社会工作在西方被称为是“社会的稳压器”，其对于缓解个人困境和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但在中国社会的处境中，要靠缺乏经济和社会资源的社会工作队伍去处理这些问题是十分困难的。也就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管理理念还起主导作用，政府还主要靠自身的行政力量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专业社会工作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
第二，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困境。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与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一对很难辨析的概念。一般说来，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是指外来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与技术进入某一社会文化区域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本土性社会工作则是原本存在于原区域的社会工作。王思斌教授认为，此二者在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与技巧层面上的亲和程度直接决定着二者之间的共生或融合，也决定着专业社会工作地本土化。就中国来说，如何正确认识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如何把西方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契合于本土性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们深入讨论中国社会的独特结构是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
第三，西方社会工作理念与本土社会结构的关系困境。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是用来反映社会工作独特的价值理念、理论知识和实务技能而最终获得一种排它性权利的过程。究其原因，社会工作价值理念的真正确立与其所在本土社会结构亲和程度有很高的实质性关联。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有较大的差异，较一直的看法是中国的助人体系是传统的差序格局，而西方更像一种群体格局。如杨笑思提出的中国三极模式与西方二极模式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他认为西方社会是一种“个人——社会”两极模式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在西方社会广泛存在，而且居于西方观念系统的核心并影响着人们解决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与方式。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这种两极思维模式直接造成了西方社会“家”文化的缺失。[2]加上基督教人类大家庭信念的影响，西方人的集体意识主导了他们日渐轻家庭生活的特性
，家庭也就在人们处理日常生活困境的经验中淡出视线。相反，中国社会“个人——家庭——社会”的三极模式中家庭占据了核心的地位。金耀基强调中国的“家”是社会的核心，它是一“紧紧结合的团体”，并且是建构化了的，整个社会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以传递给个人。[3](24)因此，在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忽视“家”文化的作用与地位是非常有害的，必须强调对中国结构中“家”文化的讨论与研究，才能真正实现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
二、中国社会结构根深蒂固
的“家文化”情结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基础性社会组织，也是每一个人不可或缺的重要日常生活领域。从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家”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还具有超强的渗透能力，可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我国，虽然“家庭”一词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出现，但是早在周代时期就有了所谓的“嫁娶”婚姻关系，并形成“六礼”的社会习俗，说明那时候已经有较完整的婚姻家庭制度。几千年来，中国人从个人的小家到天下的大家一直围绕着家庭功能、家庭制度、家庭关系、家庭伦理、家庭结构等进行着不懈的建构。多功能的传统中国家庭以生育为第一要旨，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看重家庭或者家族的延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作为一种道德观念一直是中国家庭伦理思想的核心，在传统中国家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轻感情、重义务是传统中国家庭的普遍特征，亲子关系常常超越夫妻关系或兄弟姐妹关系成为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家庭系统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及健康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杨懋春先生指出，在中国传统的社会中，社会化及认同大半是在家庭及家族中完成的。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或者说是“国民性格”，大部分也是经由家庭学习来的。因此中国家庭对家庭、子女的价值观或子女的教养态度，不只是受到上一代观念的影响，同时也经由家庭的社会化影响其下一代，乃至子子孙孙。[4]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加速社会转型以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再加上来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家庭的嬗变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嬗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原先资源配置的方式和人际关系的纽带，血亲主位、父子轴心、男性专权的传统家庭模式日渐被婚姻主位、夫妻轴心、两性平等的现代家庭模式所替代。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家”文化尽管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有着不同的建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始终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重要情结。
既然中国社会是家庭本位的，那么社会结构的基础首先就应该是家庭结构，是依靠所说的差序格局形成的一种社会支持体系。这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别强调家庭的整体性，鼓励小我对大我的责任。一旦个人不能施惠于家庭，他便会自责。一个有能力的个人对家庭或更大社会不是索取取向而主要是奉献取向的。王思斌教授指出，在中国社会，由于个人与家庭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所以本质上在这一范围内并不存在求与助的关系，如果有，可以视为自我求助。[5]对此，他又进一步阐述中国传统的求—助关系不是发生于陌生人之间，讲究回报的中国人也不一定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付出怎样的回报。熟人社会的特殊性使得中国人相互支持的关系都会尽量的将陌生人关系熟人化，进而将熟人关系血缘化或亲属化。如陌生人见面就会以“兄弟”、“姐妹”、“大哥”、“兄弟单位”、“母校”等血缘化或亲属化的词语相称，以便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增强相互责任和相互信任，从而采用拟亲属的方式相互支持，如联姻、成立老乡会或同学会、建立朋友圈或战友会等。这种中国特色的信任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以亲密程度为标准将身边的人群自然而然的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并作出相应的区分。这种信任结构对于专业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造成极大地障碍。习惯于“家丑不可外扬”、“谁家孩子谁抱走”的传统求助思维如何容纳社会工作者这一“外人”的介入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西方的社会工作者在面对家庭问题的辅导与治疗的时候可能更多考虑的是服务对象个人的感受与处境，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人选择与尊严，而中国人却是要在情理法的视野下注重去维持家庭的团结与和睦。
会工作来说，家庭社会工作在整个社会工作领域的体系中属于微观社会工作的范畴。实际上，在中国家庭是社会
工作的一个重要维度，这一点差异我们可以从考察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只看重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而忽视家庭层面有很多启示。中国人的家与天下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人们可以把整个中华民族看成是一个大家庭，也可以在自己很小的三口之家中获得很多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满足。所以，必须把家庭置身于微观社会工作与宏观社会工作的体系中去思考，进一步泛化家庭而作为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维度去考虑。
三、基于“家文化”情结的
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策略
在社会工作百年实践探寻的发展历程中，国际上早就社会工作专业自身形成了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的共识，它以帮助有困难的人定位为自己的天职，而且这种帮助就象医生对于病人一样几乎不带任何辅加成分。这些注满价值观的专业社会工作者会全身心地致力于服务困难群体和人士，他们会在“家”的体系之外从事“家”体系之内的事，并且是一如既往，自然有效。在中国，长期的政府包揽和“家”文化浸染使得慈善意识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意识严重不足，为他人服务特别是为陌生的弱者服务的职业一般不会得到较合适的社会评价。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家庭变迁已使得很多的家庭问题凸显出来，而传统的求—助体系基本无法面对和解决这些既复杂又层出不穷的问题，太多风险家庭的出现迫使家庭内部原先自我调和和自我整和的功能正在逐渐丧失，这就为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随着全球化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西方社会工作一直强调的平等、尊重、个别化等价值观念正在中国的家庭中出现，这也为基于“家”文化情结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契合点。就具体推进策略来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倡导专业社会工作积极主动的助人取向。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与个人情感困扰一直延续着“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消极求助心理与行为。人们把家庭问题扩大化或是传扬给外人知晓视为一种卑劣的行为，这与西方社会工作坚持的从有需要的服务对象求助开始大相径庭。假如我们还是像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一样，端坐在自己的治疗室等待人们的主动求助那是行不通的。必须因应中国“家”文化的特点，倡导专业社会工作者积极主动进社区，与老百姓建立较高亲和度的实质性关联，才有可能使专业社会工作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
其次，专业社会工作者由“外人”转“自己人”的角色定位。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真正体现，基本上是由他与服务对象的专业关系建立为前提的。在中国“家”文化浸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的处遇中，社会工作者要想方设法与服务对象的“家”文化形成一致性的关系，使自己与服务对象更进一步的血缘化或拟亲属化，成为服务对象的“自己人”或“内人”，才能合适地开展专业服务，不然社会工作者只能凭着满腔热血而游离于服务对象之外。
再次，“家”文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建构。价值体系是社会工作的灵魂，是主导一个专业社会工作者献身于助人事业的信念。不过，考察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当中缺乏“家”的价值倾向。无论是强调个人价值的泰勒，还是追求社会价值的戈登，或是兼顾个人与社会价值的比斯台克，都忽视“家”的存在。实际上，“家”是连接个人与社会的重要纽带与平台，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必须建构“个人—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最后，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性社会工作融合的本土化发展策略。尽管专业化的社会工作近几年在中国有较快的推进速度，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对于“行政性、半专业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还有较强的依赖。我们不可以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工作的整套体系，也不可能推翻根植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必须改造本土性社会工作的积极因素，融合西方专业社会工作的积极因素，才能建构适合中国社会的、实质关联的、较高亲和度的专业化社会工作。
总之，“家文化”是传统中国社会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它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这种影响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失，而是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专业的社会工作要想实现中国的本土化，对于“家文化”的关注与重视是不可逾越和必须重视的。
〔参考文献〕
［1］王思斌. 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j]. 浙江学刊,2001(2).
［
2］田毅鹏,刘杰. 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地本土化，中国社会学网，2009-05-08.
［3］金耀基著. 从传统到现代[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杨懋春.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m]. 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4.
［5］王思斌. 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j]. 社会学研究,2001(4).
（责任编辑：齐家）
"family culture" feeling on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profess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
huang yao-ming
（history and sociology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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