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52
导语：在媒介技术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杨梅原产我国南部，距今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我镇的第2大宗水果（仅次于高橙、柑桔），种植面积约533hm2，其中1995年以来种植的占半数以上。但所种品种往往是果农自售的商品苗，不但品种杂乱，而且投产迟，产量低，价格低廉，导致果农杨梅种植的积极性不高，部分近十年生树，成为“雄”株，出现捞树现象。
为调整种植业产品结构，推广“一优二高”技术栽培，提高果农经济收益，我站同市有关技术部门联系，积极争取科技立项。1998年春季，首先在下洞桥村组织实施了杨梅成年树大枝高接换种，对13hm2劣级杨梅进行高接换种获得成功。高接后第2年投产，第3年盛产，单株高产达50kg左右，每千克售价在10元以上，经济收入佳，深受果农欢迎。自2000年至今，我镇已推广高接换种良种“荸荠种、东魁、本地炭梅”约133hm2，计6万多株，经济效益明显增加，给山区果农拓宽了致富门路。现将杨梅高接换种技术介绍如下。
1高接树种的选择
杨梅高接树种一般选择五至十年生树，以切接，即枝接为主，接穗选择生长强健、进入盛果期的丰产优良母树，剪取树冠上部向阳面的一至二年生枝条，一般是直径1cm上下的健壮枝。接穗采集后，可存放在薄膜袋保湿储用，高接时最好随采随接，可提高成活率。
2高接时间
因各地气候而异，一般选择在春季萌芽前。因杨梅树液流动旺盛，以早接为好，气温升高后会因伤流冲动接口，降低成活率。我地适宜在2月下旬至4月上旬（清明前后）进行高接，成活率在90%以上。
3高接方法
采用切接法，锯大枝高度在1.0~1.5m部位，选择2~5cm的直径为宜。锯枝时必须留下1/3大枝。采用双芽、多芽切接法和切腹接，一般果农都叫枝接法。掌握培养凹凸形丰产树冠，一般高接20~30根接穗，穗长10cm，随身携带手锯、枝剪、切接锐刀，并做到随锯随接。切接时用锐刀修好高接部位，细准纵切下形成层至木质部3~4cm深，并削取同样长的平滑接穗至木质部，穗头反面削斜刀，将插入的接穗对准形成层，可双穗两边插入，用已备好切成长条形4~5cm宽的薄膜封闭包扎紧，并适当露出接穗芽眼，再在该部位上套上白色的薄膜袋密封保湿即可。4高接后的管护
高接后1~2周检查其是否成活，若有接穗变黑未活，进行换方向补接。杨梅第1次春梢在4月下旬抽生后，将套在外部的薄膜划破，使其新梢长出袋外。每穗保持各方向2~4头生长，待新梢长8~10cm时摘心，喷0.3%~0.5%的磷酸二氢钾，促进木质化。进入夏季高温时，要割取柴草和锯下的枝叶复墩保湿，防止日灼。7月上旬抽生夏梢前，要及时解掉上部包扎薄膜使苗成长。进入8月份枝梢生长旺盛达可生长30~40cm，对生长旺盛的新梢进行摘心，适当控制生长，适宜喷施15%多效唑500~800mg/L，使枝梢短而粗壮，能促进当年花芽分化，提高次年坐果率。因我地处沿海，常受台风侵袭，要做好定桩捆绑高接部位，减少损失。8月中旬是杨梅秋梢抽发期，如管理得当，则高接后树冠迅速生长，新生枝条初步木质化。10月份后，可将原留的大枝逐步锯掉，涂液包扎好伤口防止病源侵入。并及时抹掉接穗下部的萌芽，减少养分消耗，促使新梢茁壮成长。
5生产管理
5.1施肥
杨梅施肥要以有机肥为主，速效肥为辅，重施钾肥，适施磷肥。通常以草木灰为主，亦用土杂肥、厩肥。根据杨梅生物学特性，一般1年施2次，第1次在春梢萌芽前2~3月份，第2次在6~7月份采果后因树重施，五至八年生树株施厩肥30~40kg或菜饼3~4kg，追肥时可用硫酸钾0.8~1.0kg，草木灰20~30kg混合施入。注意进行深翻扩穴，搞好土壤改良工作。
5.2病虫防治
5.2.1癌种病防治。杨梅癌种病是致命的病害，如有发生要立即防治。对发病轻的枝杆可用利刀刮除后，涂抗菌剂进行防治，病重枝干可剪除集中烧毁。
5.2.2褐斑病的防治。在5月中下旬褐斑病孢子正在传播扩散时，喷射1~2次0.5%波尔多液。在采收后，再喷1次800倍70%托布津液，结合培育管理，可以得到有效防治。
5.2.3柏牡蛎蚧防治。在8月中旬第2代若虫初孵期，于树冠喷施0.6~0.8°Bé石硫合剂。
关键词：中职美术；问题；解决方法
在中职学校的教育中，中职美术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教学中我们要准确掌握中职教育的重点内容，并在基础训练中，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找到解决方法，让中职美术的教学前景变得更加可观。
一、在中职美术教学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中职教育改革后，中职美术的教学开始进入稳步发展的阶段，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在体制中、教学中的弊端。这些问题，对中职美术教学成果和水平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一）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的比例失衡
在中职美术专业中，课程种类比较繁琐，但是也能够区分成两种：一种是专业课，另一种是专业基础课程。素描、色彩、构成是基础课程的组成部分，专业课是指PS、手绘POP、VI、UI等不同的设计内容。基础课程的培养是对美术素养和功底的掌握，因此专业课是建立在基础课程之上的。
中职美术的基础课和普通高中的美术教学内容是相同的，教师首先教授学生点线面结合、空间、明暗关系、色彩等基本内容。但在专业课中就不一样了，比如3D-MAX的软件课中，所包括的范畴就很广泛，如比例、体积、明暗、构图、色彩、透视等，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美术专业素养，学生是很难理解这些内容的，这些素养的培养只能通过传统的美术教学方式来讲解。但中职美术专业的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是很欠缺的，大多学生都没有理解基础课程的内容，所以教师必须高度重视学生对专业课的掌握。
（二）实用性的过度突出
培养实用性的人才是中职美术教学的根本目标。由此可见，艺术性和实用性两者是没有任何关联的。美术职业教育和现实应用是密不可分的，其最终目的就是到现实社会中进行实践，因此，中职美术的教学就该遵循“面对社会，联系实践”的原则来进行教育，这是现代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最终目的和原则，另外，中职美术教学也要遵循美术学的原则。中职美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服务大众，它的实用是建立在美术学的基础上的。
然而在中职美术的教学中，它们两者却渐渐地背道相驰，中职美术的教学偏离了最初的轨道，过度强调实用问题，导致学生仅仅会使用操作软件，却很少能创造出让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三）多媒体的过度使用
中职美术教育为了培养社会技能人才，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教师在教学中运用多媒体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中职美术教育为了实现形象、生动、灵活的教学，过度地使用多媒体设施，会渐渐分散中职学生的注意力。由于他们本身就对学习持有一定的懒散态度，这样就会跟预期的教学目的越来越远，偏离了中职美术的教学方向。
（四）教学内容繁琐
现在各大中职院校的美术课程中，各种设计软件越来越多，包括必须学习和运用的多媒体等工具，教学量也变得越来越大。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总是在赶进度，而不注意教学内容的质量，学生的水平也可想而知。
（五）师资水平有缺陷
中职各大院校都在师资水平上有所欠缺。其中很多教师都是赶鸭子上架，被临时安排这样的教学任务，在没有大量知识的存储之下，师资也成了很大的困难。
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一）加强中职美术教学的教育方式
为了淡化过分的实用性，教师一定要加强对自身人文精神的培养。要把课堂的教学作为很好的发展基地，强化教师的培训，扩展教学的新观点，实现以人为本的原则。
教师更要做好自己的职责，引导学生在美术学习中更好地学习基础课程。同时，更要拓展学生的眼界和思路，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培养，强化他们的综合素质，让学生加强艺术底蕴。
（二）让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相互结合
在中职美术专业中，教师要首先安排学生学会素描、色彩、构成等多方面的基础课程，让学生对艺术性的认知加深一个层次，培养他们的艺术感知度和创新性思维。然后教师再让他们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使学生准确地掌握艺术的语言和规范性，并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出来。
（三）课程要优良挑选，学精而不能贪多
教师在中职美术的教学中要抓住要点，强调课程的主次，对于基本工具的操作必须要求学生牢牢掌握。另外，教师把课本的内容进行删减做到精教学，也可以打破常规的教学知识点和知识体系，把课程安排的合理恰当，以提高教学的水平和质量，使学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
（四）提高教师的水平
中职学校不能忽略美术教师的水平，要多方面扩招复合型人才，提高教师在美术方面的认知。教师应牢牢记住美术学的原则、精神，加强对基础课程的教学，快速地提高中职学生的基本功，不要把美术课再当作计算机课程来上。
随着教育体制的变化，中职美术教育取得成果是很明显的，但是也确实出现了各种问题。面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我们要快速理清中职美术教学中的不足，树立中职美术教学的正确标杆，坚持正确的教学原则和方式，让我国的各大中职院校的美术教学大跨步地前进。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媒介批评的理论建设不仅体现在批评的理论研究上，而且体现在批评学学科的构建上;不仅体现于批评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理性日益强化上，而且体现在批评与理论一体化，批评的理论化与理论的批评化的发展倾向上;从各学者的论文研究上看出，媒介批评的理论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
一、我国媒介批评现状
从2002年起，《新闻记者》开设“媒介批评”专栏，接着，《新闻界》《今传媒》(原为《报刊之友)))也开设了“媒介批评”专栏，而使媒介批评专栏出现在了新闻专业期刊上。不仅如此，网络也是媒介批评的舞台，是最活跃的媒介批评阵地。整体来说，媒介批评类文章的数量是在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并有上升的空间。从这些专栏的研究中发现，我国媒介专栏议题主要分为主要议题、次要议题、涉及议题，其中主要议题包括业务探索、虚假新闻、职业道德、低俗化、价值观与舆论导向、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次要议题包括广告、媒体炒作、媒介对青少年的影响、媒介权力、新闻来源，涉及议题包括有偿新闻、消费主义、媒介与文化、媒介公信力、媒介技术、隐性采访、有偿采访等。
我国现阶段“媒介批评”专栏的作者主要有三类:传媒研究或教育者、传媒从业者和社会公众，还有少数文章杂志未标明身份。其中，传媒研究、教育者在“媒介批评”专栏作者群中占据了绝大多数。
随着媒介批评的持续升温，专门的学术论文也越来越多。媒介批评按照传播的门类走向专业分工，也就是有针对性的、相当内行地进行批评，如电视批评、网络批评、报刊批评等。而新闻传播专业的报刊是媒介批评的主要阵地。
我国媒介批评特征明显。其一，媒介批评开始平凡化，但在专业化方面还不足;其二，媒介批评贴近实际，但在深度方面还需进一步加深:媒介批评使媒介报道的内容更详实，提升受众对媒介公信力，体现新闻职业专业精神。
对于媒介批评机制而言，我国现有的媒介批评机制包括党政有关部门的组织监督机制、法律监督机制、传播媒介的自我调适机制、受众监督机制、学术舆论监督机制以及包括新闻传播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价值评价在内的媒介批评机制，但这些机制尚未完善，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评价活动顺利进行和新闻评价理论的构建。这些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批评机构和体制不能对媒介活动批评中迅速应对;媒介批评主体的不明确并有却为现象;媒介批评的职业化、定期化程度不够。
(四)要建立全面适用的评价方式
在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时应该注意评定内容要全面,评定方法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评定的方式要多种多样。教学评价不仅要考核学生对运动技术和技能的掌握情况,还应建立过程化评价,根据学生个体的进步幅度和个体目标的达成度进行评价。此外还要对田径知识、田径技能和学习情感形成过程进行评价。考核评价方面应包括学生体育成绩的提高、学生体能和技能的提高以及学生田径知识水平的提高。通过多次评价能够向学生提供足够的反馈信息,使学生及时看到自己的进步幅度以及不足,这样既不会使学生因看不到进步而灰心丧气,又可以使学生活动处于积极的认知状态,能够防止机械练习。田径课程的考核形式可以采用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互评相结合的方式,这样才能使田径考核更加科学全面合理,从而减少学生学习负担,增加学生的信心,提高兴趣。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方式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科技期刊正在尽力借助各种网络传播形式等新的载体形态，改变信息的传播方式，提升知识信息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科技期刊在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方面,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校学报目前的信息传播模式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世界上第一本科技期刊诞生至今已有340多年历史，第一份高校学报《利济学堂报》至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5世纪以后，人们传播和交流知识信息的主要媒介是书籍，然而，用书籍交流存在实时性、互动性等方面的缺陷。17世纪之后，信函交流成为人们传播新思想和新发现等信息的热门手段和主导传播方式，同时以此来确立知识发现时间的先后顺序。到了18世纪，由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开始形成印刷商、书商、出版商等职业化的信息传播者，科技期刊赖以发展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日渐成熟。到18世纪末，科技期刊开始向行业化、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到19世纪，专业性科技期刊几乎遍及所有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领域。20世纪以来，科技期刊（高校学报）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期刊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科技期刊的种类以每50年增加9倍的速率发展,使科技期刊逐渐演化为科学交流的一种主要的知识信息媒体。
高校学报的信息传播模型概况及结构
（一）通用的信息传播模型
1948年，美国数学家、信息论奠基人香农(Shannon)提出了信息传播的一般模式，如图1所示。该模型高度概括了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无论是人人、人机、人物、物物之间的通信都适用于该模型，因此该模型也适用于物联网的信息传播过程分析。无论是什么环境下的信息传播，都应该包含四大要素：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受传者。
同时，⑴信息传同时，⑴信息传播是一种社会信息共享活动。信息可以同时为许多个个体拥有，这是信息的共享性特征。信息在经过传播之后，对受传者来说，增加了所接收到的信息，而传播者并不因为该信息为受传者所获取，自己就失去这一信息，而是与受传者同时拥有这一信息。⑵信息传播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传播活动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性质决定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只要有信息传播活动出现，就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发生的。信息传播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社会成员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环境，还会创造新的社会关系。⑶信息传播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信息传播是在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进行的，传播者总是由于某种目的向受传者传播信息，受传者在接受信息之后也总是要考虑所接收的信息与自己的关系：接受、部分接受还是不接受，而这一点正是传播者迫切需要知道的。⑷传、受双方具备共通的意义空间是信息传播实现的前提。信息传播必须以符号为中介才能实现，而符号的含义必须是传、受双方“共通”的。
共通的意义空间指的是传、受双方必须对符号的意义拥有相同的理解。在广义上，共通的意义空间还包括人们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
对于信息传播过程，一些专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各有优劣的传播模型，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对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进行分析，提出“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What)通过什么渠道(InWhichChannel)对谁(To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whateffects)。另外，奥斯古德与施拉姆的循环模式、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以及卢因的“守门人”模式等等，对于信息传播研究和应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同时也有一定的理论缺陷。本文主要依据Shannon传播模式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
根据高校学报对知识信息的编辑加工处理和出版发行过程，对照香农的通用信息传播模型，具体分析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可以得到：传播内容（即信源）包括论文全部的创新性内容及其相关信息（如参考文献等）；传播者应该包括论文作者、编辑、审稿专家和印刷者；传播媒介包括：纸质期刊和发行渠道等；受传者包括：审读专家、一般读者等。由此分析可以得到高校学报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型如图2。
1.信源：知识信息。这种知识信息是客观实在的，知识产品是客观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且这种知识信息由问题、事实、假设和理论等组成，具有复杂的结构，每一种知识信息都有自己的内核，或表现为一种逻辑结构，它们在变换中是不变的，但是内核的具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高校学报要传输的知识信息包括：传承科学理论，如：研究报告、学术论文、综合评述；传播工程技术，如：新技术、新工艺、新设计、新设备、新材料等相关的知识集合及文献信息。
2.编码：信源的编码涉及论文作者、编辑加工、专家审稿及印刷出版等多个方面的方法、技术和规范，编码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信源的传播质量和效率。其中论文作者通过自己的学习研究和相互的交流研讨决定并给出知识信息，因此其在高校学报传播模式中居于重要地位；编辑部包括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其主要责任在于把作者提供的初始文稿信息进一步选择、处理、分析、加工、完形等，保证知识信息的质量和提高知识信息的强度，以求达到知识信息出版发行的目的。
3.信道：纸质媒介或网络传输，其主要功能是将作者和编辑部处理转化过的信息符号，依照适应性和媒介性原则进行有效的技术处理和编辑（诸如划版、标注、排版、校对、改版等），使之进一步具体化、畅通化和对应化，并最终通过完整化的期刊文章的文字转换（由手稿转换成印刷符号）。而这其中只是将学报作为知识信息传播的一个通道。
4.译码：对传输的知识信息的理解和接收分析，主要涉及读者或读者群等。通常，读者意味着高校学报传播功能价值和功能意义的直接承接者、呈现者和评价者。
5.信宿：对信息传输的结果、效果进行评估，读者经过理解和分析得出学报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知识信息熵的大小。信息熵是反映论文价值高低的量度和读者对论文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体系结构
物联网(TheInternetofthings)可简单定义为：物物相连的互联网。具体包含两层涵义：第一，物联网是互联网的核心和基础，是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第二，物联网用户终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与物品、物品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播。因此，可以说物联网是通过射频识别（RFID）、各类传感器、全球定位系统（GPS）、激光扫描器等信息传感设备，按照特定的协议，把各种物品与互联网实现连接，进行信息处理、传递和交换，以实现物品的智能化和信息化的一种网络。为了实现物联网的功能目标，其中的“物”应该具备：(1)要有唯一的身份标识码；(2)要有存储功能；(3)要有被感知的数据接口；(4)要有处理数据的能力(CPU)；(5)要有数据传输通道(含协议)。否则，难以实现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基于物联网的高校学报信息传播系统，其中的“物”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与知识源的真实性、科学性相关的所有“物”，如：实验地点、实验设备、实验数据的原始记录，还有分析检测的、实验验证的相关信息、论文作者的背景信息等等；二是与信息受众相关的终端设备，如：计算机、手机、电视和其它阅读设备等等。这样可以构建一个宏观与微观、定性和定量地分析高校学报承载知识信息、编辑加工和专家审稿的水平、信息传输效率等功能的物联网系统（具体如图3），同时又可以很好地了解论文作者的创新过程，增大受众的信息量，又可以方便验证论文数据的真伪，防止实验结论造假。该体系结构模型包含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在感知层实现知识信息的可追溯性和验证性，在网络层实现知识传播的实时性和传播信息受众的广泛性，在应用层实现多媒体手段的知识信息获取和高校学报的综合评估认证。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主要有：对各种科学实验设备和检测设备的感知和实验数据的汇集，以及对这些设备唯一身份的编码标识，对论文作者研究背景数据库的建立和作者知识背景的溯源分析；还有高校学报知识资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和关于知识逻辑的云计算模型分析等等。无论怎样，这些关键技术的逐步解决，对于高校学报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和发展，特别是基于物联网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应用，提高高校学报的协作效率和资源共享程度均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B/S；本科生；论文质量；创新
1 B/S技术概述
B/S（Brows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结构技术是由美国微软公司研发，是WEB兴起后的一种网络结构模式，WEB浏览器（Browser）是客户端最主要的应用软件，这种模式统一了客户端，将智能系统可实现的核心内容集中到服务器（Server）上，简化了系统开发、维护及使用成本。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教育界提出“面向教育信息化”的教学管理发展目标。就本科毕业论文管理工作而言，以往论文写作、指导模式主要是通过笔、墨、纸等传统媒介实现，论文管理工作也主要是按照印发规章制度推行。这种管理模式在当今信息技术已渗透教育管理各个层面的形势下为高度依赖网络交流手段的“90一代”的“电子学生”所排斥。可以说基于B/S技术下的论文智能管理系统是应人、应时而生。
2002年B/S计算模式与C/S的计算模式并存混合计算模式的提出，预示着B/S架构模式，跨入“大众”门槛。我校引进论文智能管理系统，也是基于此技术研发的。首先，它是基于JAVA跨平台语言的B/S智能论文管理系统，具有使用随时性和便捷性的特点，不仅无需安装任何专门软件，且系统操作方便，用户通过浏览器，输入系统管理员分配的用户名和密码（系统设置为教师工号或学生学号）就能很方便地登录并使用系统。其次，该系统日常维护成本低廉，作为技术成熟产品它已考虑多种应用环境，能针对不同的使用者身份设定权限，更可以让用户在不同的使用地点、以不同的接入方式（比如LAN，WAN，Internet/Intranet等）便捷访问，无需后期额外开发。再次，该系统稳定性强，能有效地保护数据平台和管理访问权限，服务器数据库也相对安全。
2 论文写作质量现状
基于B/S技术下的论文智能系统优化策略分析是笔者对南京晓庄学院2009-2012级毕业生（部分）进行论文写作模式、智能系统应用缺陷及论文管理方式缺陷等问卷调查及跟踪数据基础上提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准确性、应用性及创新性特点。同时针对性指出“传统模式”（纸质材料为主要媒介）缺陷同时，也为论文管理的完善提供重要参考数据；强化智能管理系统与论文写作之间融合度，以期帮助学生提高对论文写作训练功效的认知和对切实论文写作总体质量的提高提供有效数据。笔者依据对调查数据的汇总、统计后发现目前论文写作存在众多问题：（1）论文重题问题不时发生；（2）论文抄袭现象普遍；（3）学生写作素养较为薄弱；（4）部分导师指导能力有限；（5）论文管理人员工作方式传统、单一和低效率。
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下，教育领域顺应时代潮流，逐步向全面信息化发展目标迈进，在数字信息技术普及应用的当下，单一、低效的传统论文管理模式已严重滞后于时展和教育改革方向的要求。2012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结合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要求，增加实践教学比重，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训、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这意味着毕业论文写作要从质量逐年降低的颓势中解放出来，必须寻找由传统模式向数字信息模式转变的自救创新之路。受此发展趋势影响，基于B/S技术架构下的智能论文管理系统应时而生，其特点与优势凸显。虽然技术和时代优势明显，但根据调出数据显示：仍存在一些问题：（1）使用者对论文智能系统操作不熟练；（2）论文智能系统技术漏洞有待完善（文件支持版本格式太低、软件兼容性问题等）；（3）功能设置与论文实际管理有较多矛盾点等问题需要解决。
3 智能技术深入应用
3.1 B/S新模式与传统模式的功能衔接
1999年国内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学生人数飙涨。论文传统模式，历史资料长期保存不易，参考时查询异常困难，大量纸质材料的存档浪费资源；工作程序繁琐复杂需要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来完成；受现有条件所困，师生交流互动受限等诸多问题，都从侧面上反映出我国的高校管理工作需要尽快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新模式已迫在眉睫。B/S智能管理系统符合高校信息化发展特点，我们可以将一些先进的管理技术、智能技术等应用到论文系统应用中，从而提高系统的智能化程度，更好地为论文管理服务。论文智能管理系统依赖的是B/S技术优荩加以适当的优化而来。但系统研发的基础是对论文传统模式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两者之间的是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的关系。所以，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认真总结出传统模式的管理优势，看准时机的融入到B/S智能管理系统中，达到新旧管理模式的和谐衔接。对此我们应依据论文成果质量和使用反馈的调查问卷为基础，与软件开发公司协调信息进行功能性的技术弥补和进一步完善，直至缩小智能系统与是实际论文管理间的距离或提高其相互间的融合度。
3.2 B/S架构下论文智能管理系统的优化
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论文智能化管理的手段也得到很大提升，水平也得到快速的提高，并逐渐为高校的师生创造了良好论文写作与指导新环境。较之发展，论文管理虽然在智能化发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高校围绕论文管理而展开的各项工作，还远远没有集成到各个管理系统中（论文管理和教学并没有紧密结合）所以，未来的论文智能管理系统的优化应该重点考虑各种管理系统的高度集成化，并且以教务管理中的论文管理和教学工作为优化核心。同时，对于智能系统与实际管理中的时间节点、步骤安排、灵活机动等方面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及融合。
3.3 智能系统功能优化，应考虑不同学生的专业特点
对于B/S论文智能管理系统的研发应用，应考虑学生的不同院系、不同学科及专业性质等情况，区别对待，合理开发应用。根据学生所学学科，凡所学为基础学科，考核标准应趋重理论，以培养学术人才为旨归的，论文考核标准就需要求严格；而学生所学学科为应用学科范畴，考核标准英趋重实践，以培养实用型为目标，应更看重大学四年平时考试或实践成绩为考核重点。对于智能系统的管理应将一定的权限划分到二级学院，由他们根据专业教学大纲和培养目标设置论文完成步骤的各要求（质量、字数、时间节点、评优及考核标准等）为智能系统的“自”方面的技术设计应用提供合理思路，增加智能系统的操作灵活性，强化系统的应用体验。例如英语学科论文写作中存在机器翻译问题、语法问题等这方面系统功能并未有效开发，导致教师认为智能系统并未真正体现“智能”不过是个重复工作步骤的“系统”而已。最大的优势就是把纸质材料转化成电子文档，并未对论文指导工作的有效开展起到明显作用，所以对于智能软件的维护更新还应进一步多功能、多学科的角度进行优化，实现真正的智能。
4 结束语
在数字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本科论文管理走上信息化之路是必然趋势。本研究开展过程中将随时跟踪本科毕业生论文撰写各环节的数据资源，进行及时的动态分析，并向相关领导和论文指导教师以及学生及时反馈信息，从而对学生毕业论文写作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此项就如何运用B/S技术论文智能管理系统以促进毕业论文质量大面积提高的研究只要各环节数据获取准确、分析方法得当、对发现的问题能构想出有效解决路径，那么研究过程中累积的成果必然会促进我院办学质量的提高，也会有向其他院校推广的价值。同时，B/S架构技术下论文智能管理系统的全面推广应用，能够有效减轻管理人员的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丰富指导教师的论文指导方式，优化工作流程，促动指导热情的激发与提升；满足学生他们对电子技术应用教学模式的功能延续的“电子心理”。以上种种价值同时对促进论文写作、指导与管理模式的变革，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与指导教师的工作积极性都有积极影响作用。最终为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创造了机会和新途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N].中国教育报，2012，04.
一、社会变迁与融合之道
对当今新闻传播教育所处时代和媒介化社会的解读是与会院长发言的普遍起点。外部世界的变迁,特别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业的“危”与“机”,传统新闻传播教育的困境,成为新闻传播教育者必需直面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教育者所面临的困境既有共同性又有地方性。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在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社会以及媒介生态的深刻转型向今天的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空前挑战,他提出了四个“融合”加以应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通识与专业的融合,教与学的融合。长期分管教学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经过多年讨论,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打好基础平台。在新技术媒介融合的态势下,新闻教育应在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加强培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则强调了“特色化”的新闻传播教育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Dean Mills在题为《新闻业与新闻教育中的失望与希望》的主题发言中首先检视了美国的情况,认为从今天美国的一些报道来看,现在既是新闻学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也是新闻界最糟糕的时刻,其表现是以报业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大幅削减岗位,新一代的受众逐渐抛弃传统媒体转而投向互联网的怀抱。“就业”成为很多人对新闻学的担忧。他驳斥了“新闻业已死”的论断,认为教育者要开发创新性的课程,要有更多的教材,不仅更好地服务于新闻学生,也让市民成为更好的新闻业消费者。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Charlie H. Beckett在《网络媒体下的新闻教育》的主题发言中认为,我们处于新闻业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首先有必要把新闻的生产和它的传播分开来看。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二是“连接性”(connectivity)。网状的新型媒体结构改变媒体的消费和制作,而且影响深远。就欧美的情况而言,目前媒体的改变不仅是内容的改变,也是商业模式的改变,同时也是在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一种改变。所有的公司,所有的组织,他们很多公众职能都变成了媒体公司。我们新一轮教育是要不断地挑战新闻业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价值以及新媒体的本质。
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回应了新闻和传播研究的四个课题。第一,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第二,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第三,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他认为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第四,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教育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在主题发言《寻找未来的传播教育》中认为,我们可能正面临着古登堡革命之后400年来的最大挑战,进入了后Google时代。对台湾新闻教育而言,不仅有来自全球化、媒体汇流的挑战,还有来自商业化的挑战。他认为我们今天传播教育者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将资讯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媒介化社会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从“面向”而非“矛盾”的视角去理解这三对概念更有助于我们摆脱当前新闻教育的困境。他还构筑了一个由三对概念构成雷达图,并给出了横向(院校间)和纵向(历时)比照的标准和建议。他认为各院校应该根据规模、需要、历史传统等建立平衡和协调的标准。
二、技术争议与专业本质
“技术”是众多与会代表关心的问题,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讨论。莫斯科国立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Evgeny Zaytsev认为要把新技术当成工具而不是被其控制,好奇心和知识才是新闻教育的两翼。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认为理念比技能的培育更费功夫,技能要贯穿于理念之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等认为,把学习现代技术作为新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当受质疑的,过分的技术化取向对新闻教育是一种伤害。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香港电台训练及发展总监张圭阳等。张圭阳认为,这种迎合市场即时需求的教育实践被证明存在极大问题,毕业生们越来越擅长于播报即时短信息,而在分析性报道和深度报道方面颇为欠缺,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
台湾传播管理研究协会理事长杨志弘对媒介融合做了细致深入的介绍,他认为面临数字科技的这场革命,新闻传播学科首先要思考这场产业变革的本质,分析行业的关键技能何在,不能仅仅停留在担心的层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做了《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的报告,他认为不能泛泛而谈新媒体与新技术,提供有说服力的事实可能更有利于问题解决。在他看来,技术是一种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
对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的讨论是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热点。对专业性的挑战来自各个方面,既有与其他学科的比较,又有来自新媒介生态下诸如“公民记者”的挑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以重新审视新闻学教育的合法性为起点,对新闻教育的“专业性”何在进行了思考。他认为新闻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而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领域,新闻实践所处理的是变化无常的复杂世界,没有任何一种专业体系能提供一种完整的理论知识及支持这种视角的理论分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新闻学的专业程度又严重不足,与其他专业相比,新闻专业的人才缺乏专业独有的精神气质。
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主任Hugo de Burgh讨论了数字化时代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悖论: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公共世界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在他看来,新闻学比其他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新闻学是属于21世纪的学问。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Ernest J.Wilson III在他的主题发言中也强调了向本学科外推广新闻传播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些必要的新闻学常识。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Rick Pullen和Jeffrey Brody教授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同样面对公民记者的挑战,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第一,要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第二,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第三,要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三、培养层次与教育创新
正如本次论坛中多位院长指出的,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从被定为一级学科,已经建立起多层次的培养体系。在体系日趋健全的背后挥之不去的是各层次到底培养什么样人才的疑问。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其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研究》中谈到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红则对高层次应用型国际新闻传播专门人才培养提出了她的观点。自2009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5所高校,试点培养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这一举措是当前加强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步骤。
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介绍了日本在2008年才设立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学位的背景。地处东京的早稻田大学创建于1882年,它以培养记者而声名卓著,但一直没有设置新闻学的系统课程。此前的日本新闻界一直坚持在岗培训(OJT,on-the-job training)的人才培养方式,新进人员像白纸一样直接被各个媒体涂上自己的“颜色”,已经带有“颜色”的记者并不受媒体的欢迎。而2008年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生院开始设立新闻学硕士学位,这也是日本第一个新闻学研究生院。这一转变与大众媒体自身不断变化有关:24小时新闻播报使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就在此时,新来者凭借对新闻业使命的认知、对法律知识的熟识,及实践经验为新闻界带了一股新风。
悉尼大学媒介与传播系主任Steven Maras对博士层面的教育提出思考。他首先对英国和澳大利亚关于专业博士学位(PD, Professional Doctorates)、专业实践型博士(Practice Based PhDs)及传统的博士学位(PhD, Philosophy Doctorates)的讨论进行了介绍,并集中介绍了国外对前两者的争议。与传统的以学术研究为旨趣的博士学位(PhD)不同,专业博士学位(PD)的诞生较晚,在英国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以市场为驱动满足于特定领域的需要,如工程博士、教育学博士等。PD与PhD的区分较为明显。而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则是近十年的事,主要针对与艺术、创意等相关专业,它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关于这类专业实践型博士的讨论集中了五种类型的话语:隔离主义的(Segregationist);PhD学位的堕落(Degradation of the PhD);包含主义的(Inclusive);(后)殖民主义的(Post-colonial);矫正或重整学术的(Disabusing/Reclaiming the Scholarly)。Steven Maras认同第五种话语,认为专业实践型博士的出现是一个反思学术何为的契机,也是反思大学传统的契机。
本次论坛中多位来自英美的院长都强调了新的教育中要包含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Judy Turk认为大众传媒生态的变化将带来大量的外包业务,催生出个人工作者的职业模式,诞生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教育者要主动探讨出新的教育培养模式,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更加强调新闻传播基本的价值,但也要更加强调创新性与企业家精神。毕业生们不仅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求职者,更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独立的策划人,为一个企业问题提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成为跨媒介和产业平台的独立工作者。
继续教育和培训成为新闻教育的新领域。新加坡传媒学院副院长Jackson Yip以新加坡的个案为例,介绍了《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和硕士计划》。Jackson Yip认为如今的媒体和创意产业正发生着结构调整,为就业准备的传统教育框架再也不能满足传媒业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套具有灵活性的全新的创意产业能力培养体系与解决方案来满足不断演变的技术发展。而整合多种资源的继续教育和培训则帮助媒体与创意人士的实践工作更专业化。
10月25―26日，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印度、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中国8个国家著名学府的一流学者和业界专家齐聚上海大学，参加由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与传媒产业研究基地、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共同举办的“新媒体产业国际研讨会”，共同研讨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前沿课题，探索在新媒体时代传媒与社会和谐互动的关系与方略，这是新媒体研究领域一次空前的国际学术盛会。研讨会上，各国学者、业界专家围绕“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新媒体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其中既有对宏观层面的把握，也有对微观、具体媒体形态的深度探究，对世界新媒体产业前沿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和对话。
各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宏观态势
来自印度克鲁克舍大学的B K Kuthiala教授做了题为《淘金记！迅猛增长的印度新媒介产业中的全球化问题》的报告，他结合当前印度人口众多、消费主义盛行、青年一代快速崛起的现状，介绍了电视行业、电影行业、印刷媒体、音乐行业、电信、外资电台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针对在通向市场化乃至全球化的路途中，印度媒体所遇到的“政策体制”和“语言文化”的双重阻碍，B K Kuthiala教授介绍说印度政府尽管不情愿全面开放，但还是给了私人企业以充分的自，很多新媒体的行业联合迪拜和香港的合作项目共同开发；在语言方面，印度语、英语甚至中文呈现出混合与共存的现象，而且大多数印度本地的受众已经习惯了这种语言融合，新媒体在印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来自韩国水原大学的Monhaeng Lee教授的《韩国IPTV用户的观看模式》一文则是从受众研究的视角对用户实际使用的IP－VOD服务展开调查。在2007年3月至2008年3月的一年内，韩国的IPTV有一个显著的变量：不仅用户数量增加了一倍，而且使用频率每月增加了15倍，受众观看时间每人翻了两番。在内容方面，用户仍然倾向于收看免费的电视节目。但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观众逐渐定制适合自己消费方式的电视节目，而这一服务IPTV完全能够提供，事实也已经证明，IPTV是传统电视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彻底改变受众观看的模式。
中国的IPTV目前也处在关键的运行阶段，而最初的两大壁垒（政策与技术）正在弱化。上海文广集团百视通公司在IPTV运营上已积累了可喜的经验，其首席运营官李怀宇在《中国IPTV业务发展与创新》报告中指出，IPTV处于有线电视和网络之间，并更偏向于电视的媒体渠道，在中国，IPTV的技术特征也使它不能完全取代有线电视，而只能与有线数字电视实现差异化定位。他介绍了BesTV（百视通）在顺应三网融合的发展下谋求IPTV的创新发展举措。比如与Web2.0整合，实现跨终端社区视频服务；个人用户与家庭用户透过IPTV家庭电视填补互动缝隙；个人用户能把“想要看”、“未看完”或“好友推荐要看”的内容在不同时段播看，等。他预测，在不久的未来：用户一旦定制IPTV，在家庭、路途、宾馆、工作场所等，凡宽带所在之处，IPTV均可实现互动视音频服务体验。
上海大学的青年学者，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王雨琼博士在《俄罗斯卫星电视产业》中重点介绍了俄罗斯卫星电视发展历史和现状，她指出，一方面，制作高质量内容的电视节目这一竞争法宝，已普遍被业内人士认同和遵循；另一方面，节目收视技术的竞争，也成为电视的新竞争重点。在这种趋势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由于较好地发挥了卫星传播手段的技术优势，以及把握推行了一些有利的运营策略，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对世界各大卫星电视公司和俄罗斯本国新兴卫星电视公司充满着巨大的魅力和诱惑。尤其在传统媒体市场已充斥着近于饱和的激烈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俄罗斯卫星电视市场更显示出巨大的市场潜力。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的Alan Knight教授预测未来传媒发展大致会出现以下几个趋势：内容获取更加便捷；更多的媒介形式和信息平台；传媒发展更加个性化；媒体的公众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受众实现分流；媒介所有制更趋集中化和数字化制作。
新媒体产业经营的创新视角
互联网上电视新闻传播有何新的动向？有何创新的机遇？针对这一课题，上海大学的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博士在《中外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传播现状与创新策略探析》一文中，对比分析了中外代表性视频网站上电视新闻在传播形态、传播技术、传播方式以及传播内容构成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并做了详细、全面的定性分析，认为国内互联网现在对电视新闻传播的使用与满足状态，只是互联网发展中早期阶段的一种状态，国外则有更大比例的互联网使用者运用视频新闻传播来观察监测世界发生的新变动（新闻范畴的功能），来增益自身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存能力的提升（信息与学习范畴的功能）。这种需求的增长，无疑也为网络电视新闻与信息的传播拓开了日益增长的空间。正因为如此，尽管目前国内网站存在着电视新闻数量稀少、传播情况欠佳的现状，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以前瞻的目光开发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利用，并根据互联网的特性设计创新的传播模型和体系。
同样对视频网站予以关注的有来自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Jenny Weight博士，她对视频网站中并非由商业机构提供而由用户生成内容，并以表达自我为重点的媒体类型称为身份媒体，比如Facebook和Youtube。这类“身份媒体”是技术和理念共同的产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媒体盈利模式。在业界主要有三种利用方法：1.市场营销和审查；2.合作开发；3.购买网络。
在手机媒体成为各界关注热点的势头下，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的龙锦副教授在《新媒体发展：勿忘消费者――以手机电视为例》中指出，集各种利益关系于一身的中国手机电视已经步入严重的发展瓶颈。与手机电视发展密切相关的两大政府部门在奥运会后仍未能进行有效的合作，广电总局手中的“许可证”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中的“入网证”仍互相牵制，各不相让。在这种情况下，从这一产业链的终端着手，强化消费者在消费终端的拉动作用，无疑是手机电视市场发展的一个最好选择。而要使消费者形成对手机电视的市场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让消费者意识到自己对手机电视产品的需要并付诸行动。上海大学孔秀祥副教授则详细分析了手机广告的类型、特征、市场规模、产业模式，介绍了国外的先进模式及其借鉴价值，并综合各方数据，结合中国市场发展实际探讨了中国市场手机广告的发展趋势。
针对当前炙手可热的Web2.0研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的蒋晓丽教授、付玉杰在《互联网的二度华丽转身：从工具进化的角度展望Web3.0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史本质上也是互联网这种生产工具不断进化的历史。文章从生产工具进化的角度对Web1.0到Web2.0的转变进行了阐述，并对未来Web3.0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判断，主要有信息表达方式转变、网络使用方式转变和信息搜索模式转变三个方面，而这种转变和Web3.0的主要内涵还有进一步可待探讨的空间。
政策与策略制定的新影响因子考量
德国埃森文化研究院Claus Leggewie教授在《媒体民主――民主化和媒介化之内在关联》中指出：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和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网络媒体成为一个最大的档案，它的双向交流特点和受者与传者互换造成了社会分散化，进而对20世纪的中心化和民主集权形成了一定冲击。网络媒体在作为宣传工具和信息自由化工具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就德国自身的情况而言，目前已有四分之三的德国公民在线。尤其是年轻的80后一代，他们有自身更显著的特点，在所有上网的动机中，政治目的大概只占2％，98％都是消费信息和娱乐。媒介化所带来的对民主的改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现象。
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的《博客现象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一文，从对中国大陆若干网站上的博客内容的实证分析出发，探讨在当今中国大陆，博客同网络时代公共空间的拓展之间的联系。在研究中发现，博客内容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和意见的表达，尽管在目前，涉及公共议题的部分所占的比重在常规时期还不大，博客行为也还不够成熟，但是在公共话语空间的建设尚较薄弱的中国大陆，博客空间和在其中展开的公共议题讨论的出现本身，就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论文同时指出，博客形式的社会空间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博客空间中非理性、极端化等问题的克服，呼唤着公民公共参与意识和积极性的提高和公民理性的培育和增强。
来自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大学的Fiona Martin博士在其《公共服务广播的信息化与转型》一文中指出，公共广播机构在互联网上有两个新角色是商业广播无法满足的：一是带给公众有来源的信息和材料，尽管商业公司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双方的兴趣和动力不同，无法真正做到像ABC和BBC网络提供的丰富资源那样；另一点是功能上的互动，它将个人博客、新闻机构、社会团体的媒体代表整合为一体，以跨越时空的方式在机构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实行互动，及时提问、发表观点和议论。这在客观上也为公众的民主表达提供了新的形式和途径。
对于新媒体产业而言，版权问题已然成为新媒体内容生产和经济模式的重要问题而凸显出来，来自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中心的Wolf Richter博士的论文《数字音乐的未来》，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和徐聪的《中国网络
电视盗版与公共利益的维护》的论文，都对此作了探讨。
从人文视角对新媒体产业的反思
新媒介为大众又开拓了一块极具诱惑力的虚拟空间，催生了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形态，对大众文化注入了新内涵。上海大学许正林教授的论文《新媒体的崛起与大众文化新症候》则对这种新的文化形态做出一番批判的解读。他指出一系列大众文化的新症候，主要有虚拟交往、文化拜物教、负价值迷狂和政治参与4种表现类型。他认为，新媒体一方面促成了大众文化人性化回归的一面；另一方面新媒体又产生了一种社会负价值迷狂症、一种人性的异化……。在新媒体未来发展的道路上，这些表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新症候是在观照新媒体与大众文化关系中应该警醒与批判的。
复旦大学孙少晶副教授在《新技术环境中的传播陷阱分析》中指出了在当今新媒介环境中存在着：人－信息互动：思维与认知陷阱、人－机互动：控制与使用陷阱和人－人互动：沟通与关系陷阱三类传播困境。尽管因特网、手机、互动电视等新媒体技术赋予了受众更多的控制自由，但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方便性和互动性的增强更增加了人成为媒介奴隶的可能性。Email、PDA、手机、IPOD等占据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时间。网络上瘾症（Internet addiction）、网络依赖症（Internet dependency）等新媒介症状越来越盛行……总之，传播手段的丰富性表面上让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护更加容易，实际上它也间接创造了人际关系的一些危机。因而应充分重视新技术的传播陷阱，同时加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和传播素养（communication literacy）的教育和培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威副研究员的论文《新媒体话语的文化影响力》针对新媒体话语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从议程设置、互动、文化意识、价值观、社会文化秩序、意识形态等方面讨论新媒体文化功能及其双重作用，进一步思考应对新媒体挑战的文化策略。同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康在《集中，抑或分散？――网络技术特性初探》一文中指出，网络的出现，为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自由发展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通过网络互动激荡出公民观念、自由信念、法治意识等才是网络的真正使命。虽然这个空间也受到统一运作的束缚，但是对于中国民众来说至关重要。
德国包豪斯大学、同时也是同济大学的Lothar教授的论文发出了《创意尚有空间否》的提问，他结合自己主导参与的创意产业项目和跨国教学经验，指出创意是生产力，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创新。目前新媒体等通讯行业也在产业化，而这个行业的发展更需要创意。他认为目前中国的标准化教育体系对于培养创意型人才不利。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培养情况调查》指出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同样关注此问题的还有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系张如成副教授，他指出，中国动漫业缺乏的不是中期制作环节人才，而是前期规划和创作人才。因此高校在培养动漫人才时，首先要坚持创意从文化中来的观念，从课程设置上注重培养他们的文化素养，增强文化敏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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