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6 15:41:58
导语：在天文历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病历摘要
患者，女，32岁，农民。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胸部出现红斑、瘙痒，抓后局部出现糜烂，日晒后皮损增多，播散至背部。当地医院诊断为“天疱疮”。疗效不佳，病情加重，头面、躯干、四肢出现水疱、大疱伴糜烂、高热（39℃～40.5℃）。于2005年7月14日收入我院治疗。入院后行病理及相关检查诊断为寻常型天疱疮并发脓毒症。给予大剂量类固醇激素、免疫抑制剂和敏感抗生素静滴等治疗。3周后体温降至正常，无新发皮疹，疮面逐渐趋于愈合。住院期间血压平稳，血糖升高。
2护理体会
2.1预防和控制感染患者皮损面积较大（约占全身面积的65%），治疗上应用大剂量激素，为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安排患者于单间病室，采用暴露疗法，保持室内温度在18℃～20℃（换药时室内温度在28℃～30℃）。病室紫外线消毒早晚各1次，每次30～60min。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定时通风，每日2次使用1000mg/L含氯消毒液清洁地面、擦拭物品［3］。同时严格限制探视人员数量及探视时间、次数。
注意观察体温变化、口腔黏膜及皮肤有无感染，有无咳嗽及肺部啰音等情况；注意保暖，避免受凉感冒；3%碳酸氢钠三餐后漱口，制霉菌素胶浆外用口腔糜烂处，氟康唑口服以防口腔真菌感染；每2h翻身1次，每天拍背1次。遵医嘱给予万古霉素、舒普深静滴。
2.2皮损护理用消毒剪将皮损部位的毛发（包括头发和）紧贴根部修剪干净。对于直径＜1cm或疱液较少、陈旧性的水疱，让其自行吸收。对于直径＞1cm的水疱，经安尔碘消毒后用无菌注射器在水疱最低位穿刺、抽吸。对于糜烂破溃的皮损则根据皮损分泌物培养的结果，选用0.1%雷佛奴尔液清洗皮损。用眼科弯镊将皮损表面的分泌物、浮痂、坏死组织形成的伪膜一一去除干净。外喷新霉素乳剂，将鹅颈灯置于30cm外照射15min后外喷表皮生长因子（金因肽）。受压部位的皮损用呋喃西林软膏做成的油纱外贴。非受压部位的皮损外涂呋喃西林软膏（约2mm厚），人为的建立皮肤屏障，隔离外源性细菌感染。输液时，扎压脉带的部位先用3～4层纱布裹住，请另一位护士将压脉带交叉抓住，避免尼氏征现象的发生。
2.3黏膜护理（1）眼睛的护理：入院当天外涂金霉素眼膏以软化眼部周围厚痂，待痂皮软化后，每日以0.1%雷佛奴尔液清洗皮损，生理盐水湿敷眼部每日2次，外涂金霉素眼膏每日2次。（2）口腔护理：患者口腔有多个黄豆大小的糜烂面，疼痛明显。每日常规用生理盐水棉球为患者行口腔护理2次，进食时糜烂处贴口腔溃疡膜以缓解疼痛。（3）会阴护理：患者的会及肛周皮肤有糜烂，为预防感染及促进皮损愈合，每日2次用0.1%雷佛奴尔液行会阴护理（白天换药时和晚间临睡前）。嘱患者每次便后用无菌纱布擦拭，大便后用0.1%雷佛奴尔液棉球清洗。
2.4高热护理每4h测体温1次，体温超过38.5℃时，给予冰袋置于颈部、额头无皮损处降温；指导患者多饮水，每日至少3000ml；加强口腔护理，饮食前后漱口，口唇干燥时，涂以稀甘油；必要时遵医嘱给予百服宁口服；注意保暖，及时更换衣物。
2.5饮食护理由于患者皮损面积大、渗液多，蛋白质流失、消耗较大，易导致营养不足，从而影响皮损的愈合。因此应鼓励患者多喝水，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易消化的流质饮食。同时因患者有药物性血糖升高，向患者说明饮食疗法是控制血糖的基本措施，嘱患者除食堂提供的食物外切不可自行添加含碳水化合物的点心、水果。并遵医嘱给予能全力口服，能量合剂、白蛋白、复方氨基酸输入，以提高患者的整体状态，使患者尽快恢复。2.6药物副作用的观察及护理皮质类固醇是目前治疗天疱疮的最有效药物，应尽量做到及时治疗，足量控制，正确减量，继用最小维持量［1］。患者住院期间使用甲强龙80mg14天，继用地塞米松15mg34天并加用得保松2支。在护理中加强了对激素副作用的观察和护理。（1）血压升高：检测血压1次/d；嘱患者注意放松、休息，避免精神紧张；告知患者如头晕、失眠、乏力等症状即时通知工作人员；改变时避免过急。（2）血糖升高：每日检测空腹及三餐后2h血糖；向患者讲解有关糖尿病的相关知识；严格控制饮食；遵医嘱给予达美康口服，胰岛素皮下注射。（3）电解质紊乱：观察患者有无缺钾缺钙的症状，如腹胀、乏力、腰酸背痛等；指导患者多食用含钾高的食物如橘子，含钙高的食物如牛奶；监测血钾、血钙，每周1次；遵医嘱给予钙尔奇-D口服，10%氯化钾加入液体中静滴。（4）消化道出血：观察大便的颜色、性状、量；监测血压的变化；遵医嘱给予奥克口服，以减少胃酸分泌；进食易消化的流质饮食。
2.7心理护理患者由于起病急、进展快，表现为精神紧张、情绪悲观，护士在护理过程中，注意动作软柔，关爱患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讲解疾病的相关知识，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消除顾虑，积极配合治疗。根据患者爱干净和整洁的生活习惯，保持床单位和患者全身的干净整洁，帮助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
2.8出院指导向患者讲解激素的正确减量，继用最小维持量的重要性。回当地医院治疗，继续现有的治疗方案。嘱患者注意休息，避免感染，忌食葱、蒜、姜等。
总之，天疱疮是极为严重的疾病，可危及生命。治疗的成功与否，护理工作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需要护士用娴熟的护理专业技术和切实有效的护理措施，为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1赵辨.临床皮肤病学，第3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800-804.
关键词：切入差；不分道项目起跑线；渐开弧线
中图分类号：G8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09-0130-04
Discussion on the Calculation and Drawing Method Issues of the Starting Line in the Track and Field Events Regardless of Starting Line
SHI Wen-zhong1， CHEN Yu-shan2
（1.College of P.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Fujian China；2.Fuzhou NO.3 Middle School， Fuzhou 350315， Fujian China）
Abstract：In the IAAF Track and Field Facilities Manual ， the cut-in line in 800 m running and the starting line of the events regardless of the starting line is an involute curve. Its cut-in differentiation is shown by diagrams and tables. The calculation method is not precise enough and the data obtained are ambiguous.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ne parameter equations and Newton＇s iterative method to conduct calculation by C++ language programming in computer to the cut-in line， cut-in differentiation and starting line of the events regardless of starting line to make the data obtained in the IAAF Track and Field Facilities Manual more precise.
Key words： cut-in differential；regardless of the starting line；involute curve
田径运动场地径赛不分道项目起跑线和抢道线的画法，过去的田径竞赛规则、裁判法和有关书籍、教材都将该起跑线画成一条等半径的圆弧，这是不正确的。由于误差不是很大，尚未引起业内专家的注意。笔者在田径场地竣工验收时发现部分塑胶跑道的施工企业也是用这一方法，画成等半径的圆弧。例如：3 000 m障碍跑起跑线，按等半径画弧画成的起跑线，第8道运动员要比第1道运动员约少跑0．15 m。这就违背了比赛公平竞争的原则。
国际田联《田径场地设施标准手册》（以下简称《标准手册》）“……对于所有起跑线，直道的、前伸的和弧线形的，其基本要求是：对于每一名运动员选取的所允许的最短路线是一致的，并且不少于规定距离”［1］。根据此要求和数学理论，可确定不分道项目起跑线和抢道线应该是一条渐开弧线。在《塑胶面层运动场地建设与保养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一书也提到它是一条渐开弧线，同时也提到“一步到位”和“逐步到位”的计算数据［2］。《标准手册》图1，表1列出了切入差数据。但这些数据如何计算得来，其他类似的不分道起跑线（如1 500、10 000 m）应怎样计算，还是没能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
基于此，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试图应用数学理论和计算方法，得出400 m标准场地不分道起跑线和切入差等数据，以及半径36 m和半径37.898 m的400 m田径场相关数据，提供参考；同时还将对其他非标准场地径赛不分道起跑线和切入差等提供计算方法。期待与业内专家共同商榷。
1 研究方法
1.1 数学计算法 不分道起跑线和抢道线都是渐开弧线，渐开弧线与各跑道线都有一交点。根据渐开弧线原理，通过列参数方程，求得这些交点的坐标，将所求的点依次连接，就可画出所要求得的渐开弧线。因所列的参数方程是非线性方程，不能直接求解，所以本文运用迭代法进行进一步的计算。
1.2 计算机应用法 依据牛顿迭代法得出的方程解得近似值：x2=x1-f（x1）/f′（x1），依次计算， n次计算后，得近似值：xn=xn-1-f（xn-1）/f′（xn-1）［3］，通过C++语言进行编程求出n次迭代后的值。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标准手册》相关的渐开弧线理论及其计算方法 《标准手册》第33页列出了切入差数据（图1，表1）。其基本上是按渐开线原理算出或画出这条抢道线。但有些数据还较模糊：
例：从图1中看出 R2T8D8 是个直角，cos ∠A =R/X ，根据表1 得知 X8=95.751 R=36.8 ， cos ∠A8=36.8/95.751 cos ∠A8=0.38 433 ∠A8=67.397 836°
同样在直角R2R1D8中可求得∠B8=61.804 894°
而表1中∠A8=74.887° ∠B8=68.672°，不知∠A8、∠B8是怎样计算得来。
另外表1中备注栏的说明，使数据有些模糊，不知要说明什么问题，因此上述数据可否选用值得商榷。
2.2 列参数方程用迭代法对渐开弧线的计算 我们可通过数学方法计算求得渐开弧线与各跑道线之间的交点坐标，根据这些坐标点的和已知点连接形成夹角或线段，就可进行测量，求得各道上的交点，然后依次圆顺地连接这些点，形成不分道起跑线或抢道线。
在正式的田径径赛不分道项目起跑线，依第一道起点位置，可分为三种类型：
2.2.1 第1道起点在直段上，通常有2 000 m障碍跑、3 000 m障碍跑起跑线和800 m跑的抢道线
现以半径36.5 m，跑道宽1.22 m，800 m抢道线为例进行分析：
如图1：假设弧AB是800 m抢道线，根据竞赛原则，那么其几何意义是从B点到基圆O最短距离的切线BD长，应该等于第一道直段AC+弧CD长。
以半径为R=36.5+0.3的基圆圆心O为原点，建立坐标系，设A点为800 m抢道线的第一道切入点，C点为从直道进入弯道的切入点。设AC=1 ，=s，B点（x，y）为800 m抢道线的第n道切入点，过B做基圆的切线BD，切点为D，则BD=AC＋=1 ＋s， OD与y轴的夹角为θ（弧度）。在BD上找一点C′，使得BC′=AC=1 ，DC′==s，s=R·θ。则由图2可知第 n道起点B的y坐标：，设计算出的坐标等于K。
B点坐标关于θ的参数方程Ⅰ：
x=（l+R·θ）· cosθ- R· sin θ
（1） …Ⅰ
y=（l+R·θ）· sinθ+R·cosθ （2）
设：计算出的y=K，将其带入式（2），则
K=（I+R·θ）· sin θ+R· cos θ …（3）
公式（3）是一个非线性方程，不能用直接法求解，本文采用牛顿迭代法求解，求得角θ（弧度）。因计算过程较为复杂，本文通过编制C++语言程序，利用计算机进行计算，求得角θ（弧度），进而可求得 OE长度，即B点的横坐标x。
AM是已知的第二直曲道分界线，通过计算求得各道切入差BM，用垂直点量法就可测量Bn点，依次圆顺连接Bn点即可画出抢道线AB弧。
现将各道切入差BM计算结果列表2 ：
2.2.2 第1道起点在基圆上的不分道起跑线，通常有1 000 m、3 000 m、5 000 m和10 000 m起跑线属于这一类。
现以10 000 m起跑线测画进行分析：
1）如图3：当A点在基圆上时，也就是A点与C点重合时，那么这一条起跑线就是以O为基圆的渐开线。
其几何意义是：假设曲线AB是以O为基圆的渐开线，B是曲线AB上的一点，BD切O于D，那么BD=。B点坐标关于θ的参数方程
x=R·θ· cosθ- R· sin θ
y=R·θ· sinθ+ R· cosθ
…Ⅱ
2）我们还可通过直角BDO中已知OD、OB长，通过OD/OB=cosθ，求得∠θ。BD=，通过便可求得∠α，∠β=∠α-∠θ。于是便求得∠β。此法计算更简便些。
计算求得∠β，根据余弦定理可求得放射线长
ABn=R2n+r2-2·Rn·r· cos β。
测量角β=180°—∠β
现根据上述方法，用计算机计算10 000 m起跑线测量数据如表3：
10 000 m跑第二组起跑线计算方法基本同上，数据可参看表3：
2.2.3 1 500 m起跑线是在直段向后延长线上，他的计算和测画包含参数方程Ⅰ、Ⅱ。
仍以半径36.5标准田径场1 500 m起跑线画法进行分析：如图4：
设C是以O′为基圆并与直段CA的交点，A为O为基圆并与直段的交点，M为CA延长线并与的交点，且CM=100 m，OO′=CA=84.39m。
由于1 500 m起跑线（渐开弧线）是在第二曲直交界线后的弯道上，他与弯道上各跑道线交点，是以M点为界，在跑进方向M点左侧的渐开弧线用参数方程Ⅱ，在跑进方向M点右侧的渐开弧线用参数方程Ⅰ。
因此应先判断M点在第几道上，如图5通过计算：求得OM=39.974；而第3条跑道线半径=38.94， 第4条跑道线半径=40.16，
38.94 ＜O M ＜ 40.16，由此确定M点在第三跑道上。
1）如图5，第1～3跑道线与起跑线（渐开线）交点Bn，Bn到O等切点为N，令∠NOBn=∠θ，∠MOE=∠β，用参数方程Ⅱ计算求得∠θ， NBn=R·tgθ 。∠ NOE=360°2πR×=360°2πR×NBn ，∠β=∠NOE－∠θ，求得∠β，则测量角∠AOBn=∠AOM +∠β。
求得∠AOBn，根据余弦定理可求得放射线长ABn=R2n+r2-2·Rn·r· cos ∠AOBn。
2）第4～n道跑道线与渐开线（）交点是关于基圆O′，用参数方程Ⅰ计算，求∠θ′。
设场地直段长l=100 m， 两圆心距离m=84.39m，第n道半径为Rn，
4～ n 道各跑道线圆的轨迹为
…（5）
将式（1）、（2）代入式（5）得到式（6）
2R·l·θ′+R2·θ′2-2m·l· cos θ-2R·m· cos θ′+2R·m· sin θ′+（l2+R2+m2-R2n）=0 …（6）
应用迭代法和C++语言编制程序计算式（6），求得∠θ′带入参数方程Ⅰ，得到（x、y）点坐标。
则测量角 ∠AOB′x= arc tgxy
现把计算结果列表如表4：
2.3 《标准手册》画法数据与本文数据比较 传统的用等半径画弧的方法与本研究用渐开弧线的画法存在一定差距，800 m切入差和1 500 m跑线，因直段距离较长，其误差较小，也许还能接受；3 000 m障碍跑起跑线距分界线较短，其误差已超出规则允许的范围（表5）。由此可见，起跑线距离前方直段分界线越近，造成的误差就越大。
3 结 论
1）不分道起跑线和抢道线用渐开弧线画法，避免传统画法的弊端，使所画的弧线完全符合“对于每一名运动员选取的所允许的最短路线是一致的，并且不少于规定距离” ［1］的要求。因此应用迭代法计算得来的数据，能更准确反映所要求的渐开弧线的各种数
据。以保证不分道起跑线或抢道线更准确，更符合规则要求。
2）本研究编制的计算程序，可计算不同半径的半圆式田径场的不分道起跑线，同样适用于其他非标准的半圆式田径场的不分道起跑线点位计算和画法。
参考文献：
［1］ 中国田径协会译审. 田径场地设施标准手册［M］ .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2］ 孙大元. 塑胶面层运动场地建设与保养指南［M］ .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
［3］ 同济大学应用数学系. 微积分［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 （美）LvorHorton.VisualC++2005入门经典［M］ .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5］ 王全章，赵俊玲，余建华. 关于半圆式田径场弯道不分道跑竞赛项目弧形起跑线画法的研究——再论椭圆式画法［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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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纪和江. 对于“3 000 m障碍起跑线”划线方法的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5，11.
［9］ 纪和江.“抢道标志线”最佳划线法与“切入差”值的计算［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3.
相当长一段时期，儒学被误解为科学（指自然科学）的对立面，至少与科学无关。其实这是一个误解。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中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假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是一种与相科技对立的文化，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怎么可能会有高度发展的科技？反言之，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社会中，与科技相对立的文化又如何能够成为主流文化？
一．
关于“儒家”，《汉书•艺文志》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和界定：“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从这段总括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原创儒家有三个主要的特点，这就是：求道、为学、致用。
首先，儒家重视求道，“于道最为高”。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一生致力于求道。《论语•学而》说：“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卫灵公》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里仁》说：“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显然，求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孔子的“道”，主要讲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孔子说：“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又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但最重要的是“忠恕之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孔子之道，为思孟学派以及后来的《易传》所发挥，从而形成了儒家的“天人合一”之道。《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并且认为，“仲尼祖述尧舜，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易传》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周易•乾•文言》）并且明确提出天道、地道与人道统一的“三才之道”（《周易•系辞下传》）。
正因为儒家讲的“道”是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是“天人合一”之道，所以，儒家又重视“天”，重视研究天地自然，从而形成了儒家的自然观，主要包括：思孟学派的阴阳五行自然观、荀子的气论自然观和《易传》的阴阳八卦自然观，充分表明儒学融合自然之道。虽然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儒家的这些自然观并不能算作是科学，但是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自然观、气论自然观以及阴阳八卦自然观一直是古代科技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儒家重视为学，“游文于六经之中”。孔子作为教育家，要求自己和学生有广博的知识。《论语•雍也》说：“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子讲“博学”，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具有知识论倾向；不仅要求学习社会文化，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而且也包括学习自然方面的知识，从而使学生成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君子。这里的“游于艺”，就是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数”实际上包括了古代的数学知识。而且，孔子还要求学生“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思孟学派和荀子的著作以及《易传》等也广泛涉猎自然知识。
正因为儒家重学，也重视自然知识，包容科技，先秦儒家自孔子开始就十分重视对于古代科技著作的研究。他们所整理、研究以及撰写的著作中，《夏小正》、《禹贡》、《月令》等都是当时重要的科技著作，《诗经》、《尧典》、《周礼》等也都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先秦儒家把科技知识包容于儒学之中，而这些科技著作以及科技知识事实上成为后世儒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知识基础。
再次，儒家重致用。孔子重人道、重学问，最后又落实到致用上。在为政方面，孔子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讲道德教化；同时也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讲利民。这一思想后来被孟子发展成为“仁政”。孟子认为，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他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因而要发展农业生产，要“不违农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在儒家看来，讲“仁政”，就要发展农业生产，当然也就离不开发展农业科技。
儒家讲民本，最终又要落实到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科技；与发展农业相关，又要研究天文学、地理学以及数学等等。这表明儒家本身具有发展科技的内在要求，儒家文化与科技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科技体系中，农业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实用科学发展较快，其原因概在于此。
二．
原创儒家具有的求道、为学、致用的特点，使得儒学融合科学于一体。而且，后世儒家在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大体上继承了这个重要的传统，只是在各个时期，儒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儒学发展史看，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做出直接的贡献。
汉代儒家确立了儒家的经学传统，较多地发挥儒家为学包括研究科技知识的特点。汉代经学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时，把包含有古代科技知识的儒家著作也确立为经典。按照中国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分类，《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尤其是，汉代经学家还把春秋时期的技术著作《考工记》补入《周礼》，列为儒家经典。汉代儒家在整理和研究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对其中的科技知识进行注释和发挥，实际上也是一种科学研究。
汉代儒学包容科学，不仅表现为汉儒所确立的儒家经典中包含古代科技著作和科技知识，而且，汉代有不少儒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甚至成为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汉代儒家普遍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不仅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儒家讲“天人合一”有着密切的关系。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笔者以为，至少在汉代可以这么说。在汉代儒家中，对天文学颇有研究的，至少有扬雄、桓谭、刘歆、贾逵等。扬雄对天文学很有兴趣，主张浑天说，并提出“难盖天八事”。桓谭对天文学也颇有研究，在宇宙结构问题上，反对盖天说，主张浑天说。扬雄和桓谭对于浑天说取代盖天说的地位起到重要的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刘歆修《三统历》，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完整的天文学著作”，“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贾逵在天文学上颇有造诣，他所参与修订的东汉四分历比以往各家历法有显著的进步。
宋学确立了儒家的道学传统，较多地发挥了儒家求道包括求自然之道的特点。宋学家在当时中国古代科技发展至高峰的背景下，大都深入学习和研究当时的科技。邵雍、张载、二程以及朱熹都对自然现象有过研究。
朱熹的“理”一开始就具有科学的内涵，它既是形而上的“太极”，又是具体事物包括自然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包括了自然规律在内；所以，朱熹理学既是心性之学，又是自然学。这正是对原创儒学“天人合一”的发展。此外，朱熹对于儒家“格物致知”的诠释，使之包含了格自然之物的内涵，赋予了科学的意义。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可见，在朱熹广泛的格物中，也包括格自然之物。朱熹非常强调研究自然现象，把握自然之理。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跷，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朱子语类》卷十八）“历象之学自是一家，若欲穷理，亦不可以不讲。”（《朱文公文集》卷六十《答曾无疑》）“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朱子语类》卷四十九）更为重要的是，朱熹还运用“理”的概念直接研究自然、研究科学，在天文学领域取得重要的成就。他提出了以“气”为起点的宇宙演化学说，提出了地以“气”悬空于宇宙之中的宇宙结构学说以及天有九重和天体运行轨道的思想，在中国天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
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儒家，较多地发挥了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他们或者以“格物致知”的名义融合科学、研究科学，或者打着“西学中源”的旗号学习西方科学，会通中西。清代的儒学即使在最后转变成为专注于考据训诂的经学，也依然以特殊的方式研究科学。当时的儒家对于西方科学虽有不同态度，但总体上持积极吸纳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近代化。
明清之际的儒家学者黄宗羲撰写了不少科学著作，其中天文学、数学类著作“有《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历假如》、《回历假如》各一卷外，尚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诸书共若干卷”[]；地学类著作有《今水经》、《四明山志》、《台宕纪游》、《匡庐游录》等；还有《律吕新义》及其它科学著作。清初儒家学者李光地对天文历算有特殊的爱好，与当时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交往甚密。在与梅文鼎的交往过程中，李光地对天文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其天文历法类著作主要有：《历象要义》、《历象合要》、《历象本要》等，主编《御定星历考原》、《御定月令辑要》等；还有论文《记太初历》、《记四分历》、《记浑仪》、《算法》、《历法》、《西历》等。清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凡天文、历算、推步之法，测望之方，宫室衣服之制，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状，音和、声限古今之殊，山川、疆域、州镇、郡县相沿改革之由，少广旁要之率，钟实、管律之术，靡不悉心讨索。”[]并且撰写了大量的科技著作，其中有天文历法类著作：《原象》、《续天文略》、《迎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周礼太史正岁年解》、《周髀北极璿玑四游解》、《记夏小正星象》、《历问》、《古历考》等；数学类著作：《勾股割圜记》、《策算》等；地学类著作：《水地记》、《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等；技术类著作：《蠃旋车记》、《自转车记》、《释车》、《考工记图》等。清代著名的汉学家焦循是与汪莱、李锐齐名的重要数学家。[]《畴人传》“续编”说：“尚之（李锐）在嘉庆间，与汪君孝婴（汪莱）、焦君里堂（焦循）齐名，时人目为谈天三友。”[]焦循的数学著作有：《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释弧》、《释轮》、《释椭》、《开方通释》等。此外，焦循还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毛诗鸟兽草木虫鱼释》、《李翁医记》等科学类著作。
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历代都有儒家学者研究自然、研究科技，并撰写科技著作，把科学与儒学融合在一起。
三．
儒学融合科学，然而在儒学体系中，科学只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儒家也需要研究天地自然，但是，这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儒家最终把握“形而上之道”的手段。对于儒家来说，科学既不是可有可无，也不是最为重要。儒家既不反对科学，也不将科学摆在首要的位置上。尤其是当科学与儒学发生矛盾时，当需要对科学与儒学的重要性作出比较和权衡时，科学往往处在次于儒学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儒家对于科学的态度往往会受到今天推崇科学的人们的误解。甚至李约瑟也认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和推广。”[]并以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加以说明。其实，孔子反对“樊迟学稼”是否可以用来证明儒家反对科技，则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
据《论语•子路》记载：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然而，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只是因为在孔子看来，义的价值要高于利，道德的价值要高于实际的技能；只是就义与利、道德与实际技能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不要利，不要实际技能，而是不要只讲利，只讲技能。因此，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并不存在反对科技、鄙视科技的问题。
从古代科技尤其是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看，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影响。北魏时期的重要农学家贾思勰撰重要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其中说道：“樊迟请学稼，孔子答曰：‘吾不如老农。’然则圣贤之智，犹有所未达，而况于凡庸者乎？”[]按照贾思勰的理解，孔子因自以为在农业生产上不如老农，所以才无法教授樊迟学稼；而且，连孔子都不如老农，那么凡庸者就更是如此，所以应当学习农业科技。唐代重要的农学家陆龟蒙著《耒耜经》，其在“序”中说：“孔子谓：‘吾不如老农’，信也。因书为《耒耜经》以备遗忘，且无愧于食。”[]陆龟蒙认为，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这是实话，所以应当要研究农学。宋代重要的农学家陈旉著《农书》，有洪兴祖作“后序”，其中引陈旉所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先圣之言，吾志也；樊迟之学，吾事也；是或一道也。”[]显然，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古代农学家研究农业科技的障碍。无论对农学家们的解释作如何评价，无论他们的解释在今天的一些人看来是多么的“不符合”逻辑，但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没有把孔子反对樊迟学稼与他们研究农业科技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孔子反对樊迟学稼实际上并没有对古代农业科技的发展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朱熹也曾说过：“格物之论，伊川意虽谓眼前无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须有缓急先后之序，岂遽以为存心于一草木器用之间而忽然悬悟也哉！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答陈齐仲》）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这段文字只是讲研究自然当在“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之后，不可“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并没有反对研究自然之意。但是，他用“炊沙而欲其成饭”之词，似有轻视科学之嫌。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据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的此段文字写成于“丙戌冬”（1166年，朱熹36岁），[]当为朱熹早期言论，在他后来的著述中，类似的言论几乎不复出现。
朱熹于47岁（1177年）写成的《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行注释时说：“游者，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阙者也。”（《论语集注•述而》）后据周谟“己亥（1179年，朱熹49岁）以后所闻”，朱熹曾经在比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者的轻重时说：“‘游于艺’一句，比上三句稍轻，然不可大段轻说。如上蔡云‘有之不害为小人，无之不害为君子’，则是太轻了。古人于礼、乐、射、御、书、数等事，皆至理之所寓。游乎此，则心无所放，而日用之间本末具举，而内外交相养矣。”（《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从朱熹此时对于程门弟子谢良佐的批评可以看出，朱熹认为儒家的“六艺”“皆至理之所寓”，绝不是可有可无。
另据陈淳“庚戌（1190年，朱熹60岁）、己未（1199年，朱熹69岁）所闻”，朱熹晚年明确指出：“小道不是异端。小道亦是道理，只是小。如农圃、医卜、百工之类，却有道理在。只一向上面求道理，便不通了。”（《朱子语类》卷四十九）可见，朱熹晚年对于学习农圃医卜之类的“小道”明确持肯定态度。
从朱熹对待研究自然、学习“六艺”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朱熹同样也是重视“小道”、重视“六艺”的，根本没有反对、鄙视之意，只是有先后、缓急之别而已。
由此可见，儒家视科技为“小道”，这只是与儒家形而上之“大道”相比较而言的，只是大小的“小”。与此相类似，有关“丧志”、“雕虫小技”之类的说法，也都只是表明儒家视道德更重于科技。应当说，儒家并不反对学习科技知识，而只是反对轻视道德一味地沉迷于科技之中。
至于“奇技巧”的说法，应属另外一类。“奇技巧”的说法出自《礼记•王制》。其中说：“作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尚书•泰誓》也有“作奇技巧以悦妇人”的说法。其实，这里的“奇技”、“奇器”或“奇技巧”是有所指的，主要是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蛊惑人心或只是取悦于人的技法，并不是指所有的科技。当然，不排除有些科技的东西被历史上的某些儒家学者视作“奇技巧”，但是，同样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反对把科技视作“奇技巧”。明清之际，重要的儒家学者李光地明确反对把西方人的科技视作“奇技巧”。他说：“西洋人不可谓之奇技巧，盖皆有用之物，如仪器、佩觽、自鸣钟之类。《易经》自庖牺没，神农作；神农没，尧舜作，张大其词，却说及作舟车、耒耜、杵臼、弧矢之类，可见工之利用极大。《周官》一本《考工记》，全说车。”[]因此，笼统地说儒家视科技为“奇技巧”是不符合事实的。
所谓儒家“重道轻艺”之说，如果就比较和权衡“道”与“技艺”孰重孰轻而言，儒家的确如此；但如果以此认为儒家轻视“技艺”，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这种误解相类似，儒家还被说成是“重义轻利”。其实儒家讲“重义轻利”是有特定含义的。孔子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讲“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显然，儒家并不是不讲“利”，而是要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重义轻利”。同样，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汉代的扬雄讲“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朱熹讲科技“亦是道理”；充分表明儒家并不轻视“技艺”，而是包容着“技艺”。因此，无论是“重义轻利”，还是“重道轻艺”，其中的“轻”都并非指轻视之“轻”，更多的是在对二者进行比较权衡时的轻重之“轻”，是相对而言的。
从总体上看，儒家讲求道、为学、致用都要求研究自然，都离不开学习和研究科技、运用科技，因此，儒学融科学于一体，具有科学的内涵；与此同时，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只是儒家把握“形而上之道”的一种手段，只是相对次要的方面；所以，在儒学中，科技只是“小道”，必须服从于儒家的“大道”。正因为儒学具有科学的内涵，包含有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的要求，儒家自一开始就把研究自然、学习和研究科技当作建立和发展儒学体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汉代经学家、宋学家，乃至明清之际的儒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在一定程度上以不同方式研究过古代科技。这一切都表明儒家与古代科技并非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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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文化 古代科技 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 ]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 ]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 ]；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 ]，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 ]；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 ]。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 ]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 ]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 ]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 ]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 ]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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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曾有过十分发达的天文学，并且早在汉代就已经有了测定天体方位的重要仪器——浑仪。宋学家朱熹研究过天文学；笔者曾撰文，称朱熹是“一位被遗忘的天文学家”[[i]]。朱熹不仅在天文学理论上有所贡献，还对古代的天文仪器，特别是浑仪，有过深入的研究。朱熹的家中曾有过一台浑仪，他对古代浑仪发展的历史以及浑仪的结构做过研究，并且还使用浑仪观测天象，解释各种天文现象。[1]
一、
据《宋史·天文志一》所载：“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关于“朱熹家有浑仪”，还有一资料可以确证。据《朱子语类》卷二十三所载，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2]：
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北辰无星，缘是人要取此为极，不可无个记认，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谓之极星。……。”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它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今人以管去窥那极星，见其动来动去，只在管里面，不动出去。向来人说北极便是北辰，皆只说北极不动。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极只是北辰头边，而极星依旧动。又一说，那空无星处皆谓之辰……。”又曰：“天转，也非东而西，也非循环磨转，却是侧转。”义刚言：“楼上浑仪可见。”曰：“是。”……又曰：“南极在地下中处，南北极相对。天虽转，极却在中不动。”[[ii]]
这里所记述的是朱熹与其弟子们正在讨论北极是否有位移的问题。这里的安卿、义刚，均是朱熹晚年的弟子。据方彦寿先生所著《朱熹书院门人考》，安卿，名陈淳，号北溪，漳州龙溪县人，绍熙元年（1190年）从学于朱熹；另一字为安卿者，名林学履，永福县（今福建永泰）人，其兄林正蒙，字正卿，兄弟二人均于绍熙四年（1193年）师从于朱熹；黄义刚，字毅然，抚州临川人，也于绍熙四年事师朱熹。[[iii]]从以上所引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朱熹与其弟子们的讨论涉及“北辰”，这里指的是北极，以及北极星、天球转动的方向等。黄义刚说“楼上浑仪可见”，当是指朱熹家的楼上有浑仪。
至于朱熹家从何时开始有了浑仪，根据笔者目前所收集的史料看，尚未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据《朱文公文集》以及当今学者陈来先生所著《朱子书信编年考证》[[iv]]，朱熹在乾道七年（1171年，朱熹41岁）的《答蔡季通》中写道：
历法恐亦只可略说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v]]
这里所说的“今无其器”，就是指还没有浑仪这一天文仪器。可见，这时朱熹家中尚无浑仪。
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58岁），朱熹有三封书信谈到北宋天文学家苏颂所著的有关水运仪象台以及浑仪制作技术的《新仪象法要》。其一，《答苏晋叟》说道：
《仪象法要》顷过三衢已得之矣，今承寄示，尤荷留念。但其间亦误一、二字，及有一、二要切处却说得未相接。不知此书家藏定本尚无恙否？因书可禀知府丈丈再为讎正，庶几观者无复疑惑，亦幸之甚也。[[vi]]
其二，《答江德功》说道：
浑仪诗甚佳，其间黄簿所谓浑象者是也。三衢有印本苏子容丞相所撰《仪象法要》，正谓此俯视者为浑象也。但详吴掾所说平分四孔加以中星者，不知是物如何制作？殊不可晓，恨未得见也。[[vii]]
其三，《答江德功》说道：
玑衡之制，在都下不久，又苦足痛，未能往观。然闻极踈略，若不能作水轮，则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窥玑，仰占天象之实，自是一器。而今人所作小浑象，自是一器，不当并作一说也。元祐之制极精，然其书（指苏颂的《新仪象法要》
笔者注）亦有不备，乃最是紧切处，必是造者秘此一节，不欲尽以告人耳。[[viii]]
从这三封书信可以看出，这时的朱熹家中仍然还没有浑仪。但是可以看出，朱熹非常想了解浑仪的制作技术。
然而，朱熹在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的《答蔡季通》中则写道：
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ix]]
显然，朱熹在这时已经使用浑仪观测过“极星出地之度”，即北极星的位置与地面所构成的夹角，并试图对各地的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由此可见，朱熹家此时已有了浑仪，并且已经使用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家有浑仪的时间大约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58岁）至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59岁）之间。
至于朱熹家的浑仪，是怎么来的，目前尚无可靠资料，但有一些线索。据《宋史·天文志一》记载：南宋朝廷曾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命宰臣秦桧提举铸浑仪，而以内侍邵谔专领其事”，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交给太史局。在此之后，朝廷中有一位与朱熹交往甚密的天文学家黄裳。黄裳（公元1147—1195年），字文叔，四川隆庆府普城（今四川梓潼）人，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据《宋史·黄裳传》记载，黄裳长期在王府讲授《春秋》，并曾经“作八图以献：曰太极，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学术，曰九流学术，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绍运，以百官终焉，各述大旨陈之”，他还制作过浑天仪和地图。现存的苏州石刻天文图即是当时的王致远根据黄裳的天文图所刻。黄裳还非常赞赏朱熹的学问，并曾予以荐举。朱熹与黄裳有过密切的交往。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答李季章》中说：“闻黄文叔顷年尝作地理木图以献，其家必有元样，欲烦为寻访，刻得一枚见寄。”[[x]]朱熹托人到黄裳家去仿制木刻地图，可见朱熹与黄裳的关系非同一般。而且，黄裳制作过浑天仪，朱熹家的浑仪是否与此有关？尚不得而知。
二、
浑仪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天文仪器，很早就已出现。早在汉武帝时，天文学家落下闳就已经使用过浑仪，当时称“浑天”。西汉末年的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说：“或问浑天。曰：洛下闳营之，鲜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xi]]《隋书·天文志》引晋天文学家虞喜的话说：“洛下闳为汉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太初历。”在中国古代，浑仪作为一种天文仪器，有一个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至唐代，浑仪的结构基本完备。北宋时期，浑仪的结构更加成熟。当时的浑仪为三重结构，分为外层的六合仪、中层的三辰仪和内层的四游仪。外层的六合仪是固定的，包括单环的地平圈和赤道圈，以及双环的子午圈。中层的三辰仪包括黄道环、赤道环和白道环，分别表示太阳、恒星和月亮的运行轨道，整个三辰仪可以绕轴旋转。内层的四游仪是两个圆环，并附有窥管。
朱熹对于浑仪的不断改进的历史过程甚感兴趣，并作了深入的考察。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6岁），朱熹开始编纂《仪礼经传通解》，其中在注释“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时说：
汉武帝时落下闳、鲜于妄人始为浑天之法，宣帝时司农中丞耿寿昌始铸铜为之象，史官施用焉，后汉张衡作《灵宪》以说其状，蔡邕、郑玄、陆绩，吴时王蕃，晋世姜岌、张衡、葛洪皆论浑天之义，并以浑说为长。江南宋元嘉中皮延宗又作是《浑天论》，太史丞钱乐铸铜作浑天仪，传于齐、梁，周平江陵，迁其器于长安，今在太史台矣。衡长八尺，玑径八尺，圆周二丈五尺，强转而望之，有其法也。唐正观中李淳风为之，开元中浮屠一行、梁令瓒又为之，唐乱而亡。我宋太平兴国中蜀人张思训始创为之，至元祐中苏颂更造，其法尤密，置浑仪于上以仰观，置浑象于下以俯视，枢机轮轴隐于中，以水激轮则浑象皆动，不假人力。[[xii]]
这段论述概括性地描述了浑仪发展的历史，表明朱熹对于浑仪这一天文仪器的重视。
朱熹不仅考察了浑仪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且还对浑仪的结构作了细心的研究，并作了详细的描述。庆元四年(1198年，朱熹68岁)，朱熹注释《尚书》的《尧典》与《舜典》；在所注的《舜典》中，朱熹对当时的浑仪结构作了详细的描述，其中说道：
（浑仪）为仪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仪。平置单环，上刻十二辰，八十四隅在地之位以准地而面定四方。侧立黑双环，具刻去极度数，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子午，以为天经。斜倚赤单环，具刻赤道度数，以平分天腹，横绕天经，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结于其卯酉，以为天纬。二环表里相结不动。其天经之环则南北二极皆为圆轴，虚中而内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环。以其上下四方于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内曰三辰仪，侧立黑双环，亦刻去极度数，外贯天经之轴，内挈黄、赤二道。其赤道则为赤单环，外依天纬，亦刻宿度，而结于黑双环之卯酉。其黄道则为黄双环，亦刻宿度，而又斜倚于赤道之腹，以交结于卯酉。而半入其内，以为春分后之日轨，半出其外，以为秋分后之日轨。又为白单环以承其交，使不倾。墊下设机轮，以水激之，使其日夜随天东西运转，以为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于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内者曰四游仪，亦为黑双环，如三辰仪之制，以贯天经之轴。其环之内则两面当中各施直距，外跬指两轴，而当其要中之内，又为小窾，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轴，使衡既得随环东西运转，又可随处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窥焉。以其东西南北无不周徧，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xiii]]
朱熹所描述的浑仪结构为三重结构，由外到内依次是六合仪、三辰仪和四游仪。六合仪包括地平单环、子午双环和赤道单环，各环均刻有度数；三辰仪中包括黄道双环、赤道单环和白道单环，各环都有各自固定的位置和刻度，而且整个三辰仪可以绕轴旋转；最里面的一层为“四游仪”，包括极轴，赤经双环和窥管等，平行的赤经双环夹着窥管绕极轴旋转，窥管可以在赤经双环内自由移动。显然，朱熹所描述的浑仪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浑仪的水平。而且，从朱熹对浑仪结构的描述来看，朱熹对于浑仪的结构以及功用是相当熟悉的。后来朱熹的弟子蔡沈依朱熹所嘱作《书集传》，收入了以上朱熹对于浑仪结构的描述，而《书集传》是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重要教科书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朱熹没有明确指出这里对浑仪的描述是参照了他自己家中的浑仪，但这种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三、
从现有的资料看，朱熹家的浑仪主要是用于观测北极星，并测定天球北极的位置。天球北极，在当时又称“北辰”， 从以上所引黄义刚“癸丑（1193年，朱熹63岁）以后所闻”可看出，当时，朱熹正在与他的学生们讨论北极星、北极的有关问题，并提出要用浑仪进行观测以验证。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66岁），朱熹写成科学论文《北辰辨》，其中写道：
帝坐惟在紫微者，据北极七十二度常见不隐之中，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盖天形运转，昼夜不息，而此为之枢。如轮之毂，如硙之脐，虽欲动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动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摄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极也皆远，则固不容于不动，而不免与二十八宿同其运行矣。故其或东或西，或隐或现，各有度数。仰而观之，盖无晷刻之或停也。……[[xiv]]
朱熹之所以要研究北辰，除了要了解天文现象之外，又与注释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所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有关。朱熹对该句注曰：
政之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为言得也，得于心而不失也。北辰，北极，天之枢也。居其所，不动也。共，向也，言众星四面旋绕而归向之也。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其象如此。[[xv]]
《朱子语类》中也有类似记述：
众问“为政以德”章，曰：“……‘为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为政，是自家有这德，人自归仰，如众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枢纽。”[[xvi]]
在这里，理学与科学融合在一起，表现出朱熹既是理学家又是天文学家的双重身份。
朱熹一生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为己任，然而，在儒家经典中，包含着大量的古代科技知识，尤其以天文知识最为丰富；《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以及《礼记·月令》等都包含着丰富的天文知识。[[xvii]]因此，朱熹要诠释这样的儒家经典，就必须具备天文学知识，必须进行天文观测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儒家经典中所涉及的天文知识做出证明和解释。从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对《历数》、《夏小正》和《月令》的诠释以及《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五所载朱熹对《尚书·舜典》的诠释中可以看出，朱熹对各种天文现象做过详细的观测。以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历数》为例，朱熹在注释“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时说道：
盖仲春之月，日在昴，入于酉地，则初昏之时，鹑火之星见于南方正午之位，当是时也，昼五十刻，夜五十刻，是为春分之气，故曰：日中星鸟，以殷仲春。仲夏之月，日在星，入于酉地，初昏之时，大火之星见于南方正午之位，当是时也，昼长夜短，昼六十刻，夜四十刻，是为夏至之气，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仲秋之月，日在心，入于酉地，则初昏之时，虚之星见于南方正午之位，当是时也，昼夜分，昼五十刻，夜五十刻，是为秋分之气，故曰：宵中星虚，以殷仲秋。仲冬之月，日在虚，入于酉地，初昏之时，昴星见于南方正午之位，当是时也，昼短夜长，昼四十刻，夜六十刻，是为冬至之气，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xviii]]
由于岁差的原因，每一年的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冬至日的太阳位置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历代儒家在注释儒家经典中有关的天文知识时，都必须重新进行天文观测。以上朱熹的这段论述，很可能也是朱熹通过自己亲身的天文观测才做出的。既然是进行天文观测，那么就很可能要用到浑仪。
朱熹重视浑仪，研究浑仪，并运用浑仪观测天文现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阐发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其实，这也是中国古代不少科学家研究科学的重要动机之一。中国古代科学是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背景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不仅科学家的人格素质、价值观、学识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且，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知识基础、研究方法也与儒家文化密切相关。[[xix]]朱熹为了阐发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而运用浑仪观测天文现象并加以研究，这与中国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是相一致的，因而也应当是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朱熹的天文学研究还取得了重要的成就。[[xx]]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状 巫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62-01
我国拥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文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和质量上，在世界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达到87万项，可见我国在非物质遗产资源上是多么的丰富。但近年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呈现令人堪忧的局面，如何保护逐渐消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当前我国文化历史保护的重要课题。笔者通过对重庆巫溪“巫文化”的现状分析，来试图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一些策略方法，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
一、何谓“巫文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 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巫文化”则指的是我国古代巫咸国区域的特定文化遗产，是当时低下社会生产力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文化风俗，以“巫”为其文化的重要特征，表现为占星、占卜等类型的宗教活动，是先民朴素世界观和精神寄托的一种再现，其遗风遗迹主要集中在现在的巫溪等地。
巫文化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巫师这个特定时间特定职业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人们的思维水平受限，对虚无缥缈的“神”有某种敬畏之心，巫师作为神与人沟通的媒介，成为当时先进文化的代表。比如说巫师为了能和神沟通，必然需要掌握大量的天文历法知识，为了满足虔诚信徒“驱鬼治病”的愿望，所以需要掌握相关的药物原理。诚如民俗大师乌丙安所言：“古代的巫师因占卜需要，长年观测天象，收集了大量天文知识，并摸索出了四季规律，中国农历、节气划分与此密不可分。巫师为‘驱鬼治病’，曾遍尝百草，并发明简单的制药方法，这对中医影响深远。同时，古代一些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与‘巫文化’有关。”
巫文化产生之后，通关大量的战争和部落迁徙活动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巴楚文化开始融合。而后在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之后，巫文化正式融入华夏文明的范畴，但始终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虽然期间也融入了儒释道三家的文化内涵，但本质还是以“巫”为特色的文化传承。巫文化内容丰富多姿，是人类童年时期的精神印记，具有众多文明滥觞的研究母题，它的“天人合一”、盐文化、药文化、巫歌巫舞文化等等，都极大的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拓深了人类文明的广度。
二、巫文化的现状
在我国的历史变迁之中，巫文化因为其诡异虚无的内质而饱受压制，很多人都将巫文化简单的概括为“装神弄鬼的把戏”，这种偏见一直延续至今。但随着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人开始对巫文化背后的积极意义展开探索和发掘，这个沉睡千年的华夏文化终于获得了再生。巫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是人类早期文化的重要表现，更是华夏文明的根基，中国人类学会会长叶舒宪表示：“中华的传统中，最重要的、根最深的就是巫文化。”2010年，政府成立了重庆华夏巫文化研究院，带动了巫文化研究的热潮。但热闹过后，还是难掩巫文化渐渐消失之痛，其存在问题主要如下：
一是政府的介入度仍是不够。巫文化作为我国古文明的悠久文化，光靠几个热心学者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作为政府部门应该首当其冲的承担起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但是现实中，政府部门对巫文化的保护常常是走过场、打官腔、互推诿，不仅没有认真的普查巫文化中整体遗留情况，对其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也是视而不见，申报巫文化为华夏正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基本没有。
二是国家对巫文化的资源保护投入匮乏。对巫文化的历史文化价值没有真正发掘，一方面对巫文化仅仅只是停留在初级的带动旅游业上做文章，只是追求短时利益，让本该成为保护的巫文化，反而成了谋取利益的工具，急功近利之风导致巫文化的破坏和扭曲日益严重；另一方面对巫文化的保护工作一直没有纳入国民经济规划之中，毫无系统保护措施，资源投入过低，保护观念陈旧。
三是缺乏现行法律的保护。文物保护法仅仅是针对有形的物质文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系统科学的界定，让保护工作的开展没有法律支持。
三、巫文化保护的措施
巫文化的保护无疑是我国文化延续上的重大事件，是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项目，需要我们在认识上提高紧迫感。这样一种沉淀这民族、历史、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的保护直接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的兴衰，是落实国家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巫文化的保护：
一是在立法上加强对巫文化的保护。不断完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建设，广泛借鉴外国先进的立法规范，将以巫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法律的保护体系之中。
二是加强宣传力度，让民众参与到保护行列之中。公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公众的文化素养高低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程度的高低。为什么当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这么力不从心，就是公众在态度上压根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错误的认为跟自己生活毫无关联，这是非常可悲的现实情况。作为我们共有的文化记忆，尤其需要我们自己亲身参与进来，护守自己的根，才能真正拥有自己的文明传承。所以，必须加大宣传力度，如果不能引起广泛的传播，很容易就陷入淹没无闻的境地，我们应该在教育体制上、社会影响力上多做文章，带动国人从根本上转变以往漠视的态度。
三是推进巫文化保护的体系建设。不仅要搞好普查工作，还要建档建章建制，形成一系列的保护流程，对巫文化的管理、维护、研究都应该形成长效机制，国家加大资源投入，保护程度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并培养出一支相关的人才队伍。
对于巫文化的神秘和其中的丰富内蕴，怎么能不让我们现世之人心动神往呢？作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内蕴和底色，巫文化无疑是支撑着一个国家文化厚度的重要基石，标识着一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只有不断弘扬和继承以巫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让国家文运昌盛，才能让民族屹立不衰。而要做到弘扬和继承，首先是要巫文化走入公众视野，走出去是为了将文化传承不衰，千万别让流传了千年的巫文化在我们的手上消失殆尽。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
【关键词】清朝/流星观念/流星观测/流星记录
【正文】
晴天夜晚，仰望天空，常常可见流星在天中划过。遇到流星雨的时候，四方流星交织夜空，大小纵横，异常壮观。流星和流星雨以其引人注目而唤起了古代人们的极大兴趣，引发古人记录这些现象并做出种种猜测。中国古代观测了大量的流星和流星雨，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流星记录和流星占体系。[1][2]到了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和《崇祯历书》的编定，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曾认为，流星、陨石、彗星和孛星（新星和超新星）均属大气现象。这个认识一直流行到十七世纪。来华传教士介绍了流星是大气现象的说法，这个说法在关心西学的士人中又流传开来。然而，以流星占为特点的中国传统流星观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以至于清朝钦天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观测和记录流星的发生，重要的还按传统星占方法给出占语，通过礼部迅速地报告给皇帝。考察中西流星观念交织下的清代流星观念和观测，对于了解清朝天文观念的传播和清钦天监活动的特点，讨论清代流星记录的产生过程和分布状况，判断清代天象记录的可靠程度都有重要意义，本文讨论以上问题。
一、清代的流星观念
1.两种流星观
中国传统天文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在天文观念上也有体现。就流星而言，从《汉书·天文志》起，历代正史的天文志都有流星的观测和占验的记载。唐朝的《乙已占》以“流星犯日月占”、“流星与五星相犯占”、“流星犯列宿占”和“流星入列宿占”为题汇集了唐以前的流星史料。宋代成书的《灵台秘苑》卷十五说：“星辰丽于天，犹民之附于王也”，而流星出没无常，被视为“五行之散精”，对应于“天皇之使”或将叛、百姓流离之状。明代著述颇多的陆深(1477-1544)在《玉堂漫笔》说：[3]
“文曜丽乎天，其动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其不动，二十八宿是也。日为阳精，月为，五行之精为五星，布于四方二十八舍为宿，咸列布于天。运形躔次，用示吉凶焉。”
“五行之散精”即为流星，可以用来显示吉凶之兆。清初黄鼎的《管窥辑要》（1652年）搜集了当时能见到的多种天文和地理方面的古籍，其中卷60是关于流星占的内容。总之，在中国传统天文学中，流星一直是天文的内容。
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则不是这样。它认为，流星是大气现象，而不属天文范畴，即“流星非星”。古希腊自然观认为，自然界有水、土、火、气四元素，每种元素有干和湿、冷和热两种属性。太阳照射到地球，促使地球产生蒸发作用。蒸发分为两种，一种是水蒸发后产生湿气，这就是雾、雪、苞、雨的成因。另一种是太阳照射到陆地后，焦干的陆地产生干的、象火一样的物质，它们升腾到九层天的第一层——月亮天的下端，就象一种易燃物分布在地球的外部空间。一旦这种物质聚集得足够多，仅需一点点运动，比如天球旋转，就被点燃，爆发成火焰，形成流星现象。如果有足够的物质补充，就形成彗星。这些物质燃烧不完全，又聚集在一起，就成了陨石。把变化无常的流星、彗星和陨石的出现归究于地（大气层），而不是天，可以很好地符合天球形式和运动的完美性要求，因而与地心说的“水晶球宇宙体系”一起，一直流行到第谷时代。[4]
2.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清代的传播
明末，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东来，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陆续被介绍到中国。利玛窦(1552-1610)的《乾坤体义》，上卷言天象，下卷言算术，均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卷上讨论流星时说：“夜间数见空中火，似星陨，横直飞流。其诚非星，乃烟气从地冲腾，而至火处著点耳。”[5]为了论证“流星非星”，利玛窦又用到了反证法：如果夜夜果落几星，“何以计其数乎？何像之成乎天？星不几于尽亡乎？”他所要陈述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学知识，即：
“气无逢阻者，则气域臻火疆，便点著。若微者，速走而消落似星；若厚者，久悬于是而为孛星焉。人在下而远望之，如在天而为真星，不亦谬乎？”
利玛窦的说法源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Meteorologica)卷一第4章。稍后于利玛窦的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高一志(1568-1640)，在其《空际格致》更详细地论述了流星现象。此书二卷，[6]卷下“火属物象”条说“……为流象，为陨星，……为彗孛，此皆从干气而遇火燃，结成其象”，也是亚里士多德说法的翻版。卷上“气之厚域形动”说：
“太阳摄土、水、清气，无所阻而径冲，直至火轮而止，乃以甚干、甚清、易燃而变火。其微者，一燃即散，是为流星；厚者，燃不易灭，久悬空中，是彗孛，必系气之最高域矣。”
我们知道，第谷(1546-1601)在1588年论述1577年大彗星的拉丁文著作中有一个对托勒玫地心说和哥白尼日心说折中的宇宙体系，即认为地球位于宇宙中心，诸行星绕太阳运行，而太阳则率领诸行星绕地球运转。这已经是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天球完美和不变的观念的一个冲击，并且把彗星不再归于大气现象。不过，即使是开普勒(1630)和牛顿(1642-1727)还是认为流星纯粹是大气现象。[7]从这段话看，高一志虽然把太阳从九重天球中解放出来，却似乎没有认同第谷对彗星的研究。
第谷宇宙体系，经过传教士介绍到了中国，具体反映在《崇祯历书》。《崇祯历书》没有讨论新星爆发、流星、彗星现象，江晓原认为这是因为“水晶球体系必须将新星爆发、彗星、流星等现象解释成大气现象，也与中国的传统天文学观念判然不容，因此很少有人接受。”[8]虽然清代的天文学家都接受了第谷宇宙体系，从《格致草》、《天经或问》和《物理小识》却可以看出，许多关心西学的中国人仍受了流星的大气现象观。
3.清初士人对西方流星观念的接受
熊明遇(1579-1649)《格致草》，清初顺治五年（1648年）刊行。该书与熊明遇之子熊人霖《地纬》合刻，以《格致草》言天，《地纬》言地，合名曰《函宇通》。[9]事实上，熊明遇明万历年间在京作官时，就与徐光启友善，又与传教士庞迪我、阳玛略、毕方济时有来往，并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11月为熊三拔《表度说》作序。他本人则著成了《格致草》的前身《则草》。王重民先生对此有公允评价。（注：王重民说，“自万历间西士以天算之说入中国，国人真能融会贯通者，徐、李、王征数辈，尤数先驱；熊氏父子，以教外人而邀其教中，以科学头脑而习其科学，所得之深，有非余子所能及者。”见《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8页。）
熊明遇是官至南明弘光政权兵部尚书的晚明义士，《格致草》因此流传不广。反倒是主要抄录《格致草》的游艺《天经或问》影响很大。前集被收进《四库全书》，后集传入到日本，[10]同时代的学者（如方以智、梅文鼎、揭喧）也颇加赞誉。[11]
游艺，字子六，福建建宁府人，生平不详。《福建通志》“文苑传”说：[12]
“（顺治）初，江西熊尚书明遇隐闽中，作《格致草》、《原象原理》。艺受业焉，遂精天官之学，取中西之义指言数，不遗理器不遗道。”
《天经或问》的现存最早本是1675年刊刻的。不过，至迟在1660年，该书当已定形并有所传播，因为方中通1660年在北京向汤若望学习西洋天算知识时，汤若望给他看过《天经或问》，并介绍方中通和游艺通信相识，互相辩证有关问题。（注：依据方中通《陪诗》卷二，“远游草”，“与汤道末先生论历法”，见《清代人物传记》“方中通”条（任道斌撰），上编，中华书局，1994年。）
《天经或问》（前集）卷四对流星的设问与作答，完全承袭了《格致草》的“彗孛流星陨星日月晕”条的内容，游艺说：[13]
“问流星划一火光，瞬息之间见而无定形；陨星或落而无定形，或落有如石者；彗则有尾如帚，孛则有芒如刺，能同天转，此种何物也？
曰：流陨彗孛，皆火也。火气从下挟土上升，不遇阴云，不成雷电凌空直突。至于火际，火自归火，挟上之土，轻微热燥，亦如炱煤，乘势直冲，遇火便燃，状如药引，今夏月奔星是也。其土势大盛者，有声有迹，下及于地，或成落星之石。初落之际，热不可摩，如埏气初出。若更精厚结聚不散，附于晶宇即成彗孛。”
这里所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论。而最后一句话中的“晶宇”一词，显然是指水晶球宇宙模型，表明秉承熊氏之学的游艺仍然只接受了水晶球体系。
方以智（1611-1671年）在学术上与熊明遇和游艺都有联系，他对流星的讨论，也来自《格致草》或《天经或问》。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二，“彗”条说：[14]
“满空皆火，近天极热，如窑中无光，投物则发光耳。此皆地气迸上，带物入此热际而火光迸射。其久者，气结厚大。随轮天转，去地尚近，非列宿之天也。”
同卷“雷说”条，也有意义一致的说法：“质测家曰：火挟土气而上，火焚而上附天，土成泽而下，星陨为石，亦非星也”。
张永堂[15]和冯锦荣[16]分别对《格致草》和《天经或问》进行了研究，认为两书是以间接的方式传播了耶稣会传教士的天地观。就流星而言，也大致如此：以传教士的说法为基础，融入清初士人的理解和改造，文字更为浅显通俗，影响范围更大。另一个事实是，方中通(1635-1698)在《数度衍》提到：“同学象数而辩难讨论者，则揭子子宣，梅子定九，薛子仪甫，汤子圣弘，（注：汤子圣弘，名汤澍，字圣弘，号昭夔，江苏六合人，著有《言树堂诸集》，《读易考略》、《测天历补》。见雍正《六合县志》卷十“文艺志”，第116页，南京图书馆藏。）游子子六，丘子帮士六君子居多，今皆各有著述，为方内所珍重，通谨书其姓氏以志不忘。”由此可以推知，西方流星观也是藉“为方内所珍重”的著述而得以传播。后来在民间的普通读书人中也有所体现，如徐朝俊、毛祥麟和王仁俊等。
4.西方流星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华亭（今属上海）徐朝俊《高厚蒙求》五卷，收有他所著的五种著作，[17]据其“天学入门”自序所说“余先世爱研数理，手造泰西仪器，五代于兹矣”，推知他是徐光启的五世孙，但生卒年不详。在“日晷测时图法”自序又说：
“昔先君子在时尚抚徽人所制之晷，爱其藻缋之极工，辙惜其师承之无本，爰口授余作种种晷法。”
可见，其父也是有心仪器之人。《清稗类钞》“物品类”记载他曾试制的龙尾车，“进水退水，无立踏坐踏之劳。”[18]此外，他完成的“自鸣钟表图法”，主要讲述钟表原理及其维修，是中国第一部钟表专门著作。[19]
关于流星的记录，见于《天学入门》“天地杂说”条：
“在天为星，在地为石。精之流于天者为陨星，质之陨于地者为陨石。是一是二，原的攸分。大凡陨石陨星，皆在月轮天下。陨星者，日月五星之精气，积而成形，为天帝之使命，非却有其星。星形巨则所应之事巨，星形微则所应之事微。”
徐朝俊所认为的流星，既是“皆在月轮天下”（水晶球体系），又是“日月五星之精气”（传统说法），能“积而成形”，还有流星占的“天帝之使命”的含义，这实际上是对西学和传统流星观的一种折中处理，但逻辑上不太清楚。因此，他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不高。著《续畴人传》的罗士琳（1789～1853年）曾说：[20]“诸说亦悉本利氏《乾坤体义》，荒远无凭，不足取也。”从上述关于流星的讨论看，这个评论是恰当的。不过，徐朝俊对《乾坤体义》的接受，表明这个时候西方古典流星观念在民间有传播。
喜于著作、不乐仕进的毛祥麟，对流星也有所论述。他祖藉江苏苏州，长在上海，生卒年不详。他的高祖、祖父和父亲均为学者，各有著述。祥麟少承家训，成年后著述涉及诗文、绘画、医药、音律等。《墨余录》十六卷，是“缀旧闻，征近事”一类的笔记，其卷四“流星俗忌”条曰：[21]
“人见流星入天狱，宜即披发坐哭，俟其出，而灾始弥。说见《酉阳杂俎》。汪三农辩之曰：‘如见星流天狱而得狱，则见星入台垣而无得相矣。’每讶世之祝文昌以祈科第，礼长庚以介眉寿，拜北斗以邀福，祷女牛而乞巧者，均未必果如所愿。从知吉既不可迪，凶亦无可禳也。今小儿夜数棺星，而以骂为叶击；新妇露行，恐触大狗损嗣而禁之，俗忌相传，恐多附会。”
这条材料没有讨论流星的本质问题，但揭示了对包括流星占在内的传统星占术的否定和怀疑。该书于同治庚午（1870年）出版，之后各省翻刻者颇多。可见，传统的流星观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虽然不再相信流星占，对于流星雨一类的壮观现象仍然惊诧不已。该书卷十一，“星坠地震”条又说：
“道光丙午，新秋后数日，夜将半，忽有大风骤起，势如山崩地裂，时伯兄也山卧病，大侄女侍疾未寝，风起时，适以开窗倾水，见红光一团，其大如盆，赤气四射，疾若飞星，自北向南。后有流星万点，随之以落，其声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诸器尽皆倾覆。时闻人喊马嘶，家家扶老携幼，开门奔避，盖虑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知何详？”
这条记录描述了公元1846年秋后的一场流星雨，伴有极光和地震等现象。如果记录可靠的话，本身是一条有价值的流星雨记录。[22]流星雨发生后，百姓表示诧异，却没有将之联系到“庶人流徙之象”的流星雨占验，也表明流星观念在当时的改变。
清末王仁俊(1868～1913)，江苏吴县（苏州）人，光绪十六年进士，著作很多，其《格致古微》用当时的西学知识来注读传统文献，即“思发古书之遗蕴，穷西学之根株”，有“西学中源”的倾向。[23]卷一“天学部”讨论流星时说：
“僖十六年，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案；此西人流星，陨石，所论出自《天文图说·三》。曰：昔人谓流星、陨石附近地球，由空气凝结而成。今知不然，细考，其质散布于行星轨道中甚多，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
流星物质散布在轨道上，“被地摄引，即下坠于地”，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早期流星学的研究成果，[24]清末的翻译著作，如1880年江南制造局刊刻的《格致启蒙·天文学》，1886年总税务司署刊刻、艾约瑟(1823～1905)翻译的16种格致启蒙之一——《天文启蒙》和1887年益智学会傅兰雅(1839～1928)作的27种格致须知之一《天文须知》等。《格致启蒙·天文学》的第三章“论太阳所属天穹诸星”的“六论彗星流星”讨论了流星学知识，其底本是麦克米伦公司出的Astronomy in Science Primer Series，[25]而《天文启蒙》的卷三“绕日之诸星”有“第六课：论彗星陨石流星”。后者的底本，仅有“叙”中提及“泰西新出学塾适用诸书”，由流星条目的内容可以发现两者极为相同，可能为同一底本。傅兰雅的27种科学入门书，是基督新教在华传教机构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流星天文学知识能够被用来讨论《左传》的内容，而《格致古微》一书又广为流传，反映出流星学的知识在大众中又有了新的传播。不过，作为历史的延续，清代的流星观测及记录方式一直是以传统的形式来进行的，光绪年间的流星题本和地方志上的流星记载就是证明。也幸亏了这种延续，才有可能保留下这些宝贵的流星记录。
二、清朝钦天监的流星观测
前面已述及清代的流星观念有中西观念交织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在流星观测活动中则表现为基于流星占的传统观测继续进行，其神圣性则逐渐减弱。
清承明制，《清史稿》说：“世祖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26]钦天监也是这样。因此，在讨论清代的流星观测制度前，先考察明代的有关情况。
1.明朝钦天监的天象观测
(1)钦天监的人选
钦天监的人选，明初一开始就规定“世业代补”、“子孙承习”。《明会典》卷一百七十六“钦天监”说：[27]
“凡本监人员，洪武六年令永远不许迁动，子孙只习学天文历算，不许习他业。其不习学者，发海南充军。”
天文生是钦天监的主要成员，“俱以父祖世业代补”。“有缺，旧例天下访取，仍会礼部考验收用。后或有投充及收用义男、女婿者，礼部议准不许，止选世业子弟。”（注：明初著《七政推步》的贝琳，即“投太仆少卿廖义仲、钦天监五官灵台郎臧珩、司历何洪求天象之学，得充天文生”，见（江苏）同治《上江两县志》第二十八，转引自陈久金：《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122页。）为了保证世业子弟的成才，又“立教师。教习有成，遇天文生缺，于内选用，其教师亦量升授。”
钦天监又规定，“凡本监习业者，分为四科”。（注：监候、司晨、漏刻、回回。）自五官正以下，与天文生、阴阳人，各专一科。回回官生附隶本监，子弟仍世其业，以本国土板历相兼推算。”
此外，钦天监的人也享有一些特殊的待遇，诸如“有父母丧，例免丁忧”，“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当民差；阴阳人止免本身”。监官本是天文生提拔上来的，如果犯了罪，应削职为民者，还可降为天文生以免其罪，“应役应发充军者，奏请处治。”
这样的规定，保证了钦天监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和队伍的稳定，也杜绝了钦天监人士对政治的参与。
(2)观象台的制度
《明史·职官志》记载：“灵台郎辩日月星辰之躔次、分野，以占候天文之变。观象台四面，面四天文生，轮司测候。”[28]这表明，天文生轮班观测天象，灵台郎则分辨天区，对观测结果进行占验。《明会典》也说：
“凡天文，如日月、星辰、风云、蔼雾，本监各委官生昼夜占候。或有变异，旧历自具白本占奏。正统后始会堂上官佥书同奏。其观象台分定四面，每面天文生四人专视。凡本监观星，有盘，系洪武十七年造，又浑天、玑玉衡、简仪，俱正统四年造，十一年奏准简仪修刻黄道等度。”
借助浑天、简仪等天文仪器，可以将流星出没的位置确定下来。就流星观测而言，在观象台的四面分别安排观测者也是十分必要的。由于流星的出现时间和出没点没有一定的规律，观测者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否则流星稍纵即逝。而观测者的视角又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流星的目视观测受人的生理因素的影响较大。据研究，[29]在半径张角53°范围内的监视天区内，观测者有可能发现该天区出现的全部流星的98%。因此，安排多人分天区观测，可以观测到较多的流星。
天文观测对计时仪器和授时制度有一定的要求，尤其是流星的出现时刻很是重要。在明朝，“定时刻，有漏换时，有牌报更，有鼓警晨昏，有钟鼓其器，皆设于谯楼”。[30]开始的时候，这套机构属于顺天府，正统六年改属钦天监。这样统筹起来，保证了观测工作的需要。
日常用品的供应，也有安排。“凡观象台、谯楼合用灯油、木炭及祭祀、斋宫调品、壶漏，亦有油炭，俱行礼部坐派，顺天府送用。”[27]
这些规定，保证了观象台的观测工作的正常进行，也使得观测结果有较高可靠性。
(3)对妄报天象的防范
明中叶的时候，有一起妄报天象的事件。天顺四年(1461)，礼部右侍郎汤序兼掌钦天监监正，因钦天监失于推算，有一次月食没有预报，发生月食时朝廷来不及救护，引起明英宗极大不满。经调查，又发现汤序“凡有灾异，多隐蔽不言，见天文有变，必曲为解说，或将不详字语改削而进，若遇吉兆却详书进呈，其怀奸不忠如此”。[31]于是，汤序、钦天监监正谷滨、监副倪忠、春官正郭贵等下狱都察院。处理意见是，将汤序由三品的礼部侍郎降为四品的太堂寺少卿，不过任掌钦天监监事，五品的钦天监监正谷滨和六品的监副倪忠罚俸三月。三位均接受坐杖之刑。
降职罚俸的惩治当然不是办法，为了防止工作中的疏误，明朝除设观象台观测外，还内设灵台，以察异同勤惰。《明实灵》说：[32]
“（成化二十三年，）钦天监冠带儒士朱祚陈本监利病，一谓天文生昼夜观候，冬月露坐艰苦，宜二年一给毛袄，并依期给与岁例木炭；一谓国朝外设观象台，令天文生占候，内设灵台，令内臣占候，用较察异同勤惰，而近时外台生每预报，内台官雷同附和，又本监历书政事，内台往往干预，皆宜禁止。”
“天文生昼夜观候”得到了保存到现在的观测记录。始于此而延于清末的“内设灵台”，制止了钦天监官员和内宫宦官不诚实的行为。
这些措施的效果应该还不错，明代钦天监犯科作奸的明确记载后来就少见了。
2.清代的天象观测制度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设官任职，六部堂官以上设满汉各一半，地方督抚则满汉兼用。钦天监的配置，最早并无满汉之分。康熙三年(1664)，“增置天文科满洲官员五人，满员入监自此始。”[33]第二年，“定满、汉监正各一人，左、右监副各二人”。这样，形成了相当于两套领导班子的机制。
转贴于 (1)人选与培养
康熙七年，朝廷发表谕示：“天象关系重大，必得精通熟习之人乃可占验无误。著直隶各省督抚晓谕所属地方，有精通天文人即行起送来京考试，于钦天监衙门用，与各部、院衙门一例升转。钦此。”[34]乾隆二年，又诏征精通天文历术者由国子监和钦天监共同培养天文生，再从天文生中选拔钦天监监官。
在国子监的教学中，天文算法是合在一起的。《大清会典》“国子监”规定：“凡算学之教，设肄业生。满洲十有二人，蒙古、汉军各六人，于各旗官学内考取。汉十有二人，于举人、贡监生童内考取。附学生二十四人，由钦天监选送。教以天文算法诸书，五年学业有成，举人引见以钦天监博士用，贡监生童以天文生补用。”[35]这表明，钦天监博士和天文生都接受了至少五年的天文和算学的科班教育。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即曾经五年学习，录用为钦天监天文生，后来在钦天监作出了重要成就。
“国子监”又规定：“凡录选乡试，在监肄业贡监生及武英殿供书各学教习、钦天监天文生遇大比之年，均由监集试校，文录科册送顺天府乡试。”可见，作为天文人才培养的学子，也可以参加特别乡试以获取举人身分。至于教习，“于习算有成之学生内，考补五年期满，以钦天监博士叙用”。也就是说，通过五年的习算和五年的考补，有可能成为身为钦天监博士的算学教习。
录用到钦天监的天文生和监官，并非万事大吉，每三年还有一次考核。《大清会典则例》“钦天监”规定：“本监官生三年考核一次，术业精通者，保题升用。不及者，停其升转，再加学习。如能黾勉供职，即予开复。仍不及者，降职一等，再令学习三年，能习熟者，准予开复，仍不能者，黜退。”[34]
所有这些规定，保证了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的人员的专业素质，也使得观测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观测制度
清代的制度与明代相同。《大清会典》规定：
“凡测候之法，设观象台于京城东南隅，日以满汉官各一人率天文生十有五人，登灵台，考仪器，以窥乾象。每时以四人分观四方，昼夜轮直。按时记风雷云气，流星诸象，次日报监。应奏者，按占密题。不应奏者，注册。”
这里所说的“满汉官各一人”实际上是钦天监天文科的官员。《清史稿》说“天文科掌观天象，书云物jī＠①祥。率天文生登观象台，凡晴雨、凤雷、云霓、晕珥、流星、异星，汇录册簿。应奏者送监，密疏上闻。”而漏刻科“掌调壶漏，测中星，审纬度”，也与观测工作有关。
从事天象观测的人员来自钦天监天文科。乾隆甲申（1764年）制订《大清会典》时，天文科共有四十八人。其中有三十四位天文生中，每次使用十五名进行观测，昼夜轮直则需要三十人，剩下的四人大概就在轮休了。十五名天文生，平均每边有将近四人同时进行观测，其结果应是满意的。
(3)观测结果
观测结果要有详细记录，于次日早晨交呈监官，监官将记录汇录成册，如薄树人先生所发现的“流星册”。[36]重要的天象要立即给出占词，由钦天监监正以题本方式密疏礼部，礼部转呈皇帝，皇帝批复题本后交礼部处置。题本保存在礼部档案里，现在还可以查看。监官完成的流星册造送国史馆，后来就成为《清史稿·天文志》中流星记录的来源。
下面以一份礼部档案中的流星记录为例，讨论流星观测记录的产生过程。
3.流星观测记录的一个实例：钦天监题本
第一历史档案馆可以查阅到这样一份材料：[37]题
钦天监监正加三级臣戈枚谨
题为观候天象事。据天文科该直，博士瓦尔喀拜等呈报：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癸卯寅时，观见南方有流星一个，如鸡子大，出房宿，往东南行，入尾宿。青色，有光，微有尾迹。臣等谨按占书，曰：流星出房宿，天子使出赈饥；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有缘系观候天象事，理谨具题。
康熙三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钦天监监正 臣 戈 枚 臣 徐日升 臣 安 多
詹事府右春坊中允仍兼官左监副事 臣 常 额 左监副 臣 鲍英齐 右监副 臣 艾 山 臣 安 多 右监副 臣 司尔瑁 博 士 臣 瓦尔喀 博 士 臣 陈之珍
道了（注：此三字为朱批。）研究这份档案，可以得到三个有趣的─结果。
(1)给出了一个有明确的出现时间和出没位置的流星记录
此记录在《清史稿》记作“康熙三十二年二月癸卯，流星如桃，出房宿，入尾，色青”，没有时刻记录。档案中记“寅时”，即公历1693年4月5日3-5时，如果定为中值，则为4时，因此，可得这颗流星的太阳平黄经。出现点为房宿附近，消失点为尾宿附近。设起始高度和终结高度为流星平均值：Hb=110公里，He=90公里，可以拟合出辐射点：α=122°，δ=50°。“如鸡子大”，“有光”，“微有尾迹”是这颗流星的特征。
(2)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是《观象玩占》
这份题本按传统占书给出了占语。流星入尾宿，《乙已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者及逃走者”，[38]《灵台秘苑》作“流星出入（尾宿），风雨时，稼穑成。……青则外国降”[39]，《观象玩占》作“（流星）入尾，色青黑，臣有归国”。[40]题本作“入尾宿，青色，臣有归国”，与《观象玩占》同。因此，清钦天监所用的占书可能就是《观象玩占》。
(3)反映了传教士在清朝钦天监里的活动
清廷礼聘耶稣会士担任钦天监监正始于汤若望(1592～1666)。监正这一高级职务首先在修会内部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是否意味着对具有吉凶日区别的皇历的认同和同意中国传统星占术？不过，受请示的罗马总教廷还是接受了汤若望的就职立场。
汤若望去世后，南怀仁(1623～1688)接任钦天监西洋监正。南怀仁去世后，意大利人闵明我(1638～1712)又于1688年4月9日被缺席委任为监正。[41]当时的闵明我正在欧洲，因此他又任命葡萄牙人徐日升(sancho 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时人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为他不在北京时的钦天监监正全权，直到1694年他自欧洲返回中国为止。在1693年4月的这份档案西洋监正位置上署名的是徐日升和安多两个人，他们都没有正式头衔。安多还同时在“右监副”上署名，这是因为他在1686年11月7日曾被任命为钦天监监副，也没有头衔。可见，钦天监的头衔是“内外有别”的。
耶稣会的来华传教士，作为钦天监官员，参与了这条流星记录的产生。他们不可能完全认同中国的流星占理论，有理由认为他们会主动地宣传亚里士多德的大气观念，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还得认真地按传统方式做应做的事情。
黄一农通过对“荧惑守心”和“五星会聚”的验证研究认为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有政治影响的可能性，进而猜测有些记录可能不可靠[42]。以上讨论表明，由于西学的参与，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这使得清代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的实用成分，增强了的可靠性。因此，至少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清代流星记录的分布
为了对清代的流星记录进行应用研究，必须了解流星记录的分布。上面已经讨论了题本中的一份流星记录，可惜的是现在能够见到的流星题本只有24份，[36]更多的清代流星记录分布在《清实录》、《清史稿》、地方志和笔记中。下面分别举例讨论各自特点。
1.《清实录》中的流星记录
《明实录》中保存了近两千条流星记录，而《清实录》中仅有清初顺治朝保留了12条流星记录，其中9条又被《清史稿》转载。顺治以后，不再在实录中载流星事件。这一现象可能与前述的西方古典流星观在中国的传播有关。
《大清世祖实录》卷78记：
“清世祖顺治十年九月壬子，夜，有流星大如弹刃，赤色，尾迹有光，出毕宿，行入紫微垣。”
这条记录与《明实录》的记录方式相同，是“清承明制”的一个体现。由于没有出现时刻的记录，出没点的记录显得很孤立。因为“出毕宿”和“人紫微垣”只是流星轨迹的天球投影，不同时刻可以对应不同的轨迹，因此无法了解其辐射点的情况。仅能根据出现日期1653年11月9日（λ=232.6°），推断它可能属于狮子座流星群（λ=234.5°）。
2.《清史稿》中的流星记录
顺治以后的流星记录主要保存在《清史稿·天文志》。由于篇幅的原因，《清史稿》的记录比题本和实录更为简略，如“天文志”卷39中记有“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流星如盏，出左枢，色白，至蜀没，尾长竟天”。而题本记作：
“（康熙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二更，北方有流星一个，如盏大，白色晖晖然，有光，尾长竟天，自紫微垣左枢外出，往南行，至近浊。”
比较两者的内容，发现基本相同，可以确认为同一颗流星。不过，题本多时刻（二更）记录，出现点“左枢外”也比《清史稿》“左枢”详细；而《清史稿》有消失点的记录（蜀）。
综合《清实录》和《清史稿》两方面的信息，得到出现时间：1686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1时43分左右，λ=269.5°。此时正是小熊座β流星群的活动期（λ=270.6°），（231°，δ=59°）和消失点（α=235°，δ=6.5°）的连线反向延长，可以近似地发现小熊座β流星群，它可能属于小熊座β流星群。
3.地方志中的流星记录
清代地方志很多，保存了大量的流星记录。总的说来，记录方式各不一样，形态描述较为详细，多数未记出现时刻和出没点。如同治间湖北《竹溪县志》卷十六：[43]
“（同治元年八月十九日）夜，东北有星，大如月，色如炉铁。初出，声则凄凄然，光芒闪烁，人不能仰视。顷之，向北一泻数丈，欲坠复止，止辄动摇，直至半空。忽如银瓶乍破，倾出万斛明珠，缤纷满天，五色俱备。离地丈许始没，犹觉余霞散彩，屋瓦皆明。”
这条记录描写生动，词藻华丽，有文学色彩。就科学性而言，既没有时刻，也没有出没点，是不够理想的。
4.笔记中的流星记录
清人笔记很多，流星记录也有不少。与地方志相似，由于记录者非专业人士，其科学价值有限。如钱泳(1759-1840)《履园丛话》“星异”条记：[44]
“嘉庆戊午十月二十八、九月夜，众星交流如织，人人共观。庚辰七月十八日夜，亦有星移之异。二十五初更，有大流星陨于南方，光如白昼。……甲申十一月初十夜，西北方星陨如雨。乙酉十月二十四、五两夜，星移如织，俱由西北而至东南。二十六日夜，东南方星陨，飒飒有声。最后，有大星坠于地，其声如雷。”
钱泳一生多为幕客，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兼工诗文书画。《履园丛话》二十四卷所记873条，多据经历，兼采见闻。这里所记录的流星和流星雨，应该主要来源于见闻。事实上，这些记录也见于当时江南一带的地方志。
四、结论
1.亚里士多德水晶球宇宙体系中“流星为大气现象”的观念在清代有所传播，这使得清代呈现出中西观念交织的流星观，并影响到清代的流星观测。
2.有清一代对流星的认识已与星占背景的传统观念有所区分，加上严密的观测制度，导致清钦天监的流星观测减少了星占成分，增强了其观测的可靠性。因此，清代的流星记录是可靠的。
3.分析四种来源的流星记录，可以发现《清实录》和《清史稿》的记录有较高的科学价值，而地方志和笔记中的流星记录科学价值有限。总的说来，清代的流星记录既丰富又可靠，这就为这些天象记录的应用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第575-10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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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tin Beech，"The making of meteor astronomy:part Ⅱ"，WGN，the Journal of the IMO21:1(1993)，p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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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tin Beech，"The making of meteor astronomy:Part V"，WGN，the Journal of the IMO 21:6(1993):p.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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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山茂：“关于《天经或问后集》”（日文），载《东亚的科学与技术－薮内清先生颂寿记念论文集》，同朋舍，1982年，第199-208页。
[11]方以智《天经或问》序、揭暄《天经或问》序，见张永堂《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附录”，（台湾）文镜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
[12]［民国］《福建通志》“文苑传”，卷七，“清一”，第5页。
[13]［清］方以智：《物理小志》，光绪宜稼堂本，中科院科学史所藏。第7页。
[14]［清］游艺：《天经或问》，《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第783册第630页。
[15]张永堂：《明末清初理学科学关系再论》，第二章，（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又见张永堂：《明末方氏学派研究初编》，“附录”，1987年。
[16]冯锦荣：《第七届中国科技史国际会议论文集》（深圳，1996年），待出版。
[17]［清］徐朝俊：《高厚蒙求》，嘉庆丁卯(1807)云间徐氏藏版，中科院科学史所藏。
[18]陈祖维：“清代的钟表大师徐超俊及其《自鸣钟表图说》”，《中国科技史科》第8卷(1987)，第1期，43-45。
[19]转引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20]丁福保、周云青编：《四部总录天文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4页。
[21]［清］毛祥麟《墨余录》，毕万忱标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页、第182页。
[22]《中国天象记录总录》未收入，《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认为：“是否为地震现象，待考。暂录于此。”见谢毓寿、蔡美彪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三卷（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23]［清］王仁俊：《格致古微》“略例”，中科院科学史所藏刻本，承王扬宗先生惠告，托名江标的《格致精华录》（1896年），实为同一书；又见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7页；陶绪：《明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页。
[24]David W.Hughes."History of meteor and meteor showers"，Vistas in Astronomy，Vol.26(1982).
[25]王扬宗：“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第3-18页。
[26]［清史稿］卷114，“志八十九·职官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63页。
[27]［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8册723页。
[28]［明史］卷74，“志五十·职官三”，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811页。
[29]冯占良、徐品新：“流星目视观测的新方法”，《天好者》，1992年第4期。第21页。
[30]《明会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18册第720页；又［清］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46说，观象台“殿东小室日壶房，即浮漏堂”，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7册641页。
[31]《明英宗实录》卷289页1。
[32]《明孝宗实录》卷8页14。
[33]《清史稿》，卷115，“志八十九·职官二”，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324页。
[34]《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五十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
[35]《大清会典》卷八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又参见李俨《中国数学大纲》，“清初数学教育制度”，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406页。
[36]薄树人：“清钦天监档案中的天象记录（下）”，《科技史文集》，第14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37]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钦天监档案（康熙三十二年）。
[38]［唐］李淳风《己已占》卷第七，“流星入列宿占第四十三，石云里标点本，载《传世藏书》“子库·科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第400页。
[39]［宋］《灵台秘苑》卷十一，“尾宿”，段异兵标点本，载《传世藏书》“子库·科技”，海南国际新闻出版社中心。第322页。
[40]［明］刘基：《观象玩占》卷五十，“拾遗”。科学史所藏抄本。
[41]［法］荣振华著，耿shēng＠②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760页。
[42]黄一农：“星占、事应与伪造天象－‘荧惑守心’为例”，《自然科学史研究》，第10卷第2期（1991年）；Yi-Long Huang，Five-planet Conjunction i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Farly China，15(1990)，pp.97-112；又见江晓原：《天学真原》，第239-24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转贴于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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